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涛(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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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空间重构与经济非集聚研究：2006年以来中部六省经济分化的一个解释试读：
前言
本书所涉及的内容正如书名所示——在探究东、中、西部三大区域间差距缩小的同时，为何中部六省经济会出现分化。2006年以来中部六省经济分化突出表现为河南和山西两省经济增速显著滞后于湖南、湖北等中部地区其他省份。如果说山西经济增速滞后于中部地区其他省份主要源于其经济发展过度依赖资源采掘业，同时受该省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低等因素影响，那么河南省经济增速显著滞后于中部其他四省就令人费解。首先，从产业结构上看，河南经济并不依赖资源采掘业，也不存在过度依赖任何单一产业的情况；其次，根据樊纲等学者对全国31个省区市市场化程度的研究，河南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与中西部省份相比并不处于劣势甚至较其他数个省份有一定的优势；最后，比较中部六省2006年前后的经济增长情况，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6年，河南经济无论是规模还是增速显著大于和快于湖南、湖北、安徽、江西等省份，但在2006年之后，似乎是突然之间，河南与上述四省的经济增速差距开始拉大。笔者试图查阅相关文献找到上述现象的答案，但中部六省经济分化的现象在学术界并未引起重视，基本找不到对该问题进行研究的文献。
为了厘清中部六省经济分化的原因，考虑到第二、第三产业影响因素的差异，笔者把中部六省的经济增速差距按产业进行分解，并分别考察了2006年前后河南省与中部地区其他省份工业、第三产业的增速差异情况，对中部六省经济增速差距产业分解结果进行解读，确定了本书对中部六省经济分化的研究方向、重点以及本书的章节安排。
第一，河南经济增速2006年以来滞后于中部地区其他省份主要源于工业增速差距的不断拉大。湖南、湖北、安徽、江西四省2006年之后工业增速较之前有了大幅度的提升，相反，河南省工业增速在此期间虽然仍保持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发展态势，但与湖南、湖北等省份的差距越拉越大。解释中部六省经济分化问题，须先厘清河南省工业增速滞后于中部地区其他省份的原因，特别是湖南、湖北等省份为何在2006年之后工业突然加速发展。在数据和文献梳理的过程中，笔者注意到2005年前后产业开始在东、中、西部地区重新配置，但除非假设产业只在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少数省份重新配置，否则无法解释上述现象。同时，这样的假设很容易让人诟病，毕竟2006年之前河南省无论是经济规模还是工业规模、第三产业规模都大于中部地区其他省份，而且经济增速也领先于中部地区其他省份，按新经济地理学中心—外围模型的推论，率先发展起来的地区会在产业空间重新构建的过程中成为集聚中心。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河南省在中国产业空间重构以来，工业增速反而滞后于中部地区其他省份成为本书需要解答的第一个问题。本书对该问题的解答主要在第三章。
第二，虽然第三产业增速的差距不是河南省与中部地区其他省份经济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但河南省第三产业增速滞缓与众多经验研究的结论不符。基于中国数据对第三产业发展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表明，第三产业发展主要受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但2006年以来，河南省城镇化速度高于同期全国和中部地区平均增速，但第三产业增速却与其他省份逐渐拉大。此外，考察各省三次产业结构，河南省是全国31个省份三产比重最低的省份。为何城镇化率的提升没有促进河南省第三产业的发展是本书关注的第二个问题。为了厘清该问题，笔者考察了各省历年新增城镇人口在城市和建制镇之间的构成情况。主要是因为中国城镇人口的统计范畴既包括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常住人口，又包括近2万个建制镇常住人口的情况，而且中西部地区的小城镇常住人口规模一般在1万左右，其居住、生产、生活条件与面临的问题更加接近于农村地区。如果河南省城镇化率的提升主要由小城镇常住人口增长所致，那就不难理解城镇化率的提升为何没有促进河南第三产业的发展。但结果恰恰相反，2005年以来河南省城镇常住人口的增长主要源于城市常住人口的增加，而全国整体上城市常住人口的增量不及城镇人口增量的23%。除上述因素外，还需要进一步厘清河南的经济空间结构，因为理论上关注和研究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城镇化水平，主要是因为城镇化水平代表着一个地区和国家的经济集聚程度和规模。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集聚更易促进分工的深化和生产效率的提高。此外，梳理回顾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乡镇企业所创造的75%的生产总值都属于工业企业，只有不足20%源于从事第三产业的乡镇企业。因此，如果一个省份经济活动呈现较为分散的空间结构，那么也会导致其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梳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数据，河南城市经济占全省的比重始终在30%左右，而同期全国城市经济比重已由不足40%，提升至60%以上。显然河南省经济未向城市集聚的经济空间结构影响了该省第三产业发展，厘清河南省经济活动不向城市集聚的原因就找到了导致河南第三产业发展滞缓的影响因素。但梳理国内外对空间经济学研究中有关经济集聚的经验研究文献，特别是国内文献，较少见到对省级以下层面的研究，少有的基于城市层面的文献也忽视了集聚的省域差异，从而未注意到在集聚的总体趋势下，某些省份呈现的经济活动不向城市集聚的现象。虽然一些文献曾提及河南经济活动主要分布在县及县以下区域或指出河南城市对区域发展的带动力不足，但都未深究河南经济为何不向城市集聚。本书对上述问题的解答主要在四至六章。
