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华学诚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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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语言学(第一辑)试读：
中國語言學的繼承和發展
王力一
中國語言學是有光榮的傳統的。二千多年前中國就有了很好的語言學理論，實在值得我們引以自豪。荀子在他的《正名篇》裏所闡明的都是語言學上的重要問題。他説語言是社會的産物（“名無固宜”“約定俗成謂之宜”）；又説語言是有穩固性的，同時又是發展的（“若有王者起，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又説概念的形成緣於感覺（“然則〔名〕何緣而以同異？曰，緣天官”）。這些理論，直到今天我們還認爲是正確的，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則應該認爲是卓越的學術造詣。
我不打算逐個地敘述中國歷代語言學家的成就；我只想談一談中國語言學傳統上的三個突出的優點。
第一個優點是重視實踐。中國古代没有“語言學”這個名稱；古人所謂“小學”，大部分可以認爲屬於語言學範圍。顧名思義，“小學”和語文教育有着極其密切的關係。許慎在他的《説文解字敘》裏説：“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可見“小學”的目的無非是教人識字，讓讀古書的人先攻破文字關（其實是語言關）；只不過“小學家”的要求比較高，識字的標準和一般人所了解的稍有不同罷了。有許多東西，在今天看來是很寶貴的漢語史材料，在當時也不過是爲了實用的目的。《切韻》的編寫目的是“凡有文藻，即須音韻”。《中原音韻》的編寫目的是“欲作樂府，必正言語；欲正言語，必宗中原之音”。韻圖是對語音系統進行分析，利用横推直看的方法來幫助人們了解反切，也就是幫助人們查得漢字的讀音。張麟之在《韻鏡序》裏説：“讀書難字過，不知音切之病也。誠能依切以求音，即音而知字，故無載酒問人之勞。”直到今天，我們利用韻圖來查古代反切的讀音，還是最有效的方法。人們盛稱“段王之學”，其實段玉裁、王念孫等人所做的也不外是提高閲讀古書能力的工作。
這種做法，自然也有不足之處。過於注重實用，就容易放鬆了語言學理論的探討，荀子《正名篇》那樣卓越的語言學理論在後世不多見了；關於語言學方法，很少有系統性的敘述。
但是，重視實踐仍舊該作爲傳統的優點繼承下來。今天時代不同了，我們研究語言學，當然不單是爲了通經。即以通經而論，也不是因爲它是聖人之道，而只是因爲我們要繼承文化遺産。我們今天研究語言學，是爲社會主義建設服務。語文教育是今天祖國教育事業的一個重要環節；因此，今天的中國語言學就必須爲語文教育服務。今天我們的實踐範圍擴大了，我們不但要提高閲讀古書的能力，我們還要爲祖國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鬥爭。我們不排斥“純科學”的研究，只要是真科學，對社會主義建設也一定有好處。但是，理論必須聯繫實際，這一個大原則是必須肯定的。
第二個優點是重視材料和觀點相結合。由於時代的局限，古人不可能有馬克思主義觀點。但是，古代成就較大的語言學家都是重視他們所認爲正確的觀點的。戴震説：“學有三難：淹博難，識斷難，精審難。”拿今天的話來説，淹博就是充分占有材料，識斷就是具有正確的觀點，精審就是掌握科學的方法。
段玉裁的《説文解字注》一共寫了三十年，桂馥的《説文解字義證》一共寫了四十年，朱駿聲自述他撰著《説文通訓定聲》的經過説：“渴（竭）半生之目力，精漸消亡；殫十載之心稽，業才艸剏（草創）。”爲了充分占有材料，不能不付出足夠的時間和精力。但是，單靠苦學還是不夠的。戴震説得好：“前人之博聞强識，如鄭漁仲、楊用修諸子，著書滿家，淹博有之，精審未也。”這就説明了必須材料和觀點、方法相結合，然後才能在學術上有較大的貢獻。
