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子富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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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脸谱：中国历史名人的假面舞会试读：
假面三国:熟悉人的陌生事
第一节 伪造储嗣之争的孙权
中国历史上有过无数次的储嗣之争，轻者失败的个人和集团血流成河，重者一个朝代自此走向覆灭。即便是汉武帝、唐太宗这样雄才大略的皇帝，晚年也都没能逃过父子反目、兄弟相残这把悬挂在中国历史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东吴的开国皇帝孙权就没能躲过这把利剑尖锐的刀锋。
不过，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不同的是，孙权晚年那场“昏庸不堪”的储嗣之争，其实是孙权本人一手导演和伪造出来的。中国历史上伪造储嗣之争者，恐怕有且仅有孙权一人而已。“二宫构争”案
辛弃疾诗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作为东吴基业的继承者、鼎定者与开拓者，孙权一生确实无愧于英雄之名，陈寿称赞他“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这样的称誉并不过分。赤壁之战大败曹操、白衣渡江生擒关羽、夷陵之战力挫刘备，显赫的战绩足以鼎托起孙权“英雄”的称号。
但是，古语云“鲜克有终”，孙权也不能例外，和许多雄才大略的皇帝一样(例如汉武帝)，他的晚年似乎也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昏庸。对于这种昏庸，陈寿同样毫不留情地作了批评：“(孙权)性格里面嫌忌过多，喜好杀戮，到了晚年更加严重。以至于谗言四起，后嗣废毙，这难道可以称得上是在为子孙着想么？他的后代们屡遭不幸，终于国破家亡，恐怕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将东吴日后覆家亡国的责任追究到开国之君孙权身上，陈寿敢下这么狠的评语，自然有他的道理。实际上，陈寿所有的指责都指向了同一件事情：孙权晚年的立嗣问题。
和好色的曹操一生育有25子相比，孙权的后嗣少得可怜。从18岁执掌江东集团，到71岁去世，50多年里，孙权总共只育有7子，依次是：长子孙登、次子孙虑、三子孙和、四子孙霸、五子孙奋、六子孙休、七子孙亮。因为孙权多年不立皇后，所以诸子并无嫡庶之分，只有长幼之别。孙权中前期立嗣，遵循儒家倡导的嫡长子制度。因无嫡庶之分，所以只以长幼为序。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孙权接受曹魏吴王的封号，随即立长子孙登为吴王太子。孙权称帝之后，王太子顺理成章升格为皇太子。孙登居太子位共21年，于赤乌四年先孙权去世。
次子孙虑比孙登死得更早。赤乌五年(242年)正月，孙权立三子孙和为太子。在孙和的太子任上，东吴出现了储嗣争斗的风波。这场争斗的另一主角是孙权的四子鲁王孙霸。因为争斗发生在东宫和鲁王宫之间，故而史称“二宫构争”。
史书把这场政治风波的直接责任人认定为孙权，认为是孙权对孙霸过分的宠爱导致了“二宫构争”。从《三国志·吴书》中的记载来看，太子孙和为人恭谦，“好学下士，甚见称述”，其身份和品行完全符合一个优秀储嗣的条件。但在立孙和为太子的同年8月，孙权另立四子孙霸为鲁王(其余诸子均不立王)，对他“宠爱崇待，与和无殊”，以至于两宫之间，礼仪秩序不分。
这种对太子、鲁王的“无区别对待”实际上是贬低了东宫，抬升了鲁王。皇帝无家事，孙权这种不适当的暗示不仅仅传到了鲁王孙霸那里，滋生了其争夺嗣位的野心，同时也传到了太子孙和那里，引起了他的不安。更严重的是，这种不适当的暗示还传到了东吴满朝文武那里，大臣们开始各寻拥护对象，最后出现了“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的局面。丞相陆逊、大将军诸葛恪、太常顾谭、骠骑将军朱据、会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朱绩、尚书丁密、太子太傅吾粲等拥护太子孙和；骠骑将军步骘、镇南将军吕岱、大司马全琮、左将军吕据、中书令孙弘等人拥护鲁王孙霸。至此，东吴朝廷内部形成了太子党和鲁王党两大集团，出现了党争。储嗣之争是亡国之道，朋党之争也是亡国之道。储嗣之争和朋党之争还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之间的有机结合对封建王朝危害不断。在孙权的晚年，东吴不幸出现了这种状况。
这场政治风波最终的结局是太子党和鲁王党两败俱伤。太子孙和被废，流放故鄣；鲁王孙霸被赐死。一大批陷入“二宫构争”的重臣遭到重惩，丞相陆逊在孙权的屡次责备之后“愤恚”而死；太子太傅吾粲下狱诛死；太常顾谭等人被流放；骠骑将军朱据被赐死……
对于后孙权时代的东吴集团，“二宫构争”案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1)由于成年儿子或死或废，孙权不得不立年仅7岁的幼子孙亮为嗣。孙亮10岁登基，政令不由己出，终身苦受权臣威逼之祸。(2)对大臣的清洗导致孙权去世之后，东吴朝堂之上缺乏有力的忠臣与干将，严重动摇了王朝的统治基础。孙亮登基之时缺乏可靠的、有能力的辅政大臣，以至于政变屡兴，局势动荡。
从这两点来看，陈寿对孙权的严厉批评是相当中肯的。东吴确实在孙权晚年就凸显出了亡国之兆。但是，就此认定孙权的晚年昏庸不堪，却又似乎为时过早，过于武断。历史真相曲折离奇的复杂程度，有时候要远远超过任何构思精妙的小说。
赤乌七年，也就是陆逊被气死、“二宫构争”案进入高潮的前夕，62岁的孙权又一次向世人展示了他的英明神武。该年，蜀汉执政者蒋琬将本国的军事重心由汉中南移到涪县，在此建造舟船，试图顺汉水而下，袭取曹魏的上庸、西城等三郡。此举引起了东吴一批重臣的不安。步骘、朱然等人向孙权上奏：“从蜀国回来的人都说蜀国有意背叛同盟，和曹魏交通。正在大造舟船，修治城池。蒋琬之前镇守汉中的时候，听说司马懿南下攻击我们，也不出兵魏国。如今反而舍弃汉中，南移涪县。对此我们应当有所准备。”
对步骘、朱然等人的担忧，孙权很不以为然，他说：“我待蜀国不薄，没什么地方对不起他们，怎么会这样呢？司马懿上一次入侵，不过10天就退军了，蜀国千里迢迢，怎么可能及时得到消息而出兵支援我们？人家治国，修理城池、打造战具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这边也在治军，难道可以说我们是为了攻打蜀国吗？我以身家性命向诸位担保，蜀国不会背盟。”
事实证明，孙权才是对的。
一个大脑如此清醒、政治眼光如此敏锐的人，同时正在导演一场看起来昏庸至极的储嗣之争，这种反差难免让人感觉有些异样。
前奏一：张温—暨艳案
顺藤摸瓜。若想洞悉“二宫构争”案的全貌，极有必要将时光倒退到20年前的孙吴黄武四年(225年)。
对东吴新任的太子太傅张温而言，黄武四年是一个不可理喻的年份。这一年，张温全族遭到废黜和流放。
就在前一年，黄武三年的夏天，张温出使蜀国之前，孙权还亲切地拉着张温的手动情地说：“卿家是我朝夕难离的臂膀，本来不适宜出远差，但我担心诸葛孔明不知道我此前与曹魏通好的真实用意，产生误会，所以只好委屈卿家你去一趟。还请你千万不要推辞。”
昨日的恩遇与见重犹然在耳。人生的风云莫测，命运的朝秦暮楚，其速度之快，使张温连感慨都措手不及。
张温遭此厄运是受到了暨艳的牵连。暨艳，吴郡人，出身寒族，曾任东吴的选曹郎，后升任选曹尚书。选曹，通俗地讲，相当于人事部。选曹郎就是人事部干事，选曹尚书就是人事部主任。选曹掌管着东吴的人事考评、升迁。
暨艳在担任东吴人事部主任的时候，搞过一次人事改革。正是这次人事改革最后挫倒了暨艳，同时也牵累了张温。这次人事改革的具体情形散见于《三国志·吴书》各处，综合起来，可以总结如下：
(1)改革目的：惩处郎署里面的贪浊官吏。
(2)指导思想：清议，重个人品行胜于重个人能力。
(3)考核范围：“弹射百僚”，也就是绝大部分的官员。
(4)奖惩方式：考核不合格者降级。特别差的，送往军营接受再教育。
(5)考核结果：能够守住原官位的人不到十分之一。
无疑，暨艳这次人事改革的主观愿望是好的，是为了改变东吴郎署机构中混浊淆杂、贪污渎职成风的朽败状况。但是，如此大规模的动作必然招来同样强度的反对。东吴的诸多重臣，如陆逊、朱据等均明确表示反对这次改革。强大的反对力量迫使暨艳的改革流产。暨艳及手下干事徐彪等人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被迫自杀。随后孙权下诏，宣布暨艳是反动分子。
但孙权的这份诏书意味深长，醉翁之意不在酒。诏书对暨艳的罪恶只是轻轻一笔带过，根本不谈及任何具体的罪行，随后笔锋一转，将攻击的重点落到了张温的身上，采取举例说明的方式，用了大量的篇幅和笔墨历数张温的反动行径，最终将张温定性为“凶丑”，定性为暨艳改革的幕后主使(诏书原文见《三国志·吴书·张温传》)。很明显，在这份诏书里，暨艳只是引子，张温才是孙权瞄准的最后的靶心。
暨艳是在张温担任人事部主任的时候进入人事部工作的，诏书据此认定是张温将暨艳引进了人事部。这成了张温是暨艳的后台的唯一证据。孙权在诏书里面说：暨艳和张温二人“结连生死”、“更相表里，共为腹背”。然而，为张温上疏申冤的将军骆统却在奏疏里面说得很明白，暨艳出任选曹郎是“先见用于朱治，次见举于众人，中见任于明朝”，然后才“亦见交于温也”。朱治历孙坚、孙策、孙权三代，可谓孙氏的忠实家臣，长期担任吴郡太守。吴郡士人出仕的举荐均出于朱治之手。暨艳自然也不例外。骆统说暨艳出仕和张温没有直接关系应当十分可信——是谁向孙权推荐了暨艳，孙权自己当然是清楚的，骆统还不至于胆敢在孙权面前捏造是非。为了顾全孙权的面子，骆统还有些言犹未尽：暨艳出任选曹尚书，实际上出自孙权的旨意。但这一点骆统不敢明说，他只能旁敲侧击：“国家不嫌于艳为最重之义，是以温亦不嫌与艳为最轻之交也。”抽象的“国家”，具体就是孙权。
说孙权是暨艳的后台，是暨艳人事改革的幕后指使，理由是很充足的：(1)如前所述，最初举荐暨艳的不是张温，而是孙氏的三代家臣朱治。(2)暨艳之前的人事部主任正是张温，但暨艳进入人事部之后，很快就取代了张温。张温明升暗降，从实权实职的人事部主任改任虚权虚职的太子太傅。这种中央级别的人事调动必须获得孙权的许可。很明显，孙权对张温在人事部主任任上的工作成绩并不满意，出于张温此人“素有重名”的考虑，孙权没有简单地将他直接罢职，而是明升暗降，将其调离人事部，而以暨艳继任。(3)这一次人事改革的规模相当大，波及范围也相当广。暨艳“弹射百僚”，郎署里能够守住自己的官位不被处分的，不到十分之一。这么大的动作，光凭暨艳的个人能力，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后台支撑，是做不到的。张温除了因文采粲然而享有相当高的名声和担任着一个太子太傅的虚职之外，没有多少能量能够支持暨艳的这次改革。再说，要贬斥那么多的官员，张温说了也不算，必须报批到孙权那里。数来数去，东吴内部，只有孙权一人符合做暨艳“反动”后台的条件。
迫于反对派的强大压力，暨艳不等孙权主动抛弃自己，就提前选择了自杀。疑问也随之而来：既然暨艳改革和张温完全没有关系，张温及其家族又为何会遭此飞来横祸？
常规的解释是：此时的孙权，迫切地需要一只替罪羔羊。张温之前做过暨艳的上级，所以他首当其冲。不过，对历史的常规解释往往充当着遮羞布的角色。
为了维护孙权的形象，史书并未记载张温被废后的具体遭遇。仅仅简单叙述：“被废后六年，张温病故。张温的两个弟弟也颇有才名，与张温同时遭到废黜。”西晋人张骘的《文士传》则详细记载了张温家族被废后的悲惨情形：“温姊妹三人皆有节行，为温事，已嫁者皆见录夺。其中妹先适顾承，官以许嫁丁氏，成婚有日，遂饮药而死。”张家已经出嫁了的女子也不能幸免于难——夫妻被强行拆散、人身自由被剥夺、没为官奴，可见孙权迫害张家的程度之深。如果仅仅是为了找一个替罪羊，孙权似乎没有必要如此深重地迫害张氏全族。我们从张家如此悲惨的遭遇中不难觉察出，孙权心中似乎积蕴着一股怨愤之气。张温的角色不可能仅仅是一只替罪羊。
要理解张温命运的前因后果，需要先了解暨艳人事改革背后的政治目的。
暨艳人事改革的重点是处置郎署的“混浊淆杂”。郎署这个机构，简单地说，是东吴领导干部的主要养成机构。郎署中的官员称做“郎”。进入了郎署就意味着进入了东吴官员的候补系统，在郎署里面熬日子，有朝一日自然可以进入东吴的正规统治秩序之中。说白了，郎署是东吴士人出仕最为便利的途径。东吴的许多重臣如骠骑将军朱据等都是从郎署出仕的。
东吴的统治秩序三足鼎立：流寓士人、江东世族和公族子弟。而郎署中的成员的主体是以吴地四姓为代表的江东世家大族的子弟——流亡世族往往门户单薄，进不了郎署，公族子弟则不必经由郎署，可以直接做官。所谓吴地四姓，是指由东汉中期开始发展，到孙吴时代达到顶峰的吴郡的四大世家大族：顾、陆、朱、张。这四族基本上垄断了吴郡的上层统治序列。后人因其各自家族的门风特点，对他们如此评价：顾厚陆忠、朱武张文。意思是顾家门风厚道，陆家门风忠诚，朱家多出武将，张家以文采著称。吴地四姓的宗族势力在孙吴时期走出了吴郡的局限，上升到了庙堂，达到了新的顶峰。
很明显，在暨艳人事改革中利益受到损害最大的正是以吴地四姓为代表的江东世族——而控制江东世族的势力的发展，正是孙权授意暨艳改革的政治目的。
也正因为如此，暨艳遭到了来自四姓的强大反抗。陆逊及其弟陆瑁明确表示反对此次改革，并分别写信劝诫暨艳；朱家的代表人物朱据也反对改革。这样强大的政治压力，不但暨艳承受不了，孙权本人也无法承受。黄武四年，孙权还相当需要江东世族的支持，以维持、巩固自己在江东的统治。为集团的安定团结起见，孙权悄悄放弃了对暨艳的支持，而暨艳也很识时务，相当自觉，悄悄地选择了自杀。
暨艳案是孙权实施自己的政治计划所遇到的第一次极大的挫败。这样的失败，对于年方32岁、正当盛年、雄心勃勃的孙权而言，难以承受。愤怒之余，他需要一种发泄，需要为自己的心理找到一种平衡。
张温很不幸，被孙权选中，充当了这股情绪发泄的对象。
张温获得这个角色，并非偶然，和他的家族的地位分不开。张温的家族正是吴地四姓中以文采著称的张家，他本人则是张氏家族的领头羊、掌门人。
孙权起用暨艳，目的在于抑制江东世族势力的日益壮大，但此时的孙权对江东世族们的依赖仍然很重。他希望能够在借重江东世族和抑制他们势力过分膨胀这二者之间寻找到一种平衡。所以，在起用暨艳担任人事部主任的同时，对张温名义上的尊崇(太子太傅)也达到了顶峰。但是，这种平衡的努力最终却被江东世族们的反弹打破了。暨艳被迫自杀之后，孙权愤怒了。孙权的愤怒像炸弹一样掉在了四姓中势力最弱的张温头上。可以说，张温被废的实质是在为暨艳殉葬，是在为抑制江东世族势力膨胀的失败殉葬，是孙权对江东世族们的报复。
前奏二：吕壹校事案
暨艳案的挫败没有让孙权抑制江东世族的努力停止。孙权个性刚强，是一个坚持己见、不撞南墙永不回头的人，他对自己的英明和个人决策的正确性表现出极大的自信。这种自信使他在许多事情上都和大臣们势同水火，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公孙渊称藩事件”。在举朝大臣都反对大事铺张，反对派出规模庞大的使团前往辽东册封公孙渊的情况下，孙权一意孤行，甚至和托孤大臣、德高望重的张昭拔刀相向，以死亡威胁张昭：“孤常恐失计”。
所以，只要孙权不倒，一个暨艳倒下去，就会有千千万万个暨艳站起来。这一次，站起来的是一群校事们。
校事，通俗地说，是孙权在正规国家机器之外另外设立的、由孙权直接领导、只对孙权负责的特务机构。说它是特务机构，也不完全准确，因为他们不需要像特务那样秘密行动，他们有权明目张胆地直接核查文书、检劾百官。
赤乌元年(238年)，东吴的头号特务头子吕壹倒台。此时距离暨艳之死已经有13个年头了。东吴的特务制度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来的，他们的权势也不是一朝一夕达到顶峰的。这13年，正是特务机构从设置到壮大再到飞扬跋扈乃至败落的时期。
校事们秉承孙权的旨意，究竟干了一些什么，史书有所隐讳，语焉不详。后人查阅史料也只能得到一些零星的片断，如“吕壹性格苛刻残忍”、“窃弄权柄，擅作威福”等等。
此外，史书还刻意突出了吕壹等校事们行为的独立性，极力将他们的行为与孙权划清界限。可从各种迹象来看，孙权是校事们的幕后指使者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首先，校事机构完全独立于任何正规统治机构之外，只听命于孙权，只对孙权直接负责。
其次，校事们弄权范围之广，迫害大臣级别之高，出人意料。没有孙权的支持，不可能做到。
譬如：左将军朱据是吴地四姓之一朱家的掌门人，社会地位非同小可。除去左将军的高位，朱据还是孙权的女婿。妻子孙鲁育是孙权和步夫人所生小女，而步夫人又极受孙权宠爱。此外，骠骑将军步骘还与步夫人同族。
再譬如：丞相顾雍是江东世族中最先抛弃前嫌，进入孙权幕府的士人，其家族也是四姓之一。顾雍深得孙权的信重，在孙权朝为相19年。顾家和孙家也有联姻之亲。
朱、顾二人如此显赫贵重，与孙权关系如此亲密，仍然遭到了吕壹的迫害，二人除了被孙权“谴让”之外，还遭到了“禁止”。“禁止”的意思，就是在被软禁、被停职之外还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在这些太岁头上动土，没有孙权的默许，吕壹自己没那个胆子。
从迫害的对象(顾雍、朱据)来看，校事们秉承了孙权的意旨，是在刻意打击、抑制以吴地四姓为代表的江东世族的势力。和当年利用暨艳打压江东世族时有所不同，孙权这一次双管齐下，迫害江东世族同时还在刻意提升流寓士人在东吴集团内部的权重。《吴书·潘濬传》有一段记载很有意思。顾雍遭到吕壹等人的迫害而被软禁和剥夺政治权利之后，黄门侍郎谢厷和吕壹有过一次对话。
谢厷问：“顾公的事情，结果会如何？”
吕壹回答说：“恐怕好不到哪里去。”
谢厷又问：“假如顾公被从丞相职上免退，谁会顶替他？”
吕壹没有回答。
谢厷又试探着问：“潘太常应该可以得到丞相一职吧？”
吕壹沉默良久，才说：“你说得有些靠谱。”
谢厷又说：“潘太常对你切齿痛恨，只是因为他人在荆州，路途遥远，治不了你。他如果今天顶替顾公的位子出任丞相，明天恐怕就会对付你。”
吕壹闻言，吓出了一身冷汗，立刻动用手段，放了顾雍一马。
这次流产了的人事变革对认识吕壹案的实质很有帮助。遭到迫害的顾雍是江东顶尖世族的代表，而吕壹心目中有意用来取代顾雍的潘濬则出身荆州的武陵郡(此郡当时开化程度极低，居民以“蛮夷”为主)，而且还属于由蜀入吴的降将，其身份近于流寓世族(由于降将的履历，潘濬的地位恐怕较流寓世族还要低上一等)。丞相人选的更替是极为重大的事情，必须得到孙权的授意与许可，所以吕壹原来的计划实际上就是孙权的意思。孙权以流寓世族代替江东世族，背后的深意是明显的。
和暨艳当年的改革相同，校事们也遭遇了巨大的反对。所不同的，这一次的反弹力较之暨艳案来得更加猛烈。当然，这也是因为吕壹们打压江东世族的力度比当年的暨艳更大的缘故。
另一个不同点是：这一次的反对，主要不是来自江东世家大族，因为四姓中的顾、朱两家都已遭到了迫害，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再加上当年因暨艳案彻底瓦解的张家，江东世族早已是元气大伤。仅有的未见被迫害记载的陆逊，也只能是“言则流涕而已”，不能有所作为。但是令孙权料想不到的是，他提升流寓世族势力的良苦用心，并不能得到流寓世族的共鸣。以步骘、诸葛瑾、潘濬等为代表的流寓世族们，纷纷上表反对吕壹等校事弄权，反对对顾、朱各家族的迫害，就连孙权的太子孙登也不理解孙权的行为，切谏不止。潘濬自武昌到建业来朝，本想在朝堂之上直接向孙权进谏，劝其废除特务制度，放弃对江东世族的迫害，但当他抵达建业听说太子孙登屡谏无效之后，就改变了想法，而选择了另一种极端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他在建业召开了一个Party，邀请京城里的百官赴宴，其中也包括吕壹。潘濬身怀利刃，试图在宴席上手刃吕壹，为国除害。当然，擅杀大臣的后果潘濬也考虑到了，他是抱定了牺牲的决心的。可惜的是，校事们的情报系统无孔不入，吕壹提前得到了消息，称病没有赴宴。