第三，河南省城镇化率的提升主要源于城市常住人口的增长，但城市经济比重却长期保持不变，两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却在河南省真实上演着。虽然解释上述现象并不困难，毕竟河南省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高于县域经济的整体水平，两者间的差距依然会在人口流动的制度和经济性门槛降低的过程中吸引人口向城市流动，但这不得不让人思考河南省的城镇化问题。近十年河南省经过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流动，城市与县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已经越来越接近，如果城市经济占比仍然像此前一样维持不变，那么城市吸纳能力必然下降，当前的城镇化模式面临中断的风险。然而梳理河南省城镇化的相关文献，无论是有关城镇化模式的研究还是其他相关问题的研究，很少有学者提及该问题。因此，笔者认为在厘清河南省经济活动不向城市集聚的影响因素后，非常有必要讨论河南省的城镇化问题。本书对上述问题的讨论主要在第七章。
以上是对拙著的简要介绍。概而言之，本书对两类不同空间维度的经济问题进行了研究：一是全国省际的产业空间重构问题，二是市域范围的经济集聚问题。不可否认，本书关注的问题并非全国性的一般化问题，更多的是作为一名河南籍经济学研究者对河南省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相关问题的讨论。由于选题有一定的难度，工作量较为繁重，也受限于本人的理论素养、知识积累、研究能力和资料占有等因素，本书的选题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地方。期望本书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能有更多关注河南经济发展的有识之士研究河南问题。刘涛于河南大学金明园▶▶第一章导论第一节 背景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区域差距，以及由此产生或与之相关的各类问[1]题至今都是学术界和政府关注的重大经济社会问题。日益加剧的区域差距，促使中国中央政府于1999年开始调整区域发展战略，即自改革开放初期开始实施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向区域均衡发展战略转变。随着区域发展战略调整以及随后意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颁布实施，中国逐渐形成了东、中、西部和东北四大区域。梳理区域发展战略调整以来四大区域的发展轨迹：中西部地区分别自2006年和2005年开始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2006～2014年，中部地区名义人均GDP年均增速较东部地区高3.51个百分点；2005～2014年，西[2]部地区名义人均GDP年均增速较东部地区高4.40个百分点。
与东、中、西部三大区域间差距不断缩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3]西部地区内部各省经济增速差距在不断拉大。以中部地区为例：2006～2014年，河南、山西两省较中部地区年均增速分别滞后1.63[4]个和3.68个百分点。分省份对比，差距则更为明显：在此期间河南省年均增速分别较湖北低3.47%、安徽低2.93%、湖南低2.72%、江西低2.02%。2006年河南省人均GDP在中部地区是除山西省外最高的省份，在全国名列第16位。然而在此之后，河南省人均GDP排名一[5]路下滑，由全国排名第16位降至2014年的第22位。在中部地区先后被湖北、湖南两省超越且差距不断拉大，同时与安徽、江西两省的[6]差距不断缩小。图1-1、图1-2非常清晰地显示了当前河南省的尴尬境遇：中部崛起，河南塌陷。图1-1 中部地区GDP占全国比重
注：全国GDP为31个省份加总；文中数据如无说明均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图1-2 河南省GDP占中部地区比重第二节 问题的提出
如图1-2所示，如果把目光放在2006年之前，则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不再是“中部崛起，河南塌陷”而是河南引领中部地区发展。1999～2006年正是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差距不断加速拉大的时期，但是河南省在此期间的表现可圈可点，经济增速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平均增速，其人均GDP全国排名也由第20位上升至第16位。与中部地区其他省份的比较更可说明问题：1999～2006年河南省以人均GDP表示的经济增速分别较湖北高4.64%、较安徽高3.92%、较江西高2.62%、较湖南高2.45%。然而在2006～2014年，河南省年均增速分别较湖北低3.47%、较安徽低2.93%、较湖南低2.72%、较江西低2.02%。为什么2006年之前河南省经济增速显著高于湖北、湖南等四省份，而此后却与上述省份的经济增速差距越拉越大呢？这一问题，早在2010年河南省委、省政府酝酿并组织讨论中原经济区规划如何上升为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时，不少与会专家讨论河南在中部六省中的“塌陷”问题时就提出相应观点，代表性观点有如下几个：①中央以及相关部门对河南省的发展不重视或重视程度不够，具体体现有两点，一是投入少，财政收入支出均位列全国倒数，教育投入特别是高等教育投入更是全国最少，二是周边省份都已有了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唯独河南省没有；②河南的创新性思维不够，一是官员的创新性思维不够，二是企业的创新思维不够；③民营经济发展滞后；④农业[7]比重高，以及农村人口多，城市化水平低等。