作者：李路路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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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生成长报告2014试读：
前言
本报告是“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的阶段性成果。“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的重要组成部分。该调查始创于2009年，自2010年以来一直得到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的全额资助。从2012年开始，“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发表题为《中国大学生成长报告》的年度报告。《中国大学生成长报告2012》已于2013年出版，这里所见的是第二个报告。根据规划，“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每年进行一轮追踪调查，截至2013年底已经进行了五轮追踪调查。由于在撰写本报告时2013年度调查尚在进行中，因此，这里只使用了前四轮（2009—2012年）调查的数据，同时也是当时能够获得的最新、最全的数据。
与《中国大学生成长报告2012》相比，本年度报告重点关注大学生在校期间的生活方式、身心健康状况、恋爱与婚恋观、社会价值观、政治参与和入党行为、宗教信仰状况、文化资本、经济贫困状况及其变化、毕业出路，以及本科毕业之后的学习和生活等主题。本报告仔细分析了不同特征的大学生在上述问题上的差异、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以及这些差异已经和可能造成的后果。研究成果可供大学生自我反思和调整，以及有关部门制定政策和开展学生工作时参考。“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是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冯仕政教授和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吴晓刚教授共同创立的。此次吴晓刚教授带领的香港科技大学团队也参与了报告的写作。本报告共12章，各章作者简介如下：
第1、7章：李丁，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讲师。
第2章：齐亚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
第3章：唐丹，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人口研究所副教授。
第4章：贺光烨，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博士研究生。
第5章：吴晓刚，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应用社会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骏，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香港科技大学应用社会与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
第6章：谢桂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张阳阳，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刘洋，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
第8、11章：李忠路，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博士研究生。
第9章：许多多，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博士研究生。
第10章：宋月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人口研究所副教授。
第12章：陈伟，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香港科技大学霍英东研究院应用社会与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在“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的执行过程中，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张宪参与了2011年的催访联系，并为2012年的催访管理和数据清理做了大量工作。此外，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的马艺琼、阿妮尔、厉玲玲、汤冬玲、侯慧、张琦、周陆洋、陈贞汝、超丽格尔、宋双、田思雨、王爽、徐俊君、许迅、许晔、赖伟军，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褚文璐、黄秀丽、许琪、姜松岩参加了2011年或2012年的催访联系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与此同时，我们感谢“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的所有受访者。在调查过程中，他们表现出强烈的公共意识和责任感；没有他们的理解、配合和支持，本项目不可能维持如此高的应答率和追访率。离开数据的支持，要进行本报告这样的研究是不可能的。
