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口后黄金时代”与发展(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田雪原 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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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口后黄金时代”与发展试读：

导论

手工工具对应的，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在内的农业及以前的时代，依赖的主要是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中的人口数量资本。自然资本提供天然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人口数量资本主要体现在劳动者的数量和规模上。因而，古代和中世纪文明多出现在土地比较肥沃、雨量比较充沛、气候比较温和、水陆交通比较便捷，人口和劳动力较为集中的地方。两河流域古美索不达米亚、尼罗河流域古埃及、恒河流域古印度、黄河流域古中国以及古希腊“五大文明摇篮”就是典型。中世纪塞尔柱帝国、俄罗斯帝国、法兰西帝国等兴旺起来，也颇得益于自然资本比较优越、人口数量资本比较充裕。

机器工具对应的工业化时代，主要依赖的是产出（生产）资本、人口和劳动力数量与质量相统一的人力资本。18世纪中叶发生了产业革命，纺纱机取代手摇纺车、蒸汽机取代手推磨，社会经济发展转向主要依靠产出资本或生产资本，与之对应的是人口和劳动力数量与质量相结合、相统一的人力资本。率先进入工业化的国家，如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引领世界工业化潮流。一方面，机器大工业蓬勃发展起来，成为统领发展的支柱产业，农业人口大规模转入城镇工商业，以工业化为主导的城市化迅速蔓延开来；另一方面，仿佛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满足了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对劳动力的需要，造就了与农业文明不同的工业文明。而上述率先实现工业化的一些国家，不断向海外扩充，拥有大量的殖民地，以满足不断扩大的原材料、市场和劳动力需求。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联邦，成为玩转地球的工业化大国。

智力工具对应的后工业化或后现代化时代，主要依赖的是人力资本。何谓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人所具有的知识、技能、经验和健康的价值，是人口素质的总和，即由健康体能素质、科教智能素质、修养文明素质组成的总体人口素质总和。这是与手工工具、机器工具有着重大区别的经济时代，其产生有着特定条件下的政治、科技等背景。在政治方面，“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相等”是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后，反殖民主义运动风起云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奋起反抗，纷纷宣告独立，涌现出数量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这使得原来依靠殖民地膨胀起来的“大国”受到莫大的冲击，逐渐回归其应有的位置，但“日不落帝国”等帝国已不复存在。在科学技术方面，以微电子技术为前导，包括新材料、新能源、宇航技术、海洋技术、生物工程等在内的新技术革命，当前进展到以生命科学为主导学科，包括基因工程、克隆技术等在内的新阶段，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思维和行为方式。在这样的背景下，自然资本、产出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重新洗牌，决定着不同国家特别是大国发展的不同命运。谁的人力资本雄厚，创新能力强劲，谁就能够站在发展前沿，引领发展新潮流；谁的人力资本贫乏，创新能力不济，谁就要落在时代发展后面，最多只能依靠出口某些原材料维持低水平的发展。不是吗？二战结束后，一度陷入极度贫困、一筹莫展境地的战败国日本，虽然自然资本、产出资本十分贫乏，但是利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提供的机遇，使技术立国和贸易立国战略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同时，利用短暂婴儿高潮过后出生率下降出现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提供的“人口盈利”“人口红利”，加快社会经济发展步伐，很快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而作为第一大经济强国的美国，虽然有着自然资本、产出资本等优势，但是最主要、最突出的一点，是它广纳全世界杰出人才为其所用，是人力资本积聚、超强大国发展的结果。尤其在高能物理、微电子、宇航、化学、光学、机器制造等领域，筑造起显赫的人力资本高地：拥有相当一批顶尖级科学家，使其能够长期保持领先地位，不断提升高科技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贡献率，即使在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阴影下，仍然能够保持着比其他后工业化国家领先一步的发展态势。与此相反，许多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比较雄厚的发展中国家，却不能形成较强的人力资本，长期依靠出口资源度日，人才流失严重，贫困、失业普遍存在，社会经济始终发展不起来。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曾经创造过光辉灿烂的人类文明，是世人公认的文明古国之一。到了清朝“乾隆盛世”前后，据估计，中国财富总量占全球1/3左右，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然而鸦片战争炸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使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大国宝座上跌落下来，并且一跌就是100多年，变成穷困落后、备受欺凌的贫弱国家。革命志士前赴后继、英勇不屈奋起反抗，对内推翻清政府腐败统治，对外驱逐帝国主义列强侵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宣告饱受剥削和压迫的旧中国的结束和新中国大国发展之路的启航。然而这条新的大国发展之路并不平坦，特别是前30年在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经济发展大起大落，最后走到几近崩溃的边缘。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中国作为世界数一数二的大国，其形象已经树立起来，挽回了自1840年以来100多年失去的尊严。然而未来大国之路如何走，仍然是摆在近14亿国民面前的一个问题、一道难题，是需要集中全民族的智慧，吸取人类进步文明的精华，并且要由实践做出回答的问题。