由于上述观点多见于新闻报道，人们无从得知形成上述观点的因果逻辑，也不清楚其逻辑的关键假说是否通过了经验检验。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上述观点成立，我们就难以理解2006年前后河南经济增速与其他省份呈现的巨大反差。笔者试图查阅专业期刊寻求答案，然而并未找到针对2006年前[8]后中部六省经济增速呈现如此反差现象进行研究的文献。省际经济增速差异问题是一个比单纯研究单个省份经济增长更为复杂的问题，很难通过一个或几个因素省份之间的横向对比得出省际差距增大或缩小的结论。毫无疑问，中部各省经济分化的现象在河南学术界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但对于关注河南省经济发展的学者则需要厘清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出现。
究竟是何原因导致了2006年前后中部各省经济增长绩效出现如此大的反差？为了进一步厘清该问题，考虑到第二、第三产业影响因素的差异，笔者把中部六省的经济增速差距按产业进行分解，并分别考察了1999～2006年与2006～2013年河南省与中部地区工业、第三产业增速差异情况：1999～2006年，河南省工业年均增速较中部地区快4.34%，第三产业增速较中部地区快0.92%；2006～2013年，河[9]南省工业年均增速较中部地区慢3.12%；河南省第三产业年均增速在此期间较中部地区慢1.13%，较全国慢1.3%（见图1-3）。由此可见，正是2006年前后中部六省工业增速的巨大反差导致了经济增速差距的拉大。同时河南省第三产业增速也较中部地区其他省份放缓，进一步拉大经济增速差距。
图1-3 1999～2006年及2006～2013年中部各省工业及三产年均增速
观察图1-3不难发现，2006～2013年较1999～2006年，湖北、安徽、湖南、江西四省的年均工业增速均呈现爆发式的增长，上述四省2006～2013年工业增速较之前分别增长了2.46倍、2.26倍、1.5倍和[10]1.2倍。反观河南省，其工业增速2006年之后较之前有所下降。但如果对比河南省与全国工业增速：河南省工业增速在1999年以来一直高于全国增速，即使2006年之后河南省工业增速较之前有所放缓，也仍然快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中部六省工业增速差距的拉大，主要体现为湖北、湖南等四省工业“突然”加速发展导致。2005年以来，东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占全国比重由59.84%下降为50.19%，而中西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占全国比重则分别由17.46%、13.86%上升为21.64%、19.33%。对上述现象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中国产业的空间布局在各省份间发生了重新配置，即产业空间重构，而且只在东部地[11]区与中西部地区少数省份之间进行；或者可把这种现象理解为：一国内不同区域间的产业转移常以集聚—扩散—再集聚的方式进行（梁琦，2005）。但如果把2005年以来中国工业空间格局的变化理解为产业再集聚现象，就难以理解河南省在工业规模远大于中部地区其他省份的情况下，为何没有成为产业再集聚的中心。毕竟从整体上看，2006年之前河南省无论是经济规模还是工业规模、第三产业规模都大于中部地区其他省份，而且经济增速也领先于中部地区其他省份。按新经济地理学中心—外围模型的推论，率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往往会成为制造业的集聚中心，为何在中国产业空间重构以来，河南省工业增速反而滞后于中部地区其他省份？
本书关注的第二个现象：1999～2006年，河南省第三产业与中部地区增速相当，河南较中部地区略高1个百分点，但2006年之后增速差距开始拉大。众多基于中国数据对第三产业发展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表明，第三产业发展主要受城镇化水平的影响（江小涓、李辉，2004；顾乃华，2011）。对比中部六省城镇化率，河南省城镇化率的确最低：2014年为45.2%，分别较全国和中部地区城镇化率低9.57个、4.68个百分点。但问题是1999年以来，河南省城镇化速度快于全国和中部地区：1999年河南省城镇化率分别较中国和中部地区低13.02个和6.53个百分点，而且2006年之后，河南省城镇化速度较全国和中部地区进一步提升。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河南省在城镇化速度快于全国和中部地区的情况下，第三产业增速反而相对滞后了呢？考虑到中国城镇人口的统计范畴既包括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常住人口，又包括全国近2万个建制镇常住人口的情况，而且中西部地区的小城镇常住人口规模一般在1万人左右，其居住、生产、生活条件与面临的问题更加接近于农村地区（王小鲁，2010）。如果河南省城镇化率的提升主要由小城镇常住人口增长导致，那就不难理解上述情况。而结果却恰恰相反，2005年以来河南省城镇常住人口的增长约50%源于城市常住人口的增加，而全国整体上城市常住人口的增量不及城镇人口增量的23%。