赤乌元年，吕壹构陷朱据贪污的冤案露出了马脚，真正的贪污犯浮出水面，事实雄辩地证明了朱据的清白。于是，史书如此记载：“权大感悟，曰：‘朱据见枉，况吏民乎？’乃穷治壹罪。”校事案在这一年出现转机，并非偶然。其一，本年度孙权钟爱的步夫人去世了，伤心之余，孙权爱屋及乌，对步夫人的感情不免转移到了步夫人的小女婿朱据身上。其二，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国内舆论空前一致地指向了校事制度。孙权很清楚，自己绝不能和集团内所有人为敌。其三，孙权发现特务系统已经露出了独立的端倪，不太听话了。吕壹为了自己的政治安全违背孙权的意旨而中止对顾雍案的审判，这表明，校事们有可能成为孙权日后尾大不掉的累赘。
为缓和矛盾，孙权将吕壹收押廷尉，交给顾雍去审讯。顾雍这个审讯官的身份很微妙。他是江东世族的代表，受过吕壹的迫害。孙权把吕壹交到顾雍的手里，实际上是向江东世族们发出了一个道歉的信号，做出了一种和解的姿态。更重要的是：顾雍在孙权身边为相19年，深悉孙权的性格脾性，也熟知吕壹案的内幕，他懂得怎样把握审理吕壹案的那个“度”。顾雍果然不负孙权所望，对吕壹的审问和颜悦色，草草了事。吕壹也明白此刻自己必须担当替罪羊的角色，所以当顾雍准备结案，问他还有没有什么要说的时候，吕壹只是一个劲儿地“磕头无言”。顾雍草草了结此案，没有深究，很明显是为了保护幕后的孙权。
审讯结束后，对吕壹的量刑又成了问题。司法部门建议使用“大辟”重刑，但民怨沸腾，认为“大辟”还远远不够，应当对其加以“焚裂”。打狗看主人，杀鸡给猴看，对吕壹如何处置，关系到孙权的颜面。孙权故意向名儒阚泽询访此事，阚泽在孙权身边做了多年的高级顾问，对吕壹案的内幕一清二楚，所以他很识趣地回答：“盛明之世，不宜复有此刑。”孙权很“高兴”地接受了阚泽的“建议”。
吕壹案的结案不代表它所产生的阴影已散去。孙权在吕壹“乱政”期间拒绝任何谏言而选择了乾纲独断，这令江东群臣们极其失望，正是在这种极度失望的情绪下，潘濬选择了以一己之力去刺杀吕壹而不是去向孙权进谏。所以，当孙权在案后派中书郎袁礼去“告谢诸大将”，向他们道歉，并向他们询问对时事的看法时，诸葛瑾、步骘、朱然、吕岱等人都表示了拒绝，他们说“我们是统兵的将领，民事不在职权范围之内，我们不方便说什么”，而让孙权去询问远在荆州的陆逊和潘濬。江东重臣们拒绝孙权的道歉，令孙权既无奈又恼火。为此，他下了一道酸溜溜的《责诸将诏》：“齐桓，诸侯之霸者耳，有善管子未尝不叹，有过未尝不谏，谏而不得，终谏不止。今孤自省无桓公之德，而诸君谏诤未出于口，仍执嫌难。以此言之，孤于齐桓良优，未知诸君于管子何如耳?”“我比齐桓公还要好一点，只是不知道你们比起管仲来如何？”孙权带着这种酸溜溜的心情了结吕壹案，无疑是为日后埋下了一颗不定时的炸弹。
最后的选择：伪造储嗣之争
孙氏和江东世族之间的恩怨纠葛，最早可以追溯到孙坚时代。孙坚担任长沙太守期间，曾违背东汉律法，出兵越界帮助陆康的侄子平定动乱。陆康当时是吴郡陆家的掌门人、陆逊的从祖父，官任庐江太守。这是出身寒族的孙氏第一次和江东大族发生直接接触。
孙氏和江东世族之间的实质性接触，开始于孙策时代。孙策曾接受袁术的命令，为其攻打庐江。庐江军民拼死为太守陆康固守城池，以致这场战争惨烈无比，持续了两年。最后的结局是：庐江城内的陆氏宗族百余人在战乱中死亡过半，而陆康本人也拜此战所赐，城池陷落之后一个月多点就去世了。
由于吴地四姓互为婚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故此役导致孙策与江东世族们的关系完全破裂。这给他日后借兵渡江、转战千里在江东开创基业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孙策在江东得不到江东世族们的支持，甚至还遭到了他们的反对与抵制，为此他不得不对江东的“英雄豪杰”们多所诛戮，而多所诛戮的后果，也就是反弹力，最终又要了孙策的命。他被原吴郡太守许贡的门客刺杀了。
庐江之役使孙氏集团与江东世族彻底对立，而江东世族对孙策的抗拒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对立，随后孙策对江东世族的高压政策将双方的冲突推上了顶峰。这将成为一个永恒的恶性循环——如果不是孙策及时去世的话。
人亡政息，孙策的去世给了继任的孙权一个与江东世族们和解的契机。当时江东风雨飘摇、内忧外患的严峻局势也使得孙权必须和江东世族们达成和解，得到他们的支持是孙氏集团在江东地面站稳脚跟、反客为主的一着要棋，可谓生死攸关。对江东世族们而言，继续与孙氏集团对抗下去，终归不是长久之计，他们必须为维持自己门庭的辉煌、保持个人地位的崇高着想。这当口，世家大族们一向引以为傲的学识、门风传统都显得很虚幻，只有家族的地位、个人的权势这些实实在在的利益才最现实。在现实面前，新仇旧恨多少显得有点渺小。所以，在孙权当政最初的几年里，江东世族们纷纷进入幕府，双方由对抗开始转向了合作。为了获得江东世族们的全力拥护，孙权也算用心良苦。例如：为充分弥补孙、陆两家的裂缝，孙权不但大量起用陆家成员，陆逊、陆瑁、陆凯、陆绩等均出仕幕府，这还不够，孙权还将孙策之女许配给了陆逊，两家结为姻亲。此外，孙氏和吴地四姓中的顾、朱两家也都有姻亲关系。
靠着这样的笼络，孙权顺利获得了江东世族们的支持，站稳脚跟，破曹操于赤壁，擒关羽于荆州，败刘备于夷陵。这3次战役让孙权的个人威望达到了巅峰，也让江东集团的功业达到了巅峰，同时也让孙权个人的自信达到了巅峰。
狡兔死，走狗烹。江东世族们的命运也不能例外。孙权的统治已彻底稳固，江东集团的对外扩张已暂告一段落，外部矛盾的弱化伴随着内部矛盾的上升。整顿内部秩序理所当然地列上了孙权的日程表。
所有的皇帝都一样，霸业成就之后，他们都将面临防范大族这个永恒的课题。刘邦建国，大迁豪族充实边疆；刘秀复兴东汉，也大力抑制豪族势力，以富贵易其权势。孙权一生信服曹孟德的法家权术，以之为榜样，杀虞翻时自称“曹孟德尚杀孔文举，孤于虞翻何有哉!”劝吕蒙、蒋钦多多读书又称“曹孟德自谓老而好学”。曹操重用寒族担任实职，而对世家大族里的名士则多处之以显职高位以示尊崇而不予实权。曹操的这种政治理念毫无保留地也被他的粉丝孙权认真吸收消化了。
在人口流动迟钝、社会运转缓慢的农业社会，地方大族对国家运转起着一种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们是中介，是国家由上而下实现有效统治的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但是，一旦地方大族上升到世家大族的程度，一旦他们的影响力超出了乡聚里落，超出了州郡县邑，而进入统治集团的中轴部分，他们就不再仅仅是皇权统治必不可少的工具和环节，他们在庙堂之上和江湖之中同时拥有的广泛的影响力，使他们对皇权构成了威胁，这样的世家大族最适合成为权臣滋生的土壤。曹操毕生致力于打压世家大族，大搞“唯才是举”，其子曹丕却背父道而行之，大搞九品中正制，以至于世家势力大涨，最终自食其果，出现了河内大族司马氏专权的局面。诸葛亮治蜀多用流寓士人担任要职，其刻意培养的接班人中，蒋琬、费袆由荆入蜀，姜维由雍凉入蜀。而蜀国本土大姓均难以进入中央轴心，故刘禅虽为庸主，远逊曹芳、孙亮等人，却终生不受权臣威逼之祸，这不能不说受益于诸葛亮抑制蜀地本土豪族的努力。
在暨艳案中孙权对江东世家大族们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需要借助他们的力量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另一方面，他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必须严格防备江东世族们的势力日益坐大，谨防有朝一日尾大不掉，架空皇权。孙权支持暨艳改革郎署，只是为了限制江东世家大族子弟进入东吴上层的程度。此时的孙权，还只是想在对江东世族的“用”与“防”之间寻找到一种平衡。但是他失败了，失败之后恼羞成怒，强词夺理，将张温拉下马来，为暨艳垫背。
暨艳案后，江东世族的势力继续扩张，孙权为此设立了相应的校事制度。在重用吕壹等校事们期间，孙权一改暨艳案中的“平衡”理念，转为对江东世族势力进行打击和压制。所以吕壹先后诬陷顾雍、朱据等重臣，而孙权不加详查也不愿详查，将他们全都“禁止”了。这种集团内部的明争暗斗就像压弹簧一样，下压的力度越大，产生的反弹力也就越大。孙权料想不到这一次的反弹力会如此强大，从江东世族(如陆逊)，到流寓士人(如诸葛瑾)，到宗室重臣(如太子孙登)，一致反对校事制度。为息众怒，避免集团内部的分裂，像当初牺牲暨艳一样，孙权不得不牺牲吕壹。而这一次，政治上的成熟使得孙权不再为吕壹寻求垫背者。那种做法除了显示一下自己的气急败坏之外，完全于事无补。
连续两次失败之后，孙权充分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每一次失败都伴随着江东世族势力的进一步扩大。如今，在孙权看来，江东世族的势力已经强大到必须连根拔起，而不仅仅是“平衡”或者“打击”、“压制”的地步了。从这种意义上来看，正是江东世族们的两次完胜给自己招来了最彻底的毁灭性的打击。
江东世族的势力已经盘根错节茁壮成长了，如此困难重重了，要将他们连根拔起，谈何容易!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孙权决定采取某种极端的方式。这种方式的极端程度，超出了所有人的意料，那就是：伪造一场储嗣之争。
成败都付笑谈中
很多证据表明：“二宫构争”是孙权出于某种政治目的一手导演的。和历史上诸多因为昏庸而导致储位之争的皇帝不同，孙权挑起这场“二宫构争”是因为他的“圣明”。虽然史书一再回避孙权在这场政治风波中担任的总导演、总策划的角色，但还是留下了许多蛛丝马迹。
实际上，早在孙登做太子的时候，孙权就有意制造一场储嗣之争。孙权最初为这场储嗣之争设定的主角是太子孙登和三子孙和，而不是后来的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但是孙登在赤乌三年的突然去世打乱了他的原定计划。
韦曜编著的吴国官方史书《吴书》记载：“(孙登)弟和有宠于权，登亲敬，待之如兄，常有欲让之心。”这个记载相当可疑。历史上不是没有让贤的太子，光武帝刘秀的长子就曾做过这样的事情，被传统史书传为千古美谈。《三国志·吴书·孙登传》将孙登塑造成了古往今来做太子做得最好的人，在品行上自然有其过人之处，他会有让位之心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这一条本来可以进一步拔高孙登的光辉形象的记载，却没有被陈寿所采纳而收入《三国志》里，陈寿的用意值得我们深思。更荒谬的是：孙登年长三弟孙和整整15岁，在这么大的年龄差距之下，孙登却有待孙和如兄长的举动，实在是匪夷所思——想一想，一个30多岁的大叔，如何对一个10多岁的小青年“待之如兄”？
你无法想象那种蹊跷的场景。所以只能有一个解释：孙登的让位之心另有蹊跷。
另外一些迹象也显示出了孙登太子之位的不稳固。
在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下，子以母贵，母以子贵；太子从皇后的儿子们中间选择；儿子做了太子，母亲自然也应当升格为皇后。但是孙登做了整整21年太子，孙权却坚决不立其母徐夫人为皇后。后期，孙权竟然想立没有儿子的步夫人为皇后。立太子却不立皇后，这就暗示着：太子的位子仍然存在变数。
在暗示孙登太子之位不稳固的同时，孙权又暗示谁会成为太子之位的有力竞争者：他对三子孙和的宠爱过度，超出了其余所有的皇子，也超出了太子孙登。与此同时，孙权还刻意宠爱孙和的生母王夫人。
日后孙和做太子，孙权立刻立四子孙霸为鲁王(其余诸子可没有这样的好运)，并对他“宠爱崇待，与和无殊”，这样的景象和孙登做太子的时候，孙权过分宠爱孙和如出一辙。在孙登做太子的时候，孙和之母王夫人受到孙权的宠爱，仅次于步夫人；到了孙和做太子的时候，步夫人早已去世，孙权却不愿意立王夫人为皇后，而且对王夫人的宠爱还莫名其妙地消失了，这也和孙登之母不得立为皇后的情形如出一辙。事情吊诡至此，自然别有原因。
与上述情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孙权在第三次立太子的时候，前脚刚刚册立了幼子孙亮，后脚就将孙亮之母潘夫人册封为皇后，同时将其余二子分封到地方为王，彻底确定了他们的名分，堵死他们对储位的觊觎之心。反差之所以如此之大，只是因为这一次孙权准备真正地立太子了。“二宫构争”案，这场由孙权一手导演的阴谋所针对的是东吴内部日益强大的世族势力。孙权有选择地在太子党和鲁王党中对朝臣进行清洗。被清洗的官员既有许多太子党，也有许多鲁王党。这些人杂乱无章，在这场储嗣之争中的立场也千差万别，唯一的共性是：他们都属于江东世族。
譬如：被处死或流放的陆逊、顾谭、朱据等人全是江东世族的代表，他们的倒台意味着他们各自代表的家族的没落，也代表着江东世族们完全退出东吴统治集团的核心。而参与了“二宫构争”的流寓士人却基本上没有受到什么处分。例如与上述三人同属太子党的流寓士人第二代的代表人物诸葛恪——他们父子脚踏两条船，诸葛恪支持太子孙和，长子诸葛绰则攀附鲁王孙霸——非但没有受到清算，相反在孙权的刻意栽培下，日渐进入了东吴的中枢系统。赤乌九年，诸葛恪升任大将军，而官居其上的丞相步骘、左大司马朱然、右大司马全琮、上大将军吕岱都已垂垂老矣，不能理事。所以，大将军诸葛恪实际上就成了孙权心目中的托孤辅政的最佳人选。诸葛恪入选的原因，除了他个人出众的能力之外，更重要的是他的流寓世族的身份。
流寓世族往往社会基础薄弱，在江东本土没有强大的家族势力，在客居地的乡党们中间的影响力也相当有限，更不可能具备像吴地四姓那样垄断州郡的能量。所以重用流寓世族能够在最大限度内集中皇权，防止权臣的出现。这是孙权大力打压江东世族、提升流寓世族地位的最主要的考虑。诸葛恪作为流寓世族第二代中的一枝独秀而被孙权选中，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孙权这样处心积虑的安排在消除了江东世族对皇权的威胁的同时，又埋下了另一个隐患。
太元二年(252年)，孙权病重，召诸葛恪等人嘱咐托孤后事。孙权在托孤大臣的选择上又一次体现出了他的良苦用心。大将军领太子太傅诸葛恪作为首辅，其身份是流寓世族第二代；中书令孙弘是孙权晚年的心腹，参与了“二宫构争”案的策划；会稽太守滕胤出身江北流寓世族，“尚公主”，与孙氏有姻亲关系；将军吕据也是流寓世族第二代，其父吕范是孙氏家臣；侍中孙峻是孙氏宗族。这是一个以流寓世族为主体，辅以心腹和宗族势力的托孤班子。在孙权看来，以流寓世族为主体可以防止皇权旁落，而辅以心腹宗族，则是给皇权的集中再加上了一个保险。这样的组合虽然谈不上固若金汤，但其稳定性无疑是相当高的。
千算万算，孙权还是算漏了一招：流寓世族固然因为社会基础薄弱而不易对皇权构成威胁，但因为同样的原因，流寓世族一旦掌握权柄，支持他们的力量同样薄弱。这就决定了诸葛恪的首辅地位是很不稳固的。孙权刚刚去世，中书令孙弘就对诸葛恪首辅地位发起挑战，欲矫诏除去诸葛恪。虽然由于宗室代表孙峻站在诸葛恪这边，孙弘最终失败了，但这件事情给了诸葛恪极大的触动。他当政之后，不顾众人反对，力主发动东兴之役，其目的就是为了提高个人威望，以压服东吴众臣，巩固自己首辅的地位。但是，一则东吴内部托孤班子彼此钩心斗角；二则曹魏实力远胜东吴，内外逼迫之下，东兴之役以惨败告终。这给了诸葛恪的政敌们一个扳倒他的绝佳机会。孙亮建兴二年冬十月，孙峻发动政变，谋杀了诸葛恪，此时距诸葛恪入朝辅政仅一年零六个月。自此，东吴进入了昏暗的权臣时代。而这正是孙权生前最为忧虑的事情，他和江东世族明争暗斗几十年，就是为了防止这一天的到来。如今这一天到来了。机关算尽太聪明，到头来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采取伪造储嗣之争的方式来彻底击溃江东世族的势力，孙权也是迫不得已。伪造“二宫构争”，说明他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这种方式的后果孙权很清楚，但是和东吴千秋万代的基业相比，牺牲掉两个儿子还是值得的。孙权深知自己的身份：他首先是一个皇帝，其次才是一个父亲。
为了不暴露伪造此案的阴谋，将“二宫构争”进行到底是完全必要的。参与这场储嗣之争的许多江东世族中的重要人物都已折戟沉沙，没有任何理由，此案的两位当事人太子孙和、鲁王孙霸却不受任何追究。“权沉吟者历年，后遂幽闭和。”戏不能不接着往下演，孙和与孙霸也不能不按照早就已经写好的剧本走向自己的归宿：孙和先被幽闭，随后被废；孙霸被赐死。只有这样的结局才能将阴谋伪装到底，才能安抚或者麻痹东吴庙堂上下的人心，才能最大限度地不损害整个东吴政权的稳定。但是，从孙权的“沉吟”中，也能看到一位父亲隐隐作痛的舐犊之心。
孙和被废之后，孙权一改嫡长子制度，舍弃五子孙奋、六子孙休，而立幼子孙亮为嗣。孙奋一方面为人品行不端，另一方面其母不称“夫人”而称“仲姬”，可见出身较其余诸子卑贱。他没有为嗣的资格。但孙权不立年长的孙休为嗣却另有玄机。孙休的妻子是朱据的女儿，他和吴地四姓的朱家的婚姻关系决定了他不可能被孙权立为储嗣。
太元二年，在人生最后的日子里，孙权又一次想起了被废徙在故鄣的穷山恶水间的儿子孙和。出于补偿的心理，孙权将孙和立为南阳王，居长沙。但这仍然无法改变孙和的命运。废太子的身份注定了他无法安度余生。孙峻执政后，孙和被迫自杀。“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孙权死后30年，东吴灭亡。国破之际的忠臣烈士中，很难见到江东世族的影子。
第二节 追查关羽之死的真凶
在决定关羽与荆州的最终命运的过程里，我们找不到任何一种必然、带有直接性质的因素。但没有人需要负直接责任，并不代表没有人需要负责任。在追踪这场来去匆匆的荆州覆败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一条权力重新分配的伏线在时隐时现。
谁是幕后真凶？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冬，关羽水淹七军生擒庞德之后，遭遇东吴的偷袭，后方的公安、江陵等重镇瞬间落入敌手。腹背受敌之下，关羽军团迅速土崩瓦解。12月，关羽及其子关平等在临沮被俘，随后被处决，传首于曹操。
从大胜到大败，从军锋直逼许都迫使枭雄曹操有迁都之意，到全线崩溃军败身亡丢失荆州，前后不过半年。如此短的时间之内产生如此巨大的反差，在战争史上实属罕见。探究关羽覆败之谜遂成后世史家莫大的兴趣所在，各种解释应运而生。总结起来，大致上有3种说法：
(1)关羽负责说
这种说法认为：荆州覆败乃关羽本人自作孽，不可活。此人“性护前”，骄傲自大；又不善于处理内部关系，“善待士卒而骄于士大夫”，遂致荆州军团的领导班子内部矛盾丛生。同时还拒不执行诸葛亮《隆中对》中早已拍板了的联吴为盟的基本外交政策，对孙权主动联姻的提议做了粗暴的拒绝。性格决定命运，关羽实际上是死在了自己这种刚愎自用、目中无人的性格上面。
(2)诸葛亮负责说
持此观点者认为：从水淹七军到军败身死，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成都方面未出一兵一卒支援荆州，这种现象太反常。作为刘备的谋主，亲自提出了“跨有荆益”发展蓝图的诸葛亮，面对发生在荆州上空的风云变幻，竟然没有向刘备提供一言半句的建议，这更加反常。
据此，持此观点者进一步认为：诸葛亮缄口不言的沉默态度实际上是不负责任，是在玩忽职守，而且是有意为之。原因很简单：诸葛亮胸怀大志，他希望人主不仅仅能够“贤”自己，还希望人主能够进一步地“尽”自己，让自己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尽”的出仕标准决定了诸葛亮所谋求的既不是什么贴身秘书，也不是什么办公室主任，更不止于某一部门主管，而是拥有全部经营大权的总经理。这位以职业经理人为人生目标的卧龙先生进入刘备集团之后，很长时间里都只能屈居第三把交椅。二把手关羽成了他必须逾越却又难以逾越的一道障碍。刘备在世之时这道障碍已经如此顽固，刘备去世之后关羽的势力势必更加锐利与突兀。所以，当荆州上空危机四伏的时候，诸葛亮一反常态地沉默了。他的玩忽职守导致了刘备对荆州局势的恶性发展掉以轻心，缺乏清醒的认识，最终铸成恨事。
(3)刘备负责说
这种观点将成都方面不发一兵一卒救援荆州的主要责任归到刘备身上，而不是诸葛亮。救不救关羽只能是刘备自己的意思，诸葛亮还不足以左右这个大局。刘备的用意是想假手东吴除掉关羽巩固自己的集权统治，更重要的是为儿子刘禅扫清障碍，扫除潜在的权臣。