如何對待材料，也是屬於觀點、方法的問題。梁啓超在敘述清代的學風時，曾舉出其特色十條，其中有兩條是：1. 孤證不爲定説，其無反證者姑存之，得有續證則漸信之，遇有力之反證則棄之；2. 隱匿證據或曲解證據，皆認爲不德。顯然，這是我們所應該繼承的優良傳統。
第三個優點是善於吸收外國的文化。中國的反切，不先不後，産生在東漢後期，這顯然跟佛教的傳入有關。梵書隨着佛教一起傳入中國，於是梵文的拼音方法就對漢文的注音方法發生影響。鄭樵《通志·藝文略》、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姚鼐《惜抱軒筆記》、紀昀《與余存吾書》都認爲反切是“原本之婆羅門之字母”。反切的産生是中國語言學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一件大事，這是中國古代學者的巨大創造。應劭、孫炎等人善於吸收外國文化，同時結合漢語特點，發明了反切來爲中國文化服務，這是值得頌揚的。錢大昕在《潛研堂文集·答問》中卻説：“自三百篇啓雙聲之秘，司馬長卿、揚子雲益暢其旨，於是孫叔然制爲反切。”又説：“乃童而習之，白頭而未喻，翻謂七音之辯，始於西域，豈古聖賢之智乃出梵僧下耶！”錢氏這樣對外國文化採取關門主義的態度是我們所不能同意的。
字母和等韻之學來自西域，更爲一般人所公認。但是，我們試拿梵文字母和守温三十六字母對比，就可以看見，中國學者們不但没有照抄梵文字母，而且字母的排列也有所不同。至於字母和四等的配合，更顯得學者們匠心獨運，完全是以漢語語音系統的特點爲依據的。
清代劉獻廷（繼莊）也是一個善於吸收外國文化的人。全祖望《鮚埼亭集·劉繼莊傳》説：“繼莊自謂於聲音之道别有所窺，足窮造化之奥，百世而不惑。嘗作《新韻譜》，其悟自華嚴字母入，而參以天竺陀羅尼，泰西臘頂話，小西天梵書，暨天方、蒙古、女真等音；又證之以遼人林益長之説，而益自信。”看來，《新韻譜》大概是屬於普通語音學一類的書，可惜這部書没有傳下來，否則在中國語言學史上一定增加光輝的一頁。
馬建忠是漢語語法學的奠基人，但是，大家知道他的《馬氏文通》是模仿泰西的“葛朗瑪”而寫成的。他認爲“葛朗瑪”在語文教育中是會起巨大作用的。他在《文通》的序裏説：“夫華文之點畫結構，視西學之切音雖難，而華文之字法、句法，視西文之部分類别，且可以先後倒置以達其意度波瀾者則易。西文，本難也，而易學如彼；華文，本易也，而難學如此者，則以西文有一定之規矩，學者可循序漸進，而知所止境，華文經籍雖亦有規矩隱寓其中，特無有爲之比儗而揭示之，遂使結繩而後四千餘載之智慧材力無一不消磨於所以載道，所以明理之文，而道無由載，理不暇明，以與夫達道明理者之西人角逐焉，其賢愚優劣，有不待言矣。”由此看來，馬建忠之所以吸收外國文化，正是從愛國主義出發的。《馬氏文通》雖然存在着不少缺點，但是，在吸收外國文化這一點上，馬建忠是做對了的。
我們認爲上述的古代中國語言學的三大優點都應該好好地繼承下來，並加以發揚光大。二
繼承，就意味着發展。不能發展，就不能很好地繼承。在中國語言學上，如果只知道繼承，不知道發展，結果就會覺得古人是不可企及的，我們對繼承也會失掉信心；如果是批判地繼承，同時考慮到發展，結果是在總的成就上超過了古人，即使在某一點上不及古人，我們也算是很好地繼承了古代中國語言學家的衣鉢。
古代學者的學習條件和我們今天的學習條件是不一樣的。古代學者從小就讀古書，重要的經書都能成誦，有的人還能做到於學無所不窺，十三經、二十四史、諸子百家，都能如數家珍。這就是所謂的淹博。今天我們不可能這樣做，而且不必要這樣做。其所以不可能，是因爲我們還有許多現代書籍要讀，還有許多現代科學知識要掌握；其所以不必要，是因爲前人已經有許多研究成果，特别是近年來已經有了許多可以利用的工具書。假如我們要在古典文獻上跟清人比賽淹博，許多人都會感嘆望塵莫及；但是我們有一定程度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修養，有比較先進的現代科學知識，有比較正確的觀點和方法，則是清人所没有的。孟子説得好（《告子下》）：“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我們衡量新的一代的語言學修養要看得更全面些，不要因爲他們的舊學知識稍差一些就以爲一代不如一代，更不要引導他們專往故紙堆裏鑽，不求現代的科學知識。
