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玉田 罗朝蓉 著
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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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濬经世思想研究试读：
引言
一、丘濬研究概述
丘濬（1421—1495），字仲深，号深菴，明代广东布政使司琼山县府城西厢下田村（今海南省琼山市府城镇金花村）人，明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和史学家。
丘濬“幼孤，母李氏教之读书，过目成诵。家贫无书，尝走数百[1]里借书，必得乃已。举乡试第一，景泰五年成进士”。其后，仕途辗转，为官于景泰（1450—1456）、天顺（1457—1464）、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四朝，忠于职守，勤于政事，曾出任翰林院编修、侍讲学士、翰林院学士、礼部右侍郎兼国子监祭酒、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等，贵为内[2]阁阁臣。且在阁臣中以“博极群书”著称，有“当代通儒”的美誉，时人称之为“琼台先生”或“琼山先生”。丘濬心怀经世济民之志，酷爱读书，一生著述甚富，撰有《大学衍义补》《家礼仪节》《世史正纲》《琼台会稿》《琼台类稿》《伍伦全备忠孝记》等。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大学衍义补》。《大学衍义补》全书约140万字，涵盖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方面，描摹了一幅治平天下的理想政治蓝图，其经世思想跃然纸上。
丘濬自步入仕途始，为解决明朝统治危机与社会危机而殚精竭虑，勇于担当，积极筹谋救时良方，然而“壮志未酬”，徒留遗憾。丘濬身后，随着晚明社会危机与统治危机加深，部分尚有道德责任心与政治使命感的官员和学者为寻求明朝“自救”之路而上下求索，如杨廷和（1459—1529）、杨一清（1454—1530）、王圻（1530—1615）、邹观光（1556—约1620）、陈仁锡（1579—1634）等人，他们客观评价丘濬及其经世思想，兴起一股“丘濬热”；明末清初，明之遗老遗少在反思明朝覆亡原因及总结其历史教训之际，丘濬经世思想亦成为他们关注与研究的对象，如陈子龙（1608—1647）、方以智（1611—1671）、顾炎武（1613—1682）等人，他们或将丘濬著作付梓以传播，或受其经世思想启发而在实际政治活动中有所作为。
明清以来，关于丘濬事迹的记述及其思想研究已经断断续续展[3]开。不过，1898年琼山教谕王国宪所撰《丘文庄公年谱》是迄今所存最早最详细的丘濬传记。1936年，陈沅通过田野调查搜集资料而[4]撰写了《丘海里墓记》，从典籍到田野，这个研究成果令人耳目一新。《丘海里墓记》也标志着近现代对丘濬的学术研究自此展开。然而，在此后一段时间里，相关研究成果并不多见。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丘濬研究才进入一个新阶段，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成果亦丰富起来。客观说来，此间虽然不乏综合性研究成果，可以说是“面面俱到”，但是，总体上分析，现有研究多集中于丘濬经济思想与政治思想，其他方面研究成果仍属“凤毛麟角”。另外，检索相关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学界关于明代丘濬的名字，因为各种原因，亦有写成“丘浚”“邱濬”及“邱浚”等，特此说明。关于丘濬研究成果，恕不枚举，要言之，主要有如下特点：
其一，丘濬经济思想备受研究者推崇，成果不菲。丘濬经济思想研究成果最为突出，学界对丘濬“超前的”经济思想颇感兴趣，相关研究成果就丘濬富民思想、为民理财主张、重视工商业、发展国内市场与海外贸易等思想等做了较为深刻的探讨。这些成果，多从丘濬所处明代社会经济生活实际着眼，归纳分析丘濬经济思想的时代特征与内涵。如赵靖《丘濬：中国十五世纪经济思想的卓越代表人物》（《北京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吴申元《丘濬经济思想初探》（《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李普国《论丘濬的经济思想》（《江淮论坛》1981年第3期）、文浅父《被遗忘的经济学家丘濬》（《羊城晚报》1981年5月14日）、黄国强《略论丘濬的经济思想》（《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赵靖《丘濬——市场经济的早期憧憬者》（《海南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朱鸿林《丘濬与〈大学衍义补〉：15世纪中国的经世思想》（普林斯顿大学1984年博士论文）、苏倩《丘浚的听民自为论及其国民经济管理思想》（《湖北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李璧《为国以足民为本——试论丘浚的养民、富民思想》（《海南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石世奇《试论丘濬的国民经济管理思想》（《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6期）、郑朝波《丘濬提出劳动价值论辨析》（《新东方》2015年第3期）、黄英《由王而圣始，由内而外终——丘濬〈大学衍义补〉的内在理路》（《孔子研究》2016年第6期）等。
其二，丘濬政治思想成为丘濬研究的新“热点”。君民关系、君臣关系及臣民关系是丘濬建构社会及政治关系的基本框架，也是丘濬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其中，丘濬君民关系思想是解析与理解丘濬政治思想倾向及其治国主张的重要内容，也是丘濬政治思想时代性的基本判断。政治思想研究一直是丘濬研究的一个热点，学界主要对丘濬的民本思想、立政以养民主张等进行全面深入分析，剖析其时代特征与历史内涵。如陈弱水《追求完美的梦——儒家政治思想的乌托邦性格》（《中国文化新论：思想篇》，台北：联经出版社1982年第1卷）、陈永正《从〈大学衍义补〉试析丘浚思想》（福建师范大学2002年硕士学位论文）、李焯然《丘濬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吴建华《明代经世儒臣丘濬》（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李月华《丘濬民本主义君主观与黄宗羲君主论的相似性》（《广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郗军红《丘濬〈大学衍义补〉治民思想研究》（南开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等。
