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论》年刊(第十三卷)(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高等财经院校《资本论》研究会

出版社：西南财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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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本论》年刊(第十三卷)试读：

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这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一百多年来，《资本论》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受到了许多责难乃至攻击，然而历史的考验、实践的检验，不断证明着《资本论》的真理性和科学性。

诚然，一百多年来，世界经济社会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今的世界状况与马克思时代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西方发达国家在过去工业革命所创造的生产力的基础上，又实现了第二次、第三次技术革命，进入了后工业社会或知识经济、信息社会时代。然而，尽管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仍然存在，马克思《资本论》中有关资本主义的基本理论仍然没有过时。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商品、资本、货币更具有了全球性的意义。马克思《资本论》中揭示的商品社会或市场经济中的基本原理和规律，在更高层次和更大范围内得到了印证。当代纷繁的社会经济现象不仅成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资本论》的理由，也为我们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鲜活的材料及新的经验。

我国目前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诸多方面都需要理论和实践的支持。马克思《资本论》中阐述的商品社会中的市场机制、市场运行原理等，在任何市场活动中都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必不可少的内容，是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理论基础。特别是面对我国当前从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持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重大历史任务，我们更需要以《资本论》中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指导。

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认真学习《资本论》，也需要科学的方法论。要坚持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资本论》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又要与时俱进，立足于新时代的新情况、新实践进行理论创新，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应以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来给青年一代特别是青年大学生以思想理论武装，并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邓小平理论及其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指导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在大学经济学理论的教材建设中，《资本论》的教学研究对其也会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马克思《资本论》的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需要更多的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来加以研究和阐发。可喜的是，全国高等财经院校《资本论》研究会汇集了一大批研究《资本论》的专家、学者。他们自研究会成立至今的33年中，坚持宣传和传播《资本论》的思想，坚持学术研究与改革实践相结合，坚持学术研究与教学相结合，坚持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相结合，有力地推动了《资本论》的学习和研究。32年来，全国高等财经院校《资本论》研究会成绩斐然。一是通过研究会的凝聚力，形成了一支颇具研究实力的老、中、青专家学者的理论队伍，这支队伍已成为在全国颇有影响的《资本论》研究力量。二是科研成果累累，出版了一批颇具分量和水平的学术论著，如《〈资本论〉教程》、《〈资本论〉与当代中国财经专题丛书》、《〈资本论〉节选本导读》等。三是建立了财经大学《资本论》教学、研究的框架，奠定了学科建设坚实的学术基础。在全国高等财经院校《资本论》研究会2015年学术年会上，来自全国近40所高等院校的100多名代表交流了过去一年来研究马克思《资本论》的最新成果。这些成果紧扣时代主题，不仅进一步深入探讨了《资本论》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资本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资本论》与全球金融危机、科学发展观、劳动价值理论、所有制理论、资本理论、分配理论等，而且还就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收入差距、“三农”问题、和谐社会的建设、《资本论》的研究与教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与交流。这些成果与过去的成果相比，内容更丰富、更全面、更深入。

为了进一步推动《资本论》的学习、研究与教学，按照全国高等财经院校《资本论》研究会2003年做出的决定，对专家学者们提供的研究成果，以《中国〈资本论〉年刊》形式汇集，并每年出版一卷，借以促进当代《资本论》的研究。本期《中国〈资本论〉年刊（第十三卷）》收录了《资本论》最新研究成果55篇以及《近一年来国内〈资本论〉研究综述》、《全国高等财经院校〈资本论〉研究会第32届学术年会（2015）综述》等论文。

通过《中国〈资本论〉年刊（第十三卷）》的出版，我们希望并相信能引起更多学术界同仁的关注和参与，引起社会更多的关注和反响，从而推动中国《资本论》研究与时俱进，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多更好的理论依据和决策支持。

是为序。2016年5月

近一年来国内《资本论》研究综述

一、关于生产要素

生产要素是指人类从事生产活动的一切投入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使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实现生产要素国内、国外自由流动。在这一宏观背景下，深刻挖掘并剖析《资本论》中的这些有关商品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思想，将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评价利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提供有益的借鉴。