最后，我们还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基金和科研处对“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和《中国大学生成长报告》的支持。没有学校在经费、政策和组织等方面的大力支持，这两个项目显然是难以持续的。
在本报告的撰写过程中，李丁博士协助主编做了大量联络和统稿工作。第1章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的设计与执行情况
作为第1章，本章将主要介绍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的抽样设计、问卷内容、调查执行与数据清理等方面的情况，以便大家对后文所用数据资料有一个更加清楚的基本认识。第1节抽样设计与追踪情况
本调查的被访样本是通过分层多阶段的抽样方式，从首都高校学籍数据库随机取得的，直接抽取到学生个人（具体的抽样方法见《中国大学生成长报告2012》）。首轮的调查中，项目组直接派调查员到各个学校，由学生工作部门协作通知被抽中学生到指定场所，集中现场填写问卷。这在同类调查研究中是非常难得的。当前关于大学生的调查并不少，有的调查样本规模甚至达到数十万级别，但多数调查都难以保证样本的随机性，将抽样名单明确到学生个人。一些调查通过学校行政系统或者学生网络系统发放，对具体填答对象和填答过程缺乏控制。一些调查限于各方面的原因，采用了设计效应更大的整群抽样，表面上看样本规模很大，实际有效的样本规模并不大。还有一些调查直接将问卷放到互联网上供人自由填写。这些研究设计都相对缺乏对于抽样过程的实际控制，既难以明确实际的抽样总体，也难以评估样本的平均代表性。在这一点上，本调查有相对最为完备的抽样框和详细的学生名单，保证了抽样过程的可控性和随机性，从而能够较好地排除各种人为因素和潜在选择性因素带来的偏差。
本调查采用追踪调查（longitudinal survey）设计，凡初次参与了调查的学生都被邀请参与后续年份的调查。这种调查设计，有利于记录学生大学期间以及毕业之后的变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截面调查（cross-sectional survey）在因果推论方面的不足。本调查具体涵盖的学校以及各个学校的抽样数、初访成功样本数、此后历年的追踪样本数和追访率情况见表1—1到表1—3。表1—1 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涵盖学校及各年追访情况（全体样本）
说明：各轮追访率都是相对于基期成功调查样本的。表1—2、1—3相同。表1—2 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涵盖学校及各年追访情况（2006级样本）表1—3 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涵盖学校及各年追访情况（2008级样本）
本调查以2009年为基准年，包括当时的大一（2008级）及大三（2006级）两个年级的代表性样本，其后在2010年、2011年和2012年进行了3次追踪调查。对于2008级而言，这四年反映的是他们整个大学时代的成长经历；对于2006级而言，四年经历反映了他们从大学走向社会的过程。
可以看到，无论是基期调查还是后续追踪调查，本调查都保证了很高的成功率。这在同类调查中是非常难得的。当然本调查也存在样本丢失的情况，在2006级更为严重（见图1—1）。因为四轮调查都在学校，2008级的样本丢失相对较少，预计因为毕业后联系方式的变化，在2013年第五轮调查中会有较大变化。图1—1 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历年追访率
数据分析发现，样本的丢失（如果第四轮调查仍被调查到则不为丢失，即便中间有个别轮次丢失）存在一定的选择性。从基本属性上看，来自城市，特别是地级市和直辖市的学生更有可能退出调查。对于2006级而言，不同性别、民族、专业、学校（除邮电大学外）的学生丢失的差异不明显。从包含更多家庭背景及个人特征变量的探索模型3可以看到，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情况下，家庭条件较好、在校期间得过奖励的学生更有可能保留在样本中（见表1—4）。样本的丢失具有一定的“选择性”。2008级学生截止到2012年的丢失比例相对较小。但是，男生、人文学科以及中央民族大学的学生更有可能缺席后来的调查。第一轮调查收集的家庭背景变量及个人特征变量对预测该年级学生是否会退出本调查没有明显的意义。当我们将这些家庭背景和个人属性更换为2011年也就是他们大三时的信息时（模型5）。可以看到，是否退出本追踪调查与个体政治面貌、是否获得奖励、价值观及社团活动时间有一定的关系。参照2006级的情况，其中有些变量的影响可能是合理的，另一些变量的影响可能是上述信息替换造成的。总体而言，样本丢失有一定的选择性，但各模型的伪确定系数都很小（见表1—4），表明各变量对丢失事件的解释效果较差，选择性在上述各个方面并不特别明显。表1—4 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样本追访失败Logistic模型******
注： p<0.05， p<0.01， p<0.001。
说明：限于篇幅，截距省略了。模型5中的个人政治面貌及以下的变量取值为第三轮调查时的取值，如果第三轮调查时样本已经丢失，则为最后一次调查时的回答取值。所谓大学特殊入学渠道，指大学入学时享受过保送、加分、降分或者增投志愿等特殊待遇。
