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柳岸
出版社：太白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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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家园2试读：
一树桐花（代序）
2011年的4月仲春时节，陕西省作协组织了一次杨凌行活动。那天晚上，王芳闻、陈若星、冯积岐等老师一行人驱车到北郊我家来看望慰问我。
正式的慰问结束后，几位老师随便在我家四处看看，了解一下居住环境。当王芳闻和陈若星推开后院子的门时，看到了那一树桐花。女性好像天生对花草之类感兴趣，看得出她俩的目光被那桐花吸引，很是惊喜，问我那是什么花。因为是在晚上，她们并不能很快分辨那是什么树。王芳闻感叹说，哦，这就是桐花呀，桐花也可以开得这么好看！说着她还从陈若星手里拿过相机拍了一张照片。当然，想留拍一张照片也可能只是心愿，晚上人眼能看到的美景，相机可能是无能为力的。当时我家的后院子没有开灯，她们能看到那一树桐花是由于透过窗子的灯光照射的缘故，那本来就雪白的桐花，只须借助很少一点灯光就可以如此鲜艳夺目。可以说，夜色为桐花增添了一点恰到好处的朦胧之美。人都知道，桐树是先开花后长叶子的，当时，可能正巧是那棵桐树花开得最满的时候，没有一片叶子，只是一棵巨大的花之树。在春天的夜晚，那一树桐花静静地开放，把淡淡的花香弥漫开来，确实是一幅美景。
事后有一次，我对一位作家朋友说起王芳闻她俩对我家那一树桐花的赞叹。而我这位作家朋友却不以为然，他说：“可能是因为你家太穷了，没有别的什么好夸的了。”他用一种半调侃半认真的口气说这句话的。这位作家朋友没有到过我家，但他对我家的猜测也不能说毫无道理，文能穷人，这是自古以来就证明了的道理，在当下这个文学环境下，像我这被一些文学同道私下过誉为“陕西文学守望者”的文学批评写作者，物质上贫穷一点，当是在情理之中。所以，我并不会指责我的这位作家朋友的世俗眼光。只是，他不能理解我所要表达的。美是高贵的，不是谁都能轻易感受到的。我想说的是，当时王芳闻她俩对我家后园那树桐花的赞赏是由衷的，出自本心的，不带一点官方的客套的。那天晚上他们作协一行人对家显示出的整洁温馨之赞叹，对我的书房藏书之多的赞叹，等等，我觉得都不如王芳闻她俩对我家那一树桐花的赞叹更让我在意。
前不久我们的一次韩城之行，我再次见到王芳闻，闲谈中她不知怎么又问到：“你家那棵桐树还在不？那桐花开得真好看。”时隔快两年了，她还记着那树桐花，我又一次感到莫名的欣慰，这似乎也证明了，我对那位作家朋友所说的，并不完全是我想当然的一厢情愿。好像那树桐花才是我的荣耀，大自然就是我心里最大的荣耀，我的心性是向往大自然的那种自由。共同面对的大自然，可能是我们人与人最后、也是最确定的维系纽带。其实，那树桐花，在我们村是很普通的，随处可见。对于一些美景，其实就像我们头顶的蓝天白云，我们不愿意仰头去看，因为那里没有我们所要的名与利。当然，每个人都有其特有的内心世界与一时偶尔想法，别人的猜测总会有所偏差。正如那一树桐花，它高洁的开放，只为它自己，并不在意人间的是非丑恶。
内心有美的人，才能感受到美。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批评就是一种寻美的事业。我的事业就是仰面去看蓝天白云，即便我贫穷，但我有着那一树桐花，内心必然会有着蓝天白云的美景。2012/12/6
陕西作家散论
一、贾平凹与陈忠实说陕西文学，贾平凹和陈忠实是绕不过去的两座大山。此二人，乃陕西文坛的绝代双娇，双峰对峙，陕西文学之有贾平凹和陈忠实，就如同大唐盛世之有李白和杜甫。
对于贾平凹这样的巨大存在，这三个字已经承载了太多的意识形态，许多也远超出文学范畴。这里只略提一点：有人说贾平凹是中国农村题材小说写得最好的作家，农村题材小说写得最好。言此语者，如果他不是出于为了过分褒扬的目的，就是他不懂中国当代文学和中国当代农村的现状。可以说贾平凹在写农村题材上比较另类，他是以文人眼光来写农村，在文本上具有很强的主体意识和美文意识。
现在被认为是贾平凹最好的作品的《秦腔》，小说名为秦腔，很大气，但却和小说的具体内容在精神气质上并不协调。秦腔二字在小说里，既是众所周知的地方剧种，更是陕西方言，以语言来写生活，语言的作用在这里被放大了。小说以流水般的语言来涵盖乡村无序的真实的生活。这里可以说是语言的一地鸡毛，语言的狂欢化。在这一点上，当年女作家林白的长篇小说《妇女闲聊录》，也是想以琐碎来取得大气的效果。二者相比，我以为《秦腔》并没有比《妇女闲聊录》更成功，甚至没有后者大气。《秦腔》并非贾平凹最好的作品，他最好的作品还是那部饱受争议的《废都》。一个作家的创作能力也总是有限的，正如巴金最好的作品说到底还是他三十岁时的《家》，以后六十多年并未写出超越《家》的作品。这是由许多未知因素决定的，非人力而能为。要说贾平凹最好的农村题材小说，要算是二十多年前的《浮躁》，当时的文学环境，正是社会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期，也是文学的好时期，农村精神面貌蒸蒸日上，作者本人也正值创作的青春勃发期，各种因素决定了《浮躁》成了他农村题材最好的作品。这部小说既有时代精神面貌，充足的社会生活内容，又有作者的山水灵性地域色彩，鲜活的乡土气息。这些因素都呈一种乐观向上的艺术氛围。而到了《秦腔》，文学在社会生活中边缘化，乡村生活凋敝，以一种悲壮的心绪来写“乡村生活纪念碑”。经过二十多年的历练，文学的技术性手段当然更会精熟，但他与真正的农村可以说又远离了二十多年。比如小说中许多细节很逼真，但更多的只是“形似”，而非“神似”。能之者不一定是知之者。贾平凹的乡村，只是他的精神沃野，如同庄子的“壕梁”，是供其精神高飞场地而已。小说中表现出浓厚的禅道思想，无为而无不为，现实就是一切。这实际上是一种消极因素，特别是在面对大的社会性题材时，这样的思想显得纤弱。我曾很欣赏这部小说的题目，很大气的小说题目下，内容却这样琐碎纤细，试想一下，如果陈忠实的《白鹿原》改名为“秦腔”，也是恰当的，甚至在精神气质上更好。只能说贾平凹是矛盾的，既大气又纤弱。作者在写《浮躁》时，说过他以后要多用减法。这是作者对艺术的顿悟，但到了写《秦腔》，他又大用加法。当然，此一时彼一时，也属思想上的移步换景。现在的大用加法与当年的同样大用加法，实为见山见水那个禅宗公案的第三重境界，貌相似而质不同。以我来看，仅就陕西来说，写当代农村题材小说最好的，要算是冯积岐。陈忠实的《白鹿原》很好，但那是历史。我对贾平凹是这样定位的：当代中国农村出身中最有成就的作家，他是以复杂，博杂取胜的，以一种对文学的全面把握的综合能力而雄踞文坛的。他此次获茅盾文学奖，实际上可以说不是奖给他《秦腔》的，而是奖给他所有作品的。
