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现场(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章雪峰

出版社：山东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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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现场试读：

自序

中国，是诗的国度。唐诗，是诗的巅峰。

那些或浪漫雄奇、或慷慨激昂、或厚重沉郁、或清新脱俗的唐诗，首先是脍炙人口、千古传唱的文学作品，其次又是亲临其境、现场记录的珍贵史料。这是从唐朝就开始形成的共识。“诗史”之说，源于唐朝。唐人孟棨在其著名的诗论著作《本事诗》中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延及民国，开创“诗史互证”史学方法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论述，则更为详尽：“中国诗虽短，却包括时间、人事、地理三点。中国诗既有此三特点，故与历史发生关系。把所有分散的诗集合在一起，对于时代人物之关系，地域之所在，按照一个观点去研究，连贯起来可以有以下的作用：说明一个时代之关系；纠正一件事之发生及经过；可以补充和纠正历史记载之不足。”

当然，本书不是学术著作，本人也无此能力开展新一轮的“诗史互证”学术实践。但是，我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的确是秉承这一原则，去解读这些唐诗，并因此才有了《唐诗现场》的。

千年前的唐朝诗人们，仅仅用短短的二三十字，就把“时间、人事、地理”交代得清清楚楚，并由此带着我们走进一个又一个历史记忆，宛如穿越，如临现场。

在《淮阳感怀》现场，隋末枭雄李密正惨兮兮地亡命天涯；在《不第后赋菊》现场，唐末枭雄黄巢正恶狠狠地诅咒命运。

在《夏夜作》现场，一代名相武元衡未曾预料，几小时后自己就会有杀身之祸；在《哭卢仝》现场，苦吟诗人贾岛不会想到，“甘露之变”那天的长安城中，鲜血逆流成河。

在长安菩提寺现场，“诗佛”王维正打算把安史叛军的牢底坐穿；在洛阳履道坊白府现场，“诗王”白居易正慨叹自己一生与宰相宝座无缘。

在《终南望余雪》现场，参加科举考试的祖咏，正在耍酷；在《元和十年自朗州承诏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现场，刚由贬地返京的刘禹锡，正在任性。

在《樱桃子诗》现场，爱子殷殷的史思明，正给大儿子史朝义送去新摘的樱桃；在《黄台瓜辞》现场，夺权心切的武则天，正想着如何像摘瓜一样除掉碍手碍脚的儿子们。

在《赠魏徵诗》现场，唐太宗李世民正用内行的舌头，品尝诤臣魏徵酿造的葡萄美酒；在《赠张云容舞》现场，唐玄宗李隆基、杨贵妃正以行家的眼光，欣赏宫女张云容献上的“霓裳羽衣舞”。

26个现场，26位诗人。除了两位没有留下姓名的诗人之外，现场的24位诗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诗界赫赫有名的大诗人，如白居易、王维、刘禹锡、张九龄、李商隐、贾岛、宋之问、杜牧、沈佺期等。

第二类是政界如雷贯耳、诗界却鲜有人知的诗人，如女皇帝武则天、唐朝第一个大权宦高力士、四大美人之一杨贵妃、一介武夫史思明、反隋枭雄李密、反唐枭雄黄巢等。

最让我惊艳的，就是这第二类诗人。

今天的我们很难想象，以心狠手辣著称的武则天，也有哭得梨花带雨，“开箱验取石榴裙”的时候；以貌美如花著称的杨贵妃，不仅仅是一个“花瓶”，还是一位杰出的音乐大师和舞蹈大师。

我们也很难想象，曾经位高权重，深得唐玄宗李隆基信任的高力士，在临终时刻，还怀着对李隆基的忠诚，感叹自己“气味终不改”；“安史之乱”中杀人如麻、心狠手辣的史思明，也曾爱子心切，派人奔驰六百里，只为了给儿子送上“樱桃一篮子”，虽然他转年就被这个儿子杀了。

这些诗，这些人，这些事，共同编织成了这本《唐诗现场》。

需要指出的是，本书大部分文章，最初都是通过网络进行发布的。当时正值2015年末，我刚刚花了近两年时间，完成了一部处处需要注释的学术书稿，烦琐头痛之余，打算尝试一种不需要注释和说明的轻松写作方式，这才有了本书轻松、活泼，甚至有点随意的网络文字风格。当然，我的出发点，还是为了让读者有愉快的阅读体验。

感谢美女编辑奕由老师，第一个点赞并鼓励我将这些散章结集成书；感谢策划编辑吕征老师，为我提供了“唐诗现场”这样一个恰如其分的书名，让本书散乱的各篇，有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统帅；感谢美女编辑蒋科兰老师，为本书的编辑加工付出的辛勤劳动；感谢本书的设计、发行团队，为本书的出版发行付出的努力。

没有他们，本书不可能有如此完美的呈现。

是为序。章雪峰二〇一七年二月九日

第一现场

造反者李密：隋末大变局中一个枭雄的剪影

大约隋大业十一年（615）初秋的一天，一位身在淮阳郡、三十出头、名叫刘智远的私塾先生，写下了一首五言诗《淮阳感怀》：

金风荡初节，玉露凋晚林。

此夕穷涂士，郁陶伤寸心。

野平葭苇合，村荒藜藿深。

眺听良多感，徙倚独沾襟。

沾襟何所为？怅然怀古意。

秦俗犹未平，汉道将何冀？

樊哙市井徒，萧何刀笔吏。

一朝时运会，千古传名谥。

寄言世上雄，虚生真可愧。

诗虽然长了点儿，但内容相当正能量。来看各句的意思：

金风荡初节，玉露凋晚林：初秋时节，在金风玉露的映衬之下，树林呈现一片凋零肃杀之象。

此夕穷涂士，郁陶伤寸心：在这样的一个晚上，穷途末路的我，很是郁闷伤心。

野平葭苇合，村荒藜藿深：看看自己所在的这个穷地方，空旷的田野上只有蒹葭芦苇，荒凉的村落杂草丛生，藜藿纵横。

眺听良多感，徙倚独沾襟：郁闷的我感慨良多，不禁泪下。

沾襟何所为？怅然怀古意：为什么我的眼中饱含泪水？因为我想起了历史上的那些往事。

秦俗犹未平，汉道将何冀：如今像秦末一样的乱世还未被荡平，汉朝那样的太平年代何时才能到来？

樊哙市井徒，萧何刀笔吏：身处乱世的樊哙，不过是一个市井之徒，萧何也不过是一个刀笔之吏。

一朝时运会，千古传名谥：可是时势造英雄，出身低微的他们居然就能顺时应势，并得以青史留名。

寄言世上雄，虚生真可愧：所以我寄语如今世上的那些豪杰英雄们，千万不要虚度此生。

整体来看，诗的意思是，诗人不希望虚度此生，立志干一番事业，争取青史留名。

满满的正能量，人人都说有志青年啊。可是，该私塾先生“诗成而泣下数行”。这就奇怪了，你写诗就写诗，都这么正能量了，哭什么？不光是今天的我们觉得奇怪，当时亦“时人有怪之者”。于是，“时人”起了疑心，“以告太守赵佗，下县捕之”。结果呢，该私塾先生跑了。这就更奇怪了。你跑什么？