一个貌似合理的解释
在肯定“刘备负责说”之前，有两个难题急需作出合理的解释：(1)该如何看待刘备和关羽之间“恩若兄弟”、“名为君臣，实犹父子”的亲密关系？(2)以放弃荆州这种方式除掉关羽，这种巨大的代价，刘备是否愿意？
当然，在预设立场之后，作出“合理”的解释其实并不难。
其一，刘备能够听从诸葛亮的建议，将“恐易世之后难以制御”的养子刘封处死，可见紧要关头儿女情长坚决地服从于政治利益是刘备的基本行事准则。刘封和刘备是养父子关系，关羽和刘备是义兄弟关系(“恩若兄弟”)，二者具备了相当强的可比性。刘备既然能够忍痛杀掉养子刘封，自然也可能借刀杀人除去关羽。
其二，对于刘属荆州的实际价值，需要重新作出评估。
自刘表死后，一直到关羽覆败，这段时间荆州始终处于三足鼎立的局面。早期是刘备、刘琦、刘琮三足鼎立，赤壁之战以后变成曹操、刘备、孙权三足鼎立——曹操据有荆州北部的南阳郡全部、南郡和江夏郡的一部分。孙刘双方战后就“分赃”问题先后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协商与调整。建安二十年，孙刘双方达成了一个书面的协议，“遂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南郡、零陵、武陵以西”这部分地区实际上就是建安二十四年关羽所丢失掉的那部分荆州，面积仅占整个荆州面积的三分之一左右(荆襄七郡：南阳郡、江夏郡、南郡、长沙郡、桂阳郡、零陵郡、武陵郡。刘属荆州仅仅拥有半个南郡、一个武陵郡和一个零陵郡)。
除了面积的大小之外，还应该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全面考察刘属荆州的价值的大小。
荆州的政治中心历来都偏重于北方的襄阳、宛城，这些重镇都控制在曹操的手里。《后汉书·郡国志》记载：南阳郡人口为243万余，长沙郡人口为105万余，这些人口大郡都不归刘备所有。
荆州的文化重心也偏北，故而荆北乃荆州人才的渊薮，刘属荆州部分除了零陵郡的开化程度稍高一些外，武陵郡根本就是蛮荒之地。
故而，和曹、孙两家相比，刘属荆州在政治、文化、人才方面完全处于劣势。更要命的是，刘属荆州在经济上也极其落后，吃饭都成了大问题。《读史方舆纪要》记载：“(长沙)后汉时亦为荆州大郡，吴蜀分荆州，长沙属吴，以是蜀之资粮恒虞不给。”位于洞庭湖平原的长沙郡物产富饶、人丁繁庶，乃千年鱼米之乡。建安二十年，孙刘两家重新“分赃”，将原属刘备集团的长沙郡划归江东，自此之后关羽军团的后勤补给便不能自给自足，需要仰仗成都方面的支援。
经济上的不独立使关羽军团实际上成了刘备的一大负担、一个包袱。从这个角度来看，荆州已经成了刘备的不能承受之重，成为一块“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如果扔掉这块“鸡肋”的同时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掉关羽这个巨大的潜在危险因素，刘备值得考虑考虑了。
所以，第三种解释，貌似很合理。
提前预设立场的好处，在于可以很轻松地找到证据。但坏处也显而易见：容易蒙蔽真相。所以，探究历史真相的最佳方式，是抛弃一切先入为主的立场，重新回到最原始的史实本身。
刘备和关羽的四种关系
众所周知，刘备和关羽关系非同寻常。大致上，他们之间存在着以下几种形式的关系：
(1)君臣关系。千百年来，关羽都被视为忠臣义士的楷模，受到广泛宣传，封帝封圣。
(2)兄弟关系。这种关系最早由陈寿确立，他在《三国志·蜀书·关羽传》中如此描述：刘、关、张三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
(3)父子关系。曹操集团晚期的主要谋士刘晔如此表述：“且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
陈寿以蜀汉遗民的身份总结刘、关、张三人之间“恩若兄弟”，自然有很高的可信度。刘晔的判断也不容忽视。他既是关羽的同时代人，又是曹操的心腹谋士，职业决定了刘晔是一个消息灵通的“知道分子”，对刘备、关羽这样的风云人物，他的关注度相当高，所以他作出的判断的可信度也是相当高的。
所有人都无法否认关、刘之间的亲密关系，但又很难对这种亲密关系作一个准确的定位。
其实，如果回到具体的史实中去，就不难发现关、刘二人之间还存在着第四种关系：合伙人关系。这一关系对解读日后关刘关系的演变是一条极为重要的线索，但一直被忽略掉了。
早在刘备“于乡里合徒众”拉队伍的时候，关羽就作为一个合伙人的身份出场了：“羽、飞为之御侮。”刘备无官无爵无名无财，单凭一己之力创业，是极其艰难的。一个篱笆两个桩，刘备这块一穷二白的篱笆对桩的迫切需要，决定了篱笆和桩之间没有老板与员工之间的高下之分。他们哥仨是在合伙创业，都是股东，不存在谁给谁打工的问题。
史书记载关张二人如此侍奉刘备：“而稠人广座，侍立终日。”这种情形发生在刘备做了平原相之后。这是否意味着关刘二人已经由合伙人转变成了上下级了呢？并没有。“侍立终日”的情形只发生在“稠人广座”之中，私下里仍然是哥仨同床共枕，“恩若兄弟”。对于这种“内外有别”可以如此理解：合伙创业也得在外部交涉、内部管理的时候有个领导，不能谁都去抛头露面，谁都是决策者。谁说了都算实际上谁说了都不算。哥仨中间数刘备学历最高，年纪最长，理所当然他是老大。平原相这份利润是哥仨一起努力奋斗赚回来的，却只能一个人去配印带绶，理所当然，官也是刘备去做。
这种平等的合伙关系一直贯穿于他们创业的始终。
建安四年(199年)年底，刘备背叛曹操，袭杀徐州刺史车胄后，“使羽守下邳城，行太守事”，“以羽领徐州”。刘备自己则返回小沛。关羽领有徐州，刘备则身为豫州刺史，二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显而易见。
建安十三年，刘备自樊城南撤，以避曹操锋芒，自己率步骑兵团由陆路南赴江陵，另派关羽率领水军顺汉水南下夏口。从这种分工当中，也能隐约窥见一种平等关系的存在。
定川之后，刘备拜关羽“董督荆州事”。“董督”者，全权管理之意。当时刘备集团仅有益州、荆州二州之地。刘备自己直接据有益州，而将老根据地荆州交与关羽打理，这种利益分配也不免带着一种平等、平衡的味道。
还有一些细节也很能说明问题。建安十三年(208年)，刘备被曹操追得狼狈不堪，落荒而逃，“飘摇江渚”之际，关羽对刘备“怒曰”：“当日在许都的时候，你如果听了我的建议，在打猎的时候趁机杀掉曹操，我们哪里会沦落到今天这种地步!”面对关羽愤怒的牢骚与抱怨，刘备倒是充分展现出了他的好脾气，他辩解说：“我当时也是为国家可惜他这个人才。如果他走正道，未必就不是汉室的福分。”一个“怒”字，尽传其神。关羽的愤怒和牢骚满腹不是臣属对于人主的态度，刘备的和颜悦色、没有脾气也没有上级对下级的感觉。
从关刘二人这种集君臣关系、兄弟关系、父子关系和合伙人关系于一体的关系出发，反观那些与关羽有关的逸事，也许会得到一种新的解读。
问马超
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围成都，马超来投，随后刘璋开城出降，益州平定。
马超的到来似乎让远在荆州的关羽颇为不爽，史书如此记载他的反应：“羽闻马超来降，旧非故人，羽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
接到关羽的来信，诸葛亮表现很得体。考虑到关羽为人“护前”，容不得别人强过自己，诸葛亮如此回答：“孟起(马超字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关羽)之绝伦逸群也。”
得到回信，关羽相当高兴，“省书大悦，以示宾客”。
此事充分展现了关羽的性格，过于自负、骄傲、目中无人。也展示了诸葛亮为人圆滑，看人下菜碟的一面。但这件逸事的价值并不仅仅如此而已。
成都顺利投降，马超功不可没，所以刘备随即予以嘉奖：“以超为平西将军，督临沮，因为前都亭侯。”不久就发生了关羽“问马超”之事。这二者之间应该是有联系的。马超所督的“临沮”，在荆州南郡境内，属于关羽的辖区，日后关羽父子正是葬身于此。刘备既然已经拜关羽“董督”荆州之事，让他全权负责荆州事务，又在这个时候让马超去“督临沮”，刘备的意图是什么？关羽会不会高兴？自然是很引人深思的事情。
关羽给诸葛亮去信“问马超”的原文如何表述，已经不得而知，留存于世的只有陈寿对此信内容所作的一个总结：“问超人才可谁比类。”这是不是关羽信件原文所想要表达的本意，对此也应持保留和谨慎的态度。
最大的可能性是：在“问超人才可谁比类”这种看似“护前”的询问背后，关羽遮遮掩掩、半掩琵琶、云山雾罩，另有深意。这深意就是对刘备安插马超“督临沮”的不满，是委婉的牢骚，是强烈的抗议，是隐讳的试探。
很显然，诸葛亮也读出了关羽信里的情绪。
仔细咀嚼诸葛亮那封简短的回信，他将马超比做“黥、彭之徒”，并且说即便如此，马超等人仍然不及“髯之绝伦逸群也”，个中隐意也是很明显的。黥布、彭越是西汉初年风云一时的人物，他们助刘邦消灭项羽，建立汉朝，立下了汗马功劳。事后，二人均分茅裂土，受封为王。诸葛亮以马超比黥、彭，又强调关羽胜过马超，很可能是在暗示：关羽在刘备集团里面的地位，超过了黥、彭之徒当年在刘邦集团里面的地位。
比分茅裂土受封为王的地位更高的，那就只能是人主，是君王了。
人主、君王的位置已经垫在刘备的屁股底下，关羽自然是没有希望了。诸葛亮信里的弦外之音无非是告诉关羽：主公从来都没有忘记你们当初共同创业的往事，没有忘记今天这番事业是你们共同打拼出来的成果，主公从来没有简单地将你当做下属看待。
作为刘备这条鱼的水，诸葛亮的话实际上就代表了刘备的意思。关羽的抗议和试探取得了预期的答复：马超最终并没有去临沮上班。
傲黄忠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进位汉中王，大封功臣。武将方面，设前后左右4位名号将军。刘备亲自拟定人选：前将军关羽，后将军黄忠，左将军张飞，右将军马超。方案刚刚拟定，诸葛亮就道出了他对黄忠入选的担忧：“忠之名望，素非关、马之伦也，而今便令同列。马、张在近，亲见其功，尚可喻指；关遥闻之，恐必不悦，得无不可乎!”
刘备回答说：我自然有办法搞定。
果然不出诸葛亮所料，关羽又闹起了情绪，声称“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拒绝接受前将军的印绶。最后是使者费诗的说辞劝服了关羽：“夫立王业者，所用非一。昔萧、曹与高祖少小亲旧，而陈、韩亡命后主，论其班列，韩最居上，未闻萧、曹以此为怨。今汉中王以一时之功隆崇于汉升，然意之轻重，宁当与君侯齐乎!且王与君侯臂犹一体，同休等戚，祸福共之，愚为君侯不宜计官号之高下、爵禄之多少为意也。仆一介之使，衔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还，但相为惜此举动，恐有后悔耳!”“傲黄忠”这件事情，似乎又一次充分展现出了关羽性格中的骄傲和自负，但和“问马超”事件一样，这并非是事件的全部。
诸葛亮担忧关羽不服黄忠，恐怕只是他的一个借口而已。定军山一役，黄忠力斩曹军的方面大将夏侯渊，震动宇内，足以令其无愧于后将军的名号。关羽所谓的“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恐怕也并非真的就认为黄忠没有荣升为后将军的资格。实际上，早在几年前，刘备平定益州的时候，关羽就已经与黄忠名位相齐了，当时关羽的职位是荡寇将军，黄忠则是讨虏将军。荡寇讨虏，级别相等。关羽那个时候不发飙，却在此时跟黄忠争意气，跟刘备闹别扭，显然另有原因。
应该注意，在此次大封功臣之前，关羽的官职爵号并不显赫，这主要是因为刘备本人的官爵也只不过是个左将军而已。那个时候，刘备集团内的官爵极不规范，有些是刘备封的，譬如黄忠；有些则沿袭了汉朝廷的封爵，譬如马超。所以官爵的大小尚不足以体现各自在集团内部的地位。
刘备自称汉中王，正式封拜元勋之后，情形就不一样了。官爵统一分配之后规范化了，官爵的大小也开始直接体现出各自交椅的先后。之前关羽爵号虽不显赫，但无论是谁，都无法否认他在集团内部的次席地位，即使是诸葛亮也不能越过他。这可以从刘备留他镇守荆州这一点上得到印证。
刘备封拜前后左右四将军，是对关羽在集团内部次席地位的一种隐性打压。四将军中虽然以关羽为首，但其余三人在无形中上升到了和关羽相同的台阶。列朝站班虽仍有先后之分，却已消弭了上下之别。这才是关羽最不满的地方。这等于变相地降低了关羽的地位。
关羽那句“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的牢骚的真实意思，并非认为黄忠不够资格充任后将军，而是觉得自己应得的官衔不应当仅仅是一个前将军。前将军之上，从低到高还有卫将军、车骑将军、骠骑将军、大将军等职。关羽所希望的，是刘备能够将自己和张、马、黄诸人完全区别开来，继续保持一个“次席”地位，而不仅仅是在同等级的班列中站在前排。
殊不知让关羽同张、马、黄三人同班同列，正是刘备煞费苦心的安排。今时不同往日，昔日四处流浪无家可归寄人篱下的日子已成了过眼云烟，如今摆在刘备面前的是一片蓬勃向上的大好基业。刘备为什么要称王？关羽恐怕没有深入思考过这个问题。称王并不仅仅是因为“王”比什么将军啊州牧啊听起来更有气势，更加唬人，重要的是为了整顿集团内部秩序，在集团内部建立起稳固的君臣关系。不称王，刘备和集团内的官员们之间的关系就只能停留在寄主和幕僚的程度，幕僚们需要对寄主承担的道德义务要远小于臣属对人主承担的道德义务，譬如：幕僚们可以随时凭自己的喜好离开寄主别投他处，没有人指责这种行为是背叛，但臣属之间却不能这么做。称王则有国，有国则有君，有君则有臣。刘备称王正是为了在自己和幕僚们之间建立起一种牢固的君臣关系。要建立这种关系，必然要求关羽走下他的“次席”地位。刘备将关羽归入前后左右将军之列，而不继续让他独树一帜，正是冀求通过这种隐蔽的手段，用柔术勘定出关羽在集团应处的新位置。
对刘备的这番苦心，诸葛亮表示了他的担忧。诸人之中，以黄忠声望最低，如果关羽要在这件事上闹别扭，肯定会从黄忠身上入手。诸葛亮最末来了一句：“得无不可乎？”意思是：非得这么干吗。诸葛亮的口气，似乎是在劝刘备向关羽妥协，这无疑是在火上浇油。所以刘备也没有什么好气地回答他：“吾自当解之。”我自然有办法解决，不用你操这份闲心。
刘备解决的办法是派费诗为使者前往荆州。费诗的那番说辞大概是刘备授了意的，对关羽采取的是软硬兼施的手段。
软的一面，先是好言安慰。以萧何、曹参之于刘邦比喻关羽之于刘备，而将黄忠诸人喻为陈平、韩信。这种比较既是在宽慰关羽，勿以爵号论亲疏，同时也是在敲打关羽，注意学习萧、曹如何侍奉刘邦，注意君臣之道。随后又对关羽说“且王与君侯，譬如一体，同休等戚、祸福共之”，意思是刘备和你关羽其实是不分彼此的，祸福与共的，地位平等的，刘备的基业就是你的基业，刘备的天下就是你的天下。在某种程度上，刘备仍然向关羽确认了两人存在的合伙关系。费诗对关羽的称呼也很值得注意：“君侯”。这不是一个普通人可以享有的称呼。当年赵高如此称呼过李斯，李斯当时官为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三国年间另一个享受过“君侯”称呼的人是曹彰，他是曹操的儿子，手里还掌握着一支大军，其能量足以改变整个曹魏集团的政治走向。非地位极其崇高和特殊者，不能享有“君侯”的称呼。
胡萝卜给完之后就是大棒。费诗的态度陡然转向强硬：“我不过是一个奉命而来的使者罢了，你拒绝受封，我回成都去就是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你这样做的话，恐怕会日后反悔。”言辞之间，已经带有威胁的味道了。
关羽最终屈服，受封前将军，愿意和黄忠这个老兵同列。
但是，关羽的屈服也不是无条件的屈服。屈服的前提是刘备也作出了一定的让步——他给了关羽“假节钺”的权力。
前后左右四将军中，张飞、马超都只是“假节”，没有“假节钺”的权力。黄忠这个后将军，连“假节”的权力都没有——这大概也是考虑到了关羽的抗议。诸人当中，只有关羽一人拥有“假节钺”的特权。“节钺”是皇帝派专人代替自己行使权力时的一种凭证。“节”代表皇帝的身份，持节的使臣代表着皇帝亲临，象征皇帝与国家，可行使相应的权力。武将“假节”的话，他在战时状态就不必左请示、右汇报，可以直接斩杀自己军中触犯军令的官兵。“钺”是斧钺，本是一种高等级刑具。“斧钺”专属君王，偶尔会暂借给人臣，称为“假节钺”。在君王的所有的授权方式之中，“假节钺”的规格是极高的。拥有了“假节钺”的权力，不但可以随意斩杀触犯军令的官兵，更可以代替君主出征，并拥有斩杀节将的权力。
无疑，“假节钺”的崇高地位部分地满足了关羽区别于张、马、黄诸人的愿望。
至此，一个常见的误解也可以得到纠正：关羽在没有征得成都方面同意的前提下，擅自发动了襄樊之战。据此指责关羽无组织无纪律，并进而推测他日后可能成为蜀汉集团的一大隐患，是极失公允的。既然刘备给了他“假节钺”的特权，对外发动战争本就在他的权力范围之内，不存在擅自出军的问题。
只是，假如刘备当日没有迁就关羽，没有给他“假节钺”的特权，历史会不会改写呢？襄樊之战还会不会有？如果没有襄樊之战，那荆州覆败还会不会有？
拒孙权
史书记载，关羽镇守荆州期间，孙权曾“遣使为子索羽女”，欲与关羽联姻，结成儿女亲家，但是关羽粗暴地拒绝了，非但如此，还“辱骂其使”，侮辱孙权。这使孙权极为愤怒。
拒婚孙权这件事一直被当做关羽最后咎由自取的一条重要理由。联吴抗魏是蜀汉的一项基本国策，是诸葛亮早在《隆中对》时就提出来的，关羽不但不认真地执行，反而刻意破坏。他的破坏行为成了孙权下定决心袭取荆州的重要诱因。
显然，这是对关羽的又一次误解。联吴抗魏的外交政策正式稳固下来，并成为蜀汉集团的一项基本国策，其实是刘备死后诸葛亮执政期间的结果。虽然早在《隆中对》中诸葛亮就提出了这一观点，但刘备在世期间并没有认真地去实践过它。非但如此，在此期间，孙刘两家还摩擦不断，建安二十年(215年)双方甚至发生了争夺南三郡(长沙、零陵、桂阳)的武装冲突。关羽拒婚实在算不上破坏孙刘联盟，因为孙刘联盟当时并未真正确立起来。
应该说，关羽拒婚非但不是昏庸之举，相反正是其明智之处。孙权如果想改善与刘备集团的关系，那么他就应该去找刘备联姻，把孙夫人给刘备送回去，而不是去找关羽。“人臣无外交”，关羽镇守一方，正处在瓜田李下的嫌疑之地，吗事不做人家都会怀疑你搞独立王国，何况是越过集团领袖去和别的实力集团联姻。为防止刘备疑忌自己，关羽理应拒绝这次联姻。更何况刘备在处理与江东集团的关系时总是时阴时阳，阴晴不定，没个准数，即使刘备不疑忌自己，这种联姻也是不恰当的。
不能排除这次联姻是孙权的阴谋。这种阴谋孙权以前就使过，他给刘备送去了孙夫人这个浑身是刺的大头佛。倘使关羽同意联姻，对孙权而言至少有两个好处：(1)可以离间关羽和刘备之间的关系，破坏他们之间的信任；(2)夺取荆州始终被江东集团视为自保立足的必要条件，联姻可以麻痹关羽，为夺取荆州创造机会。关羽不同意，孙权也没有任何损失，还可以将制造隙端的责任推给关羽。
刘封之死和孟达之叛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自汉中返回成都前夕，欲得一重将镇守汉川，当时所有人都认为这个人应该是张飞，张飞自己也如此认为。然而刘备却出人意料地起用了当时只是个牙门将军的魏延。用魏延这么个名不见经传的部将，造成了“一军皆惊”的震动。
刘备为什么不用张飞？是因为张飞能力不够吗？是因为魏延比张飞能力更强吗？显然不是。张飞据水断桥，喝退五千曹军，足见其勇；释降严颜，足见其义；宕渠之战，大败曹魏名将张郃，足见其智。如此能力，镇守汉川足矣。是因为张飞另有他用吗？也不是。从汉中回来之后，张飞长年无事可干，闲置了起来。
如果联系到关羽此时的处境，也许可以对此事作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称王之后，中央集权成了首要之务，但是关羽镇守荆州，已经对这种集权构成了障碍。有了一个关羽，刘备不希望再出现一个张飞。张飞与刘备之间存在着与关羽相同的合伙人关系，而魏延只是刘备个人的“部曲将”。所谓“部曲”，就是私人武装，说白了，魏延只是刘备的家将。
弃张飞而用魏延只是刘备玩弄权术的一个小插曲，但足以让人窥视到他的真实用心。
