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姚雪垠
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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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交响曲试读：
出版说明
明年9月3日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纪念日。为了纪念这个我国人民永世铭记的日子，我从父亲留下的180多万字的抗战著作中，编选出“姚雪垠抗战作品选”——《春暖花开的时候》、《牛全德与红萝卜》和《四月交响曲》，奉献给读者。在书即将面世前，关于这些作品的写作背景等情况，我在书前略作说明。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父亲上了日文报纸“抗日文艺界人士”的黑名单，他即蓄须，先送我母亲出城，然后逃出北平，经冀鲁过海道回到开封，以笔为枪，投身抗战。在河南地下党的领导下，父亲和嵇文甫、王阑西创办的《风雨》周刊，成为中原地区的抗日宣传基地和救亡组织中心。不久，父亲以《风雨》主编和全民通讯社特约记者的名义奔赴战火纷飞的徐州前线采访，撰写一批反映前方军民英勇抗敌的通讯报道。之后，父亲来到全国政治中心的武汉，写出报告文学《战地书简》和短篇小说《白龙港》、《差半车麦秸》。后者在香港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发表，茅盾撰文给予高度评价，在文坛引起了巨大反响。两年后，父亲创作了同样反映敌后农民游击队员生活的中篇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它以朴素鲜活的中原乡土语言，成功的人物刻画和深刻的主题思想，而产生广泛影响。
1938年冬，国共合作初期，父亲应钱俊瑞之邀，同胡绳、夏征农、臧克家、田涛、碧野等一批进步文化人士赴襄樊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中华文协分会在均县举办抗日文化工作讲习班，父亲主讲唯物辩证法，深受学员的欢迎；讲习班男女学员的学习、生活和文工队的两女性为父亲一年后写作《春暖花开的时候》提供了素材和原型。之后，父亲参加“笔部队”，多次奔赴鄂北、皖西和豫南的前方和敌后，写出了《蚌埠沦陷后》、《界首集》、《战地春讯》、《血的蒙城》、《四月交响曲》、《随县前方的农民运动》、《鄂北前线的神秘武装》等作品，反映了日军的残暴、百姓的苦难、抗战的艰苦卓绝和军民的英勇战斗。这些作品如号角、如匕首、如枪弹，汇入了时代的最强音。父亲不愧是一名抗敌救国的战士！
1939年秋，在五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地老河口，父亲开始动笔创作他的长篇处女作《春暖花开的时候》。在敌机对老河口日夜狂轰滥炸的日子里，父亲常在母亲的陪伴下，带点干粮，每天一清早来到郊外，从农家借张小矮桌和把小椅子，在草棚或树荫下，在粗劣的草纸上写作；没有小桌子，就把稿纸铺在椅子上，蹲在或坐在地上写，时间长了，双腿麻木，就站起来活动活动，拍拍身上的灰土。有时候敌机突然飞临投弹，或从头顶贴着树梢呼啸而过，来不及去庄稼地躲避，母亲惊叫“雪垠！雪垠！”趴在父亲身上，父亲镇静地说：“不怕！不怕！”敌机一飞走，接着写下去。就在这样的环境下，父亲一边写，一边将稿子寄往重庆，在胡绳主编的《读书月报》连载，吸引着广大读者。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这时候父亲还附带写作中篇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1943年初，父亲从皖西金寨前往重庆，被推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兼创研部副部长，完成了《春暖花开的时候》计划3部中的第1部。书分3册出版，首印1万，很快脱销，又接连加印3次，成为大后方轰动一时的畅销书。
该书反映了抗战初期河南大别山下某县城的一群青年男女的抗日斗争生活。因为小说紧扣时代，贴近生活，语言朴素流畅，且成功地塑造了喻为“太阳、月亮、星星”的“三女性”，而引起广大青年读者的浓厚兴趣。小说得到茅盾和胡绳的肯定，但也受到某些人的攻击，被扣上“色情文学”、“娼妓文学”、“市侩文学”的大帽子。解放后，《春暖花开的时候》在大陆绝版，在香港却有3个版本不断翻印，流行于香港和东南亚华人读者中。“文革”一结束，评论界推翻了“色情”等不实之词，给予《春暖花开的时候》平反，研究抗战文学史的学者评价：它是抗战初期第一部真正反映国共合作时期救亡团体内外矛盾的现实主义的作品，也是第一部表现中国共产党在救亡团体中的领导地位的杰作。《春暖花开的时候》在诽谤中停笔，使后两部流产，又为它背上半辈子的黑锅，一直是父亲的一块心病。1986—1987年，父亲放下《李自成》第四、五卷的紧张写作，花了数月时间，对原书先后两次修订，补写了十几万字，尽力补救因书没写完及国民党的书报检查等原因而留下的种种遗憾。父亲原拟在自编的文集中将《春暖花开的时候》列为第1集，但文集在他生前未能编成。在父亲去世后的2000年及2011年，该书作为第11卷先后收入中青版《姚雪垠书系》和人文版《姚雪垠文集》。这次《春暖花开的时候》出版，是在大陆绝版七十余年后首次单独和读者见面。《牛全德与红萝卜》是中短篇小说集。全书收入中篇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戎马恋》、《重逢》、《母爱》和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白龙港》、《伴侣》、《人性的恢复》，都取材于抗战，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反映了抗战中各式人物的故事和命运，而使时代的画面更广阔真实和色彩斑斓。《四月交响曲》是散文集。收入散文、通讯、报告、回忆、杂文、时评等38篇，是父亲在八年抗战中六年置身于正面战场，深入前线和敌后生活的重要收获。这些作品更及时、直接、真切地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和社会百态；并以多篇政论时评，论证欧亚战场的局势和走向，坚信中国不会败。虽然抗战岁月已逝久远，但是今天重读这些作品，当年全国军民的浴血奋战和民族的苦难仍历历在目，如亲临其境，令人感慨！
