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田露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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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北京的文化空间：1919～1927年北京报纸副刊研究(天津工业大学影视与传播丛书)试读：
导论
本书以五四前后至20世纪20年代的报纸副刊《晨报副刊》（1919.2～1928.5）、《京报副刊》（1924.12～1926.4）为研究对象，并辅以《国民公报》副刊，《晨报》的《文学旬刊》、《剧刊》、《诗镌》，《京报》的《青年之友》、《民众文艺周刊》、《文学周刊》、《莽原周刊》等专刊，试图考察20年代北京的文化空间，通过讨论报纸副刊中所呈现出的文化与政治的复杂关系、副刊背后的文化权力之争、副刊作者群的变化、副刊对青年读者的培养和引导等问题，多角度、多方位地呈现20年代北京的文化空间，并借助“故事分析法”，探索报纸副刊的政治背景、生存环境、功能转变、与正刊的关系、读者群体等方面的内容，以期发现、总结20年代北京报纸副刊的性质和特点，并对现有的副刊研究有所推进。
一 20年代北京的报纸副刊
1919年的五四运动，除了唤起国人的爱国热情并有力推动了新文化运动之外，在客观上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出版业的发展，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报刊数量的成倍增长。王苣章说，“在一九一九年新文学革命开始以来的四年内，有三百种学生杂志出版，其中只有一两种不是白话文的”。而按照周策纵的估计，1917～1921年这五年间全国新出的报刊有1000种以上。仅以报纸一项来说，成绩也颇为不俗。蒋梦麟认为自五四运动后，“大约有三百五十种周报出版，都是学生或同情学生的人士主编。这些周报通常印在一大张纸上，有半张日报那样大，中间折起来，变成四页”，而胡适的说法更为乐观，“这一年（一九一九）之中，至少出了四百种白话报”。随着报纸的大量出现，报纸的反应迅速和传播广泛的特点使它具有了其他传播载体无法比拟的优势，而报纸副刊这一原本作为“报余”存在的消闲产品，也因此开始吸引众多新文化人的注意。
中国报纸上有副刊，最早可以追溯到1872年，《申报》在4月30日登出启事，征求“天下各名区竹枝词及长歌纪事之类”，且“不收刊费以示优待”。不过那时候的副刊只是填充报纸剩余版面的边角料，一般都是登些名人雅士互相唱和的作品，没有稿费一说。不过即使是这样，“彼时无量数斗方之士，纷以词章相投，因此报面上充满了诗文之类，有喧宾夺主之概；间及中外近事，然皆信笔点缀，有如传奇小说，反不被重视”。虽然这些报尾文字不受研究者的重视，但文人墨客对这样一种新兴载体还是热情高涨，1897年上海《字林沪报》上出现了专门的附张《消闲报》，两年后《同文沪报》也推出了“同文消闲录”，虽然内容仍然是游戏笔墨、笔记故事等，但报纸上要有附张几乎成了报界不成文的规矩。早期报纸副刊上刊登的大多是诗文唱答、对联、随笔、游记、笑话、逸闻趣事等，总体上来说娱乐性较强，因此大受读者欢迎，有时甚至会有“喧宾夺主”的效果，可是报馆还是会随报免费赠送这类附张，目的是争夺读者市场，以“推广报务”。
民国成立之后，报纸副刊的内容开始有所改变，一些革命党的机关报上出现了个别具有政治意义、富有战斗性的副刊，如香港《中国日报》的“中国旬报”是一个十日刊，卷末常常登载一些讽刺时政的歌谣谐文，名曰“鼓吹录”。上海《国民日报》的副刊则叫“黑暗世界”，专事攻击腐败官僚，开始使原本以娱乐休闲为主的报纸副刊染上了政治气息。到了1918年，新文化运动已经在国内开展得如火如荼，新思想的传播、对传统的反思，尤其白话文的提倡，都给传统报业带来了极大冲击，报人们对此也迅速做出了回应。1918年3月4日上海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创刊，主编张东荪要利用副刊“促进教育”和“灌输文化”。北京方面，1918年10月《国民公报》在蓝公武的主持下也率先改革，除了新闻部分增加了“欧美政情”、“日本政情”、“欧战议和问题”、“欧战战况”等栏目之外，在其第二张的副刊部分，也由原来的“文苑”、“笔记”、“游记”、“杂俎”、“谈丛”等栏以文言为主的文人唱和、旧闻旧说，而一变成为拥有“社说”、“专论”、“民国野乘”、“欧战史料”、“世界珍闻”、“剧说”、“专载”、“青年教育”、“科学丛谈”等栏目的新思潮集散地。
五四前后到20年代后期，北京的报纸几乎都开辟副刊，刊登各种思潮、学说或文艺作品，但以进步性而论，则非《晨报副刊》和《京报副刊》莫属。《晨报副刊》最早可以追溯到《晨钟报》的第五版，后在李大钊、孙伏园、徐志摩等历任编辑的主持下，迅速成长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报纸副刊，在新文化运动后期的北京成为聚合新文化人、继续推进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荆有麟曾对孙伏园辞去《晨报副刊》编辑一职之后，整个北京新文化界几乎丧失言论空间的情形有过这样的回忆：
常写文章的人，忽然没有合适的发表地方，也有些不舒服。因为当时的北京，杂志是意外的少，《努力评论》，是胡适之先生发表政论的机关杂志，刚出版的《现代评论》，又是有政府靠山的宣传机关。至于报章，虽然已经都有了副刊，但《顺天时报副刊》，是为日本人而说话，邵飘萍的《京报副刊》，是专捧女戏子，《黄报副刊》，就是专登“阿呀呀，我要死了”的发源地，闹得当时原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作品的人，简直没有插足的地方了。
由此可见《晨报副刊》在当时北京新文化界难以取代的地位和作用。孙伏园辞去《晨报副刊》的职务之后，在邵飘萍的邀请下主持《京报副刊》，不仅迅速打开了《京报》的销路，而且也使得《京报副刊》一跃成为“四大副刊”之一。《晨报副刊》在进入徐志摩时代后偏于个人趣味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了相对的公共性和对现实的批判精神。也正是《晨报副刊》和《京报副刊》的存在，北京才能够一直保持全国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地位。本书即选取《晨报副刊》和《京报副刊》作为20年代北京报纸副刊的代表性副刊，以此来考察20年代北京的文化空间。《晨报》是研究系的机关报，1918年12月创刊于北京，其前身为《晨钟报》。1919年2月，李大钊开始主持《晨报》的第七版，增加了介绍新知识、新思潮的“自由论坛”和“译丛”两个栏目。1919年10月，第七版宣告独立，作为副刊印行，改革后的副刊主要刊登文艺作品，采用新式标点，用白话文写作，紧密配合新文化运动。1921年7月，副刊再一次由主编孙伏园加以改版，变为四开四版的独立小报，并从形式到内容都进行了改革。改革后的《晨报副刊》（简称“晨副”）很快成为“北京宣传新思想、新文化运动最有力的报纸”，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了发展的空间。鲁迅在晨副上共计发表了50余篇作品，包括《阿Q正传》、《狂人日记》、《故乡》等小说以及大量的杂文、译文，周作人则在晨副上开辟《自己的园地》一栏，写出了一批文艺评论文章，钱玄同在晨副上发起讨论一系列的语言学话题，胡适的新诗、学术论文、演讲稿也常常见诸报端，其他如林语堂、江绍原、叶圣陶、郁达夫、川岛、杨鸿烈、顾颉刚、吴稚晖、甘蛰仙、徐志摩、张申府、费觉天、孙福熙、赵景深、夏元瑮、魏建功、张耀翔、缪金源、蔡元培、谭熙鸿、金岳霖、蔡子民、周建侯、李大钊等作家学者也纷纷在晨副上一展才华，构成了一个自由、开放的言说空间。
