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孟宪平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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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文化动力思想及其实践研究试读：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出版说明
为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决定自2010年始，设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每年评审一次。入选成果经过了同行专家严格评审，代表当前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前沿水平，体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术创造力，按照“统一标识、统一封面、统一版式、统一标准”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2011年3月绪论马克思主义文化动力思想的研究理路
任何一种文化或观念都是潜隐或显在的力量，它可以表现为思维引导下的智力行为，也可以表现为知觉影响下的特定形态。在被动与主动之间，在支配与从属之间，在现实与虚幻之间，在单向与复合之间，文化都表现出复杂的影响力。在历史的记忆和现实的运动中，那些激励人们变革社会的观念，那些给人们以行为导向的思想，那些引起社会波澜的意识，都被作为一种力量而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从本质上看，人类文化发展包含了共同的轨迹和特殊的演绎，它在形式上迤逦不绝和在内容上蝉联蜕变的重要原因，乃在于文化的内在机理和作用机制。文化由强盛而至衰竭，由弱小而至强大，由单一而至多样，都是能量的聚集或流衍过程。不论是原生态的文化还是次生态的文化，其中都蕴含了一种力量，但这个力量的大小和方向却不完全一样。在不同的视野里，文化变化使我们感受的不只是新旧嬗递，更是各种力量重叠作用以及对宇宙的叩问和对人生的猜测。从经典走向现代、从理论走向实践、从过去走向未来的过程中，社会领域的深刻变动总是与文化有着不可割舍的关系。对于这一点，流连故事，或可聊寄所思；搜检旧章，或可串接珠玑，但是，更重要的是认识文化力量的内在价值、社会功能和实践意义。一、研究对象和范围界定（一）研究对象
本论题研究的对象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动力思想及其实践。马克思主义文化动力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化力量的存在形式、发展方式、社会功能等方面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包括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对上述方面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动力思想以其特定的语境和叙事对人类文化变迁做出自己的解释，需要放在无产阶级革命的背景中来分析，放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环境中来认识，放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来评骘。马克思主义文化动力思想的基本特征有以下方面：（1）注重科学的研究方法的选择。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文化力量的方法建立在两个前提下。一是研究视角的确立，认为“在每一科学领域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有关的历史材料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文化问题的线索；二是研究方法的设定，认为“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这一视角旨在突出辩证思维在认识文化力量问题中的工具意义。马克思恩格斯不赞成用抽象的推理来把握历史和现实，不主张对问题做临时性的应景描述，而是致力于寻求合乎规律的言说形式，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时空关系变化中揭示文化力量的实质。（2）注重对文化力量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关系的分析。关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力量的认识，是对人类文化演进方式和演进通则的探索；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力量与资本主义文化力量的性质及作用方式的比较，是对文化发展的特殊形式的判断；关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文化力量的消长分析，也是思想认识上的独造。（3）注重对文化力量的社会经济基础的认识。在生产方式支撑的社会系统中，文化经常与社会生产力的增长联系在一起。与手推磨相联系的生产方式代表着封建文化，与蒸汽磨相联系的生产方式代表着工业资产阶级文化，每一种文化都是一定时代的生产力及其表现。随着现有生产方式的改变，文化力量的积淀和积聚方式也在改变，尽管其中的思想、政治、制度等因素极其重要，但具有决定意义的经济条件及社会实践是贯穿文化发展以及理解文化的一根红线。（4）注重对文化力量要素的综合性考察。对于文化力量的考察，马克思恩格斯更加关注它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中产生的影响，他们从来不把文化视为独立的变量，而是把文化动力的表达看成一个完整的过程。（5）注重文化的内在驱动力和外在影响力的结合。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越接近事物的本质，越能反映出事物的本质，文化力量的影响也就越大，尤其是当相关的文化与国家的前途命运和人们的生活实践紧密相连时，其影响力将更加显著。文化的表达离不开社会实践活动，文化的主体是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群众”，每一种文化形式，都不过是对群众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思想的外显。（二）研究内容
对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动力思想的研究，主要是结合19世纪上半期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以及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诸多矛盾和社会领域中的众多探索，在分析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基础上，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动力思想的背景和根源，认识其哲学基础和现实基础。认识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动力思想的结构、内容和叙事方式，深入把握它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动力思想的原初谱相所具备的理论特质和话语特征。
关于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文化动力思想研究，研究内容可以分为三个要点，一是列宁文化动力思想及其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动力思想的贡献，结合列宁早期文化思想、苏维埃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思想以及晚年的文化思想，认识列宁文化动力思想演进的机理，揭示社会发展中经济、政治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尤其要理解列宁晚年文化思想真谛，理解“根据经验谈论社会主义”而形成的文化建设思路，认识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意义和价值。研究列宁苏联文化革命的特定语境及实践要求，深入理解革命导师对文化如此钟情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进而追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葛兰西以及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文化革命的不同理解及实践状况，理解上述思想的衔接与延伸。二是研究斯大林文化动力思想及实践的民族情结和民族特征，认识其思想在苏联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贡献，对理论界的不同观点做出中肯的评析与认识，还要研究其文化动力思想实践中的经验教训。三是理解列宁、斯大林的文化立场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动力观的捍卫和发展。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思想动力研究，主要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的文化动力思想脉络。