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埃本·亚历山大
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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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的证据(美国神经外科医生亲历的生死书，给李开复以希望之光的生命书。通往灵魂的7天生命课)试读：
译者序 发现天堂感受神圣
据说，人在去世的一刹那，身体的重量会减少21克。在很多人的心里，这21克或许就是灵魂的重量。如果你的朋友告诉你，他遇见了死去的亲人，或者遭遇了超自然的现象——比如看到前生，你会报以怎样的反应？是心存疑虑地一笑置之，觉得这都是瞎扯，还是觉得值得我们敬畏的力量给了你的朋友某种启示？当你知道这本书的作者埃本·亚历山大是一名在脑神经外科领域深造了20多年的医生，或许会感到惊诧。一个拥有如此深厚科学背景的人，怎么会向我们提供一个天堂存在的证据？在这本书中，从“天堂”归来的作者就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向我们阐述了他见到的“绝对真相”，其中包括了我们地球上线性时间的局限、我们的意识所能到达的高度以及无条件的爱的力量等等。重要的是，作者将自己描述为一种“亲历型”的学习者，在经历了一次独一无二的体验后竟发现了自己讲述这个真实故事的使命感：天堂是存在的，神圣的存在值得我们敬畏——即使大多数时候你看不到它。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这本书在美国一经面世就迎来无数读者好评，连续15周蝉联《纽约时报》排行榜冠军，并持续数周雄踞亚马逊图书畅销榜榜首！仅在美国的销量就迅速超过了百万册！与此同时，这本书更赢得了众多权威医学专家的诚挚推荐！这个故事令作者的生命和世界观经历了重大转变，他更愿意把自己的故事分享给那些听说过类似经历并且愿意相信的人。作者以自己的科学知识为背景，从多个方向提出了对这段经历的科学假设。不管是大脑低级原始功能的发挥，还是药物致幻的可能以及大脑重启后对信息碎片的重组，这些都无法解释他的情况。因为在感染了革兰氏阴性细菌导致的脑膜炎后，大脑皮层的功能柱已经受损，他所经历的那些声光影都没有了大脑实体功能的支撑。所以，他告诉我们：意识并非大脑的附加功能，而是可以脱离身体存在的；地球生命的结束并不是终结，而是另一段经历的开始。那么，是否只有涉险濒死才能体验“神游”的经历？当然不是。作者在身体康复后参加了深度冥想的课程。这种课程通过对双耳接收的不同频次以及声音系统刺激脑波的功能，让人进入一种深度的催眠状态，这种状态或许可以让你跳到另一个世界的频率之中。总体而言，我们听到的、读到的那些超自然的故事的主角，大都经历了一种极端的精神状态，它可谓生死攸关，所以在生命的两个边缘——初始和结束的时候，或许才是人们最接近神性的时刻。书中虽然描写了“天堂”的极致美好，但并不是说我们都该赶快了结地球的生命去更高更好的空间。如果你能把生命的存在想象成一个完整的闭环，你会发现自己在地球上的经历是整个闭环中不可或缺的链条。你在地球上要感受爱，学习宽容，这样才有可能进入下一个更高的领域；甚至我们现实中的恶意与灾难，对于整个宇宙的美好而言，也是必需的。只有经历这些，你才能学会珍惜，才能发现更好的自己与更好的世界。转换视角，世界真的会有大不同。神迹是否存在？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人依然会给出不同的答案。我们的地球生命结束之后，不管是陨灭还是灵魂继续遨游在无垠的宇宙，对我们当下来说都是未来的事了。但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学会爱与宽容，我们的地球又为何不能成为另一个天堂呢？自序 我的使命是讲出真相
我是一名神经外科医生。1976年，我从位于教堂山的北卡罗来纳大学毕业，主修化学。1980年，我在杜克大学的医学院获得了博士学位。在我11年的医学院生涯及杜克大学、麻省总医院和哈佛大学的住院医生培训期间，我主要研究神经内分泌学：研究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之间的交互作用，探求释放荷尔蒙以控制身体行为的一系列腺体的作用机制。在那11年中，我还有两年专门用于研究大脑内部某区域的血管在动脉瘤渗血的情况下会发生怎样的病理反应，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并发症脑动脉痉挛。在英国泰恩河畔的纽尔卡斯取得自己的脑血管神经外科研究员职位之后，我又在哈佛医学院做了15年的外科副教授，并一直浸淫在脑神经外科的专业领域。在那些年里，我曾为无数病人进行手术，其中不乏患有严重脑部疾病，甚至威胁到生命的病人。我的大部分研究工作都跟最前沿的医疗科技相关，比如立体定位放射手术。这种手术允许外科医生精确地利用射线定位大脑深处的病灶，而不会影响到周边区域。我还协助升级了核磁共振成像引导神经外科手术工具，这对于难以治疗的脑部肿瘤和脑血管疾病有所助益。那些年中，我还以独立作者或合著者的身份在同行评议的医学期刊发表了超过150篇的专业论文。同时，我还在全球超过200场的专业讨论会上做过演讲。总体来说，我将自己奉献给了医学。利用现代医学工具帮助治愈病人，更多地了解人体和大脑的工作机制，是我生命的召唤。发现这个召唤，带给了我无比的快乐。更重要的是，我还有一个美丽的妻子和两个可爱的孩子。尽管我在工作上投入了太多时间和精力，但并没有忽略自己的家庭。我的家庭是我生命之中、工作之外的另一个福祉。我知道，从很多方面来讲，我都是一个幸运的人。然而，在2008年11月10日，我54岁的时候，一切的运气似乎都用光了。我突发了一种极少见的疾病，在昏迷中度过了整整7天。在那段时间里，我的整个大脑新皮质，也就是大脑外层停工了。又或者从本质上看，它从我的身体里缺席了。大脑缺席你的身体，你就会从周围的世界缺席。作为一个神经外科医生，在过去的许多年中，我曾经听说过很多关于离奇体验的故事。故事情节大抵如此：人们在遭受了心搏停止之后，感觉在神秘世界进行了一次旅行，那里有极好的风景，还有人会与死去的亲人对话，甚至有人见到了上帝本人。