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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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历史（上）试读：
简介
中国历史太长，讲历史多离不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皇皇盛世，几乎一样长久的变乱年代则常被轻描淡写。但是，可以这样说，每一个大一统时代的光明，都在前一个变乱年代里孕育。新一段历史的起草往往不在盛世之初，而在乱世之末。刀枪剑战和巧言虚辞交加的春秋战国时代、多族碰撞与殷殷礼佛的两晋南北朝时代、更国换帝如走马灯的五代十国时代、脆弱的统一孱弱的军事与超级发达的文化并存的宋辽金蒙时代，都各有各的气质。乱象纷呈，变乱使一切俱废重组，乱世有一切重新开始的期待。乱世可展示最彻底的人性，乱世中有最多传奇的人与事，乱世更有故事。
第一章 杂谈古代
从清代官箴看古代县令的“亲民”工夫
清代官箴普遍强调清廉是州县官基本的职业道德。如廉要求州县官不能收受贿赂。于成龙在《亲民官自省六戒》中，把“绝贿赂”作为仕官一戒，他说：“为贫而仕，州县，为区区阿堵物便俯首帖耳，受挟制于家丁，殊不合算。官箴要求州县官要想保持廉洁，日常生活应节俭。汪辉祖说：贪人即不自爱，末有甘以墨败者。资用既绌，左右效忠之辈，进献利策，多在可以无取、可以取之间，意谓伤廉尚小，不妨姑试，利径一开，万难再窒。情移势逼，欲罢不能，或被下人牵鼻，或受上官掣肘，卒之利尽归人，害独归已。败以身殉，不败也殃及子孙，皆由不节一念基之。故欲为清白之吏，必自节用始。”
陈宏谋说：“居官者，以廉一节自满，则种种戾气粃政伏焉……（清而不理民事，清而不合人情，清而不防流弊，皆粃政也）。”虽然官员能保持清廉，但不能以此自满，不能因为清廉就可以为自己的错误开脱，这是极为中肯的见解。谢金銮也有比较相似的论述，他说：“居官不要钱，不过于贪赃，一律可告无罪而已，其实算不得好官。做官须替百姓办事方为称职。若说我不要钱，便可自问无愧，则州县邑各有城隍神像，峨冠正容，终日端坐，已极廉静，可不设官府矣。”
重公正刑罚得当
州县官掌握一州一县的全权，成为一定意义上的百里之君。因而清代士大夫认为州县是实现自身政治理想的地方。方大缇说：“士君子心存利济，不能为督抚，即须作州县。以督抚近君，州县亲民也。然兴利除弊，不特藩、臬、道、府能说不行，即督抚亦仅托空言，惟妙惟肖州县则实见诸行事，故造福莫如州县。”在州县的事务中刑名、钱谷是最重要的。州县是最基层的司法组织，几乎受理辖区内的所有案件。一类是“户婚、田土及笞杖轻罪，由州县完结，例称自理”；另一类是命、盗、逃人、邪教、光棍等严重犯罪和其他徒刑以上的案件，这类案件州县官有权初审但无权判决，应向上级转审。
官箴认为州县是吏治的根本所在，要想地方政务畅通，州县官必须注重个人的修养，最根本的是一点是心存公正。程含章说：“吏治必自变牧令之心始，心者，政事之本也。牧令之心正，而地方无有不治矣。”公正是州县官在司法过程中要遵循的基本原则。黄六鸿说：“至于词讼，乃民间曲直所关，自应从公剖断。”司法关系到当事人的生死大事，州县官在司法过程中要至公无私，审判不公平是民众的大害。郑端说：“真德秀云：狱者，民之大命，岂可小有私曲。刘宣（字伯宣，官中丞）云：刑狱之事，暧昧未明，情态千变，苟不以至公无私之心详察其间，差之毫厘，人命死生系焉。公心议狱，尚有不周，如或畏权势而变乱是非，徇亲故而交通贿赂，好恶喜怒，私意一萌，断无平允。明有官刑，阴遭谴责，可不慎欤！”要做到司法公正，州县官须做到如下几方面。
1、州县官要有良好的修养
在审判过程中州县官要心平气和，公正审理。尹会一说：“该州县审理事件，必须平心静气，悉秉虚公，度理揆情，务归平允，勿横加捶楚，勿专事深文，则刑罚得中，和气致祥。”公正也要求州县官谨慎处理案件。田文镜说：“为有司者，审理词讼，事无大小，必虚公详慎。勿任一时之性，勿执一己之见，勿因证佐串通一气，而摇惑是非；勿因原被各执一词，而依违两可；勿过于浮躁，而使懦者不能尽言。”
2、不听信关系人说情，也不能逢迎权贵
袁了凡说：“听信左右，指拨害人，逢迎势要，冤抑平民，受人嘱托，枉害善良，使百姓含怨，算百过。”田文镜说：“兵役与百姓争讼，勿偏袒兵役；绅衿与百姓争讼，勿偏袒绅衿。”
3、要清除成见
袁守定说：“凡审词讼，必胸中打扫洁净，空空洞洞，不豫立一见，不豫著一物，只细问详求，其情自得。若先有依傍之道，豫存是非之心，先人为主，率尔劈断，自矜其明，转致误也。陈良翰知瑞安县，听讼咸得其情，或问何术，良翰日：无术，但公此心如虚堂悬镜耳。盖惟虚故公，公则生明，自然当于事理，而讼判矣。”刚毅说：“听讼审讯……成见不可有，定见不可无。”
4、要屏除私心，参酌义理，才能做到公平审判
不要在案件中掺杂个人的利欲，这样才能保证司法的公正。陈宏谋：“心中有欲，剖断必不公平，措施必多乖戾，言动必不光明”。郑瑞说：“本心日月，利欲蚀之。大道康庄，偏见窒之。听信偏，则枉直而惠奸，喜怒偏，则赏僭而刑滥，惟公生明，偏生暗。”
5、富民与贫民构讼，不可偏袒富民，也不可故意压抑富民
重学养精明浑厚
清代州县官基本上是经过科举选拔的，为了应试，他们熟读儒家经典，并不重视法律知识的学习，这样在任职州县之初就缺乏具体的司法经验。针对这种情况，清代官箴倡导州县官要多读书，掌握律例及相关法律知识。同时，还强调州县官要加强道德修养，这对于司法审判也是非常重要的。王凤生说：为政不可以无才，而才必根之于识。有识则事虽万变总权之于一心，有时自我发之、自我收之要，必由始彻终，通盘筹计，先握其所收之局，而后开其所发之端乃可。……从政者苟能事事用心学，久而识亦裕，识定而才自优。袁守定说：“在官不可废学”。汪琬说：“古人学优而仕，然当既仕之后，稍有余力，犹须从事于学。”
县官必须加强自身的性格修养，见识与宽容同样重要。方大缇说：“精明浑厚四字最易离开，最不可离开，离开则精明欠浑厚，便是刻薄，浑厚欠精明，便是糊涂。”官箴多对州县官进行品评，认为与才气十足的能吏相比，那些不追求刻意有为，而且处处为百姓着想的州县官才是真正的好官。袁守定说明：“良吏有二。才气开张，遇事能断，智足以集事，此能吏也。朴茂庞厚，安静若无能，每事欲置斯民于无事之地，此福吏也。福吏为上，能吏次之，以能吏之效在事功，福吏之效在元气也。”
“瞎妓女”，价值连城的“殉葬”
杜十娘是一位性情刚烈的痴情人，也是一位识人不明的“瞎妓女”。她原本属于小说里的人物，相关故事收录在明朝冯梦龙《警世通言》第三十二卷《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杜十娘是个苦孩子，她从小就被人拐卖，沦落风尘。经过妓院的严格训练，琴棋书画、歌舞弹唱的基本功非常出色，再加她上天生丽质、光彩照人，很快就成了北京城里争相交好的大红人儿。
好像绝大多数花花公子都有一个风度翩翩、儒雅俊秀的漂亮外表，李甲就是其中一个。本来他是江南的高干子弟，家里有钱，送他到国子监当大学生，可惜，他书没念多少，所有的心思都耗费在了泡妞儿上。京城“春光院”之类的夜总会属于顶级的消费场所，只要有钱，就能长期包房、豢养花魁。李甲腰包儿鼓，又肯出大价钱，逛窑子当然要点第一流的小姐出台，在老鸨的讨好与撮合下，风姿绰约的杜十娘缓缓地步入了李甲色迷迷的视线。
才子佳人很容易往一块儿凑，虽然李甲算不上什么才子，但是读书人端庄儒雅、恩爱体贴的气质，足以使不明就里的人产生相见恨晚、生死相托的错觉。杜十娘是个有思想、有见识的女人，委身娼门也是万不得已，她美丽的大眼睛一直在替自己物色人生伴侣，一旦条件成熟，她便会义无返顾地逃脱苦海，和心上人远走高飞。李甲正是她想像中的那种人。从此，俩人成天“酱在一起”，别的客人，谁也甭想靠前。
淮阳盐商孙富，也是个见了美女就流口水的酒色之徒，他很嫉妒李甲的艳福，便以财压人，竟相拱价，希望杜十娘能投怀送抱，乖乖地坐到自己身边来。但是，这个家伙得到的答复却非常冷淡：“天下还有银钱买不到的东西！”
孙富没有抢走杜十娘，李甲也不能久占了。李老爹对儿子声色犬马的奢侈生活早有耳闻，担心他越走越深，不能自持，因此断了经济后援，还屡次来信相逼，催他速回江南。囊中羞涩的李甲随即被老鸨赶出了春光院，杜十娘发誓非李甲不嫁，从此不再接客。事儿闹僵了，老鸨只得忍疼割爱，李甲凑足三百两银子终于为杜十娘赎了身。
一对情侣欢天喜地，准备同回江南，李老爹的一封家书根除了儿子挟妓南归的念头儿，书香门第、官宦世家，不可能接纳一名风尘女子做儿媳妇，面对这个解不开的死疙瘩，李甲借酒浇愁，闷闷不乐。真倒霉，这种时候又碰上了孙富，那个巧言善辩的大盐商当然知道李甲和杜十娘的底细，他抓住李甲耳根软、没主意的毛病，终于说得对方动了心，答应以千两白银的筹码把杜十娘转让给孙富为妾。
两个男人的肮脏交易彻底毁了杜十娘的“从良梦”，她不再拥有爱与被爱的幸福人生，万念俱灰之后，杜十娘当众取出价值连城的“百宝箱”——这是她试图取悦未来的公婆兄嫂，为自己与李甲的姻缘保驾护航的物质保障，如今，已经毫无意义了。金钗、玉镯、夜明珠、猫眼儿……一件一件沉入滚滚的江水中。“落花犹似坠楼人”，共同殉葬的，还有年轻美貌的杜十娘和她永远也追不回来的美好爱情……
失足容易拔腿难——出污泥而不染的妓女是不可想象的，尤其是杜十娘这样时刻抱着清清白白做人的幻想，还没有跨出风尘就背上了双重的精神枷锁。杜十娘憧憬爱情、物色伴侣，一点一点地积累赎身钱，一天一天地算计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出头之日……她在为命运的大突围积极备战。末了，输啦——其实还是输给了自己。
女人的眼睛，只要美丽，无须智慧。女子无德便是才嘛，那么精明有什么用？倘若养在深宅大院里，有父兄疼，有丈夫宠，幸福有保障，那么头脑简单一点儿未必不是一种快乐；但是，杜十娘久呆的春光院绝对是恶棍出没的虎狼窝，她不像刺猬那样地防卫四周、保护自己，就不会有一点安全保障。妓女行当，吃的就是青春饭，这两年，你红得发紫是“花魁”，过些时，到了人老珠黄的年景，连个正眼瞧的回头客都没有。杜十娘的心计就在于居安思危、念念不忘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为了将来的出路，杜十娘不但放出眼光来物色对象，还塌下心来苦苦地经营自己的“百宝箱”，那里不但藏着她的养老金，还有平灭是非、独立生活的经济保障。自从遇着李甲，她就有移居江南的打算，先用这笔私房钱安家落户，然后，在慢慢说服李家上下接纳他们的婚姻。按照杜十娘的如意算盘，“以巨资换名份”的计划很可能会变成现实。可惜，纨绔子弟根本不给她尝试的机会。李甲出卖了他们海誓山盟的爱情，杜十娘应该是第一责任人，她没有识人之明，以貌取人，如醉如痴地迷恋着花花公子，女人天性中的虚荣把她引上了绝路。恩情无限的爱侣转眼变成了惟利是图的“人贩子”，李甲这种连爱人都肯“转让”的“白眼儿狼”，还有什么不能出卖的呢！典型的“痴心女子负心汉”。
被“转让”给孙富的前一天晚上，杜十娘在船上最后一次检点自己的惨淡人生，她总算找到了事情的症结，其实，两年多来她所迷恋的是一个同床共枕的“陌生人”：“只见其貌慕其文，未度其德审其心。”被翩翩少年、文雅书生迷惑了双眼的杜十娘终于弄明白了，男人、女人，最值钱的是人心，而不是脸蛋儿。遗憾的是，这个朴素的道理来得太晚了。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时候，咒骂李甲、孙富是“瞽目的蠢驴”，很是痛快。其实，她那对漂亮的大眼睛也不算明澈，居然把自己托付给一名花天酒地的浪荡公子，还以为找到了真正的爱情、美满的人生，这样的末流见识，岂不过于鼠目寸光了吗？杜十娘泻私愤骂人家是瞎了眼的蠢驴，是否应该先把这刻毒的词汇送给自己？
寇准：被小妾指责的“硬伤”
听过传统评书《杨家将》、《清官册》的人，都熟悉其中的“双天官”、“寇老西儿”。这个足智多谋、为官刚正的大宋名臣，在民间颇有威望，堪与同时代的包拯相提并论。剔除说书艺人的美化成分，寇准在历史上也的确是位“治世能臣”。
寇准（961年—1023年），字平仲，宋华州下吉县（今临渭区官底）人。他可算正儿八经的“科班出身”。先中进士，随后作官，19岁就踏上了步步高升的仕途。小小年纪就步入官场，应是少年得志了吧？可惜，宦海沉浮，在名利场里摸爬滚打，哪有一帆风顺、万事如意的呢？寇准33岁做到了“副宰相”，随后，三度拜相，可是，这三次权力颠峰，只维持了短短四年多。戴乌纱43年，中间居然七次被贬。看来，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确难于上青天呀。
元朝人脱脱主持编纂的《宋史·寇准列传》，极为慷慨地总结了寇准一生的两件功德：其一，敢说话，为赵宋朝廷出了不少好点子；其二，不怕死，推动宋真宗过黄河打了个大胜仗，跟契丹人签订了著名的《澶渊之盟》，此后一百年，宋辽两国相安无事。《宋史》里说：“寇准）于太宗朝论建太子，谓神器不可谋及妇人、谋及中官、谋及近臣。此三言者，可为万世龟鉴。澶渊之幸，力沮众议，竟成隽功，古所谓大臣者，于斯见之。”
历史就是这样，“三七开”也好，“四六开”也好，后世评论起来，总是既说好话，也说坏话。寇准也不是毫无过错的圣贤，他为人处世那些“硬伤”，根本瞒不过家眷、同僚和史官。《宋史·寇准列传》刚刚夸奖了一顿，便开始“剥皮抽筋”。这些刺耳的褒贬，恰恰是老百姓不想听、甚至不愿相信的。贤君明相、清官廉吏，都是民间集体臆造的“神”，一旦这些精神偶像不完美了，理想的天平便会失去平衡。尽管如此，魅力无穷的历史，还是要说“不中听的真话”。《宋史·列传》短短几行文字，囊括了寇准的“三处硬伤”：“挽衣留谏，面诋同列，虽有直言之风，而少包荒之量。定策禁中，不慎所与，致启怀政邪谋，坐窜南裔。勋业如是而不令厥终，所谓‘臣不密则失身’，岂不信哉！”（一）只知有我，不知有人。
平心而论，寇准有才。他看准的事儿，连皇帝都深以为然。很遗憾，寇准是个“急性子”，如果自己的建议遭拒绝，他便粗脖子红脸，非得争出个一二三来。《宋史》里记载：“寇准）尝奏事殿中，语不合，帝怒起，准辄引帝衣，令帝复坐，事决乃退。”竟敢拽着皇帝的衣服商量事儿，多大胆子？还有没有君臣礼仪、上下尊卑？尽管事后皇帝打哈哈，将寇准和魏徵相提并论；但“挽衣留谏”，的确是招人腻味粗暴行为。
寇准跟皇上急，跟同僚也一样。动不动就唾沫星子乱飞，抢白对手。尤其是“澶州之盟”以后，宋真宗格外器重寇准。寇准自己也飘飘然了，他居功自傲的牛气劲儿溢于言表。一天，朝臣大会，寇准先走了一步，宋真宗便毕恭毕敬地目送这位肱股之臣。列位大臣看在眼里，谁不暗地里咬牙、冒酸水儿？第一个眼红的就是王钦若，若非这家伙进谗言，寇准还不至于失宠哩。话又说回来，也怪寇准得意忘形，他恃才傲物，我行我素，很难嘻嘻哈哈地跟普通人合作。（下图：戏曲中的“寇老西儿”）（二）施恩图报，用人不当。《宋史》揭了寇准这个短儿——用人不当。文献中写道：“寇准）在相位，用人不以次，同列颇不悦。它日，又除官，同列因吏持例簿以进。准曰：‘宰相所以进贤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职尔。’”显然，寇准用人，全凭感觉。什么铨叙制度、升迁记录，统统滚蛋——我想用提就提谁，想免谁就免谁。结果，他那双“慧眼”并不能取代文官选拔制度，反倒招来一群巧言令色的政客，也给自己惹出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丁谓，才华横溢，却善于“溜须”，他就是寇准一手提拔起来的新贵。此人对寇准奉承备至。想不到，居然为开玩笑而结怨：中书省聚餐，菜羹沾污了寇准的长须。“副宰相”丁谓立即跑上前，殷勤地为顶头上司拂拭长髯上的汁水、菜屑。寇准却半真半假地揶揄道：“一位堂堂大臣，怎么可以为上司‘溜须’呢？”“溜须”一词，就这样栽到了丁谓身上。丁谓从此衔恨，开始攻击、诬陷这位上司兼恩人，以致寇准远谪雷州。这个事儿怨谁？一方面，寇准嘴下无德，伤人太重；另一方面，丁谓的“溜须”的小动作，也的确叫人瞧不起。
寇准还有施恩图报的毛病——他既希望别人匍匐在地、感恩戴德，又喜欢外界俯首帖耳、敬畏顺从。老太爷式的官威，哪能人人畏服？据说，张咏在成都任职时，一听说寇准当了宰相，立刻对人撇嘴道：“寇公奇材，惜学术不足尔。”他甚至当面告诉寇准，细细读一读《霍光传》。啥意思呢？他认为寇准“不学无术”。
