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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兰塔能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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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与全球化试读：

总序　“与他者共在”：理解全球传播

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研究近几年在中国渐热起来了，每年都会有一些著作出版，也有大量的论文发表，但却没有一个相对权威和系统的译丛。2009年，本人主持了一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际传播的理论、现状和发展趋势研究》（项目编号：09ZJD0010），遂决定组织翻译一套较权威的译丛。课题组成员系统地梳理了近年相关研究的权威著作，并与出版社的编辑共同选定了现有的拟翻译出版的书目。

在全球化的整个概念中，媒介和传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在理论的探讨中，这一部分却被严重忽视了。显而易见的观点“没有媒介和传播就没有全球化”既没有被清楚地表达过，也没有被清楚地分析过。一方面，大多数全球化理论家都不是来自于媒介和传播领域，本身并不研究媒介；另一方面，大多数媒介学者也没有认识到媒介与全球化的关系，他们的着力点放在国际传播领域，将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媒介经济、权力和不平等问题。此外，以欧洲为代表的文化研究学派尽管也关注人和媒介的问题，但是他们将研究的外延扩大至作为整体的文化，更倾向于将整个传播过程理解为一个文化的过程，实际上忽略了媒介和传播对人们的生活经历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特希·兰塔能（Terhi Rantanen）教授的《媒介与全球化》（Media and Globaization）一书，旨在研究全球化、媒介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本书写作的思路为：个人如何通过自身的媒介活动（这些活动演变成社会实践）来推动全球化进程。这一研究既区别于传统的全球化研究，将媒介和个人纳入研究视野，探讨媒介和个人在全球化进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也超越国际传播的政治经济范畴，且区别于传统的文化研究，它不仅对个人感兴趣，而且还对媒介感兴趣，并将全球化视为研究的重要语境。

这项研究主要以来自不同场域的三个家庭的四代人为研究对象，探讨他们的个人生活如何受到媒介和传播的影响，而这又对全球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为了突出媒介和传播在全球化进程中所扮演的关键性角色，兰塔能教授发展了一套新的方法论，她称其为“全球化的媒介志”（global ediagraphies）。全球化的媒介志受到阿帕杜莱（Appadurai）的景观理论和索科（Saukko）的多场域的民族志的影响，这一研究方法以一种结构化的方式包容了个人以及他们在媒介化的全球化进程中的媒介使用，既涵盖了微观的研究（个人的媒介使用），也涵盖了宏观的研究（跨越时空的全球化进程）。尽管研究的起点是个人，但其目的却是在大语境下分析个人（他或她）的故事，并由此发展比较的类别。《媒介与全球化》一书共分七个章节，第一章概括了本书的研究背景、目的和方法；第二章从全球化的阶段划分、媒介的划分以及三个家庭的生活史等三个方面分析了全球化的发展；第三章介绍了时间、空间和地点与媒介的关系，并指出对媒介的使用如何影响了三个家庭四代人的时空观；第四章讲述了媒介的使用对三个家庭四代人所带来的同质化影响，重点探讨了媒介带来的国族认同和世界流行文化；第五章主要讲述媒介使用对三个家庭四代人所带来的异质化影响，重点探讨了媒介的去领土化和本土化的功能；第六章分析了媒介和传播如何影响人们对全球化的态度和反映，重点探讨了全球化进程中，媒介化的世界主义的多个层面；而第七章则站在前六章的基点上，对全书进行了理论的梳理和总结。

由荷兰学者贾泊·凡·吉尼肯（Jaap van Ginneken）所著《理解国际新闻：批判性导论》（Understanding Global News：A Critical Introduction）最早于1996年以荷兰语出版，1998年由赛奇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版。该书出版之后，于1999、2002、2003、2005年多次重印，并获得包括彼得·达尔格伦（Peter Dahlgren）等著名学者的好评，成为国际新闻领域代表性的批判导论著作。《理解国际新闻：批判性导论》全面探讨了北美与西欧媒体如何报道国际事务，如何引领其他国家与地区的新闻界定，并进而影响了我们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借助不同的理论视角与大量鲜活的案例，作者雄辩地说明，新闻媒体对国际事务的报道，更多是由特定文化、意识形态及新闻生产逻辑塑造的“社会建构”或“社会呈现”，而不是单纯提供一扇通向大千世界的窗户。该书因而也挑战了那些不容置疑的媒介客观性观念。该书语言精当，论述生动，对新闻院校的学生、新入行的新闻工作者乃至一般阅读公众，都大有裨益。

该书的最大特色在于跳脱新闻社会学与国际传播的学科疆界，从更开阔的理论视野审视国际新闻的生产，这一点鲜明地体现在各章标题中：何为新闻？新闻选择的哲学；哪些媒体最具影响力？富媒体与穷媒体的经济学；新闻记者是谁？他们如何工作？专业人士与门外汉之社会学；谁能在国际新闻中发声？喧哗与沉默的政治学；事件何时变成新闻？断裂与延续之历史学；国际新闻从哪里来？中心与边缘之地理学；新闻信息如何生成？字里行间之语言学；画面从何而来？敞开与遮蔽之符号学；媒介有什么效果？同情与误解之心理学。

如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相互联系以及接近性的趋势日益突出，跨国、跨文化交往也更为频繁，这构成了当今国际社会的新局面。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国际传播的发展变得越来越重要。而显而易见的是，政治活动、经济贸易、文化、安全、健康等一些公认的国际性事务与许多有影响的重要力量紧密相连，这些力量经历了从国家到地方的发展过程，能承担来自国际上的外部压力。在这些环境和压力中，国际传播就是一个复杂且关键的力量。当下，世界的历史、政治、文化发展正走向一个纷争不休的节点。因此，我们要更加深刻、敏锐地关注和理解国际传播的理论构想及其学术领域的历史传统与发展轨迹。为此，我们选择翻译了一本论文集——《国际传播理论前沿》（New Frontier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ony）。这本著作从学术和实践两大方面分析了美国国际传播研究的起源，指出“国际传播”不是一个学科或一个研究“领域”。而是从组织化探索模式的视角进一步分析，国际传播是一个议题群（比如发展理论议题群、国际纷争中的新闻议题群、地缘政治学与传播议题群等）。所谓议题群，就是将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内部结构相对分散的研究领域来勾勒。这本著作的内容包括：反思国际传播的理论框架、传播的全球化动力、国际传播研究的模式和方法、政治学视野下的国际传播。各部分包括的文章超越了政治经济学思维下的国际传播研究，通过跨学科的视角（传播、历史、政治理论、国际关系和文化研究）建立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在国际传播和媒介研究领域，这些文章重新检验并探索了调查方法中已构建和新出现的工具与模式。这些文章通过解释现象而不是先验地认为是否合适或重要（比如网络技术恐怖主义、跨国基因组争论、伊斯兰教）来对这一研究领域提出挑战。

这本文集有两个主要目的：第一是对国际传播研究的范式构建进行反思与质疑。使用“前沿”这一概念就是为了让人想到“新”与“旧”的分界线。由此，这本文集的根本目的在于自省，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在国际传播中做了什么是分析的目标。再者，对前沿的探索会带来一个突破，在打乱了先前的观点的同时，又提供了另一种可选择的理解。在探索新前沿的过程中，我们总是会重新组织这项研究，从而彻底地勾勒这个领域的框架。第二是在概念上突破现有的研究模式、方法和路径，以期在国际传播研究领域里绘制“新大陆”。“前沿”更像是遥远的地平线，象征着领先与超越。由此，这本书的目的在于未来的导向：试图从概念和方法论上发展新思路，超越现有的规制、方法、路径。综上这些方法，这本文集旨在促使国际传播走向研究的新前沿。

由美国东北大学教授、传播研究负责人托马斯·K·中山和圣何塞州立大学传播系跨文化传播研究教授罗娜·塔米克·哈鲁阿拉尼联合编辑出版的《批判性跨文化传播指南》是一本非常权威的跨文化研究读本。中山教授是《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期刊的创始编辑，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种族批判研究、跨文化批判研究，出版了《情境中的跨文化传播》、《体验跨文化传播》和《社会中的人类传播》等著作。哈鲁阿拉尼教授的研究领域包括批判性跨文化传播研究，跨文化接触，种族、名族研究，多样性研究，偏见、身份和文化政治，离散型身份以及夏威夷、太平洋海岛居民研究，是《以夏威夷人的名义——土著身份和文化政治》一书的作者。

尽管先前此领域中的学者们也曾零星地对批判性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问题与研究议程进行过设想和展望，这本《批判性跨文化传播指南》却堪称是迄今为止批判性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里最杰出的研究者所做出的学科想象之集大成者。

值得一提的是，书中的文章围绕运行在具体的文化背景中、特定的情境下、传播实践的互动关系里的权力、语境、社会经济关系及历史或结构性力量现象与问题展开探讨和争辩，其批判属性显而易见。

本书对批判性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尤其是其兴起的历史渊源、内在的逻辑、各种发展条件和可能性。不仅追溯了那些使批判性跨文化传播成为一个传播学研究领域的历史过程，同时呈现了批判性地研究文化及跨文化关系崭新的、充满生机的可能性。书中首先回顾了批判性跨文化传播研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时刻和发展节点。指出学界对曾一度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国家文化观的批评，对在跨文化研究中要关注具体的历史条件和背景的呼吁，以及把文化看成权力与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理论著作，逐渐打开并拓展了跨文化研究的空间和边界，并提出了关于文化和传播的更复杂的新问题。书中指出，在过去的十多年间，学者们一直呼吁一种对权力因素进行透视的研究视角，亦即现在被称为跨文化传播研究史上“第五浪潮”的批判性跨文化传播研究视角。顺着这些批判思路，许多知识空白点被“揪”了出来，等待在后来的研究中填补；跨文化研究需要有别于之前研究传统这一需求也就变得显而易见。经过一番“盘货”，指南阐明了许多先前未曾深入研究的许多重要问题。这些问题或成了脚下的路，或成了横在眼前的岔路口。同时，作者借此提出，要使批判传播研究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能够进一步成长、发展并具有持续的解释力（不论从历史还是政治角度），还有若干关于批判性传播研究的性质、关键假设、研究路径及与其他思想流派的合作等悬而未决的问题需要回答，同时还要了解批判性跨文化传播研究未来需要直面的那些挑战。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领域也越来越多地在中观层展开，包括区域问题研究，如对东南亚、欧共体，甚至多国领域内的国际信息流通情况的实证与比较分析逐渐增多了，研究者们更多地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而由著名的新闻学家、纽约雪城大学纽豪斯公共传播学院教授帕梅拉·J·休梅克主持的《世界上的新闻》一书，就是这类研究的代表性作品。休梅克教授长期从事新闻把关人、新闻价值以及新闻的生产方面的研究。而她主持这一研究的目的，是希望将她此前关于新闻本质的理论应用从美国推广到全世界：她在美国的发现是否能表明偏离和社会重要性是否是新闻价值普遍至其他国家的预示。毫无疑问，这项研究将包含在一些国家新闻媒体的内容分析中——而且也许是对调查的新闻价值的有无与多少的衡量标准。这项包括了对十个国家（每个国家所选取的两个城市）的报纸、电视新闻和广播新闻量化的内容分析，就成为这一著作的主要数据来源。研究者们试图回答不同国家新闻信息传播的现状、新闻价值选择和受众的选择偏好。

这本书的另一位合作者是阿基巴·A·科恩，他是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传播系负责人。科恩曾邀请休梅克参加1988年在耶路撒冷举行的国际新闻会议。他做过许多的国际研究项目，由于担任国际传播学会的前任主席，他在全世界交际广泛。其他的合作者包括俄勒冈大学的朱利安·牛顿、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罗伯特·史蒂文森，以及巴黎雪邦大学的吉登·考茨。《全球化与文化》（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一书的作者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对待全球化问题可能有一个全球化的、普遍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吗？他对此表示怀疑。

早在1922年，罗兰·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就在其著作中提出“全球化和文化”的命题，他是最早作为宗教社会学家涉及全球化问题的，文化对他而言是非常基础和重要的。之后，人类学、社会学、比较文学、传媒学和其他社会学科都对此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本书首先梳理了许多学科对于该命题的观点，比如，媒体和文化研究中的一个很普遍的看法就是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均质化；在政治学、政治新闻工作中又充斥着种族政治（种族清洗和各种新型国家主义）和宗教激进主义，这些表明，全球化和地区政治之间关系紧密，而且在整合的同时也出现分裂。因此，全球范围内，文化的一致性到底是越来越增强了（沿着商品化和消费主义的轨迹），还是文化的多样性和分歧在日益增长？对此，许多文献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断。社会学的一个研究成果就是，通过全球化来重新审视现代性；而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却是通过全球化重新思考资本主义。

虽然很多学者认为全球化的时间是和现代性的时期（1800年至今）相一致的，或者说是和（现代的）资本主义时期（1500年以后）相吻合的，或者说是现代世界“西方化”的延伸，但本书作者采用了更广阔的视野，从历史的深度和地理的广度来探讨全球化，比如宗教中的普世主义是否是全球化的最早蓝图？比如历史上犹太人的迁徙是否是全球化的先期？世界历史上著名的“希腊化”及其所带来的文化繁荣是否属于某种“全球化”？作者认为，全球化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地理上，都是多场更广泛、更深入的人类会晤。

作者认为，全球化带来的争议远远大于共识，不同的学科对全球化的基本原则也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当代加速发展的全球化涉及一种新的权力分配，它伴随着在产品和劳动力方面的信息化和灵活性，同时，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又增加了诸如“解除管制”、财政化和市场化等因素。那么全球化是否意味着人类越来越整合和走向团结？通常的研究对此都持肯定、乐观的看法，但是，本书却严肃地提出人类的团结联合虽然是全球化的梦想，但现在世界却面临着日益增长的、严峻的全球化不平等。全球化是一个长期的、不均衡的、矛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全球化拓展了社会合作，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增强了民主，但同时，全球化也加剧了不平等的程度。

作者还总结了对待文化差异和多样性的三个根本上截然不同的范式：（1）差异永远存在；（2）差异将让位于逐渐增长的均质化；（3）各种差异将会出现混合，在此过程中又将产生出新的差异。因此，根据“文明冲突”论，文化的差异将会持续下去，并且产生很多对抗和争斗。第二种观点认为，全球的相互联系导致文化上的聚合和一致越来越多，就像横扫全球的消费主义一样，简而言之就是所谓“麦当劳化”。第三种立场认为，一直以来所发生的就是跨地区和身份的混杂、融合的过程。作者赞成“全球化是混杂融合”的观点，反对将全球化理解为是一个均质化、一致化的过程，也反对将全球化完全与现代性等同起来的“西方化”理论。作者认为政治边界上的真正问题从来都不是混合——混合在历史上是非常普遍的，真正的问题是边界和社会上对边界的崇拜倾向，只有在要把边界弄得越来越精确的时候，混合才是一个问题，比如种族纯粹论等。混杂的意义不仅随着时间而变化，而且在不同的文化圈里也有所不同，这预示着混杂也有完全不同的模式，最后，混杂的重要性就在于它使很多边界成了问题。

