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新培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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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学术与政策：一流高校智库组织研究试读：
内容提要
本书对高校智库的内涵特征与历史演进做了高度概括，结合相关访谈、调研及文本内容分析，从组织建制、组织人员和组织文化三个核心组织要素层面，结合世界知名的一流高校智库及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典型案例，做了比较详尽的分析和阐述，使读者对高校智库的内涵、组织结构与功能、发展现状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揭开高校智库的面纱，促进对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提质增效的深度思考。
本书适合高等院校智库工作和研究人员参考，也适合对高校智库有兴趣的读者阅读。
总序
世界一流大学是高等教育的旗帜，许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计划，出台了促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政策和举措。我国20世纪90年代开始实施了“211工程”、“985工程”等重点建设计划，2017年开始了“双一流”建设计划。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标志着我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进入了新阶段。
紧跟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潮流，把握国家高等教育发展脉搏，立足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实际需求，上海交通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先后出版了世界一流大学研究方面的全球第一本中文、英文著作；以教育部科技委《专家建议》等形式先后给政府部门提供了三十余份世界一流大学相关的咨询报告，其中若干份报告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批示和肯定；以个别咨询和参加座谈等方式为发改委、财政部、教育部的相关领导提供了世界一流大学相关的咨询建议。
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研制并于2003年开始发布的世界首个多指标全球性大学排名“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作为全球性大学排名的中国标准，引领了全球性大学排名的发展方向，影响了世界高等教育的生态。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2005年发起并举办了“第一届世界一流大学国际研讨会”（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orld Class Universities），之后隔年举办一届、至今已连续举办七届，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世界一流大学研究的交流平台。
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2007年开始组编“一流大学研究文库”，至今已经出版著作三十余部，品牌效应开始显现。随着双一流建设的不断推进，世界一流大学研究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一流大学研究文库”将坚持理论研究与建设实践相结合、中国特色与国际经验相结合、定量研究与经典案例相结合，持续扩大品牌的影响力，为我国的世界一流大学研究和建设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一流大学研究文库”主要选题包括世界一流大学年度报告（蓝皮书）、世界一流大学的理论与评价、世界一流大学的改革与创新以及世界一流大学相关的经典译著，期待与国内外世界一流大学研究领域的优秀学者和实践专家携手合作。教育部战略研究基地“上海交通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主任刘念才2018年5月于上海第一章绪论第一节问题的提出
柏拉图曾经提出“哲学王统治世界”，学术与政治可以合二为一且学术高于政治。爱因斯坦认为“政治是暂时的，方程式是永恒的”，学术比政治要高贵和长久。韦伯提出“学术作为志业”和“政治作为志业”，认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职业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学术知识与政治权力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具有各自的话语体系。学术知识致力于探求普遍性的真理价值，政策制定者倾向于通过行使权力以解决现实问题。在知识经济时代，学术知识对政治权力具有重要的服务和辅助作用。智库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与知识转化的重要平台，及推动学术知识与政治权力有效对话的重要桥梁，在国际和国家政治舞台上逐渐发挥重要的功能，也日益受到政府和决策者的重视。