样本丢失最主要的直接原因是无法联系到受访者。因为大学生的追踪调查不同于居民户的调查。前者没有固定的生活场所，尤其受毕业事件的影响，我们只有通过手机、电话、邮件等方式来联系受访者。2011年对2008级学生的调查中，截至当年7月18日有162名受访者未填写问卷，其中61人为无法联系上。同年针对2006级的追访中，截至当年10月22日尚未填答问卷的408名受访者中，联系不上的有299人，联系上但因为各种原因未填的92人，明确表示拒绝的只有17人。
联系方式的改变是造成这种问题的主要原因，尤其是毕业前后，联系方式的变化更普遍。毕业后一年内能够联系上的2006级学生手机联系方式发生变化的比例将近1/3。那些未联系上因而缺席当年调查的受访者，他们中多数电话无法接通。2008级学生在校期间，每年更换手机联系方式的比例也超过10%。邮件联系方式的改变更为频繁，2010—2011年有超过30%的学生更改主要邮箱联系方式。网易163和126、腾讯QQ、新浪和Gmail是使用率排在前五位的邮箱，其中网易邮箱相对更为稳定，在大学生中的市场占有率也比较稳定。
除了联系方式的改变会影响到与受访者的联系外，短信和邮件的到达率也是影响追踪联系的重要原因。随着反垃圾邮件和垃圾短信力度的加大，追踪调查中的集中邮件通知和短信通知很容易被当作垃圾信息遭到屏蔽。这在最近轮次的调查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表1—5 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受访者手机联系方式变更比例
在抽样与追踪介绍部分的最后，需要就一个问题做一些说明：仅仅使用北京地区的资料能够代表中国大学毕业生的普遍状况吗？关于这个问题，第一，我们认为利用北京市大学生样本洞悉大学生的发展状况是有意义的。第二，我们也在努力将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扩展到全国及各个教育阶段。而这已经不完全是一个研究设计问题。在科研资源有限以及当前高等教育投资与招生制度背景下，使用任一局部地区（甚至多个具有代表性的局部地区）的大学生样本讨论大学生问题，都面临着学生来源的选择性问题。高等教育资源的地区差异越大，就业制度的地区差异越大，地区发展越不均衡，一个地区的大学生的在校成长与毕业后的发展就越具有特殊意义。通过抽样调查概括出全国平均面貌，要么容易流于肤浅，要么需要海量的投入。我们相信，基于不同区域的比较同样能够为认识全国的面貌提供丰富的支持。这里我们至少呈现了一个地区的面貌。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抱负是远大的。
而且，对于北京这样一个特殊的教育空间的研究，即便完全不能将结论推论到其他地区，也因为其政治上的敏感性以及在高等教育中的特殊地位而具有充分的研究价值。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一体，是我国高等教育资源最为集中的地区。这里集中了全国39所985高校中的8所，112所211高校中的26所，占到全国同类高校总数的20%以上。这里每年的研究生招生人数占全国招生人数的14.8%。每年毕业的高校学生达到将近16万，且其中2/3为外地生源，而毕业找工作的学生中有80%首选在北京找工作。我们承认在北京上大学的学生都是选择的结果，而北京的学生毕业后的出路也必然具有独特性。但这种情况在哪里不是一样呢？我国高校集中的大城市（如上海、西安、武汉等等）普遍面临类似的境况，只不过程度不同罢了。在这个意义上讲，利用北京高校学生的数据来研究大学生不仅具有典型性，也具有代表性。而且北京不仅有中国最好的高校，也有相对差的学校，学校之间的层次是非常明显的，这对于研究不同高校及其他不同类别的学生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第2节问卷设计
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问卷设计参考了多个类似研究的问卷设计。特别是美国的NELS（national education longitudinal survey）项目、台湾的TEPS（Taiwan education penal survey）项目。问卷设计的过程中得到了香港科技大学的吴晓刚教授及其同仁的指导帮助，也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的冯仕政、王卫东、谢桂华、宋月萍、唐丹、齐亚强、李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韩东临老师等的支持。研究特别关注了什么因素会影响大学进入、大学期间的表现、大学毕业之后的发展，以及大学期间的表现——不仅包括学业表现，还有课外活动与政治表现——对于毕业出路以及毕业后的发展的影响。这些都继承了社会学研究中关于社会阶层流动、社会结构再生产理论的关注。这与研究团队的背景是紧密相关的。当然，问卷也包括大量其他方面的内容。我们认为，大学是身处其中的大学生信仰和价值观（包括政治观念、宗教观念等等）形成的重要场所，是获得人力资本、社会关系资本以及政治资本的重要阶段，也是收获爱情奠基婚姻的重要机会。当然，也会遭遇很多的压力和心理上的变化与成熟。在这些过程中，需要不断调整和处理与周边各种人员的关系，而家庭与社会的影响也如影随形。问卷中，我们对相关的方面都有涉及。
具体而言，问卷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2009年基期调查时，询问了受访者基本情况，恋爱状况与恋爱观，心理健康状况，高考成绩与进入大学的方式，大学的专业选择、对学校和院系的评价、学习成绩、获奖情况等，大学期间的政治表现，经济状况与兼职行为，生涯规划与预期，社会观念与行为，家庭背景与父母基本情况等。