在思想的起源上，理解马克思主义文化在中国传播所造成的文化视野和术语的变化，研究在当时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整理中国传统文化的必要性和现实性，以及在中国共产党文化动力思想形成和发展中的意义，理解唯物辩证法在中国共产党思想文化建设中的方法论价值。认识毛泽东文化动力思想形成发展中的基本要点，理解它在马克思主义文化谱系中的关联性和继承性，认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意识形态理论、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理论等，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动力思想的贡献。对于邓小平文化动力思想的研究，主要关注改革开放造成的环境变化，认识这一时期文化思想的现代化特征，认识社会变革与转型中的文化定位，尤其要认识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文化的必要性和现实性，认识这一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动力思想谱系的延伸作用。研究中国共产党这一时期的文化动力观，不能脱离文化强国建设语境、文化生产力语境和文化软实力语境。
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动力思想研究，一是从理论内容和历史渊源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认识资本主义话语环境中文化叙事的多样化展开，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早期发展，认识卢卡奇、葛兰西、科尔施等的文化观的承上启下作用，分析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观、英国“新左派”的文化观、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理解它们在不同时期的发展状况及思想内容。例如，在英国，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提出到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转变的动因和表现，从“文化马克思主义”到“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转变的原因和表现，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分裂的文化根源。二是研究代表人物的代表性观点或具有重要地位的理论节点。例如，文化霸权或文化领导权的谱系、从阶级意识到犬儒主义意识形态再到镜像理论的变化，文化结构与文化建构、技术和意识形态渗透、话语理论及其构建等文化观点。三是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文化动力思想解读和解构方式的分析，集中研究唯物史观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影响和不同态度，阶级斗争与文化革命力量的关系等，理解这些问题影响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谱相与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思想原初谱相的联系及密切程度。上述方面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在本书中不是以集成的模块呈现出来的，而是在每一章中根据不同部分的内容和需求表达出来的。（三）研究范围
本研究拟在中文化层面上认识马克思主义文化动力思想，主要涉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动力观、马克思主义科技动力观、马克思主义精神动力观、马克思主义文艺动力观等方面的理论内容以及在当代中国的实践状况。因为大文化过于宽泛，不易把握；小文化过于狭窄，包含内容太少。中文化层面上的内容，主要指社会的思想意识、理想信念、价值观念、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宗教信仰等。本书主要涉及这些方面在社会发展中的动力作用及其实践形式，这一范围界定可以从经典著作以及当下的文化建设实践中找到依据。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中，广义的文化是指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中人的社会关系以及社会文明，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提及“人类文化初期”“史前文化”“希腊文化”等，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把史前文化阶段划分为蒙昧时期、野蛮时期和文明时期，这是将“文化”和“文明”并列，是比较宽泛的理解。马克思在《人类学笔记》中，沿用过摩尔的“文化时期”“文化生活”等词语；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他把“文化”与“财富”并列使用，这一说法也很宽泛，大体可以看成广义的文化。狭义的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实践的精神产品，有时也指体现文化内涵的某一具体形式。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语体系中，对狭义文化的表述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把文化理解为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的对应形式。一般而言，经济政治决定文化形式，而文化影响并反作用于经济和政治，对人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从这一表述看，思想、观念、意识是与物质活动相伴生的，语言是表达媒介，由此形成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和形而上学都是语言的逻辑体系，是物质和政治反映出来的观念形式和文化形态，甚至那些幻象和虚无缥缈的思想形态也可以是物质活动的异化或升华。“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文化的起源、进化和发展离不开人的活动，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人口生产构成人的生存和活动的三个纬度，“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以来，这三个方面就同时存在着，而且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这里，文化是物质活动的产物，又被作为与物质并列的存在而发生作用，是狭义的文化。第二，把文化理解为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从“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生活过程和意识形态的生产，意识形态的文化性质充分显示出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第一次明确论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及其相互关系，把法律、政治等意识形态归入上层建筑，界定了文化的狭义内涵。在《共产党宣言》的一篇序言中有这样一段经典的语言：“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其中的“精神的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历程接近，属于狭义的文化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文化时，对文化内容的分类是逐步细化和明确的，这一方面与他们的文化体认有关，另一方面与社会发展中的分工及学科分类的多样化有关。第三，把文化理解为一定前提下的科学、艺术、宗教等方面的知识。《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有一段经典语句：“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这里，恩格斯把科学、艺术作为不同的文化形式，范围比较小。马克思指出：“孤立的劳动（假定它的物质条件是具备的）即使能创造使用价值，也既不能创造财富，又不能创造文化。”这里强调的是文化的精神性质，范围也比较小。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使用的“精神”概念，也属于狭义的文化形式。他说：“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高度发展的阶段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地位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在经济上、政治上和精神上成为发展的障碍。”这里所讲的“精神”，既有别于政治统治，也不同于教育垄断，也属于狭义的文化形式。