之所以说是一道难题，因为它背后是当今世界人口最多、疆域辽阔、经济体量庞大的国家，涉及面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内和国际关系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需要拿出一套总揽全局的大国方略。1997年拙著《大国之难——当代中国的人口问题》，从人口入手并联系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对这道难题做出另辟蹊径的阐发。该书由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一年以后再版；2000年日本将其全文翻译成日文，由（日）新曜社出版并公开发行；三年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将其列入《社科学术文库》推出新的版本，为中文第三版。不过作为该书作者，笔者一直有一个想法推动其后将近20年来的笔耕。这20年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变动颇为急速，需要研究和解决的新问题很多。站在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立场，结合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发展目标，对中国人口问题尤其是事关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全局性问题，力求做出深入一步的研究。特别是201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越过“刘易斯拐点”以后，经济增速应声而下，GDP增长率从2010年的10.4%下降到2015年的6.9%，2016年上半年再下降到6.7%，致使多年来考虑的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若干问题，诸如人口数量变动与消费、劳动年龄人口变动与就业、人口素质与科教兴国战略、后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方式、人口城市化与产业结构调整、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障改革、人口地域流动与生产力布局、人口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等，变得更加明朗、更加清晰起来，显示了常态化的变动趋势。本文集选取2011年以来以尚未发表为主、已发表为辅的文章25篇，序、序言、前言、绪论、评介7篇，以及相关媒体报道6篇，按内容分为六个部分，反映作者近年来研究的代表性成果，特别是在边缘、交叉、综合研究方面取得的新成果。

一 人口战略与人口政策

集纳人口发展战略、人口政策、人口政策与出生性别比论文6篇。20世纪80年代以来，笔者提出和论证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调整人口结构相结合的“三步走”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第一步，在“控制”“提高”“调整”协同推进中，更注重人口的数量控制，以“控制”为重点。1991年总和生育率、妇女净再生产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标志着这一步的基本完成。第二步，逐步实现由以“控制”为主向“控制”“提高”“调整”并重，再向以“提高”和“调整”为主转变；同时要加大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分量，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相衔接。预计这一步可在2030年人口达到零增长时完成。第三步，人口零增长以后，由于人口的惯性作用，总体人口将呈现一定程度的减少趋势，再依据届时的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状况，做出全方位的适度人口抉择。所谓全方位适度人口，即人口的数量是适当的，人口的素质是比较高的，人口结构是比较合理的；同时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协调和可持续的。当前社会处在人口发展战略第二步中期，选入本文集首篇《

中国人口发展战略：当前走好第二步是关键

选入本部分的《生育政策调整与出生性别比升高治理》《出生性别比升高探源》等文章，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显著升高、二孩以上更是陡然升高的具体原因。文章指出固然经济发展滞后、孩子成本-效益向男性孩子倾斜以及重男轻女思想长期存在是基础，但实施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使人们性别选择被压缩到最低限度，使一孩出生性别比有所增高；然而一孩出生性别比升高很有限，对总体出生性别比升高影响并不很大。三孩以上出生性别比很高，但是生育三孩以上的夫妇数量和占比有限，因而影响也很有限。问题主要出在二孩出生性别比陡然升高上面。这就要到影响生育二孩的政策上去寻找原因。什么政策呢？1988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会议，讨论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汇报提纲》，在重申的计划生育现行政策中，包含“农村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包括独女户，要求生二胎的，经过批准可以间隔几年以后生第二胎”条款。据笔者所知，农村独女户可生育第二个孩子政策覆盖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只有个别省份、部分地区例外。不说特殊的男性偏好，就是普遍存在的“儿女双全”生育观念，也足令有一个女孩的家庭选择再生育一个男孩，这是造成二孩和总体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关键。因此，以往大撒网式的“标本兼治”——提倡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反对性别歧视、禁止非医学胎儿性别鉴定和人工流产一类的宣传和措施，因为没有击中要害，或者表面击中要害操作却异常艰难，好比拳头砸跳蚤一样收效甚微。笔者在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出台前，主张叫停农村女儿户可生育二孩的政策；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出台后，则十分看好该项政策对治理出生性别比升高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二 人口与经济发展

集纳《把握人口“后黄金时代”机遇期，提速经济转型升级》《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之我见》《论人口走低与消费疲软走势》等论文5篇。主要观点和学术贡献如下。

其一，对人口“后黄金时代”做出界定。人口“后黄金时代”，是人口“黄金时代”总体的后半段。人口“黄金时代”划分的标准：+（0～14）+65/（15～64）≤0.5。“后黄金时代”指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到峰值至（0～14）+65/（15～64）＞0.5为止的特定时间段。结合我国实际，其时间跨度为2010～2030年。如此，整个“黄金时代”大约40年，分割为前后各占20年左右两个时期。“黄金时代”为经济发展提供的机遇或有利条件有二：一是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高，劳动力供给充裕而且比较廉价；二是老少被抚养人口之和占比即从属比较低，社会负担较轻。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历史证明，人口“黄金时代”提供的“人口盈利”“人口红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估计新增GDP约有1/3是新增劳动力创造的。

其二，“后黄金时代”与经济下行变动的关系。鉴于中国经济①步入新常态、增速下行，经济发展方式滞后，发展不可持续性增强；②盲目扩大产能，以过度投资刺激消费需求乏力；③发展方式粗放，质量安全问题凸显；④资源短缺瓶颈收紧，生态环境逼近上限；⑤“人口盈利”“人口红利”衰减，劳动成本推高；⑥国际经济不景气，外贸出口受阻六个方面的原因，就“后黄金时代”“人口盈利”“人口红利”衰减和劳动成本推高而言，其作用和影响是明显而深刻的。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到刘易斯拐点，随即经济增长率应声而下，目前6.7%的GDP增速还有下行的压力，有可能回归中高速-中速正常状态。

其三，“后黄金时代”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的机遇。“后黄金时代”“人口盈利”“人口红利”呈衰减态势，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速放缓和下行在情理之中。但是，中国“人口盈利”“人口红利”并未消失，要到15年以后才会消失殆尽。因此，减速而不失速的经济变动和发展趋势，为转方式、调结构、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创造了比较适宜的条件。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和绝对数量的持续下降，就业压力的持续减轻，为大幅度提高技术装备、提升劳动生产率、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提供了可能。走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主、内涵发展的路子，也就有了切实的希望。

