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时代建筑》杂志,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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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村：田园城市的中国当代实践试读：
良渚文化村——田园城市的中国当代实践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时代建筑》杂志 编著支文军 徐洁 主编中信出版集团序一想起良渚文化村安藤忠雄安藤忠雄 1941年出生于日本大阪。自学建筑，1969年成立安藤忠雄建筑研究所。代表作有光之教堂、地中美术馆、Punta della Dogana（威尼斯旧海关大楼改造的艺术博物馆）、上海保利大剧院等。曾经荣获1995年普利兹克奖、2002年AlA（美国建筑师协会）金奖等多项国际大奖，并在世界知名艺术机构多次举办个展，包括纽约近代美术馆（1991年）、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1993年、2018年）、日本国立新美术馆（2017年）等。历任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客座教授。1997年开始担任东京大学教授，现为东京大学名誉教授。良渚是一片沉睡着中华千年古文明的土地。也许是其文脉之绵长使然吧，当来到这个村落时，我感受到了一种在其他城市不曾感受到的优秀的文化韵味。这是从人类始祖时代便开始培育起来的创造力的感性，并非因为它是我们过去的遗产，而是因为它一直活在当代的你我每一天的生活中。所以，文人们多欣然往之，选择栖居于此，在这片风景中，再次开始新的创造。在良渚文化村设计良渚文化艺术中心，对作为建筑师的我来说是一种荣誉，同时也是很大的挑战。最大程度地去激活场所的个性，创造“只有在这里才能做出来的建筑”，面对这样的主题，我的策略是，在良渚天空下创造一个开阔延伸的屋顶，再将美术馆、剧场、图书馆等文化功能空间统合在这座大屋顶建筑下。在大屋顶所营造出的空间的流动性里，性格各异的功能空间缓缓结合，由内及外，从建筑到水景，再到河岸边美丽的樱花林，空间无限延展。这一灵感源自我们东方庭园中借景和缘侧（室内外空间相结合的区域）的概念。在良渚文化村，创新的开发活动还在继续进行，它现在仍在不断成长。而闭目想象50年后、100年后这里将呈现出一幅怎样的风景，成为我现在的快乐之一。良渚文化艺术中心设计手稿©安藤忠雄建筑研究所序二播种理想生活王石王石 1951年出生于中国广西柳州。1984年创建万科，现任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名誉董事会主席。王石致力于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创建并领导了多个具有影响力的公益组织和社会团体，也在世界著名商学院开设有关企业可持续发展、商业伦理的课程。作为运动家，王石保持着国内登顶珠峰的最年长纪录，也是全球完成“7＋2”（攀登世界七大洲最高峰，穿越南极、北极）的第十一人。他曾担任中国登山协会副主席、中国赛艇协会副主席，2018年被授予亚洲赛艇联合会终身名誉主席。在万科的所有项目中，良渚文化村或许是我谈论最多、造访最频繁的。有一段时间，只要到杭州，我必去良渚文化村。第一天在西湖划完赛艇，住在良渚君澜，第二天一早去村民食堂，吃大饼、油条和豆浆。每次到访都能发现一些美妙的变化——良渚食街、村民食堂、《村民公约》、村民图书馆、垃圾分拣站、美丽洲堂、良渚文化艺术中心……我看着大师的作品在这里破土，健康的社区文化在这里生长。我们不仅建设了理想的环境，也播种了一种理想的生活。良渚文化村的成功在于天时、地利、人和。良渚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优美的自然环境。前瞻性的规划设计和充满田园情怀的开发理念，使得这里就像一个世外桃源。文化村的业主往往以良渚文化村为豪，这是孕育《村民公约》的土壤。经过十几年深耕，我们提供了高品质的物质环境和完善的生活配套服务。在这个过程中也充分展现了企业理念——把我们的价值观融入最基本的衣食住行服务中。良渚给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这样几件事。第一是《村民公约》。《村民公约》的发布说明这里已经脱离了发展商的主导，由村民自发作为主体实践社区自治自理，这在当代中国是有开创性的。我们曾经有乡村自治的历史传统，但后来中断了，而随着城市发展建立起来的新型社区也使单纯的行政管理机制不再适用，需要寻找新的形式。良渚的《村民公约》在某种意义上复兴了历史上乡镇自治的人文传统，它的发布还在第一时间引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的关注——良渚文化村的自治模式可以为中国未来社会基层组织的管理提供有益的借鉴。《村民公约》的精神是可以复制的，这样才有意义。第二就是村民食堂。吃是基本的生活需求，首先要吃得健康，其次价钱不能高。万科的“第五食堂”脱胎于良渚的村民食堂，它是万科在产品、物业管理及丰富社区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先驱，不仅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还成为米兰世博会万科馆的主题。第三就是良渚文化村开放、包容，而且越来越多元的社区文化，这传递了万科“创造健康丰盛的人生”的价值观。我们与众多优秀建筑师合作，为丰富的社区文化生活搭建场景，“让建筑赞美生命”。良渚文化村里有美丽洲堂，有大雄寺，包容了不同信仰，成为人们的精神憩所。我们有幸邀请到日本建筑家安藤忠雄来设计社区文化艺术中心，这里不仅实现了图书馆、美术馆、剧院等多种功能的聚集，而且也促进了建筑美学与人文艺术在这片文明故土上的默契结合——朴素的灰色泥瓦之中伸展的是安藤忠雄对建筑设计始终如一的追求，人们在这里阅读、分享，营造着美好的精神家园。同时，这里也为居民提供了集自然景观与工业印记于一体的矿坑主题探险公园等场所，使居民得以在动态之中挥洒汗水和活力，在水陆之间推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并进，尽情恣意地享受生活。亦动亦静，包容开放，这里已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位置，还代表着一种理想的生活形态。对于万科来说，良渚文化村也是多元化发展的试验田。万科从单独的住宅建设者，发展到建设医院、建设学校、建设商场、建设各种文化娱乐设施，并且持续地经营维护，培养团队，由单一住宅开发商向综合配套商过渡。这一切在良渚文化村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良渚文化村取得今日的成就不是一个偶然，而是开发者“初心”的延续。