其三，丘濬生平及其他思想研究的成果也很多。丘濬是明代海南岛的一位传奇人物，关于他的故事一向为人们乐道。如陈桓升《明儒丘琼台的思想概观》（《人生》1996年第5期）、王万福《丘琼山之著述与思想》（《广东文献》1977年第2期）、周伟民与唐玲玲合撰《丘濬年谱》（《海南大学学报》2000年第1、第2期）、苏云峰《丘濬——一位遥从海外数中原的布衣卿相》（《丘海学刊》1982年9月）、余英时《从宋明儒学的发展论清代思想史》（《中国学人》1970年第12期）、杨群《明代大儒丘文庄公》（《华学月报》第50期，1976年2月）、王万福《明丘文庄公濬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李焯然《丘濬之史学》（《明史研究专刊》1984年第7期）、范中义《丘濬的军事思想》（《军事历史》2017年第2期）、李谷悦《丘濬的“海运构想”——以〈大学衍义补〉为中心》（《古代文明》2018年第2期）等。
其四，近年来，《大学衍义补》成为丘濬研究的重点内容，似有替代“丘濬”研究之势。就当前学界研究《大学衍义补》情况而言，丘濬与《大学衍义补》的关系，不是一位名人与一本名著的关系，也不是一位名人与其思想的关系，而是一位政治家、思想家与一个时代及其“理想社会”的关系。丘濬的丰富思想虽然并非《大学衍义补》一书所能囊括，但《大学衍义补》确实具体而集中地反映了丘濬的“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主张与社会理想。《大学衍义补》作为丘濬的代表作之一，其思想价值受到学界高度重视，成为丘濬思想研究的重要对象与主要内容，研究成果不菲。如当代著名学者朱鸿林称：“《大学衍义补》此书在16世纪开始的明代有真正的影响力。它广受欢迎，读者众多，因为它为实际的经世知识提供了一个内容丰富而又有现实意义的读本，同时又为关怀国家大事的人们宣示了一种实用的精神。《大学衍义补》所获得的种种反应，显示了明代的知识界从来未曾全为理学中的心学主张所统制，至少从15世纪末期开始，为数不少的士大夫以及在学应试以求仕进的学子，都以一种有意识的努力，持续地追求着有体系的实用经世知识。而《大学衍义补》一书，则是[5]这种明体适用之学的文字上的最高成就。”周谷城等学者编撰的《中国学术名著提要》亦称：“（丘濬）经历明永乐、宣德、正统、景泰、成化、弘治等七朝，以惊人毅力博览群书，尤致力于典章制度研究，长期担任研究经史子集、历朝政务的职官，熟悉历代律令制度和政治法律思想，并得以从理论上对政治法律思想进行分析、归纳。”又言：“作者认真总结和吸取了前人的思想成果，使本书的思想内容包罗宏富，为研究古代，尤其是明代前期和中期的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司法、军事的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本书还开创了我国古代比较法学研究的先例。作者的政治法律思想，在我国古代思想史上也有重要地位，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是研究[6]中国政治法律制度史和政治法律思想史必读的要籍。”李龙潜指出，“《大学衍义补》是政治类书中最有地位的一种”，“体现了作者[7]求实、求用的精神”。事实上，学界对《大学衍义补》的研究有取代“丘濬”研究之势。
挂一漏万，上述特点归纳不能涵盖所有研究成果。目前，综观相关研究成果，惊羡与肯定之余，还有一些遗憾。学界对丘濬经世思想的研究力有不逮，缺乏专门与系统的论述，而丘濬的经世思想又是其思想中极具创新的内容，对其经世思想的一些基本问题甚至还没有研究者涉猎。凡此，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也为本书对丘濬经世思想的研究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有明一代，时值“明清宇宙期”及“灾荒空前严重期”。成化（1565—1587）以来，明代各种自然灾害频发，“脆弱生态区”漫延，“三荒”问题严重，“生态流民”增多，“灾害型社会”加剧，地方安全与国计民生深受影响。另外，明代乃是中国“社会进程的一段微妙时刻”（白寿彝先生语），处于中国传统小农社会向近代多元社会转型之萌动期，明代经世思想内涵颇为丰赡，承前启后，涵容中西，以极具变化与极富时代性、地域性为特征。丘濬经世思想记录了当时丘濬关于国家与时代的认识与思考，是其政治理想、学术理念及其精神文化生活图景的有机统一。故而，本研究主要运用社会学、文化学、环境史等学科理论和方法，系统剖析明中期灾荒、社会变迁与丘濬经世思想三者的多维互动关系，对丘濬经世思想予以专门研究。
二、官与人同品：对丘濬的基本评价
丘濬步入政坛之际，明朝国势式微，政治腐败，城镇生活奢靡化，乡村经济多凋敝，流民遍野，帝国统治危机四伏。面对国家危局，丘濬没有“袖手旁观”而“自娱自乐”，而是勇于担当，积极作为，筹谋经世济民之举，以救时为己任。丘濬为官清廉，砥砺品行，心系社稷，重视民生，堪称古代为官做人的“双佳”人物。（一）本分做事：丘濬仕途作为
步入仕途的丘濬胸怀经世济民之志，如他自称：“少有志用世，于凡天下户口、边塞、兵马、盐铁之事，无不究诸心。意谓一旦出而[8]见售于时，随所任使，庶几有以藉手致用。”景泰五年（1454），丘濬由进士选入翰林院供职，他努力提高学识，而非汲汲于事功而蝇营狗苟；他安心读书，“凡古圣贤所以用心而著于书，古帝王所以为治而具于经史者，与夫古今儒生骚客所以论理道写清景而寓于编简[9]者，皆得于此乎。神交梦接之，而肆吾力焉”。而且，他似乎进入了一种“学人”境界：“经史事幽讨，兀兀穷岁年。誓言追往哲，绝[10]彼尘累牵。立足千仞岗，心游万古天。”安贫乐道，安分守己，做好分内工作，这是丘濬初入政坛的做官准则。如供职翰林院期间，丘濬积极参与朝廷典籍文字编纂工作，全身心投入其中，尽职尽责，他相继参与《寰宇通志》《天下一统志》《英宗实录》《宋元通鉴纲目》等纂修工作。同时，丘濬并非沉迷于文字而忘乎时事，而是心系天下。如天顺七年（1463），两广之地族群纷争不断，战乱频发。丘濬及时上呈《两广用兵事宜》《两广备御猺寇事宜》等奏疏，就平定地方动乱而提出有针对性的具体战略战术，受到明宪宗成化帝的嘉许。
