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楼宇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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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微讲堂：中医与传统文化试读：
正文
非常高兴今天晚上有这么多的同学、朋友来听我做这个讲座。大家都知道我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对于中医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个“门外汉”。我之所以会选择这样一个题目来演讲，是因为有很深的感触。我感觉现在中国的哲学和文化的命运跟中医联系在了一起，可以说是同病相怜，所以我就以一个“门外汉”的身份来探讨一下中医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中医可以称为我们传统文化的结晶，而且是最宝贵的结晶。我在很多场合都多次提到：如果我们把医学看作是科技层面的事务的话，中国在世界上最有希望争得第一的科技领域就是医学。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医学领域，我们有几千年的传统医学作为根基，同时又有近百年来我们向西方医学学习的经验和成果。如果我们能把这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我相信我们在医学领域一定是世界第一的。然而，遗憾的是，我们近百年来所做的工作实际上是在不断地解构中医，不断地让中医沦为西医的附庸，甚至不断地把原本的中医变成二流的西医。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也是很让人痛心的现实。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医中所凝聚的中国文化的内涵才是中国最具有原创性思维的成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凤凰台关于“2006年世界最有影响的十位华人”的节目，我陆陆续续看了一些，感觉这节目做得不错，但是这里面有我们中国人原创性的东西吗？我们的成就都是以什么背景做成的呢？我们现在反复强调要有原创性和创造性，但是如果只是通过别的文化基础做出来的成绩，固然值得高兴但却是没有原创性，因为我们只是在为别人做工作。
我认为，中医最深刻地、最具体地、最全面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和思维方式。在古代，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或者叫儒者，多多少少都会接触到医学理论，都会懂得一点中医的道理，这是跟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我们的传统文化要求：为人子女者一定要关心父母。那么，懂得一点医学的常识就可以对父母的身体状况有所了解并有所帮助。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要求，懂得一点医学常识是侍亲的条件。明代有一位医学家曾经写过一本《儒门侍亲》的书，确实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懂得一点医学中的中医常识，不仅能够将父母照顾得更好，而且对于自身也是非常有益的。
我讲了中国哲学、传统文化与中医“同病相怜”，那么是如何“相怜”的呢？具体说来，就是三者都处于非常尴尬的状态，而且病态不轻。从去年开始，有一些科学家提出要废除中医，把中医从我们的医疗体制中剥离出去。这样的一个提法有很多人反对，也有不少人支持。因此，去年社会上关于中医这个话题讨论得很激烈，一些媒体针对中医这个话题作了一些社会调查，在调查的问题当中有这样的问题：你赞不赞成废除中医？你觉得是不是应该继续保留中医？所得出的数据显示是：百分之六十多的人认为中医要好好地保留。不过接着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得病之后，首选中医还是西医？调查结果显示：首选中医的只有百分之二十多。所以这个情况的矛盾在于：出于爱国心理，要保留中医；可是若是出于实际利益，就对中医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这样的疑问的产生是很复杂的，一部分是因为对中医理论和实践的不了解；另外一部分是当前我们中医的实践现状不能让人完全满意。比如说你病了，要去看中医。结果你到了一家中医医院，首先给你检查的手段几乎都不是中医的手段，你能满意吗？想看中医却拉着你去验血、做CT、做B超，这显然不是中医。现实状况不让人满意，这是很复杂的问题。这一百多年来，特别是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我们提倡“中西结合”。我不能说中西结合的路线是错误的，也不能说提出中西结合政策的决策人用意不好，但是我们执行的过程中却出了偏差。在中西结合的号召下，出现的是用西医的理论解构中医的理论，用西医的手段代替了中医的手段，这是事实的结果。