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赵传奇：根脉文化（套装共2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智

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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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赵传奇：根脉文化（套装共2册）试读：

文化是我们的血脉，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挖掘、弘扬燕赵历史文化，传承优秀文化基因，增强民众的文化认同感和文化凝聚力，是主流媒体肩负的历史责任。正是基于这种文化担当，河北电台从2013年初春开始谋划如何发挥广播特长，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向广大听众展现燕赵文化的独特魅力。在与中国纪录片学会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央视著名导演郭西昌，我省著名社科专家梁勇等专家学者几番观点碰撞之后，节目理念逐渐清晰：立足本土根基、站位民族高度、创新节目形态、整合优质资源、展现燕赵精华。以此为指导，我们组织台内外文化学者与媒体人一起，认真研读以往有关河北地域文化的著述和资料，经反复切磋商讨、论证修改，《燕赵传奇》之“根脉文化”系列于2013年4月20日率先成型并正式播出，与此同时，这一大型本土文化广播节目的整体框架也基本形成。《燕赵传奇》由“根脉文化”、“皇家文化”、“民俗文化”、“诚义文化”、“长城文化”五个系列组成，每个系列一百集，每集二十五分钟，选取燕赵历史上的典型事例，运用搜集来的权威史料，采取独家视角、通俗语言、故事化表达和动听的配乐，讲述发生在燕赵大地上的传奇故事。从开播到2014年9月19日播出第五百集，在近一年半的时间里，每天都陪伴着听众，系统梳理了河北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展示了燕赵儿女生生不息的丰厚滋养和精神风骨。

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在娱乐风行、“快餐”当道的当下，颇具阳春白雪品味的《燕赵传奇》一播出即惊喜不断。无论是大学教授、知性白领，还是出租司机、路边摊主，节目聚集了各阶层各职业的大批忠实听众。地域上已突破河北扩至京津。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热情参与、主动提供采访线索和史料。在河北电台一百多档节目中，它的收听率始终处于靠前位次。河北档案馆预约收藏节目讲稿及光盘，中国人民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等高校希望合作开展相关学科建设，河北教育出版社主动寻求合作。该节目先后获得2013年河北省文艺振兴奖和中广协会“全国广播电视节目创新创优奖”，其优良品质和不俗影响得到专家领导肯定。之所以有如此反响，关键还是契合了广大听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实现了声声入耳。

在广播播出的同时，《燕赵传奇》还通过网络播出并可以点播回放。应听众强烈要求，此次以图书形式结集出版，就是要通过全媒体方式进一步扩大传播效果，更好地实现传承燕赵文化的目的。我们期待广大读者像对这档节目一样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关注。《燕赵传奇》虽然记述的是昨天的故事，但对共筑“中国梦”的今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将肩负大家期望，不懈不辍，孜孜以求，像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那样，“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讲好燕赵故事、传承历史文脉，为行进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的民众带去富有营养的文化食粮，为增强国人的骨气和底气提供能量超强的精神力量。燕赵传奇：根脉文化（上）第一回茫茫洪荒起　东方一域显

巍巍太行，见证了燕赵大地的千古沧桑；茫茫沃野，埋藏着冀中平原的万年传奇。《燕赵传奇》全新推出根脉文化系列节目，上溯数百万年，探索东方人类根祖起源，寻访中华文化历史传奇，重走新中国奠基圣地。走进燕赵故土，走进燕山太行，在一山一水中追寻不曾远去的古老传说，追寻一脉相传的燕赵文化。

文明从哪里起源？发现从哪里开始？说话间这故事就要开场，头一个场景就在张家口市的阳原县。

话说2013年2月末，春节刚过去不久，国家科技部、河北省科技厅组织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冒着凛冽的寒风，踏着薄薄的白雪，来到河北阳原县一个荒凉的山沟，这些人都是中国一流的考古学、古人类研究的专家学者，他们到这里来干什么？

不是扶贫，更不是观光，而是要把“东方人类探源工程”的课题列入科技部科技支撑计划，专程到实地进行项目可行性的考察、论证。

河北省科技厅、河北省文物局、阳原县人民政府等单位把“东方人类探源工程”、泥河湾遗址群的保护研究、泥河湾研究中心建设等工作的进展报告给各路专家学者，几番论证之后，通过了一个决定——将把东方人类探源工程列入国家科技扶持项目。

大批的学者，大牌的专家，聚集在这个冰天雪地里的小县城，是为了研究人类起源的大题目，合计探索始祖的大计划。别看这个冀西北山区的小地方不起眼，在这里却埋藏着一大笔属于全人类的财富。

我们河北省阳原县，是冀西北与山西省接壤处的一个县，这里距北京200多公里。有古老的桑干河自西向东纵贯全境，横跨河北省西北部的张家口市阳原县、蔚县，以及山西省大同市的部分县区，总面积达9000多平方公里，桑干河、壶流河从西南向东北蜿蜒流过。这里的泥河湾盆地，属冀西北黄土台地、丘陵地貌。

从20世纪中叶，这个小山村就屡屡在世界著名的《自然杂志》露面，成为闻名世界的“神秘宝地”，被冠以“中国阳原”、“中国泥河湾”、“中国阳原泥河湾”等等名号。但凡学过地理知识的人，都知道这个响亮的名字。

有人说，它是一部史书，是中国华北地区人类早期活动的大事记，涉及旧石器、新石器时代，囊括了古人类学、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古生物学和第四纪地质学、古地理学和年代测定等等的大学问。

也有人说，它是一笔财富，是大自然给中国、给河北、给张家口、给阳原留下的独有的文化瑰宝，是探索人类起源的一把钥匙。阳原县泥河湾马圈沟遗址

它是一块宝地，是世界上独具特色的考古圣地。

泥河湾是一个承载着世界地质学领域科学术语的地名，由它而起，形成了一个崭新的文化门类。

小小村落，如何成为考古圣地？

静静河湾，埋藏多少惊天传奇？

这样一个神话似的泥河湾，惊艳了全世界考古专家的眼球，这个曾经不为人知的名字，一个转身就登上了学界的神坛。究竟是怎样的机缘巧合，让这里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这事说来话长，得慢慢地往前头翻篇，穿越过一百多年，就是这段故事的开头。

这个建于清朝的小山村，到如今只剩下九十多户人家，由于桑干河淤泥堆积，形成了大片的河湾地，故而得名泥河湾村。在清朝末年，朝廷腐败，民不聊生，这里的百姓过着食不果腹的苦日子。

1900年，这一年在农历干支纪年表上正数庚子，义和团运动之火在中国的北方烧得正烈，西方列强对华开战，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烧杀抢掠，作恶多端，侵略者闯进了皇家大院紫禁城，还兵出多路洗劫了整个华北。