新文学方面，孙伏园特别重视对青年作家的发掘和培养，为文学新人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如冰心的小诗就是在《晨报副刊》上最先发表的，并由此开启了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而汪静之、冯雪峰、应修人也是因发表在《晨报副刊》上的湖畔诗而崭露头角的；小说方面，孙伏园大量刊登了冰心、叶圣陶、徐玉诺、陈大悲、庐隐等反映青年人的思想、情感的作品，直接促成了“问题小说”的创作热潮，而许钦文、蹇先艾、黎锦明、王统照等人的出现则表明“乡土小说”流派的逐渐形成；戏剧方面，陈大悲翻译、撰写的大量戏剧方面的论文发表在晨副上，有力地推动了爱美剧的发展，陈大悲、熊佛西、蒲伯英的剧本以及余上沅积极的理论输入，戏剧人关于男女合演等问题的讨论，都显示了戏剧革新的实绩；散文方面，则有瞿秋白的《旅俄通讯》、孙氏兄弟的游记、冰心的“寄小读者”系列等诸多成果。可以说，正是由于孙伏园发掘、培养新人的努力和他慧眼识珠的准确判断，使得《晨报副刊》成为展示新文学成绩的大本营，并为新文学的发展培养了充足的后备力量。
除了聚合新老作者、全面展示新文化运动的成绩之外，孙伏园还以巧妙独特的编辑技巧和敏锐的眼光发起并组织一系列的话题讨论，承担起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任务，在“众声喧哗”的思想交锋中推动思想、道德、文化等方面的除旧迎新。在短短四年的时间里，发生在《晨报副刊》上或有《晨报副刊》参与的讨论就有“丑的字句”问题、“南开读经运动”问题、“爱情定则”问题、“科学与玄学”问题、“新某生体”问题、吴虞“赠娇寓”诗的问题等，涉及语言、文体、思想、教育等诸多层面，这些问题讨论的参与者既有当时的知名学者如鲁迅、周作人、孙伏园、梁启超、丁文江、胡适、朱经农、梁实秋、钱玄同、赵景深、蹇先艾等，也有因报纸的广泛传播而带来的大量普通读者，这些讨论在把问题引向深入的同时，也促进了新文化人与普通民众的直接交流与沟通，在呈现学者们不同的背景、立场和角度的同时，实现了精英与大众的对话和自上而下进行启蒙的可能。
1924年10月因主编刘勉己抽掉了鲁迅的《我的失恋》，孙伏园一气之下，从《晨报》辞职出来。一年后，徐志摩接手《晨报副刊》编辑一职，由于徐志摩的编辑风格更偏重于个人趣味，因此将它办成了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的园地。《晨报》的专刊另有王统照主编的《文学旬刊》，徐志摩主编的《诗镌》和《剧刊》等。
20年代后期北京较有影响力的报纸副刊是孙伏园主编的《京报副刊》。《京报》是邵飘萍主办的具有进步倾向的日报，1918年10月5日创刊于北京，社址在北京琉璃厂小沙土园。1919年8月21日，《京报》因为得罪了段祺瑞政府被迫关门，邵飘萍也不得不出逃。到了1920年9月17日，《京报》再次复刊。《京报》在创建之时就有副刊，名为《小京报》，内容主要以文学艺术评论为主，开设了“剧评”、“文苑”、“诗画”、“书法”、“小说”、“游记”、“菊话”等栏目，风格与早期副刊类似，以消闲娱乐为主。1922年9月15日，《京报》第1000期的第五版上出现了另一种副刊，占一整版，无刊头，栏目有“美学”、“研究”、“小说评”、“剧评”、“选录”、“歌谣”和“诗”等，内容开始趋向新文艺。后《京报》还曾办过“青年之友”等副刊，影响力都不大，直到1924年孙伏园的加盟，才使《京报副刊》成为日后著名的“四大副刊”之一。《京报副刊》创刊于1924年12月5日，每日一期，每期八版，独立装订，有自己独立的报头，并单独订购，并不随报附送。孙伏园在《京报副刊》上刊发了大量平实而有趣味的学术文章，继续大力培养新文学的创作新人，还发起青年必读书、爱读书的征求活动，得到了读者的广泛响应，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在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孙伏园在《京报副刊》上大量刊登了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林语堂等人的杂感随笔，积极配合“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使得《京报副刊》的影响力大增。《京报》的专刊更多，包括鲁迅主持的《莽原》，蔷薇社的《妇女周刊》，丁玲、胡也频主编的《民众文艺副刊》，绿波社、星星社主办的《文学周刊》等。
近年来，随着各种理论话语的引入、文化研究的兴起、文学社会学等方法的实践，大众传媒研究开始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重点，学者们关注书籍出版、报刊流传、教科书编写、受众阅读等因素对文学生产和传播的影响，而各种在现代文学史上声名显赫的出版社、大型丛书、报纸杂志也成为近来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的热门。诚如陈平原所言，“大众传媒在建构国民意识、制造时尚、影响思想潮流的同时，也在建造我们的‘现代文学’”。在这里可以发现史料、重新认识文本、感受文体的并置交错，也可以体味时代的“生气淋漓”和“众声喧哗”，这也就不难解释《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这样的研究成果频频出现的原因。
相对于文学书籍、文艺杂志来说，报纸文艺副刊的研究由于原始材料繁多芜杂，涉及政治、经济、文人集团斗争、编辑者立场及主张等种种外部因素的影响，问题多且复杂，因此容易成为研究选题，但也使得这一研究领域的突破显得尤其困难。谭云明在《整合：报纸副刊与中国现代文学》一文中，从整体的角度讨论副刊对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性，认为副刊是一种“报学—文学”交叉的现象，对于文化机制的建立和现代文学的传播功不可没，在考察三个十年间副刊与文学的不同关系和作用的同时，重点讨论了副刊在现代文学语言体系的形成、传统问题的改造及新文体建设方面的积极意义，视野开阔，但讨论相对粗疏，而且基本上局限于文学内部的讨论。同样是从宏观的角度，雷世文选取了《晨报副刊》、30年代的《申报·自由谈》及《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三个文本为对象，讨论报纸文艺副刊与文学生产的关系，意图呈现现代报纸文艺副刊作为一种文学生产方式的历史图景。他认为报纸文艺副刊中丰富的问题对话、交流的景象，文学作品的原始面貌，作者和编辑、读者与文本的共生，不仅显示了文学史的原生态图景，也是文学生产的重要动力。其研究材料更加丰富，讨论也更加细致，但是三个文本似难代表和说明三十年间数量繁多、情况各异的报纸副刊的复杂状况，因此个案研究的出现也就顺理成章了。