封建社會對一個學者的要求和社會主義社會對一個學者的要求也是不一樣的。在今天，語言學工作者的使命比封建社會的“小學家”們的工作要複雜得多，性質也不一樣。我們要研究普通語言學，因爲我們需要語言學理論來指導我們的工作；我們要研究少數民族語言，因爲我們的國家是多民族的國家；我們要研究實驗語音學，因爲它對語言教育等方面有現實意義；我們要研究語言風格學或辭章學，因爲它有助於改進文風；至於語法學、詞彙學、語義學、詞典學等等，也都是我們的研究對象。我們還應該培養一批專家研究漢藏系語言和研究印歐系語言及其他語言。語言教學法也應該是實用語言學的一個部門，這是過去比較忽略、而今後應該加强的一個部門。這一切都不是過去“小學”的舊框框所能包括的了。即以“小學”而論，也應該使它現代化，以便爲漢語史服務；同時使它通俗化，以便爲古代漢語教學服務。如果亦步亦趨地走乾嘉學者的老路，不但不會趕得上他們，而且不能適應社會主義社會的需要，不能滿足廣大人民的要求。少數人這樣做，未嘗没有一些好處；如果在語言學界普遍提倡，那就不相宜了。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要求。一個學派全盛的時代，自然光芒四射。但是，這個時代一過去了，後人即使追隨前人的芳躅，效果也會差得多。一則因爲時代的要求不同了，二則因爲前人已經開墾過的園地，可以發掘的地方不多了，只好拾遺補缺，做一些修修補補的工作，放出螢火般的微光。“五四”運動以後，漢語的研究向前推進了一步，其中並没有其他的奥妙，只不過是把普通語言學的理論應用到漢語研究上。對象仍舊是原來的對象，只是觀點、方法改變了，研究的結果就大不相同。當然其中有許多須要批評的東西和過時了的東西，但是今天我們要發展中國語言學，絶不是要回到封建社會的觀點、方法上去，而是要把語言科學向前推進，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攀登世界科學的最高峰。解放後十三年以來，中國語言學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這正是我們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接受了現代語言科學的結果。
以下談談怎樣發展中國語言學的問題。《紅旗》雜志的社論説：“馬克思列寧主義使哲學、社會科學的面貌發生了根本的改變。在哲學、社會科學的領域内，人們如果不是自覺地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上和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和方法，那就幾乎不能真正解决任何一個實質性的問題。”這是一個根本性的原則，違反了這個原則，就談不上發展中國語言學。社論又説：“但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不能代替每一門具體科學的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作用，就在於它提供了一種基本理論和方法，依靠這種理論和方法，科學研究工作者還要付出艱苦的勞動，大量地收集材料，獨立地進行思考，才能在某一個具體問題的科學研究中得到成績。”根據這個原則，在語言學的科學研究工作中，還有必要建立這一個具體科學部門的理論和方法，這種理論和方法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理論和方法爲基礎，在具體語言的研究中總結出來的基本理論和方法的，這就是我們所説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語言學。馬克思主義語言學在中國正在形成。