1901年（辛丑年）9月，清政府被迫签订《辛丑条约》。这是民族的悲剧，中国的灾难。也是这段屈辱的历史，打开了中国的国门，西方列强开始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和文化渗透。这种形势下，在闭塞的阳原县山区里，传奇的泥河湾迎来了洋人的步履。

1910年，法国天主教会利用清王朝给法国政府的庚子赔款，在这个荒凉的泥河湾村建起了一座天主教堂。派了一位名叫文森特的神父，到这里传播天主教。从此，这个北方小村和外界的联系就多了起来。

这一段屈辱的历史，却开启了泥河湾秘史的第一页。先祖们散落在山沟沟里面的讯息，被来自法国的文森特神父收集起来。

这位大鼻子的神父不光信奉远在天上的神灵，还幻想着能在身边的这片土地上找到远古人类的祖先。作为一个骨灰级的地质学发烧友，他来这里传教的同时，还怀着个想法，就是希望能在这片黄土底下找到更多的动物化石，更希望能把这条线索连成一道小路，从这启程，探索远古人类的足迹。

在19世纪后期，世界上寻找人类远古祖先的史前考古大多集中于欧洲，人们希望在欧洲找到最古老的人类化石和遗迹。但是，收获甚微。

20世纪初叶，很多欧洲学者发现，在欧洲大陆和列岛上，文化积淀不够深厚，可以追溯的文明也不够久远。所以他们理性地想象，既然在欧洲没有找到远古人类的踪影，那么人类祖先的遗迹会不会出现在亚洲？尤其是历史悠久、文化厚重的中国、印度，那里会不会有远古人类的第一个足迹？

于是，具有麦哲伦、哥伦布航海经验的西方学者们开始推论，人类的起源地可能在亚洲。尤其可能是在亚洲最大的大陆中心地区——中国。所以，西方的科学家们开始涌向亚洲，来到中国。他们想知道，这块盛产丝绸、陶瓷，孕育了五千年古老文明的土地上，是否也曾经是人类的摇篮呢？

在流淌了几十万年的桑干河边上，老百姓面朝黄土背朝天，在这块山地里刨食吃。长久以来，这土地里刨出来的不光有红薯、土豆，还有一些既不是土坷垃，又不是石头块的东西，因为这些个非主流的玩意对他们来说一点儿用也没有，就被一股脑地堆到不碍事的地方。

大鼻子的洋神父凭着一个地质学发烧友的热情，攒了一肚子相关的知识，没想到在这里倒派上了用场。这些不起眼的东西大部分都是远古时期的动物化石，都是老祖宗那辈上留下来的遗迹。

一天夜里，法国神父文森特在泥河湾天主教堂里仔细端详这些古老的哺乳动物化石。他希望能通过这些化石，发现有价值的信息。

忽然间他眼前一亮，被一些哺乳动物骨骼上的砸痕惊呆了，这些古老的动物化石上，好像有砍砸的痕迹。就在这一瞬间，文森特意识到，如果这些砍砸的痕迹能被证实并非当代人耕作的结果，那么就应该是远古人类所为，如果这个发现可以获得印证，将是一个轰动世界的重大考古发现。那么，文森特就将成为世界名人。到那时，他在中国、在法国，就会像拿破仑、唐太宗一样名扬天下。于是，他决定，尽快把这些化石交给对考古更加专业的神父桑志华。

桑志华可是一位传奇的人物，是法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也是一位中国通。他在1914年以法国天主教耶稣会神父的身份来到中国，远赴东方的他主要是为了进行田野考察和考古调查工作而来。在中国生活工作的二十五年里，桑志华的足迹遍及中国北方各省，行程达到五万多公里，采集到的地质、古生物标本共计几十万件，是中国现代地质学史上的最老牌的收藏家、考古学开创者。他创建的北疆博物馆，就是现在天津自然博物馆的前身。当然，这是后话。

文森特碰上桑志华，这强强联手会撞击出什么样的火花？这事挺让人期待，但是在那个时候，一时半会可实现不了，这地方一没火车二没公路的，翻山越岭一路开拔，且不说路上费的周折，万一再碰上个劫道的蟊贼，没准连小命都丢在路上。

文森特一路艰难，这话先放下不表，单说就在这个时候，第三路考古界的名角大驾光临，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德日进。他是一位世界杰出的科学家和思想家，是进化论的积极拥护者，也是在中国发现远古人类化石的第一位科学家，第四纪地质的奠基人之一。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德日进“既是科学家，同时又成了精神界的巨人”。是他最早在中国发现了人类化石，是他研究鉴定并确认“北京猿人”的头盖骨是猿人颅骨。

德日进发表过许多具有进化论观点的论著。由于他的进化论主张，他被欧洲的教廷斥为异端，被欧洲教廷剥夺了公开发表文章和学说的权力。德日进之所以来到中国，是因为他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是一个被剥夺了讲学和著述自由的精神囚徒。于是，他作为一个流亡者，开始了在中国长达二十三年的学术之旅。为了自由与真理而流亡，就是他生命的写照。

遗迹初现，学界巨头齐聚内蒙古高原；

夕阳残照，圣婴化石点亮考古新开端。

1922年，前头说过的桑志华和德日进会合在西北河套地区，沿着两千年前李广、卫青跨马征战的道路，一路到了内蒙古高原。这一路上，他们不光见到了大漠孤烟的风景，还在如今的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大沟湾这一带收获到了一大批宝贝。

一个残阳如血的傍晚，德日进在夕阳的映照下，一边休息，一边整理当天发掘动物化石的收获。就在他埋头修整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个很小的牙齿，德日进睁大眼睛仔细辨认后，发出了一声惊呼：“哇！祖先的圣婴！”

这个惊人的发现是一枚幼童左上门齿化石，这可不是一般人类牙齿，而是全世界科学界最早在中国发现的人类化石。虽然仅仅是一颗人牙，但意义不亚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也坚定了德日进和桑志华在中国寻找远古人类遗迹的决心和信心。

1923年，德日进参加了“法国古生物考察团”，这一回跟团来中国，再次进行实地考察，一行人再赴河套，重走宁夏灵武，朝圣一般的考古之旅又将有什么样的发现？

1920年，比利时的一位天主教神父绍特在灵武的水洞沟东边断崖上发现了一具披毛犀的头骨和一件精巧的石英岩石器。所有考古工作者都明白，既然有石英岩石器出现，就可以说明这是人类的杰作。既然如此，附近就应该有古人类的遗踪或遗物。而且，生活在第四纪时代的披毛犀也应该是和远古人类同属一个时代的动物。