列宁、斯大林使用过“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纯粹文化”“民族文化”“无产阶级文化”“资产阶级文化”等词，在他们的著作中，关于文化范围和含义的论述大致从以下方面体现出来。第一，在分析俄国基本国情和建成社会主义的条件时使用的“文化”。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列宁指出：“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这里说的文化水平应该是一个综合状态，既包括个人的知识水平，又包括国民的综合素质，体现为国家的整个文化状况。在《论合作社》一文中，他把文化革命与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联系起来，认为：“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文化革命”的含义比较宽泛，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变革，是指社会主体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活动，其成果可以看成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的合体，相当于广义的文化。列宁还讲到：“但是这个文化革命，无论在纯粹文化方面（因为我们是文盲）或物质方面（因为要成为有文化的人，就要有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要有相当的物质基础），对于我们说来，都是异常困难的。”这里所说的“文化革命”包括了“纯粹的文化”和“物质方面”，还与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相联系，体现在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它与“文明”的内涵及外延很相近。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列宁谈到的“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糕之极的文化”“官僚或农奴制等等的文化”，当属此类。而且，“这些缺点根源于过去，过去的东西虽已被打翻，但还没有被消灭，没有退到早已成为陈迹的旧文化的阶段去。我在这里提出的正是文化问题，因为在这种事情上，只有那些已经深入文化、深入日常生活和成为习惯的东西，才能算作已达到的成就”。这里的“文化”主要指传统、习惯以及一个民族的政治心理、政治情感等，它深刻影响着苏维埃俄国的现实。第二，在论述俄国居民识字状况及党和国家工作机关人员素质时使用的“文化”。在《日记摘录》中，列宁指出：“当我们高谈无产阶级文化及其与资产阶级文化的关系时，事实提供的数据向我们表明，在我国就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状况也是很差的。”他引用的“每千人的识字人数”的比较数据显示了这一点。在此，列宁表达了一个意向：仅仅识字还不能和“文化”画等号，识字只是具有文化的前提和基础。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谈到提高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时，列宁把文化理解为“受过教育和训练”。当时，令列宁感到忧心的是，一些机关人员的文化素质太低，远远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而改变这种状况却非一日之功。第三，在论述无产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以及两类民族文化时使用的“文化”。这两类文化都是特指，它们性质不同，作用方向也不同。无产阶级文化不是孤立地发展起来的，它不是空想的造物。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硬说是这样，那完全是一派胡言。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这是说无产阶级文化的继承性及其存在形态。在列宁看来，建设无产阶级文化要有一定的条件。“当我们谈到无产阶级文化的时候，就必须注意这一点。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这里所说的文化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是文化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的表现，是文化的继承性和发展性的表现。
中国共产党对文化范围的理解大致有三种路向：一是大文化，既包括物质文明，也包括精神文明，是指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过程中所形成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二是中文化，把它与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对应起来，这种理解在党的文献中使用较多，包括思想道德和科学教育。例如，十六大报告中讲的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就是中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也指中文化，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基本一致。三是小文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文化建设属于此类，主要指语言、文学、艺术等，这个层面上的文化理解相对狭窄。
其一，在大文化层面上使用的“文化”。1960年，毛泽东在《应当充分地批判地利用文化遗产》一文中提到的文化遗产既有物质方面的，又有精神方面的，属于大文化。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化遗产”中的文化也处在这个层面上。在一些场合里，毛泽东所论述的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等，包含着与之相联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内容，可以理解为大文化。后来，毛泽东所讲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化”，也相当于大文化。胡锦涛曾指出：“一个没有文化底蕴的民族，一个不能不断进行文化创新的民族，是很难发展起来的，也是很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这里的文化内涵很大，可以理解为大文化。近年来，我们所讲的先进文化，基本上是指大文化，其范围既不能用意识形态来界定，也不能用单纯的文化知识来涵盖；既不能用哲学社会科学知识来界定，也不能用单纯的自然科学知识来界定。我们现在讲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范围也很大。
其二，在中文化层面上使用的“文化”。毛泽东对文化的论述，很多是在这个层面上展开的，并限定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毛泽东认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这一段话很经典。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是讲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这是对新文化作用对象的分析，他把“新文化”“新经济”“新政治”相比较使用，是在中文化层面上来认识和理解的。邓小平把科学文化水平和高尚的思想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他把“文化生活”“科学技术水平”与“高度的物质文明相对应”，也是在中文化层面上审视文化的。通常情况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相对应”，是中文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是不同时期的文化要求，前者范围较广，后者指代更明确。
其三，在小文化层面上使用的“文化”。小文化主要体现为语言文字、文学艺术以及识字能力等方面。毛泽东在《军委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提到：“必须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在当时的环境中所讲的“文化”是指提高知识水平，而所采取的措施也是举办各种文化学校，如半日制学校、速成小学、速成中学、初小教育和高小教育等，显然属于小文化的范围。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讲到我们国家一穷二白，文化水平和科学水平都不高，讲的是国民的受教育程度，也是指小文化。