我们珍视悠久历史所积累的资源，从传统上去寻找经验，在现代和历史之间努力求索，这样才能具有可持续创造力。10余年深耕，让这片8平方公里的土地最大化地保留着原汁原味的自然生态环境，在世人面前展示着这里的五千年历史足迹。更难能可贵的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享受着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我觉得良渚正代表了我个人、万科的团队、万科的文化对未来的一种期许，正如赛艇精神一样，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互动与和谐。我也相信随着中国的发展，城镇居民的居住环境或会像良渚文化村这样，承载着居住的美好，也孕育着欢乐、美和希望。序三城乡建设的先行者 美好生活的场景师郁亮郁亮 1965年出生于江苏苏州，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经济学系。1990年加入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现任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良渚文化村之于万科，是一块试验田。这里孕育着万科的发展观和对地产发展趋势的探索实践。作为万科“城市配套服务商”战略的先行者、万科“三好”的发源地，在万科成为城乡建设者与生活服务商的过程中，良渚文化村与万科的发展战略定位始终同步。良渚作为真实的生活场所，见证着人们快乐美好的时光，书写着全新的时代音符。良渚文化村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房地产开发和运营项目，它实践着城镇化建设的先行探索：以系统性布局、可持续发展、国际化标准为指导原则，尊重历史文脉与生态环境，充分发掘板块有机生长的机理，关注产业布局与经济增长动力，将运营和村民自治有机结合，构建文明有序的社区，以运营一座城的理念，打造一个经济共生、绿色生态、功能复合、人文和谐的新型城镇建设典范。良渚拥有坚定的信念。20年历程，凝聚了万科人在良渚的生活理想。良渚文化村是万科人和万科企业精神的高度体现。在开发中，我们始终尊重自然与生态，怀着对土地的敬畏之心，传承和复兴良渚的五千年文明，着力打造田园栖居生活，为中国新都市主义人居场所提供实践范本。良渚文化村还有清晰的发展脉络。2002年至2009年是开发起步期，旨在奠定产城融合的格局，并通过配套及交通设施建设实现人口的导入。2009年至2014年为高速发展期，医疗、交通、教育、文化、体育及社区基础服务类六大项配套更为完善，同时商业配套也更加丰富。2015年至今是发展成熟期，也是重要转型期，以面向未来发展的五大主张为指导，良渚文化村将各种产业资源整合，实现产业与人居的共生。回顾良渚文化村的发展点滴，这种感动和骄傲属于每个万科人。2002年，良渚文化村正式启动建设。2006年，白鹭郡北全面交付，文化村迎来第一批入住业主。2008年，良渚博物院正式对外开放。2011年，《村民公约》诞生，这也是全国首个大型社区业主自律互助公约。2013年，小镇10年来首次实现深耕，开启良渚“人”字发展战略。2015年，良渚事业部南迁，良渚文化村进入多中心发展时代，安藤忠雄设计的良渚文化艺术中心正式开馆，成为万科杭州社区文化复兴的精神高地。2016年，接待G20（20国集团）国际媒体友人参观访问，展示当代中国和谐、丰富、多样化的社区文化；“未来之光”项目开启，这是良渚文化村2.0阶段的重要发展战略桥头堡，与城市一起新生……出于对小镇的喜爱，我多次来到良渚文化村，对这里的生活也有着丰富的感受。这里不仅有良渚文明的基因积淀，有城市里难得的青山绿水，有世界级的规划建筑设计，还有着和谐友善的社区文化、高度自治的村民。万科“三好”理念——好房子，好服务，好社区——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对于万科而言，只有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保持先进，才有发展的机会和空间。良渚文化村现在不仅能带来美好的居住体验，旅游、教育、文创、养老等产业也在不断发展，与城市共同成长，这为实践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了成功的实践思路，这也是良渚文化村的活力所在。未来，我相信在这里会有更多的可能，会有更多创新的模式诞生。我对良渚，也有更多的期待。良渚文化村竹径茶语前言田园、文化与创新：通往明天的城市之路童明童明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教授、博士生导师，TM STUDIO建筑事务所主持建筑师。1870年，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在一次关于艺术的讲座中诵读道：“让黎明的拂晓开启你每日的生活，让黄昏的日落为你带去一天的收获。然后让每个这样短暂的日子留下一些为他人做善事的记录——也留下一些为你自己所很好掌握的力量与知识。这样，日复一日，越来越强。你应当真正通[1]过艺术、思想以及公正的意愿来进行建造。”乡村，自近代以来给人留下的印象，总是与纯真、温情、自由、博爱等诸多美好社会的愿景联系在一起，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越来越拥挤的城市的混沌、紊乱、昏暗与腐朽。于是，田园城市，就成为一种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与反思。1876年，本杰明·沃德·理查森（Benjamin Ward Richardson）出版了一本名为《希格亚——健康之城》[2]（Hygeia, a City of Health）的手册，在其中，他阐述了关于理想城市的理念：较低的人口密度，良好的住房，宽阔的道路，一条地下铁路和大量的开敞空间……而这些，应该为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 1850—1928）提供了启发，并被纳入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思想之中。然而，霍华德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所做的思考并不仅仅停留在梦想层面。良渚文化村局部“是的，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让人们回到土地上——我们美丽的土地，它以天空为华盖，和风拂之，煦阳照之，雨露泽之——自然给予人类的这一神圣的爱的体现——真正是一把万能的钥匙，因为它是开启一扇大门的钥匙。