王暖春、李爱华认为在《资本论》中虽然马克思没有明确提出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术语，但是对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货币、市场、世界历史等相关内容的阐释都是建立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基础之上的，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点及未来趋势。他们认为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推动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然而由于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制约，这些物质财富并没有直接转化为财富创造者即工人的发展的物质基础，而是与工人产生了异化，无论是财富的创造过程还是作为劳动果实的财富都成为套在工人身上的枷锁，生产力越发达，枷锁越沉重。在这一过程中，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成为其帮凶。当前，我国正在利用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也非常强调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这就特别需要避免《资本论》中揭示的相关教训，把生产力发展特别是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纳入到为民造福的社会主义轨道上来，努力克服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某些弊端。对于资本主义的某些发展方式不能直接照搬，我们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我们应该通过加强法制建设、提倡人文关怀，把竞争限制在法治的轨道上，限制在合理的限度内，避免非法竞争、过度竞争。总之，在和谐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科学的竞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才能对社会价值主体的人的发展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才能实现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的良性互动。

周文、方茜从生产资料的归属性来区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并且认为生产资料的归属性也决定了两者对外经济关系的根本目标。发达国家通常利用资金、技术和产品等优势与发展中国家进行非等价交换，以此获取高额利润。社会主义国家则是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为适应生产力变化，谋求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并借此以新的生产关系替代旧的生产关系。伴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生产需要投入的要素越来越多。商品价值是劳动创造的，当劳动的内涵延伸到知识、技术、管理、研发等领域时，这些再生性要素便成为主导。知识、人力资本、信息这些再生性生产要素不是先天性资源，而是各国通过后天培养起来的。因此，一国经济地位不仅取决于最终产品，也取决于再生性生产要素优势。而以再生性生产要素为主导的国际分工模式，为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进而突破长期以来形成的带有剥削性质的分工模式创造了条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中国经济难以“独善其身”，必须积极调整与他国的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从外部环境来看，世界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市场需求疲软，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开始塑造排他性的、更高标准的全球贸易与投资新规则，中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受到极大削弱，亟待采用新的战略来适应生产力变化。“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既为中国创造了通过商品交换、资金输出、技术交流以及劳务输出等扩大开放的机遇，又为中国提供了与沿线各国增进了解、改善经济关系的机会。通过“一带一路”战略，中国与沿线各国可建立更加紧密的经济关系，减少国内市场失衡的风险，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与此同时，还可以节约社会劳动，提高经济效益，出口中国有优势的产品和服务，引进他国先进技术或产品。这些都是中国适应国内生产力变化，在对外生产关系方面做出的积极调整。

权衡分析指出当代中国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具有充分的流动性，各类资源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将极大提高，因此劳资关系的外部环境已经与马克思时代的劳资关系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种生产要素在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和配置，全球劳动地域分工格局开始出现新的调整与重组，而其中最主要的趋势就是新一轮以跨国企业为主体的欧美发达国家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产业大转移和大投资。中国以市场和劳动力成本优势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最大承接地之一。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中国利用外资连续十多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今后随着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法制建设、市场统一、政策透明等软环境的改善，吸引国际产业转移的前景依然看好。

崔朝栋通过分析、解读马克思的思想发现，生产要素所有制之所以产生，或人们之所以把生产要素据为己有，正是为了利用生产要素获取收益。正因为凭资本获取收入和凭劳动获取收入是分配制度的一般原则，才使生产要素本身的分配决定收入的分配。也就是说，谁拥有生产要素所有权，谁就必然可以凭借生产要素所有权获取收益，谁拥有的生产要素多，谁就必然可以获取多的收益。马克思从来没有否认非劳动生产要素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重要贡献。马克思在多次论述劳动创造价值的同时，从来没有忽视非劳动生产要素对价值创造的贡献。根据马克思价值理论，作为不变资本的非劳动生产要素，不仅是生产价值及其剩余价值条件和手段，而且使用先进非劳动生产要素还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使生产经营者获得超额利润。当然，值得注意的是，超额利润的源泉仍然是人的活劳动，先进非劳动生产要素仍然只能是获取超额利润的手段和条件。马克思这一理论是科学的，是对劳动要素与非劳动要素在价值创造中贡献的科学阐述，对现实很有解释力。马克思按劳分配理论的精髓和实质是按劳动贡献分配，它与非公有制经济中的按劳动贡献分配或按劳动力价值分配没有什么区别，它们都属于按生产要素分配中的按劳动要素分配。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在公有制企业还是在私有制企业，劳动者凭劳动获得的收入只要能体现按劳动贡献分配原则，都可以看作是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中的按劳动要素贡献分配，或都可以看作是按劳分配收入或劳动报酬。（一）劳动力要素