不跑？不跑他就麻烦了。因为该私塾先生的真名，并不叫刘智远，而是叫李密，当时隋朝官府的“A级”通缉犯李密。写这首诗时的李密，正处于亡命天涯的途中，也正处于他一生中最黑暗、最艰难的三年之中。而他此时写下的这首《淮阳感怀》，也成为他在史上留下的唯一一首诗。

一、“官二代”李密是如何走上造反之路的

李密本是官二代，之所以落到“A级”通缉犯的地步，实在是因为他自己交友不慎，朋友圈里混进了损友。

其实一开始，李密朋友圈的档次并不低。因为李密的出身，可以用显赫形容。在当时，他跟谁“拼爹”，也不落下风。李密的亲爹李宽，是隋朝上柱国、蒲山郡公；爷爷李曜，北周柱国、邢国公；曾祖父李弼就更猛了，西魏司徒、“八柱国”之一。“八柱国”指的是西魏时期受封的八位柱国大将军，分别是宇文泰、元欣、李虎、李弼、赵贵、于谨、独孤信、侯莫陈崇。此后，“八柱国”成为崛起于南北朝时期、纵横中国近二百年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的别称。这是一个史上非常牛的集团。因为这个集团创造了我国史上的四个王朝：西魏、北周、隋、唐。“八柱国”中的宇文泰，是西魏的实际掌权者，亦是北周政权的奠基者；李虎，唐朝第一位皇帝李渊的祖父；独孤信，北周第二位皇帝宇文毓的岳父、隋朝第一位皇帝杨坚的岳父、唐朝第一位皇帝李渊的外祖父。顺便说一句，独孤信是史上最成功的岳父，没有之一。闹了半天才明白，原来南北朝时期的北朝，就是这“八柱国”集团的内部人士，轮流坐庄，在过家家玩儿。

同时，“八柱国”集团中的李弼还有李密这样一个曾孙，隋朝最猛的造反派、“A级”通缉犯。

出生在这样的贵族家庭，李密一开始还是充满正能量的，“趣解雄远，多策略，散家赀养客礼贤不爱藉”。李密二十多岁的时候，以门荫入仕，担任了千牛备身这样的六品官。“千牛备身”，就是手执千牛刀侍奉皇帝左右的禁卫武官。千牛刀则来自于著名寓言“庖丁解牛”中的这一句话——“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于是，大约从西魏时起，人们开始把锋利的刀称为“千牛刀”。千牛备身作为皇帝身边的人，本来是一个很有前途的活计。可惜李密当时的老板隋炀帝杨广觉得“此儿顾盼不常”，不喜欢他。结果，李密刚刚到手的工作，又丢了。丢了工作的李密，开始苦练内功。别误会，他不是在打通任督二脉，而是从公元605年到613年，整整读了八年书，“专以读书为事，时人希见其面”。就在他读书期间，朋友圈里混进了一个损友——杨玄感。

李密和杨玄感成为朋友，源于他和杨玄感父亲、越国公、尚书令杨素的偶遇。偶遇后，杨素“奇之”，将他推荐给同龄的儿子杨玄感，说“吾观李密识度，非若等辈”。从此，损友杨玄感进入了李密的朋友圈，并直接改变了李密三十岁以后的人生。之所以说杨玄感是损友，是因为他有胆量造反，却听不进李密的正确建议，以致痛失好局，功败垂成，结果害一帮子人掉了脑袋，也害得李密亡命天涯。

大业九年（613）春，隋炀帝杨广再次出兵征伐高丽，委派时任礼部尚书的杨玄感在黎阳（今河南浚县）督运大军粮草。觉得机会难得的杨玄感，决定纠集李密等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起兵造反。李密八年的书没有白读啊。此时的他，向杨玄感建言，献上、中、下三策。

上策：攻克幽州，控扼远征军的咽喉要道。理由：隋军远征高丽，距离幽州尚有千里，南隔大海，北有强胡，政令、粮草都只能通过榆林塞（今陕西榆林）一条道路与内地沟通。此时，如果攻占幽州，即可凭借临渝关（今河北抚宁），控扼远征军的咽喉要道，截断大军粮道。不出一月，远征军就会断粮，加上高丽军队的反攻，大军不乱即降。消灭了远征军之后，再回过头来，天下可传檄而定。

上策的最狠毒之处，就是掐断了隋炀帝远征大军唯一的粮草和政令通道。原来，隋炀帝远征高丽，粮草给养不是辽东供应，而是靠关内运送过去。如果杨玄感率军直扑幽州一带，切断隋炀帝政令入关和粮草出关的唯一通道，那么隋炀帝将会陷入全盘被动。政令不能入关，隋炀帝就不能号召和指挥中原的军事力量一起平叛，只能依靠手中的远征军转身西向攻击；粮草不能出关，隋炀帝手下的远征军将很快出现饿肚子的状态。大军饿着肚子，又屯兵幽州坚城之下，背后还有高丽军队的反攻。如此危局，隋炀帝手下军队人数越多，将死得越难看。而打败了隋炀帝之后，再乘胜直捣隋朝统治中心长安，那时隋朝群龙无首，一举可胜。

高，实在是高。

中策：攻克长安。理由：我军直扑关中，攻克长安，然后据潼关和崤山天险而守之，伺机东出潼关平定中原。这样一来，即使隋炀帝率远征大军返回，也已失去根本之地，我军则进可攻退可守，居于万全之地。

李密的中策，其实就是四年之后李渊的成功之路。当时，隋炀帝为了远征高丽，几乎把国家所有的军队和勇将都抽调到了前线，因而，都城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相当空虚。受命留守长安的代王杨侑和刑部尚书卫文升，少的年仅九岁，老的时已七十二，做事基本靠这个七十二岁的老人。卫文升虽有忠心与谋略，但年纪不饶人，已没有能力有所作为。在杨玄感起兵后，卫文升曾从关中率军七万赴援东都，但与杨玄感大军屡战屡败，死伤大半，可见卫文升及其部队的软弱无能。

四年后的大业十三年（617），李渊从太原起兵，进攻长安。其实，此时的长安，经杨玄感之乱后，已经大大加强了防守力量，由大将屈突通镇守。但李渊还是仅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从太原一直打进了长安，这充分说明关中地区的防守始终较为薄弱，容易攻取。

关中，地处泾河、渭河、洛河三水交汇而成的河谷平原，东有崤山、潼关天险，北绕黄河和广阔的沙漠，南屏秦岭、武关，西为大散关，历来称为“四塞之国”和“天府之国”，易守难攻，是当时天下的根本之地，也是秦始皇、汉高祖等著名帝王成就一代帝业的福地。占领了关中，不仅占据了隋朝首都，也等于掌握了天下根本，进可攻退可守。

高，实在是高。

下策：攻克洛阳。理由：就近迅速攻克东都洛阳，并以此号令天下。但是，如果洛阳得讯后坚守不降，导致我军久攻不克，等到天下救兵四面而至，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遗憾的是，杨玄感采纳的，是李密的下策。而且，进展得很不顺利。其实，李密的下策，如果进展顺利，也不失为权宜之策。因为，当时隋炀帝东征高丽，把洛阳作为战略大本营，不仅将百官家属作为人质安置在这里，还在此囤积了大量的粮草兵器等战略物资。如果进展顺利，就近袭取东都洛阳，杨玄感既能彻底解决部队的物资供应问题，还能控制百官家属借以动摇隋军的军心。问题是，他没有得手。没有得手的原因是，洛阳已经有了防备。杨玄感信任的原河内郡主簿唐祎，在被杨玄感任命为怀州刺史后，逃归东都洛阳，向东都留守、越王杨侗告了密。有了防备，洛阳就不好打了。结果，杨玄感屯兵洛阳坚城之下，苦战一个多月，毫无收获。这时，隋炀帝已派大将宇文述、屈突通、来护儿快速率援军抵达洛阳外围，杨玄感腹背受敌，只好另谋出路。