通过它，即使大门几未开启之时，仍然可以看到它在不加节制、过度苦役、不停焦虑和极度贫困等问题上投下大片光明——政府干涉的真正[3]范围，是的，甚至是人与上帝权力的关系。”在当时的情形中，真实的乡村也在经历着苦难。尽管拥有新鲜的空气与自然环境，但由于农业衰退，乡村无法提供充足的就业和薪酬，更不用说富足的生活。于是这就形成了一种反差：城市拥有社会经济方面的机会，但是由于环境过度拥挤而形成了令人难以接受的恶劣状况；乡村虽然具有开阔的田野和新鲜的空气，但就业岗位寥寥无几，导致社会生活极度贫乏。田园城市不仅提供令人赏心悦目的自然风貌，而且是一项伟大的社会工程。它凝结着人们在城市中无法拥有的期待与愿望，成为人类需要回归的最终乐土。但是如何才能实现它，成为一道永恒的难题。受到城市扩张与城市衰败、农业萧条、怀旧情结的影响，并加上一些宗教性动机等因素的推波助澜，“回归土地运动”（Back to the Land Movement）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世界上多个国家的知识分子中间风行一时，并形成了为数不少的乡村社区。但它们极少能够长久存在，或者尽管它们的物质环境可以延续下来，但内容却变了形。霍华德在其著名的“三磁铁图”中问道：“人们，将前往哪里？”在三磁铁图中，其中一块磁铁写着：城市，远离自然、社会机会、人群隔离、娱乐空间、远距离工作、高薪、高昂的租金和价格、就业机会、过度的工作时间、失业大军、烟雾和干燥、昂贵的排水系统、污浊的空气、阴暗的天空、良好照明的街道、贫民窟和小酒馆、宏伟的建筑物。还有一块磁铁写着：乡村，贫乏的社会生活、自然美景、失业的人、闲置土地、生活空闲、提防侵入者、树木、草地、森林、长工时低工资、新鲜空气、低租金、缺少排水设施、水源丰富、缺少娱乐、明亮的阳光、没有公共精神、需要改革、拥挤的居住者、荒弃的村庄。霍华德的答案就是：城镇与乡村的综合体，其中有自然美景、社会机会、随处可见的田野和公园；低租金，高工资；低税收，高就业；低价格，无剥削；兴办企业的土地，流动循环的资本；纯净的空气和水，良好的排水设施；明亮的家园与田[4]园，没有烟尘，没有贫民窟；自由，合作。实现这一愿景的可能性就在于，在快速工业化的背景下，农村中的先进产业提供了一种将拥挤城市进行疏解的具体样板和模式：通过一种新型住区，也就是城乡综合体（town-country），将城市与乡村各自的优越之处结合到一起。而实现这一愿景的方式，则是由一群志同道合者成立一个营运实体，筹资在乡村建造田园城市，远离城市，以确保可以获取处于谷底的、最便宜的农业土地，随后将城市中的工厂搬迁至此，随之而来的还有产业工人。为他们建造的住房形成自足的社区，并被更为广阔的田野绿带环绕，其间不仅包含农场，还有各种各样的城市设施。这样一种综合体是一个美好社会的体现，“是共同的健康和友好合作的象征，是父道、母道、兄弟关系、姐妹关系的象征，是人与人之间广泛关系的象征——是宽广、延伸的同情[5]心的象征——是科学、艺术、文化、宗教的象征”。乡村无法提供这些优点，城市也不能。于是田园城市所提供的不仅是一幅物质性蓝图，也是人类的未来社会发展模式，“乡村是上帝对人类爱和关怀的象征。我们的躯体形成于此，也应回归于此”。实现它的路径则体现在第三块磁铁中的文字：自由、合作，它们不是一种修辞，而是思想的核心。霍华德的规划无须大规模的政府干预，它可以通过成千上万的小规模事情来完成，参与者可以是“工程师、建筑师、艺术家、医生、卫生专家、园艺师、农业专家、调查员、建造商、制造商、商人金融家、贸易联盟友好合作社团的组织者，以及最简单的无技术工人和那些各种各样的无技术的人们”。田园城市将会成为一座真正意义的小城镇，提供轻松可即的城市就业与服务，例如服装、自行车、工程技术及果酱加工等，也就是逐渐为人所知的轻工业，它们不仅令人轻松愉快，而且处于洁净无烟的环境中。“城镇和乡村必须联姻，从这个快乐的结合中孕育出一个新的希望，一种新的生活，一个新的文明。”在这里，人们“可以把一切最生动活泼的城市生活的优点和美丽，愉快的乡村环境和谐地组合在一起。这种生活的现实性将是一种‘磁铁’，它将产生我们大家梦寐以求的效果——人民自发地从拥挤的城市投入大地母亲的仁慈怀抱，这个生命、[6]快乐、财富和力量的源泉”。但是在真实的历史中，霍华德的愿景和同时代的其他许多构想一样，消失在19世纪工业化时代的烟云之中。他所描绘的田园城市，却成为一种传奇，使之可以恒久不衰的，是一种精神，而这种精神，则体现为创新。这种创新精神使霍华德能够去思考，如何采用新的技术解决城乡各自面临的难题。而这种思考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在21世纪，田园城市可能会是什么？霍华德时代的传统产业与传统技术显然已经不复存在，田园城市理念中的创新精神，又将呈现为什么？它又将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支撑城市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按照彼得·霍尔（Peter Hall）的梳理，21世纪的城市创新主要来自四个方面：技术生产力创新；文化与知识创新；艺术[7]与技术的融合；技术组织的创新。其中，艺术与技术的结合十分重要，因为它为21世纪的未来指明了方向，而这一过程的实现，则越来越有赖于城市自身的创新。艺术与技术的结合，将是一系列创新产业的基础支撑。创意和文化产业的巨大发展，使文化艺术不再是少数富裕顾客的专属品，而成为大众消费产业，这样形成的文化性消费，又将进一步推动旅游经济的发展。但这一切，需要通过持续性的城市创新来形成新的人居环境。生活品质而非物质资源将成为新经济生产的关键因素。边缘是创新发生的地方，原因就在于其不远不近，使人们的思想可以处在旧有传统或习俗的影响范围之外；而若即若离，又可以促进一种平等开放的社会氛围。每一个人可以充分发挥自力更生与自我奋斗的精神，他们倾向于开放的教育系统，强调科学知识的实际用途。这种情况反过来也可以促进一种特殊的城市环境，一个经济与社会进行充分交流的城市，一个具有动感与年轻特征的城市。它可能是一个消费者的市场，但也可能是生产者的市场。在这样的情境中，一系列的相互作用和需求促使生产者采用创新的方案来解决问题。当前，城市已经不再是从事大规模生产与制造的地方，而城市近郊的田园城市，则恰好可以成为科技研发和创新发展的理想基地。而在浙江的良渚，这样一种创新力已经逐渐呈现。在这里，戴维·奇普菲尔德（David Chipperfield）设计的良渚博物院开启了世界认识良渚的窗口；安藤忠雄设计的良渚文化艺术中心打造了全国性文化运营平台；来自全球各地的设计力量，正在构建着良渚未来的生活场景。良渚文化村文化内涵丰富，环设施境优美，多功能融合，生活方式多样，营造了充满活力的氛围，创造了充分的就业机会。而同时保持的，则是田园小镇所特有的宜人尺度和生活气息。新一代的霍华德式的愿景，将体现于艺术与技术创新力的融合，将混合并融入一种新的社会。