1．劳动力要素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资本家为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会通过残酷剥削劳动力的方式来实现其目的

王暖春、李爱华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给劳动力带来了沉重的工作压力。工人的自由流动既为资本家提供了更加合适的劳动力，也为工人自己选择更好的工作机会带来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双赢”，但是这种“双赢”是建立在工人之间更加激烈的竞争基础上的，这种竞争影响了工人之间的团结，从而使工人“个别的分散斗争很难取得成功，往往会遭到资产阶级的迫害或解雇”，因此，在工人的联合斗争还不够强大的时候，无论是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还是工人之间的竞争，最终几乎都转化为工人的工作压力。

郑元叶指出当工人依靠出卖劳动力来谋取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时，他们仅仅被看成是一种如同其他商品一样的物（力）来自由买卖，资本家不会在道德上产生任何的怜悯或者愧疚。这样，工人被等同于商品，对于“他”的买卖和流通也必然要求遵守商品交换和流通规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商品交换规律就是商品等价交换。由于工人在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时也是作为“交换主体”的，因此，在资本家看来，劳动力的买卖过程也是工人自由和平等的实现。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如果说流通从各方面来看是个人自由的实现，那么流通过程就其本身来看，也就是从它的经济形势规定来看，则是社会平等的充分实现。”郑元叶认为因为流通中发展起来的交换价值过程，不但尊重自由和平等，而且自由和平等是它的产物，而它则是自由和平等的现实基础。因此，当工人的劳动力被商品化之后，资本家用货币购买劳动力的时候，就不会感觉到在道德上有着任何的虚假性。他们仅仅看到工人们在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时所享有的“自由、公平”以及对身体的“财产权”。因此，正是劳动力的商品化和商品交换规律的形式平等让资本家不能反省用货币和活生生的人相互交换的真正道德本质。

王楠认为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诸阶段，劳动力并不必然都要成为商品的，只是到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才从劳动者那里剥离出来成为商品。当资本所有者要在市场上找到作为商品的劳动力，需要满足各种条件。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下，劳动与资本是完全割裂的，劳动者失去了所有可以依靠的生产生活资料，维持生存的唯一途径只能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从而换取生活生产资料。当劳动力一旦被出卖，则它的真正所有者转移到资本家手中。当劳动力转变为商品的时候，也就意味着资本原则开始运转起来。马克思正是通过对“劳动力”和“劳动”范畴的区分，认为劳动力成为商品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立的基础，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条件。资本家把货币变为商品，把活的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结合在一起，就使物化劳动变为自行增值的价值，变为一个“有灵性的怪物”。进而最终实现资本关系对人的奴役。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人失去了作为感性对象性存在的自我身份，劳动以及劳动产品不再是人的生命丰富性的确认。与之完全相反的是，资本通过对人的劳动的占有而实现和延展了它自己，人被降格为资本实现其自身的工具和手段。所以，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绘的那样，人不再属于人自身，而是被动地从属于机器。人相对于机器而言，成了次要的存在。在大工业化的时代，机械化、片面化的劳动使人与他们的劳动本身以及劳动成果对立起来。当人不再是主宰资本的绝对力量，那么只有不断增殖才成为资本的真正宿命和必然逻辑。

王文凯的观点是，劳动始终是资本家源源不断地创造和攫取的剩余价值，是实现资本积累的核心要素。这就意味着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劳动者权益是会受到损害的。其一，表现在不利于劳动者就业方面。基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对资本积累过程进行分析，可以确定资本机构对劳动力供求关系影响较大。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资本机构会缩小劳动需求，这会导致劳动者就业受到影响。其二，会扩大对劳动者所创造价值的剥夺。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资本家为了扩大资本，会扩大资本规模、资本周期，促使劳动者长时间的作业。尽管劳动者的货币收入会有一定增长，但相比劳动者所创造价值的利用情况，可以确定的是劳动者创造的价值被资本家剥夺得更厉害。其三，忽视了劳动者工作环境。劳动者是则富的创造者，资本家本应该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但是，因为劳动者众多，使得劳动力充沛，导致资本家很少关注劳动者的工作环境，促使劳动者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中创造价值。

