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溯源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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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评点古今人物(套装共2册)试读：
前言
周溯源众所周知，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政治家、革命家、思想家、军事家，有个显著的特点，即他非常爱好历史，他同时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
毛泽东自幼爱读历史书籍，他在青少年时期便博览史书，具有较好的历史修养和深远的历史眼光。当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以后，更是自觉加紧对历史的学习和研究，众多的史学典籍，终生与他为伴。他在1952年添置的一套乾隆武英殿本《二十四史》，是他最为珍爱的一部史籍，陪伴他走完生命的最后历程。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既有封建的糟粕，也有反封建的民主性精华，“有许多珍贵品”。不能用虚无主义的眼光看待历史，应采取分析批判的态度，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做到古籍新解，古为今用。他从浩瀚的历史书籍中掌握了渊博的历史知识，吸取了丰富的历史智慧，培育了敏锐的历史洞察力，扩大了视野，开阔了思路，使他成为站在时代前列有雄才大略的伟人。他继承了历史，又推进了历史。从他身上，可以看到尊重历史、学习历史的重要。恩格斯曾经说过：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其他任何一个先前的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毛泽东正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历史就是他的一切，他对中国历史之熟悉，得心应手运用之妙，对史学理论贡献之大，都是世所罕见的。他的历史知识和历史见解，对指导中国革命胜利起了重要作用。他的科学的历史观，成为毛泽东思想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与基石。
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开始，一生献身革命，一生酷爱历史，但是他从来不是为历史而喜爱历史，总是把历史作为认识中国国情的一个重要方面。把历史与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历史与现实、与革命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毛泽东曾多次向全党同志发出学习历史的号召。1938年，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的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在这里，毛泽东把具有历史知识作为取得胜利的三个条件之一，提到了至关重要的高度来强调，给全党同志留下深刻的印象，几十年来在全党同志学习历史、运用历史方面起到了明显的指导和鞭策作用。
毛泽东善于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指导当前的革命斗争。井冈山革命时期，他坚持工农武装割据，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就是总结了历史上某些农民起义犯流寇主义的错误。1944年，抗战胜利前夕，适值甲申年李自成失败300年。毛泽东非常重视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把它作为整风文件，要求全党领导干部认真学习，以免重蹈“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的覆辙。1949年上半年，蒋介石集团为挽救垮台的命运，提出划江而治的方案，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有朝一日卷土重来。此时国际上兄弟党里也有领导人建议中国共产党划江而治。毛泽东断然拒绝，指挥“百万雄师过大江”，并告诫全党“不可沽名学霸王”，从而避免了使革命半途而废的历史悲剧。在进京前夕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号召全党继续保持艰苦奋斗、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他把进京执政比做“进京赶考”，一定要考好，决不能退回来，决不当李自成。由于借鉴了历史的教训，从而头脑清醒，措施得力，避免了重蹈李自成“打江山18年，坐江山18天”的覆辙。
毛泽东擅长运用历史典故阐明道理，启发群众。据统计，仅从《毛泽东选集》中有文可查的，即有中国历史事件300多起，世界历史事件40多起，中外历史人物100余人。由于融注了大量的历史知识，所以毛泽东的讲话生动风趣，雅俗共赏，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不论多么深奥的哲理，一经他比喻，就明白易懂，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使人深受教益。
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不仅见之于他对基本理论的阐述，对重大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分析，也见之于他对古今人物的评点。这些评点，语言简洁明快，少则几个字，三言两语，多则几百字甚至上千字，或褒扬，或批驳，或慨叹，或商榷，或引申发挥，或浮想联翩，体现了他的价值观，他的是非观，他的爱与憎，他的推崇与贬斥……这些评点，抓住了人物的特征，切中了要害，鞭辟入里，妙趣横生，妙语惊人。可从毛泽东对人物的评点中，得到熏陶，得到感染，得到启迪，学习他看人看事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受益无穷。毛泽东对人物的评点的科学论断，也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对于历史上的民族英雄、革命先烈、革命领袖和有作为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文艺家，对于无数先人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历史遗产，给以充分的肯定，热情的讴歌。在中国历史的长廊中，毛泽东把那些爱国主义者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以此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无论是为振兴中华作出了贡献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还是充满反封建革命精神的陈胜、吴广，抑或是与外国侵略者及中国反动派作斗争的林则徐、孙中山，都得到了应有的肯定。他歌颂鲁迅的硬骨头精神，缅怀“闻一多拍案而起”，朱自清“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号召写闻一多颂、朱自清颂，因为“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他鄙薄那些“西方月亮比中国圆”的洋奴思想，批驳“中国毫无出路”的悲观主义论调。他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对我们民族的未来抱有坚定的信念。