当时我们国家提出中西结合的口号，震动了日本和韩国，因为他们觉得中国是中医真正的故乡。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慨呢？因为日本和韩国也有中医，中医在日本叫“汉方医”，在韩国叫“韩医”，跟中医都是一脉相连的，可能只是在具体细节方面有所变化。在近代，他们的中医同样地遭遇到了被西医排斥的命运，甚至遭到了行政干预。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政府下令禁止汉医行医。所以当他们50年代初听到中国“中西医结合”的政策，而不是禁止中医，这令他们欢欣鼓舞，认为复兴中医还有希望。所以他们就以中国政府的政策为依据，向日本政府争取汉医的地位。50年下来，日本从上个世纪的70年代以后，就开始对汉医问题进行反思，慢慢恢复了其行医的许可。现在，在日本所有的医科大学里面，汉医学的理论是必修课，医师行医的考试中也有一门是汉医。同时，70年代以后，日本也遵循了跟我们相同的“废医存药”路线，就是说中医的理论博大而模糊，很难明白，实用起来也很难，但是中药还是很有效的，而后又发展到“药材提炼精华”的做法。但是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人又开始了对“废医存药”路线的反思，他们从中认识到：中药之所以有作用不是其中的精华，而是其综合作用。每一味药本身就不是单纯的，而将不同的药放在一起，有很多“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在其中，不能通过用单味的药里面的单纯元素来达到同样的效果。可是我们现在仍然在走“废医存药”这条路。因此，中医在中国的现状是非常令人悲观的。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一个调查统计显示：民国初年，我国有中医80万人，1949年却下降到50万人，而现在只有27万人了。但国家的人口总基数却一直在增长，从1949年的4亿5千万人增加到现在的13亿人，人口整整增加了9亿多，可是中医师的数量却下降了。另外，根据对一些地区县级中医院的调查评估可知道，只有10%左右的中医开汤药处方，这就意味着真正使用中医看病的医师不超过3万人。这是一个大规模科技调查的结论，数据还是很可靠的。
中国哲学也是同样的情况。一百年来，我们的传统文化和哲学也是被我们自己用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的理论所解构，以至到现在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地用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来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哲学，我所说的“同病相怜”就是这一点。
我们一直在做解构的工作，甚至解构之后我们还沾沾自喜，觉得跟世界接轨了，让别人知道了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哲学。然而实际上，是真的知道和了解了么？我今天来做讲座的时候，看到了白先勇先生的演讲，又在鼓吹青春版《牡丹亭》。他也在说青春版《牡丹亭》这个现象，说青春版是如何征服了欧美。对于这个问题，我却觉得非常惭愧：为什么美国人一说我们好，我们就沾沾自喜呢？我们就觉得征服了人家呢？是真的征服了吗？美国人懂得多少中国传统昆曲？你给他一个青春的美丽的面貌，华丽的装饰，他觉得好，于是我们就沾沾自喜了。我们中国人近年来一直在做类似的工作。这让我想到在2001年跟中国的昆曲同时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日本的能乐，有谁看到日本的能乐搞了青春版？也许日本的年轻人根本不喜欢能乐，我也看过能乐，确实是没意思，不喜欢。但是我尊重他们，因为他们保护了文化，是一种真正的遗产。我们中国人呢？却是一天到晚拿老祖宗开涮！还得意洋洋。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别人认同我们，我们的东西就有价值了，不被认同那就没价值了，是这样吗？实际上，只要是我们自己真正认同的，它就有价值。在80年代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曾经提出过文化的多样性、多元化和文化的寻根等问题，那个时候大家意识到越是民族的就越有世界意义。确实是这样，如果说你的文化跟别人完全趋同了，那你的文化还有被欣赏的必要吗？中医的问题也就是以上方面的问题，因为中医跟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密切相关的，可以说，不仅是“同病相怜”，还是同气相连，也是同甘共苦，有着共同的命运。
当然，也还是有人在积极努力地保护、传承和发扬我们传统的文化。2004年在澳门就召开了“中国哲学与中医研讨会”，会议后合成了一本书《中医基础理论的哲学思考》，里面提到了“中医和中国哲学不可分割”的观点。由这个研讨会的积极带动，去年，中国哲学界的一些学者们也倡议成立中医哲学研究会，后来就在中国哲学史学会的下面成立了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于今年正式成立。虽然我之前说了一些关于中医问题让人悲观的话，但是有些行为还可以给我们一些信心，因为还是有不少的有志之士在做出努力，积极探讨和研究中医的问题。