对于文化范围的确定，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化动力思想的重要前提。不同的文化环境影响着人们的文化认识。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尽管他们没有研究文化的专门论著，但他们对文化的理解亦非泛泛之谈，这与他们对当时社会矛盾的辩证认识分不开。到了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形势已大不相同，对无产阶级文化的探索被引向深入并且多方面展开，面对现实的文化问题，列宁斯大林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观点并付诸实践。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化的理解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联系，也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化观的继承和发展。总的来看，文化范型的延续和变迁，是“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真实写照。由于社会的变迁和不同文化的相互影响，造成文化的边界经常变动，人们对文化的认识也经常变化。对文化含义的界定，可以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也可以易人而同、易地而同、易时而同，从而造成不同的文化说辞。但是，不能借口文化变动就无所作为，甚至否定文化建设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否认文化发展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人强调提高文化实力和文化活力，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文化精神。对于文化范围的不同理解，既是理论问题，又是现实问题；既是学术问题，又有政治因素。除了本文所述的文化含义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不同的文化理解。例如，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解、文化人类学的文化理解等，显示出文化研究的活跃和生机，正是这种别开生面、源源不断的文化“物流”，不断更新着人们的文化理解，造成“文化范型”的变化。从方法论看，不同的文化理解并不妨碍人们的文化研究，相反它提供了多样化的研究视角和线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文化建设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对不同文化含义的使用，不能拘泥于一个方面。哲学社会科学所理解的文化，与自然科学所理解的文化会有很大差别，这不会影响各自的文化研究；社会主义国家所理解的文化，与资本主义国家理解的文化也不完全一致，这也不会妨碍各自的文化建设。但是，当一方把自己的理解强加于另一方时，其负面影响很快会显示出来。二、研究现状和学术借鉴
马克思主义自从产生以来，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社会巨大的推动力。长期的发展中，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并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和研究门类发展起来。在这个不断延伸的思想体系中，研究者试图探析马克思主义文化动力思想的元叙事形态以及这个元叙事发展的历程和思想要点。（一）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思想的研究
对文化的理解是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思想的基本前提，一些研究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使用的广义文化概念是指社会一定阶段中的人际关系及文明状况，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及的“人类文化初期”以及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讲到的“史前文化阶段”，都有此意。恩格斯在蒙昧时期、野蛮时期和文明时期的划分中，将“文化”和“文明”并列，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文化概念。不少研究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文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也有研究者把马克思恩格斯使用的狭义文化概念概括为人类社会实践的精神产品，一些研究者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重要文献的有关论述中，分析文化概念表述及含义上的差别，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文化有时指物质文化，有时指精神文化，有时二者兼用。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论述中，占据篇幅较多的是文化的革命性、政治性。文化的功能主要是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指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是由当时的社会状况和革命任务决定的。学术界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思想的分类研究成果很多，如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思想的论述、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教育思想的论述、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的论述、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科技思想的论述等。也有学者以历时的方式详细地梳理、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在伦理、道德等方面所做的论述，较为完整地剖析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道德哲学理论。有研究者运用系统科学的方法，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文艺学体系的逻辑起点，以及诸概念、范畴、规律的基本内容、内在联系和层次结构。一些研究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理论做了系统梳理，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宗教理论的基本精神及思想贡献。有研究者以阶级意识为视角，围绕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问题，从理论和实践、普遍和特殊的关系上，分析了早期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辩证特征。一些研究者指出，马克思在与德国古典哲学决裂之后的文化建设思想，不仅清算了旧的哲学信仰，用科学根据揭穿资本主义文化的虚假繁荣，而且强调在社会变革和政治实践中发展无产阶级的新文化，这是使无产阶级获得思想解放、摆脱压迫和走向全面发展的重要路径。
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东方文化理论的研究，有不少争论，观点也不一致。俞良早、韦建桦、王学东、韦定广等人的研究成果具有代表性，基本要点是：从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起，“东方”就被纳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体战略，俄国、中国等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引下，进行了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新探索，他们对落后文化的改造与建设成为东方道路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研究者依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背景，以马克思、恩格斯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关注为线索，揭示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东方文化认识视角的转变过程。一些研究者指出，早期马克思、恩格斯对俄国、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的文化落后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而在《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与资产阶级文化的腐朽性和没落后，晚年马克思转入人类学的研究，提出辩证分析西方殖民主义对东方社会文化的影响，落后国家存在实现文化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未来社会文化的旨趣“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更高级的复活”，而这个过程也推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完善。还有研究者指出，列宁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化建设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东方文化思想由理论到实践的飞跃。