其成果，恰恰又在呈现着霍华德未曾完全实现的理想：“我担保，表明在‘城镇-乡村’中，比在任何拥挤的城市中，怎样可以享受不但同等甚至更好的社会交流的机会，与此同时，自然的美景仍然可以围绕和拥抱每个身居其中的居民；更高的工资与减少的租金和费用如何不矛盾；如何可以确保所有人的充足的就业机会和光明的发展前景；资本可以如何被吸引，财富可以如何被创造；最令人惊叹的卫生条件如何得到保证；过量的雨水、农民的绝望，如何可被利用来产生电灯照明和驱动机器；空气可以如何避开烟雾保持清洁；美丽的家和田园如何可以在每一双手中出现；自由的限度可以如何被拓宽；还有，协力合作的所有最好的结果可[8]以如何被一个快乐的人类收获。”三磁铁图，来源：埃比尼泽·霍华德《明日：一条通往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1898）[1] RUSKIN J. Lectures on art delivered before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in Hilary term, 1870[M].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 2009.[2] 希格亚（Hygeia），希腊神话中的健康女神，为医药神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的女儿。[3] 彼得·霍尔，科林·沃德. 社会城市——埃比尼泽·霍华德的遗产[M]. 黄怡，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17.[4] 彼得·霍尔，科林·沃德. 社会城市——埃比尼泽·霍华德的遗产[M]. 黄怡，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17.[5] 彼得·霍尔. 明日之城：一部关于20世纪城市规划与设计的思想史[M]. 童明，译.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6] 埃比尼泽·霍华德. 明日的田园城市[M]. 金经元，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6.[7] HALL P. Cities in civilization: culture, innovation and urban order [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98: 934.[8] 彼得·霍尔，科林·沃德著. 社会城市——埃比尼泽·霍华德的遗产[M]. 黄怡，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19.01田园城市乌托邦一张没有包含乌托邦的世界地图，连一眼都不值得看，因为这么一幅地图遗漏了人类总是会登陆的那片土地。人类在那里登陆之后，就会向外展望，一旦看到更好的土地，就会扬帆出海。进步就是乌托邦的实现。——王尔德《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灵魂》霍华德与田园城市霍华德和他的时代田园城市学说的提出者埃比尼泽·霍华德出生在一个伦敦下层中产阶级家庭。他成长的时代是一个激进躁动的时代，工业革命之后英国社会从农业经济时代进入工业经济时代，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伦敦这样的大城市寻找工作机会，但是城市的基础设施和住房无法应对快速增加的人口，很快出现了贫民窟、环境污染与大量社会问题。与此同时，乡村也面临衰败与农业危机。霍华德15岁辍学就业，作为城市职员大军中的一员在证券交易所、律师事务所谋生，因而他对当时伦敦的“城市病”与各种社会危机有着切身体会。作为基督徒，霍华德在教堂听布道的过程中自学了速记，并受到牧师赏识，作为其助手开启了速记生涯，在教会活动中接触到了宗教改革派的主张，这些经历是其日后田园城市学说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21岁那年，霍华德和朋友结伴前往美国，尝试经营农场，但是没有成功。翌年，霍华德只身前往大城市芝加哥。他在一家速记公司参与报道芝加哥法院的工作，同时也在朋友的影响下开始广泛阅读，包括阅读托马斯·潘恩的《理性的世纪》（Age of Reason）和本杰明·沃德·理查森的《希格亚——健康之城》。作为芝加哥居民，他目睹了这座城市在大火之后的伟大重建，而在前摩天大楼的时代里，芝加哥以花园城市著称。这段经历开启了他对城市规划的构想。1876年霍华德回到英国，就职于一家速记公司，主要工作是报道议会辩论和政治活动。历时5年的美国之行开阔了他的眼界，而速记工作使他近距离接触政要，亲历公共政策的辩论过程，从而在较深层次上理解了各种社会问题及其背后的复杂关系，这也使他的思考与写作充满了社会责任感。霍华德从1893年开始利用业余时间撰写书稿（这是他唯一的著作），书中生动描绘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大城市的弊病与乡村的衰落，提出了有别于城市或乡村的新范式——田园城市，并希望借由建设一系列新城而形成区域性的“社会城市”（social city），疏散大城市人口，重组城市结构，最终实现和平渐进地改良英国社会的理想。霍华德从各实务层面分析其可行性与可能性，提出了像伦敦这样的超大城市向田园城市群转变的策略与路径，由此构建了一部完整的思想纲领与行动手册。田园城市的构想并非凭空而来，在变革的时代，许多有识之士提出了社会与政治改良的见解，霍华德的著作第十章“各种主张的巧妙组合”列举了田园城市的思想来源，其中包括空想社会主义、宗教改革与新教主导的社会改良运动等。霍华德的每一个思想都有更早的原型：勒杜、欧文、潘伯顿、克鲁泡特金都曾提出过由农业绿带环绕的、人口有限的城镇设想。圣西门和傅立叶也曾提出过将城市作为区域综合体的设想，马歇尔与克鲁泡特金看到了技术发展对工业区位造成的影响。美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贝拉米的乌托邦小说《回望》（Looking Backward）启发了霍华德。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霍华德也很可能受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知识分子中间风行一时的“回归土地运动”的影响。“田园城市”学说的提出霍华德撰写的书稿起初定名为《万能钥匙》（The Master Key），霍华德亲自绘制了插图，然而在初次投稿时遭到了出版商的婉拒。1898年，这本书以《明日：一条通往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To-Morrow: A Peaceful Path to Real Reform）为名第一次出版，完整提出了田园城市构想，但是反响平平。1899年，霍华德利用他在政界、协会与教会的广阔人脉组建了“田园城市学会”。