理论上关注和研究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城镇化水平，主要是因为城镇化水平代表着一个地区和国家的经济集聚程度和规模，越富裕的国家经济集聚程度越高，集聚规模越大。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集聚更易促进分工的深化，提高生产效率（世界银行，2009；Ciccone，2002；Henderson et al.，2001；范剑勇，2006；陈良文、杨开忠等，2008）。也正是分工水平的不断深化才促进了第三产业的长足发展。当前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主要以第二产业为服务对象，生产性服务的一半以上投入第二产业中（程大中，2008；李江帆、曾国军，2003）。梳理回顾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历程也不难发现，乡镇企业所创造的生产总值的75%都属于工业企业，只有不足20%源于第三产业[12]活动。此外，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第三产业占全国比重为67.75%，高于其GDP占全国63.87%的比重，远高于城市常住人口占全国29.54%的比重，也印证了第三产业发展依赖于城市和经济集聚规
[13]模。基于上述考虑，本书考察了全国、中部地区以及各省城市经济发展情况。发现自1996年以来，河南省城市经济占全省比重一直在30%左右徘徊，而同期全国以及中部地区城市经济比重都有了大幅度提升，截至2013年全国城市经济比重为63.87%，中部地区（河南省除外）为47.73%。河南省经济活动没有像全国多数省份一样向城市集聚，而主要分布在县及县以下区域。显然河南省未向城市集聚的经济空间结构影响了河南省第三产业发展，那么为什么河南省经济活动不向城市集聚？
本书关注的第三个现象：2004年之后，河南省城镇化速度开始超越全国城镇化速度，河南省与全国城镇化率之间的差距也开始逐渐缩小，而且与全国多数省份不同，河南省城镇人口的增长约50%源于城市常住人口的增长，但河南省经济活动并未像多数省份一样向城市集聚。无论怎样解读城镇化的内涵与外延都无法改变经济集聚引致人口集聚这一城镇化应有之义。近十年来河南省经济与人口的空间变化似乎与之相“背离”。城市与城市之外其他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是造成人口持续向城市流动的主要推力。2004年以来，河南省城市常住人口占全省常住人口的比重由不足20%上升至2014年的25%。然而，正如上文所述，河南省城市GDP占全省的比重仍然在30%左右，与十年前基本相当。如果未来河南省经济活动仍然不向城市集聚，那么当前河南省大中城市扮演主导角色的城镇模式必将难以为继。未来河南省城镇化将以何种方式推进？政府又应发挥何种作用？
因此，本书针对2006年以来河南省经济增速与湖北、湖南等省份差距不断拉大现象的研究，分解为两个更为具体的问题。一是产业空间重构：2005年中国工业空间重构以来，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究竟哪些产业在哪些省份发生了空间重构现象，为什么同处中部地区，河南省与其他四省工业增速2006年前后出现如此大的差异？二是与之类似地，在经济集聚上为何也呈现显著的省别差异：在全国经济活动总体上向城市不断集聚的同时，经济集聚趋势在河南、河北等少数省份却相对较弱，在某些尺度的衡量上甚至止步？为表述方便，笔者[14]将后一问题称为“经济非集聚”问题。此外，本书还将就河南省城镇化、经济结构等与全国多数省份呈现显著差异的问题进行讨论与分析。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章节安排
对不同国家或一个国家内不同地区经济增速差异的研究，以往很长时间内，多数是基于新古典增长模型的收敛假说和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巴罗和萨拉伊·马丁等人提出的趋同理论，中国区域差距的研[15]究也深受此理论影响，但随着空间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新经济地理学的兴起，理论界开始反思基于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市场为基本假设前提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在解释一个国家不同区域间[16]长期增长差异的适用性。《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更是直言：各地区不可能同时同步富裕起来，小至地方层次，大至国家乃至全球层次，这都是不争的事实。地区发展不平衡是经济发展在空间上的第一个特点，即经济活动在空间上趋向集中而非分散。该报告甚至指出苏联时期，政府致力于区域平衡发展的政策导致了要素在空间上的低效率配置，加速了苏联解体；此外，该报告还就趋同理论基于美国各州收入水平收敛的经验研究指出，美国各州的收敛并非来源于经济活动的分散，而是源于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集聚：反映美国各州生产总值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为0.53，各州人口基尼系数为0.54。
除了个别开创性研究，多数研究都会寻找之前与所关注问题相关的经典理论作为研究工作的参照系。如果我们把“中部崛起，河南塌陷”视为区域差异问题，那么新古典增长理论（趋同理论）和空间经济理论（新经济地理学）都符合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即二者均构建了一般均衡意义上的理论模型，自然皆可作为本书所关注问题的研究备选参照系，但二者之间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趋同理论）以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市场为其基本理论假设，而空间经济理论（新经济地理学）则以规模报酬递增和非完全竞争市场为其基本理论假设。而且二者理论关注的侧重点也不相同，前者更关注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长期增长的因素，例如投入要素的量（资本、劳动等）和质（人力资本等）、要素的配置效率（市场化程度等）和使用效率（私人部门的发展程度等）以及对外开放度和历史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等，而后者则是把空间因素纳入理论模型中，更关注经济活动在空间维度上所呈现的状态、规律和原因。基于前文针对中部六省增速差异的产业分解分析：河南省与中部地区增速差距拉大与中国工业空间重构时间节点上所呈现的先后次序，以及工业增速差异在2006年前后的特点，研究河南省工业增速与中部地区差距拉大的问题，需要将空间因素纳入分析中来。同时，河南省经济活动不向城市集聚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空间经济问题。因此，探究“中部崛起，河南塌陷”问题最好从空间视角着手，故本书的理论参照系为空间经济理论。