我想中医的现状我没有能力改变了，要靠政府政策和培养中医人才的地方，例如中医学院等机构去努力改善。但是我们可以做到的，就是向大家宣传中医的理念和它跟中国文化、哲学的关系，让大家对中医形成相对正确的理解。所以下面我就从这方面来讲一讲我的看法。
很多人也都曾经说过了，我们不能用西医的标准来衡量中医，因为这是两个差异很大的理论和实践方法。我们现在受一种主流思想的影响，常常希望把中西方的文化打通，这种想法是对的，但问题是怎么打通？是不是把我的东西改造成跟别人的一样，或者把别人的东西改造得跟我的一样，这就算打通了呢？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说一下自己的经历。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兴起了中外文化、艺术比较的热潮，当时我也比较热衷这块研究，主要的想法就是找出中西方文化、艺术的共同点。后来，有一次参加了中美宗教哲学的讨论会，我听了一些美国学者的发言，我觉得他们一两个小时的发言只要用一句话就能说清楚，怎么还能那么啰嗦地讲那么多呢？我就琢磨这个问题，后来想明白了：美国学者是以自己的文化背景习惯来发言的，就是要说得明明白白才罢休。他们在分析哲学的背景下，认为语言清晰、符合逻辑的道理才是真理的东西，所以必须要非常严谨，说得十分透彻。而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却是喜欢“大概”、“差不多”等问题，要是把“差不多”的东西说明白了就不是“差不多”了，而如果把美国人的一套理论说成一句话，也失去了理论之所以为理论的基础。所以从那时开始，我就强调比较研究不是要注重两者“同”的一面，而是“异”的一面，正是因为存在不同我们才能比较。另外，我还认为，要把“求同存异”改成“求异存同”，以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为前提来求异。在互相理解尊重的基础上，通过比较来相互吸收合理、可用的东西。80年代以后，我长期的研究方向是中国和印度的佛教。在谈到佛教的时候，我们常用的一个词就是“佛教中国化”，典型的例子就是禅宗，因为这是“佛教中国化”的代表。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人说禅宗被儒家化了，也有人说是禅宗道家化了。我却对这些论断有质疑。从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我就反复说，不主张提“佛教中国化”。因为一提到中国化，大家普遍认为，不是佛教被儒家化了，就是道家化了。我提倡的说法是“佛教本土化”。所谓本土化，就不一定要改变根本的理念和教义，但是又可以适应中国本土的文化环境。这样的说法可让大家理解得更清楚。因为禅宗不是中国的东西，禅宗的教义、理论是印度佛教的教义和理论。我在指导博士生的时候，就有学生做“看禅宗教义的本来依据”问题的论文，得出的结论都证明了禅宗的教义来源于印度佛教。但是传到中国之后，在表达的形式方面发生了很多变化。所以我们理解别人的东西，不是说要将其改成我们的东西，而恰恰是要从它的精神中吸取我们的文化传统中不足的方面。就比如说宗教，中国的传统思想里面也有“因果报应”的思想，但是这个思想和印度的“因果报应”思想是不一样的。中国的“因果报应”是宗族之间、父母子女之间的因果报应，就是说不仅要对自己负责，还要对父母子女负责；而印度的“因果报应”则是指个体的轮回，是自作自受，即自己种下的因果报应要自己承受，只要对自己负责就可以。在中国，“父债子还”是天经地义的，在印度就是天方夜谭了。
我们要有文化的主体意识，只有有了主体意识才能拥有跟别的文化对话的资格，才有可能辨别自己文化和别人文化相同和不同之处的能力，才能在这个过程中吸收营养填补自己的不足而发展自己。因此，失去了主体意识就只能被别的文化牵着鼻子走了。中医的问题就在于它把主体意识丢掉了，还认为这样一套理论是愚昧的，不科学的。其实“科学”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很多原本被人们认为是不科学的东西后来都成为了科学，所以我们不能武断地把自己还不了解的东西打成“伪科学”。中医已经经过了几千年的实践，它的科学性是无可置疑的。只不过是现代的人们在被西方文化改变了思维方式之后，变得无法理解自己的文化理论罢了。
中国文化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基本特征就是整体的关联和动态的平衡，中医恰恰最好地体现了整体关联和动态平衡这一特征。进一步说，从思维的认识的特点来说，中国文化强调的是实践体悟，而不是单纯的理论推理。因为理论推理再清楚，如果没有自己的实践体悟，那么理论也是空洞的、抽象的，是没有生命的。所以整体关联、动态平衡和实践体悟都在中医中体现出来了。中医中有这么一句话：“医不三世，不服其药。”这句话有各种不同解释，最主流的解释是：如果这家医生不是三代人都行医，那么开的药不能吃。这就明显说明了中医是一个经验积累的过程，而且不仅仅是外在的，还有内在的体验积累。前面说到我国目前的中医中只有10%是开汤药的，更进一步地问，有多少中医能够根据切脉来治病呢？只有3000名。就切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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