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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1-13 18: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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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露西·格林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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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帝国

硅谷帝国试读:

《硅谷帝国》广受赞誉

《时尚先生》评选的2018年度最佳书籍之一;《福布斯》评选的首席营销官必读的12本关于社会影响的书籍之一;

书籍

评论

博客Book Riot认为该书是科技和创业文化方面的必读书目。评论

露西·格林坦诚地对一些企业领导人、有影响力的风险投资家、学者、记者和活动家进行了访谈。她精准地指出,若我们继续任由缺乏监管的巨型科技公司决定我们的未来,未来将会变得岌岌可危。——《时尚先生》

在这本饶有趣味、经过行业内部调查研究的书籍中,著名的未来主义者,同时也是享有盛名的国际智囊团领袖露西·格林……抽丝剥茧,向我们展示了光鲜的科技乌托邦背后的东西。——《福布斯》

此刻,有一件事情已经不言自明,那便是诸如脸书、优步和谷歌等主要的科技公司在不断壮大,对公众生活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而普通消费者甚至政府与之抗衡的能力却在减弱。在《硅谷帝国》这本书中,露西·格林把这种急速变化产生的影响以及未来会招致的后果都做了阐述……读之令人兴奋。这本书告诉我们:若把庞大的权力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势则危矣。——Longreads

如果你对那些重大的科技问题在未来五年如何发展稍微有一丁点儿兴趣的话,那么这本书绝对值得一读。作者露西·格林是一位未来主义者,她熟练巧妙地探讨了一些科技行业(过去及未来)施加于我们的大难题。——《爱尔兰独立报》

在《硅谷帝国》这本书中,未来主义者露西·格林对于硅谷那些大型科技公司的触角和权力不断延伸和增长的现象进行了睿智灵活的分析,读到最后令人毛骨悚然。谷歌、苹果、脸书和亚马逊等诸公司向前跳跃得太快,监管者已望尘莫及。若任其自由发展,这些科技巨头将要颠覆每个行业并重塑未来。而这会对我们其他人意味着什么?强烈推荐此书。——丹·里昂斯,《纽约时报》畅销书作者

硅谷能否搞定整个世界?它能否搞定自身?带着勃勃的野心和无边的傲慢,美国的那些科技巨头正在重新思考并彻底改造眼前的一切,但是他们并不见得总是深思熟虑,因此,露西·格林挑起了这一重任,而且她看到的未来并不全是一个理想的社会。《硅谷帝国》一书的出现再及时不过了。——弗兰克·罗斯,《浸泡的艺术》作者

前言未来的一切都应该重新定义

那是2014年。大批人赶到都柏林参加一年一度的科技盛典——全球网络峰会(Web Summit),会议议程进入了最后一轮讲话。自2009年以来,即便是赶上都柏林最潮湿、暴雨频发的季节,欧洲的大小新兴企业、市场营销人员以及社交媒体经理人和一些跟风者仍然会蜂拥而至,来到这座城市参加盛典。会场上,与会者一边穿梭于各个展台收集传单,一边定神仰望那些来自硅谷的顶尖企业代表,听他们滔滔不绝地讲自己的创业智慧。到了晚上,每个人都会去喝上几杯吉尼斯黑啤。(后来峰会会址迁到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但形式没变。)

每年我都会参加20场左右这样的会议:那些技术高管交替出现,清一色的翻领传声器,背诵着那些经过精心设计的话语,还会长篇累牍地讲述科技、零售以及营销等领域未来将要发生的变化。例如,“数据就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型石油!”“内容为王!”“自我革命,以求生存!”我和一群记者以及那些技术高管会奔赴全球各地的热点地区参加会议,以便接触到这些自称远见者的大咖,并代表各自公司发表关于未来会如何发展的看法。过去几年里,会议日程表安排得越来越紧凑,每次开会大家都争抢一份公司差旅预算,并试图在BuzzFeed(美国的一家新闻网站,中文名是“嗡嗡喂”)上争得一块版面。这种会议已经演变成一种运行有序的营销活动,尽管呼声很高,却有点纸上谈兵的意思。我已经去过了太多这样的会议,它们俨然开始有了一种TED(泰德)大会的态势,内容冗长且毫无特色。

不过,这一次却令我耳目一新。

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周末版编辑卡罗琳·丹尼尔(Caroline Daniel)嘲笑亿万富翁彼得·蒂尔(Peter Thiel)关于硅谷王国那傲慢的“改变世界”的口号(还有他最近发出的声明:欧洲人没有职业道德)。对蒂尔的下一个宏伟蓝图,丹尼尔也是嗤之以鼻,这里暗指他对长寿研究的痴迷。蒂尔因致力于研究如何长生不老而闻名,他希望通过输入年轻人的血液来保持青春。如此异乎寻常的举措是一个典型的硅谷行为,还被美国HBO电视台的一个同名讽刺剧模仿。丹尼尔眉毛高挑,带着一丝微笑问道:“那么,你真的认为你可以永远活下去吗?”

我停止了记笔记,抬起头来。之前确有传言说蒂尔和一些硅谷大咖对长生不老感兴趣,但直到此刻这一做法似乎都太疯狂,像是极有钱的花花公子无聊的追求,而不是一个切切实实的商业活动,也不太可能变成现实。但是蒂尔表现出来的笃定逐渐打消了人们的这些疑惑。他是认真的,而且很快我发现还有一些别的人也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所有这些远不像餐馆推荐或者网络市场那般简单了。看来硅谷的雄心壮志已经攀升至一个新高度,令人瞠目结舌。

蒂尔说,现在的人已经学会了不再对未来或者科技的前景充满激情,而且开始用反乌托邦的眼光来看待太空探索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他问道:“看过了像《地心引力》(Gravity)这样的电影,太空探索以这样的方式呈现出来,谁还想离开地球?”(这成了蒂尔经常挂在口头的话。)他继续说道:“在解决世界性的问题时,我们应该更加踌躇满志。我们的远大抱负都上哪里去了?”

蒂尔认为,在当代社会,那些技术专家为了拥抱未来,反而成了一种“反文化”。他坐在约22000名科技精英面前,我呆呆地望着他,内心充满了仰慕之情,但他的话让我一时难以理解和接受。不过蒂尔却对硅谷的科技精英格外看重,把他们视作21世纪的朋克摇滚。他说政府不仅不重视他们,而且还试图通过对那些他们一窍不通的技术设置条条框框,以此来减缓科技发展的进程。政治和政客们的无知阻碍了我们前进的步伐。

丹尼尔随后问道:“作为技术专家,你真的有权决定改变整个世界吗?”