不只张咏批评，还有王旦呢，这位大臣公然在皇帝面前说寇准的小话儿。他说：“寇准）好人怀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避。而准乃为己任，此其短也。”（下图：寇准墓）（三）奢靡纵欲，暴殄天物。
在老百姓心目中，清官都是海瑞那样刚直、包拯那样无私、狄仁杰那样睿智、于成龙那样清贫……一切完美的道德要素，集体塑造成百代清官、万世廉吏。当然，这种一厢情愿的精神偶像，很难复制到血肉之躯上。偏偏寇准不是个“两袖清风”的穷光蛋，而且，他也不愿意过那种吃糠咽菜的苦日子。
再看《宋史》的记载：“寇准）少年富贵，性豪侈，喜剧饮。每宴宾客，多阖扉脱骖。家未尝爇油灯，虽庖匽所在，必然炬烛。”寇准有钱，喜好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他府上经常举办大型“派对”、豪华酒会，犄角旮旯儿，到处都点亮了胳膊粗的蜡烛，即使厕所、马厩也不放过。宴会上，自然少不了吹拉弹唱、美人歌舞。喝得兴起，寇准便慷慨地发放红包、奖励。堂堂宰相，绝不会给一筐苹果、两双袜子做赏赐；挥金如土——阔！惹得小妾茜桃看不下去了，便写诗，好心好意地劝他收敛一点。小妾文采不错，一首写道：“一曲清歌一束绫，美人犹自意嫌轻。不知织女寒窗下，几度抛梭织得成？”另一首写道：“风动衣单手屡呵，幽窗轧轧度寒梭。腊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
想不到，小妾这两首诗不但没有劝住大手大脚的寇准，反倒勾来了他的笔墨，他一挥而就，答道：“将相功名终若何，堪急景似奔棱。人间万事何须问，且向樽前听艳歌。”寇大人可不在乎别人怎么说，还是那个脾气，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及时行乐，我说了算。
官员，不外乎三种：一，不贪污，只做事；二，免不了贪污，少不得做事；三，又贪污，又不做事。第一种，凤毛麟角，犹如美丽的传说——太少了。第二种，贪心犹存，良心未泯——将就材料吧。第三种，素餐尸位，鱼肉百姓，枪毙一百回都不冤枉。上述种种，该选谁？恐怕行政成本高一点的能臣，就算“上上签”了。
1023年8月，寇准客死雷州。灵柩运回途中，百姓“设祭于路”……想身前事，看身后名，寇准这一辈子，也算值了。
宋太宗，怎样欺负“新寡”的嫂子？
事先声明：咱们是拿传统戏说事儿，和正史相比，虽有细节差别，却是异曲同工——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
京剧里有《贺后骂殿》，这是一出权力分家、叔嫂打架的传统戏，唱的是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死后的“窝儿里斗”的“家务事”。为了个人利益，你争我斗，实在是看着过瘾。五十多岁的赵匡胤暴死，连皇位继承人都没有定下来。他的弟弟赵光义假托老娘的遗命抢先下手，在几名死党的拥戴下，忽然宣布，自己要在灵前即位。这就等于把哥哥撇下的孤儿寡母给出卖了。新皇帝登基，金銮殿上封官许愿，热闹非常。赵匡胤的遗孀贺皇后悲愤地对大儿子德昭说：“你叔叔篡夺了咱家的皇位，你是皇长子，如果还有点儿血性，就上殿跟他当众辩理，把属于你的帝位夺回来！”赵德昭怒气冲冲地闯上金殿，质问赵光义：“你凭什么当皇上！我爹死了，还有儿子，子承父业，名正言顺。你算老几呀，横插一杠子？”赵光义辩解说：“这是你奶奶定下来的事儿，小毛孩子跟着瞎搀和什么！”叔侄俩脸红脖子粗，吵做一团。赵光义要兴师问罪，年轻气盛的德昭忍不下这口窝囊气，一头撞在柱子上自杀了。
紧要关头，贺后领着小儿子赵德芳风风火火地赶到。见德昭已然横尸金殿，眼珠子都红了。老嫂子拾掇小叔子，宋朝皇室的家务和政务乱七八糟地纠缠在一起，吓得文武大臣大气儿都不敢出，在这场权利角逐中，外人根本就帮不上忙。贺后哭完儿子哭老伴儿、数落完朝臣骂皇上，这个披头散发的寡妇死死地揪住了赵光义谋篡皇位、逼死亲侄的暴虐罪行，除了赵光义的几个死党之外，绝大多数官员都对贺后母子表现出强烈的同情。
硬的不行，只能来软的。赵光义开始用优厚的政治待遇来拉拢老嫂子。他不惜自降身价请贺后代理三宫六院，还几乎把小侄子赵德芳封为“太上皇”。不但给了“八贤王”（一钦王、二良王、三忠王、四正王、五德王、六靖王、上殿不参王、下殿不辞王——封到了无官可封的地步，你看多慷慨呀！）的爵位，名列百官之首，还钦赐“亡命金锏”一根，赋予“上打昏君不正，下打佞臣不忠”的治外法权，皇帝把自己都搭进去了……能给的都给了，赵光义所赐的“顶级待遇”无非是希望息事宁人、做他的太平皇帝。贺后毕竟是女人啊，除恶不尽，姑息养奸。给你的官禄再大，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外人拿你家的东西做了顺水人情。贺后和赵德芳终于妥协了，娘儿俩抱着自己的胜利果实扬长而去。
贺皇后的确是气疯了。丈夫刚咽气，小叔子就迫不及待地偷了自家的东西——那可是皇位呀！本来应该大儿子德昭登基，不想，人家手快，不废吹灰之力，抢跑了。漫说是九五之尊的皇帝宝座，就是平常的富贵功名也没有白白让人的，更何况，以赵光义的豺狼本性，今天能篡位夺权，明天就许摸到嫂子的床上，横竖是没有好下场。趁着老皇帝的丧事还没办，干脆撕破脸儿，拉到街上闹一闹。为了两个儿子和自己的利益，贺后使出了女人的看家本事：上金殿，骂！
大儿子先打第一阵，贺后失策了。骂街吵架不是男人的长项，尤其是德昭那样的血性汉子，皇太子，骄横惯了，又忍不下叔叔搞阴谋、老娘添柴火，叔侄两人在众目睽睽之下顶了牛，彼此连个回旋的余地都没有，处于政治劣势的德昭只有自杀。其实，这个悲剧，贺后属于第一责任人，她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给儿子使“激将法”，在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前提下，德昭单枪匹马地与事实上的皇帝较劲儿，这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最后还是成了感情冲动、头脑发热的牺牲品。
贺后拽着小儿子骂上金殿就大不一样了。首先，嫂子骂小叔子，家务事，朝廷王法管不着；其次，贺后是弱者，很招人同情。老皇帝新丧，儿子刚死，名不正言不顺的新政权，难免有些舌头短；第三，女人撒泼，神仙也没辙。骂得再难听也只是君子动口，骂急了，她抡胳膊挽袖子上来掐架，男人就是再长一千张嘴也说不清了。
贺后，变成了一只斗志昂扬的母狮子，一长串义正词严的理由鼓舞这个无依无靠的女人抛头露面、誓死抗争：老公的遗愿不能被篡改，儿子的自杀不能不澄清，自己和幼子的未来不能没有任何物质保障……这些切身利益，没有哪个先帝重臣会挂在心上，也没谁肯站出来为他们母子所蒙受的不公正待遇振臂高呼。金銮殿上不是正在封官许愿吗？文武官员都是前朝旧臣，同样，也都是赵光义收买的新贵。利益当头，伶牙俐齿的聪明人齐刷刷地都成了哑巴，如果贺后不争，篡位这样的大是大非必将沦为一桩“无头案”。
大唐公主：怎样被人拳打脚踢
传统戏《打金枝》纯属唐朝皇宫里的家务事。公公、婆婆，儿子、媳妇儿……你给个初一，我就给个十五，吵吵闹闹，横眉立目，和老百姓过日子没有什么两样。
汾阳王郭子仪老两口子一块儿过生日，王府上下忙得热火朝天。连皇上都亲自派人送寿礼来了，那些同僚下属、亲戚朋友当然要屁颠儿屁颠儿地跑来表现一番。
郭子仪有一大群儿子，其中第六个名叫郭暧，小伙子是一名长相俊美、风度翩翩的“美男子”。由于体恤功臣，皇帝李豫便替姑娘升平公主招郭暧做了东床驸马。给皇家当女婿真是外表体面、内里受罪，两条烂规矩弄得小两口儿非常别扭。第一条，皇家姑娘下嫁，不参拜公婆。第二，公主驸马见面要事先预约，宫门口挑起一盏红灯，驸马才能觐见，并且还要先施君臣大礼，又磕头，又下跪，烦琐极了。这些规矩套子结束，才能说夫妻俩的事儿。为免除这两项“霸王条款”，郭暧争了无数次，可是公主愣是拧着脖子不答应。她认为，皇家的姑娘即使做了外姓的儿媳妇，也和别人不一样：这才叫金贵，才叫有派头儿。就得让婆家像供灶王爷一样地敬奉自己。
郭子仪夫妇的生日宴会排场而隆重，儿子儿媳双双对对地都赶来祝寿，只有郭暧“耍单儿”，他不但做不了媳妇儿的主，还要在兄嫂跟前遭人抢白，驸马灰溜溜地逃离宴会厅，怒气冲冲地返回府第。恰巧，府门口的红灯赫然在目——这就是公主可以见人的信号。看到这个屈辱的玩意儿，郭暧的气就不打一处来，他愤怒地砸碎了宫灯，一阵风似地闯进了媳妇儿的卧间，两人言语不和，高声吵闹起来。驸马的风头正盛，公主当然也不肯服软，两口子说翻了，郭暧第一次向金枝玉叶的公主奋勇地抡起了大巴掌……
两口子打架的事儿立刻闹进了皇宫。公主披头散发，又哭又叫，非要他的皇帝老子要了郭暧的命。汾阳王府也翻了天，郭子仪惟恐得罪了公主会惹来灭门之祸，不由分说，绑上儿子就进宫请罪。
还好，皇上、娘娘都是明白人，他们非常清楚自己的女儿娇惯成性，在婆家总以公主的势头压人。郭子仪功高盖世，管教子女非常严格，这样的大臣不可能纵容儿子欺负公主，再说，小两口儿粗脖子红脸、磕嘴磨牙也是常有的事儿，公公婆婆、岳父岳母跟着瞎搀和什么？皇帝李豫满面含笑，他不但没治驸马的罪，还替姑娘、女婿打圆场，并慷慨地把郭暧的官职提拔了三级。皇家姑娘也有吃哑巴亏的时候。这次，郭暧“打金枝”就算白打了，而且还捡了个官升三级的大便宜。郭子仪悄悄擦去额上的冷汗，暗替儿子后怕。
有路子不如有个好老子，郭子仪够郭暧兄弟几人吃一辈子的了。票子、房子、车子自不必说了，连媳妇儿都给送货上门，坐在家里就能等来这么多好事儿，还不是凭老爹那张显赫的名片？
郭暧与升平公主的结合属于典型的“政治联姻”。如果郭子仪不是手握重兵、有功于国的军事将领，即使郭暧的品貌再好，皇帝也不可能把驸马的帽子戴在他的头上。“公子哥儿”出身的郭暧自然具有家族的荣誉感和地位的优越感，何况是天上掉下个驸马来，一不小心就可以捡个令人垂涎的官儿来当当，别人五百年都修不来的造化，他一天晚上就得到了，怎么能不崇拜自己、不热爱自己呢？漫说喝酒吹牛，就是两口子打架也有说词：“荣华富贵都是我爹拿命换来的，不是你们帝王之家恩赐的——就这样我们还嫌卖得贱了。”
郭暧拎着老爹的功劳簿人前卖弄，张口闭口，“我们郭家十大汗马功劳”，最后，到了不分对象、逢人便讲的地步。能把公主配给郭暧做老婆，已经算皇帝很够交情了，如果没有郭子仪昔日的功劳，哪里谈得上联姻？当了驸马的郭暧只认为升平公主是媳妇儿，偏偏就忘了她的特殊身份，整个国家和臣子的命运都捏在老丈人的手心里。虽说郭家对大唐王朝的贡献很大，但是，贡献归贡献，身份归身份。有功劳，封赏过了——连升平公主就属于封赏的一部分，犯不着做臣子的啰里啰嗦来揭皇上的短儿，尤其是对下嫁的公主没有充分的尊重，口口声声指责皇家忘恩负义，好像离开郭子仪，大唐朝就立刻要亡国灭种似的。郭暧把自己的家族看得太牛了吧？
郭暧是名门浇灌出来的宠儿，开口压人三分点儿。新来乍到一位升平公主，想灭本少爷的风头儿？怎么可能。小伙子肯定是满腔愤懑，如果不是看皇帝的情面，早就把那个不知好歹的疯丫头打跑了。“三纲五常”不是规定老公是天、老婆是地吗？怎么到了郭暧这里就变成老婆当家、老公受气呢？而且连夫妻亲热都得受限制，宫门不挂红灯就不准回家！就算两口子，男人捏着鼻子服软了，过门的媳妇儿对待公婆总要恭敬点吧？竟然也做不到。说什么大唐定例，公主下嫁，不拜公婆。本来好端端的一家人，愣是让朝廷制度给搅得七零八落、鸡犬不宁。
唐代宗李豫同他贤慧的皇后娘娘是《打金枝》这出戏的总导演，如果没有这老两口子里外周旋，恐怕女婿、女儿已经是一个挨刀、一个守寡了。
皇后娘娘跟她亲生的升平公主一点儿也不一样，这位陪伴帝王多年的女性非常通达，她所理解的人情事故全部来自寻常百姓家。她既没有气势汹汹地坐到女儿一边，声讨女婿；也没有把郭暧扯到受害者的地位，使劲儿喂甜枣儿吃。老太太的手段就是各打五十大板，年轻夫妇吵架，不确立最终的过错方和受害方。这样，双方多少都得担一点儿责任，免得将来再闹出麻烦来，曾经得理的一方再拿历史说事儿。郭暧与升平的屁股上都挨了板子，小夫妻也并不以为这是实质性的惩罚，只要道理说清了，双方都能接受，而且彼此的脸面都好看，劝架即告成功。
人人都从年轻时代走过，皇帝皇后想必最有感触，看到上蹿下跳的青年人，就等于重温历史。李豫夫妇刚结婚的时候，也可能有种种意想不到的罗嗦与纠葛，能达到今天的默契与融合，其间的故事，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每一对新婚的小夫妻，都有过升平与郭暧那样的剧烈的磨合。因为性格缺陷也好、家庭环境也好，夫妻吵架算不得什么新鲜事儿，但是，吵不是目的，而是彼此了解、增进情感的特殊手段。如果像公鸡掐架，见面就斗，而且非要拿出“灭此朝食”的玩儿命精神来，恐怕再高明的说客也将束手无策。能过到一起，就过；彼此都觉得委屈，就离。因为面子而凑合，为了子女而将就，到头来，耽误了别人也毁掉了自己。人生本来不长，在鸡飞狗跳的夫妻争斗中度过，实在是不值得。
第二章 八卦皇宫
大腿，压皇帝睡觉的“怪人”
东汉光武帝刘秀，有位同窗好友，姓严，名光，字子陵，浙江人。刘秀发迹后，最想念的故旧就是他。圣旨召见，换了别人，早涕泪横流地跑进京城山呼万岁去了；严子陵却没有，他大模大样地游荡在富春江上钓鱼，而且反穿着一件破羊皮袄。这种不伦不类的打扮儿大有来头，周文王访到姜尚的时候，姜尚（史称吕尚）已经是须发皆白的老头子了，姜尚坐守渭水，直钩垂钓，那种“不钓鲤鱼钓王侯”的高深模样和怪异装束，总被后人模仿套用。
杜甫的诗歌里说：“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隐士总被误认为是仙风道骨、世外高人，“吃狗肉，傲公卿”的人物当然值得敬畏；起码你不清楚他究竟是干什么的，也不知道他能干什么。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中专门谈到《隐士》，他承认“隐士，历来是一个美名；但有时也是一个笑柄……非隐士的心目中的隐士，是声闻不彰，息影山林的人物。但这种人物，世间是不会知道的。一到挂上隐士的招牌，则即使他们不‘飞来飞去’，也一定难免有些表白、张扬；或是他们的帮闲们的开锣喝道——隐士也有会帮闲。”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出了名的隐士几乎都是“冒牌货”！
严子陵，到底穿着那件破羊皮袄赶到刘秀新落成的宫殿里去了，虽说进京的借口更体面一些。洛阳城的款待无非是吃喝玩乐。两位身份不同的“老同学”自然谈得十分投机。为了显示交情莫逆，晚上，刘秀还与严子陵同榻而卧。严子陵睡相不好，一边流口水、吧嗒嘴、打呼噜，一边还把一条精瘦的长腿压在皇帝的肚子上。讲究起来，这可是“大不敬”的死罪呀，皇帝居然旧情不改，毫不介意。
不料，此事被朝臣知道了，第二天朝会，太史官上奏，说昨夜客星犯帝座甚急——言外之意，无非想提醒皇帝，严子陵这种人绝对不能重用；最好，撂他一辈子、臭他一辈子才好呢。刘秀听完，哈哈大笑，他说：“昨夜，我和子陵同睡，你们放心吧，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严子陵可没一笑了之，他料定朝廷有人暗算自己。还没掌握权力呢，就招人嫉恨，官场还不是互相倾轧，人心险恶吗？现在，皇帝顾念同窗之情、百般呵护；一旦这股热乎劲儿过去了，便可能死无葬身之地。何必呢？千里迢迢来送自家性命！严子陵干脆拍屁股走人。你当你的皇帝，我做我的隐士，缘起缘灭，就此了结。
刘秀真心实意聘请老同学当谏议大夫，严子陵却压根儿不领情，末了，不辞而行，悄悄地离开了洛阳，隐居在富春山下。建武十七年，也就是公元41年，光武帝刘秀再次征召严子陵入朝为官。这位倔强的老同学再次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没过几年，便老死在故乡，享年八十岁。据说，当地有个“严陵濑”，就是他当年垂钓之处。北宋名臣范仲淹任睦州知州时，曾在严陵濑旁建造钓台和子陵祠，并写了一篇《严先生祠堂记》，赞扬他“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后人也对这个典故津津乐道，是羡慕刘秀给予的殊遇，还是赞扬严光表现的自尊？”苟富贵，毋相忘。“穿龙袍的，有情有义。”功成拂袖去，归入桃花源。穿羊裘的，赢得四海清誉。真是各得其所，皆大欢喜。倔强的严光居然成了隐士阶层的代表人物。