毛泽东勇于打破旧史的局限，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比如历代农民起义运动和农民起义领袖，总是被封建王朝或是正史的编修者诬蔑为“盗”、“匪”、“贼”、“寇”等等，而毛泽东则认为推动历史进步的是人民，在中国主要是农民。农民的革命运动、农民的革命战争，便是推动中国封建社会进步的动力。他在《贺新郎·读史》中写道：“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毛泽东蔑视被封建史学抬得很高的“三皇五帝”，认定历史上真正“流誉”后代的“风流人物”不是封建帝王，而是盗跖、庄!、陈胜这类被压迫阶级的革命领袖。
毛泽东对人物的评点，不囿于已有的历史结论，不迷信古人的是非标准，往往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对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作了妙语连珠、十分风趣的新解，认为宋玉的手法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登徒子并非好色之徒，而是忠于爱情、遵守《婚姻法》的模范丈夫，从而翻了千百年来的历史旧案。他对世人鄙视的一代奸雄、刽子手秦桧，作了深层剖析后，毅然一反定论，鲜明地指出：“主和的不全在秦桧，幕后是宋高宗。秦桧不过执行皇帝的旨意。高宗不想打，要先‘安内’，不能不投降金人。”“是赵构自己承认：‘讲和之策，断自朕意，秦桧但能赞朕而已’。后来的史家是‘为圣君讳耳’。”毛泽东对秦桧这样一个人人皆骂的千古罪人，亦不人云亦云，仍然做客观冷静的分析和评价。还有对曹操的翻案，对武则天的翻案，都是视角独特，有理有据，令人悦服。
毛泽东往往把评点历史人物与教育干部结合起来。他提议领导干部看《三国志》中的“郭嘉传”。郭嘉足智多谋，常为曹操出谋划策。他以此教育干部办事要多思，多谋善断，不要少谋武断。还有一次他讲了霸王别姬的故事。他说：“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刘邦“豁达大度，从谏如流”，项羽却搞孤家寡人政策，“不爱听别人不同意见”，最后终于落一个“别姬”的结局。他由此引申说：“我们现在有一些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通过对刘邦、项羽的评点，把领导干部要讲民主，要联系群众的道理生动活泼地讲出来了。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毛泽东引用司马迁说的一段话：“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并以此教育干部要“能上能下”，当受到委屈和“下降”时，不必气馁，可在逆境中锻炼意志，并有所作为。同时他又指出，作为党的组织，决不应不分青红皂白，对同志作出错误处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膑的膝盖骨那样。”“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抬起头来。”
毛泽东对人的评点，或见于文章、书信，或见于演说、谈话，对人的评点也不是一个模式，有的评论功过是非，有的评论性格命运；有的论其为人，有的论其工作；有的论其一生，有的论其一时一事；有的人多次评论，有的人只提一两句；对某些人的评论(如孔子)前后也不尽一致，因时代背景和谈话对象的不同而有所侧重。
许多年前我就对毛泽东评点古今人物的文字很感兴趣，热心收集，悉心品味，揣摩毛泽东知人论世的立场、观点、方法，并把这方面的研究与自己的编辑工作结合起来，日积月累，收获甚大。本书的编著，即是一个汇总。毛泽东评点的人物很多，作者只是从已公开出版的文章、书籍中，选取了比较突出的200多位予以介绍。本书上集介绍了108位，续集介绍了106位，现在合为一集。介绍的体例是：第一部分是“毛泽东评点原文”，第二部分是“人物简介”，第三部分是“试析”。“毛泽东评点原文”取自于公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早期文稿》、《毛泽东外交文选》、《毛泽东诗词集》、《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注集》，还有其他一些批注，以及公开出版的较高层次的回忆、研究毛泽东的论著。“人物简介”部分即对毛泽东评点的人物作必要的介绍，“简介”是一篇颇为生动的人物小传，突出重点情节。“试析”部分即对毛泽东的评点作一些分析，介绍毛泽东当时评论的背景、用意，毛泽东与所评人物的交往、情谊，不乏趣闻轶事，也探讨了毛泽东对所评人物认识的变化，论析了毛泽东评论的教育意义。人物次序的排列，仅以出生先后为序，这样操作起来简单、方便。
本书的编著，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了解毛泽东评点人物的线索，以及有关背景材料和研究情况，并含有编著者的若干探讨性见解。这些探讨性见解，力争符合毛泽东的原意，不搞穿凿附会，强加于人。但限于水平和时间，不一定都正确。如读者发现有不当之处，望能赐示，以便改正，共同把对毛泽东的学习和研究不断推向前进。伯夷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
他是古代儒生们有口皆碑的“仁人志士”，因礼让君位出逃，苦谏武王伐纣，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而受到历代赞颂。毛泽东却一反定论，提出自己独特的看法。
毛泽东评点原文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伯夷简介
伯夷，商朝末年孤竹国人，生卒年月不详，其父孤竹君出于炎帝神农氏之后，四岳姜姓之裔墨胎氏之子，以孤竹为图腾。商末孤竹分为二支，孤竹君带领一支迁至今河北燕山南北麓一带。孤竹君死时，嘱立伯夷的弟弟叔齐为国君。叔齐因哥哥在世不肯就任，试图让位于伯夷。伯夷认为叔齐当国君是父亲的决定，自己决不能违背父命，于是就逃跑了。叔齐见此，也跟着哥哥出逃，兄弟两人听说西伯侯姬昌治理下的西岐，尊老养老，就一块前去投奔。到了西岐，正赶上西伯侯姬昌病死，他的儿子姬发继位，尊父为文王，自立为武王，在姜子牙的辅佐下，起兵东伐纣王。伯夷、叔齐上前拦住武王谏道：“父亲死了，不仅不举行葬礼，还兴兵大动干戈，这是没有孝心的表现；作为臣民却试图杀掉国君，又怎么能称得上是仁义呢？”武王的部下想杀掉他俩。姜子牙认为这是两个义士，不能杀，就扶起他们，劝他们离去了。等到周武王灭掉商朝，统一天下，伯夷、叔齐隐于首阳山，因不肯再吃周王朝的食物，饥饿而死。
试析
伯夷由于孔子的赞颂而著称于世，孔子说他：“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历代尊崇孔学的人，对伯夷也大加赞颂，赞颂他不追名逐利，“薄帝王将相而不为，弃天下如敝屣”的精神风范；赞颂他恪守孝道、严守父命的孝慈精神；赞颂他宁肯饿死，不食周粟的所谓“爱国者”的仁义气节精神，孔子曾把这种精神概括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韩愈的《伯夷颂》同样是对伯夷所作所为的歌颂。