英国科学家德日进和法国古生物学家桑志华一起到了宁夏，在边沟河流域发现了这个名叫水洞沟的地方。在水洞沟古人类文化遗址上进行了五处发掘，获得了大量打制石器和少量破碎的动物化石，使之成为在中国最早发现、发掘和进行系统研究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对中国的史前考古做出了重大贡献。

乱石堆里刨出来的宝贝见证了百万年的历史，一路追溯，一点一滴的信息连成了串。中国的人类文明史，一下子拉长到旧石器时代，在历经沧海桑田的旧时光里，这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所谓石器时代，是考古学中早期人类历史分期的第一个时代，也就是说从人类的出现到铜器的出现之前，都被称为石器时代。大约始于距今二三百万年的时期，止于六千年之前。这一漫长的时代是人类从猿人逐步进化为现代人的时期。在这其中，前期被称为旧石器时代。从距今大约一万年前之后，称为新石器时代。

德日进在宁夏河套地区发现的古人类遗址，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迹。这一时期，人类打制石器的技术比较进步，使用石器的类型逐渐增多，打制石器的精细度也逐渐提高。

一路西行，洋专家在考古之路上取得了真经。此后的一个冬天，德日进就留在北京，看过了雪花看春花，到了来年春暖花开的时候，他已经对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产生了深深的感情。

桑志华也在中国进行着深入的考古研究，跋涉于山林湖泊、荒野草原，先后发表过《中国东北的山区造林》、《华北〈黄河及北直隶湾其它支流流域〉十年查探记》、《桑干河草原旅行记》，并且作为主要作者与他人合著了《华北及蒙古人种学上的探险记》、《北疆博物馆的鸟类及北疆博物馆收藏的树木标本》，几种著作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可惜的是，1938年，在日本侵略军侵占中国之后，他被迫回到了他的故国——法兰西。1952年，桑志华在法国逝世。第二回探源桑干水　寻古泥河湾

探索东方人类根祖起源，寻访中华文化历史传奇，上回的故事里说到，在河北阳原县的泥河湾，小小的山村里来了几个大鼻子的洋专家，他们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就是想在这片古老的土地里淘宝贝，在那段沧桑的岁月里寻根脉。他们眼里的宝贝就是河湾里翻出来的石头疙瘩，这些不起眼的老玩意里却包含着关于人类起源的讯息。德日进、桑志华，这一对学术战友好哥们，在泥河湾上开了个碰头会，研究的就是穿越万年的大事件。

话说德日进和桑志华来到泥河湾，又一次开始了他们的考古之旅。这是泥河湾历史上第一次科学考古活动，也是旧中国的泥河湾第一次迎来了世界级的科学家。

两位洋专家在文森特神父的配合下，对泥河湾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他们有了一项重大收获。一行三人不仅发现了哺乳动物的化石，还通过勘测地层的岩石和动物化石，发现泥河湾盆地在历史上曾经是一个碧波荡漾的大湖。

据桑志华、德日进推断：几百万年前，这片巨大的湖泊四周树木茂密，森林中生活着披毛犀、亚洲古象、野猪、大角鹿等食草动物，还有剑齿虎等食肉动物。在那个时代，这里也是哺乳动物和各种飞禽的天堂。

随着时光流逝，湖水年复一年地涨了又退，动物和远古人类的生活遗迹也被淤泥深埋在湖底。随着气候的不断变化，这里渐渐形成了一层层不同时期、不同颜色的沉积层。

到了八九万年前，由于地壳的运动，这里的地层逐渐抬高，泥河湾的大湖干涸，露出了广阔的平原。由于桑干河、壶流河从这里流过，河水的侵蚀破坏了平原，这里变成了绵延起伏的丘陵和大小各异的台地，逐渐形成了今天沟壑交错、地层分明的地质特征。就在这沟沟坎坎之间，纵横交错的石头缝是外人看不明白的密码，这些线条拼凑起来，再让德日进他们一行几个人来解码，里面包含的信息量可就多了去了。

老百姓们瞅着这几位在光秃秃的山沟里一蹲就是一天，谁能想到他们眼里见到的却是一幅生动的立体画，那画里是一片闪光的湖水，湖边有茵茵绿草，有鸟语花香，既然有水源，有生物，会不会也有远古人类曾经在这里走过？带着满脑袋的问号，桑志华、德日进、文森特就在这泥河湾的地层里，寻找着百万年前的蛛丝马迹。

1924年的仲春时节，天气已经转暖，法国神父桑志华又带来了另一位老外，他就是此前发现了泥河湾存在湖相地层的英国地质学家巴尔博。他们在泥河湾一带收集地质资料，根据当地群众提供的线索，在泥河湾、下沙沟、上沙沟等地发现了大量哺乳类动物化石。但遗憾的是，他们始终没有找到远古人类的遗迹和遗物。最终，这几位首次开启泥河湾考古之门的科学家，却与泥河湾百万年前人类活动的遗迹擦肩而过，因而抱憾终身。

大浪淘沙，桑干河水洗尽风尘显露史前遗迹；

远山深处，泥河湾上重大发现惊艳全球目光。

和泥河湾的往事擦肩而过，得失之间，或者只能用两个字来解释，那就是“缘分”。不过说到底，这学术上的“缘分”还是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顺着这学问里的门道好好努把子力气，想要的结果才能有门儿。

要在这考古学界里出成果，最靠谱的秘诀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能耐得住别人受不了的孤独寂寞冷，坐得稳别人坐不住的冷板凳。众里寻他千百度，在蓦然回首之际，没准这“缘分”就翩然而至了。

1926年，法国神父桑志华和德日进再次到泥河湾一带进行考察，他们虽然没有找到远古人类的化石和遗迹，但是通过科学的考察，搞清了这里的地层结构和古生物学上的一些问题，采集到的化石材料全部运送到北疆博物馆。如今，这批珍贵的史料全部保存在天津自然博物馆，已经成为泥河湾考古史上第一笔伟大的科学财富和文化遗产。

如果您有机会，一定要到天津自然博物馆去看看这些来自泥河湾的动物化石和考察资料，还有两位科学家留下的笔记。

1927年，德日进和桑志华在国外的学术杂志上合作发表了两篇有关"泥河湾"的学术论文。从此，泥河湾这个深山里的河北小村庄，逐渐走出了国门，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1930年，德日进和桑志华发表了世界著名的论著，把泥河湾附近下沙沟一带的化石命名为“泥河湾动物群”。从此，泥河湾成为一个世界公认的中国第四纪地层文化符号，一个地质科学的标签。

话说到这里，一桩拿不出手的往事渐渐清晰，在解放前的旧中国，在属于中国的地面上，关于泥河湾盆地的科学研究工作几乎全部出于大鼻子洋人之手。在泥河湾这支概念股的操盘手中，大面上溜一眼根本瞧不见咱们中国人的影子。

