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的交往和应酬：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白谦慎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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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山的交往和应酬：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究试读：

本书由我的三篇长文组成，它们是《傅山与魏一鳌——清初明[1]遗民与仕清汉族官员关系的个案研究》、《从傅山和戴廷栻的交往[2]论及中国书法中的应酬和修辞问题》、《日常生活中的书法——以[3]傅山为例》。它们发表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早于《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的英文版（2003）和中文繁体字版（2005）。2003年，这三篇论文中的前两篇结成《傅山的交往和应酬——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究》一书，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由于售罄多年，读者仍有需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决定发行增订新版，书名依旧，但增加了在第三篇论文基础上改写的外篇。三篇论文本有重复，此次增订，尽量删改。但依然有部分内容重复，敬请读者谅解。

2005年《傅山的世界》中文版问世，这三篇论文的部分内容被纳入了《傅山的世界》，但《傅山的世界》和本书依然有诸多不同。《傅山的世界》旨在描述和分析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为叙事流畅，它在吸收我的一些单篇论文的研究成果时，有所取舍。因此，上述三篇论文虽和《傅山的世界》有所重合，但关注的重心不同，也更为具体深入。这是我愿意将本书修订增补再版的主要原因。

本书的上篇利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发现的一些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钩沉辑佚，对傅山和魏一鳌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清政府官员之间的密切交往进行细致的描述，并进而分析清初明遗民和仕清汉族官员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篇论文和谢正光先生差不多同时发表的一些[4]论文，是最早关注清初明遗民和仕清汉官交往的研究。近十余年来，明遗民和仕清汉官的研究，有了长足进步，赵园女士关于明清之际士[5]大夫心态的分析、薛龙春先生关于王铎等仕清汉官在清初的生活状[6]态的研究等，都推进了我们对那个时代的知识。由于魏一鳌是研究清初北方文化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本书采用了大部分可以查找到的资料。此次修订，增加了魏一鳌和河北籍官员梁清标交往的内容。

傅山交往多，应酬也多，他的书法常用于应酬，所以下篇转向应酬书法的讨论。在中国书法的创作和收藏中，应酬书法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在现存的中国古代书法作品、特别是明清以后的作品中，除去书家们的信札、手稿和日课作品，为应酬而书写的作品在数量上多于为适情自娱而创作的作品。傅山一生书写了数量极多的应酬书法并留下许多议论应酬书法的文字，而许多这样的作品和文字又多和他的挚友、清初北方著名收藏家戴廷栻直接有关。下篇即从傅山和戴廷栻的交往入手，引出并探讨中国书法艺术中应酬作品这个艺术社会史的问题。

在中文发表的学术著作中，本文是最早从“应酬”的角度讨论艺[7]术的创作、周转、使用的个案研究。此后柯律格《雅债：文徵明的[8]社交性艺术》、 何炎泉《张瑞图（1570—1641）行草书风之形成[9]与书法应酬》，吴国豪《足下负书名，安能负书乎？——王铎书法[10]应酬研究》、 柳扬《应酬——社会史视角下的清代士人书法》，[11][12]薛龙春《应酬与表演：关于王铎书法创作情境的一项研究》，都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中国书画中的应酬现象。值得注意的是，柯律格和柳杨的研究引进人类学的礼品理论，何炎泉和薛龙春的研究注重应酬活动和书法技法、创作情景之间的关系。何炎泉认为，张瑞图迅捷而又独特的用笔和书写量剧增有关。薛龙春则指出，某些应酬场景和当众表演更能激发王铎的创作热情，写出精品。这些都说明，“应酬”作为中国书画中一个普遍而又独特（相对于西方艺术）的现象，已经日益引起关注。不过，目前关于应酬书法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明清两代。出现这一情况有三种可能：一，明清时期的资料相对比较多，个案研究成为可能；二，明清社会的变革使得文人艺术中的应酬现象变多，成为一个更为显著的文化现象；三，明清之际的人们更愿意在文字叙述中来记录应酬。不管情况如何，对宋元乃至更早的应酬现象的观察，将推进我们对明清时期应酬书法的理解。这就使我们格外期待研究其他朝代的相关成果。

在对应酬书法现象的描述和分析之上，我进一步提出这些问题：如果说中国书法中的许多作品是为应酬而作的话，我们还能不能把这些作品看成书法家的“心画”？我们还能不能理解他们的创作动机？这些问题又把我们引向对中国书法艺术中修辞现象的关注。在使用“修辞”这一词时，本篇偏重的是一种说词的字面意义和事实不相一致的一面。当一件书作的主要文本、作者的题跋、他人的题跋、后世的评论都可能存在着言不由衷的“修辞”或是陈陈相因的“套话”时，我们怎样才能理解一个作者真实的“创作意图”？特别是当中国书法和实用书写常常难以剖离时，所有能够进入收藏的名人字迹是否都能算是“创作”、这些书写是否具有“创作意图”都成为必须先要厘清的问题。自从我提出书法中的“修辞”这一问题后，艺术史界做出的回应并不多，少数古典文学界的学者予以重视，并讨论了文学史[13]上存在的类似问题。若要将这一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实际困难比较大，因为它除了要求我们掌握充分的资料，对研究对象的创作情景、所处时代惯用的语言都相当熟悉外，还需要努力跳出已有的思维习惯所划下的条条框框。虽说研究难度大，但这又是把书法史研究推向深入必须跨越的一个障碍。

本书的外篇是这次增补的主要部分。它最早是1999年3月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主办的一个学术讨论会的发言，后来发表在著名的英文汉学杂志Asia Major上。这篇文章和《从傅山和戴廷栻的交往论及中国书法中的应酬和修辞问题》虽然在内容上有一些重复，但侧重点却不同。后者着重讨论应酬书法和修辞的问题，而这篇文章虽然也涉及应酬书法，理论关怀却指向文人艺术家文化资本的建立、积累和运用。

在将《日常生活中的书法》一文改为本书的外篇《文化资本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时，笔者尽量删去了和下篇重复的部分，并增加了一些新的论述和最近几年出现的新资料。从1992年开始研究傅山，至今已有二十三年。虽说自从2007年为纪念傅山先生诞生四百周年撰写过一篇论文后，这八年来我没有写过关于傅山的论文。但是，对相关的研究、出版动态和新发现的资料，我一直予以关注。