滕飞从资本逻辑角度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工人们“水深火热”般的生活。他认为资本逻辑使工人成为雇佣劳动者，他们的劳动力受资本家支配，其劳动成果被资本家占有，致使“工人的活动对他本身来说是一种痛苦”，无任何幸福可言。资本逻辑的内驱力使工人的劳动时间不断延长，剩余价值生产不断扩大，而属于个人的自由和闲暇时间则所剩无几，资本逻辑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更是形成了对劳动者的多重奴役，不仅使得自由时间和闲暇空间成了稀缺资源，而且带来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关系的紧张。“当产生利润成为最终目的，市场就由手段演化为目的”，资本和劳动的二元对立将劳动者推入黑暗的深渊，在资本逻辑统治下的幸福生活只能是虚幻的海市蜃楼。

权衡从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角度分析劳动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身不由己”。他认为根据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可以把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简单概括为如下几个要点：①资本主义的劳动异化实际上就是劳动者本人成为某种受异己力量支配的过程。②具体表现为自己生产的产品与生产者之间的对立，劳动者作为人的本质与劳动给人类带来的痛苦，结果表现出劳动本身的异化；人类的生活与人的自然生存之间出现对立；其最终结果表现为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对抗关系，即劳动与资本之间成为人与人之间的对抗关系。③马克思还提出劳动异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互为因果关系：一方面劳动异化导致了私有化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私有制也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和片面”。④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有其特定的分析背景和时代条件，更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目的，即面对资本主义矛盾和危机，如何把无产阶级劳苦大众从当时资本主义条件下解放出来，这就需要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劳资关系从本质上进行剖析。⑤为此，劳动异化理论具有非常重要的革命意义，即从异化劳动出发，从本质上揭示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以及剩余价值生产秘密，进而为“两个必然”结论提供科学论证和依据。

2．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劳动力的生活状况也不容乐观。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日益复杂化，我国劳动力，特别是在城乡体制建设不完善的情况下的农村劳动力依然面临着沉重的压力和负担，但是我国的劳资关系具有中国特色，劳资双方不存在本质的利益冲突，因此其矛盾不仅不突出，甚至可以得到缓和。

高运芳、李超、王苏喜的观点是，我国的农村劳动力并没有得到相应的价值满足。他们认为由于劳动力只是作为活的个体的能力而存在，所以，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以转化为生产满足劳动者生存的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因此，劳动力的价值应该是由维持劳动力的所有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构成的。但是我国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使农民工具有了双重的身份，他们既是拥有承包土地的农民，又是从事产业劳动的工人，虽然他们在城市工作，却没有城市户口。因此他们享受不到市民待遇，只能在非正规部门就业，在求职、就业、教育、管理等方面都不能与市民站在一个平台上竞争，随时都有被解雇的风险，还要缴纳名目繁多的各种费用；无法享受城市职工都有的养老、医疗、失业、生育等保险；在婚嫁、住房、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遇到很多困难，如其子女进入公办的学校上学难，到私立学校上学又要缴纳高昂的学费，享受不到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培训、再学习和下岗再就业的待遇；更重要的是人们的观念上对农民工的歧视。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用工单位对城市职工和农民工同工不同酬，他们还经常遭受到城市人及各类管理执法人员的歧视和刁难。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逐年扩大，这样在中国就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群落，一边是已经进入现代文明的城市，一边是仍然处于传统农业社会的农村。可以看出我国城乡二元分割体制下的劳动力所有者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价值满足。

但是，周晓梅、宋春燕通过私营企业中的雇佣关系来分析我国的劳动力的现状，得出的结论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我国的劳资关系具有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所具有的劳资矛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但并不尖锐，甚至是可以得到缓解的。她们认为私营企业当中，私营企业主不仅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在生产过程中资本还表现为对劳动的强制。私营企业主的资本对劳动是一种强制关系，他们指挥和监督工人进行劳动，其目的是为了获取剩余价值。但是我国的私营企业主与工人之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私营企业主不仅是私营企业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占有者，而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他们和私营企业的工人一样，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私营企业主和私营企业工人都是国家的主人，国家制度和法律保护他们享有平等的权利，承担平等的义务，在政治地位上是平等的。虽然私营企业主和工人各自追求自身的利益，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劳资关系的矛盾，但这不是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对抗，这些劳资关系上的矛盾可以通过调节加以缓和。