这个时候，杨玄感仍有进军关中的机会。他的大将李子雄建议，东都援军日益增多，我军屡败，坚城之下不可久留，不如直入关中攻占长安，开永丰仓赈济百姓，关中地区指日可定，然后再东向争天下，王霸之业就可成功。这其实还是李密此前提出过的中策。

事已至此，杨玄感只能接受这个中策，集中主力直指潼关，隋将宇文述等则率军随后追击。可恨的是，杨玄感进军至弘农郡（今河南灵宝），居然轻信当地百姓的话，一厢情愿地认为弘农宫屯有大量粮草，决定停下来攻打弘农宫。对于杨玄感这一几近自杀的行为，李密极力反对：“我们如今哄着部队进军关中，兵贵神速，何况追兵马上就要到来，怎么可以停留！如果前不能占据潼关，后不能攻占弘农宫以为据点，追兵一到，我们必然大败，那时何能自保？”可是，损友杨玄感的笨劲儿上来了，就是不听。结果苦攻三天，弘农宫稳如泰山。进退失据的杨玄感只好放弃，准备继续挥军西进。晚了！隋将宇文述、来护儿、屈突通、卫文升从四面围了上来，杨玄感势穷自杀，李密只好亡命天涯，然后流着眼泪，去吟诵“满满正能量”的《淮阳感怀》了。

二、乱世未显英雄本色

在杨素与李密的那场偶遇中，杨素曾问李密读何书，李密回答说《项羽传》。从李密后来的人生历程来看，他真不该读《项羽传》的。从杨玄感起兵到失败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李密的每一次策划和建议，都是正确的。这也体现出李密这辈子的最大特点：轮到他当参谋，给主帅出主意的时候，他特别高明；轮到他当主帅，做战略决策的时候，他特别低能，特别像项羽，总是在手握满把好牌的情况下，葬送好局。

大业十二年（616）十月，李密结束了“A级”通缉犯生涯，加入翟让的瓦岗军，开启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阶段。李密加入瓦岗军后的“第一桶金”，是在当时隋朝名将张须陀身上取得的。张须陀是曾随杨素平定过汉王杨谅的叛乱，后又多次率军平定各地叛乱的隋朝平乱小能手。这样一位百战名将，使翟让有点儿害怕，因为翟让在他手下多次吃过败仗。此时还在当参谋的李密，出了一个高明的主意：“须陀健而无谋，且骤胜易骄，吾为公破之。”他的战术是，让翟让率军正面佯败诱敌，自己与徐世勣、王伯当等将领率军埋伏于大海寺以北的森林里，给张须陀来一个前后夹击的小“惊喜”。结果，张须陀及两万精锐部队全军覆没，隋朝“河南郡县为之丧气”。此战让翟让认识到了李密的才能，开始让他独当一面。翟让“令密建牙，别统所部，号蒲山公营”，从此李密掘得了第一桶金，有了嫡系部队。瓦岗军攻占洛口仓之后，又是在李密的高明指挥下，采取以逸待劳、佯败伏击战术，再次取得了击败隋将刘长恭的重大胜利。此战也使李密个人，成了其中最大的胜利者。因为此后不久，翟让就主动将瓦岗军主帅的位子，让给了李密。

李密成为瓦岗军主帅后，以洛口仓城作为新的根据地建立政权，自号魏公。手下文有魏徵、许敬宗、柴孝和、祖君彦、房彦藻、郑挺、郑德韬等著名谋士，武有单雄信、王伯当、徐世勣、秦叔宝、程咬金、罗士信等知名大将。河南、河北、山东各地义军纷纷前来投靠，部队人数猛增到数十万，成为全国义军中的主力，威震中原，声名远播。满手的好牌啊，形势一片大好。下一步向何处打，就当时的情况来看，李密也有上、中、下三策可供选择。

上策：攻克扬州。李密率瓦岗军调头向南，直扑江都（今江苏扬州），消灭隋炀帝和在他身边的隋军主力。其实这也是李密当年提供给杨玄感的上策。其中的变化在于：一是李密现在的军事实力强于杨玄感当年；二是隋炀帝当年在辽东，如今在扬州。

中策：攻克长安。李密迅速以主力袭占长安，之后再徐图天下。这实际上也是李密当年为杨玄感提供的中策。

下策：攻克洛阳。可惜的是，这时的李密，已是主帅，而且已经是像项羽一样的低能主帅，他坚决地选择了下策，一根筋地死磕洛阳。

这实在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李密在杨玄感起兵时如此策划，在翟让面前也是如此建议，高明的策略论述起来一套一套的，等到他自己作为三军主帅，需要做出战略决策时，却重蹈当年杨玄感的覆辙，坚决拒绝了手下谋士柴孝和等人的正确建议，而把攻克东都洛阳作为首选的战略目标。结果，从大业十三年四月至武德元年（618）九月，李密猛攻洛阳达一年半之久，在先后拼掉了王世充和宇文化及两个军事集团的精锐部队之后，李密和瓦岗军也油尽灯枯，流干了最后一滴血，全军覆灭。

李密不知道的是，他在这一年半里任性浪费的，不仅仅是他手下瓦岗军的军事实力，其实也是他自己一生的机会。在李密与王世充死磕的一年半中，全国的政治大势，悄悄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年半里，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各地军阀也趁机割据一方，逐步形成了临济的辅公祏、江淮的李子通、历阳的杜伏威、渤海的高开道、朔方的梁师都、马邑的刘武周、陇西的薛举、河西的李轨等几大军事集团。

更要命的是，在大业十三年（617）五月，即李密拒绝柴孝和直扑长安的建议而开始全面进攻洛阳的次月，太原留守李渊举兵反隋，按照李密提供给杨玄感的中策，率军南下，从龙门渡过黄河，于十一月成功攻克长安。然后，李渊立代王杨侑为傀儡皇帝，并在肃清关陇敌对势力的同时，很快派其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率军出关，争夺东都洛阳。

成功的路只有一条，你李密不走，我李渊走。

三、成者王侯败者寇

武德元年十月，已经走投无路的李密，只好率部属两万余人至长安，归降李渊。归降之际，李密的理想还是很丰满的，他本来以为会有一个相当的职位在等着他。不料现实比较骨感，李渊封他为“光禄卿”“上柱国”，赐爵“邢国公”。李密对“上柱国”和“邢国公”应该还是满意的。因为这都是他的父祖们曾经得到过的封赐。“上柱国”是正二品的勋官。这是一个来源于楚国的职官名称，到了唐朝，已不再是实际官职，而成了最高一级的勋官，也就是有品级而无实际岗位职责的荣誉称号。“邢国公”则是从一品的爵位。要知道，后来像李靖、秦叔宝那样百战功高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其爵位也不过是国公。李密此时对大唐尚无寸功，李渊就封他为国公，很够意思了。