毫无疑问，这些故事都很动人。但在我看来，这一切都不过是幻觉。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热衷于这些异世界的体验？关于这一点我不做点评，但我知道这些体验都是有赖于大脑的工作而形成的。所有的意识都与大脑相关。如果你的大脑无法正常工作，你就不可能是意识清醒的。因为大脑是最早产生意识的机器。产生意识的机器坏掉了，就不可能再有新的意识产生。尽管大脑的工作机制极为复杂也相当神秘，但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拔掉插头，电视自动关闭。不管你有多喜欢那些节目，电视关闭，表演自然结束。在我的大脑生病之前，关于异世界体验，我大抵秉持以上观点。在我昏迷期间，我的大脑并不是在“错误地工作”，而是完全没有工作。我现在相信，这就是我的濒死体验如此深刻又如此强劲的原因。很多有记载的濒死体验故事中，人的心脏停止跳动一段时间后，就会进入濒死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大脑的新皮质只是暂时灭活，如果四分钟内，通过心肺复苏术或心脏功能再激活，让含氧血流经大脑进行修复，总体上来说大脑受损不会太严重。但在我的故事版本中，大脑新皮质已经完全无法工作。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物质性大脑完全可以摆脱任何束缚和限制，获取自由。从某些方面来讲，我的故事对于濒死体验而言，可谓是一场完美风暴。作为一个有数十年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经验的神经外科医生，相比于正常人，我更有资格去评断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实以及隐藏在背后的启示。这些启示是极具震撼力的，难以言表。我的经历使我相信：身体和大脑的死亡并不意味着意识的消失，即使人的躯体已经进入坟墓，他的意识体验并未终止。更重要的是，这些体验依然在上帝的注视之下。上帝爱我们，注视着我们；上帝还注视着宇宙及宇宙中运转的一切。我相信，我所到过的地方是真实的。之所以说它真实，是因为与那里相比，我们现下的生活才更像梦境。这当然不是说我不珍视现在的生活。事实上，相比之前，我更珍惜如今拥有的一切，因为我看到了生活真正的来龙去脉。现世生活并非毫无意义，但是至少在大多数时间里，我们都无法在这里看到生活的真相。在我昏迷时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无疑将是我所有陈述中最重要的一个。但这个故事又似乎有些难以置信，因为它超出了常人的理解范畴。我不可能简单直接地把这个故事硬生生地讲出来。同时，我的结论都基于我的医学分析，以及我对最前沿的脑科学和意识研究的了解。了解了这次旅程背后的真相后，我知道自己必须把它讲出来。这件事也成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课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放弃了自己的医疗工作和神经外科医生的身份。我想，既然我被赋予了了解“生命在身体和大脑死亡之后依然再继续”的特权，那么，将我的所见所闻讲述给大家就是我的使命。我特别愿意把自己的故事分享给那些听说过类似经历并且愿意相信却未能找到相信理由的人。我将这本书及其中所蕴含的信息，真诚地献给这些人。相比其他人，这本书对这些人将更有价值。我所要告诉你的，跟其他任何人告诉你的任何事情同样重要。而且，这一切都是真实的。1 不期而至的痛感
2008年11月10日，弗吉尼亚，林奇堡。我的双眼忽然睁开了。在卧室的黑暗中，我看到了床头钟电子屏幕发出的红色光晕：凌晨4点半，比我平时的起床时间整整早了一个小时。我住在弗吉尼亚的林奇堡，工作地点是位于夏洛茨维尔的聚焦超声外科技术中心。一般来说，我会5点半起床，从家里到单位有70分钟的车程。我的妻子霍莉还在我的身旁熟睡着。两年前，我和妻子与家人搬到了弗吉尼亚高地，那时我已在大波士顿地区的神经外科学术界从业将近20年。我和霍莉相识于1977年10月，那时我们都是大学毕业刚刚两年。当时霍莉正在攻读自己的艺术硕士学位，我也还在医学院读书。她曾经跟我大学的室友威克约会过几次。有一天，威克带着一种炫耀的意味把霍莉介绍给我。他们离开的时候，我告诉霍莉可以随时来找我玩，而且不一定非要跟威克一起。第一次正式约会，我们开车去了北卡罗来纳夏洛特市的一个聚会，单程有两个半小时的路途。因为霍莉当时得了喉炎，所以来回路上99%的时间里都是我在说话。对我来说，跟她聊天简单而愉快。1980年6月，我们在北卡罗来纳温莎镇的圣托马斯圣公会教堂结了婚。婚后不久，我们就搬到了达勒姆的皇家橡树公寓，当时我正在杜克大学做外科实习医生。我们的住所跟“皇家”无关，而且我也不记得附近有什么橡树。我们当时特别穷，可我们并不在意。我们很忙，也很高兴终于在一起了。休假的时候，我们曾有一次去北卡罗来纳的海滨春游。在卡罗来纳，春天也是蠓科小蝇活跃的季节。尽管我们的帐篷并不能提供足够的保护，我们还是玩得开心极了。在奥克拉克岛的海浪里游泳的时候，我发现有许多小蟹正急匆匆地从我脚边跑过。我就发明了一种捕捉蓝壳蟹的方法，弄了一堆蟹回到小马岛的汽车旅馆，跟一些那里的朋友将这些螃蟹烤来吃。螃蟹很多，足够大家吃的。尽管我们想尽办法节约，但很快我们还是发现手里快要没钱了。当时身边还有我们的好朋友比尔和帕蒂，某晚我们突发奇想，去玩有奖填字游戏。在过去的10年中，每年夏天，比尔都会在周四去玩这个游戏，但从来没有赢过。或许是因为“初学者的幸运”，又或者是“神灵眷顾”，霍莉赢了200美元。这笔钱对当时的我们来说简直像现在的5000美元那么多。这些钱帮我们延续了旅途，大家的心情也更放松了。1980年我取得了博士学位，霍莉也在同年获取了自己的学位，开始了艺术家和教师生涯。1981年我在杜克大学第一次独立完成了一台脑外科手术。1987年，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厄本在北英格兰纽尔卡斯的公主玛丽妇产医院出生，那段时间我正在英国做脑血管学科的研究员。第二个孩子邦德出生于1998年，是在波士顿的布莱根妇幼医院诞下的。