2010年继续更新询问了2009年的大部分问题，并增加了原高中学校的环境等与学习情况有关的问题和针对2006级毕业生毕业准备与毕业出路的题目。
2011年因为2006级学生已经毕业，两个年级的调查并不是同时进行的，使用了两套问卷。这一年，我们改用了电子版的网络问卷。2008级学生除了询问第一轮调查中的绝大多数问题外，增加询问了宗教信仰状况、兄弟姐妹构成与教育情况。2006级学生的问卷进行了较大调整，前两轮的心理健康量表因为太长，基本上全部取消。增加询问了在读研究生的学习生活情况、恋爱婚姻情况，在职工作者的工作单位收入、职业变动等职业相关情况，毕业后未深造者的住房与户籍情况。
2012年的调查同样分为两个问卷进行，先调查的是在校学生（包括2008级全部学生和2006级继续深造者）。其中2008级询问了大多数第一轮调查中询问的问题，并继续询问了有关宗教信仰的问题，此外还增加了有关文化消费与文艺特长的问题，详细询问了恋爱经历与相关态度。由于2008级的学生在2012年大多数都面临毕业，因此同2010年针对2006级的调查一样，询问了他们详细的出路安排情况，是否考研、申请出国、报考公务员或找其他工作，结果如何等。2006级在校研究生除了心理健康量表和毕业安排外，还回答上述2008级回答的其他问题，此外主要更新询问了研究生学校特征、在校经济状况、与导师关系、时间安排等情况。针对那些已经参加工作的2006级学生，除基本问题外，主要询问了目前的工作属性，更换工作的经历（特别是第一份工作情况）。
在进行问卷设计时，我们尽量保持了多轮调查中表述方式的一致性。2011年和2012年使用两套问卷时，后一套问卷会囊括前一套问卷，通过恰当的跳答机制实现了问卷的动态生成。2011年和2012年的调查采用的是在线问卷的方式（具体见后文关于调查执行的介绍）。问卷系统使用开源软件Limesurvey生成。
我们在问卷设计中遇到了一些困难，有一些经验和教训可以和读者分享。第一，在专业与学校等多个方面存在分化的多元背景下，如何测量大学生的能力、学业投入、学业表现是一个很难的问题。本研究在这一方面没有太多着力，并未对学生的学业水平，相关的智力水平、非认知能力展开测试。一方面，我们很难发展出一套可以全面衡量大学生能力及其变化趋势的客观测试。即使发展出来，也难以要求所有学生每年都完成一次测试。而上述能力的测量和控制是非常重要的。本研究尝试通过高考成绩、英语考试成绩、成绩班级排名、GPA等来近似地测量学生的能力，但这些测量很多仍不具备跨群组的可比性，或者很难代表全面的能力水平。另一方面，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等机构开展的“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踪研究”基于全美大学生学习性投入项目（national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ment，NSSE）在上述方面做了更为细致的探索。相信，未来他们能够提供更为科学的测量工具用于上述方面的研究。
第二，追踪调查中哪些属性是应该多次测量的，哪些问题询问一次或间或询问两次即可需要提前设计好。为了刻画研究对象的变化，多次测量在追踪调查中是非常常见的。但是同一个工具，尤其是以认知—反应为基础的问卷工具，反复呈现给同一个人，前后测量的信度和效度需要检验。在确定什么问题值得多次询问时，测量工具的上述属性是必须考虑的。此外，多次测量的项目应该是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不能太多，否则后续调查的问卷长度难以控制。因为，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总会发现在此前的调查中没有收集的信息，而试图增加测量。好的追踪调查测量工具的设计应该一开始就准备好多轮调查的问卷设计，而不是做一轮设计一轮。
第三，针对样本中特殊群体和个别对象的测量会极大地增加问卷的复杂程度，但收益并不一定大。大学阶段，学生们经历着人生最重要的分化。有的人中途就离开学校，有的人需要延期，有的人毕业参加工作，有的人毕业继续深造，而深造的人中，有的是保送，有的是申请出国等等。一个群体会分化成不同的子群体，不同的人可能在不同的年份经历同样的事件。如果这些不同群体的细致特征，所有对象经历某些事件的过程都需要测量和记录，将使得问卷复杂化。但收集上来的信息，可能并不具有足够的统计效力和代表性，难以与其他亚群体比较，或者因为测量时间不相同而缺少可比性等等。因此在问卷设计中非常有必要抓大放小，抓住重要内容，做好取舍和权衡，尽量在最大多数人都能够回答的时候，问大家都可以回答的问题。第3节调查执行与数据清理情况
这一节主要介绍2011年和2012年追访调查的执行情况，包括具体的执行方式、执行过程，以及礼品激励的设置、访问员报酬的安排、垃圾信息治理政策变化对于联系通知的影响等等。
2011年和2012年本调查采用网络填答的方式完成。之所以采用这种调查方式，原因在于：第一，随着2006级本科生的毕业，要在世界范围内追访这些学生，成本陡然增加。实现全面的实地追访已经不可能。第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当前我国大学生的网络可及性非常高。2010年的调查显示，95%的受访者有自己的个人电脑。在2011年的调查中，如果受访者表示上网不方便，项目组可付其10元上网费，请其到附近上网点上网。最终只有1位本科生表示在老家上网不方便，项目组额外给付了10元上网费。第三，相对于项目组派人登门进行面对面的问卷填写，说服受访者到近便的上网点进行填答更为方便，而且只要不存在代答的情况，由于网络问卷自动化的逻辑检查与必选设置，数据质量甚至有更好的保障。因此保证被访者自己填写问卷，并且能够与以往收集的数据链接起来非常重要。在调查邀请中，我们通过短信或邮件告知受访者一个唯一的6位或7位字符串密码，凭借该密码登录网页并完成问卷，问卷一旦完成密码失效。当然，具体填答过程中，受访者会不会告诉他人密码代为填答很难控制，就像实地填答过程中，一一核对受访者身份的成本也是很高的。后期的数据检验发现，个别案例的回答确实存在前后两轮相差较大，可被怀疑存在代答的情况。但总体而言，数据的一致性还是非常高的。