蒂尔斜着脑袋思考着,回答道:“是否有权这个问题很难说,你可以反过来提问华盛顿特区的政客们,他们阻止医疗发明去救死扶伤,是谁给了他们这样的权力?又是谁赋予那些人权力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阻碍科技发展?”

我感到震惊,丹尼尔似乎也有点局促不安。蒂尔继续说道:“现实是我们并没有生活在一个完美无瑕的世界,这个世界问题丛生,有很多极其糟糕的事情。因此,我认为我们有责任尽快解决这些问题。而这就意味着有时候我们无法去征求许可,而是随后求得谅解。”

我脑子里浮现出技术狂热发展的那几年蒂尔说过的话,他的话概括了硅谷对自己在世界中扮演的角色的认识,以及社会上正在形成的一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这种态度反映出人们对于那些会影响全世界的、不可逆转的变化报以冷漠的反社会式家长主义作风,被技术进步无情地抛在后边的人更是如此。

当城市里那些雄心勃勃的千禧年客户用上按需定制的、可以飞起来的自动驾驶汽车时,无数的工人会因自动化而失业。快餐店工人会被机器人取代,各大航空公司也已经开始用机器人来代替人工检票和行李箱贴签。从逻辑上讲,这些不同的个体都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但是放到一块儿来看的话,对相当一部分人来说,这是一种巨大的、痛苦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在硅谷那些百万富翁眼里被不假思索地合理化为“进步”。

不过,这是我们想要的那种进步吗?我们是否意识到这种变化的发生有多快?它在多大程度上是不可逆的?对于硅谷所定义的未来,我们是否应该欣然接受?

有一点我需要讲清楚,当我提到“硅谷”一词时,我特指的是那些已经可以代表数字技术行业和文化的公司群体,即脸书(Facebook)、亚马逊(Amazon)、优步(Uber)、谷歌(Google)、苹果(Apple)、色拉布(Snapchat)和特斯拉(Tesla),都是世上最有野心、最强大的科技公司,而它们正试图塑造我们的未来。这些公司中有些都有了属于自己的缩写词,比如GAFA(谷歌、苹果、脸书和亚马逊)。自从苹果公司重新崛起以来,科技公司不仅成了大众市场,而且成为不朽的、跨区域的世界品牌。它们与强大的千禧年客户保持着同一个步调,对他们来讲,数字社交、移动应用和互联网已经渗入生活的方方面面。

20多年来,这些硅谷巨头的实力和影响力与日俱增,取代了许多传统行业,例如汽车制造和能源行业,而像零售业、娱乐、通信和旅游业就更不在话下了。沃尔玛(Walmart)创建于1962年,联合利华(Unilever)成立于1929年,雀巢公司始于更早的1905年。我所在的公司——智威汤逊(J. Walter Thompson)创建于1864年,是一家跨国广告公司,历经数十年的奋斗才走向全球。上述这些传统的公司现在正和亚马逊展开激烈的角逐,而亚马逊在1994年才起步。还有一些别的科技公司起步更晚,但是它们现在已经十分强大,夺走了不少市场份额。

同样,在极短的时间内,社会权力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变,从中产阶级转移到了一些超级富豪手中。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再对宇航英雄和好莱坞明星顶礼膜拜,转而将科技巨头奉若神明。这些变化正好和经济上的重大转变同时发生。在经济上,制造业和传统商业已不再独占鳌头,算法和数据成为中坚力量。而所有这些结构性的变化都源于科技精英的想法和实践。

随着这些科技公司的日渐成熟,它们开始认真审视自己,公司和领导人开始涉足一些重要民生领域,并选出了新的权力中心。在文化影响力方面,它们已经远远超过了政府和学术机构,甚至超过了好莱坞。现在,不仅我们的生活方式由它们主宰,就连我们的医疗保健、教育、基础建设、能源、太空旅行和邮政系统,它们也在全力争夺。人工智能、平台、大数据以及那些按需定制的以客户为中心的操作模式曾经让它们大获全胜,而现在它们又在利用这些工具颠覆各个领域。当需要进军那些更棘手、更复杂的领域时,这些手段将如何继续披荆斩棘就更有看头了。但这些都在表明,除了企业自身的发展,硅谷领袖们开始思考更广泛的领域,比如新的社会模式、系统、城市规划和未来世界的愿景。带着特有的狂妄自大,他们正在关注周围的世界——他们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社会生活和商业生活,那么为什么不把我们的政治生活和生物生活也改变一下呢?

他们已经在各大城市建立了恢宏且豪华的总部来显示自己,这些总部大到可以当作一个个硅谷社区了。如果有一天我们都成了硅谷社区里的居民,会发生些什么?

有些人可能会说,现实已然如此。

种种迹象表明,它们已经遇到了文化层面的阻力,至少在2018年是这样的情形。2018年年初,在涉及数字广告营销时,快销品巨头联合利华及其首席营销官基斯·韦德(Keith Weed)针对脸书和谷歌缺乏透明度一事都用了“数字沼泽”一词。许多品牌公开撤销了投放在优兔(YouTube)及其他类似网站上的广告,因为它们的网站上之前出现了一些包含极端内容的假新闻。相关报道纷纷质疑脸书对其在英国和澳大利亚用户规模的估算。

然后就是3月曝出的脸书8700万账户数据外泄这一爆炸性丑闻(英国政治咨询公司剑桥分析把此数据用于商业用途,以试图操纵美国、英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大选)。英国的《卫报》(Guardian)、《观察家报》(Observer)和电视第四频道以及美国的《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都对这件丑闻进行了曝光,致使其股票价格下跌了13%;随后一周内,这一社交媒体巨头的市值减少了750亿美元。英国和美国当局均展开了调查,明确要求扎克伯格(Zuckerberg)和脸书出面。[同时,英国方面也要求剑桥分析的相关告密者克里斯托夫·威利(Christopher Wylie)出席。]紧接着出现的后果是丑闻引发的公众愤怒以及媒体的激烈争论,还有大范围传播的话题标签“卸载脸书”(#DeleteFacebook)。权威人士批判脸书反应迟钝,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和扎克伯格等高管领导不力、对外界置之不理。众所周知,作为脸书的竞争对手,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删除了其公司的脸书页面(喔,烧伤!)。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Tim Cook)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来宣传苹果公司严格的隐私政策,他还认为对社交网络巨头来说一切为时已晚,因为他们没有主动地进行自我监管(双重烧伤)。数据泄露丑闻还引发了双边的一系列其他调查和指控,尤其是扎克伯格出现在国会听证会上回答了议员有关脸书的质询,这件事轰动一时。这样一来,传言中剑桥分析与其他一些科技公司和人物也有关联一事浮出了水面,其中包括彼得·蒂尔支持的帕兰提尔科技公司(Palantir)。这家数据分析公司和美国国防部及警方签订了服务合同,以协助后者进行监视等工作。据称这也用到了脸书的数据。因为蒂尓也是脸书董事会成员,这使得整个情况看起来很不乐观。