在哈佛医学院以及布莱根妇幼医院的15年中，我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我的家人也非常珍惜在大波士顿地区的那段日子。但在2005年，我跟霍莉都觉得是时候搬回南部了。我们都想离家人近一些，而且我觉得比起哈佛，在南部我有机会获得更多的自主权。于是，2006年春天，我们在弗吉尼亚高地的林奇堡开始了新的生活。没多久我们就适应了这里更放松、更安定的生活，并且都非常享受在南部的时光。有那么一会儿，我就躺在那里，神智模糊地想搞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忽然醒来。之前一天是周日，阳光明媚、空气澄澈，是弗吉尼亚最典型的秋日天气。霍莉、邦德（当时已经10岁）和我去邻居家参加了烤肉聚会。傍晚我们跟正在特拉华大学读大三的厄本通了电话，那时他已经20岁了。这天唯一显得有些异常的是，霍莉、邦德和我最近都在跟轻微呼吸道病毒感染作斗争，大约有一周的时间了。临睡前我开始觉得后背有些疼，所以迅速地冲了个澡，疼痛也减轻了很多。我不知道清晨这么早醒来，是不是因为病毒还潜伏在体内的缘故。我在床上轻轻翻了个身，一股疼痛穿过我的脊柱，痛感比睡前强烈了许多。很明显，流感病毒还在，而且还越发猖獗。我越来越清醒，痛感也越来越强烈。显然我不可能再入睡了。距离出发上班还有一小时的时间，我决定再去洗一个热水澡。我从床上坐起来，摇晃着把双脚放到地上，站了起来。忽然，由下而生的强烈疼痛再次扼住了我：一种鲁钝甚至有些惩戒意味的抽搐深深地穿过了我脊柱下部。我没有叫醒霍莉，而是小心翼翼地蹒跚着穿过走廊，走进楼上的主浴室。我放了一些水，尽量让自己在浴缸里放松下来。我以为温水会立即让我感觉舒服些，但我错了。浴缸半满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犯错了。疼痛越来越厉害，强烈的痛感让我担心自己不得不大声把霍莉喊过来才能走出浴缸。考虑到情况已经变得有些可笑，我伸手握住头顶上方架子上的毛巾，试图自己站起来。为了防止架子承重过大而掉下来，我努力将毛巾向架子靠墙的部位挪了挪，然后慢慢拉起了自己的身体。就在这时，又一股猛烈的疼痛袭遍我的后背，我忍不住呻吟起来。这绝对不可能是流感，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挣扎着从湿滑的浴缸里爬出来之后，我裹上自己猩红色的浴袍，慢慢地走回卧室，然后笨拙地倒在了床上。此时我的身体已经被冷汗湿透了。霍莉转过身来。“怎么啦？几点了？”“我不知道，”我说，“我的后背好痛啊。特别特别痛。”霍莉开始用手抚摸我的后背。出乎意料的是，这让我感觉舒服了一些。总的来说，医生们比普通人更不愿意生病，我也毫不例外。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不管这疼痛的来源如何，总会慢慢消失的。但是到6点半，也就是平时我出发去上班的时间，疼痛仍未消减。甚至可以说，我的身体已经瘫痪了。7点半的时候，邦德走进我们的房间。他很好奇我为什么还没去上班。“怎么啦，妈妈？”“你爸爸有些不舒服，亲爱的。”霍莉对他说。此时我还趴在床上，脑袋靠着枕头。邦德走过来，伸出手轻轻地揉搓我的太阳穴。他的揉搓就像一阵闪电击中了我的脑袋，这是我感受过的最强烈的疼痛。我忍不住大叫起来。邦德被我的反应吓了一跳，立刻往后跳了一步。虽然霍莉觉得这有些不正常，但她还是对邦德说：“没关系的。这跟你没关系，爸爸头疼得厉害。”然后我听见她说，“是不是该叫个救护车呢？”这句话听起来更像是她的自言自语。对于医生来说，如果还有比生病更尴尬的事情，那就是以病人的身份出现在急救室了。满是急诊医生的房间，一个接一个的问题，一路赶到医院的匆忙，各种填不完的表格……一想到这些，我更觉得自己应该不会有什么事情。如果真叫了救护车，肯定会后悔不迭。“没关系的，”我说，“虽然现在感觉很糟糕，但应该很快就会没事的。你还是先帮邦德准备上学的东西吧。”“埃本，我真的觉得……”“我不会有事的。”我打断霍莉。我把脸埋在枕头里。因为疼痛，我的身体还没有恢复知觉。“说真的，千万别打急救电话。我病得没那么严重，不过是后背有些肌肉痉挛加头疼罢了。”霍莉很不情愿地带着邦德下楼去吃了早餐，又把他放到一个朋友的家里等校车来。邦德走出前门的时候，我忽然想到，如果我病重到在医院里丧命的话，这将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于是我用尽全身力气向外喊了一声：“邦德，在学校要过得愉快哦！”等霍莉回到楼上看我时，我已经失去了意识。她以为我是睡着了，所以轻轻走开让我继续休息。走到楼下，她给我的一些同事打了电话，希望能从他们那里获取一些建议，弄清楚我究竟是怎么回事。两个小时后，她觉得我应该已经休息够了，回到楼上看我情况如何。她推开卧室门，看到我还以刚才的姿势趴在床上。走近一些她才发现，我的身体不仅没有放松，反而像一块木头那样僵硬。她打开灯，发现我浑身都在剧烈地抽搐。我的下颚不自然地向前探出来，眼睛大睁，狠狠地翻着白眼。“埃本，你怎么啦？跟我说句话！”霍莉尖叫着。我当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她赶紧拨打了急救电话。不到10分钟，急救人员就到了。他们把我搬上救护车，很快就抵达了林奇堡公共医院的急诊室。如果当时我还有意识的话，我会告诉霍莉在她等救护车到来的时间里，我在床上经历了什么。在那个可怕的时刻，我经历了癫痫大发作。而且，这次癫痫发作肯定是由严重的脑部疾病引发的。当然，我当时不可能对她说这些。在接下来的7天里，在霍莉和其他家人的眼中，我变成了一具沉默的躯体。对于那7天中发生在现世的事情，我毫无所知。也只有从别人的描述中，我才能收集一些我“离开”期间零碎的故事。我的意识，我的精神，那些能代表我内心和灵魂的东西，在那段时间杳无踪影。2 脑脊髓液化脓了