由著名的华人传播学家、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代表性人物赵月枝教授主编的《全球传播：跨文化政治经济分析》（Global Communication：Toward a Trans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是一部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全面分析跨文化传播的力作。赵月枝教授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讨论了国家与媒体关系在不同社会中展现的独特性。分析了中国传媒体制改革的内外环境和历史境遇，指出中国的传媒体制改革在无法抛弃旧有的国家社会主义遗产的前提下，有选择地实施了新自由主义策略。与中国部分的论述不同，Soek Fang Sim则通过访谈和分析报刊资料指出，在既定的新自由主义框架下，新加坡政府利用媒介话语将社会竞争、贫富分化等转型期的社会矛盾巧妙的合法化并得到了人民的广泛认同与支持。而罗伯特·达菲（Robert Duffy）和罗伯特·埃弗顿（Robert Everton）则详述了委内瑞拉从“新自由主义”到“反新自由主义”，再到“后新自由主义”的历史过程，探讨了“玻利瓦尔革命”中委内瑞拉的媒介、国家与民主政治之关系。

本书的议题还包括全球化进程中的社会、媒体与国家关系问题，不同社会情境中媒体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内在矛盾及相应的文化转型问题。论者分析指出，文化全球化过程中的权力关系运作是相当分散和离心的，以往清晰的国家和文化地理区隔变得脆弱。因此，理论的重新建构在于把握在全球化过程中使国际媒体和文化格局更加多元复杂的离心力运作要领，而不是用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中理解的中心边缘范式。岩渊功一（Koichi Iwabuchi）对东亚区域性文化流动的研究，就是很好的一例，通过研究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过程如何加剧了日本流行文化和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其他中国部分地区）之间的交流，及此过程中日本文化如何对其他亚洲国家的文化塑造和转型进行影响的过程，岩渊功一探索了东亚文化情境的复杂性，强调在不同社会情境中历史连续性的重要。而马尔文·克莱迪（Marwan Kraidy）通过对阿拉伯媒体产权结构和阿拉伯国际卫星电视真人秀节目的文本分析，梳理了以真人秀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如何被移植到阿拉伯世界，阿拉伯媒体的产权结构如何影响了电视节目的产制，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不同如何在阿拉伯真人秀节目的再生产过程中显现等问题；讨论了阿拉伯媒体自由化过程中，商业媒体混合文化转型的可能性。博特玛·博阿滕（Boatema Boateng）比较了加纳和美国两国之间的媒体市场发展的社会动态，他分析了在民俗文化阿丁克拉（adinkra）布的生产、商品化和全球流通过程中的权力转换。在地方层面，阿丁克拉布商品化加速增长的速度和规模为女性生产者打开了权力逆转的渠道；在全球层面，在阿丁克拉布生产者在设计全球化过程中被边缘化的同时，在北美散居的非洲群体通过他们对阿丁克拉布的消费行为来争取他们的符号身份。这种斗争不仅对国外散居者和非洲大陆居民之间复杂的符号政治关系，也对国际市场中的种族政治提出了问题。自20世纪60年代面向拉丁族裔的电视节目出现以来，在美国的西班牙语媒体数量一直在稳步增长，马里·卡斯塔尼达（Mari Castaeda）通过回溯拉丁裔电视节目的产业扩张，研究拉丁媒体的转型和拉丁裔人口增长的关系，展示了影响拉丁族裔的公众认知，及其在社会中持续隐形的复杂动态过程中的矛盾。

20世纪90年代开始，冷战结束并带来相应的重要变化，例如整个欧洲在政治上的重组。全球相互依存关系加强，而且相互依存关系远不止表现在经济层面，同时还表现在文化方面，这包括：在文化领域包含、吸收或同化了多少国外内容？国外的内容是通过何种方式进行传播的（如通过书籍、电影、音乐、DVD、电视、商业往来、移动设施或互联网）？国内或本地文化（包括语言）如何受到这些国外内容的影响的，等等。这一大背景改变了过去研究或分析国家间互动的全球性视角。麦克费尔（McPhail）的《全球传播：理论、利益相关者和趋势》（Global Communication：Theories，Stakeholders，and Trends）试图从文化、经济、政治、社会和技术等方面对民族国家之间和跨民族国家的传播与媒体模式及影响进行分析。作者采用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NWICO）、电子殖民主义和世界系统理论作为主要的理论视角来组织和理解在向国际传播迅速变化的大环境中所发生的事件、潮流和主要的利益相关者。这三个理论可以对当前的潮流、经济、技术和在国际传播中具有活力、具全球影响、作用日益扩展的各利益相关者成员进行框架性的梳理或组织。

作者指出，世界系统理论很好地解释了国际传播领域正在发生的扩张现象。大众媒体（包括电视和电影）是核心区域向半外围和外围区域传播和灌输价值观的主要媒介（声音、印刷品、光碟和数据）。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嵌入到了主要核心文化工业的交易结构、市场营销和战略规划中。主要的跨国媒体集团来自核心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欧盟。为了获得利益，它们想方设法影响、扩展和推动其文化产品——包括书籍、杂志、电影、音乐等——进入两个附属区域。核心国家的文化工业和意识形态需要向其他两个区域成功兜售核心区域的商品与服务，这样才能增长市场占有份额，同时与其他核心商品——例如手机、快餐、设备、航空、计算机等——同步配合，从而享受全球经济扩展带来的利润。很多情况下，文化用品在其他两个区域的广告活动都是量身定制的，广告也是整个资本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而广告本身也代表了世界系统理论的一个小小的“个案”，几乎全球所有新媒体机构都须倚赖广告才能获益。而所有顶级广告机构都是来自核心国家的跨国公司。无论是哪种类型的传播公司，包括印刷出版、电台、电视、户外广告或互联网，跨国广告机构都显得举足轻重。

世界系统理论暗示着这样一个信念，当半边缘和边缘区域更接近资本主义，并将市场扩展至包含核心国家时，就会获得繁荣。但是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当核心国家将其文化工艺品和产品扩展到其他区域时，结果往往是这样：第一，需要外国消费者购买核心国家的产品，最终所获利润又回到跨国媒体集团，而大多数媒体集团不是在欧洲就是在美国。第二，在核心国家生产的传播产品通常用外国的取向或价值观取代或替换当地的文化产品。因此，事实上是核心国获益还是当地获益，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如今，全球传播活动的战线拉得很长。在一头，大量发展中国家或外围区域国家还在关注基本的传播设施（如广播电台或电话服务）；而另一头，核心国家中有些已工业化超过一个世纪。甚至核心国家中也在思考，在迅速发展的信息时代中如何生存自救的问题。例如，对加拿大、法国、瑞士、澳大利亚、北欧这些国家来说，面临成为美国的电子殖民地的威胁，因此当下亟待重新思考对民族国家媒体和公共事务的支持，也包括对艺术领域的补贴。因此，会呈现出一系列的问题：在关于国家主权、文化、语言和电子殖民主义问题上，国家政府干预、对文化工业给予资金支持，以及对媒体所有制的规范到底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电子报纸、互动的有线节目、互联网、智能手机和卫星直播的出现引发了很多问题，例如规范的作用为何，如何看待国家边界的问题，等等。尽管具体的问题有所不同，外围国家也同样离不开上述议题。

总之，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传播研究迈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而随着“9·11”事件引发的所谓文明的冲突，又使得研究者重视跨文化沟通问题。国际传播牵涉哪些主体（国家、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全球媒体、全球公民）？这些主体在哪些层面与哪些场景下互动？在国家之间区域之内全球范围流动的信息包括哪些？这些信息生产、流动与消费在什么文化与制度环境下发生、讯息的跨国流动带来哪些理论/实践/政策问题？全球化到底产生何种影响？文化间或者说文明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么？康德所构想的永久和平是人类社会来说，是否永久是一个遥远的梦？我们是否可以寄希望于新传播技术的进步，来重新建构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所有这些问题在我们正要出版或者将要翻译出版的著作中，都做了较深入的研究。我相信，本译丛的出版，对于繁荣中国学术研究，是一件益事。是为序。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吴飞2013年5月15日

序言

我在2000年开始构思《媒介与全球化》这本书，当时，我首次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开设“媒介与全球化”的课程。这门课至今一直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全球媒介与传播”理学硕士的核心课程。现在，这门课与美国洛杉矶南加州大学的安南堡传播与新闻学院及中国上海的复旦新闻学院合办。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与前者的合作始于2000年，与后者的合作则始于2007年。无论是与南加州大学合办的课程项目，还是与复旦合办的课程项目，都吸引了世界各地思维开阔的学生，他们愿意跨越知识上、地理上、政治上、文化上和种族上的边界（有些学生甚至跨越了包括和超出所有这些领域的边界）。在过去的十三年里，数百位学生参与了这门课，阅读了这本书，并且作为课程作业的部分要求，完成了媒介志。他们的作业形成了部分我用来测试媒介志的研究方法和得出关于媒介与全球化结论的材料。

我当初发展媒介志是为了分析媒介与传播在全球化中的位置。我想找出在全球化时代即便不在同一片国土上生活，人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分享经历。渐渐地，我相信人们的经历是媒介化的，因为人们经常是通过媒介与传播来联系彼此的。但是，我也想发展一种能够研究人们分离与缺乏共享经历的方法。《媒介与全球化》这本书写成时，社交媒体还不像今天这样被广泛应用，那时还没有人人与脸书（Face Book）。我现在完善的媒介志方法已经可以反映社交媒体的发展，但是大多数分析媒介志的范畴还是与本书一致的。我在媒介志中加入的新的范畴为印象最深刻的媒介事件，我用它来获取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分享媒介事件，以及人们是否拥有我们可能称为媒介记忆的东西，如果有，这些记忆有多大的影响。

我很高兴作为我的首批中国学生之一，宋俊杰（音译）在媒介志成为媒介与全球化这门课的必修部分前，主动要求完成媒介志！那时，我没有想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将与复旦大学开展合作项目，也没有想到我们会幸运地拥有这么多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的中国学生，我更没有想到，不久以后我会有机会指导一位中国博士生。章宏博士2009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完成了她关于中国电视全球化的博士论文，现就职于浙江大学。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她曾是媒介与全球化这门课的助教。还有谁比章宏博士更适合来翻译这本书呢？作为一名优秀的青年学者，她已成为全球化研究的专家。感谢俊杰和宏，以及所有其他帮助我形成与改变对媒介与全球化理解的学生。

本书的第一个版本是献给我母亲艾兰·涅米宁女士的。悲哀的是，她在2013年1月去世了。她要是能看到女儿的书翻译成中文将多么高兴啊，因为她自己早在20世纪70年代便去过中国。在此，我还要将这本书献给所有帮助我完成写作的家庭，以及许多帮助他们的家庭成员完成媒介志的人，这些人因此分享了他们的人生。通过这样做，他们显示了普通家庭在展示与众不同的历史时的力量，并使这些历史转变为集体经历。特希·兰塔能2013年3月5日

第一章/理论化媒介与全球化

美国的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研究

相较于“全球化媒介”（global media），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普遍更喜欢“国际传播”（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这一术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传播研究最先出现在美国，当时人们已经意识到，随着电子传播技术的发展，媒介与传播在战争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例如，Mowlana，1997，pp.51-53）。在早期，国际传播研究看到了媒介通过宣传对人们的行为和态度进行塑造的潜力。随后，当国际传播作为传播学的子领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它开始将主要的研究对象转向机构。

国际传播产生于国际关系研究，正如其名所示，国际关系研究主要研究国家间的关系。除了“国际传播”以外，“国际政治传播”（international political communication）、“国际宣传”（international propaganda）和“心理战”（psychological warfare）等一些术语也被用来描述这一逐渐显现的研究领域。正如莫拉那（Mowlana，1997，p.3）察觉到的，这三种理解国际关系的不同思维路径有五个共同点：（1）它们都认为：国际关系要么被政治力量驱使，要么被经济力量驱使，要么同时被两者驱使。（2）它们都认为国家是政治的国家。（3）它们认为传播和文化等因素是附属于政治、经济和科技的上层建筑。（4）它们倾向于将国际关系归类于自然和生物科学。（5）它们倾向于测量那些可测量、可观察的和有形的东西。

在现实生活中，这些也意味着国际传播与战争、外交和国际组织联系在一起。梅里尔和费希尔（Merrill and Fischer，1970，p.126）为国际传播界定了五个方向：（1）国际传播理论，（2）描述—比较的研究路径，（3）大众传播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4）国际新闻报道的方法，（5）政府间和财经的国际传播。从这五个方向中的任何一个，我们都能非常容易地看出，国际传播的学术根源在于政府和国际组织的相互关系中。

如果说第一代学者从国际关系的视角来看待国际传播，那么第二代学者则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国际关系的不平衡上，许多学者将这种不平衡关系描述为媒介帝国主义。第二代学者在第一代的概念化基础上添加了不均衡的力量关系，但却未对国家关系作任何改变：国际传播仍是研究国际（国家或政府间）的传播。国际传播对人的忽视导致了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作为子学科在美国建立起来。跨文化传播涉及“不同文化、民族、种族的群体成员间的人际传播”（Asante and Gudykunst，1989，p.9），而不去研究媒介机构及政治和经济的动力。因此，一方面，国际关系几乎只关注媒介问题；而另一方面，跨文化传播主要关注人的问题。

两者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没有足够关注人们如何使用媒介。为了捍卫自己的立场，两者都忽视了在正在显现的全球化大背景中，媒介和传播对人们的生活经历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两者也都忽略了媒介化的人际传播（Cathcart and Gumpert，1986，pp.27-29），即媒介与人际传播是如何交织起来的。

欧洲的媒介与文化研究

和美国一样，英国的媒介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媒介机构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例如，Golding and Harris，1997；Boyd-Barrett and Rantanen，1998；Mohammadi，1997；Thussu，1998，2000）。但同样引人注目的是，许多媒介学者都迫切地表明，在全球化过程中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因而他们不对全球化的理论探讨做贡献，而是拒绝整个全球化的概念（rejecting the concept on globalization）。对如博伊德-巴雷特（Boyd-Barrett，1998，p.3）或斯帕克斯（Sparks，1998，p.122）这些作者来说，全球化是“一个有缺陷的概念工具”，而且“全球公共领域将被帝国主义和私人领域等概念取代”。分析仍在强调传播的结构，而不是个体的经验，而且对早期国际关系的相关概念进行了再次论述。

由于媒介学者没有成功地将研究大的、有影响力的媒介与研究人们到底如何使用这些媒介有力地联系起来，由此催生了欧洲和美国的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区别于媒介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恰如跨文化传播区别于国际传播。正如瑟韦斯（Servaes，2000，p.314）观察到的，文化研究不能被看做是媒介中心的抑或受众中心的，它更倾向于将整个传播过程理解为一个文化的过程。不像媒介研究，文化研究将精力集中于外延更宽广的文化问题，而不是媒介问题。文化研究也第一次承认了全球化所带来的异质化影响（heterogenizing consequences of globalization）。事实上，文化研究的价值就在于将这些问题提上议程。例如，勒尔（Lull，2000）就在不提及媒介的情况下，明确地指出文化状态和实践的变动性和异质性。对勒尔而言，全球化最好被看做是一个伴随着各种相互作用，甚至是对抗性作用的人流、物流和符号的流动的复杂过程，它导致了多样化和异质化的文化状态和实践，而这些又各自不断地改变着已经确立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力量分脉。（Lull，2000，p.150）