在学会的建议和助推之下，1902年，经过缩减的第二版书稿改名为《明日的田园城市》（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再度发行并大获成功。“后者也许更令人瞩目，但是它使人们从文字真正的激进之处转移视[1]线，将他从社会远见者降格为物质性规划师。”无论如何，霍华德的主张争取到了广泛的社会支持，不久之后，田园城市公司成立，并在伦敦郊外购置土地，开始了田园城市的建设实践。1902年版《明日的田园城市》（埃比尼泽·霍华德）针对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大城市的弊端，田园城市理论倡导一种社会改革思想：用城乡一体的新社会结构形态取代城乡分离的旧社会结构形态。其中最著名的图解要数“三磁铁图”。“城市磁铁的优点是工资高、就业机会多、前途诱人，但是这些都被高地租、高物价大大抵消。城市的社交机会和游乐场所是富有魅力的，但是工作时间长、上班距离过远和相互隔阂大大降低了这些优点的价值。灯光如昼的街道是令人向往的，尤其是在冬季，但是阳光日益昏暗，空气被严重污染，以致漂亮的公共建筑很快布满煤烟，变得像麻雀一样，甚至雕像也被毁坏殆尽。壮丽的大厦和凄惨的贫民窟是现代城市相辅相成的怪现象。”“乡村磁铁自称是一切美丽与财富的源泉；但是城市磁铁嘲笑地指出，它因缺乏社交而孤陋寡闻，因身无分文而寒酸拮据。乡村有美丽的景色、高雅的园林、馥郁的林木、清新的空气和潺潺的流水；但是到处可见‘擅入必究’的公示牌令人瞠目结舌。按面积计算，地租确实很低，但是这种低地租是低工资的自然产物，而不是物质享受的源泉；长时间的劳累和苦闷抑制了和煦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沁人心脾的作用。单纯以农为主，难保风调雨顺，有时苦于涝灾，有时惨遭旱情，甚至饮水也供应不足。乡村的有益身心的自然特色因排水等卫生条件不佳而大为逊色。因而，有些地方几乎被人们遗弃，其余的地方人们又挤作一团，犹如城市的贫民窟。”位于图片正中间的大哉问“人们何去何从”反映了作者的立场。霍华德对此提出了“城乡综合体”这一既不同于城市也不同于乡村的新型范式，范式背后是社会结构变革的构想。城乡联姻兼具城市与乡村的优点，又回避了缺点。“如何逆转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潮流，并使他们返回故土”是霍华德志在解决的问题。田园城市设想将数量可观的人口及就业岗位输出到全新的、自给自足的开阔乡村地区的众多新城中去，从而避免产生城市贫民窟、污染和地价飙升。距离霍华德的时代已有100多年，然而他在书中对城乡关系的描述和今日何其相似，他提出的问题直至今天依然富有现实意义。田园城市在霍华德的图解中被画成扇形，这意味着它是一个整体的局部。值得一提的是，霍华德并不是建筑师或工程师（在他的时代尚不存在“城市规划师”这一职业），具体的物质环境设计并非他所长，因而对田园城市的解读不宜拘泥于图解呈现的几何形态而忽视其理论精髓。霍华德在书中不仅描绘了田园城市的图景，还详细探讨了田园城市的操作模式、财务来源、管理方式和组织架构。[2]用贷款的方法低价购得土地（6000英亩土地），购地的钱来自发放抵押债券，债券持有人是保证人，也是托管人。（这6000英亩土地中，1000英亩是城市中心区，周围5000英亩为农业用地，田园城市的总人口是3.2万，其中农业人口0.2万，城市人口3万。）运营的资金来自土地租税，托管人在支付利息和偿债基金后，要维持新市和中央议会的收支平衡，而议会用这笔钱维护道路、学校、公园等各种必要的公共设施。贷款本息付清后，税租就可全部用于市政建设和社会福利。在城市经营管理方面，允许产业发展竞争；公共事业（供水、照明、电话通信等）不采取刻板或绝对垄断的方式；城市四周分布着各种慈善机构，不归市政当局管理，而是由各种热心公益的人来维持和管理。按照这种构想，在田园城市中职工能取得有较高购买力的工资，生活在较有益于健康的环境中，并从事较固定的职业。对于有事业心的各种从业人员来说，这里要为他们的聪明才智提供一种新的、较好的就业保证手段；对于已在这块土地上耕作和可能迁来的农民来说，这里要为他们的产品开辟一个近在家门口的市场。总而言之，意图在于提高所有阶层忠实劳动者的健康和舒适水平——实现这些意图的手段就是把城市和乡村生活的健康、自然、经济因素组合在一起，并在这个城市的土地上体现出来。当一个城市的人口达到3.2万人以后，可以跳过乡村带另建一个新的城市，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全面实现田园城市网络结构，通过城际快速公共交通联系，最终实现社会城市的构想。（城市群的容量是25万人，中心城市是5.8万人，外围城市各3.2万人。）霍华德称其为“城市增长的正确原则”。霍华德从赫伯特·斯宾塞那里借用了土地国有化的思想，从托马斯·斯宾塞那里借鉴了操作方法：由一个社团以农业价格购买农田，通过城镇建设带来的价值增长偿还社团的支出。而澳大利亚阿德莱德的规划——当某座城市达到一定规模就应该开始建设第二座城市，并通过履带与之相隔离——启发他形成了社会城市的概念。英国作家、旅行家白金汉（Buckingham）为一座示范城镇所做的规划为霍华德提供了田园城市模式中大部分主要特征的原型：中央广场、放射大道及外围工业。在利物浦附近的阳光港（Port Sunlight）及伯明翰城外的伯恩村（Bournville）等案例为农业地区的先驱性工业化乡村提供了一种城市疏散的具体模式和操作示范。田园城市被后人誉为“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现代城市规划思想体系”，对现代城市规划思想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田园城市的实践霍华德不仅是一名伟大的梦想家，还是一位杰出的实践者。在《明日的田园城市》的影响下，1899年英国成立了田园城市协会（Garden City Association），1903年，田园城市协会在莱奇沃斯（Letchworth）购得一块土地，成立了第一个田园城市公司，开始建设第一座田园城市。霍华德晚年把全部精力投入在莱奇沃斯和韦林（Welwyn）这两座田园城市的建设中，希望继写作之后，进一步用实例示范来改造世界。然而田园城市的实践并非一帆风顺。第一座田园城市选址[3]在距离伦敦34英里的莱奇沃斯，这里农业严重衰退而土地价格极低，符合霍华德的标准。雷蒙德·欧文（Raymond Unwin，1863—1941）和巴里·帕克（Barry Parker，1867—1947）被选为建筑规划师。项目启动之后，具体的问题却接踵而至。由于建造一座新城需要大量资金，霍华德不得不放弃在激进派内部募集资金的思路，转而向董事会、上流俱乐部募款。田园城市公司的主席大都为实业家，他们并不认可限制其赢利自由的契约，也不愿意让出超过一定限度的利润。田园城市的支持者萧伯纳富有预见性地指出，实现理想的唯一出路是国有化。由于资金不足，莱奇沃斯在很长一段时间无法建造更多住房与公共设施，企业也没有被吸引过来。在开始的两年，这里只有1000个居民，而他们也并非设想中的工人阶层。领导层解除了霍华德的所有管理职务，霍华德或许也意识到自己并不适合这份工作。