贾平凹是才子型，陈忠实属思想型作家。作一个蹩脚的比喻：如果说贾平凹是农村乡贤式的文人才子，那么陈忠实就是乡村智者，能人。前者会受人尊敬，但不免会让一些人敬而远之，而陈忠实会从精神气质上更了解农村，具有更大精神号召性，会更让农民觉得贴心。对于陕西文学来说，贾平凹和陈忠实确有某种互补性：一个多产，一个高质；一个是文人，一个是智者；一个有南方山清水秀的婉约，一个有北国高原粗犷豪放。
陈忠实五十知天命之年写出的《白鹿原》，是当代中国少有的几部能光耀后世的长篇巨著。具有世界眼光，中国气派民间智慧，可谓博大精深。能享誉此四字的当代作家能有几人？陈忠实《白鹿原》之后再无长篇，一时还成为人所垢病的话题。这让人难以理解，一些所谓作家文字垃圾之多而不去指责，反而称其多产“著作等身”，此所谓文坛之怪现状之一。多产的天才总是极少数，比如贾平凹。艺术本质是唯质论的，质量是其第一生命力。十九世纪的法国文坛，奥诺雷·德·巴尔扎克以多产著称，近百部作品描绘了上万个艺术形象，作品可称浩如烟海，其作品组成了一部欧洲资产阶级社会的“清明上河图”，人物辐凑，如过江之鲫，他如橼之笔写了部法国历史。而斯汤达相对作品不多，以一部《红与黑》，可以说高度概括了法国的历史，精雕细刻了主人公于连这个人物，这个人物身凝聚的社会生活和思想内容之丰富之广阔，并不逊于奥诺雷·德·巴尔扎克近百部作品，可谓异曲同工，他写的不是“清明上河图”，而是精心制作了一座坚实的雕像，起到以少胜多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贾平凹和陈忠实就是当代的巴尔扎克和斯汤达，他们以各自的多产与深刻，成就了他们的文学事业。
对于陈忠实，他没有写当代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确有些未尽其才，很遗憾。当他读冯积岐的长篇小说《村子》时的惊喜，还没读完就连夜给冯打电话表达兴奋之情，之后他给《村子》写的评论，一看就是行家里手。试想一下，如果他也写当代农村题材小说，绝对是农村题材小说中一流作品，那将是陕西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的幸事。不过，对一个作家来说，一生中能写出《白鹿原》这样的作品并流传后世，又复何求？二、冯积岐与红柯
冯积岐与红柯，两位现任陕西省作协副主席，恰好都是宝鸡岐山人。一个县同时培养出两位省作协副主席，这看似偶然的现象，是否也与岐山为周秦文化发源地的数千年余脉有关？
冯积岐与红柯两人年龄相差近十岁，仅从年龄上看，他们算是分属两代作家，可他们现在都正值创作旺盛期，现阶段的创作成绩都很突出，在陕西省内如双峰并峙，成为抢眼的实力派作家的代表。红柯艺术创作之成熟程度和趋势，似不减当年陈忠实贾平凹那一代作家。而冯积岐可以说是大器晚成，正当壮年之时的创作激情与成就，让人感受到他文学艺术的青春活力，艺术创造力的精神年龄和他的生理年龄相差明显。
简单地，红柯是浪漫主义，而冯积岐是现实主义。红柯有十年生命中最宝贵时期的新疆独特生活体验，西域粗犷雄强的风土人情熏染，所以他的作品中伊斯兰文化气息很重。而冯积岐在家乡陕西关中农村底层自学成才，相对中庸平和的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对他影响很大，结合自己乡村人生体验，对农村普通下层人的命运关注和对苦难的切身体会，加之他对西方现代派文学有过海量的阅读，他的作品也包含有西方欧美的基督教宽容悲悯人道主义情怀。
红柯专心于写作，书斋加学院式的相对安静的生活环境，使他很少分心于社会事务，他的浪漫而艺术性人格得以在优裕的生活环境中以文字去沉淀。所以他的写作是“向内”的，十年新疆生活体验似乎够他写一辈子了，他只要不断向自己的记忆，自己的内心掘进，总会挖出艺术的清泉。而冯积岐早年就有复杂的底层打拼经历，成名后还常有挂职地方性官员的行为，既参与社会现实生活，又为创作积累素材，即使定居大都市，也不失农民本色，常回乡与农民“把酒话桑麻”，切身体察农民的民生疾苦，农民农村生活和现实生活，可以说是他创作的源泉。加之他也肯多花时间与精力多对年轻作家奖掖提携，参与文化社会活动等，所以相对可以说他的写作是“向外”的，向广阔的外部延伸。
在陕西的小说创作上，冯积岐和红柯他们二人都有很强的文体意识，他们虽然在长篇小说创作上都有成就，但都仍然重视短篇小说。对于短篇小说，他们二人都有深刻而独特体会。红柯说“短篇写艺术，中篇写人生，长篇写世界。”“写短篇就如同写小楷，比拿着大拖把写大字要难很多”。而冯积岐也认为：“短篇小说是最不能藏拙的文体。”有成就的一线作家都把精力放在创作长篇小说上，而冯积岐依然很有定力地创作自己的短篇小说，这是一种艺术定力，一种在文体意识上的境界，长短只是外在形式。他说过一段话“对于短篇小说，我还是放不下，像瘾君子上瘾一样。操作短篇，乐此不疲。我尝试用多种手法练习短篇：写实的、虚幻的、荒诞的、象征暗示的、意识流动的，包括多角度叙述多线条叙述，多人称叙述，等等手法我都操练过。我没有把自己固定在一种模式中，也固定不住。我的写作和读书一样，喜新厌旧。我读了川端康成，又去找海明威；读了海明威，又去读福克纳；接受了福克纳之后又爱上了加谬。尤其是乔伊斯、鲁尔夫、厄普代克、波特、卡佛们的短篇常常令我激动、钦佩、向往。”这一段话足见他对短篇小说感情之深。可以说，他把写短篇小说当作为长篇小说的训练，同样也可以说，他把写长篇小说当作是为他短篇小说所作的训练，这两种体裁他同等重视。但从作家个性上说，他是那种轻灵活泼的才子型人格、艺术气质决定了他更适合于短篇小说创作，写长篇小说往往带着滞重的使命感也不符合他的个性，而写短篇小说让他感到享受，感到游刃有余，艺术构思可以自由驰骋。事实上，冯积岐的短篇小说创作取得了更突出的成绩，他的短篇小说炉火纯青，他本人甚至已经有了“短篇王”之誉。至少在陕西省这个称号是名副其实的。