智库产生于知识大爆炸的社会进步时代。它一般具有特定的价值取向，首要任务是正确理解现实政策问题，产生创新性的知识，并为决策者提供专业化的政策建议，最终目标是通过影响政府决策和辅助解决现实问题而产生政策影响力。因此，智库强调以学术研究为基础进行政策相关性知识的生产与转化，它有别于专注于知识探究和学术创新的学术研究机构。智库作为一种创新性的研究机构，随着国家政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现在逐渐跃入研究视野。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破解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迫切需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为服务党和国家决策提供前瞻性、战略性和创新性的政策建议。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做出重要批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首次提及中国智库建设，明确提出要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并作为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进行系统布局。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指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重要支撑，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迎来了发展的新机遇，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近几年中国智库总体数量迅猛发展，依据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17全球智库报告》，中国智库总数为512个，位居全世界第2位，其中有7个入选全球100强智库，全球百强智库数量与发达国家相比较少，这与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大国地位极不相称，与中国面临的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大变革大调整的社会转型期的发展需求都极不适应。我们应该看到中国从“智库大国”走向“智库强国”的道路上仍面临艰巨的任务，如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独立性、质量和影响力等方面有待加强，在提升智库的思想创新性和内部治理能力、完善适于智库运行的体制与机制、建立智库政策思想市场和专业化的人才队伍等方面都亟待新突破。
在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实现创新驱动，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加需要创新性和专业性的思想。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越来越注重适应社会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提升社会贡献，从学术研究及精英人才集聚的优势出发，为政府提供前瞻性、基础性、创新性和科学性的思想。2013年5月，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座谈会”上指出，“高校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生力军和各学科人才聚集的高地，是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力量，要以服务决策为导向，以提升能力为核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为依托，努力打造一批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高端智库。”高校智库作为承担思想创新和知识转化重任的关键平台，逐渐应运而生并蓬勃发展。经调查发现，当前中国研究型大学内部出现了大量以“智库”和“思想库”为发展愿景和目标定位的研究机构。除此之外，无论是在学术期刊、新闻媒体还是各种学术、政府会议及政策文件中，均可听到学者及管理者发出建设高校智库的时代强音，同时也可以看到研究型大学建设高水平智库的强有力的目标定位和操作性举措。
虽然建设高水平高校智库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是从学术组织发展的角度来看，高校智库的建设并不能随大流似的盲目跟风和一哄而上，它迫切需要长远的组织发展规划、战略视野和思维转型。调查发现，当前我国研究型大学内部以“智库”和“思想库”定位的研究机构依靠个别权威和明星人物生存和发展的现象还比较普遍，致力于政策倡导的专家群及研究团队较缺乏，常态化的实体性运行的高水平智库更是面临巨大的需求。从普遍意义讲，在当前的社会语境下，经常被提及的高校智库更像是一个具有象征性意义的人文社会科学服务于政策的工具性载体的“符号标签”。要真正把这个“符号标签”变成研究型大学能够及时有效发挥作用的“本能力量”，需要深入地研究高校智库的内涵及其涉及的外部生态环境和内部运行机制。
高校智库依托于大学而存在，是智库范畴内的一种重要类型，这决定了高校智库在组织方式和运行机制上必然具有自身的独特性。纵观世界一流高校智库的形成和发展轨迹，要适应和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实现其预期的功能价值，并获得社会赋予的合法性的资源和制度环境支持，无一不注重加强组织内涵建设，并且形成秉持特定文化内涵及价值实现方式的有生命力的常态化的实体性运行的正式组织。我国大学建设高水平智库，通过组织实体性运行发挥智库功能价值必然也是难以回避的重要途径。作为连接知识共同体与政策共同体的对话平台，高校智库在沟通知识与政策的过程中也形成了自身的组织建制，这不仅为开展创新性知识生产和咨政建言活动提供了良好的和系统化的运行支撑，也提升了高校智库的品牌声誉，促进了机构的可持续发展。
在政府管理的视域之下，高校智库理当发挥重要的功能价值并逐渐受到高度的重视，并被作为当前我国研究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和目标。在大学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虽然许多研究机构都或多或少发挥着智库的功能，但真正把建设智库提升到国家战略和政府政策的层面尚不多见。
考虑现实中的高校智库处于发展初级阶段的现实条件及研究型大学发展的现状等因素，高校智库建设的关键问题在于在研究型大学的管理实践活动中遵循高校智库的组织特征及其发展的规律。由此，对研究型大学咨政建言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转化的重要制度载体——高校智库的组织特征加以考察，或许会为我们理解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提供新的分析视角和思考维度。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主要聚焦以下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一：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的内涵与定位是什么？