无论是东方社会革命（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还是东方社会建设（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经济建设和政治改革）都遭遇到东方特有的、复杂的、落后的文化困境。一些研究者认为，东方文化的“附属性”，决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形态的复杂性，因此文化建设是多维度的系统工程，但它们之间的地位却是不平等的：政治革命成为东方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先导，这需要以革命意识的培养为主要任务，以资本主义经济意识为基本手段，以社会主义指引科学来驱散宗教迷雾。俄共（布）执政后，沙俄旧的“官僚或农奴制等等”的政治文化传统极大地阻碍着苏维埃的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俄国社会各群体阶层都与俄共（布）文化现代化严重“脱节”，因此“文化革命”成为列宁晚年思索的重要问题。有研究者指出，苏维埃俄国开展历史上第一次属于劳动人民的文化建设运动，并为东方落后国家提供了范式，东方国家尤其要重视政治文化建设。一些研究者认为，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马克思主义东方文化建设理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中国梦科学地回答了新时期应该“树立什么样的理想，怎样实现理想”；“树立什么样的目标，怎样实现目标”的时代问题，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价值意蕴，体现了今日中国之理想。（二）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文化理论和实践的研究
学术界对列宁晚年文化思想的看法不完全一致。一种观点认为，列宁晚年所提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苏联“文化革命”既包含纯粹文化方面也包含物质文化方面，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另一种观点认为，列宁晚年文化思想仅仅指纯粹的文化内容，不包含物质文化，是狭义的文化。也有研究者指出，列宁所讲的文化是精神文化，认为文化建设的任务就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应的文化实践就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关文化革命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研究者大多是从俄国文化落后的国情出发来论述这一问题的，认为列宁强调的“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是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研究者将这种必要性和迫切性归结为三个方面：俄国当时的落后国情；无产阶级巩固领导权的需要；文化建设与经济、政治的关联性。国外学术界有关研究的代表著作有：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的《苏共领导下的苏联文化革命》、鲍·索·梅拉赫的《列宁和俄国文学问题》、布哈林的《列宁主义和文化革命问题》等。代表性论文有：弗拉基米尔·萨普雷金的《列宁主义：遭遇无知》、理查德·科索拉波夫的《列宁与20世纪》、格·斯米尔诺夫的《列宁的社会主义构想》。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列宁的理论遗产绝没有过时，在现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法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列宁晚年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反思和文化建设理论，对现代社会主义国家文化建设有着借鉴意义；列宁的文化理论主要探索了俄国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文化建设方法和途径。
对斯大林文化思想及实践的研究，成果比较松散，观点也不集中，列举如下：秦正为的《关于斯大林“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一文认为，早期斯大林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化思想，他提出“干部决定一切”和“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开展了“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使苏联的整个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也造成了消极影响。王慧燕、邓海龙的《斯大林思想文化模式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启示意义》认为，斯大林思想文化模式是“斯大林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领袖真理化、学术行政化、权力集中化、政策封闭化和团体边缘化等弊端，但也不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合理内核，这对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具有借鉴意义。孙来斌在《斯大林在思想理论教育问题上的贡献与失误》中指出，经济文化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教育，是一个高难度的历史性课题。斯大林在此问题上的理论与实践，既有不可抹杀的重要贡献，也有重大失误。他对思想理论教育的内容、意义、主客体关系、原则与方法、教材建设等方面的探讨，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和引以为戒之处。笔者的《列宁斯大林文化动力观论析》一文，把列宁斯大林的文化动力思想归纳为：科学技术是与国家前途命运及人民生活密切联系的力量，意识形态是能给工人以自信力和确定方向的力量，社会主义理想对人民群众有巨大的吸引力，社会主义教育的基本目标是减少文盲造成的阻滞力，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体现文化力量的重要方式。粟迎春的《谈斯大林的文化观》《论斯大林关于发展教育的思想及其局限性》《谈谈斯大林关于共产主义教育的思想》，表达的基本观点是：斯大林的文化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新形势下的运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组成部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遵照列宁关于文化革命的一系列教导，从苏联经济建设的实际出发，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大力普及义务教育，改革高等教育，丰富与发展了列宁的文化思想。
学术界对毛泽东文化思想及实践的研究成果较多，几乎涉及当代中国社会所有的文化要点。朱瑛、李云祥的《毛泽东文化思想探析》，王凤贤的《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刘仓的《毛泽东关于新中国文化建设思想探析》、李庆云的《毛泽东文化哲学思想研究》、张教评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李鹏程的《毛泽东与中国文化》等，具有代表性。涉及的内容有毛泽东文化思想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毛泽东关于文化概念的认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文化观。冷舜安、翟东波的《毛泽东文化思想中的文化自觉》认为，毛泽东文化思想中的文化自觉在中国新文化的建立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张国民认为，毛泽东文艺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同毛泽东文艺思想关系最为密切的首先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它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贯穿于其他各方面思想的理论指导，它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沙健孙在《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若干思想》中指出，毛泽东文化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思想是毛泽东文化思想的重要方面。主要内容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到社会主义文化，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确处理文化问题上的古今中外的关系，建设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宏大队伍，加强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领导。