具体而言，调查过程可以分为“邀访”和“劝访”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邀访，即通过电子邮件或手机短信等方式，一般性地集中通知和邀请被访者凭借对应密码上网填答问卷，被访者自愿填答。第二阶段，对邀访不成功的被访者，由访问员针对性地通过电话、短信、邮件联系，说服其上网填答，是为“劝访”。
以2011年2008级学生的访问情况为例：2011年5月27日—6月10日为集中邀访阶段。在被访者主动自愿的情况下，共完成应访案例的67%。经过前两次调查的培养，被访者对CEPS的认同度是比较高的。6月10日—7月18日为劝访阶段。项目组将尚未完成问卷的受访者名单分配给6位访问员，由他们分头与受访者联系，进行劝访，共完成应访案例的26%。整个调查从5月27日至7月30日，历时65天，共有2311人完整地填答问卷，另有31人部分地填答问卷。按填答完整者计算，当年针对在校本科生的追访完成2009年初访名单的93.4%；2010年追访成功的案例中有95.1%被再次追访成功，2010年追访未成功的案例中，重新找回59%（69个）。
2011年和2012年的调查中，受访者接到通知后，可以自己选择填答问卷的时间，时间的安排更为自由。因此，在访问时长上，这两轮调查更长。2011年一半学生用时短于30分钟，除去用时超过300分钟的案例，平均用时为38分钟左右。之所以出现10%的案例用时超过5个小时，是因为填答者可以随时中断填写，并在未来接着填写，系统将记录最开始填写的时间与提交问卷的时间。这些案例的实际填写时长并不是真这么长。2012年因为增加的问题相对较多，调查时长明显增加了，并且分多次完成问卷的学生更多了（从开始到提交历时5小时以上的案例达到了15%）（见图1—2）。图1—2 四轮调查问卷填答用时分布情况
四轮调查中受访者提交问卷的日期如图1—3所示。各轮调查开始的时间有一定的差异。第一轮调查在5月底开始，7月份学校放暑假之前结束。第二轮调查同样在暑假开始前结束，依据第一轮调查经验，开始时间略早。第三轮调查，针对2008级学生的主要在当年的6月份完成，而2006级学生因为已经毕业，主要在8、9月份完成，10月份有个别收尾案例。2012年的调查同样分为两部分，针对在校生，为了避免因为毕业联系方式改变联系不上，主要在6、7月份完成，时间较第一轮和第二轮有所延长。而针对已经工作的学生，主要在10月底、12月完成。图1—3 四轮调查问卷提交日期分布情况
受访者一天中提交问卷的时点如图1—4所示。在头两轮中，调查基本是在中午开始的，因为大学生受访者中午空闲时间相对较多。2011年和2012年，受访者主要在上午10点以后开始提交问卷，中午有一个小高峰，下午相对比较均匀，晚上8点以后到深夜提交问卷的人较多。这与相当一部分的通知选择在下午6点左右发出有关，在校生有熬夜的习惯则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图1—4 四轮调查问卷提交时点分布情况
如果以提交日期为周几来考察的话，第一轮和第二轮调查的高峰点在周三到周五，周一到周二相对较少（见图1—5）。采用网络问卷之后，每周各天的完成量比较均匀，周五相对最少，而周六相对更多。这除了与通知发送时间相关外，可能与周五通常是学生和工作人交友活动的日子，空闲时间较少，周六准备休息放松的人较多有一定的关系。图1—5 四轮调查中一周各天提交问卷人数占比
在数据收集过程中我们给受访者提供了必要的激励。第一、二轮的调查中我们在调查现场给予受访者20元的现金补贴。而在第三、四轮调查中我们通过空中充值方式给受访者的手机或其提供的亲友手机号码充值，充值金额为30元到100元不等，对于毕业参加工作的学生的补助更高，少数较晚仍未提交问卷的受访者我们给予了更高的激励。互联网的发展和支付方式的多样化为本项目的推进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在第三轮调查结束之后，2011年末项目组进行了一次样本维护，给愿意接受的学生邮寄了中心定制的实物纪念品。而2012年调查结束后，我们对参加调查的2008级被访者进行了抽奖，共有30位学生获得500元或1000元不等的现金奖励。相对于现金激励，实物激励的影响更为分化，一件礼物，有的人非常喜欢，而在另一些人那里则可能带来负面的影响。总体而言，纪念品的质量非常关键，一定要慎重选择。已经毕业学生对补贴的重视程度也更为分化，有部分学生主动放弃补助，并愿意将补助捐献给其他机构和组织。总体上看，随着物价水平的提高，大家对于补助水平的期望也有所提高。
数据收集的过程也是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逐步发展和完善调查管理系统的过程。通过网络来收集信息，需要有问卷系统、通知系统、催访记录系统、报酬发放系统、进度控制系统等多个系统和平台的配套和合作。在Limesurvey（http://www.limesurvey.org）基础上，我们发展出催访过程记录系统，对访问员与受访者沟通联系的过程进行记录，从而更好地进行进度和质量的控制。此外，通知平台也与问卷调查系统日益整合。这些都需要信息及网络技术人才的支持。在互联网经济快速发展，市场薪资日渐高涨的情况下，高校如何加大投入，并进行科研体制调整，通过何种形式购买此类专业技术支持或引进相关人才并发挥其长处是值得研究的问题。社会科学研究数据收集的专业化和现代化是近年来中国高校社科发展的重要潮流。相关高校和研究院所都成立了专业的调查机构与数据中心。如何立足于实际情况，找准各自的定位和最优发展路径，并与兄弟单位协作多赢是需要多方共同努力的事情。调查技术的信息化就是合作的重要方面。