明确了本书对所关注问题的理论基本演绎逻辑，研究方法的选择就变得相对简单。经济学研究方法大的分类为：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二者区别在于，规范研究主要围绕“应该是什么”进行，实证研究则主要围绕“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展开。本书所关注的问题是中部六省经济分化，即“中部崛起，河南塌陷”，对于这一个问题显然我们更关心“为什么”，因此本书的研究方法从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基本分类上属于实证研究。具体而言，对产业空间重构的分析，本书主要通过对产业空间重构内涵的界定，借助空间基尼系数、集中度以及各省份二位数制造业产值占全国的比重等反映产业空间分布和集聚状态的指标，厘清制造业整体以及不同二位数产业在省级层面重构的空间次序和不同产业的空间属性，解释中国产业空间重构以来中部各省工业增速差距拉大的问题。对经济活动不向城市集聚的研究则是通过构建全国200多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针对现有基于城市层面进行经验研究的文献忽视集聚省别差异的情况，本书在回归分析中加入省份虚拟变量来识别和区分省别差异，同时加入了相关二位数制造业变量来探究为何少数省份呈现经济活动不向城市集聚的内在原因。
本书研究工作围绕三个主要问题依次展开。针对第一个问题，基于研究方法的选择，除了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回顾、述评外，首先需要厘清“是什么”的问题，即在省级层面对产业在东、中、西部地区不同省份间的重新配置进行考察，梳理出中国哪些产业在进行空间重构，进行空间重构的产业有什么样的产业特性，以及这些产业在哪些省份间进行空间重构，省级层面所呈现的空间次序是什么。其次，针对“为什么”的问题，我们需要回答空间次序的形成原因是什么，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这种变化对中部地区各省工业增速带来的影响，从而探析河南省工业在全国工业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重新配置的过程中与中部地区其他省份工业增速差距拉大的原因。
针对第二个问题，2006年河南省城镇化速度快于全国和中部地区，但第三产业增速与全国和中部地区差距不断拉大。根据当前国内对该问题的相关实证研究，笔者认为该问题的出现，与河南省经济活动不向城市集聚，主要分布在县及县以下区域密切相关。此种情况的出现不仅与空间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推论——集聚相背离，而且与多数地区观测到的经验事实也不一致，即随着经济发展，经济活动趋向集聚且集聚规模会越来越大。同时，对河南省经济活动不向城市集聚的研究工作是研究河南城镇化问题，特别是城镇化模式研究的基础。可以说不厘清该问题，就无法深入对河南省城镇化等相关问题进行研究。该问题的研究，除了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述评外，针对“是什么”的问题，仅仅指出当前河南省和全国城市经济占GDP的比重存在巨大差异这一静态指标显然是不够的。在时间维度上，需要更长时间的观测；在空间维度上，则需要在更低空间维度，即28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市域层面的观测数据。只有这样才能厘清“是什么”的问题，以及是否此种情况只限于河南一省。对“为什么”的研究，即河南省为何呈现经济活动不向城市集聚，本书的主要工作则体现为：对不同理论假设和分析范式的空间经济理论就本书关注问题的解释力进行相关经验检验。当前空间经济理论从是否符合主流经济学理论分析范式的角度大体上可以分为三大类：新经济地理学、城市经济学以[17]及传统的区域经济学（区位论、中心地理论等）。理论本身的模型化程度和其最终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并不完全一致，对各种理论进行相应的经验检验对当前空间经济学进一步的发展非常迫切。
针对本书关注的第三个问题，则是在厘清河南省经济非集聚基础上对河南省城镇化问题的进一步分析。城镇化无疑是一个与经济空间分布最紧密相关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两者是对同一经济现象不同角度的研究。2000年城镇化及相关的若干问题被列入国家“十五规划”，城镇化成为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速变缓，通过提升城镇化率扩大内需的呼声越来越高。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一系列推进城镇化的政策。然而，就如同梳理国内城市层面经济集聚问题的文献一样，对河南省城镇化的研究是否充分考虑了经济不向城市集聚的影响？相应的政策探讨是否因忽视该现象而存在一定的偏差呢？我们首先会对国内外以及有关河南省城镇化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厘清上述担忧是否存在，其次会对河南省的人口流动在省级、市级、县城（中心城镇）的流动分布情况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分析河南省的城镇化问题，最后结合国外地方政府行政层级设置的研究，讨论城镇化进程中政策重点和政策选择问题。
本书共分八章，各章内容概要如下。
第一章：导论。主要对本书的研究背景、研究问题、研究方法、章节安排、创新点进行简要的介绍。