2003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傅山的交往和应酬》时，汪世清先生刚在北京去世，我在后记中表达了对他的纪念。当1990年我由政治学转入艺术史后不久，就在耶鲁大学举办的八大山人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认识了汪先生，从此在收集资料方面得到他的指导。在处理古代文献方面，先贤和前辈（特别是乾嘉时期以来的历代学者）早已发展出了行之有效的方法，这是中国的艺术史学者应该珍视和继承的学术传统。尽最大的努力收集和考订原始资料，是实实在在地推进我们这个领域走向成熟的最基本要求。正因为如此，2013年7月我在接受《南方都市报》的访谈时，专门指出“中国艺术史的研究需要继承传统的治学方法”，记者把这句话作为访谈的标题，因为它代表了我对艺术史研究的基本态度。提出这个问题当然是有针对性，在我看来，尚有不少国内的艺术史研究者和在海外工作的华人学者，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但是，在同一篇访谈中，我还谈到了理论建设的重要性，希望中国学者能够比较和借鉴西方理论，通过深入的个案研究来发展中国的艺术史理论。本书便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一部抛砖引玉之作。2015年7月28日于杭州[1] 最初发表于《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3期（1996年），95—139页。[2] 最初发表于《故宮学术季刊》第16卷第4期（1999年夏季），95—133页；第17卷第1期（1999年秋季），137—156页。[3] “Calligraphy for Negotiating Everyday Life：The Case of Fu Shan（ 1607-1684），”Asia Major，New Series 3，vol. 12，no. 1（ 1999）：67-125. 中译本最初发表于范景中、曹意强主编《美术史与观念史》第4辑，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10—149页。后又收入《白谦慎书法论文选》（北京：荣宝斋出版社，2010）。胡晓真、王鸿泰主编的《日常生活的论述和实践》（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也收入了本文。[4] 参见谢正光《清初诗文与士人交游考》（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所收有关论文。[5] 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6] 参见薛龙春《论清初贰臣的自我开脱与相互回护——以书家王铎降清为中心》，《艺术学研究》第3辑（2009），252—276页。[7] 几乎和笔者1999年发表《从傅山和戴廷栻的交往论及中国书法中的应酬和修辞问题》同时，台湾大学石守谦（Shih Shou-ch’ien）教授发表了英文论文“Calligraphy as Gift：Wen Cheng-ming’s （1470-1559） Calligraphy and the Formation of Soochow Literati Culture，”in Cary Y. Liu，Dora C.Y. Ching，and Judith G. Smith eds.，Character and Content in Chinese Calligraphy, Princeton:The Art Museum，Princeton University，1999，pp.254-283。[8] Craig Clunas，Elegant Debts：The Social Art of Wen Zhengming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3）.[9] 见《美术史研究集刊》第19期（2005年9月），134—136页。[10] 收入邱振中主编《书法与中国社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305—319页。[11] 载莫家良、陈雅飞编，《书海观澜（二）：楹联、帖学、书艺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香港大学中文大学文物馆，2008年，97—127页。[12] 见《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29期（2010），157—216页。[13] 张澜《中国古代类书的文学观念——〈事文类聚翰墨全书〉与〈古今图书集成〉》，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187页。上篇傅山与魏一鳌——清初明遗民与仕清汉族官员关系的个案研究

1654年（顺治甲午），明末清初著名学者、书法家傅山（字公它、青主，1607—1684/85）因涉嫌参与组织反清活动被捕入狱。在几经刑讯、身陷囹圄近一年后，终以无罪获释。这一事件史称“朱衣道人案”（因傅山为道士，衣朱衣，戴黄冠）。以往史家在解释这一历史事件时，多把傅山的安全获释归结于傅山的友人和弟子的斡旋，以及当时清政府中同情明遗民的汉族官僚如龚鼎孳（1616—1673）等的[1]鼎力相助。近年来，由于收藏在北京清史档案馆的顺治朝有关“朱衣道人案”的三个题本的披露，使得人们对这一案件的过程有了进一[2]步的了解。根据顺治朝刑部的两个题本记载，傅山在生死关头，绝口否认参与反清活动，并请当时山西省布政司经历魏一鳌（约1616—1692）为其作证。显然，魏一鳌这个人物对于傅山的安然获释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笔者在研究傅山的生平与艺术时，收集到不少有关傅山与魏一鳌交往的资料，从中发现，在满清入主中原最初的那些年中，魏一鳌曾给困境中的傅山及其友人极大的帮助。傅山和以清初儒学大家孙奇逢（1584—1675）为首的河北学者的交往，也是通过魏一鳌建立的，而傅山和这位友人也保持着终生的友谊。由于傅山的[3]生平事迹已有许多学者做过研究，魏一鳌却鲜为人知，我这里将着重介绍魏一鳌生平，并从他和傅山的交往来观察傅山在清初的生活和思想状况及明遗民和仕清汉族官僚的关系。一、魏一鳌的家世和早年生活

魏一鳌，字莲陆，别号海翁，由于好饮，自号酒道人。魏一鳌在山西平定州居官时，生活节俭，“每晨进水菜，惟豆腐、白菜、豆芽[4]三种，尝自称三白居士”。又因其在河南夏峰从孙奇逢问学时曾扫雪亭以居，人又称其雪亭先生。

魏一鳌的祖上本居住在直隶滨州，自七世祖魏得春时，由滨州迁保定。曾祖魏陞时迁新安（即今河北安新县）。魏一鳌的祖父魏朝官[5]是魏陞第三子，父亲魏梁栋为朝官次子，魏一鳌则为梁栋次子。[6]

关于魏一鳌的生年，由于目前《雪亭先生年谱》尚下落不明，而无法确知，仅能根据已有的材料来进行一些推测。魏一鳌二十岁中秀才，崇祯壬午（1642）成举人。他与容城李氏三兄弟为友。仲名承光，字恺蕃，崇祯丙子（1636）举人，生于万历庚戌（1610），卒[7]于顺治丙子（1646）。魏一鳌与叔季“幼同砚席”，年纪应相近。由此可知，魏一鳌的二十岁必在壬午以前，他出生应在庚戌以后，因此，他的生年当在万历辛亥（1611）与天启壬戌（1622）这十二年中。魏一鳌的老师孙奇逢在所撰的《广居轩说》一文中说：“魏子莲陆方强仕之年即以病乞归，名其读书之室曰倦飞，取彭泽知还之意，[8]奉母课子而外无他嗜也。”“强仕之年”即四十岁的代称，魏一鳌是在1657年辞去忻州太守返回保定的，如果那时他已经四十岁的话，他应该生于1616年左右。

魏一鳌“总角时即端方向学，出入悫谨，不知有嬉戏之事。为文冠其侪，塾师甚重之。童子试，太守李公录取第一，大加称赏。弱冠[9]游泮，壬午举于乡”。乡试通过后，魏一鳌入京拜谢房师。大宦官王德化差人传话给魏一鳌，若魏能约同榜举人往贺，可得重金。但遭[9]到魏一鳌的严词拒绝。次年，参加会试，由于策论中有批评时政的文字而落第：

癸未会试，初场已入。至三场五策，有刑赏一题。是日正值思宗平台视鞫吴昌时一案，面加夹责。公感激形于册内云：“平台非行法之地，天子岂问刑之人。”又语多讥刺中官。试官惧，不敢呈，以此[9]下第。

这些都说明，魏一鳌自年轻时起，就极有正义感。

魏一鳌的祖上以武功显，父魏梁栋则“生而朴直，不喜读，而竭[10]力田作”。魏梁栋虽以田作为业，但与乡贤、容城著名的理学家孙[11]奇逢为好友，并共结耆逸社以广交游。由于这层关系，魏一鳌在[12]顺治二年乙酉（1645）就成为孙奇逢的入室弟子。二、魏一鳌在山西任官期间和傅山的交往