汉中之战结束后，孟达由秭归北上进攻房陵。房陵、上庸、西城三郡处于襄阳以西、汉中以东，是汉中与荆州之间联系的必经通道，因三郡位于汉中东面，故通常称之为“东三郡”。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的“跨有荆益”的构想中的“跨”的位置，据田余庆教授的观点，其实不是三峡，而是东三郡。夺取东三郡，也就打通了荆州与汉中之间的交通。孟达攻下房陵之后，兵锋转向上庸。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怪事：刘备命令养子刘封从汉中顺沔水而下统领孟达之军，剥夺了孟达独立指挥部队的权力。史书的解释是“阴恐达难独任”，害怕孟达会有异心。这个解释其实相当牵强。
第一，东三郡的战略地位很重要，“西达梁、洋，东走襄、邓，北连宛、邓之郊，南有巴、峡之蔽”。但其自然、社会条件极其恶劣，其地四塞险固，地形复杂，人口稀少，民众开化程度极低，经济、文化极其落后。如果孟达想在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搞什么独立王国，真可谓是愚蠢至极。
第二，孟达的异心既然不可能是自立一方，那就只能是做叛徒投靠他国。但是，当时的刘备集团节节胜利，形势一片大好，孟达也没理由在公司蓬勃上升之际跳槽。
汉中之战于建安二十四年5月结束，7月，关羽就演了一出水淹七军、生擒庞德的好戏。刘封剥夺孟达指挥权的时间正在此前后，正是关羽围困襄樊，屡屡向东三郡兵团求援之时。刘备在关羽最需要援助的时候让刘封取代孟达领导东三郡兵团，而刘封随后就拒绝了关羽请求援军的要求，致使关羽无力迅速扩大战果，二者之间的这种联系，绝非偶然。
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刘备让刘封去控制东三郡兵团的真实原因，并不是害怕孟达有什么异心，而是为了让刘封控制住东三郡兵团，使其不去援助襄樊之战。刘备之所以要这么做，原因也很简单。一者，他不愿意关羽在襄樊之战中进一步扩大战果，不愿意关羽的个人声望进一步提升。关羽取得的战果越大，刘备就越是提心吊胆。二者，关羽当时急于扩大襄樊战役的规模，而刘备在汉中的军队刚刚与曹操结束对垒，正疲惫不堪，亟须休整，根本无力援助关羽。所以，从大局着眼，刘备不希望襄樊之战继续扩大。
至于刘备为什么不能直接指挥孟达去拒绝关羽，而要先让刘封去取代孟达，最可能的原因是：孟达在编制上是隶属于关羽的。孟达当时是秭归太守，出军东三郡也是由秭归出发，而秭归正在关羽的“董督”之下。所以，刘封取代孟达，实际上意味着刘备取代关羽接手了东三郡的统治权——东三郡在行政区划上原属汉中，刘备此举并没有触及关羽“董督荆州”的权限，在情理上并无任何不合适的地方。
刘备这种秘密的用心后来被孟达捅了出来。关羽覆亡7个月后，孟达降魏，官方史书总结他背叛的理由，一共两条：一是罹罪。害怕刘备追究自己不救关羽的责任。二是愤慨于刘封对自己的侵凌，没办法在刘封手下继续当差。这两条理由都没错，但并不全面。
孟达投魏时，曾给刘备写过一道表章，即《孟达辞先主表》，陈述自己投魏的理由。表章中有些话相当耐人寻味：“昔申生至孝见疑于亲，子胥至忠见诛于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乐毅破齐而遭谗佞，臣每读书，未尝不慷慨流涕，而亲当其事，益以伤绝。”
孟达历数古往今来忠臣孝子们没有好下场的例子，最后说自己如今也遭遇了同样的事情，那么，他究竟遭遇了什么样的具体事件呢？接着听他说：“何者？荆州覆败，大臣失节，百无一还。惟臣寻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复乞身，自放于外。”
孟达降魏和关羽覆败有关，关键是如何个有关法。孟达称自己由秭归北上攻打东三郡是一次“自致”行为，意味着这次行动不是奉刘备之命展开的。那么，孟达北上东三郡是受了谁的命令？孟达自己说是“自致”，是自己跑去的，但显然不可能，孟达个人不具备这个权力。在刘备之外，还有谁能给孟达这个权力？只能是关羽。
孟达称自己“亲当”申生、伍子胥、蒙恬、乐毅之事，大喊被冤枉了。如果拒绝救援关羽是孟达自己的意思，那么他对荆州的覆败就确实负有责任，都投降曹魏了，又何必还在刘备面前喊冤，不明摆着是“既想当婊子又要立牌坊”么？真相只能是：不救援关羽并非孟达之意，但现在却要他为此承担责任，所以他觉得很冤。
孟达的背叛恰逢其时。刘备如果对养子动了恻隐之心，不去追究刘封，那么遭殃的就只有自己。如果他不背叛，就极有可能被当做控制东三郡不发兵救援荆州的主谋，成为一只替罪羊而遭到“清算”。孟达是扶风人，客寓益州，在益州本土没有什么社会关系和影响力，这种身份将使刘备烹调起自己来没有多少顾忌。更何况，孟达的好友兼老乡，唯一能在刘备面前替自己说上话的法正又正好在几个月前去世了。孤立无援之下，除了投靠他国，孟达没有更好的出路。
诸葛亮是清楚孟达之叛的内幕的。许多年后，有一个蜀国降人跑去跟孟达造谣：“你叛降魏国之后，诸葛亮对你切齿痛恨，欲尽诛你的妻子儿女。”孟达回答道：“诸葛亮见顾有本末，终不尔也。”意思是：诸葛亮清楚当年之事的前后因果，知道事情的“本末”，知道我是个“末”，而不是“本”，他不会干你说的那种事情。
相对的，孟达投魏之后，刘封就危险了。关羽军团的覆败在刘备集团内部造成了巨大的震荡，必须要有人出来为此负责。本来内定的替罪羊是孟达，但孟达机灵，溜掉了。孟达降魏又进一步加剧了集团内部的动荡，寻找一个替罪羊更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无论是刘备还是诸葛亮，他们的目光都锁定在了硕果仅存的“当事人”刘封身上。
刘封此人刚猛有余，政治智慧却很缺乏，完全意识不到危机的迫近。孟达从魏国来信劝他降魏避祸，并警告他“(在远)尚可假息一时”，若是“失据而还”，必遭杀身之祸，刘封仍然没有醒悟。
建安二十六年，刘封兵败东三郡，撤回成都后马上被杀。
刘封必须死，理由有三：
(1)他必须为荆州覆败担当替罪羊；
(2)他必须为孟达降魏承担责任；
(3)第三点是诸葛亮提出来的：趁此机会，一劳永逸地解决掉这个“恐易世之后难以制御”，潜在威胁着刘禅统治的大麻烦。
廖立的“诽谤”
廖立这个人，诸葛亮曾将他和庞统相提并论，认为他是“楚之良才，当赞兴世业者也”。廖立也自许为“宜为诸葛亮之二”，但刘备死后，其职位反而连李严等人都不如，这让他心情郁闷至极，所以经常是牢骚满腹。
有一次他发了这么一场牢骚：“昔先帝不取汉中，走与吴人争南三郡，卒以三郡与吴人，徒劳役吏士，无益而还。既亡汉中，使夏侯渊、张郃深入于巴，几丧一州。后至汉中使关侯身死无孑遗，上庸覆败，徒失一方。”
建安二十四年，关羽襄樊战役期间，廖立时任刘备的“侍中”。所谓“侍中”，就是贴身秘书兼高级顾问。所以，刘备对于襄樊战役的态度以及做了什么小动作，廖立很可能是清楚的。他认为“关侯身死无孑遗，上庸覆败”之事，刘备应负主要责任，这个观点值得重视。
刘备弃张飞而用魏延镇守汉中，弃孟达而用刘封统领东三郡，都是用自己的心腹取代关羽的心腹——张飞对关羽“兄事之”，而孟达则受关羽管辖。廖立这个贴身秘书兼高级顾问很可能相当了解这种人事安排与调动背后的深意。他对刘备的“诽谤”也许并非无因。至于具体内容是怎样的，因为廖立这段牢骚被公认存在着脱文，已很难揣测了。
结论：一个偶然的伪命题而已
发生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冬天的荆州覆败事件，绝非某个因素单独造成的，而是多种合力的结果。也并不存在什么针对关羽个人的阴谋计划，当然，一些若隐若现的权力纠葛潜伏在这场战役的前前后后，但并没有任何人在算计关羽本人。
也就是说：这场覆败的背后，没有所谓的幕后黑手；但存在剪不断理还乱的权力纠葛。蜀汉内部谁在谋害关羽，只不过是一个伪命题罢了。
这是一场由多个偶然因素和多个必然因素融合在一起而产生的结果。
(1)关羽方面
关羽选择发动襄樊战役的时机是不合适的。就内部条件而言，刘备刚刚结束汉中之战，部队亟须休整，暂时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役，也无力在西面开辟第二战线以减轻荆州方面的重压。就外部条件而言，刘备集团与江东集团之间还没有形成稳固的同盟关系，孙权对荆州一直虎视眈眈。这一点关羽极为清楚，他发动襄樊之战时，在战场后方的江陵、公安等军事重镇留下了重兵防守。这就导致了前线兵力的不足，关羽不得不向东三郡求援。
(2)刘备方面
如何解决自己和关羽之间尴尬的不清不楚的关系，如何让这种关系由合伙人转向臣属，如何防止荆州尾大不掉难以驾驭，是比北伐中原更加紧迫的事情。为此，他使用了许多隐蔽的手段。封拜前后左右四将军就是这手段中的一种；让潘濬“留典(荆)州事”，又留下自己的大舅子糜芳、亲信傅士仁在荆州为将，也是手段之一；后来用刘封代替孟达统领东三郡，更是为了限制关羽势力坐大——无论是从集团内部的权力分配上，还是从集团的整体战略上，刘备都不会认同关羽继续扩大襄樊之战的规模。
(3)江东方面
从张纮的《江都对》到鲁肃的《吴中对》，“荆扬合一”，建立起一条完整的长江防线，始终被认为是江东集团的立国之本，是生存的前提。无论关羽是否拒婚，也无论孙刘两家如何开展外交，江东集团不得到荆州，双方之间的同盟关系就永远稳定不下来。所以，只要关羽镇守荆州一天，他就必须面对来自江东的威胁和压力。
(4)诸葛亮方面
诸葛亮在荆州覆败事件中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指责他一味地沉默，玩忽职守并不公平。诸葛亮或许清楚刘备抑制关羽军团的想法，他应该也赞同刘备这么干。但他的作用仅此而已：赞同与辅助。在解决关羽的身份(是合伙人还是臣属)问题中，刘备唱主角，诸葛亮只能敲敲边鼓。他和刘备二人都不可能对关羽实施借刀杀人之计。一是没必要，问题远没严重到那种程度；二是不可行，太多的偶然性因素否决了这个计划的可行性。要最后达成弃荆州以杀关羽的目的，有许多随机因素是刘备集团无法控制的。如汉江的大洪水淹掉于禁七军，纯属意外；如糜芳、傅士仁的献城投敌，这也不是刘备的指示；吕蒙白衣渡江，神不知鬼不觉地袭取江陵、公安，更不是刘备能预料的。这些随机因素只要有一件没有发生或发生转向，最后的结局就会是天壤之别。刘备不支援襄樊之战，仅仅是希望能够阻止关羽扩大战争规模，并不希望他全军崩溃，荆州易手。后来形势变化之快，完全超出了刘备意料之外。谁也没有想到，江东军队会不费一枪一弹，就袭取了关羽的大后方。
当然，历史总是让人惋惜。襄樊之战始于建安二十三年(218年)，规模很小，只是支援刘备与曹操直接对决的汉中之战的一场牵制战，关羽对襄阳的攻势只是为了牵制曹仁军团，使其无法驰援汉中。这场战争本应随汉中之战的结束而偃旗息鼓，但刘备进位汉中王之后，赐给了关羽“假节钺”的特权。设若没有这种特权，好大喜功的关羽便不会将襄樊牵制战迅速扩大成一场震动华夏的大战役，而很可能作为一场已经完成了使命的牵制战而渐渐趋于平息。
第三节 兖州之变的真正叛徒
陈宫与吕布合作主导的兖州之变，对曹操早期霸业的发展，是一次极为沉重的打击。一直以来，这场变故被解读成陈宫等人对曹操的背叛，但同时，历代史家又都无法给出陈宫“叛变”曹操的有力证据。
之所以如此，其实是因为他们都忽略了一个最初始的前提：曹操，才是那个真正的叛徒。
兖州之变很离奇
兴平元年(194年)，兖州牧曹操第二次东征徐州。曹操大军一路势如破竹，先后攻下徐州五郡中的琅琊国和东海郡，兵锋直指徐州首府下邳。在曹军凌厉的攻势下，年迈的徐州牧陶谦准备放弃徐州，南逃老家——扬州的丹阳郡去了此余生。
然而世事多变，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曹操怎么也不会想到，就在自己志得意满、大功垂成之际，大后方兖州传出了消息：他最亲密的同志兼战友——张邈和陈宫“背叛”了自己，倒戈一击，把那头一直在关东四处游荡，没有立足之地的“饿狼”吕布引进了兖州。这场变故，史称“兖州之变”。
失去兖州这个根据地，对曹操的打击，极为致命。
对这场突如其来变故的前因后果，历代史家都深感迷惑，无法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他们不明白张邈、陈宫等人为什么要“背叛”曹操。
先来看看传统史家们为什么会迷惑不已。
兖州之变的始作俑者据说是陈宫，是他第一个劝说张邈发动这次事变的。对于陈宫，现存的史料记载不多，鱼誊的《典略》里说他“刚直烈壮，少与海内知名之士皆联结”，后来他在白门楼毅然赴死，确实够得上“刚直烈壮”这四字评语。死亡算得上对人的几种最彻底的考验之一，一个人不惧怕死亡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这个人厌世已深；再有就是这个人有着某种强大的精神支撑，这种精神支撑强大到足以使他完全藐视死亡。传说中的烈士们总是属于后者。陈宫就是烈士。
陈宫和曹操之间的关系很值得一提。初平三年，原兖州刺史刘岱在镇压黄巾军的时候战死，正是这个陈宫主动向曹操提议，由自己出面去游说兖州各郡县官吏，让他们拥戴曹操出任兖州牧。曹操获得兖州这块最初的根据地而成为一方诸侯，陈宫功不可没。
兖州之变的领袖是张邈。张邈年轻的时候以为人侠义而闻名，“赈穷救急”，倾家荡产，在所不惜。很多士人愿意归附他。帝国的老牌名士郑泰评价他是“东平长者，坐不窥堂”。
张邈和曹操的关系也不寻常。曹操第一次东征徐州的时候，曾嘱咐家人说：“如果我回不来了，你们就去依靠孟卓(张邈字孟卓)。”曹操后来平安归来，和张邈相见，二人“垂泣相对”，足见交情深厚的程度。
兖州之变的另一个骨干成员是张邈之弟张超。
现存史料之中见不到对张超这个人的直接评价。不过要了解一个人的品行，并不一定非得从直接的材料入手，另有一个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去了解他有些什么样的朋友，或者有些什么样的敌人。狐辈多狗友，正人交君子。
张超早年做过广陵太守，在任期间，将郡中一切大小事务都委托给自己的功曹臧洪。毫无疑问，臧洪在那个年代堪称士人们的道德典范。所以《后汉书》和《三国志》都不惜笔墨，为他这么个小小的功曹大费笔墨立传，对其推崇备至。与这样的人为挚友，张超个人的道德品行，也是想见得到的。
在兖州之变发生前，陈宫、张邈、张超，他们每个人的个人品行都堪称帝国的典范，没有一人是那种“脑后有反骨”的卑劣小人。其余几个参与事变的小人物，如许汜、王楷，也都在士大夫圈子里小有名气。
正是这几个堪称君子的士人，主导了兖州之变。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
传统史家们无法从几个“叛徒”的个人履历上面找到他们想要找到的证据。“叛徒”们根红苗正，毫无历史污点。
既然找不到内因，史家们很自然地把目光转向了外因。所以《三国志·吕布传》里面附带着这样解释这次事变：
袁绍刚刚当上关东同盟的盟主就得意忘形，“有骄矜色”，张邈正义责备了袁绍。袁绍就此怀恨在心。后来袁绍让自己的小弟曹操干掉张邈。曹操用一堆冠冕堂皇的大道理表示拒绝。但是张邈认为曹操毕竟是袁绍的小弟，终究有一天会替袁绍杀掉自己，所以总是疑神疑鬼、坐立不安。后来吕布从袁绍那里逃出来，经过陈留的时候，张邈和他结下了深刻的友谊。二人临别，“把手共誓”。据说两人之间的这个交情让和吕布有仇的袁绍又一次相当不高兴。这进一步增加了张邈的不安全感。适逢陈宫前来游说，于是两人一拍即合，擦出了绚烂的火花。《后汉书·吕布传》的说法也与此大致相同。
显然，这个解释太过牵强。作为一名老资格的政客，袁绍在对张邈这样声誉卓著的名士采取措施时必然是理性的。对张邈这样的大名士兼地方大员(陈留太守)，除非是出于某种无法抗拒的政治因素，袁绍是不可能仅仅因为张邈责备过自己一次就心存杀机。至于张邈和吕布交朋友，就更碍不着他袁绍什么事情了。尽管吕布是袁绍的仇人，但若因为别人结交的朋友是他袁绍的仇人，所以就要把别人杀掉，那么这个世界上袁绍必须杀掉的人也未免太多了。
更何况，张邈和袁绍之间，其实也是多年的老朋友，他们同为当年的“奔走之友”士大夫团体的成员(“奔走之友”包括袁绍、张邈、何颙、吴子卿、许劭、伍孚等人，这些人都是在帝国负有盛名的士大夫)，曹操也对袁绍说过：“孟卓，亲友也，是非当容之。今天下未定，不宜自相危也。”“亲友”二字，足见张邈、曹操、袁绍三人之间早年关系的亲密程度。
退一万步，即使勉强认可张邈发动兖州之变的这条理由和动机，那么其他人参与这个事情的理由和动机又何在呢？须知，这次变故，远不止上述列举的几位参与，兖州之变几乎是整个兖州士大夫的“倒戈”——也正因为如此，事变发生之后，兖州诸城一呼百应，集体倒戈。
司马光错了
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的时候，显然也很不满意《后汉书》和《三国志》所给出的解释，他在相关史料里面翻箱倒柜，试图得到一个更合理的说法。
苍天不负有心人，还终于给他找到这么一条：
袁绍在建安五年(200年)发布的《讨伐曹操檄文》中说：“故九江太守边让，英才俊逸，天下知名，以直言正色，论不阿谀，身首被枭悬之戮，妻孥受灰灭之咎。自是士林愤痛，民怨弥重，一夫奋臂，举州同声，故躬破于徐方，地夺于吕布，彷徨东裔，蹈据无所。”
据此，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兖州之变重新作出了解释：“前九江太守陈留人边让，曾经讥讽过曹操，曹操听说后就把他给杀了，同时族诛了他的妻子儿女。边让这个人素有才气和名声，他的死让兖州的士大夫们都心生恐惧。陈宫性格刚直壮烈，私下里也自疑不安，于是和从事中郎许汜、王楷以及张邈的弟弟张超共同谋划背叛了曹操。”
司马光让这段历史疑案暂且告一段落。从此，边让之死和兖州之变的因果关系算是基本确立下来了。这个说法广为流传。
然而，让人惋惜的是，《后汉书》和《三国志》的解释固然牵强，《资治通鉴》的说法却完全不可信。
因为有极为可靠的史料证明，边让其实是死在兖州之变发生之后。
其一，《后汉书·边让传》里明确记载：“建安中，其乡人有构(边)让于(曹)操，操告郡就杀之。”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边让死于建安年间，比兖州之变的时间晚了好几年。
其二，孔融进入许都做官之后(孔融是在建安元年之后进入许都的)，曾向曹操推荐过边让，称：“(边让)为九州之被则不足，为单衣襜褕则有余。”孔融与边让素有交往。建安元年时，兖州之变已经过去很久了，孔融怎么可能把一个死人推荐给曹操？
至于袁绍在檄文里面大骂曹操，说他如何如何残暴，杀害了名士边让，最终引发天怒人怨，被吕布袭取了后方大本营云云，不过是通过故意混淆历史事件的先后顺序，尽可能多地宣扬曹操的罪恶而已，当不得真。《后汉书》和《三国志》的解释太过牵强，《资治通鉴》的新发现又完全不可信，那么，兖州之变的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
后人读历史读到的其实并非历史本身，而不过是历史本身在翩然逸去的时候留下来的一些蛛丝马迹罢了。顺藤能够摸到瓜，也可能摸不到瓜，中间还有可能摸到几条毛毛虫。通过历史的蛛丝马迹去揣测历史的本来面目实际上也是顺藤摸瓜，至于能不能摸到瓜，能够摸到多大的瓜，则取决于各自不同的摸法。
对于兖州之变这样扑朔迷离的事件，需要从它的根部慢慢地摸起。
爹只能死一次
兖州之变的根，与曹操他爹的死有关。
杀父之仇从来不共戴天，汉儒尤其如此。汉儒们鼓吹忠孝治国，所以在两汉时期，为父母兄弟报仇而狙杀、暗杀他人，很多时候并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相反，这些复仇者经常能够得到世人的宽恕和赞颂，运气好一点的甚至还能因此得到做官的机会。
曹操和陶谦之间据说也有杀父之仇。
对于这场恩怨，《后汉书·陶谦传》这样记载：“初，曹操父嵩避难琅琊，时谦将别守阴平，士卒利嵩财宝，遂袭杀之。初平四年，曹操击谦……兴平元年，曹操复击谦。”
不过，同样是《后汉书》，同样是关于曹嵩之死，在《应劭传》里面却这样记载：“兴平元年，前太尉曹嵩及子(曹)德从琅琊入泰山，(应)劭遣兵迎之，未到，而徐州牧陶谦素怨嵩子操数击之，乃使轻骑追嵩、德，并杀之郡界。”
这两段记载互相矛盾。同样出自范晔的手笔，曹嵩这个人的死亡时间却并不一致。《陶谦传》认为曹嵩死在初平四年(193年)之前，而《应劭传》则明确记载曹嵩死在兴平元年(194年)。
这两条记载，必然有一条会是假的。无论如何，曹操的爹，只能够死一次。
初平四年秋天，曹操第一次东征陶谦；第二年，也就是兴平元年夏天，曹操第二次东征陶谦。按照《陶谦传》的记载，曹嵩死于曹操两次征伐陶谦之前；而按照《应劭传》的记载，则曹嵩死于曹操两次征伐陶谦的间隙。
曹操一直对外宣布他讨伐陶谦，是因为陶谦杀害了自己的父亲，他要为父报仇。如果按照《陶谦传》的记载，曹操这样宣布当然没有问题；但若要按照《应劭传》的记载，曹操这么说就必须有所区分了：第一次讨伐陶谦的时候，你爹可还没死呢!