数据收集好之外，数据的清理工作可以极大地提高数据的可用性。在第一、二轮数据收集录入后，我们通过各种信息进行了案例的匹配。自动匹配不成功的案例通过查验扫描版问卷的方式进行确定。后两轮调查数据则通过事先生成的密码数据表进行自动匹配。数据的清理使用Stata软件进行，并做了详细的文档说明。目前已经形成了四轮调查的长数据（long data）格式（见表1—6）：表1—6 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数据集形式
所有在多轮调查中收集的变量统一了变量名，并在变量标签中标示了出现的轮次。提供给研究者使用的数据中，我们删除了所有涉及个人隐私或可能定位个人的信息，如工作单位名称、海外大学名称、过高的家庭收入，当然更包括个人的联系方式、家庭住址、具体的学生干部职位等等。数据清理的具体规则和过程，我们会在适当的时候公布相关的文档。有关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项目的更多信息，可以浏览http://www.chinaeps.org。第2章大学生的生活方式与健康状况
过去几十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人们对健康问题的关注程度空前提高。健康不仅是个人立身社会经济等活动的根本，也是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之一。没有健康的体魄和精神状态，个人投身工作劳动、享受社会生活和感受幸福等活动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客观限制。
大量关于健康的研究发现，人们的生活方式与健康状况息息相关。良好的作息和锻炼习惯、科学规律的饮食、杜绝烟酒，以及保持正常的社会交往是维持健康的重要途径和基本保障。然而，健康生活方式的养成与维持绝非一日之功。举例来说，科学研究早已证实了吸烟对健康的多重危害，这些研究成果也得到了强有力的公共宣传，但烟民的数量目前仍然居高不下。
大学生是国家人才储备的主力军，肩负着未来社会经济建设的重担，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健康状况尤其值得关注。对于许多大学生而言，大学生活标志着个人成长经历中一个崭新的阶段，步入大学往往伴随着离开父母的严格“监管”、结束中学时期紧张高压的学习生活，因而大学生生活方式的培养与选择相对更为自由和独立。与此同时，大学作为步入社会的前哨，也是许多终身生活习惯养成的关键时期，这些生活习惯将对个体的健康状况以及未来福祉产生长远的影响。目前，中国大学生的生活方式如何？这些生活方式在大学期间是如何形成及发展变化的？它们对大学生的健康状况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章利用“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第一期至第四期的有关数据，试图考察首都大学生的生活方式现状、变化轨迹及其与健康状况的关系。第1节大学生的生活方式
从人的生命周期历程来看，大学是培养良好生活习惯的关键时期，这对大多数刚刚踏出家门、开始尝试独立生活的中国大学生来说尤为如此。本节主要从吸烟、饮酒、作息习惯、时间安排、社会交往等方面反映首都大学生的生活方式及其在整个大学阶段的发展变化。
考虑到2008级的大学生在基期调查时正值大一，前四次调查正好完整地呈现了他们大学本科生活的各个阶段，因此本章将分析对象限定为2008级的调查样本。考虑到大学不同阶段生活方式及健康状况变化轨迹的可比性，以下的分析仅使用在前四次调查中均成功访问的样本数据。基期样本中2008级大学生共有2473人，前四次调查都成功追踪的样本为2141人，约占基期样本的87%。一、大学生的吸烟、饮酒和睡眠习惯
大学生中吸烟者所占比例总体较低，但呈明显上升趋势。首都大学生在大学生活开始之初吸烟者极少。2009年的基期调查显示，时为大一新生的2008级学生中仅有3.6%的被访者回答曾经有经常抽烟的习惯，其中现行吸烟者的比例甚至不足3%。然而，值得警惕的是，随着个人年龄的成长和大学生活的延伸，首都大学生中现行吸烟者所占比例不断攀升（如图2—1所示）。在基期调查中，2008级大学生中现行吸烟者所占比例仅为2.9%；第二次追踪调查时，这些学生已经升入大二，他们中现行吸烟者所占比例将近翻了一番，达到5.5%；第三次调查对应于这些学生大三时的情况，现行吸烟者所占比例进一步上升至7.3%；第四次调查时2008级的大学生即将（或刚刚）毕业，这时该群体中现行吸烟者所占的比例已经高达8.2%，远远高于他们初入大学时的水平。这一变化趋势表明，有不少大学生是在升入大学之后才养成吸烟习惯的。图2—1 2008级首都大学生现行吸烟者所占比例及其吸烟量的变化趋势
在整个大学期间，除了吸烟者所占比例明显上升之外，现行吸烟者平均每天的吸烟量也在增加。图2—1还展示了2008级被访大学生中现行吸烟者平均每天的吸烟量。大一时，现行吸烟者中平均每人每天大概吸4.5支烟；到大二时，这一数字上升为4.8支；在大三稍有下降，平均为4.7支；大四时，现行吸烟者平均每天的吸烟量进一步上升到5.1支。
大学男生吸烟比例远远高于女生。从分性别的情况看，大学男生的吸烟比例远远高于女生。如图2—2所示，在被调查的2008级大学男生中，大一至大四现行吸烟者所占的比例分别为5.0%、9.7%、11.9%和13.5%，而女生现行吸烟者的相应比例则分别为0.5%、0.9%、2.4%和2.4%。由此可见，男性是烟民的主体，这在大学生群体中也不例外。尽管关于吸烟有害健康的社会宣传以及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规定在我国已经实施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被调查的首都高校男生中，大四毕业时平均每七个人中就有一个现行吸烟者。这表明，公共卫生领域关于禁烟控烟的斗争形势依然严峻；考虑到吸烟行为对本人健康的不利影响及其对周围人群健康的负外部效应，对吸烟行为发生的高危人群采取有针对性的引导和干预措施极为必要。图2—2 分性别的首都大学生吸烟情况及其变化趋势