第二章：文献综述。本章主要内容是对与研究主题相关的理论与文献进行梳理回顾，明晰本书在相关领域所做的新工作。由于本书在研究安排上把中部六省经济分化的研究分解为两个更为具体的问题，因此该章节的文献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重点梳理对2005年以来中国出现的产业在东、中、西部地区不同省份间的空间重构现象研究的文献。相关文献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以“产业转移”为标识的理论和文献，另一类则是以“产业集聚”为标识的理论和文献。两类文献的理论假说、理论演绎逻辑以及理论推论均不相同，但两者都把产业在不同空间上的变化当作其研究的重点内容，而且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例如近年来以“产业转移”为标识的文献已经一改以往主要关注产业转移的内涵，产业应不应转移等定性问题，转向定量研究产业转移。“产业集聚”的研究则从一开始就以定量分析为主。空间经济理论也更适宜分析经济空间问题，其在集聚量化分析上的指标选取等诸多方面的进展都为本书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令人略感遗憾的是，两类文献都未把产业在省级层面变化的空间次序作为其研究的重点，这导致我们无法根据以往研究厘清中部六省经济分化的问题是否主要源于产业空间重构。对于本书所关注的第二个问题，即经济集聚或非集聚的研究则更是伴随了空间经济理论的诞生和发展过程（梁琦，2003b），近年来更是成为经济学一个重要的分支学科。经济集聚研究从空间维度上可以大体分为两类：一是较大地理空间的经济集聚研究，其理论基础为新经济地理学；二是较小地理空间的经济集聚研究，其理论基础为城市经济学。两者共同构建了经济学研究空间问题的理论基石。当前较大地理空间经济集聚的研究无论是理论进展还是相应的经验研究都进展顺利，但较小地理空间经济集聚的研究则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相应的经验研究都相对滞后，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还存在较大分歧，例如究竟是地方化经济还是城市化经济更有利于知识溢出等。对此进行相关文献的梳理不仅是为找出本书所关注问题的解决之道，厘清相关理论的进展前沿和困境所在，更是为了便于后文在做经验研究时可以更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立虚拟假设。
第三章：产业空间重构对中部六省产业增速差距的影响。本章涉及的内容是本书的一个重点，毕竟中部六省经济分化主要体现为：河南省工业增速与中部地区其他省份工业增速差距不断拉大。针对“是什么”我们需要厘清四个基本问题：哪些产业在进行空间重构？进行空间重构的产业有什么样的产业特性？这些产业在哪些省份间进行空间重构？省级层面所呈现的重构次序是什么？当然，要厘清上述四个基本问题，首先需要对相关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例如，如何界定某一省份发生了产业空间重构等。对于“为什么”，我们则需要明确河南省制造业与中部地区其他省份增速差距拉大是否受中国产业空间重构影响以及解释为什么中国产业发生空间重构以来，河南省制造业增速与中部地区其他省份差距不断拉大。当然，在梳理“是什么”的过程中，还需要对各类产业本身的发展做相应的分析，例如，1999年以来中国的主导产业是什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各产业是劳动密集型还是资本密集型等。此外，对河南省工业增速与中部地区其他省份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本书除了从产业空间重构的视角，还会从不同产业发展的视角进行分析。
第四章：中国各省经济城市集聚状况。经济集聚现象是经济活动在空间上呈现的最为显著的特征。截至2013年，河南省城市经济总量（地区生产总值）占全省经济总量的比重为31.3%，这一比例较全国整体相差近31个百分点，仅为全国城市经济占全国经济总量比重的一半。虽然仅此一个指标就值得我们去关注河南省为何呈现如此与众不同的经济空间结构，但是仅此一点所能揭示的信息是有限的。熟悉中国行政区划的学者或读者很清楚，从中国整体上看，地方政府的行政层级及空间区划是省、市、县、乡四级，但还有一些省份设立的市较少，而设立了与之同级的盟、旗等（这可能会影响甚至决定了某些省份从整体上看，城市经济占全省比重低）。中国的城市不是在某些经济或社会指标上达到城市标准就可自动成为城市的，而是需要中央政府批准。因此厘清“是什么”的问题，需要行政区划的调整对河南以及全国城市经济比重变化的影响，同时也需要从更低空间维度即市域层面去考量各省经济的城市集聚情况。此外，对于经济集聚的理论层面的分析，更值得关注的问题并非城市经济占比，而是经济密度这一指标。各省还需要从经济密度上考察各省各市的经济集聚情况。所有上述考虑，都需要我们从更长的时间，在剔除行政区划设置、经济发展水平等相关影响因素后，就全国不同省份经济活动向城市的集聚状况以及各省城市的经济集聚程度进行考察，进一步厘清河南省与其他省份相比所呈现的城市经济比重低，是否是一个典型事实，是否还有其他省份也存在类似情况。此外，除了经济活动是否向城市集聚这样一个考量，河南省109个县（县级市）的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和分散情况又是怎么样的？是否在县级层面存在着集聚现象呢？再者，2004年河南省就开始提出并实施中原城市群的建设，那么河南省经济活动是否在较大的地理空间上向该区域集聚了呢？总而言之，系统全面地从多个空间尺度对河南省经济活动的地理空间集聚和分散情况进行考察是本章的主要内容。