正如跨文化传播一样，文化研究也忽视了媒介。尽管文化研究意识到了人的作用，但是却将主要的精力集中在作为整体的文化上。

全球化研究

20世纪90年代早期，关于全球化的研究（globalization studies）开始显现在多个不同领域，但主要是在社会学和地理学领域中，我们将在第三章对后者做进一步的探讨。但在90年代早期，当社会科学家们开始谈论全球化时（例如，Robertson，1990；Giddens，1990），缺失了一些东西。大多数理论家都赞同，如果没有媒介和传播，就不会有全球化，至少许多全球化的定义都间接地认可了媒介和传播的作用。然而讽刺的是，媒介和传播学者既未开启全球化的讨论，也没有对全球化的理论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当然，媒介和传播在全球化理论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却并不是必然可见的。这就导致了两方面的问题：其一，媒介和传播在全球化理论中的作用仍然是模糊不清的；其二，媒介研究忽略了全球化的“大背景”，而对有关全球化的理论讨论贡献甚小。

全球化的三个时期

吉登斯在最近的一次关于全球化的谈论中，谈到了全球化的三个不同时期（three phases of globalization）。第一个时期见证了关于全球化究竟是否确实存在的讨论。根据吉登斯所言，在第一个时期结束后，我们进入到第二个时期，在这个时期，我们不再探讨全球化是否存在的问题，而是讨论全球化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consequences）。现在，我们正在向全球化第三个时期的讨论迈进：面对全球化的负面结果，我们必须采取的应对策略。在考察结果之前，我们有必要先看看关于全球化的不同定义。

许多学者，包括沃特斯（Waters，1995）和赫尔德等人（Held et al.，1999）在内，都将全球化的理论分为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全球化，然后对其进行相应的概念界定。这种分析思路的问题在于，当我们集中讨论媒介和传播在全球化进程的作用时，媒介和传播被边缘化在文化领域（the marginalization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role），而这个领域很少受到媒介学者之外的其他学者关注。

然而，媒介和传播并不仅仅与文化有关。如果我们理解了沃特斯关于社会生活的三个竞技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相关界定，我们会发现几乎不可能将媒介和传播局限于文化范畴。

例如，据沃特斯所言，经济包含了“对商品和有形服务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社会安排”，而文化是“对代表着事实、影响、意义、信念、偏好、品位和价值的符号的生产、交换和传达的社会安排”。（Waters，1995，pp.7-8）显而易见，媒介和传播同时兼具两者，而且也很难将媒介和传播与政治剥离开来。我们可以指出，媒介和传播在政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政治变得越来越媒介化。同样地，媒介和传播在政府、外交和国家建设的实践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既然本书的目的在于将全球化和媒介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那么仅仅只集中讨论文化全球化（cultural globalization）理论就过于局限了。当大多数全球化理论家谈论媒介和传播时，都利落地将它们和文化全球化的理论打包在一起，并视它们次于政治和经济的全球化理论。然而，如果研究的起点是媒介和传播在全球化进程中扮演着关键性角色，那么思考全球化的普遍性理论，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文化的全球化，并理解媒介和传播如何直接或间接地呈现于这些理论，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各种不同理论的本质何在。尽管吉登斯建议我们可以将三个时期的讨论分开——第一个时期讨论全球化，第二个时期讨论全球化的结果，第三个时期讨论如何应对全球化的结果，但我认为全球化的结果已经明确地或者隐晦地嵌入几乎所有全球化的相关概念中。这就是为什么不可能将三个时期彼此分离的原因，因为当我们讨论全球化是否存在时，我们实际上已经讨论了它的结果和如何应对这些结果。这也正好是

全球化的定义

赫尔德等人（Held et al.，1999，pp.2-10）从全球化理论家中区分出三个宽泛的思想学派——极端全球主义者（the hyperglobalizers）、怀疑论者（the skeptics）和变革主义者（transformalists）。极端全球主义者包含了一些理论家，如奥米（Ohmae，1995），他预言了传统的民族—国家的终结。而如赫斯特和汤普森（Hirst and Thompson，1996）之类的怀疑论者则认为全球化是一个神话，它不过是国家经济体的更高级别。改革主义者，如吉登斯（Giddens，1990）和卡斯特尔（Castells，1996），则认为全球化是“高速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背后的核心驱动力，这场变革正在重新塑造现代社会和世界秩序”（Held et al.，1999，p.7）。

毫无意外地，文化、媒介和传播，在以上提到的任何学派中都没有占据显著位置。

赫尔德等人（Heldetal.，1999，p.10）也在讨论极端全球主义者时，谈论到科技的作用以及流行音乐艺术家麦当娜，但除此之外，媒介和传播没有出现在这些学派中。媒介和传播学者要为其他领域的学者轻易地忽略掉媒介和传播而进行自我批评，而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也应该更加注重媒介和传播的作用，因为政治和经济都直接涉及媒介和传播。例如，赫尔德等人（Heldetal.，1999，p.17）提供了四个时空维度的分析框架，他们认为这个框架为全球化的历史发展的定量和定性分析提供了基础：（1）全球网络的广度，（2）全球互联性（interconnectedness）的强度，（3）全球流动的速度，（4）全球互联性的影响倾向。正如我们稍后将看到的，在这四个分析维度中，媒介和传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但它们却没有获得应有的分析。全球化的定义

在全球化理论中，我们并不满意学者们对媒介和传播的早期分析，但其前提必须是，这些理论为人所知，并且在分析媒介和全球化时，批判性地评价这些理论的价值。我特别选择全球化的各种定义，其目的正在于此，而通过这样做，我不可避免地将集中针对某些概念进行讨论。

关于全球化的定义（defnitions of globalization），最引人注意的是，它们都没有界定和区分什么是全球化现象本身，什么是全球化的结果。当我们看到全球化的不同定义时，我们能发现这些定义同时涵盖了现象和结果。因此，我们很难分清楚全球化的结果和原因。其中一条最“中立”的定义来自吉登斯，他早在1990年就将全球化定义为：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彼此相距遥远的地域联系起来，即此地所发生的事件由发生在千里之外的事件影响使然，反之亦然。（Giddens，1990，p.64）

但即使在这个定义中，吉登斯也仍然提到了结果：地方事务如何被千里之外的事件所影响。吉登斯没有道明的是，这些地方事务如何被影响，他宁可强调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尽管他没有提及媒介和传播，但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显然是通过它们而得到强化的，而社会关系也随之大部分地被媒介化（mediated）。

汤普森（Thompson，1995）比吉登斯更关注媒介和文化，尽管他和吉登斯一样，也没有明确地提到媒介和传播，但是却更清晰地认识到了它们的作用。他写道：全球化……是指世界各地正在进一步扩大互相联系，而这一过程导致了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复杂形式。（Thompson，1995，p.149）

对汤普森而言，全球化的结果是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复杂形式。和吉登斯一样，他并不确定将出现什么样的形式，但却暗示这些形式是复杂的。汤普森和吉登斯的研究路径非常相似：两者都未阐明全球化到底会带来同质化还是异质化。相较于另一位全球化理论研究的早期先驱罗伯逊（Robertson，1992），差异是非常显著的。罗伯逊顿写道：全球化作为一个概念，既指世界的压缩，又指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意识的加强。（Robertson，1992，p.8）

对吉登斯而言，全球化是社会关系的强化；对汤普森而言，全球化是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而对罗伯逊而言，全球化是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意识的加强。在这个意义上，罗伯逊向前迈进了一步，他用意识取代了社会关系，意识已是更加强烈的全球化体验。沃特斯也形成了同样的观点，对他而言：全球化是一个社会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地理因素对社会和文化安排的限制减弱，而人们也越来越多地认识到，这种限制正在减弱。（Waters，1995，p.3）

对罗伯逊和沃特斯而言，这意味着人们已经知道和意识到全球化。但知道和意识到世界是一个整体带来了什么后果呢？这一问题仍然无法回答。只有另一位全球化的早期先驱奥尔布罗（Albrow，1990）总结到：全世界的人们被纳入到单一的世界社会（world society）。他写道：全球化是指全世界的人们被纳入到单一的世界社会，即全球社会（global society）的所有过程。（Albrow，1990，p.45）

奥尔布罗的定义暗示了同质化——这个问题被之后的异质化理论家们激烈地争论。正如贝克（Beck）所言：它（世界社会）在多大程度上存在……在经验层面上变成这样一个问题，全世界不同文化的人们如何彼此联系，在多大程度上彼此联系，而对世界社会的自我认知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人们的行为呢”。（Beck，2000a，p.20，斜体表示作者的强调）

与奥尔布罗一样，贝克提到人们的行为以及他们对自己行为的反思。贝克比之前引用的其他学者，除了勒尔以外，都更清楚地谈论到了全球化的结果。

对贝克和奥尔布罗而言，全球化的结果是不可预言的，因为它们的本质是多样性的。而另一个特征是，他们都没有明确地提及媒介和传播。因为媒介和传播是本书的主题，以上定义由于没有充分地指明它们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而对本书不适用。在这些定义中，一些术语含糊地指涉它们，如互联性（internet connectivity）。如果我们假设人们不是四处奔波的，那么逐渐扩大的互联性主要归因于媒介和传播。但逐渐扩大的互联性意味着什么呢？当逐渐扩大的互联性导致社会关系的进一步强化，社会关系又会如何变化呢？当人们关于世界的意识使得彼此更加依赖时，又会发生什么？

媒介化的全球化

正如罗世宏（Lo，2002，p.75）察觉到的，“媒介化”一词由威廉斯（Williams，1977，p.98）定义为“不同事物和意识”的一个“积极”的关联过程，而这些“事物和意识”不可避免地媒介化。据罗世宏所言，威廉斯拒绝用“反射”（reflection）的观点，而采用“媒介化”（mediation）一词来说明社会现实的复杂性。但他也注意到，“媒介化”表示“建构的”（constitutive）和/或“正在建构的”（constituting），而不是“中介的”（intermediary）（Williams，1977，pp.99-100）。根据相同的逻辑，罗世宏（Lo，2002，p.75）指出，我们应该将媒介看做是构成媒介化过程的一个部分，而不是两个部分的中介（例如，国家和民族，或人民与国族认同）。罗世宏也察觉到，马丁-巴勃罗（Martin-Barbero）用“媒介化”一词表示“传播实践和社会活动的关节点，以及许多文化基体不同的发展速度间的关节点”（Martin-Barbero，1993，p.88）。因此，根据马丁-巴勃罗的定义，我们不仅要考虑到不同的时间节点，还要考虑到西尔弗斯通（Silverstone，1999，p.21）对媒介化的不同解读。我们的分析单位一旦变成整个广博的世界，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媒介化”都将变成一个更加复杂的术语。

汤普森指出，在现代世界，传播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它发生的规模日益全球化，即“传播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of communication）。因此，我们可以指出，在现代社会，全球化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它越来越多地通过媒介和传播来实现，从而提出“媒介化的全球化”（mediated globalization）。那么，我们就可以明确地提到媒介和传播，将它们的作用与全球化的进程联系起来。为了能这样做，我如是定义全球化：全球化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关系越来越多地超越时空的束缚而媒介化。（Thompson，1995，p.149）

通过强调媒介和传播的作用，我缩小了这一定义，但这并不表示它们是唯一重要的因素。这是因为本书旨在集中讨论媒介和传播以及世界范围内的人们如何使用它们，而不是泛泛地谈论全球化。同时，本书还必须问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是全球化理论家们不必去问的，因为他们并没有指出媒介和传播的确切作用。当我们专门提到媒介和传播时，我们需要问吉登斯提出的第二和第三个问题，即全球化结果的本质以及我们该如何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结果。我们还需要问汤普森（Thompson，1995）提出过的问题：“媒介和传播的发展如何影响社会互动的传统模式？”他写道：新的媒介和传播的发展并不只在于建成个人信息传输的新网络，却使这些个人的基本社会关系仍然保持原状。相反，媒介和传播的发展创造了新的行为与互动的形式，以及新的社会关系，它们区别于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占据主流的面对面的互动关系（face to face interaction）。（Thompson，1995，p.81）

汤普森（Thompson，1995，pp.81-118）进一步定义了互动的三种类型（types of interaction）：（1）面对面的互动，（2）媒介化的互动，（3）媒介化的类互动。在他看来，面对面的互动发生在双方同时在场的语境下，它在本质上是对话式的，包含着信息的双向流动，参与者使用多种符号语言。他的媒介化互动类型包含了写信和电话。它们已经超越了时空，这也表明了它们对全球化的促进。在汤普森看来，媒介化互动的结果是模棱两可的。他的第三种互动类型——媒介化的类互动——是以大众传播媒介所建立的社会关系为基础的。它在两个方面区别于面对面互动和媒介化互动。首先，在面对面的互动中，参与者定向地与特定的对象进行活动与谈话，而在媒介化的类互动中，符号化的形式被生产，并向无法界定范围的潜在接受者们进行传播。其次，无论面对面互动还是媒介化互动都是对话式的，而媒介化的类互动在本质上却是独白式的，在这个意义上，传播的流动主要是单向的。

如果依照汤普森的定义，那么全球化呈现在所有的互动类型中。但当我们从一种类型转向另一种类型时，互动的本质发生着质的变化。通过将第三种类型标注为媒介化的类互动，他暗示互动的本质发生了变化。事实上，互动不是“真正的”互动，而变成“类似的”，变成一些模仿更加真实的互动形式的东西。

据此论断，进一步推论可知，关于全球化，它其中一个结果似乎就是大众经验层面的独白式的类互动，而不是“真实的”对话式互动。

尽管汤姆林森（Tomlinson，1994）没有讨论传播的不同模式，而是论述了不同的经验模式，但他的研究路径与汤普森的非常相似。汤姆林森（Tomlinston，1994，p.50）的理论起点就是吉登斯的关于人们在具体的日常地方生活中所感知的全球化体验（global experience in situated lives）：“尽管每个人都过着一种地方性的生活，但在经验层面上，世界却大抵全球化了。据吉登斯所言，现代意义上的地方将因此变得越来越虚幻（phantasmagoric places），因为地方环境将被距离十分遥远的其他地方所产生的社会影响而彻底地渗透和塑造。地方环境的结构并不仅仅是在环境中所呈现出来的东西，地方环境‘看得见的形式’隐藏了延伸的社会关系，而这一关系决定了它的本质”（Giddens，1990，p.19，斜体表示作者的强调）。