权衡认为，我国劳资关系与马克思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关系、一元化劳资关系不同。资本与劳动一旦成为雇佣关系，就必然意味着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关系能够成立，也就意味着双方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成立，这一点尤其在我国的私有制经济、外资经济以及各类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中是一种客观存在和事实。但是，马克思当年研究的资本主义劳资关系是一种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具有阶级斗争性质的关系，体现的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是一种对抗性的阶级关系。在中国现阶段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前提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劳资关系具有了一系列的“转化机制”，因此从总体上说，更多的是体现为一种劳资双方对经济利益的诉求关系而非阶级斗争关系，是在社会主义劳动所有权和资本所有权实现过程中所发生的对立和统一的关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环境下，劳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利益分配关系而非阶级斗争关系，剥削阶级已经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了。从利益的视角看，劳资双方的关系实质上是资本产权和劳动力产权在权利实现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收入分配关系。中国现阶段所建立的在现代产权制度和劳动力的产权交换层面，劳动者除了按劳动力价值取得的劳动报酬外，还应当享受国家规定的社会保障和劳保福利待遇，甚至凭借个人劳动力产权取得部分剩余索取权。（二）资本要素

1．资本要素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劳资关系的逻辑起点，但是学者们对资本要素的作用褒贬不一

刘挺将资本定义为不单是若干物质产品的总和，并且也是若干商品、若干交换价值、若干社会量的总和。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存在的基础，它不仅仅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物质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要素，其在本质上体现了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对劳动的统治，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已经失去了他作为人的本性，他自身已被资本附体，资本家本身也成了资本的躯壳从而失去了自己。他们的种种行为亦是按照资本的逻辑所表现出来的。在资本狂魔的掌控之下，世界再无宁日。

权衡认为资本的“两极化”问题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劳资关系的逻辑起点：一方面，资本具有提高生产、扩大市场、促进生产力发展、带来人类物质文明和社会进步的革命性的一面；另一方面，正由于资本本身的“价值增值过程”的生产关系，而且这种生产关系内在地包含了由于劳动力买卖而形成的剥削剩余价值的关系，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有其内在的逻辑矛盾和局限性。

孙磊在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生产关系研究的过程中，发现马克思对资本的运行逻辑进行了深刻地剖析，他指出资本具有双重性：它一方面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变化，推动了社会的飞速发展，改变了社会的基本面貌，另一方面它又给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带来了巨大隐患，资本与生态、资本与社会公平、资本与伦理道德之间的矛盾冲突日益加剧。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对物质产品的分配、占有的不平等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及所有制结构。资本主义私有制及现实的生产方式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人为物所异化，资本成为统治人的工具。在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现代社会中，人们常常以人类能主宰一切的理念来对待自然界，导致了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肆意妄为，并对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破坏，生态价值理念也无法确立。

陈承财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揭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内生机制的双重作用即基于资本积聚、资本逐利和资本竞争的视角，资本机制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生产方式的社会化变革；与此同时，又自发地产生了透支自然力、损害劳工、资本所有权向少数人积聚、贫富两极分化等消极作用。首先，从当代视角来看，资本积聚机制对促进生产社会化和经济现代化起着重要的积极作用。资本积聚实现生产规模化，产生规模效益，促进农村自然半自然经济社会化。世界知名企业无一不是利用资本积聚机制做大做强的，现实印证了马克思关于资本积聚机制积极作用理论的正确性。其次，从当代视角来看，如马克思所述，资本逐利机制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资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利用国际资本全球扩张带来的廉价资源，积极引进先进科技成果，为生产力发展带来巨大动力。但是，公有资本保值增值动力不强，导致在“国退民进”的过程中大量公有资产流失。从健全资本机制的角度看，这是资本逐利机制没有发挥应有作用的表现，实现公有资本的产权明晰和保值增值应作为对管理者的考核标准。此外，市场机制健全是资本逐利机制发挥积极作用的前提，只有在完善的市场环境中资本才能顺利循环，实现合理增值。今天，不论是国际市场还是我国多种所有制资本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逐利机制的负面作用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常见的生态问题、劳资纠纷、假冒伪劣、“无良”工厂等现象无不与资本逐利有关。最后，当今时代，马克思关于资本竞争机制积极作用的论述已经得到普遍认同和推广，如以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提高生产效率、通过缩短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加速资本周转等。马克思总结的节约不变资本的方式对微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然，资本竞争机制给经济带来活力的前提是市场公平竞争，不完善的市场中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现象必然会阻碍这一作用的发挥；只有多元主体公平竞争，不断促进科技创新和提高效率，市场经济才会绽放活力，广大消费者才能从中受益。