然而，丘濬仕途几经转折而离实际的政治民事渐远。丘濬为此感叹，入翰林“首尾二十余年，四转官阶，不离乎语言文字之职，凡昔[11]所欲资以为世用者，一切寓之于空言无用之地”。成化十年（1474），五十四岁的丘濬在《甲午岁舟中偶书》诗中写道：“老到头来不自知，畏途犹自苦奔驰。不如归卧长林下，扫地焚香待死时。”“五十骎骎入老乡，世间滋味饱经尝。匡时有术无施处，旦夕惟焚一炷香。”“乐土何乡似醉乡？混混沌沌度年光。恨天戒我平生酒，苦被醒眸扰闷肠。”“地角天涯最远乡，我家住在海中央。他年乞得身[12]归去，追忆经游梦一场。”虽然在丘濬诗文中流露了一些看似“消极”的情绪，但在现实工作中，他仍是全身心投入，爱岗敬业，兢兢业业，有一颗“平常心”。如丘濬在《左右箴铭序》中写道：“人苦不安分，汲汲然常有不足之念。迨其老矣也，犹不息心。予今年五十有五矣，忝以文字为职业，然往往用于空言，平生所学，竟不得一施为者。人或予惜，然不知此予分也。况骎骎老境，虽或见用，而亦气[13]衰志惰，不能以有为矣。”自我安慰与自我认可，诗文而已，诗文之外才是真实的丘濬。如成化十三年（1477），丘濬写道：“五十年来加七岁，古稀相去十三年。饱谙世味只如此，痛绝尘缘任自然。举世不为齐客瑟，后人或取蜀儒玄。人生但得平平过，不用操持更问[14]天。”除了笔耕之外，还是笔耕，丘濬此间兢兢业业于“撰述”，以“文字”为事业，本本分分，尽职尽责。然而，丘濬所写文字，绝非“无病呻吟”，而是以时代为内容，以经世为旨归，是有为而为之。
明朝成化（1465—1487）以来，开启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15]转型，即进入晚明——一个社会“畸形”商业化的时代。要言之，成化时期，城乡贫富差距拉大。经过了百余年对农民及农村的持续剥敛，城镇积累了大量财富，经济社会生活也日趋活跃。其中，商业、手工业生产渐成规模；市民的主体意识和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富人阶层逐渐壮大。值此城镇经济社会发展微妙时刻，农民贫困问题及大规模流民运动不仅导致了这一时期以租佃制盛行及非农产业发展为标志的乡村经济与社会结构变化，也刺激了城镇经济非正常扩张。换言之，由于流民涌入，城镇手工业劳力充足了，小商小贩队伍壮大了，生活性服务人员也增多了，“城镇人口”迅速膨胀，城乡间人口与商品流动加快，全国商业市场网络初步形成，区域性城镇商业化趋势增强。特别是北京周边、长江中下游、大运河沿岸及华南部分地区的商业市镇渐趋繁密。商品经济蔓延，社会风气的随之趋于“商业化”。当时，无论城镇还是乡村，重商意识越发流行。如丘濬所言：“今夫天下之人，不为商者寡矣。士之读书，将以商禄；农之力作，将以商食；而工、而隶、而释氏、而老子之徒，孰非商乎？吾见天下之人，不商其[16]身而商其志者，比比而然。”竞奢之风也愈演愈烈。奢靡之风浸淫，民众价值观念骤变。明初公认的道德规范至此仅仅成为胆小怕事的“窝囊者”及循规蹈矩的“落伍者”不敢逾越的框框，不守常规、巧取豪夺者成为时代的“幸运儿”；世人竞以追逐奢靡为时尚，金钱至上，整个社会呈现“礼崩乐坏”态势。显见，成化时期的明朝进入以经济社会自组织为主要途径、以商业社会构建为核心内容的早期商业化时代。问题在于，这种社会商业化建立在自耕农破产、农民贫困化基础之上。凡此，这种“商业化”不仅拉大了城乡居民经济与社会生活水平差距，城乡之间矛盾亦不断激化，贫困乡村成为拖垮城镇社会的决定性的破坏力量，城镇亦多陷入奢靡化“自残”地步。大明帝国至此实则滑入了一个波谲云诡的畸形商业化时代。可以说，晚明是一个在烂熟的传统思想道德文化圈里滋生着反传统“异质”文化的过渡时期，是一个“传统”与“反传统”并存而彼此颉颃的特殊历史阶段，各种矛盾与问题交织，传统经济生活与社会秩序则陷于逐渐被“否定”之“窘境”。
目睹社会种种变化，随着年事日高，丘濬感到来日无多，越发自励以报效国家。成化十五年（1479），时年五十九岁的丘濬利用业余时间，投身于《大学衍义补》的撰述。该书名为“续补”真德秀所撰《大学衍义》，实为以明中期经济社会等问题为思考对象，广征儒家经典、史籍及先儒的经世主张，通过“按语”形式，点评历代治国理政举措之利弊，广泛深入地探讨明朝建国百年来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问题，具体提出自己的经世理念与治国策略，是一部规模宏大的救时之作。《大学衍义补》全书一百六十卷，卷首为《审几微》一节，补《大学衍义》之子目《诚意正心之要》余绪。正文以“治国平天下之要”为纲，立《正朝廷》《正百官》《固邦本》《制国用》《明礼乐》《秩祭祀》《崇教化》《备规制》《慎刑宪》《严武备》《驭夷狄》《成功化》十二目，其下又分一百一十九子目，全书一百四十余万字，集明代及明以前儒家治国思想之大成，志在全体大用，“体用”结合。概言之，《大学衍义补》的经世治国理念与主张，是以明中期社会经济变迁为背景与思考对象的救时之举，是儒家“治道”与“治法”有效整合、旨在适应社会发展的一次升华。丘濬从政治高度就国是予以深[17]刻检讨，明确提出“立政以养民”等救时理念。如丘濬在其所著《大学衍义补》及奏疏中，借古喻今，反复强调养民政治观：“自古圣帝明王，知天为民以立君也，必奉天以养民。凡其所以修德以为政，立政以为治，孜孜然，一以养民为务……秦汉以来，世主但知厉民以[18]养己，而不知立政以养民。此其所以治不古若也欤。”丘濬还指出：“国之所以为国者，民而已。无民，则无以为国矣。明圣之君，知兴国之福在爱民，则必省刑罚、薄税敛、宽力役，以为民造福。民之享福，则是国之享福也。彼昏暴之君，视民如土芥，凡所以祸之者，无所不至。民既受祸矣，国亦从之。无国则无君矣。国而无君，君而无[19]身与家，人世之祸，孰有大于是哉？”既然“人君之治，莫先于[20]养民”，如何养民呢？丘濬较为系统地提出了“正朝廷”“正百官”“固邦本”“制国用”“明礼乐”“慎刑罚”等养民理念与措施。其中，“为民理财”是丘濬救时之核心思想。丘濬指出：“安养斯民之政，[21]在开其资财之道。”那么，朝廷是为“己”理财还是为民理财呢？丘濬提出“为民理财”主张，谓：“理财者，乃为民而理，理民之财尔。岂后世敛民之食用者，以贮于官而为君用度者哉？古者藏富于民，民财既理，则人君之用度无不足者。故善于富国者，必先理民之财，[22]而为国理财者次之。”又称：“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君特为民理[23]之耳，非君所得而私有也。”丘濬明确了“财”的民生意义，肯定[24]人们追求“利”与“财”的合理性，并提出“各得其分”及“各[25]安其分”的理财原则，反对平均主义。丘濬主张培育市场、发展工商业，并视其为“为民理财”的重要手段，即人们“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各求得其所欲而后退，则人无不足之用。民用具足，是国用有[26]余焉”。丘濬肯定人们追求财富的合理性，强调物质财富对民生与社会稳定的决定性作用，并提出培育市场、发展工商业及海外贸易等重要经济理念。凡此，都是丘濬处于“无为”之境的有为之举，是其忠于职守、心系民生与国家的儒臣本分。（二）好学廉介：丘濬的为人之道“内圣外王”，由修身而齐家而治国而平天下，是儒家人格成长与经营世功的基本路径与逻辑谱系。《大学》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27]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丘濬饱读经书，深谙其道，信仰儒家学说，知行合一，成就一代儒家人生模范。如明人焦竑撰《玉堂丛语》载：“世称丘文庄不可及者三：自少至老，手不释卷，好学一也；诗文满天下，绝不为中官作，介慎二也；历官四十载，仅得张淮一园，邸第[28]始终不易，廉静三也。”《明史》亦称：“濬廉介，所居邸第极湫[29]隘，四十年不易。性嗜学，既老，右目失明，犹披览不辍。”事实上，好学、介慎及廉静是丘濬的基本品格。