林奇堡公共医院的急诊室是弗吉尼亚州第二忙碌的急诊室。在工作日的早上9点半，这里已经是马力全开的忙碌状态。那个周一也不例外。尽管我的大部分工作都在夏洛茨维尔，但我在林奇堡公共医院依然有很多手术安排。我几乎认识那里所有的人。急诊室医生劳拉·波特接到了来自救护车的电话。之前在工作上我已经跟她合作了近两年的时间。出勤人员向她汇报了病人的情况：白人男性，54岁，持续癫痫状态，马上抵达急诊室。她急忙跑到救护车的入口，迅速对有可能导致病人状况的病因进行了排查。如果是我站在她的位置，我手上也会拿着跟她手里一样的表格，上面陈列着各种可能导致我这种情形的原因：酒精戒断；药物过量；血钠过少（血液中钠含量异常减少）；中风；癌细胞转移或原发性脑瘤；脑内溢血（血液影响到大脑的功能部分）；脑脓肿……以及脑膜炎。当急诊医生们把我推到急诊室的1号区域时，我的全身依然在严重抽搐并间歇地发出呻吟声。我的手臂和双腿也在不自觉地挥动着。在劳拉看来，这个病人在说胡话，并且因为疼痛不停地打滚。她知道这个病人肯定是脑部受了严重的损害。一位护士推过来一辆轮床，另一位在抽血，还有一位护士帮我换下了已经空了的静脉注射袋。当他们在我旁边忙碌的时候，我自己则像是一条被从水里拽出来的6英尺长的大鱼，不停蠕动着。我不停爆发出来的喊叫声，就像毫无意义的动物嘶吼。让劳拉担心的是，我在癫痫发作的过程中，大脑对身体的控制呈现出一种不对称的状态。这意味着，不仅是我的大脑遭受了重创，而且重创导致的其他损害也正在悄无声息地蔓延。对于病人的这种状态，常人或许会有些不习惯；但劳拉已经在急诊室待了许多年，这种情形并不少见。但病人是自己同事的情况，对劳拉来说还真是第一次。当她靠近一些观察轮床上蜷曲、嘶喊的病人时，她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说出了我的名字：“埃本。”然后，她大声对旁边的医生和护士喊道：“这是埃本·亚历山大！”附近的同事听到她说的话，聚拢到我的床边。紧随救护车来到医院的霍莉也急匆匆地赶到我的床前。劳拉从列表中挑出了一些于我而言最有可能的病因对霍莉进行询问。比如我最近有没有戒酒，有没有服用过街边购买的强力迷幻药之类的。然后，她开始想办法让我的癫痫停下来。最近几个月，厄本在帮我进行一项体能训练计划。我们父子准备去攀登厄瓜多尔19300英尺的科多帕希火山。之前一年的二月份，厄本自己已经登顶过这座山了。这个训练计划让我的体能有了相当的增长，也让那些护士想要按住我的身体变得没那么容易了。在5分钟的静脉注射中，15毫升的安定也没让我静下来，我还在挥舞着手脚。但我两侧肢体的对称动作，还是让劳拉松了一口气。霍莉告诉劳拉，我在癫痫发作前经历了严重的头痛。这让劳拉想到应该给我做一个腰椎穿刺。也就是在我脊椎的底部抽取一部分的脑脊髓液进行化验。脑脊髓液是一种透明的水状液体，它沿脊髓的表层流动，覆盖在大脑外层，对外部冲击有一定的缓冲作用。一个正常、健康的成年人每天会制造大约一品脱的脑脊髓液。如果它的清澈度下降、变得浑浊，则说明已经发生一种出血性的病变。这种感染被称为脑膜炎。脑膜即颅骨与脊椎之间的那层薄膜，脑脊椎液运行其间。脑膜炎也就是脑膜感染、肿胀的病变。这种病80%都是由病毒引起的。病毒性脑膜炎会让病人病得很严重，但只有1%的状况是致命的。另外20%可能导致脑膜炎的病因，则有可能是细菌。尽管细菌比病毒更原始，但它也可能会更危险。所有由细菌引发的脑膜炎若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都可能会威胁到生命。即使迅速地使用了相应的抗生素治疗，依然有15%～40%的死亡率。在成人中最有可能引发脑膜炎的细菌是大肠杆菌。这种细菌是最古老也最顽固的细菌之一。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大肠杆菌已经存在了多久，据估算，它很有可能出现在30亿～40亿年前。这种有机生物没有细胞核，以最原始也最有效的无性繁殖进行自我复制（简单地说，一个大肠杆菌可以分裂为两个，以此类推）。想象一下，这种被DNA填满的细胞，能够直接从被它攻击的细胞的细胞壁上获取营养，多可怕！再想象一下，每20分钟左右，它就可以同时复制多束DNA并分裂为两个子细胞。这种几何增长的速度是极为可怕的。一个小时内，它可以分裂为8个。12个小时内，它可以分裂为690亿个。到第15个小时的时候，它已经增加为35万亿个。只有当食物供应不足的时候，这种增速才会自动放缓。同时，大肠杆菌的滥交倾向很强。它可以通过一个名为“细菌结合”的过程跟其他细菌交换基因，并且在需要的时候获取新的特质，比如对新品种抗生素的抗药性。这种特性使得大肠杆菌一直在我们的星球上存活，甚至可以追溯到单细胞生物时代。在我们大多数人的肠胃中都有大肠杆菌的存在，一般情况下，这不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威胁。但不同种类的大肠杆菌如果获取了某种特定的DNA，而这种DNA使得它们对脑脊髓液具有攻击性的话，那么事情就不妙了。这种细菌会立刻开始吞噬脑脊髓液中的葡萄糖以及其他任何可供食用的东西，甚至包括大脑本身。那个时候，没有谁会想到我的病跟大肠杆菌有关，而且他们也没有任何理由往这个方向怀疑。这种疾病在成年人中是极为少见的。一般来说，新生儿会是大肠杆菌引发的脑膜炎的主要受害者。即使在婴儿中，三个月以上的婴儿得这种病的几率也会大大降低。每年大概只有不到千万分之一的成年人会感染这种病变。由细菌导致的脑膜炎，细菌会首先攻击大脑的外层，也就是大脑皮层。“皮层”这个词由拉丁语引申而来，本来是“植物外皮”或“树皮”的意思。联想一下我们很熟悉的橘子，橘子皮就是橘子的“皮层”。皮层的主要作用就是保护更为脆弱的大脑内部。大脑皮层与人的记忆、语言、情感、视觉、听觉以及逻辑都有关系。所以当像大肠杆菌这样的有机体开始攻击大脑的时候，最先受到伤害的都是跟我们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的部分。很多因为细菌感染脑膜炎的病人在患病几天内就去世了。即使像我这样及时赶到了急诊室，及早正确地做出诊断，也只有10%的幸运儿能够存活下来。但这种幸运是有限的，幸存的病人很多都会变成植物人。尽管没有猜到是大肠杆菌在作祟，劳拉还是想到我的大脑肯定受到了感染，所以她才决定对我进行腰椎穿刺。她告诉护士去准备穿刺托盘，并开始为我的穿刺做术前准备。就在此时，我的身体弹了起来，就好像轮床被通了电一样。一股新的能量穿过我的身体，我发出了一声长而痛苦的嘶吼；我的背弓了起来，双手在空气中乱抓着。我的脸已经通红，脖子上也是青筋暴跳。劳拉大喊着叫更多人过来帮她。6个工作人员终于把我按在了床上。他们把我的身体蜷起来，劳拉趁机为我注射了更多的镇定剂。我的身体终于不再失控，针头也顺利穿过了我的脊柱底部。当遭遇细菌攻击时，身体也会自动调节为防御模式。脾脏和骨髓中的白细胞释放出来，去跟入侵的细胞作战。任何外来生物体入侵人的身体时，在细胞大战中，这些白细胞都是最早的阵亡者。劳拉很清楚，我的脑脊髓液之所以变得浑浊，跟白细胞密切相关。劳拉弯下身子，集中注意力去观察我的穿刺情况。一会儿，脑脊髓液就会从这个透明的直管中出来。令劳拉首先感到惊奇的是，脑脊髓液不是滴出来而是涌出来的——这是内部压力过大最明显不过的表现。随后让她感到惊讶的则是液体的外观。脑脊髓液的浑浊让她明白，我这次的麻烦大了。脊椎穿刺流出来的液体白而黏稠，还带有一点浅浅的绿色。我的脑脊髓液已经化脓。3 “上帝，请帮助我！”