高校智库已经发展成为高等教育领域的一个新兴流行词汇。然而，对于什么是智库，以及什么是高校智库，尚没有明确的界定。为了避免现实中高校智库建设一哄而上，需要对智库的评价基准进行深入研究。因此，本研究首先明确一个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对智库和高校智库进行全面的概念界定和内涵理解，并对研究对象的边界进行厘定，这是本研究的重要基础和前提。
研究问题二：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的关键组织要素有哪些特征？
结合组织学理论、制度理论、高等教育理论以及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组织发展的实际情况，将组织建制、组织人员和组织文化作为高校智库组织发展过程中的关键组织要素，并分别对其进行相应的理论探讨。通过多个案例研究，分析世界知名的高校智库组织在这三个组织要素层面所分别具有的重要表现特征，以期为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提供重要的经验借鉴。
研究问题三：建设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的路径建议有哪些？
本研究的最终目标是回归本土研究，通过调查研究深入探索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的发展现状、发展特色及发展短板，聚焦于现实中存在的瓶颈问题，基于对高校智库组织特征的考量，反思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之下，如何从组织特征的视角思考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的路径，针对性地提出提升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组织治理能力的路径及政策建议。第二节研究的价值
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转折时期，步入经济发展的“新常态”。随着经济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各种矛盾相互交织，新情况和新问题也不断出现。因此政府的决策和公共政策制定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也迫切需要建设一批高水平和专业化的决策咨询研究机构为政府决策提供政策支持。国家系列政策文件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0—2020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等均强调高校，尤其是一些知名研究型大学，需要主动开展政策相关的应用对策性和思想前瞻性研究，在政府咨询中发挥智库的作用。推动高校与国家部委、地方政府合作建设咨询型智库，以扎实有力的研究成果服务于党和政府决策。但是，目前的一些制度性障碍和现实问题制约着我国智库，尤其是高校智库的快速发展和影响力的发挥。为此，迫切需要开展高校智库的研究工作。
本研究通过学术研究传播正确的智库观，在高校智库建设热潮持续发展的背景下，从组织特征的视角反思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丰富高校智库的理论研究内容，为当前的高校智库建设热提供些许的冷思考。从组织学的视角，本研究致力于深入探讨促使高校智库发挥功能价值的几个关键组织要素，并对其特征表现进行典型案例分析。着重探讨了常态化具有正式组织建制且实体化运行的高水平高校智库组织适应外部制度环境的需求，加强组织管理体制与机制建设，创新科研组织模式建设，集聚高水平政策研究人才，引领大学思想创新，发挥智库的功能价值，提升政策影响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组织研究的范围，深化了高校智库的理论研究，丰富了对高校智库的理性认识。
高校智库的发展呈现出一定的时代性和空间特殊性。在中国特殊的环境土壤的培育下，高校智库的发展具有一些本土特色。相对于政府智库，高校智库的学理性强，独立性强，政策相关性弱。但相对于民间智库，高校智库有实力全面承担思想创新、政策建议和人才培养的职责。因此，相对而言高校智库具备实现政策影响力的必要条件。学者和管理者对此研究议题的重点关注充分体现出当前建设高校智库适逢其时，加强高校智库的研究具有必要性和迫切性。通过对一流高校智库组织的调查研究，探索其取得成功且能够在国内及全球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特定功能价值的组织要素上的特征及其原因，为当前关心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的研究者和高等教育管理者提供实践操作上的思考与借鉴，同时为探索中国研究型大学高水平智库建设路径提出相应的建议。从对实践的指导价值层面上来看，本研究有助于高校智库的实践者和管理者从组织特征的视角去思考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的新路径。特别是目前在我国高校智库建设呼声日益高涨的起步阶段，数量大幅度增加，而其发展水平和影响力与世界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的背景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第三节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一、样本与数据
已有文献对高校智库组织的研究以经验分析和推理为基础，缺少系统的实证研究。学者从描述性视角界定概念，认为高校智库是依托大学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学术性强但政策相关性弱，成果注重学术不直接针对政策问题。由于高校智库组织的复杂性，这些普遍性的研究结果并不一定适用于一流高校智库群体。本书具体探讨一流高影响力的高校智库的组织特征表现。
参照宾夕法尼亚大学公民与社会项目的智库排名，为提高样本的可信度和代表性，选取在2011年至2017年连续7年位列排行榜的高校智库为一流高校智库研究样本。研究数据的采集主要源于高校智库的机构网站、年度报告和相关的财务报表等，时间段以网站上可以获得的最新数据为依据。这些一流高校智库组织分布在美国、英国和法国的精英大学。美国的一流高校智库位于私立研究型大学如哈佛、斯坦福和哥伦比亚大学，英国和法国的一流高校智库位于专业性大学，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巴黎政治大学。