1644年，满清入主中原。当时南方战事未定，南明政权对南中国仍具有统治权。清政府为了巩固它在北方的统治，急需网罗汉族读书人为新政权効力。1645年（顺治乙酉），清政府下令，直隶省的举人必须赴京参加吏部的考试，合格者授以政府官职，或参加下一年的进士考试。魏一鳌被迫在同年参加了吏部的考试。魏一鳌的好友王余佑（字申之，又字介祺，别号五公山人，1615—1684）在《魏海翁传略》中记述了魏一鳌的这段经历：

乙酉蒙清檄督催赴选铨部，行文备直省抚按，有举人抗违不应试者，指名拿问，抚按并参等语。抚按严檄府州县，差人护送入京。至六月赴部试一等，应授知州，至八月除授山西平定州……九月初九日[9]莅任。

魏一鳌在平定州任知州期间，为地方上做了不少好事。据《山西通志》记载，他在任期间，“抚凋残，表忠义，立物本社，课文造[13]士。既，士民思其德，祀涌泉亭”。

对于魏一鳌出任清政府地方官这一事，他的明遗民老师孙奇逢深予理解。魏一鳌赴任前，孙奇逢曾以“洁己奉公，爱民礼士”八字相赠。魏一鳌在平定知州任上受诬被贬时，孙奇逢还专门去信予以安慰，并对他的政绩多所称许：

昔人云，不得为官犹得为人。盖为官之日短，为人之日长。况一年平定，百年徇声，岂以今日去官而减价乎？张日葵、苗九符诸公此[14]际定有月旦也。

信中提到的张日葵、苗九符都是曾任明朝官员的平定人，入清后[15]拒不仕新朝。孙奇逢认为他们对魏一鳌任平定知州时的所作所为是一定会赞许的。在魏一鳌“一年平定，百年徇声”的治绩中，值得注意的是“抚凋残，表忠义”的举动。在明末的战争中，中国北方诸省士绅阶层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因此，“抚凋残”成为战后稳定士绅阶层进而恢复地方秩序的一项重要措施。所谓“表忠义”，即指表彰那些在明末战争中誓死忠于明王朝的人士，特别是那些死于战争的明朝官员。孙奇逢和傅山都曾程度不同地参与抵抗清军和李自成农民军的活动，并在甲申后多次撰写纪念死于战争中的明朝官员的墓志与[16]传记。在这方面，魏一鳌和他们的立场完全一致。收在孙奇逢《夏峰先生集》中《题真先帝臣册》一文，就是孙奇逢应魏一鳌的请求，书写在一本纪念明陕西省蒲城县令朱一统的册页中的一篇题记：

魏子一鳌自平定归，为余道蒲城令朱公一统殉城状。一统盖平定[17]人，而宦于蒲者也。

继而出一册，乃蒲人单君允昌所立传，常君若祯所著始末，暨屈君必昌等所为祭文，备述死难义烈，行间字里生气犹存……公殉义在癸未十月，先帝嘉公死，赠按察司佥事。因题其册曰：“真先帝[18]臣”。称忠烈，从众议也。

魏一鳌本人也曾写过一篇追悼朱一统的文章。文章虽已佚不传，但从傅山写给魏一鳌的信中可以得知，傅山及其友人对魏的这篇文章[19]十分称赞。在清初的政治情势下，明遗民和清政府中同情遗民的汉族官员通过表忠义来曲折地表达深隐于心而又难以直言的故国情思。而这一点，也正是魏一鳌能够成为傅山的生死之交的最重要的思想情感基础，难怪乎傅山在写给魏一鳌的第一封信中就对魏一鳌悼念朱一统的文章表示钦佩。

魏一鳌在平定州任知州刚满一年，就因意外事件被谪。由于史料缺乏，我们无法确知这一意外事件的因果。大概因为魏一鳌为人正直，富有正义感，为官期间得罪了一些人，遭到诬陷打击。魏一鳌罢官后，曾回过保定探望老师孙奇逢。同年冬，补为山西省布政司参军（布政[20]使下属低级官吏），再次来到山西，官署在太原。三年后，“复以[21]贤能为当事荐拔”，升为布政司经历。由于傅山在明末就已经是山西省最有影响的文人之一，并在崇祯九年（1636）和同学薛宗周成功地领导山西三立书院的学生进京请愿，使蒙冤入狱的山西提学袁继[22]咸得以昭雪获释，被士林目为山右义士，魏一鳌在平定州任知州时就应已知道傅山。不过，直接的交往则很可能是通过傅山的好友白孕彩的介绍开始的。白孕彩，字居实，山西平定州人，是傅山在三立书院时的同学，明亡后，和傅山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魏一鳌和白孕彩的交往当始于前者在平定任官时。傅山在给魏一鳌的信中曾提到白孕彩，从中可以知道，白孕彩也是魏一鳌的友人（参见第九札）。

从1644年至1650年代初，傅山一直过着漂泊无定的旅居生活。在战争前，傅山的经济景况优裕。傅氏家族不但在老家忻州有土地，[23]在太原一带也有地产多处。战后，傅山的家境一落千丈。有的学者根据傅山的一些诗文推测，傅山曾在甲申、乙酉年间典卖家产来筹[24]资从事反清复明的秘密活动。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也使得傅山[25]家原有的经济来源（如地租收入）受到严重影响。在这一时期，傅山主要以行医和卖字为生，困难时，也常需朋友们接济。从傅山和魏一鳌的通信中可以看出，傅山曾多次请魏一鳌给予经济上的帮助。收在《丹崖墨翰》中的第一通信札，大约写于1647、1648年之间（附图1）。在慨叹自己“栖栖三年，以口腹累人”后，傅山这样写道：

老亲亦长年念佛人，日需盐米，尚优胼胝。果见知容，即求以清净活命乞食之优婆夷（笔者按：优婆夷即未出家女佛徒）及一比丘（笔者按：比丘为男出家人）为顾，同作莲花眷属。即见波罗那须顿施朱题之宝（笔者按：朱题即朱提，银子之别称），令出家人怀璧开罪也。（参见第一札）附图1

困境中的傅山以母亲和本人（出家人）的名义，坦言请求魏一鳌在经济上给予他们接济。

傅山喜欢喝酒，魏一鳌还常送酒给他。《丹崖墨翰》的第六通信札有这样一段文字：

侨汾而汾之名酒不可常得。间一沽之，村䣸而已。良酝远至，深快旧肠。酒道人者以酒遗人，真不啻佛之舍身也。

傅山在入清最初的七八年中，一直居无定所，侨寓在盂县、平定、汾阳等地的友人家中。当政治情势稍稳定后，魏一鳌于顺治十年[26]（1653），用三十金为傅山在太原郊外的土塘村购置了房屋。