因此，吉登斯和汤普森都指出，当“社会关系远离地方互动的语境和结构而跨越不确定的时空维度时”（Giddens，1990，p.21），这种新体验与地方体验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在吉登斯的分析中，这种新体验尽管是有些虚幻的，但对地方生活已经带来变化。汤姆林森（Thomlinson，1994，p.153）指出，吉登斯用延伸（distanciation，“出席与缺席的交叉，远距离的社会关系与地方情境的交织”）来定义全球化。在汤姆林森看来，将延伸定义虚拟全球化的进程是有道理的。但这却带来关于媒介化的全球化的一个矛盾：它既使人们彼此联系，又使得人们彼此距离化。

汤姆林森提出问题：这种新体验的本质是什么？他对大众媒介化和非大众媒介化体验进行了区分（Tomlinson，1994，p.165）。前者是全球性的体验，而后者是地方性的体验。在他看来，与媒介化传播和非媒介化传播的差异一致（尽管他的研究路径与汤普森的不同）全球性体验与地方性体验之间至少有三个不同点。第一个区别在规模的方面，尽管汤姆林森并没有把它看做是决定性的因素，但正如安德森（Anderson，1983）早前所指出的，数以百万计未曾谋面的国人之间可能存在着一种社群的认同感。第二个区别是，与地方性社群相比，全球性社群的大众媒介化体验的本质是分散的。汤姆林森还指出，与国内的以及散居海外的社群体验相比，全球性体验的历史是缺失的。而最后的区别则在于大众媒介化传播的本质。

汤姆林森的分析与汤普森相似，后者宣称媒介化的类互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白式的，而不是对话式的。汤姆林森的综合结论是，媒介受众仍然是个体的受者而不是作为整体的社群。因此，汤姆林森似乎认为，这种体验的本质在发生着变化。汤普森也认为，互动的本质正发生着变化。

汤普森、吉登斯和汤姆林森三人的研究路径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差别。他们都认为，全球化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在吉登斯看来，全球化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关系。在汤普森看来，它改变了互动的形式。而在这三位思想家中，汤姆林森是最乐观的，因为在他看来，全球化改变着人们的体验。显而易见的是，他们都认为，三者——社会关系、互动的形式和体验——之间是相互联系甚至是彼此交织的。他们也认同，媒介和传播在它们之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这种关系的本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媒介和传播就是最主要的原因。

他们的结论惊人地悲观，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他们对全球化的定义后。在吉登斯、汤普森和汤姆林森看来，全球化是互联性所带来的强化。然而，互联性的结果却是延伸、类互动和独白式的大众媒介化体验。汤姆林森和汤普森都认为，在媒介化和非媒介化的互动∕体验间存在着决定性的差异。

如果我们同意这几位理论家的观点，那么全球化带来了大众媒介化体验，而这种体验不仅没有对话式的非媒介化互动体验“真实”，而且也不如它好。因此，作为全球化的结果，社会关系的本质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亲密和真诚的关系正在被新的大众媒介化体验所取代。但是这就是媒介化的所为吗？媒介和媒介化的过程是否如此强有力呢？

本书探讨了媒介化的全球化的问题及其结果。如果我们不仅仅只是认可媒介和传播的作用，而对其做进一步的研究，那么全球化的结果又是什么呢？尽管本书的起点是媒介和传播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为世人所知，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唯一重要的环节。正如许多全球化理论家所察觉的，“互联性”这个词涵盖了我们时代的许多特征。但认为媒介仅仅起到联系的作用（正如手机公司所宣传的）未免过于简单。媒介化是一个复杂得多的过程，它涉及个人以及个人的活动和实践。为了研究这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必须发展一套方法论，在考虑全球化各个不同方面的同时，还要认可媒介和传播的作用。

为研究媒介化的全球化，我们需要新的方法论

我们如何研究跨越时空的媒介化的全球化（mediated globalization）呢？为了能够开展历史性的，兼具宏观和微观的分析，我们必须要理解研究的中心。根据吉登斯的观点，结构化理论（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领域既不是个人的经验，也不是任何形式的社会整体的存在，而是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s）。人们在社会活动（social activities）中再造着各种行为，从而使社会实践成为可能。如果我对他的解读是正确的，那么吉登斯说的是，社会实践不仅是由个人的经历，而且还是由个人所从事的社会活动创造的。我们并不是很清楚，活动和实践之间的差别在哪里，但实践可以被看做是重复的活动，而且它已经成为一种模式。因此，我们可以说，媒介和传播实践在媒介化的全球化的过程中非常重要。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找到方法来研究它们。

正因为前人的研究对媒介化的全球化现象的理论贡献很少，所以我们对如何发展方法论也缺乏好的建议。国际传播对人不感兴趣，跨文化传播则只对人感兴趣；全球化研究不研究媒介，而文化研究主要研究人而不是媒介。我们应该从哪里入手去发展这套涵盖了全球化认知和体验的方法论呢？

毫无惊奇地，像媒介和传播学者一样，人类学家也遭遇着相同的问题——在考虑到涵盖一切的宏观世界——制度（Marcus，1998，p.33）的同时，要如何去探索微观世界呢？正如拉希和厄里（Lash and Urry，1987）察觉到的，社会发展主要的进程，如资本主义，已经不再受地方的限制（Marcus，1998，p.49）。根据马库斯（Marcus，1998，p.50）所言，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发展一种民族志（ethnography），它既能瓦解宏观和微观的差异（macro-micro distinction），也能更集中地研究多个地方而不是单个地方（focuses on places rather than place）。这一观点在全球化进程中尤为正确，因为全球化这一个概念背后的关键词是互联性——超越个人所在的地方的能力。

媒介志的介绍

我们站在了媒介化的全球化的十字路口，这个十字路口由传播研究、文化和全球化研究的不同路径交叉而成。我们的结论是：这些研究中没有任何一个在理论上适合阐释现象的复杂性。当媒介化的全球化以不同的速度在世界的不同地方发生时，我们将做些什么呢？我们如何来研究它？显而易见，考虑到媒介和传播的特殊性，我们需要发展新的方法论来研究媒介化的全球化。

我在本书中提议的方法论称为“全球媒介志”（mediagraphies）。我将在本章的稍后部分来分析这样做的原因，我想避免使用“民族”（ethno）一词，因为尽管这本书是关于人的，但也是关乎媒介化的。在我的分析中，我想用一个词来表达媒介和传播所扮演的关键性角色。在发展全球化的媒介志时，我深受阿帕杜莱（Appadurai，1990）在分析全球化的构成时所提出的景观理论（theory of scapes）的影响。正如阿帕杜莱（Appadurai，1998，pp.33-36）所展示的，全球化包含了五种景观的连接和断裂（junctures and disjunctures）：（1）族群景观（ethnoscape），（2）媒介景观（mediascape），（3）科技景观（technoscape），（4）经济景观（fnancescape），（5）观念景观（ideoscape）。族群景观包括迁移中的人们：游客、移民、难民、流亡者和外来务工者。科技景观既指机械技术也指信息技术，而这些技术在原先无法渗透的各种边界间高速地穿梭着。经济景观是指高速运转的货币市场、国家股票交易和商品投机。媒介景观既指生产和传播信息所需要的电子设备分布，也指各种媒介所创造的图像。观念景观由启蒙的世界观元素构成，它涵盖了观念、术语和图像，包含着自由、福利、权利、主权、代表和民主。

阿帕杜莱写道：“景观”这一后缀词允许我们指出这些景观易变的和不规则的形态，它们的特征既深刻地呈现于国际资本中，也表现在全球穿衣风格上。这些添加了相同后缀词“景观”的术语表明，它们并不是从每个视角看都相同的客观存在的关系。相反的，它们为视角所建构，随不同的历史的、语言的、政治的情境因素而变化，这些因素包括：民族—国家、跨国公司、散居海外的社群，以及低于国家的群体和团体（无论是宗教的、政治的，还是经济的），甚至亲密的面对面的群体，如村子、邻里和家庭。事实上，个人因素是景观学说的最终落脚点，因为这些景观最终为人们所引导，部分源于人们对这些景观能提供些什么样的理解，人们既经历着也建构着更大的结构形式。（Appadurai，1998，p.33）

阿帕杜莱认为，个人因素是景观学说的最终落脚点，而我的起点却正好相反。我的目的是分析1890年到2003年，从罗伯逊的全球化起步时期（参见第二章）到今天的对抗时期的近一百年间，不同地方人们的生活是如何改变的。阿帕杜莱所介绍的景观将在分析中呈现，但是带着我个人的解析。我并不认为这些变化是普遍的——因为特殊的国家和地方环境。但尽管如此，带着不同的特征，在不同的时间节点里仍然可以在世界各地找到相似的变化。

阿帕杜莱的研究路径似乎非常适合本书的意图：研究三个家庭的四代人以及他们的媒介化的全球化过程。我对他的研究路径的喜爱之处在于它开放式的收尾：它提供了一个研究全球化的框架，而不是预言全球化的结果。阿帕杜莱（Appadurai，1998，p.31）也提到想象的世界，它们由全世界特定历史时期的个人和群体的想象所构成。这再次强调了个人超越现实存在的能力，即使他们的身体仍受限于他们的所在之处。

我需要的方法论要能适用于发生在不同地方的媒介化的全球化，而不仅仅适用于某一地方的媒介化的全球化。然而，地方并不是研究媒介化的全球化的最主要对象。媒介化发生在不同地方的人们之间，正如马库斯指出的：对于民族志而言，没有现在被频繁讨论的地方性与全球性的对比，就没有全球性。全球性这一显现的领域指出了多地点的民族志（multi-sited ethnography）研究中各地点之间的联系。（Marcus，1998，p.83）

对于民族志学者和本书的主旨而言，关键词是“多地点”（multi-sitedness）。马库斯（Marcus，1998，p.87）认为，媒介研究已经成为多地点民族志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他举了研究媒介生产和接收的例子。但本书的计划却不一样，它并不研究人们如何与特定的媒介文本相联系，而是研究人们如何通过媒介和传播而彼此联系或分离。这样，我们既不研究“宏观”的制度，也不研究“微观”的个人，而是通过研究人们使用媒介和传播时的活动将“宏观”和“微观”结合起来，并对全球化理论做出贡献。

当研究关注来自不同地方的现象——关注不同的场域如何通过各种形态的流通而彼此联系和彼此分离时，索科（Saukko，2003，pp.270-271）定义了多地点民族志。在索科看来，研究的任务是公正地对待差异，并指出差异间存在的统一性。而指导这类研究的难点就在于，我们需要找到同时对相似点和差异点都持有高度注意的方法论。而研究媒介化的全球化的另一个难点则是，全球化并不是关于确切地点的个人，而是关于“参与者的想象力，它将他们与全球联系起来”（participants imaginations that connect them to the global）（Burawoy，2000，p.4）。我发现布拉沃伊（Burawoy）的研究结果在本书的语境中也尤为重要，这是之前忽略的另一个层面。人们在没有迁徙的情况下，可以想象其他真实或者不真实的地方。一个人可能身处某地，但他的思想却能云游至其他任何地方。

因为本书的焦点在于媒介和传播，以及全球的人们如何使用它们，所以如民族志之类的方法并不足用，尤其是当我们想要研究跨越代际的全球化进程，而它并不一定同时发生在世界的不同地方（我们正在研究的是多地点的多民族问题）。无论在资源上还是在时间上，全球化的进程总是不均衡的。研究媒介化的全球化的方法论应该敏锐地认识到时间的作用，而遗憾的是，大多数媒介、传播和文化研究并没有给予其足够的重视。

我在此推荐的方法论可以有结构地研究个人以及他们在我们所谓的媒介化的全球化进程中的媒介使用。稍后我将分析来自不同地方的家庭中四代人的生活经历，而此前的研究主要将这些经历概念化在国家层面或者在个人层面。这是一次用方法获取实证材料来研究被贝克（Beck，2000a，p.73）称为“传记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of biography）现象的尝试。研究中可以看到，对抗并不仅仅在大的世界范畴的存在，也存在于人们具体的生活中。本书的目的并不仅仅是指出贝克（Beck，2002，p.24）提出的“国家社会内部的全球化”，而是“跨越国家社会的全球化”。研究的思路是使某人的生活经历与他人的生活经历联系起来，这些经历不仅来自某一家庭内部，也不仅来自某一国家社会内部，而是来自不同国家的三个家庭，并比较它们的异同。尽管研究的起点是个人，但其目的却是在大语境下分析个人（他或她）的故事，并由此发展比较的类别。

因为我们谈论媒介化的全球化，所以研究的方法论也媒介化了。这听起来似乎不证自明，因为研究方法总是媒介化的（例如，通过语言的方式），但它却应该得到更深入的关注。到本研究的这些家庭所在的地方从事民族志研究是十分合情理的——人类学家很可能会这样做。但我的首要目的不是研究地方或国家，因为地方和国家不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我主要对媒介化感兴趣，因此民族志，甚至全球性的民族志，提供给我们的只是洞察力，而不能成为唯一的方法论。

资料和方法

本研究所使用的资料和方法（materials and methods）见表1.1。如表所示，案例研究涉及来自全球的三个家庭的四代人，所以我们不能使用某一种相同的方法来研究它们。例如，在研究那些已经过世的家庭成员时，我们可以访问那些活着的人。在两个家庭中，最年轻的成员（第四代）访问了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在一个家庭中，第三代既访问了他们的上一代（第二代），也访问了他们的下一代（第四代）。

每一种搜集材料的方法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媒介化的影响。虽然本研究在出发点上同意威廉斯（Williams，1980，pp.64-66）的观点，认为理解不同代际的情感结构非常之困难，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尽力去获取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可靠结果。表1.1　材料和方法

通过使用不同的方法，我希望从不同的角度来审查材料。与其进行平铺直叙的研究，我更愿意尝试去建构一个材料的多维立方体（multi-dimentional cube of materials）。随着手指的移动，这个立方体能从不同的角度呈现不一样的外表。这些材料也并不相似，而且存在着大量的空白之处。比如，当我们在分析两个家庭的历史时，就缺少较年长几代的照片，其原因在分析它们的历史时会显而易见。

正如布拉沃伊（Burawoy，2000，p.4）在关于全球民族志的研究中所发现的：做一个全球民族志学者是一回事，而研究全球民族志（global enthnography）又是另一回事。他为全球民族志规划了四个不同的研究方向（Burawoy，2000，pp.26-27）。它们分别是：（1）由观察者到参与者的世界的延伸，（2）超越时空的观察的延伸，（3）由微观过程到宏观动力的延伸，（4）理论的延伸。当他写到由世界的观察者延伸为世界的参与者的必然性时，他可能并没有指涉观察者变成参与者的可能性，而这正是在研究中发生的。三个家庭的三个成员并不仅仅是观察者，还是参与者和分析者。正如埃利斯和博克纳（Ellis and Bochner，2000，p.741）所言，他们成为彻底的研究成员，他们关于自传的叙事性说明显得彼此对立。自我反思性（refexivity）的问题也关系到家庭中的其他成员对自我的经历，以及他们与父母和孩子的关系的反应上。事实上，真正意义上的自我反思性已经成为研究的一个结果：它使得所有的参与者不仅更多地认识到我们家庭之间存在的异同点，也认识到时间和空间上存在的异同点。