金榜题名，丘濬官居翰林院清要之地，光宗耀祖，衣食无忧。一般说来，读书人“头悬梁”“锥刺股”，勤奋读书而博取功名目的至此已达到。对于丘濬而言，此时，书中“千钟粟”“颜如玉”及“黄金屋”已在掌中。其后，一般说来，新贵们会追名逐利于庙堂之上，攀缘附会于权贵中间，觥筹交错，宴飨自如，享受人生。然而，丘濬没有这样做，而是“手不释卷”，读书学习成为他终身习惯与追求，可谓终生学习者。史称：丘濬“既官翰林，见闻益广，尤熟国家典故，[30]以经济自负。”为了读书，他在自家庭院建起“槐荫书屋”，藏书其中，潜心读书，勤于著述。如丘濬自称：“予日居其间，翻阅书史，口诵心惟，凡古圣贤所以用心而著于书，古帝王所以为治而具于经史者，与夫古今儒生骚客所以论理道写清景而寓于编简者，皆得于此乎。[31]神交梦接之，而肆吾力焉。”
丘濬为人处事讲原则，直道而行，清廉自律，实事求是，不畏权贵，故有“廉介”之名。如丘濬曾“与修《英庙实录》，或谓于少保之死，当著其不轨，丘曰：‘乙巳之变，微于公，天下危矣。人挟私诬之，其可信乎？’或谓黄竑易储之奏出尚书江渊，丘曰：‘竑杀其兄，而以此觊免死。且广西奏楮用土产，易辨也。’索其奏验之，果[32]土楮”。可见，丘濬能为于谦正名，能揭黄竑之伪，心底无私，坦坦荡荡而为之，不以身价利益为计。又，史称丘濬“文章雄浑壮丽，四方求者沓至。碑铭序记词赋之作，流布远迩，然非其人，虽以厚币[33]请之，不与”。然而，丘濬实事求是之举，竟遭来诸多诋毁。如《玉堂丛语》据传闻而载：“琼台丘公濬，学博貌古，然心术不可[34]知，人谓阴主御医刘文泰讦奏三原公令人作传事，可见其概矣。”时人何乔远称：“丘濬立朝有险谲之名，读书宿儒亦岂宜尔。若迂与[35]亢，疑有之矣。”
成化以来，明朝日趋腐败，官场黑暗，官吏躁进，贪污纳贿公行。然而，丘濬能够洁身自好，廉洁自律，这是难能可贵的。如丘濬亦诗云：“仕途险似万重山，面面巉岩步步难。我欲直行行不得，曲行逆[36]礼讵能安？”又，丘濬生活简单简朴，居室卑陋而四十年不易，俸禄除了基本生活用度，剩余全部献给国家。待其棺椁南归之际，[37]“除钦赐白金绮币外，囊无赢资，行装惟图书数万卷而已”。（三）余论
论及世间人物，孟子有言：“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则为容悦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为悦者也；有天民者，达可行于天下，而后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孟子·尽心上》）孟子以后，“事君人者”“安社稷臣者”“天民者”及“大人者”等分别成为读书人实现自我价值之人生目标。其中，饱读诗书、深谙儒学经义的丘濬也曾思考着自己的理想人生。
丘濬在《欲择〈大学衍义补〉中要务上献奏》称：“凡古今治国平天下要道，莫不备载。而于国家今日急时之先务，尤缕缕焉。臣自幼殚力竭神以为此书……凿凿乎皆古人已行之实事，而在今日似亦有可行者。非若郑康成之训经义泛滥无益也，非是王安石之假经言变乱纷更也。其中所载，虽皆前代之事，而于今日急先切要之务尤加意[38]焉。”综上，不难得出，丘濬所“为”，乃为社稷之谋，而非身家名利。从仕途视之，亦然。成化二十三年（1487），明孝宗看罢《大学衍义补》，“称善，赍金币，命所司刊行。特进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修《宪宗实录》，充副总裁。弘治四年（1491），书成，加太子太保，寻命兼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尚书入内阁者自濬始，时年[39]七十一矣”。在其位，谋其政。入居内阁的丘濬年过古稀，体弱多病，他“恐有负皇上之所委任，误国家之大事，妨天下之贤才”，连[40]续上疏请求辞去“阁臣”而告老还乡。丘濬此举，并非以个人身家荣辱为计，而是以国事为重。然而，明孝宗坚决不允。丘濬感叹：“六疏求归未得归，可堪临老履危机。云龙际合真难遇，海燕孤单慢自飞。黄吻读书初志遂，白头归隐素心违。此身已属皇家有，空向秋[41]风叹式微。”
丘濬作为明中期中央重臣，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大学者，也是一位有着强烈政治责任感与使命感的士大夫，其政治上的热情表现为政治上的理想主义与生活上的强烈自律倾向。他把儒学元典中的民本思想与民本政治化作为现实生活目标与动力，并尝试以之改造政治、改造社会，回归“民本”初心。为此，丘濬的理想政治与理想社会诉求表现为政治上的执着，并努力实现之。无疑，这也是一个充满政治理想的“读书人”对现实社会新变化新刺激的一种经世救时反应模式。然而，高度中央集权与君主专制统治强烈排斥丘濬在儒家经典中发微的“民本政治”思想，现实毕竟不是“理想社会”。故而，丘濬“不合时宜”的政治理念与社会期待遭到“合时宜”人物的讥讽与排斥。丘濬当时备感孤独，我们无法感知丘濬当时是有着“曲高和寡”的怅惘还是有着“众人皆浊我独清”的痛楚。不过，他曾感叹：“方年少气锐之时，意欲奋发有为。今则阅世久而历事多，始知天下之事思之非[42]不烂熟，但恐做时不似说时，人心不似我心。”直到古稀之年，丘濬才得以晋升为文渊阁大学士以典机务。然而，此时的他体衰多病，无能为也，如其在《入阁辞任第二奏》中称：“今幸不为圣明所弃，正臣竭诚尽力摅平生所学以死报国之秋也。顾乃屡行奏章以辞宠命，夫岂其本心哉？盖时不待人，死期将近，虽欲陈列就力，不能也已。是以捧读手敕，感激之极不觉泪零。既而自恨自叹儒生薄命，一至于此，上负圣恩，下孤素志，兴言及此，中心惘然。伏望皇上察臣由衷[43]之辞，实非虚伪之让，悯其老病，赐以生还。”[1] 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808页。[2] 吴伯与：《国朝内阁名臣事略》卷首《内阁名臣事略小识》，明崇祯年间刻本，第21页（下）。[3] 王国宪：《丘文庄公年谱》，琼山揅经书院，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刻本。[4] 陈沅：《丘海里墓记》，《韵古楼丛书》本。