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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绍丹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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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共天下试读：

前言

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

这是《清稗类钞》中记录的晚清郭嵩焘的一则史论。用此段史论为开篇导语，其目的是从这一类特殊群体的崛起和覆灭方面入手，大到对一系列政治制度、官僚机制、顺应社会需求和发展的各种改革，小到对宗法制度、后妃制度以及当事人（皇帝个人）品性进行全面剖析，旨在从特殊群体的发展来看自秦以来对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的维护、加强和巩固手段，也突出表现在整个历史长河里围绕“皇权”的利益斗争。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皇权从来不是一个人的独权，而是整个群体的利益斗争。特殊群体的出现是在维护巩固皇权统治下衍生的特殊权力，也叫“偏房”政治群体。而这类群体斗争放在世界这个大的格局上看，又实在属于小群体内部斗争。纵观整个中国的历史发展，甚至都不曾出现过像西方国家那样的外侵政策、国界扩张，正如利玛窦在《利玛窦札记》中所说的：“虽然中国人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临近的国家，但他们的皇上和人民都从来没有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在这方面，他们与欧洲人很不相同……”《清稗类钞》虽有部分论述夸大了“偏房”群体的权力，似乎影射出皇权的衰弱趋势。然而即便如此，这些新生权力的崛起，也不过是为“皇权”服务，他们绝不可能获得正式的名分治理天下。

这里不得不提张文木先生《基督教佛教兴起对欧亚地区竞争力的影响》中所提及的“一个中心即为‘忠’，两个中心即为‘患’”的思想。中国历史即便有短暂分裂，最终仍然走向统一的格局，较之西方的政权分立不同，足以说明这些特殊群体从来都不曾成为中国另一个权力中心。

即使在历史上因为个别皇帝的性格软弱，导致偏房一时专权，在这种权权相争下暗流涌动也好，激起千层浪花也罢，终究还是要潮落后归于平静。

作者将自始至终从维护“皇权”的角度出发，以特殊群体的崛起为导线，通过阐述皇权与之消长的关联，深入了解其王朝背后的各项制度和运作规律。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

宰 相

以宰相之名睥睨天下

其中的“天官冢宰”，就是太宰的别称。太宰原为掌管王家财务及宫内事务的官，在《周礼》中作为天官，成为六卿的首位，总管全国大事，即有主宰之意。而相，本为相礼之人，字义有辅佐之意。

宰相起源于先秦时期，商代有伊尹为相，周代周公为太宰，均是将二字划分而称。直到《韩非子·显学》中提到：“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第一次将二字合并，将其演化成为掌握政权的大官的泛称，故后来用以指历代辅助皇帝、统领群僚、总揽政务的最高行政长官。而等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建立具体的官僚体系，宰相作为官制才首次被确定下来。

值得注意的是宰相一词并不属于特定官名，而是这一群体的总称，历朝历代对于“宰相”都有过不同更名，如战国时期称其为“相国”（相国李斯）、又设左右丞相以辅助相国；汉承秦制沿袭相国、丞相官职，之后改丞相为大司徒；魏晋时期“侍中”官位职责上升至宰相之权，其后又有中书令、尚书令、同平章事、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总理等多达几十种官名，随着封建国家的发展，宰相制一直沿袭了两千多年。

回到西汉时期来，看看郭松焘所言及的“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的宰相的发展。

汉承秦制，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吏的名称基本沿用了秦朝的制度。秦始皇用法家学说征服天下、治理天下，一切行政、军事、立法、司法等等，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同时建立“三公九卿”制度，确定了中央政府的组织结构。

到了汉朝，汉初以黄老学说为治国理念，主张无为而治。故汉初皇帝的权力和权威较前朝时期有所弱化。其主要在于汉初官僚体系继承和发展过程当中，皇权和相权开始出现了分化，毕竟一个人精力有限，汉代皇帝不再像秦始皇那样操纵一切。此时皇帝仅作为国家唯一的领袖，而实际政权不再属于皇室，旁落到了以丞相为代表的政府当中。一言以蔽之，丞相才是一切实际政权的负责人。因此我们可以把汉朝建立的制度称之为“君主丞相制”。

虽然丞相代表的政府拥有实权，但是对于丞相的任命以及丞相行使权力之时，还是得征得皇帝的同意，并由皇帝发布命令。只要皇帝不满意，可以随时撤换丞相。相权的发展仍旧依赖于皇帝权力的收放。丞相作为实权的代理人达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主要体现在其下设官僚体系的服从。