傅山不但本人常得到魏一鳌的照顾，当他的朋友遇到困难时，他也介绍他们去找魏一鳌帮助。如在《丹崖墨翰》的第七札中，傅山就请魏一鳌帮助他的好友宗璜（字黄玉，太原人）。

傅山的书画和医术在明末清初就已享有很高的声誉，对于魏一鳌的帮助，贫困中的傅山能够给予的回报，便是为魏一鳌及其家人和友[27]人作书画或看病。在《丹崖墨翰》的第二札中，傅山写道：“下弟素仰台范，久拟一登龙，取贫道字为款。”在第三札中他提及为魏一鳌画竹。在第八札中傅山又提及为魏一鳌书写条屏。在第十八札中，傅山谈到为魏一鳌的友人淄川作字一事。

魏一鳌不仅在经济上给予傅山及其友人慷慨的帮助，更重要的是他还利用自己的职权与关系，为傅山等山西的明遗民提供政治上的庇护。傅山和他的不少朋友是明朝官员的子孙，如傅山的好友、三立书院的同学杨方生（字尔桢，生于1601），戴廷栻（字枫仲，1618—1692）等。傅山的父亲虽执教乡里，未曾出仕，但他的祖父和叔祖都是明朝的进士和官员，岳父与妻兄也都是明朝的官员。傅山本人在明末已是山西省有名的社会贤达，因此和当地的政府官员有相当深的关系。苏州博物馆藏有一件傅山写于甲申年末的小楷诗册，其中的诗多是写于崇祯壬午（1642）六月十九日傅山生日那天的旧作。傅山在诗的注中提到，他生日的那天，太原府同知与阳曲县县令皆欲前往[28]他家为他祝寿。这说明，在明末，傅山是不需为获得地方政府的庇护而操心的。满清入主中原后，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过去的政治依托已不复存在，许多明朝官员的子弟在地方上受到敌对势力的挑战。这种挑战或缘于旧隙，或为政治经济利益的冲突所引发。在傅山的著作中，我们不难找到有关前朝官宦子弟受到地方势力欺凌的慨

[29]叹。在这种情况下，傅山及其友人也就不得不向清政府中那些同情明遗民的汉族官员寻求政治保护。《丹崖墨翰》的一些信札记录了下述一件惊心动魄的事件。[30]

大约在1652年，傅山寄居在他的好友阳曲杨方生家。一天，朋友们到傅山的住处聚会。在这次聚会中，傅山内侄张仲（字孺子）[31]的女婿朱四突然死亡。围绕着朱四之死，傅山及其友人和当地的地方势力的冲突表面化和尖锐化。根据傅山致魏一鳌的信札，事件的缘起如下：

无端怪事奉闻：昨州友过村侨小集，孺子之婿朱四适来贪嬉。邻舍有秋千，朱四见而嬉之，下即死于架下。山所侨实为尔桢杨长兄之庄。庄乡约与桢兄不善，恐从兹生葛藤。若事到台下总捕衙门，求即为多人主张，一批之……凡道府县衙门，统渎门下鼎容力持之。（参见第十札）《丹崖墨翰》中的第九札至第十七札都与这一命案有关。在这些信札中傅山反复请求魏一鳌为他和友人疏通各级官府以平息争端。由于历史材料的缺乏，我们对这一命案的真相已无从了解，不过傅山在信中向魏一鳌表示，“若有他缘而恃爱粉饰，当唾弃我于非人”（同上）。本篇的附录全文刊出傅山的这些信，此处不拟就这一案子的发展过程再作详述。不过，这里想要强调的是，这一案件本身，似可被视为清初北方新崛起的地方势力利用改朝换代之际向失去政治依托的前朝官宦子弟们争夺政治经济利益的一个例子。傅山在信中提到，他们的对手“恃与满人狎昵，谋必遂欲，深可恨也”（参见第十四札）。他在信中例举了受欺凌的状况（参见第十七札），并慨叹：“此时弟等居乡实难”（参见第十一札），“高情远志，不能少遂。而置身丛棘中，动辄有碍。隐非隐，见非见，反之魂亭，但有嗔愧。此等心曲，焉得语诸不知我者”（参见第十六札）。而在这种情况下，魏一鳌成为傅山和他的友人新的政治靠山。正如傅山在给魏一鳌的信中所言：“弟辈所恃惟在台下。”（参见第十一札）

在魏一鳌的弹压下，朱四命案终于被平息下去了（参见第十七札）。但是，前朝官宦子弟和地方敌对势力之间的冲突，却并未因这一案件的了结而告终。如前所述，在傅山的著作和信札中，我们经常[32]可以读到他和邻里发生冲突的文字。他在阳曲县、汾阳县、祁县的友人都曾有过这种经历。傅山本人的后半生也从未彻底摆脱过这种困扰。他在临终前写信给几位清政府的官员向他们托孤时，就一再写[33]道：“罗叉外侮，良繁有徒，群凌沓至，实难支御。”

明朝旧王孙们和地方势力的冲突，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研究明清史的学者Hilary J. Beattie在研究桐城的士绅阶层在明清鼎革之际的行为时指出，在清初，桐城地方士绅中对新朝采取合作态度的比以退隐来消极抵抗的要更为普遍，大多数地方精英把自己的实际政治经济利益置于理想中的民族利益之上，一般民众也渴望能尽快地恢复地方的政治经济秩序。这就使得那些坚持效忠旧王朝的明遗民在地[34]方上颇为孤立。傅山等山西遗民的处境，与此类似。傅山在为他的好友戴廷栻的父亲、原明户部员外戴运昌（1579—1667）撰写的传中，称赞他是少数几个在甲申国变后能保持气节的山西籍明政府官员，传云：

余传先生，特取甲申以来居鹿台二十三四年，风概有类汉管幼安也。先生同年友蒲坂杨公蕙芳亦不出，先先生数年卒。呜呼！丁丑榜山西凡十九人。甲申以来，孝义张公元辅举义死城头外，出处之际，[35]为山西养廉耻者，二人而已。“出处之际，为山西养廉耻者，二人而已”，道出了明遗民们令人寒心的孤独处境。

傅山还曾为纪念1649年死于反清军事起义中的两位友人薛宗周（字文伯）和王如金（字子坚），写过《汾二子传》（两人都是汾州人）。在描述了薛、王起义的失败过程后，傅山写道：“而汾之人皆[36]益笑之。”傅山在此婉转地道出，薛、王不顾身家性命以军事手段反抗满清统治，不但没能被汾州的一般人士所理解，反受到他们的讥讽。同样的情形在傅山的另一篇文字中表述得更为清楚：

贫道侨西河（笔者按：即汾州），则薛子文伯、王子子坚与游，而西河之人谓薛、王被贫道从而废。侨艾（笔者按：艾指平定州），则白子居实、范子垂云与游，而艾之人亦谓白、范被贫道从而废。今戴仲数数自昭余来征书问字，则昭余之人无亦谓仲被贫道从而废耶！仲劝题此册，因感今世之从贫道游者，多招诟詈，仲若独行独断，天[37]下之奇人难得者，尚当归仲，况纸上书画哉！