总的来看,于公众而言,脸书或者剑桥分析丑闻事件标志着科技在人们生活方式中扮演的角色集体丧失了清白。而且,我们很难知道它产生了什么样的实际影响。脸书的用户及其旗下的网络信使(WhatsApp)和照片墙(Instagram)似乎并未受影响。扎克伯格摆出科技大佬的自信、虚张声势(或者还有更唬人的,扎克伯格本人好似遥不可及)那一套,拒绝亲自出席英国当局的调查。尽管硅谷遭受了欧盟罚款以及英国政府开出的一系列制裁——从在伦敦禁止优步(只是暂时的),到给予零工经济工人更多的权利——但是诸科技公司在这些地区依然风生水起。在美国,亚马逊逐渐担当了人们的食品商、服装零售商、航运公司等各种角色,并继续逃避反托拉斯调查。

对这个群体最强劲的制衡要数硅谷品牌的股票价格了。继脸书大跌之后,色拉布也因为对蕾哈娜(Rihanna)遭受歌手克里斯·布朗(Chris Brown)的家暴不以为然而股价大跌。由于美国网红凯莉·詹娜(Kylie Jenner)说它不入流,也给它造成了10亿美元的损失。扎克伯格出席国会质询后,脸书的股价有所反弹。这是硅谷的大公司股价大幅波动的一个例子,不过通常似乎都很短暂。不管怎样,对于隐私的担忧、大众话语权以及这些公司对于消费者行为和习惯的渗入程度三者之间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关系。实际上,消费者还是会经常(每天每时每刻)买入它们的股票,推动这些科技公司不断取得成功。也许全体股民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退出才是唯一可以阻止它们的办法。但是,这种情况会很快发生吗?答案是不太可能。我们也就是口头上说说,实际上做不到。

硅谷神殿

如果天气不错的话,你很有可能从乘坐的出租车后视窗看到业已破败的纽约馆塔,作为1964年纽约世界博览会的中心,它也曾闪闪发光。看着那些按照想象建造起来的纪念碑式的建筑物几十年来逐渐衰落,不禁会感觉很奇怪。当你从肯尼迪机场去往曼哈顿的路上要慢悠悠地爬行在那些坑坑洼洼且拥堵不堪的路段时,这种感觉会更加强烈。

1964年的世界博览会是庆祝科学、文化、国家成就和未来的一系列展览之一,俨然成了一个世纪中期消费主义在有着宏伟圆顶亭子奢华建筑中的节日狂欢。福特、百事、IBM(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和通用汽车都参加了这次博览会。伦敦泰晤士南岸也有1851年伦敦万国工业博览会遗留的建筑物,当时这些建筑物可是为展现“英国天才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而设计的,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有“云霄塔”之称的圆顶浮塔。经过长年污染,建筑物的有些墙面已经变得乌黑,看上去不那么亲切了。1851年的伦敦万国工业博览会是世界上第一个世博会,是为庆祝英国工业革命的累累硕果而举办的。作为博览会的中心建筑,曾经闪耀夺目的水晶宫如今已光华不再,只能从一些刻蚀图画中依稀看到当年的身姿。这些时代对未来怀有无限激情,对私有企业为集体谋福利的力量有无限憧憬。

判断过去哪些行业比较强大,从它们的总部旧址就能看出来,尤其是那些在公司全盛时期建立起来的总部。它们通常不仅是该公司处于巅峰状态的最终体现,也是该行业处于巅峰状态的最终体现,如今它们已经成了一种文化地标。1932年建于伦敦弗利特街的《每日快报》大厦就是那个时代一座耀眼的纪念碑,那时每天全英国有2/3的人会阅读该报纸。这座大厦采用了时尚的艺术装饰——Art Deco风格的线条和圆角设计,并镀了金,时髦的黑色外表下的所有细节都在传递着权力、富裕和未来主义的信息。20世纪50年代位于明尼苏达州的IBM总部甚至在自己的宣传小册子上印有这样的标语:“今天和明天相会于此。”它的建筑则是一派乡村风格,简朴中透着庄严。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工业家们甚至在其工厂周围建造了村庄模型,以不拘一格的组合方式将世界各地的美学风格融入了建筑物,比如高耸的天花板和精致的石柱。他们希望这样的乡村背景可以给员工以灵感,做出更精致的设计。不过,和乡村不同的是,他们会通过现代科技提供通风和供暖来提高员工福利(老板们通常禁止员工去泡吧,但是去教堂做礼拜却被这些家长式的田园派大力推崇)。时至今日,所有的这些都还在,只不过已经时过境迁,全部变了模样。弗利特街的各个酒馆曾是各路记者云集的地方,他们边喝酒边交换着新闻。如今这里大部分已是空空荡荡。

几乎每一家重要的硅谷公司都已经建成或者正在建设它们的初始总部,这点很具有时代标记性。这些总部无一例外都是由国际顶级建筑师设计,同时,超人的效率、全新的特色和功能都是为这些建筑打出的名号,而那些趋炎附势的建筑类杂志则负责吹捧。

在建设过程中,这些标志性的“神殿”都是不惜重金,以此来彰显其主人的成熟和实力。他们认为,这些建筑不仅可以优雅地表达企业形象,而且还是未来的象征——这一点在它们的建设过程中就有所显露,而且这些建筑物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态度,它们象征着这些科技公司庞大的雄心。

每一栋大楼都采用了最新的、可持续发展的技术,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工作和创新理念。从这些建筑的规模和范围来看,许多都可以作为一个小型的城镇了——亚马逊新建的圆顶式建筑甚至可以和西雅图的太空针塔相媲美,成了一个潜在的旅游景点。其他公司的总部在大众眼里也成为一种新模式社区的象征。

NBBJ曾经为三星和亚马逊集团设计了新的总部大楼,其西雅图办公室的合伙人瑞安·马来尼克斯(Ryan Mullenix)说道:“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公司的建筑环境就像电脑的硬件。这股建筑潮流由苹果公司引领,硅谷的其他公司也纷纷加入其中,开始打造自己的硬件。建筑设计日益成为一种大规模的产品设计,而建筑的空间和经历与公司身份产生了一种内在的联系。”

而所有这些项目都背离了硅谷的理念。按照其理念,公司应该一以贯之地选择低调的办公园区,这样可以随着公司财富的增减灵活伸缩其规模。而这些项目显然都违背了硅谷公司所标榜的一切。迄今为止,适应性、收缩性和增长性一直是硅谷生态系统成功的关键。不过,就像蒂尔追求长生不老那样,硅谷的野心如今已经远远超出了它们当初不起眼的办公大楼。