其四，人口走低与消费疲软。传统消费函数理论认为，消费是利息的函数。J.M.凯恩斯、S.S.库兹涅茨、M.弗里德曼等，更强调消费与收入、人均消费水平和消费偏好的作用。统计数据显示，造成我国消费疲软的主要原因，一是人均收入增长滞后。1979～2013年，国民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均为9.8%，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却落后2.4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落后2.2个百分点。二是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改革开放以来，衡量收入差距高低的基尼系数持续走高，近20年来处于0.4～0.5差距较大区间。三是社会保障体制障碍仍在。城乡分割、城市内部企业与事业单位“双二元”养老保险体制机制一直存在，改革刚刚开始；医疗保险体制改革走了不少弯路，医疗人、财、物资源垄断难以打破，知名医院看病一号难求局面依然存在。还有失业、工伤等保险，也都存在不到位、水平不高等问题，严重地限制了消费。针对上述情况，《论人口走低与消费疲软走势》等论文，提出全面贯彻实施“三步走”人口发展战略，做好人口生育政策调整，为不断提高消费质量奠定基础；改革现行分配体制，注重一次分配适当向劳动者倾斜，二次分配向公平和缩小差距倾斜；建立健全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和保险制度，解除消费者的后顾之忧等改革思路和建议。三 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障

集纳《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体制创新》《全面深化养老体制改革》等论文5篇。主要观点和学术贡献如下。

其一，提出和论证养老保障体系顶层设计。从中国人口老龄化具有速度比较快，达到的水平比较高，阶段性推进和城乡、地区分布不平衡等特点，尤其是从未富先老这一实际出发，在厘清养老保障、养老保险和养老体系、体制、机制概念的基础上，推出养老保障体系顶层设计框架。顶端第一层次，主要由养老社会保险、养老社会褔利、养老社会救助三根支柱支撑（医疗保险、商业保险处于养老辅助地位）。三者之间是“主体与两翼”的关系：养老社会保险是主体，具有中心、主导、辐射性质和功能；养老社会褔利和养老社会救助是补充，不过这种补充对于高龄、病、残等更为弱势的老年群体来说，是很有必要和不可或缺的。第二层次，为养老社会保险体制运行的家庭、聚居（公共）、流动三类机制及其相应的养老类型，以保障国家、企业（单位）、家庭、老年人本人不同功能和作用的发挥，主体为家庭户养老。第三层次，为支撑家庭户、聚居（公共）、流动三种养老机制的具体形式，主体为支撑家庭户养老的老年户型、父母子女户型、老年复合户型。从发展角度观察，聚居类养老的老年公寓型、老年医护型以及流动类养老的托老所型等，有不断发展的趋势。

其二，破除“双二元结构”养老保险体制改革思路。《中国养老保险改革再启程——冲破“双二元体制”樊篱》等论文，论证了破除城乡之间、城市内部企业与事业单位之间的“双二元体制”，是改革的重点。文章从实际出发并总结几十年来取得的经验，吸取国际社会传统型、福利型、储金型、混合型、统包型等养老保险类型成功的经验，提出建立“积累补充型”养老保险新体制改革思路。所谓“积累补充型”养老保险新体制，其养老金积累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由个人和所在单位（机关事业单位、企业）按照确定的养老金缴纳比例（缴纳额/原工资）按月定期缴纳，基金全部记入个人账户，为退休后领取养老金唯一凭证；另一部分为补充养老保险基金，由个人、单位自主决定缴纳等级并按规定等级金额定期缴纳。政策上给予优惠，可以实行缴纳养老金部分不缴纳个人所得税，并且保证多缴能够累进式多得。设立补充养老保险基金账户，按照个人、单位缴纳比例合理分配领取份额，形成补充养老保险积累机制。参照过去经验并通过精算，合理确定养老金替代率和缴费年限；完善养老金管理和监督体制机制，确保养老金保值增值。

建立全国统一、公平、可持续的养老保险体制，须从改革现存的城乡养老制度做起。在城市，当务之急是积极稳妥地推进养老金并轨改革，建立积累补充型养老保险新体制。所谓“积累补充型”新体制，如上所述，养老金积累主要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补充养老保险基金构成，要完善养老金管理和监督体制机制，确保养老金安全。农村养老保险体制改革，要沿着已经启动三年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路子推进下去。目前，“新农保”存在认识和宣传不到位，保险的水平比较低，激励机制缺失和管理不够严格、不够规范等问题，严重地影响新制度的功效。最突出的是农民选择参保档次过低。2010年20省区市抽样调查表明，选择个人年参保金额的农户，以100元以下占比最高，达70.0%；与此相反，高缴费者占比寥寥无几，起不到对老年农民的保障作用。结果“新农保”“全覆盖”实现了，但是覆盖的是薄薄的一层床单，难以御寒。原因何在？激励机制缺失，不能吸引农民多缴保费。因此农村养老保险改革也必须着眼顶层设计，纳入积累补充型养老保险新体制。思路是：一要坚持养老基金积累以个人缴费为主，个人所在乡镇政府补贴为辅；二要建立健全相应的激励机制，确保多缴能够累进多得；三要加强管理，确保“新农保”基金保值增值。与城市比较，农村“新农保”管理的一大缺陷是人才缺乏，需要吸引和培训双管齐下，在补充人员的同时，提高人才素质。