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内容涉及组织建制、组织人员和组织文化三个层面的特征表现，因此，数据资料的搜集也主要围绕这三个层面来展开。
组织建制层面搜集的重要数据主要包括高校智库组织的历史背景、资金来源、标志性成果、组织管理结构、科研组织模式和人员配置模式等。组织人员层面搜集的重要数据主要包括全职人员的教育背景和任职经历，领军人才的相关数据资料，以及参与智库相关政策研究和咨询工作的原因，对高校智库的认识、理解和感受等。组织文化层面搜集的重要数据主要包括高校智库组织官方网站的使命愿景、主要研究成果及其实现形式、研究人员的学科背景及其研究领域等。
本研究以国际比较研究及一流高校智库案例研究为基础，回归本土化情境，致力于探讨中国情境下的高校智库组织的发展形态、组织特征及其组织发展路径。为使得研究案例更具代表性，选择中国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中众多具有智库特征的研究机构作为研究样本的总群体。为了解当前中国高校智库的发展现状，研究以问卷调查制定的评判标准（政府认可度、国际及媒体认可度、基础平台、研究成果、专职人员、人才结构、影响力传播、组织活动能力）为分析基础，以中国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中的研究机构作为研究的总群体，从研究机构的官方网站及其标示的组织使命愿景、发展定位、机构介绍、研究成果、数量分布、研究领域、人员介绍及其他相关文本等方面进行数据搜集和整理。
二、研究策略（一）评判基准调查
本研究使用问卷调查法制定高校智库的评判标准：
问卷调查法的关键在于编制问卷、选择被试和结果分析。它突破时空限制，对众多调查对象同时进行调查并对调查结果进行定量研究。在调查前期，将想要了解的众多研究问题编制成问题表格，并且通过发放电子邮件的方式开展调查，以了解专家对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的看法。专家对事先制定的高校智库评价基准的若干指标进行打分，这为确定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的评价基准奠定基础。参与问卷调查的专家主要来自研究型大学附属的智库、文科处或社科处、规划处及多个国家部委研究基地，以及其他相关领域的智库研究和智库管理人员。从中随机抽取约100位进行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主要采取主成分分析，分析软件为IBM SPSS Statistics 19。
设计调查问卷的目的：
通过调查问卷征询专家对高校智库的主要指标体系的看法，专家对指标体系进行打分排序，并初步遴选关键指标，为确定判断高校智库组织的基本特征。
问卷指标设计：
通过对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排行公布的智库评价指标，加拿大学者在《智库有用吗？》一书中采用的评价基准，国内外相关专业文献进行分析研究，结合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拟定高校智库基准的指标体系。专家对经过仔细推敲制定好的20个指标评分，后边留有空格，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添加自认为其他重要的指标并进行评分。专家咨询的第二部分是开放性选答题目，请专家列出自己认为最能够反映高校智库组织基准的三个核心指标、三个中国高校智库、三个国外高校智库以及对本研究的建议。
调查对象抽样：
为保证咨询专家的代表性和权威性，在遴选咨询专家时，充分融合了智库实践专家和智库研究专家。具体而言，本研究的咨询对象主要包括我国原985高校文科处或规划处人员、知名智库人员、部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人员以及从事智库研究的学者。
问卷发放与回收：
从2013年9月开始，使用电子邮件发放100份调查问卷，具体发放的对象为原985高校人文社科处或规划处39份、知名智库16份、部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40份、从事智库研究的学者5份。由于每次问卷回收率较低，先后共连续发放了三次，三次共回收58份（985高校人文社科处或规划处回收28份、知名智库回收10份、部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回收17份，从事智库研究的学者回收3份），回收率为58%。（二）专家访谈
访谈是个案研究最重要的信息来源之一，它直接聚焦某几个主题，通过与个体或群体进行谈话的形式，以挖掘出仅凭数据资料难以获得的解释，并可以据此做出因果推断。访谈可以协助研究者捕捉受访人的经验和个人观点，这些经验可能只能通过口头表达才可以获得，它可以补充难以观察到和已有研究文献所缺乏的重要资料，也更有助于研究者和参与者的对话和了解，更深入地理解研究问题。对高校智库的实践者等其他相关人员进行访谈，期望获得通过文献和文本分析无法知晓的一些更深入的信息，充实研究内容，提高研究的准确性和真实性。
本研究先后共进行了30余次专家访谈，访谈对象主要包括高校智库负责人及其行政人员，研究型大学主管文科发展、规划、建设工作的行政管理者，政府部门负责高校智库发展规划和建设的管理人员，关心高校智库发展的研究人员等，具体名单详见附录D。主要的访谈问题涉及对智库的相关理解、对高校建设智库的具体想法、建设智库的具体举措和思路、建设智库过程中存在的困境、自己参与智库工作的所思所想等。访谈结束后，整理访谈提纲，并进行相关的内容分析，回答已有的研究问题。（三）文本内容分析
文本资料是本研究的重要分析对象。本研究选择若干不同类型的高校智库进行案例研究，重点分析的对象包括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哈佛大学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等。通过对组织的相关制度文本，网站素材的语句、符号和内容的深入细致推敲，试图在一定程度上洞悉组织各方面的事实情况。本研究的文本资料具体包括一流高校智库的官方网站呈现的研究报告、文本资料介绍、相应的管理政策文本及547份高校智库专家的个人简历。通过详细的资料调研，以获得高校智库组织研究相关的深入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四）典型案例分析