这里还应说明，有几篇文章虽是在抗战胜利后甚至50年代写作发表的，但反映的是抗战期间的事情，比较重要，所以也一并收入书中。
为尽量保留作品的原貌，本书对当年习用的助词和标点符号的用法以及某些特除用语等，极少改动，主要修订了文字上的错漏之处。
明年10月是父亲诞辰105周年，适逢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出版父亲的抗战遗作，也是最好的缅怀和纪念。
本书出版计划提出后，受到了中州古籍出版社社长张存威和总编辑助理刘春龙的高度重视，决定尽快出版，他们的眼光、热忱和魄力，使我敬佩和由衷的感谢。
姚海天2014年初冬
内容提要
本书收入的38篇作品，包括散文、通讯报告、纪实回忆、随笔杂文和政论时评等，及时、直接、真切地反映了抗战岁月的方方面面。其中既有官兵的英勇战斗、流血牺牲，也有日军的残暴杀戮、百姓的深重苦难，更有民众的同仇敌忾、抗日救亡，讴歌了前赴后继、为国捐躯的抗日烈士和英雄，同时也反映、揭露了官场和社会上的消极、阴暗、腐败、反动等现象。这些都构成了抗日战争的真实图景，说明抗战的艰苦卓绝，中国人民为抗战胜利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其中10篇政论时评，涉及国内、国外、政治、军事、文化、人物等方面，论述了当时欧亚战场的局势和走向，希特勒和日本法西斯的下场和败局，坚信中国抗战必胜。作者亲历了七七事变和北平沦陷，20年后通过《卢沟桥礼赞》，深情地回忆了已镌刻历史的卢沟桥往事和为国捐躯的英雄，可使读者对爆发全面抗战的七七事变有所了解和认识。
一九三七年是我们的
一“一九三七年是我们的。……”
二
要来的不欢迎也要来，该去的想留也留不住，时代就这样的迈开大步向前走着，决不听从人的意志。
中国人称大年夜为“除夕”，这名词原含着除旧的意思。假若不一年一年的把旧除去，新的迎来，我们现在还得“茹毛饮血”，“穴居野处”，决不会文明。我们如今所享的文明并不是真的文明，所以还得不断的除旧，不断的迎接新的年景。
中国人最爱春天，把春天看做是宇宙的新生，拿“春”字来象征年青，象征火热的爱欲，象征温热和微红。“春”字常带给人们欢乐而和平的意味。
中国人还把春天比做事业奠基的日子，非常的看重它。
但中国人并不轻视冬天。千百年前的古人就知道冬天是春的准备，有冬的酝酿，才有春的生长，凡是在春天能开花结实的，在冬天就要萌动发芽。
为期望春天会带来更好的新的生活，全世界的人都互相庆祝着新年。在中国，红纸上写着吉利的话语，贴满了家家户户，这事情决不是浪费，因为千百年前所有的中国人已经把红色当做了希望的象征。
三
从前人们把日月时序看得非常神秘，糊里糊涂的生活着。如今科学使人们有了真理的知识，我们发现了时代移转的铁律，我们的历书上决不会再算错日子了。
从前人们不愿死，如今人们仍然不愿死，但岁月是无情的，人们终究都要死。从前人们为不愿死而求神仙，学辟谷，学炼丹，如今人们为不愿死而同死斗争着，要吃饭，要穿衣，要生活！前一种人全没有长寿的，后一种人反而往往多活了几年，最后有声有色的死在奋斗中。
从前人知道死是不可避免时便希求天堂，盼望来世。如今人们知道死不可避免时，便紧抓住生活不放手，甚至还要替子孙们创造生活。所以从前人们是愚蠢的占多数，如今恰恰相反了。
但从来孩子们和老头子们就相反。孩子们喜欢新年，因为他们希望快快的长大，快快的做事。老头子们讨厌新年，因为过一年他们就老一年，老着老着就要死掉。然而留恋旧岁的终于要很快的老去，死掉；欢迎新年的终于要很快的成长起来。将来的宇宙主人是孩子们的，他们在人类中最可爱。老头子们要想可爱，就得和孩子们有着同样的心。不然就必被长起来的孩子们遗弃，跟随着旧时代消灭。是呵，孩子们是可爱的，他们的本身也就是春天！
四
一九三六年是一个不平凡的年头儿，人们早就感觉到。几年前有些政治家预言着一九三六年要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看法过于机械，所以也就不曾应验，但一九三六年在人类历史上也真是不能忘掉的年头儿：国际政治在这一年里完成了两部半杰作，一部悲剧；国际文坛上死掉了两个高尔基。
光明与黑暗本来自有历史就在斗争着，一九三六年这战线更空前的展开了。从欧洲到亚洲，到北美，到南美，到非洲，从都市到乡村，从平原到山地，从大陆到岛屿，到处有火药气，有血腥，有压迫，有反抗，有摧残，有防卫……
全世界，全世界燃烧着斗争的烈火。分成侵略与和平两大营垒，尖锐的对立着，快到了决死的关头。
全世界伟大的解放战争的序幕已开，“人的历史”正填写着惊心动魄的第二章。
光明终究要到来，我们在一分钟，一分钟的期待着日出。一九三六年是黎明，是一个不平常的年头儿。该醒的人在这时都醒了来，没醒的我们去叫醒他。至于那般以黑夜当白天的老爷们，让他们沉醉的睡在女人怀里吧，最好永远不要爬起来……
因为太阳是我们的。
五
倘若说一九三六年是黎明，一九三七年就应该是日出；一九三六年是冬天，一九三七年就是春天了。
有冬的酝酿，才有春的生长；一九三六年没有完成的，我们要在一九三七年完成它，让解放的战线更展开，向黑暗包围去，给它们个无法抵御的总攻。
新春是一切伟大未来的开始，我们要坚决而勇敢的负起来这时代所给予我们的使命。我们是孩子，我们的本身是春天，所以我们要欢呼着迎新年—“一九三七年是我们的！”
(原载《群鸥》月刊一九三七年第一卷第二期）
夜行曲 第一章—《红灯日记》序
日间耶和华用云柱领导他们，夜间用火柱光照他们，使他们日日夜夜都可以行走。—《出埃及记》
旅人背着行囊，不管白昼，不管黑夜，不管晴，不管雨，不停的走着，走着。山之岸，水之滨，沙上，雪上，泥上，荒凉的古道上，到处都留着旅人的足迹。足迹纵有时是零乱而模糊的，也仍然值得旅人的眷念回顾。他爱它，因为他曾在那上边出过力，流过汗，甚至滴过血和泪。一切生命都免不掉随着时间消失去，要想一部分生命暂时保存住，就得靠各自留下的足迹了。