[5] 朱鸿林：《中国近世儒学实质的思辨与习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7-178页。[6] 周谷城主编：《中国学术名著提要》（政治法律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66-370页。[7] 丘濬著，李龙潜点校：《大学衍义补》序，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8] 丘濬：《琼台诗文会稿重编》卷19《愿丰轩记》，明天启三年刻白口本。[9] 丘濬：《琼台诗文会稿重编》卷19《槐荫书屋记》，明天启三年刻白口本。[10] 丘濬：《琼台诗文会稿重编》卷1《述怀》，明天启三年刻白口本。[11] 丘濬：《琼台诗文会稿重编》卷19《愿丰轩记》，明天启三年刻白口本。[12] 丘濬：《琼台诗文会稿重编》卷4《甲午岁舟中偶书》，明天启三年刻白口本。[13] 蒋冕：《琼台诗话》卷下，清光绪八年（1882）刻本。[14] 丘濬：《琼台诗文会稿重编》卷4《丁酉春偶书》，明天启三年刻白口本。[15] 如李洵先生所论：“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发生新的也是重大的变化大约在十五世纪中叶以后，这个变化伴随着明王朝的衰弱开始的。”（李洵：《正统皇帝大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林金树先生《人口流动及其社会影响》一文认为：“如果说明代是中国由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期，成、弘则可以说是这个转型的开端。或者说，中国近代社会转换，可以追溯到明代成、弘时期。”（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6页）类似观点之作者在此恕不一一列出。[16] 丘濬：《重编琼台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705页。[17]“养民”一词首见于《尚书·大禹谟》，即“德惟善政，政在养民”。丘濬以前，“养民”仅是儒家推崇的政治观念而已。明中期，丘濬完成了以“蕃民之生”“制民之产”“重民之事”“宽民之力”“愍民之穷”“恤民之患”“除民之害”“择民之长”“分民之牧”“询民之瘼”等为主要内容、体系完备的养民思想。具体内容见《大学衍义补》卷十三至十九，卷六十七、卷八十二。[18] 丘濬：《大学衍义补》，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19] 丘濬：《大学衍义补》，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20页。[20] 丘濬：《大学衍义补》，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28页。[21] 丘濬：《大学衍义补》，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58页。[22] 丘濬：《大学衍义补》，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页。[23] 丘濬：《大学衍义补》，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08页。[24] 丘濬：《大学衍义补》，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页。[25] 丘濬：《大学衍义补》，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02页。[26] 丘濬：《大学衍义补》，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37、263页。[27] 郭兰芳：《大学浅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2页。[28] 焦竑：《玉堂丛语》，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27页。[29] 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810页。[30] 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808页。[31] 丘濬：《琼台诗文会稿重编》卷19《槐荫书屋记》，明天启三年刻白口本。[32] 焦竑：《玉堂丛语》，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51页。[33] 正德《琼台府志》卷27《冢墓》，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34] 焦竑：《玉堂丛语》，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79页。[35] 谈迁：《国榷》，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670-2671页。[36] 丘濬：《重编琼台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74页。[37] 正德《琼台府志》卷27《冢墓》，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38] 丘濬：《重编琼台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33页。[39] 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809页。[40] 丘濬：《琼台诗文会稿重编》卷1《入阁辞任第三奏》，明天启三年刻白口本。[41] 丘濬：《琼台诗文会稿重编》卷5《辛亥思归偶书》，明天启三年刻白口本。[42] 丘濬：《重编琼台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页。[43] 丘濬：《重编琼台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28页。
第一章 成化症候
所谓“成化症候”，不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别称，也不是晚明[1]代名词，提出这一概念是为了探索明亡原因及相关历史现象，旨在寻求一种问题思考路径。明中叶以降，特别是成化（1465—1487）以来，明代严重的环境威胁与深层次的社会近代转型带来的社会失范问题并发，二者进而恶性互动，加重了人们的恐慌心理，也加剧了社会动荡——这是历史上少有的“新现象”，本书称之为“成化症候”。本书所谓“成化症候”，在时间上系指明中后期，即成化至崇祯时期（1628—1644）；在经济生活特征上，是指传统社会早期商业化时期；在社会性质上，系指处于传统农业社会的特殊状态——“灾害型社会”时期。