那么，曹操他爹到底什么时候死的呢？
答案是：《应劭传》里面的记载才是真实的，曹操他爹死在兴平元年(194年)，也就是死于曹操第一次讨伐陶谦结束之后，第二次讨伐陶谦开始之前。
理由其实并不复杂。
其一，曹操第一次东征战绩斐然，之所以退军是因为没有了粮草。但是，兴平元年春曹操退军，同年夏天曹操就又一次出军了。这个出军的时间很不合理。春季的时候因为粮草不继而撤军，如今秋收未到，兖州同样没有粮草储备，徐州自然也没有野外的秋丰可供曹操去打。选择这个时候出军明显是不理智的。曹操熟知兵法，却犯下这样的兵家大忌，可能的解释就是：有某种不可抗拒的因素促使他不顾一切，再度贸然出兵徐州。
其二，和第一次东征不同，第二次东征期间，曹操在徐州实施了一系列规模浩大的屠杀，到了“泗水为之不流”的地步。曹操平生杀降偶尔有之，但屠城却仅此一次，而且丧心病狂。曹操的这种表现，不能不让人怀疑他是受到了某种剧烈的刺激。
把这两点合并在一起考虑，再联想到曹嵩的两种死亡版本，结论就很容易得出来了：曹操之所以会不顾兵家大忌，在粮草尚未到位之时贸然再度出兵徐州，并在徐州大肆屠城，是因为在此期间，他的父亲曹嵩不明不白地死在了徐州境内。
考据曹嵩死亡的具体时间，其实是为了带出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既然曹嵩死在两次东征之间，那么它就不能够作为曹操发动第一次东征的理由。既然如此，就很有必要问一句：曹操第一次东征的理由是什么？
这个问题，才是探究兖州之变真相的钥匙。
被忽略了的士大夫同盟
初平四年(193年)，距离帝国的士大夫们寄予厚望的关东同盟的成立，已经过去有4个年头了。现实让他们越来越失望。同盟的成立非但没有起到最初宣传的拯救和复兴帝国的作用，相反，同盟中的各方诸侯，借助同盟顺利实现了他们事实上的割据在理论上的合法性。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以袁绍为首的关东同盟，正充当着帝国掘墓人的角色。
伴随着对关东同盟的极度失望，士大夫们开始了新的拯救帝国的努力和尝试。当然，他们仍然跳不出同盟救国这种老套的圈子。
初平四年，在徐州，以陶谦为发起人，帝国的一批州郡大员和知名士大夫组织成立了一个新的同盟。这个同盟打出的口号是起兵西迎汉献帝还都洛阳，也就是勤王。为了区别于此前由袁绍主持的关东同盟，我们姑且将这个新同盟称之为“新士大夫同盟”。
相较于关东同盟，新士大夫同盟的初衷应该更加值得信任。让人信任它的理由也很简单，只需要一条就够了：同盟的发起人陶谦这一年已经62岁了。这个老人即使曾经有过逐鹿中原、割据称雄的大志，现在也消磨殆尽了。死亡对于陶谦，是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的事情。
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为了挽救一个行将就木的帝国而作出的这种努力，让人没有理由怀疑他倡导成立这个同盟的初衷。
这一条理由，已经完全够了。
随后，新士大夫同盟一致推举对帝国极为忠诚的著名将领朱儁担当盟主。
新同盟的诞生起因于士大夫们对袁绍主持的关东同盟的彻底失望。新同盟的出现意味对关东同盟的否定。这种否定又可以划分为道义上的否定和实力上的否定两个方面。
在道义方面，新同盟的出现，本身就反衬出关东同盟的大失人心和不作为，甚至是反作为。等于是抽了盟主袁绍一记重重的冷巴掌。新同盟的出现会让关东同盟，尤其是盟主袁绍在帝国的政治地位处于一种很尴尬的境地。新同盟推举朱儁为盟主更是对袁绍的一种直接挑战。
在实力方面，可先来看看下面这个新士大夫同盟主要成员一览表：新士大夫同盟主要成员一览表：
徐州是陶谦自己的地盘，徐州部成员自不必说；青州的孔融是老牌的拥汉派，对关东同盟虽然举盟却从不勤王早就心生不满，参加新同盟是理所当然的。
关键在于豫州部和兖州部的这几位成员。兖州是曹操的地盘，而豫州是袁绍和曹操共有的地盘——豫州的沛国是曹操的老家，曹操在那里拥有雄厚的宗族势力；豫州的汝南则是袁绍的老家，袁氏在那里门生广布，势力盘根错节。兖豫三郡(沛国、汝南郡、泰山郡)加入了陶谦的新同盟，毫无疑问，是对曹操和袁绍的势力和地盘的一种直接“侵略”。《三国志》里面有过关于这种“侵略”的记载。《武帝纪》里面说，曹操第一次东征徐州之前，陶谦先对曹操的兖州有过侵略行为，“取泰山华、费，略任城”。这个记载里面有一些猫腻。真实的情况应该是：泰山郡加入了新士大夫同盟，所以陶谦的势力范围顺势也就扩展到了泰山的华县、费县等地。曹操对此大为恼怒。
现在可以回答前面提出来的那个问题了：因为新士大夫同盟的成立，直接“侵略”了曹操在兖州和豫州的地盘，所以在新同盟成立的同年秋天，曹操率军开始了对徐州的第一次东征。
同样，由于新士大夫同盟对关东同盟盟主袁绍的“侵略”也很大，所以袁绍全力支持曹操的东征，派自己的部将朱灵率领三营部队支援曹操。不过让袁绍有些哭笑不得的是：朱灵见过曹操之后，觉得曹操这个二老板比大老板袁绍好多了，所以干脆不回河北，直接跳槽了。
历史选择曹操来执行这场战争也非偶然。新同盟不但正在“蚕食”他的地盘，而且新同盟正计划从徐州起兵，将天子迎回洛阳，而他控制下的兖州，正是这个计划的必经之地。曹操首当其冲，既面临着巨大的实力压力，也面临着巨大的道德压力。
曹操的一个小动作
初平四年(193年)曹操东征徐州，是帝国士大夫阶层分裂后的必然后果。以袁绍为首的老同盟早已丧失了拯救帝国的兴趣，相反，帝国在崩溃中掉下来的残砖片瓦，成了他们争相攫取的目标。而以陶谦为首的新同盟仍然对帝国的复兴怀抱着最后的希望。他们之间的利益是如此的相互冲突、难以兼容，所以这场战争在所难免。
此时的曹操，作为袁绍的马仔，既不愿意、也不可能倒向新士大夫同盟。虽然他曾经一度是关东同盟里面最积极的伐董(卓)分子。日月轮回、年岁流转，现在的这个曹操和当年初兴义兵讨伐董卓时的那个曹操相比，已经有了天壤之别。
当年的曹操一无所有，没有地盘、没有名声，官职都还是暂且借用着的杂牌“奋武将军”。那个时候的曹操上蹿下跳、哭着喊着闹着要去讨伐董卓，是因为他需要借助那场战争来积累政治资本。现在的曹操已经身为兖州刺史，是割据一州的诸侯了。讨伐长安的叛将对曹操已经失去了吸引力，没有了任何实际意义。
曹操不可能加入新士大夫同盟，也不可能放任陶谦组织的盟军穿越自己的兖州地境，更不可能眼看着自己下辖的州郡倒向陶谦而无动于衷。所以，他决定先下手为强，去讨伐陶谦。
在出师之前，曹操还有一个必须要解决的小问题：寻找一条讨伐陶谦的理由，他不能师出无名。
此时，远在长安的“东汉中央政府”正被李傕、郭汜等军阀操控着。对于新同盟的成立，长安军阀们也相当恼怒。他们也正在积极地采取对策。
最主要的对策有两条。
其一，以朝廷的名义，把新同盟一致推举的盟主朱儁征召入朝。失去了朱儁这个声望卓著的领袖，新同盟的号召力锐减。
其二，以朝廷的名义，下达了一份诏书。诏书的具体精神是命令各地方政府解散军队。
第二条对策与曹操有着微妙的关系。据《吴书》记载，这份诏书是曹操下达给陶谦的。曹操下达这份诏书的原因，是觉得陶谦的势力太过强大，试图通过这份诏书，达到让陶谦解散武装力量的目的，便于自己东征徐州。
有了这道诏书，如果陶谦主动解散武装，自然万事皆休；如果陶谦拒绝解散武装，曹操也就有了对徐州动武的借口。
为《三国志》做注的裴松之对此存在质疑，他认为当时汉献帝被控制在长安，所以罢兵的诏书，不可能由曹操下达，所以否认《吴书》的记载。
诏书不可能由曹操下达，这个判断很有道理，但否定不了这份诏书的存在。诏书固然不可能由曹操亲自签发，但完全有可能是长安中央政府发出来的。撰写《吴书》的韦曜史品相当不错。这个人因为不愿意违制给吴国的末代昏君孙皓的父亲孙和写《本纪》，被孙皓找借口杀掉了——孙和没有做过皇帝，没资格拥有《本纪》。这样的史官，不可能无耻地去伪造出一份皇帝的诏书和一份陶谦的回奏，而且还伪造得那么有板有眼。
而且，作为史官，韦曜当然也应该知道，初平四年时汉献帝并不在曹操手上。这是最基本的历史常识。如果韦曜连这种常识都会弄错，就很难想象他是怎么在吴国的史馆里面滥竽充数的。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出在裴松之本人误读了韦曜的原文。
韦曜的原文是这样说的：“曹公父于泰山被杀，归咎于(陶)谦。欲伐谦而畏其强，乃表令州郡一时罢兵。诏曰……”在原文里，韦曜并没有说诏书是曹操自己签发的，而说的是曹操“表令”，意思就是说：曹操向皇帝上了一道“表”，请来了这么一道“令”。裴松之质疑了半天，其实没看明白原文。
那么，曹操究竟有没有给长安的汉献帝上过“表”，请过“令”呢？
答案是：上过。
曹操叛了他的过去《魏书·董昭传》里面记载过曹操去长安对汉献帝的一次朝贡。这个事情发生的时间，正好处于曹操第一次东征徐州前夕。
对这次外交，史书大略是这样记载的：
西通长安，需要经过河内张杨的地盘。曹操先派使者去和张杨商量借道之事。张杨此时和袁绍关系搞得比较僵，曹操又是袁绍的小弟，张杨本来是打算拒绝他的。但是日后著名的拥曹派董昭当时正好在张杨那里做客，他劝张杨说，曹袁二人终有一天会破裂，而曹操比较有前途，将军你应该早早结交才对。张杨觉得董昭的话有些道理，就把道借给了曹操。
曹操这次朝贡长安，有许多奇怪的地方。
譬如，董昭劝说张杨：“如今有缘结交曹操，就该让他过去。如果他的事情成功了，你们二人不就结下了永恒的情谊了吗？”这话让人很费解——“朝贡”这种事情是不存在什么“若成功”或者“不成功”的问题的。长安诸将挟持天子的目的，本来就是让其他的州郡大员们前来朝拜。他们巴不得你们都来“朝贡”。
再譬如，在这次朝贡活动中，董昭还替曹操写信给长安军阀们，“各随轻重致殷勤”。去朝贡汉献帝，有必要去和李傕、郭汜这些帝国士大夫眼里的乱臣贼子们刻意结交、拉关系吗？这个记载其实表明：长安军阀才是曹操此次长安之行的主要对象，“朝贡”汉献帝不过是个借口。
曹操需要和长安诸将商量什么事情？
又譬如，这次朝贡结束之后，长安方面居然没有给曹操任何封赏。刘表当年只是派了个使者去朝贡了一下汉献帝，根本不感冒李傕、郭汜等长安军阀，可这帮军阀们仍然屁颠屁颠地主动封刘表为镇南将军、荆州牧、成武侯，还让他假节，试图拉拢他作为外援。曹操这次不仅朝贡了汉献帝，更对长安诸将“各随轻重”送上了自己的“殷勤”。按常理，长安诸将没道理对曹操主动抛过来的绣球无动于衷——他们被士大夫们孤立了这么长时间，想拉拢曹操还来不及呢，何况曹操自己送上门来。然而，奇怪的是，曹操事后却一点点的封赏都没有收到。
其实，如果将曹操这次“朝贡”的真实目的说穿了，这些奇怪之处，也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曹操实际上是去和长安军阀建立临时统一战线，去上表请求那道让陶谦解散武装力量的诏书去了。
所以董昭才会说什么“如果事情成功”；所以曹操才会跑去对掌握长安实际权柄的军阀们大献殷勤；所以时过境迁，长安军阀也没有给曹操任何封赏，因为那不过是一场私下里见不得光的交易罢了。
这是一件滑稽的事情，也是一件悲哀的事情。关东同盟打着反对长安军阀控制下的中央政府的(最初是反对董卓执政)旗帜；新士大夫同盟也打着同样的旗帜，他们之间本来应该是同志，是战友，是穿同一条裤子的兄弟。然而结局却出人意料：关东同盟最终和自己理论上的死敌(他们并不想真正去消灭这些敌人，因为这些敌人的存在正是关东同盟存在的理由。所以姑且称之为“理论上的死敌”)结成了临时战略同盟，准备同心协力，扼杀尚在襁褓中的新士大夫同盟。
在这次朝贡活动中，曹操背叛了他的过去。
对于曹操讨来的这份诏书背后的利害关系，陶谦的理解是相当透彻的。所以他选择了拒绝执行诏令，并给长安上了一道奏章，陈述了自己拒绝诏令的理由。
由此，曹操也就有了武力东征徐州的借口。
对叛徒的“背叛”
初平三年(192年)夏，从青州流窜来的黄巾军拖家带口，号称百万之众，涌入兖州境内。时任兖州刺史刘岱亲自率军镇压，不幸遇难。
曹操随后能够入主兖州，得力于自己的部下陈宫的游说和兖州各郡县的一些亲曹官吏(张邈、鲍信、万潜等)的支持。后者的支持是最主要的，可以说是兖州士大夫们自主选择了曹操来做他们的领导。在一定程度上，曹操的兖州牧是通过“民主”当选的。他的当选意味着兖州士大夫们看中了他身上的某些东西。
当时的曹操身上有些什么东西呢？这可以从他入主兖州之前的一些表现中看出来：
(1)散家财，合义兵，加入关东同盟，讨伐董卓。
(2)酸枣诸军天天喝酒吃肉搞聚会，就是不西进追击董卓。为此曹操大发牢骚，并率领自己可怜的那一点兵力试图“西据成皋”，结果被董卓的部队暴揍了一顿。
(3)出于对酸枣盟军的失望，曹操离开酸枣，去河内依靠袁绍，希望能在袁绍那里一展拳脚。但是袁绍和酸枣诸军并没有什么不同，还和韩馥谋划另立刘虞为天子，曹操表示反对，宣称自己拥护长安的汉献帝。
(4)袁绍让曹操杀掉和自己政见不同的张邈，曹操表示了拒绝。
(5)曹操大破黑山黄巾军于毒、白绕等部，显示出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
兖州在原刺史刘岱战死之后面临的最大、最急迫的问题，是如何镇压境内泛滥成灾的黄巾军。曹操的第五条表现正好能够让兖州士大夫们眼前一亮。他们需要一个像曹操这样的具备平定黄巾军的卓越的军事能力的人来做他们的领袖。而他的前4条表现则足以证明当时的曹操带有强烈的拥汉倾向。
这种拥汉倾向也正是以陈宫、张邈为首的兖州士大夫们的政治倾向。譬如张邈，当酸枣诸侯整日里“置酒高会”，不思讨伐董卓的时候，曹操愤而独自率军西进，只有张邈一个人派遣自己的亲信将领前去支援；再比如陈宫，当吕布在白门楼上对军士们说：“卿曹无相困，我当自首明公”，陈宫立即反唇相讥道：“逆贼曹操，何等明公!”陈宫对曹操定义如此。至死，陈宫都视曹操为“逆贼”，不愿意向其屈服。
吕布在历史上声名狼藉。陈宫、张邈等人作为“叛徒”，被后人鄙弃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他们“背叛”向了吕布这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反复小人”、“三姓家奴”。如果他们引入兖州的是别的什么人，譬如一直打着拥汉反曹旗号的刘备的话，他们留在史书上的名声可能会好一点。毕竟在史书的描绘中，吕布是那个年代政坛上最不受欢迎的人，日后在民间演义里更是臭名昭著。然而张邈等人却和吕布这样的人“把手共誓”。
奇怪吗？其实并不奇怪。当日吕布被董卓余部赶出长安，来到关东的时候，他的马脖子上系着一件重要的东西——董卓的人头。这是吕布最大的政治资本。长安陷落，王允在吕布临走之际曾嘱咐他说：“努力谢关东诸公，勤以国家为念。”吕布来到关东，游走、流浪于各个诸侯之间，他打出的政治口号一直都是“西迎天子还都洛阳”。他替袁绍暂时解决了黑山贼寇张燕这块难啃的骨头之后，向袁绍提出要求更多的部队，其理由和目的(至少对外宣称)就是“西迎天子”。但是，在袁绍看来，把汉献帝放在长安，要远比把他接回家来对自己有利得多。所以，袁绍非但拒绝给吕布军队，而且试图干掉吕布——这个人天天把西迎天子这件事情挂在嘴边，等于是在天天批评袁绍这个关东同盟的盟主没有忠君爱国之心。吕布没被干掉，跑路了。
所以，当这个天天把“西迎天子”挂在嘴边的家伙，在陈留碰上铁杆的拥汉派张邈时，两人一拍即合，“把手共誓”，也是情理中事。
陈宫、张邈等兖州士大夫，和曹操、吕布等人，当时都表现出了共同的拥汉倾向，或发自内心，或只是招牌。在初平三年的时候，兖州士大夫们选择了带有强烈拥汉倾向的曹操，推举他做兖州牧；但随后事情发生了变化，曹操渐渐蜕变成了一个军阀。当兖州士大夫之一的泰山太守应劭，响应了陶谦发起的新士大夫同盟，参与到西迎天子的运动中去时，曹操却悄悄地与长安的“乱臣贼子”取得了联系，随后又对徐州实施了武力征服。
无疑，这些举动让推举过他的那些兖州士大夫们相当失望。当他们感觉到曹操“背叛”了自己的时候，他们也选择了抛弃曹操：他们将那头打着“西迎天子还都洛阳”的旗号在关东地区四处游荡了多年的恶狼吕布引进了兖州。
此时此刻，曹操正因为父亲的突然遇害，而在徐州屠城，正屠到“泗水为之不流”。
第四节 孔融与曹操的双人舞
孔融长期被解读成一个性格桀骜不驯的自寻死路之人，这显然是一种误读。在与曹操10多年漫长的纠葛中，从亲曹到反曹，孔融始终是汉帝国最后一个敢于在权阀的刀尖上起舞的忠臣。
重诛
建安十三年(208年)6月，摇摇欲坠的东汉帝国宣布废除本朝自光武帝而下延续了200多年的三公制度，而代之以丞相、御史大夫总揽朝政。帝国的这场中央政权内部体制改革的灵感来源于帝国的实际执政者司空曹操。
6月的癸巳日，曹操迫不及待地就任丞相。
8月的丁未日，光禄勋郗虑升为御史大夫。
对于帝国这次重大的体制改革和人事变动的背后精神，时任太中大夫的孔融应当是帝国中央少数几个理解得最为透彻和深刻的人之一。而且很快，他将被迫为这次体制改革和人事变动作出最精辟的注脚。“八月壬子日，曹操杀太中大夫孔融，夷其族。”
这一连串的动作显得急促、紧密而又不失条理。
帝国对外宣布了孔融的5条罪名：
(1)篡逆。据说孔融当年在北海相任上就有不臣之心，自称：“我大圣之后，见灭于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刘)。”
(2)对着孙权的使者诽谤朝廷。
(3)不遵朝廷礼仪。据说孔融身为九卿重臣，经常不戴头巾，衣冠不整地出入宫廷。
(4)散播反动言论。据说孔融曾经和平民百姓祢衡说过这样意思的话：父亲对于子女有什么恩惠可言吗？论其本意，不过只是情欲的宣泄罢了。母亲对于子女也一样没什么恩惠，母亲就好比是一个盛放器物的瓦罐，子女生下来就好比是器物从瓦罐里倒出来一样。
(5)以圣人自居，大逆不道。据说孔融和祢衡互相吹嘘，祢衡称孔融为“仲尼不死”，而孔融称祢衡为“颜回复生”。
这5条罪名中的任何一条单独拿出来都足以砍掉孔融的脑袋。这5条叠加在一起堆放在孔融的头上，结论是：“宜极重诛。”
起草这份控告文书的是时任丞相军祭酒的路粹，构织这些罪名的是上任伊始的御史大夫郗虑，而幕后的指使者则是帝国的执政者、丞相曹操。
孔融被诛杀这件事情背后，最浅显的注脚是：在帝国这次体制改革和人事变动中，孔融已经是一个多余的人了。
而更深刻的注脚则是：在帝国这次体制改革和人事变动中，帝国本身已经是多余的了。
要看清后一点，还需要一条更完整的线索。孔融56年的人生履历中那些沉重的伏笔，正是这条线索。
早熟“兄弟七人，融第六，幼有自然之性。年四岁时，每与诸儿共食梨，融辄引小者。大人问其故，答曰：‘我小儿，法当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孔融家传》)
从这个故事里，能够轻易看出孔融生命中那撇最初的、最沉重的伏笔。孔融让梨的动机绝对不可能是出于什么“自然之性”。一个4岁的小孩子的“自然之性”应该是骄蛮泼赖，而不该是什么让“宗族奇之”的早熟。可惜，在4岁的孔融身上，已经完全没有一丁点儿的骄蛮泼赖的影子。能够看到的，只有“法”的阴霾。这个“法当取小者”中的“法”实际上就是儒家严格的长幼尊卑孝悌有序。《后汉书·孔融传》收录了另一则表现孔融机智的故事：