伯克利大学建筑、环境规划与城市设计系教授路易丝·莫辛戈(Louise A. Mozingo)说:“有了灵活自由的空间,硅谷公司得以蓬勃发展,这就是办公园区在这里占据统治地位的原因。公司的成长和缩小或者撤退、收缩并重新组合,或者撤退并消失,这些都极其契合硅谷的经济周期。而现在斥巨资建造那些难以改作他用的大型定制建筑的盛况确实前所未有。”

路易丝教授的办公室位于伯克利校园野兽派建筑沃斯特大楼,该楼建于20世纪60年代。她身材娇小,短发,戴眼镜,观察硅谷发展多年,是个硅谷的反对派。她的话虽然温和却非常尖锐,她说道:“这些大规模投资会产生一系列重大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没有人会搬进去,到时候这些建筑该如何改造?与硅谷那些没什么名气的大楼相反,脸书的总部大楼要的就是和公司的名气以及马克·扎克伯格本人相匹配。这些新设计的维护成本很高,需要大批人员进行日常维护和管理,还需要源源不断地投资。而当你把这一现象和东海岸的公司,比如老的工业和保险公司联系起来的时候,就很有意思了。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建成的康涅狄格通用保险公司、贝尔实验室大楼、美国罐头公司、联合碳化物公司等庞大的建筑,现在已没什么用途,却没人知道该如何处理。我感觉硅谷有点凡尔赛宫的意思。”

与这一趋势并驾齐驱的还有硅谷各公司声势浩大的设计思路提升行动,它们用更加复杂和成熟的设计美学代替了公司早期的标志,用更加圆润的人物形象来塑造企业长期的品牌形象。

很明显,他们现在正试图留下自己的印记。

硅谷凡尔赛

一路开车到山景城的谷歌总部园区,你会看到很多人在对着石灰绿色的安卓雕像拍照。这里有大片的草坪,有闪闪发光的企业大厦,以红、黄、蓝色调为主。园区内有一个雕塑公园,到处是巨型玩具,这些塑料雕像分别代表了谷歌的安卓移动操作系统版本代号,所有的版本都是以甜点或糖果命名,这些卡通化的雕塑体型巨大,而且不好区分。那里还有一家礼品店,出售包括T恤和钢笔在内的各种商品,每天游客众多,人满为患。

此外,谷歌即将推出的另一个重大工程是位于查尔斯顿东部的总部大楼,由来自哥本哈根比贾克·英格尔斯集团(BIG)的设计师比贾克·英格尔斯(Bjarke Ingels)和伦敦赫斯维克工作室的设计师托马斯·赫斯维克(Thomas Heatherwick)设计。这个建筑就像是度假胜地,里面有亭台楼阁,屋顶由弯曲的金属方块制成,嵌有光伏太阳能电池板和“微笑的天窗”,这样各个空间都能接收到直接、间接或散射的自然光。

这些设计可以看作谷歌对理想世界构想的情绪板。在高耸、透明的棚顶之下,园内阳光普照,随处可见自行车道、郁郁葱葱的花园、横跨溪流的木绳索桥、猫头鹰栖息地以及员工享受瑜伽课程的场地,这一切模糊了自然和建筑之间的界限。

脸书最近在门洛帕克市扩建的总部仿佛使人置身于迪士尼乐园,它和迪士尼一样幅员辽阔,也是游客经常光顾的地方。这座占地43万平方英尺的办公场所由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设计。他说自己这次的设计意在促进合作,而不是“将建筑强加于公司开放和透明的文化之上”。这座由金属、混凝土和玻璃组合而成的建筑从设计到建成仅用时三年,可容纳约2800名员工,这就是人们熟知的MPK20,而本质上它就是一个超大的房间。大楼顶部有个面积3.5公顷的屋顶花园,其特色是在里面种植了400多棵树,还铺设了步道,设有咖啡厅。扎克伯格有意打造一种平等的风格,所以把自己的玻璃办公室设在了大楼中间。

扎克伯格说:“这座建筑本身很简单,并不是很花哨。我们是有意而为之,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空间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项正在进行还未完成的工作。当你走进大楼时,我们希望你能感觉到还有很多工作等我们去做,促使我们完成连接世界的使命。”

位于西雅图市中心的亚马逊总部知名度稍逊一些,但它完全融入了城市景观。公司的总部横跨南湖联合区的几个街区,街区内部照常规划了道路、零售店、咖啡店和农贸市场,并将其租赁给大楼地下室的策展租户,但是从一楼开始所有的房间都是办公空间,所以整个区域实际上就是一个亚马逊街区。你可以来逛逛农贸市场、本地的商店或酒吧,也可以在这里停放自行车,所有这些都像是一个城镇的样子,但其实并不是,这里是亚马逊总部。

亚马逊最近委托最令其中意的建筑设计公司NBBJ来扩大其在西雅图的总部。这项工程包括几个巨大的种满植物的玻璃生物圆顶、一座新的面积达330万平方英尺的建筑综合体,由三个围绕500英尺高的办公大厦的生物圈组成。那些生物圆顶将展示来自30个国家的近4万株植物,有300多个品种,其中包括食肉猪笼草、富有异国情调的毛蕊花和来自厄瓜多尔的兰花。圆顶内的吊桥可以使员工欣赏这些绿色植物。据报道,他们甚至会在大树间搭设像鸟窝一样的会议空间。亚马逊还聘请了一位全职园艺师来打理。他们相信,与大自然的亲密联系将提高公司的生产力和创新能力。此外,由于一些植物属于珍稀物种,所以该项目还涉及了环境保护方面的问题。

亚马逊还邀请诸多城市参与竞标,争夺成为其第二个美国总部的所在地。这个耗资50亿美元的项目将会为该城市增加5万个就业机会。那些竞争激烈的投标书中都列出了大量税收减免政策。确切地说,芝加哥提出将亚马逊员工50%~100%的个人所得税重新分配给亚马逊,而纽瓦克市则向亚马逊提供高达70亿美元的税收减免。许多权威人士质疑亚马逊提供的这个机会能带来真正的好处,认为它夺走了更需要税收减免领域的配额,比如当地的基础设施、教育和住房。随着工人和备受青睐的人才涌入这些新的就业中心,这些领域的服务需求也会相应增加。

在硅谷所有宏伟的建筑中,最野心勃勃的也许就是苹果公司新的环形总部。它的外形酷似一个巨大的圆形飞船,该环形建筑由连续弯曲的玻璃制成,总耗资50亿美元,是有史以来最昂贵的总部。该建筑由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设计,占地176英亩,其中融入了草地和森林。其特色是拥有一个10万平方英尺的健身中心和一个巨大的地下礼堂,可以通过一个玻璃亭进入,玻璃亭的顶部装有一个未来主义风格的飞碟。这项工程被许多人看作已故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最后的杰作,他的最终计划经由库比蒂诺市议会批准通过。

硅谷公司同时也通过涉足更为宏观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发展等领域来重塑地貌景观。要知道,如果它们能够设计出一个智能园区,为什么不能设计出一座智能城市呢?