第一节 “灾害型社会”陷阱
论及“成化症候”，首先当从成化帝这位皇帝论起，继而当是“灾害型社会”。如此，我们对“成化症候”的认识才不会感到“突然”。
一、成化帝“身后评”“成化”是明朝第八位皇帝明宪宗朱见深（1447—1487）的年号。朱见深的父亲是明英宗朱祁镇，也算是“大名鼎鼎”的皇帝。正统十四年（1449），面对蒙古瓦剌部挑衅。是时，政治上还不成熟的年轻的明英宗朱祁镇受太监王振蛊惑，御驾亲征，率领50万大军出击蒙古瓦剌部。这位“天真”的皇帝幻想一举荡平瓦剌蒙古势力，扫除明朝北部威胁，一劳永逸。然而，出师未捷，连遭惨败，50万明朝大军遭到瓦剌大军围追堵截，死亡过半，明英宗兵败被俘，史称“土木之变”。国不可一日无主，明英宗之弟朱祁钰称帝，改元景泰，尊明英宗为太上皇，以绝瓦剌部首领也先要挟之心。1450年，瓦剌部送回明英宗。景泰八年（1457），做了八年“太上皇”的明英宗通过“夺门之变”（亦称“南宫之变”）再次当上皇帝，改年号天顺。天顺八年（1464）正月，38岁的明英宗驾鹤西去，年仅16岁的太子朱见深即皇帝位，君临天下。第二年（1465），改年号为成化。明宪宗朱见深在位23年，享年41岁。
关于成化帝的政治评价，明清官修正史基本持肯定观点，认为他是一位天平天子，还是一位不错的皇帝。如明修《明宪宗实录》称赞成化帝宽厚有容，用人不疑，且“一闻四方水旱，蹙然不乐，亟下所司赈济，或辇内帑以给之；重惜人命，断死刑必累日乃下，稍有矜疑，辄以宽宥……上以守成之君，值重熙之运，垂衣拱手，不动声色而天[2]下大治”。清修《明史》则称：“宪宗早正储位，中更多故，而践祚之后，上景帝尊号，恤于谦之冤，抑黎淳而召商辂，恢恢有人君之度矣。时际修明，朝多耆彦，帝能笃于任人，谨于天戒，蠲赋省刑，闾里日益充足，仁、宣之治于斯复见。顾以任用汪直，西厂横恣，盗窃威柄，稔恶弄兵。夫明断如帝而为所蔽惑，久而后觉，妇寺之祸固[3]可畏哉。”然而，否定成化帝的评价也不少，在此不赘述。
当代学者一般认为，明宪宗并非励精图治之人，却是用情专一的痴情皇帝。他始终宠爱万贵妃，信用宦官，致使政治黑暗，生出许多事来。如《剑桥中国明代史》称，成化帝大脸蛋，反应有些迟钝，说话严重口吃，在决策方面优柔寡断，一生宠爱大他19岁的万贵妃，贪婪钱财，建立皇庄，“传奉官”满天飞，听任宦官外戚胡作非为。[4]凡此种种，威胁王朝利益的邪恶得以产生。当代明史学家方志远指出：“成化帝即位时，明朝立国已近百年。经过太祖、太宗的长期经营，以及洪熙、宣德、正统时的政策调整，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政治体制与管理模式；‘土木之变’后，蒙古瓦剌部势力迅速分化，北边无强敌压境，东南的倭寇也尚未形成气候；经过军事力量的打击和因时因地制宜的安抚，闹腾一时的荆襄流民和广西瑶民也得到了平息。可以说，这是一个既无内忧也无外患的时期，成化帝继承的正是这样一个太平家业……喜读书、乐戏曲、昵方术、擅书画、好收藏，一切太平天子喜欢的东西成化帝都喜欢而且学有专长……可以说，是[5]一个内向口吃却具有艺术家气质的皇帝。”明史学家赵轶峰认为：“即位之初，成化帝先后平反于谦的冤狱、恢复团营之制，起用前朝被贬正臣，颇有振作之意。但不久以后，他就沉溺于神仙声色之中，又设立由宦官掌握的西厂，从事特务监察活动，致使朝政日益紊乱，[6]政局黑暗。”
如何评价成化帝？学界暂未有一致定论。不过，一个事实不容置疑——身为皇子的朱见深，养于深宫，在宦官与“妇人”护翼下成长；为皇储时的朱见深，因为父皇政治变故，储位一再废立，他并没[7]能得到完整系统的皇储教育。即位之时，朱见深尚未成年，政治上懵懵懂懂，缺乏主见。然而，他能为景帝上尊号，为于谦冤狱平反，亲贤臣远小人，政治气象一新。这些举措，至于是不是出于成化帝本意，无从考知。然而，当时的皇帝是他。随后，他的“文艺范”情结越发强烈，看戏听曲画画，沉迷其中，乐此不疲；他对“爱情”更为专注，与万贵妃朝朝暮暮。要紧的是，他是皇帝，他要治理偌大个国家，方方面面都要用心，而他对政治和社会缺少必要的认识与经验，治国较为任性和放任，似乎有些盲目，几乎没有明确的治国目标和基本政治手段，只是在明初基本政治架构的有力支撑下，在部分尚有道德责任心与政治理想的官员的护持下，才能勉强维持大明帝国运转下去。事实上，成化帝虽为自己留下天平天子的名声，却为大明帝国留下了“灾害型社会”。
二、“灾害型社会”陷阱
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认为：“（一个王朝）积数百年，地不足养，循至大乱，积骸如莽，血流成渠。时暂者十余年，久者几百年，直杀至人数大减，其乱渐定。乃并百人之产以养一人，衣食既足，自然不为盗贼，而天下粗安。生于民满之日而遭乱者，号为暴君污吏；生于民少之日而获安者，号为圣君贤相。二十四史之兴亡治乱，以此[8]券也。”严复所论，值得我们深思。尽管人地关系不是分析历史人物“功过”及考察社会治乱兴衰原因的唯一标准与视角，但是，历史上的人地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治乱与政治状态有着重要影响，不可小觑，更不能漠视。严复所论“二十四史之兴亡治乱”之“券”，在明代亦有大相类似之“券”。
明初，时逢元明之际大乱之后，灾荒与兵燹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地广人稀，君臣励精图治，朝廷鼓励垦荒，蠲免赋税，减轻徭役，民众经济生活向好，社会秩序基本稳定。然而，正统（1436—1449）以来，局面发生改变，承平日久，人口增加过快，人地矛盾加剧，民生日趋贫困，灾荒累积，灾区不断增多与扩大，灾民与流民数量剧增，乡村动荡不安。如正统二年，“行在户部主事刘善言：比闻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并直隶诸郡县，民贫者无牛具种子耕种，佣丐衣食以度日，父母妻子啼饥号寒者十有八九。有司既不能存恤，而又重征远[9]役，以故举家逃窜”。正统五年，“行在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张纯奏：直隶真定、保定等府所属州县人民饥窘特甚，有鬻其子女以养老亲者，割别之际，相持而泣，诚所不忍。臣已倡率郡邑官员助资赎还数十口，然不能尽赎……行在大理寺右少卿李畛奏：直隶真定府所属[10]三十二州县民，缺食者三万四千八百八十余户”。正统十二年，监察御史陈璞等奏：“山东、湖广等布政司，直隶淮安等府、州、县，连被水旱，人民艰食。或采食野菜树皮苟度朝昏，或鬻卖妻妾子女不[11]顾廉耻，或流移他乡趁食佣工骨肉离散，甚至相聚为盗。”景泰以后，明代灾荒严重程度有增无减。如天顺元年（1457），官员奏报：“今山东、直隶等处，连年灾伤，人民缺食，穷乏至极，艰窘莫甚。园林桑枣、坟茔树砖砍掘无存。易食已绝，无可度日，不免逃窜。携男抱女，衣不遮身，披草荐蒲席，匍匐而行，流徙他乡，乞食街巷。欲卖子女，率皆缺食，谁为之买，父母妻子不能相顾，哀号分离，转死沟壑，饿殍道路，欲便埋葬，又被他人割食，以致一家父子自相食。[12]皆言往昔曾遭饥饿，未有如今日也。”时人称：是时“田野不辟，[13]圩岸不修，故稍遇饥馑，即流殍满路，盗贼纵横”。[14]