赵家祥指出，长期以来，人们只重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与消极作用的揭露和批判，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马克思对资本促进文明作用的肯定，这是对《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极大误解。我们可以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未来新社会创造物质技术条件，创造更多的自由活动时间、为建设未来新社会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促进新社会因素的产生、孕育和形成未来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因素三个方面，具体说明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赵家祥认为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的作用仍然是双重性的，即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作用，所不同的是，这种双重作用的表现，比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为复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这都与发挥了资本的积极作用密切相关；而存在的各种问题和产生的各种矛盾，如地区发展、城乡发展、工农业发展不平衡，教育发展、医疗发展不均衡，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阶层收入差距过大，基尼系数过高甚至超过警戒线，小微实体企业资金短缺、融资困难，官商勾结、贪污腐败严重，利益关系固化、既得利益获得者阻碍改革向纵深发展，不少地区干群关系紧张、群众利益受到侵害、群体事件频发，等等，都与资本的消极作用有着这样或那样、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当前，如何全面客观地认识资本的历史作用，更好地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尽最大努力减少和避免资本的消极作用，对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但是，滕飞认为，在当代社会，资本的作用更多地表现在其负面作用。资本贪婪的本性表现在空间资本、虚拟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虚拟货币产生了，继而信用制度也逐渐被建立起来，空间化了的虚拟经济造成了实体经济和人民生产生活的严重背离，人们已然在无形中成了被束缚于空间资本逻辑桎梏中的囚犯。房价不断飙升而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却十分有限，人们生存成本不断提高，令人向往的都市生活渐渐被人们所诟病，城市空间被改造得越来越繁华，但人们却日益丧失主体性、归属感和幸福感。

2．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日趋复杂化，科技的作用显得越发重要，全球化更是成了世界主流趋势，学者们开始从新的角度去研究《资本论》中资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潘恩荣提出新的观点，认为《资本论》研究需要从单纯基于资本逻辑的方法论转向引入技术逻辑的方法论。马克思指出，仅靠资本逻辑难以引发工场内部的生产方式革命。因此，只有理解和把握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及其科学化形态，以及技术与资本共同作用引发生产方式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机制，才能真正把握资本、资本逻辑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也才能深化《资本论》哲学思想的研究，并在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方面获得更多发现。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的生产领域，资本不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以机器为代表的技术是与资本同等重要的另一个决定性因素。因此，生产方式从手工业走向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大工业的革命根本动力不全在于资本投入多少，而是原来的生产者（手工艺人）在资本的辅助下，通过技艺向技术的转化推动了生产方式革命。在传统的学科视野中，我们往往止步于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来说明马克思进一步科学地论证了社会主义。但是，引入“技术逻辑”的方法论研究《资本论》，我们首先能够进一步理解“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是因为生产方式的革命不是资产阶级有意主导的，只有技术与资本一起才能造成工业进步。然后，我们才能进一步理解为什么大工业挖掉了资产阶级的基础，为什么资产阶级产生了自身的掘墓人，以及为什么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其实就是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难以建立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法兰克福学派技术批判理论的重要根据之一。同时，我们还能明确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应对技术进步及其大规模工业化应用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如何分配它们带来的正面收益。这些，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工程技术发展带来的伦理和社会问题等，也能够提供清晰的学理基础和未来学术性研究的方向。