冯积岐写短篇小说，也与他把太多精力放在关注现实生活上也有关，纷乱如一地鸡毛的现实生活，必定要分散消耗他的精力，短篇小说于是就是他对世界化整为零的艺术关注，虽缺乏长篇小说那样的力度，却也有活泼、及时、四两拨千斤以少胜多的优势。相对之下，红柯的学院身份，可以使他有更多整块的时间来从事他的长篇巨制。红柯曾几数入围并取得鲁迅文学奖，也两有两届入围茅盾文学奖，而即将举办的最新一届茅盾文学奖他又一次入围，其长篇小说《生命树》已经被有关评论家认为是获奖热门。而冯积岐的长篇小说《沉默的季节》与《村子》，特别是后者，完全具备摘获茅盾文学奖的实力与资格，却由于种种因素而未能得到应有的荣誉。似乎他还很少获全国性文学奖，这与他的文学实绩很不相符。这是我们当前的文学环境所致，但也与文学自身的复杂性不无关系，文学毕竟有见仁见智等不确定性。表面上看，冯积岐与红柯二人相比较，更年轻一点的红柯取得的文学成就更大，这似乎是明显的事实。其中有复杂的客观因素，当前中国复杂的现实有如酱缸，而红柯的小说西域题材避开了复杂的中原文化而剑走偏锋，是艺术对现实的规避，也可以说取巧。这种取巧有其艺术上的客观的“成功捷径”，有其合理性，也但有其主观思想的软弱性。长期依赖于这样的独特题材，它易流于为艺术而艺术，把宽广的文学世界化为一己的精神游戏，逐渐远离现实生活，让文学失去干涉现实生活的强度，真正让文学边缘化。文学属于精神世界，但个体作家的文学精神如果完全脱离本民族而偏求于别样文明，像红柯这样，对伊斯兰文明顶礼膜拜，脱离自身的生存环境，即使他在精神领域取得了一定成绩，也可能只是局限于小众，不是大境界。而根植于本民族文化基础之上的放眼与取法异域文明，可能更为合理。作家要有深刻的宗教意识作为终极信仰支撑，这是应该的，但，这信仰应该以一种“泛宗教”形态出现，而不是把自己捆绑于某种实际宗教之上。大作家应该有一点创立学说，自成体系的雄心，至少应该是独立知识分子，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与内心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说，较之题材上取巧于异域文明的红柯而言，冯积岐的写作更为坚实。他所欠缺的是坚实之上的一点升华和文学之外环境意义上的“机遇”等。当然，陕西作家中缺少学者型作家，缺少独立知识分子这种较普遍现象，也并没有在他们二人身上有很大改观，他们身上那种常见的立足于现实的情感抒发型创作形态，仍然很重。所以说要比较二人的文学成就，还为时尚早。文学自身的复杂性和无穷神秘性浩瀚感，足以淹没任何浅显的结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二人都在文学探索的路上走了很远，做出了可贵而骄人的文学实践成绩，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人们也有理由期待他们取得更大的成就。三、安黎与孔明
安黎与孔明，对于二位以散文见长的作家来说，简言之，安黎是情感思想型，孔明属才子型；孔明的文章以文采见胜，而安黎以思想擅场。二人的散文作品，也可以说很好而显明地诠释了中国文学的两种路径：“言志”与“载道”。
孔明的散文自然归于言志派。孔明的写作专注于散文，几乎不涉及其它文体，甚至有朋友私下批评他：“二十年前写这样的文章，二十年后还写这样的文章。”似乎是责其不写小说之类。而他自己则不愠不火地弄他的散文，似乎他所有感情，所有文学冲动，均可以散文出之，无事不可入散文。可以说他把对文学的感情全倾注到散文上，用情专一，不见异思迁。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了他的笃定，在文学创作上也算是一种境界：体裁样式之差异，也不过是文学的外在东西，属于器而非道。他曾表示过他不喜欢“散文”这个名称，他更喜欢用“文章”这个中国古代大的泛称概念。此也可看出他的文学情怀之宽广，远非散文一体所能拘束。而安黎的本职是散文编辑，除了散文之外，对小说还比较着力，有多部厚重的长篇小说问世。而他的散文，则像是工作和小说创作之余的生活与精神的记录，不刻意于散文写作，散文只是“载道”的工具。但这也许正是散文的正途。
孔明出生于蓝田，距陕南商洛相对较近，加之多与贾平凹方英文孙见喜等才子型作家多方游处，受其习染而文章也轻灵。而安黎出生耀县，文章多黄土高原的朴实。安黎的散文似乎古朴凝重，甚至还有点“土气”，但思想上却有一种现代气息，特别是对西方民主，人本思想，人道主义的推崇。他的散文，有一种逼人的现实感，有一种“苦”，一种惆怅，一种难以释怀的悲天悯人，一种杜甫式的关注现实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意识。他的散文中多“事件”，这也和杜甫诗中的多“即事名篇”相印合。和孔明只钟情于散文不同，安黎也写小说。小说重“事”，安黎的散文也因此有一种小说的笔法，文中有大量的“事”，事件，对事件的描述真实，曲尽原委，酣畅淋漓。他在许多散文中，为了达到一种真实，而往往不顾及文字方面的讲究。他的散文，与所谓的“美文”气质，真是相差甚远。对于语言文字的精确来说，他可称语言的石匠，但不是讲究语言的形式文章的结构布局，而是重在“达意”，务必准确地表达他所想表达的内容。写出的文字落地生根，明明白白，实在，不吐不快，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他的写家乡的一组散文，特别是“父亲是一座桥”“母亲是一座教堂”，文字如泣如诉，人世的沧桑感逼人，如同二胡曲《二泉映月》月夜倾诉，是平凡人的命运交响乐。读他散文中提到的写景部分，多给人一种真实的画面感，读着文字，就似乎感觉是听着男中音深情的画外音旁白，凝重而意远。
而孔明的散文似乎很新，多当下鲜活的生活审美情趣，多短小精致，甚至有人因此不无偏颇地说他的文章是“晚报体”。不过他的文章多贴近时下生活，迎合当下人审美趣味却是事实。他曾说他不理解纯文学“纯”字，他对文学的通俗性有着深刻的理解，并以自己的文字来身体力行，所以他的文字随和亲切，不故作高深，不刻意“玩深沉”，常把自己的感悟，自己获得的审美愉悦，及时地传达给读者。说他文章“新时”，但实际上却有一种很古典的东西，不是陈旧，而是古道热肠，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对传统文明中优秀成分的捡拾。他的语言文字中多传统因子，多传统审美情趣，文字中透着一种乐观的情绪，一种“欢乐”，一种“大欢喜”，清新鲜活中透着一种对人生的豁达感。他有的文章写的文采斐然成章，排比铺陈，如同古代的“赋”，很有才气，确实不愧为一种“美文”。其散文也多涉及佛道思想，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互补的表现。他注重文字美，文字典雅秀气，古意盎然。多写得明丽，感情高昂，在他的文章中很少看到什么痛苦，沉重，甚至少有激愤之辞。这并非他刻意回避矛盾，这是他用自己的文学思维去过滤、整合那些浑浊的不属于审美范畴的东西，这也是一种为文之境界。
作家的特点和优长，从另一面看，往往就是他的不足。孔明的散文有文采才情，却过于“文”气，他的许多文章可以看出写得很顺，但也给人一种浮的感觉，个别文章多少也给人一种为文造情吟风弄月逞才使气的感觉。多文人气，不可避免一些传统文人的那种风流自赏，较少思想的凝重。而过于浓重的“美文”意识，使他有意无意地回避生活的“丑”的现象，许多文章写得像“现代文人版的心灵鸡汤”，缺乏干预现实生活的“硬度”。而安黎的散文过于凝重，太执著于“事”，过于讲求现实生活的真实而不免流入琐碎，也不太注重文学的艺术性，是贴着地面的行走，而不是“飞”，多流连于就事论事的层面。这也是陕西许多文学大家的不足：太多黄土高原的滞重而少灵动。早有文学前辈说过，照搬生活就是背叛生活。文学毕竟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