我们通过三个家庭的四代人来研究这些景观。三个家庭的选择既是偶然的，也不是完全偶然的（因为他们的代表是“自愿”的）。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都彼此联系：这些家庭的三个成员在伦敦的同一个机构工作和学习，他们基本上每周都会彼此联系。

我并不认为，他们能够完全代表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我也不认为他们没有代表性。这三个成员因为工作和学习的原因，相遇在一个全球性的城市，机缘巧合地联系在一起。

同样的问题还存在于这些家庭的国籍。传统的研究会将他们根据其国籍进行分类，但是这将远远不足以描述他们了。当我们研究全球化时，我们很难遵循传统的社会科学（量化的）观念设定的评判标注，而这一观念是基于人们的国籍比较研究的。一个人如何才能成为足以代表这个星球上65亿人的样本呢？早期的研究者尝试着使用国家样本来达到这一目的（20%的瑞典人与19.9%的俄国人进行比较得到X），但是关于全球化的讨论已经挑战了将国家视为分析的出发点（Robertson，1990，pp.25-26），以及国家为一国内部统一思想的代表。我们只需接受这一观点：寻找“具有代表性”的材料已经变得相当困难。我们研究得越多就越会发现，人们之间所存在的异同点不一定和民族国家的边界有关。我们可以说，任何一个家庭既是典型的，也是非典型的，而最重要的是它们与其他故事的联系，以及我们如何来分析这些联系。

结语

我们认识到，在全球化的整个概念中，媒介和传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在理论的探讨中，这一部分却被严重忽视了。显而易见的观点“没有媒介和传播就没有全球化”既没有被清楚地表达过，也没有被清楚地分析过。媒介和传播的作用被简化为排外的、不证自明的技术功效，或者是和媒介产业无关的个人生活经历。尽管如此，两种研究路径并不彼此排斥，因为媒介产物和它们所带来的体验是紧密相连的，而且总是以一种极其微妙的方式相联系。

在全球化学者和媒介学者间鲜少有理论的互动。一方面，大多数全球化理论家都不是来自于媒介和传播领域，本身并不研究媒介；另一方面，大多数媒介学者都将主要的精力用于研究媒介经济、权力和不平等问题，恰如大量以国际传播为主题的著作所体现的。这些问题是很重要，但不是唯一的问题。全球化理论家提出许多问题（如时间和空间一直变化的概念），这些问题不能只简化为经济的问题，但这一点却被国际传播学者所忽视了。

本书的写作目的包含三个方面：研究全球化、媒介和人。本书旨在将人和媒介结合起来，并展示媒介在全球化进程中扮演的关键性角色。尽管它是关于媒介和全球化的，但却并不意味着媒介和传播是全球化过程中唯一重要的东西。本书发展的观点为：个人通过自己的媒介活动（这些活动演变成社会实践）要推动全球化。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本书介绍了一种新的方法论——全球化的媒介志，用来研究个人在媒介化的全球化中的作用。

第二章/媒介化的全球化的历史

全球化的到来：作为前现代工程的全球化

尽管罗伯茨顿（Robertson，1992，p.20）将全球化看做是相当晚近的现象，这些现象不仅与现代性和现代化密切相关，与后现代性和后现代化也紧密相连，但为了“表明，在考虑到我们时代的世界秩序和世界压缩后，正在相对新近的历史中运作的主流制约趋势”（Robertson，1992，pp.26-27），他追溯到14世纪，提出全球化的五个时期。表2.1是基于他的分析，并补充了沃特斯（Waters，1995，pp.43-45）的观点。由于罗伯茨顿这篇影响力颇大的文章是在1992年撰写的，我又增加了全球化的最新阶段，我将之命名为对抗时期（antagonism stage）。

罗伯茨顿宏观层面的分析的最大功劳在于，他展现了自14世纪以来，全球化的进程如何加速，以及全球化那些必要的组成部分是如何发展的。他还指出全球化是多么的具有争议：它不能简单地用是非善恶断定，而是包含了对抗和破坏的因素，也包含了更加积极的因素，这些消极积极因素既不同步发展，也并非按照一定的顺序出现。然而，这种对时期划分的问题是，我们很难从中找到如下观点的支撑，即媒介和传播在全球化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虽然罗伯茨顿在论述中不时地提到媒介和传播。我们甚至会质疑全球化在1875年以前是否存在，因为关于这一时期的论述缺乏媒介和传播的相关信息，（这一观点是最常被提出来反对全球化的），而我们在谈论全球化时，到底是否需要讨论媒介和传播呢？因为在罗伯茨顿的分析中，它们只是全球化众多组成部分中的一个次要部分。

罗伯茨顿的阶段性分析没有认识到媒介和传播的作用，但令人惊讶的是，当他讨论世界的单一化转变时，他认可了媒介和传播的重要性，他将全球媒介的发展看做是促成全球化转变的三大因素之一，他写道：

准确地说，我认为，对世界秩序的宏观结构化的系统性理解对于当代任何形式的理论的可行性都非常重要。而这一理解必将促进世界一体化的因素，如资本主义的扩张、西方帝国主义及全球媒介体系的发展与一般性和全球的个体—结构（和/或）文化主题的分析进行分离。尽管这两套主题之间的理论联系非常重要（当然，也非常复杂），但两者的对抗带给我们各种困难，使我们的能力不得不用来解释当代世界秩序中基本的和正在转变的关系。（Robertson，1992，p.22）表2.1　全球化的六个时期

来源：基于罗伯茨顿（Robertson，1992）；沃特斯（Waters，1995）。

作为现代工程的全球化

由沃特斯（Waters，1995，p.48）提出的另一观点是，全球化是伴随着现代化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当代产物，而它最近正经历着加速的过程。吉登斯（Giddens，1990，pp.55-63）写道，全球化直接与现代社会的发展、工业化和物质资源的积累联合在一起，它是现代性的延续，而不是现代性的断裂。他认为，一些东西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先前的世界观，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概念来分析这个新时期。罗伯茨顿（Robertson，1992，p.8）也指出当代全球化的特别之处，他写道，我们时代的全球化与它之前的表现存在质的差异，因为现代化使得全球化进程得到加速，全球化中弥漫着当代意识。但像大多数全球化理论家一样，尽管沃特斯、吉登斯和罗伯茨顿等人暗示了媒介和传播对现代社会诞生的影响，但他们也没有明确地将媒介和传播纳入自己的分析图景中。

作为后现代工程的全球化

沃特斯的第三个观点是，全球化是一个近期的现象，它与其他的社会进程，如后工业化、后现代（post-modern）化或资本主义的无序联系在一起。我们能从吉登斯（Giddens，1990，p.149）的论述中找到这一观点的支撑。他提出当代的“高度的现代性”，并从中推断，现代性发展到一个全球化阶段：社会变成一个“世界社会”，已经变得全球性的社会组织与个人相对抗。

正如他的第二个观点，这再次表明，媒介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作用，并且与罗伯茨顿的宏观层面的分析相辅相成。

如果我们有兴趣去研究媒介和传播如何促进了全球化，或者更进一步去探究媒介和传播是如何加速全球化的，那么我们要将主流的全球化理论家搁置在一边，因为这些理论家的主要兴趣都不在这一领域。我们需要回归到对媒介和传播的历史研究中，尽管有时这些研究并不关注全球化进程。

媒介和传播的历史发展

大多数全球化理论家在提到媒介和传播的时候，都对它们的历史发展（a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有所忽略。当我们分析如罗伯茨顿的五个时期（Robertson，1992，pp.58-60）时，这一点非常明显。尽管最早的电子媒介在19世纪上半叶就已经全球性地运作了，他却将电子传播的起源置于他的第三个阶段（1875年至20世纪20年代）。最早的电子媒介——电报（telegraph）——出现在最早的新闻机构建立之后，并显著地改变了出席与缺席的关系。

关于媒介和传播的历史研究最有影响力的学派之一是媒介理论学派，这一学派主要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发展起来。它最为人熟知的人物毫无疑问是马歇尔·麦克卢汉，他提出“媒介即信息”的观点，尽管粗糙但却机智地捕捉到关键的思想。正如德贝特（Deibert）写道的：就如其他媒介理论家一样，麦克卢汉认为传播模式的变化对社会有重要的影响，也就是说传播模式之间有质的区别，这种区别反过来表现在各个重要传播时期的本质上……媒介理论认为，包含技术的传播领域对其发生作用的社会有极大的影响，并可能从根本上影响当时社会和经济组织的形式。（Deibert，1997，p.21）

麦克卢汉的兴趣主要是不同的媒介如何扮演人类感觉的延伸，并对认知和社会结构产生影响（Deibert，1997，p.21）。同为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师的哈罗德·伊尼斯（Innis，1950），却早在现在的全球化争论开始之前，就把媒介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口语、印刷和电子时期。在他看来，在每个不同阶段，都发生了和时间与空间有关的变化。他认为，传播体系通过组织时间和空间的关系塑造社会组织。

结果是，不同的传播体系产生了基于各自知识垄断（knowledge monopolies）的不同帝国。伊尼斯的主要考虑是传播的偏向（bias of communication）：帝国是偏好时间还是空间，帝国是受时间约束还是受空间约束。空间偏向（受空间制约）的媒介（space-bias media）包括印刷出版和电子传播，这种传播方式带来领土（空间）上的扩张和控制。时间偏向（time-bias media）（受时间约束）的媒介靠口述文化和手写文本来支持，并带来时间上的扩张和控制。某种意义上，伊尼斯并没有将印刷媒介与电子媒介加以区分，因为它们都促成了对空间的控制（Deibert，1997，p.20）。

数位学者都采用了伊尼斯的观点。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就是从伊尼斯的阶段化及其强调传播技术对社会变革的重要性上演变而来的。麦克卢汉的贡献经常被一些学者嗤之以鼻，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确在承认电子传播，尤其是承认电视带来的变迁方面扮演了先锋的角色。另一些学者，如洛（Lowe，1982），将传播技术分成不同的阶段。洛写道：按照支持传播的媒介来划分，文化可分为口语的、书面的、印刷的或电子的。这四种文化类型的任何一种，其组织和架构知识的方式与其他三种都存在数量上的差异。（Lowe，1982，p.2）

洛（Lowe，1982，pp.1-2）也认为，知觉场域（perceptual field）随着时间的不同，其构成也不同。知觉受到三个因素的制约：（1）传播媒介，它架构和促进着感知行为。（2）感觉的不同等级（指听觉、嗅觉、味觉和视觉），它组织着主体作为具体的有感知能力的人。（3）认识的臆断，它规定了感知的内容。洛的研究路径和麦克卢汉的相同，都强调媒介对个人的影响。伊尼斯与之相反，他的分析集中在不同传播模式对社会的影响上，正如罗伯茨顿所做的那样。但却是麦克卢汉第一个认识到电子媒介（如电视）在全球化中的作用，他写道：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全新的、共时的世界。“时间”终止了，“空间”消失了。现在我们生活在地球村……事件同时发生。我们将回到听觉的空间。我们再次开始建构原始的感知和部落的情感，它们被几个世纪的书写教育隔断了。（McLuhan and Fiore，1967，p.63）

麦克卢汉的功绩在于将媒介和全球化联系了起来，尽管他使用了地球村的概念。像伊尼斯一样，他也非常关注我们从一个时期向下一个时期发展时所发生的结构性变化。

勒尔（Lull，2000，p.38）进一步发展了伊尼斯的时期划分，他的写作是在电视正好被引进的时期（而伊尼斯参考的仅仅是广播）。勒尔定义了四个不同时期——口语传播时期、印刷传播时期、电子传播时期和数字传播时期——并且审视了传播体系如何在每个时期塑造社会组织。在表2.2中，为了将罗伯茨顿的阶段、勒尔的时期与稍后将在本章介绍的四代人联系在一起，我将他的电子时期划分为有线和无线两个阶段。出于同样的原因，在勒尔的时期划分中，我还加入了其他包含的事物和“控制者”。表2.2　媒介和传播的六个阶段

来源：勒尔（Lull，2000，p.38），略有修改。

表2.2对媒介和传播的历史发展做了更为准确的分析。但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这几个时期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这意味着，一个时期的开始并不代表前一个时期的消失。它们能够同时存在，且相辅相成。

口语传播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它仍然是重要的传播形式，并且没有被其他任何形式所替代。然而，一种传播形式的建立，尤其是它的社会使用，有时会造成前一种传播形式的衰弱。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印刷时期的手写传播，或网络时代的电报。有些时候，变化是非常快速的，但更多时候，即使不用耗时几个世纪，也要用上几十年的时间。而不同媒介的发展也深深地彼此相连。正如麦克卢汉所写的：所有媒介的特征意味着，一种媒介的内容也总是另一种媒介。书写文字的内容是言语，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内容，而印刷则是电报的内容。（McLuhan，1964，p.29）

所以，麦克卢汉间接地承认两个不同时期间的连续性。翁（Ong，1982）也提到这一点，他在分析一个时期到下一个时期的变化时，提出次要的口语形态（secondary orality）的概念，这个概念有时指在时间上回到过去。他写道：同时，在电话、广播、电视和各种声音磁带的包围下，电子技术将我们带到“次要的口语形态”（secondary orality）时期。这一新的口语形态与旧的口语形态存在显著的相似点，这些相似点体现在参与的秘诀、对公社感的培养、对此时此地的关注，甚至体现在规则的使用等方面。（Ong，1982，p.136）

尽管翁的著作写于全球化讨论开始前十年，但他间接地提到全球化。他说：“次要的口语形态形成的群体在规模上无限量地大于主要的口语文化所形成的群体——麦克卢汉的地球村。”同样地，正如翁将广播和电视看做是回到口语文化的一种方法，网络可以看作是以电子的形式回到了手写时代：人们书写信息，就像口述那样即时传递这些信息。而应用新技术带来了媒介和传播范围的变化，这些变化或体现在空间上，或体现在到达上。

表2.2显示，一些因素与全球化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首先，媒介和传播的变化导致互动形式的变化。在前面的第一章，我提到媒介化的互动，其中传播主要以单向互动为主。正如我们从表中所看到的，在进入印刷传播时期后，其关系就已经变为单向传播。而网络越来越多的使用，也部分地恢复了间接互动的形式，尽管与口语传播相比，网络传播是媒介化的。

其次，直到网络应用之前，受众的规模都与传播的形式紧密相连。受众的规模越大，传播的形式就越单向。

网络再次颠覆了它，并带来“次要的书写形态”（secondary chirography），它能用于双向的传播。它效仿电报，但又与电报不同，因为它并不需要某个人“来为你服务”。而早期的书籍和报纸都需要识字的人给不识字的人阅读，电报则需要报务员的服务。

尽管其他因素将在稍后做更详细的讨论——第三章讨论时间和空间，第四章讨论排斥和控制，但指出如下观点很重要：这些受众的规模和传播的形式在讨论媒介和全球化时都是具有决定性的。当社会从一个时期发展到下一个时期，形式发生着变化，这导致不同社会之间越来越广泛的互联性。