严子陵的祠堂修建在他当年垂钓的地方，富春江上便有了一处“子陵滩”。来往船客经由这里，总要生发一通感慨，当然是有褒也有贬。
一个说：“君为名利隐，君为名利来。羞见先生面，夜半过钓台。”另一个说：“一袭羊裘便有心，虚名传诵到如今。当时若着蓑衣去，烟水茫茫何处寻？”诗词不同，诗人各异。正所谓：“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前一位当是功名路上的新过客，明知自己有“治国平天下”的野心，却不晓得遮盖，四句顺口溜就露了马脚；第二位，或者是谙于事故的“老油条”，或者是头脑极其通透的年轻人，严子陵的羞于见人的小心眼儿牢牢地捏在他手里，所谓“垂钓老叟”、“蓑衣隐士”等使出的“障眼法”，让人一想就笑，一见就吐，一说就破；即使死后多年，他沽名钓誉的行径也是常讲常新。
貂蝉，最终让谁“踹”了？
不知谁做的排行榜，中国古代有“四大美女”：西施、貂蝉、王昭君和杨玉环。别人都有档案，惟独貂蝉来路不明，毕竟《后汉书》和《三国志》里根本就没有记载她，甚至连个真名实姓都找不到。也许这个著名的大美人儿纯属虚构吧。但是“三国戏”总愿意和她吊膀子，没有这样的女人搅和，董卓、吕布也不可能自相残杀。貂蝉刚一露面就好戏连台，从《凤仪亭》到《白门楼》，又附会了一场令人作呕的《关公月下斩貂禅》。看来，绝代佳人的确是魔法无边，招惹得无数英雄挖空心思琢磨她们的漂亮脸蛋儿。
第一个打貂蝉主意的就是司徒王允。司徒可是“位列三公”的高干啊，权力大极了，可惜，西凉来的大军阀董卓搞独裁，皇帝见他都尿裤子。王允感到很不安全，便私下策划除掉董卓这根“肉中刺”。他的馊主意实际上就是“美人计”，这种做法极为下流，若非万不得已，谁也不愿摸这泡臭狗屎。说白了就是“性贿赂”，仗着青年女性的姿色，骗取敌人的信任以后，再从中渔利。王允物色到了女仆貂蝉，为了收买这个头脑简单的小女孩儿，他又下跪、又流泪，还临时收为了干闺女，随后大讲了一通“舍生取义”的重要性——一句话：为了正义的事业，你就献身吧！
王允的歹毒还在于“一式两吃”，貂蝉不但要迷惑董卓，还得同时勾引吕布，然后，让这对权力组合的干父子争风吃醋、相互残杀，王允好站在高处看热闹儿。直到两败俱伤的时候，他才跑出来做救世主。如果不是国家一级演员，貂蝉根本接不了这个高难度的“重头戏”。王允说得明白：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汉室的兴衰就栓在你一个人身上了。滑稽！一个庞大的王朝，居然要那漂亮小妞儿当救命稻草，太平时代，那些牛气哄哄的三公九卿都是猪变得吗！
貂蝉注定是要当男人的玩具了。说来说去，都是漂亮惹得祸。美女差不多都有些与生俱来的“狐狸气质”，比如撒娇使性、眉目传情，再加上自身条件优越，男人都乐于往温柔的圈套里钻。刚进相府，董卓就酥了。凤仪亭幽会，吕布又上钩儿了——这个著名的“三角恋”打破了董卓专权的政治格局，最终还要了他的老命。
王允乐，吕布更乐，你得权柄我得美人，皆大欢喜。貂蝉结束了演艺生涯，嫁给了“马中赤兔，人中吕布”，也算没白忙。总该好好过日子了吧，上天偏不给机会。《白门楼》一战，吕布做了曹操的俘虏，貂蝉也成了无辜的阶下囚。曹操为了笼络关羽，也想到了美人计，可怜的貂蝉又作为“战利品”派上了大用场。“去吧，勾引关羽，然后软化他，服侍他，让他一辈子都离不开你……”对于貂蝉来说，这不是商量，而是命令。想不到，多年以后，还得重操故技，身不由己的貂禅不得不强做媚态、粉墨登场。但她这次的对手不是老色鬼董卓，也不是花花公子吕布，而是武圣人关云长。借着一轮皎洁的大月亮，关羽手起刀落……英雄美人，生死两茫茫。《凤仪亭》叫人看着不舒服，怎么铲除奸贼董卓，怎么火并吕布父子都很精彩，惟独貂蝉，在两个人的床上滚来滚去、卖弄风情，很有点儿暴殄天物、自我亵渎的味道。
没有人能判断貂蝉爱心的真正归属，她一边是肥头大耳的董卓，一边是轻佻跋扈的吕布。陪老家伙上床是公开的秘密，否则就玩不成美人计。给吕布“吃豆腐”也不能省略，没有对女人的占有欲，哪能激发夺妻之恨？横竖是同这俩男人动心眼儿，他们不过是貂蝉色相的实验品，谈论感情不是太可笑了吗？跟他们苦苦斡旋，无非是希望把水趟混，把局搅乱，让那两个实力雄厚的男人狗咬狗。至于说谁死谁活，就碍不着貂蝉的事儿了，虽说在整个儿美人计中，她是主角，而涉及到具体利益，她还纯粹是个帮忙的。在感情的漩涡里，董卓和吕布都不知道真正的貂蝉是谁。
王允做导演，貂蝉满分。轮到曹操执导，她就彻底歇菜了。看来，“狐狸精”也不是万能的，它只在酒色之徒的圈子里百战百胜。话又说回来，世间有几个能与关羽那样的超级英雄相提并论呢？还是凡夫俗子居多。既然凡俗，美人计就十有八九不会落空，用不着貂蝉、西施那样的绝代佳人出马，随便使出最普通的女人，都会有相应的男人中招。
貂蝉也太委屈自己了，她不敢爱，也不能爱，年轻英武也好，老迈丑陋也好，身边的男人都是自己的敌人或者对手。她的心目中没有爱的依恋，只有征服的目的，即使到了曹操那里，被迫朝关羽眉目传情，她的温柔与体贴也是表演性的。真实的貂蝉已经死了，她早就为自己的感情和真爱开过无数次追悼会，她存在的意义，就是拾掇石榴裙下的俘虏。
21岁“太上皇”，同时封“五位皇后”
从557年到581年，黄土高原上兴起了一个鲜卑人建立的短命王朝——周。为了跟那些形形色色的“周”区分开，史家称之为“北周”。578年六月，北周的“丧门星”来了。36岁的北周武帝——宇文邕死在了连夜回京的路上，他的长子——宇文赟正式继承皇位。这个20岁的小伙子，就是后来的北周宣。此人岁数不大，却性格孤僻，行为怪异，满脑子都是声色犬马、寻欢作乐的念头。他喜欢颠覆性的“行为艺术”，每干一件大事儿，都惊世骇俗。
宇文赟有两件事儿最“出手儿”：一，当了一年皇帝，就脱袍让位，成为“21岁的‘太上皇’”，这在世界历史上堪称绝无仅有；二，打破“一帝一后”的“标准配制”，同时册封了五位皇后，这在中国历史上确实独树一帜。如果不是他早早就死了，说不定还能玩出什么花儿来。
和所有的储君一样，宇文赟也曾受父亲密切的监视和严格的控制。养在东宫的皇太子羽翼未丰，当然时时处处谨小慎微，惟恐惹恼老皇帝，毁了自己的锦绣前程。宇文赟便千方百计讨宇文邕喜欢，《北史·周本纪》中说：“皇太子于歧岐州获白鹿二以献，诏答曰：‘在德，不在瑞。’”本来，宇文赟把两只罕见的白鹿进献给父亲，是想以“盛世祥瑞”的“口彩”拍马屁。岂料，宇文邕根本就不待见这种好大喜功的“精神贿赂”，尤其腻味儿子不修德行、舍本逐末的倾向。于是，下诏警告儿子注重德行。
宇文邕是一位口碑非常好的皇帝，他对儿子也极为严厉。《北史》记载：“武帝每巡幸四方，太子常留监国。”一方面，着意给孩子历练的机会；另一方面，派人暗中监督。“东宫官属，录帝言语动作，每月奏闻。”据说，宇文赟非常喜欢喝酒，宇文邕愣是严禁儿子贪杯，甚至，“禁醪醴不许至东宫。”可惜，虎父偏偏养犬子，宇文赟恰恰是个荒淫残暴、为所欲为的花花公子。宇文邕早就逮住了儿子的小尾巴，一旦太子有过错，“辄加捶扑”——往死里打！正因为有对老子的那一点“怕性”，皇太子才“矫情修饰”，夹着尾巴做人。
578年六月，宇文邕归天。重孝在身的宇文赟，立刻露出了禽兽的嘴脸。正所谓：“嗣位之初，方逞其欲。”被长期压抑的兽欲，终于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首先，老爹死了，一点也不难过，即便在大庭广众之下，也没有丝毫悲切的表示，甚至抚摩着旧伤，咒骂父亲早就该死了。随后，“通乱先帝宫人”，宇文邕身边的漂亮女子，一律归我所有。接着，“采择天下子女，以充后宫。”饶是如此，还撬臣子的老婆。“西阳公温……其妻尉迟氏有容色，因入朝，帝遂饮以酒，逼而淫之。”结果，西阳公造反，宇文赟索性宰了情敌，公开将尉迟氏纳为妃子，后来，又封作皇后。
宇文赟人小脾气大，动不动就动粗。《北史》记载，他打人号称“天杖”，即以120杖为一个计量单位。棍棒下来，立刻皮开肉绽，血肉模糊。120杖、240杖、360杖……谁经得起如此酷刑？往往把人打死在“天杖”之下。他不但打男人，还打女人，甚至连枕边的女人也不放过。“后妃嫔御，虽被宠嬖，亦多被杖背。”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只有宇文赟一个人优哉游哉，过着快活的小日子。这家伙“游戏无恒，出入无节，羽依仗卫，晨出夜归……散乐杂戏，鱼龙烂漫之伎，常在目前。”京城里的美貌少年，被集中起来，穿上娘们儿衣饰，扭捏作态……这些下三烂的玩意儿，谁敢管呀？
说实话，皇帝好色，本不奇怪。鲜卑血统，接纳父亲遗留的女人，也无可厚非。“胡俗”的确和中原伦理有出入。但是，宇文赟登基一年，就禅让帝王，自称“太上皇”，却非常罕见。579年二月，登基不到一年的宇文赟忽然心血来潮，宣布“禅位”。他将皇帝宝座让给了长子——宇文阐（原名衍），自己搬到正阳宫“养老”去了。这一年，“太上皇”21岁；北周静帝年仅6岁。此年五月，22岁的宇文赟暴崩；581年，9岁的周静帝，也稀里糊涂地夭亡了。只留下宇文赟几乎同时册封的五位皇后。据《北史》记载：宇文赟的五位皇后分别是：原配——杨坚的女儿“天元大皇后”杨丽华，此外还有“天大皇后”朱满月，“天右大皇后”元乐尚，“天左大皇后”陈月仪，“正阳宫皇后”司马氏。当然，他从“西阳公温”手里腔来的尉迟炽繁，由于来路不正，并没有被列入“五大皇后”中；但尉迟氏也被封为了“天左大皇后”；原来的“天左大皇后”陈月仪则改封为“天中大皇后”。在宇文赟所有的“皇后”中，“天元大皇后”杨丽华的地位最高。这位大家闺秀13岁就嫁给宇文赟，她温婉贤惠，知书达理，从不嫉妒，也不多事，因此，很受后宫姊妹的拥戴。很遗憾，男人政治排斥女性，再贤惠的女人，也无法阻挡王朝的兴替盛衰。
第三章 真假历史
晏殊官运亨通“秘诀”之浅谈
晏殊（991～1055）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字同叔。抚州临川文港（今属江西南昌进贤县）人。自幼聪明，《宋史》记载“七岁能属文，景德初，张知白安抚江南，以神童荐之”，后官至集贤殿学士、同平章事兼枢密使，谥元献，世称晏元献。
晏殊在文坛上的成就远超政治，他是作为“文学家”而不是“政治家”载入史册的，“文章赡丽，应用不穷，尤工诗，闲雅有情思”。他尤擅作词，有“导宋词之先路”、“北宋倚声家之初祖”的美誉，并被戏称为中国唯一的“词人宰相”。晏殊小令语言婉丽，音韵和谐，温润秀洁，清新含蓄，多表现诗酒生活的悠闲情致，以及在这种生活中产生的感触和闲愁。代表作是《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他的《蝶恋花》同样享誉词坛：“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其中，“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被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称为“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之第一境界也。”
对晏殊的文学成就，已有太多的文人墨客赏析点评，笔者作为一个“半桶水”的“伪”文人，实在不敢班门弄斧，再去评说一番。今天，想仅就他官运亨通的“秘诀”做点粗浅探讨。
从晏殊一生的人生轨迹看，他确实仕途顺利、官运亨通，少有坎坷磨难，即使一时不利，不仅很快就化危为安，还步步高升，势不可挡。他十四岁被举荐与千余名进士同场参加廷试，以优异成绩获得皇帝喜爱，被派秘书省做闲职。十五岁就担任了太常寺奉礼郎，相当于现在的处级干部。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十月，宋真宗东封泰山后，又晋升晏殊为光禄寺丞，为集贤校理。1014年，晏殊丧父。按规矩他要辞官归乡守丧三年。回乡没有多久，真宗就将晏殊召回，升为太常礼院同判。晏殊丧母后请求真宗让自己守足三年孝，真宗也没同意，将他升为太常寺丞、左正言、直史馆学士、升王府记室参军。没过多久，又升为尚书户部员外郎、为太子舍人、知制诰、集贤院通判。数年，再升为翰林学士、迁左庶子。1022年，宋真宗去世，宋仁宗即位，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升迁晏殊为左谏议大夫兼侍读学士、给事中。不久，晏殊主修《真宗实录》，进为礼部侍郎、枢密副使，三十出头就成了三品以上大员。后因上书反对张耆任枢密使，逆了刘太后的意志，被寻了个岔子发落出京“知宣州”，又知“应天府”。刘太后气头过后，又将晏殊召入京城，先后任御史中丞、资政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兵部侍郎、兼秘书监。又为三司使，参知政事、加尚书左丞、礼部尚书。刘太后去世，在朝局变更中，晏殊又一次被外放为“知亳州”。但由于他的名望，不久又起复为刑部尚书、兼御史中丞，三司使。庆历中，又拜集贤殿学士、同平章事兼枢密使、礼部尚书、刑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永兴军、兵部尚书。最后终于成为北宋王朝执政首相。
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分析，任何事物发展变化都有其外部环境（外因）与内部基础（内因）构成。内因是事物发展的依据，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事物发展是内外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所有事物发展都无法逃脱这条规律的作用。
晏殊成功的外因，是遇到了能够赏识他的名臣明君。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5），北宋名相张知白巡视江南，有人向他称赞晏殊，张知白立即召来面试，果然名不虚传，欢喜之下，将晏殊带到了宋都开封，推荐给了皇帝。后来，皇帝宋真宗在一系列的考试中，发现他德才兼备，喜爱有加，宠爱不已，便委以重任，使之得到众多顺利提拔晋升的机会。
晏殊成功的内因，主要是：
其一，智力超群，为人诚实。他七岁就能作文，名闻江南。在幼年成名之后，晏殊仍然不懈求学。十四岁时，参加宋真宗赵恒主持的考试，“神气不慑，援笔立成”。等到复试时，晏殊发觉试题是自己温习过的，就要求另出试题。赵恒很吃惊，再出题，晏殊仍得高分。赵恒大喜，赐同进士出身，擢秘书省正字，秘阁读书。此后皇帝暗中派直史馆官员陈彭年对晏殊多加关注，观察他平日的交游情况，看他都交些怎样的朋友。结果是晏殊虽然身处灯红酒绿的京城，却仍然象在家乡一样好学严谨，从未有冶游放荡之事，是个老实可靠之人，由此也可见他在廷试时主动承认曾做过考题绝非蓄意表现。真宗非常满意，第二年便正式授予官职给晏殊，破格提升为东宫官，说：“近来群臣游玩饮宴，只有你闭门读书，如此自重严谨，正合适做太子的老师。”晏殊连忙谢恩，认真地说：“陛下，其实我也很喜欢游玩饮宴，只是家贫而已。若我有钱，也会去参与宴游。”赵恒大笑不已，从此对他格外信任，开始了晏殊的升迁之路。
其二，国事为重，勤恳敬业。1014年之后，晏殊先后丧父丧母，也曾希望按照习俗辞官归乡守丧三年，却因为皇帝赵恒以国事繁多为由，提前召回，他毫无怨言，全力投入工作。这个时期，宋真宗对自己一手扶持起来的晏殊非常重视，达到了“事无巨细，皆咨访之”的程度。晏殊也没有愧对这位如此赏识自己的皇帝，兢兢业业地履行着自己做为公务员的义务，不但从不恃宠而骄，而且凡事还思虑细密，屡出佳绩，一再受到好评。
其三，淡漠名利，踏实兴学。他因上书反对张耆任枢密使，被刘太后发落出京“知宣州”，又知“应天府”。晏殊并不因挫折就失志，在地方上仍然做出了许多成绩，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兴学”。自五代战乱以来，天下学校废毁于乱。在应天府为官的晏殊大力兴学，并请范仲淹授课。《宋史》赞他：“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始。”晏殊所兴的官学成就卓然，达到了四方学者齐集、名士高官多出于此的程度。在他的倡导下，育才成风、用才公平。他得知刘恕才学出众，就率领自己的部属一齐去听刘恕讲《春秋》，毫不在乎自己年长官高。这种礼贤下士、酷爱学习的风范，为他进一步奠定了官场基础。