当然，他们二人的散文写作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是陕西散文的中坚。把二人的文章从精神气质上，各自作一个比拟：孔明的散文有孙犁的影子，文章秀而鲜活，有一种清正之气。而安黎的散文有鲁迅的影子，文章凝重而真实，多对现实的扣问。安黎的散文求真，孔明的散文求美。其实二人的审美追求是殊途同归的，就如同真和美在更深层次上是相互依存的，最终重合为一点的。而在当下的陕西，多的是追求美的才子型作家，而相对缺少的是像安黎这样求真的思想型作家。缺乏思想“硬度”，也可以说是陕西文学的根本问题。四、周瑄璞与杜文娟
周瑄璞与杜文娟，这两位当代陕西最具实力的青年女作家，近年来在全国文坛也颇具影响。周瑄璞的中短篇小说，在全国各大核心期刊纷纷抢滩登陆，其作品数量之丰，质量之高，俨然已进入中国最具实力的女作家之列。而杜文娟新近完成的长篇报告文学《阿里，阿里》，以其题材之特殊，内容之宏大，而成为当下中国文坛一个新亮点。
周瑄璞祖籍河南，童年到西安，现在某出版社任职。杜文娟祖籍汉中，曾多年就职于陕南某水电站。周瑄璞作为在千年古都西部文明的中心西安成长起来的作家，作为都市白领，其作品大气稳重，有大都市现代气息。而杜文娟由于其水电站远离大都市的喧嚣，工作的野外性质，加之她性格机灵开朗阳光，她最大的业余爱好是作为一名驴友而去用双脚阅读祖国的山山水水，其作品便多了些陕南山水乡野的灵秀之气。都市是文明的聚集地，周瑄璞有条件接触最前沿的文化，且濡染其中，其作品就富于都市文明，多书卷气。而杜文娟接触的祖国各地，更多的是一些少人烟的所谓蛮荒之地，这实际上是现实生活，是另一种文明，一种鲜活的、底层的文明，其作品多纯朴的大自然气息。 可以说杜文娟的写作是主流的，时尚的，不论是早年的青春爱情题材，旅游行走“在路上”题材，还是近年来的西藏题材，都有一种时尚气息，或者说现实气息。其作品多富于对主流意识的认同与介入，对社会重大事件的参与其中的意识。而周瑄璞的写作是一种常态写作，对现实生活保持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学性视角，对重大题材有着一种有意回避意识，她曾说“歌颂是文学的大敌，作家更多的是反思、审视社会与人性，敢于面对内心深处最隐秘晦暗、甚至不光彩的东西。”如此，可以说她的写作是一种倾向于经典性的写作。所以，如果说文学创作是一种发现活动的话，那么，杜文娟是向外的，去发现大千世界，社会人生，她的写作在向文学反映现实社会的广度上作着努力。而周瑄璞是向内的，用她的话就是，“我把我的这种小说叫作心理小说，这可能也是我今后的创作路子，进入人内心最深不可测的地方，梳理那些看似没有规律的东西。”她在向文学的心灵层面上的深度作着探索。
周瑄璞多理性，杜文娟多感性。这多来自于她们的个性气质。周瑄璞多文静内向与都市文明的理性，三思而后行，把她的泼辣劲都用到了她的作品中去。而杜文娟多外向活泼，多乡野的那份纯朴，心直口快。周瑄璞的写作重视阅读，操千器而后晓声，她的写作有着无数文学前辈可资借鉴的路径。如宋代诗歌“以学问为诗”，她可以坐于室内仅凭想想象来创作。她对文学本体有着较强的认识，有着较强的文学理论素养。而杜文娟的写作只能于实际行动中寻找创作灵感与题材，她在写作上是强烈的行动主义，对切身体验与感受依赖性很强。亲临现场，掌握第一手材料，只相信亲眼目睹亲身感受到的。她的写作较少依赖书本，她的写作灵感往往不是来自于阅读，而是亲身体验。所以也可以用唐诗来比拟她，“诗有别才非关书也。”中国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说，如果说周瑄璞是读万卷书，那杜文娟就是行万里路。当然，这种情况不是绝对的，事实上她们二人的一些特征有互相交叉融合，只能说目前大致如此。
她们两人经过多年的写作实践，周瑄璞逐渐有了明晰的小说理性，自觉地认识到自己的写作方向，这是写作走向深化与成熟的标志，是达到了一种自信与境界，语言犀利酣畅的风格化，故事情节的淡化、诗化、心灵化，写作态度的坦诚化。探索内心深处，却并不流于玄虚，而总是“常取类型”，总有世俗生活的温度与人性必要的恒温，主人公常常有自己心灵的影子，以己之心来体察万物，同时又反省自己。文学写作也成为提升自己生命的一种方式。这也与她的小说写作态度的坦诚化相关，是一种人文合一知行合一的人格化写作形态，这在女作家中是难得的。她能把小说写得也容纳进杂文随笔之长，小说中故事叙事视角中融入文学批评、社会批评、人性批评等多重视角，让小说成为具有多义多味的审美形态，彻底改变小说就是讲故事这个传统观念。如果说周瑄璞的中短篇小说写作渐入佳境，那杜文娟的写作还暂不能这样说，这并不是说她的文学成绩不能周瑄璞相比，而是说这主要与她笔下的题材有关，与她的写作形态有关。青春爱情题材，西藏题材，这些题材的特殊性，对于一个女性作家是一个考验，如同她所看重的身份是“资深驴友”一样，她的创作似乎永远“在路上”，富于冒险精神，尝试精神。可以说，她的写作更为坚实，每一次社会重大事件，她多积极参与。她每一部作品都是一次新的开始，都是一次酣畅淋漓的全身心投入。作品题材大，但大有大的难处。现在她的长篇非虚构文学《阿里，阿里》已经完成，获得好评，取得很大成功，但下一部作者该写什么，这是个问题。当然，作家的创作存在间歇期这是正常的，但像她这样，间歇期存在不确实性。困惑，也可能是下一部更成功作品的催化剂。她坚持她的写作形态，这也是一种执著的境界。可以说她的每一次全身心投入写作，都是一次生命的探险，她似乎在考验自己的生命丰富多彩的极限。
周瑄璞相对来说，就自由多了，她与所谓社会重大事件，保持着一种低调的介入，保持着一种文学应有的冷静旁观的独立心态，写自由意义普遍意义上的纯文学，我手写我心，从最身边的世俗生活也能写出深刻的人性。她曾在文章中写过一段话：“有一个很可悲的现象，很多人认为作家生活能力很差或者应该很差，所以不少作者理直气壮地弄不好自己的生活，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过好每一天，生活第一，写作第二。因为只有生活好了，才能内心好，才能写作好。文学就像爱情，你太在意她太依赖她，总想抓住她不放，也许你会更快失去她。”有与她相知的评论家说她是个很不容易的“明白人”，大概是指她这种对文学认识与处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当然，她们都是“明白人”，理论素养相对较强一点的周瑄璞所说的那些“明白人”的话，杜文娟又何尝不知，只是她没有明确说出而已。作为作家，所谓明白，只是相对而言。可以说每个人也都有其自己的困惑与局限。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之所以要从事某种活动比如文学创作，其动力可能更多的来自于其“不明白”，来自于其“惑”，而不是来自于“明白”。这也许正是文学的奇妙之处罢。