無批判地接受舊的中國語言學，其危險性在於連它的糟粕也繼承下來。戴震的識斷，比起鄭樵、楊慎來，當然高明得多了，但是拿今天的眼光來看，則又有可以批判的地方。拿今天馬克思主義的尺度來衡量戴震，從而抹殺他在當時的進步性，貶低他的學術成就，固然是不對的；但是，看不見他的缺點，讓青年人一味盲從，那也是不應該的。舉例來説，他在《答段若膺論韻》裏説：“僕謂審音本一類，而古人之文偶有相涉，有不相涉，不得舍其相涉者，而以不相涉者爲斷；審音非一類，而古人之文偶有相涉，始可以五方之音不同，斷爲合韻。”他所講的原則是不錯的，但是他根據宋人的等韻來審音，要憑它來斷定先秦韻部的分合，這就是缺乏發展觀點。朱駿聲在中國語言學史上有很大貢獻，他的得意之作在於闡明字義的引申（他叫做“轉注”）和假借。但是他把許慎的假借定義“本無其字，依聲託事”擅改爲“本無其意，依聲託字”，硬説是先有本字才能假借，這就違反了文字的發展過程。這種例子可以舉得很多。
我們不能説古人的糟粕對今人已經没有影響了。現在隨便舉兩個例子來談一談。
自從宋代王聖美創爲“右文”之説，至今在文字學界還有一些影響。楊樹達説：“形聲字中聲旁往往有義。”有了“往往”二字，這話本身没有毛病，只是没有能夠説明原因。胡樸安説：“蓋上古文字，義寄於聲，未遑多制，只用右文之聲，不必有左文之形。”原因是説出來了，但是還不夠明確。實際上，凡按右文講得通的，若不是追加意符的形聲字，就是同一詞族的字（如章炳麟《文始》所講的），並不是存在着那麽一個造字原則，用聲符來表示意義。傅東華先生最近在他的《漢字的各種字義的各種訓釋》裏説：“形聲字（包括轉注字）的本義是由它的聲旁决定的，例如‘吃飯’的‘吃’本作‘喫’，从‘口’‘契’聲。‘契’是‘刻’（咀嚼）的意思，所以‘喫’字的本義是用口咀嚼食物。至於它的簡體‘吃’，原是另外一個字，从‘口’‘乞’聲，本義是口吃。它的‘乞’聲用來表示‘乞乞’的聲音。‘乞乞’猶‘期期’，形容説話重疊，難以出口的樣子。”這一段話可商榷之處很多。古時飲食都叫“喫”（杜甫《送李校書》“對酒不能喫”；《病後遇王倚飲贈歌》“但使殘年飽喫飲”），可見喫不一定用得着咀嚼。而且從刻契到咀嚼也未免太迂曲了。從“乞”重疊爲“乞乞”，從“乞乞”轉爲“期期”，更是勉强。而總的原因則是受了右文説的影響。
語源的探討，本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人們喜歡傅會成説，有時候也能以假亂真。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説，葡萄“可以造酒，人酺飲之則醄然而醉，故有是名”。最近有人寫了一篇知識小品，題爲《酺醄—蒲桃—葡萄》，還加以解釋説：“‘酺’，指大飲酒，見《説文》，‘醄’，極醉之意，見《集韻》。”其實“葡萄”只是當時大宛語的譯音，和“酺、醄”没有關係。李時珍是傑出的醫學家和植物學家，然而他對語源學是外行。應該承認，不是外行的人也會犯同樣的錯誤，在文字學界中，這種情况也不是没有。
批判古代中國語言學的糟粕，這是消極的一方面；積極的一方面應該是提高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的修養。現在我國《語言學概論》一類的書雖然還是初步的基礎知識，但是要求語言學工作者先掌握這種基礎知識是必要的。
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科學，馬克思主義者永遠走在現代科學的前面。世界上任何新的語言學派、新的語言學理論，都值得我們研究。即使是反動的語言學派，也可以充當我們的反面教員。我們應該經常注意世界語言學的“行情”。古人説得好：“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學術上的關門主義，對中國語言學的發展是不利的。