汉朝丞相官职下设有秘书处，秘书处是一个庞大的组织机构，共有十三个部门，在当时称为十三曹，一个曹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司局，所有的部门都归丞相总管。

为使读者牢记，本人将其编为顺口溜：

丞相下设秘书处，秘书分为十三曹；

东西二曹掌人事，户曹祭祀及农桑；

管理奏章属奏曹，民事诉讼找词曹；

邮驿交通有法曹，尉曹却只管运输；

另有贼曹管盗贼，罪法两刑归决曹；

兵曹定是主兵役，货币盐铁皆金曹；

国家仓谷到仓曹，还有一曹称黄阁。

根据以上十三曹的名称，便可以看到全国的各项政务都汇集到了丞相秘书处，这些都不属于皇帝管理。不得不说，此时的皇帝比起秦始皇，真的要轻松安逸许多。而这些官位全是吃皇粮的，属于政府公务员。

深宫之中的皇帝也有自己的秘书，称之为尚书。而尚书机构，却只有六尚，五尚专管皇帝的衣食住行，唯一称为尚书的单管文书。相比之下，丞相才是政府真正的领袖。

在这种君主丞相制下，权力不对称，甚至可以说倾斜得十分严重，相权确实对皇权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可以说这时的丞相已经掌管着天下一切事悉，是皇帝的副官。但我们从另外一条官职剖析就会发现丞相的职责远不止外朝之事。

我们知道西汉的中央政府沿袭秦制，称为三公九卿制度，三公中除了丞相，还有太尉和御史大夫。太尉掌军事暂且不提，御史大夫又称“副丞相”，职责是监察百官，以辅佐丞相监察行政过程中的情况；处理呈送皇帝的奏章,承转皇帝的诏书，相当于皇帝和丞相之间的“传话筒”；除此之外，西汉之初的御史大夫更有直言劝谏的能力，如周昌曾直言劝谏刘邦不要改立太子。而御史大夫更多的仍从属于丞相，说明丞相不仅要管朝外之事，皇室之事亦有插手之权力。

除了政治地位的尊贵，皇帝对丞相的礼遇也是非常隆重。按照汉朝的礼仪，丞相的任免，皇帝本人需要亲自出席以表其尊贵，丞相觐见皇帝，皇帝需着正式朝服以接见，奏事完毕告退，皇帝还得要亲自送其出殿门。礼仪尊卑似乎在此发生了扭转，不知是丞相为皇室之臣，还是皇室成了丞相管理的一个下属机构。这种压倒式的相权扭曲发展，难道是想要平分共主这河山？◇

萧何——人生如戏全靠演技

历史对于萧何的评价非常高：太史公曰:萧何为吏，文而无害。及佐兴王，举宗从沛。关中既守，转输是赖。汉军屡疲，秦兵必会。约法可久，收图可大。指兽发踪，其功实最。政称画一，居乃非泰。继绝宠勤，式旌砺带。——《史记·萧相国世家》

可谓极其精炼地概括了萧相国一生，故此，对于萧何精彩的一生不再加以赘述，仅简单做一时间轴表示：

公元前204年之前，萧何协助刘邦夺取江山。自前202年开始直至前193年，助刘邦稳固江山。

萧何对于刘邦而言是“忠臣”，也是历代忠诚的楷模，我们从他的人生轨迹就可以看到萧何将“忠”这一字可谓是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刘邦早年的创业队伍中，《史记》对于萧何之初始的政绩描绘较少，仅有“数以吏事护高祖”等寥寥数语，可见当时刘邦这个小混混的官方背景就是萧何。刘邦当上泗水亭长后，萧何也是“常佑之”，即使是咸阳召萧何入京升职，他也拒绝。这是铁了心跟定了刘邦，忠诚之始源于“老铁”。

公元前209年，紧接着陈胜吴广起义的沛县起兵中，众人在拥立刘邦为“沛公”时，刘邦刚开始假意谦虚拒绝说：“天下方扰，诸侯并起，今置将不善，一败涂地。吾非敢自爱，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愿更相推择可者。”

意思就是自己是个小混混，不配当县令。萧何还能不知道刘邦这是以退为进之策？便协助刘邦献出一计：选出九位全县最有声望的人，连同刘邦共计十人，把十个人的姓名写在纸上，谨告天地，拈出何人，何人即为沛县县令，不得推辞。