其四，为官公正，处世勤俭。晏殊身为仁宗朝的宰相，喜欢奖掖人才，唯贤是举，并举贤不避亲，不怕新人是否会威胁和取代自己的官职官帽。后来的北宋名臣范仲淹、孔道辅、韩琦、富弼、宋庠、宋祁、欧阳修、王安石等等，都出自其门下（其中名士富弼、杨察都是他的女婿）。正是晏殊培养发掘使用的这些人材，使北宋达到了鼎盛之巅。在他做宰相并兼枢密使时，皇帝还任命他的女婿富弼为枢密副使。晏殊为了避嫌，提出辞去自己的兼职，皇帝却不同意，认为晏殊绝不会因私废公。这就足以证明晏殊的名誉之盛。
其五，才学精深，一专多能。晏殊在文学上的造诣达到相当的高度，他在北宋文坛上有极高的地位，史书称其“文章赡丽，应用不穷。尤工诗，闲雅有情思”。晏殊的文字温婉柔和，风流蕴籍，却又不失清健风骨，一如他坦荡的仕途和胸怀。脍炙人口的诗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传唱千余年经久不衰，就是最好的明证。其实，他对军事也颇有研究，据记载，西夏寇边之时，晏殊要求罢免太监监军、皇帝遥控军队的陋习，将指挥的权力完全下放给阵前的将领。还“募箭手教之，以备战斗”；又“请出宫中长物助边费，凡他司之领财利者，悉罢还度支。”所有的这些主张，都得到了实施。
由于晏殊的成就和为人，他极受世人推崇敬重。范仲淹后来成为北宋名相，并且建立了千秋功业，却仍然终身对晏殊敬以师礼，在他的面前坚持自称“门生”。著名文人宋痒、宋祁虽然文名卓著官爵显贵，仍然将晏殊的词句题写在自己的书斋上，而且每写文章都要抄寄晏殊，恳请他予以批改。直到晏殊去世后，年过六旬的太子少师韩维仍然自愿在晏殊之子晏几道面前谦称自己为“门下老吏。”
综上所述，晏殊的官运亨通，并不仅仅遇见了“伯乐”，也有极其深厚的个人因素所决定。不管我们今天是从政还是经商，是务工还是金领，都可以在他丰富的经历、精彩的阅历中找到成功的“秘诀”，都能够在他仕途指所以顺利、官运直所以亨通中受到启发得到启示。“不经历风雨怎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这是至理名言，也是晏殊给我们的“忠告”。
古代帝王的爱情典故
1.明孝宗与张皇后：且不论古代，在法律保障下的现代，如此的夫妻都很少，更何况那可坐拥有天下任何女人的皇上，后宫竟只有一个女人，一个他爱的女人——张皇后。无论如何评比，他们这对独一无二的帝后理所应当成为第一。
2.光武帝和阴丽华：她是他一生的梦想，就算成为皇帝的他，后宫仅三人，一个无宠，一个为政治利益，终被废。而她——阴丽华，幸运的女人，当他望着人到中年的她时，就像田舍老翁用充满爱的一切情感望着她逐渐衰老的容颜，唯一不变的是他对她的爱。
3.唐太宗和长孙皇后：最佳帝王与千古一后的结合缔造了贞观之治，造就了大唐盛世，武则天一生无法战胜的两人，便是此对绝配夫妻。她享受他终极的爱恋，“霸占”他永恒的怀念，她的死带走了他的爱情与温柔。而他是她的全世界，生死相许。之所以没有评为冠军，只因唐太宗的专情度不如前两对。自从知此二人，别人再无法使我心动。
4.东汉明帝和马皇后：无子的皇后通常命运是可悲的，但她却是例外。她终生无子，为了她，他将其他女人的孩子过继于她并且享受他终生的宠爱。当然，她的善良与贤德使他爱她一生。他死后，她成为太后，抵制外戚，为国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5.郭威和柴皇后：一个娇贵仕女，一个起自贫寒，荒村茅店中，撞击出了爱情的火，这是天意的安排。他成为了九五之尊，而她已命丧黄泉。但他又怎能忘记她？力排众仪封她皇后，收她的侄儿柴荣为养子，以慰她的九泉之灵，柴荣后继位为帝，这是怎样无法割舍的爱情！
6.顺治和孝献皇后（董鄂妃）：她走了，他虽生犹死，痴情至极，竟使民间传出他为她出家之说，无论真或假，他们真正的爱情在那个时代堪称传奇。把他们放在后面，是因为在我看来，抛弃孤儿寡母让幼弱的他们去独撑大清江山，他们爱情于国于家都显的过于自私和狭隘。感动他们的爱情，但我却从不欣赏。
7.汉宣帝与许皇后：他无法忘记自己的贫贱夫妻，抵制住所有的危险，将他心爱的妻子扶上后位，继续他们的恩爱生活。但是他还是无法保护妻子，她被人毒死，含恨九泉。她死后，两件事情成为他今后生活的重点，一是报仇，二是抚养他们的儿子。都只为她。数年后，他实现了他对她的承诺。为他们的爱情画上完美的句号。
8.朱元璋和马皇后：很多人不喜这一对，但就恩爱夫妻来讲，他们是有资格进榜的。他和她共创大明天下，同甘共苦。他将她比喻为长孙后，而她也却如长孙后一样，用她的温柔贤德去平复他的猜忌与残暴，为他挽回了一定损失。她的帮助造就了他的成功。他终失去了她，而为追念爱妻，他不再立后。
9.乾隆和孝贤皇后：他们的爱情有些类似唐太宗与长孙后。她的衣服是后宫中最朴实的，他给她最朴实的爱情；她送他的荷包是最简单的，他独将她的荷包珍惜收藏。他多情但专情。她贤惠简朴，为他那奢华的帝王生活带来一丝清凉。
10.隋文帝与独孤皇后：他怕她一生，怕之深，爱之切。新婚之夜，他发誓爱他一生，不纳妾，他的儿子全部是她所生。随之，他成为皇帝。他上朝，她送他；他下朝，他接他，依旧恩爱无比。只是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铁腕政策使他怕她要比他爱她更甚。其实，她也没有错，只为守住那份誓言。如果她大度一些，他们将会更恩爱幸福。但女人在爱情面前是什么都做的出来，甚至迷失方向。
悲情世界的“倾城之恋”
一、陆游的诗
诗，可谓陆游与家国语境及唐琬爱情的结晶。《毛诗序》云：“诗者，志之所指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是“诗言志”与“诗言情”的统一，“情志合一说”的高蹈表达。陆游也不例外，其为人和为文紧密结合在一起，诗作又随人生经历呈现多种风格和情感，这又与中国传统的“穷而后工”的文艺观息息相通，从中，我们也可以窥见他创作的前后变化与生命印迹。
师承与渊源
历代名家，无不博览古今，汲百家之长纵横变化而自成一家。如杜甫主张“转益多师”，之所以能“下笔如有神”，仰仗于“读书破万卷”，即便韩愈亦“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批于百家之编”（《韩昌黎集·进学解》）的结果，不过有人多于天才，有人多于勤奋而已，又往往能殊途同归。譬之陆游。（一）屈原 陆游对屈原的偶像崇拜，称得上声情并发：“束发初学诗，妄意薄风雅，中年国忧患，聊欲希屈贾。”（《剑南诗稿》）“希屈贾”源自“国忧患”，其中家国身世之感和精神气象，与屈原异代相通，所以继承了他爱国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衣钵，多以“怨句”表达对当权者的不满，连其哥们儿老杨同志（诚斋）也肯定这一点，言其“尽拾灵均怨句新”（诚斋诗集·跋陆务观＜剑南诗稿＞）。且看他唱给屈原的情歌（《哀郢》）：远接商周祚最长，北盟齐晋势争强。章华歌舞终萧瑟，云梦风烟旧莽苍。草合故宫惟雁起，盗穿荒冢有狐藏。离骚未尽灵均恨，志士千秋泪满裳。
——知音，隔代知音！千载过后，感佩之情仍咄咄逼人，其荒凉、遗憾，让人不禁。“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无论说他不识时务或坚韧不拔，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情壮举，见一斑矣！（二）陶渊明 陆游少年时代便对其情有独钟，每每“欣然会心”，不忍释卷。钟嵘尚且低估陶潜，陆游童稚少年，独能对其如许赞赏，真乃高山流水遭遇知音，恨不同时，亲听教诲。“我诗慕渊明，恨不造其微。退归亦已晚，饮酒或庶几。雨余锄瓜垄，月下坐钓矶。千载无斯人，吾将谁与归！”看看，陆游独上高楼，遍寻不见谁可与“把酒话桑麻”，回首却见，灯火阑珊处的“斯人”对之粲然一笑，风情万种。陆游怦然心动，与他拥抱，深情拥抱。到了老年，独坐山水田园，对陶的感情升华成一片从容宁静，往昔种种，娓娓道来。也许彼时，陶潜会斟满两杯苦瓜啤酒，二人心照不宣：山中芙蓉，任他自在开落；岭上白云，随之自在西东，干卿何事？Cheers！——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三）李白、杜甫 陆游任侠求仙、劲健豪放很象李白，有“小太白”之称。钱钟书先生《谈艺录》云：“放翁颇欲以学力为太白飞仙语，每对酒当歌，豪放飘逸，若池上醉歌、对酒叹、饮酒，日出入行等篇，虽微失之易尽……而有宋一代中，要为学太白最似者。”（钱钟书《谈艺录》）可见，陆游之天赋远不及偶像，只能得其一二矣。
陆游诗中多次提及杜甫，对其人其诗，倍加赞叹，却不步一般文人后尘，与民族英雄同调，绝非偶然。《唐宋诗醇》说：“观游之生平，有与杜甫类者：少历兵间，晚栖农亩，中间浮沉中外，在蜀之日颇多。其感激悲愤忠君爱国之诚，一寓于诗。”这话概括明确，也许最相异者，当数“干谒”经历，杜的体验应该比较深刻：年少时，也曾读书万卷，下笔如神，立志“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岂料，一番“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之后，也只能残杯冷炙，处处悲辛，——那伸手抬足想扣而不敢的惶恐，那跟在尘土飞扬的马后欲言又止的无奈，怕人看见、怕人问起，只能怏怏怅怅，黯黯低徊的辛酸。一个人，一个具有高贵品质和纯真性情的人，怀抱万千尘梦，面对铜墙铁壁萧森峻严的上流社会，发出了不合适宜的探询和叩问。
陆游初登科场，被老秦（桧）一个大力扣杀，淘汰出局，次次寻梦，均因花期太短，不堪幽梦匆匆，只能仰首枉叹，几乎穿越五个世纪，才与杜甫实现沉郁悲壮的时空对接。
顺便提一句，也许金戈铁马、大漠孤烟、塞上风云，勾起陆游激情澎湃的军旅生活回忆，他也崇拜岑参，据说曾作其画像于斋璧，跋其后云：“余自少时，绝好岑嘉州诗。住在山中，每醉归，倚胡床睡，辄令儿曹诵之，至酒醒或睡乃已。尝以为太白子美之后，一人而已。”足见用情之深。
二、文艺理论及创作实践
陆游是诗出江西诗派，又独出者之一。南宋学江西诗派者很多，其境遇各异，自成一家如杨万里之“诚斋体”等。
陆游既继承了江西派的诗论，又有自己的创作实践和心得：“诗欲工，而工亦非诗之极也。煅炼之久，乃失本指”对江西诗派的生涩瘦硬、琢雕奇险的末流之失，持补偏救弊之论（取法乎上）。清赵翼将陆游诗分三期，认为陆游诗凡“三变”，即少工藻绩、中务宏肆、晚造平淡，此处仍沿用此分法。
陆游诗初期封江西为圭臬，以“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为教条，艺术技巧上远不成熟和自觉，他说：“我昔学诗未有得，残余未免从人乞，力孱气馁心自知，妄取虚名有惭色。”但因循是为求新，如贺铸《青玉案》名句“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即源自寇准诗句“梅子黄时雨如雾”，嘿嘿，岂不更加正点？通过自己的努力，加之良师曾几的点拨，才驶向艺术的“高速公路”。赵翼说陆游初期诗，“虽挫笼万有，穷极工巧，而仍归雅正，不落纤佻。”可谓洞见甚深。
南宋虽忘国失土，尚能在耻辱中苟且偷生，士子才人也多聚集唱和，中兴四大家（陆游、尤袤、杨万里、范成大）也相互切磋，彼此尊重，传为诗坛佳话，至今观其诗，尤袤的《梁溪集》已不存，只余杨、范、陆三家，他们途径略同，渊源于江西又渐染于晚唐，虽然他们有些不屑于晚唐，但其创作已是铁证，谁教中国的知识分子理论上面向将来、情感上缅怀过去呢？
中期，陆游入蜀，蜀中的雄奇山水，雾霭烟云，无不让陆游产生审美惊奇，尤其有机会得以体验“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更令他有小人得志般的狂喜，丝竹乐舞，绿茵场上，轻裘肥马，纵猎射虎，引酒高歌，让他感到“从军乐事世间无”，这是现实与理想的契合，情感与理性的碰撞，人生与境遇的交融：南郑马上南郑春残信马行，通都气象尚峥嵘。迷空游絮凭凌云，曳线飞鸢跋扈鸣。落日断云唐阙废，淡烟芳草汉坛平。犹嫌未豁胸巾气，明断南山天际横。
此时陆游的诗歌理论与实践已相当成熟，内容充实，情感恣肆，热烈奔放，是他生命力最为旺盛时期，创作最饱满时期，其诗应以此时期为代表。晚期，出蜀东归以后，陆游几经宦游，几年家居，生活方式趋于稳定，创作上特征不很明显，六十五岁之后，长期居家，欣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景象，渐渐淡忘了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的雄奇风光，走到军旅生活的另一极：“入蜀还吴迹已陈，兰亭道上又逢春。诸君试取吾诗看，何异前身与后身！”
此时的陆游：“年来诗料别，满眼是桑麻”（《倚杖》），方法也变了：“诗凭写兴忘工拙”（《初晴》），“心弱诗章锻炼疏”（《遣兴》），故此，风格再变，渐趋平淡：“身闲诗简淡”（《秋夜》），“无意诗方近平淡”（《幽兰》），“诗到令人不爱时”（《山房》），刘克庄说他此期的诗“皮毛落尽”（《后村诗话》前集卷二）。
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四曰：“放翁）平生心力，全注国是，不觉暗以杜公之心为心，于是手眼中有物，又迥出诚斋，石湖上矣。然在放翁则自作放翁之诗，初非希杜作前身者。此岂后之空同，沧溟辈但取杜貌者所可同日而语！”给陆游以高度评价，其成就远非宋代其他诗人以及明后七子可比。正因陆游“文即其人”的真精神，真性情，对前人遗貌取神，化而为己用，才能产生伟大作品。无论田园山水，闲适悲情，把酒临风，还是怨刺上政，自始自终贯穿着爱国复仇的本体。
更重要的是，有其真性情在：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情溢于海。
就体裁而言，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绝七绝，陆游可谓无所不有，一般认为其古体稍逊风骚，不予重视，并有“粗”、“松”等恶评，真知音若赵翼（《欧北诗话》），往往能出言精当，入木三分，可谓知人之论：
其古体诗，才气豪健，议论开辟，引用书卷，皆驱使出之，而非数典为能事。意在笔先，力透纸背。有丽语而无险语，有艳词而无淫词。看似华藻，实则雅洁；看似奔放，实则谨严。
陆游推崇梅尧臣，五古多取其一格，虽然五古字数少，不易变化，又易形成平淡风格，也能“状难写之境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陆游成就最高者是七律，陈訏说：“放翁一生精力，尽于七律，故全集所载，最多最佳”（《宋十五家诗选》）。写景清新婉约，抒情亦纵横浩荡。其笔墨酣畅淋漓，气象宏阔悠远，历史与胸臆融合无间。纵有旷世之才，救国之愿，奈何“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梦想成空，岁不我与。无可奈何的怅惘之情，婉转含蓄的表达，足见其恢复之志未泯，希望挥戈北指，气吞万里如虎，北定中原。洪亮吉甚至称“诗家之能事毕，而七律之事亦毕”，真乃叹为观止了。
三、陆游的词
比之诗，陆游现存词并不多，不过一百四十三首，理论和实践亦颇多出入，但在中国文学史并不罕见。与苏轼不同，陆游主攻诗，词只是他的选修课，作为“小Case”把玩而已，然能穿越“艳词之迷雾”达于风日流丽，实为不易。
象诗，词的主线亦家国语境下的真性情及人格力量，大多脱不得悲情调子，譬如前面所举《钗头风》，便是抽搐的悲情难抑，挥笔而成，其情百啭千回，令人窒息，凄凄断肠，无语不天成，真是抒写爱情的千古绝唱，及至《夜游宫》：
雪晓清茄乱起，梦游处，不知何地。
铁骑无声望秋水。相关河，雁门西，青海际。
睡觉寒灯里，漏声断，月斜窗纸。
自许封侯在万里。有谁知，鬓虽残，心未死！
此词作于1175年，陆游五一岁，1173年结交过了气的爱国志士师浑甫（字伯浑），陆游将魂牵梦萦的战事付诸梦，又将难以梦想成真的苦闷倾诉于师伯浑，虽同病相怜，仍然期待与之共勉并肝胆相照。吁——陆游与家国语境纠缠太深，彼此终年凝视，至死不休！
陆游诗词中多次出现梅花意象，想必移情于梅，慕其高贵品格而已，如卜算子（咏梅）：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