周文、方茜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趋势越发明显的情况下，资本输出已经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常态，而资本主义输出资本源于以下四点：①国内垄断资本的大量积累导致资本过剩，为了追逐高额利润涌向国外。②国际竞争加剧迫使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资本输出保障原料来源和扩大市场。资本输出既可以带动商品输出，突破对方贸易壁垒，还可以迅速占领对方市场。在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往往通过资本输出控制对方的资源，进行廉价掠夺。③资本输出是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重要手段。资本输出的目的是为了抢占对方的国内市场，打击竞争对手，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④获得各种优惠条件。资本主义的资本输出往往带有各种条件，如在与输入国缔结协议时，获得贸易条件的让步，规定拿一部分贷款用于购买债权国产品，要求受援国开放商品和资本市场，等等。可见，资本主义的资本输出并非“等价交换”。其既是对输出对象国的经济剥削、市场占领，也是非平等竞争的根源。资本主义压制输出对象国的产业选择自由，大量资本的涌入会使这些国家的经济畸形化，甚至可能导致这些国家的自然经济崩溃。除此之外，资本主义资本输出的目的是让资本在未来某个时候获得更大的灵活性和选择自由，长期、低利的投资不会得到资本主义的青睐。相比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在资本输出上具有明显的优势。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资本输出的目的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是积极参与国际交换、国际分工，融入世界市场，实现社会化大生产。资本输出是我国实现经济开放、发展对外关系的桥梁，其本质和目的是为了适应国际经济关系的变化。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产业研究中心研究发现，可以将经济时代分成新经济时代和旧经济时代，将资本分为财力资本与智力资本。新经济时代竞争力结构以“智力资本”为核心，“智力资本”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组织智力本身，组织智力的主要能动因素是组织员工，可以看作组织内个体智力的总和，主要是教育与科技，对应“人力资本”，同时对应平衡计分卡中的“学习与成长”；二是组织长期发展中积累的经验、惯例等，这些形成了组织生产、服务的方式，管理方式等，这部分智力资本对应“组织资本”，同时对应平衡计分卡中的“运营”；三是组织环境要素，主要是组织的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与关系，对应“社会资本”，也同时对应平衡计分卡中的“客户”（或市场）与“社会”。当前，发达国家的财富驱动，不是很鲜明，仍然是以智力资本的高级化为主，主要是偏重于组织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建设方面。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而所谓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是以知识和科技为先导的创新型发展之路，即“创新驱动”。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对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推动作用将逐步减弱，“人的智力”成为第一生产要素，“知识”“信息”等无形资产成为主要的要素投入，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将成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主角。中国传统的竞争优势是资源，即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其优势主要为劳动力价格较低且供应充足。随着周边国家工业化的开展和我国平均工资的提高，劳动力资源的优势正在逐渐丧失。但同时，我国需求扩张带来的庞大的市场正在形成，我国的竞争优势正在经历由劳动力向市场的转变。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下一步中国将由旧经济时代向新经济时代，由资本驱动向创新驱动，由经济增长向经济进步，由财务资本向智力资本转型。该研究中心还认为从某种意义上看，互联网就是“智力资本”的代表，“互联网+”是从人力资本、组织资本和社会资本角度，在传统产业中加入“酶”，使其产生化学反应，促进经济的转型升级。

二、关于劳资分配与收入差距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紧紧围绕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1．劳资收入分配的重要性

龚晓莺、甘梅霞指出，劳资收入分配不仅直接决定一国经济的发展模式，而且关系到一国经济是否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不合理的劳资分配甚至构成对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威胁。在中国市场化进程中“劳动—资本”轴心关系正以格外强烈的方式呈现为我们全部社会关系的轴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显著下降。而资本和政府所得远高于发达国家水平，也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水平。基于这一事实，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两个同步、两个提高”的论述既指明了我们未来要完成的战略任务，也隐含了在新形势下进一步研究劳资收入分配公平问题的需要。同时，她们指出在解决中国的劳资分配问题时，不仅从收入分配的层而去解决劳资收入失衡的问题，也应该着眼于长远和根本，从生产关系层而探索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的主体性落到实处的分配方法和方式。