案例研究并不只是一种收集资料与分析问题的做法，而是一种周延而完整的研究策略。为增强案例的代表性和说服力，本研究参照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中对高校智库的排名，选择2011年至2017年历次排名中位次靠前的来自不同国家及大学的一流高校智库组织进行案例研究，重点分析的对象包括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哈佛大学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本研究通过案例高校智库的官方网站搜集每个高校智库组织发展相关的文本资料，通过专家访谈了解文本分析难以发现的一些深入的信息。通过多案例研究，期望对每个案例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解剖麻雀，达到以小见大的效果。与此同时，注重突出案例研究的社会背景的情境因素，探索案例高校智库的组织特征，揭示高校智库组织及其制度环境的关联。
三、创新点与不足
在研究的创新点方面：①本研究通过专家咨询调查，制定了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组织的评判标准。这区别于已有的关于智库组织的评判标准。②本研究专门对高校智库组织进行更为具体的分析和探讨，更加明确了高校智库的界定，区别于已有研究多以理论思辨为主进行简单的描述性分析的研究范式。③本研究选取来自美国、英国和法国的一流高校智库为研究对象，以此为样本探索一流高校智库的组织特征。④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访谈分析法、问卷调查法来研究高校智库的组织特征，并结合专家访谈及理论分析对组织特征的形成原因进行了探索，深化了对高校智库组织的理性认识。⑤在大量信息资料搜集和访谈的基础上，对中国情境下的高校智库组织进行分类，并对其组织特征及存在的发展短板进行分析。
当前缺乏一个全面的高校智库的清单，即使是基于某些评判标准去搜集高校智库，也难免遗漏和难以穷尽所有的高校智库。另外，由于信息渠道的局限，获取高校智库即使是一流高校智库的相关资料也非常困难，这也直接限制了本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在高校智库工作的研究人员主要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人文社会科学类研究成果大多是一种解释性、价值论证性及政策应用性研究，其研究过程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和个性化特点，研究内容难以进行精确的量化，研究结论难以在短期内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用，也无法对其研究过程和研究结论进行重复验证，智库组织的政策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等成果通常不对外公布，这使得对高校智库及其研究人员的研究产出进行科学的评价及运用大数据开展定量研究存在数据搜集上的难度。因此，非常有必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更新信息采集方式，扩大研究样本量，建立大样本的高校智库相关资料的信息库和数据库，以便于进行范围广泛的大数据的实证研究。第四节研究框架与技术路线
本研究在综合借鉴政治学、管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整合国内外已有研究可资借鉴的优点，选取关键的组织要素和研究维度——组织建制、组织人员和组织文化，重点研究一流高校智库组织中，这几个分析维度分别具有的特征表现。从高校智库运行的组织制度环境的视角，分析高校智库组织特征形成的原因，从而为中国特色高水平高校智库建设提供深层次的反思和政策参考。具体的研究框架与技术路线如下：
第一章首先阐述了选题缘由，凝练研究问题，探讨了这个研究问题在学术领域以及实践领域的研究价值，最后阐述本文的研究框架。
第二章、第三章通过Scopus及CNKI数据库初步进行智库研究文献的计量分析，在大量阅读国内外智库、高校智库及组织特征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进行研究评述。在此基础上对本文的主要核心概念如智库、高校智库进行必要的厘定。对智库及高校智库的形成与发展进行必要的介绍，明晰高校智库及其组织特征的内涵。对核心概念的厘定及其形成与发展进行追踪溯源，为下一步深入地开展一流高校智库组织研究提供了基础和前提。
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是本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分别考察一流高校智库在组织建制、组织人员及组织文化等关键组织要素方面的特征表现，并结合相关访谈，对其形成机制进行探讨与分析。选择一流高校智库作为典型案例进行研究，力求以小见大，实现对高校智库组织的深度理解。
第七章对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的系列政策进行系统梳理，挖掘国家行动框架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的政策脉络。通过专家咨询的方法制定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的评价基准。通过信息资料搜集、专家访谈和相关实践调查中国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智库发展的现状及其组织特征，对高校智库在中国的比较优势及其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第八章针对以上研究发现的问题，从组织特征的视角为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组织建设提出可资借鉴和参考的政策建议。第二章文献综述第一节研究智库的文献计量特征
一、基于Scopus的检索
使用Scopus数据库，以“Think Tank”为关键词检索，限定学科领域为“社会科学”“商科、管理学与会计”“人文学科”“经济学、经济计量与金融”和“决策科学”五大领域，时间跨度为1971年至2017年，共检索到1-281篇文献。在Scopus数据库中检索条目显示为：TITLEABSKEY（“think tank”）AND［LIMITTO（SUBJAREA，“SOCI”）OR LIMITTO（SUBJAREA，“BUSI”）OR LIMITTO（SUBJAREA，“ARTS”）OR LIMITTO（SUBJAREA，“ECON”）OR LIMITTO（SUBJAREA，“DECI”）］。