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此词写于1177年冬天，时陆游53岁，怕是以梅自况，排遣连年一系列打击而已。草木摇落、蕊寒香冷、疏影横斜遮不住失志寂寞，暗香浮动亦难挡壮心凋零。咦，地冻天寒，不要独自徘徊，不要愁眉紧锁，捡些寒枝回去，生起火烤烤，洗个热水澡、暖暖睡吧！——醒来又是东方红、太阳升，任他“云千重，水千重”，乘上“恢复、统一号”，也好决战汴梁！
杨慎词品谓其纤丽处似淮海，雄快处似东坡，不无道理，又刘克庄后村诗话：“其激昂慷慨者，稼轩不能过；飘逸高妙者，与陈简斋，朱希真相颉顽；流丽绵密者，欲出晏叔原、贺方回之上。”亦颇有理，其实，陆词确以纤丽婉约、清雄旷达、超爽豪放著称于世，无怪乎后人比之苏轼、秦观、和稼轩。
无论读陆游诗或词，均有不同味道，有时如饮雪碧，清爽提神；有时如啜可乐，新鲜刺激；有时如品咖啡，苦中蕴香；有时如喝茅台，多了易醉，又不忍释手，难以忘怀……
爱上唐琬，是陆游一辈子的不幸，恋上家国语境，是他无法摆脱的隐痛，恋上诗是他难以变更的宿命。这样说或许有些独断，但正是这些成就了陆游不同凡响的一生，谁又能说不是幸运呢？
四、陆游创作中的不足《诗品》序言：“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讬诗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於诗矣。”此处“物”既涉及自然事物，又有社会事件。对陆游而言，一贯主张“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另外，他还主张“养气”，其读书万卷，游历山川，遭逢国耻家难，颠沛流离的人生际遇，所见所闻，所受打击，无不触动心弦，加之真挚情感贯注，才能写出题材广泛、形式多样、意象婆娑的佳作，可谓“无体不备，无体不工”的现实主义创作实践。
但细观之，其创作并不乏瑕疵，主要是艺术上的，与其宏大主旨及伟大的爱国诗人无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此处我赞成钱钟书先生的观点（《谈艺录》），如下：（一）轻滑 谢玄晖言“好诗如弹丸”，放翁诗云“弹丸之论误人”，理论上极其雅正，但放翁为诗，正不免轻滑之病，而其言如是（《谈艺录》第115页）。（二）“放翁多文为富，而意境实少变化古来大家，心思句法，复出重见，无如渠之多者。《曝书亭集》卷四十二《书剑南集后》讥其‘句法稠叠，令人生憎’，举例颇繁。欧北云‘遣词用事，少有重复’云，实偏袒之词。”（《谈艺录》第125-126页）。看看，“身如林下僧……，家如梁上燕”，“心如泽国春归燕，……”，“身如巢燕年年客，心羡游僧处处家”，啧啧，头皮发麻，不再赘述。——呜，欧北之于放翁，正所谓“喜欢一种酒，不需要理由”！这是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隔了时空的飞吻和眺望。（三）词意重复 如“莫安排”、“蹬蹭”、“兀兀”、“腾腾”等成语，“葛天民”、“济元元”等结语，皆屡用不一用，几乎自作应声。（《谈艺录》第127页）。至于文气不接，字面相犯者，更是多而又多，不再枚举。（参见《谈艺录》第128页）
象杜甫“身许稷契”、“致君尧舜”一样，陆游亦身许亡国失土，动辄喜言“恢复”，“胡尘”、“失地”、“统一”凡数十次出现，绝非偶然，每每喜“示儿”，好“说梦”，在钱先生看来，“儿实庸才，梦太得意”，二者委实有些固迂而近乎愚了，其眼光的确毒辣老到。
既然现实如许缺残，我们岂能剥夺他们做梦的权利？
人无完人，天纵之才也难免“略有阙处”，但这决不是停止追逐梦想的理由，况陆游并非天才呢？纵漫天云雾，无损晴晖！这些都不能遮蔽其“南宋伟大爱国诗人”的光辉，南宋词坛无论怎样简化，他依然是独领风骚的“一大宗”（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二），其诗仍为“中兴之冠”（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八）。
五、主流政治暴力下的诗性情怀
历史，是现实生成的，有不可逆转的确定性，生活在其中的人无法选择，也许可以改变的只是战略，对文人而言，则应更多地聚焦于斗争技巧、话语策略，这绝对是艺术，有相当高技术含量的艺术。而陆游，终其一生也没能看清这一点，想来曾因“我生学语即耽书，万卷纵横眼欲枯”高度近视，或许到了老年又极度远视，终不解其中三昧，象个饥饿而迷惘的孩子，无助的喊着“妈妈”，而赵构，赵睿等辈，捂着干瘪的乳房就是不给予，可这个穷途末路的“母亲”，对陆游而言，仍有无法抗拒的诱惑力，使其一生都在嗷嗷待哺，做梦也能闻见蒙牛乳香，不想醒来已是水尽鹅飞……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陆游的政治生活有三次高潮。其一、郁闷至34岁，金牌奸臣秦桧疾步面见阎王，得以出官，情场、科场失意之后，初次枯木逢春，焕发才情；其二、身调官行在直至受孝宗接见，赐进士出身。陆游年36-39岁，再露峥嵘，又因“结党营私事”，逆孝宗龙鳞，被贬；其三、孝宗乾道八年，至南郑前线，短短八个月（3月到10月），亲历梦寐以求的生活（军旅、见识、山川），真乃春风得意马蹄轻，一朝看尽南郑花，人或讥其不拘礼法，视为颓放，遂自号“放翁”，诗风由此蓦地一变。没想到过把瘾就吐，接着几年又被一贬再贬，一直折腾到65岁，在山重水复之时，执着地期待和找寻柳暗花明。唉，一会儿河东、一会儿河西，直到八十五岁行将就木还蠢蠢欲动，但仍难改变被“放逐”的命运。——红尘滚滚，谁教他惟对“恢复中原、统一中国”痴痴情深呢？
但八次打击都不足以浇灭他的意志，虽然他本将心与明月，无奈明月却独独照见沟渠，积久贫弱、猥琐无能的赵氏皇族，决不是陆游的知音，被玩弄多年，风神俱损、色相全衰，到68岁仍对“薄情郎”充满期待独立三山别业，触景生情，夜夜唱着伤心的情歌（《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
只是他没想到，即便天涯望断，也看不见汴梁归航的白帆。陆游呵陆游，可怜天下总多痴情女子负心汉，更糟的是遇到四个（高、孝、光、宁宗）！
1141年，高宗“绍兴和议”，1164年，孝宗“隆兴和议”，光宗无所作为，宁宗虽招兵买马，决战江湖，但终遭大败，不过昙花一现，这条线下来，想恢复，难比登天。聪明如朱熹，多遭打击与迫害，却知急流勇退，避其锋芒，著书讲学去了；陆游甘当撞枪口的“出头鸟”，拒不履行自己“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的诺言。
1186年，62岁的陆游闲居山阴，咏出“小楼一夜听风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的清辞丽句，博得孝宗深情一瞥，秋波暗送，可那只是他冲动时的“一夜情”，赏玩过后，弃置不顾。可怜放翁空抱一腔痴情，又遭风雨——他再一次被耍了，仿佛当头一记闷棍。这个“妖媚”的故国之梦害他一生，晚年骚动的心才略有平静，但依旧怀揣着胸口那颗妖艳的“朱砂痣”，迟迟不进皮肤科，取掉了事。
可怜放翁，毕生梦想终成碎片，仿佛看到天堂的唐琬，正着纤纤细步，衣袂飘飘，巧笑嫣然地向他招手：“表哥，放了吧，该放就放，再想也没有用！”陆游恍然：“表妹，我来了，天堂那般美好，总该为自己想想未来！”于是叫来儿孙，用他钟爱一生的诗，和家国、亲人、往事，作最后的告别：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悲情之曲，倾城之恋至此毕矣！若无陆唐令人窒息的千古绝恋，谁会知道江南烟雨深处还有一个符号般的沈家小园？谁又会懂它穿越时空回廊幽咽婉转的悲情诉说？——小巷深处、杏花烟雨，一睹它今宵凄美的容颜如花凋落……
等待一扇不开启的门。
但，没有理由责怪谁，陆游终其一生，未能实现“恢复、统一”之梦，自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当时士大夫的政治文化背景密不可分，尤其政治语境。关于这一点，余英石先生概括为三个阶段（《士与中国文化》第519页）。第一个阶段的高潮出现在仁宗之世，称为建立期。宋初儒学复兴经过七八十年的酝酿，找到正确方向。在重建政治、社会秩序方面，仁宗朝的儒学领袖人物主张超越汉、唐，回到“三代”的理想，并的皇帝首肯，范仲淹所倡士大夫当“以天下为己任”得热烈回响；第二个阶段的结晶是熙宁变法，称之为定型期。是回响“三代”运动从“坐而言”到“起而行”的阶段，也是士大夫作为政治主体在权利世界正式发挥功能时间。在神宗与王安石之间共识：皇帝必须与士大夫“共商国是”，北宋政治有所突破，君臣得以“亲密接触”；第三个阶段即朱熹时代，称之为转型期。指士大夫的政治文化在熙宁时期所呈现的基本范式开始发生变异，但未脱离原型范围。王安石变法彻底失败，成了南宋士大夫们的共识，这种“场效应”在南宋政治文化中占据中心地位，进入“后王安石时代”，成为烙在南宋士大夫心上的印记。“国是”使权相镇压反对派具合法性，最终演变为赤裸裸的权利之争。
陆游恰恰处在第三阶段，一直挣扎于“战”与“和”的旋涡中，政治文化与北宋相比发生严重变异，但势力向“和”倾斜，最终占主导地位由此看来陆游无论自言自语还是奔走呼号，都是蚍蜉撼树，不自量力。纵有金刚钻，也揽不到象样的瓷器活，更无法确证自己的另类存在。
爱情已死，理想幻灭，悲剧由此诞生，悲情世界由此成型。
可他仍“咬定青山不放松”。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陆游却超越了这一点，即便家徒四壁，壮志难酬，也不改生平志趣，从而使儒家精神，继杜甫之后，又一次得到强烈的震撼和高扬。早岁不知世事艰的陆游，晚年才有抱负空落之叹，其一生，很象蒋捷《虞美人·听雨》的意境：“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香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别再频频回首了，捋捋花白的头发，拄杖出门，缓步沈园，和往事告别吧，留给后人一个顾盼的背影……
如今，斯人已去，徒留千载余情，“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人生有太多的不得已，留给我们的只是掩卷沉思之时的不堪。对陆游而言，人生似乎没有太多的好时节，只有留在自己的背情世界里，到了奈何桥上，望乡台前，和唐琬秉了高烛，共话巴山夜雨了。
——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
而他的影响决不止于此。
不象浮名换了浅酌低唱的柳七，他想一飞冲天、一鸣惊人，恨只恨不能肋生双翅，又兼“失语失声”，所以他愤怒、郁闷，又无可奈何，只余“垂空文以自见”，想百年之后，让来者知道他的苦心。放眼世界，独不见知音何在！陆游，不合时宜的追梦方式，无疑缘木求鱼，不过他早已言明：此身死去诗犹在，未必无人粗见知！（《记梦》）随它去吧。这好比一个顶尖的游泳运动员，无论你有多么健美的身资、玲珑的曲线、纯熟的技巧，剥夺你的参赛权，也只能望池兴叹……
可以肯定，陆游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达到了极高水平，在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影响，当时整个南宋诗坛都在陆游的笼罩下。譬如江湖派（江西派与四灵派的合并），“忧时伤国，耿耿寸心”，继承了陆游的传统；又如刘后村（克庄），尤其推崇他，题陆游像云：“三百篇寂寂久，九千首句句新，譬宗门中初祖，自过江后一人。”极其尊仰。
刘克庄死后不久，南宋亡国，元对汉族的压迫和虐待，上演中国历史上最惨烈的一幕，在此境况下，忠义之士如文天祥、汪元量、林景熙等人，或反抗或殉国或隐退，也有许多诗作，表达了高昂的民族气节，其爱国精神与陆游相通，是宋末诗坛的回光返照。
刘勰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心雕龙·时序》）宋以后，随着元明俗文化兴起，戏曲、小说日炽，文学风尚转移，陆游影响大不如前，但其创作精神与方法，依旧为人所好。尤其到了清代，诗学再起，学习陆游的人渐多，清初诸家如汪婉、王渔洋、厉鹗等。钱钟书云：“渔洋于放翁诗，濡染不浅。”其他如查慎行、黄宗炎受其影响更甚，及至赵翼，索性继香山、放翁二家。尤其赵氏《欧北诗话》，更为陆游开设专栏，是很好的绍介和广告文本，可谓知音。另外，郑燮亦陆游的铁杆Fans，可他说陆游怕得罪南宋朝廷而不敢“形诸篇翰”，看来是低估了偶像之大义。我们知道，陆游正是每每“喜论恢复”，才屡遭排挤和打击的。至清末民初，又有梁任公（启超）、王国维二人，有所追随，后渐趋式微。
时至今日，陆游诗词尚被选入中小学教材之中，其人其诗，已成为中国人的民族、文化记忆，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中国的民族符号乃至历史文化胎记。
陆游，以其一生的悲情际遇，及凄艳绝伦的“倾城之恋”，昭示一个执着于家国情结的诗人所能达到的高度，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学花园中，一抹魅惑的艳影。
一朝大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杯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陆游 钗头凤
红稣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杯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唐婉 钗头凤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栏。难、难、难。
人成各，今非昨，病浑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装欢。瞒、瞒、瞒。
六、陆游与唐婉的爱情
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一生遭受了巨大的波折，他不但仕途坎坷，而且爱情生活也很不幸。
宋高宗绍兴十四年，二十岁的陆游和表妹唐婉结为伴侣。两人从小青梅竹马，婚后相敬如宾。然而，唐婉的才华横溢与陆游的亲密感情，引起了陆母的不满，以至最后发展到强迫陆游和她离婚。陆游和唐婉的感情很深，不愿分离，他一次又一次地向母亲恳求，都遭到了母亲的责骂。在封建礼教的压制下，虽种种哀告，终归走到了“执手相看泪眼”的地步。
陆游迫于母命，万般无奈，便与唐婉忍痛分离。后来，陆游依母亲的心意，另娶王氏为妻，唐婉也迫于父命嫁给同郡的赵士程。这一对年轻人的美满婚姻就这样被拆散了。
十年后的一个春天，陆游满怀忧郁的心情独自一人漫游山阴城沈家花园。正当他独坐独饮，借酒浇愁之时，突然他意外地看见了唐婉及其改嫁后的丈夫赵士程。
尽管这时他已与唐婉分离多年，但是内心里对唐婉的感情并没有完全摆脱。他想到，过去唐婉是自己的爱妻，而今已属他人，好像禁宫中的杨柳，可望而不可及。
想到这里，悲痛之情顿时涌上心头，他放下酒杯，正要抽身离去。不料这时唐婉征得赵士程的同意，给他送来一杯酒，陆游看到唐婉这一举动，体会到了她的深情，两行热泪凄然而下，一扬头喝下了唐婉送来的这杯苦酒。然后在粉墙之上奋笔题下《钗头凤》这首千古绝唱。
陆游在这首词里抒发的是爱情遭受摧残后的伤感、内疚和对唐婉的深情爱慕，以及对他母亲棒打鸳鸯的不满情绪。
陆游题词之后，又深情地望了唐婉一眼，便怅然而去。陆游走后，唐婉孤零零地站在那里，将这首《钗头凤》词从头至尾反复看了几遍，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便失声痛哭起来。回到家中，她愁怨难解，于是也和了一首《钗头凤》词。唐婉不久便郁闷愁怨而死。
北宋五大名窑之首