这些文字告诉我们，清初明遗民在地方上的处境是十分困难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傅山会在给魏一鳌的信中发出“隐非隐，见非见”的悲叹。

傅山在他的文字中常说的“恶里”，亦即我们所说的地方势力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仅能根据极为有限的材料来做一些分析。从《丹崖墨翰》中所收傅山给魏一鳌的信札来看，当傅山侨居杨方生之庄时，和他们作对的可能是在改朝换代之际新崛起的地方势力，傅山称他们是“恃与满人狎昵”（第十四札）的“凶狠棍宗”（第十四札）或“毒虿”（第九札）。但在有的地方，则是地方望族和明遗民为敌。傅山在一篇文字中记述了他的友人戴廷栻在祁县的这种境遇：

枫郎记不甘心帖括之不一识也，而为祁诸生。崖翁曰：“是当贺耶！”枫蹙恧然曰：“强子弟为今日之诸生，罪且不胜诛，何贺之云？贺之过于诛之！”崖翁顾知其语之非伪也。司农公不仕于今，而得萧然为林下完人，亦由枫之以诸生为弥缝也。且祁俗薄肺腑之交，四五望族莫不窥其隙而中之。诸生两字，殆如临阵衵铠然，故不敢不为。[38]枫唯郎，而益觉不为诸生之不可处祁也，是诚不足贺。

戴廷栻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明朝的进士和官员（其祖父官至布政使，详细介绍见下篇），在祁县本应有相当的政治影响。但入清后，在一些地方望族的压力下，他的儿子却不得不违背父意去当诸生。

正因为上述这种政治情势，决定了明遗民和清政府中汉族官员错综复杂的关系。傅山及其友人和清政府中一些同情明遗民的官员不仅交往甚密，并且还一直主动地维持着这种关系。如曾在顺治十二年乙未（1655）出任山西按察使的杨思圣（1621—1663，字犹龙。河北人，顺治三年进士。杨当也是魏一鳌的友人）于次年迁河南右布政使[39]后，傅山还计划和戴廷栻打点文玩前往河南看望杨思圣。后来杨思圣患痼疾住在河南清化，戴廷栻专门将一张有傅山题跋的北宋燕文[40]贵的名画《江山楼观》寄赠杨思圣玩赏。杨思圣病危时，傅山赶[41]去为他看病。这种交往固然有情趣相投的因素，但似也不应完全排除明遗民出于借助这些清政府官员的权力来寻求政治保护的考虑来维持这种关系的可能性。

在傅山交往的清政府官员中，有一些是通过魏一鳌的介绍而认识的。在魏一鳌任山西省布政司经历期间，通过他的介绍，傅山和当时[42]的山西省左布政使孙茂兰成为友人。孙茂兰为汉旗人，在满清入主中原最初的那些年，曾为清政府高官。《山西通志》记载他是一个清廉正直的官员：

孙茂兰，辽阳左卫人。顺治四年以生员任山西布政使。时朝议以太原重地，特令满兵驻防。所圈民地胥以废藩土地给之。而屯兵多抗不予租，民莫敢谁何。茂兰痛绳以法，始获安本业。满兵间与民争，所司率分左右袒。茂兰用情理讯之，俾各厌其意以去，兵民咸安。莅[43]任六年，擢宁夏巡抚。去之日，攀辕泣送者不绝。

傅山和孙茂兰之间交往的详情，已无法确知。在清三法司关于“朱衣道人案”题本所载的傅山本人的供词中，傅山曾提到，宁夏孙都堂（笔者按：即孙茂兰，都堂为巡抚之别称）在山西作布政使时，[44]曾请他看病一事。不过从笔者掌握的材料来看，傅山和孙茂兰的儿子孙公子却无疑是至交。在傅山致魏一鳌的信中，曾数次提到孙氏父子（傅山称他们为孙长君、孙长公或孙公子）。其中的一信这样写道：

孙长君谓且无行期。而弟自县上来，乃知既西矣。别意未展，殊怅。倘复有往来，正须一知耳也。（参见第三札）

孙茂兰是在顺治九年壬辰（1652）二月由山西左布政使赴宁夏[45]任巡抚的，傅山写给魏一鳌的这封信也应在此时。从信的内容可以看出，对于孙氏父子西去宁夏，以及临别未能面致依依之意，傅山深感遗憾。他特地嘱咐魏一鳌，如果魏一鳌和孙还有联系，请告诉他。傅山还曾托魏一鳌转信给孙公子（参见第六札）。1654年傅山被捕入狱，孙公子曾鼎力相救。和傅山的孙子傅莲苏相识的王又朴在《诗礼堂杂纂》中有如下的记载：

先生（笔者按：指傅山）性好奇，博学，通释道典，师郭还阳真人，学导引术，别号朱衣，盖取道书“黄庭中人衣朱衣”句也。忌之者诬为志欲复明祚，于顺治甲午夏收禁太原狱，并禁其子眉。时金陵纪伯子参抚幕，与孙公子并力救之。孙公子者，方伯孙茂兰之子也。先生故善医，尝遇公子于古寺，时公子无恙，先生视其神色谓曰：长公来年当大病失血，宜早治之。公子不谓然。届期果病，几殆，迎先生疗之得愈。感先生德，故营救甚力。……方狱严时，先生九日不得食，而先生意气自若。交游袁小陆、杨尔桢乞为通食，郡守边公大绶[46]听之。“朱衣道人案”发生时，孙公子尚年轻，他对傅山的营救，应主要依靠其父孙茂兰的权力和影响。这说明，在孙茂兰1652年离开山西任宁夏巡抚后，傅山和孙家还保持着联系。康熙十七年戊午（1678），清政府开博学鸿词科，傅山被征入京，在那里见到了孙茂[47]兰的孙子孙川。傅山称病拒不参加考试，次年被准放归。离开京城时，孙川送至城外，并有《送傅青主先生归里》一诗纪其事：

先生晋阳人也，声誉著海内，与余家有世好。戊午，六科李宗孔、刘沛先诸公荐举博学弘词，召入都，称病不应试。旋归里，余送至都门外。临别执手哽咽，有“此去脱然无累矣”之语，余亦怆然不忍言别，赋此志感。（三韩孙川昆支）

春色皇都盛，萧然物外身。

难禁双眼泪，不染一丝尘。

侧席劳明主，还山老逸民。[48]

蒲轮从此去，书札莫辞繁。

这首诗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一，孙川在小序中提到，傅山和他家有世好，这说明傅山和孙茂兰一家祖孙三代人的交往。其二，从诗的内容来看，傅山和孙家的感情极深，绝非一般泛泛之交。其三，“书札莫辞繁”一句告诉我们，傅山和孙家一直有着书信往还，也就是说，数十年来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联系。也正因为这种不同寻常的关系，傅山在1684年（甲子）安排自己的后事时，专门致书孙川，请他在自己去世后照顾两位尚年轻的孙子。在信中傅山写道：“一段高义，[49]会足千古也。篝灯草托，笔自此绝。”