徐祥运的《论毛泽东关于科学技术的理论及其实践》认为，毛泽东的科学技术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关于科学技术特征及其作用的思想是毛泽东的科学技术观的基点，关于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的思想是毛泽东科学技术观的核心内容，关于科学技术的方针和政策的思想是毛泽东的科学技术观及其核心内容的具体体现。这些方面有机地组成了毛泽东关于科学技术的理论及其实践的主要内容。还有一些相关论述，如杜玉芳的《毛泽东宗教思想及其特征》认为，毛泽东宗教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宗教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特征：服从和服务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从政治角度分析中国宗教，是毛泽东宗教思想的出发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毛泽东宗教思想的方法论；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毛泽东宗教思想的核心；把宗教问题纳入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范畴，是毛泽东宗教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新贡献。
关于邓小平对文化的理解和阐释，大致有以下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广义的文化概念，是一个大文化观或社会发展观，认为邓小平把文化看成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另一种是狭义的文化观，认为邓小平的文化理论大多是从精神文明的角度予以论述的。研究者认为，邓小平文化思想是一个多层次、多侧面的结构体系。从纵向看，它的基础层面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结构相联系的社会心理；它的内容是科学、教育、法律、文艺等思想；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建立的相应的组织形式、制度和文化设施；它的最高层面是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横向关系看，包括文化的性质、发展方向和价值定向，如何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水平，生产、传播文化的组织、设施，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信仰、道德修养和行为规范，党和政府机关对文化的管理等不同的侧面。有研究者用“文化价值的判断观念体系”来划分邓小平文化思想结构，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物质文化价值系列，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精神文化价值系列，以体制改革为动力的制度文化价值系列。有研究者用“文化发展战略”来概括邓小平的文化思想体系，认为其核心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其基石是改革开放，其重点是发展科教，其方针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关于邓小平文化思想与毛泽东文化思想的比较，一些研究者认为，邓小平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建设文化，是毛泽东“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革命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继承与发展，在中国新文化发展历史进程中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毛泽东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思想，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民的文化性格和文化心理结构，成为鼓舞中国人民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强大精神动力，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过渡的良好开端，而邓小平文化思想则使中国人民逐步摆脱了现代迷信，从“左”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消除自我封闭的文化心态，弘扬祖国传统文化，吸取西方先进文化精华，积极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对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文化思想及实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先进文化建设、文化生产力、文化软实力、文化自觉、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等方面，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大背景中展开的，研究的重点是文化理论与文化实践的相互促进、相互转化问题，研究者对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的有关思想均有深入的分析。有学者把文化力量归结为精神力量、道义力量、文化魅力和文化组织力，有学者把文化软实力理解为文化吸引力、文化亲和力和文化规制力，还有学者把文化软实力归诸“文化国力”，等等。《传媒与文化领导权》一书指出，当文化行使领导权力时，它就变为统治力量。《精神动力论》《追寻精神的家园》《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动力问题研究》等研究成果中，都对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生产力、精神动力观等做了分析。一些研究者指出，江泽民同志要求发挥先进文化的力量，胡锦涛同志提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十七届六中全会报告中多次提到精神的力量、文化的凝聚力和引导力、文化生产力和文化软实力、文化创造力和引导力、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等，这些方面都是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力量的认识的最新表达。关于文化力量的作用机理，存在着社会实践决定论、生产方式决定论、社会与文化双向选择论、内外机制结合论、文化交往推动论等观点，这是研究者从不同角度认识和分析得出的结论。（三）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研究
就国内学术成果看，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研究，经历了从新中国成立后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酝酿准备时期和20世纪80—90年代的蓬勃发展时期，最早的研究受苏联学界观点影响较大，研究的前提和目标受“严格的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观点影响较大，当时编译的“苏联哲学资料选辑”和“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是有关研究的主要参考材料。尽管缺少总体上的理论观照，却是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肇始。1981年佩里·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以及1982年徐重温著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使有关研究进入高潮，研究者在争论与交锋中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逐渐明朗。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总体认识，多数学者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部分地继承了马克思的先进理念、伟大思想、革命精神、批判意识和道德实践，紧密跟踪历史进程，密切结合社会现实和“生活世界的现代化及其结构自身的激烈分化”。