其实我们都知道，抓阄纸条上全写的刘邦的名字，两人自编自导、一唱一和完成了这拥立之事。

后来创业途中，萧何表现得兢兢业业、诚诚恳恳。刘邦入咸阳后，《资治通鉴》记载：沛公西入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府图籍藏之，以此沛公得具知天下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

如此鲜明的对比之下，萧何的人设不断正面强化。《史记》又载：汉王引兵东定三秦，何以丞相留守巴蜀，填抚谕告，使给军食。汉二年，汉王与诸侯击楚，何守关中，侍太子，治栎阳。为法令约束，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辄奏上，可，许以从事；即不及奏上，辄以便宜施行，上来以闻。关中事计户口转漕给军，汉王数失军遁去，何常兴关中卒，辄补缺。上以此专属任何关中事。

楚汉之争四年之内，萧何留守后方，所作所为，着实为刘邦肝脑涂地，其忠诚之心，日月可鉴。故刘邦在开国之初，大肆封赏时说道：“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萧何之于刘邦，不可或缺。其后刘邦对他的封赏，也是极其尊贵。

可是刘邦是何等人，这大汉天下，论最聪明应属刘邦。当“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之时，萧何为什么能够保全而终？这皇权和相权的角力，才是刘、萧之间关系的写照。

我们前面说到，《史记》在记载萧何一生时，汉建立之前的丰功伟绩描述不多，因为在此之前两人的关系更多还属于挚友。等到公元前206年时，两人完全成了君臣关系。《史记》对于萧何之记载运用了四次时间，这四次记载除了汉五年封赏之事，另外三次便是对于这君臣权力之间“角力”的描述：

第一次角力：汉三年，汉王与项羽相距京索之间，上数使使劳苦丞相。鲍生谓丞相曰：“王暴衣露盖，数使使劳苦君者，有疑君心也。为君计，莫若遣君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军所，上必益信君。”于是何从其计，汉王大说。

第一次角力是在楚汉战争时，公元前204年，萧何任丞相，镇守关中，汉王与项羽相持于京索之间。汉王数次派遣使者回关中慰劳丞相，这显然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刘邦开始对萧何有所猜忌和防范，毕竟此时的萧何一旦谋反，刘邦的事业可能将毁于一旦。这时萧相是个明白人，他采用鲍生建议，将自己的宗族子弟派遣至前线，名为侍主左右，以便使唤，其实是将自己的亲族作为人质，借此打消刘邦的猜忌。

第二次角力：汉十一年，陈豨反，高祖自将，至邯郸。未罢，淮阴侯谋反关中……召平谓相国曰：“上暴露于外而君守于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卫者，以今者淮阴侯新反于中，疑君心矣。夫置卫卫君，非以宠君也。愿君让封勿受，悉以家私财佐军，则上心说。”相国从其计，高帝乃大喜。

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陈豨谋反，汉高祖亲自带兵征邯郸。哪知又有人密告韩信在关中谋反，萧何辅佐吕后用计诛杀了韩信。汉高祖在邯郸得知韩信被诛，除去了心头隐患，当然非常满意。但据记载他对萧何也不放心，韩信毕竟是萧何举荐，虽然诛杀韩信是萧何计谋，可是远在邯郸的刘邦不得不怀疑这其中是否有猫腻。

于是刘邦派遣使者回京师，拜萧何为相国，增加五千户封邑，同时又命一名都尉率五百名士兵作为相国的警卫部队。这样做，既是为了笼络萧何，同时也有监视的意思。朝中大臣见萧相国如此受高祖宠信，纷纷前往萧何府上祝贺。唯有一个名叫召平的人，他来到萧府，不仅不表示祝贺，反而对萧相国说：“公将大祸临头矣。皇上在外，公在朝中，既增加公之封邑，又为公设置警卫，显然是对公起了疑心。愿公上书辞让封邑和警卫，并将家中私财悉数捐出以佐军资，以解除皇上心中疑忌。”萧何原本就对此次增封大惑不解，听了召平一番话，深以为然，立即采纳了他的计谋，又一次化解了汉高祖对他的猜忌。

第三次角力，就是著名的萧何自毁名节之事：汉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将击之，数使使问相国何为。相国为上在军，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军，如陈豨时。客有说相国曰：“君灭族不久矣。夫君位为相国，功第一，可复加哉？然君初入关中，得百姓心，十余年矣，皆附君，常复孳孳得民和。上所为数问君者，畏君倾动关中。今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汙？上心乃安。”于是相国从其计，上乃大说。