田园城市协会备忘录中关于将权力逐步转交给社区的想法也没有被提及。可以说，霍华德及其主要思想被实质性地排除在框架外。第一座田园城市——莱奇沃斯规划图10年之后，第一座田园城市终于开始产生回报，比创办者们期望的缓慢得多。1938年，这里的人口达到1.5万，比规划目标少了一半。居住在莱奇沃斯的蓝领工人也没能在田园城市获得就业机会，许多人加入往返通勤的行列。直至“二战”后，莱奇沃斯得到政府资助终于建设完成，讽刺的是，这时它却成为土地投机的牺牲品，一直到1962年被交予一个特殊机构管理。尽管如此，田园城市运动不可阻挡地发展为世界性的运动。除了英国的莱奇沃斯和韦林两座田园城市以外，欧美地区都建设了名义上的田园城市或有类似称呼的示范性城市。田园城市运动影响了19世纪英国新城的建设，并随着英国的全球殖民扩张被传播到世界各地。1944年，阿伯克隆比（Abercrombie）在大伦敦规划中，在伦敦周围规划了8座新城（卫星城），开创了前后延续20多年的新城运动。一般认为，田园城市是卫星城的起源，但霍华德提出的小城镇集群的目的是促进大城市解体，这和用发展卫星城的方法促进大城市扩张在核心思想上是不同的。新城建设为企业家提供了投资环境，为较高收入阶层提供了摆脱大城市污秽环境的机会，但是没有触及社会弊端的改革。“躯壳被歌颂，灵魂被抛弃。”霍尔在《明日之城》中写道：几乎所有人都误解了霍华德。人们以贬损的方式把他称作“规划师”，然而他却是以速记为生；人们认为他提倡低密度的田园风格规划，实际上他的田园城市密度与伦敦内城相差无几；人们把田园城市与田园郊区及众多模仿者相混淆，实际上他设想的是拥有成千上万人口的集合城市的规划；人们指责他像移动棋子一样迁移人民，事实上他梦想一种自愿的自治社区。最大的误解在于，人们将霍华德视为一名物质性的规划师，却忽视了田园城市只是社会改良理想——将资本主义改造成无数个合作公社——这一持续过程的载体。田园城市的影响田园城市学说及其实践影响深远，不仅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城市规划学科，催生了城市规划制度，还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田园城市运动，深刻改变了人们的城市观。然而译者金经元先生在《明日的田园城市》的译序中指出，尽管享有盛名，这本书很少被正确理解。有些人喜欢以田园城市的支持者自居，却很少或者没有读过这本书；有些人按自己的主观想象或出于自己的需要，对它误解或曲解。只有少数人认识到田园城市理论对城市规划事业发展的深远意义，一再提醒人们对它的注意。对于霍华德来说，田园城市并不是他的奋斗目标，而只是实现他所追求的目标——“社会城市”的一个局部试验和示范。1902年霍华德的著作更名的后患就是把人们的视线从社[4]会改革的整体转向具体实际的局部。霍华德在田园城市理论中倡导一种社会改革，改变（城市剥削农村的）城乡关系，而后来以田园城市名义在各国出现的战后新城与卫星城并没有完全表达，甚至背离了“田园城市”的初衷。欧洲各地的试验多是袭“田园城市”之名，行“城郊居住区”之实。然而田园城市理论对现代城市规划思想起到了启蒙作用，后来的有机疏散论、卫星城镇理论、区域规划理论均承其衣钵，对城市形态和城市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明日的田园城市》在城市规划界被公认为影响最为深远的文献。但是长期以来，对霍华德理论的介绍和赞扬大多偏重于物质环境的规划建设方面。譬如说，城市规划界习惯于把“二战”以后英国的新城建设运动，如环城绿带和分区实施步骤视为田园城市的遗产；有的则仅仅是因为和书中的示意图在形式上有点相似，而被套上了霍华德的光环，如英国的新城和大城市附近的卫星城。物质环境的布置及付诸实施的经济保证等统统被纳入城市规划的内容。这种广义的城市规划，正是世界城市规划界在狭窄的物质环境构图的死胡同中闯荡多年而重新认识的正道。但是，霍华德的贡献在过去被埋没了，到今天也还未得到重视。[1] 彼得·霍尔，明日之城：1880年以来城市规划与设计的思想史[M]. 童明，译.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7: 83.[2] 1英亩≈4046.86平方米。——编者注[3] 1英里≈1.61千米。——编者注[4] 雷·托马斯在1985年版序言中指出：“修改霍华德思想始于1899年田园城市协会的建立。霍华德把‘田园城市’用来专指‘社会城市’的一个局部，但是协会却把‘田园城市’用作象征霍华德思想的通用名词，并把它作为1902年第二版书名的一部分。把书名从《明日：一条通往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改为《明日的田园城市》，并删去了‘社会城市’、‘地主、地租的消亡’和‘新城行政机构’三幅图，迈出了小小的但是重要的背离霍华德思想的步伐。”中国语境下的田园城市传统文脉中的田园情结与城乡关系中国文学中赞美理想生活的文字，无论是出自儒家的完美主义还是道家的出世思想，绝大部分都是以田园乡村为基础的。[1]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虚构了农业社会田园乌托邦的场景：“……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在中国这个长期重农务本的农耕社会，“耕读传家”是儒家最核心的价值观之一。在乡间坚持耕读是传统知识分子的本分，无论是官宦之家还是士绅阶层都将乡居视为向往的居住模式。“告老还乡”是官僚和商人共同的终极人生理想。在当代中国，由于巨大的城乡差别，一般民众对城市生活趋之若鹜，人们似乎很难想象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的绝大部分岁月里，城市（包括大都市和小城镇）在百姓的心目中并非一定好于乡村。西方学术界对此现象有个说法，叫作传统中国的[2]“城乡连续统一体”（rural-urban continuum）。城和乡相当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它们之间的关系并非对立。这个统一体到了19世纪中期以后才开始解体，城市和乡村渐渐成为两个对立而且差别巨大的体系。在城乡鸿沟之间是众多的小城镇，它们是中国文化的土壤。费孝通早年也在农村调查时感觉到了有一种比农村社区高一层次的社会实体的存在，这种社会实体是以一批并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口为主体组成的社区。从地域、人口、经济、环境等因素看，它们都既具有与农村社区相异的特点，又都与周围的农村保持着不可或缺的联系。我们把这样的社会实体用一个普通的名字加以概括，称之为“小城镇”。这个古老的文化结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无可逆转的工业化打破了。近代化了的中国城市开始为人们提供前所未有的就业机会、致富前景、新潮文化，以及工业社会所带来的便利的生活方式和享受。