权衡认为当代中国劳资关系问题的实质与核心是“劳动—资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分配关系问题，与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异化及其劳资对抗矛盾具有本质的不同。当前中国劳资关系中的突出问题，主要是劳资之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而引起的劳资关系问题，表现为劳动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过低。例如，1991—2005年，职工工资总额从占GDP的15.3%下降为11%；劳动者收入的增速比GDP增速慢，并且劳动者个人的工资收入来源有下降的趋势；劳动者工资普遍较低，相当多的行业存在“涨利润不涨工资”的现象；企业内部经营者、资本所有者占据分配主体，劳动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较低，劳资收入差距显著。根据人社部工资研究所发布的数据，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已经由1990年的53.4%降至2007年的39.74%，虽然近几年有所上升，但总体水平仍然较低。代表资本所得的固定资产折旧及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则分别由1990年的34.9%上升到2007年的46.1%，呈现不断上涨的趋势。在国民经济“大饼”变大时，劳动者并没有公平地分配到应有的利益，可见，劳动—资本收入分配问题十分突出。但是，由于“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在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制度框架下，尽管出现劳资收入分配差距以及矛盾纠纷，但是不可能发展到阶级对抗和冲突的程度，也不会出现劳动异化和阶级对抗的根本性问题。因此，中国现阶段劳资矛盾更表现为一种利益诉求的表现方式，劳动和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如何公平、公正地参与社会最终产品的分配问题就成为影响劳资关系发展趋势的实质所在。因此，透视当代中国劳资关系问题，必须从利益分配关系入手，必须看到当代中国劳资关系问题的实质是劳资收入分配与利益关系扭曲的问题。

2．收入差距原因

简新华认为，改革开放以来，资本虽然在中国前所未有、举世瞩目的巨大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功不可没，但同时也出现了劳动者权益保护不够、劳资纠纷层出不穷、劳资矛盾日益凸显、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现象。而这些现象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资本在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赚钱发财的过程中，行为还不够规范合理，存在对劳动者的利益兼顾不够甚至侵犯的情况。中国近年来贫富差距扩大是由多方面原因引起的，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是，资本处于强势地位而且供不应求，劳动力处于弱势地位而且供过于求，政策又向资本倾斜，发展的成果资本得到的多，而劳动者的工薪收入却偏少。因此，缩小贫富差距必须多管齐下、综合治理，特别是要“节制资本”。

崔朝栋则认为，中国当前收入分配中出现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不能归罪于按生产要素分配，而主要是由生产要素（尤其是公共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分配不公引起的。长期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虽然从整体上处于绝对的主体地位，但是，公共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分配却非常不合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对于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村的农民来说名不副实。

权衡从市场机制不完善来分析我国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他指出我们目前出现的劳资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性原因不在于我们的基本制度，而首先是市场经济改革不彻底，尤其是生产要素尚未真正按照市场机制原则进行资源有效配置。市场化机制不完善，导致资本要素市场不完善，利率没有充分弹性；劳动力和土地要素市场也不完善，因此也导致了劳动力自由流动受限，劳动者的利益不能够按照市场价格机制得到实现；土地要素市场不完善从根本上说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农民工问题等。其次是劳动力等要素在初次分配中受到许多非经济、非市场因素的干扰和影响，例如权力因素、腐败、行政垄断等，分配不公、国有垄断企业高管和员工收入差距过于悬殊；从资本方面来说，正是由于我国特定发展阶段的人口红利以及资本高回报率，导致了高投资推动的快速工业化的经济增长方式。从长期来看，这也是造成劳资收入分配关系扭曲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当前中国劳资关系及其收入分配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中国长期以来推行的以快速但不平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决定的，而这背后的问题实质在于微观生产要素价格机制之市场化改革不到位。因此，必须从转变发展方式出发，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重新构建劳资共赢的和谐劳资关系。

刘乐山的观点是，我国要想切实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就必须要弄清楚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的原因，具体来说主要分为以下六点：（1）劳资地位不同论阐释劳资间的收入差距。市场化改革以来，一方面我国成长起数以千万计的个体、私营企业，另一方面出现了大量的城市下岗职工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些下岗职工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多受雇于私营企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私营企业里的劳资关系，在政府管控不到位、工会力量又有限的情况下，呈现出“劳弱资强”的格局，资方拥有话语权与决定权，劳方只能被动接受。劳动者的工资标准低，工资增长缓慢，同工不同酬，不少农民工的劳动时间比较长；而一些私营企业的利润丰厚，私营企业主的收入高。并且，资本所有者同样会通过积累进行再投资，使其资本收入不断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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