毛泽东的看法与此迥然不同，在他眼里，伯夷不肯就任国君而出逃，是一种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的消极态度。我国古代的传位制度一般是传长不传幼，立嫡不立庶，伯夷是天经地义的国君的接班人，虽然，孤竹君有传位于叔齐的愿望，但是叔齐因哥哥在世而坚辞不就。在这种情况下，伯夷就应该为孤竹国的众多人民着想，当仁不让，勇挑重担，把国家治理好，而不能只从父命出发，从所谓的“仁义道德”等虚名出发，更不能弃国家人民于不顾，只图自己逍遥自在，一走了之。
伯夷到了西岐，拼命阻拦当时武王的伐纣战争，这在毛泽东看来，根本不值得赞颂，这是一种企图拉历史倒车的退步行为。商纣王昏庸无道，不理朝政，沉湎于酒色，用残酷的刑罚屠戮大臣，鱼肉百姓，把人民推入水深火热之中，社会矛盾日趋激化。武王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打起了灭纣的旗号，正是替天下百姓着想，解民于倒悬的仁义之举，是解放人民的战争，反映了人民的愿望。这一行动，遭到伯夷的反对，谁进步，谁退步，一目了然。
至于最后的结局是隐居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毛泽东把他和当时的“民主个人主义”者相类比，说他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批知识分子奉行“民主、自由”的宗旨，一方面寻求中国的出路，另一方面对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及国民党政府抱有幻想。当时，美国在北平、上海、天津等城市摆出一副救援中国的面孔，援助一些面粉，拉拢这批对美国抱有幻想的人，掩盖他们支援国民党打内战、企图控制中国的阴谋。著名学者闻一多、朱自清等人不为这种假仁假义所迷惑，闻一多拍案而起，奋起揭露国民党勾结美帝国主义发动反人民内战的罪恶，宁可被杀，不愿屈服；朱自清在生活困苦中，宁可饿死也不领受美援面粉，在他逝世之前，还告诫家人不可买国民党配售的平价美援面粉。毛泽东认为这和伯夷的行为是有根本区别的，这个区别就在于伯夷是反历史潮流的代表，而闻一多、朱自清的行为是顺应历史潮流，真正地体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精神。
总之，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历史分析的方法，对伯夷的所作所为提出自己的判断，认为几千年来对伯夷的歌颂是错误的，真正应该歌颂的是那些顺应历史潮流，站在祖国和人民的立场上，为人民谋福利的英雄们，特别是像闻一多、朱自清等当代的民族英雄们。商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
纣王的名声历来不好，自古视之为“万恶无道”的人。但毛泽东一反千古定论，肯定其杰出才能和历史功绩，分析了他亡国的原因，见解独到，鞭辟入里。
毛泽东评点原文
商朝为什么叫“商”朝呢？是因为有了商品生产，这是郭沫若考证出来的。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做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使商朝亡了国。史书说：周武王伐纣，“血流漂杵”，这是虚张的说法。孟子不相信这个说法，他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为什么纣王灭了呢？主要是比干反对他，还有箕子反对他，微子反对他。纣王去打徐夷(那是个大国，就是现在的徐州附近)，打了好几年，把那个国家灭掉了。纣王是很有才干的，后头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就是不要听。他这个国家为什么分裂？就是因为这三个人都是反对派。而微子最坏，是个汉奸，他派两个人作代表到周朝请兵。武王头一次到孟津观兵回去了，然后又搞了两年，他说可以打了，因为有内应了。纣王把比干杀了，把箕子关起来了，但是对微子没有防备，只晓得他是个反对派，不晓得他通外国。给纣王翻案的就讲这个道理。纣王那个时候很有名声，商朝的老百姓很拥护他。纣王自杀了，他不投降。微子是汉奸，周应该封他，但是不敢封，而封了纣王的儿子武庚。后来武庚造反了，才封微子，把微子封为宋，就是商丘。
商纣王简介
商纣王，商代最后的一个王，称帝辛，名受。史载，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以为天下人都不如自己；好酒淫乐，嬖于妇人；横征暴敛，大兴土木；甚至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体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为了维护其统治，设置种种酷刑，其中有“炮烙之法”，以杀人取乐。曾征服东夷，损耗大量人力物力。又杀死九侯(一作鬼侯)、鄂侯、比干、梅伯等，囚禁周文王、箕子。最后搞得众叛亲离。西伯姬昌(即周文王)阳为奉献，阴集力量；周武王姬发继承父志，率诸侯伐纣，大战于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纣兵前阵倒戈，纣败走，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自焚而死。商亡。《谥法》曰：“残义损善曰纣。”天下人因以称其名为纣。
试析
提出殷朝最后一位君王帝辛(即商纣王)征伐和经营东南，被周武王从西北面乘虚而入，是郭沫若根据甲骨文及史书零星记载的一个创见。后翦伯赞等史学家也沿用其说。毛泽东接受了这个见解，肯定纣王“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
纣王的名声历来不好。周朝以降的史书，视之为“万恶无道”的人。究其原因，据郭沫若的分析，主要来自周武王伐纣时的两篇檄文式的誓言，即《尚书》中的《泰誓》、《牧誓》。后者说：“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这本是为了师出有名的政治宣传。所以郭沫若在《驳〈说儒〉》中说后人是“深受了周人的宣传的毒”。
1958年10月，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把商纣王、秦始皇、曹操看做坏人是错误的。”他说，史书上把纣王描写得像一个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坏人。太过分了。连孟夫子也为他抱不平地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桀纣之恶未有如此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均归焉”。纣王宠妲己、剖比干心，这两件坏事，使他得到了一个大暴君的恶名，于是天下之恶就都归到纣王头上了。似乎他什么好事都没有做。其实纣王这个人聪明善辩，能武能文。他打起仗来是很有英雄气概的。商朝晚期，江淮之间的夷人强盛起来，威胁商朝，纣王的父辈曾几次对东夷用兵，得了些胜利，但没有打退东夷向商朝的扩张和侵犯。纣王当政后亲率大军东征夷人。打了一场空前的大胜仗，俘虏了“亿兆夷人”，由此打退了东夷的扩张，保卫了商朝在东南方的安全。而且纣王尚武重文，他对东南的经营，使中原文化逐渐发展到了东南，这对我国历史是有贡献的。毛泽东说，商朝就是做生意的意思，它标志着商朝已开始有了商品交易，到纣王时已成为当时最富强的、文化最高的奴隶制国家。