2016年,硅谷著名的创业孵化器Y Combinator(以下简称YC)启动了一项“新城市”计划,它从中国的深圳和其他新兴超大城市吸取灵感,要从零开始建设城市。该孵化公司曾成功推出了爱彼迎(Airbnb)和多宝箱(Dropbox,美国一家云存储服务公司)。

按照维多利亚时代的公司城镇风格,脸书正在其门洛帕克总部附近建造杨柳村(Willow Village),占地59英亩。该区有员工住宅、低收入保障性住房、药店、杂货店和一个文化中心。人们称赞它是脸书迈向城市规划的第一步。脸书也会建立自行车道,并且雄心满怀地要改变该区域旁的铁路状况。

谷歌的智能城市项目拆分出的公司人行道实验室(Sidewalk Labs),旨在重新思考如何利用技术来把城市设计得更完善,以更好地运行。2016年10月,人行道实验室宣布与美国运输公司(Transportation for America)合作,帮助16个城市更好地为自动驾驶汽车和共享汽车等发明做好准备。人行道实验室还宣布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项目,即按照未来主义视野打造加拿大多伦多一块占地12英亩的湖滨开发区。该项目是为城市东端的码头区设计的一个以数据为导向的高科技社区,它将会收集有关空气质量和用水量方面的数据。

不过,人们也会从中感到一丝恐惧。人行道实验室在伦敦和纽约的电话亭安装的连接集线器已经引起了大众的关注,这些设备虽然提供了充电设施和无线网络,但它们携带的相机和传感器引发了个人隐私方面的讨论。

所有这些举措都表明了硅谷作为一个公民角色在如何不断取得进步。那些折射出它们的特性、主张和成败的园区则反映了硅谷诸公司对未来产品和服务的愿景和抱负。若仔细查看,你会发现这些建筑和它们所代表的愿景既有辉煌壮丽的一面,又有不完美之处:优雅之中暗藏着重大的漏洞和恶魔;华丽的宣言和口号背后也有虚假和谎言;田园诗般的风景背后还有令人毛骨悚然的一面。诚然,遍布城市的传感器可能在记录实时天气和提高效率方面效果非常好,但是它们也会成为另一种形式的监控设备。一栋大楼本来还可以继续使用,却被推倒重来。一个工业园区的技术辐射能力可能很强,并且对社区开放,但是如果建在城市外围,没有明显的街道布局和公共空间,它就不是真实的城市生活。就像那些设在郊区总部的时髦咖啡店一样,虽然人们想营造一种城市生活的感觉,但多数时候仅仅是一种表象而已。

上升,上升,再上升

我对硅谷的不断扩张有最直观的感受。起初我的职业是一名记者,后来在总部位于伦敦的咨询公司未来实验室(the Future Laboratory)担任未来学家一职,最近我加入了智威汤逊广告公司。过去的10年,我的任务就是提供关于未来的愿景。未来主义一部分属于社会科学,一部分属于新闻学,还有一部分属于情景规划,它通过交叉参考各种类型的研究来完成,如同把一块黑板上的许多点连接起来,在变化出现时发现其模式。

我的团队的工作离不开数据;我们会外出采访(询问青少年对苏打水、歌星以及整个世界的看法);我们会进行调研,并分析趋势;我们关注亚文化群、设计和包装;我们会监测社交媒体,也会不时咨询业界和学术界的领头人。

我的工作就是预测人们的思维模式和愿望。我的重心是去了解消费者,了解他们周围的世界是如何变化以及这种变化会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方式、采购以及愿望。随着硅谷公司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一直在研究作为其消费者的我们应如何看待这些公司,如何看待它们正在启动并以指数式增长的速度去实施的那些规化。(之前的10年规划放到现在5年内就完成了,而5年规划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实现了。世界正在发生变化,而且速度极快。)

在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我所做的预测很大一部分就是关于这些公司。10年前,我在一些《财富》500强企业的董事会上向高管们解释为什么要担心像亚马逊、脸书和谷歌这样的公司——这些新模式下的公司就像巨型猛兽,它们不需要传统行业的大批员工或基础设施,似乎立刻就会从以太形态发展成巨大的规模,并且它们会在盈利之前采用一些违反直觉的模式,比如低于成本甚至免费提供服务。2012年,当我向那些奢侈品牌的高管表示,即使是高净值消费者,尤其是新兴市场中那些年龄小于30岁且精通技术的消费者,不仅会在线购买奢侈品,而且会通过苹果手机或社交网络购买商品。我向他们解释为什么千禧一代,而不仅仅是背包客,都开始偏爱爱彼迎而不是传统酒店,为什么亚马逊不仅仅是一个零售商,而且是一个购物搜索引擎。但这些看法在当时不是被嘲笑就是被忽略。现在,我看到这些高管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的公司甚至是整个行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跌落。

硅谷带来的变化迅速而广泛,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哪些已经处在危机之中。

蒂尔关于用技术解决“老龄化”问题以及科技发展不应受政府限制的评论无疑引起了网络峰会上许多观众的共鸣,因为他们在伦敦、纽约或者更远的地方正被破旧不堪的基础设施、低效率的官僚作风以及办事人员处理问题时缓慢拖沓的态度所困扰,与人们想什么就要快速得到的文化格格不入。他们从那些白发苍苍的政客身上和过时的政府网站中看不到自己的未来。而那些品牌呢,它们为了赢得消费者的信任而不断颠覆自己,以便看起来“公开透明”,并且有“使命”在身。而政客们却并不急于这样做,因为他们不需要。消费者可以随时抛弃一个品牌,而选举隔几年才会发生一次,而且前提是你会去投票。

所以,硅谷关于解决所有问题的承诺无疑会特别引人注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硅谷就是政府的正确替代品,政府固然存在缺陷,但至少它的成员是被选举出来的,他们各司其职,知道他们要服务于整个社会而不是仅有的几个股东。