定窑是宋代名窑之一，穴人笔记屡有称述。定窑始烧于唐，它烧白瓷是受临近的刑窑影响，当时刑窑盛名满天下，定窑及其他瓷窑相继仿烧是很自然的事，但后来定盛而刑衰，至宋时人们吸知有定而不知有刑了。而定窑系诸窑也确实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制瓷工艺与制瓷风格，工整雅素的印花定窑吕器确是陶瓷艺述中的珍品。
可列入定窑系的诸窑除曲阳涧磁村的窑外，多在今山西境内，如平定窑、阳城定窑、介休窑。此外还有四川的彭县窑也烧定窑风格的白瓷器。
定窑
定窑是宋代著名瓷窑之一，烧瓷地点在今河北省曲阳县漳磁村及东西燕山村。曲联县宋属定州，定州唐未、五代以来是义武节度使的驻地，是这一地区的政治中心，也是曲阳瓷器的集散地。定窑白瓷对后代瓷器有很大影响。宋以来留下了不少有关它的记载。本世纪20年代未叶麟趾先生第一次对其进行调查，指出定窑在曲阳漳磁村。50年代以来，故宫博物院、河北省文物工作队等单位对它进行了多次地面调查与小规模发掘，基本上了解了定窑的烧瓷历史以及与邻近地区瓷窑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各地宋墓也出土了不少定窑器，定县两座宋塔塔基出土了一百多件既完整又精美的定窑白瓷，寻于进一步研究定窑的分期断代有极大帮助，江南地区南宋墓与北方地区金墓都出土有定窑白瓷，从而也使定窑废于北宋未年金人南侵之说，得以修正。（一）定窑的烧瓷历史
曲阳漳磁村窑址发掘中取得的早期标本，有平底浅身碗，外施黄釉里施白釉。胎厚重，制造较粗糙，这种碗具有唐代早期的典型风格。比这种平底碗时代稍晚的是白釉碗，这类碗的碗身多做45度斜出，碗身较浅，宽圈足，胎较上述平底碗薄，里外施釉，这种碗具有标准唐代后期形式。五代时期唇口白碗在遗址里稍多，《曲阳县志》里著录有一件五子山院和尚舍利塔记碑，碑石立于后周显德四年（957年），立碑人中有使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殿中使御史充龙泉镇使钤辖瓷窑商税务使冯翱①从碑文可知五代后期这里商品瓷产量已经很大，才派瓷窑税务使冯翱在此收瓷器税。漳磁村窑址面积相当大，地面散布标本极多，绝大部分是宋代白瓷，有印花、刻花、划花和光素无纹几种。北京通县金大定十七墓、辽宁省朝阳金大定二十四年墓以及流散到英国的金大定二十九年印花陶范、墨书金泰和三年印花陶范，这些带纪年铭文的定窑瓷器有力地说明金代定窑仍继续烧白瓷；南京南宋庆元五年（1194年）张同之墓②也出土有定窑印花瓷器，反映了定窑瓷器不仅供应金人统冶的淮河流域以北地区，商品瓷器也有运到江南地区销售的。窑址标本中还有一定数量的粗瓷，如白釉碗之中碗心一周刮釉的叠烧法，具有北方地区金代瓷窑装烧方法特色，此外，粗白碗中碗心书段、李、刘、元、液、蛰等字及纹饰的也不少，也具有金元时期特征。遗址里看不到晚于元代的标本，应该说涧磁村窑的烧瓷历史始于唐而终于元。《大明会典》记录的明宣德、嘉靖年间光禄寺每年所需的酒缸、瓶、坛、均由钧、磁和曲阳县等窑承办。但在涧磁和燕山村窑址里没有看到这些器物标本。可能明代曲阳另有专门烧造酒缸、酒瓶和酒坛等器物的瓷窑。（二）定窑瓷器的装饰与釉色
宋代定窑以烧白瓷为主，兼烧黑釉、酱釉、绿釉及白釉剔花器。白瓷装饰有刻花、划花与印花三种。划花装饰南北方瓷窑大都采用，是宋代早期瓷器的主要装饰方法。
莲瓣纹样在五代时期的越窑瓷器上曾大量使用，北宋早期定窑和耀州窑首先吸取了越窑的浮雕技术。定瓷早期刻花，除莲瓣纹外，还有莲瓣经纬度与缠枝菊经纬度在一件器物上同时出现，布局很不谐调，这可看作是一种新装饰工艺还处在初期阶段的表现。
刻花装饰兴起之后，又盛行刻花与篦划纹结合的装饰，在折沿盘的盘心部位刻出折枝或缠村花卉轮廓线条，然后在花叶轮廓线内以篦状工具划刻复线经纬度；装饰经纬度样以双朵花为常见，或左右对称，或上下呼应；有两花并放，有一花盛开，一花含苞待放；也有莲花荷叶两枝交错并出，布局富有变化。耀州窑青瓷也有这种布局，是那时的瓷器装饰共同的特征。定窑刻花器常常在花果、莲鸭、云龙等经纬度饰轮廓线的一侧划以细线相衬，以增强经纬度饰的立体感，也使主题更加突出。
定窑纹饰
定窑是我国宋、金时代的五大名窑之一。它是继唐代邢窑白瓷之后兴起的一大瓷窑体系。主要产地在河北曲阳涧磁村一带。考古资料显示，山西平定、阳城、介休等地也烧制定窑风格白瓷，产品质量不逊于河北曲阳。定窑盛行于北宋中后期，由于瓷质精良、色泽淡雅，纹饰秀美，被宋朝政府选为宫廷用瓷，使其身价大增，产品风靡一时。据《归潜志》记载，“定州花瓷瓯，颜色天下白”。可见，定窑器在当时不仅深受人们喜爱，而且产量较大。金王朝统治中国北方地区后，定窑瓷业很快得到了恢复，有些产品的制作水平不亚于北宋时期。从有龙凤纹饰的一些器物上看，定窑产品也是金代统治者喜爱的瓷器品种。
定窑白釉瓷器的装饰技法主要有划花、刻花、印花三种。
划花是宋代定窑瓷器的主要装饰方法之一。通常以篦状工具划出简单花纹，线条刚劲流畅、富于动感。莲瓣纹是定窑器上最常见的划花纹饰。有一花独放、双花并开、莲花荷叶交错而出、有的还配有鸭纹，纹饰简洁富于变化。立件器物的纹饰大都采用划花装饰，刻花的比较少见。早期定窑器物中，有的划花纹饰在莲瓣纹外又加上缠枝菊纹，总体布局显得不很谐调，这应看成是当时尚处于初级阶段的一种新装饰手法，也给定窑器断代提供了一个依据。
刻花是在划花装饰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时与划花工艺一起运用。如在盘、碗中心部位刻出折枝或缠枝花卉轮廓线，然后在花叶轮廓线内以篦状工具划刻复线纹。纹饰中较常见的有双花图案，通常是对称的。定窑刻花器还常常在花果、莲、鸭、云龙等纹饰轮廓线一侧划以细线相衬，以增强纹饰立体感。
定窑纹饰中最富表现力的是印花纹饰。这一工艺始于北宋中期，成熟于北宋晚期。最精美的定窑器物纹饰在盘、碗等器物中心，这类器型内外都有纹饰的较少。定窑器物纹饰的特点是层次分明，最外圈或中间，常用回纹把图案隔开。纹饰总体布局线条清晰，繁而不乱，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定窑印花题材以花卉纹最为常见，其次是动物纹饰。动物纹饰中主要有牛、鹿、麒麟和飞龙等。定窑飞龙纹一般装饰在盘、碟、碗等卧件上。飞龙纹位于器物中心，祥云围绕，独龙为多，尚未见有对称的双龙纹饰。飞龙身形矫健，昂首腾飞于祥云之间，龙尾与后腿缠绕，龙嘴露齿，欲吞火球，背有鳍，身刻鱼鳞纹，龙须飘动，龙肘有毛，三爪尖利，栩栩如生。而定窑立件上只装饰有变形龙纹，其装饰水平与盘、碟上的龙纹相去甚远。禽鸟纹饰中主要有凤凰、孔雀、鹭鸶、鸳鸯、雁、鸭等，做工精美的飞凤比较少见。花卉纹以牡丹、莲花最常见，菊花次之。花卉纹布局多采用缠枝、折枝等方法，讲求对称。定窑瓷器最精美的纹饰大都集中在盘、碟上，纹饰多者可达四层。每层纹饰富于变化，外圈纹饰多为几何纹或变形莲瓣纹，中心为动物、花卉结合纹饰，充满浮雕感，艺术气息浓郁。而宋代定窑孩儿枕更是该窑名品，其造型神态及纹饰的装饰工艺等皆为上乘之作。
宋代定窑瓷器的主要特征：一是胎体轻薄，胎质洁白。二是釉面多为乳白色，白中闪浅米黄色。积釉处常有泪痕状流釉，呈黄绿色。器物外壁釉薄处可见胎上旋坯痕。三是北宋早期定窑产品口沿有釉，到了晚期口沿则多不施釉，俗称“芒口”。芒口处常常镶金、银、铜质边圈以掩饰芒口缺陷，此为定窑一大特色。四是官府所用瓷器底部有“官”、“尚食局”等。五是定窑器物釉面通常有气泡。用放大镜观察，一般可见大小不等的气泡，一些较大气泡疏散排布于密集小气泡区域的周围，这种现象类似宋影青瓷器特征。金代定窑器的上乘之作与北宋定窑器没有什么差别。而金代中低档次的定窑器在装饰技法上明显劣于北宋定窑器。部分产品采用砂圈叠烧法，器物内底有一圈露胎。这是金定与北宋定窑器的明显区别。
河北出土北宋定窑刻花瓷瓶
定窑印花装饰始于北宋中期，成熟于后期，纹饰多在盘碗的里部。布局严谨，层次分明、线条清晰，密而不乱。这些都是它的特点。从大量标本观察，定窑印花纹饰似取材定州缂丝，的缂丝纹样局部地移植于瓷器。因此，定窑印花装饰一开始就显得比较成熟，有很高的艺术水平。此外，定窑装饰也受金银器纹饰的影响。因此，定窑印花瓷器在宋代印花白瓷中最有代表性，对南北瓷窑均有较大的影响。
定窑印花题材以各种花卉最多见，动物、禽鸟、水波游鱼纹等也有一定数量；婴戏纹则比较少见。花卉纹又以牡丹、莲花多见，菊花次之。布局亦采用缠枝、转枝、折枝等方法，讲求对称；在敞品小底碗内印三或四朵花卉，碗心为一朵团花，有四瓣海棠花、五瓣梅花和六瓣葵花；不同于北方青瓷只一种团菊。禽鸟纹有孔雀、凤凰、鹭鸶、鸳鸯、雁、鸭，多与花卉组合，如孔雀多与牡丹组合，在大盘的里部为四只飞翔的孔雀，孔雀之间间以一枝牡丹，盘心配以鸳鸯牡丹。整个纹饰俨如一幅布局严谨的织锦图案，鹭鸶、鸳鸯则多与莲花组合。印花龙纹标本在窑址散布较多，印龙纹的都是盘，盘里满印云纹，盘心为一姿矫健生动的蟠龙，龙身盘曲首尾相接。
1948年涧磁村法兴寺遗址曾出土过这种印花云龙纹盘十件，六件已流散到国外，其于四件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及上海上海博物馆，流散到国外的有一件底部刻划“尚食局”三字铭文，可知这类器物是北宋宫廷里的专用品。北宋晚期丝织品盛行婴戏纹，定窑印花器中也有婴戏纹。窑址出土标本和传世品中有婴戏牡丹、婴戏莲花、婴戏三果和婴戏莲塘赶鸭纹等。其中婴戏三果纹比较少见，三婴三果间隔排列，缠枝布局。三果为桃、石榴与枇杷，三婴姿态不同，双手均拽树枝，一骑于枝上，一坐于枝上，一立于枝上，赤身露体，肌肉丰满可爱。此种纹饰布局其他瓷窑未见。
定窑除以白瓷驰名之外，还烧黑釉、酱釉和绿釉器。明人曹昭《格古要论》说“有紫定色紫，有黑定色黑如漆，土俱白，其价高于白定”，黑定与紫定胎质与白瓷一亲，同样都是白求恩胎，黑定釉色光可鉴人，确有洒脱的质感受。但所谓紫定的釉色实际与今天芝麻酱色很接近，酱釉、黑釉着色齐都为氧化铁，宋代名地瓷窑都生产酱釉器，有人认为是黑釉烧过火了，就烧成酱色釉。这虽有工艺上的根据，但酱色釉的普遍出现应当还有其他原因，似与当时社会风尚有关，是有意仿酱色漆器烧制的从定窑、耀州窑、吉州窑、修武等窑烧成的酱色釉看，它们都很匀净，应当说昌有意识烧成的。
定窑绿釉器历来不见记载，1957年故宫博物院调查涧磁村窑址时曾发现两片标本，胎色洁白，其中一睡刻云龙纹，与白釉刻花云龙纹基本相同，可以确定是定窑产品。调查时曾就此访问过当地居民，据说过去涧磁村出土过绿釉瓶，由此得知定窑绿釉有瓶盘等器物，而且有刻花装饰，这是过去所不知道的。（四）定窑的题款
定窑瓷器带题款的有15种，大都与宫廷有关，15种题款中数量最多的是带“官”字的，据不完全统计，出土及传世的近80件。这种带“官”字铭文的绝大多数是碗、稻田，也有少量的瓶、壶和缺罐。这些器物大多出于五代示到北宋前期墓葬之中。出土地点有辽宁省赤峰、建平、法库、北京、河北及长沙地区。河北定县出土较多，仅定县两座塔基就出土了“官”字款瓷器达17件之多③而多数又出于5号塔基之中。此外，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藏品中也有带“官”字款盘、碗、罐7件；流散到国外的有皮囊壶、碗和盘等数件。除“官”字外还有刻“新官”二字的，4件出土于上述地区同时期墓葬之中，2件流散到国外。
关于上述近80件“官”字款及“新官”字款瓷器的产地，一般认为它们是定窑的产品，也有认为是辽官窑的产品。但定县塔基出土大批定瓷之后，使人确信“官”字题款绝大多数白瓷是定窑产品。是年出土流散到国外的定窑白瓷有盘底刻“会稽”二字的，可以肯定是吴越钱氏定烧之器，吴越钱氏统治地区属会稽郡，定烧瓷器底刻会稽郡字样。传世定窑瓷器碗底刻“易定”二字的有两件。碗形相同，大小相等，胎体薄厚也一样。早年出土于同一墓中，刻字也出于一人之手，字体瘦劲有力，时代也属五代后期。出土及传世定窑题款中还有刻“尚食？”尚药局“的。刻”尚食局“的稍多，刻”尚药局“的仅一件直口平底碗，碗外由右向左横刻”尚药局“三字。刻”尚食局“器均为大形盘类器物，所刻字体有粗细两种。曲阳涧磁村窑址出土印花雄壮龙纹盘及碎片标本之中都以现过这种”尚食局“的铭文。宋宣微院下设六局，其中尚食局掌管膳食之事，尚药局掌管和剂诊候之事，除设有官员外，下面设有膳工及医师。流散到国外的还有刻”食官局正七字“铭文的白釉碗，刻这种铭文的仅此一件。”食官局“一名不见于宋、辽、金三史职官志，有待进一步考证。1957年故宫博物院第二次复查涧磁村窑址时，采集标本中有刻”五王府“三字铭文的碗底一伯。”五王府铭文过去未见，这种铭文应当是某五王府定烧的器皿。
上述八种题铭都是在烧窑“奉华”、“凤华”、“慈福”、“聚秀”、“禁苑”、“德寿”等等。定窑白瓷刻“奉华”铭文的有三件，上海博物馆收藏有折腰盘及小碗各一件，故宫博物院收藏一件标本。“奉华”字铭还见之于汝窑青瓷器物上，台湾故宫博物院汝窑藏品中有出戟尊、瓶、瓜棱注碗及碟四件器物都刻有“奉华”二字。河南禹县钧瓷厂1957年调查禹县钧台窑址时，也采集了一件钧窑出戟尊残品，底部刻“奉华”字铭。这八件除钧台出土的在烧前先刻者之外，其余七件字体大体相同，都出于宫廷玉工之手，是到宫廷之后刻的。德寿慈福“为德寿宫、慈福宫简称。清人朱彭《南宋古迹考》中多次提到了它，此外，”凤华聚秀，也似是宋代宫殿名称。“凤华”等均未见宋人著称。流散到国外的一件定窑盘，光素无纹，盘心印阴文“定州公用”楷书四字，宋瓷没见过这类的铭文。1977年南朝鲜新安海底发现了我国沉船，打捞出元代泉窑瓷器之中有两件盘底刻有“使司府公用”字样，“使司帅府”是“使司都元帅府”的简称，瓷盘是供这个机构使用的。一件为“定州公用”字铭盘，定州是地名，定州辖地有几个县，此器或为定州官衙所使用，字铭是楷书体，在宋瓷中也比较少见。除刻或印字铭外，定窑小杯有用红彩在杯里写“长寿酒”三字的，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两件。宋代北方白瓷已用红绿黄彩绘纹饰，而定窑宋瓷尚未见到这种标本，使用红彩写“长寿酒”的在定窑白瓷中也不多见。
五）定州红瓷金花定碗、金装定器、仁和馆四系瓶
宋人邵伯温《闻见录》中“定州红瓷”条云：“仁宗一日幸会张贵妃阁，见定州红瓷，帝坚问曰安得此物，妃以王拱宸所献为对。帝怒曰，尝戒汝勿通臣僚馈送，不听，何也？因以所持柱斧碎之。妃愧谢，久之乃已。”关于定州红瓷苏东坡也有“定州花瓷琢红玉”诗句，唯定窑窑址里未见铜红釉标本，两人所记定州红瓷，是否铜红釉现尚难定，故宫博物院1950年第一次调查涧磁村窑址时，采集到的酱釉标本中有的呈现红色。辽宁阜新县辽墓也出土有酱红色釉碗。这类酱红色釉或酱釉中闪现红班，是铁的呈色，与宋代钧窑以铜为着色剂的钧窑紫红釉不同。
定窑有金彩描花器，见于著录的仅有两件黑釉描金花卉纹碗。两碗多年前流散到日本，现在分别收藏于箱根美术馆及大和文华馆中。故宫博物院定窑藏品中有白釉描金彩云龙纹盘三件，惜金彩大多伤脱，但云龙纹痕则依稀可辨。此盘当为宫廷用瓷。定瓷描金的具体制作方法，宋人周密《志雅堂杂钞》说：“金花定碗用大蒜汁调金描画，然再入窑烧，永不得脱”。考历代陶瓷器上的金彩大都用胶来粘结，大蒜汁虽比田较粘，但起不到粘结效果。从传世的几件定窑金花碗上的金彩看，多数都已脱落，可见“永不复脱”的记载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用金彩描瓷并不限于定窑，福建建窑所产黑釉碗“寿山福海”四字，字外画双线六花瓣形开光，空间金黄色彩画兔毫纹，碗心为朵梅纹；故宫博物辽院1954年调查江西吉字永和镇宋吉州窑窑址时，曾采集到一片黑釉碗筷的残片标本，内书一“山”字，字外也有双线六瓣形开光。由此可知福建、江西地区的黑血肉瓷器也有此种类似的装饰。
五代越窑青瓷、宋定窑白瓷和景德镇青白瓷器都有镶金口、银口或铜口的做法，这类做法有两种用意：一种是为了表明使用者身份尊贵或显示豪华，在器物上句镶金口或银口，这一类多见之于五代宋初权贵阶层使用的瓷器。一种是为了弥补缺欠，如定窑和景德镇青白瓷因系覆烧，器物口若悬河部无釉，用句镶口办法把漏釉部位句起来。《吴越备史》、《宋两朝贡奉录》以及《宋会要辑稿》诸书中，在贡瓷名目里有金口、银口和金装定器等名称。各地墓葬出土文物中，这类镶金、银、铜墙铁壁口的瓷器实物也有发现，如浙江杭州钱氏墓出土镶金口的越窑青瓷，扬州、南京宋墓出土镶金银口的青白瓷，河北定县的静志寺与净众院两座塔基出土有镶金银口的定窑白瓷。《吴越备史》所记之“金装定器”之金，句括金银，有广义的金属含义。定县净众院塔出土的定窑刻花瓶，除句镶银足外还配有银质带花盖，也应属“金装定器”，即带金属装饰的定器。吴越钱氏于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向宋进贡了“金装定器”2000件，定县静志寺塔基出土有书太平兴国二年（977年）铭文的瓷器，同时出土的镶金银口瓷器比钱氏贡宋“金装定器”早三年，句镶工艺不会有什么变化，因此可以大体得知钱氏那批贡瓷的句镶工艺的情况。