关于纣王亡国的教训，毛泽东认为，一是对周文王、周武王励精图治，吸收商人文化，促进周族社会的发展，积极准备推翻商朝的统治，完全丧失了警惕性。根本不听商朝大贵族微子、箕子和王子比干的反复进谏。结果，比干被杀，箕子被囚为奴，微子见势不妙逃走了。纣王陷入了众叛亲离的绝境。一是纣王不会做俘虏工作，把大量战俘集中于京城附近；而周人在纣王的战俘中却做了内线工作。当周武王率领的大军距商都70里的地方，商王宫廷才得到消息，赶忙停止为欢庆胜利而举行的歌舞和酒宴，开始讨论应敌的对策。这时商朝的主力军还远在东南战场，一时征调不回来，纣王只得把大量东夷战俘武装起来开向前线。结果，战俘纷纷起义，掉转矛头，联合周军进攻商纣。纣王见大势已去，登鹿台自焚而死。“纣克东夷而殒其身”，这就是商朝的结局，纣王的悲剧。
评价历史人物，主要看他的大面，看主要点，看他在历史进程中的实际作为。这是毛泽东的一贯看法。因此，历史上常常受到责难的人，除纣王以外，还有秦始皇、项羽、曹操、武则天等人，毛泽东总是乐意举出他们好的一方面来，为他们翻案。但这种翻案，决不是随心所欲、主观武断的，总是有历史根据的。就拿评价商纣王来说，毛泽东说纣王是“能文能武”、“很有本事”的人，这个看法就有根据。在《荀子·非相篇》中，说纣王“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超劲，百人之敌也”。《史记·殷本纪》也说：“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关于纣王亡国自杀，在郭沫若看来仍不失为英雄：“在这儿正表示着一幕英雄末路的悲剧，大有点像后来的楚霸王，……他自己失败了而自焚的一节，不也足见他的气概吗？”周公旦是奴隶主的圣人
他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几乎成为历代贤相的楷模，并被誉为仁义的化身，是历代统治阶级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他被毛泽东高度评价为奴隶主的圣人。
毛泽东评点原文
无产阶级要翻身，劳苦群众要有知识分子，任何一个阶级都要有为它那个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奴隶主有为奴隶主服务的知识分子，就是奴隶主的圣人，比如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我们中国的奴隶主也有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周公旦就是奴隶主的圣人。
周公旦简介
周公旦，姓姬名旦，亦称叔旦，西周初期人。他是周文王姬昌的第四子，武王姬发的弟弟，因随武王讨伐商纣王有功，食邑于周(今陕西岐山东北)，史称周公，又因受封于鲁地曲阜(今属山东)，亦称鲁公。
周文王死后，姬发继位，是为武王，周公旦辅佐武王，积极为灭商做准备。武王九年，周公旦跟随周武王在孟津大会诸侯，与会的众多诸侯都愿听从周的指挥，周武王举行了誓师仪式。两年后，周武王亲率大军伐纣，在牧野举行了大战前的誓师，周公旦作《牧誓》，是讨伐纣王的宣言书。灭商以后，周武王封纣王的儿子武庚于殷，统率殷的遗民，委派自己的弟弟蔡叔、管叔和霍叔领兵驻守在殷都周围，就近监视，号称为“三监”，封周公旦于山东曲阜，周公旦没有赴任，而是留下来继续辅助周武王。
第二年，武王病死，他的儿子成王诵继位。成王年幼，作为成王叔父的周公旦，怕天下因周武王之死而陷入大乱，便代成王摄政当国。这样一来，武王的其他弟弟如管叔、蔡叔等人，对周公旦的行为大为不满，怀疑他有夺取王位的意图。他们派人到处散布流言蜚语，说周公旦心怀叵测，将不利于成王。周公旦为了国家的安全，当仁不让，不避嫌疑，他对姜太公、召公说，自己之所以摄政而不避嫌疑，只怕有人会乘机作乱，要是天下真的大乱，怎么对得起艰苦创业的先王们，成王年少，自己不得不如此。为了表明自己的心迹，他叫人把这些话写在竹简上保存起来，这就是金縢之书。
武庚见管叔、蔡叔等人心怀不满，以为有机可乘，便对他们加以拉拢，又联合东方的奄，薄故等部，起兵反周，声势浩大。周公旦临危不惧，“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及时做好安定内部的工作，并亲率大军东征。他首先集中兵力诛灭了武庚，又杀死管叔，流放蔡叔、霍叔，消灭了叛乱的中心势力。经过三年苦战，相继平定东方诸国，这在历史上称为“二次克商”。这次战争的规模比武王伐纣时要大得多，战斗也艰苦得多，经过这次战争，周王朝才算真正统一，才真正征服了商代统治者，并把势力伸张到黄河下游和淮河流域。
周公旦辅政期间，在政治上完善了分封制，又制礼作乐，制定典章制度，出现了“郁郁乎文哉”的盛世。成王长大后，周公旦还政于成王。关于他的言论，见于《尚书》。
试析
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是一个阶级取得革命胜利的必备条件，没有知识分子，就不能取得胜利，任何一个阶级都需要有为本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甚至在奴隶社会中也是如此。周公旦就是奴隶主阶级的知识分子，而且是高级知识分子，是圣人。
作为西周时期奴隶主阶级的圣人，周公旦为西周的建立、巩固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思想文化上，他在跟随周武王伐纣时做了声讨商纣王罪行的檄文《牧誓》，历数了纣王宠爱妲己、残害百姓、屠戮大臣、昏庸无道等罪行，因而要替民伐罪。武王死后，周公旦辅佐成王，并行摄政之职，他通过总结夏、商两朝统治的经验教训，认为应以“保民”和“明德”去赢得民心。他认识到小民难保，对民的作用不能不予以高度重视，他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作为统治者要顺从民意，让百姓过上好日子；为了保民，还须明德，统治者要加强自我克制的功夫，要有好的品行，不要苛刻于人民。周公旦的这些思想成为西周时期统治思想的主要内容。此外，他还制礼作乐，这既有利于维护和加强周天子的统治地位，又足以体现当时所能达到的精神文明程度，并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政治上，周公旦继承了周武王的一些做法，继续加强和完善了中央和地方的各项管理制度，其中以分封制最为突出。当时的诸侯国71个，周公旦按血缘关系的远近，将封国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周天子的子弟或同姓的封国；二是周的功臣的封国；三是降周的殷贵族的封国；四是边远地区异姓部族首领的封国。受封的大小诸侯，在封地内享有政治、经济、军事等权力，对周天子有定期朝觐、进贡，战时派兵捍卫周王室等义务。在各诸侯国内，君主还可以各自分封更小的诸侯和家族，形成由周天子到诸侯、卿、大夫、士这样梯形的政治结构。通过分封，使周王室在整个统治区内建立诸侯国，各地诸侯王“受民受疆土”，以达到“以蕃屏周”的政治目的，即对周中央政权起到一种辅佐和保护作用。这在当时对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缓和与调整，对维护和加强周天子的统治地位都有深远的意义。
在军事上，周公旦不仅辅助武王灭商，而且在武庚勾结管、蔡等叛乱时，独立承担起平叛的重任，取得辉煌的战果，巩固了西周的统治。
在经济上，他提倡发展经济，重视农业生产。《尚书·毋逸》是周公旦教导成王的记录，其中有他提出的在上位者要“先知稼穑之艰难”，批评了某些“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的情况。