大学新生中，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吸烟比例较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来自城镇的大学生吸烟比例增长更快，并最终超过农村生源大学生。根据被调查对象入学前的户口状况，将2008级大学生分为农村和城镇两种不同的来源地。如图2—3所示，在大一时，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吸烟比例略高于来自城镇的大学生，前者约为3.9%，后者约为2.5%。在大学四年期间，无论生源地为城镇或农村，大学生的吸烟比例都持续上升；来自城镇的大学生吸烟比例上升的速度明显更快。到大四时，城镇生源的大学生吸烟的比例已经超过农村大学生，二者分别为8.3%和7.9%。图2—3 分城乡的首都大学生吸烟情况及其变化趋势
从吸烟者的平均吸烟量来看，城镇大学生的吸烟量一直都高于农村大学生。这可能与在大学期间二者所拥有的经济支持和消费能力等方面的差异有关。
非211院校大学生吸烟比例高于211院校大学生。从不同的学校类型来看，如图2—4所示，非211院校的大学生吸烟情况明显比211院校更加严重。大一时，非211院校的2008级大学生中现行吸烟者所占比例为5.0%，而211院校大学生中相应比例仅为1.7%；二者相差3.3个百分点。大二时，非211院校中现行吸烟者所占比例上升至8.4%，211院校中相应比例也有所上升，达到4.0%；二者的差距扩大到4.4个百分点。与之类似，大三和大四时，非211院校中现行吸烟者所占比例分别为9.8%和11.0%，而211院校中的相应比例分别为6.0%和6.7%；二者的差距分别为3.8和4.3个百分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校环境对于大学生行为方式的影响。如何在高校中倡导积极向上、健康乐观的学习和生活氛围对于有效控制大学生吸烟行为的发生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图2—4 分院校的首都大学生吸烟情况及其变化趋势
大学生中饮酒比例较高，且呈不断攀升趋势。调查中问及了被访者在过去一年的饮酒情况。如图2—5所示，从大一至大四，2008级大学生在过去一年中曾经饮酒的比例均大于3/4，且呈逐年上升之势。大一时，被调查对象回答过去一年曾经饮酒的比例为77.6%，这一比例在大二时上升为79.2%，大三时为82.5%，到大四时这一比例已经接近90%。图2—5 2008级首都大学生在过去一年中曾经饮酒的比例及其变动趋势
出于社交礼节需要或其他原因偶尔饮酒，或少量饮酒对身体的伤害往往较为有限。但作为生活方式的一个侧面，饮酒和醉酒的频率对个人健康往往有着不同的含义。表2—1和表2—2分别给出了大学不同阶段曾经在过去一年饮酒的被调查对象中饮酒和醉酒的频率。总体来说，首都大学生中酗酒的问题并不严重，大部分学生的饮酒行为只是偶尔为之，每月1~2次。不过随着年级的增长，饮酒次数不断增加（每周1~2次或更频繁）。大一时，曾经饮酒的大学生中饮酒频率在每周1~2次甚至更多的比例不足4%，到大四时，相应比例已经达到8%，后者比前者增长了一倍以上。表2—1 2008级首都大学生的饮酒频繁程度及其变化趋势表2—2 2008级首都大学生的醉酒频繁程度及其变化趋势
与此同时，随着大学生活的深入，在过去一年有过醉酒经历的大学生比例也在显著上升（参见表2—2）。在大一时，大约仅有17.5%的被访者回答有过醉酒经历；到大二时，该比例上升至22.6%；大三时有过醉酒经历的同学超过了1/4（26.3%）；到大四时，这一比例已经高达1/3。值得指出的是，大部分被访大学生的醉酒经历都是比较零星的，很少有人有经常醉酒的情况。即使在大四的时候，平均醉酒超过每月1次的比例也不过略高于2%。
大学男生饮酒比例明显高于女生。如图2—6所示，对大学男生而言，在过去一年中曾经有过饮酒经历几乎是普遍现象。这一比例在大一时已经高达88.2%，并在大学生活的其他阶段都保持在90%以上，到大四时甚至超过了95%。相对而言，大学女生曾经饮酒的比例远低于男生。与大一、大二相比，大学女生在大三、大四时饮酒的比例增长很快。女生在大学生活的前两年饮酒的比例均在2/3左右，而后两年这一比例迅速提高到72.5%和83.5%。图2—6 分性别的首都大学生过去一年曾经饮酒的比例及其变化趋势
与曾经饮酒的情形相似，被访大学女生饮酒和醉酒的频繁程度远远低于大学男生。如表2—3所示，在有饮酒经历的大学生中，男生饮酒比较频繁（至少每周1~2次）的比例在大一、大二时尚比较低，均在5%左右，但是到大四时，已经有超过12%的大学男生饮酒较为频繁。而对于曾经有过饮酒经历的大学女生而言，即便到大四时频繁饮酒的比例也不超过3%。从醉酒的情况来看（见表2—4），性别差异同样突出。虽然从大一至大四，男女生中有过醉酒经历的比例均持续上升，如男生大一时有相应醉酒经历的不足1/4（23.9%），到大四时这一比例已经上升至将近一半（45.6%），女生的相应比例则从不足10%上升到了大约17%。女生醉酒比例的最高值，仍然远低于男生醉酒比例的最低值。表2—3 分性别的首都大学生饮酒的频繁程度及其变化趋势表2—4 分性别的首都大学生醉酒的频繁程度及其变化趋势