这出全球关注的大戏里，少了中国科学家的戏份儿，这是旧中国留给全世界的遗憾，也是在那个民族危亡之际，弱国无考古的真实写照。

桑志华、德日进还有英国科学家巴尔博，都是地质学方面的专家，因此他们的科研工作大多局限于对第四纪生物地层学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第四纪时期生活在华北盆地中的猛犸古象、肿骨鹿、剑齿虎、华北猎狗之类的第四纪哺乳动物的研究。他们的主要贡献是确立了泥河湾地层的科学价值和国际地位，使泥河湾地层成为举世公认的“第四纪下更新统标准地层”。

德日进和桑志华等科学家确定泥河湾地层属于第四纪，根据就是国际上对地质年代的划分标准。因为在泥河湾盆地湖相沉积地层中，发现的大都是哺乳动物的化石和被子植物的化石。

由于这一系列重大发现，他们的考古工作赢得了世界的关注，也使得深藏于山沟的泥河湾扬名世界。

故事里的几个主角都是考古界里越挫越勇、屡败屡战的干将，因为他们不抛弃、不放弃的坚持，让湮没在历史之中的老故事渐渐显出本来的轮廓，抽丝剥茧的细致分析，追根求源的缜密推论，把埋藏着远古人类密码的泥河湾推上了世界的舞台。

1930年，德日进和皮孚陀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关于《泥河湾哺乳动物化石》的专著，其中首次提出泥河湾盆地更新世初期人类活动的可能性。他们指出：“在桑干河进行的研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人类活动的遗迹，老实说，我们需要直接的证据来证明——当最后的三趾马来泥河湾饮用湖水的时候，中国就有了人类。”接下来，他们又说：“尽管没有任何东西能证明桑干河的更新世已经属于人类更新世，但这是不完全正确的。对史前学来说，泥河湾层的最大特点是它归属于这个关键时期。我们还不知道是否有人在此生活过，但我们知道人类可能存在。”德日进塑像

后来的考古学证明他们的推测不无道理，其可贵之处恰恰在于首次提出泥河湾湖滨地带在更新世初期就有古人类存在的可能性。这是一个关于追寻人类祖先的伟大信号，这是关于东方人类起源的大胆推测，也是关于泥河湾远古人类考古的科学动力。

有动力，添活力，因为这样一个前卫的推测，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都把关注的焦点聚合在中国河北的泥河湾。1935年，又一个法国人步日耶在法文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提到在泥河湾下沙沟出土了一件粗糙的“手斧”，虽然那灰头土脸的模样不洋气，它所代表的意义却让洋人们瞪大了眼睛——那就是远古人类纯手工打造的原生态石器工具。

在泥河湾层中，还发现了动物角做成的匕首，人工修整过的石器，还有用火烤过的动物骨骼，历经数百万年的风烟，这些记录着往事的老物件再一次出现在世人面前。

根据这些支离破碎的现象，步日耶断言，泥河湾盆地曾经存在一种人类——中国猿人或者其他人类曾经在这里活动。对此，曾经长期在泥河湾考古的德日进则发表了不同的见解，他认为：断言这些遗迹和遗物就是古人类的作为，科学证据还不充足，泥河湾盆地的更新世初期是否有古人类存在，有待进一步的工作予以证实。

如今，我们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里，可以看到当年步日耶公布的那件来自泥河湾的“手斧”，它只不过是一件形状酷似斧子的天然石块，有人说它边缘棱角上的疤痕是自然碰撞的结果，可能与古人类的活动毫不相干。由于缺乏科学依据，泥河湾盆地有无远古人类活动，只能作为悬案，等待后人的考古证据。

一把手斧，出土遗物留作泥河湾悬案一桩；

千军阵前，军阀混战空使洋专家遗恨千古。

正在泥河湾考古工作步步深入的时候，一场绵延的战火阻断了科学研究的进程。话说这日历牌已经翻到了1927年，河北中北部爆发了那场晋奉战争，晋军首领“阎老西”阎锡山，对阵张作霖、张学良一家父子兵，千军万马斗得昏天黑地，大好河山乱成了一锅粥。

1927年下半年，奉系军阀张作霖计划巩固他位于北京的“安国军政府”。而山西军阀阎锡山，也在此时宣布晋军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并于1927年9月间誓师“北伐”，拉开了晋奉战争的序幕。他的目标在于夺取京、津两地，阎锡山亲率的晋军四个主力军，迅猛北上，打得张学良麾下的奉军措手不及，一连串丢了好几个利害之地。10月初，晋军名将傅作义率领的第四师先遣支队在蔚县集结，从蔚县东之九宫口入山，犹如天降奇兵，在奉军和涿州百姓毫无觉察的情况下，突袭涿州，大败奉军，为晋军赢得了战场的主动权。

虽然这场战争的主要战场在涿州及其南部的石家庄、保定地区，但是晋军两个主力军进驻到张家口、大同一带，战争给张家口蔚县的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战火影响到阳原县泥河湾的交通，所有外国神父和考古学家都无法进入泥河湾盆地开展工作。

从此以后，这些时刻期望着可以再次到泥河湾进行深入发掘的科学家们，再也难以进入这个被他们视为中国考古研究圣地的泥河湾了。

好一阵军阀混战，哭一场生灵涂炭，这样的年月里民不聊生，更别提什么科学研究了，泥河湾的考古工作在这段日子里举步维艰，获得的新发现更是少之又少。泥河湾到底是不是存在远古人类的遗迹？这个问题在国际上引发了一场又一场激烈的口水战，最终，还是因为缺乏能站得住脚的科学证据而不了了之，洋专家在泥河湾寻找人类起源的梦想也终于成了泡影。

但是，这一番功夫终究也没有白费，泥河湾上的考察和发掘，为后来的科学考古奠定了基础，也给后人留下了一大笔宝贵的实物资料和考古笔记，前辈们辛苦积累下来的成果，至今还保留在中国天津自然博物馆和北京天主教教会档案之中。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20世纪40年代，中国的考古学者们开始了对泥河湾的考古考察和发掘工作，取得了一些新的发现。1948年，第十八届国际地质会议上，在我们中国科学家的提议之下，决定将河北的泥河湾地层的年代，列为第四纪上新统最上部地层。

1954年，在纪念中国北京人发现二十五周年的大会上，泥河湾一带含有哺乳动物化石的地层，被正式改称为“早更新世地层”，由此中国的泥河湾层成了中国乃至世界进行第四纪地层对比的标准地层剖面。