10岁那年，孔融随父亲孔宙来到洛阳。孔融想趁这个难得的机会去拜访自己心目中的偶像、当时士人中的领袖、清流中的马首、时任河南尹的李膺。李膺不愿意妄通宾客，交代府上的门房：来访者如果不是当世的知名人士或者累世通家之好的话，不予接见。为了见到李膺，孔融只好欺骗门房说：“我是李君通家的子弟。”进去之后，李膺看到这个小孩子，自己不认识，就问：“你的祖先和我有什么旧交情吗？”孔融的回答出人意料，他说：“当然了。我的祖先孔子当年曾经向您的祖上老子(李耳)问礼，二人有师友之谊。这么算下来，我们确实是多年的通家之好。”一言既出，四座皆惊。
这个故事再次展示了孔融的早熟。这一年孔融不过10岁，正是小孩子最活泼好动的年纪，是撒疯的黄金阶段。人们熟知的曹操，在这个年纪，正在用假装抽风的伎俩对付他的叔父；陶谦则拿根竹竿当马，在家乡的大街小巷里来回驰骋。而孔融却已经开始去拜访、结识当世的社会名流，为自己将来的政治生涯未雨绸缪了。
李膺对孔融作出的评价是：“高明必为伟器。”
16岁这一年，因为张俭事件，孔融的名声在帝国范围内异军突起，竟达到了与名士平原陶丘洪、陈留边让齐名的地步。
张俭，山阳高平人。汉桓帝延熹八年(165年)出任山阳郡东部督邮。其时桓帝宠信宦官。山阳郡是大宦官侯览的老家，其族人在郡中“残暴百姓，所为不轨”，张俭举劾“(侯)览及其母罪恶，请诛之”，侯览扣下了张俭的奏章，然后找人告发张俭“与同郡二十四人为党”，对其发布逮捕令。这还不够，侯览等人又把问题进一步扩大化，上纲上线。于是，帝国爆发了规模浩大、迫害深远的第2次党锢之祸。
帝国士人领袖李膺就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运动里死于狱中。
而这场政治运动的直接导火线张俭，则选择了流亡的道路。他的流亡得到了各地士人的支持和帮助。然而他走到哪里，也就把党锢的祸水引向哪里：“其所经历，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后汉书·张俭传》)
这股祸水最后被引出了塞外。用现在的话说，张俭是出国寻求政治避难去了。脱离了帝国的势力范围之后，张俭总算保住了一条小命。
就在孔融16岁这一年，张俭把党锢的祸水引到了孔家的门口。张俭此行的目的是来投奔孔融的兄长孔褒。但正好碰上孔褒出门未归。张俭见到接待他的孔融年纪幼小，自己犯的又是大案要案，估计这孩子恐怕没有能力、也没有胆量收容自己，一时犹豫不决。孔融见张俭面有窘色，大概也听说过张俭的事情，于是说：“家兄虽然出门在外，您的事情难道我就做不了主吗？”竟收容藏匿下了张俭。
这个事情不久就泄露了出去，张俭在缉捕过程中逃脱了，孔融兄弟则被收入狱。依汉律，窝藏张俭这样的钦定要犯，必须要杀头。兄弟二人入狱之后却争着承担责任。孔融说：“人是我收容藏匿起来的，应该杀我的头。”孔褒说：“张俭是来投奔我的，所以应该由我来承担责任。”郡里没法作出判决，希望从孔融的母亲那里找到一点判决的依据，孔母却乱上添乱，说：“我是家里的长辈，出了这样的事情，责任主要在我。”郡里没办法判决，于是上报到中央，不久，中央的批复下来了，决定杀掉孔融的兄长孔褒。
孔门一家三口争死在当时传为美谈，孔融也因此获得了巨大的名声。但是，在这巨大的名声背后，还残存着兄长孔褒浓重未消的血迹。
不能不说，孔融进入帝国的主流政治生活的过程是相当悲壮的。事后看来，这不是一个好的征兆；如果把人生比喻成一盘棋的话，这不是一个好的开局。
张俭事件也提供了一条足以揭示孔融最终命运的线索：孔融成长的这个家庭，与其他普通的家庭完全不同。这个家庭从长到幼、从男到女、从头到脚，里里外外都已经用最纯正的儒家忠孝信义的思想彻底武装了起来。孔融也不例外。
在北海
张俭事件让孔融进入了帝国的主流政治生活，但是孔融正式在帝国的政坛上发挥能量却在他初平元年(190年)出任北海相之后。
在外放北海之前，孔融在董卓执政的中央政府里面先后担任过虎贲中郎将、议郎等职务。因其言行多次违迕董卓的意思，所以这次外放北海实际上等同于一次政治流放——董卓不希望这个人留在中央碍手碍脚，所以把他打发出去。但董卓的用心可能更为险恶，这也许不是外放，而是一场政治谋杀——北海是当时黄巾军闹得最厉害的地区之一，董卓把丝毫不懂得行军打仗的孔融扔到北海的目的，也许是希望借助黄巾军让这个讨厌的孔融彻底消失。
孔融到北海之后，“收合士民，起兵讲武，驰檄飞翰，引谋州郡”，大有晏清北海之志。可惜，一则北海的黄巾军的声势过于浩大；二来孔融本人确实不懂得行军打仗、排兵布阵，结果，黄巾军没有被消灭，孔融自己反被黄巾军管亥部围困，有被消灭的危险，幸得太史慈冒险突围，从刘备处借来援兵，才解了倒悬之危。
这场大败之后，孔融调整了他治理北海的策略。“立学校，表显儒术，荐举贤良郑玄、彭璆、邴原等”、“其余虽一介之善，莫不加礼焉”。试图通过德教来归化民众，使境内致治。然而，在这个乱世之中，孔融的德教能起到的作用毕竟有限。老百姓首先需要得到满足的还是他们的肚皮。
初平三年(192年)，孔融参加了由徐州刺史陶谦牵头组织的“新士大夫同盟”。同盟旨在讨伐长安的军阀，奉迎皇帝还都洛阳。兴平元年(194年)，孔融率军从北海来到徐州，和陶谦会合，正式准备兴兵去长安勤王。但这一计划最终因为曹操入侵徐州和陶谦的病故而不幸流产。
兴平二年(195年)，孔融从徐州回到北海。刘备推荐他为青州刺史。孔融的青州刺史没做几天就遭到了来自袁绍的攻击。建安元年(196年)夏，孔融被袁谭彻底击溃，妻子儿女全部成为俘虏。
张璠的《汉纪》对孔融的北海岁月的总结是：“融在郡八年，仅以身免。”
曹操寄托着他的理想
孔融在青州被袁谭打得毫无还手之力的同时，帝国的政局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动荡，前途叵测。
兴平二年(195年)7月，经过多方斡旋，李傕、郭汜等军阀终于同意汉献帝踏上东归的路程。这个消息像风一样在帝国上空飘荡。对有些人而言，这个消息就像是一场瘟疫，比如袁术；而对另外一些人而言，这个消息却好比黎明前天际微弱的曙光，比如孔融。
从长安到洛阳，车马不过两个月的路程，汉献帝却走了足足一整年(兴平二年7月甲子日从长安起程，建安元年7月甲子日抵达洛阳)，中间九死一生，无法言说。
当这位帝国名义上的所有者历尽千辛万苦回到自己家里的时候，没有一个管家、一个奴才跑出来迎接他。“是时，宫室烧尽，百官披荆棘，依墙壁间。州郡各拥强兵，而委输不至，群僚饥乏，尚书令以下自出樵采，或饥死墙壁间，或为兵士所杀。”(《后汉书·孝献帝纪》)
一直熬到8月，汉献帝君臣们没饭吃、没衣穿、没房子住、没车子坐的困境才终于得以稍稍缓解。帝国众多管家中的一个小管家在帝国大管家(袁绍)的支持和指使下，冲破帝国的二管家(袁术)的重重阻截，来到了洛阳。
这个小管家叫做曹操。
这个人带来了粮食、衣服和车子，他还准备把主子汉献帝接到他自己的领地上去定居。
可是汉献帝很快就看明白了，这个小管家也许要比那个阳奉阴违的大管家和即将公开背叛自己的二管家更加可怕——曹操进入洛阳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杀掉了自己的两名贴身高级顾问(侍中)台宗和冯硕。
汉献帝隐约觉察出来的这种不祥的味道，孔融此刻却一点儿也没有嗅出来。他正沉浸在一种“漫卷诗书喜欲狂”的情绪之中。
建安元年(196年)8月，孔融收到了由曹操签发的帝国中央政府征召自己入朝出仕将作大匠的诏书。将作大匠这个官职主要负责“宗庙、社稷、陵园土木之工，并树桐梓之类于道侧”，是个冷衙门，远离帝国的主流政治生活。即使如此，孔融也还是很兴奋。
他在这一年满怀感激地写下了3首六言诗：一汉家中叶道微，董卓作乱承衰。万官惶怖莫违，百姓惨惨心悲。二郭李分争为非，迁都长安思归。瞻望关东可哀，梦想曹公归来。三从洛到许巍巍，曹公辅国无私。减去厨膳甘肥，群僚率从祁祁。虽得俸禄常饥，念我苦寒心悲。
和汉献帝心目中的曹操形象截然不同，曹操此刻在孔融的心目之中，是伟岸、正直和忠义的化身，是帝国复兴的希望所在。
毫无疑问，孔融是带着对曹操的美好的幻想进入许都的。他觉得自己现在终于找到了组织(汉献帝)，找到了同志(曹操)。
曹操带给孔融的最初的印象也确实不错，是“辅国无私”。尤其是曹操自己以身作则，“减去厨膳甘肥”，在百官之中提倡节俭的风气这一点，让孔融相当赞赏。曹操对孔融的个人生活困难的细心关照(念我苦寒心悲)让孔融感动不已。
巧合的是，当年在孔融家里避过难，后来逃到了塞外的张俭，这一年也受到征召，回到了许都，受职出任卫尉。张俭回来之后，“见曹氏世德已萌，乃阖门悬车，不豫政事，岁余卒于许下。年八十四”。
和张俭这个帝国最著名的政治流亡者相比，年过40的孔融在政治洞察力上还显得相当幼稚。
爱错了
曹操征召孔融进入许都中央政府，看重的是孔融的名声。这个人站在朝堂之上，很自然地会成为曹操向世人树立起来的一面旗帜。这面旗帜上写着“忠君、爱国、礼贤”6个大字。
至于孔融入朝后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曹操的估计很可能是不充分的，他低估了孔融的活动能量。
刚到许都上班的孔融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热情。在他看来，实现帝国的复兴的首要之务，就是让更多的同志参与到这项伟大的事业中来。所以，他开始接二连三地向曹操推荐人才。
孔融先后推荐给曹操的人才，包括祢衡、谢该、郗虑、赵岐、边让。此外，孔融还写信给流亡江东的王朗，劝其早日北还，又请求曹操出面把陷于孙权的囹圄之中的盛宪召回许都。
孔融举荐的这些人都在帝国负有盛名。
对于孔融推荐的人才，曹操必须重视，但却不能重用。一方面，曹操仍然在致力于树立自己礼贤的形象；另一方面他也深知孔融推荐人才的标准(当世知名、拥护汉室等)和自己的用人标准相去甚远。所以，对孔融推荐的祢衡，曹操不得不三番五次地准备接见，而像谢该这样的“当世名儒”，曹操却只给他准备了一个议郎的虚衔。
最终，曹操给孔融兴致勃勃的呼朋唤友行动泼了一盆冷水。祢衡被流放去了荆州；谢该只做了个可有可无的议郎；盛宪终究还是死在了孙权手上；郗虑倒是获得了重用，但后来他却成了孔融的一道催死符。最严重的一件事情是，孔融举荐的边让，居然死在了曹操的手上，被曹操拖家带口给一锅端了。
这些事情已经足以让孔融对曹操这位“同志”进行重新的审视了。
更何况，建安二年还发生了让帝国士大夫们震惊不已的杨彪案。
建安二年(197年)春，袁术称帝，公开成为帝国的叛徒。袁术的这个举动给了曹操一个朝思暮想的、除去杨彪的机会。
曹操要除去杨彪的动机要追溯到上一年汉献帝刚来许都的时候：“时天子新迁，大会公卿，兖州刺史曹操上殿，见(杨)彪色不悦，恐于此图之，未得宴设，托病如厕，因出还营。”(《后汉书·杨彪传》)经历了这次疑神疑鬼的厕遁之后，曹操每次看到杨彪总是感觉脊背发冷、如鲠在喉，必欲除之而后快。
曹操把杨彪扔进监狱，指使下属对其严刑拷打。理由是杨彪和叛徒袁术之间存在着亲戚关系，所以杨彪必然是袁术的同党。
听到这个消息，孔融大吃一惊，连朝服都没来得及穿就跑去见曹操了——这次衣冠不整，后来就成了孔融五大罪状中“有失朝廷礼仪”这一条的原始出处。
孔融说：“杨公四世清德，为海内之人敬仰。《周书》上说父子兄弟之间罪不相及，更何况因为袁氏而归罪于杨公。《易》上说‘积善馀庆’，可见不过是些欺人之谈。”
曹操解释说：“这个其实是国家的意思。”
曹操这招推脱实在高明。国家、组织这些抽象的存在一方面可以让掌握了国家或者组织的权力的人以之为武器而随心所欲地去打击他人，也可以在被追究的时候以之为替罪羊而随心所欲地推卸责任。日后国人将此招发扬得颇为光大。曹操是不是第一个使出这一招的人，还有待考证。如果是，那么曹操对中国权术界的贡献实在是太大了。
对于曹操的推脱，孔融并不买账。他说：“假如周成王(汉献帝)要杀掉召公(杨彪)，和召公一起同为辅政大臣的周公(曹操)能够推脱说自己不知道吗？如今天下之人敬重明公您是因为您辅佐汉室，举荐正直，打击奸邪，使国家和睦兴盛。如果枉杀无辜之人，那么就会失去海内的人心。孔融我不过是鲁国的一名普通男子，明天我就将拂衣而去，从此不再入朝。”
孔融这番话，尖锐地道破了杨彪案的本质。
迫于士大夫们的舆论压力，曹操最终没有如愿杀掉杨彪，只是将他逐离了许都中央的政治核心，让他回家颐养天年去了。最后，曹操仍然杀掉了杨彪的儿子杨修。
还有一件事情也引起了孔融的注意。在杨彪案的前后，汉献帝和曹操之间的关系彻底破裂了。在一次觐见中，汉献帝对曹操把有些不该挑明的话挑明了。汉献帝说：“曹卿家，如果你能够辅佐我，那么你就尽心竭力忠诚地辅佐，如果不能够，还希望你放我离去。”对于汉献帝突如其来的开门见山，一向捷变的曹操一时间也感到不知所措、汗流浃背，只得仓皇离去。自此之后，曹操对汉献帝有了深深的戒心，不再朝觐。
汉献帝和曹操之间关系的恶化，必然使孔融和曹操之间的关系产生连锁反应。
刘表是个不能打的坏同志
建安四年(199年)，著名士大夫边让被曹操挟嫌报复而杀害，成了孔融与曹操关系的一个分水岭。孔融的呼朋唤友活动在这一年主动中断了。以这一年为分界线，孔、曹关系由合作转向了对抗。一直还对曹操抱有幻想的孔融，在战友们血的教训面前觉醒了。
有两件事情可以视做这种转变的标志。
第一件事情，孔融和荀彧大谈特谈曹操集团难以战胜袁绍集团。
孔融在袁、曹大规模军事冲突一触即发的当口，散播这样的论调，显然有刻意和曹操过不去的嫌疑。作为公卿大臣，战争还没开始，就四处宣扬这种消极言论，无疑会损伤本方士气。除非在孔融眼里，这场战争并不属于帝国，而仅仅是曹操需要这样一场战争。
此外，袁绍与孔融之间有很深的仇隙。孔融早年是被袁绍的长子袁谭从青州赶出来的，袁谭还掳走了孔融的妻儿老小；建安三年，袁绍又让曹操找个机会替他杀掉孔融。按常理孔融应该支持曹操，而不是袁绍。但结果恰恰相反，由此可见，孔融此时已经由亲曹悄然转向了反曹。
另一件事情，与荆州军阀刘表有关。
建安四年，曹操向汉献帝提交了一份可能对帝国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的奏疏。在这份奏疏里，曹操说到：荆州牧刘表“不修贡职，多行僭伪，遂乃郊天祀地，拟斥乘舆”，实在是大逆不道，请求朝廷对刘表的反动行为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
曹操的本意是要在舆论上搞垮刘表。此时袁、曹矛盾已经彻底激化，双方大规模的决战迫在眉睫。而刘表则是袁绍的盟友。在和袁绍正式开战之前，曹操希望能够先解决刘表，以免腹背受敌。这份奏疏就是措施之一。
曹操希望“朝廷”将刘表定性为“篡逆”，但结果却未能如愿。因为孔融随后也向朝廷提交了一份关于刘表问题的《崇国防疏》。
孔融在奏疏里说：“臣听说荆州牧刘表昏聩至极，竟然大逆不道地作出了郊天祀地的举动，实在是罪不容诛。但出于维护国体的考虑，我认为刘表的这个事情朝廷还是应该隐瞒下来，不宜对外界宣传。君王的宝座是不可逾越、至重至尊的。前些时候朝廷刚刚颁布诏书，申明袁术篡逆的罪恶，如果现在马上又宣布刘表篡逆，恐怕不但起不到遏制僭伪的目的，还会给天下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天下已经大乱啦，如今帝王的宝座已经是人人都可以窥视的啦。这样的话，岂不是增长了奸邪们的气焰？刘表确实可诛，但投鼠尚且忌器，臣愚钝，窃以为应该隐瞒下刘表郊天祀地的事情，以崇国防。”
孔融在这份奏疏里讲了一套有一定道理的歪理。孔融必须去讲这个歪理，因为刘表确实干了郊天祀地这个事情——虽然他的本意可能并不是要篡逆，而是一场“昭告赤诚”的政治作秀。总而言之，孔融在奏疏里，是在费尽心机地保全刘表、挫败曹操。
任何事物都是双刃剑。曹操在把孔融召进许都作为一面旗帜树立起来的时候，就应该想到，也许会有一天，这面旗帜将成为自己最大的一块绊脚石。凡事都是利弊共生，你不能只要玫瑰的馥郁而不要她的利刺。
丑闻《后汉书·孔融传》在描述孔融在许都朝堂之上的风光时，这样说：“每朝会访对，融辄引定正议，公卿大夫皆隶名而已。”许都的朝堂成了孔融一个人的专用表演舞台，其他的公卿大臣们不过是例行公事来站个班、签个到而已。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记载透露出来的，也许并不是什么风光无限。相反，它道破了孔融在许都朝堂上的那种无边的孤独。他最初是来这里投奔同志的，然而现在，他发现这里根本就没有同志。他只好一个人在朝堂之上让人生厌地喋喋不休。
建安九年(204年)，孔融在喋喋不休中把自己和曹操之间的漫长的对手戏唱到了高潮。
这一年孔融的心情一直焦躁不安。自建安五年官渡之战后，曹操集团的实力与日俱增。就在这一年的8月，曹操攻破了邺城，平定了冀州。河北袁氏集团已成强弩之末，时日无多了。与曹操集团的日趋强大相伴随的，是帝国的摇摇欲坠。
前方的捷报不断传回许都，孔融的心情却一点也不好。曹操就在这种时候因为一件丑闻撞到了孔融的枪口上。
曹操攻破邺城之后，其子曹丕私下里“收编”了袁熙的老婆甄氏。
之所以说这是一桩丑闻，有两个原因：
(1)甄氏的老公袁熙还没有死，甄氏实际上还是一个有夫之妇。
(2)他们抢的不是普通人的老婆。曹操与袁绍“少与交焉”，有很多年的老交情。城破之后，他们父子俩一个跑到袁绍的墓前洒酒祭奠，还“哭之流涕”，另一个则跑到人家的家里去夺抢人家的儿媳妇。父子二人配合默契，实在是天衣无缝。
对于这桩丑闻，孔融的反应比较激烈。他给曹操去了一封信。信上说：“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
一向英明神武、才捷机变的曹操这一次居然犯了蒙，没明白过来孔融是在讥讽自己，还真以为有过这样的事情，反过来去向孔融询问：“你这个说法出自哪本经典？”
孔融回答说：“我是看到了今天发生的事情，然后推论从前。”
对于这件事情，后人一致认为孔融过于刻薄了，正是这种刻薄后来要了他的老命。
但这种刻薄上面，其实还有着一个“反曹”的前提。
一项并不迂腐的迂腐提议
除了刻薄，孔融还有一个性格标签“迂腐”。最能表现其“迂腐”的，是他曾经提出过一项“恢复古王畿制”的提议——史书一致指责孔融这项提议毫无可行性。
平定冀州之后，曹操马上就由兖州牧改任冀州牧，占据了帝国资源最富庶、人口最密集的地区(曹操见崔琰时对他说：“我检阅你们冀州的户口，发现可以征召到三十万的部队，真是一个大州啊!”兴奋之色溢于言表)。然而对曹操而言，仅仅从兖州的二层小楼搬到冀州的花园小别墅是远远不能满足他的，他要的是一座高耸入云的帝国大厦。所以他马上有了更大的动作——准备在帝国的疆域内恢复古代九州制的行政区划。
按照古九州制的行政区划，古冀州除了现有的地盘之外，还要并入现在幽州、并州的全部，司隶校尉部的东半部以及兖州、青州的一部分。其面积相当于日后的曹魏帝国疆域面积的三分之一强。曹操身为冀州牧，如此扩充冀州的疆域，其用心路人皆知。
与曹操恢复古九州制的提议相呼应，孔融紧跟着抛出了他“恢复古王畿制”的提案。《周礼》上面说：“方千里曰国畿，其外五百里侯畿。”意思就是说：以皇帝所在的都城为中心，周围方圆千里之内，全部属于皇帝的直属辖区，不能用来分封诸侯。这样来算的话，以许都为中心，周边的兖州、豫州的全部，司隶校尉部的东半部，荆州的北半部就必须全部直属中央，归皇帝直接管辖。