其三，增进养老服务，发展养老服务产业。与城乡养老保险体制改革如火如荼进行相比，养老社会服务滞后十分明显，与国际社会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发展迅速、在后工业化国家三次产业中占比达到70%～80%的实情相去甚远。增进养老服务，发展养老服务产业既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又要吸取国际社会有益的经验。应当看到，在现代养老服务方面，我们的差距是很大的。发达国家养老服务项目繁多、应有尽有；形式多样，有定点服务场所，更多的则是分片包干，提供上门流动式服务；队伍专业性强，大都受过良好教育和训练，提供规范化的、周到细致的服务。基本的经验，是政府主导、市场动作：政府通过一系列关于养老金、保险、健康、护理等法律法规；从人、财、物各方面支持养老服务产业持续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发挥市场在养老产业发展中的作用，养老资源主要通过市场进行有效配置。政府扶持各类养老产业发展，实行必要的政策倾斜。四 人口流动与城市化

本部分集纳《城镇化还是城市化》《城镇化虚张与兴市改革》《依靠改革推动城市化转型》等论文5篇，对城市化理论、中国城市化问题和改革的方向、路径等，做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分析和阐发。主要观点和学术贡献，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理论。城镇化还是城市化？城市化（urbanization）指居住在城市地区的人口比例不断增长的过程。城镇化则是“中国制造”或“中国创造”，其提出和广泛传播有着历史的特殊背景，对推动以小城镇为主的城镇化起到促进作用。然而“城镇化”却不是规范化的概念，将城镇化=城+小城镇化，把“市”这个最重的经济基础抽象掉，将城、镇与“市”分离开来、割裂起来，在概念上就违背了以“市”为基础的合理内涵；在外延上，也必然失去“市”对城镇规模、地理范畴的自然界定，变成可以由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东西。在实践上，将“市”从城镇中抽象掉，导致城归城、镇归镇、市归市，城镇可以无市、市亦可以无城镇，城镇可以不依赖“市”而单独存在和发展，这就混淆了正常的城市化与人为造城的界限，甚至出现为城镇化而城镇化，先造城镇、后兴市“倒过来”的城镇化，使城镇盲目发展，有些城镇失去“市”的应有支撑，变成人们所说的“空城”“鬼城”。

其二，方针。以小为主还是以大为主？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奉行积极发展小城镇、适当发展中等城市、严格限制大城市规模的城市化方针。毫无疑问，这一方针的提出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符合改革开放前期人口多尤其是农村人口多、生产力不发达基本国情的。实行“以小为主”的城市化方针，投入少、见效快，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以乡镇企业为主的就业转移，有利于加快人口城市化进程，也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赢得“小城镇解决了大问题”的赞誉。然而，以小为主的城镇化在一度成就了城乡经济较快发展的同时，到了世纪之交前夜，因资源消耗高、环境高污染、效率和效益低下成为粗放型经济的典型代表，致使小城镇的过度发展“成了大问题”。国际社会城市化发展的历史表明，几乎所有被研究对象都毫无例外地走出S曲线三阶段模式：第一阶段为S曲线底部，农村人口向以中小城镇为主转移和集中，可称之为乡村城市化阶段；第二阶段为S曲线挺起中部，以乡村和中小城镇人口向大城市、超大城市转移和集中为主，可称之为大城市主导阶段；第三阶段为S曲线顶部，以大城市尤其是超大城市中心区人口向郊区和其他乡村迁移为标志，可称之为逆城市化阶段。这是人口城市化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国城市化经过改革开放前期20年的快速推进，于20世纪末挺进第二阶段是符合规律的发展，应当不失时机地转入以大为主的发展阶段。

其三，问题。是抓手还是结果？当前城市化进程中问题出现的原因在哪里？根本性的一点，是对城市化本质、功能、作用的认识存在问题。当前城市化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城市化速度过快，“有城无市”严重。统计显示，1987～2015年人口城市化率由17.92%提升到56.10%，为中国历史上不曾有、国际城市化史上少有。二是土地城市化超前，人口城市化滞后。城市化土地来源和运行的基本模式是：政府出面向具有土地经营使用权的农民征购土地，通过拍卖等方式将土地转卖给开发商，开发商投资建设后再将房地产卖给用户。久而久之，城市化沾染上圈地色彩，土地城市化超前，人口城市化严重滞后，政府落入土地财政困局。三是城市规模盲目扩张，城市功能难以正常发挥。不仅城市规模“摊大饼”式向周边伸展蔓延，而且还向空中伸展蔓延——城市化“大饼”越摊越大，而且越摊越厚，“垂直城市化热”持续升温。城市化规模虚张，基础设施和城市产业发展滞后，使城市具有的中心、辐射、主导等功能难以发挥，有些则根本就不具备这样的功能。四是资源瓶颈凸显，环境质量堪忧。以速度、规模为主要目标的城市化，往往忽视城市建设成本，习惯性依赖高投入、高消耗外延粗放方式推进，使本来就很稀缺的土地、淡水、能源等自然资源变得更加短缺。环境约束瓶颈同时收紧，使城市化陷入首尾两头瓶颈约束，交通拥挤，基础设施不配套，空气、水、固体废物、噪声、光辐射等污染严重，成为相当普遍的城市化发展通病。

城市化问题的产生，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充分体现出粗放型经济特征。但是，较短期间内问题之所以迅速堆积起来，显然同人们对其的认识和政策导向有关，是将城市化作为经济发展的手段或抓手运用和发展的结果。经济发展形势好，想要好上加好、快上加快，运用这一手段或抓手可以达到目的。经济形势不好、增速下滑，要想抑制下行、挽救颓势、起死回生，要运用和发挥这一手段和抓手具有的功能，才会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习以为常，城市化成为调节经济运行发展得心应手的工具，而不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口转变和流动的结果。这就从根本上颠倒了城市化与发展的关系。城市化是什么？从经济学视角观察，是经济发展、三次产业结构改变的结果；从人口学视角观察，是人口迁移和流动，农村人口流向城镇的结果；从社会学视角观察，是科技、文化、交往关系发展和进步的结果。如果本末倒置，必然带来某种程度上的城市化虚张，发生空心化倾向的问题。