这个在科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是中华民族古生物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也是全世界对中国地质、古生物研究的一个重要标志。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一个举世瞩目的科学成果，不能忘记一个伟大的名字——中国著名考古学家杨钟健。第三回考古忆先贤　伟哉杨钟健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探索人类起源，在那个偏僻的山村里寻访祖先遗迹。上回的故事留了个尾巴，说到在1954年纪念中国的北京人发现二十五周年大会上，河北的泥河湾地层正式成为世界第四纪标准地层剖面。在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当中理出个脉络，就能看到一个中国名字闪耀着光辉，这就是著名考古学家杨钟健。

杨钟健，何许人？这个名字和泥河湾有着怎样的联系？这个人物在中国的考古学史上留下了什么样的传奇？这里头的故事还得细细道来。

说起杨钟健先生（1897-1979），中国地质学、古生物学研究领域的人都知道，这位可是如雷贯耳的名人，是伟大的爱国科学家，古生物学家、地层学家、第四纪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

有这一串“家”字冠名的杨钟健，家乡就在陕西省华县龙潭堡。他的父亲杨鹤年（松轩），是陕西知名的教育家、同盟会会员。生在这样的书香门第，杨钟健耳濡目染的都是老辈儿的中国人留下的精华。

1917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班。三年后就组织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地质学术团体——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杨钟健成了中国古生物学会的主要创始人，也是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奠基人。

1923年的春天，杨钟健代表北京大学学生会到上海出席了“中国学生联合会”。同样是这一年，他在《中国地质学会志》发表《南口一带的地形特征》，这是他的第一篇科学论文。这年秋天，杨钟健从母校北京大学毕业。第二年，他就带着科学救国的梦想，到欧洲著名的德国慕尼黑大学学习地质科学、学习黑格尔的哲学理论，掌握了多个学科的理论。这个勤奋刻苦的中国青年在这里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也赢得了德国教授和同学们的好评。

1927年，杨钟健拿到了慕尼黑大学的毕业证书，他的论文《中国北方啮齿类化石》（德文）也在1927年《中国古生物志》上发表，这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古脊椎动物学专著。

比起从前的那段年月，这时候的华北还算太平，晋奉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老百姓的生活也渐渐回归原来的轨迹。学成回国的杨钟健博士，在1928年里来到了当时的国民政府中央地质调查所，在这里做了一名技师。

看似寻常的日子就这样如流水一般地过，直到第二年的年根上，中国的地界上发生了一件比烟花还耀眼的大事。

1929年12月2日，是中国地质界值得纪念的一天。就是在这个不同寻常的日子里，学界发现了第一个北京人头骨化石，建立新生代研究室的工作经过长期酝酿，也终于在此时完成了批准组织章程、人事安排、预算等等这一系列事宜。

从1929年起，杨钟健受命主持周口店发掘工作。由于为人善良、工作勤奋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美德，第二年他又转任中央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副主任、北平分所的所长，接下来的七年里，一直在周口店从事北京人考古工作。

1937年到1943年，杨钟健再任中央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从那时起，他就一直负责这个“新生代研究室”的工作。此后五十年中，虽然研究室的体制和名称一再更改（实际上它是现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前身），不变的领衔人物一直都是杨钟健。

1937年，他再次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一枚“葛氏纪念金质奖章”挂在了他的胸前。

周口遗迹，留名二十世纪考古要事；

日寇威逼，不改东方学者报国之志。

1937年8月，这时候的北平正笼罩在难挨的三伏天里，日本人的铁蹄踏破了卢沟晓月，满城的柳树耷拉着叶子，闷热的天气让人喘不过气。国破山河在，如何保护地质调查所的设备，是一直盘旋在杨钟健心里的头等大事。思来想去，他终于想出个办法，只能利用协和医院和新生代研究室的关系来达到这个目的，设法把重要的标本和图书资料存放在协和医院。

这时候，侵略者把手伸到了中国的学术界，他们找到学界泰斗章鸿钊，想请他出山做事，给日本人撑门面。章先生婉言谢绝了所谓的“好意”，又把几句知心的忠告说给杨钟健：“日本某学者将要请你和另外几个人在北京饭店吃饭。此事决非好意，应尽早离开北平。”于是，杨钟健潜行南下，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1944年到1946年，杨钟健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瑞士等国家访问讲学。直到1946年4月，他回到了抗战胜利后的祖国，一方面在北京大学任教，并且做一些野外调查；另一方面仍然积极筹划恢复新生代研究室，不过由于各种因素的阻碍，这一番努力一直没有结果。几经辗转之后，杨钟健只得重返南京中央地质调查所，此时的他接到了西北大学校长任命书，在1948年10月赶到西安赴任，并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同年，这位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和教育家出席了1948年第十八届国际地质会议，在会上发表了关于泥河湾第四纪上新统上部地层的论文得到国际地质学界的一致认可。在这次国际会议上，决定按照年代划分，将河北泥河湾地层列为第四纪上新统最上部地层。这为泥河湾地层地质年代的确定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由此杨钟健这个名字和泥河湾地层联系到了一起。

1953年，杨钟健再次出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他更加重视对泥河湾地层的研究和推介。在这样不懈的努力之下，到了1954年纪念中国北京人发现二十五周年的大会上，泥河湾一带含有哺乳动物化石的地层，被正式改为早更新世地层，由此中国的泥河湾层也成了中国乃至世界进行第四纪地层对比的标准地层剖面。

几度春秋多变换，沧桑岁月人易老，1979年1月15日，这位在中国考古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伟大科学家病逝于北京，终年八十二岁。

斯人已逝，他未竟的事业却有后人继往开来。新中国成立了，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天安门广场的上空，红旗下面，泥河湾的考古工作持续开展，有国内外的各路学术大腕赶往那个大山深处的小村庄。

几番埋头无寒暑，一路溯源历秋冬。泥河湾的探索是否找到了结果，这里究竟有没有人类祖先留下的遗迹？这后面的情节拐了个弯，一条线索转向远在非洲的奥杜韦峡谷。那是世界公认的远古人类发祥地，甚至有科学家断言，全世界现代人类的祖先都来自那个遥远的地方。

那是在1959年，杨钟健院士正在积极推动中国的地质科学和古生物研究，欧洲的科学家们在东非大裂谷的奥杜韦峡谷，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古人类化石和石器。经过科学家们反复考察、分析以及古生物地层学的比对，断定这些遗迹产生于一百七十五万年前。从此，奥杜韦名扬世界，成为世界古人类最早的标准地层，也成为世界古人类考古学的圣地。

穿越百万年的遗迹，让奥杜韦峡谷在一夜之间成了全球考古学界的当红炸子鸡。千里之外的重大发现，像一道春雷划破长空，石破天惊的大动静震动了全球，这样的消息闪电一般传到中国，传到了周口店，刚出炉的大新闻还带着热乎气，一下子点亮了新中国考古专家们灵感的小火花。