次年，淮南王黥布谋反，汉高祖又亲自带兵征伐。萧何因为皇上在外征讨，鉴于之前韩信之事，他更加兢兢业业，勤于国事，安定民心，源源不断地向前方输送给养。

从刘邦的角度出发，萧何入咸阳宫不图钱财，楚汉之争割爱派亲属到前线为质，且面对自己猜忌时不受封邑，反倒捐出私人财产以佐军资。这等不求财、不求封、不求名的臣子，难道求的是这大汉江山？萧何越是勤勉，汉高祖心中越是不踏实。人到了老年，猜忌心思越发严重，于是常常派使者回长安询问相国的近况。

开始萧何对皇上的这一举动很费解，上年辞让封邑已经让刘邦对他打消了猜忌，而今年皇上又越发频繁慰问，他越来越有些糊涂了。这时有一位门客向他道破了高祖的心思，说：“君不久即将灭族矣。君位居相国，功称第一，如此勤勉，还想再高升吗？君初入关中，至今已十余年了，深得百姓拥戴。皇上之所以近来不断地询问君的作为，就是怕您深得民心，倾动关中。依臣之见，君不如在京师多置田地，强迫百姓贱价卖地，使关中百姓都骂君贱买民地。这样，皇上知道君仅仅贪财，没有政治野心，他也就放心了。”

萧何何等聪明之人，门客此番话一语惊醒梦中人。他自认为跟高祖几十年了，两人早就摸透了彼此的性格，互相之间心照不宣。但是他忘却了，刘邦已不再是地痞流氓乡野莽夫，自己也不再是当年那个以官职私护刘邦的沛县功曹。两个年过半百之人，曾经的心照不宣，到现在的的确确需要做出一些“过场”来表明相互间的态度，让天下之人看看到底谁是君，谁是臣。

于是他不得不采纳这位门客的计谋，自污以免祸。果然，萧何的骂名很快就传到了高祖那里。汉高祖听了，心里如同吃了蜜一般甜。高祖征讨黥布归来，关中百姓拦道向高祖上书，控告萧相国强迫贱买民田宅。高祖回朝，萧何拜谒。高祖笑着对萧何说：“相国竟如此‘利民’呢!”随即便把百姓的上书交给萧何，说：“君自己去向百姓谢罪吧!”于是萧何将所有的田宅全部退还于民。再次以“自污名节”之演技，告诉了天下他对刘邦的忠心。

萧何自毁名节也好，刘邦借此惩罚萧何也罢，萧何终其一生，直至死亡，可谓是对得起这刘氏江山了。不管刘邦曾经怀疑过萧何没有，皇权与相权之间，这时期处处表现出的是后者以高超的演技维护前者。

如果非要说西汉之初是皇帝与宰相共同治理天下，那它该有“一个主外一个治内”的美称。◇

一朝“十三相”——伴君如伴虎

萧何之后，接任丞相的曹参、樊哙、吕产等人恰好处在了“文景之治”时期，整个皇室依旧奉行“黄老之道，无为而治”，天下一片安静祥和、欣欣向荣之景。后继的丞相按照官僚制度的职责，有条不紊运行着高祖、萧何定下的一切规章制度。此时的丞相之权，依旧是领百官而助皇权治天下。

直到汉武帝继位，这个一天不搞事就浑身不爽的中二青年，开始觉得从他爷爷辈儿到现在，丞相一直“掌丞天子，助理万机”，导致相权达到与皇权不相上下的地步，甚至时不时还能僭越皇权，心里十分不爽。

我们读史，对于一些事情的剖析，离不开对当事人性格的分析。汉武帝本人权力欲极强，又有雄才大略，像他这样的皇帝，是决不允许权力掌握在别人手中的。那么他想搞事，就得从限制相权这条野路子开始。

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总共换了十三位丞相：

可以说，汉武帝时期的丞相实在属于“高危职业”。那么究竟是不是相权的发展严重影响到了皇权，或者是如郭嵩焘所讲“西汉与宰相共天下”的局面，更甚至有取而代之的趋势，导致这丞相之位经常三年一更换呢？还是汉武帝就是这么一个丧心病狂的屠夫？我们从以下几个维度加以分析：（一）相权的职责设置“过度”宽泛，确实影响到了皇权的“高度”集中