劳拉呼叫了罗伯特·布伦南医生过来给我会诊。他是林奇堡公共医院的传染病专家。在等待化验结果期间，他们考虑了所有可能的病因以及相应的治疗手段。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了，化验结果终于出来了。虽然我被绑在了轮床上，但大声的呻吟和抽搐并未停止。在我身上，一种更令人迷惑的症状出现了。革兰氏染色法（是细菌学中广泛使用的鉴别染色法，以发明这种方法的丹麦医生Gram命名，它可以辨别出感染细菌的阴性与阳性）的结果显示，我感染的是阴性杆菌，这种情况并不常见。同时，我的脑部CT扫描结果也出来了。他们发现，我的脑膜内部已经发炎肿胀。呼吸管插入了我的气管，呼吸机开始以每分钟12次的频率协助我的呼吸。一组监测仪器围绕在我的床边，以监测、记录我身体指标的任何改变，以及我几乎就要毁掉的大脑。每年因大肠杆菌感染脑膜炎的成年人都极少，他们得病的原因也有所不同。有的人是因为经历了脑部手术或穿透性脑部创伤，也有些人是自发感染。而那些非外部原因感染此病的病人，基本上都有比较明确的病因，如自身免疫系统缺陷（大都因艾滋病毒引起）等。但我的身上，没有任何因素可以让医生想到我患的是这种病。其他种类的病毒或许可以通过鼻窦或中耳入侵大脑，引发脑膜炎，但大肠杆菌不会。脑脊髓本身的封闭性极高，所以大肠杆菌不可能通过其他途径进入这里。除非脊柱或头骨被穿透了（比如被污染了的脑深部刺激器或神经外科手术的分流器等），否则大肠杆菌一般只会停留在肠道中，根本没有机会靠近脑膜。我曾经上百次将刺激器和分流器放进病人的大脑，所以如果我是清醒着的话，一定也会同意我同事做出的诊断：我得了一种我根本不可能得的病。劳拉和罗伯特医生无法就眼前的检验结果做出最终诊断，他们开始打电话求助大型医疗学术机构的感染病学专家。所有人都认为眼前的状况只有一种诊断可能。无缘无故地罹患大肠杆菌脑膜炎，并不是当天发生在我身上唯一奇怪的事情。在急诊室，我持续如困兽般嘶吼、呻吟、蠕动了整整两个小时；而将要离开急诊室的时候，我忽然安静了下来。然后，我毫无预兆地喊出了一句话。这几个字说得非常清晰，所有的医生和护士都听见了。几步之外、站在帘子另一侧的霍莉，也听见了。“上帝，请帮助我！”所有人都急忙跑到我的病床前。但他们再看我的时候，我已经完全没有反应了。对于急诊室里发生的一切，我毫无记忆。包括我喊出的这句话，我也丝毫不记得。这句话，是我持续昏迷7天之前，留下的最后的语句。4 熟悉的父亲去了别处
抵达急诊室之后，我的身体状况一路下滑。对于正常的健康人而言，脑脊髓液中的葡萄糖含量大约在每分升80毫克。一个得了细菌性脑膜炎的重病病人，这个水平会下降到每分升20毫克。而当时，我的检测数值是每分升1毫克。总分15分的格拉斯哥昏迷量表，当时我的得分是8分。这说明我的脑部病变很严重。而在接下来的几天中，我的昏迷情况更为糟糕。我的疾病严重度测量为18比71，也就是我有30%的几率会死去。更具体地说，鉴于我的诊断是革兰氏阴性细菌脑膜炎，而且我的身体状况迅速恶化，抵达急诊室的时候，我的存活率也就只有10%了。如果抗生素没能及时发挥作用的话，我的死亡率会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攀升，直到无药可救、无力回天。在把我送进10号特护病房之前，医生为我静脉注射了三种强力的抗生素。这间大大的私密房间就在急诊室上层，我将在这里度过一段不同寻常的时光。我曾以医生的身份无数次出现在特护病房，住进这里的都是些病情十分严重的病人，他们距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几个医护人员随时待命，以防任何可能的情况发生。他们协调一致，与病人一起与不可预知的宿命抗争。在这些房间里，我既感受过极大的荣耀，也曾体验过刻骨的失望。我们情绪的转换，只跟能否挽留病患的生命相关。考虑到当时的情况，罗伯特医生以及其他医生还有霍莉都在尽力保持乐观，尽管我的情况并不太好。实际上，我已经接近死亡的边缘。即使我没有死去，侵蚀我脑部的细菌大概也已经吞噬了相当多的大脑皮层，很可能导致我无法进行更高层的大脑活动。我昏迷得越久，就越有可能在植物人的状态中度过自己的余生。幸运的是，不仅林奇堡公共医院的医生们在帮我，还有很多人也聚拢过来，为我提供可能的帮助。我们的邻居迈克·苏利文，也是我们圣公会教堂的教区牧师，在霍莉抵达急诊室后一小时就赶了过来。那天，霍莉冲出房门跟上救护车的时候，她的手机响了，是她的老朋友塞尔维亚·怀特打来的。每当有重要的事情发生时，塞尔维亚总是有一种奇怪又准确的预感。霍莉一直觉得她是个通灵师，但我更倾向于她是个很会猜的人，这种想法更安全也更明智。霍莉对塞尔维亚大致说了这边的情况，两个人还分别联系了我的直系亲属：二妹贝特斯，她就住在附近；小妹菲利斯，48岁，是我们兄妹中最小的，住在波士顿；还有我的姐姐简，也住在波士顿。那个周一的早上，简从特拉华州的家中出发，准备从南部开车穿过弗吉尼亚。她原打算去温斯顿-塞勒姆帮我们的母亲处理一些事情。所以，她出现在附近纯属偶然。路上她接到了丈夫大卫打来的电话。“你已经过了里士满了吗？”他问。“还没，”简回答说，“我还在里士满北边的I-95公路上。”“那你先往西上60号公路，然后取道24号公路去林奇堡吧。霍莉刚刚打电话过来，说埃本早上癫痫发作，被送进了急救室，现在已经昏迷了。”“哦，天啊！知道病因是什么了吗？”“医生还不太确定，不过很可能是脑膜炎。”简及时拐上60号公路，沿着起伏不平的路面疾驰，朝着24号公路和林奇堡赶来。天空里满是低矮的云层。我进急诊室那天的下午3点，菲利斯给厄本打了电话。接到电话的时候，厄本正在特拉华大学学生公寓的门廊上做关于科学研究的作业（我的父亲曾是一名神经科医生，现在厄本对此也产生了兴趣）。