以《晨报副刊》的研究为例，1998年以来的硕士、博士论文有十多篇，其中张涛甫的《〈晨报副刊〉与中国现代文学》在全面考察李大钊、孙伏园、徐志摩主编的不同时期的《晨报副刊》风格、特点的同时，认为《晨报副刊》为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作家作品，促进了新文学的传播，也为现代知识分子提供了话语空间，更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起了重要作用，文章引入了“公共空间”、“广场意识”、“民间岗位意识”等概念。不过，其论述与副刊内容部分的讨论相对脱节，因此理论也就多少显得有点空洞。郅庭阁的论文着眼于《晨报副刊》的人文关怀，对20年代的《晨报副刊》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梳理，对孙伏园、徐志摩所发起的种种问题的论争、论战都给予了详细的分析和呈现，并从各时期不同的作家群体的角度考察《晨报副刊》人文关怀的不同向度，材料丰富翔实，但“人”与“文”的双重关怀这样的归纳并不能完全概括《晨报副刊》的复杂面目，也无法涵盖晨副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特点背后的种种要素。卢国华把对《晨报副刊》的研究当作五四新文学语境的一种解读方式，运用现代大众传媒的理论，引入现代大众传媒的两种主要的运行模式——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来考察《晨报副刊》的运行机制，以报刊律法为参照物，分析《晨报副刊》的商业因素和政党背景的影响。但是现代大众传媒的理论并不能够完全对应于现代中国的具体情况，由于副刊有一定的独立性，编辑的立场和报纸正张的立场也并不完全一致，报纸副刊与现代文学的关系异常的紧密，晨副的商业性、政治性也就无法像理论预设一样顺理成章，虽然作者也承认“与西方相比，中国报刊传媒的两种模式其实存在着严重的错位”，但简单地从商业、政治的角度看问题必然解决不了对冰心的“商业包装”为何没能成功，或是研究系的晨副为什么要提倡新文学这样的问题。
个案研究的另一个角度是从编辑者入手，报纸副刊的编辑作为投资者、出版者、作者、读者之间交流沟通的媒介，对副刊的风格、面貌有着重要的导向、决定作用。一种情况是现代报纸副刊的编辑有些本身就是出色的作家，有着非常个人化的文学理念和理想，其主编的报纸副刊容易成为一个作家或流派的作品展示会，如徐志摩之于后期的《晨报副刊》，沈从文之于《大公报》文艺副刊等，对于这种副刊的考察，有助于对作家本人或流派本身的深入理解，编辑者的身份和位置也必然成为研究的重中之重；另一种情况是编辑者自己虽然也进行文学创作，但以副刊编辑为主业，虽然可能认同某一作者群体或创作风格，但更倾向于在副刊编辑中兼容并包、开明民主，致力于舆论空间的构建，如孙伏园、萧乾等。孙伏园的编辑思想、风格被众多的研究者所关注，很多研究论文会专辟一章讨论或将其与李大钊、徐志摩相比较，也有的则直接将其作为论文的关注对象。刘卓的论文讨论孙伏园的副刊编辑活动对新文学的贡献，论文以孙伏园的文化关系网为核心，论证他对以周氏兄弟为首的作家群的形成以及新生作家的发现所产生的影响，也关注到了孙伏园的编辑策略在论争的组织、话题的选择等问题上的得失。不过相对于孙伏园贯穿现代文学30年的编辑生涯来说，仅以《晨报副刊》为例，难免会让人有以偏概全之感，而且鉴于孙伏园特殊的身份、宽容并包的原则，其对新文学的贡献也绝不仅仅在于发现、培养作家一面，类似的问题在其他的文章中也有体现。
综上所述，现今的报纸副刊研究，从宏观研究开始逐渐细化，在充分占有历史文本的同时也开始使用一些概念、理论来尝试对其进行新的阐释，但其中的问题也开始暴露。一方面是把报纸副刊当作文本资料的载体，当作考察对象的界限，虽名曰报刊研究，但实际上研究的仍是登载在报刊上的文学作品，是作家研究或文集研究的一种延续，其研究视野有时不仅没有扩大反而有所缩小，这种研究并没有真正解释清楚报纸副刊对文学发展的独特作用，也没有体现报刊研究相对于传统的作家作品研究的不同特质；另一方面是把报纸副刊当作各种理论的试验场，“公共空间”、“想象的共同体”等概念有，各种传媒理论、传播理论也有，理论的引入必然带来不同的视角和方法，有些也已经成为公认的观念，但必须认识到某一种西方理论或概念的产生并非孤立的事件，其背后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论背景和脉络，适用于具体的历史和现实，因此在用其考查现代中国复杂的历史语境、文学生产和传播的独特过程及报纸副刊丰富而纠缠的内外部关系时，必须小心谨慎，必须以真实呈现当时文学的原生态图景、充分体现现代中国报纸文艺副刊的独特性和历史作用、解决实在的问题为原则。也就是说，我们现今的报刊研究仍然需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假如大众传媒的文字、图像与声音，不仅仅是史家自由出入的资料库，本身也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那么，从解读相对来说前后一致的作家文集，到阐释‘众声喧哗’的大众传媒，研究者的阅读姿态与理论预设该做何调整？另外，文学史家眼中的大众传媒，与传统的新闻史家、文化史家或新兴的文化研究者眼中的大众传媒，到底有何区别？”
基于以上考虑，本书选取了20年代《晨报副刊》和《京报副刊》上的六个个案，希望通过对这些个案的分析与解读，凸显报纸副刊与期刊等其他传播媒体的不同，在尝试对现有的副刊研究有所推进的同时，发现并总结20年代北京报纸副刊的性质和特点。
第一，20年代北京的报纸副刊作为一种大众传媒手段，常常会受到其背后主办者的政治色彩和文化倾向的影响，其对栏目的设置、文章的选取、作家和编辑者的选择，以及对各种政治流派的取舍背后，往往体现出报纸及其主办方的立场和倾向。正如在本书第一章中所分析的，李大钊时期的《晨报副刊》之所以会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晨报》总编辑陈博生个人的政治倾向和研究系核心人员梁启超的文化理念，都在其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也正是因为这，希望在文化界的权力斗争中获胜的一方，常常要首先争夺报刊舆论的控制权，并依靠对报刊媒体的掌控来左右舆论的导向，进而实现权力的获得。本书第二章通过对《晨报》报道杜威、罗素两位名哲访华过程的不同方式和态度，展示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真实状况及文化派系进行权力争夺的种种玄机。当然，报纸副刊本身所处的文化氛围也会对副刊的倾向产生影响，只不过这种影响往往难以决定副刊的发展方向，而只是一种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副刊的背景资料。
第二，报纸副刊由于隶属于日报，每日出版，具有迅速的反应能力和突出的社会时效性，相对于周刊、半月刊或是月刊来说，更适合于即时跟进社会热点，参与问题讨论。在杜威、罗素访华的过程中，《晨报》承担了全程报道任务，使得它对杜威、罗素等人的思想、行踪进行了全方位的介绍和跟进，与其他刊登长篇思想概述或甚至《罗素月刊》这样的专门刊物相比，在普及名哲的思想、扩大影响力方面作用都显得更加突出。也正是由于报纸副刊更贴近社会现实，因此孙伏园能够利用报纸副刊的时效性来展开各种讨论，在聚合新文化人方面做出卓越的贡献。但值得注意的是，报纸副刊的出版周期短、反应迅速，在作家论战的过程中，有时也会起到激化矛盾、将论争引向意气之争的负面作用，当作家们更倾向于在只有一天阅读时段的报纸副刊上发表过激的言辞和进行不理智的攻击时，报纸副刊也就成了文人群体分化的推手。