与此同时，晚清和20世纪初农村经济的破落萧条进一步加深了业已扩大的城乡差别，而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主要发生在城市，这样一来乡村就更被抛在了后头。但很多人对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生活仍持一种反对态度。文人学者和上层精英分子中常有人视大城市为羁旅之地，而非真正的家园。一旦他们从大城市中得到了想要得到的东西，有时是名利双收后，就喜欢回到介于城乡之间的小城镇家园，在那里他们常有如鱼得水的感觉，既在文化习俗上凿枘相应，处处方便，不必在传统价值上感到世风日下，又常常自然地成为地方社区的领袖人物。虽然大城市的优越感在近代成为主流意识，往往将小城镇的感情边缘化，但后者对近代中国城乡鸿沟的形成多少起了缓冲或平衡的作用。近代历史上的乡村改革和城乡再造田园（乡村）情结被新一代知识分子继承。乡村改革和建[3]设贯穿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主线，乡村建设被视作社会改良与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帝制终结后，工业化（实业救国）是现实选择，而乡村建设在各个阶段都被看作社会改良的药方。乡村改造的开端可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的新村运动。受克鲁泡特金互助理论影响，日本文人武者小路实笃在九州选了一个地方，组织几十人共同从事农业劳动，相互协作，平等分配，他们称这里为“新村”。周作人深受其吸引，在《新青年》上大力宣传，使新村思想在中国得以传播，得到知识分子的支持并开展了一系列实践，其中包括菜园新村、知行新村、青年村等。青年毛泽东也是新村运动的推行者，他在《学生之工作》一文中评论社会上“士大夫有知识一流，多营逐于市场与官场，而农村新鲜之空气不之吸，优美之景色不之尝，吾人改而[4]吸尝此新鲜之空气与优美之景色，则为新生活矣”。毛泽东的新生活主张体现了传统的中国文人思想与社会改革的愿景。希望将“模范村”的试验成功推至“模范地方”“模范都”，最终实现“模范国”，并构想了“岳麓新村”计划。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不仅是农村落后破败的现实促成的，也是知识界对农村重要性的自觉体认，“乡村建设除了消极地救济乡村之外，更要紧的还在积极地创造新文化”（梁漱溟语）。新派知识分子与爱国实业家如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卢作孚等，着眼于乡村教育、传统文化复兴，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推动乡村现代化。晏阳初将中国农村的问题归为“愚、穷、弱、私”四端，主张开展平民教育运动，通过兴办平民学校先教民众（首先是农民）识字，再实施生计、文艺、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培养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以造就“新民”，并主张在农村实现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六大整体建设”，从而达到强国救国的目的。梁漱溟有感于中国传统文化自近代以来遭受重创，欲以乡村为出发点创造新文化，领导了邹平乡村建设运动。黄炎培主张推广工商职业教育，创办了中华职业教育社。也不乏以政府力量推动乡村自治的地方，如江宁自治实验县。金陵大学、燕京大学等则以社会调查和学术研究为发轫，切入乡村建设。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国民经济“大跃进”思想的指引下，农村大兴基本建设，开启了“人民公社”的社会改造，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修水库、造林、抗旱中开展广泛协作，发展为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大范围激进的人民公社试验在某种程度上是近代“新村”思想的延伸。在中国历史上，推翻既有政权的暴力反抗也是从乡村开始的。乡村不仅代表一种理想生活方式，也是社会改革和进步的起点。但是，颇具讽刺意味又十分不幸的是，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虽以农民为主要力量，其胜利却并没有带来城乡差距的缩小——1958年区分农业与非农业户籍后，城乡之间冻结了的[5]关系造成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城乡鸿沟。当代语境下的城乡统筹与田园城市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表明，当前中国的城镇化正在某种程度上复活过去的城乡连续统一体，小城镇则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城市化至少有两层内涵：一是人口从乡村向城市集中的过程；二是第一产业人口向第二、三产业人口转换的过程。中国在40年时间里经历了西方国家上百年的城市化发展历程，在城市化路径的选择方面，对于优先发展大城市还是发展小城市一直存在争论。良渚文化村原始场景之一© CIVITAS良渚文化村原始场景之二© CIVITAS早期西方国家的工业发展和资本集聚缔造了纽约、伦敦等大都市，这是今天人们熟悉的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化模式。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城市化发轫之时百业待兴，没有发展大型城市的能力，而农村广袤的土地资源可摊薄建设资金，并且随着乡镇企业崛起，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到小城镇，于是出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偏重小城镇发展的城市化模式。1984—1996年，中国建制镇的数量就从2664个猛增至18200个。从20世纪80年代起，小城镇建设一直是政府制定政策的重要方面。改革初期的城镇化带有明显的粗放型特征，因而在发展过程中城镇化策略也在不断调整和提升。新型城镇化策略一方面改变过去片面强调小城镇优先发展的战略，重新认识到大中型城市的作用，开始强调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必要性。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提出：“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改变过去片面强调城镇外延扩张的做法，开始注重城市与城镇功能的完善。