从文献数量的时间分布来看，如图2-1所示，可以将智库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2000年之前的缓慢增长期，第二个阶段为2001至2010年的飞跃发展期，第三个阶段为2011年之后的高速增长期。2000年之前，智库研究的文献数量普遍较低，1971年至1990年二十年间发文总量为33篇，1991年至2000年智库研究文献数量缓慢增加，这十年间发文总量为85篇，相较于1971年至1990年的发文量，增长率为157.6%。2000年之后，尤其是2005年开始，智库研究文献的数量开始迅速增加，2001年至2010年十年间智库研究文献总量为437篇，相较于1991年至2000年，增长率为414.1%。2012年开始每年保持近100篇数量增长状态，2014年智库研究文献达到一个高峰值124篇。图2-1 Scopus检索智库文献数量历年变化趋势数据来源：Scopus数据库检索获得。图2-2 Scopus检索发文量3篇以上的作者分布数据来源：Scopus数据库检索获得。
从发文作者来看，通过Scopus检索，共有159位研究者发表智库相关研究论文。如图2-2、表2-1所示，发文量在10篇以上有两位著名学者，分别为加拿大韦仕敦大学（Western University）政治学系的唐纳德·艾伯森（Abelson，D.E.）和英国华威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arwick）政治与国际研究系的黛安·斯通（Stone，D.）。唐纳德·艾伯森教授擅长美国政治和美国的外交政策研究，尤其是对智库的角色及其对公众舆论和公共政策的影响的研究。黛安·斯通教授的研究兴趣集中于全球公共政策和跨国管理、世界银行与发展、智库、知识网络和跨国科学、慈善基金会等领域。发文量5篇以上的学者有9位，除前述两位外，还有德国柏林弗赖堡大学柏林分校的珀利伟（Plehwe，D.）、伦敦大学国际政治系的帕玛（Parmar，I.）、佛罗里达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坎贝尔（Campbell，D.F.）、西苏格兰大学社会学系的帕特（Pautz，H.）、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的麦甘（McGann，J.G.）、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社会学系的麦德斯（Medvetz，T.）、前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副助理部长雷蒙德（Struyk.R.J.）。发表论文在3篇以上的学者共有34位，其中唯一的中国学者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朱旭峰教授发文3篇。可以看出，在智库相关研究方面，主流文献集中于欧美学者的研究，中国学者在智库研究方面的国际发声及其影响力还很不足。表2-1 Scopus检索代表性作者及其主要成果数据来源：Scopus数据库检索获得。
在智库文献的发文机构方面，通过Scopus检索，1971年至2017年期间，智库相关文献的发文机构共有160个。如图2-3所示，其中发文10篇以上的机构共7个，集中于欧美国家的一流大学，包含华威大学、韦仕敦大学、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阿尔伯塔大学、纽约大学和伦敦大学。发文数量在5篇至9篇的机构有34个，仍然是主要集中于欧美的一流大学，包含曼彻斯特大学、哈佛大学、佛罗里达大学、伦敦大学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纽约市立大学、乔治梅森大学、墨尔本大学、牛津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佐治亚大学、剑桥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杜克大学、纽约城市大学、汉堡大学等。中国高校在智库领域的发文主要集中于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两所高校，其中检索到清华大学发文6篇，南开大学发文5篇。图2-3 Scopus检索智库文献数居于前10位的机构分布数据来源：Scopus数据库检索获得。
从智库研究文献所隶属的国家来看，如图2-4所示，美英两国的智库发文量占智库发文总量的比例为48%，其中美国的智库发文量占比为31%、英国的智库发文量占比为17%，这与美英两个国家智库数量及其发展水平和发展程度高相关。除美国和英国之外，加拿大智库发文量占比为7%，澳大利亚和德国智库发文量各占比5%。除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德国五个国家之外，其余国家智库发文总量占比均低于3%。中国学者智库发文总量占比为2%，这与中国作为除美国之外的拥有全球第二大智库体量的智库大国地位极不相称，因此，中国学者加强对智库的研究尤其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研究很有必要。图2-4 Scopus检索智库文献数量的国别分布数据来源：Scopus数据库检索获得。
从智库研究的文献类型来看，如图2-5所示，学术文献占比为58%，专著占比13%，书籍章节占比13%，评论占比9%，会议论文占比3%。可以看出，智库相关的研究文献以论文和著作等学术类研究为主。
二、基于CNKI的检索图2-5 Scopus检索智库文献类型分布数据来源：Scopus数据库检索获得。
通过CNKI高级检索，篇名为“智库”或含“思想库”，限定文献分类目录为“哲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Ⅰ辑”“社会科学Ⅱ辑”“信息科技”“经济与管理科学”，时间跨度为1981年至2017年，共检索到10-430条结果。
从智库相关中文文献的时间分布来看，如图2-6所示，自1981年以来，以“智库”或“思想库”为篇名的文献数量呈增长态势，大致分为3个阶段一，第个阶段为2006年之前的低迷发展期，第二个阶段为2007年至2012年的缓慢发展期，第三个阶段为2013年之后的井喷式发展期。2007年之前，智库相关中文文献数量较少，1981年至2006年二十六年间智库相关文献数量为359篇，平均每年13.8篇。2007年至2012年六年间智库相关文献数量为2-009篇，平均每年334.8篇。2013年至2017年五年间智库相关文献数量为8-053篇，平均每年1-610.6篇，2016年达到高峰值2-298篇。可以发现，2007年至2017年，是中国智库研究突飞猛进发展的重要十年，尤其是2014年至2015年，是中国智库研究“高歌猛进”增长最为迅速的一年，相较于上一年度，发文量增加率为97.5%。图2-6 CNKI检索篇名含“智库”或“思想库”文献数量历年变化趋势数据来源：CNKI数据库检索获得。