第三，报纸副刊附属于报纸正张，与正张讲求新闻性、及时性相比，报纸副刊有自己的功能。本书第四章在讨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在五四后之所以会成为新文化阵营的批判对象时，关注到了由于吴虞对报纸副刊从消闲娱乐向社会批评的功能转变没有充分的认识，不合时宜地将自己的“嫖妓诗”发表在报纸副刊上，结果引来了新文化人的围剿。在第五章“苏谢事件”当中，《晨报副刊》的正张和副刊也在事件的不同发展阶段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和功能，从不同侧面推动了事件的发展。
第四，相对于社团群体的同人杂志来说，报纸作为大众传播媒介，拥有更为广泛的受众群体，而且积极采取各种手段吸引读者参与报纸副刊的问题讨论，使得精英知识分子能够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与普通民众的沟通，这种交流、对话空间的存在，不仅使得像张竞生这样的学者由此改变了治学方向和治学方法，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机会来对20年代北京文化界的青年读者做一个总体的考察和分析。
本书以报纸副刊作为讨论对象，希望在呈现20年代北京文学空间的同时，凸显出报纸副刊独特的功能和特征。因此在各章节讨论的过程中，努力开掘报纸副刊的独特之处，以与期刊相区别，并显示北京的地域性。如第一章讨论文学副刊背后的政治背景，并和上海的《时事新报》进行对照，凸显北京的文化氛围；第二章考察对杜威的演讲报道如何由新闻版面向副刊版面转移，从而用新闻性将副刊和杂志区分开来；第三章则以《现代评论》和《语丝》两个刊物作为潜在的对照文本，探究报纸副刊在文人分化方面的作用；第四章区分了公共传播媒介与个人出版物的不同性质；第五章凭借对“正张”和“副刊”的区分，来体现副刊功能的细化；第六章利用报纸广泛的读者群考察接受问题。希望经由以上努力，探索出副刊研究的独特门径。
二 20年代北京的文化空间
近年来由于大众传媒研究的兴起，丰富的史料使得研究者可以借此考察当时的文学风气、文学语境，还原历史的真实情景，并使以报纸、杂志为依托，讨论某时某地的文学生态、舆论空间成为可能。从李欧梵《“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到北京大学近年两篇报刊研究的博士论文《清末民初北京的舆论环境与新文化的登场》、《1920年代中后期北京的文人集团和舆论氛围——以〈语丝〉和〈现代评论〉为中心》都体现了这一思路。而哈贝马斯有关“公共领域”的社会批判哲学和以布迪厄的文学场理论为代表的文学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则成为报刊研究的重要理论支撑。
哈贝马斯的理论靠建立起一种“市民阶级公共领域”来批判现代社会。所谓的“公共领域”是指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能够形成公共的意见。“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市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众。……他们可以自由地集合和结合，可以自由地表达和公开他们的意见。当这个公众达到较大规模时，这种交往需要一定的传播和影响的手段；今天，报纸和期刊、广播和电视就是这种公共领域的媒介。”哈贝马斯用这样的理论来分析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国王的宫廷、妇女的沙龙、街头的咖啡馆，再到受众更加广泛的报纸书刊等媒体。也许是因为哈贝马斯的理论在文学艺术研究中很好解释了接受者、消费者及批评者的读者、听众这一公众群体的研究，因此才引起了报刊研究者的密切关注，在如今的报刊研究文章中，“公共空间”、“公共领域”这样的词随处可见。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哈贝马斯认为这种自由主义模式的“公共领域”在资本主义初盛时期曾经繁荣过，但到了19世纪末，随着工具理性的张扬，物化精神不断挤压，因此已经不存在这样的空间了。换到现代文学、现代传媒的语境中，这样的“公共领域”是否存在，其实是成问题的。有学者已经看到这种区别，认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原则上是向所有公众开放的，而中国近现代社会中能够阅读书报的仍然只是少数，另外在“公共领域”中人们是可以自由集合和结合的，可以自由发表言论，而这在现代中国也是不现实的。因此，对于这一理论的使用是需要很好的分寸感的，毕竟复杂多变的现代中国，与19世纪的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同日而语，而现代报刊能够在多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也是需要辨析的。不过，哈贝马斯的理论关注到了文学艺术的消费者、接受者，并认为公共讨论的存在构造了现代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这些观点对我们的研究还是很有启发的。
至于将布迪厄的文学场理论运用到文学研究中，也是产生了一些重要的成果的，如邵燕君的《倾斜的文学场——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1996年在荷兰曾召开过名为“现代中国文学场”的国际研讨会，但对这一理论在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应用还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布迪厄的文学场理论将社会学的分析方法应用于文学，在占有并分析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论述了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文学场逐步自主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市场通过制裁、限制或通过报纸、出版业直接作用于文学活动，另一方面当权者通过各种媒介施加影响，将他们的观念强加给艺术家。因此要争取自主，艺术家必须要独立于外部的政治或经济权力，与当权者及其价值观保持距离。但是随着文学场自主性的增强，文学体裁的区分也越来越明显，而且每种体裁在生产场的内部又产生了对立的两极：“一方面是纯生产的一极，生产者的主顾是他们的同行，另一方面是大生产的一极，生产者的主顾是广大的公众”，因此艺术产品的生产受到在生产场中起作用的全部因素的制约。在方法论上，布迪厄认为无论是内部分析还是外部研究，都有致命的弱点，都会导致作品分析的片面性，而“场的概念有助于超越内部阅读和外部分析之间的对立”，由于文学场、权力场或社会场具有同源性，许多选择都是双重行为——既是内部的，又是外部的，既是美学的，又是政治的，因此他将现象学的分析角度与结构性的分析角度结合成为一体化的社会研究方式，这种方法既分析权力场内部的文学场的位置及其时间进展，也分析文学场的内部结构，同时分析位置占据着的习性的产生。布迪厄正是通过这些方法的有效使用，完成了文化生产场这个充满矛盾斗争、不断变化发展的力量空间的构建，戳穿了文学独立王国的假象，以期达到对作品的科学认识。布迪厄的理论有很强的实践性，他用来进行理论操练的包括福楼拜、海明威的小说，也包括15世纪意大利的艺术场。比照20年代的北京，其文化场域的特点与性质与布迪厄的理论必然会有许多的不符之处，比如在现代中国，权力资本和商业资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作用于文化的发展是一个需要详细辨析的问题，不过他的理论也启示我们，只有把文化场域的内部逻辑同外在于它的社会逻辑结合起来，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研究文本和语境之间的共生性关系，并把社会分析应用到文化生产、文化生产者及文艺作品的形式和语言层面上来，才可能对这一场域获得全面而合乎实际的认识。