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变迁一起构成了新型城镇化内涵转变的核心。新型城镇化的推动力量也从过去自下而上的自发力量，转为市场机制与政府规划的有机结合。2013年颁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强调人口与经济社会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均衡分布。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产业从农业向非农业的转换是一个系统工程，城镇就是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过渡带，符合中国的特点。在地理空间上，新型城镇化已不再局限于人口从农村向城市（镇）的转移，还强调它在城市与城镇之间的均衡再分配。今天城市（镇）的分类调控思想就体现了这种取向：严格控制大城市的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促进人口和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小城镇情结在现代社会普遍存在，且有其现实意义。卢汉超认为，霍华德在19、20世纪之交提出的关于“田园城市”的设想，与中国的小城镇生活方式颇为相似，其主旨就是使城市在保留自然环境、提升社会生活的同时，不失提供工作机会的功能。只是中国小城镇的形成出自自然，有千百年的传统，而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构想则缘于一种社会改良主义，想通过稳定的住房和建设新社区来改善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霍华德认为田园城市的理想人口是3.2万居民，这与中国普通小城镇的平均人口也十分相合。当代中国的现实情况和面临的问题，与19世纪末霍华德提出“田园城市”时相比，既有相通之处，也有巨大差异。相通之处在于，二者都试图在城市化高速发展过程中寻回一些可贵的价值，这些价值曾在记忆中存在，但却在城市中失去。最大的差异是，在当代中国特殊的人口压力和资源压力下，霍华德以中小城市集群为主要解决方案的模式，没有足够的空间和[6]资源支持。良渚文化村原始场景之三© CIVITAS《明日的田园城市》的译者金经元对书名进行了如下解释：garden可广泛地被翻译为“园”，旧译“花园城市”未尝不可。但是，为了避免人们过分习惯于把“花园城市”理解为“美如花园的城市”，把注意力放在园林艺术手法上，忽视了“城乡一体”的主题思想，决定译为“田园城市”。希望人们能从“田”字联想到“乡”，以体现城乡一体。新时期的城乡一体化精神（另一种形式的城乡结合）应当建立在重新审视和判断城与乡的现实的基础之上，是规划引导之下的理性组合。重建乡村和小城镇的人文和社会价值，培育自治和民主精神，削弱城乡对立，避免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资源分配不平衡现象……这是今天重新审视“田园城市”的现实意义。[1] 卢汉超. 略论中国文化中的小城镇情结[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 33-38.[2] 城乡连续统一体的概念最早由学者们在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所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一书中提出。详见该书的导言及施坚雅、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西比勒·范德斯普伦克尔（Sybille van Der Sprenkel）等人的章节。[3] 侯丽. 亦城亦乡、非城非乡——田园城市在中国的文化根源与现实启示// 支文军，戴春. 当代语境下的田园城市[M].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2012: 46.[4] 毛泽东. 学生之工作（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 毛泽东早期文稿（一九一二年六月—一九二O年十一月）[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406-413.[5] 卢汉超. 非城非乡、亦城亦乡、半城半乡——论中国城乡关系中的小城镇[J]. 史林，2009（5）: 1-10.[6] 刘涤宇. 田园多棱镜折射的城市——2011年成都双年展国际建筑展参展作品中的“田园城市”概念分析[J]. 时代建筑，2011（5）: 50-53.良渚文化村：一个乌托邦式的试验田良渚文化村位于杭州市西北约20公里的余杭，是在杭州城市扩张和周边农村城市化的背景下，从2000年开始由民营[1]企业开发建设的城郊大型复合社区。项目占地约10000亩，其中5000亩为自然山水，5000亩为建设用地，规划预期人口为3万～5万。经过20年的建设，这里从城郊农田发展为一个功能齐备、安居乐业的大型社区。假如100多年前在伦敦郊区寻找田园城市实验基地的霍华德知道了良渚，很可能会选择在这里开始他的第一座田园城市实践；如果晚年的霍华德知道了良渚文化村的发展与成就，也很可能将其视作“田园城市—社会城市”理想的赋形。拿良渚文化村与田园城市模型进行一番比较，不难看出二者的共同点。·选址：城市建在郊区的乡村中，把城市与乡村的好处结合在一起；与大城市的距离相差不多，（莱奇沃斯距离伦敦56公里，韦林距离伦敦27公里，良渚距离杭州约20公里），且交通便利。·规模与密度：田园城市规模为3.2万人/6000英亩（其中城市用地1000英亩，农业用地5000英亩）；良渚文化村的规划人口是3万～5万人，5000亩开发用地，5000[2]亩山林保护用地。·财务模式：选址远离城市，以相对低的价格获取土地；通过开发升值为公司解决资金问题并赢利，其中绝大部分用于提供地方性的公共福利和进行长远的改进。（该财务模式来自《明日的田园城市》原书，也是土地开发的普遍规律，没有特殊性，文字略做修改，意思保留。）·运营模式：私营公司运营，政府指导，鼓励创新与合作。·规划理念与城市形态：居住邻里单元镶嵌在乡村山水之中；用景观大道把邻里单元与公共服务设施相连；设置城市中央广场和公园，建设城市配套服务设施；用步行系统串联邻里单元与服务中心；围绕城市的环形铁路有侧线与通过该城市的铁路干线相连（现在是由公路系统与地铁相连）；城市垃圾用于当地农业，农业的种类与经营方式可以探索；留白的规划可避免经营上的停滞，鼓励创新与合作。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