語言學工作者最好能學一點自然科學。這不僅因爲語言學在社會科學中是接近自然科學邊緣的，生理學、物理學（特别是聲學）、心理學等，都和語言發生關係。而更重要的還是爲了訓練科學的頭腦。清人的樸學的研究方法實際上受了近代自然科學的深刻影響。有人以爲清人爲了逃避現實才走上了考據的道路，那是不全面的看法。晉人同樣是逃避現實，然而他們只競尚清談，而並没有走上科學研究的道路。清人在“小學”的領域上，開中國語言學的新紀元，可以説是從清代起才有真正的科學研究，這並不是突如其來的。自徐光啓把西洋的天文曆算介紹到中國以後，許多經學家都精於此道，最值得注意的是江永、戴震、錢大昕、阮元屬於中西法。江永所著有《江慎修數學》九種及《推步法解》，戴震所著有《勾股割圜記》《策算》《九章補圖》《古曆考》《曆問》，錢大昕所著有《三統術衍》《四史朔閏考》，阮元所著有《疇人傳》。江戴等人經過近代科學的天文曆算的訓練，逐漸養成了縝密的思維和絲毫不苟的精神，無形中也養成了一套科學方法。拿這些應用在經學和“小學”上，自然跟從前的經生大不相同了。我們知道，戴震是江永的弟子，段玉裁、王念孫、孔廣森又是戴震的弟子，學風從此傳播開來，才形成了乾嘉學派。我們今天要繼承乾嘉學派，必須繼承這種熱愛真科學的精神。如果我們能熱愛現代自然科學，那就既是繼承，又是發展了。三
上文講到了中國語言學，也提到了外國語言學。其實中國語言學和外國語言學既不是對立的東西，也不是可以截然分開的東西。文化是可以交流的，許多科學上的大發明，已經成爲全人類的文化。外國的科學成就，中國可以吸收進來；中國的科學成就，外國也可以吸收過去。我們可以説中國語言研究工作有它自己的特點，例如比較著重在漢語和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的研究；但是我們不能説中國語言學在觀點、方法上也應該有它自己的特點。我們正在建立馬克思主義語言學；全世界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如果研究語言學，也必須應用同樣的馬克思主義語言學。同時，我們也必須經常吸收外國語言學中正確的、有用的東西來豐富自己。
關於吸收外國文化的問題，毛主席給了我們明確的指示。他説：
中國應該大量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作爲自己文化食糧的原料，這種工作過去還做得很不夠。這不但是當前的社會主義文化和新民主主義文化，還有外國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資本主義國家啓蒙時代的文化，凡屬我們今天用得着的東西，都應該吸收。但是一切外國的東西，如同我們對於食物一樣，必須經過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腸運動，送進唾液胃液腸液，把它分解爲精華和糟粕兩部分，然後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華，才能對我們的身體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無批判地吸收。
回顧五四運動以後，解放以前中國語言學界的情况，正如毛主席所批判的，我們大都是生吞活剥地毫無批判地把外國語言學吸收過來。雖然也産生了一些新的東西，但同時也把資産階級的一些錯誤觀點不加批判地介紹到中國來，引起了不良的後果。這是值得我們警惕的。“五四”以後，新的語言學和舊的語言學形成對立，但是和平共處、井水不犯河水，有對立而没有鬥爭。當時新派語言學家們的主要工作在於調查方言，進行《切韻》研究等，調查方言固然跟舊學無關，即以《切韻》研究而論，搞的是高本漢的一套，和舊學關係不大。至於語法的研究，更不是原來“小學”範圍内的東西。舊派語言學家仍然搞“小學”的老一套，跟新派語言學家所學的東西可以説是“風馬牛不相及”。這種情况對中國語言學的發展是不利的。有一些新派語言學家們對中國傳統語言學採取虚無主義的態度，以爲舊學没有什麽可取的東西，自己在狹窄的範圍内鑽牛角尖，外國的東西學得不深不透，中國原有的東西知道得更少。有一些舊派語言學家又故步自封，滿足於中國原有的成就，即使有所述作，也是陳陳相因，不脱前人的窠臼。這樣就不能新舊交流，取人之長，補己之短。