借助“公共领域”概念和文学场理论，本书试图建立一个“文化空间”的概念，这一空间里除了要考虑文化生产者的作用，也需要充分关注文化的接受者、消费者；但是这一空间要比哈贝马斯所说的自由主义的言论空间更大，它包含了更多文化的外部因素，比如政治权力的作用以及文化生产过程中发生作用的各种要素。如果在20年代的北京存在着这样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各种外部因素制约的，由文化生产者、文化消费者共同参与文化生产的文化空间的话，那么考察这一空间的最佳媒介无疑非报纸副刊莫属。现代中国的报纸副刊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可以说是完美地集合了文化空间中的各种因素，新文学作家在其中发表作品，进行思想启蒙，而青年读者群也可以发表意见，进行反馈；副刊上的论争、论战提供了具体而生动的历史语境；编辑者、出版方乃至意识形态的控制则显示出了个人趣味、政治权力与文化场域之间的控制与反抗。基于以上考虑，本书希望借助公共领域和文学场理论，在保持惯有的内部研究的同时，在全面占有副刊文本及史料的基础上，以报纸副刊来考察20年代北京的文化空间，通过对报纸文艺副刊中所呈现出来的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文化界内部的权力争夺、城市中文化生产群体的聚合分化、阅读受众群体的形成和变化等问题的讨论，建构丰富生动的文化空间，也希望最后能够对文化空间当中的各种外部、内部因素到底对新文化运动起着怎样的作用、它们之间又是以什么样的关系存在并作用于自身和他者这样的问题给出尽可能圆满的回答。
第一，20年代北京的文化空间与政治权力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开展，西方各种先进的思潮、理论不断被介绍到国内，人们希望在这些理论、主义中找到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的方法，并使中国重新走上复兴之路。本书第一章通过考察《晨报副刊》上对于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及论争，探讨作为研究系机关报的《晨报》在此时积极宣传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背后的内在理路和文化逻辑，并指出北京大学自由的学术氛围、报刊出版界宽松的舆论环境及编辑陈溥贤个人的倾向和努力，都在《晨报副刊》对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本书的第三章中，青年学生和教育当局的矛盾升级，除了有当时教育独立呼声高涨的因素，新文化人因此分裂成英美派与法日派，或是“现代评论派”与“语丝派”，在其内在理路中也可以找出政治分歧的原始动力。事实上，由五四运动开启的20年代，因为整个思想启蒙议题与新文化运动都不是局限于文学、文化内部的活动，其背后更为宏大的政治构想和理念，在整个20年代都左右着文化空间的发展倾向，也左右着居于其中的新文化人在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左右摇摆。
第二，20年代北京的文化空间内部一直存在着权力斗争的潜在线索。本书第二章“访学潮”关注20年代众多西方学者来华讲学的特殊现象，以杜威和罗素思想对于中国的影响区别为问题的起点，考察两人受邀的政治、文化背景，以及国人对他们的不同期待，并从两人的接受角度揭示当时北京文化界的权力之争。在第三章中，新文化人分化的原因，虽有教育背景、文化理念等层面的冲突，但两方的激烈论战、各不相让，并分别创办或接手报纸副刊与杂志，背后未使没有争夺舆论界的倾向和掌控话语权的努力。20年代北京文化空间内部的权力斗争，作为30年代“京派”与“海派”之争的先声，在某种程度上也预示了下一个十年文化空间的发展路径。
第三，20年代北京的文化空间是由不同的文人群体组成的，他们活动于其中。这些文人群体既在同一阵营内部出现分化，同时也与其他代际的文人群体产生关系，这些分属于文化生产者、文化消费者等不同角色的文人群体构成了文化空间的主体，探讨他们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对于整个文化空间的理解。第三章以孙伏园的辞职风波为考察对象，充分肯定其在《晨报副刊》期间，通过对副刊的改革在为新文学提供发表的场所、为新文化界培养新人及利用卓越的编辑手段组织各种问题讨论等方面对于聚合五四后的新文化人所做出的努力；同时也通过全面考察他辞职背后的种种原因凸显20年代中期北京文化界的文人分化，并深入探究报纸副刊在“现代评论派”和“语丝派”的对立、论战中担任的角色和所起的功用。第四章和附录二其实是从不同角度补充第三章的内容。当年在《新青年》杂志中集结的新文化人，除了在20年代后期分化成两个文人集团，还有其他的分化方式，吴虞的方式可以算作一种“堕落”或是“倒退”，而张竞生则在学术方向和方法的转变中实践着另一种转向。第五章集中处理“苏谢事件”这一个案，利用大量历史资料还原事件发生的全过程，并从青年男女作家的对立、青年文化人群体共进退的生存方式、青年文化人群体与五四一代文化人群体的关系等层面来探讨新文化运动在新的历史语境下产生的种种意想不到的后果。第五章则将报纸副刊的读者纳入研究视野，在分析20年代读者构成的具体情况之后，以孙伏园在《晨报副刊》、《京报副刊》上组织的两场大讨论来凸显当时副刊读者的爱情观、文学观并显示“子一代”的精神特质。
三 故事分析法
本书的写作方式是“故事分析法”。
所谓“故事分析法”，就是每章选取一个“故事”进行分析，在对“故事”方方面面的开掘中实现种种的研究意图。此处的“故事”可以是一个人物、一个事件、一场论争，总之是需要具备基本的情节因素，而不会使研究散漫无边，如第二章专论杜威与罗素之不同，第三章以孙伏园辞职风波为线索，第四章集中于“赠娇寓”诗作的前因后果，第五章以还原“苏谢事件”为主，第六章以两场讨论为对照。之所以采取此种方法，一方面是由于报纸每日出版，报纸副刊上的资料比较零散，选取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件进行分析是相对现实、有效的处理方式；另一方面，报纸副刊与其他传播媒介的最大不同，仍在其与新闻的紧密联系，直至今日，新闻的讲述方式仍和“讲故事”难以完全区隔，影响及于报纸副刊的表现，就是各种“故事”的无处不在。