第五章：河南省经济非集聚的解释。本章涉及的内容是本书的另一个重点，不仅因为经济的非集聚会对一个区域的经济结构、第三产业发展、城镇化以及城镇化模式的选择等诸多重要问题造成影响，而且这种现象本身就值得研究。空间经济理论无论是传统的区位论还是当代的新经济地理学都可谓是为解释经济集聚现象而生的，而经济活动在城市层面的集聚是经济集聚理论研究的重中之重。城市经济学作为空间经济理论的重要分支，即以城市为其主要研究对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领域当属经济为何集聚于城市以及城市最优集聚规模的研究。多项基于中国数据的研究均指出，当前中国城市的最佳规模以人[18]口计，最优集聚规模在200万～400万人口这一区间内。然而河南省近二十几年的发展，经济活动并未向城市集聚，这也直接导致河南省的城市规模普遍更小，而且最大城市经济量占全省的比重也是全国27个省份里最低的。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河南省出现如此与众不同，并与理论推论不符的经济空间结构，若仅仅给出城市规模取决于集聚力和分散力两种因素的平衡，河南由于当前经济活动的集聚力弱于分散力从而导致城市普遍规模偏小，由此造成河南省整体上城市经济比重低等似是而非的解释显然是不够的。对这一问题需要更为规范的研究，即基于理论分析、提出计量模型，对关键假说进行计量分析。这一工作不仅是为了给出河南省经济活动不向城市集聚现象的一个解释，更希望可以通过对具体问题的研究，比较各种理论在解释相关问题时哪一个更具解释力，从而可以对相关理论未来的发展方向做出有参考价值的工作。
第六章：经济非集聚对河南省经济结构的影响。前五章主要空间视角对过去十年里河南省与中部地区其他省份经济增速差距不断拉大的现象进行了阐述与分析。本书的剩余部分则主要关注河南省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特别是那些与经济活动不向城市集聚相关的问题。本章所关注的问题是河南的经济结构。凡遇到经济增长乏力，经济结构问题都会成为政府和理论界关注的重点问题。在诸多经济结构的讨论中三次产业结构又是其中的讨论重点。观测1991年以来的河南省三次产业结构，截止到2013年，河南省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仅上升了1.1个百分点，三产比重是全国31省份里最低的。我们应如何看待河南省这样一种经济结构，是把经济结构作为诸多影响经济发展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还是直接根据经济结构反映的问题制定相应的政策？
第七章：经济非集聚对河南省城镇化的影响。城镇化无疑是一个与经济集聚最紧密相关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两者是对同一经济现象从不同角度进行的研究。不难发现很多研究经济集聚规模和集聚程度的文献在研究时大量使用人口数量的指标。在诸多中国城镇化问题研究中，城镇化模式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重点研究领域，其争辩焦点是应以小城镇还是大中城市作为中国城镇化的主要载体。虽然理论上越来越多的声音支持大中城市应扮演主导角色，但2004年以来，在中国城镇化速度最快的十几年中，中国城镇人口近八成源于小城镇（县城）常住人口的增长，中国实际上走的是一条小城镇主导的城镇化模式。然而这样一种城镇化模式不仅导致城镇化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而且极有可能影响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绩效。可以说当前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都与小城镇模式所导致的经济集聚和人口分布的空间错位——城市GDP占全国的比重当前已超过60%而城市常住人口比重在30%左右，直接或间接相关。但是此种现象在河南并不凸显，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可能完全不成问题。河南省城市GDP占全省比重为31%，而城市常住人口比重已经超过了25%，而且2005年以来河南省新增城镇人口约50%源于城市常住人口的增长。可问题恰恰出现在此，如果河南省经济活动不向城市集聚，城市作为当前河南省城镇化的主要载体之一显然是难以为继的。本章内容主要在经济不向城市集聚的视角下探讨河南省的城镇化问题。
第八章：结束语。总结全文，基于相关研究结论探讨相关的政策启示，并指出本书的不足之处以及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相关问题。第四节 本书的新工作
本书的研究工作无疑是问题导向性的。问题可用中部六省经济分化或“中部崛起，河南塌陷”加以形象性描述，厘清问题的形成原因[19]是本书的首要目标。对本书关注的问题，需要更符合学术规范的研究，而非给出一个想当然或似是而非的观点和结论。当然，提出新的理论学说或直接推动理论的发展无疑是每一个学术研究者的最终愿望和诉求。对于问题导向性的研究工作，对已有理论基于特定问题进行规范的经验研究探讨理论未来的发展方向则是研究人员的职责所在。本书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为以下几方面。（1）2006年以来，由于东、中、西地区间的差距在快速缩小，有关中国三大地带间区域差距研究的文献数量较之前明显下降。对于河南省2006年以来与中部其他省份增速差异的实证文献难寻踪迹，本书基于中国产业空间重构在省际呈现的毗邻效应，以及河南省制造业以省级层面相对分散布局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河南省近期经济增速慢于中部地区其他省份的原因。（2）国内外对空间经济学有关经济集聚的经验研究文献，特别是国内文献，较少见到对省级以下层面的研究，少有的基于城市层面的文献也忽视了集聚的省别差异，从而未注意到在集聚的总体趋势下，某些省份呈现的经济活动不向城市集聚的现象。考虑到在城市空间尺度，是对经济集聚理论中技术外部性（知识溢出）等微观理论基础进行经验检验较适宜的空间维度，本书构建了基于全国200多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对此的回归分析表明：河南、河北等省份所呈现的经济活动不向城市集聚的现象，源于这些省份的产业构成。当一个省份的主导产业外部经济较弱时，产业集聚所能产生的规模收益往往低于因集聚而产生的成本，而产业在城市的集聚成本显然大于在县及县以下区域分布的成本。