解放以後，情况大不相同，今後還要注意怎樣把傳統的中國語言學的精華很好地繼承下來，並且經常從外國的先進的語言學中吸收營養，使新舊熔爲一爐。在這一方面，我們是做得不夠的，搞普通語言學的人往往是知道語言學理論較多，而不太善於結合到本國的具體語言，更談不上繼承古人的“小學”；研究漢語或本國少數民族語言的人往往强調材料，輕視理論知識。我們並不是説在語言學工作中不應該有所分工，而是説語言學工作者應該先具備了廣泛的基礎知識然後走向專門。將來進一步要求學好語言學理論，同時把它應用到具體語言研究上。
我們中國人自己是能夠研究語言學理論的；但是，我們並不能因此拒絶學習外國的東西。毛主席説：“中國應該大量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作爲自己文化食糧的原料，這種工作過去還做得很不夠。”拿語言學來説，過去我們所接觸到的外國語言學知識，實在很不夠，即以普通語言學而論，很少有人把幾部重要的著作從頭到尾仔細看過。我們的翻譯工作也做得很不夠。總之，我們學習外國的東西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今後我們應該注意吸收外國的先進的語言學理論和方法，來幫助中國語言學的發展。
要不要聯繫中國的實際？當然要。在中國，即使是研究普通語言學，也應該以漢語或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爲主要材料。因爲對自己所熟悉的語言比較容易進行深入的觀察，這種觀察也比較容易顯示研究者的創造性。在西洋，幾乎没有一個普通語言學家不是對一兩種具體語言有專長的，假如對任何具體語言都只有浮光掠影的知識，那麽普通語言學也不會研究得好的。至於漢語的研究，更是中國語言學研究工作的特點，世界上没有任何國家對漢語研究有我國這樣豐富的文獻和經驗，只要我們在語言學的觀點、方法上能夠更有所提高，我們的漢語研究也一定能夠有更多更好的成績。但是我們不能把墨守海通以前的成就看成是結合中國實際，因爲上文説過，我們如果不能發展就不能很好地繼承。“青出於藍而勝於藍”，這一成語給我們很大啓示。我們深信我們這一代的語言學工作者一定能勝過古人，我們更深信我們後一代的學術成就必將遠遠地超過我們這一代。
原載《中國語文》 1962年10月號
簡論“文獻語言學”
魯國堯（南京大學文學院，南京，210093）
提要：兩千五百年前，孔子很重視“文獻”。我們主張，以文獻爲主要資源研究語言的學問與以口頭材料爲主要資源研究語言的學問都應該受到尊重，互補相濟，可臻勝境，貶抑排斥均非善策，應該堅持“不崇洋、不排外”的辯證的學術方針，堅定地走自主创新之路，爲中國語言學屹立於世界語言學之林而努力。
關鍵詞：學術思想；研究方法；文獻；文獻語言學一“文獻”兩字，據傳世文獻的記載，始見於《論語》。《論語·八佾》云：“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兹摘引後世注釋幾條於下：《論語集解義疏》何晏注：“鄭玄曰：‘獻猶賢也。’我能不以其禮成之者，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皇侃疏：“文，文章也；獻，賢也。言杞宋二君無文章賢才故我不足與成之。”
朱熹《論孟精義》：“伊川解曰：‘夏商之禮未盡亡也，而杞宋之文籍法度不足藉也，故夫子不能成之。’”案，伊川乃程頤。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文，典籍也；獻，賢也。”鄭汝諧更有具體化的申述，其《論語意原》：“若魯則不然，以文則有典籍，以獻則有夫子。”