成化以来，气候转冷，生态环境灾变频率加快，各地水旱灾害明显增多，灾民人数剧增。据鞠明库研究：“明前期年均发生自然灾害约为15.5次，中期年均24.2次，后期年均19.1次。明后期的灾害[15]频度虽高于明前期，但低于明中期。”天灾次数增多，饥荒日趋严重，民生更加困苦，饥民数量剧增。如成化九年八月，官员叶冕称：“顺德、广平、大名、河间、真定、保定六府赈济过饥民六十九万一[16]千七百三十六户，用粮七十五万三百石有奇。”而且，灾区面积大，跨州连府，甚至一地连年灾荒。凡此，灾区民生极为悲惨。如成化九年，都察院司务顾祥奏：“山东地方人民饥荒之甚，有扫草子、剥树[17]皮、割死尸以充食者。”再如成化二十年，山西连年灾荒，平阳一府逃移者约30万人，其中安邑、猗氏两县饿死男女多达六千七百余口，蒲解等州、临晋等县饿莩盈途，不可数计，以至于“父弃其子，[18]夫卖其妻，甚至有全家聚哭投河而死者，弃其子女于井而逃者”。而且，灾荒背景下，灾民、饥民、流民，还有“盗贼”，一并汇成冲击传统乡村社会秩序的强大的破坏性力量。成化时期，民众聚众“暴乱”抢劫之事屡屡发生。如成化十三年，兵部奏：“近闻通州、河西务，南抵德州、临清，所在盗起，水陆路阻。加以顺天、河间、东昌[19]等府岁饥民困，不早为扑灭，驯致滋蔓，贻患实深。”加之疫病流[20]行威胁及社会失范效应。
成化中后期，灾荒愈重，流民遍野，灾区饿殍剧增，灾区人吃人事件频发。若以灾年人吃人事件为考察对象，不难发现，成化二十年以后，特别是成化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之间，是灾区人吃人事件的高发期。成化二十一年左右，中原等地持续发生罕见灾荒，区域灾区化严重，而且动辄数省发生灾荒。成化二十一年正月，浙江道监察御史汪奎等奏：“陕西、山西、河南等处连年水旱，死徙太半。今陕西、山西虽止征税三分，然其所存之民，亦仅三分，其与全征无异……陕西、山西、河南等处饥民流亡，多入汉中郧阳、荆襄山林之间，树皮[21]草根食之已尽，骨肉自相噉食。”
研究表明，成化以前，“人吃人”事件不多；成化以后，不绝于书。如成化二十年七月，“巡抚陕西右副御史郑时等奏：陕西连年亢旱，至今益甚，饿莩塞途，或气尚未绝已为人所割食。见者流涕，闻[22]者心痛，日复一日。”可以说，成化时期标志着明代进入灾年“人吃人”的恐怖历史时期。酿成成化时期“灾年人吃人”悲剧原因大致有三：一是连年灾荒，人民贫困至极，饥饿至极；二是政府的救济不力，灾区社会控制失措；三是灾民的社会心理错位、精神状态消极偏激。“人相食”本身及其影响对于社会传统伦理道德的冲击具有颠覆性，造成民众心理创伤是长期的巨大的，对于灾民心理恢复及灾区社会道德重建的负效应是无可估量的。
成化时期，灾荒问题已不再是区域性问题，而成为严重的全国性问题，“三荒现象”已经形成。所谓“三荒现象”，系指“灾荒”“人荒”“地荒”三者在空间上耦合、在时间上相继发生的一类极其悲惨的灾区民生状态与乡村聚落荒废的现象。其中，“灾荒”是指天灾频发，饥荒严重；“人荒”是指饥民逃荒，灾区人口锐减；“地荒”是指耕地抛荒，土地荒芜。“三荒”发生次序为：“灾荒”发生，“人荒”随之出现，“地荒”接踵而至。灾区乡村社会遂呈自然化倾向，终是村落萧疏，荒草弥漫。“三荒现象”主要发生在乡村，实际上是乡村社会与生态环境恶性互动而形成的灾区社会自然化现象。实质上，“三荒现象”是一种表象，其生成与持续，是“灾害型社会”使然。明代社会仍为乡村制导，乡村社会乃是左右明代社会治乱及安危的决定性力量。成化以来，乡村贫困化，农民贫困化，朝廷救灾能力弱化，政府在救灾中的作用微乎其微，天灾反倒成为左右明代乡村社会治乱的决定性因素，而明代又是乡村制导社会。这种社会状态，本书称之为“灾害型社会”。“灾害型社会”里，相对于自然灾害破坏力而言，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与民生保障能力明显不足，甚至严重缺失，社会经济生活状态完全受制于自然状况与自然灾害程度。从上述论述中不难得出，从最广大民众的生存状态而言，成化以来的明代社会，已是“灾害型社会”定型时期。
由弘治（1488—1505）而正德（1506—1521）而嘉靖（1522—1566），各地水旱灾相仍。由于政府财力日蹙，救荒多为空谈，造成饥荒连年，“灾区”蔓延。如嘉靖初，江南闹水灾，大学士杨廷和等称：“淮扬、邳诸州府见今水旱非常，高低远近一望皆水，军民房屋田土概被渰没，百里之内寂无爨烟，死徙流亡难以数计，所在白骨成堆，幼男稚女称斤而卖，十余岁者止可得钱数十，母子相视，痛哭投水而死。官已议为赈贷，而钱粮无从措置，日夜忧惶，不知所出。自今抵麦熟时尚数月，各处饥民岂能垂首枵腹、坐以待毙？势必起为盗贼。近传凤阳、泗州、洪泽饥民啸聚者不下二千余人，劫掠过客舡，[23]无敢谁何。”嘉靖末年以来，“三荒”问题普遍化，“灾害型社会”进入崩解阶段。如时人林俊（1452—1527）称：“近年以来，灾异迭兴，两京地震……陕西、山西、河南连年饥荒，陕西尤甚。人民流徙别郡，京、襄等处日数万计。甚者阖县无人，可者十去七八，仓廪悬磬，拯救无法，树皮草根食取已竭，饥荒填路，恶气熏天，道路闻之，莫不流涕。而巡抚巡按三司等官肉食彼土，既知荒旱，自当先期奏闻，伏候圣裁。顾乃茫然无知，恝不加意，执至若此，尚犹顾盼徘徊，专[24]事蒙蔽，视民饥馑而不恤，轻国重地而不言。”万历后期，明朝进入覆亡最后阶段。不仅表现在政治腐败与阶级矛盾激化，还表现在“灾害型社会”区域扩大化，灾荒问题全国化，社会动荡加剧。如官员冯琦称：“自去年（万历二十六年）六月不雨，至于今日三辅嗷嗷、民不聊生，草茅既尽，剥及树皮，夜窃成群，兼以昼劫，道殣相望，村突无烟。据廵抚汪应蛟揭称，坐而待赈者十八万人……数年以来，灾儆荐至。秦晋先被之，民食土矣；河洛继之，民食雁粪矣；齐鲁继之，吴越荆楚又继之，三辅又继之。老弱填委沟壑，壮者展转就食，东西顾而不知所往……今闾阎空矣！山泽空矣！郡县空矣！部帑空矣！国之空虚，如秋禾之脉液将干，遇风则速落；民之穷困，如衰[25]人之血气巳竭，遇病则难支。”
明代仍是乡村制导社会。成化以来，大明帝国天灾频发，政府救灾不力，农民贫困问题严重化，灾荒问题更加恶化，“灾区”此起彼伏且已呈常态化、扩大化及严重化趋势。灾民生存无法保障，朝廷控制灾区与救助灾民的能力严重弱化乃至丧失，进而催生部分地区进入“灾害型社会”状态。所谓“灾害型社会”，系指自然灾害成为左右社会安危的主要因素的一种社会存在状态。成化以来的明代社会开始陷入“灾害型社会”。是时，以农民为灾民主体、以乡村为主要灾区的“灾区社会”成为刺激并加重整个明代社会“灾变”的“新的灾因”，成为新的“灾区”及“灾民”的主要策源地，成为左右明代社会安危的主要“因素”。成化以来，“灾害型社会”由“点”至“面”，继而使大明帝国陷入“灾害型社会”陷阱。笔者认为，成化以来，以“灾害型社会”为经济社会基础，明代开启早期商业化进程。同时，在密集灾荒的侵袭下，又重复着“灾害型社会”自我否定及自我修复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历史“故事”。