1964年，北京大学地理学系教授夏正楷带着学生来到了泥河湾上的虎头梁，在这里重新做起了一个大题目。

夏正楷是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教授、中国第四纪委员会常务理事。作为中国环境考古领域领军人物，夏教授曾经长期对泥河湾盆地的地貌和第四纪沉积进行深入的研究，他关于泥河湾盆地的第四纪沉积特征分析，古泥河湾湖岸阶地的研究，湖泊古环境的研究，都开创了国内地质学界的先河。

1964年，他首次在泥河湾的虎头梁发现了鱼类化石。之后又发现了第四纪湖相叠层石，关于叠层石的发现，丰富了第四纪研究的内容，开辟了古环境研究的新途径。通过对泥河湾湖相叠层石的系统研究，他还重建了叠层石生长时期的古环境，首次提出泥河湾地区气候的特征是干燥和温暖相匹配，湿润和寒冷相匹配。也就在这一年，阿尔巴尼亚留学生苏利斯·达罗法来到了泥河湾进行考察，千里之外的来客到了这里，标志着新中国的泥河湾研究再度踏上了国际化的进程。

泥河湾的名字冲出河北，走向世界，这军功章上有洋专家的贡献，更有我们本国学者的努力。泥河湾的考古工作从艰难前行到一溜小跑，这一路上不断加速，一项又一项的学术成果也被各路学术界的淘金者收入囊中。

1965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太原工作站的王择义、王向前二位教授到虎头梁采集鱼化石，发现这里有两处遗址，很可能存在古人类活动的遗迹。王择义教授把他在泥河湾虎头梁考察期间发现的几件石制品，交给了史前人类考古经验丰富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盖培副研究员，并请他尽快赶到泥河湾开展考察工作。

正当盖培副研究员风风火火地准备进驻泥河湾的时候，一场不期而遇的风波爆发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一次错过，就是七年。

七年之后，到了1972年的5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裴文中教授实在按捺不住对虎头梁的向往，这位最先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的科学家，坚定地来到泥河湾的虎头梁考察，建议组织人员进行考古发掘。

于是，中国科学院古生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盖培也顾不得家人和朋友的反对，带着他的同事卫奇一同奔赴这片考古领域的前沿阵地。

远古谜团，引无数专家竞折腰；

一席土炕，看史前生活乐逍遥。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对于战斗在考古学界的盖培来说，这首歌唱的就是：我的心在等待，不能再等待。人这一辈子能有几个七年？满打满算，能用在事业上的也不过那么三五十年。

对于满心巴望着能将考古进行到底的专家们来说：相看两不厌，唯有泥河湾。这个大山里的小地方，就像是心目当中的那个姑娘，不管过了多久，依然记得起它当初的模样。

当年，在大型纪录片《泥河湾》进行拍摄的时候，盖培接受了一次采访，多年之后又提到那段往事，盖培说：当时从北京赶往泥河湾，要先坐火车，然后转汽车，还要步行才能到达这个地方。我们急着要上虎头梁去发掘，爬上一个很陡很陡的坡，差一点就从坡上摔下去。

与此同时，中科院古生物古人类研究所的黄万波研究员、天津自然博物馆的黄为龙等科研人员，也深入到泥河湾一带考察，并且在虎头梁遗址上展开发掘工作。

1973年的秋日，天高云淡，金风送爽，那是一个在中国古人类考古史上应该永远铭记的日子。这一天，泥河湾盆地的天格外得蓝，清亮地就像是一幅美丽的画卷。盖培和卫奇就在阳原县泥河湾村西南24公里的虎头梁上进行发掘，突然有人惊呼：“盖老师，你看你看，这里有个灶坑啊！”盖培赶过去一看，非常激动。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终于发现了一处史前人类晚期遗址。

在这处遗址里，他们还发掘出一大批楔子样的石头核和尖头的石器，在那个灶炕周围，还零零落落地散着一地木炭粒，里面夹杂着一些烧焦了的骨头和鸵鸟蛋皮，可以想见，在当年，这里曾经有过一场饕餮盛宴。

那个年代，老祖宗们都不拿家里的卫生当回事，落在地上的餐桌废料估计也没人清理，也就是因为这些穿越百万年的家庭垃圾，让围观在旁边的考古研究者们心潮澎湃，甚至惊动了学界的泰斗。

1973年，中国科学院古人类学考古的泰斗杨钟健、贾兰坡、孙殿卿教授一起来到泥河湾的虎头梁遗址，他们看着年轻弟子盖培、卫奇在虎头梁遗址发现的这六处具有古人类生活场景的遗址，兴奋不已。至此，中国泥河湾古人类考古终于揭开了光彩夺目的一页。

从此，盖培、卫奇这两位与泥河湾结缘的考古工作者一发而不可收。白天，他们组织现场的考古发掘，晚上，又在煤油灯下整理资料，撰写论文。1974年，两人发表了《泥河湾更新世初期石器的发现》一文。随即，这篇文章又被日本《自然杂志》全文转译并加以评论。泥河湾人类活动的遗迹，获得了全世界古人类研究学界的关注。第四回两窑现遗骨　旧迹重见天

数百万年之前的人类文明成为埋藏在大山深处的尘封往事，追寻东方始祖远去的足迹，揭开那段历史神秘的面纱。上一回说到中国科学院古生物和古人类研究所的盖培、卫奇两位研究员在泥河湾西南的虎头梁发现了六处重要的古人类遗址，他们发表的相关论文轰动了全球考古学界。这篇论文在学界的影响不亚于一场大规模地震，震源就是河北北部的这个小山村。在这个世界关注的中心地带，究竟是什么样的重大发现聚焦了全球的目光？

在数百万年前的岁月中，人类渐渐学会了两条腿走路，空出来的两只手开始学着制造工具，在泥河湾出土的石器就是人类祖先的发明。正是这些稍稍能看出些模样的纯手工制品，划出了人类和猴子之间的分水岭。

这回故事里出场的卫奇，是盖培先生的好拍档，要仔细说起来，他和泥河湾的缘分也是由来已久。当年，这个卫先生还在北京大学的地质地理系念书，就在那个时候，英国人巴尔博发现“泥河湾层”的传奇故事已经深深地吸引了他。

多年以后的一次采访中，卫奇对泥河湾的历史做出了专业的独家解读，他说：“在虎头梁的发掘中，（出土的遗物）主要是石制品，以细石器为主。细石器主要的特征，就是有细石核和细石叶，这种类型（的石器）是由特殊的技术制成的，跟早期的旧石器不一样。”

现代考古学者在中国古人类考古领域发现，从距今二百万年前到距今三万年以前，都属于旧石器时代，石器的模样和类型没有太大的变化，大约从两万年前开始，一些变化显现出来。而这种变化恰恰证明了石器时代的巨大进步，是新石器和旧石器时代分野中重要的也是根本的依据。