最不能让李密满意的，是他的实际职务——从三品的“光禄卿”。这个职务的岗位职责是“掌酒醴膳馐之政”，说白了，李渊就是让他管个食堂罢了。相信李密当时一听到这个任命，内心肯定是崩溃的。李渊让一个曾经坐拥百万之师、驰骋疆场、威震天下的枭雄，去管理食堂和操心油盐酱醋？说轻一点儿，这是用人失当；说重一点儿，李渊这是有意侮辱李密。双方的嫌隙，就此埋下。接着，在仅仅两个月之后，李密就被唐将盛彦师斩杀。发生这一突变的原因，《旧唐书》及《新唐书》的记载大同小异：

未几，闻故所部将多不附世充者，高祖诏密以本兵就黎阳招抚故部曲，经略东都，伯当以左武卫将军为密副。驰驲东至稠桑驿，有诏复召密，密大惧，谋叛……乃简骁勇数十人，衣妇人服，戴羃，藏刀裙下，诈为家婢妾者，入桃林传舍，须臾变服出，据其城。掠畜产，趣南山而东，驰告张善相以兵应己。

李密受到李渊的派遣，率部去招抚老部下归降大唐。结果刚刚离开长安，李渊又突然宣召李密。李渊这个举动，使得本来就与李渊有嫌隙，担心他对付自己的李密，“大惧，谋叛”，并且联络旧部一起反叛，“驰告张善相以兵应己”，最后事败被杀。

但是，此处有冤情。记载在《魏郑公文集》《文苑英华》《全唐文》等文献中的《李密墓志铭》，和河南浚县城关罗庄西出土的《李密墓铭》，都可以为李密洗清冤情。这两个文献均显示，李密当时的确“大惧”了，但他并未“谋叛”。按照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李密墓志铭》是纸上之材料，《李密墓铭》是地下之新材料。就李密“谋叛”这个事情而言，两个材料的说法是一致的。《李密墓志铭》说的是，李密降唐之后，“以名重自疑，功高是惧，将远游以避难”；《李密墓铭》说的是，当时李密收到李渊重新召他回长安的命令之后，“想淮阴之伪游，惧彭王之诈返。内怀震恐，弃军宵遁”。以上文字表明，李密当时不是想“谋叛”，而是想“远游”，想“遁”。李密当时的真实想法是，太吓人了，我不玩了还不行吗？

必须指出，不玩了想跑和主动谋叛，两者有着本质区别。李密的结局虽然已经注定，但正史对此处的记载，有冤情，不可不为之一辩。回想当年，李密在写下《淮阳感怀》时，曾有一句“寄言世上雄”。说是寄言，实是自勉。当时的他，是以“世上雄”自居的。事实上，他一贯自视颇高。在李密刚刚认识损友杨玄感时，就对其吹过牛：“决两阵之胜，噫呜咄嗟，足以詟敌，我不如公。揽天下英雄驭之，使远近归属，公不如我。”李密的意思是说，杨玄感是能够在两军阵前决胜的将军之才，他自己呢，可以使远近的英雄都来投奔，并驭使天下英雄为自己效力，是个帅才。

人呢，最怕的就是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李密就是一个典型。从李密一生的军事生涯来看，他长于战术，短于战略，善于小谋，拙于大计。让他当一个军事统帅的高级参谋绰绰有余，让他亲自去当一个军事统帅，实在是难为他了。至于当时他自吹自擂的“揽天下英雄驭之，使远近归属”，起码，对他有知遇之恩的翟让，肯定不同意。

翟让作为瓦岗军的前任老大，是主动把自己老大的位子让给李密的。翟让对李密而言，不仅仅是个他要延揽的英雄，还是他的大恩人。对于这样一位大恩人，李密居然就在其并无明显反迹的情况下，悍然将其诛杀，不仅寒了大部分瓦岗军将士的心，还由此种下了自己事业的最大败因。一个恩人翟让都容不下，还谈什么“揽天下英雄驭之，使远近归属”？纯属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的胡吹。

事实证明，李密与杨玄感，既不是将才，也不是帅才，都是蠢材。

玄武门前血犹未干：记一场影响唐朝命运的政变

贞观七年（633）正月癸巳日，长安太极宫玄武门。唐太宗李世民正在请客，“宴三品已上及州牧、蛮夷酋长于玄武门，奏《七德》《九功》之舞”。李世民专门写有一首《春日玄武门宴群臣》，描述这个大场面：

韶光开令序，淑气动芳年。

驻辇华林侧，高宴柏梁前。

紫庭文珮满，丹墀衮绂连。

九夷簉瑶席，五狄列琼筵。

娱宾歌湛露，广乐奏钧天。

清尊浮绿醑，雅曲韵朱弦。

粤余君万国，还惭抚八埏。

庶几保贞固，虚己厉求贤。

到底是皇帝的诗，看完感觉就两个字：大气。《春日玄武门宴群臣》，意思就是这年春天，李世民在宫中玄武门，请群臣吃个饭。玄武门，是李世民所住的太极宫的北门。

我国古代都城城门的命名，多以“四灵”神兽名之。《三辅黄图》载：“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王者制宫阙殿阁取法焉。”“四灵”中朱雀主南方，玄武主北方，所以长安城的皇城南门叫朱雀门，宫城北门叫玄武门。《春日玄武门宴群臣》全诗的意思，也不难理解：

韶光开令序，淑气动芳年：今天是个好日子。

驻辇华林侧，高宴柏梁前：我在华林之侧驻辇，在柏梁台前大宴群臣。

紫庭文珮满，丹墀衮绂连：应邀来现场参加宴会的，有身穿官服、佩戴玉佩的朝中高官。

九夷簉瑶席，五狄列琼筵：应邀来现场参加宴会的，还有“九夷”“五狄”等少数民族的首领。

正如李世民在这里所炫耀的，今天宴会的参与者，共有三类人：第一类是“九夷”“五狄”等少数民族的首领；第二类是地方州牧；第三类则是朝中三品以上的高官。

第三类人，本来就是住在长安的京官，大家平时低头不见抬头见，请他们吃个饭也好请，招呼一声就来了；问题是第一类人、第二类人可不是常住长安的，少数民族首领和地方州牧都是负有地方行政长官责任的，怎么说来就来了？其实，他们去年十月就来了。换句话说，他们等这顿饭很久了。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些参加宴会的少数民族首领和地方州牧，都是朝集使。

朝集使是地方州郡每年派往京城汇报地方工作、接受中央考核的使者。由于当时规定“凡天下朝集使，皆令都督、刺史及上佐更为之”，所以这些使者一般都是地方州牧。这些朝集使每年“皆以十月上计京师，十一月礼见，会尚书省应考绩事。元日陈贡集，集于考堂，唱其考第，进贤以兴善，简不肖以黜恶”。朝集使远来不易，在地方工作也挺艰苦的，到了京城由皇帝出面请吃个饭，太应该了。