其四，改革。政府还是市场？上述城市化问题，站在生产力立场，也可以说是资源分配不合理造成的。资源配置不合理，主要表现为“三个错位”。一是土地资源配置错位。强势政府主宰，对土地的依赖性越来越大，造成土地财政和地方债不断增加，市场没有起到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二是人力资源配置错位。2亿以上农民工流入城镇，在抽样调查中被统计为城镇常住人口，实际上其身份仍属于原农村居住地的农业人口。人口管理和户籍制度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影响着人力资源的利用和潜力的发挥。三是财力资源配置错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依靠廉价的农村转移劳动力，降低了城市建设的劳动成本；依靠廉价的土地资源出让，降低了土地成本。二者组合到一起，成就了快速推进的城镇化。政府还以土地为担保进行财政贷款，地方债在很大程度上由房地产而生、而增，使财力资源配置错位越隐越深。

这“三个错位”，有理论和认识方面的原因，但根源还在体制机制上，出路也在体制机制改革上。核心是通过改革，实现城市化过程中政府和市场功能、角色的回归。政府功能和角色回归，一要转变观念，转变把城市化作为拉动经济增长和挽救GDP下滑的手段和工具之观念，将立足点转变到统筹城乡发展、以提高城乡人民福祉为宗旨上来。二要转变角色，从政府亲力亲为的“演员”角色，转变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的制定和实施，监管市场活动，提供各类公共服务的“导演”角色上来。三要从不当的审批、交易等旧的规定和制度中退出，强化城市化各种法律法规和政策，依法行政。

市场功能和角色回归，要明确城市化个人、组织等的法人资格和地位，使之成为真正的独立法人代表。明确农村土地承包人应当享有的合法权利，鼓励承包经营者发展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城市化资源配置由市场决定，土地、劳动力价值回归有了基础，扭转过低的土地、劳动力价格和过高的房产价格也就有了可能。农民、开发商、购房者和国家利益分配不合理的现状，也就可以得到相应的调整。五 人口素质与可持续发展

集纳论文4篇，主要阐发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以人为本、全面提升人口素质是关键，摆正人类控制系统与自然控制系统之间的关系，走全方位可持续发展之路。

其一，深化科教体制改革。关于教育体制改革，《教育改革再启程、再进发》一文，从“钱学森之问”——“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切入，指出从办学模式找出存在的问题，即教育体制机制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问题可用“应试教育”模式或体制概括。“文化大革命”期间取消了高考。恢复高考是众望所归，包括扩招在内的教育改革取得显著成绩，这是必须肯定的。然而由于几千年的科举制度、读书做官论影响至深，加上恢复高考不久便赶上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政策出台，人们望子成龙心切，应试教育模式便悄然滋长起来。改革前期，应试教育重点在考取高等院校；后期随着扩招，高考升学率大幅度提升，重点转向考取名牌大学，攻读研究生、博士后和出国深造。要知晓应试教育模式是什么样子，老师和学生怎样应对期考、年考特别是高考，看一看被誉为“高考工厂”“高考军营”的知名高中便一清二楚了：学校一切活动围绕考试尤其是高考打转转。除了正常的功课学习外，就是没完没了地做各种练习题，恨不能将全部高考类型的题目一揽子收来做完做尽。而高考升学率尤其是重点高校升学率，是衡量学校教学质量、教师水平、学校排名等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指标。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最大的专长是考试，“以高考论英雄”是他们的信条。这就出现了中外中学生素质上的差距：论书本知识考试，中国学生常常占优；讲应对和实际动手制作能力，国外学生明显高出一筹。这与我们倡导的立德树人、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相悖，也难免陷入如同“钱学森之问”讲的“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困境。实现信息化、现代化科技是关键，基础在教育，通过教育不断增强人力资本积聚是重中之重，应试教育体制必须改革。《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用了较长一段文字阐述教育改革的方向、方针、重点和政策，比较具体和明确。笔者以为，最主要的还是教育体制改革。重申立德树人、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以提高教育质量、加强素质教育特别是智能素质教育为重点。坚持学校去行政化改革方向，改革办学模式、改变“一考定终身”式应试教育体制。大力促进教育公平，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创新高校人才培养机制，推进创新型教育改革。在这方面，已有数所学校创出办学新路，创造“魔鬼教育”“精英计划”等新鲜经验，要加以总结和推广。改革要处理好政府与学校、集中与分散的关系。一方面，要发挥政府的作用，明确政府的职责，主要是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划设计、组织实施、管理监督、提供服务等。要在教育体制改革中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该加强的要加强，该退出的要义无反顾地退出。另一方面，要发挥学校的法人主体作用，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和应由学校决定的招生考试自主权。明确学校的权利和义务，使学校在招生考试、专业设置、教师聘任、职称评定、经费使用等方面，真正成为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

关于科技体制创新改革。针对科研经费、管理、成果不同程度存在同“应试教育”相类似的弊病，提出和论证了科技体制改革的思路。一是要健全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按照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决定》指出的方向、重点，主要健全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要素价格、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

二是要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这是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明确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改变目前许多企业缺乏创新意识、不肯将资金用在研发上、形成几十年“一贯制”的落后局面。要肯在研发上投入，形成实力较强的产学研基地，不断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