在人才的录用上，他举贤任能，礼贤爱士，千方百计地搜罗人才。当时被尊为太师的姜尚，有很高的军事指挥和行政管理才能，还有一位召公也是很有学问的人才，周公旦都非常尊重他们，经常和他们共商国是，遇到什么疑难问题都虚心向他们求教。由于周公旦要辅佐成王，只能留在都城镐京，封地鲁国就由儿子伯禽去管理。当伯禽要赴曲阜时，周公旦意味深长地告诫儿子说：“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这些话的意思是，论身世、权力和地位，我是够高贵的了，有谁能比得上我哪？但是，为了接纳天下的贤士，我在洗澡时，曾多次手里握着湿漉漉的发辫出来迎接贤人，我在吃饭时，也多次吐出口中的饭，恭恭敬敬地礼待他们。就是这样，我还怕对天下的贤人不够虔诚和尊敬，怕失去了贤人对自己的信任。你到鲁国后，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官高势大瞧不起人，而是要从心眼里重视贤人啊！周公旦尊重贤者、智者的行动，使天下有才之人纷纷前来投奔。他的这句“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成为后世传诵和效法的名言，他尊重贤才的事迹，深受后代的推崇。
在个人品行上，周公旦襟怀坦荡，忠于国家，忠于君王。在成王年幼、由他摄政时，忠心耿耿，毫无问鼎之心，面对四起的谣言，他以国家利益为重，不为所动。《史记·鲁周公》中记载，成王生病时，他祈祷上苍，愿以自己的身体代替成王的疾病。成王长大后，他立即还政，自己甘心北面就臣位，对成王十分谨敬。他惟恐成王荒嬉怠政，又作《多士》、《毋逸》等文，上奏成王，晓以大义，希望成王励精图治，以使周王朝传诸万代。当时，在成王周围，经常有人进谗言诽谤周公旦，成王将信将疑。在周公旦死后，成王得到了周公旦藏在王室的金縢之书，才知道所谓周公旦代王篡位之说的来龙去脉，成王问史官和办事的官员，是否为真，史官和办事的官员才说，确有此事，当时周公旦不让张扬。成王非常感动，说“昔周公勤劳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周公旦的高风亮节，可见一斑。
周公旦以其雄才大略，为维护和巩固西周奴隶主阶级的统治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做人做事的博大胸怀和崇高品德，成就了一代圣人的风范，而为后代所敬仰和推崇。正因为如此，才被毛泽东称为“奴隶主的圣人”。毛泽东通过赞赏周公旦等古代的知识分子，来说明知识分子在维护阶级统治中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进而说明无产阶级革命，同样需要有大批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需要有大批从无产阶级和劳苦群众中脱颖而出的知识分子，阐明了知识分子在革命事业中的重要作用。宋襄公的做法是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他指挥作战却对敌人大讲仁义道德，落得兵败身伤，留下千古笑柄，毛泽东对他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毛泽东评点原文
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宋襄公简介
宋襄公(？～前637)是殷商的后代，子姓，名兹甫，春秋时期宋国国君，公元前650年到公元前637年在位。
齐桓公死后，他欲做中原的霸主。当时，齐国发生内乱，大臣易牙、竖貂等人借着齐桓公之死兴风作浪，几个王子也为争夺王位各自树党，互相攻打。混战中齐太子昭被迫逃奔宋国，请求宋襄公出兵帮助自己。周襄王十年春，宋襄公会合卫、曹、邾三国之兵护卫太子昭伐齐，打败了齐国作乱的势力，昭继位，是为孝公。宋襄公认为自己能够打败强大的齐军，帮助太子昭为君，这是不世奇功，便想以此号召诸侯，代齐桓公为盟主，实现成就霸主的美梦。
周襄王十三年春，宋襄公在鹿上修筑盟坛，和齐国国君孝公、楚国国君成王一起结为同盟。宋襄公以盟主的身份自居，曾引起齐孝公、楚成王的不满。到了这年的秋季，宋襄公大会诸侯于盂，楚成王暗中派军队埋伏在附近，在结盟的那天，劫持了毫无防备的宋襄公，然后以他为人质，起兵讨伐宋国，幸亏宋国有所准备，楚军久攻不下，在其他诸侯国的压力下，被迫释放了宋襄公，宋襄公才逃得性命。
周襄王十四年春三月，郑国国君文公到楚国行朝谒之礼，宋襄公大怒，亲自率倾国之兵讨伐郑国。郑文公向楚国求救，楚成王派大军，兴兵伐宋。宋襄公被迫撤军回国，在泓水边上扎下营盘，以抗拒楚军。宋襄公不听部下的劝告，固执己见，以仁义作战，结果，被打得大败，他自己也受了箭伤，第二年就死去了。
试析
对于宋襄公其人，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就有所研究。早在1910年，毛泽东在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就写出过《宋襄公论》等文章，因是用康(有为)梁(启超)体作的，曾引起评判教员的争议，一位教员认为只能给20分，国文教员谭咏春看了以后却拍案叫绝，认为毛泽东的文章不仅思想进步，文笔泼辣，而且立意高远，见解精辟，是一篇远胜于康梁的文章。他破例给这篇文章打了105分，还在文章的后面写了一则批语：“视似君身有仙骨，寰观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
在1938年，毛泽东写《论持久战》一文，在论及“错觉和不意”时，他再次提到了宋襄公指挥的与楚的那次战斗，并给以辛辣的讽刺，喻之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战争正如孙子所说“兵者，诡道也”，是敌对双方斗智斗勇的过程，其直接的目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为了取得战争的优势和主动权，就要想尽一切办法，用尽一切手段，包括有计划地给敌人制造错觉，隐蔽我方的企图，诱使敌人按照我方的计划行动，然后出其不意地给以突然的打击，而不是对敌人讲仁慈，讲仁义道德。由此看来，宋襄公在作战思想上一开始就是错误的，他以为自己仁义有余，楚军仁义不足，当然他也看到了楚军的强大，自己力量的弱小，但他固守着当年周武王伐纣时以少胜多，靠的就是仁义的经验，坚持以仁义为作战的指导思想，并在自己乘坐的战车上竖一面大旗，上书“仁义”二字。在战斗开始后，楚军渡河，部下的大将主张利用楚军渡河未毕的时机出击，宋襄公说，不可，君子乘别人困难的时候去攻打是不符合仁义的。楚军渡河以后，还未排列成阵，宋军将领又请求出击，宋襄公又说，不可，仁义之师不能攻击还未列阵的军队。等到楚兵准备好以后，宋襄公才下令出击，结果大败。毛泽东借用这个故事说明我军在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时，必须用革命的手段去消灭反革命，不仅要抓住战争中稍纵即逝的战机，还要积极地想办法采取行动，打乱敌人的指挥部署，以创造战机，给敌人以痛击。我们决不能对敌人有宋襄公那样的“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否则，只能有害于民族的解放事业，有害于人民，最终像宋襄公那样反送了自家性命，留下千古笑柄。释迦牟尼是印度受压迫人的代表
他不做王位的继承人，历尽艰辛，寻求解除世间一切苦难的良方妙药，终成正果，创立了独具一格的佛教。毛泽东求同存异，高度评价他的这一伟大功绩，肯定他的献身精神。
毛泽东评点原文
我们要将全中国都搞好，再把眼光放大，要把全世界都搞好。佛教教义也有这个思想。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的。他主张普渡众生，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佛教。因此，你们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有共同之处的。
从前释迦牟尼是个王子，他王子不做，就去出家，和老百姓混在一块，做了群众领袖。