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20年代发生在《晨报副刊》和《京报副刊》上的“故事”——征求、讨论、诘难、攻讦——大大小小、不计其数，内容涉及思想、语言、文学、文化、道德、政治等层面，如何确定选取的标准是最先面临的挑战。由于本书依托报纸副刊呈现20年代北京的文化空间，因此一方面要挑选能够充分体现报纸副刊区别于其他传播媒介的特质的“故事”，如“辞职风波”一章针对副刊的聚合、分化功能，“苏谢事件”一章表现“正刊”与“副刊”的区隔，最后一章集中展现读者面貌等；另一方面则要兼顾文化空间的各个层面，比如第一章体现文化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第二章凸显空间内部权力的争夺，接下来的各章分别展现老、中、青三代文化人的不同选择和复杂联系等。在选取出典型事件之后，还要对这些事件进行典型分析。一般先通过大量发掘史料还原“故事”的来龙去脉，然后从各个角度对“故事”进行解读，并由此拓展到20年代北京复杂多变的文化空间，如第一章以《晨报副刊》上的政治讨论解读副刊的生存环境，第二章以两位名哲的境遇对比透视其背后的权力争夺，其后对于文人群体的考察也都联系故事主角的家世、背景和教育成长历程，并由此生发出具普遍意义的文化命题，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细致入微的个案研究来探索“故事分析法”对于副刊研究的有效性。
另外，本书致力于对文化空间的呈现，性质上接近于还原历史或是文学史描述，因此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海登·怀特的历史叙事理论。海登·怀特将历史修撰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提出了历史修撰的五个重要方面：编年史、故事、情节编排模式、论证模式和意识形态含义的模式。“这五个方面是任何一部历史著作都不可或缺的要素，构成了怀特所说的‘历史场’，其中包括未经加工的历史记录，各种历史叙事，以及历史著作与读者之间的一种协作关系”，“是历史的书写及其接受的五个阶段”。在海登·怀特看来，编年史纯粹是一个罗列事件的名片，只有在经过历史学家的精心选择和编序后，才由一系列的事件变成了有意义的“故事”。海登·怀特此处所说的“故事”，具有可辨认的形式，能够追溯从社会和文化过程的开端到终止的序列事件的发展过程，历史学家只有通过发现、识别、揭示或解释被编年史所掩藏的“编排情节”，才能完成将编年史建构成历史叙事的过程，而正是这种“叙事性”才能揭示和解释历史事件的意义、连贯性和历史本身。从编年史到有叙事性的故事需要经过三个阶段。
第一，通过情节编排进行解释，也就是海登·怀特所说的“通过识别所讲故事的种类为故事提供意义”。
第二，通过形式论证进行解释。所谓“论证”是指“话语论证”，分为形式论的、有机论的、机械论的和语境论的论证。
第三，通过意识形态含义进行解释。海登·怀特提出了四种基本的意识形态立场：无政府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
通过以上的过程，伟大的历史学家就能够利用各种因素之间的辩证张力，在各个因素中寻找审美的平衡点，给其著作以总体的连贯性和一致性，在历史叙事中使真正发生的事件以诗意的解释和再现。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历史叙事和文学都具有“虚构性”，但历史叙事必须要接受真实性的检验，也就是说，要能拥有赋予真实事件以意义的能力。
因为按照海登·怀特的说法，历史叙事也需要通过“虚构”、“解释”来赋予事件以意义，因此本书作为一种文学叙事，也适当参考了海登·怀特的种种解释方法，将报纸副刊上的故事通过种种手段建立起逻辑联系，以期还原更接近于真实的历史事件和文化空间，推进自己的研究。第一章“主义竞赛”：报纸副刊的政治背景与生存环境第一节《晨报副刊》与无政府主义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述，毛泽东谈到自己在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时曾说道：“我常常和一个北大学生，名叫朱谦之的，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可能性。”而后来成为哲学家的朱谦之则这样回忆那段时光：
一九一七年，我进北大预科读书时，在北大图书馆里，陈列着不少无政府主义的书刊。如《晦明录》、《民声》、《实社自由录》等。那时，克鲁泡特金的书，全译本还很少，如《法律与强权》，此外，有《互助论》等的节译本，印成小册子。另外，《晨报》有《地底下的俄罗斯》一文，介绍虚无党。李石曾翻译的《夜未央》，在国外影响较大，也是介绍虚无党的。在那个时候，所谓新思想，就是指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想揭发社会的黑暗，是作为社会主义思潮被介绍到中国来的。
作为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亲历者，朱谦之的回忆多少有些夸张，当时所谓的“新思想”五花八门、名目众多，绝不仅仅是指无政府主义思想，而且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五四前后已经开始了在现代中国的第二轮传播高潮，已经算不得是“新”思想了。
无政府主义（Anarchism）西文源于希腊文anarkir，指没有统治，因此Anarchism一词在中国曾被译为“无强权主义”、“无治主义”，音译为“安那其主义”、“安挪克主义”。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关于“人的解放”的社会政治思潮，直接指向人的“绝对自由”，不仅要求消除国家制度，而且要求消除包括政府、法律、宗教、家庭等一切对追求个体自由构成障碍的社会强制因素，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权力支配关系，从而实现一种具有最大限度个人自由的社会，在此社会中，物质财富得到公平的分配，公共职责通过自愿达成的协议而得到履行。无政府主义先后分为三派：施蒂纳和蒲鲁东的无政府个人主义、巴枯宁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及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早在20世纪初，留学欧日的中国留学生就已经接触到了这种理论，并通过翻译将它引介到国内，马君武的《俄罗斯大风潮》（1902）、张继的《无政府主义》（1903）、金一的《自由血》（1904）及陈冷翻译的一系列俄国虚无党的小说都曾经风靡一时，而热衷于进行理论输入的报刊更是不遗余力地向国内的读者介绍无政府主义的“自由、自治，铁血主义之手段，牺牲精神”。由于无政府主义思想强调个人的绝对自由、反对专制统治，以及俄国虚无党的种种暗杀、爆炸的暴力手段，正迎合了当时如火如荼的反对清政府的革命运动，因此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中国迅速流行，并直接引发了“天义派”、“《新世纪》派”、晦明学社、民声社等无政府主义团体的形成，上文朱谦之回忆中提到的书刊很多就是这些社团的产物。到了1917年，俄国革命的胜利与民国成立后让人失望的政治现实两相对照，更进一步激起了国人对俄国革命历史的关注，因此从此时一直到五四前后，中国舆论界对无政府主义的介绍和传播进入了第二个黄金期。朱谦之提到的《晨报》，自1918年由《晨钟报》改组以来更是当仁不让，在北京报界扛起了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大旗。一