一些西方研究者针对各种现代和后现代的思潮与主题，如后形而上学思想、语言学转向、理性的定位、对现代性的否定，以及广泛流行的非理性主义、解构主义、文化多元论和道德相对主义，深入、全面地分析了人性的异化及其在当代的延异。他们立足于社会批判、非暴力主义、反法西斯主义、反极权主义、反霸权主义、国际和平主义、生态主义、新人格主义、新虚无主义、异化消费、持续发展、艺术革命、解放美学、新时期的阶级和剥削概念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大前景，围绕意识形态、伦理道德、自由、尊严、公正、人权和虚假主体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真知灼见。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研究，一些研究者较为系统地分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葛兰西、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代表阿尔都塞和普兰查斯、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以及吉诺维斯、萨姆纳和柯林斯的意识形态理论，归纳了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法与意识形态”问题上的核心观点。一些学者从多个角度分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基本思想，揭示了意识形态的种类、形式、特征和功能，对不同流派的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分类和归纳，梳理了这些意识形态理论的脉络，全面展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复杂图卷，这对于深化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从宏观上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具有一定的意义。一些学者从学术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进行当代阐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等的意识形态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比较研究。一些研究者围绕“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哲学家——布洛赫、弗洛姆、马尔库塞、哈贝马斯、高兹等展开分析，并阐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的理论及其渊源，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个具有很强“实践”意向的思潮。有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理论进行了全面审视和深入思考，研究者通过清理并反思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理论与我国新时期文论之间的影响和对话，拓展了审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问题的新视阈，考察了中西马克思主义文论之间的交互影响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理论概貌，在此基础上对意识形态与艺术生产、意识形态与审美、意识形态与审美乌托邦三个论域展开深入剖析。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美学问题的研究，一些学者指出，“文化”成了西方当代社会思潮中的一个关键范畴，它已经充当了一个内在的现代性批判术语和衡量后现代性中社会、政治、经济运动的方法。
在很大程度上，美学思维已经成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批判现代性的重要工具。有研究者立足中国学术语境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进行了再解释，对卢卡奇、布莱希特、阿多诺、马尔库塞、本雅明、阿尔都塞、马舍雷、伊格尔顿、杰姆逊等代表人物的思想做了较为详细的解读和评价，重新解释和估价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性人物的艺术观和美学思想，揭示了这些思想对中国学界的影响。有研究者分析了卢卡奇、葛兰西、阿尔都塞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思想，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启蒙道德的批判，马尔库塞、弗洛姆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伦理批判，哈贝马斯的交往伦理，萨特的自由论伦理以及分析学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伦理。一些研究者以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为切入点，分析了20世纪中国的若干美学问题，突出了研究对象的“中国特色”，考察了中国文化作为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接受者所体现出的深层变异，对我们今天重新思考中国文化发展模式和文化价值观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一些研究者打破了流派和理论的局限，以“现代性”为主线构造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较为深入地触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理论核心与实质性问题。有研究者把目光转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进程，将其置于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变迁的理解和分析的基础上，他们反思了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精神分析学派、批判理论、存在主义、消费理论等人物与流派的思想逻辑，力图达到哲学理念与历史生活之间的沟通。此外，文化霸权理论及其衍生观点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热点。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思想给研究者提供了很多启示和发挥的空间，他们从中捕捉灵感并加以阐发，形成了自己的体系，拉克劳和墨菲等人的霸权理论与之有很大渊源。（四）关于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研究
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资本主义进入相对和平发展时期，这种社会生态提供了新的叙事语境，学术界对该时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思想研究有以下方面。关于考茨基的道德叙事的研究，研究者提出的基本观点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的本能及道德要素仍将依据阶级的不同而有很大改观；道德根植于社会经济之上又对经济基础产生很大影响，道德与社会发展的张力在原始社会就已经存在。促进社会团结与共同协力的道德规范，在阶级社会里具有维护某种利益的功能。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除了种种强制的武器之外，统治阶级还可能借助强大的经济力以及文化、宗教等势力来维系道德原则并使其得以贯彻；在未来无阶级社会中，道德原则的贯彻就不再需要强制的武器做保障，那时再出现道德问题时，依靠舆论的力量足以解决。关于梅林的文艺叙事，研究者把其中的要点概括为：文学艺术要在为无产阶级服务中发挥作用；无产阶级在实现劳动解放的同时还要实现文学艺术的解放，以便使它能够摆脱资产阶级经济的束缚，成为无产阶级争取和巩固胜利成果的有力武器，无产阶级必须唤醒和培养一种以共产主义为基础的艺术鉴赏力和艺术创造力。关于蔡特金的教育思想叙事研究，包括无神论与宗教迷信共存的话语、爱国主义与狭隘民主主义共存的话语、旧的教育体制及其改革话语。学术界比较赞同蔡特金关于培养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是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的论述，认为这应当体现在历史、语言等的教学中，还应当剔除历史学和语言学教育中的狭隘民族主义毒素。关于普列汉诺夫的美学和文艺理论叙事，研究者认为，普列汉诺夫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话语解读和考察文学艺术的，他强调对意识形态以及宗教、艺术的研究就是明证。一些研究者指出，普列汉诺夫对美学和艺术理论的研究，与对民粹派的批判话语有密切关系，他的关于文学为社会发展服务的观点，文化创造反映社会现实的观点，以及文学性和艺术性相统一的观点，都是上述语境的产物。也有学者指出，普列汉诺夫利用批判的叙事方式阐释了艺术的内容和形式、艺术的本质特征和社会作用，以及无产阶级艺术代替资产阶级艺术的必然性。也有不少研究者认为，比较话语是普列汉诺夫研究美学的重要方法。（五）关于文化动力的叙事方式及内容表达