当我们细看表2.2时，我们需要问：哪个时期与媒介化的全球化的关系最密切？为了能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考虑到每个时期带来的影响，不仅是与社会组织相关的，还有与个人相关的。伊尼斯（Innis，1950）认为，最主要的变化发生在时间和空间的关系上。在他看来，这一转变带来了世界秩序的改变，它伴随着传播帝国的兴起和衰落，而美利坚帝国在漫长的历史链中，是最新近的一个。不同于只追溯到电视的历史便裹足不前的对传播历史的当代理解，对伊尼斯而言，要得到问题的答案，就要去研究那些自历史开端以来的所有帝国，从美索不达米亚到罗马等早期的传播帝国。在这个意义上，伊尼斯的分析与罗伯茨顿的相似。与伊尼斯相比，他追溯全球化的观念虽然没有那么久远，但却比现代化理论家要久远得多。

追溯至历史的开端是非常诱惑人的，但在我看来，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麦克卢汉和如吉登斯这样的全球化理论家所做的工作时。据此观点，根本性的变化伴随着电子传播的应用而发生，而在数字传播的应用中得到加速。这两个传播的阶段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或超现代性）两个时期相一致。

结合宏观和微观

到目前为止，我介绍了一种宏观的思维路径来分析全球化和媒介，而这一思路是基于罗伯茨顿和勒尔的时代划分。但我们要如何研究在不同时期的全球化中，个人和他们的媒介使用的作用呢？这些时期的时间跨度使得我们能够研究全球化和媒介对微观层面和个人（他们的生活跨越了这些时期）的影响。罗伯茨顿和勒尔向我们展示了结构是如何发展的，但是个人和他们的生活如何嵌入到这些结构中，并对其进行推动呢？正如贝克（Beck，2002，p.17）提醒我们的，全球化是非线性的辩证的过程（globalization is a non-inear，dialectic process），在这个过程中，全球和地方不仅作为文化两极而存在，而且也是相互结合、彼此指涉的概念。

正如第一章所介绍的，媒介志提供了一种方法去理解不同地方、不同时间跨度的人们如何被全球化影响，又如何促进全球化。我这里分析的主要目标是引入一种微观层面的视角，来补充罗伯茨顿和勒尔的宏观分析。在本章，我主要对全球化的时期划分和它的普遍性感兴趣。全球化是否同时发生在每一个国家呢？它以什么形式的媒介和传播呈现呢？现在，我们要开始介绍三个家庭的成员，他们是我们分析的基础。表2.3　第一个家庭的结构

第一代：曾外祖母蒂内，1905—1987图2.1　三代人在犹瓦：蒂内、安迪和他的妈妈，西斯科和艾兰地图2.1　犹瓦、科特卡、拉彭兰塔与赫尔辛基

蒂内，家庭中最年长的成员，生于一个小村子。蒂内的童年非常艰苦，她来自一个有着11个孩子的家庭。5岁时，她的父亲在被送去看医生的途中因盲肠炎（最近的医生离他们的农庄8公里）死在马车里。那时候没有电，没有自来水，也没有供孩子们在夏天穿的鞋子。她上了4年学，这是她未来丈夫学龄的两倍。作为新婚夫妇，蒂内和她的丈夫安迪在他们获得的农庄里养了两三头奶牛、一匹马、一只猪和一些家禽。她在这个偏远农庄的桑拿房里生下了三个女儿，其中一个死于出生后的第十天。这个家庭与世隔绝般地生活着，例如，导致这个刚刚诞生的国家分裂的1918年内战也没有影响到他们的村子。他们主要过着本地的生活，但通过订阅一份每周出版三次的地方报纸来了解外面的世界。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他们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不得不卖掉农庄，搬到200多公里之外的南海岸的一个工业小镇，在一家造纸厂工作。这个小镇有时候被本地区的人们看做是“美国”。像美国一样，它象征着机会，但却将机会提供给那些不能去美国的人。

在他们离开之前，安迪卖掉了马，他为此在马厩里偷偷落泪。搬到新的地方后，他们失去了家园和土地，只能从造纸厂租借到一间房（包括厨房在内）来安顿整个家庭。但是现在他们有了电，还能听广播，不久后还看上了电影。当安迪得到一份卖保险的新工作时，他们搬到了市中心，并安装了他们的第一部电话。在1939至1945年的战争中，安迪在前线待了四年，直到他受伤，这使得他们的生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他们之后的生活中，蒂内和安迪在一个工人阶级的街区里成为店主。蒂内是一个虔诚的路德教信徒，直到去世，她都保持着强烈的宗教信仰。

第二代：外祖母艾兰，1927—

蒂内和安迪的大女儿艾兰在她人生的头五年里待在家庭农庄，所以到现在还能说地方方言。全家搬到城镇后，艾兰开始上学。她和她的妹妹西斯克读到了中学，比她们的父母上学都久。她在学校学习的第一门外语是德语。1939年，他们的国家与邻国爆发战争，她们的父亲被征入伍。这一全球事件再次影响到这个家庭的生活。战争期间，她们生活的城镇被炸毁，姐妹俩的大量时间都是在亲戚家的农庄里度过的。战后，艾兰想离开她酗酒的父亲，并想摆脱她所感受到的小城镇意识。她中断了学校生活，并于1946年开始在首都学习新闻。

两年后，她终止了新闻的学习。为了学习她家里人并不使用的本国的第二官方语言，她乘船到一个西方的邻国从事清洁工和服务员的工作。这个国家对艾兰和她的同胞而言简直就是天堂，因为他们的祖国在战争中失败，他们的经济发展要根据战争贷款的偿还制定方向，许多基本的食物和产品都实行配额供应。在摆满如橘子和尼龙袜这类在她图2.2　艾兰在赫尔辛基工作，的祖国稀缺的商品的商店里，艾兰领略女儿的照片放在一旁（女儿照片了她前所未见的丰富物资。6个月后，她见边页码81页）回国从事记者工作长达40多年，最开始在小镇，然后在首都，直到最后在她童年生活过的故乡退休。她现在仍居于家乡。

第三代：母亲特希，1953—

艾兰的女儿特希出生在离首都200多公里的小镇，5岁时，她随父母搬至首都。她失去与家庭先前所在地的亲戚们之间的所有联系，也不会说地方方言。6岁时，也就是他们搬到首都一年后，她的父母离异。英语是她在学校学习了本国第二官方语言之后习得的第一门外语。

在十几岁的青少年时期，她开始收听卢森堡广播电台播放的国外流行音乐。每年她还收看欧洲电视网的歌唱比赛（Eurovision Song Contest），这个节目在她的祖国非常受欢迎——尽管该国经常在比赛中得“零分”，并且排名垫底。这个结果引起了大众媒介的公共讨论，讨论的焦点是该现象产生的原因（通常解释为语言的困难）。通过媒介，她被电视新闻片深深影响，这些电视新闻片主要是关于世界其他地方的侵略、饥荒、战争和政变的。

不像她的父母和祖父母——他们因为1939至1945年的战争对东部的邻国持批评态度，她却对这个邻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作为研究者，她曾频繁地访问这个国家。

她完成了所有的学业，并在首都成为一名学者，她还在那里结婚并生下两个儿子。当她的两个儿子分别6岁和3岁的时候，她与丈夫离婚了。孩子成年以后，她搬到了一个全球性的城市，直到现在。她一直与第二任丈夫生活在那里，并在一所大学任教。

第四代：儿子奈尔科，1976—

特希的儿子奈尔科出生在首都，并且终生都居住在那里。18岁之前，他居住在外祖母和母亲居住过的公寓和街区。从7个月大的时候开始，他就进入幼儿园，直到他开始在一所当地的学校上学。在他童年的早期，奈尔科就已经接触到各种不同的媒介和传播，可以被认为是能够接触到全球媒介的一代中的一员，这代人能够超越国家的边界而到达更广阔的世界。然而，奈尔科和他的弟弟萨姆普都强烈地自我认同为芬兰本土人，尤其是芬兰首都的本地人。他们都在首都生活、学习和工作，尽管奈尔科也曾在他母亲所居住的全球性城市工作。

奈尔科和萨姆普都拒绝了父母的选择。他们不想学习他们任何一个邻国的语言，而是更喜欢英语。他们也没有遵循父母在教育上的信条。从他们的童年早期开始，他们每年都作为游客到国外旅行，他们还与母亲一起在另一个国家生活过6个月。当他们待在那儿时，他们对说唱音乐感兴趣，回到首都之后，他们好几年都戴着黑人棒球帽，以此表明他们是说唱音乐爱好者（hoppari，这个词源于“hip-hop”）。这还使得他们在青少年时期不时地成为地方不良少年的攻击对象。他们有收养自世界其他地区的妹妹（来自父亲的第二次婚姻），这使得他们在文化同质化的国家里对种族差异和偏见有清醒的认识。图2.3　在赫尔辛基的四代人：艾兰、蒂内、新生的奈尔科及特希表2.4　第二个家庭的结构

第一代：曾祖父宝生，1888—1971地图2.2　东小屋村和北京

宝生主要在一个相对偏僻的村子里过着本地的生活。他在本村的小学念了几年书，并总对自己优秀的毛笔书法引以为豪。之后，他与同村的一个女人结婚，他们终其一生都住在同一个地方，在土地改革前，他在那儿拥有一间房子和一块地。他们的生活也不易，但宝生尽最大努力来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除了来自土地的收入外，他还靠卖煤赚钱。他很少有机会去旅行，也几乎没有直接接触过现代媒介，除了在他人生的最后二十年收听广播及观看在村子里公开放映的电影。宝生极度虔诚，他曾在村里的寺庙服务，是一个积极的道教徒。

他的生活因为战争而发生显著的改变。从20世纪30年代早期开始，他的祖国的东北地区被外国军队逐渐侵占。外国军队于1937年占领宝生的村子，那一年他15岁的儿子结婚。在战争结束的1945年，一场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内战随之爆发。这场战争以1949年共产党的胜利告终。

第二代：祖父张生，1923—2000

张生，宝生的第二个儿子，终其一生也住在同一个村子里。他的父亲宝生重视教育，所以允许儿子在学校里读三年书。这对于家庭而言非常重要，因为张生认识到，他的孩子应该成为知识分子。在被占领期间，他的父亲担心侵略者会杀害张生，俘虏他的妻子，所以他将他们藏在一个离村子不远的山洞里。张生很幸运，只被强迫去修造铁路。

战后开始实行土地改革，农民被分成四个不同的阶级：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宝生和张生他们家属于中农，在那个时期，这意味着他的家庭是“好的阶级”，而富农和地主则被认为是“不好的阶级”，需要被“改造”。废除土地私有制的改革在1949年至1952年间实行，大约50%的耕地被重新分配（Hutchings，2000，pp.364-365）。张生支持这一改革，并将自己的土地和财产交给了新成立的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张生成为他们村8个工作组的领导中的一个，并做了好多年。张生有7个孩子，其中6个至少读到初中。之后，他四处旅行去看望他的孩子们，包括他当兵的二儿子所驻扎的外省，及他的女婿驻扎的首都。在他的后半生，他依靠广播和电视作为主要的娱乐资源。大众媒介改变了他的一些传图2.4　东小屋村的三代人：张生（第二排右数第二位）、春腊统观点，例如他对男女不平等的地位的（第二排左数第二位）与他们的儿孙们支持。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他想搬到其他的县，但是没能实现梦想。尽管他已经适应了共产主义制度，但他仍保有自己的宗教价值观。

第三代：儿子　清河，1944—

张生的儿子清河反对他父亲的宗教信仰，成为一名坚定的无神论者。清河受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成为这个新国家的政治领袖的积极拥护者。

他以一个农民的身份（和他父亲在同一个村子）开始他的人生，然后成为离村子不远的砖厂的一名工人，最后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他成为地方政府机关的一名公务员，同时继续承担着家里的农活。因此，他可以利用共产主义制度下社会中的各种机会来促进自己事业的发展。因为他的社会地位的提升和财富的增长，他的家庭得以在1985年购买了一台电视机。

清河的三个孩子都至少读到本科毕业。20世纪80年代初，他的大女儿成为全县唯一一位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人，这成为轰动一时的事件。在他生活的县里，只有2%的人有大学文凭。

他的女儿成为她的兄弟姐妹的榜样，她将书和报纸带回家，并给予他们指导和鼓励。在这个大多数年轻人都不能完成他们小学教育的村子里，这个家庭成为唯一一个所有孩子都上过大学的家庭。

第四代：俊杰，1974—

俊杰的童年是在家族的前几代生活的村子里度过的，在他上学前，他的父母都悉心照顾着他。他在村里上小学，到邻村上初中，再到另一个县上高中。他在首都继续读大学，然后在两个西方的全球性大城市读硕士研究生。本科毕业后，俊杰永久性地迁居到了首都。他抓住了他的祖国决定与西方世界建立对外开放政策这一背景下出现的机会。他图2.5　清河和他的妻子菊花在东小屋村在首都待了8年，然后移居海外，在那里学习和生活。

在俊杰的家族里，三代人都居住在同一个村子里。尽管清河搬到一个小镇上居住，但只有俊杰的居住地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一个小村子变为世界性的城市。他是家族里第一个住在首都和国外的成员。表2.5　第三个家庭的结构图2.6　俊杰（左）和他的家庭

第一代：曾祖父摩西，1881—1941地图2.3　济卢佩和里加

曾祖父摩西是一个富裕的商店店主。他也已经是城里人。他住在一个边疆小镇，属于占总人口比重7.4%的少数民族。他到一个能够按照他们自己的宗教和语言来教学的学校上学。因为他的民族性和接受的教育，也因为他家乡的边界文化，使得他能够说四门语言。

摩西有宗教信仰，而且非常传统：周六和周日，他会关掉商店，然后有规律地到犹太教堂做礼拜，再吃一顿犹太餐。同时，他也已经接触到现代媒介和传播。在他的商店里有一台电话机用来做生意，在家里有一台用于娱乐的留声机。在28岁时，他和他的孩子们看了他生平第一部电影（查理·卓别林）。这些电影是无声的，在电影播映的过程中，通常会有个钢琴师伴奏。

1918年9月，当他的国家独立时，摩西成为一个完整的公民，并第一次拥有了选举权。而在1941年6月，他的国家受到侵略之后，他在打扫商店前的人行道时被枪杀，这个家庭的其他成员要么被杀害，要么死于集中营。

第二代：祖父拉斯克，1912—1997地图2.4　加利利海和特拉维夫图2.6b　拉斯克（上排中间）和其他青年组织会员在济卢佩

摩西的儿子拉斯克被当时的两个重要的全球性观念景观所影响：犹太复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前者推崇如下观点：为像他一样没有自己土地的犹太人建立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国家。1934年，拉斯克的祖国发生政变后（coup d’état），他离开了那里。在那之后，他的祖国的政治活动开始减少，因为政党和许多组织都垮台了。