三是要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要加强知识产权的运用和保护，推动知识产权走向社会，发挥其对社会经济发展应有的推动作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纳入国家法治化管理规范；建立主要由市场决定的管理机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健全规范化的技术转让、交易平台，加强法治化管理，健全技术转移机制；建立主要由市场决定技术创新项目、经费分配和成果评价的新机制，抗风险性更强的投资机制。

其二，可持续发展战略。《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战略第一要义》《人类文明：人类控制系统与自然控制系统的博弈》等论文，在对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内涵与外延、战略重点和决策选择做出论证的基础上，着重从源头上——人类控制系统与自然控制系统的博弈中，阐发人类广义文明发展的历史，生态文明的终极意义，可持续发展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总结400多万年人类诞生和发展的历史，文明——作为人类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总和的广义文明——既是发展的结果，又是人们追逐的目标，是人类控制系统与自然控制系统不停顿博弈的产物。博弈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原始文明是自然控制系统完全支配人类控制系统的历史阶段，人类活动局限在摘取自然界供给的成果上面，是被动接受自然界赐予式的文明；农业文明是由自然控制系统向人类控制系统转变的历史阶段，铁器等生产工具开辟获取人类自身劳动成果的新手段，人类活动开始突破自然控制系统某些局限；工业文明则是人类控制系统力图驾驭自然控制系统的历史阶段，科技进步成为驱动这种控制系统转变的利器，人口、资源、环境危机则迫使人们不得不对此进行反思；现代生态文明是人类控制系统与自然控制系统寻求协同推进的历史阶段，扬弃以资源枯竭和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传统工业文明，走人口与可持续发展之路是带有终极意义的选择。当前，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正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两大控制系统是协同推进还是分道扬镳式发展？回答是：只能协同推进，分道扬镳、人类控制系统企图战胜自然控制系统的发展和文明，是片面、不可持续因而是没有明天、不足取的。

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归根结底可以使人类控制系统与自然控制系统相和谐、相统一、相推进。站在以人为本立场，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要树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发展的价值取向。摒弃以产量、产值最大化为目标、“以GDP论英雄”的发展观；扬弃浪费资源、污染环境、损害后代人发展能力的发展。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树立并践行稀缺资源论、生态系统论、总体经济效益论、社会协调发展论、全方位适度人口论——人口数量是适当的，素质是比较高的，结构是比较合理的。六 附录

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包括为《人口学研究与学科建设》《人口老龄化与中等收入陷阱》《大国之路——21世纪中国人口与发展宏观》等论著所做的序言、绪论和评介7篇，从宏观上阐述人口与发展，尤其是21世纪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基本观点，结合具体的论著，做出宏观的解读和评介。后一部分选择《国家社科基金：人口学研究的坚强后盾》《大国决策：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始末》《养老事业发展需要民营资本参与》等6篇，分别为《光明日报》《华商报》《中国劳动保障报》等记者采访的报道。本部分就特定的专题，发表相关研究的发现、热点问题的评论、改革的建议等，可视为媒体社会反映之冰山一角。

以上，之所以对本书六个部分代表作做出画龙点睛式的评介，一是对相关专题最主要的观点和学术贡献做出概括，虽然是文集类体例，但是论文之间仍然有着一定的联系和体系架构，并非毫无干系地堆放到一起。二是可以起到某种导读的作用，方便读者随意抽选阅读，不致浪费别人的时间。有句名言说得好：生命是时间的延续，浪费别人的时间就是缩短别人的生命。听起来此话有些严重，仔细品味起来，却不无道理，甚至相当准确、十分精辟。我把它作为座右铭。在不浪费别人时间的同时，也节约了自己的时间，收到多方面的效益。田雪原2016年8月1日于文星阁 一 人口战略与人口政策中国人口发展战略：当前走好第二步是关键

人口（population）作为总体存在，由数量、素质、结构三部分组合而成。从中国实际出发，相当长时期内实施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调整人口结构相结合的“三步走”人口发展战略，是社会经济发展应有的诉求。如今已经走到第二步中期，理应顺理成章地实现战略重点的转移。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却存在两种倾向：一种固守人口发展战略第一步定式，坚持以人口数量控制为重点不变；另一种认为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是“走入歧途”，压根儿就不应该控制人口增长，需要的是鼓励生育的政策。看来在生育政策放开二孩新形势下，“三步走”人口发展战略有进一步深入讨论之必要。人口发展战略立足点

一个时期以来，“战略”一词风靡全球，无数战略竞相出台，弄得人们眼花缭乱。因此，在讨论人口发展战略之前，有必要对“战略”概念做点儿讨论。战略（strategy），最早应用在军事上。在西方，strategy源于希腊语strategos，指军事和地方长官。后来发展成为军事术语，意指指挥战争总体的计谋和策略。在中国，战略思想的出现和应用可追溯到2500年前问世的《孙子兵法》，亦称《孙武兵法》《孙子兵书》等。该兵法讲的是普遍适用的战争方略、计谋和策略，是克敌制胜的大智慧、大谋划，因而是一部战略性质的兵书。由此而下，千百年来将指挥战争谋略的战略推进到经济、社会诸多领域，形成当下工业、农业、科技、教育、文化、人口、资源、环境、国防等各个领域的发展战略。然而不管战略何其多，都要遵循一定的质的规定性、共同的属性。