第一是西方资产阶级语境中的文化力量表达，意在展示西方发达国家的价值观。约瑟夫·奈的“软实力论”是不少人研究文化力量的蓝本；弗朗西斯·福山把“普世价值论”看成全球同质化的力量；塞缪尔·亨廷顿把文明的冲突看成决定未来国际政治走向的力量。西方一些反对普世价值的学者表达了不同的话语叙事：萨义德的“后殖民文化”理论认为，文化是帝国主义扩张的重要力量；杰姆逊的“第三世界文化理论”指出，第一世界是通过大众传媒的力量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推向第三世界的；加尔顿的“文化暴力”论则把帝国主义文化力量分为直接暴力、结构性暴力和文化暴力。西方社会中，一些学者采取了相对折中的话语形式，如韦伯指出，文化需求的各种解决方法塑造了文明组织与动机动力学；J.C.亚历山大的“强文化范式”指出了文化在塑造社会生活方面的作用；休厄尔把文化看成人的日常活动及其创造力的动因。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叙事表达了另一种文化情怀：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阿兰·图雷纳的行动理论，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哈特、奈格和霍尔等人的非物质性劳动理论，拉克劳和墨菲的霸权谱系等，都给文化力量打上了浓重的学术印记，也在一些观点上有力地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第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动力思想。主要集中在国家文化软实力理论及其表达方法上，存在着社会实践决定论、生产方式决定论、社会与文化双向选择说、内外机制结合说、文化交往推动说等观点，叙事要点聚焦在文化国力、文化生产力、影响力、辐射力、吸引力、亲和力、渗透力等方面。第三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对文化力量的认识和表达，这一类往往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特征，其内容繁杂，主要取材于本民族的地方文化，还夹杂着宗教成分或神学内容，大多是为了捍卫自己的文化形态，希望改变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湮没不彰的状态。三、研究思路和现实意义（一）研究思路和基本定位
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动力思想的研究，“我们应该认识到其中的相互联系，不应该割裂任何一个部分，而应该在所有的历史科学中保持紧密的联系，我们应该构建一种理想——这一理想不因其不切实际而价值稍减——即关于一个民族真实历史和关于世界的真实历史的理想，这种历史中的每种形式的社会生活和智力发展的每个表征的阐述均应观照其余，同时观照其对于发展或衰落的意义。这一切均有着至关重要的价值”。依照这样的思路，要把握如下四个主要方面。
第一，把握好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动力思想的整体判识和定位。马克思主义文化动力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要认识和理解它，必须对它的结构、内容、特征等方面做完整的分析。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文化意义，理解“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意义，理解“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思想前提。这里的“实际”是不同时期的现实状况，它宏观上决定着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主题以及实现社会目标的手段；这里的“具体”是体现在实际环境中的运作方式，是在微观层面上的实践方式和路径选择；这里的“逻辑”和“历史”，就是思想与现实关系的体现，思想力求成为现实，现实力求贴近思想，只有二者的统一才是合乎实际的结果。
第二，把握好对有关经典文本与历史关系的整体判识和定位。文本研究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动力思想研究的基础和前提，这涉及方法论和价值观的定位问题。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颠覆性解读，不是捍卫马克思主义，不是用新观点、新材料证明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合理性，而是试图颠覆传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些研究者在对有关思想的比较研究中，不是关注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创新发展问题，而是试图用西方思想体系框定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内容。这种偏差，不仅仅是学术认识问题，更是政治导向问题。立场和方法决定着文本使用的效果，立场决定方法，方法显示立场，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化动力思想，首先是坚持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对文本的研究，不外是解读和创新，前者起着诠释和宣传作用，后者具有发展和完善功能，无论是实践中的作用还是理论上的影响，都不能忽视经典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解读马克思主义文化动力思想的有关文本，必须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考察，既发挥主观能动性又不能随心所欲地延伸有关思想，既拓展研究空间又不能随意驰骋想象。如果把文本看成客观条件所决定的僵死教条，把文本解读视为简单的复述，或者把文本研究视为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事情，会割断文本与现实的关系。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考据学、解释学的研究思路，具有启发意义，但不应取代马克思主义立场、方法和世界观。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文本，要着眼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创造性运用，着眼于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揭示现实问题，着眼于历史视角中的思维和观点表达。在文本与历史的关系上，虽然文本不能取代历史，但文本是历史的阐发和反映。研究马克思主义文本必须研究马克思主义文本产生的历史时代，以便以原生态的形式再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历程和创造活动。“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存在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因此，文本解释要注重文化背景和文化语境，就是注重包括生产方式决定的历史大趋势、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社会利益格局以及由社会交往决定的生存方式。
第三，把握好对文化实践主题与话语关系的整体判识和定位。文化实践的主题依时代变迁而变化，这是任何一个国家、政党和个人不能回避的事实，而主题的变化决定着话语叙事的变化。无视时代主题的政党是难以跟上发展潮流的，无视时代主题的国家是难以走在世界前列的，无视时代文化主题的学术研究是难以产生思想的光芒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动力思想是对当时时代文化主题的把握，其话语特征和叙事内容都是依照那个时代的主题确定的。离开主题谈论话语权，一则会失去话语灵魂，变得漫无目标；二则会失去话语基础，变得神秘抽象。话语形式是对主题形式的回应，它是统治阶级思想统治的手段，是研究者表述思想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话语权就是思想霸权或思想支配权。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要点在于体现思想的坚定性和理论的创新性。在这里，语言的“能指”和“所指”必须尽可能与文本的精神实质相贴近，因为任何精神或思想都是通过语句表达的。如果词不达意，会损害精神实质；如果停留在词义表面上，会使精神活力窒息。因此，研读文本，要找出前后的逻辑关系，挖掘深层的思想结构。
第四，把握好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动力思想研究路径的整体判识和定位。把“从上往下看”与“从下往上看”结合起来。评说一种文化思想，不能脱离其思想体系和基本逻辑思维，不能脱离社会背景任意演绎。“从上往下看”，就是要通过中心向外缘拓展，把内容串接起来；“从下往上看”，就是外部向中心归拢，把要点集中起来。要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的关系，经典思想与社会文化符号的关系，社会的思想认识与主流文化的关系。比如，宗教是一种社会力量，在政教分离的国家中，常常被认为是国家政权之外的思想控制形式，它以特殊的形式体现着广大信徒的社会政治观念、权威崇拜和社会理想。无视或忽视它的影响，都不是辩证的态度。要注意“二分法”与“和合法”之间的互补。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中，精英文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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