从智库相关文献的研究领域来看，如图2-7所示，36%的文献研究集中于管理学，10%的文献研究集中于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研究，8%的文献研究集中于经济体制改革研究，5%的文献研究集中于高等教育研究及科学管理研究。除此之外，工业管理和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相关的文献研究的比例分别为3%。图2-7 CNKI检索篇名含“智库”或“思想库”文献研究领域分布数据来源：CNKI数据库检索获得。
从智库相关文献的文献类型来看，如图2-8所示，50%的文献为学术期刊论文，报纸类文章占比为46%，其余国内外会议论文、硕博士论文等占比例较低。另外，学者出版智库相关的专著，介绍国外智库的发展状况，如当前国内智库研究专著代表作有《美国重要智库》（吴天佑、傅曦，1982）、《领导者的外脑——当代西方智库》（朱峰、王丹若，1990）、《领袖的外脑——世界著名智库》（北京太平洋国际战略研究所，2000）、《美国智库及其对华倾向》（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2003）、《中国智库：政策过程中的影响力研究》（朱旭峰，2009）及《旋转门：美国智库研究》（王莉丽，2010）等。上海社会科学院推出了《国际著名智库研究》《中国智库竞争力建设方略》《西方学者论智库》和《智库产业研究》等智库研究丛书，这些研究成果标志着中国的智库研究逐渐趋向专业化和系统化。
在智库文献的发文机构方面，通过CNKI检索，1981年至2017年期间，发文量最多的单位集中于知名研究型大学及国家和省部级研究机构，如图2-9所示。在发表智库相关文章的大学方面，中国人民大学发文量为148篇，为发表智库相关文章最多的高校，其次为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和复旦大学。在发表智库相关文章的国家和省部级研究机构方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文量为86篇，为发表智库相关文章最多的研究机构，其次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等。图2-8 CNKI检索篇名含“智库”或“思想库”文献类型分布数据来源：CNKI数据库检索获得。图2-9 CNKI检索发表篇名含“智库”或“思想库”文献前20名的机构数据来源：CNKI数据库检索获得。
通过CNKI高级检索，篇名含“高校智库”或含“大学智库”，限定文献分类目录为“哲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Ⅰ辑”“社会科学Ⅱ辑”“信息科技”“经济与管理科学”，时间跨度为1981年至2017年，共检索到488条结果。
从高校智库相关中文文献的时间分布来看，如图2-10所示，2008年至2012年间，高校智库研究文献缓慢增长，2013年开始，高校智库研究文献迅速攀升，其中2013年至2014年间增长最为迅速，增长率为121%。因此可以说，2014年是中国高校智库研究开始活跃发展的一年，之后2015年和2016年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2017年研究文献的数量略有下降。
从高校智库相关文献的研究领域来看，如图2-11所示，研究文献数量居于第1位的研究领域为高等教育，占比71.5%，其次为管理学。除此之外，图书情报、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新闻与传媒也占有一定比例。于丰园等对2010—2016年中国高校智库研究的总体状况研究发现，相对于基础研究来说，应用研究、个案研究受重视程度不足，研究领域视野较狭窄，且问题解决研究力度不足。已有文献多以国外高校智库为应用背景分析智库的内涵、结构、功能等，但美国高校智库研究一枝独秀，其他西方国家高校智库研究相对较少。虽然国内主要报纸不断地报道高校智库建设的现状、经验与发展等，但是研究者的知识惯性使得他们很少关注或引用报纸等方面的成果。虽然已有不少从跨学科的视野出发对高校智库进行研究，但研究的“同质化”与“趋同化”现象还是突出，对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进行研究及其探索扩大影响力的途径和形式还比较单一。图2-10 CNKI检索篇名含“高校智库”或“大学智库”文献数量历年变化趋势数据来源：CNKI数据库检索获得。图2-11 CNKI检索篇名含“高校智库”或“高校智库”文献研究领域分布数据来源：CNKI数据库检索获得。第二节研究智库的文献内容综述
一、智库的概念与内涵
20世纪70年代智库在西方流行起来，协商民主的政策环境为智库开辟了发展道路。智库作为一个合法性组织主要从事应用性的跨学科研究，提供政策咨询和产生创新思想，在社会发展中占据独特性、基础性和专门化的地位。智库作为一个概念框架，有丰富的内涵。
研究者已经取得一定的共识，智库研究不得不面临一个基本的问题，即智库概念的含混不清及其存在的广泛争议。如詹姆斯·西蒙（James，S.）所言，“讨论到智库，有一个倾向，那就是人们容易陷入一个令人困扰的关于智库概念定义的问题，而这种活动往往退化成无效乃至没有定论的讨论”。智库是一个发展中的概念，智库的存在形态多元化导致其组织含义的模糊性。如麦甘所言，“当我看到一个智库的时候，我就多了解了一个智库”。薛澜和朱旭峰在对国外各种定义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需要从智库的本体——政策研究机构、目标——影响政策制定、地位——独立性、状态——稳定性四方面进行界定，才能将智库的内涵表达清楚，认为智库是一种相对稳定且独立运作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由于智库组织的复杂性，不同的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会尝试给出基于自己主观理解和学术背景的界定，这也遭到其他研究者或者持有不同见解学者的口诛笔伐，使得智库难以获得一个公认的定义。