释迦牟尼简介
释迦牟尼(约公元前565～公元前486)，又称释迦牟世尊，释迦是种族名，意为强勇；牟尼意为寂寞，是称赞之号。称释迦牟尼意思为释迦族之圣者，称释迦世尊，是为其觉圆德备，世间无不共尊，故号世尊。
释迦牟尼幼名乔达摩·悉达多，是当时迦毗罗国国王的长子。幼年时代的释迦牟尼师从婆罗门学者学习文学、哲学、算学等，又从武士们学习武术，他知识广博，也是一个骑射击剑的能手。父亲净饭王因为他天资聪慧，相貌奇伟，对他期望很大。希望他继承王位，建功立业，成为一个“转轮王”(统一天下的君主)。
王子虽然勇武聪敏，但性情却喜欢沉思冥想，世间许多现象，都容易引起他的感触和深思：在烈日下耕田的饥渴困乏的农人；绳牵鞭打，口喘汗流，拖着犁头耕地的牛；农田中被犁翻出的小虫，被鸟雀竞相啄食的惨景；老态龙钟的老人，辗转呻吟的病人，哭泣送葬中死者的亲朋，这些都促使他思考着一个问题，如何解脱世间的诸多痛苦。他读过的婆罗门教的书不能解决他的问题，他学到的知识和他未来的王位、权力也不能解决他的问题，于是他很早就有了出家的念头。净饭王发觉了儿子的心思后，曾经想过各种办法阻止他，特别是企图从生活享受上羁縻他。但是，未能成功，终于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偷偷地出了城，进入一个森林中，换去王子的衣服，剃去须发，成为一个修道者。
净饭王见无法劝回儿子，只好在亲族中选了跋提、桥陈如、摩诃男等五个人随从他一起。王子和他的侍从者们先后寻访当时三个有名的学者，从他们学道，都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从此知道要想真正悟道，还要靠自己精进，便走到尼连禅河岸边的树林中，和那里的苦行人在一起。为了寻求解脱，他尝够千辛万苦，坚持不懈，经历六年之久，结果仍是徒劳无功，方才悟到苦行是无益的。他又走出树林，来到尼连禅河中沐浴，洗去了六年的积垢，并接受了林中牧女供养的牛奶。随王子苦行的五个人，看到这种情形，以为王子已退堕了修道的初心，便离开了他，自行前往波罗奈国鹿野苑继续他们的苦行。
王子独自到尼连禅河外十里之遥的一棵毕钵罗树下，结跏趺坐，并发誓说：“不成正觉，誓不起座。”他便在树下思索解脱之道，终于在十二月七日的夜里，战胜了最后的烦恼魔障，思得真谛，得大解脱，于次日早晨，证得一切种智，获得彻底觉悟而成了佛陀。
释迦牟尼成佛之后，最初到波罗奈城去找离开了他的五个侍者，为他们说法。佛教把佛陀第一次说法叫做“初转法轮”。意思是说佛的法轮出现于世，一切不正确的见解、不善的法都破碎无余，所以把说法叫做转法轮。佛初转法轮后，归依的人不断增多。
释迦牟尼在成佛后的几十年间，到处游行，向大众宣示他证悟的真理，直到他八十岁逝世前，没有间断他的说法工作。他逝世之后，他的弟子们对他生前的教诲，进行回忆、记录、整理，产生了佛教经籍三藏(法、律、论)流传后世，使佛教得以弘扬传播，并越出印度半岛，流传世界各地，成为影响深远的世界三大宗教之一。
试析
毛泽东一生与佛结下不解之缘，早在孩提时代，就曾跟母亲拜过佛。1936年，毛泽东与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说过：“我父亲毛顺生早年和中年都不信神，可是我母亲信佛却很虔诚。她向自己的孩子灌输宗教信仰，我们都因为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可见少年毛泽东对佛教的信仰是十分真诚的。他在跟随母亲到各寺庙进香之余，增加了不少佛教知识，而且在年龄稍大以后，他又开始读了不少佛教书籍，加深了对佛教理论的了解。1910年下半年，毛泽东离开韶山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读书时，对佛教的信仰逐渐淡薄了，但对佛教理论的兴趣反而加强了。在毛泽东的早期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研究佛学的一些心得：在1917年4月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便说“释氏务求寂静”，同年8月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认为宗教的崇拜偶像，包括释迦牟尼是老百姓自己将它们神化起来的等等。不仅如此，毛泽东在几次游历中还特意游山访寺，在1917年间，他曾和同学游历了香山寺、白云寺、密印寺、昭山寺等几个寺庙，拜访了寺院的主持，翻阅了寺院的各种佛教藏经，请教了一些佛教的理论问题，有了新的收获。
建国后，毛泽东十分重视佛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1953年，他在审定中国佛教协会章程时，曾在其宗旨部分加上“发扬佛教的优良传统”，它表明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对佛教历史地位的基本评价。这个评价首先是从政治上讲的，前面所引的他同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的谈话中提到释迦牟尼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的，在1958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谈破除迷信问题时说：“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时候，他只有十几岁、二十岁，他是印度当时的一个被压迫民族的人。”同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讲话时，他又说：“佛教创教者释迦牟尼也是从被压迫民族中产生的。”毛泽东的这些话充分肯定了佛教是由被压迫民族中的圣者释迦牟尼创立的，是替受压迫的人讲话的，深刻分析了佛教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肯定了佛教“普渡众生”的教义。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的印度，当时的印度社会处于奴隶制时代，印度文明由西北部逐渐发展到恒河流域的下游，建立了许多以城市为中心的国家，一般称之为16大国，到了释迦牟尼生活的时代，这16国中最强大的国家，是恒河南岸的摩羯陀国，西北边的桥萨罗国和东北边的跋耆国，而释迦牟尼所在的迦毗罗国不在大国之列，它是强邻桥萨罗的属国，受到威胁和压迫。因此，释迦牟尼一出世就对本国负有一种责任，如何摆脱强邻的侵犯？他的父亲净饭王当然希望儿子能继续统治，希望能摆脱危险的局面。在当时的印度社会中，开始只有雅利安族和土著民族两个种族，后来，在雅利安族中间，又出现了婆罗门、刹帝利、吠舍三个种姓。婆罗门掌握着文化、宗教大权，成为凌驾其他种姓之上的特权阶层，作为统治阶级的刹帝利对婆罗门的各种特权也表示不满，并支持各种非婆罗门思想，企图构成一个反婆罗门的阵线。释迦牟尼自幼从婆罗门学者学习文学、哲学、算学等，但他感到婆罗门的经典不能解决他遇到的种种现实问题，因此释迦牟尼觉得，自己如果不能把本国的政治地位提高，也要在学术上争得领导权。这正是释迦牟尼没有按照父亲的设想去当统一天下的“转轮王”，而要去“转法轮”的真意。这就表明，释迦牟尼创立的佛学，的确具有反抗民族压迫的积极意义。基于此种分析，毛泽东说的释迦牟尼是个被压迫民族的人，“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是有根据的，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尽管当时支持释迦牟尼的大多是刹帝利，但这些人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是处于和婆罗门相对立的地位，也是受婆罗门压迫的一些阶层。