毫无疑问，在研究傅山的生平时，孙茂兰父子是不可忽视的人物。而傅山和孙氏父子的交往，正是通过曾在孙茂兰属下任职的魏一鳌介绍开始的。

在近年的清史研究中，有些学者注意到，在清初，满清政权“出于军事、政治战略的全局考虑，辽沈、华北士绅集团被列为首要的争取对象”，“华北、辽东士绅在清初汉官阶层中具有绝对的政治优[50]势”。而孙茂兰和魏一鳌恰恰分别属于辽东和华北这两个士绅集团。虽然，清初错综复杂的政治，也并非地域政治的概念所能涵括，但研究傅山和他们的关系时，考虑地域的因素，也能帮助我们加深对清初政治中的明遗民的了解。

1653年，魏一鳌在山西省布政司任满，转授泗州知州。尚未赴任，胞弟魏一鲲去世。魏一鲲刚去世，傅山就给魏一鳌写了一札：

贤仲之戚，正拟遣家弟代申一奠。行另勒致缄。家弟适入城，先[51]此言怀。所命挽章，不得卒办，少需数日，定有报也。

从这通信札也可看出两人的密切关系。

魏一鲲去世的同年，魏一鳌的父亲亦在当年冬天因悲痛过度病[52]故。魏一鳌未赴泗州任，侨寓平定州守丧。也就在他的丁忧期间，“朱衣道人案”发生。三、魏一鳌在“朱衣道人案”中的作用“朱衣道人案”的大致情况如下：

顺治十一年（1654）五月，湖广黄州府蓟州生员宋谦（原名李谦）在山西、河南一带组织反清复明活动，事泄被捕。他在供词中称傅山为知情人。六月傅山被捕下太原府狱。在太原府受审讯时，傅山拒不承认和宋谦有过任何往来。根据顺治十一年十月刑部尚书任濬的题本记录，傅山供词如下：

玖年，有个姓宋的从宁夏来，在汾州拜了山几次，欲求见面。山闻得人说他在汾州打吓人，不是好人，因拒绝他，不曾见面。后十年十月十三日，又拿个书来送礼，说宁夏孙都堂公子有病，请山看病。山说：“孙都堂在山西作官，我曾与他治过病。他岂无家人，因何使你来请？”书也不曾拆，礼单也不曾看，又拒绝了他。他骂的走了。[53]彼时布政司魏经历正来求药方，在坐亲见。

在顺治十二年七月刑部尚书图海等人的题本中，所引傅山的供词与上述供词大同小异。值得注意的是，傅山在供词中提到了孙茂兰和魏一鳌，并特别指出，当宋谦求见被傅山拒绝时，魏一鳌正好因为患病的父亲求药方在场。傅山当然明白，若有清政府官员出面为他作证，对他的案情将很有利。傅山是在太原府受审，魏一鳌此时正在平定州守丧，两地相距并不为远，太原府要找魏一鳌来核对很容易。因此，魏一鳌成了傅山能否摆脱危境的关键。过去由于一些重要史料未被发现，学者们在解释“朱衣道人案”时，都忽略了魏一鳌的作用。王余佑《魏海翁传略》简略地记载了魏一鳌为傅山作证的经过：

[魏一鳌]于癸巳岁丁封翁之忧，侨寓平定。值青主遭意外之祸，受刑下狱，昏惑中，夜梦有“魏生”二字，醒告其弟与其子，俱不解。及再审问，官诘其有无证人。青主忽及公，强指以为证。两司因命李王御六传公至。询的否？公不顾利害，极以青主之言为然。抚军遂据[9]之密疏以闻。后竟得白以出者，“魏生”之梦始验也。

王余佑是魏一鳌和傅山的共同好友，他的这段记载当极为可信。傅山被控谋反，出面为他作证必须冒极大的风险。况且傅山是“强指以为证”，若不是傅山对魏一鳌的人品和他们之间的友谊有足够的信任，他断断不会在如此危急的时刻，以性命相托。而魏一鳌确实不负重托，他“不顾利害，极以青主之言为然”。“朱衣道人案”牵动着山西遗民们的心弦。当魏一鳌出庭为傅山作证后，案情迅速得到缓解。此时傅山的一些友人（如白孕彩、陈谧等）在太原府狱陪伴傅山，为他看病，另一些友人则为营救他出狱四处奔波。参与营救傅山的人，除了王又朴《诗礼堂杂纂》中提到的孙公子、杨方生（尔桢）、袁小陆等，还有另一位不应忽视的友人胡款。胡款，字子丹，山西汾阳人，其父胡遇三为崇祯戊辰进士，官户部主事。胡款是傅山在三立书院时的好友曹良直（卒于1643年）的儿女亲家，也是傅山的至交薛宗周的好友。甲申后，傅山曾寓居汾阳经年，经薛宗周介绍得识胡款。胡款的两位弟弟胡庭（字季子）和胡同（字[54]于野）也因此成为傅山的学生和忘年交。在“朱衣道人案”发生[55]前，胡子丹就曾为傅山和魏一鳌之间的联系多次传递书信。清代史学家全祖望在《阳曲傅先生事略》中曾说：“（先生）甲午以连染遭刑戮，抗词不屈，绝粒九日，几死。门人有以奇计救之者，得免。”[56]所谓以奇计救傅山的“门人”，大概就包括胡氏兄弟。《明清两朝画苑尺牍》中有傅山致戴廷栻的一札，札中提到了胡款等为营救傅山而奔走一事：[57]

友谊如吾兄那容俗口千称。囗黄可谓无今无古矣，但有至心念佛耳。前事闻又驳下，至今亦不知的确何如。承存即以所闻为复。今早正得丹、陆两兄燕中书，似无他虞者。来书亦不的言如何，亦以所传笼统语奉闻，用慰悬心也。小儿不及别，复临书嘱笔附兹。枫兄[58]德履不尽。弟山顿首！

此信应写于顺治甲午（1654）十月后不久，因十月七日三法司（即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上书顺治帝为傅山开脱，同时按惯例将[58]此案驳回再审。傅山信中所提“前事闻又驳下”，应指驳回再审一事。信中所言“小儿不及别”或指傅眉（1628—1684）于甲午除夕获释出狱一事。果如此，则此札应书于顺治乙未（1655）初。信中所言“无今无古”，“但有至心念佛”，正是傅山在狱中等候最后判决时悬心未定的真实写照。至于“丹、陆两兄”云云，应指胡款（子丹）[60]和另一位友人正在燕中（即北京）为傅山打探消息和疏通关节。胡子丹的进京对打通上层汉族官僚的关系当起了一些作用，因为以后证明在中央政府这一层营救傅山最力的，是都察院的左都御史龚鼎孳，而龚鼎孳也是崇祯戊辰进士，和胡款的父亲胡遇春有同年之谊，胡款出面请这位年伯帮忙，是很自然的事。胡款和龚鼎孳还有着另一层关系。崇祯年间，胡款的亲家曹良直曾和龚鼎孳同时任言官，当时[61]两人都以吴甡（1589—1644年后）为政治靠山，关系密切。而吴甡任山西巡抚时，和傅山的关系也相当好。和胡子丹一同进京的另一位“陆兄”可能是袁小陆。袁小陆（小陆为其字，其名不详），阳曲人，是明朝的国甥，京师中或有一些故旧。另一种可能是，这位“陆兄”就是魏一鳌（莲陆）。由于顺治初年清政府尚未把它的统治扩展至全中国，参加顺治三年会试的都是北方诸省的读书人，和魏一鳌乡试同年登榜成为举人的几位直隶省的进士在“朱衣道人案”发生时，已在清政府中担任了相当重要的官职，如他的友人魏裔介（1616—1686）、杨思圣、梁清标（1620—1691）等。魏一鳌和直隶省籍的汉族官僚应有较深的关系，所以他进京为营救傅山奔走也是完全可能的。