娱宾歌湛露，广乐奏钧天：歌手高唱“湛露”之诗，乐队高奏“钧天”之乐。

清尊浮绿醑，雅曲韵朱弦：绿色美酒盛满酒杯，朱红琴弦奏响雅曲。

粤余君万国，还惭抚八埏：在这样的宴会上，我想到自己作为万国之君，责任重大，还要进一步抚慰八方民众。

庶几保贞固，虚己厉求贤：我只有进一步谦虚谨慎，进一步任用贤才，才能维持国家安定团结的繁荣局面。

吃着火锅唱着歌，喝着美酒吟着诗，李世民还不忘自己作为大国之君的责任，还提醒自己要谦虚谨慎、任用贤人。

时任太子右庶子、兼崇贤馆学士的杜正伦也参加了宴会，并针对李世民的《春日玄武门宴群臣》，作了一首《玄武门侍宴》的和诗，也是鸿篇巨制，也是宏大叙事。

可就在同一个地方，曾经发生的事件，与此时宴会的热闹和谐反差巨大，实在是不能不让人感慨万端，所以还是得在此提一提。其实，这一天，李世民是作为杀人凶手，在杀人现场大宴宾客的。

别看今天的玄武门，高朋满座，灯红酒绿。七年前，也是在这个玄武门，一出悲剧曾经上演：李世民率领手下，杀兄屠弟，骨肉相残。

一、杀兄屠弟的“玄武门之变”

唐太宗李世民写《春日玄武门宴群臣》的七年前，也就是武德九年（626）六月，秦王李世民集团和太子李建成集团的皇位之争，已经白热化。而且，整体态势已逐渐开始对李世民不利。

不利之一，李建成已对李世民起了杀心。如果李世民不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李建成的话，我们也许就能找到以下这一则史料：会突厥郁射设将数万骑屯河南，入塞，围乌城，建成荐元吉代世民督诸军北征，上从之。武德九年六月，丁巳，太白经天。诏元吉将兵出幽州以御突厥，上饯之于玄武门。太子洗马魏徵上变：“秦王以不得典兵，数怨望，谋反！”建成、元吉亦力证其反状，世民不能自白。帝意乃决，命壮士拉杀之，秦府属将皆下狱。世民为人聪明英武，有大志，而能屈节下士。善骑射，每接战，常身先。曾平薛仁杲、定刘武周、灭窦建德、擒王世充，功高第一，以此见妒。至是，无辜被杀，天下冤之。

这是一则李建成诬陷成功、促使李渊下令处死李世民的史料，也是一则从未见于二十四史的史料，属于“全新发现”。其实，这是我的全新杜撰。但是，我只杜撰了史料，却并未杜撰结果。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武德九年六月李唐皇室的皇位之争，结果只会有两个，不是李世民杀李建成，就是李建成杀李世民。

在假设中，李建成杀了李世民，不过是唐朝又多了一个冤死的皇子；在历史上，李世民杀了李建成，不过是唐朝又多了一个政变成功的案例。所谓的成败，如是而已。

不利之二，老爹李渊貌似中立，其实是站在太子李建成一边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史料显示，李渊曾在晋阳起兵、攻克长安等至少六个关键时刻，“私许”李世民，说要立他为太子。问题是，这是没有第三人在场的情况下的“私许”？还是在李渊死后死无对证的情况下，李世民的自说自话？凡是见到这种史料，大家看看就好了。公认的是，李渊在自己任内，从未在公开场合与任何人讨论过废立太子的事情。他的态度一直很明确，李建成作为嫡长子，应该当下一任皇帝；李世民功劳很大，也应给予相当的地位予以尊崇，但不必当皇帝。换句话说，作为老爹，李渊希望儿子们各守本分，不要互相争斗，更不要互相杀戮。而且，李渊对于立有大功的李世民，并非全然满意。事实上，武德五年（622）十一月，他曾对左仆射裴寂说：“此儿久典兵在外，为书生所教，非复昔日子也。”《资治通鉴》记录说，李渊对李世民孜孜以求皇帝之位，相当反感。武德七年七月，在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兄弟三人都在场的情况下，李渊公开训斥李世民说：“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急耶？”因此，李渊默许了李建成、李元吉逐步侵夺李世民军权的行动。李渊的这个态度，在“玄武门之变”前是贯穿始终的，这也使得李世民陷入了被动和危险的境地。

不利之三，李世民集团的军队人数不占优势。当时的长安城内，共有三支武装力量。第一支是禁军三万人。主要是“元从禁军”，“初，高祖以义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罢遣归，其愿留宿卫者三万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旁民弃腴田分给之，号‘元从禁军’”。在编制上，这三万“元从禁军”又分为南衙和北衙，“南衙，诸卫兵是也；北衙者，禁军也”，也就是南衙护城、北衙护宫。所以，北衙禁军更为关键。第二支是李建成集团的东宫兵和李元吉的齐王府兵，约四千人。按照编制，李建成的东宫，包括太子左右率府，亲府、勋府、翊府三府，太子左右司御率府，太子左右清道率府，太子左右监门率府，太子左右内率府等机构在内，他应该掌握有近一千人的直接兵力。李建成感到力量不够，“私召四方骁勇，并募长安恶少年二千余人，畜为宫甲，分屯左、右长林门，号为长林兵”；他还交结外藩，让燕王罗艺送来幽州突骑三百，“置诸宫东诸坊，欲补东宫长上”。这样一来，李建成手上的直接兵力就超过三千人了。李元吉的齐王府兵，也有包括亲事府、帐内府的亲兵近一千人。第三支是李世民的秦王府兵。作为亲王，他和齐王李元吉所拥有的亲事府、帐内府亲兵力量大致相当，也就一千人左右的兵力。

这样一来，即使李渊的“元从禁军”保持中立，李世民集团也是一千打四千，一个打四个。两军如果正面开打，李世民个人再猛，也不是李建成的对手。

在这样的不利态势下，六月初二，李世民收到了自己收买的东宫内奸、时任东宫太子率更丞王晊的密报：李建成集团真的打算在朝廷为李元吉大军出征饯行之际，杀死李世民，同时坑杀秦府尉迟敬德、秦叔宝等武将。并且，已商量好，事后向李渊“奏云暴卒”，“主上宜无不信”。事情明摆着，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李世民必须下决心了。当天，李世民就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他连夜召集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等核心部下入府商议，制定了一个政变计划，随即分头开始准备。

虽然今天的我们没有参与六月初二晚的秦王府密议，但我们仍然可以从政变结果，来推知李世民的政变计划。计划的第一个目标，是监视并限制父亲李渊的人身自由，在时机成熟后，逼迫父亲李渊交出全部权力；计划的第二个目标，才是杀死李建成。

第一个目标，才是政变的核心。为什么？不是应该先杀了李建成吗？怎么先跟李渊较劲儿呢？

所谓政变，是指统治集团的少数人经过秘密策划和准备，通过暴力或非暴力等非正常途径，实现最高权力转移的行为。可见，政变的核心目标，就在于权力转移。“玄武门之变”前，最高权力在谁手里？李渊。“玄武门之变”后，最高权力在谁手里？李世民。

而把李渊作为政变的第一号目标人物，可不是因为李渊不喜欢李世民，而是因为他拥有最高权力。唐朝史上，还有一次失败的“玄武门之变”，正好可以作为反面例子。

景龙元年（707）七月，李世民的重孙、李显的太子李重俊，因愤恨不是自己生母的韦皇后和武三思等人的猜忌和倾轧，悍然发动了唐史上的第二次“玄武门之变”。

李重俊对唐中宗李显没意见，所以他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控制李显。政变开始后，他顺利地调动“羽林千骑兵三百余人”，把住在皇宫外面的武三思、武崇训杀了，然后“自肃章门斩关而入”，到处搜捕武三思的情妇上官婉儿和韦皇后，但“上乃与韦后、安乐公主、上官婕妤登玄武门楼以避兵锋”，双方形成了对峙局面。然后唐中宗出面一句话就解决了问题。他对政变士兵喊话说：“汝辈皆朕宿卫之士，何为从多祚反？苟能斩反者，勿患不富贵！”然后政变士兵临阵倒戈，太子出逃身死。