对智库进行界定存在困难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智库在维度、组成、结构和内部资产方面差别很大。拥有大量资金的组织，雇用许多训练有素的研究人员，每年可以出版数百篇文章和其他出版物，可以被称为智库。拥有极少资源让学生或商人参与有限的活动的小型组织也可以成为智库。第二个原因是各种各样的组织都可以被描述为智库，如私立研究中心、政府机构或政党、咨询公司等。只要这些团体自主开展研究活动，如工业研发实验室、大学附属中心，甚至私人网络都可以被称为智库。然而，一个独立智库的定义指那些不属于学术机构、政党或利益集团的机构。第三个原因是智库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如在期刊或书籍上发表论文，对外开放并组织公共活动，选定一组专家参与，其覆盖人群涉及精英群体、普通人群及民间社会组织等，持续开展活动不断形成研究品牌，甚至通过组织政策游说或公开抗议活动等提升社会影响力。由于这些原因，难以给智库确定一个明确的边界。智库概念界定面临的挑战在于既要尽可能的简化又要尽力涵盖智库必需的属性，同时也需要足够的精准以便能够划清智库和非智库组织机构的界限。可以看出，智库具有非常鲜明的个性化和情境化特征，关于智库概念界定，即使限制在特定国家的情境下，对智库做出详尽而宽泛的界定也是非常困难的，如果置于跨国情境下考察，将会更加复杂。面临智库概念界定的窘境，学者们逐渐意识到“讨论智库的概念界定也许不再如此重要，无论怎样界定，智库都是客观的实实在在的存在，并且有可能会继续发展。因此，研究怎样充分发挥智库的功能价值或许才是最重要的”。虽然关于智库议题的学术讨论日益增多，内容也在不断深化，但是关于智库的概念界定一直都没有解决。
当前，研究者对智库的理解，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一是视智库为创新性知识生产和转化的重要空间，并且视智库人员为公共知识分子。同时，也认为智库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副产品，在智库工作逐渐成为学术职业的重要替代。二是视智库为唯利是图的政策倡导型组织或是伪装的游说公司，即智库通常具有一定的价值取向，主要功能是为其服务对象和利益群体进行政策倡导和游说。智库专家通常被描述为政策企业家，他们生产、传播和营销知识以满足权力及决策者的需求。三是智库强调政策制定中科学知识的重要性，其独特价值在于能否按政治及社会需要提供思想产品，研究现实问题并提供政策建议、建构政策网络、为政府储备人才、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被视为政府决策的“理性外脑”。通过词源分析和相关文献分析，智库的相关界定总结见表2-2。表2-2 智库的界定总结
注：①Abelson D E.Policy Experts in Presidential Campaigns：A Mode of Think Tank Recruitment［J］.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1997：679-697.（续表）
资料来源：根据智库相关的研究文献、研究报告与词典网站整理。
注：
①Paul D.Think Tanks［M］.New York：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Atheneum，1971：28.
②Rich A.Think Tanks，Public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Expertis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11.
③Stone D.Introduction：Think Tanks，Policy Advice and Governance in Think Tank Traditions［R］.Manchester and 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4：1-18.
④Medvetz T.Think Tanks in America［M］.Chicago＆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2：23.
虽然难以给智库下一致性的定义，但学者对于智库的特征还是有很多共识。比如，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智库有多个研究领域的专家，在公共政策方面为决策者服务，提供有建设性的思想建议和路径指导。智库强调政策制定中科学知识的重要性，被视为以政策为导向的知识生产者。智库具有多样化的形式和功能，已经引起学术和实践领域的广泛兴趣。智库的研究内容广泛，涉及战略、军事和国际关系等。智库的主要功能价值是沟通知识与政策，通过政策倡导为政府决策提供建议，被认为是政府决策的“理性外脑”和“点子工厂”，以独特的思维研究公共政策问题探索解决办法，促进政策制定者和学者的互动。智库的规模大小、资源多寡、研究质量和产出数量差异很大，其服务功能有专业分析、政策倡导、组织和技术服务三种类型。核心功能不限于政策研究、分析和倡导，也参与教育、培训、会议研讨、市场和各种形式的政府及非政府网络。
在本研究中，基于智库的核心功能，把智库界定为有高水平研究者，做政策问题导向的研究，产生创新性思想并致力于服务公共政策，有合法化组织建制且在政策制定中能够发挥影响力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
二、智库的分类
依据智库影响政策的路径和影响政策类型的不同，学者对智库的类型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在对中国智库分类的研究方面，依据智库附属的主体单位，薛澜和朱旭峰（2006）将中国智库分为职业单位法人型、企业型、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型和大学下属型四种类型。汪廷炯（1997）将思想库分为四类：合同制研究机构、单一课题组、大学的研究机构、倡导式思想库。《中国智库综合评价AMI研究报告（2017）》将中国智库划分为综合性智库、专业性智库、社会智库、企业智库四大类别，并根据AMI评价指标体系分别对其评价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2014）将国内智库分为国家党政军/科研院所智库、地方党政智库、地方科研院所智库、高校智库和社会（企业）智库。
对国外智库的研究中，依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将智库划分为多种类型。1989年，韦弗（Weaver，K.R.）提出将智库分为三种类型：以研究为导向的机构、以接受合同（委托）研究为主的研究机构、倡导型智库。2002年，艾伯森（Abelson，D.E.）增加了“遗产型智库”和“政策社团”两种类型。国内学者丁煌（1997）将美国的智库划分为官方咨询研究机构、半官方咨询研究机构、民间咨询研究机构、大学咨询研究机构四类。开放民主的社会环境为各种类型智库的形成及其从事独立政策分析和咨询建议活动提供了最好的温床。依据不同的分类标准，以智库最为发达的美国为例，可以划分为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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