要比较二人的文学成就，可以说不相上下。杜文娟的作品多重大题材，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影响要大一些，干预社会生活的强度要大一些，更有切近现实意义上的社会作用与意义。所以说她的作品更“实”一些。但是，也可以说她“实中有虚”，作为女性作家，她这一份强烈的纪实精神，本身就是很奇特很可贵的。她的写作形态，让我想到台湾作家三毛，万水千山走遍，在远方寻找精神家园，历尽艰难而不悔，对文学依然纯情如故。杜文娟许多看似宏大主题重大题材的表面之下，有着作为个体女性的真实内心体验，至情至性，在长篇纪实文学《阿里阿里》，她多次真实地写到她感动得“号啕大哭”，她就是这样在很多时候不掩饰自己的单纯，这其实也是一种文学的纯真境界。而周瑄璞的作品多饮食男女的内心世界，在这个物质化时代里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影响要相对弱一些，所以说她的作品要更“虚”更“空灵”一点。但同样，她也是“虚中有实”，她对现实生活的许多感悟，都如盐溶水地写进自己的作品，如杂文随笔，酣畅犀利，一个女作家，有如此社会关注情怀，其文学担当意识，比许多陕西男性作家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难能可贵。20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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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陕西，是块文化底蕴十分丰厚的地方，这里产生了许多国内一流作家，如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叶广芩、高建群等，他们书写出了史诗般的文章，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张张名片。新的时期，陕西文坛异军突起，一茬茬年轻的作家，在经过短暂的沉默之后，犹如雨后春笋拨地而起，他们是如红柯，安黎，向岛，寇挥，周瑄璞，侯波，丁小村，宁可，杜文娟，王青春，成方，高涛等。
这些年轻的作家，他们在传承陕西文学优秀传统的同时，又进一步开阔视野，丰富与发展着陕西文学，创作出了一批文学性、思想性、艺术性兼备的优秀小说作品。他们追求独立的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精神与品格，强调强烈的个性主体意识和自由创造精神。使作品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的同时，又有着理性的对世界对人性的认识与批判。他们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也使中国文坛对这群年轻的、充满朝气的作家有了更为宏大的期待。一，红柯，短篇小说《额而尔齐斯河波浪》
作家红柯在他刚步入社会人生的青年时代就去新疆生活了十年，后以新疆题材的小说进入文坛，新疆题材也成了他创作的中心。这样强烈的特征性，或许难免使他的成功有取巧之嫌，明显的地域特征性是他创作的一个最大特征。其实，文学本身，就是异于现实生活的一个“异域”，是人的精神世界心灵世界。走向远方，可能就是走进内心，走向自我，是一个通向文学大门的契机。陕西是中国西部的桥头堡，也可以说是西部的文化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疆对于他这个陕西籍作家来说也并不是异域。作家王安忆曾有一个感悟，大作家是没有特征的。这个感悟应该是深刻而有普遍意义的。对红柯来说，新疆题材应该是一个契机，而不是中心，逐渐去特征化，这应该是一个大作家的要求。同时，文学是心灵世界，但并不能以此为借口把文学变成小众纯精神游戏，独善其身应是阶段性权宜之计，文学大家应该有浑融通达的大的境界，如佛陀普渡人生才是大境界，把小我融入大我之中。红柯作为陕西青年作家最具实力的代表，理应接受更为严格的要求与更多的艺术期待。而他的短篇小说《额而尔齐斯河波浪》，可以说是一篇心灵成长小说，爱情小说，歌颂大自然的小说。在我们当下这个“爱情”泛滥，“物质”汹涌的年代里，去哪里寻找这个纯净的山水大自然？ 对于一个大作家来说，可能他的一个小短篇也能全息地代表他的实力。二、安黎，短篇小说《以公园以邻》。
安黎以他思想家的气质和语言石匠般的写作实践，而成为陕西青年作家中一个标尺性作家的。如果说红柯是以艺术性见长的话，那么安黎就是以思想性取胜。作为成名已久的陕西小说家，他身上具备有陕西众多乡土作家所少有的现代独立知识分子品格。他不像文人，却正是真正有纯正品格的文人，沉雄，侠肝义胆而重情义，无传统文人沿习下来的文弱酸腐气，多现代思想家之气，一个作家的才、胆、识三者皆备。如果要屈指数说当代最好的农村题材长篇小说，安黎的《时间的面孔》可以毫无愧色算一部。而他最新完成的长篇小说《日月的颜色》应该是最能全面代表他现在最高成就的一部作品了。他的短篇小说《以公园为邻》，原先是以“以公园为邻”作副标题的一组散文。但我以为这组散文合起来就是一篇很优秀的小说，它拥有小说应该有的全部元素，英国十九世纪文学批评家托马斯·卡莱尔提倡一种无心插柳式的写作，他认为好的作品往往都是在无意识下创作的。这篇小说正符合这个道理，它有着巨大的思想包融性，诗意的思想可以说如同作者手中一个点石成金的魔杖一样的东西，作者依仗它便能接收和点化所遇到的一切生活细节，将其全部熔炼为具有了诗意与思想的艺术作品。这篇小说就地取材，从人们习以常的细小事物和日常生活中，作家却挖掘出了无尽的内容，大气而深沉。三、向岛，长篇小说《抛锚》
作家向岛可谓大器晚成，经历多年官场、商场之后近些年才正式开始小说写作。他是那种很有入世精神的作家，多年的生活经历使他深谙人情世故、生活处世哲学，他懂得享受生活。少沉重的使命感，他能通达地处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当然这享受生活必然包括文化精神生活食粮，读书，藏书，占他生活很大部分。像他这样既享受高品位的精神生活，又不离人间烟火，就得益于他生活智慧。这部长篇小说《抛锚》写了一个官员的一段生活经历，因妻子患病不能过正常的夫妻生活而感情出轨，偶然此事被暴光到网上，因为他是官员，于是各种关系矛盾便暴发了。从日常居家生活到官场，从乡村到县城，再到大城市，小说场景广阔，一系列人物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在小说中登场，小说有一种社会全景图的感觉。小说思想很新锐，达观，有一种生机勃勃的入世精神，似乎现实中那种透着欢乐底气，读者也可感受到。整个文本散发出来纯正的文学趣味，广博的识见，和深厚的人生情怀。这部工笔画般的生活流小说充分显示了一个作家扎实的文学功力，无意中也流露出一个大作家的必备潜质。四、寇挥，中篇小说《火马游戏》