只有控制最高权力人，才是对政变这一特殊工作起码的尊重。试想，如果李世民不从政变一开始就控制住李渊，等到关键时刻，行动自由的李渊也出面喊上那么一嗓子，李世民就只有下地狱了。

所以，李渊才是李世民政变的第一个目标。政变也是围绕着这个首要目标来准备的。

六月初三，作为政变准备的一个必要步骤，李世民求见李渊。见面时，李世民向李渊诬告李建成、李元吉淫乱后宫。这一诬告让李渊感到愕然，决定明天“开会”查明此事，对李世民说“明当鞫问，汝宜早参”。这正是李世民求见的目的，他需要制造一个所有目标人物进入太极宫“开会”的机会。

六月初四，决定命运的一天来临。这一天清晨，由尉迟敬德率少量精兵，在不惊动第一号目标人物李渊的情况下，对李渊的人身自由进行了监视和限制；同时，“世民帅长孙无忌等入，伏兵于玄武门”，等着第二号目标人物李建成、第三号目标人物李元吉的到来。其实，在杀身之祸到来之前，李建成、李元吉本是有机会逃脱的。因为“张婕妤窃知世民表意，驰语建成”，他们已经知道李世民在搞小动作。当然，他们并不知道李世民已经下定决心要在今天要他们的脑袋。在当天早晨二人的商议中，李元吉主张“宜勒宫府兵，托疾不朝，以观形势”。李元吉是对的。如果按照他的意见行事，这一天他们就不会人头落地了。但是，李建成认为“兵备已严，当与弟入参，自问消息”，“乃俱入，趣玄武门”。这一下，彻底坏了，两人就此走上了不归路。

李建成认为“兵备已严”，是想到了两点：一是己方兵多；二是玄武门是自己人在守卫。万一有事，自己的兵可以通过玄武门进入宫中，救援自己。李建成没有想到的，也是两点：一是秦王府的“勇士八百人悉入宫控弦被甲矣”；二是玄武门的守将已被收买。这样一来，有事之时，玄武门将被关闭，宫中禁军将保持中立，从而隔断宫内宫外的联系。这样一来，秦王府的兵，将在宫中形成局部兵力优势，从而要了他的命。

事情的经过，也正是如此：当李建成、李元吉入宫来到临湖殿时，“觉变，即跋马东归宫府”，但他们已跑不了了，伏兵出来了。搏斗中，“世民射建成，杀之”，“元吉步欲趣武德殿，敬德追射，杀之”。

当宫中有变的消息传到宫外时，李建成的亲信将领冯翊、冯立、薛万彻、谢叔方“帅东宫、齐府精兵二千驰趣玄武门”。可是，玄武门按照李世民的政变计划，关闭了，“张公谨多力，独闭关以拒之，不得入”。就在“守门兵与万彻等力战良久”之时，“尉迟敬德持建成、元吉首示之，宫府兵遂溃”。

政变的第二号目标人物、第三号目标人物，就此解决。下面该是解决政变第一号目标人物的时候了。可人家李世民毕竟是“孝顺”儿子啊，此事不便亲自出面。于是，“世民使尉迟敬德入宿卫，敬德擐甲持矛，直至上所”。司马光《资治通鉴》这一句话中，“使”之一字，用得极妙。正是在李世民的指使之下，尉迟敬德“擐甲持矛，直至上所”。按照唐制，尉迟敬德在并未担任宫中宿卫将领的情况下，突然“擐甲持矛”出现在李渊面前，是个什么性质？造反的性质！所以，李渊的反应是，“上大惊，问曰：‘今日乱者谁邪？卿来此何为？’”尉迟敬德回答说：“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尉迟敬德一介粗人，此时的回答如此艺术，估计是李世民事先教过的。事情的真相，不是“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而是恐怕你乱说乱动，不肯交权，遣我来软禁你。李渊到底也是一位人物，既拿得起，也放得下。到了这个时候，他明白，该放下了。他在迅速判明当时的形势以后，采取了承认政变、认账配合的态度。“敬德请降手敕，令诸军并受秦王处分，上从之”，不久，李渊下诏，“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彻底退出政治舞台，当上了唐朝的第一位太上皇。

至此，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杀兄屠弟，逼父交权，成为大赢家。

二、权力博弈间的“父子深情”“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与李渊这对父子的首次见面，气氛注定是尴尬的。史书中如此描述这一幕：上乃召世民，抚之曰：“近日以来，几有投杼之惑。”世民跪而吮上乳，号恸久之。

李渊说的这句话，大有讲究。李世民虽然没有说话，但他干的这一件事，也大有讲究。李渊这句话中的讲究在于“投杼之惑”。所谓“投杼之惑”，是指曾参的母亲前后三次听说自己的儿子杀了人，前两次根本不信；在听到了第三次之后，曾母相信了，丢下织布的梭子，逃走了。

李渊在这个时候引用“投杼之惑”，至少有以下两层意思：一是曾参没有杀人而被人误传。那么以前我李渊听别人说你的话，也是一种误传，但我李渊几乎相信了。这是对两人以前的过节做一隐晦的解释；二是曾母逃走，是怕受到曾参的牵连。你现在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我却不怕受牵连，因为我没有逃走。“投杼之惑”这四个字，的确在这种难以言状的政变时刻，起到了非常微妙的作用。

尴尬之中的李世民，无言以对，只能跪倒在李渊面前，放声痛哭，并做了一个现在看来非常奇怪的举动“吮上乳”。换句话说，李世民当时跪在地上，吮吸了李渊的乳房！

有学者认为，这个“跪而吮上乳”，不是实指，而是指李世民趴在李渊的胸前，大哭了一场。但此说似乎不确切。比较靠谱的分析是，李世民当时确实吮吸了李渊的乳房。他的这一举动，来自唐朝当时还残存的“乳翁”习俗。

所谓“乳翁”习俗，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妻子分娩时，丈夫在旁作产妇状；一是妻子生产后即外出干活儿，而丈夫代替妻子坐月子，象征性地卧床，象征性地给婴儿哺乳。既“产”又“乳”，由此表明父亲在子女生产和哺育中的主导作用。“乳翁”习俗形成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时期，主要为父权制的确立服务。而且这个习俗不仅在我国出现过，还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过，比如东亚、南印度、法国比利牛斯山区、欧洲伊比利亚半岛北部山区、南美东北部以及北美高原区，这一习俗至今仍然残存于一些不发达民族之中。不过，随着氏族遗风的日渐减弱和父权家长制的日益强化，这种“乳翁”风俗，唐朝以后在中原地区就逐渐消失了。这也是我们今天感到奇怪的原因。

因此，李世民在这时的“跪而吮上乳”之举，正是这种“乳翁”习俗的遗迹。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个举动，勾起了双方对当初李世民身为小儿、李渊按照“乳翁”习俗亲乳之的美好回忆，进而部分消除了两人心中的芥蒂和忧伤。