1919年4月25日，《晨报》“自由论坛”栏目刊登了一篇名为《梁乔山先生致某君书》的书信节选，其中的“某君”是时任《晨报》常务董事的张澜，他和《晨报》社长蒲伯英早年是一起发动四川保路运动的同学、同志，也同为进步党的成员，不过，蒲伯英就任《晨报》社长是由于其“政党政治”的理想一再幻灭，终于决心“脱离政治生涯”，“尽力于舆论指导和社会教育，以一个‘文化人’的面目出现”，张澜却仍然在苦苦寻找政治改良的方法，他“颇闻人言社会主义，欲一知其底蕴而苦于无书可读”，因此梁乔山写信向他剖析了当时社会上非常流行的“社会主义”学说。梁乔山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分为两种：一个是无政府主义，一个是国家社会主义。所谓无政府主义，“即三无二有主义，三无者，无政府，无家庭，无宗教。二有者，各尽其力，各取所需”，而实现这种主义的标准，则要“露积其财货而无人窃取，与美女同宿而不起淫心”，在他看来，人是一种喜竞争、好安逸的动物，因此要想实现无政府主义，必须先使民德发展到能够克服这两种弊端的程度才有可能，“否则恐徒乱社会之秩序，率天下为禽兽而已矣”。而“国家社会主义”则是梁乔山一直提倡的：国家主义以国家为资本，以民众为劳动者，民众共同生产，共同消费，能够排除独占而实现平均，是一种“光明正大”的主义。具体到中国当时的情况，由于私产制还不发达，因此无须经过社会革命可以直接经由国家政策来达成，不过民智獉狉，军阀财团割据，如何能让国家法律发生效力，迅速实现民治主义，则是最难解决的。对此，梁乔山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吸收财阀的财产以与贫民平均，规定私产制的最低限度，破除家族制和废除财产承袭制。另外，在第二封来信中，他又具体谈到了实现“国家社会主义”的两个重要条件：提倡“新教育的精神”，即宣传个人拥有的社会权利与应承担的义务，以及普及“真值”（即土地资本劳力的原值）的概念。
梁乔山对无政府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看法刊登后，首先就得到了张澜的回应。张澜很认同梁乔山对“国家社会主义”的选择，他认为中国连年战乱，民生凋敝，物价却连连攀升，新晋的资本家与政府勾结引起了民众的不满，而兴办产业的人又解决不了众多游民的就业问题，反而用强权夺利于民，这些都足以促使社会革命的发生。但一旦以革命的手段来实现社会主义，就很难避免“徒袭社会主义之名词，揭社会主义之旗帜，而肆行其掠夺杀戮之惨”的后果，因此张澜寄希望于通过政府解决财产不均的问题，并普及教育，将“国家社会主义”的理念加以宣传，靠“先知先觉诸人”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的制度。
不过反对意见也随之而来。王光祈以笔名“若愚”向《晨报》投稿，阐述自己对无政府主义的不同看法。王光祈作为五四时期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积极参与了各种社会活动，在这场讨论结束后不久，即与李大钊、曾琦等发起组织了少年中国学会，并被推选为执行部主任，还在陈独秀、蔡元培、李大钊等人的支持下，创建“工读互助团”，实践新村生活的理念，因此，他凭借对无政府主义理论的深入了解，对梁乔山的观点一一进行了质疑。首先，王光祈不同意梁乔山简单地以“三无二有”来概括无政府主义，因为无资本、无军备、无祖国、无国会等都是无政府主义的应有之义，而“各尽其力，各取所需”也是共产主义、集产主义的一种基本原则，用来界定无政府主义也略显宽泛，王光祈自己对无政府主义的定义是：“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强权的组织，而主张互助自由的社会者也。”其次，梁乔山因为没有国家社会的制裁无法克服人性弱点而不赞成无政府主义，王光祈也并不赞成，因为无政府主义的派别也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提倡劳动互助，并通过社会制裁的方式来实施，并非对人性毫无办法。再次，王光祈对梁乔山所提倡的“国家社会主义”也有疑虑，因为一旦资本集中于国家，对个人自由有何影响，还不好估量。最后，梁乔山认为中国可不必经过革命而直接通过国家政策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而王光祈认为无论中外的资本家和政府都无法分割，因此必须经过社会革命才有实现的可能。既然革命潮流不可抗拒，王光祈主张“尽自己的力量，使一般劳动者自身觉悟，为一种有理性的，有秩序的动作，一方面使他们知道工作与人生的价值，一方面设法增长他们的利他心”，实践他所一贯提倡的“工作主义”。
王光祈对于社会主义概念的分析梳理很快引起了《晨报》读者的兴趣。事实上，晚清以降，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集产主义等概念就不断地被引入中国。由于理论来源的渠道以及翻译命名的不同，这些概念常常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呈现出复杂交织的面貌。再加上像张澜这样无书可读，或者无法读外文的读者，道听途说，更易造成混淆，因此，对社会主义的理论、派别和概念进行爬梳和辨析，确实是一项非常迫切的工作。应读者的要求，王光祈专门在《晨报副刊》撰文，系统地梳理了“国家社会主义”和无政府社会主义的来源与区别。在他看来，“国家社会主义”和无政府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内部的两个派别，两者在政治上以主张有无政府来区分，而在经济上则以主张共产或集产相区别。主张“国家社会主义”的以马克思为代表，包括当时俄、匈、德、奥等国的过激派，而无政府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我国的刘师培等无政府主义先觉者也多属此派别。两派自1864年万国劳动者大会上的激辩后即完全决裂，之后一般皆把“国家社会主义”叫作社会主义，将其党人叫作社会党，而无政府社会主义党人则自称无政府党，或无政府社会党、无政府共产党。至于无政府社会主义内部，也有许多派别，如无政府共产主义、无政府集产主义、个人无政府主义等，在无政府的政治主张前提下，以经济主张的不同相区分。此外还有文学、宗教等层面的无政府主义。接下来，王光祈借用自己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的文章来具体辨析无政府共产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在政治、经济上的不同主张。无政府共产主义又叫互助的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是克鲁泡特金。他反对一切形式的强权，主张“把现在极悲苦的旧社会推翻，另造一种极快乐的新社会”，而其组织的方式就是建立多数人的自治团体，“只要适合于人类生存的小团体，不要担个虚名的大国家”。在经济方面，克鲁泡特金提倡生产机关与所生产的物品全部由社会全体共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而“国家社会主义”是由马克思提出的，政治上主张由劳动者自己组织政府，将一切生产机关收归政府掌管，实行中央集权，经济上则提倡集产主义，公有的生产机关生产出来的物品，除去可作生产手段的，仍可归私人所有。这就与互助的无政府主义全体共有的主张根本不同，属于“各售所能，各取所值”。而这也正是互助的无政府主义所一直诟病的地方，因为人的能力有差别，但所需基本一样，因此如果“各售其能”，则大家的所得必然有别，“与今日的地狱社会，有何分别？”。