菲利斯大概跟他讲了情况，并告诉他不用担心，还说一切都在医生的掌控之中。“现在知道是什么病了吗？”厄本问。“他们一直在说革兰氏阴性细菌还有什么脑膜炎之类的。”“我接下来有两门考试，我去跟老师打个招呼再回来。”厄本说。后来厄本告诉我，最初他不太相信我已经“病入膏肓”，尽管当时菲利斯的确给出了这样的暗示。他知道霍莉和菲利斯总爱把事情说得很夸张，况且之前我从未病过。但是一个小时后，迈克·苏利文也打电话过来通报情况的时候，厄本意识到自己必须马上开车回来。当厄本开车回弗吉尼亚的时候，一场猛烈的冻雨不期而至。菲利斯离开波士顿的时候是6点钟。当厄本开过巴托马克河上的I-495桥进入弗吉尼亚的时候，菲利斯头顶上也出现了密布的乌云。她在里士满着陆，租了一辆车向着60号公路驶来。厄本距离林奇堡还有几英里的时候，给霍莉打了个电话。“邦德怎么样了？”他问。“睡着了。”霍莉说。“那我就直接去医院了。”“你确定不先回家一趟吗？”“不了，”厄本说，“我就是想去看看爸爸。”厄本到达特护病房的时候是晚上11点一刻。医院外面的路上已经开始结冰了，当他走到明亮的医院前台时，他只看到了一名值班护士。她带他到了我的病床前。厄本在走廊里看到我的时候，不禁愣住了。在他20年的生命里，他记忆中的父亲除了感冒没有生过任何病。尽管各种机器在不遗余力地维持着我的生命，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跟一具尸体已经没什么区别。我的身体就在那里，但是他熟悉的那个父亲已经不在了。或者我们可以换一种说法：他熟悉的那个父亲去了别处。5 我要逃出去
周围是彻底的黑暗，不过这种黑暗是有形的。想象一下，你沉入泥土之中，却能看透这泥土，这就是我的感觉。“泥土”这个说法不太恰当，或许“泥果冻”更准确一些。它是透明的，也是模糊、污脏、幽闭的，让人感到窒息。在这里，我拥有自己的意识，却丢失了记忆和身份。就像做梦的时候，你知道发生在周围的所有事情，却不知道自己是谁，以什么样的身份存在着。还有声音。一种深沉、充满节奏感的声音，虽然遥远，却很有力。每一股声波都直接穿透了我的身体。这有点像是人的心跳，但又非常不同。这种声音像是金属碰撞发出的，就好像地下有一个巨大的铁匠在不断敲打铁砧。他的敲击如此有力，敲打声穿透了大地、泥土和你。尽管你并不能确认自己到底是什么。我没有自己的躯壳，至少没有我所知道的那种实体的肉身。我只是单纯地“在那里”，存在于有声波穿过的黑暗之中。现在我或许会称之为“原生世界”，但当我身处那片黑暗之中时，我已经忘记了这个词语。事实上，那时我忘记了所有的词语。直到我回到现世世界之后，当我回忆过去几天发生的事时，这些词语才又重新回到我的脑海中。在那里，语言、情绪和逻辑全部都消失了。我好像回到了人类生命最原初的状态，或许就像细菌刚诞生的时代那样遥远。我对这种细菌毫无所知，但它入侵了我的大脑并毁坏了它的全部功能。我在这个世界里存在了多久？我一无所知。当你到一个脱离了时间感的地方时，根本没有办法描绘自己的感受。这一切发生时，当我存在于那里时，我唯一的感觉就是我似乎一直都在那儿，而且永远不会离开。何况，最初的时候我对此毫不在意。我为什么要在意呢？毕竟这是我当时拥有的唯一感受。没有了任何关于更好状态的记忆，对于自己身在何处我也毫不关心。我倒是回忆起了关于存活与死亡的概念，但我的冷漠让这两种概念都无法引起我丝毫的兴趣。这种感觉反而更好。对于那个世界的规则我毫无所知，但我并不着急去学习那些规则。有什么好着急的呢？我无法说清楚是什么时候，但在某一个时间点，我意识到我的周围存在着其他一些物体。它们看起来有些像树根，又有些像巨大的、模糊的子宫中的血管。它们在黑暗中闪着暗红的光，从很高的上方一直延伸到很低的下方。看着它们，我感觉自己就好像被深埋的鼹鼠或者蚯蚓一样，能看到周围树木根系纠缠而成的矩阵。可是越细想这种描述（当然都是后来组织的语言），就越觉得没什么道理。因为如果你没有亲身经历过的话，这种画面是很难想象的；而且在那里，我的意识是清晰且流畅的。我只是——被束缚住了。在那里，我并不是人类，我甚至都不是动物。我只不过是一种更早、更低级的存在：一个存在于红棕色海洋中的永恒的意识点。在那里待得越久，我就越觉得不舒服。开始的时候，我只是觉得自己深陷其中，“我”与周围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存在没什么区别。但渐渐地，这种深入、永恒与无限的感觉被其他的感觉代替了：我并不是这个地下世界的一部分，只是不小心陷了进来。一些奇形怪状的动物面孔从周围的泥浆中浮现出来，呻吟着、尖叫着。然后，它们又消失了踪影。我听到一阵阵喑哑的咆哮声。有时候，这种咆哮声又会变为微弱的、充满节奏感的吟唱。对我来说，这些吟唱既令人惊骇又有一种奇怪的熟悉感：就好像这一切我都知道，甚至是我制造的一样。鉴于我对之前的存在毫无记忆，于是我在这个王国里的时间就被无限拉长。我不清楚自己已经在这里过了几个月、几年还是永恒。顾不上研究关于时间的问题，我倒是弄清了为什么奇异、恐惧的情绪取代了刚开始的那种舒适。当“我”的概念越来越清晰，“我”与周围阴冷、潮湿、黑暗的世界分离得越明确，那些黑暗中丑陋的威胁就越多地冒出来。那些从远处传来的敲击声也会随之变得更尖锐、更紧张，就像是有谁正在地底无休止地从事某种乏味的工作一样。我周围涌动的东西，在视觉上越来越弱，更多地变成了触觉的感知，就好像有无数的爬虫正在拥挤着穿过，而它们柔软或坚硬的身体不时地蹭到我。接下来，我闻到了一种气味。这是一种排泄物混杂着血液和呕吐物的味道，是一种生物体的味道。只不过散发味道的是死亡的生物体，早已没有了生命的气息。随着我的感觉越来越敏锐，我已经接近恐慌的边缘。不管我是什么，也不管我是谁，我知道自己肯定不属于这里。我需要逃出去。但是我能去哪儿呢？正当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在这黑暗的上方出现了新的东西。这些东西与黑暗、冰冷或死亡无关，而且恰恰与之相反。即使我用尽余生去思考，也无法找出恰当的方式来形容正在靠近我的东西有多么美好。我还是会尽力一试。6 我们不会让你离开