伟大的人物们叫自己的生命长时间的活在千千万万的善良人的心头上，渺小的人物们叫自己的生命短时间的活在自己的日记上。我是渺小的，所以只能用自己的笔描下自己的模糊而零乱的足迹，供来日去追怀，反省和检视。
但记日记真是不容易！假若狗和猪会记日记，它们的日记本子上一定是无拘无束的什么都敢记。人，只要配称做人，他就要失掉一切坦白的自由，思想不能赤裸裸的写出来，话不能赤裸裸的说出来。一个字会送掉一条命，因此往往该记的反而不敢记到日记本上，高尔基在《母亲》第二部里借着一位工人的嘴说道：“现在的时势，大概懂得道理是有罪的了。”
这句话常叫我愤然的想起来历代的文字狱。从前两次记日记都是因为懒散而搁笔；此后如果仍然中途搁起笔来，也许是由于懒散，也许是由于灾祸，全没准儿。好在我的行动还不至于“荒谬”，在可能中我总要坦白的记下我所想到和感到的，到连一个坦白的字也不允许写出时，就干脆的让日记成为一卷白纸去。
从前记的两本日记，可惜都在漂泊的生活中被我失掉，每次想起来总不能释然于怀。今天开始逐日填写这一叠白纸，对于它的命运却感到寒心。也许它会永远的被我保存着，也许会偶然无意的被我散失了，也许有时候我竟不得已而狠心的把它付之火葬。在目前的这样的年头儿，傻子是有福的，非傻子的前途是渺茫的，他纵然想尽力的把自己的生命保存在纸上，环境也有时不许可。
但虽然这本日记的前途是不容乐观的，我依然毫不失望的爱惜它，“红灯日记”这个心爱的名字送给它。这并非表示我的日记是在红纱罩儿的灯光下边填写的，而是因红灯的故事原是一首优美的散文诗。
昨夜，一九三六年最后的两个钟头里，群鸥文艺社的除夕茶话会正进行最有意义的一个节目，我以来宾的资格，临时从座上被请起来作了“岁末致辞”，跟着又有四五位来宾和社员作了长短不同的演说。
在那些演说里，特别紧抓着全场的注意的，是加农的“话除夕”。加农是怎样的开始了他的讲辞，我已经记不清了。我记得他讲着讲着，大家稀有的肃静起来，灯光淡然的照在一群孩子的聚精会神的脸孔上，每副脸色显得格外的阴森和苍白。加农的脸孔是黑色的，摊了薄薄一层忧郁。他把一只手插在衣袋里，一只手按着桌子面，用阴沉的声调说：“老头子的儿子一直就没回来过，有的说他还活着，有的说他早已死去，老头子自己也不知道。但老头子总希望他的儿子能回来，即让是鬼魂也好的。”
忽然紧紧的闭起嘴唇来，沉默了片刻，加农整了整眼镜，接着用更低的声音说：“每年除夕，老头子把一盏红灯笼挂在门前最高的一株白杨树上，希望他的儿子能望着这盏灯走回。”演说者若有所悟的向漆黑的庭院里凝视了一眼，“呵，漆黑的夜里，宇宙间什么也看不见，只有这一盏红灯笼在高高的白杨树上飘荡着，飘荡着，……灯之上是几点寒星在昏暗的远方眨着眼睛。”
演说者若不胜其感动又突然闭紧嘴唇，低下头去整了整近视眼镜，许多孩子不由自主的把眼光离开加农的黑色脸孔，向更黑的庭院望去。我也随着扭转头，隔着窗棂把目光送向杳远而幽暗的天边。会场像无波的古潭一般的寒冷，悄静，听不见一点声息。整好眼镜后，加农又慢慢的抬起头来：
漆黑的夜里，寒风吠着，白杨树的枯叶沙沙的叹息着，这位白发萧萧的老头子驼着脊背，衔着眼泪，踏着落叶，在树下站一会儿彷徨一会儿，一直期待到午夜，然后发出一声喟叹，留下红灯，疲倦的走回家去等待着下一个除夕。……
这篇美丽的故事给我几许捉摸不定的希望和伤感。午夜里天是黑的，地是黑的，黑暗中照耀着一盏红灯笼，它是多么的美丽而可爱！我仿佛自己就是那位失去了音信的旅人，不管道路是怎样的崎岖，身体是怎样的疲劳，一个除夕一个除夕的过去了，我依然顽固的向着红灯的方向摸索。有时我仿佛看见了那盏红灯，它在遥远的前方飘荡着，飘荡着，于是我兴奋得忘掉疲倦，欢喜欲狂，不由的加速了脚步。有时红光一闪，缩小下去，像一星磷火在林间飞游，虽然我仍得背着行囊急急的向前走，欢喜却从心头消失了。
我到底是位渺小的人物，在午夜里悠长的旅途中，往往免不掉随着那盏红灯的隐显而苦乐。可是也正因为这原故，我才更愿意用自己的笔描出自己的模糊而零乱的足迹，供来日去追怀，反省和检视。
我虽然偶尔有苦闷，却不曾悲观过。旅人只有坚强的意志和一双顽固的脚，不管白昼，不管黑夜，不管雨，背着行囊不停的向前走。红灯确乎不是梦，它像上帝的火柱，引导着被压迫的以色列人往迦南去。它在未有我之前就存在着，现在和将来也一样存在着：它不惟照耀着我的旅途，也照耀着千千万万善良人的心。“嗳，你想，”高尔基在《母亲》第二部里写道，“假使我们想到，在这样的世界上已经点着照耀万人的灯火，这不是很愉快吗？世界上的人们，看见了这灯火，一定会衷心的和它拥抱起来的！”
然而那位挂红灯笼的老头子已经死去了！一九三七年元旦之夜（原载《群鸥》月刊一九三七年第一卷第三期）
蚌埠沦陷后
记者昨天从淮北战地归来，在陇海车中遇到一群由蚌埠逃出的男女难民，便含着眼泪听他们谈出下边的一串故事。
当中央军退出淮南阵地后，在蚌埠一带维持治安的是倪道带的保安队。保安队的纪律非常糟，明的讹，暗的抢，弄得老百姓的情绪坏极了。人们说：日本兵来了不过如此吧，也许还不至于这样糟糕呢。因此许多该逃的人也为着家里的东西，为着一点幸免的渺茫希望而不逃了。
这时候蚌埠天主堂大开方便之门，尽量的收容难民。有好多有钱的人们，他们自愿拿出来上千上百的款子交给天主堂，请求某国神父特别的给他们保障。在汉奸们的鞭炮声中，在万人悲愤与惊慌中，敌人的部队开进街市了。一切希望都顿时化作泡影。东西被抢走了，女人们不管老少，十之八九被强奸了，年轻的男人们有许多被惨杀了。日本兵把住了天主堂的大门，把年轻的女人们运送到各个部队里边去，年老的女人们留在天主堂里供后方将士们随便奸淫，男人们的姓名被登记下来，不发给食物，慢慢的侦查着，枪毙着。那些曾交过保险费的财主们，跑去跪在神父面前哀求着：“我们都没有罪过，你保护我们吧！”“这是你们中国人的事，”神父回答说，“维持会会给你们想办法的。”
敌人开进了蚌埠西边的宋家台，一位理发匠大走红运了。
理发匠在高丽做过生意，会说几句日本话，日本兵一来到，他被同村人们派去打交涉，日本兵问村里要东西，要女人，都由他作翻译，作传达。理发匠很快的同日本鬼子熟起来，便狐假虎威的报点小私仇，占点小利益，使点小手段，一变而为要人了。有一天两个日本兵到理发匠家里去，看见理发匠女人长得挺不错，趁理发匠不在家，就“亲善”一番，把她带到兵营了。理发匠后来找到日本兵营去，日本军官告他说：“我们帝国的皇军是很守纪律的，你公然侮辱皇军名誉，一定是存心破坏两国人民的亲善合作！”