从某种意义上说，寇挥属于那种“作家中的作家”。 他曾用二十年时间遍读世界各国小说，他可以站在一张大的世界地图前，从南美洲最南端的阿根廷开始，逐一讲遍世界主要国家的有名的小说家，对其特色都有自己的理解与感悟。可以说他对世界现当代小说已经了然于胸，这二十年的阅读真可谓是一个文学壮举。操千器而后晓声，这一份技术性的基础工作，可以说为他成为一个大作家奠定了基础。他巨大的谦虚和如海绵一般的吸收能力，使他吸收了几乎世界小说的精华，站在世界小说的前沿指点江山。而这一中篇小说《火马游戏》可以说是一部心理纪实小说，讲了一个青年作家的第一次北京之行，他去北京会晤他心仪的、赏识他才华的青年女编辑，有可能的话他还想留在北京发展作一个“自由撰稿人”。他在北京期间，正遇上王小波去世这个社会性事件，他也顺便参加了王小波的葬礼。说寇挥的小说很前卫很新潮，其实他的许多小说都是标准的传统的“自叙传”，如这篇小说就如实地记录了自己内心活动，可谓纤毫毕露，心细如发。当然，他作为一个内心世界丰富的青年作家，必然有着全息的属于文学意义上的内容。即使读者不懂得小说题目寓意，也能感受到小说丰富的内容。所谓新潮、魔幻，其实都是更人性化。文学就是这样，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全凭个人心灵造化。文学本质就是关乎心灵的事情。五、周瑄璞，短篇小说《隐藏的力量》
周瑄璞是目前陕西青年女作家中的佼佼者，成为全国一线青年作家，新作频频活跃于各大文期刊。可以说她的的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分别代表了她的两种写作形态。二者相较中篇小说更多的写“他人”，比较生活化，现实感强，她写实性的作品，有着普遍现代都市生活的内在的同时，更有着明显的西安地域色彩，有着西安市井人物日常生活的烟火味。这种有意识的写作，从纯文学性抒情上升到一种自觉的地域文化意识，是一种向大作家老舍的北京、王安忆的上海那种文学写作上的致敬，是一种作家的心灵故乡的文学家园情怀。而她的短篇小说则更多的写“自我”，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很有诗性，一种对生活略形取神的感悟，多浓郁的抒情性，对她来说完成一篇短篇小说，如同写了一首诗，许多强烈的难以明确的思想感情都用文学形象来表达，作品含蓄多义，富于现代新潮气韵，耐人寻味。这些勇于探索内心的作品并不流于玄虚，而总是“常取类型”，总有世俗生活的温度与人性必要的恒温，主人公常常有自己心灵的影子，以己之心来体察万物，同时又反省自己。她的小说往往语言犀利酣畅的风格化，故事情节的淡化、诗化、心灵化，写作态度的坦诚化。文学写作也成为提升自己生命的一种方式。她似乎不发愁没啥可写，似乎写作素材和创作灵感都源源不断，这正是一种成熟的写作心境。她的短篇小说代表作《隐藏的力量》，这题目也可以说有着普遍的寓意，文学创作，正是发掘作家自身“隐藏的力量”。六、侯波，短篇小说《肉烂都在锅里》
侯波可谓少年成名，上世纪八十年代即在《当代》发表小说作品。较早的成名，使他能以作家的身份与眼光来经历这二三十年我国文学的风风雨雨，从整体上感受这个时代的文学脉搏。文学阅历在普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作家的宝贵财富，并且他现在的身份是参与主编一份资深的大型纯文学杂志，更是可以大有作为。在现在这个文学环境里，纯文学期刊杂志是作家的摇篮，编好一份纯文学杂志自是有着深远的意义。并且，这也算一份社会责任。作家只专注于纯文学文本作品，这已经成为过往传统观念，现代作家的多重身份意识，可以使作家有宽博的文学整体观。侯波的农村题材小说有着较为明显的陕北地域色彩，乡土气息浓郁。在传达当下全国农村生活面貌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他的写作，使在当下陕北这一大片土地上乡土生活形态得以文学呈现。而不同于传统意义的乡村小说创作，侯波的小说在手法上颇有现代气韵，比如感情零度界入，不动声色的诙谐调侃和冷幽默的运用，这算是对传统文人的所谓乡村诗意的颠覆，从而把农村题材小说写出了现代气息，把真实的农村现状传神而举重若轻地地呈现出来。中篇小说《上访》，写了一个乡长年前的琐碎的工作与生活，一个农村官员的身上必然聚焦当下农村生活的问题细节。小说并没有如常见的那样去刻意揭示所谓的“腐败”，而这个乡长及他的夫人都可谓“好人”。正如好事难做的道理一样，可以说坏人好写，好人难写，难在真实二字上。《肉烂都在锅里》写乡村电影在当下农村的遭遇，小说妙在情节的重复，一唱三叹，作者能拿住，不轻易抖开“包袱”，让诸多原生态的农村生活细节尽入笔端。侯波的小说也题材多样，《在路上》以普通人性的角度去写抗日战争，寓宏大主题于日常生活真实人性之中。《黄花闺女》写了一个当下乡村富裕后的愚昧“民俗”对人的尊严及生命的的漠视，真实而不动声色的描写中让人感受到震惊。七、丁小村，中篇小说《纪念我的朋友周迅》。
丁小村也是少年成名，上世纪八十年代即开始培养了他对文学的热爱。他的文学创作可谓文备众体，诗歌，小说，戏剧，影视文学，随笔，文论等。多年的教师职业身份背景，使他新锐的文学观念有了更全面的使命感与责任感，职业的性质似乎也培养了他做文与做人的统一意识，文学与人生的统一意识，其作品其新潮前卫却也深厚而扎根于文学传统。私下有朋友称他为“中国的卡夫卡”，这至少包含了对他执著的文学精神的肯定。他文学精神师承全面而广博，既有中国司马迁、蒲松龄等古典大师，又有外国世界级的大师，诸如博尔赫斯、卡夫卡、约翰·契佛、艾萨克·辛格等。这一篇有纪实性质的中篇小说《纪念我的朋友周迅》，用纪实笔法写了一位他的诗人朋友短暂的人命轨迹，作者深情地回忆了一个生命的流逝经过，一个人的成长、奋斗与沉沦。这是诗人即包括广义上的诗人作家文人，在这个时代的命运。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诗人的命运，往往会代表一个时代文学的命运，而文学又是时代精神的鲜活呈现，所以，他笔下这个诗人的命运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命运，这篇小说就是为我们这个时代画像留影。在这篇小说里，有如生活般丰富的信息，有青春岁月的回忆，有少年时代对文学的热爱，有纯真的友谊，有初恋的甜美与苦涩，还有小说叙述者同时穿插进自己的生命简历与大致轨迹，对许多事的真实感想与看法，夹叙夹议，对文学的感悟也是鲜活的文论，在这里，文学与人生合一而论，大气而深沉。一个作家敢于如实去写，敢于对真实二字有自己独特的领悟，这算得上是一种大境界了。八、宁可，短篇小说《不服我就灭了你》。