相较于他的父亲，拉斯克是世俗的。20世纪30年代，他成为第五代移民的一员，这次移民将247，000位新移民带到一块“希望之乡”（Laqueur，1972，p.320）。拉斯克选择住在以色列的集体农场，他选择的这个农场成为世俗主义的化身，推崇一种无宗教甚至反宗教的生活方式。拉斯克有意识地对与宗教生活相关的一切事物表现出反感，尽管他仍赞同价值和传统。

他的新观念景观也被认为是对他怀有宗教信仰的父母的反叛，他的父母也强烈地反对他们的儿子所做的决定，反对他不顾一切地移民到一个新国家。尽管如此，他的父亲摩西还是在经济上支持他的儿子，使他能够加入犹太人到以色列的移居（Aliyah）行列。拉斯克的移民也包含着对非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强烈信仰，他选择在集体农庄体验集体的生活方式，这使得他的财富减少了。离开拉脱维亚之后，他通过邮件与当地的亲戚保持联系，直到他们失踪和去世。他再也没回到祖国，他的孩子和孙子也从来没有去过。

拉斯克的移民不仅意味着离开他的家庭和家乡，他也将他的母语抛在了身后。新的移民采用一种新的语言，而不是继续使用他们的母语。他们的母语与他们的过去相联系，而过去他们是没有土地的受压迫者。他们新使用的口头语言过去只是一种书面的宗教语言。许多移民也将他们曾经使用的姓氏翻译成新语言，或者简单地使用新的姓氏。

拉斯克排斥电子媒介到了甚至拒绝使用集体农庄的公共媒介的地步。在他55岁时，电视被引入集体农庄的私人家庭里，拉斯克第一次给家里买了一台电视。在那之前，在集体农庄的公共活动室里放置着公用电视。

第三代：父亲尼希米，1941—

拉斯克的儿子尼希米的整个童年时代都住在集体农庄里。他在公共幼儿园长大，而且从来没有与他的父母住在一起。

从出生一直到18岁，尼希米都睡在公共的“儿童之家”。他回忆自己7岁的时候，在他所居住的儿童之家，一个女孩在她的床上尖叫着：“夜间看护！夜间看护！”而不是喊她的母亲或父亲。在儿童之家，她被“训练”（正如尼希米所指出的）为呼叫夜间看护。夜间看护通常每隔一个小时才出现一次，因为她忙于巡逻和照看分散于整个集体农庄的其他儿童之家。

尼希米拒绝学习他父母的第一语言。在他看来，它使人联想到散居海外的犹太人心态，而这是他不想发生的联系。他对语言的排斥隐含在集体农庄的整体氛围和教育中，在那里，男子气概、“军刀”的意象和对散居生活的拒斥受到重视和强调。他对语言的逃避也是反抗父母的一种方式，当他的父母不想让自己的孩子明白他们所说的话时，他们会将它作为“秘密语言”来使用（后来，当尼希米这一代人成为父母时，他们使用英语作为“秘密语言”）。今天，他为拒绝学习他父母的母语而感到后悔。并希望他会这门语言。

尼希米看的第一部电影是迪斯尼（Disney）的米老鼠，这部电影是在他5岁时于集体农庄放映的。他在幼儿园第一次听到录制的音乐，音乐来自于一台很旧的磁带录音机，它是老师从国外带回来的，而且需要用一种电线来操作。他早期的媒介使用都是集体的。24岁时，尼希米拥有了他的第一台电视机。

结婚后，尼希米与妻子和他们的女儿在集体农庄生活了几年。

但在20世纪70年代，他决定离开他的父亲倾其一生所倡导的集体生活，到国外工作4年。从偏远的集体农庄受保护的简单生活到欧洲城市的市民生活，这一变化对他而言是相当困难的。尽管他回到了以色列，但是他再也没生活在集体农庄，而是定期去拜访，他仍认为自己是一个集体农庄人。图2.7　尼希米（在前）和一家人一起坐船去提比里亚图2.8　莎妮和他的祖父母拉斯克、巴蒂亚在布鲁塞尔的一个乐园里

第四代：女儿莎妮，1972—

莎妮生于集体农庄，并在早年间都生活在那儿。她早期的学习和她的父亲一样，都是在集体的幼儿园里。因为他父亲的工作，在5岁到9岁间，她生活在两个不同的国家。在国外的时候，她在一个穆斯林幼儿园上学，因为她的父母不希望她到东正教幼儿园上学。她仍然记得孩子们如何脱掉他们的鞋子，以及在某次要求孩子们穿上代表各自国家的服装表演时，因为穿着民族特色的服装，她是如何被嘲笑的。

在国外居住的时候，莎妮的父母想要增强她的国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他们主要给她阅读她母语的书籍，以致她不会忘记自己的语言。莎妮形成强烈的国族认同，当她的家庭回国之后，她对她的朋友们没有到达她的认同程度而感到惊讶。莎妮记得她每年收看欧洲电视网歌唱比赛的情形，当来自她祖国的牛奶和蜂蜜组合（Milk and Honey）以一首《哈利路亚》（Hallelujah）赢得1979年的比赛时，这对她意义是如此重大。

尽管莎妮的家庭搬回他们的祖国，而她也在那里学习和工作，但她决定到一个全球性城市读研究生课程，现在她已经在那儿生活了5年。她最近与来自她本国的同学结了婚，并作为大学教师开始了第一份工作。她曾想要在这个全球性城市至少待上几年，但成立家庭后，她还是想要回国。

结语

本章从三个视角分析全球化的发展：罗伯茨顿对全球化的阶段划分、勒尔对媒介和传播的时期划分，以及三个家庭四代人的个人生活史。罗伯茨顿的分析解释了影响全球化的主要因素，勒尔的分析将媒介置于全球化进程的语境中，而在个人生活的历史中，这两者是结合在一起的。

从每一个媒介志中，我们都能清楚地看到，全球化是一个不平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全世界的人们并不一定同时经历同样的事件，尽管他们的生活有着许多相似之处。1875年至20世纪20年代的全球化起飞时期（见表2.1），使得三个家庭的成员成为公民，而不是臣民。当蒂内和摩西都取得普选权时，它还标志着一个新的时期。可以说，在这一时期，至少有两个家庭的国族认同和个人认同开始主题化，因为他们被认为是某个民族—国家的成员。

但是，如果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个人，那么图景将变得有所不同。在那个时期，蒂内和宝生受到地方的限制，所以他们的认同主要是地方认同。宝生没有接触过媒介和传播，而蒂内主要依靠的是一份地方报纸。他们主要的传播方式是口语的、书写的（正如宝生关于书法的知识所显示的）和印刷的（对蒂内而言是有限的）。只有摩西，他居住在城市，才接触到第一种电子媒介。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的起飞时期是为城市居民摩西而开始的，而不是为像蒂内和宝生这些居住在农村的人开始的。尽管他们的居住地不同，但蒂内、宝生和摩西都有着深厚的宗教信仰，纵使信仰的是不同的神明。而如国际联盟（罗伯茨顿在他的时期划分中所提到的）之类的全球组织对他们的生活几乎没有直接的影响。

这三个家庭在全球化的争夺霸权阶段（从20世纪20年代早期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也有着相似或者不同的经历。对于每个家庭而言，这个时期都是最激烈的，因为家庭成员要么失去他们的生命，要么经历了数年或数十年的战争。同时，这个时期国族主义膨胀，而媒介和传播也不断增长。这不是偶然的。正如安德森（Anderson，1983）认为的，国家是基于这样的行为被想象出来的：那些未曾谋面的人们同时阅读一份报纸。安德森强调了印刷媒介的重要性，但广播也被认为对国族主义起到了推动作用（Scannell，1989）。在这一时期，三个家庭的成员们都形成了不同的国族认同。

尽管三个家庭的成员并不一定有相同的意识形态，但他们却因此而彼此联系或分离。这是一个意识形态相互冲撞的时期：人们被划分为如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不同意识形态，而他们也被这些意识形态团结在一起。这个时期还标志着，宗教的重要性在下降。

从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不确定时期，媒介和传播开始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世界仍然被铁幕所划分，但全球性的媒介和传播能够越来越多地穿越它。更多的人越来越意识到相距甚远的其他人的存在，也认识到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不同体系的信仰。更多的人开始旅行，并使用不同的媒介。这一时期，电视进入了这三个家庭。而无论他们居住在什么地方，第四代人都深受全球的青年文化的影响。

当使用媒介和传播的六个时期（见表2.2）来进行比较时，我们发现，所有的世代都接触过大多数媒介。显而易见地，在他们地方的非媒介化的面对面交流中，都使用口语传播，尽管并不一定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而在他们媒介化的互动中，他们也都使用手写的和印刷的传播。当电报线通到他们的居住地时，有线的电子传播也至少间接地影响到了他们的生活。每一个家庭成员都能以广播的形式使用无线电子传播，而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也都见过电视。但数字传播主要适用于家庭中的那些要么能支付得起它，要么知道如何使用它的成员。

在本章，我们故意弱化了民族—国家的作用。如果我们将分析停留在国家单位层面，那么我们将遗漏家庭之间的相似点，而且可能更多地集中于它们的不同点，这将使我们失去全球化的大图景。现在，我们要更细致地研究如下两个问题，那就是既关注全球化的结果，也关注全球化是如何改变三个家庭的生活的。

第三章/时间、地点、空间

关于时间、空间的理论研究多数是在地理学的领域做出的（例如，Harvey，1990；Massey，1994），但一些社会学家已经学习并进一步发展了这些议题（例如Giddens，1990；Lash and Urry，1987）。尽管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试图从自己的角度来接近这些概念，但是仍然有一些概念是所有的研究者都认为对理解全球化很重要的。其中之一就是认可时间、地点和空间是社会建构的，而不是想当然地把其归类为自然的和停滞不变的。

时间—空间延伸和时间—空间压缩

哈维和吉登斯用有细微区别的术语来分析时间、地点和空间的变化。吉登斯（Giddens，1990）用了“时空延伸”（time-space distanciation）的术语，而哈维（Harvey，1990）则谈论“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他们都认为时间和空间是社会建构的，由于科技的进步，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小，全球各地的人们都能够相互交流。

吉登斯（Giddens，1990，pp.17-21）写道，在前现代社会，时间和空间都和人当时所处的位置根本相连，但是机械时钟的发明和扩散使时间普遍化。他认为，作为现代性的直接结果，人们从时间和空间中的解脱是全球化的先决条件。和吉登斯一样，哈维也是从前现代的时间和空间概念开始的，但是作为一个地理学家，空间是其首要研究的问题（Waters，1995，p.54）。他同样认为，正是由于机械钟表的发明，使时间被判定为线性而普遍的过程。但事实上，正如沃特斯评论的，哈维的分析与吉登斯是不同的，吉登斯将时间描述成有别于空间（的概念）。哈维则认为时间和空间概念的客观化与普遍化允许时间消灭空间，时间可以以这样一种方式重新组织，从而减少空间的约束，反之亦然。对哈维来说，时间—空间的压缩意味着时间的缩短和空间的缩小：做事情花费的时间被极大地减少，于是缩短了空间中不同点之间的实验距离。（Waters，1995，p.55）

沃特斯（Waters，1995，p.58）提到，吉登斯的“延伸”给人的印象是时间和空间都在延伸。他认为吉登斯的意图并不是这样，而是说社会关系在更大的距离中的延伸。沃特斯在这里对媒介和传播有明确的评论，在谈到新的传播技术对全球社会关系的改变时，他认为新的传播技术能够保证环球的社会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和坚固，而不是延伸并减弱。根据沃特斯（Waters，1995，p.58）的评述，哈维的社会关系压缩的观点使空间距离变得不重要，比吉登斯的延伸更加符合全球化趋势的方案。

因此，关于全球化，有两种相互冲突的观点：全球的社会关系由于时间—空间的延伸而延伸，或全球的社会关系由于时间—空间的压缩而变得更加紧密和坚固。无论我们运用哪一个概念（我们待会儿会回到这个问题），我们正在关注一个至今仍未受到足够重视的现象。关注这个现象本身就是重要的，而关于全球化的讨论又为我们了解当代世界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

时间和媒介

时间的驯化（taming of time），按照翁（Ong，1982，p.76）的说法，发生于日历（calendar）和时钟被使用后。日历规定了年、月、星期。日历中的许多节日的起源都来自于宗教中的“神圣日”（holy days）（Zerubavel，2003，p.30），强调宗教在社会中的中心地位。通过对这些“圣神日”的纪念，构成和组织了时间：周日或者安息日（Sundays or the Sabbath）的纪念就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日历由年份和星期的循环组成，但是机械钟表（mechanical clocks）采用了按每日循环的方式。就如翁写道：如果我们把时间在日历上或者钟表的表盘上空间性地看待，那么时间似乎是被驯化的，因为我们可以在表盘或日历上把时间分成一个单元接另一个单元，但这同样是在歪曲时间。真正的时间并没有被区隔，是一种不间断的连续：昨天的午夜不会咔嗒一声变成今天。没有人能够指出午夜的准确点，那么如果午夜这一时刻并不准确，怎么又能叫做午夜呢？（Ong，1982，p.76）

与翁不同，吉登斯（Giddens，1990，p.17）认为时间的收缩（shrinking of time）始于机械钟表的发明。然而，即使机械钟表普及之后，每一个地方也都有自己不同的时间，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1844年时区（time zones）概念的产生。泽鲁巴维尔认为标准时间是在铁路运输和电报信息传播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家和国际传播网络的建立这一大背景下产生的。他十分认同传播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他写道：直到传播革命才带来情况的显著变化。国家传播网络建立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统一的标准时间在允许一些超越地方层面的时间协调上不可或缺。（Zerubavel，1982，p.5）

泽鲁巴维尔提到，国家传播网络的崛起说明了国与国之间及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时间同步成为必须，他同样承认其对全球化的重要性，并写道：“这种时间参考模式的……有效性已经达到了全球的水平。”（Zerubavel，1982，p.5）他也认同地方化时间与全球化标准时间的差异。他写道：一直到19世纪中期，唯一有效力的时间标准就是地方时间。每一个城市、小镇、乡村都有只适用于自己的时间。这样就产生了诸多的当地时间，各个地区的时间和谐共存，因为没有一个地方会关心另外一个地方的当地时间。（Zerubavel，1982，p.5）。

泽鲁巴维尔认为，英国18世纪80年代的邮政马车服务应该是创造全国传播网络进程的第一个信号，因为邮政服务有严格的时间安排。然而，真正促进标准时间的重要性超越地方时间的，是铁路交通的发展。铁路的便捷与迅速使得人们能更即时地从一个地区到达另一个地区，使得人们意识到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时间原来是不一样的。1840年，在客运火车第一次正式运行之后的第15年，大西部铁路公司（Great Western Railway）所有时间表和站点开始只使用格林尼治标准时间（GMT），这一规则很快被其他铁路公司沿用。（Zerubavel，1982，p.7）