張栻《癸巳論語解》：“文謂典章，獻謂故老之賢者。”“文獻”之義，縱觀以上詮解，朱熹（1130～1200）、張栻（1133～1180）最爲清楚。然於“獻”字張釋更勝一籌，能夠提供有關前代史料信息的，自然以“故老”更甚。中國老話裏有個慣用語“故老相傳”，與張栻的釋義頗相合。如陶宗儀《南村詩集》“赤腳雪”：“雪停五日未全消，雲淨天清氣泬寥。故老相傳名赤腳，來年山嶽要枯焦。”陶振《汾湖賦》：“故老相傳，信而不誣。”《論語》裏的“文獻”，是並列結構，由兩個詞構成：一指物，即典籍，可以提供從前的有關資料；一指人，也可以提供從前的有關資料。
現代的“文獻”則是一個詞，是偏義複詞，其義爲“有歷史價值或參考價值的圖書資料”。現代文獻資料的載體形式很多，目前還是以紙本爲主要形式。二
筆者2003年提出過一個“文史語言學”，後不久下了個定義：“借助確鑿可靠的文史方面的資料以探究歷代語言的狀况及其衍變，這就是‘文史語言學’。”如今華學誠提出“文獻語言學”，他的這一術語的外延比我的“文史語言學”還要大，作爲附議者，不揣譾陋，我顧名思義，妄爲詮釋：利用文獻資料以研究語言的學問謂之文獻語言學。一般人會不假思索地以爲這裏的“文獻”即傳世文獻，其實不然，傳世文獻誠然是“文獻”的大宗，但還有其他種類的“文獻”。出土的文獻，無論是殷周彝器銘文、秦漢簡帛文書、歷代碑刻等等當然也是“文獻”，域外的無論用漢字書寫的“文獻”，或用非漢字書寫的“文獻”自然也是文獻。人們的認識須要與時俱進，近年的非紙本的音像資料應當是一種新形式的文獻。
研究語言爲什麽必須利用文獻資料？回答可以如下：人，“一要生存，二要温飽，三要發展”。無論生存、温飽、發展，都須要依靠資源。資源從何而得？俗語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獵人樵夫靠山間的動植物生活，漁民疍户以河海的魚蝦爲生；同理，語言學人研究語言也離不開資源，其主要資源之一即文獻。
人類怎樣從野蠻社會進入文明社會的？考古學家夏鼐認爲，有三個標志：城市、文字和青銅器。夏鼐强調：“文明的這些標志中以文字最爲重要。”隨後他又指出，中國商殷文明的“重要標志之一，便是有了文字制度”（《中國文明的起源》第92、81、85頁）。有了文字，也就爲文獻資料的産生準備好了條件，利用文字記録物與事，其成品最主要的就是書籍、典籍。可以説，人類進入文明社會，發明文字以後産生的大量文獻均是人類對自然、對社會的認識、應對、鬥爭、協調的記録，文獻惠及時人，特别是後人多矣，對社會的發展貢獻巨大，所以文獻是人類十分珍貴的物質遺産。
完全可以這樣認爲，在有文字的語言社會裏，就必然有用文字記載的文獻資料，研究這種語言的學人必然要依靠、利用文獻資料以研究語言的現狀及歷史，從而産生文獻語言學。
要著重指出的是，在我們中國，文獻語言學特别發達。兩千年來成千上萬的學人前赴後繼，撰著、編纂了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的海量的書籍、圖表，只要看看歷代史書裏的“藝文志”或“經籍志”、公私目録書、直至近年出版的《中國古籍善本總目》《中國古籍總目》，即可知矣。其體量之大，成語“汗牛充棟”不足以形容，“浩如煙海”方足以近之。
必有人提問：爲什麽“文獻語言學”在中國特别發達？這是在深究其理。筆者擬引用魏晉哲學家王弼的名言回答：“物無妄然，必由其理。”“理”在何處？在這兒，我要插一段話，即每當我們閲讀語言學史的著作時，其中必定有描述西洋的比較語言學在19世紀如何昌盛如何繁榮的章節，這使得我們不由生歆羨之情，腦中也隨之産生問題：“爲什麽比較語言學卻在歐洲發生、發達？爲什麽不在中國産生？”這個問題筆者也一直鬱結於胸，後來讀到著名的比較語言學家郝爾格·裴特生（Holger Pedersen，1867～1953）的名著《十九世紀歐洲語言學史》，這本書説道（第223～224頁）：“這塊土地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適宜於語言學的培植。談到語言的年齡，傳播領域的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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