如果硅谷承担起了一个更广泛的公民角色,那么我们就必须检查下它们将建立一个什么样的道德框架。直到最近,优步秉承的理念依然是只要公司能够成功,性别歧视和不友好的工作环境就不是问题。再比如说亚马逊,虽然它的总部非常迷人,并且在里面工作的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但是其生产车间的工作却让人叫苦连天,而且他们对待供应商也是肆无忌惮,这一点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硅谷的议程基本上是由一群富裕的、受过高筹教育的男性制定的;提供咨询的都是富裕的婴儿潮一代的白人男性教授和白人男性未来主义者(并且负责在媒体上对他们进行报道的基本上也都是受过教育的白人男性科技记者)。硅谷的人都是生活在象牙塔里的新居民。他们正在塑造文化,但他们不会与圈子以外的人经常互动——在科技园区和旧金山之间接送员工的豪华大巴就是最典型和最广为人知的例子之一。这些公司受控于常春藤名校教育出来的男性职员,他们每天都能获得丰富的食物、饮料和服务。这些人并不是走在我们中间的普通人,所以目前还不清楚他们是否能够代表广大的人民群体。

在展现自己友好、平等和民主方面硅谷已经做得很好了,它们投射出来的价值体系也基本上是积极向上的。它们对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人群体持支持态度,同时也支持社会公益和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但这些都是它们自己的说辞,而且还会根据自身需要不断调整(这一点从它们不友好的工作环境、性别不平等以及对所在城市旧金山市真正需要解决的穷人无家可归的问题视若无睹就可以看出来)。

当它们的触角伸到更远处时,情况就非同小可了。如果一家公司垄断一项服务或者某个产品,这是一码事,人们大可不去订阅或者购买它。但是当所有的东西都由一家公司提供时,会发生什么呢?此时所有的事物都彼此关联,而且还控制着你的生活方式,比如你的贷款、购买的保险以及你的花费等。当你的健康指数决定你是否可以获得贷款,当你的劳动力水平下降并且直接和薪水挂钩时,那层粉饰其控制力量的外衣会迅速消失,留给你的只有垄断。它们不光垄断你的购买行为,还控制你的生活方式,让你生活在一个充斥着“消费警察”的国度。

在受到公众的批评和被媒体披露后,硅谷那些最令人愤慨的行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约束。作为一个需要保持良好声誉的消费品牌,如果公众抗议的呼声达到一定程度,它会不得不停止某些行为。但是随着硅谷吞噬掉了所有的消费主义,并干掉那些报道它们丑闻的媒体,这种约束力马上就会消失。

硅谷的社会角色在稳步扩张,而权力的真空状态也正在助长着这种扩张。根据智威汤逊的一项消费者调查,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政府和民主已经破碎,人民的信任已不复存在。令人吃惊的是,千禧一代对硅谷有着一边倒式的狂热,他们希望硅谷来承担更多的政府职责。

无论是对还是错,对于建设我们的未来,政府也失去了信心。就如同传统的旅行社被可以提供点对点评估和更低价格的互联网服务超越一样,政府也面临着被那些更酷、更高效的技术精英企业超越的风险。

巴拉克·奥巴马和美国政府前首席技术官梅甘·史密斯(Megan Smith)都承认政府形象出了问题,所以奥巴马在第二个任期内就着手开展了一项运动,联手科技世界的魔力来改善政府服务能力,但是总统本人也看到了硅谷在实现其大胆的承诺方面的局限性。2016年,在匹兹堡举行的白宫边境会议上,奥巴马就嘲笑了硅谷扬言要毁掉所有现存的过时系统的狂妄举动:“政府永远不会按照硅谷的方式来管理国家,因为按照民主的定义,它本身就是混乱的。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多元化的大国,国内存在各种各样的利益和迥然不同的观点。顺便提一下,其实政府的部分工作就是去处理那些没人愿意去处理的问题。”

提出这些问题,奥巴马意在提醒民众,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的内心世界发生了巨大转变——过度地关注自我,集体精神正在逐渐消亡。毕竟,硅谷尤其擅长满足个人需求,而且还可以游刃有余地做到让服务和产品价格实惠、易用,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方便。比如,酒店住宿和搭乘出租车都变得更便宜了,甚至有些服务已经做到了免费。如果考虑到谷歌地图不收费,而且你没有被那些通过从谷歌购买你的个人数据和线上行为而做的针对性很强的广告所吸引而消费的话,那你可以认为它是免费的。而它们提供的那些应用程序都是由规模、利润和市场力量来驱动的,通常没有问责制,或者是以评论形式出现的自我调停式的问责制。尽管对许多人来讲它们的价格已经很实惠了,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负担得起。

那么,如果硅谷替代了国家,会发生什么?如果我们的医院靠硅谷提供动力运行,教育靠硅谷提供,城市由硅谷建立,又会发生什么?

这些问题促使我踏上了探索的征程,我开始探索硅谷的野心和有限的资源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硅谷大佬们想象中的硅谷世界(没有政府限制的烦恼)是什么样子。我想在还有挽回余地的时候了解现在正在发生的变化并搞清楚它们可能意味着些什么。

01 新的权力版图

在旧金山,维多利亚时代建起来的板房零星地坐落在斜斜的、两旁栽满绿树的街道上。码头边的游客们在吃着冰激凌,人们乘坐有轨电车出行,吃着超贵的杂烩,穿着连帽卫衣。一位海军上将打扮的男子在阿尔戈酒店俯瞰恶魔岛和金门大桥,并与旁边的人摆姿势拍照。除了少量陈旧的高楼大厦如鹤立鸡群,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一个低层住宅小镇,而不是一座城市。天气最好的时候,这里连绵起伏的丘陵会沐浴在太平洋明亮的阳光下;天气最糟糕的时候,它们会被笼罩在潮湿的薄雾之中。

沿着蜿蜒的高速公路向南驶入硅谷,你将会到达气候温暖的帕洛阿尔托。这里极具郊区特色,四四方方的低层办公楼区周围是大片的草场,分散在各处的零售商店都是清一色的赤土陶器色调的西班牙复古风,比如星巴克、美甲店和干洗店等,像是被复制的。这座海湾城市的一切,或者硅谷周围的那些城镇,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里和财富沾边,或者能看出你经常出入的这个地方如今可能是全球最大的权力中心之一。

从历史上看,当提到财力雄厚的城市时,权力大小总是和城市外貌有关。这一点从城市极度繁华的景观中就可窥见,比如巴黎繁华的大道,或者纽约、芝加哥等,它们有着高耸入云的建筑群以及闪亮而强大的外表。这些高楼大厦都是随着历史变迁建起来的,它们在向外界传达着奇迹和力量。这些纪念碑式的大楼又和城市中心的结构和建筑交织在一起。而硅谷却不尽然,至少湾区并不是这样。它像一座一直在水面下的巨大冰山,或者远远地将自己隐藏起来,四周遍布草场,心怀校园式的乐观主义。就像苹果公司新的环形总部,它远离市中心,那些草场就像堡垒一样,你只能从高处才能看到它。这里是一个不断扩张的权力中心(直到最近还是),虽然它没有高楼大厦。