理发匠被关起来，饿了几天，最后没有人再知道理发匠的消息了。
从怀远到临淮关，这将近二百里长的地域内，除掉若干驻有日本兵的村落之外，全被放火烧光了。自怀远到蚌埠，二三十里内公路上曾有一个时期倒着二百多具死尸没人掩埋。这些死尸自然都是善良的农人。
日本兵开进淮河北岸的香山寺，香山寺的男人被杀得差不多快光了。有一个厨子伺候日本兵非常小心，同日本兵发生了感情，留下了性命。
可是有一天日本兵忽然威吓厨子说：“我要枪毙你哩，你怕不怕？”
厨子想一想，以为自己早晚是活不成，倒不如显一显中国人的英雄气概，便愤怒的冷笑一声，骂道：“爷爷不怕，你随便处置吧！”
日本兵瞪着眼睛把厨子看了半天，伸出来大拇指笑了起来，让厨子走开了。
日本兵时常拿杀人来开玩笑，中国人谁也猜不到自己的死活。
是落雨的日子，日本兵开到小蚌埠附近的桃园镇。
桃园镇的老百姓被命令集合在镇外，跪在雨中欢迎“皇军”。“皇军”的队伍散开了把群众包围了，机关枪骄傲的抬起头来，噗噗噗噗的一阵疾风从群众头上扫过，群众哭起来，叫起来，有的躲下去，有的跑起来。“皇军”拍着手大笑起来，有的连肚子都笑疼了。
一位姓崔的年轻寡妇，被几名鬼子轮奸后，留下不到两岁的小孩子，半夜偷偷的上吊了。然而满村子却贴着欢迎“皇军”的美丽标语：“皇军是解除中国人民痛苦的军队！”“皇军要帮助中国人民建设王道乐土！”“中国人民应该同皇军合作……”“皇军”里边有我们的东北同胞呵！
东北同胞被驱到关内来残杀自己的兄弟，也许是由于自愧，也许是由于日本人的禁止，见了中国同胞不敢说中国话。某次有敌兵数人进村子烤火取暖，他们一模样的穿着大皮鞋，呢制服，要吃肉，要酒喝，看见女人打俏皮。其中只有一个比较沉默的，看样子很忧郁，很不安，很胆怯，火星迸到衣服上，不提防把他的衣服烧着了。他忽的从地上跳起来，非常熟练骂着说：“他妈的，怪道闻见什么烧着了。”
另外还有一个故事，也是关于东北同胞的故事。
三个敌人到一个村里去奸淫，被老百姓砍死了两个，余下的一个跑出村子，老百姓在后边紧紧的追赶着。眼看就要赶上，这个“皇军”忽然回过头来骂道：“我操你娘，你们一点人情也不讲，老子也是中国人呐！”
老百姓听了这话气得连眼都发红了。“你不说你是中国人，我们只砍你十刀，”追赶的人们骂，“你说你是中国人，至少砍你一千刀！”
但正在这时候，后面一位老头子就打个冷战晕倒了。他想起来那个多年没有音信的，流落在东北的小儿子！
人们天天的期待着中央军队反攻的消息，像十年囚犯期待着大赦的消息一般焦急。谣言纷纷的，偷偷的，一个接着一个的传说着：关于一些离奇而又兴奋人的大小胜利，关于一些英雄的复仇故事。午夜间人们在床上不安的倾听着，研究着各种各样的枪声和炮声。“听说，这炮声是中央军队的，”一个说，“日本的炮声不像这样沉闷呢。”“街外有枪声，还有狗叫，许是咱们这厢的游击队来了吧。”第二个心口怦怦的跳着说。“大家要睡醒一点，”第三个用颤栗的声音低声说，“听说今晚中央军开始反攻了。”
在白天，人们更焦急的期待着中央的飞机飞来。每一次看见飞机在天空出现，总是满怀希望的推测着：“看，这是咱们中国的飞机，是灰色的！”“这飞机真是中国的，你看，不是两个翅膀么？”“是的呀，日本飞机飞不了这么高……我们的飞机是从苏联买来的！”
人们在失望中抱怨着中央的空军，又在失望中燃烧起新的希望。往往街道上汽车的行驰声也会引得正在苦闷中煎熬的人们抬起头来望天空。
我们的飞机终于有一次英勇的飞来了，在有四层洋楼的宝兴面粉公司的上空盘旋着，侦察着，巨大的轰炸声音从地上响起来，震摇着树木和居舍，炸弹响处，腾起了尘土，烟雾，红色的火舌……
年轻人不管危险的跑到院子里，兴奋得浑身颤栗，淌下热情的眼泪，肚子里哽咽的叫着说：“中国的空军呵！我们的空军呵！”
老年人爬在地上，从门缝里露出来惊慌的眼睛，颤声的哀告着：“快来屋里吧，我的小爷，炸死你了！”“同日本鬼子一起炸死吧！”年轻人低声的回答说。
但当中央空军完成了任务，胜利的飞走以后，连那些骇坏了的老年人也不由的发出惋惜的叹息：“来的太少了！”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五月（原载一九三八年四月《半月文摘》）
母子篇
北上快车离开汉口大智门车站的时候，我的对面的座位上忽然发出了一声轻微的叹息，跟着有一个小女孩子的影子出现在我的左手旁边。把眼光离开报纸，我打量着这个出现在我身旁的女孩子和她的亲属们，想从她们身上发现出一点什么来打发走孤客长征的无聊。这女孩子不过四岁年纪，穿着一身宽大得不相称的黑衣服，没有袜子，两个大脚趾头露出在破鞋外边。她长得不很好看，有着顽皮的眼睛和脸蛋儿，手上脚上布满了干疥，从她的身上发散着硫磺和汗臭混合的气味。她用肮脏的手背拭着一双顽皮的泪眼，也不言语，也不抽咽。根据我的儿时经验，我明白这孩子有着倔强的性格。我是自来喜欢倔强，因此就对她发生了兴趣和同情。
那位在我对面发出过一声轻微的叹息的，她是一位苍白而清秀的中年妇人。她怀里抱着一个约摸三岁的男孩子，沉静的望着车窗外油绿的原野和江岸。当我伸手抚摸小女孩的蓬松的头顶并劝她坐在我的身边的时候，中年妇人向我微微的笑了笑，向小孩子使了个眼色，要她听从我的吩咐。这眼色使我想起来妻子，妻子也有这同样明媚而温柔的眼色。
小女孩一点也不肯接受别人的劝导，倔强的站立着不肯坐下。一个生着大手大脚的女孩子，大约有十三四岁的样子，靠在中年妇人的一边，向小女孩表示厌恶的瞪了一眼。另外两个男孩子：大的有十岁左右，长得非常松懈，他的眼神，肌肉，体态，无处不是松懈的病弱的；第二个有八九岁，是一个胆小而平庸的孩子，他的面孔是苍白的，像一个苍白的老年人，他们对小女孩子漠不关心的偶然瞟一眼，有时甚至讥讽的撇一下嘴唇。中年妇人显然是最爱她的顶小的男孩子，她一直把他抱在怀里不肯放手，这孩子有一双黑渌渌的大眼睛，粗浓的眉毛，丰满的紫黑的脸孔，紧凑的小身体。他使我不由的想起来我自己的小孩子，他们也有这同样的眼睛和同样的神气。