在清中央政府中营救傅山最力者是龚鼎孳。他虽以明臣降清，但在任清政府的都察院左都御史时，曾保护过一些明遗民。也正因为如此，顺治十二年（1655）十月，龚鼎孳被指控在都察院对三法司审拟各案，“往往倡为另议，若事系满洲则同满议，附会重律，事涉汉人则多出两议，曲引宽条”，在执法中偏向汉人，“不思尽心报国”，[62]遭到降八级调用的处置。所幸的是，由龚鼎孳参加签署的以无罪释放傅山的三法司判决已在七月发出，傅山也在同月出狱。

在营救傅山的过程中，山西地方政府中的汉族官员也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当时的太原府知府边大绶。“朱衣道人案”发生时，边大绶成为此案会审中的主审。从顺治十一年十月七日刑部尚书任濬等关于“朱衣道人案”的题本中的“据太原府申”的语句和其内容来看，刑部的这一题本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太原府呈报的案情审讯记录为蓝本的。细究题本中的文辞，可知太原府在申报审案结果时，是相当地袒护傅山的。如刑部题本记载，山西巡抚的奏疏称傅山与宋谦一案“情似无干”，而太原府则直截了当地认为傅山完全是受诬陷：

该府亦称：“其云游访道，审未交结匪类，与宋姓始终未面，雠[63]口诬扳。”

根据刑部尚书图海等人顺治十二年七月四日的题本，我们知道这一案子在顺治十一年十月被驳回再审后，太原府所作的几次判决皆认[64]为傅山“的属无辜，应行宽释”。边大绶在其中的作用，当不可忽视。同时我们也看到，此时，山西省按察使和巡抚的判词亦都认为傅[65]山无罪。而这一层官员在此案中对傅山的态度，很可能是前面提到过的曾任山西省左布政使和宁夏巡抚的孙茂兰的儿子孙公子从中斡旋的结果。

边大绶在“朱衣道人案”中对傅山的袒护还可由下列两件事说明。其一，傅山之子傅眉在案发后，也受牵连入狱。入狱后，他曾写过一信请友人在边大绶面前说情，以照顾年迈的祖母为由，请求假释。[66]而甲午除夕，傅眉果得释。其二，傅山和边大绶一直有所交往。傅山致戴廷栻一札中提到了这一交往：

前月杪出门，拟自汾过府，展积冲寒，入宁乡。不谓遂稽世评，[67]日出山则。边府尊有信将发，督以文事，匆匆北矣。

札中所言“边府尊”为边大绶无疑，“督以文事”则很可能指边大绶请傅山作书画。

傅山的最终获释，固然和许多人的帮助分不开，但毫无疑问，魏一鳌在关键时刻出面作证，是“朱衣道人案”能够向着有利于傅山的方向发展的转折点，也正因为有了魏一鳌的证词，清政府中那些同情明遗民的官员才便于为傅山的获释进行斡旋。四、魏一鳌辞官后的生活

1656年，魏一鳌丁忧期满，举家返回保定，期望能从此退隐，过平静的读书生活。但在当事者的胁迫下，他不得不再次赴吏部听命，并在同年被任命为山西省忻州知州。魏一鳌在十月上任，两个月后便[68]告病辞去官职，北还保定。傅山在得知魏一鳌将致仕的消息后，曾给魏一鳌去了一信，信中提到：“酒道人游戏宰官，荆棘林中亦可[69]作胡旋之舞，何径欲以小恙为遁法脱去？”从傅山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魏一鳌周旋复杂的官场游刃有余，但是退隐之意已决，遂以小恙为由辞归。魏一鳌在山西前后生活了十年，居官期间，为政清廉，并曾慷慨地帮助过傅山这样的明遗民，因此，去官之日，身边[70]仅有“匹马双僮而已”。

在魏一鳌北还之际，傅山代表山西的遗民朋友们，为这位在艰难之际给予他们极大帮助并曾冒着危险拯救过他生命的友人书写了《莲老道兄北发，真率之言饯之》十二条屏（附图2）。值得庆幸的是，这一研究傅山思想与书法的重要作品至今尚存人间，为美国纽约收藏家路思客先生（Mr. H. Christopher Luce）所藏。十二条屏的全文如下：附图2

莲老道兄北发，真率之言饯之。

当己丑、庚寅间，有上谷酒人以闲散官游晋，不其官而其酒，竟而酒其官，辄自号酒道人，似乎其放于酒者之言也。而酒人先刺平定，曾闻诸州人士道酒人自述者曰：“家世耕读，称礼法士，当壬午举于乡。”椒山先生亦上谷人，讲学主许衡而不主静修。吾固皆不主之，然而椒山之所不主又异诸其吾之所不主者也。道人其无寒真醇之盟，宁得罪于静修可也。宗生璜嘱笔曰“：道人毕竟官也，胡不言官？”侨黄之人曰“：彼不官之，而我官之，则我不但得罪道人，亦得罪酒矣。”但属道人考最麹部时，须以其酕醄之神一询诸竹林之贤。当魏晋之际，果何见而逃诸也。又有辞复静修矣。然时尚择地而蹈，择言而言，以其乡之先民刘静修因为典刑。既而乃慕竹林诸贤之为人，乃始饮，继而大饮，无日无时不饮矣。吾诚不知其安所见而舍静修远从嵇阮也。颜生咏叔夜曰“：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咏嗣宗曰：“长啸似怀人，越礼自惊众。”顾颜生之自寓也。亦几几乎其中之。至于以“韬精日沉饮，谁知非荒宴”之加伯伦也，则又鏖糟龌龊为酒[71]人开解。吾知伯伦之不受也。伯伦且曰，吾既同为龙鸾越礼惊众之人，何必不荒宴矣。故敢为酒人，必不屑屑求辞荒宴之名。酒道人其敢为荒宴者矣。吾虞静修之以礼法绳道人，然道人勿顾也。静修无志用世者也，讲学吟诗而已矣。道人方将似尚有志用世，世难用而酒以用之。然又近于韬精。谁知之言则亦可以谢罪于静修矣，然而得罪于酒。酒也者，真醇之液也。真不容伪，醇不容糅。即静修恶沉湎，岂得并真醇而斥之。吾既取静修始末而论辨之，颇发先贤之蒙。静修金人也，非宋人也。先贤区区于《渡江》一赋求之，即静修亦当笑之。静修之诗多惊道人之酒。道人亦学诗，当诵之。侨黄之人真山书。