我们不知道的是，李世民此时“跪而吮上乳”，吮的是李渊的第一个乳头，还是第二个乳头，还是第三个乳头？我这样说是有史籍来源的。正史《新唐书》，明明白白写着李渊“体有三乳”。所以，他那三个乳头，可是青史留名的。

作为开国皇帝，李渊的三个乳头其实并未登峰造极，最猛的还得数周文王的四个乳头。《史记》等多种史料里说，“文王龙颜虎肩，身长十尺，胸有四乳”。

开国皇帝们的三个乳头、四个乳头之所以被津津乐道，是因为古人对“多乳”“巨乳”的崇拜。古人认为，这是吉兆，是即将喂养天下人的象征，当然也是家族勃兴的标志。十六国时期的代国君主拓跋什翼犍，就拥有一对“巨乳”，“身长八尺，隆准龙颜，立发委地，卧则乳垂至席”。胸大到了这个地步，得到了他哥哥拓跋翳槐的看重和喜欢，留下遗诏，命他接替自己的皇位。“跪而吮上乳”这一幕之后，父亲李渊退居幕后，儿子李世民走向前台，完成了最高权力的交接。但是，这对父子的心结，却再也没有打开。一方面，儿子李世民对晚年的李渊不大孝顺，这是史实。贞观六年（633），监察御史马周上疏，说了三条：一是李渊的住处大安宫不好，“大安宫乃在宫城之西，制度比于宸居，尚为卑小，于四方观听，有所不足。宜增修高大，以称中外之望”；二是李世民不陪李渊吃饭，“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视膳”；三是李世民不管李渊，而自己跑去九成宫避暑，“今九成宫去京师三百余里，太上皇或时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又，车驾此行，欲以避暑；太上皇尚留暑中，而陛下独居凉处，温清之礼，窃所未安”。

李世民可是从谏如流的好皇帝，知错就改。冬季的一天，“帝侍上皇宴于大安宫，帝与皇后更献饮膳及服御之物，夜久乃罢。帝亲为上皇捧舆至殿门，上皇不许，命太子代之”。和李渊同住一个太极宫的李世民，带着老婆孩子，拎点儿东西去看老爹李渊，一起吃个饭，还被记入正史，可见平时这些事儿，李世民没怎么做过。当然，人家是皇帝，忙着呢。

另一方面，父亲李渊为李世民的成就而感到欣慰，这也是史实。

第一次感到欣慰是在贞观四年。李渊听说擒获突厥颉利可汗，很高兴地说：“汉高祖困白登，不能报；今我子能灭突厥，吾托付得人，复何忧哉！”为此，特地招来李世民和“贵臣十余人及诸王、妃、主”喝酒庆祝。酒酣之际，李渊甚至起身“自弹琵琶”，李世民也随之起舞，“逮夜而罢”。

第二次感到欣慰是在贞观七年。李渊在酒宴上“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蛮酋长冯智戴咏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李世民给李渊敬酒，谦虚地说：“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诲，非臣智力所及。昔汉高祖亦从太上皇置酒此宫，妄自矜大，臣所不取也。”李渊“大悦”。又是一次父子同乐的欢宴。

贞观九年（636）五月，李渊在大安宫孤独地生活了九年之后，于七十一岁时驾崩。

三、集权政治的“政变综合征”“玄武门之变”对李世民本人及其子孙的影响，是巨大而且深远的。司马光就曾经指出李世民树立的这个坏榜样，对其子孙的负面影响：“夫创业垂统之君，子孙之所仪刑也，彼中、明、肃、代之传继，得非有所指拟以为口实乎！”简单地说，在李世民“玄武门之变”的“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之下，唐朝成了史上宫廷政变最多的一个朝代，没有之一。司马光所说的唐中宗、唐明皇、唐肃宗、唐代宗，均是通过政变上台的皇帝。至于那些失败的政变，就更多了。“玄武门之变”对李世民个人的影响，就更大了。首先，他从此睡不好觉了。因为他在宫中做噩梦，睡不着觉，需要尉迟敬德、秦琼在门口站岗才能睡着，由此催生了这二位的门神形象。他晚上睡不好觉，白天还不厌其烦地拉着魏徵等大臣们，不停地讨论秦二世而亡、隋二世而亡的原因。我相信，在这些讨论中，他有一句话，一直不好意思说出口：“胡亥杀了兄长扶苏，杨广杀了兄长杨勇，秦隋的二世而亡，不是因为这遭到的报应吧？”

说起来，李世民和胡亥、杨广，还真有点儿像。他们都不是长子，都曾杀兄屠弟，通过政变上台，都是本朝的第二代皇帝。所以，李世民是发自内心地担忧自己也会重蹈覆辙，唐朝也会二世而亡。其实李世民大可不必担心，从他当上皇帝后的作为来看，他压根儿跟那二位不是一个类型的。换句话说，杀兄屠弟后如何当皇帝，史上共有三种类型。

胡亥属于快乐至死的“不作为”型。胡亥上台当皇帝后，曾经跟赵高谈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夫人生居世间也，譬犹骋六骥过决隙也。吾既已临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以安宗庙而乐万姓，长有天下，终吾年寿，其道可乎？”在这样的人生理想的指导下，胡亥根本就没有打算好好当皇帝，他想的就是“不作为”，就是要快乐至死。这样，他留在史书上的事迹就非常“快乐”。长期不上班，“乃不坐朝廷见大臣，居禁中”；泡美女，“二世方燕乐，妇女居前”；看戏，“二世在甘泉，方作觳抵优俳之观”；整天打猎，还无故杀人，“日游弋猎，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杀之”。像他这样作死，秦朝不亡才是奇迹。

杨广的情况则和胡亥正好相反，他是真心想当好皇帝的。可惜的是，他太想当好皇帝了，成了用力过度的“乱作为”型。在杨广仅仅十四年的皇帝生涯里，他至少干了三件动辄调动百万人的大事：

一是营建东都洛阳。这一大工程，每月役使民工约两百万人，从大业元年（605）三月到大业二年正月，仅仅十个月就建成！

二是修建京杭大运河。大业元年，杨广在营建东都的同时，征发几百万人，挖通济渠，连接黄河、淮河，同年又用十万民工疏通古邗沟，连接淮河、长江；三年后，征用河北民工百万余人，挖永济渠，通涿郡（今北京）；又过两年，疏通江南河，直抵余杭（今杭州）。至此，前后共用五百余万民工，费时六年，大运河全线贯通。

三是三打高丽。尤其是第一次出征，“总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号二百万，其馈运者倍之。癸未，第一军发，终四十日，引师乃尽，旌旗亘千里。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

他南巡江州，“舳舻相接，二百余里”；他北巡榆林，“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把把都是大手笔，次次都是征用几百万人。

据《通典·食货典》记载，大业二年，全国的户口总和达到了8907536户，共46109956人，这是“隋之极盛”时期的数字。可以大致模拟计算一下：杨广当皇帝时的总人口为46109956人，而按照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截至2015年末，我国十六周岁以上至六十周岁以下（不含六十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1096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6.3%。参照这一比例，杨广当时拥有的劳动年龄人口为3057万人。由于打仗、修河、建城不是女性能够承担的劳役，加之当时一般情况下女性是不计算劳动力的，我们再假设当时的劳动年龄人口男女比例为1：1，所以杨广手中实际上只有1528.5万男性可供使用。手上就这么点儿人可用，他就敢同时打大仗、兴大役、建大城，是不是有点儿用力过度？