我猜想这是一个怎样的家庭。起初，我疑心那个淘气的女孩子是这位中年妇人所买的小丫头，因为不论从衣服上，相貌上，神气上，情味上，都可以看出来她同另外的四个不像一伙的孩子。中年妇人和这一群孩子都生有干疥，而且全都穿着破旧的衣裳，这使我猜想她们是一个背时的商人家庭，如今被生活的黑手从武汉推出来，携带着两下破旧的行李卷，一只装零碎东西的小网筐，回向原野上的故乡去。这样的猜想使我对他们发生了深厚的同情，把那个肮脏的淘气的女孩子揽到我的怀里来。小女孩子慢慢的同我厮热起来，慢慢的活泼起来了。她敢大胆的把身子仰靠在我的大腿上，龌龊的鞋底子蹬在我的座位上，一种温暖的感觉熨平了我的寂寞的旅人的心。“这孩子顽皮到底了，”中年妇人向我露出感激的微笑说，“刚才不叫她到车门口玩，她就闹起阵来……”
突然，一个小孩子从车门口一个逃难的老婆婆的怀中大声的唤着“妈呀，妈呀”哭叫起来，声音非常的凄惨，使全车厢的乘客都不由的不皱着眉头向门口望去，连靠在我大腿上的小女孩也惨然的站起身来，噙着指头，向车门口注视着烦恼的眼色。
那个老婆婆低着花白的脑袋，默默的落着眼泪，她分明是那个小孩子的祖母或外祖母，但如今她和那个小孩子恐怕是仅存的亲人了。我不由的想象着一旦同妻在战斗中牺牲掉，那位老婆婆正是我的岳母，哭着的孩子是我的爱女海燕，一种凄楚的感觉使我几乎要哽咽起来。
对面的中年妇人又发出一声轻微的叹息。那个顶小的男孩子从她的怀里跳下来，瞪着大眼睛，装出来一只老鹰的姿势在我身边的女孩子头上抓了一把，两个孩子就抱在一起玩了起来。好久以前我就奇怪那位母亲为什么总是用一只左手抱着怀里的孩子，右手总是一动不动的放在膝上，而且右手指头有点微显弯曲和浮肿，不像左手那样美丽，现在我才看见那是一只苍白的，残废的手。
我为要研究这只手，就开始和这位中年妇人说起话来。第一句我问那五个孩子，有几个是她自己的，她的眼睛突然红润了，回答道：“这都是我自己的孩子，第六个上月死掉了。”
她拿起来她那只苍白的，残废的手，指点着手上的伤痕，告诉我一段凄惨的故事。
她们是广东人，她的丈夫在安徽滁县的一个军事机关作事情，因此她和孩子们都在滁县居住。南京沦陷以后，她的丈夫到河南去了。日军到了滁县以后，她带着六个孩子跟随着一群难民往安庆逃跑。是黄昏时候，细雨落着。她们忍着饿，忍着冷，不管疲困，不管雨淋，在初春的原野上没命的向前走着。她背着行李，抱着婴儿，四岁的小女孩子拉着她的衣角。两个较大的男孩子换替着背负着他们的小弟弟，较大的女孩子背着她们的包裹。她们刚爬上了一座土岗，突然从路边的村子里发出来一声生硬的命令：“喂，停住！”
大路离开村子还有半里路程，她们看见有几个穿黄呢制服的敌人大踏步的向她们走来。她失神的停了一下脚步，茫然的看着同伴们奔下土岗，忽然从糊涂中醒悟过来，她带着一群孩子拼命的向同伴们追去，正在这时候，敌人的枪声响了……
枪弹穿过她的手背，又穿透了婴儿的胸腔。她尖叫一声倒了下去，婴儿的死尸紧压在她的胸脯上。敌人托着枪跑了过来，看见她的胸前满是鲜血，以为她是被打死了，便在她的身上踢了一脚又走开了。“五个小孩子围绕着我的尸首，”她含着两泡眼泪说，“孩子们骇得一声也不敢哭。”
于是她又拿起那一只苍白的，残废的手，补上一句道：“这只手整整治了两三个月，一点也不管用了。”
这故事使我的肌肉禁不住发生了一阵强烈的痉挛，我的手指头索索的打着微颤，我没有往下询问，望着那只残废的手背沉默起来，在愤激与同情的无言中，我想起来妻子在两日前又添了一个小孩子，又忽然想到妻的娇小的手背和眼泪，我的心被不幸的联想弄得刺疼了。一种什么东西雍塞着我的喉头，觉得非常难受，于是我愤愤的把它吐出来：“他妈的！……”
那个四岁的女孩子和那个顶小的男孩子，他们偎依在我的膝前。当我们停止说话的时候，出我意料之外的，他们用发音不清的稚声唱起来救亡的歌曲：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我静静的，怀着无限感慨与兴奋听他们把这首歌曲唱完。像这样小的孩子唱这样的歌曲，还是我第一次看见。我像攫夺一件心爱的物品似的，把那位顶小的男孩子抱起来放在膝头上，让他的鬓角紧贴着我的心口，我问他，“你怕日本兵不怕？”
他的头离开了我的心口，睁大了一双虎灵灵的圆眼睛，晃一晃肥小的脑袋：“不怕。”
母亲的脸上绽出来骄傲的微笑，安祥的告诉我说：“这孩子胆大极了。我们走在路上，红枪会逮住两个日本兵去砍头，俺们都不敢去看，就他自己跑去看，他今年刚满三岁。”
这刚满三岁的未来小战士，忽然从我的怀里跳了出去，用小手向空中一砍：“喳！”
周围的人全笑了。小孩子害羞似的钻进母亲的怀里。母亲拿起来那只被敌人的枪弹打穿的残废的手放在他的小小的肩头上，微笑着望着车窗外无边的绿色原野。
原野上跳动着春雨后的特别明媚的阳光。一九三八年六月（原载一九三八年六月十八日汉口《大公报》）
故乡杂感
一 还乡从前我曾用故乡题材写过几个短篇，在非同乡的读者看来，凡我所写的事件都很残酷，仿佛是几世纪以前的题材似的。其实我所写的在我自己看来还不够真实，实际情形要比我所写的更为残酷，因此后来我自己也不愿再写了。抗战十个月来，我一直在所谓“大地方”作文化工作，有时也到战地和闭塞的乡间跑一跑，到处我都看出来进步，于是我心头上的故乡就也大大的开明起来了。只要故乡情形好转，我时常快慰的想着，万一日后中原不守，敌人进攻信阳不下，迂回部队必出南阳大道，那时他就会碰上一头钉子，因为我的同乡们好比中国的哥萨克，素来以能打仗著称中原。
去年冬天，在开封上学的同乡们曾经开过几次会要我回到家乡去，我因为编《风雨》周刊始终留在开封，没有机会回乡一趟。几十位同乡青年们抱着一腔热情回乡作救亡工作，起初还时常给我写信，渐渐的音信杳然。我时时刻刻的想念着我们故乡，想念着那一群青年朋友，想念着许许多多应该开展的工作。现在我趁着旅途方便回来了，可是，那群青年朋友们有的成了绅士，有的沉默下去，有的为十元八元月薪的小差事而变了节，有的销声匿迹，有的在故乡一筹莫展，不知去向了。
在故乡，作救亡工作是不被县长和当权的绅士老爷们允许的。像我这样的人，一个单纯的抗战文化工作者，也不免被目为不祥之物，使许多老朋友替我担心，许多老朋友不敢同我接近。在文明地方，一个县长并没有什么可怕；在这儿，那权力之大就出你想象之外。一回到故乡来，我的心坎上就压着一个沉重的黑色问号：什么时候这儿才有法律呢？
一个县长和两三个当权的绅士勾结起来，大粮增加到每两银子二十一元七。除这之外，没有名目的派款数也无从数起。曾经有人控告县长附加大粮及苛捐勒派，不是被县长押在监里，便是被暗杀了。被暗杀的都是些倔强能干之士，懦弱的不有些被逼自尽了么？