对于佛教的消极作用毛泽东作了大量的批判，同时，对于佛教的积极作用，毛泽东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本人也深受佛教“普渡众生”思想的影响。1917年致黎锦熙的信中说：“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在1919年他所写的《祭母文》中说：“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这都明显地反映出佛教“普渡众生”思想的痕迹。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便从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必须首先解放全人类的立场出发，对佛教“普渡众生”的思想，给予全新的理解和发挥。正如美国学者司马特在《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的传统宗教》一文中所说的：“佛教中普渡众生而受苦受难的菩萨形象变成了党的工作者的理想。为了人民的利益要敢于献身，不怕牺牲。”事实上，毛泽东对释迦牟尼的赞扬也正是集中在他的普渡众生的思想上。他在同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的谈话中，都突出强调了这一点，都从统一战线的需要出发，强调佛教教义与共产主义的共同点。美国友人斯特朗曾回忆说：有一个美国人不远千里来到延安，想向毛泽东证明共产主义是一种宗教。他曾在南京和一些共产党人辩论过，他们对他说：“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门科学！”他不满意，于是到延安追本溯源，这位客人向毛泽东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之后，毛泽东没有跟他争论，只回答说：“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说它是一种宗教，一种为人民服务的宗教。”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解除人民痛苦这一点上肯定了佛教与共产主义的共同点。
对于释迦牟尼所创立的佛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毛泽东也有着十分清醒而自觉的认识。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在一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与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相融合，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不可分割的方面，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影响了精神文化领域，诸如哲学、文学、艺术、建筑、风俗、语言等方面。因此不研究佛教和佛学，就不可能真正懂得中国的文化传统，也就无法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这对于从中国国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无产阶级文化也是不利的。毛泽东基于这种认识，自己深入地研究了佛教经典，从中国社会实际出发，为党制定了正确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政治上力求其同，结成具有共同政治目标的统一战线，世界观上容忍其异，允许不同信仰存在，广泛地团结了包括佛教在内的宗教界人士。毛泽东广交佛教界朋友，留下一段段动人的佳话。这些交往，既包括中国佛教界的一些著名人物和佛学研究者，如喜饶嘉措、巨赞、陈铭枢、赵朴初等，还包括少数民族中的一些宗教政治领袖，如达赖喇嘛、班禅大师等。对于佛教文化的研究，毛泽东也持赞成态度，他曾强调，要培养真正懂得佛学的知识分子，光搞政治不行，在对待宗教问题上也要又红又专。1961年1月，毛泽东在同班禅大师谈话时说：“我赞成有几千人学经，懂经，成为佛学知识分子，……佛学院不可不办，办了佛学院，两年毕业，专弄政治，我看这个办法不行。得搞四年，专门拿两年研究佛学。光政治好，佛学上没有学问，还是不行的。”毛泽东支持中国佛教协会的建立和发展，支持《现代佛学》杂志的创办，这都反映了他对待佛教文化的一些思想和主张。此外，在毛泽东的很多著作和讲话中，还谈到了如何利用佛教的文化和哲学遗产，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孔孟有一部分真理
孔孟是千古圣人，历代也有尊孔与反孔之争。毛泽东熟悉孔孟经典，熟悉以孔孟为代表的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对孔孟的评论较多，也很不一致，究竟怎样把握毛泽东的立场呢？应该怎样看待孔孟的学说呢？且看曲折详尽的介绍和分析。
毛泽东评点原文
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
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
我们共产党人看孔夫子，他当然是有地位的，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青年要犯错误，老年就不犯错误呀？孔夫子说，他七十岁干什么都合乎客观规律了，我就不相信，那是吹牛皮。
曲阜县是孔夫子的故乡，他老人家在这里办过多少年的学校，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这件事是很出名的。可是他不大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他的学生樊迟问起他如何从事农业的话，他不但推开不理，还在背后骂樊迟做“小人”。现在他的故乡的人民办起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来了。经过了两千多年仍然是那样贫困的人民，办了三年合作社，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开始改变了面貌。这就证明，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有兴趣去看孔庙孔林的人们，我劝他们不妨顺道去看看这个合作社。
孔子简介
孔子(前552/前551～前479)，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创始人。名丘，字仲尼。春秋末鲁国人。
孔子原属殷族，其远祖孔父为宋国大臣，在贵族内讧中被杀，子孙流亡鲁国。其父郰叔纥是著名勇士，为鲁国贵族臧武仲家臣。孔子出生不久，郰叔纥壮年早逝，家道中落，所以孔子自称“吾少也贱”。不过作为士大夫子弟，孔子还是受到了良好的传统武士教育。传说孔子从小喜欢祭祀礼仪，长大善于射箭御车。他勇武有力，却虚心好学，曾在鲁国执政季氏手下充任委吏(管理仓储)、乘田(管理牛羊)等小吏，都能恪尽职守。同时，孔子时时事事注意学习，“子入太庙，每事问”。他曾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通过向社会广泛求教，到三十岁左右，孔子已成为当时知名的博学大师，并开始招收门徒，传授《诗》、《书》、《礼》、《乐》等古代文化典籍。