李世民就认真吸取了杨广用力过度的教训，自己开创出了一条千古明君之路，属于心怀恐惧的“合理作为”型。

事实上，记录杨广上述事迹的《隋书》，就是由李世民手下的魏徵等贞观史臣所撰写的。对于杨广的用力过度，他们是这样评价的：

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频出朔方，三驾辽左，旌旗万里，征税百端，猾吏侵渔，人不堪命。乃急令暴条以扰之，严刑峻法以临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内骚然，无聊生矣。

这其实也是李世民对杨广的总结。所以，李世民一直心存“二世而亡”的恐惧，为了“庶几保贞固”，吸取杨广用力过度的教训，他采取了“隋以富强动之而危，我以寡弱静之而安”的指导方针。这个指导方针说穿了就是，杨广当皇帝，纵欲而折腾，以“动”为主；李世民当皇帝，控制欲望而不折腾，以“静”为主。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方针下，李世民“虚己厉求贤”，偃武修文，戒奢从简，轻徭薄赋，恢复经济，追求政治清明，才最终开创了“贞观之治”。

杨炎的鬼门关，两税法的阳关道

建中二年（781）十月，一位被贬往崖州（今海南海口）、时年五十五岁的官员，从长安出发，沿着驿路，一路向南。这天，他到达容州（今广西北流）以南三十余里的地方。只见两山夹峙，状若关门，驿路从仅仅宽约三十步的两山之间穿过，险峻之极。官员一打听，原来此地居然是“通三江、贯五岭、越域外”的咽喉要地，名叫“鬼门关”。还有个民谚说：“鬼门关，十人去，九不还。”鬼门关？那可是传说中人间和阴间交界的地方啊。官员再联系到自己的人生际遇，很是感慨，作了一首《流崖州至鬼门关作》：

一去一万里，

千知千不还。

崖州何处在，

生度鬼门关。

一去一万里：我这次被贬往崖州，大约要走一万里。诗人在这里并没有吹牛，《旧唐书·地理志》说崖州“至京师七千四百六十里”，真的差不多有一万里。

千知千不还：我知道，这一次可能就回不来了。

崖州何处在：崖州还不知道在哪里。

生度鬼门关：我竟然活着经过了一道鬼门关。

诗中这位官员慨叹，人人死后都要经过的鬼门关，他竟然能够活着度过，的确是难得的奇遇。

其实，他大可不必如此感慨。因为，他经过广西鬼门关的时间，距离他经过阴间鬼门关的时间，已经相当之近了。经过了广西鬼门关之后，他并没能到达流放的目的地崖州，而是在“去崖州百里”的地方，被从后赶上的皇帝诏命赐死，终年五十五岁。

他叫杨炎，那个为中国历史贡献了“两税法”的杨炎。这一首《流崖州至鬼门关作》，是他留在史上的绝笔诗。

一、仕途坎坷的名门之后

杨炎的曾祖父，叫杨大宝。杨大宝在武德初年，就已经是唐朝的龙门令了。“曾祖大宝，武德初为龙门令，刘武周陷晋、绛，攻之不降，城破被害，褒赠全节侯。”死在刘武周手上的杨大宝，就此成了大唐的烈士。

杨炎的爷爷杨哲、爸爸杨播，均未出仕，但都以孝行知名，得到朝廷“旌其门闾”、树立牌坊的奖励。受到爷爷和爸爸的影响，长大后的杨炎也以孝行闻名于世，“庐于墓前，号泣不绝声，有紫芝白雀之祥”。搞得灵芝和白雀都来捧场了，朝廷没有办法，只好又给他们家树了第三个牌坊，史称“孝著三代，门树六阙，古未有也”。

杨炎不仅孝顺，而且长得极帅，“美须眉”。明明可以靠脸吃饭的他，偏偏还很有才。一是擅长诗文，“文藻雄丽”，“文敌扬马”，那可是与扬雄、司马迁相匹敌的文笔；二是擅长画画，“画松石山水，出于人之表”，画艺那也是相当不赖。这样德才兼备的帅哥，岂能长居人下？自然是到处有人抢了。和当年大多数人不一样，杨炎没有经过科举考试，就直接被河西节度使吕崇贲辟为掌书记。

杨炎出仕的起点，相当不错。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起步就是司局级干部，直接跨越科级和县处级。因为掌书记是节度使的主要幕僚，“掌朝觐、聘问、慰荐、祭祀、祈祝之文与号令升绌之事”。一般情况下，掌书记的迁转，要么在地方幕府系统内迁转为节度判官、节度副使，甚至节度使；要么进入中央，担任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拾遗、补阙或各部郎中这样的清望之官。

果然在不久以后，又帅又有才的杨炎上调中央，去了吏部任司勋员外郎，转任礼部郎中、知制诰，又迁中书舍人，进入了仕途升迁的快车道。大历九年（774），杨炎当上了副部级高官——吏部侍郎。

杨炎此时之所以官儿升得很快，是因为他得到了权相元载的赏识。杨炎与元载的关系之好，可以这样来描述：

杨炎在史上，只留下了两首诗，除了前面那首《流崖州至鬼门关作》外，还有一首就是《赠元载歌妓》。从这后一首的诗题就可以看出，元载与杨炎，那可是“一起嫖过娼”的铁哥们儿。

然而好景不长，到大历十二年三月，元载触怒了皇帝，出事了，唐代宗李豫“遣左金吾大将军吴凑收载及王缙，系政事堂，分捕亲吏、诸子下狱”。这时受到牵连倒霉的“亲吏”，就有杨炎。那位史无前例地在家中收藏近八万斤胡椒的宰相元载，真的把唐代宗惹毛了。唐代宗不仅派了“吏部尚书刘晏、御史大夫李涵、散骑常侍萧昕、兵部侍郎袁騕、礼部侍郎常衮、谏议大夫杜亚”的强大阵容来审他，而且“遣中使临诘阴事”，“责辨端目皆出禁中”。对元载的处理也极重，不仅杀他本人，杀他的妻与子，还罪及死人——“遣中官于万年县界黄台乡毁载祖及父母坟墓，斫棺弃柩，及私庙木主”。

很明显，是唐代宗一手整死了元载。而且这种整法，是恨之入骨的整法。对于杨炎这样的元载党羽，唐代宗本来也是打算下狠手一杀了之的。如果真是这样，杨炎在大历十二年就挂了，那么他在史上就只能留下一首《赠元载歌妓》诗了，至于建中二年（781）那首《流崖州至鬼门关作》，就彻底没戏了。

当时，幸亏主审的吏部尚书刘晏仗义执言，“法有首从”，“不容俱死”，杨炎这才被贬为道州司马。道州（今湖南道州）在唐朝是中州，道州司马为正六品以上的级别。

按照唐律，一般的流贬官员，本来还有三五天的时间收拾行装、告别家人的，“贬降官并令于朝堂谢，仍容三五日装束”。可是在皇帝穷治元党的大环境下，杨炎“自朝受责，驰驿出城，不得归第”。一路上“日驰十驿”，即日行三百里，还得在沿途驿站画押签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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