盖培和卫奇在虎头梁遗址中发现的这些细石器，就是人类石器制造技术发展中巨大变化的典型代表。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高星说：“卫奇他们发现的泥河湾细石器非常细小，用手也很难捏起来。它是一种组合工具，它会镶嵌在一种骨柄啊或者树棍儿上面，像石刀这些东西表明当时的人类又演化到一个新的阶段，一种崭新的早期文明初露端倪。”

这些不起眼的细石器标志着一场史前人类的生产力革命。来自于美国、日本等国的考古发现中也有这些细石器的同胞兄弟，远隔重洋的千里之外，怎么会出现这样克隆版的石器？这个问题让盖培百思不得其解。

这是冥冥之中的偶然，还是祖先留下的另外一条隐秘的信息？这一团乱麻，从哪里才能找到头绪？若即若离的线索，让探秘的方向在历史的云烟背后忽隐忽现。

盖培和卫奇在虎头梁进行了为期三年的考察、发掘，共发现了九个史前人类晚期活动的遗迹点，他们成为叩开泥河湾史前人类活动遗迹之门的先行者。当发掘工作接近尾声的时候，确定虎头梁遗址的年代成为盖培和卫奇最为关心的问题。

就在此时，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杨钟健和专家裴文中、贾兰坡从北京赶来。他们依据发现的石器和动物化石，结合地层考证判断，认定这是一处非常重要的史前人类晚期遗址，这里的古人类生活的时代，距今大约一万年。

对于每一个关心考古事业的人来说，这简直是个天大的好消息。从1923年巴尔博到泥河湾考察算起，半个世纪的时间过去了，泥河湾终于又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惊喜。了解到这个提神醒脑的大新闻，专家们恨不得“嗖”地一下穿越到一万年前，瞧瞧生活在这里的老祖先是怎么经营他们的小日子。

盖培和卫奇根据考古发现推测：一万年前的“泥河湾人”生活非常活跃，出现了由家庭组成的部落，他们富有创造精神，可能已经开始使用比较完善的语言。这些人类的老祖宗学会了打制细石器，靠狩猎为生的他们开始用动物的皮子缝制粗糙简陋的衣服，这些泥河湾人已经不满足于守着老家过日子，开始具有远距离迁徙的能力和习惯。

带着研究太平洋两岸细石器的梦想，盖培在1981年漂洋过海，去往日本、美国进行考察，他详细对比几个地方出土的石器，发现这些人类祖先的遗物，虽然远隔千山万水，竟然是完全相同的类型，这给了他一个很大的启发，盖培灵机一动，产生了一个大胆的设想：使用同样类型石器的古人类，会不会经历过跨越海峡的大迁徙呢？

石器纵小，一锤一凿凝练万年技艺；

大洋虽宽，五湖四海竟是一个祖先。

横跨大洋的迁徙，这样的故事似乎只存在于远古的传说之中，一模一样的细石器现身在大洋彼岸，难道摩西分海的故事曾经真真切切地在太平洋中上演？

如果说在上万年以前，生活在亚洲、日本岛、美洲这几块陆地上的人类使用着完全相同的细石器工具，过着大同小异的生活，那么他们之间是不是存在着某种血缘关系呢？

这样一个问题，让盖培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来研究。他推测，一万多年前，泥河湾人很可能是在海退时期，通过并不太深的白令海峡到达现在地球版图上的美国，然后沿着那块大陆的西海岸向南迁徙。因此，一万年前生活在那块土地上的土著民族，可能和中国人同属一个人种。通过海峡更容易前往和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盖培推定：日本人种和中国人种更是完全一样。

如今已经年过八旬的盖培每天仍然在孜孜不倦地研究他在泥河湾发现的石器，他期盼在自己的有生之年里，能再次发现可以破解这个人类谜团的线索。

不久之后，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证实了他的推测。关于美国西海岸的史前人类和中国人同属于蒙古人种的学说，在古人类和历史学的领域已经基本取得了共识。通过对太平洋两岸一万年到四千年前遗址中人类的遗骸、雕塑、岩画、细石器等多种文化元素的研究，可以认定：我们和美国大陆西海岸的土著民、日本列岛最早的土著民都拥有同一个祖先。

在考古工作者们工作战斗了一百多年的虎头梁上，人类化石从来没有现身。但是，坚守在这里的盖培和卫奇始终相信，在泥河湾层里，一定埋藏着中国人、蒙古人、日本人和美洲土著民的共同祖先。

虎头梁遗址的发现揭开了泥河湾秘史的冰山一角，风烟拂过的泥河湾上即将爆出更多的惊人发现。

1973年，又是一个夏天，卫奇再进泥河湾，他此行是为了在这里淘一件宝贝，这就是神秘的“土龙骨”。

在中国，“龙骨”是一个多义词，它既可以是一种仙人掌类植物名，也是一种中药名，还是老百姓们给古生物化石起的小名。这其中，中药里的龙骨就和远古动物化石有关。

中国人对龙骨的认识古已有之，早在北宋仁宗嘉祐三年（1058年）皇帝命苏颂等人编撰的《图经本草》中就有记载：龙骨并齿、角，今河东州郡多有之。就是说在如今的山西一带，曾经出现过很多龙骨。

明代的倪朱谟在天启四年（1624年）著成的《本草汇言》中讲：曾经在山西、四川等地的山谷中发掘出大量的龙骨。这位前辈还分析说：如果这些都是真龙之骨，数量怎么如此之大？又怎么会堆积在山梁之间？带着这些疑问，倪朱谟推测：这些所谓的“龙骨”，大概就是山间水底的飞禽走兽、鱼虾蟹虫的骨骼化石。

这就是中国古代的“龙骨”本是动物化石这一推论的先驱。“龙骨”它本来不是龙，却在变成化石之后成了有身份的骨头，有“龙”字冠名的动物化石，成了追寻龙之传人的重要线索。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阳原县寻访“土龙骨”的来源，成了摆在卫奇面前的头等大事。

终于到了要找的地方，卫奇也找到了要找的人，当地一家药材收购点的老王给他搬出一筐“土龙骨”，这些灰头土脸的老物件一下就点亮了卫奇的眼。这些东西全部都是牛头、马牙之类的哺乳动物的化石！把这些七零八碎的化石串联在一起，没准就能拼接出一条寻访东方始祖的线索。

当天，卫奇来到“土龙骨”的主要来源地——山西省阳高县许家窑村和河北省阳原县侯家窑村之间的梨益沟进行野外调查。

正当他在山沟里开展工作时，有个老乡上前来问他在干什么。

卫奇回答：“我是来找‘土龙骨’的。”你说化石，老百姓不明白，一说到“土龙骨”，老百姓都知道。村民告诉他：“我们那的土龙骨多得是，就在侯家窑村对面，许家窑村南面。”