因为大多数国家的电报网络是沿着铁路线铺建的，所以紧接着电报系统开始使用格林尼治标准时间是容易理解的。但是电报采用格林尼治时间产生了更加深远的影响：电报不仅是一个国家内部的网络体系，而且是国际性的网路体系，它将国与国之间的电报网路连接在一起，就像环绕世界的腰带。可以说，是电报引入了新的全球时间。电报的发明同样让信息及其载体分离，使得新闻和时间的联系更加紧密。电报信号的使用让地区时间与格林尼治标准时间的同步变得可能。第一份关于时区标准化的国际协议（international agreement）是在1884年缔结的，当时全球25个国家受邀参与了这场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国际子午线会议（International Meridian Conference）。（Zerubavel，1982，p.13）

运输和传播的改良让人们能够接触到超越他们自身生活范围的事件。人们当然也能够更加便利地旅行，但更加重要的是信息是如何被传播的。当报纸发布信息时，信息的收集和传送都需要依靠运输。例如从美国的东海岸到西海岸，步行的话需要2年时间，坐马车需要4个月的时间，而坐火车只需要4天（Lash and Urry，1987，p.229）。因此交通的进步带来的一个最主要的变化，就是时间与空间的关系改变了，即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所需的时间缩短了，由此带来了距离的压缩。（Meyrowitz，1985，p.116）

不难看出，时间、地点和空间之间关系的根本性变化，是与传播方式由纸质传播到电子传播的变化过程相一致的。电报，作为一种使得电子传播成为可能的新技术，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凯里（Carey，1989，p.203）就认为电报的发明和运用是整个传播史中的一个分水岭，电报改变了语言的本质、普通知识的本质及意识结构的本质。根据梅洛维茨（Meyrowitz，1985，p.13）的说法，电报的发明和使用削弱了不同地点的信息差异，并破坏了地点和时间的特殊性。

电报的发明深刻地改变了新闻和时间的关系，正如吉登斯指出的，全球化能够被定义为“世界范围内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强化将相隔甚远的地方（localities）联系在一起，体现在一个地方发生的事由千里之外发生的事件促成，反之亦然”（Giddens，1990，p.64，斜体字表示作者的强调）。媒介和时间的关系在19世纪新闻传输过程中变得更加紧密。当然，新闻总是新的，这就是说新闻必须是一些之前不知道的事情。但是在电报发明之前，新闻的传输总是需要运输工具，因此传输速度总是受到运输工具的限制。在电报发明之前，新闻在送达的时候有可能已经相当陈旧了。18世纪初，新闻从英格兰到马萨诸塞州的送达时间至少是48天，例如在1702年，英国国王威廉三世的死讯在三个月之后才传到其在美国的国民那里。（Stephens，1989，p.220）

媒介和传播技术的新近发展进一步压缩了时间和空间。凯里（Carey，1989）研究了广播在对时间的入侵中所扮演的角色。根据他的研究（Carey，1989，p.88），一旦空间防线被突破，时间就成了新的防线。凯里首先看到了周末报纸，然后是广播渗透进了周末的神圣时间。之前，周末是不受国家和商业控制的，这段时间可以体验生活的另一种维度，经历其他形式的社会关系。随着星期日报纸和广播的发明，这段神圣的时间消失了。之后，广播通过一天24小时的播放侵占了时间，并占据了最后的防线——夜晚。

电子传播和新闻，首先是电报，然后是后来的广播、电视和互联网，创造了时间的新概念：通过不停地告知人们现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来加速生活空间的节奏。不是这里有事情发生就是那里有事情发生。人们不仅仅知道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媒体还提醒人们，即使在他们休息的时候，世界也没有停止运转。

媒介在时空压缩进程中的作用和时间协同的影响相关。芒福德（Mumford）写道：我们更紧密的时间协调及瞬间传播的一个更深远的效果必须引起注意：破碎的时间和破碎的注意力。1850年之前，信息传播的困难自动扮演了一个选择屏障的作用，到达一个人的信息刺激不会超过其能够掌控的程度，一般是急事才会使人接到一个远方的电话或者被迫进行一次长途旅行。当时缓慢的物理距离移动的条件使交往保持在人类绝对可控制的范围内。但是现在这种屏障消失了，遥远的和眼前的一样近，短暂与持久一样具有意义。当生活的速度被即时的传播加快的时候，生活的节奏就已经被打乱了。广播、电话、报纸都在大声要求着人们的注意，而在这种种刺激的支配和影响下，人们变得越来越难理解和应付环境中的任何一部分，更不用说应付整个环境了。（Mumford，1986，p.21）

媒介也创造了大众受众的观念（idea of mass audience），相同的信息在同一时刻被传达给世界各地的许多人。这样的意义就在于空间开始对大众媒介提供的媒介化关系开放。过去那些认为不能够接触到的东西现在可以通过媒介了解。一些根本性的东西也发生了变化，人们的居住地并不再是他们唯一能够了解的地方，这个变化涉及人和地点两个方面。并不仅仅是地点和空间变得相互分离，同样的，迄今为止我们并不知道的地点也对我们知道的地方有着影响。当空间开始萎缩的时候，外面的世界变得更近了，从而带来了人们和地点的变化。

我们不能抛开地点和空间的概念来理解时间，我们要问当这个世界不断变小的时候，地点及对地点的体验会发生什么变化？

地点与媒介

在现代社会之前，任何能够被接触到的事物都在某个具体的地点。这就是那些研究全球化的学者们提到的在前现代时代，一个地方的经历总是与时间及空间的经历相重叠。在前现代，任何事物，包括时间和空间，都处于人们所在的具体地点上，因为没有人能够知道超越他本身经历的事物。

尽管地点（place）和空间（space）这两个概念的使用经常重叠和混淆，但是清楚地区分这两个概念还是很重要的。如果人们对时间、地点和空间的体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究经改变了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一个问题，区分地点和空间（differentiate place from space）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吉登斯（Giddens，1990，p.18）认为，地点最好被概念化为场所（locate）的意思，即社会活动的物理环境和地理位置。地点相比于空间来说更加熟悉、更加具体——“没有地方比得上家”（there is no place like home），雷尔夫写道：“人之所以为人，就是生活在一个充满了意义的地点的世界，拥有并认识你自己的位置。”（Relph，1976，p.40）空间通常都被理解为比地点要大，甚至有时候指的是空虚的事物。在纯地理学层面，空间的缩小和距离的缩小是一样的。空间被认为是在外部，在地点的边界之外。它同样可能是一个未知的和未占领的，一个开放的空间。与地点不同，空间曾是一些不能到达的地方，因为它是在地方的经验之外的（outside the experience of place）。

地点这个概念经常被“自然化”，被看做是比空间更加“真实”的东西。当人们提到地点时，尽管不是有意识的，通常指的是这样一些现象：根源、归属、人际关系和面对面的交流。马特拉（Mattelart，2000，p.108）注意到地点这一概念有着三重的象征意义，因为这一概念涉及认同、关系及历史。它象征着每一个居住者和她或他自己的关系、和其他居住者之间的关系、和他们共同历史的关系。很明显的，这里要强调的一个观点是，地点是小的而非大的，是相近的而非遥远的。更多的时候，当人们使用“地点”这一术语的时候，指的是村庄、街坊和社团，在这些地方人们彼此了解，人际交流不需要借助媒介和传播。当然，仍然有许多人按照这样的生活方式生活：他们属于一个大的共同体，或许是他们的街坊，或许是他们的工作单位，或许是他们娱乐休闲的地方。哈维（Harvey，1993，p.4）说到了地点对于形成认同的重要性，因为人们通过地点来了解世界，通过地点来行动。克朗（Crang，1998，p.102）指出，人们不仅仅是在通过地点来定位自己，更是通过地方的归属感定义自己。他写道：地点提供了人们可以分享经验和时间延续性的支柱。当空间变得更有时间的厚重感时（time-thickened），空间也变成了地点。地点的过去和未来将人们绑在了一起。它们有生命力的联系将人们和地点绑在一起。地点使人们能够定义他们自己，分享经验并形成共同体。（Crang，1998，p.103）

在地点的定义中，人们经常有这样的印象：媒介和传播并不是其中的一部分。地点的意义已经很清楚地在许多研究者的成果中看到，特别是海德格尔（Heidegger）的名言“地点是真实生命的场所”（place is the locale of the truth of being）。海德格尔很少在他的著作中提到媒介，甚至为“时空压缩”带来的“无距离”（distancelessness）感到困扰和恐慌。正如哈维（Harvey，1993，p.14）所说，海德格尔拒绝认为与他人的媒介化的社会关系中（mediated social relationship）表现出任何真实性。并不是只有海德格尔这么想，许多理论家都认为媒介和传播带来了地点的根本性变化，例如，吉登斯写道：在前现代社会，空间和地点总体上是一致的，因为社会生活的空间维度对大多数的人来说，甚至在大多数方面，都被“出席”（presence）——地方化的活动所主导。现代性的来临通过培养与“缺席”（absent）的他人之间的关系，建立远离面对面情境的交流，加速了空间和地点的分离。在现代性的环境下，地点这一概念变得越来越虚幻，也就是说，地点正在被离其遥远的社会影响所渗透和塑造。（Giddens，1990，pp.18-19）

尽管吉登斯承认地点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本质的变化，并间接影响地点内部的关系，他认为地点正在变得虚幻，就像人在梦中或发高烧时看到的，被想象所唤起的或文学描述中创造的那样，是一系列变幻的、连续的幻象和想象的形象。许多时间—空间理论家都把媒介与传播看成不真实的事物，甚至觉得它们会威胁到地点的真实性。雷尔夫（Relph，1976）对地点的真实和非真实态度做了一个区分，他写道：对地点的真实的态度（authentic attitude to place）因此被理解为是对整个复杂的认同以后的直接和真实的体验，既没有被武断的社会和知识风尚媒介化和扭曲，也没有跟随刻板印象的传统。它来自于对地点是人类意图的产物和人类活动的有意义的环境的完全认识，或者来自对地点深刻而自然的认同。（Relph，1976，p.64）

雷尔夫用“无地方性”（placelessness）这个概念来描述由于传播技术的发展、增加的流动性和模仿而导致的相似景观（lookalike landscapes）。他指出了媒介和传播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他写道：“大众传播看起来通过鼓励和传输大众化及标准化的口味及潮流，导致一致性景观的增长与地点差异化的减少。”（Relph，1976，p.92）根据雷尔夫（Relph，1976，p.120）的看法，有以下几点促进了无地方性的产生：（1）大众传播、大众态度和低俗潮流的传播模式；（2）受支配和标准化价值的大众文化，它们由大众传播来维持，也使大众传播成为可能。

雷尔夫的无地方性和奥格（Augé）的“非地方”（non-place）概念相距不远，（Augé，1995）后者是用来描述如机场、商场、快餐店等无差别的地点。奥格区分了地方（指的是蕴含有历史时刻及社会生活的地方）和非地方（在这些地方，个体以一致的方式联系着，不存在自然鲜活的生活）。非地方像是插入语，通过它们，超现代性中的日常生活才能开展，他们被单词和文本、票、通行证、签证和护照等定义。（Beynon and Dunkerley，2000，p.35）

当雷尔夫和不少其他学者认为媒介和传播的渗透使得地方变成了非地方，梅洛维茨在他颇具影响力的《消失的地域》（No Sense of Place）一书中，进一步说明了电子媒介并不主要是从内容上影响着我们，更是正在改变着社会生活的“情景地理”（situational geography）。他写道：地点在过去的变化总是影响着地点之间的关系。这些变化已经影响到了人们带去不同地方的信息及特定地方的人们拥有的信息。电子媒介的影响则更深入了一步：他们导致了物理地点和社会地点的完全分离，当我们通过电话、广播、电视或者电脑进行交流时，我们在物理上不再受我们在哪里及我们在社会上是谁的限制了。（Meyrowitz，1985，p.115）

当梅洛维茨写道“我们的物理距离不再受我们在哪里及我们在社会上是谁的限制了”的时候，含蓄地涉及变化的认同，即地方和认同之间的联系已经由于媒介及传播技术的作用变得松散了。梅洛维茨断定“消失的地域”的感觉增加了。（Meyrowitz，1985，p.308）我们的世界对越来越多的人变得没有意义。在现代历史上第一次，我们相对地没有归属于某一地方，我们是全球世界的一部分。很多学者都认为这是一种认同危机。我再次提出，在我们能够理解媒介和传播在这个进程中的作用之前，我们需要解决空间的问题。

空间和媒介

和地点相比，空间是一个更加抽象的术语，但同时它又和地点相关。梅西（Massey）写道：“社会关系总是蕴含着空间形式与空间内容……考虑到地点是空间的构造，地点是在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特定的场所互动中形成的。”（Massey，1994，p.168）德赛都（De Certeau）观察到“空间是一个实践的地点，因此这些在城市规划中成几何化的街道被城市中行走的路人转化为空间”。（De Certeau，1984，p.117）当人们想要了解地方与空间的差异时，这句话是经常被引用的。正如列（Lie，2002）注意到的，在阐释的意义上，这句话总结了空间和地点的差别。这意味着空间是有生命的地点。因此，通过互动和传播，地点便转换成空间，变成了传播的空间。他进一步写道：地点是固定的和稳定的，地点的边界是可以设置的且能够被严格确定的。空间的边界是灵活的且以象征性的、诠释的方式构建的。因此，“行走于城市中”将城市这个地点转换为空间，此外，“在家里看电视”同样能够被看做是在实践地点或赋予地点活力。这不仅是因为家是可以在地理上定义的场所，更是由于电视文本本身，用德赛都的话来说（在书写文本的情境下），就是一个由符号系统组成的地点（De Certeau，1984，p.117），它们通过看电视的行为转化成了空间。这样，通过消费及诠释的行为创造了传播的空间，它们既可以是地理上的、物理上的，也可以是非地理上和非物理上的。

这是一个关于空间和地点差别的非常不同的视角。虽然说它们并不矛盾，但是变化无常，结果经常重叠。因此，空间和地点的差异不能被看成是清晰的，（仿佛）地点代表了一切美好的和值得保护的事物，而空间正在威胁地点，将其转变为非真实的地点（空间）。实际上我们看到，是地点和空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变成了地点和空间的混合体（splace），这主要就是因为媒介和传播的影响。

媒介和传播转变了地点和空间，不仅仅是通过增进各地之间的联系和缩短各地之间的距离，更是在地点内部和外部创造了新的空间，在新的空间中，之前的规则和规范都不一定适用。空间可以被看成是有解放力的、有着模糊边界和新的可能的事物，但是空间同样能够变得封闭、限制和等级森严。空间和地方一样，都不是免受权力干预的，由谁控制它们的斗争仍在进行。

我们已经以一种十分抽象的方式讨论了时间、地点和空间，几乎没有涉及人。人们居住在各个地点，使地点发生变化，从一个地点迁徙到另一个地点，发现新的地点，与不同的地点合并，就这样创造了新的地点和空间的组合。所有的这些都要经历时间，或长或短。在经历这些的时候，人们对全球化做出了贡献，时间、地点和空间也由于媒介和传播的涉入而变得更加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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