菲利斯抵达医院停车场时大约是夜里1点钟，只比厄本晚了两个小时。她来到特护病房时，厄本正坐在我的床边。他胸前抱着一个医院的枕头，以帮助自己保持清醒。“妈妈在家陪邦德。”厄本说。他的声音既疲惫又紧张，还带着一些见到姑妈的喜悦。菲利斯劝厄本先回家，如果开车这么久之后再熬一个通宵的话，第二天对谁都没益处，对我也不会有什么帮助。她打电话给正在家里的霍莉和简，说厄本很快就会回家，她留下来守夜。“回家去陪着妈妈、姑妈和弟弟吧，”她挂掉电话对厄本说，“他们需要你。你明天来的时候，我和你爸爸都会好好地在这里的。”厄本没说话，只是定定地看着我的身体：从我的右鼻孔插入到我的气管的呼吸管，我已经皴裂的薄嘴唇，我紧闭的双眼和松垂的面部肌肉。菲利斯明白了他的心事。“回家吧，厄本。别太担心了。你爸爸还跟我们在一起，而且我不允许他离开。”她走到我的床边，抓起我的双手并开始揉搓。除了周围的机器和每小时过来查房的护士，菲利斯一个人陪我度过了剩下的这一夜。她握着我的手，保持着我与世界的关联。她知道，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候，这很必要。尽管说美国南部的人总是十分看重家庭已经成为陈词滥调，但跟其他的陈词滥调一样，这种说法是真实的。1988年我去哈佛大学的时候，我发现北方人非常羞于表达自己对家人的情感。但在南方，这是最平常不过的事情。南方人一致认为：你的家庭是什么样的，你就是什么样的。在我的整个生命中，我与家人的关系，不管是我的父母、姐妹还是霍莉和孩子，都是我安全感和力量的源泉。这种感觉在近几年更加强烈了。无论什么时候，我都能从家人那里得到最无私的帮助。但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现在这种情感似乎越来越少了。我跟霍莉和孩子们有时会去我们的圣公会教堂。实际上，这么多年来，比起那些只在复活节和圣诞节去教堂的人，我好不了多少。我鼓励孩子们在晚上做祷告，但我自己并不是家里的精神领袖。我一直都在怀疑，这种祈祷会有多大的效果。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一直试图努力去相信上帝、天堂和来世的存在；但多年严格的科学教育以及在神经外科领域的浸淫，让我一直对这些存在心存疑虑。现代神经学认为，因为大脑的存在，才有了意识、精神、灵魂、理智——不管你如何命名这种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形而上的存在，恰是这种存在决定了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对于此，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在过去的许多年中，作为与重病病人打交道的医护人员之一，我听说过也见识过许多发生在病人及家属身上难以解释的故事。我把这些故事都归类为“未知”，并没有加以深究。我觉得或许会有这样那样常识性的答案可以解释它们。这并不是说我否认超自然能力的存在。作为一名医生，当我看到病人身上极为严重的精神损伤或身体损伤时，我绝对不会拒绝精神力量提供给他们的舒适和希望。事实上，我自己有时候也需要这种源自精神的力量。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似乎越来越忽略了这种力量。这些年中，就像海浪侵蚀沙滩一样，科学世界观温柔却坚定地阻止了我去相信“更大”力量的存在。科学以各种论证持续影响着我们，使得我们自身在宇宙中的重要性越来越低，几乎接近于零。信仰自然是好的，但科学并不关心好还是不好，它只关心真相。我是一个动态学习者，喜欢在实践中学习。如果我无法亲身感觉或触碰到某种事物，便很难对它产生兴趣。对于我所从事的职业，正是在我亲身感受之后才萌生了想去了解它的渴望，再加上我对父亲的敬仰，最终促使我成为了一名神经外科医生。大脑虽然神秘又抽象，但它又是实体的。在杜克大学读书的时候，我特别喜欢通过显微镜观察那些精致、细长的神经细胞。这些细胞点亮了类神经连接，才产生了意识。高度抽象的知识与触手可及的实体相结合，就是我爱上脑部手术的原因。想要触碰到大脑，你必须先将颅骨上的皮肤和其他组织清离，然后使用一种名为迈达斯雷克斯钻的高速气动装置。这是一种复杂而精致的机器，价值几千美元。但当你真正使用的时候，它的功能和普通电钻别无二致。尽管通过外科手术修复大脑需要很高的技巧和复杂的步骤，但实际上，这跟修理任何一台精密的电动机器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因为我对大脑非常了解，所以它对我来说实际上就是一台制造精神现象的复杂机器。当然，科学家们还不清楚大脑神经元究竟是怎样工作的，不过这只是个时间问题罢了。这一点，每天都在进步的医疗技术就能证明。如果病人因为头痛或失去意识而住院，你通过为他进行核磁共振成像，就能发现脑部的肿瘤。你在手术室里为病人全身麻醉后摘除肿瘤，几个小时后他的意识就能恢复，他不会再头痛，意识也会逐渐恢复。这一切看起来多么简单。我崇尚这种简洁，也崇拜科学的绝对诚实和纯粹。我尊敬科学，还因为这里没有臆想和草率的思维。在科学里，如果事实是可见且值得信赖的，就很容易被接受。如果不是，那就只能被否认。这种思维方式，几乎没有为灵魂和信仰留下什么余地。但无法否认，当大脑停止运行之后，个人的精神却还继续存在着。对于生命的永恒性，科学更是赶尽杀绝，尽管我们经常会在教堂里听到对永恒生命的赞美。这也是我如此依赖家人的原因之一。我如此依赖霍莉、孩子、姐妹和我的父母，是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给我的理解和爱，我根本不可能实现自己的职业成就，也没有办法去经历我所看到和做到的一切。这也是菲利斯那天晚上决定陪伴我共同度过的原因。在与贝特斯通过电话之后，她决定代表全家给我一个守护的承诺。当她握着我柔软无力、毫无血色的手时，她告诉我，不管发生什么，都会有人在这里一直陪伴着我。“我们不会让你离开的，埃本，”她说，“你需要一个锚把你拴在这里，拴在这个我们需要你的世界。我们就是这个锚。”这个时候她还不知道，这个生命之锚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对我有多重要。7 这绝不是梦境