老乡带着卫奇，朝着村民们当年挖掘“土龙骨”的地方走去。一路上，老乡告诉他，在1957年村民们就在那开挖“土龙骨”。听着村民的描述，卫奇的脚步越来越快，心情越来越急，村民们大肆开采“土龙骨”的行动很可能破坏古人类遗址，在那里找到可以判断年代的文化层的希望，已经变得非常渺茫。此时，卫奇的心情非常的纠结。

终于到了老乡说的地方，卫奇赶过去一看，满地都是石器，满地都是化石。

这正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一处重要的古人类遗址，就被当地村民们一个不小心挖了出来。土层下面埋着的就是一个聚宝盆，不但有哺乳动物的化石，还有老祖宗们过日子用的石器。

瞧着眼前的宝藏，卫奇简直是乐开了花，这时候，又一个想法在他的脑子里冒了出来——这里很可能就是远古人类的大本营，没准还能在这找到“泥河湾人”的头盖骨。

兴奋的卫奇采集了二百多件石器带回北京，交给我国著名考古学、古人类学大师贾兰坡先生进行研究。

1976年3月下旬，卫奇受贾兰坡教授指派，随身携带发掘工具，带领李超荣和郑州大学的王丙祥，再次乘火车从北京来到泥河湾，他们在距离泥河湾村西75公里的梨益沟，展开了正式的发掘。

发掘开始之后，石制品、野马的牙齿、犀牛的化石不断出现在他们的眼前，这让卫奇和李超荣非常兴奋，他们心中开始默默期盼：如果可以发现人类化石就更好了，那将是惊天的大发现！

心有多大，舞台就会有多大，万年遗址岂止石器兽骨？

铁棒成针，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份坚持终得先祖遗骸。

这一年里的人间四月天，正当草木拔节的时候，考古学家们的发掘工作也在顺利进行。冲锋在一线的卫奇给自己的老师贾兰坡寄出了一封信，汇报了工作的进展。在这封信里，卫奇写下了这样的话：因为发现的动物骨头很多，石器也很多，我觉得很有可能出现人类化石。如果发现人类化石的话，你得请客。

也许是藏身在地层之中的老祖宗知道了卫奇的这句玩笑，他们也等不及要探头出来，看看这片多年没见的天空，也顺便让忙活了好几个月的卫奇吃上一顿免费的大餐。

这天上午，到了快要收工的时候，李超荣意外地发现了一块裹在土里的化石，他细心地剥开化石表面的泥土，岁月风干的土壤层层剥落，逐渐清晰的轮廓很像是人类头盖骨化石的残片。当时，他高兴极了，因为在泥河湾地区，还没有发现过人类化石。莫非这就是几代考古学家苦苦追寻的泥河湾人骨骸化石吗？

无可言状的兴奋弥漫了整个发掘工地。此时的李超荣极力压抑住内心的激动，继续小心翼翼地清理着化石上的泥土。几个小时之后，他们在一个编号为G3的探方里，又发掘到一件人类头盖骨化石。

接连而来的发现让人震惊，一天两块人类头盖骨化石，这样的收获让卫奇和李超荣都没有想到。然而，接下来的发掘工作更让他们兴奋不已。

这天下午，卫奇在探方中清理出一件儿童的上颌骨化石，上面还带着一个门齿，一个臼齿，还有一个犬齿，其中的犬齿碎成了两半。卫奇用竹签把它小心地取出来，按照破损的裂口粘在一起。

拿着这件刚刚出土的化石，李超荣仔仔细细地研究了半天，瞧那上头第一颗臼齿还没长成，估计这化石的主人也就是个六七岁的孩子。这么一件小孩身上的小玩意，让围在一起的一群大人大吃一惊，意料之外的大发现给了大伙一个实实在在的大惊喜，也让他们更多了一份小心谨慎。

这天的发掘活动收工之后，卫奇和李超荣对出土的石制品和化石进行例行检查，忽然之间，一块裹在泥土里的骨头再一次吸引了他们的眼球。1977年10月卫奇（左三）与杨钟健、贾兰坡在泥河湾考古现场

原来，这又是一个头盖骨，可是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被打碎了，七零八落的碎片拼凑在一起，还是少了好几块。

为了找回丢失的头盖骨碎片，卫奇精心挑选了几个技工，用了七天的时间，把发掘出来的土壤反复过筛，丢失的人头盖骨碎片，大部分都找了回来。

散落在泥土之中的化石碎片拼出老祖宗的模样，逐渐清晰的轮廓连接出远古的足迹。功夫不负有心人，经历了几代专家学者的努力，泥河湾的传奇终于写到了最扣人心弦的一章。

5月27日，许家窑、侯家窑遗址的发掘工作接近尾声，曾经主持发掘北京周口店遗址、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的专家贾兰坡听到这里传来的惊人喜讯，又一次来到泥河湾考古发掘现场。当这位老牌专家看到出土的人类化石，看到那么多的石球和动物化石的时候，他非常激动地说：这是继北京周口店发现北京人头盖骨之后，中国史前人类考古领域的又一次重大发现。

由于许家窑、侯家窑史前人类遗址的埋藏环境遭受严重破坏，“泥河湾人”的生活年代距今究竟有多少万年，这个题目对于考古工作者们来说，几乎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为了弄清楚泥河湾人生活的年代，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于1977年和1979年，又在这里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发掘。先后三次的发掘中，共发现人类化石十六件，分属十多个男女老幼不同的个体。经过对这些不同年龄的个体逐个进行深入分析，他们的平均寿命在三十岁左右。第五回化石存谜题　考证终揭底

上回说到在泥河湾边上的许家窑、侯家窑出土了十个祖先的化石。这个石破天惊的发现穿越飞沙走石的历史，在奇山怪石之间水落石出。考古学家精诚所至，泥河湾上金石为开，纵然是东方始祖化为铁石的一把心肠，也终于被后来人水滴石穿的坚韧感动。

静默无言的祖先开不了口，如何讲述史前人类的秘史？落叶归根的化石重见天日，又将泄露怎样惊人的机密？

泥河湾是世界上对于河北阳原县和山西阳高县一带第四纪地层的总称，山西许家窑出土的大批古人类遗骸都是泥河湾古人类的物证，那片土地也是泥河湾文化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在许家窑、侯家窑发现的十个古人类骨骼化石是否就是各国考古学家苦苦寻找的东方人类始祖呢？

通过考古学专家对许家窑地层中相关动物化石的比对，又结合了先进的碳14同位素测定法、铀系法进行测定，推断许家窑、侯家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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