一为长期性。发展战略的宗旨，是要取得最终的胜利，一切以“谁笑到最后谁就笑得最好”为转移，而不计较一时一地的得失。历史上楚汉相争的故事，就是一例。汉王刘邦屡战屡败，然而在战败之后，他能够重新整顿队伍，出榜安民取得民心，因而战败一次又以更强的姿态站立起来，直到最后取得夺取天下的胜利。楚王项羽倒是屡战屡胜，但是每一次胜利都要以一定数量士兵的牺牲和思想上的某种松懈为代价，趋势是越战越弱，直到最后霸王别姬而自刎于乌江，以彻底失败而告终。短期内“小打小闹”式的胜利并非不重要，因为可以积小胜为大胜；但是小胜不能替代大胜，最终要靠大胜解决问题、获取全胜。发展战略需要的是最终的胜利，有一个以时间换空间演变推进过程，长期性是一般发展战略的一个共同属性。

二为全局性。这是发展战略另一个重要的属性。即发展战略所要的是全局的最终胜利，而不是某些局部的胜利。不错，全局性的胜利是由一个个局部性胜利积攒而来的，因而不可忽视局部的胜利，但是局部的胜利不能替代全局的胜利，谁取得全局性的胜利，谁才是真正的胜利者。因此，在取得全局性胜利的征途上，要经得起波折和失败考验，以“失败是成功之母”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提升战斗能力，直至夺取全面的胜利。

三为阶段性。但凡一个比较大的战略，一般都要分作几个阶段进行，不可能一蹴而就。譬如，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战略可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按照不同阶段，分别实行敌进我退、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等不同的策略和战术，最后取得抗战的全面胜利。当前我们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战略等，同样也可分解为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个阶段的主攻目标、推进的路径和方式等，是不尽相同的。

这里之所以讲一点儿发展战略具有的共同属性，是因为人口发展战略也要具备这样的属性，应从上述“三个属性”上去把握。特殊地说，人口自身所具有的数量、素质、结构及其三者之间的关系，与经济、社会发展以及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决定人口发展战略的前提条件，制约着发展战略的长期性、全面性和阶段性。而且需要铭记“有所得必有所失”至理名言，人口发展战略目标的选择和向前推进，只能遵循所得值最大、所失值最小原则。

按照这样的要求和思路选择和制定人口发展战略，早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笔者主持并主撰《2000年中国的人口和就业》（《2000年的中国》首篇）研究报告时，便提出和论证了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调整人口结构于一体、当前以数量控制为重点的人口发展战略。30多年的实践表明，战略推进比较顺利，成效比较显著，同时也表明，无论人口还是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变动和发展均十分显著，人口发展战略也要与时俱进，适时做出重点转移的调整。进入21世纪以后，笔者主持并同课题组同事一道撰写并出版新作《21世纪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给出低位预测“硬着陆”、中位预测“软着陆”、高位预测“缓着陆”三种预测结果。以上述发展战略“三性”与该三种人口预测结果结合起来分析，21世纪中国人口发展战略思路、图像和决策选择便逐渐清晰起来。高位、中位、低位三种[1]预测人口变动的趋势如下。“缓着陆”高位预测。生育率逐步有所回升，达到更替水平后保持在相对稳定状态，人口零增长目标要推迟到来。2000～2005年总和生育率平均值为1.90，2005～2010年为2.00，2010～2020年为2.13，2020～2050年为2.15，则2010年全国人口为13.75亿（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口，未包括台湾省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下同），2020年为14.90亿，2030年为15.48亿，2040年为15.85亿，2050年达到峰值时为15.99亿。如果2.15的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下去，总人口将在16亿上下波动，2100年为16.05亿。“软着陆”中位预测。生育率保持相对稳定，稍有回升后即基本稳定在略高于现在的水平。2000～2005年总和生育率平均值为1.75，2005～2010年为1.80，2010～2020年为1.83，2020～2050年为1.80，则2010年全国人口为13.60亿，2020年为14.44亿，2030年达到峰值时为14.65亿；其后转为缓慢下降，2040年可降至14.51亿，2050年可降至14.02亿。如果1.80的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下去，2100年全国人口可降至10.24亿。“硬着陆”低位预测。生育率在现在基础上略有下降，没有更多顾及生育率的继续下降对人口年龄结构以及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故称之为“硬着陆”。总和生育率设定：2000～2005年平均值为1.65，2005～2010年为1.56，2010～2020年为1.44，2020～2050年为1.32，则2010年全国人口为13.43亿，2020年为13.86亿，2021年达到峰值时为13.87亿；其后出现逐步减少趋势，2030年可减至13.67亿，2040年可减至13.02亿，2050年可减至11.92亿。如果1.32的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下去，2100年全国人口将减至5.56亿。