河南、河北等省份城市经济比重较其他省份显著偏低，源于这些省份以农副产品加工、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河南、河北等省份经济活动不向城市集聚并不是对经济集聚理论的背离，反而是对小地理空间范围内经济集聚受产业外部性影响的一个验证。（3）对以河南省为代表的欠发达传统农区经济发展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特别是对此类地区城镇化问题的研究。中国城市经济占全国的比重为63.87%，而城市常住人口占全国的比重仅为30.44%，因此全国和多数省份城镇化研究的焦点是人口分布与经济集聚区域空间错位的影响因素，诸如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等；以及由人口分布和经济集聚空间错位而产生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诸如城乡收入差距、城市二元结构等。但河南等省份人口分布与经济集聚的空间错位问题远没有全国整体那样严重，截至2013年河南省城市经济比重为31%，城市常住人口超过25%，而且自2005年以来河南省城镇人口增加约50%源于城市常住人口的增长，因此河南省城镇化问题的研究焦点与全国并不完全一致，有其特殊的一面。
[1] 区域差距是指经济、社会以及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方面要素差距组成的“集合体”，即地区间社会经济、社会综合实力水平的差距。在相关文献中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有两种表述方法：区域差距和区域差异。一般认为两个概念的内涵是一致的，但也有学者提出区域差异较区域差距的表述包含了更多的信息：区域差异不仅仅包括经济发展水平，而且包括制度、文化等因素。本书中区域差距和区域差异两词视为同义词使用，不再作进一步的区分。在经济学研究中，衡量地区差距的指标主要集中在人均或者劳均GDP、GNP或人均收入、人均消费等，少数研究中也涉及其他一些社会指标，如人均受教育年限、人均卫生支出，有些研究则构造了包含诸多指标反映区域差距的指数。本书关注的区域差距问题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及其形成原因，所采用的指标是反映地区产出或收入差距的指标，如人均GDP、人均收入、人均消费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区差距之所以广受关注，首先是因为个人收入差距问题在理论和现实意义上都非常重要，对中国个人收入分配的研究表明，地区差距对于理解中国的收入差距来说非常重要。已有的研究发现，无论是全国还是农村内部和城市内部，地区差距所带来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其次，从理论上看，中国的案例可以为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地理学、发展经济学和转轨经济学提供自然实验，并且更一般的是，有助于我们认识造成不同经济体间经济绩效差异的原因是什么。从现实角度看，准确度量差距，透彻理解各种因素对地区差距形成的作用机制，是客观评价改革的成果与问题的必要内容，也是选择并实施切实有效的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出于研究目的不同，现有研究成果对区域的划分也有较大的差别，通常包括：按行政单位划分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带；沿海和内陆；城镇和乡村等。少数研究中也有按华北、东北、东南、南部和西部五大区划分，以及以长江为界划分的南北地区。本书四大区域的划分为：东部地区（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东北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这一划分的依据是东部沿海发展战略（20世纪80年代）、西部大开发战略（1999年）、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2003年）以及中部崛起战略（2010年）所界定的省份，2005年起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开始公布中国四大区域的各项统计指标。四大区域的划分与中国“七五”期间提出的三大地带对东、中、西部地区的界定有所不同，主要区别：东部地区把辽宁划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由原先的十个省份变为当前的六个省份，即吉林、黑龙江划为东北地区，内蒙古、广西划为西部地区；有些文献把广西也划为东部地区。详见刘夏明、魏英琪、李国平（2004）。也有文献把广西划为西部地区，东部地区较本书多了辽宁，中部地区多了吉林和黑龙江，其他省份划为西部地区。详见蔡昉、王美艳、曲玥（2009）。
[2] 东北地区2006～2014年名义人均GDP增速较东部地区高2.29个百分点。但与中西部地区不同，2014年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以人均GDP表示的地区差距较1999年仍然在拉大，中西部地区则缩小了与东部地区的相对差距。
[3] 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缩小以及内部各省份间差异的扩大原因并不一致：2005～2013年，中西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4.18%和5.47%，中西部地区制造业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5.88%和2.55%。可以看出：中部与东部地区差距缩小以及内部各省差距拉大主要是因为各省份制造业增速差异拉大，而西部地区则主要是因为各省份采掘业等资源型产业发展不平衡所致。对资源型产业各省发展不平衡从经济学角度进行研究的意义不大，这也是本书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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