孔融的真实意图当然不可能是真的去实现这个古王畿制，因为那需要曹操从兖州、豫州这些势力范围里面撤离，这是不现实的——这种不现实也成了后人诟病孔融迂腐的“铁证”。其实，孔融的目的不过是为了阻止曹操恢复古九州制，阻止曹操的实力膨胀到无法收拾的地步。
——曹操你不是想要复古吗？想要推行古九州制吗？我举双手赞成啊，而且，我不但赞成，我还要给你的提议作点“补充”，古九州制一向是和古王畿制配套而行的，你要推行古九州制，自然也要同时推行古王畿制才行。只有这样，才能够算得上是真正的“复古”嘛。
曹操气得直翻白眼。他当然不能同意推行孔融的古王畿制，让皇帝直接统辖庞大的领土，所以自己的古九州制也只好暂时搁浅。当然，曹操始终对扩大冀州的地盘念念不忘，建安十八年，他最终还是强制推行了自己的古九州制，只不过那已经是孔融死后多年的事情了。
何必和酒过不去
古王畿制针对古九州制的胜利，并不足以挽救帝国日复一日的颓势。帝国的权重仍然在继续滑向曹操。从迁都许县到汉献帝退位这帝国最后的25年苟延残喘的时光里，建安九年(204年)是一个转折点。
这一年帝国的政治中心由许都转移到了邺城。帝国的实际执政者曹操从此常年待在他邺城的小别墅里，而把帝国的形象代表汉献帝留在了许都低矮潮湿的宫殿之中。此后，帝国的官员们各守其职，变得泾渭分明。拥汉派的去许都朝拜，拥曹派的去邺城烧香。各拜各的菩萨，各敲各的木鱼。这种泾渭分明，也让孔融失去了和曹操直接对垒的平台。
建安十一年，曹操彻底平定河北，肃清了袁绍集团的残余势力。
十二年，曹操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大破乌桓于柳城，斩其单于塌顿。这是帝国自窦宪大破匈奴之后，自和帝而下，殇、安、顺、冲、质、桓、灵七朝以来，从未有过的对帝国周边少数民族的军事胜利。这次胜利足以使曹操的威望达到顶峰。
按照常例，在这样的胜利之后，曹操理应加官晋爵。而对曹操而言，每一次的加官晋爵，都意味着自己向皇帝的宝座靠近了一步。
不可避免地，孔融又出来跟曹操捣乱了。
孔融对曹操这次胜利发表了与众不同的看法：“大将军远征，萧条海外。昔肃慎不贡楛矢，丁零盗苏武牛羊，可并案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曹操这次征讨乌桓，没能为国家带来什么收益，反而得不偿失，白白耗费了国家大量的民力财力。他到处散播这些话，自然让曹操很不高兴。
同年，曹操在全国颁布禁酒令。为此孔融通过书信和曹操打了一场大大的笔墨官司，强烈质疑曹操为什么要和酒过不去。
对于孔融的刁难，曹操回信说：“古往今来，像夏桀、商纣这样因酒而亡国的教训很多，所以酒是应该禁的。”
孔融回复曹操说：“您说得对，夏桀、商纣这些人确实因为酒最后亡了国。但是当年徐偃王也因为滥行仁义而亡国，如今我们并不禁止仁义；燕哙因为谦让而亡国，如今我们并不禁止谦让；鲁国因为过分崇儒而亡国，如今我们并不禁止儒学；夏、商两朝亡国同样还因为女人，如今我们也并不禁止男女婚姻。”
笔墨官司打到最后，孔融祭出了绝招。他回复曹操说：“仁义、谦让、儒学这些您都不禁止，却独独急于禁酒。真实的原因，不过是想强迫民间节省粮食，以备军用，哪里是出于什么国之戒!”
三国年间统治者禁酒，是常见的事情，刘备等人都曾发布过类似的禁酒令。其目的都是为了节省粮食以备军用。孔融不幸说出了真话，曹操已经在咬牙切齿。
其实，如果不是因为政治立场不同的话，孔融和曹操倒极有可能成为一对酒中莫逆、壶里知己。曹操有诗云：“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孔融也曾感叹过：“樽中酒不空，座上客常满，吾无忧矣。”
杀死孔融是一桩很复杂的工程
了断终归要到来。建安十二年(207年)，当曹操的霸业到达他人生的第一个峰顶的时候，他对孔融的忍耐也同时到达了极限。
孔融是帝国士大夫们的领袖，也是帝国文坛上的翘楚。他的名声已经渗透进了帝国的每个角落。曹操当然知道，要成功地杀死这个人并不容易——“成功”的含义是：杀不掉孔融不算成功；杀掉了孔融，同时自己也被溅染了一身血腥味，也算不上成功。要成功地杀死孔融这个人，需要有一个完整的计划。
这个计划需要如同瑞士钟表一般的精密。而制定和实施这个计划的人则需要有着如同瑞士钟表匠一般的耐心。
为了成功地杀死孔融，曹操精心设计了四大步骤：
第一步，建安十二年，曹操指使光禄勋郗虑“以微法免融官”，找个借口，挑了孔融一个小刺，免了孔融少府的职务，让他回家抱孩子去，省得他在朝堂之上对自己碍手碍脚还碍眼。
让郗虑出面弹劾孔融，是这一步计划当中最大的亮点。郗虑是孔融当年在北海时的故吏，后来又是由孔融举荐给朝廷的。由这个人出面弹劾孔融，可以起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效果，可以为曹操省去许多舆论上的麻烦；用孔融自己的刀子杀死孔融似乎也可以让曹操更有快感。
第二步，曹操亲自写信给孔融，劝他和郗虑和好。曹操肉麻地在信里说，听说孔郗二人交恶的事情，自己半夜觉都睡不着。曹操写这封信的目的，其实是进一步撇清自己和即将发生的孔融之死的关系。
第三步，在把孔融闲置了一年多之后，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再次任命孔融为太中大夫，入朝为官。此事看似正常，其实早已暗藏杀机。一个最明显的迹象就是：太中大夫这个官职正好隶属光禄勋郗虑管辖，而郗虑正是即将为孔融罗织5条罪不可赦“罪状”的那个人。
第四步，也就是本文开头描写的那一幕。建安十三年(208年)8月壬子日，孔融被冠以“篡逆、诽谤、不修边幅、散播反动言论、以圣人自居”5条大逆不道的罪名被诛杀。孔融被杀的时间曹操也把握得很好。这一年的7月，曹操亲自率军自许都出发南征荆州，8月孔融被杀的时候，他正在军中。曹操又一次成功地以自己的不在场，证明了自己和孔融案没有关系。
除了这4个步骤上的环环相扣、各有玄机，曹操给孔融罗织的罪名也寓意深长。
——你不是一直致力于实现汉室的复兴吗？那就给你罗织上一条篡逆的罪名。
——你不是自诩为孔夫子的嫡系后裔吗？孔老夫子讲究忠孝，那就给你罗织上一条散播不忠不孝的反动言论的罪名。
由此也可以看出曹操的刻薄。他不但要在肉体上消灭孔融，还希望在精神上也彻底地消灭他。最终，曹操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日后，陈寿在《三国志》里总结孔融的命运时，说了4个字：“恃旧不虔。”这位汉帝国最后的忠臣，没能在史书里获得自己应有的位置。
临死之前，孔融回顾自己的一生，写下了这首《临终诗》：言多令事败，器漏苦不密。河溃蚁孔端，山坏由猿穴。涓涓江汉流，天窗通冥室。谗邪害公正，浮云翳白日。靡辞无忠诚，华芜竟不实。人有两三心，安能合为一。三人成市虎，浸渍解胶漆。生存多所虑，长寝万事毕。
孔融死后，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值得一代枭雄曹操如此劳神费力、用尽心机地去杀害了。
第五节 诸葛亮的权臣之路
围绕着诸葛亮，有着太多的道德质疑，难成定论。不过，不管这些道德评判究竟如何，在诸葛亮的后半生里，至少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权臣，他以绝对的权威掌控着蜀汉政权的航向。所以，摒弃所有的道德判断，客观地追述诸葛亮这一段隐晦的权臣之路，对理解那段历史，无疑深有帮助。
时辰已到
收合散卒，退驻永安宫的时候，刘备已经隐约觉察出自己的英雄之路走到了尽头。当然，他还是很希望自己能够再次回到成都。章武二年(222年)10月，他让诸葛亮在成都营建南北郊，就是这种希望的明证。
郊祀，是帝王们正本清源、构建权力谱系、向上苍神祇申请注册的一种仪式。3年前关羽军团的全军覆没、两年前东三郡孟达的叛变和今时今日的夷陵惨败，使得原本形势一片大好的蜀汉集团，转瞬间再次落入风雨飘摇、岌岌可危的困境。刘备此时急于营建南北郊，目的十分明显，不过是为了借助这次祭祀活动，再次强化蜀汉集团存在的理论依据，借助向天意注册，来强化自己的统治，进而稳定集团内部暗潮汹涌的人心浮动。
可惜，这场如此重要的祭祀最终归于流产。当年冬天，刘备的身体状况极度恶化。对这位一生四处流浪，打拼多年，全身伤痕累累，已经年过六旬的老人而言，身体上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极其危险。刘备身体状况的恶化进一步加剧了蜀汉集团内部的动荡不安。
果然，12月，汉嘉太守黄元就举兵反叛了。
章武三年的2月，丞相诸葛亮匆匆从成都赶到永安宫。3月，刘备病重，正式托孤于诸葛亮：“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诸葛亮感激涕零，拜于床下：“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
刘备回头对侍立床头的儿子鲁王刘永嘱咐道：“吾亡之后，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与丞相共事而已。”年幼稚嫩、童蒙未开的刘永(还不到10岁)被如此庄重肃穆的气氛震慑得有些惶恐，他懵懵懂懂地点点头，答应了父亲的要求。实际上，除了内心的惊慌失措，刘永什么也没有体会到。
对留守成都的太子刘禅，刘备另外留下一道遗诏：“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4月，一代枭雄刘备病故。
5月，后主刘禅继位于成都，改元建兴。随即，诸葛亮晋爵武乡侯，领益州牧，开府治事，开始了他后半生扑朔迷离的权臣生涯。
刘备留下了一个政敌
诸葛亮将成为首席托孤大臣这一点，在蜀汉集团内部众所周知。汉嘉太守黄元之所以叛乱，也正是出于这种预料：“汉嘉太守黄元素为诸葛亮所不善，闻先主疾病，罹有后患，举郡反，烧临邛城。”黄元与诸葛亮关系一直很恶劣，他担心刘备死后，诸葛亮给自己小鞋穿，所以决定干脆“反他娘的”。
真正值得留意的，是李严这位次席托孤大臣的横空出世：“(章武)三年，先主疾病，(李)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
当然，李严的出现有它的合理性。至少，他是按资排辈爬上来的，他成为次席托孤大臣，并没有越级升迁。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秋天，蜀汉群臣推举刘备为汉中王，曾有过一道联合向汉献帝推举刘备的奏章。奏章里有一张能够体现蜀汉群臣们各自交椅顺序的名单。
排在这个名单前10位的大臣依次是：平西将军都亭侯马超、左将军长史镇军将军许靖、营司马庞义、议曹从事中郎军议中郎将射援、军师将军诸葛亮、荡寇将军汉寿亭侯关羽、征虏将军新亭侯张飞、征西将军黄忠、镇远将军赖恭、扬武将军法正。
兴业将军李严没能挤进前10位，遗憾地排在了第十一位。
在这个大名单里，诸葛亮的位置也不算靠前，只排在了第五位。当然，这并不是说他在蜀汉集团内部的交椅也是第五位。因为这个名单的排序规则，除了遵循大臣们在集团内的实际地位之外，还考虑到了集团内部不同小利益集团的平衡问题。只有把后者的因素从排名中剔除，才能够得到一份真正的交椅排名。
马超之所以排在第一位，是因为他的官职和爵位是早年东汉政府直接授予的，而且比其他人的官爵都要高。为了表示对东汉政府的忠诚，马超必须排在首位。
许靖和赖恭出现在前10位的名单当中，是因为刘备如果想要树立一个招贤纳士的形象，就必须照顾到这二位在士大夫圈子里如日中天的名声。许靖是帝国级别的名士，所以排在第二；赖恭稍差一些，声名限于荆楚，所以排名也靠后很多，只能屈居第九。
庞义和射援两人，官爵上既没有马超那样大的来头，名声上也远远不如许、赖二人，却当仁不让地在名单中占据了第三、第四把交椅。个中原因也并不复杂。庞义是前刘璋集团的资深成员，他是代表前刘璋集团官员们的利益出现在名单上的。射援属于客居益州的著名东州士大夫，他代表着蜀汉集团内部重要政治团体——东州集团的利益。
将上述这些人排除在外，就可很容易地得到一张蜀汉集团内部准确的交椅排序表。占据交椅前3位的依次是：诸葛亮、关羽(张飞、黄忠)、法正。李严则排在了第四位。
从这个名单中不难看出，诸葛亮早在建安二十四年，就已经越过关羽成了蜀汉集团刘备之外的二号人物，关羽其次，法正再次，李严已经跻身于第四位。刘备托孤的时候，排在李严之前的关羽、法正等人均已去世。如果刘备想要指定一个次席托孤大臣、给诸葛亮配备一个副手，李严当选，也是水到渠成、理所当然的事情。
早在章武二年，刘备就已经开始酝酿让李严做次席托孤大臣这件事情。这一年，被刘备誉为“才智绝人，如孤，可用之，非孤者难独任也”的尚书令刘巴去世，李严立即被召到永安宫，接任尚书令。尚书令掌管“选曹及奏下尚书曹文书众书”，其实权与丞相无二。蜀汉前期历任尚书令，都是深受刘备器重之人。第一任法正；第二任刘巴；第三任就是李严。任命李严出任尚书令，正是为了在次年能够任命他出任托孤大臣而做的准备和铺垫。
按照刘备的遗嘱，诸葛亮统管朝政，坐镇成都；李严“统内外军事”，留守永安。建构这样一种一文(诸葛亮)一武(李严)、一内(诸葛亮)一外(李严)的权力格局，刘备可谓煞费苦心。将政权(处理政务的权力)与军权分而授之，军、政分离以达互相牵制之效的托孤方式，刘备可谓首创者。
一次高明的规避
刘禅继位后的最初几年里，蜀汉集团确实如刘备临终之际所希望的，做到了军、政分离、互不侵犯、界限分明。诸葛亮“政事无巨细”，全部包揽，并将工作的重点放在了和江东集团恢复友好同盟关系上面；李严留镇永安，统辖诸军，积极寻求解决南方各郡县的叛乱问题。
除了权力上的界限分明之外，蜀汉集团对二人的待遇也基本上一视同仁。建兴元年(223年)，诸葛亮爵升武乡侯，开丞相府。相对应的，李严也在这一年受爵都乡侯、假节、加职光禄勋。武乡侯对应着都乡侯；开府是政事上的一种特权，假节则是军事上的一种特权；诸葛亮是三公级别的丞相，李严则挂职九卿级别的光禄勋。
在行动上，诸葛亮与李严也互相配合。比如在策反孟达这件事情上，李严在写给孟达的书信里说“吾与孔明具受寄托，忧深责重，思得良伴”；诸葛亮同样也在给孟达的书信里称赞李严“部分如流，趋舍无滞”。一切都显得相当和谐。
但这样的日子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建兴二年，诸葛亮领受益州牧之职，标志着他和李严之间的权力平衡的天平开始发生了倾斜。
蜀汉集团疆域本来就狭小，荆州覆败之后，更是只剩下益州小小的一州之地。刘禅统治下的蜀国全部疆域只有益州，诸葛亮领有益州牧，等于换了个职衔，变相地代替刘禅来全权统治蜀国——按制度，州牧拥有对所属州郡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全权统治权。此后，益州治下的各级地方大员如太守、都督等在名义上出现了两重上级：一重是以皇帝刘禅为首的蜀汉朝廷；一重是以诸葛亮为首的益州牧幕府。这些大员们也拥有了双重的身份：一方面他们是直属于刘禅的臣子；另一方面他们又是直接受诸葛亮管辖的下属。理论上说来，他们必须同时对刘禅和诸葛亮负责。
作为丞相，诸葛亮固然已经专断了蜀汉集团的所有政务，但他无法逾越刘备临终前作出的军、政分离的托孤诏命。领有益州牧，恰恰是对刘备托孤遗诏的一次极其高明和成功的规避。作为丞相的诸葛亮仍然必须严格恪守诏命，坚决不染指军事；但“州牧”本来就是拥有军事权力的，诸葛亮自然也就可以通过自己“益州牧”的身份，来直接插手管理益州(也就是整个蜀汉集团)的所有军政事务。
这是诸葛亮在他的权臣之路上，所下的第一着精彩绝伦的妙棋。
南征的醉翁之意
李严迟钝的政治嗅觉，使得他对诸葛亮兼职益州牧这件事情背后的隐意全然没有察觉。
如果说建兴二年出任益州牧，为诸葛亮插手蜀汉集团的军事事务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的话，那么，建兴三年的南征，在诸葛亮的插手军事事务方面，则具有实质性意义。
诸葛亮南征成功的意义，对整个蜀汉集团而言，在于为日后的北伐扫清了障碍，营造出了一个相对安稳的后方；但对诸葛亮的权臣之路而言，南征之役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使诸葛亮的手顺利地伸到了军队之中。
如果不是为了将手真正伸到军队当中，诸葛亮本来是可以不必亲征的。
史书如此记载：“时南方诸郡不宾，诸葛亮将自征之，(王)连(时任丞相长史)谏以为：‘此不毛之地，疫痢之乡，不宜以一国之望，冒险而行。’亮虑诸将才不及己，意欲必往，而连言辄恳至，故停留者久之。会连卒。”
诸葛亮坚持亲征的理由是“虑诸将才不及己”，这恐怕只是托词。南方三郡的叛乱，肇始于刘备去世后所引发的动荡。刘备死后，蜀汉政权没有立刻采取军事手段去镇压叛乱，当然也是有原因的，如南方三郡都和东吴牵扯不清，不重新达成与东吴的同盟关系，贸然用兵是很不妥当的。但《诸葛亮传》里把主要原因归结为要为刘备守孝，而不宜动兵，则绝对是掩耳盗铃。
姑且不论诸葛亮达于治变，深知权衡，不可能被什么“国孝三年”之类的陈腐教条约束，即算承认这种说法，他在建兴三年亲自南征，距离刘备去世两年不到，也还远没有达到“国孝三年”的标准。倒是赋闲在家闲得发慌的年轻皇帝刘禅，老老实实为他老头子守了整整3年的孝。这一点后来被谯周在奏疏里重点提及：“陛下天资至孝，丧逾三年，言及陨涕，虽曾闵不过也。”
诸葛亮之所以没有在刘备去世后立即对南方的叛乱采取措施，最重要的原因其实在于当时诸葛亮还没有权限插手军队事务，当时负责处理叛乱事宜的人一直是李严。
再者，南方三郡的叛乱实际上也并不难平定。三郡(建宁郡、越雋郡、牂牁郡)叛乱首领之间并无紧密配合，相反，他们各自为政，互相钩心斗角。诸葛亮大军还在路上，越雋郡叛乱首领高定就已经把建宁郡的叛乱首领雍闿干掉了。诸葛亮在王连的劝谏之下“停留者久之”，也说明这些动乱并非燃眉之急。南征之役并未严重到需要“元首”亲征的程度，蜀汉集团内部也并非没有将领可以代劳，庲降都督李恢就可算其中之一。建宁郡的叛乱正是在李恢的独立指挥下平定的。“南土平定，(李)恢军功居多，封汉兴亭侯，加安汉将军”，从如此隆重的嘉奖来看，南征之役，李恢确实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相反，在剔除《演义》里的虚构之后，却基本上见不到诸葛亮有什么突出的表现。
支持诸葛亮必须亲征的另一个理由是南方的叛乱是政治问题，而非军事问题。如马谡所言：“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今公方倾国北伐以事强贼。彼知官势内虚，其叛亦速。若殄尽遗类以除后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仓促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汉晋春秋》一书记载有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之事，为的就是“服其心”这3个字。“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任用南中之人治理南中，“不留兵、不运粮”的目的，也是为了使“纲纪粗定、夷汉粗安”。如此种种，都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军事行为，而上升到了政治高度。这当然不是普通将领可以代劳完成的。