大学新生中农村生源的大学生饮酒比例略高于城镇大学生，不过二者的行为迅速趋同。从分城乡的情况来看，如图2—7所示，大一时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在过去一年曾经饮酒的比例为80.1%，而来自城镇的大学生的相应比例为76.7%，前者略高于后者。在大学四年期间，城乡大学生曾经饮酒的比例都有所上升，不过来自城镇的大学生的上升速度略快于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因此，到大四时二者之间的差异已经微乎其微。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在过去一年曾经饮酒的比例上升至90.1%，城镇生源的大学生中曾经饮酒的比例也达到89.8%。图2—7 分城乡的首都大学生过去一年曾经饮酒的比例及其变化趋势
是否为211院校的大学生，曾经饮酒的比例差异不大，但饮酒的频繁程度差距明显。如图2—8所示，无论就读的院校是否为211院校，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学生汇报在过去一年中曾经饮酒的比例都在上升，其中211院校的大学生相应比例上升趋势还略高于非211院校的大学生。与之相对，在曾经饮酒的大学生中，非211院校的学生饮酒比较频繁（每周1~2次及以上）的比例却高于211院校的学生（见表2—5）。类似地，非211院校大学生有过醉酒经历的比例高于211院校大学生，频繁醉酒的情况也更突出一些（见表2—6）。图2—8 分院校的首都大学生过去一年曾经饮酒的比例及其变化趋势表2—5 分院校的首都大学生饮酒的频繁程度及其变化趋势表2—6 分院校的首都大学生醉酒的频繁程度及其变化趋势
大学生中晚睡的情况比较普遍，不少学生存在睡眠时间不足的问题。与吸烟和饮酒的状况不同，“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只在基期询问了被访者的睡眠情况，因此这里无法考察整个大学期间大学生睡眠习惯的变化。由基期的调查结果来看，大学生普遍习惯于晚睡，部分学生存在睡眠时长不足的问题。如图2—9所示，绝大多数学生一般从晚上11点或12点开始睡觉，两者所占比例分别为34%和52%，还有将近13%的同学平时要等到凌晨1点甚至更晚才开始睡觉。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大学生作息规律的基本特征及其潜在的健康影响。图2—9 首都大学生平时入睡时间和睡眠时长的分布情况
由每个被访大学生平时起床时间减去平时入睡时间，可以得出每个大学生的睡眠时长。分析样本中被访大学生的平均睡眠时长为7.4小时。大部分大学生平时每天会睡7~8个小时，占分析样本的82.4%；但也有超过10%的学生平均休息的时间过短，每天睡眠时间在6个小时或以下。二、大学生的社会交往与社团参与情况
大学阶段不仅仅是个人生活习惯养成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个人开始独立构建社会关系、参与社会生活的重要时期。因此，大学时代的社会交往和社团参与情况为我们考察大学生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另一个重要场域。
与大一时相比，大学四年后被访者的社会交往范围明显扩大。“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针对大学生活中的社会交往情况在基期和第四次调查时分别询问了被访者与宿舍同学、班上同学、本班以外其他同学、学生干部、任课老师、院系领导、院系团委老师、学校团委老师，以及学校职能部门老师的关系密切程度。这些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被访大学生主要的社会交往情况。
如表2—7所示，与大一时相比，被访者大四时与宿舍同学的关系密切程度有所下降，但是与其他同学和学校老师的密切程度上升。在大一时，有56%的被访学生表示自己与宿舍同学的关系非常密切，而到大四时，这一比例下降至50.7%；相应地，大四时表示与宿舍同学关系比较不密切或很不密切的比例较大一时有所上升。除此之外，在与其他同学和老师的关系密切程度方面，大四时的情况普遍优于大一时的情况。例如，大一时表示与班上同学关系非常密切的比例为11.2%，到大四时这一比例上升为13.3%；大一时表示与任课老师关系非常密切的比例为2%，到大四时该比例上升为3.8%。总体来看，即便到大四时，大多数被访大学生与学校各类老师的社会交往和联系仍然低得可怜，这种师生关系的淡漠无疑与大学人才全面培养的发展方向不相吻合，不利于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如何在课堂内外加强师生之间的交流，不仅关系着大学教学质量的有效提高，而且也对大学生在知识、身心、社会化等方面的健康成长有着重要的长期影响。表2—7 首都2008级大学生在大一和大四时社会交往的密切程度（%）
大学生对社团参与非常积极，投入社团活动的时间以大二、大三时为最多。调查中还问及了大学生参与社团的数量和平均每周投入的时间。其中前一个问题只在基期进行了收集，后一个问题则每次调查都有所涉及。
图2—10显示了大学生在大一时参与的社团数量。大学新生参与社团的热情非常高，分析样本中，平均每个学生参与了2.4个社团。从分性别的情况来看，女生参与社团的热情高于男生，前者平均参与社团的数量为2.6个，后者则为2.3个。从生源地的城乡差异来看，来自城镇的大学生参与社团的平均数量为2.5个，略高于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平均为2.2个）。从院校的情况来看，211院校的学生参与社团的数量高于非211院校的学生，两者参与社团的平均数量分别约为2.6个和2.2个。图2—10 首都大学生大一时参与社团的情况
从投入社团活动的时间来看，在整个大学期间每个大学生平均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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