明代陈眉公《妮古录》：“余秀州买得白定（原文误为锭）瓶，口有四纽，斜烧成仁和馆三字，字如米氏父子所书。”故宫博物院藏品中有“仁和馆”铭文四系瓶一件，该瓶小口外撇，短颈，瓶形略如橄榄，腹部稍肥大，圈足；瓶身下半部施白釉，下半部施黑釉；瓶口亦施黑釉，颈肩之间有四系，系上部宽、下为尖形，系面印四条直纹，由颈肩部向下斜？仁和馆“三字，字为行书体，馆字稍倾斜，书法苍劲有力。可以确定这件瓶就是《妮古录》中所说的白定瓶。但这件瓶不是定窑产品，无论从瓶的造形、系的式样，器身兼施黑白两种色釉，定窑都不见类似标本。山西省博物馆藏品中有一件与此相同的四系瓶，肩下斜书”太平馆“三字，字体与书写部位如出一辙。可以肯定两件瓶属于同一瓷窑的产品。这两件瓶的具体烧造地点应是河北省磁县西面的彭城镇。彭城近年陆续发现宋代瓷窑遗址，标本中有斜？馆”字的这类系瓶的标本，因此可以正《妮古录》之误。仁和馆似为宋代馆驿的名称。宋人周淙《乾道临安志》卷二馆驿条中有“仁和馆在清湖闸之南，绍兴十九年郡守汤鹏举重建”的记载临安府辖九县，仁和县为九县之一。仁和馆类似今天的县招待所。这件带铭文的四系瓶应是绍兴十九年重建，建造时间当比较早。《乾道临安志》书后附有校勘记，有“仁和馆汤鹏举重建，原校一本无重字”，可知校勘记作者曾取《乾道临安志》及《淳祜临安志》互校，无论如何，“仁和馆”款四系瓶的烧造时间最迟不应晚于是年。
定窑：北宋五大名窑之首
在北宋时代，“定汝官哥钧”五大瓷窑名满天下，而第一者为定窑。定窑以白瓷驰名，其造型、装饰、烧造方法为各地瓷窑所仿效，名扬天下的景德镇深受其影响，北京龙泉务窑、山西平定等形成了定窑系；埃及、欧洲、东南亚的文物遗址中都有定瓷的遗物，全世界的著名博物馆都以拥有定器为荣……林林总总奠定了定窑名扬海内外的地位，于是中国陶瓷界将五大名窑之首的桂冠戴在了定窑的头上。然而人们却不知道，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几代考古工作者为发掘定窑付出了多少汗水和心血，写就了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
20世纪30年代，中国陶瓷界的泰斗人物叶麟趾先生到曲阳进行考察，无意中发现了曲阳的定窑遗址，年过半百的老先生兴奋不已，马上向国内外考古界发布了定窑在曲阳的最新考古学说。此后，小小的曲阳便开始迎接来自全世界关注的目光和中外古陶瓷学者们的实地考察。50年代故宫博物院三次派人到曲阳县调查，证实曲阳县灵山镇的涧磁村及东西燕川村为北宋定窑遗址。1960年至1962年，河北省文物工作队决定对涧磁村定窑遗址进行试掘，辗转数天，队员们才到达这里，远远地一片白花花的“小山”便引起了队员们的注意，那是什么？走近后所有的人都惊呆了，那些“小山”原来是堆积起来的磁片堆，“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壮观的景象”，平时见多识广的考古队员们不由自主地发出这样的感叹。虽然仅是一次试掘，但成果也颇为惊人。地层中包含晚唐、五代、北宋时期的文化堆积，晚唐灰坑5座，五代窑炉1座，北宋残墙两堵和瓷泥槽2处，上自晚唐、下迄金元遗物251件。
1985年，河北省考古工作者开始了对定窑最大规模的一次发掘。与第一次试掘不同，此次发掘面积近2000平方米，燕川村、涧磁村等7个地点的发掘工作同时进行，仅施工人员就达几百人。收获是惊人的，窑炉、料场、水井、沟、灶、灰坑等遗迹和大量瓷器、窑具及钱币、铜、铁、石、骨器具相继出土，仅瓷片就有30万片，这在几大窑址的发掘中是极为罕见的，而其中款识“龙”、“花”、“李小翁”等瓷片属于首次发现。重要遗物如白釉卧女枕、尚药局瓷盒更是引起了专家们的关注，尚药局是宫廷专司医药的部门，在全世界只有一件尚药局文物标本流失在瑞典，1985年的发掘却出土了数片标本，弥补了国内没有尚药局文物的空白，而且为国内外的专家研究古代宫廷医药制度提供了更大的可能，定窑再一次轰动了世界。1986年定窑就被确认为国保单位。
正是由于定窑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价值，近日有消息说定窑将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对此最高兴的莫过于参加过定窑发掘的几代考古工作者，正如刘世枢所说：“我们对文物进行发掘或者保护的时候，根本不会去想这个遗址将来会怎么样，因为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那是分内的事，而现在回头去看，更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那些实实在在的工作为子孙留下了一笔历史的财富。”
定窑白瓷的驰名始于北宋，而定窑白瓷的烧造则始于唐代。唐代的定窑白瓷具有与邢窑白瓷相似的特征，器形有碗、盘、托盘、注壶、盆、三足炉和玩具等时至北宋，定窑瓷器脱颖而出，虽仍以烧造白瓷为主，但另兼烧黑釉、绿釉、酱釉及白釉剔花器。刻花装饰方法被大量采用，按工艺细分，可列为刻花、划花和印花三种。定瓷大宗的北宋定窑白瓷，具有以下的特征：
1、泪痕
泪痕是指器表的流釉现象，定瓷流釉往往呈条状，宛如垂泪，故称泪痕。泪痕现象仅见于北宋定窑器，唐至五代定瓷并无此特征。唐代定瓷釉薄而洁白，胎釉结合十分紧密，无流釉现象；北宋则凝厚而泛黄，釉内气泡大而多，釉层在烧结过程中随器垂挂流淌，形成泪痕。北宋早期，定窑采用正烧，流釉方向自口至底，北宋中期以后，定窑创造了覆烧的技法，流釉方向自底向口，但也有一些特殊情况，笔者曾见过一些定窑白瓷，泪痕方向为横向，十分奇怪，形成原因尚待研究。
2、竹丝刷痕
在定窑碗、盘类器物的外壁，经常可看见细密如竹丝的划痕，这些划痕是器物初步成型后旋坯加工时留下的，当然在其它窑口的器物外壁也可见到旋坯痕，但不如定窑的纤细密集，此为鉴定定窑器物的一个特征。
3、底足
定窑器物的底足类型不多，主要分为平底与圈足两大类，而其圈足具有与其它窑口器物圈足明显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体现在北宋中期以后覆烧成型的定窑器上，由于覆烧的发明，器物圈足得以裹釉，而将露胎处移至器上，然而裹上釉层的器足在外观上的表现并不那么完美，足面（圈足与地面接触部分）总是显得不够平整，有些地方釉厚，有些地方釉薄，以手抚之，明显地感到凹凸不平，笔者所目见的北宋定窑圈足器无一例外。这种现象十分奇怪，但在鉴定中却非常有效，凡北宋定窑圈足器（采用覆烧法，圈足上釉者）均有此特征，此为鉴定之关键。
另外，定窑圈足器之圈足有大小两种类型，大圈足器之足底往往可见竹丝刷痕，刷痕呈同心圆，而小圈足器则无这种现象，但无论大小圈足，足均极浅，足墙均窄，小圈足器挖足不过肩，几乎无钩手。
4、变形
定窑器物，尤其是碗类器物，大都有些变形，若是完整器，将器物倒扣于桌面，便很容易发现这一特点。
就目前在市场上所见到的仿定白瓷而言，泪痕现象已可做到，竹丝刷痕亦不难实现，至于器物的变形非人力而可强为，而取决于烧造时的火候、窑位、气氛等等因素，若以人力做作，不免留下故意造作的，不自然的痕迹。现在只有一点还难以企及，就是足面的不平现象，这种现象的形成完全出于自然，且在目前尚未引起仿造者足够的重视，仍可作为鉴定的一个标准定瓷大宗的北宋定窑白瓷，具有以下的特征：
1、泪痕
泪痕是指器表的流釉现象，定瓷流釉往往呈条状，宛如垂泪，故称泪痕。泪痕现象仅见于北宋定窑器，唐至五代定瓷并无此特征。唐代定瓷釉薄而洁白，胎釉结合十分紧密，无流釉现象；北宋则凝厚而泛黄，釉内气泡大而多，釉层在烧结过程中随器垂挂流淌，形成泪痕。北宋早期，定窑采用正烧，流釉方向自口至底，北宋中期以后，定窑创造了覆烧的技法，流釉方向自底向口，但也有一些特殊情况，笔者曾见过一些定窑白瓷，泪痕方向为横向，十分奇怪，形成原因尚待研究。
2、竹丝刷痕
在定窑碗、盘类器物的外壁，经常可看见细密如竹丝的划痕，这些划痕是器物初步成型后旋坯加工时留下的，当然在其它窑口的器物外壁也可见到旋坯痕，但不如定窑的纤细密集，此为鉴定定窑器物的一个特征。
3、底足
定窑器物的底足类型不多，主要分为平底与圈足两大类，而其圈足具有与其它窑口器物圈足明显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体现在北宋中期以后覆烧成型的定窑器上，由于覆烧的发明，器物圈足得以裹釉，而将露胎处移至器上，然而裹上釉层的器足在外观上的表现并不那么完美，足面（圈足与地面接触部分）总是显得不够平整，有些地方釉厚，有些地方釉薄，以手抚之，明显地感到凹凸不平，笔者所目见的北宋定窑圈足器无一例外。这种现象十分奇怪，但在鉴定中却非常有效，凡北宋定窑圈足器（采用覆烧法，圈足上釉者）均有此特征，此为鉴定之关键。
另外，定窑圈足器之圈足有大小两种类型，大圈足器之足底往往可见竹丝刷痕，刷痕呈同心圆，而小圈足器则无这种现象，但无论大小圈足，足均极浅，足墙均窄，小圈足器挖足不过肩，几乎无钩手。
4、变形
定窑器物，尤其是碗类器物，大都有些变形，若是完整器，将器物倒扣于桌面，便很容易发现这一特点。
就目前在市场上所见到的仿定白瓷而言，泪痕现象已可做到，竹丝刷痕亦不难实现，至于器物的变形非人力而可强为，而取决于烧造时的火候、窑位、气氛等等因素，若以人力做作，不免留下故意造作的，不自然的痕迹。现在只有一点还难以企及，就是足面的不平现象，这种现象的形成完全出于自然，且在目前尚未引起仿造者足够的重视，仍可作为鉴定的一个标准。
明太祖晚年的幻灭感
中国古代精神医学不发达，对心理疾病缺乏了解。因此，对某些人暴戾乖张的行为，常常用性格偏执，缺乏修养来解释，极少有人能想到这也是一种精神病变。用现代观念来看下面这桩奇案，就不难得到一个答案：晚年的明太祖朱元璋在心理上肯定出现了一些问题。
在明太祖晚年编撰的特种刑法《大诰三编》中，记录了这样一件奇案。此案之所以称为奇案，是因为朱元璋对此案的处置方法与众不同：医生王允坚私售毒药事发，朱元璋便命他服下自己配制的毒药，待毒性发作后，又要其交待解毒之方；并用粪清兑凉水为其解毒，直至次日方枭首示众。在“服毒及其反应”的测试中，年老的朱元璋反而更像一个一丝不苟的科学工作者，他不但认真地记录了服毒者在神态上和生理上出现的种种异常反应，还高度关注其临近死亡时的心理活动。整段文字描述得绘声绘色，以致朱元璋事后回忆时，仍是那么兴致盎然，回味无穷。
用以上案例来分析朱元璋的晚年心理，使人感觉到，这个以铁腕治理着大明天下的布衣皇帝，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其行为也让人觉得越来越反常了。究其原因，是因为晚年的朱元璋产生了越来越重的幻灭感。这种幻灭感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随着老年的到来，朱元璋突然间意识到了“帝力之微”的无奈。譬如：他用重典治国，用铁腕反贪，而且一度坚信只要大明王朝按照他所确定的轨道运行，就一定能“复先王之治”，自己就能成为一个超越前代的成功帝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显然不那么乐观了。而且不止一次地感叹：“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我这般年纪了，说得口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甚至故意贬低自己是“才疏德薄，控驭之道竭矣”。这样悲观的情绪发生在自起兵以来就一直顺风顺水，登基后又以天纵之圣自居朱元璋身上，是不可思议的。
太子朱标的早逝，对朱元璋原本强悍的心理不能不说是致命的一击。他在极度的悲痛之中召见群臣，一边大哭，一边悲叹：“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于此，命也！”在群臣面前大哭，毫不遮掩地表现出自己软弱的一面，这对于朱元璋来说也是罕见的。
太子死后，衰病中的朱元璋下诏征求善于预测未来的术士，“试无不验者，爵封侯”。一个向来迷信权力的人，突然变得如此迷信命运，这说明支撑朱元璋强悍的内在根基已经动摇了。对于一个处在迷茫之中，又突然失去方向感的人来说，是最容易因被焦虑所困扰而变得喜怒无常，暴戾乖张的。折磨晚年朱元璋的，不仅仅是幻灭感，还有一种因患得患失而产生的忧虑感。
因为明太祖希望，费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打下的朱明江山能够世世代代传下去，因此，沉重的江山就背在了明太祖的身上。虽然他相信，在他有生之年，无人能撼动这座大厦的根基，但在自己撒手西去以后呢？由于皇太子早逝，他选择的是太子的儿子朱允炆做皇位继承人。由于皇太孙的年幼柔弱，这就更加重了朱元璋担心江山在他身后一朝易主的心理负担。
于是，为了确保朱家天下不被易主，朱元璋必须与时间和死神赛跑，抓紧做好最细致的防备工作。一方面，他除了起早贪黑，废寝忘食，为确保江山无虞而争分夺秒地工作外；还要为了清除隐患，不惜大开杀戒。另一方面，朱元璋也清楚的知道，自己已经不可能在有生之年，替后代把危及朱明江山的所有漏洞都堵上。这就使得年老的朱元璋愈发焦躁不安了。
在幻灭感和忧虑感的双重重压下，晚年朱元璋的暴虐与攻击性达到了极致。他对臣属方信又疑，才赦复罪，让人不知所措；就是其嫔妃，即诸王子的母亲，也常常会成为其发泄异常心理的对象。据清人查继佑的《罪惟录》记载：在御河中发现一堕胎婴儿，朱元璋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怀疑是楚王朱桢之母胡充妃所为，乃亲自处死胡充妃，并弃尸郊外；楚王来朝，哭求母尸而不得，只得到一条练带归葬于王府。鲁王之母郭宁妃、唐王之母李贤妃、伊王之母葛胡妃，竟在朱元璋的一次暴怒中同时被杀，三具尸体装在一个大筐中，埋于太平门外。待朱元璋怒气平息，想用棺木重新安葬时，尸体早己腐烂得无法辨认，只得堆了三个坟丘算作三妃墓了事。
史书在记述朱元璋的晚年生活状态时，有这样两句：“中夜寝不安枕”，“四夷有小警，则终夕不寝”。一个时时担心江山易主，时时处于高度紧张，稍有风吹草动，就彻夜不眠，惶惶不可终日的老年皇帝，怎么可能不产生心理变态呢？而这种变态的心理，往往会驱使他去用一些常人难以理喻的暴虐行为来纾解他的焦虑情绪，从而得到某种病态的心理满足。就像亲自观看服毒者的垂死挣扎一样。
一个一生都在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和手中的权力，而不懈努力的老年统治者，在幻灭感和忧虑感的重重压力之下，怎能不会变得喜怒无常，暴戾乖张，甚至逐步发展到心理上和精神上的变异呢？由此想来，对于晚年朱元璋一些有悖常理的怪戾行为，除了憎恶以外，往往还会使人生出些许的同情和怜悯来。
第四章 诗人秘闻
诗仙，诗鬼，诗豪，诗囚