第二节 早期商业化与“人心”迷失
与农民及农村贫困化形势不同，至成化时期，明朝经过百余年发展，社会财富增多了，城镇积累了大量物质财富，而财富也越来越多集中于少部分人手中，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及时享乐与奢侈之风已逐渐形成。是时，从宴饮到服饰，从服饰到民歌时调，从上层社会到下层社会，从市井到乡里，竞奢风气成为当时城乡社会的普遍现象，社会等级制度及规范受到冲击。较早关注晚明竞奢之风的学者是台湾的徐弘教授与林丽月教授。他们首先提出：“嘉靖以后，社会风气侈靡，日甚一日。侈靡之风盛行，消费增加，提供人民更多就业机会，尤其是商品贸迁质与量的增加，更促进商品经济的发达。侈靡之风盛行，又影响明末社会秩序的安定，僭礼犯分之风流行，对‘贵贱、长幼、尊卑’均有差等的传统社会制度，冲击甚大。尤其侈靡之风，刺激人们欲望，为求满足私欲，乃以贪污纳贿为手段，破坏嘉靖以前淳厚的政治风气，使贪贿成风，恬不以为怪。而贪黩之风，又倒过来刺激社[26]会风气，使其更趋奢靡。”
一、成化时期的奢靡之风
成化以后，嘉靖以前，重商观念与拜金主义思潮在社会上颇为盛行，世风由俭入奢。早在天顺元年（1457），社会上已出现奢靡现象。是年，刑科都给事中乔毅等疏请“禁奢侈以节财用。谓财有限而用无穷。进来豪富竞趋浮靡，盛筵宴，崇佛事，婚丧利文僭拟王公，甚至[27]伶人贱工俱越礼犯分，宜令巡街御史督五城兵马严禁之”。成化以来，拜金主义与奢靡之风日炙。丘濬痛感：“今夫天下之人，不为商者寡矣。士之读书，将以商禄；农之力作，将以商食；而工、而隶、而释氏、而老子之徒，孰非商乎？吾见天下之人，不商其身而商其志[28]者，比比而然。”且“凡百居处食用之物，公私营为之事，苟有钱[29]皆可以致也。惟无钱焉，则一事不可成，一物不可用”。又如时人何瑭（1474—1543）称：“自国初至今百六十年来，承平既久，风俗日侈，起自贵近之臣，验及富豪之民。一切皆以奢侈相尚，一宫室台榭之费，至用银数百辆，一衣服燕享之费，至用银数十两，车马器用务极华靡。财有余者，以此相夸，财不足者，亦相仿效。上下之分荡然不知，风俗既成，民心迷惑。至使闾巷贫民，习见奢僭，婚姻丧葬之仪，燕会赙赠之礼，畏惧亲友讥笑，亦竭力营办，甚至称贷为之。官府习于见闻，通无禁约。间有一二贤明之官，欲行禁约，议者多谓奢僭之人，自费其财，无害于治。反议禁者不达人情。一齐众楚，法岂能行。殊不知风俗奢僭，不止耗民之财，且可乱民之志。盖风俗既以奢僭相夸，则官吏俸禄之所入，小民农商之所获，各亦不多，岂能足用？故官吏则务为贪饕，小民则务为欺夺。由是推之，则奢僭一事，[30]实生众弊，盖耗民财之根本也。”
嘉靖以来，以两京、各省都会及江南、华南、大运河沿岸等地为核心区域的城镇繁兴，城镇社会商业化趋势尤为强劲，奢靡之风愈演愈烈，奢侈成为一种生活“习惯”与身份地位象征。如万历年间，时人称：“中州之俗，率多侈靡，迎神赛会，揭债不辞，设席筵宾，倒囊奚恤？高堂广厦，罔思身后之图；美食鲜衣，唯顾目前之计。酒馆多于商肆，赌博胜于农工。乃遭灾厄，糟糠不厌。此惟奢而犯礼故[31]也。”万历二十一年，礼科都给事中张贞观疏请禁奢：“今天下水旱饥馑之灾，连州亘县。公私之藏，甚见溃绌，而闾巷竞奢，市肆斗巧，切云之冠，曳地之衣，雕鞍绣毂，纵横衢路。游手子弟，偶占一役，动致千金。婚嫁拟于公孙，宅舍埒乎卿士。懒游之民，转相仿效。[32]北里之弦益繁，南亩之耒耜渐稀。淫渎无界，莫此为甚。”是年八月，明神宗亦称：“近来士庶奢靡成风，僭分违制，依拟严行内外衙门访拿究治，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近闻在京庶官概住大房，肩舆出[33]入，昼夜会饮，辇穀之下，奢纵无忌如此。”“竞奢”也促进了奢侈品加工业的发展。如万历年间，时人称：“今也，散敦朴之风，成[34]奢靡之俗，是以百姓就本寡而趋末众，皆百工之为也。”与奢侈之风的弥漫相伴的，是以“阳明学”为导引，以“百姓日用是道”说为[35]抽绎，宣扬个性解放、反传统及“工商皆本”等思想为潮流的早期启蒙思潮的兴起。其中，抒发个性、追求自我、享乐自适，寻新求变之商业文化精神萌生而流行。如自称“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36]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之“异端”人物李贽（1527—1602）则积极宣扬：“士贵为己，务自适。如不自适而适人之适，虽伯夷、叔齐同为淫僻；不知为己，惟务为人，虽尧、[37]舜同为尘垢秕糠。”事实上，竞奢风气和社会生活中的僭越行为结合起来，形成一股横扫社会传统价值观的变异力量，加剧社会失范。民众热衷于奢靡，却不肯、不愿承担国家赋役。奢靡风背后，并未形成商品生产条件下对于旧有观念的真正冲击，而只是更突出地表现了对于享乐的追求。因此，成化以来明代竞奢之风也就很难显现出对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另一方面，成化时期，在饥荒折磨下的农民时时面临着死亡威胁或亡命他乡的未卜命途。生亦悲，死亦悲，此等遭遇加剧了农民的躁动心理；城镇奢靡之风加速普通市民贫困的同时，也催生了市民的浮躁情绪。凡此，整个社会都处在躁动与彷徨之中，文风、学风及民风等随之骤变。如成化九年，翰林院编修谢铎疏称：“臣窃惟今日治道之本，莫先于讲学。学之道无他，孔子曰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臣窃观今日之天下，有太平之形无太平之实，盖因仍积习之久，未免有循名废实之弊。天下之事，恒所令非其所好；天下之人，皆奉意而不奉法。如曰振纲纪，而小人无畏忌；如曰厉风俗，而士大夫无[38]廉耻。”如丘濬所言：“曩时文章之士固多浑厚和平之作，近（按：指成化时期，下同）或厌其浅易而肆为艰深奇怪之辞”；先前“议政之臣固多救时济世之策，近或厌其寻常而过为闳阔矫激之论”。又称：“至若讲学明道，学者分内事也，近或大言阔视，以求独异于一世之[39]人。”成化十一年，国子监祭酒周洪谟亦指出：“洪武间学规整严，士风忠厚。顷来浇浮竞躁，大不如昔。奏牍纷纷，欲坏累朝循次拨历[40]之规，以遂速达之计。且群造谤言，肆无忌惮。”可以说，社会陷入了道德与方向迷失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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