更令人不解的是，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南征之役，“统内外军事”的另一位托孤大臣李严居然完全置身事外。查遍史书都找不到任何关于他参与的记载。而在这之前，李严一直都在积极处理叛乱事务，一方面在努力与叛军首领雍闿交涉，尝试和平解决；另一方面又从未放弃使用武力，“又越雋夷率高定遣军围新道县，严驰往赴救，贼皆破走”，胡萝卜与大棒双管齐下。从积极主动突然变成不闻不问，李严的态度前后差距如此之大，实在是奇哉怪也。
董允是干啥的
除了顺利地将自己的触手伸进军队之中外，南征之役对于诸葛亮的权臣之路的另一重要意义在于：它大大提升了诸葛亮在整个蜀汉集团内的威望。此消彼长，这对威望原本就不如诸葛亮的李严自然极为不利。
挟南征胜利之势，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向刘禅提交了他那份著名的《出师表》，决定率军北伐中原。撇开此表的思想主旨不谈，其中没有一字半句是在“征求”(即使是做做样子)刘禅关于北伐可行与否的意见，诸葛亮单方面已经就北伐作出了决定，此表只是对留在成都家里的刘禅的一份苦口婆心的教训(……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和嘱托(陛下异宜自谋……)。
诸葛亮对自己出远门，而刘禅留在成都很不放心，对“后方生变”怀有一种强烈的担忧。但北伐势在必行，刘禅也势必只能留在成都。诸葛亮深知，仅仅凭借一份张嘴先帝长、闭嘴先帝短的《出师表》，是不能保证成都大后方的稳定团结的。一生谨慎的他另有安排。“丞相亮将北征，住汉中，虑后主富于春秋，朱紫难别，以(董)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宫省之事。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费祎、侍郎董允等，先帝简拔以遗陛下，至于斟酌规益，进尽忠言，则其任也。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若无兴德之言，则戮允等以彰其慢。’亮寻请祎为参军，允迁为侍中，领虎贲中郎将，统宿卫亲兵。”
虎贲中郎将掌管宫中的虎贲宿卫军，虎贲宿卫军是宫内的安全保卫部队之一。《汉仪》记载，虎贲中郎将下辖虎贲卫士1500人左右。不过，董允这个侍中兼虎贲中郎将的权限不止于此，他有权“统宿卫亲兵”，也就是统领所有的宫中安全保卫部队，并不局限于虎贲卫士。
董允，中郎将董和之子。董和是荆州南郡人，和诸葛亮关系亲密，“共为欢交”。对于董和的为人和工作态度，诸葛亮推崇备至：“又董幼宰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来相启告。苟能慕……幼宰之殷勤，有忠于国，则亮可少过矣。”故人之子董允跟随诸葛亮多年，自然是诸葛亮可以完全信任的心腹。
董允秉承诸葛亮旨意，对刘禅的控制相当有效：“攸之性素和顺，备员而已，献纳之任，允皆专之矣。允处事为防制，甚尽匡救之理。后主常欲采择以充后宫，允以为古者天子后妃之数不过十二，今嫔嫱已具，不宜增益，终执不听。后主益严惮之。”
那年头，农民伯伯们年成上多收了三五斗，还打算着讨房小老婆；一国之君刘禅想多娶几个小妾，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可悲的是：刘禅的这点小打算在董允的激烈反对下流产了。这件事情清晰地勾勒出刘禅傀儡岁月里的概况：一名普通的侍中兼虎贲中郎将，本没有任何权力去干涉君主的私生活，更没有权力去左右君主的私生活。但诸葛亮安插在刘禅身边的董允就具备了这样的权力。董允强大的力量，反衬着刘禅这个傀儡的彻底程度。
董允被安插到刘禅身边，显然不会如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所言，是为了让他去为刘禅提供政事上的咨询，去对刘禅多提些“兴德之言”。其担任虎贲中郎将统领宿卫亲兵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护卫刘禅，倒不如说是为了更好地控制刘禅，防备宫廷之中变生肘腋。其“处事为防制”的原则正是对这一目的最好的概括。
如何读懂《出师表》《出师表》中有一句话耐人寻味：“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所谓的“宫中”，自然是刘禅的宫中；所谓的“府中”，指的是诸葛亮的丞相府和益州牧幕府。
诸葛亮开府治事和领益州牧之后，蜀汉集团的统治秩序在理论上变得极其混乱，同时存在着3个同等级别的统治层：蜀汉朝廷；诸葛亮的丞相府；诸葛亮的益州牧幕府。蜀汉集团的最高命令和文件有时候来自朝廷，有时候出自丞相府，有时候又盖着益州牧的朱红大印。
对刘禅或李严而言，蜀汉集团这种混乱如麻的统治秩序，没有任何好处。但对诸葛亮而言，这种混乱对他相当有利。针对不同的状况，诸葛亮在处理时，可以在这3个统治层中游刃有余地作出最佳选择：或以朝廷的名义，或定性为丞相府的“家事”，或行使益州牧的权限。这种便利使得诸葛亮对蜀汉政权的控制显得相当得心应手。
这当然是因为各个统治层都受到了诸葛亮的严格控制。
(1)蜀汉朝廷之中，诸葛亮安插了诸多亲信。侍中兼虎贲中郎将董允只是其中之一。其余如陈震(尚书令)、向宠(中部督，典宿卫兵)、杨洪(蜀郡太守、越骑校尉)、费祎(黄门侍郎)等均是诸葛亮的心腹。
(2)开府之后，大量人才被网罗进了丞相府。如蒋琬(丞相府长史)、马谡(丞相府参军)、马忠(丞相府门下督)、廖化(丞相府参军)、宗预(丞相府主簿、参军)、王连(丞相府长史)等等。
(3)益州牧的幕府也没有空着。不过，和丞相府注重延揽经世致用之才有所不同，益州牧幕府所会聚的多是著名的士大夫，如五梁(功曹)、秦宓(别驾)、杜微(主簿)、谯周(劝学从事)等等，均是益州的著名学者文士。
当然，这3个统治层各自并不孤立，存在着交叉现象。如蒋琬最初归属于丞相府，后来进入了蜀汉中央朝廷；费祎既做过黄门侍郎，也曾担任过诸葛亮的丞相府参军。这种有机交叉自然使诸葛亮对蜀汉集团的控制力更上一层楼。
和曹操的魏王→冀州牧→东汉丞相这种同心圆结构式的专权统治模式不同的是：诸葛亮在蜀汉集团的专权统治模式是由上述3个平行的统治层有机构成的。出现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曹魏集团所控制的疆域范围广阔，非递进式模式不能将专权统治的力量完全辐射到帝国的各个角落；蜀汉集团仅有一州之地，疆域狭小，很适合这种平行、多层次的专权统治模式。
言归正传。之所以说《出师表》中的那句话耐人寻味，是因为它透露出了两点重要的信息：
(1)刘禅和诸葛亮之间的关系有些貌合神离，双方互存防备之心。否则诸葛亮就不必担忧会出现宫府相别、“内外异法”之事。
(2)北伐之前，诸葛亮并没有完全控制宫中官署，相反，宫中官署之中大概颇有许多刘禅的亲信。所以诸葛亮才会任命董允担任侍中兼虎贲中郎将，对其加以防制。
当阿升变成“阿斗”“扶不起的阿斗”这句成语使得刘禅在中国昏君榜上名列前茅。遗憾的是，这句成语本身是一个极大的误解。
误解之一：刘禅其实不叫“阿斗”。“阿斗”之名最早见于《三国志·刘封传》，出现在孟达写给刘封的劝降信中：“自立阿斗为太子已来，有识之人相为寒心。”但如果多问一句：刘禅为什么又叫做“阿斗”？恐怕没有人回答得上来，而只能以“小名”、“乳名”之类的揣测搪塞了事。
真实的情况是：刘禅小名“阿升”，而非“阿斗”。《襄阳记》记载：诸葛亮娶荆州名士黄承彦之丑女为妻，“时人以为笑乐，乡里为之谚曰：‘莫作孔明择妇，正得阿承丑女。’”按照当时荆州乡俗，取字之首加一“阿”字为其小名，故呼黄承彦为“阿承”。
刘禅在荆州出生，并在那里生活了8年之久，他有“阿斗”这样的小名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刘禅的两个字(一字公嗣，一字升之)里面均无“斗”字。而如果查阅古词典，就不难惊讶地发现：古“升”字与古“斗”字在字形上面极其相似，稍不留神就会混淆不清。刘禅“阿斗”之名实际上是史书在漫长的流传、抄录过程中产生的一个错误。他真实的小名应该叫做“阿升”。和黄承彦的“阿承”相似，源于他那个“升之”的“升”字。
当这个错误在近代训诂学中得到解决的时候，“扶不起的阿斗”这句成语早已经深入人心，再难更改了。
误解之二：诸葛亮从来都没有“扶”过刘禅。
所谓“扶”，当然是协助、辅佐之意。让刘禅自己走路，诸葛亮在旁边看着、搀着，那才叫做“扶”。但在诸葛亮当政期间，他从来都没有给过刘禅实习处理蜀汉集团的政务的机会。非但在自己任内如此，在他指定的继承人蒋琬执政期间，刘禅也没有得到任何亲政的机会。史书《魏略》如此记载：“琬卒，禅乃自摄国事。”
将蒋琬之死看成刘禅亲政开始，实际上也是一个误解。刘禅确实是在延熙九年(246年)开始亲政的，只不过其标志性事件不是蒋琬之死，而是尚书令董允的去世。董允自诸葛亮时代即开始受命领导宫廷保卫部队，控制宫廷，刘禅对其极为“严惮”。他的去世意味着刘禅终于甩掉了诸葛亮套在他嘴里的嚼子而重获自由。蒋琬与董允死于同一年，所以《魏略》才会张冠李戴。
不管诸葛亮不让刘禅染指政务的动机如何，蜀汉集团在诸葛亮和蒋琬时代实现了所有权(刘禅)和管理权(诸葛亮、蒋琬)的分离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这种极为先进的现代公司管理模式出现在蜀汉集团，绝对不是什么先进管理思想付诸实践的成果，而仅仅出于现实的无奈。
不必为刘禅辩解
刘禅这个人有些不可捉摸。《三国志·后主传》纯粹是一篇敷衍了事的作品。除了流水账似的记载着某年某月某地发生了某事之外，传记中再没有别的内容。后主刘禅的性格特征、喜怒哀乐，全被这篇枯燥无味的传记隐藏了起来。陈寿在刘禅一朝为官多年，不可能不知道一些刘禅的逸闻琐事，但他却在塑造刘禅形象方面吝啬到不愿意多费一个字，殊为可怪。
陈寿为刘禅所写的评语很简短，也很客气：“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昏闇之后，传曰：‘素丝无常，唯所染之’，信矣。”果然如此，刘禅大概也可以算做是一个中流水准的君主。
但陈寿的评语并不中肯。刘禅“惑阉竖则为昏闇之后”固然没有疑义，但所谓的“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却是未必。诸葛亮、蒋琬执政专权，并非出自刘禅本意，所以并不存在刘禅“任贤相”之举。
小说家言，刘禅大概有些弱智。不过这一点也无法在史书中找到任何佐证。刘禅如果并非弱智，史书自然没有相应的记载；假使刘禅弱智，“为尊者讳”，史书不太可能留下什么直接证据。
资料虽然有限，但综合起来看，结论也还是不难得出：刘禅确实没有成为一名优秀的君主，相反，他具备了成为一名昏君的所有条件。
刘备给刘禅的遗诏里，有一些耐人寻味的话：“射(援)君到，说丞相叹卿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审能如此，吾复何忧!勉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汝父德薄，勿效之……”
射援赶到永安宫时，刘备已经身染沉疴，开始考虑后事了。刘备有3个儿子：长子刘禅，是年17岁；次子鲁王刘永，是年不到10岁(具体年龄不可考)；三子梁王刘理。选谁作为继承人，对刘备而言是一个大问题。虽然刘禅年龄最长，早已被册立为汉中王太子，自己登基后又被立为皇太子，似乎是储嗣的不二人选，但从当时的情形来看，刘备在临终之际仍然存在着犹豫。鲁王刘永从成都来到永安，陪侍在刘备身边，就是一个信号。许多年后，刘禅不断疏远打击刘永，使其“至不得朝见者十余年”，即是对这一信号的反证。
无疑，诸葛亮对刘禅“智量”有“甚大增修，过于所望”的赞叹，在刘备最后据以作出决定的诸因素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刘备的犹豫雄辩地昭示着刘禅在“智量”方面、在治国为政方面的不尽如人意。诸葛亮在这种关键时刻，对刘禅的“赞叹”，难免惹人遐想不已。
刘禅亲政之后，太子家令谯周屡屡指责他“四时之祀，或有不临，池苑之观，或有仍出”。竟然荒废到连最起码的祭祀活动都懒得参加的地步，像刘禅这样的皇帝，中国历史上恐怕也不多见。所以呢，将刘禅归入昏君之列，并不冤枉他，没有必要为他做什么辩护。
与这样的皇帝共事，诸葛亮该怎样为自己定位？
诸葛亮素有大志。早在隆中高卧之时，就“好为《梁父吟》”，“自比于管仲、乐毅”，自许为出将入相之才。同时诸葛亮还有着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欲望，宁为鸡头，不作凤尾。为了避开“饶士大夫”的中原政权，他宣称遨游不必故乡；因担心孙权虽能重用自己但却不能尽己之才，他还拒绝张昭的盛情邀请。
这样一个极为自信，同时有着强烈的功业心的人，碰上了刘禅这么个能力平平、朱紫不辨的昏庸之主，其无奈程度可想而知。以此而论，一旦刘备托孤与诸葛亮，令其执掌蜀汉政权的权柄的话，再想让诸葛亮日后松手放权，恐怕就很难了——在刘禅直接执政的情况下，无论如何披肝沥胆地对其加以辅佐引导，诸葛亮都不可能成就任何功业。一头绵羊领导再多的老虎、狮子，它也无法称霸森林和草原。
当然，这只是对诸葛亮专权至死的诸多动机鉴定中的一种。
这样的鉴定，不能不让人想起刘备临终之际的那句托付：“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句惹人百般揣测的话，其实并不一定就含有改朝换代的意思。联系前面那一句“君才十倍曹丕”，也许可以这样理解：“如果刘禅还不错，就请您辅佐他去取；如果他实在不可救药，您就撇开他，自行去取好了。”“取”什么呢？极可能是“取”曹丕了。刘备恐怕还没有那种将江山拱手相让的觉悟。如果这种解释能够成立，自然也等于是找到了诸葛亮专权的理论源头。
李严的回击
对于诸葛亮领益州牧、开丞相府、亲自南征这一系列动作，及其背后隐藏着的权力重新分配的“阴谋”，李严迟钝的政治头脑在事后渐渐有所领悟。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力，李严告别了与诸葛亮最初的和谐相处，开始在明里暗里互相扯皮，互相陷害。
总结起来，李严的回击措施大概有这么几条：
(1)请求担任巴州刺史。蜀汉仅有益州一州之地，诸葛亮领益州牧之后，等于变相地将蜀汉帝国全部控制在手。建兴四年(226年)，诸葛亮有意北伐，由于和江东集团已经重新确立了同盟关系，东面形势缓解，所以他想让李严分出一部分永安的军队，来替自己镇守汉中。李严趁机和诸葛亮讨价还价，提出“以五郡为巴州刺史”的分权要求。按照《后汉书·郡国志》的记载，益州共九郡三国。李严要求划出五郡，另立一个巴州，自己来做刺史，他想和诸葛亮分庭抗礼的意图相当明显。
诸葛亮此前种种动作，都是为了自己的集权，他当然不可能满足李严的这种“反动”要求。但为了北伐大局，诸葛亮也做了一些让步。同年，李严升任前将军。诸葛亮也不再要求李严一定要分军汉中，而只令他“移屯江州(今重庆)”。同时，另派护军陈到驻守永安，仍统属李严辖制。江州距离蜀汉政治中心成都较近，李严欣然前往，在此大兴土木，筑造大城作为根据地。
(2)要求开府。诸葛亮开了丞相府官署后，可以名正言顺地拥有一套完全属于自己的人才班子，这对其专权极为重要。建兴八年，曹魏遣司马懿、张郃出子午谷；曹真出斜谷，20万大军三道伐蜀。形势危急，诸葛亮命李严从江州率军两万赶赴汉中，李严推托再三，旁敲侧击，说“司马懿等开府辟召”之事，实际上是想让诸葛亮同意自己开府。迫于无奈，诸葛亮再次让步，升迁李严为骠骑将军，同时让李严的儿子李丰“为江州都督督军，典严后事”，以示自己调李严离开江州并无他心。
(3)撺掇诸葛亮接受九锡，晋爵称王。这一招相当狠毒。王与帝仅一步之遥。按照当时政坛的潜规则，权臣称王通常就是篡位夺政的先兆。曹操才晋爵魏公，就已经被荀彧看做一个相当危险的篡位信号了，何况称王？诸葛亮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权臣，蜀汉集团内部却没有人说他有不臣之心，这主要是因为他对权臣和忠臣之间的“度”的把握相当到位，如对刘禅的控制、大权独揽的方式、内部的人事变动等等，都笼罩着一层合情合理的外衣。一旦称王，就等于是打破了这个“度”，甩掉了这件外衣。届时，诸葛亮就极可能成为蜀汉的全民公敌。
诸葛亮当然清楚其中的利害关系。在给李严的回信中，他意味深长地说：“吾与足下相知久已，可不复相解”、“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曹)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
——真要灭了曹魏，光复汉室，你我大家一起升官，一起接受十锡(事实上，不存在十锡)，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一个致命的错误葬送了李严
在维护自己的权力，和诸葛亮明争暗斗的过程中，李严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这个错误对他的政治生涯而言，足以致命。那就是：他不应该总是借助国事逼迫诸葛亮，从中牟利。这是个极为愚蠢的策略。
这种愚蠢需要经过对比才能看得更加清晰：诸葛亮借助南征之役插手军队的策略和李严借助北伐要求分权的策略形式虽然相似，但在本质上却恰恰相反。同样是在国事上面做文章，前者争权，但其方式和结果却有利于国事；后者争权，其方式和结果却总是在扯国事的后腿。
这样的差异，决定了从一开始李严就不可能斗得过诸葛亮。
建兴八年(230年)，李严到汉中之后不久，因为连续的暴雨冲毁了入蜀的栈道，曹魏大军被迫撤退。但诸葛亮却没有再放李严回到他的老巢江州，而是让他和自己的参军狐忠一起“以中都护署府事”，将其变相扣留在了丞相府。
建兴九年，诸葛亮再出祁山，令李严督运粮草。适逢秋夏之季，霖雨绵绵，道路泥泞，粮运不继，诸葛亮被迫退军。李严就栽在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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