在这篇文章中，傅山提出了“官”和“酒”这两个对应的概念。“官”代表的是权力结构，森严的梯层制度，一种需要强权和理性来维持的秩序。而“酒”则正相反，它象征着人们发自心底的真率之情，尽管它可以是非理性的。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它表现为对现存秩序的一种反抗。在魏一鳌去官之日，以官与酒为题作文赠别，寓意深长。傅山是想通过这篇赠别文字，对魏一鳌的十年仕清作一个基本评价。文章一开头，便点出魏一鳌在为官期间，“不其官而其酒，竟而酒其官”。接着，傅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魏一鳌自号酒道人，这看起来是一个贪杯的酒徒的自白，但魏一鳌“家世耕读，称礼法士”，并习举子业，在崇祯壬午成为举人，他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变化呢？关键在于魏一鳌并不愿成为清政府的官员。傅山写道，当他受朋友们的嘱托准备为魏一鳌撰文书写十二条屏赠别时，有朋友建议他在文中谈谈魏一鳌在山西为官时的政绩，傅山拒绝了，他认为这样做有违魏一鳌的初衷：“彼不官之，而我官之，则我不但得罪道人，亦得罪酒矣。”魏一鳌是在壬午（1642）举于乡的。当时还是明朝的天下，故其“尚有志用世”，但由于满清入主中原，“世难用而酒以用之”。正因为魏一鳌不愿却又身不由己地做了清朝的官，他才逃诸酒，在酒中寄托自己的真情。傅山是一位有强烈的“夷夏之辨”意识的明遗民，[72]他当然了解魏一鳌在山西为官时的政绩，魏一鳌不但给地方上办过许多好事，还帮助过困境中的傅山及其友人，并拯救过傅山的生命。但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是，他是一个仕异族新朝的汉人。这是一个想来多少会令人遗憾和难堪的事实。傅山十分了解魏一鳌的心曲，因此，他在这篇赠别文字中，绝口不谈魏一鳌在山西为官期间的政绩，而以“酒其官”来为友人开解。

以上的分析，只是就文章可能包含的政治意义的一种尝试性的解读，并不能涵盖这篇文字的丰富性。傅山在文章中多次提到刘因（1249—1293）。刘因，字梦吉，号静修，宋元之际著名理学家，家[73]上谷（容城），是魏一鳌的乡先贤。傅山当然知道魏一鳌对这位先[74]贤十分景仰，也知道魏一鳌是容城理学家孙奇逢的弟子，辞官后将追随老师弘扬理学。因此，傅山也就在离别之际，婉转地表述了自己对理学的意见。傅山写道：

椒山先生亦上谷人，讲学主许衡而不静修。吾固皆不主之，然而椒山之所不主又异诸其吾之所不主者也。

椒山即杨继盛（1516—1555），明代著名理学家，也是容城人。傅山在这篇文章中虽未具体指出他在哪一方面和杨继盛不同，但从他别的著作中，我们不难找出他和杨的区别。杨在学术思想上虽没有继承乡先贤刘因的传统，但他却私淑元代另一位理学家许衡（1209—1281，字仲平，号鲁斋，河内人，今河南沁阳），而傅山则对理学基[75]本持批评的态度。傅山崇尚老庄，认为理学教条中有相当虚伪的成分。因此，他在文中写道：“吾虞静修之以理法绳道人（魏一鳌）。”又写道：“酒者也，真醇之液也。真不容伪，醇不容糅。即静修恶沉湎，岂得并真醇而斥之？”

在这十二条屏中，还有一段文字值得玩味：“静修金人也，非宋人也。先贤区区于《渡江》一赋求之，即静修亦当笑之。”刘因曾作《渡江赋》，赋中描述了金兵准备大举渡江进攻南宋之际，一位立场站在金方的北燕处士和一位立场站在宋方的淮南剑客之间展开的一场关于金能否灭宋、宋能否拒金的辩论。北燕处士认为，金将以无坚不摧之势，一举渡江灭宋。而淮南剑客则力辩，南宋可倚长江天险，抵御金的进攻。在双方几个回合的论辩后，刘因以下述文字结束了他的《渡江赋》：

[处士曰：]“……今天将启，宋将危，我中国将合，我信使将归，应天顺人，有征无战。……孰谓宋之不可图耶？”客于是怗然失[76]气，循墙匍匐，口怯心碎，不知所以对矣。《渡江赋》在后世学者中引起了很大争议。有的学者指责刘因站在金的立场上“幸宋之亡”。为之辩护者则以为刘因作此赋乃“欲存[77]宋”。魏一鳌的老师孙奇逢极力赞成后一种意见。因此，傅山才特地指出，刘因是金人而非宋人，先贤以《渡江赋》来指责刘因，刘本人也会不以为然。这看起来多少是在为魏一鳌所景仰的乡贤开脱。不过，把这个问题提出，本身就有深意。尽管人们可以以刘因是金朝人而不是宋朝人来为他的《渡江赋》和他以后的仕元来开脱。但他毕竟是汉人，他是站在一个异族政权的立场上来反对宋这样一个汉族政权的。从这点来说，他并没有强烈的“华夷之辨”的意识，而这又恰恰是傅山对包括刘因和许衡在内的宋元理学家批评得最尖锐的一面。傅山曾这样写道：

自宋入元百年间，无一个出头地人。号为贤者，不过依傍程朱皮毛蒙袂，侈口居为道学先生，以自位置。至于华夷君臣之辨，一切置之不论，尚便便言圣人《春秋》之义，真令人齿冷。独罗教授开理举[78]义死节，而合门三百灶，耻仕胡元。此才是真道学，圣贤之泽。

因此，傅山不但批评理学具有虚伪的一面，还指斥宋元之际的理学虽口口声声以道德为任，但却弃“华夷君臣之辨”这一最重要的道德原则于不顾。所以傅山才在魏一鳌这位好饮而又信奉理学的好友离开山西之际，以“真率之言饯之”。其实，魏一鳌和清初其他一些仕清的汉族官员未尝就毫无“华夷之辨”的思想，只是他们出仕异族政权的处境，已使他们不可能具备宣扬这种思想的身份。具有反讽意义的是，受到他们保护的明遗民们却能够做到这点。清初不少明遗民虽和仕清的汉族官员关系密切，但在交往中，“华夷之辨”的大原则并未放弃。这也正是我们把他们称为遗民的原因。清初明遗民和清政府中的一些汉族官员之间的复杂关系，也由此可略见一斑。

十分凑巧的是，《丹崖墨翰》中的最后一札，正是傅山在写了上述赠别文字后写给魏一鳌的，札中提到了他为魏一鳌书写条屏赠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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