硅谷是如何从一个微芯片中心发展成一个全球性大集团的?一开始硅谷是悄无声息地前进,但是现在却变得有些肆无忌惮。它掌握了软实力,且其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影响力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大批行业精英蜂拥而至。像华盛顿、华尔街、好莱坞、底特律,甚至是达拉斯这些曾在政治、金融、电影、汽车和能源方面独领风骚的城市,早已被硅谷抢去了风头,而且其态势越来越明显。“硅谷已经从一块不起眼的穷乡僻壤变成了一个重要的权力中心,现在已经超过几乎所有权力中心了。”这话出自玛吉特·温曼琪(Margit Wennmachers),她正坐在Battery的一把椅子上。Battery是一家时尚的苏荷馆风格的私人社交俱乐部——旧金山的一种新潮流,硅谷的高新技术公司员工经常出入这里。德国出生的温曼琪,讲话时仍然带有一点欧洲腔调,她说:“如果你要看美国,之前都是先看华盛顿特区,然后是纽约,再就是洛杉矶(它们在各自的领域都占有主导地位)。现在,硅谷猛地一下成了一个重要的权力中心,拥有众多快速发展的公司,它们新颖有趣,而且很有可能会取代现有的行业。”

温曼琪是安德森–霍洛维茨投资公司(Andreessen Horowitz)的风险投资家和合伙人,她身材苗条,头发乌黑,皮肤白皙,眼睛明亮。她还是OutCast Communications公司的联合创始人,该公司是技术领域顶尖的公关公司之一,因其在硅谷最具标志性的几家公司的快速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她曾被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授予“真正的硅谷女王”称号。

温曼琪以鉴定和评估初创公司投资潜力而闻名。迄今为止,他们投资的公司有推特(Twitter)、卓棒(Jawbone)、四方网(Foursquare)、脸书、酷朋(Groupon)和Zynga(社交游戏公司)。作为企业之间的协调者和连接者,温曼琪在硅谷大名鼎鼎,经常在家中举办晚餐沙龙。除了提供战略投资建议,她还曾担任首席架构师并广获赞誉。她总是拥有神奇的魔力和超凡的叙述方式,正是这些使得那些公司发展得如此成功(在安德森–霍洛维茨,她利用公关来提高本公司及其投资的初创企业的知名度,这一点具有很大的竞争优势,也因此备受称赞)。

当我向温曼琪询问硅谷带来的所有这些变化有多大,以及它的权力看起来有多集中时,她做出的反应就好像连提这样的问题都是一个阴谋一样。她说:“硅谷并没有什么权力中心,也没有这样一个计划去接管所有现有的行业。”

然而,大规模的权力集中正在发生。“现在教育和医疗保健行业非常热门,金融科技发展迅速。”她这样轻描淡写地说道。金融科技指的是近些年来出现的一个板块,包括网上银行、货币转账、支付和互联网金融初创企业等,它们的出现打乱了传统的金融行业。她还说道:“这些创新靠的并不是锁在银行内部的数据库,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开拓,是关于消费者和商业客户与金融服务互动方式的创新。”

事实上,像其他所有部门一样,整个金融行业正在被这些新兴的企业打乱,而这要归功于宽松的市场管制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千禧一代正在纷纷逃离大银行,部分原因是全球经济危机后他们对银行不再信任。根据维亚康姆传媒集团(Viacom Media)一项为期三年的研究显示,2015年,美国排名前四位的银行都在千禧一代最不喜欢的十大品牌名单中。他们对银行的期待正在改变。他们希望能够免费进行国际转账,并且仅靠手机就能愉快地办理银行业务。此项调查中有1/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相信在全数字化的未来将根本不需要银行。

随着非接触式移动支付和应用程序的出现,付款方式也在转变,这样一来,硅谷手里便掌握了大量新的行为数据。Apple Pay(苹果支付)的支付系统允许消费者在苹果手机或苹果智能手表上保存一定数量的信用卡,2017年该系统的支付额同比增加了450%。人脸和指纹识别正日益成为一种金融身份认证形式[阿里巴巴最新公布了一项名为“呵呵付”(Smile to Pay)的支付系统,就是使用人脸识别来处理付款]。在亚马逊和阿里巴巴大肆吹嘘的“无收银员”超市里和一些时尚推荐弹窗中,消费者为完成支付必须在浏览商品之前下载各个品牌的App。

硅谷正在扩展到几乎每一个行业。那些曾经在某一地区举足轻重并遍布全国或全世界的强大行业现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被硅谷逐渐蚕食。好莱坞已经被蓬勃发展的娱乐和流媒体风投企业收购,接下来将是医学、医疗保健和制药业。底特律的汽车行业也岌岌可危。特斯拉正在生产非常成功的汽车——售价比福特汽车贵得多。如今社会上又出现了新的焦点,人们开始关注重塑“食物”本身,于是出现了Soylent和Impossible Foods这样的公司,它们利用蔬菜重造牛肉的分子结构,从而创造出一种环保汉堡,减少了传统牛肉的碳足迹。

温曼琪说:“还有很多诸如此类的运动,谁知道还会发生什么?特斯拉联手谷歌在做项目,苹果在搞研发,优步也不甘示弱。底特律以及沃尔沃和丰田等汽车制造商也许会进军自动驾驶汽车领域,它们都在和硅谷默默较劲儿。”

事实上,随着技术、数据和科学成为人们生活的核心,硅谷(以及旧金山)正在变成一个可以左右开弓的影响力中心。那些品牌,从食品、化妆品到奢侈品纷纷涌入这里,创建实验性的“实验室”,举办研讨会,并约见这里的高管,仿佛靠近技术王国就能潜移默化地培育出一个未来。

硅谷已经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象征意义。之前这里代表创新的是创造力、概念和文化,而现在,不知不觉地,技术和数据成为与未来相关联的最主要的东西。在这些领域硅谷有大量的专家,从而给美国西海岸的这片土地带来了巨大的意识形态和经济方面的影响力。

“硅谷”之崛起——品牌

微软研究院的首席研究员兼社交媒体学者丹娜·博伊德(Danah Boyd)建议:“把硅谷看作一个部落或社区而不是一个单一实体会更有帮助。”她的办公室就在纽约市的熨斗区。

这是一个夏日的清晨,空调吹来阵阵凉爽,正适合曼哈顿这个让人汗流浃背的季节。办公大楼那些沾满尘土的灰色玻璃为这里的员工遮住了猛烈的阳光和热气。

博伊德说:“考察硅谷发展历程最大的挑战之一是我们往往从同质化的基础设施来断定它就是块科技巨石,而且是突然就有了。事实上,硅谷具有很大的部落特征,它也是经历了多层次的演变才有了今天的形态。有些阶段确实很独特,也非常有趣。”