下层政治机构本来早就应该刷新，可是到现在这刷新的成绩还实在不多。抗战十个月来失去了好几百县，却没见几个县长为城殉职。在北方，所谓好县长者大概是一些公事清楚的和手腕圆滑的明达之士，希望他们领导救亡很难办到。要讲到救亡，他们连起码的常识也不一定有。他们自己不组织和宣传民众救亡，也不让别人去进行组织和宣传，只知道贪赃枉法，苛捐勒派，有意无意的替敌人作了清道夫。曾经在河北作战的军队都感到老百姓不帮忙的痛苦，觉得百姓该杀。其实该杀的是“民之父母”和地方领袖们。我们要救救百姓！
二 保甲长
我县是一个偏僻的县份，在河南是有名的土匪最多的县份，而现在竟成为阔人们的避难所了。热心地方事业的绅士们多是不久以前从省城回来的学界先生，新近有的做了区长，发了大财，买起好地来了。县长是我们的邻县人，一次就买了将近两千亩好地，使许多人看得眼红。这些人是否准备当顺民，我们不敢预先断定，只从这一点看来，真不能叫人十分放心。
不仅县长和区长们的情形是这样，联保主任和保甲长们也有很多发皇起来了。关于保甲长的黑暗情形，我可以举几个外县的例子瞧瞧。假若连保甲长的黑暗卑鄙也由我的桑梓找例子，那就太不替同乡捧场了。
镇平是河南的模范县，在一次募捐运动中保甲长们也发了不小的财。交过三两的银首饰，一经过保长之手就只有一两多了。有一个甲长把捐到新鞋留下一双穿到自己脚上，第二天打街上走过，被捐鞋的老太太扯住领子逼着甲长把鞋子当着大街上脱下来。
陕县抗敌后援会印制的抗日楹联，发给百姓，规定每副取值五分，可是当联保处散发的时候每副就变成一毛了。以上是两个小例子，要真收集起他们的“功德”来恐怕永不会收集完。因此，我觉得许多朋友要准备写《铁流》，写《毁灭》，而我最好是走果戈理的路子。不过，倘若果戈理是我的同乡，他大概要被人们暗杀的。
在我的故乡，整天杀，明杀和暗杀，杀得没有休歇，看地方当权者的意思是要杀得只余下一些奴才，流氓，让他们拥护自己做乱世英雄。呜呼，杀！杀！
三 不动
在我的故乡无论谁都不敢活动。然而人是动物，所以又不能不活动。但各人的动法未必一致，有时往往是背道而驰，于是就有了“正动”和“反动”的分别。可惜自来没有人把“正动”和“反动”规定下一个标准，在张三认为是“正动”，在李四认为是“反动”，历年来不知有多少人为这点缠夹不清的糊涂题冤枉而死。如今这界限才算分明，就是，凡为抗敌救亡而活动的都是“正动”，凡为破坏及阻碍抗敌救亡而活动的都是“反动”，“反动”的就是汉奸。杀汉奸决不冤枉，所以也不必姑息。
如果照上边的原则行去，我回到故乡来就该整天烧纸吊孝了。因为如果那样我的故乡也得整天的杀，杀，杀。有许多人曾在“正动”和“反动”之间生活过，曾拿“反动”的罪名惨杀过异己，如今却一动也不动了。
人一旦不能活动，一定是失掉知觉，血液发冷，总而言之是死掉。死的该滚进坟墓去，悄悄的腐烂完事，把路子闪开叫别人走。如果不这样便叫做“尸位”，于别人，于自己，都没有好处。尤其对自己更没有好处，因为死尸在光天化日之下岂不是腐烂得更快，消灭得更快吗。有时已经死掉的偏要想挣扎着再动一动，结果就成了“行尸走肉”，倒不如干脆的消沉寂灭，免得大家讨厌，落得个无耻混蛋。目前我的周围虽然拥挤着“行尸走肉”，要把我压得不成人形，然而我不怕。我相信它们迟早会被太阳晒化的。
四 汉奸
汉奸有两种。一种是广义的，一种是狭义的。前者是指一切只顾一党一派或自己的私人利益而忘掉整个民族的共同利益的无耻混蛋之辈，这种人虽不曾为敌人收买，却有意无意中替敌人说话，打击救亡战士，破坏抗战力量。后者是指一切已经被敌人收买的现成货。后一种是真汉奸，前一种是准汉奸，候补汉奸。
从汉奸的出身上说，大体可以分做三类：第一类是贪官，污吏，军阀，政客，为升官发财及保全地位而做了日本军阀的走狗爪牙，忠臣孝子；第二类是被失业的狂潮打击得迷三倒四，哭诉无门，既不会革命，又不会做贼，结果半推半就的做了汉奸的部下喽；第三类是一些最可怜的小百姓，平常受尽了压迫，剥削，饥饿，寒冷，一遇大乱时候就少不得趁火打劫，这叫做逼上梁山。东北几省及平津的失陷与第一类汉奸最有关系；第一期北战场的军事失利与第三类汉奸最有关系；至于第二类，他们处处发生力量，但却发生不了决定的力量。
第二期抗战以来，汉奸显然是日渐减少了。汉奸的减少大概有三个原因：第一，民众对于抗战认识的提高；第二，国军军纪的日渐向上，敌军军纪的日趋堕落；第三，抗战力量日见增涨，政府决心日见显明，最后胜利日见接近，使汉奸们心理发生动摇。但我的安分守己的同乡们如今还是被地方公务人员和绅士老爷们践踏得喘不过气来。他们像青草似的生满原野，平素软绵绵的任人践踏，经不得风吹，一吹就动。将来如果中原会战，这些小百姓就有决定作用了。
保定失守以后，从前线跑回来的人，骂北方民众没受过宣传，没经过组织，几乎是十人九汉奸。但宣传和组织都不是根本问题，问题是在如何使他们的生活多少好起来，为着生活才感到国家可爱，日本人该打出去。如果对民众生活不想法改善，纵然派出去的宣传员说得天花乱坠，他们也决不接受，因为我们过去空口说白话的时候太多了。何况日本人和汉奸们也有一套冠冕堂皇的宣传和一点点的实惠呢。有人说，自宋、元、明以来大众的生活就无法改善，现在一时也无从改善起，缓不济急的事情，不用谈，逢汉奸就杀便得了。但宋，元，明之所以亡，就亡在大众生活没有改善，宋末和明末处处有真汉奸，准汉奸，候补汉奸，也全是由于大众生活没有改善。如今我们还要蹈前代的覆辙么？
三民主义是一部殖民地自救的经典。如今我们对日抗战就是要实现民族主义，但三民主义有着连环性，任何一主义都不容易单独实现。民族主义是对外的，民生和民权主义是对内的，必须对内有办法，对外才能得到真正的胜利。为着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我们只有本着三民主义所召示的路线，毫不犹疑的作去。
但这话在故乡一说，就有人摇头了，而且是非常慌张起来。好在这班摇头与慌张的人全是汉奸，和日本鬼子一鼻孔出气，管他娘的三七二十一！
(原载一九三八年六月重庆《新民报》）
捕奸的故事—事出西华县
这正是五月末尾，在雨后新晴不久的日子里，原野上覆盖着金黄的小麦，蒸发着潮湿的，暖烘烘的，使人郁闷的麦秸的腥味。布谷鸟不住声的叫嚷着，对已经熟透的满地小麦无限焦急。深藏在绿杨的浓荫里，黄鹂看着疲倦的行人沉默。乌鸦成群的，肃肃的旋飞着，在寨墙上，树杪上，屋顶上，黄昏的晚霭和炊烟里。