李白（701年—762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李白是唐朝著名诗人，也是中国最著名的诗人之一，是我国文学史上继屈原之后又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有“诗仙”之称。李白和杜甫合称“李杜”。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静宁西南），隋末其先人流寓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北部托克马克附近）。幼时随父迁居绵州昌隆县（今四川江油）青莲乡，二十五岁起“辞亲远游”，仗剑出蜀。天宝初供奉翰林，因遭权贵谗毁，仅一年余即离开长安。安史之乱中，曾为永王璘幕僚，因璘败系浔阳狱，远谪夜郎，中途遇赦东还。晚年投奔其族叔当涂令李阳冰，后卒于当涂，葬龙山。唐元和十二年（817），宣歙池观察使范传正根据李白生前“志在青山”的遗愿，将其墓迁至青山。有《李太白文集》三十卷行世。李白的诗歌今存990多首。有大量的政治抒情诗，充分表现了诗人非凡的抱负，奔放的激情，豪侠的气概，也集中代表了盛唐诗歌昂阳奋发的典型音调。李白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多次以大鹏自比，「大鹏一日同风起，博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但李白在长安三年失意而归，使他激昂的政治热情，再受到现实的冲撞时，便转化为怀才不遇的悲愤狂歌，从胸中喷涌而出：「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羞逐长安社中儿，赤鸡白狗赌梨栗，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李白还以痛快淋漓的饮酒诗，来排遣怀才不遇的忧愁。《将进酒》：「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与这种豪放奔涌，无所掩抑的感情气势相适应，李白的诗歌在艺术手法方面的显着特点是：想象神奇，变化无端，结构纵横跳跃，句式长短错落，形成了雄奇飘逸的风格。《梦游天姥吟留别》：「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谢公宿处今尚在，渌水荡漾清猿啼。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千岩万壑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列缺霹雳，邱峦崩摧，洞天石扇，訇然中开。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而当大梦初醒来，幻境消失，又引出了对人生世事的感慨：「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这种想落天外的特点，大大发展了庄子寓言，屈原初次的浪漫精神和表现手法，也融汇了道教的神仙意象，具有令人惊叹不已的艺术魅力，赢得了一代「诗仙」的赞誉。李白的诗歌的题材是多种多样的。他的七言古诗（《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酒》，《梁甫吟》等）；五言古诗（《古风》59首）；有句汉魏六朝乐府民歌风味的《长干行》，《子夜吴歌》等，七言绝句（《望庐山瀑布》，《望天门山》，《早发白帝城》等）都成为盛唐的名篇。李白在唐代已经享有盛名。他的诗作「集无定卷，家家有之」。为中华诗坛第一人。
诗圣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盛唐大诗人，号称“诗圣”。原籍湖北襄阳，生于河南巩县。初唐诗人杜审言之孙。唐肃宗时，官左拾遗。后入蜀，友人严武推荐他做剑南节度府参谋，加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后世又称他杜拾遗、杜工部。杜甫和李白齐名，世称“李杜”。他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批评和揭露。他同情人民，甚至幻想着为解救人民的苦难甘愿做自我牺牲。综观杜甫一生思想是“穷年忧黎元”，“致君尧舜上”，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傅，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倍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生平详见《旧唐书》卷一九〇。有《杜工部集》。1962年，杜甫诞生1250周年时，世界和平理事会把杜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之一。
诗魔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今属山西]。到了其曾祖父时，又迁居下邺（今陕西渭南北）。白居易的祖父白湟曾任巩县[河南巩义]县令，与当时的新郑[属河南]县令是好友。见新郑山川秀美，民风淳朴，白湟十分喜爱，就举家迁移到新郑城西的东郭宅村（今东郭寺）。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正月二十日，白居易在东郭宅降生了。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卒于洛阳[属河南]，享年75岁。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在文学上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写下了不少感叹时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对后世颇有影响。是我国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诗人。一生以44岁被贬江州司马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二十六年（800）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疏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还说他母亲是看花时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做左赞善大夫陪太子读书，应驱逐出京。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谕诗。贬官江州给白居易以沉重打击，他说自己是“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他升任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穆宗长庆二年出任杭州刺史，杭州任满后任苏州刺史。晚年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七十岁致仕。比起前期来，他消极多了，但他毕竟是一个曾经有所作为的、积极为民请命的诗人，此时的一些诗，仍然流露了他忧国忧民之心。他仍然勤于政事，作了不少好事，如他曾经疏浚李泌所凿的六井，解决人民的饮水问题；他在西湖上筑了一道长堤，蓄水灌田，并写了一篇通俗易懂的《钱塘湖石记》，刻在石上，告诉人们如何蓄水泄水，认为只要“堤防如法，蓄泄及时”，就不会受旱灾之苦了。这就是有名的“白堤”。白居易的祖父白湟、父亲白季庚及外祖父都是诗人，在这种家庭背景下，白居易读书十分刻苦，终成诗人。但白居易和李白、杜甫一样，也嗜酒成性。张文潜在《苕溪鱼隐丛话》中说：陶渊明虽然爱好喝酒，但由于家境贫困，不能经常喝美酒，与他喝酒的都是打柴、捉鱼、耕田的乡下人，地点也在树林田野间，而白居易家酿美酒，每次喝酒时必有丝竹伴奏，僮妓侍奉。与他喝酒的都是社会上的名流，如裴度、刘禹锡等。他在67岁时，写了一篇《醉吟先生传》。这个醉吟先生，就是他自己。他在《传》中说，有个叫醉吟先生的，不知道姓名、籍贯、官职，只知道他做了30年官，退居到洛城。他的居处有个池塘、竹竿、乔木、台榭、舟桥等。他爱好喝酒、吟诗、弹琴，与酒徒、诗宇航局、琴侣一起游乐。事实也是如此，洛阳城内外的寺庙、山丘、泉石，白居易都去漫游过。
诗佛王维（701～761），唐代诗人、画家。字摩诘。祖籍太原祁（今山西祁县），其父迁家蒲州（在今山西永济），遂为蒲人。他官终尚书右丞，世称“王右丞”。王维青少年时期即富于文学才华。开元九年（721）中进士第，为大乐丞。因故谪济州司仓参军。后归至长安。开元二十二年张九龄为中书令。王维被擢为右拾遗。其时作有《献始兴公》诗，称颂张九龄反对植党营私和滥施爵赏的政治主张，体现了他当时要求有所作为的心情。二十四年（736）张九龄罢相。次年贬荆州长史。李林甫任中书令，这是玄宗时期政治由较为清明而日趋黑暗的转折点。王维对张九龄被贬，感到非常沮丧，但他并未就此退出官场。开元二十五年，曾奉使赴河西节度副大使崔希逸幕，后又以殿中侍御史知南选，天宝中，王维的官职逐渐升迁。安史乱前，官至给事中，他一方面对当时的官场感到厌倦和担心，但另一方面却又恋栈怀禄，不能决然离去。于是随俗浮沉，长期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他原信奉佛教，此时随着思想日趋消极，其佛教信仰也日益发展。他青年时曾居住山林，中年以后一度家于终南山，后又得宋之问蓝田辋川别业，遂与好友裴迪优游其中，赋诗相酬为乐。天宝十五载（756）安史乱军陷长安，玄宗入蜀，王维为叛军所获。服药佯为疾，仍被送洛阳，署以伪官。两京收复后，受伪职者分等定罪，他因所作怀念唐室的《凝碧池》诗为肃宗嘉许，且其弟王缙官位已高，请削官为兄赎罪，故仅降职为太子中允，后复累迁至给事中，终尚书右丞。王维诗现存不满400首。其中最能代表其创作特色的是描绘山水田园等自然风景及歌咏隐居生活的诗篇。王维描绘自然风景的高度成就，使他在盛唐诗坛独树一帜，成为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他继承和发展了谢灵运开创的写作山水诗的传统，对陶渊明田园诗的清新自然也有所吸取，使山水田园诗的成就达到了一个高峰，因而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旧唐书·王维传》说代宗时王缙编次王维诗400余篇。又王缙《进王右丞集表》云编次王维诗文凡10卷。述古堂原藏有南宋麻沙本《王右丞文集》10卷，后归陆心源宋楼。北京图书馆藏有宋蜀刻本《王摩诘文集》1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据以影印出版。元刻有刘须溪评点《王右丞集》（诗集）6卷，《四部丛刊》据以影印，其中已杂有钱起、卢象、崔兴宗等人作品。明人顾起经有《类笺唐王右丞诗集》10卷，附文集4卷，这是现存最早的王维诗注本。清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是迄今为止较好的注本。除笺释全部诗文外，并附评语，对于作者可疑的诗歌加以说明，间有考订；又收辑有关王维生平和诗画评论的资料，作为附录。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于1961年将赵注本重加校订，排印出版。又郑振铎曾以《四部丛刊》本为底本，用赵殿成注本等四种版本加以校勘，收入《世界文库》中。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顾起经注本和赵殿成注本都附有注者所撰王维年谱。今人陈贻有《王维生平事迹初探》一文，后附《王维简要年表》（载《唐诗论丛》）。
诗鬼李贺（790～816）中国唐代诗人。字长吉。祖籍陇西，生于福昌（今河南宜阳）昌谷，后世称李昌谷。唐宗室郑王李亮后裔，但家已没落。青少年时，才华出众，名动京师。父名晋肃，因避父讳（晋、进同音），终不得登第。一生愁苦抑郁，体弱多病，只做过3年奉礼郎，卒时仅27岁。李贺一生以诗为业，其诗可分为4类。①讽刺黑暗政治和不良社会现象。此类诗有的直陈时事，有的借古讽今。名作有《雁门太守行》、《老夫采玉歌》等。这类诗中，五古、七古较少，多为乐府诗。或借旧题，或创新题，大都凝练绚丽。也有的含义隐晦，如《金铜仙人辞汉歌》。②个人发愤抒情。这类诗有个人失意困顿、疾病缠身的消沉和时光易逝、人生短暂的悲叹，也有“天荒地老无人识”的不平和“世上英雄本无主”，“收取关山五十州”的豪情壮志。③神仙鬼魅题材。这类诗曲折表现他对现实的厌恶和否定。后人因此称他为鬼才。④咏物等其他题材。这类诗总的表现了李贺诗题材的广度和思想的深度。李贺诗想象丰富奇特，幽深奇谲，句锻字炼，色彩瑰丽，富有浪漫气息。但也有少数明白易懂的诗，他擅长短篇，《天上谣》、《梦天》、《帝子歌》、《湘妃》等是其代表作，被称为长吉体。他多写古诗与乐府，近体很少，无七律。他的诗借鉴了齐梁宫体诗的词采，也沾染了一些不健康的东西。由于太注意雕琢，有的诗往往词意晦涩，堆砌词藻。李贺曾自编其集。有《李贺诗歌集注》。生平见李商隐《李贺小传》，新、旧《唐书》本传，《宣室志》，《幽闲鼓吹》，《摭言》。
诗豪——刘禹锡补充以下还有诗豪，诗囚诗豪刘禹锡（772～842）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梦得。洛阳（今属河南）人，生于嘉兴（今属浙江）。贞元九年（793）中进士，登博学宏词科。翌年举吏部取士科，授太子校书。永贞元年（805），因辅助王叔文进行政治革新，先贬连州刺史，加贬朗州司马。后回京，又贬连州刺史。历夔州、和州刺史。大和元年（827），回洛阳任职。次年回朝任主客郎中，后出苏州、汝州、同州刺史。开成元年（836），改任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会昌元年（841），加检校礼部尚书衔。世称刘宾客、刘尚书。临终前撰《子刘子自传》。诗现存800余首。其学习民歌，反映民众生活和风土人情的诗，题材广阔，风格上汲取巴蜀民歌含思宛转、朴素优美的特色，清新自然，健康活泼，充满生活情趣。其讽刺诗往往以寓言托物手法，抨击镇压永贞革新的权贵，涉及较广的社会现象。晚年所作，风格渐趋含蓄，讽刺而不露痕迹。歌颂平叛战争的诗，以《平蔡州》三首、《平济行》二首最著名。尤其前者，在刘诗中有重要地位。刘诗中寄托身世和咏怀古迹一类，历来为人称道。“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富于哲理意味。《西塞山怀古》、《乌衣巷》则精警超迈，韵味深长。他与白居易、令狐楚的唱和应酬分别编为《刘白唱和集》、《彭阳唱和集》。本集中还有送僧诗一卷。刘诗取境优美，精练含蓄，韵律自然富于音乐美。其律诗、绝句、古诗俱佳。七言乐府小诗吸取民歌曲调优点，音调浏亮，节奏鲜明，适于入乐。就连《平蔡州》一类古体，也具民歌的音乐美。一些六言诗和新体诗句式、节奏、用韵都与律诗不同，逐渐向长短句演变，适于配乐歌唱。此外，刘禹锡还按《忆江南》曲调填词二首。刘禹锡是古文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刘文以论说文成就最大。一是专题性的，包括哲学、政治、医学、书法、书仪等方面。二是杂文。刘禹锡的散文与其诗歌一样，辞藻瑰丽，题旨隐微。有《刘梦得文集》、《刘宾客文集》、《刘禹锡集》。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和唐韦绚《刘宾客嘉话录》。今人卞孝萱有《刘禹锡年谱》。
诗囚孟郊和贾岛长年生活在穷苦潦倒之中，虽然都曾得到过当时韩愈的奖掖与资助，但并没使他们摆脱现实生活的困顿。所以在他们的诗中象“泪”、“恨”、“死”、“愁”、“苦”这样的字眼随处可见。所以有诗囚之称孟郊孟郊（751-814），字东野，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人，早年隐居河南嵩山，四十多岁才中进士，只做过县尉一类的小官。一生困顿，性情耿介，诗多描写民间疾苦和炎凉世态。语言力戒平庸，追求瘦硬奇僻的风格。与贾岛齐名，人称“郊寒岛瘦”。（751-814）唐代诗人。字东野。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人。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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