有些东西在黑暗中逐渐浮现出来。它慢慢旋转着，放射出一缕缕白色的光。与此同时，我周围的黑暗变成碎片，逐渐消失了。然后，我听到了一种新的声响，一种极富生命力的声响，就像你听过的最丰满、最复杂、最动听的音乐。这种声音从那片白光里传来，取代了之前那种单调沉闷的敲击声。在此之前，那种令人不舒服的声音似乎已经陪伴了我无数年。这束光线离我越来越近，在我身边旋转着，闪耀着纯净的白光。我发现有些光线呈现出淡淡的色彩，就像是黄金反射出的光芒。然后，在光束的正中，有什么东西出现了。我努力集中自己的注意力，希望能够辨认出那是什么。一个缝隙。我眼前的已经不再是旋转的白光，而是能直接看到另一侧的一道裂缝。我发现这个裂缝的一瞬间，自己的身体就飞快地动了起来。耳边是咝咝的声响，然后我发现自己已经穿过那个缝隙，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也是一个从未见过的最美的世界。灿烂光辉、生机勃勃、心醉神迷、极致美好……即使我将所有美好的形容词都用在它身上，似乎还是不够表达那种惊喜。这种感觉，就像出生时第一次见到这个世界一样。不是重生，也不是第二次出生，而是唯一的、第一次的震撼和喜悦。在我下面，是一片苍翠繁茂的乡野，看起来有些像地球。它的确是地球，但又不是。这种感觉，就好像许多年后父母带你回到小时候曾待过的地方。你甚至都不记得这个地方，或者说，你自己以为不会记得这个地方。但当你在那里四处走走，各种似曾相识纷纷浮现的时候，你才意识到，在你内心深处的确是记得这里的。并且，你还会因为回到这里而感到欣喜。我正在飞行，越过了树木和田野，也越过溪流和瀑布。到处都是人，我看到有玩耍嬉闹的孩子们，有些人正围成圆圈，唱着跳着；还有一条狗，不时地在他们身边穿梭欢跳，跟人们共享着充盈的欢乐。他们穿的衣服很简单，也很漂亮。而且，这些衣服呈现出一种温暖的生机。这种生机，那些郁郁葱葱的树木有，那些盛放的花朵也有。这是一个美丽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梦想世界……唯一不同的是，这不是梦境。尽管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也不清楚自己是何种存在，但对一件事非常肯定：这个世界是完全真实的。“真实”这个词可以形容某些抽象的东西，但当我想要描述自己的所见时，这个词貌似令人沮丧地失效了。想象一下，当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夏日的某天去看了一场电影。或许电影还不错，观赏的过程中你也的确被逗笑了。然而当电影结束，你走出剧院重新回到外面生气勃发的温暖阳光的怀抱时，当你亲身感受到空气和阳光的温暖时，或许会忍不住问自己：为什么要浪费这么美好的时光去坐在黑暗的影院中呢？即使将这种感觉放大1000倍，也无法跟我在那里获得的喜悦相比较。我不知道自己独自飞行了多久。（这里的时间，跟地球上的线性时间不同，可我又想不到合适的表达方式去形容这里的时间，就像我找不到合适的词汇描绘它的其他侧面一样。）但从另外的角度看，我似乎又不是在独自飞行。有个漂亮的女孩儿就在我的身边。她有高高的颧骨和深蓝色的眼睛，金褐色的长发衬托出她可爱的脸庞。她的穿着跟我看到的乡村里那些人的穿着一样，一身农人的打扮。我们俩坐在一个图案错综复杂的“平台”上面，这个“平台”充满了难以言表的生机勃勃的色彩。这个“平台”是由蝴蝶组成的，那些色彩就是它们翅膀的色彩。事实上，有上百万只蝴蝶正飞翔在我们的脚下和身边。它们的翅膀震动着，偶尔触碰着苍翠的树顶，然后马上飞回我们身边。我所说的不是某一只蝴蝶，因为它们全部是一起出现的，就像是一条色彩斑斓的生命之河，踏风而来。我们以松散的圆圈形状飞翔着，越过盛放的花朵，也越过为了欢迎我们而张开的树尖的嫩芽。女孩儿的衣着很简单，但衣服的色彩跟周围的一切一样，透露出一种不可一世、十分生动的生命力。这种色彩混合了粉蓝色和靛蓝色，又掺杂了一些柔软橙色和桃色。她看了我一眼。如果你曾见过这样的眼神，你会觉得不管发生什么，生命都是值得的了。这一眼，跟罗曼蒂克无关，跟友谊无关，而是超越了这一切……这个眼神里包含的情感，超越了地球上所有种类的爱。这是一种更高级的情感，包含了所有我们知道的爱，却又同时将这所有的爱变得更真诚也更纯粹了。她开始跟我说话了，但没有使用任何词汇。她传递给我的信息就像一阵风拂过我的身体，而我瞬间就知道这是真的。这种“真实”跟我所处的那个世界的“真实”别无二致，这不是幻想，也不是偶发的臆测。她传递给我的信息包含了三个部分，如果翻译成地球语言的话，大概意思是：你被爱拥抱。你没有恐惧。你不怕犯错。这条信息让我得到了极大的释怀和放松。假如你倾其一生都在玩一种游戏，却始终没有完全弄懂，当某天有人将游戏规则毫不保留地教给你时，你也会感到这种彻底的放松。“我们会向你展示很多东西。”那女孩儿说。当然这种“说”跟词汇和语言无关。她将想要传达的信息直接传递给了我，“但最后，你还是会回去的。”对此，我只有一个疑问：回哪儿？记住写下这些话的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吧：我可不是什么愚蠢的感伤主义者。我知道死亡是什么样子，也知道当一个曾与我对谈、开玩笑的活生生的人，在我的手术台上变成一具毫无意识的躯壳时会是什么感觉。特别是，你费尽全力想要挽留他的生命却终于束手无策之后，这种感觉更强烈。我知道痛苦是什么，也知道那些失去了至亲的人的脸上痛苦的神情是什么——他们甚至都从未想过会有这一天。我知道自己的经历，我不是什么物理学家，也不擅长那些。我清楚幻想与真实之间的区别。我知道我向你们描述的经历，让你们感到模糊不清，甚至达不到你们的期望；但我也知道，这个故事是我一生中唯一真实的经历。事实上，唯一有可能让这种真实性发生动摇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8 寻找突破点
第二天早上8点，霍莉回到了我的病房。她接替了菲利斯，坐在床头边的椅子上，抚摸我始终没有回应的手。大约上午11点，迈克·苏利文也来了，大家围着我手拉手站成一圈。贝特斯拉着我的另一只手，好让我也加入他们。迈克带领大家为我祈祷。祈祷结束的时候，一名传染病专家过来向他们通报了最新的检测报告。尽管医生整夜都在为我尝试不同的抗生素，但我体内的白细胞数量还是在上升。细菌依然在肆无忌惮地侵蚀我的大脑。在这些尝试都失败后，医生再次找到霍莉，回顾了我前一段时间的行为细节，以期找到新的突破点。他们所问的问题覆盖了我过去几周的行为，希望能够从中发现任何可以解释我现状的原因。“嗯，”霍莉说，“他几个月前曾去以色列出差一次。”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