穿过辽远的不安的金色原野，穿过落日余辉和晚霭，传来清晰的隆隆炮声。人们聚集在打麦场上，聚集在饭馆前边，聚集在凡是有难民停留的地方，关心的打听着，讨论着，关于前线上的战争消息，关于沦陷地区的血腥故事，关于汉奸，关于下毒，关于抵抗和逃避。老婆们不住的叹息着，咒骂着，怯怯的探问着，淌着混浊的眼泪。她们戴着青色的土布头巾，沉重的大耳环，轻轻颤动着……
在联保处，院子里聚集着很多很多的人。一个汉奸被吊在院里的楸树上，用鞭子抽打着。这是一个非常倔强而滑头的中年家伙，在吃午饭的时候被一个叫做王小富的十二岁的孩子捕获了。
王小富吃饭时落下了一支筷子，落筷子是要挨打的先兆，小富向母亲的带着几分怒意的雀斑脸孔怯怯的看一眼，端着一只黑瓦碗独自跑到寨门下边去。千里风从原野上徐徐吹来，寨门洞是无忧的清凉避暑地。他边吃着，边听着遥远的炮声出神。两道热鼻涕拖到他的嘴唇上，当他的嘴唇离开饭碗的时候，就从碗沿上牵起两道鼻涕的粘线。把筷子放在碗上，他用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捏着流汗的小小的红鼻尖，呼嗤一声，捏出来一团鼻涕。鼻涕挂在指头上，像秋千似的悬空的游来游去，王小富用力一甩，鼻涕吧嗒一声落在大路上。大路上出现了一个人的影子，向寨河外的井上走去。
那人穿着一件破烂的，过大的，黑色的土布短夹袄，一条补着补钉的灰布裤，和一双旧草鞋。正像拾麦的人们的打扮一样，他的背梁上背着一只草篓子，头上戴一顶古旧得足可以放进博物馆陈列的麦秸帽。王小富注意的侦察着这位陌生的人，心里有点奇怪，有点轻轻发颤。近几天，在乡间到处传说着汉奸向井里下毒的消息，弄得村子里的老年人轮流坐在井上放哨。听联保上的人们说，汉奸们往往打扮得像拾麦的，叫化子，或担挑的小商人，有时也打扮像落伍的溃散的军队。警觉的从地上站起来，王小富留心着那位陌生人的可疑的行动。
放哨的孙老头坐在离井口不到一丈远的柳树下扯着鼾声，一只瘦骨如柴的落毛狗卧在他的一边喘气。听见了陌生人的脚步声音，它睁了睁困惑的眼睛，哼了一声又沉入睡乡。陌生人取下了头上的麦秸帽，放下了草篓子，解开衣服，坐在一块砖头上休息。王小富端着碗走到井沿上，认真的对陌生人看了一遍。他看见那人的脸皮虽然被太阳晒得黑红，但却有一双细长的，闲散的手。他向陌生的人盘问道：“你是做啥的？”“拾麦的。”陌生人狡猾的笑着说。“拾麦你为啥来井上？”“我想等着打水的来了要点水喝喝，天太热啦。”
王小富躲开了那人的含着狡猾和讽刺的眼光，走去把孙老头偷偷的踩了一脚。孙老头像被跳蚤咬着似的把身子一动，鼾声扯得越发响亮起来。王小富肚子里骂了一句，走去扒着草篓子看了看，又问那位陌生的家伙道：“你拾的麦穗子在哪里？”“我还没有拾哩。”那人漠然的答道，“我才到这里来，走了十几里路，凉快一会儿再到地里去。”
王小富越看那人的神气越古怪，他又偷偷的向草篓子里的白面袋子瞅一眼。为着掩藏着内心的慌张，王小富又拧了一把鼻涕，坐在井沿上吃起饭来。陌生的家伙打了一个哈欠，从腰带里摸出来一根纸烟，把一头掏做空的，然后又把一个小纸包里的白面子倒进去，用火柴点着，一股气吸完了半根纸烟。这样的吸法在王小富是第一次看见，使他对于那陌生的家伙越发怀疑，甚至有点害怕。他正想跑回家去，那陌生的家伙忽然把余下的半截烟头抛进井里，露出来一嘴黄牙齿向他问道：“渴得要命，这水井上就没有一个打水的？”“正吃午饭，没人来打水，又不到饮牛时候。”王小富心里跳了几跳，怯怯地问道：“我给你端碗面条汤子你喝不喝？”“那好极啦，小兄弟。”陌生的家伙高兴的叫道。
王小富回到寨里，还不到五分钟，他的哥哥王大富提着一支盒子枪从寨里跑出来，把那个陌生的家伙逮捕了。当逮捕的时候，孙老头从梦中被扰醒来，他看见王大富左手抓紧一个陌生人的领口，右手拿枪口对准那个人的心口，他完全被骇得愣怔了。等他听明白那陌生人就是所谓下毒的汉奸，便用龙头拐杖向汉奸没头没脑的打了起来，甚至有几拐杖落在大富的身上。那只年老的落毛狗并不听从主人的指挥，它只像虚张声势似的躲在孙老头的背后狂叫。
整整的一个下午，汉奸被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审问着。起初人们企图用劝诱的方法使汉奸供出口供来，后来得不到一点结果，就把他吊在树上，用鞭子抽打着，打死过去使他苏醒过来从新再打。但费去了三个钟头的工夫，只问出来他的名字叫做刘文山，开封东边人，如今在做着汉奸勾当，除向井里下毒之外，还替敌人刺探军情。人们追问他的同伙人时，他始终只简单的答道：“我们的人多的很，老子任凭枪毙也不卖朋友。”
人们把他没有办法，只好拿砍头来威胁他。当他被五花大绑，押出寨门的时候，他回头向人们镇静的低声说道：“你们要我跪在哪儿？”
执刑的人们和看客们对于这倔强的态度有的激怒，有的惊骇，有的困惑。人群立刻停止前进，纷纷吵嚷着，争论着：“他妈的，活埋他，活埋他！”“不，我主张把他一刀一刀的割死！”“都听我说，听我说……先剜他一只眼睛！”“还是砍头省事，我主张砍头！”
(“放屁，砍头太便宜了。”）
(“全都是一样的，何必那样残酷？”）
联保主任跳到一块石头上，向群众作了个短短的演讲，大意说：汉奸想马上死，我们偏不让他死，我们非要他受尽了苦以后才让他死去不可。这意见立刻得到大家的同意，汉奸被押回联保处了。
汉奸从新被吊在楸树上，从新被鞭子抽打着。黄昏从树梢落下来，看审的人们有许多带着倦意归去。汉奸有气无力的呻吟着，谩骂着。
孙老头蹒跚到联保主任面前出主意说：“他要不肯说，把他的脚剁了。”王大富向正在犹豫不决的联保主任瞟了一眼，偷偷的溜到楸树后面，出人不意的割下了一只耳朵。汉奸咬着牙叫了一声，血从耳上涌出来，从脸上淌下去。染红了半个肩头。“你说不说？”王大富威胁说，“老子先割你两只耳朵，再割你鼻子，然后再剜你眼睛……你等着吧！”“我们都是中国人，你们这样对待我……”“你是汉奸呐。”人们提醒他。
汉奸沉默了分把钟，突然叹息一声，开始供出实话来。他说他曾在济南受过日本人的训练，从前是个贩毒品的，现在跟随日本军队来到豫东活动。他指挥五个小汉奸来这附近一带下毒，约定今日下午一点至两点在寨门外的庙门口发钱。那五个人中三个是雇的农人，每人一天发洋钱两毛五分，五天发一次。汉奸略带懊悔之意的要求说：“我死了不亏，把我枪毙吧。”
汉奸任死不肯供出那五个人的姓名和住处，人们把他没有办法，在晚饭后拉出寨外枪毙了。这是捕汉奸故事的第一段，我的朋友谈到这里就因别的事情停顿了。
七月八日夜
(原载一九三八年八月重庆《新民报》）
战地书简