在陕西青年一代作家中，宁可以业余写作的方式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他的中短篇小说在全国文学期刊上频频亮相，佳作不断，这确实难能可贵。也许正是他这业余写作的性质，使他的写作有了一种自由，他可以专注于小说的形式艺术性，使小说更含蓄多味，使之成为能承载现代人心灵的困惑和人性深度的文学样式。他的小说语言凝炼，冷静，富有张力。可以说他是一个很注重小说艺术性的作家，他的许多小说很新潮现代，如《生存实验》《我和你》《墙》《祸》等。小说《哥哥》以普通短篇小说的篇幅，却承载了巨大的，相当于长篇小说的艺术容量，这篇小说是一个少年的长成史，是一个单身母亲的苦难史，小说巧妙地融母爱、成长、苦难、爱情、社会变迁等多种社会艺术元素，以现代派的艺术手法将这些元素内容于一炉，作家的艺术表达能力可见一斑。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艺术效果，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作者在小说艺术性上的精雕细刻。而这种精雕细刻精益求精的写作态度往往也会给作家以意外的回报，那就是，会有一些不太经意的一气呵成的作品，也会给人以精品的感觉，我以为他的短篇小说《不服我就灭了你》可能就属于这样的作品。这篇小说成功地塑造了现代都市文明里一个具有传统侠义品格的人，这个人物有血有肉有情有义，人物形象饱满，堪称典型。这篇小说在结构上十分精巧，完整，情节结构设置和人物性格刻画几近完美，给人留下丰富的艺术想象空间。我觉得把它改编成为戏剧或影视作品，可能也是非常优秀的，因为这篇看似单薄的小说却有着丰厚的艺术空间。九、杜文娟，长篇纪实文学《阿里，阿里》
才女作家杜文娟心性外向活泼，心直口快，多乡野的那份纯朴，她最大的业余爱好是作为一名驴友而用双脚去阅读祖国的山山水水。如果说文学创作是一种发现活动的话，那么这正适宜于她这种写作上强烈的行动主义，她对切身体验与感受依赖性很强，写作注重亲临现场，掌握第一手材料，只相信亲眼目睹亲身感受。她的写作就是她深入生活的方式，大千世界，社会人生，都等着她的好奇心去亲临。仅从写作形式上看，对社会重大事件的深度亲历与介入，确是她写作的一个特点。比如西藏铁路开通，汶川地震，她都有大量小说给予关注。像她这样，对西藏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精神了解的作家在陕西是不多的，从某个角度来说，她是充当了藏汉两个民族的文化交流志愿者。她现在给人的印象是和西藏分不开了。短篇小说《云蒸霞蔚》可以说是她并不引人注意却很优秀的小说，小说写了一个汉族女摄影记者与一个门巴族青年共同走过一段原始森林中的山路，小说以结伴探险记行的方式展开，通过对话与途中所见写了西藏地区一个少数民族门巴族的生存现状。以一篇短篇小说能全面细致地写到了一个少数民族生活风俗习惯、历史现状等等，这难能可贵。当然，杜文娟的文学才情特色等，于这一篇小说也完全得以展现。而她的新作，长篇纪实文学《阿里，阿里》，可以说更是对她的西藏情结的一次酣畅淋漓的文学表达，使她的文学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十、王青春，短篇小说《王二的鸡》
陕西新一代作家们普遍跨体裁写作，如王青春，他写小说的同时也写了大量散文与诗歌。对于他的小说写作来说，散文与诗歌的这个带有很强主体抒情性质的体裁形态，使他的小说写作也有一种很强的主体意识，思想性成为他小说一个很明显的特征。他推崇的是鲁迅、卡夫卡、路遥等这样带有沉重悲剧性质的文学朝圣者，所以他的文学写作从根本上说也属于一个沉重的写作序列。在当代这个转型时期，身为沉重写作者序列的作家必定要接受更多的考验。王青春近年来沉潜于长篇小说写作，而中短篇小说就相对显得数量有限，但从他偶尔发表的短篇小说也可见出他不凡的文学实力。短篇小说《王二的鸡》从一只鸡开始，写出一个农民的特殊遭遇，写出一个社会底层者的命运。这里的鸡只是一个由头，取鸡毛蒜皮之小，但却也能见大，小说就是充分展示了以小见大。能否从人们习以为常的平常生活中入手而写出丰富的言外之意，写出丰富的文学内容，是考验一个作家创作能力的基本指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篇小说中的王二可以说是当代农民的一个典型。值得一提的是这篇小说中一个很有陕北地域色彩的民俗--冥婚，引起我的思考，同为生长在陕北的作家侯波有一篇小说《黄花闺女》，也写到了冥婚这个风俗习惯。我疑惑的是，这个让我个人在心理上不能接受的民俗，是否属于陋俗？已经富裕起来的陕北地区，这样的民俗为什么还依然如故？民俗的力量可谓强大，而能作为一个民族秘史的文学，应该着眼于更高范畴的人性与人道，即使那些死去的少男少女们，他们也应该有婚姻自由与人格尊严，如这两篇小说中写到的死去的“黄花闺女”们，她们的尸骨还要被挖来抢去买来卖去，真是残忍，遑论人性与人道！而令人欣慰的是，还有如侯波王青春他们为那些不幸死去的“黄花闺女”们的人格尊严而呼吁。十一、成方，短篇小说《别劝我结婚》。
对于作家成方来说，目前最厚重，最成功的小说是也许当属中篇小说《事当大愧》，以一个官员回家参加父亲葬礼为为切入点，作者笔下呈现的是摄像机镜头前的人物群像，如水流般的现实生活，作家的文学表达功力于此可见一斑。但是，如此的传统现实主义手法对于一个当代作家来说，更多的是应该作为基本功，而在现实生活基础上的主体创造才是更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个人更喜欢他的一些并不算“厚重”作品。比如《一只渴望飞翔的猫》以童话般温馨的叙述语言，以一只猫的视角来讲述儿童的成长教育问题。小说有人类寓言的意味，呼唤精神自由。这篇小说构思精巧，寓意深远，现代气息浓郁。短篇小说《拆了一桩婚》，没有太多文学的使命感，写得轻松，如同生活之流中的一个浪花，却也举重若轻地写出了厚重的甚至是永恒文学命题，让人回味：我们是要富裕呢还是传统美德，要物质呢还要精神，二者发生冲突如何选择？小说中的林福根和香秀，是另一个版本的高加林与刘巧珍，人生的大致轨迹就是这样经常在不同的地方上演。作者对小说中的香秀这个女性形象几乎没有过多着笔，她也算不上小说要着重描写的人物，但她的善良纯朴却让人过目难忘，她几乎可以看成是我们民族传统美德的一个化身。我想，作者大概也没有料到他会无意中把这个次要人物写得如此成功。《不在服务区》写了长途客车上的一个场景，几个萍水相逢的旅客不同生活经历的碰撞，他们的思想感情之所以聚集于煤矿的安全这个社会重大问题，是因为他们都有亲人在那里为生活而打拼。小说就是把人们关注的社会重大热点问题与普通人物的日常生活巧妙地联系起来。而短篇小说《别劝我结婚》，则是写一个青年的三段恋爱经历，小说写得轻松潇洒，幽默诙谐而多现代都市平民生活情调，作者不去刻意什么，却在不太经意间把都市青年婚恋心态的细微变化传神地表达出来。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就是一种心灵精神游戏，一种心智的自由舒展。我想，对于作家成方这只“渴望飞翔的猫”来说，如他最大的业余爱好是打桥牌一样，正是他这一份轻松的游戏精神使他的写作获得了更多的自由空间。十二、高涛，短篇小说《西瓜熟了就变甜》