比较上述三种预测方案，无疑以低位预测“硬着陆”方案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最为有效，达到峰值时的人口数量分别比中、高方案减少0.78亿、2.12亿，时间也分别提前9年、29年；到2050年则分别减少2.10亿、4.07亿，数量之差悬殊，优点突出。最大的缺点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过于急速，造成老龄化过于严重：202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将分别高出中位预测、高位预测0.50、0.88个百分点，2050年将分别高出4.07、6.91个百分点；特别是2045年该低位预测方案老年人口比例将上升到25.62%，高出届时发达国家25.30%水平0.32个百分点，其后还要继续升高，这对于“未富先老”的中国来说，养老负担颇显过重。此外，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过快也值得注意。该低方案2020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将分别比中、高方案减少488万、864万，2050年将分别减少1.21亿、2.25亿；而且，劳动年龄人口中50～64岁占15～64岁比例，即劳动年龄人口的相对高龄化也要严重得多。虽然总体上说中国不至于发生劳动力绝对数量短缺，但是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过快和相对高龄化，则会加重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加速人力资本活力的减退，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因而是不宜采纳的。“缓着陆”高方案预测同“硬着陆”低方案预测相反，最大的优点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较合理，老龄化来得比较缓慢，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较高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提供的“人口盈利”“人口红利”，可以维持较长时间，有利于保持中国劳动力廉价优势；最突出的缺点是人口数量控制较差，2020年将分别比中位、低位预测方案多出0.46亿、1.05亿，2050将分别多出1.97亿、4.07亿。显然，这对于人口和劳动力过剩的中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相比之下，“软着陆”中方案预测兼顾了“硬着陆”低方案人口数量控制比较有效和“缓着陆”高方案人口结构比较合理的优点，同时较好地克服了低方案人口结构不尽合理、高方案人口数量控制较差方面的缺点，人口总量2030年达到14.65亿峰值以后出现缓慢下降趋势，人口老龄化65岁及以上老年比例2050年达到23.07%峰值以后逐步缓解，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和结构比较适当，是适应21世纪中国人口态势和未来数量变动与结构合理化，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以及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比较理想的方案。遵循发展战略“三性”和人口发展战略“所得值最大、所失值最小”原则，“软着陆”中位预测方案应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基本立足点。人口发展战略“三步走”“软着陆”中方案，重在人口数量控制、素质提高、结构调整相结合，不同阶段重点有所不同。所谓“不同阶段”，系指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以上的第一阶段、处于更替水平以下至人口零增长的第二阶段和人口零增长以后的第三阶段。为什么将总和生育率更替水平作为区分第一与第二阶段的标志？因为总和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意味着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已经下降到零以下，长期保持下去即可在未来的某一时点达到零增长、负增长。因而要特别关注生育率继续下降的速度和节奏、人口数量与年龄结构之间的变动是否协调。为什么将人口零增长作为区分第二与第三阶段的标志？因为一般情况下，自然增长率下降到零的时候，还有着一定的步入负增长的下降惯性，进而过渡到人口数量减少的新阶段。少年人口呈下降徘徊趋势、老年人口占比继续上升，需要特别重视少子高龄化对生育率下降的约束作用。无论立足人口自身数量变动与年龄结构合理化，还是着眼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都须要摆正人口数量、素质、结构之间的关系，最终达到三者之间以及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如此，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调整人口结构相结合的中国人口发展战略，可分作“三步走”阶段式推进。第一步，在“控制”“提高”“调整”协同推进中，更注重人口的数量控制，以“控制”为重点，目标是将高生育率降下来，实现人口再生产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类型的转变。统计数据显示，1970年人口出生率为33.43‰，死亡率为7.60‰，自然增长率为25.83‰，属典型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类型。1991年总和生育率下降到2.10更替水平以下，出生率下降到20‰以下，死亡率下降到7.0‰以下，自然增长率下降到13.0‰以下，人口再生产进入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类型，标志着人口发展战略第一步的完成和第二步的[2]开启（见图1）。图1 中国1970～2000年人口自然变动

第二步，逐步实现由以人口数量控制为主，向人口数量控制、素质提高、结构调整并重，再向以素质提高特别是以结构调整为主转变。目标是在低生育水平基本稳定条件下，推进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后人口转变”继续前行，直至增长势能释放殆尽，实现人口零增长。按照“软着陆”中方案预测，2030年前后第二步可基本完成。着眼点在把握好生育率继续下降的速度与少子高龄化进程相匹配上，使人口数量变动与年龄结构变动相协调，有利于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第三步，由于人口的惯性作用，零增长以后总体人口将呈现一定程度的减少趋势，再依据届时的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状况，做出全方位的适度人口抉择。所谓全方位适度人口，即人口的数量是适度的、人口的素质是比较高的、人口结构是比较合理的；同时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步走向协调，发展是可持续的。虽然第三步是2030年以后的事情，但是要在此之前做好准备，为人口自身、人口与可持续发展打好基础。按照“软着陆”中方案，第二步、[3]第三步人口自然变动如图2所示。图2 2000～2050年人口自然变动预测

需要说明一点，图2出生率、死亡率都是粗率（crude rate），反映的是出生、死亡人口占总体人口的比例。粗率受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较大。最明显的是，粗死亡率的持续上升主要受年龄结构老龄化影响，是老年人口年龄别死亡率较高，并且随着年龄增高呈指数升高趋势所致。将年龄结构标准化，去除年龄结构因素影响以后，未来人口死亡率不是比现在更高而是更低了。从总体上观察，2000～2030年人口死亡率由6.45‰上升到10.07‰，上升3.62个千分点；出生率由14.03‰下降到9.89‰，下降4.14个千分点。2030～2050年死亡率由10.07‰上升到14.67‰，上升4.6个千分点；出生率由9.89‰下降到9.71‰，下降0.18个千分点。死亡率、出生率如此一升一降变动趋势，方才出现2030年人口增长率下降到-0.18‰、2050年下降到-4.96‰的变动，达到第二步、第三步人口数量控制目标。不过，2000～2030年与2030～2050年比较，死亡率由年均上升0.12个千分点提升到0.23个千分点，呈倍增式加速上升态势，主要的原因，仍然是老龄化累进增长。出生率变动则相反，由年均下降0.14个千分点降至0.01个千分点，21世纪中叶出生率已步入基本稳定状态。从总体和长期变动趋势上观察，无论死亡率、出生率、人口增长率变动都比较平稳，没有剧烈升高或剧烈下降的情况，是渐进式变动积累起来的趋势，在人口自身正常变动范畴以内。

人口结构变动，特别是作为人口数量变动主要约束条件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包括0～14岁少年、15～64岁成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变动，人口发展战略第二步、第三步给出的变动趋势见图3。[4]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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