孔子为了推行其政治思想奔走各国，他出门总带着拜见君主委质为臣需用的贽物，每到一国总要积极参与当地的政治活动，希望能有赏识和信任自己的明君，干一番事业。他曾非常自信地宣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见，三年有成。”可是他在周游卫、宋、陈、蔡等国的十多年中，却从未得到重用，最好的也不过是以优厚的俸禄把他供养起来，装点门面，更多的时候则备受冷遇。有时甚至处于饥寒交迫，生命危险，狼狈不堪的境地。但是，无论生活安乐或困苦，都不能使孔子放弃自己的政治抱负。公元前484年，在政治上不断碰壁的孔子已年近古稀，情知理想已无法实现，决心返回鲁国，终老于教育。这时他的一些弟子已在季氏手下任职，并取得了政绩。季康子便礼聘孔子返回，让他以政界元老、社会贤达的荣誉地位从事讲学并整理文化典籍。晚年的孔子被尊为“国老”，有权参加国家大政方针的议论，个别重要的改革还特别事先征询他的意见，有时他也主动提出重大建议。公元前479年，孔子病故。鲁哀公专门写了悼辞，弟子们更举行隆重的葬礼，并为他守孝三年。孔子墓和故居从此相沿成为鲁国儒生讲习诗书礼乐的场所。
试析
在中国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儒学的内容最丰富，影响最大，占据统治地位。而作为儒学创始人的孔子和孟子，其著作是儒学的经典，是蒙学读物，是必读之书，所以对人们的教育和影响又最深、最普遍。毛泽东作为中国农村出身的知识分子，出生在19世纪末，成人于五四运动之前，所以他受的基础教育和全面教育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那么，他对孔孟的熟悉是不言而喻的。幼年学习孔夫子，成年运用孔夫子，晚年批判孔夫子，对孔夫子有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也有出于政治斗争需要的简单否定，总之，毛泽东一生割不断与孔夫子的联系。他对孔子的评价是多次的，多角度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评价。
毛泽东自幼读的是四书五经，孔孟之道，这是不言而喻的，就是在第一师范读书的前期，较多时间仍然花在读古文和中国古典经籍，这从现存的文件、文字、读书笔记等可以看出。1916年《新青年》在北京出版之后，毛泽东读书的兴趣就被该刊所指导的新思潮和二元论哲学等吸引去了。但从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来说，他并没有完全排斥中国的儒家学术，而是直到五四运动后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时，仍认为“略通国学大要”，是自己读书和研究国情方面应当做到的。
例如，1915年6月25日毛泽东在致湘生的信中说：“如言自修，吾举两人闻君。其一康有为。康尝言，吾四十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四十岁以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其一梁启超。梁固早慧，观其自述，亦是先业词章，后治各科。盖文学为百学之原，……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以言救济，足下幸无暴弃。”这即是说，要有奇杰才能救国，而奇杰必通中西学术，首先要通国学。
毛泽东于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信，开头即说：“仆读《中庸》，日博学之。朱子补《大学》，曰：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至乎其极。表里精粗无不到，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其上孔子之言，谓博学于文，孟子曰博学而详说，窃以为是天经地义，学者之所宜遵循。”信中建议萧子升读《群学肄言·缮性篇》，谈专通之先后与各科研究法等，然后又谈到“尚有其要者，国学是也”，强调了国学的重要性。在次年2月29日致萧子升的另一信中，毛泽东开列了应阅览的经、史、子、集7种书目：“右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有七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然读之非十年莫完，购之非二百金莫办。”可以断定，这77种书目，必定是综合了前人和师友的意见，根据自己的经验而严格筛选过的，能够代表他对“国学大要”的见解。可惜的是，此信已经残缺，他所开列的书目没有保存下来。
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后眼界大开，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和多种流派的社会主义思潮。五四运动的冲击，使他对孔孟学说的看法发生急促的转变。这在他主办的以传播新思想为职志的《湘江评论》上有较多反映。在1919年7月14日出版的创刊号上，“创刊宣言”中说：“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统和迷信的束缚，要寻找什么是真理。”在另外两篇短文上，直接指斥康有为的维护孔子尊严的可笑。接着是7月21日出版的“临时增刊”第一号上的《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首先对自己曾经接受过的戊戌变法以来的维新思潮，予以彻底的批判：“那时候的思想，是自大的思想”(指欲师夷长技以制夷)；“是空虚的思想”，“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是一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中国的礼教甲于万国”；“是以孔子为中心的思想”，“于孔老爷，仍不敢说出半个‘非’字；甚至盛倡其‘学问要新道德要旧’的谬论，‘道德要旧’就是‘道德要从孔子’的变语”。对健学会的“公约”中有“自由讨论学术”一条，极为称赞：“很合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人类最可宝贵、最堪自由的一点，即在于此。学术的研究，最忌演绎式的独断态度。中国什么‘师严而后道尊’，‘师说’、‘道统’、‘宗派’，都是害了‘独断态度’的大病。都是思想界的强权，不可不竭力打破。缘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这是毛泽东较早的批孔言论。
1920年4月，毛泽东从北京往上海的途中，中途下车，到曲阜游览了孔子的陵庙和故居。此后他记得很清楚，以致16年后他同斯诺谈话时仍然讲得十分细致，他回忆道：“在前往南京的途中，我去曲阜停了一下，去看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条小溪和孔子幼年所住的小镇。在有历史意义的孔庙附近的一棵有名的树，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著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这表明他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带着研究和倾慕之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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