作家高涛从事小说写作的时间并不长，但他同样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这与他对文学、对生活的悟性有很大关系。他乐观豪爽的心性和阳光明朗的生活态度似乎都成了他小说中明亮的底色，小说写作是他生活激情的外逸与延伸，所以他的小说生活气息浓郁，有很强的现实性，也多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意识。小说《废墟下的瓦罐》从“啃老”现象引出一段感人的亲情，纯朴的诗意，《真相制造者》写了一个荒诞的故事，揭示和嘲讽了造假成风的社会现象。他的小说新作《西瓜熟了就变甜》，以一个真切欢乐的童年记忆来写出一段乡村生活风情画。一群快乐的童年玩伴在偷西瓜这个勇敢的游戏中，无意中撞见了一对半路情侣，小说于此自然地写了那个年代中两个家庭的分裂与重组，亲人的聚散离合，生活中的苦难与幸福。此小说巧妙在于以童年视角来写丰富的生活内容，童年的诗意笼罩了小说中丰厚的生活，含蓄而恰到好处。小说中的西瓜这个道具，也可看作是生活的代称，热爱生活的人，精心培养生活的人，将会收获甜甜的果实。作家高涛作为一个和许多陕西作家一样的农裔城籍作家身份，他身上同样保留了更多的乡村的纯朴。康斯坦丁·格奥尔吉耶维奇·帕乌斯托夫斯基说，“对生活，对我们周围一切的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加西亚·马尔克斯甚至说他的所有写作动机，就是为了给他的童年记忆寻找一个最完美的文学归宿。每个人都有其童年记忆，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认识到童年记忆的文学意义。我想，这意义中可能就包含有纯真。成熟，并不是远离纯真。作家高涛的这一篇小说就是以其清新的纯真之气打动了读者，不刻意，不做作。我想，他文学的“西瓜”变甜是必然的。
以上我提到的这些作家的优秀的中短篇小说以外，他们的长篇小说也都可圈可点。比如周瑄璞，她最初就是以多部长篇小说成名的，但随着对文学的深入认识，她现在更着力于中短篇小说，她的诸多小说新作似乎更能代表她的文学感悟。比如读安黎、寇挥个别中短小说，会感觉其艺术思想容量已经达到厚重长篇小说的程度，他们是以长篇小说的要求来写中短篇，篇幅容量的长短只是外在形式，艺术只承认质量，只承认对人心灵的震撼力度。这样的文学理念似乎已经普及到了他们这新一代作家，他们已经打破了唯长篇小说迷信论，回归文学的本质。这算是陕西新一代青年作家第一个特点。当然，他们之中如红柯、安黎、向岛三人的长篇小说已经取得了奠定他们文学成就的成绩。而陕西新一代青年作家第二个特点是他们的写作彻底改变了前代作家单一农村题材的写作面貌，他们的写作具有更为宽广的题材和意识。当然，也有依然坚持农村题材写作者，其中作家侯波在其全面的素质和创作题材宽泛的基础上，依然在陕西农村题材这个深厚传统上做着自己的探索努力，他用现代的眼光审视当下真实的农村现状，给农村题材小说在当下的文学环境里以新的生命力。第三个特点就是他们综合能力全面，风格各异。比如同为陕北作家的侯波与王青春，二人的陕北农村题材小说地域色彩深厚，但风格不同，如果说侯波的小说是陕北风情水彩画，那么王青春就是凝重的油画。红柯、杜文娟二人的作品关注新疆西藏异域题材，红柯是从异域题材作为切入而进入深度的文学性艺术性精神世界，而杜文娟更关注现实，是一种切近现实的社会人文关怀，更切近生活常态。周瑄璞、宁可二人的小说现代都市文明气息浓郁，而周瑄璞的小说以女性的眼光审视都市市井生活，很心灵化；宁可的小说多涉及都市高层工商阶层的生活，多现代时尚生活元素。寇挥、丁小村二人精于小说叙事艺术，二者相较寇挥的文学思想更激进一些，而丁小村则更全面。成方和高涛，二人作为农裔城籍业余从事文学写作的作家，他们的写作题材穿越于乡村与都市，呈现当下乡村与都市的鲜活生活的时代变迁。成方的小说多显出一种智慧的思想，多现代气息，而高涛的小说多呈现出一种传统的纯朴的生活审美热情。作家安黎和向岛更钟情于长篇小说，对托尔斯泰、福克纳等西方大师的心仪推崇和他们丰富社会的生活阅历，长篇小说这种体裁更能施展他们的艺术才华。他们二人相较，向岛侧重艺术侧重生活感性，而安黎更侧重思想理性，他身上具备的独立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精神与品格正是陕西上一代作家所欠缺的，这也是一种现代公民意识，作家不只是一种普通的职业，它更是一种深入体验生活，完善人格，做一个完整的全面的人的方式，使文学具有信仰的实用品格，这是一种着眼于“立人”的、知行合一文学思想，不过于执著拘泥于文本。这种思想在新一代青年作家身上似乎已经得到普及，只是程度的或多或少而已。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他们这一代作家可谓文学功力坚实，创作力风格各异，经过多的文学实践，已经逐渐走出了前辈作家的阴影，已经支撑起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当然，陕西优秀的青年作家远不止上述十二位，比如还有秦巴子、高鸿、李春平、朱鸿、孔明、庞文梓、鹤坪、李喜林、黎峰、云岗、林仑、王晓云、刘爱玲、丫丫等等，限于我个人的阅读关注视野与精力，这里暂且只以这十二位为例简要说明之。我要说的是不论从创作队伍的数量上还是创作面的宽广度上，他们这些陕西新一代青年作家都胜过前一代作家，同时，他们具备强烈的个性主体意识，自由创造精神，和热爱文学热爱生活的朝气。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着他们成长起来，成为中国文坛一道靓丽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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