作为一个概念,仔细考察硅谷很重要,因为它不仅仅代表了一个部门或行业,而且代表了一种文化、一种精神状态、一种风气、一种语言和审美。硅谷有一种共有的表达方式和价值观,这就意味着虽然亚马逊位于西雅图,但它依然感觉自己是个“硅谷品牌”。色拉布也是如此,虽然它的总部在洛杉矶。还有一大批相似的模仿者,比如“硅谷环岛”(Silicon Roundabout)、“硅滩”(Silicon Beach)等,无奇不有。所有人都在试着将自己和硅谷这一神话联系起来。“硅谷”一词最开始出现于1971年,指的是位于旧金山湾区南部圣克拉拉谷的一批硅片生产商。从地理上讲,原始的硅谷已经扩展到了旧金山和奥克兰(2015年,优步宣布移址这里)等地区。《财富》杂志公布的全球前1000名企业中有53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加州经济位居世界第六,GDP(国内生产总值)达2.46万亿美元,已经超过了法国。而GDP高于加州的国家仅有美国(整体)、中国、日本、德国和英国。

硅谷崛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一直持续到2000年之后,那时苹果公司重新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品牌。观察硅谷崛起的过程对于理解它的文化影响力和我们当前所处的状况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还能解释为什么我们对它的监管程度远不及其他行业。

在此期间,这些公司已经发展到可以代表一些集体性和象征性的东西。它们不仅发展成了强大的经济集团,而且还确立了技术和平台不仅仅是一个产品这一理念——它们是世界的缔造者,代表了各种生活方式,是一种怀有理想和抱负的工具,而且它们的展望就代表了“未来”。鉴于此,这些公司还专门制定了传播策略。随着公司的不断发展,它们的观点、传递的信息以及它们的口号已经无处不在。

创新已经成为硅谷身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过直到最近它才融入了公众意识,部分原因是它的目标客户是企业和政府,其产品并没有占领消费市场、销售给大众。

早期的硅谷基本上就是一个以STEM为基础的研究中心,以军事,尤其是海军为研究重点。自1939年以来一直由斯坦福大学(建于1885年)及其附属机构来推动其发展。在此期间,创新被用来服务于战争,一切由联邦政府推动和资助。随着硅谷逐渐发生转变,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扩张,它不再是政府的供应商,而是逐渐扩展成了一个行业,致力于为每一个人提供口袋购物和音乐设备,由此它在社会公众中的影响力也在增长,而同样增长的还有它做出的承诺。就像可口可乐或耐克等大品牌一样,销售过程中,它们必然会更加重视其产品和权力。设想一下,如果可口可乐可以联合几个不同的国家,耐克可以授权给运动员,那么硅谷呢,它的公司拥有的途径可不仅仅是手机、通信平台和计算机。

随着硅谷的崛起,“创业”文化也表现出很大的影响力。每个传统行业都重新设计了自己的空间,使之看起来或感觉起来更像是一个初创企业,连谈话和运营模式也变得像一个初创企业。我们要做的不是改变,而是“打破”(hack)。像这样的词语已经成为硅谷本地语言的一部分。“颠覆”(disrupt)、“创新”(innovate)和“独角兽”(unicorn)这些词都已经成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硅谷。

斯坦福大学在创建硅谷创业文化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该校工程学院院长弗里德里克·特曼(Frederick Terman)因经常鼓励毕业生创业而被人所熟知。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和瓦里安联合公司(Varian Associates)就是其中的两个例子。瓦里安在斯坦福大学校园的一个角落建立了研发实验室,后来成了斯坦福研究园区。

20世纪70年代,硅谷发生了一些转变,其中最主要的转变是从提供业务系统和改进服务转到提供直接面向消费者的产品和创意,不过还不像当今的那些大品牌一样涉及面那么广泛,所以即便是面向消费者,也只是面向商业和工作。这是一个属于微芯片和蓝筹科技业务的时代,例如英特尔(它在1971年推出了第一款微处理器)和“蓝色巨人”(IBM的绰号)。紧跟着硅谷的兴起,这两家公司都试图通过更加新潮的模仿来重塑自己。(请参阅IBM的沃森研究中心,以及英特尔与互联网媒体公司Vice Media合作的意在将英特尔科技和酷酷的数码儿童连接起来的创客项目。)

那时把技术和自由联系起来的想法已经初见端倪,不过发源地是在另一个地方。不光科技巨头外,旧金山的技术狂热分子也将技术视为一种反主流文化的工具,并将其作为回避政府制度实现自由的武器。就在这个时候,一些技术爱好者和电脑爱好者聚集起来,在硅谷的一间车库里开始了他们的尝试和努力,他们就是现在大名鼎鼎的家酿计算机俱乐部(Homebrew Computer Club)。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在这里受到启发,设想出了苹果电脑第一代,他给周围人看他的原理图,甚至还帮助别人打造他们自己的产品。史蒂夫·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合作,出售他们在车库里日夜奋战打造出来的计算机。

与那些做微芯片业务的企业性质不同,在家酿计算机俱乐部,PC机(个人电脑)的定位是为了民主和自由。这些人是受了杂志《全球概览》(Whole Earth Catalog)的影响。这是一本反文化的杂志,由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于1968年创办发行,其特点是提供详细的产品评论文章。它的反主流文化精神对乔布斯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甚至在斯坦福大学一次著名的毕业演讲中引用了杂志最后一期的结语:“保持饥饿,保持愚蠢(Stay hungry, stay foolish)。”《连线》(Wired)的执行主编凯文·凯利(Kevin Kelly)说布兰德早在互联网到来之前就“发明了博客圈”,因为它是“用户生成内容的一个典范”。

这种思维模式的一个象征性的标志就是约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的《网络空间独立宣言》(A Declara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of Cyberspace),发表距今已有20年。这篇文章是为了回应世界经济论坛首次决定关注技术而写的。

鉴于美国的网络中立性出现了反转迹象,互联网应用有可能转变为一系列庞大却又相互限制的互联网帝国,且信息和网站将受到商业利益的严格限制。如今再看巴洛的作品,真的有一种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

当时巴洛写这篇文章时,互联网代表的是如今由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或硅谷巨头主导的商业互联网的对立面。文章的开头是这样的:“工业国家的政府,你们这些令人生厌的铁血巨人,我来自网络世界——一个崭新的心灵家园。我代表未来请代表过去的你们走人,你们在我们这里不受欢迎。我们聚集的地方没有主权……网络空间不在你们的管辖范围内……我们正在创造一个世界,在这里人人都可以进入,没有种族、经济实力、军事力量或出生地带来的特权或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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