一 我们的游击队
凌：
现在我已经离开了游击队，来到鲁南战场了。
过去四五个月中，我在一支封建性非常浓厚的游击队里做政治工作，工作得十分努力，十分艰苦。我获得许多人的信任，许多人的嫉恨，许多失败的宝贵经验。近来我读了不少新出版的小册子，都是描写着英勇的抗日斗争，和蓬蓬勃勃的救亡工作。才读了一二本还觉着不错：挺新鲜，挺叫人兴奋。随后到第三本就有点寡味了。在那些小册子里，我很难看到失败的经验，这经验对于救亡工作者也许是更宝贵的。因此，我的朋友，我要向你写信报告我的游击生活了。这里边充满了叫你哭笑不得的故事，我希望当你发笑或者愤然欲哭的时候，检查一下你自己的工作是最好不过的。
去年九月间，敌人打到鲁北的时候，在鲁东，不管是平原或山谷，安静的日子突然变得一团糟。从青岛，从潍县，从黄河的北边，一些退过来的学生们，难民们，公务人员和士兵们，在城镇上，乡村里，到外传播着敌人的残暴消息。这些骇人的，痛心的，乍然间令人不敢相信而又不能不信的消息，像三月的杨花满天飞。汉奸们也加紧的制造着欺骗的谣言，传播在茶馆里，酒楼上，农舍间，然而却是无力的，随即生出来，随即就枯萎了。一个要紧的问题，像一块沉重的大石头，整天地挂在人们的心头上：“到底怎么好？”
矛盾在下层和上层同样的发展着，我们的游击队在许多矛盾之间产生了。
那时候，韩复榘正彷徨在十字路上。他的昏聩的脑袋(谢天谢地，这脑袋现在已经停止工作了！）里盘算着一个严重的问题：“山东，到底‘亡’于中央好呢？还是亡于日本好呢？”他听说中央的别动队要在山东组织游击队，便立刻下了一道命令，叫每县都组织一个游击支队，县长兼任支队司令。高密县的曹县长是一个军人出身的老头子，一个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的脑筋简单的家伙。他同“韩青天”一样的爱做点沽名钓誉的事情。时常他带一名便衣护兵到会场里看看，到街上遛遛达达。偶然遇着一件不顺眼的事情便挺身出来干涉，脱下鞋子打起来，因此人们给他送个外号叫“曹二鞋底”。曹二鞋底最爱向老百姓讲道理：“良心，呃呃，良心就是，呃，良心不是黑心，不是歪心，不是坏心，不是……呃呃，良心就是好心！呃呃，好心就是良心……”
不然就换一个题目讲着：“孝就是要孝敬自己的父母。一个人，呃呃，人不能不要父母，没有父母就没有儿子，所以，呃，儿子就应该孝敬父母。……”
曹二鞋底名义上兼任了高密县游击支队司令，实权却交给副司令蔡××先生。只要这几年你在河南、山东各地走过，你就知道这办法是一种照例形式：地方武力总是操在地方绅士手里，由县长兼任着最高名义。
关于副司令蔡某某是怎样的一种人物，我可以说，也是一个“夏伯阳型”的。在中国，“夏伯阳型”的人物实在多极了。蔡司令有四十开外的年纪，高高的个儿，很热情，很直爽，很有胆量。他是一位地主，也是一位善会拉拢上层的绅士。他有一位族兄是同盟会会员，现在还在中央政府任职务。他本人曾经在东北上过讲武堂，可是多年来就一直住在家乡当一名民团团长或某某局局长之类的所谓地方上的阔差使，城里的老爷们跟他拉得很亲密，土匪们跟他也保持着很好的友谊关系。但一般老百姓对他都不具好感，因为他平时还差不多，一遇着荒乱年头就露出乱世英雄本色了。
我们的游击队，说句良心话，简直是一团糟。在官长方面有豪绅，地主，公务员，学生，土匪，乡镇长，退伍军官。在士兵方面有工人，农人，土棍，土匪，学生，商人，退伍士兵和手工业者。而这里边，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自耕农和富农，和乡间的小地主。所有的枪支也差不多都是各人自己带来的。一部分人希望进入游击队能获得升官发财的机会，一部分，尤其那班公务人员和地主们，把跟着游击队看做逃难的最上策；至于那班安分守己的庄稼人和小地主，其目的在求避免抽壮丁，同时也可以把自己的枪支保护住。
城里的绅士们本来是不愿抗日的，十之九害着“恐日病”，准备着等敌人来时组织维持会，但他们很相信蔡某某，认为蔡虽然指挥着游击队，终究是会掉转枪头的。因此县长绅士们都帮游击队的忙，不到月把天气，这支游击队就发展到三百多人了。
有一位“东北军”中的廉团附参加进这支游击队，由于他的介绍，大批的同学进队里担任政治工作了。同学们有的从青岛，有的从潍县，有的从济南，逐渐的来了一百多。这一“民先”的男女队员们，立刻给这支乱七八糟的部队带来了活泼的新生命。
支队司令的下面设有政治部和指挥部。政治部里设有总务科，特务科，宣传科，组织科，训练科。指挥部里设有秘书处，军需处，军医处，军械处，参谋处，副官处，特务大队和爆破队。其中宣传科，组织科，训练科和特务大队的第四中队，全是同学们担任着。这支带着浓厚封建色彩的游击队，虽然分子非常杂，相互间的关系却很密，除掉我们学生群，差不多都是邻居呀，朋友呀，弟兄呀，或者是本族和亲戚。
服装方面，在高密时代是一色整齐的灰军服，一点儿也不像是游击队。到××后因为部队突然庞大了，筹款的办法减少了，穿便衣的才稍稍多起来。
凌，这就是我们游击队的简单情形，更有趣的事情下次报告吧。
喂，你好呀！
吴盾
四月一日
二 捉放汉奸
凌：
想起来真伤心，我们把高密最大的一名汉奸捉住又放了。
提起“李仞千”这三个字，在高密一带连小孩子也晓得的。他在高密是一位老奸巨猾的大绅士，最善于幕后操纵人，没有一个县长不被他玩弄得东倒西歪。看样子我就有点讨厌他，唏！一个小胖子，一对含着阴谋的圆眼睛，走路时两只膀子左右的晃动着，谈起话来热诚慷慨，一翻脸，眨眼无情。凌，事情真糟糕，就这样的人物，也是我们蔡司令的亲密的老朋友！
对于蔡某某的当司令，李仞千在背后也曾经帮了相当的忙。他认为蔡某某是一个重感情而缺乏计划的家伙，可以绝对的听他操纵。当青岛放弃、敌人逼近的时候，他一方面在城里进行筹备维持会，一方面诬谤我们是某某党，某某派，以便把蔡司令从我们手里夺过去，关于维持会的问题，他同县长和一部分昏庸的绅士们公开的商量着。曹县长同韩复榘一样的害着“恐日病”，一方面默默的同意他，一方面却准备着携款逃跑。蔡明知道李仞千捣的什么鬼，不为他所动摇，但也不肯和他断绝朋友的关系，处处还同他表示得很亲密。这弱点完全给李仞千抓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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