《晨报副刊》上这场关于无政府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讨论，也吸引了一直关注新文化、新思潮的《国民公报》副刊的主编蓝公武的注意。他不仅将王光祈的文章全文转载在《国民公报》副刊上，还写下《致梁乔山先生书》一文参与讨论，他的重点也在派别的区分上。蓝公武认为梁乔山和张澜文中所说的“国家社会主义”和马克思所提倡的“国家社会主义”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其实是俾斯麦的“社会政策说”，俾斯麦所谓的“国家”是军国主义的国家，他崇尚的是强权专制，他所提倡的“国家社会主义”其实也只是应付劳动阶级的一种说辞。后世的政治家正是看中了社会政策对于安抚社会革命的功效才纷纷倡导此说，其实与马克思的“国家社会主义”所主张的产业公有、劳动平等理念相去甚远。蓝公武自称并非“国家社会主义派”，不过是想通过讨论达到研究的目的，“而后真理可致”。事实上他对社会主义有着更为深入的研究，在这场讨论开始之前，他就在《国民公报》副刊上连载长文，分析俄国的“过激派”。在蓝公武看来，以当时俄、德、匈等国家的政局来分析，俄国“过激派”所倡导的革命潮流已然一发而不可收，即使是中国也不能幸免，因此要想遏制过激主义的入侵，必须正确认识其主张的由来和优劣，才有可能“行其不可抗而去其不可行”。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蓝公武撰写了十六篇文章对“过激派”进行了系统阐述。蓝公武笔下所谓的“过激派”是当时俄国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国内报纸一般将其称为“过激派”。“过激派”的前身是社会民主劳动党，此党在1903年伦敦大会上分裂为以白来哈诺夫为首的少数派和以列宁为首的多数派（也即bolsheviki的俄文原意）时，两派的分歧多在具体政策上，“与主义无关”。社会民主党最初提倡以工人阶级为革命之本位，并以此与提倡农奴解放的其他党派相区分。蓝公武根据列宁等于1918年发表的决议分析出“过激派”的宗旨与纲领：“（一）劳动者为国内唯一之阶级，而不许其他阶级存在。（二）政府万能，有强迫干涉个人生活自由之大权，政府之组织，则以代表制度行之。（三）一切产业采国有制而非公有制。（四）土地公有制与产业国有制，未能完全调和，而农民与工人之利益，亦多不能一致之点。（五）不废武力，仍以强权治国。”在他看来，这说明“过激派”与无政府主义有着根本相反的主张，而与马克思主义相近。进而，蓝公武又阐述了“过激派”和社会主义的区别，“凡真之社会主义者，莫不抱有下列四点之主张：（一）生产机关之公有。（二）生产之公共经营。（三）生产物之公平分配。（四）社会利益之平等享受”。至于实现的形式和方法，则各派各有不同。社会主义内部分为集产主义和共产主义，前者不废政治组织，以强力实行一切政策，后者则以个人自由联合为共同生活的基础，提倡互助，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接下来，蓝公武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根据，详细论述了集产主义的思想和主张，并说明了马克思以其唯物史观论证资本主义制度必在其全盛时期灭亡，而“社会革命实乃势所必至”的全过程。并认为，由此可见，“过激派”的主张基本与马克思的集产主义相一致，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经途径，共产主义则是集产主义的最终理想。从欧洲百余年的革命历史观之，“过激派”的革命并无特别惨烈之处，其社会组织也不过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过激派之有今日，亦历史潮流之所趋，积百余年之因果事实而成者也”。随后，蓝公武又用英国、法国的历史实例来考证劳动问题和劳动团体的关系。因为身体的原因，蓝公武的这篇长文最后没有写完，不过他对俄国“过激派”和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已经基本有了大致呈现，其细致、深入的考证对国人了解这一主张的科学性和顺应历史潮流的必然性都有一定的帮助。他在后来的启事中还提到要利用一年的时间，“努力为文化事业之一前驱小卒”，从近代思潮中选择八种“足以代表而又崇高伟大之思想”一一介绍给读者，其中就有马克思和克鲁泡特金的学说。
在这些文章连载的过程中，讨论仍然在继续。5月6日《国民公报》副刊的“读者论坛”栏目发表了费觉天的《说三无》一文，来回应王光祈关于社会主义派别的文章。时为北大学生的费觉天，日后与李大钊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并在中国最早部分翻译了《资本论》，其理论素养可见一斑。他首先对“三无二各”中的无政府、无家庭、无宗教的说法进行了辨析，在他看来，将无政府与无家庭、无宗教并举，不仅与无政府主义的本意不符，而且在理论上也有谬误之处，因为“将极端主迷信之宗教，与极端主真理之无政府主义，同时并提”有不伦不类之嫌，另外提倡无政府主义的托尔斯泰也同时主张建立一个新宗教，可见将两者相提并论并不能定义Anarchism，而着力于摆脱政治束缚的无政府主义更是与是否有家庭没有必然联系，因此用无政府、无宗教、无家庭三者来定义无政府主义非常不准确。其次，费觉天对王光祈为无政府所下的定义也并不满意，因为克鲁泡特金的“无强权”的定义，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指的是无强暴统治权，对于自由结合的团体是默认的，因此并非像王光祈所定义的那样“反对一切强权的组织”，更何况王光祈所谓的“自由结合”，在无政府主义内部也有个别派别如个人无政府主义是加以否定的，因此“无强权”已可表明无政府主义的态度，王光祈的定义反嫌累赘。
费觉天的质疑首先得到了蓝公武的回应，蓝公武不同意费觉天单纯从消极意义上定义无政府主义为“无强权”，因为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无政府主义，其终极目的在于“建设人类平等自由之社会，完满幸福之生活”，是以积极建设为宗旨和归宿的，而消极破坏只是过渡时代的手段，两者的区别也体现在建设方法上的不同。即使是在各国政府压迫监视的恶劣环境下，近年的无政府党人也在努力于建设一面，俄国的互助生活团体、日本的新村运动均可证明。因此，“无政府主义之仇视强权也，以其背反人道而有妨理想生活之实现耳，非即以此为目的也”。
随后，王光祈的回应也刊登在了《国民公报》上。王光祈表明自己所下的定义仅指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与费觉天所说的个人的或基督教的无政府主义无关。同时，他也不同意费觉天对宗教的看法，在他看来，“宗教问题在现代社会中，仍是一种亟待解决的问题，并不是不成问题，在二十世纪提倡反对宗教，也不是一种笑话”，他更是将托尔斯泰的主义称为“不彻底的无政府主义”。对于无家庭，其反对的理由则是为了充分地发挥个人自由，脱离家庭的专制，并非像费觉天所理解的狭隘的不嫁娶、恋爱自由。另外，无政府主义的“无强权”不仅反对国家之统治权，更反对一切不平等之经济、宗教、家庭制度，因此费觉天的异议也不能被王光祈接受。
对于两人的回应，费觉天又进行了进一步的申辩，他不承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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