请注意“过度”和“高度”这两个词语。相对于汉朝之前的丞相制度，我们在讲汉代官僚机构时，提到过丞相之职责除了外治天下，还通过御史中丞对皇室之事多加干涉。可以说除了军事之外，全国之内，事无巨细均归丞相总管。

在汉初时，皇帝们都以无为而治为重心，不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改革，照着老制度走就是最好的发展。丞相此时也是无需作为，惠帝时期的丞相曹参曾经因为“无作为”被弹劾，他对于皇帝的问责，也是用“萧规曹随”以回复。丞相职责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与民休息，的确不存在皇权与相权的矛盾。

但是到了第七任皇帝刘彻这里，国家经济达到“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不可校也；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汉书·食货志》）于是这时的汉武帝想开始作为了，对他来说，首先就是需要大量成立自己的人员体系。因为武帝继位之初，国家大权掌握在窦太后群体手中，他需要选拔大量的人员以辅佐自己收回皇权。

这时最尴尬的事情发生了，我们之前提到丞相的秘书处有东、西两曹，工作职责是掌人事选拔、任免，虽然最终的抉择权归皇帝本人，但是其人员的选择范围和最大建议权均属丞相。因此皇帝想作为的话受到的最大限制恰好在于“人事任免权”上，例如《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记载：当是时，丞相入奏事，坐语移日，所言皆听。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尽未？吾亦欲除吏。”

田蚡非常受武帝信任，但他所安插的同僚太多了，有的甚至从闲居一下子提拔到二千石级，把皇帝的权力转移到自己手上。因此武帝说：“你要任命的官吏已经任命完了没有？我也想任命几个官呢。”

如果非要说此时皇权和相权的最大矛盾和冲突，那便是这人事任免的问题。（二）“常以列侯为丞相”严重影响到了汉武大帝工作的开展

武帝继位之初，国家权力集中在窦太后手中。窦太后一直主张的是“黄老之道”，而汉武帝遵的是儒家学说，两人根本的信仰不同。当时恰逢卫绾年老退休，武帝一心借窦婴、田蚡之力以对抗窦太后。但是此时武帝集团力量单薄，不足以抗衡窦氏势力，故窦婴、田蚡先后被窦氏罢免，而中间的许昌则是作为窦氏代表被武帝所罢免。

如果说前期四位丞相的更替命运是刘、窦之间对于皇权的角力。那么接下来的几位便是能力不足，不能协助武帝大展宏图而被诛除。

自田蚡之后的薛泽、李蔡、庄青瞿、赵周、石庆不是列侯家族就是纨绔子弟。其能力才干较汉初七十年里的丞相，简直是天壤之别。因此这些在武帝眼里白食千邑的列侯丞相，经常在三年之内，就因“犯事”而被下狱，或自杀，或被武帝干掉。从表面上看是这些庸才不符合雄心勃勃的汉武帝的用人准则，事实上这是皇权与旧制相权的交锋。

武帝继位之初为了从窦氏手中拿回权力，曾想大肆培养自己的嫡系团体，故在第一年时就发布招贤令“召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并“亲策问以古今之道”。在一时半会儿改不了丞相旧制的不足这一情况下，这个举措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此时大批士人出现，如主父偃、东方朔等人，为武帝提供了不少谋略。

武帝通过贤良对策等方式，在身边集中了一批有才干的近侍之臣。他们由庶僚加衔侍中、诸曹、诸吏、给事中，从而成为入侍武帝的内臣。他们名为侍从之臣，实际重点参与谋议。这些中朝官员的秩爵并不显要，但是身份特殊，他们不仅参与军国大事的谋议，有时奉命与公卿大臣论辩，以致面折廷争而诎大臣。同时武帝破格将士人公孙弘提拔为丞相，随后封侯。

这种做法就是用小官管大事，而这些小官又易于控制，从而达到以卑制尊、以轻驭重、以中御外、尊君抑臣的目的。

特别是当时为适应对匈奴作战的需要，同时为进一步加强皇权，减少廷议决策对皇帝的影响，刘彻设立了以卫青为首的内朝。这样军事作战保密的目的达到了，而皇权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从此西汉的政治制度便形成了内朝的尚书机构与外朝的三公九卿一起管理政务，以及分工又相互制约的双轨行政管理体制。此项重大改革一步一步地将丞相的权力限制到了外朝，并且只有执行权，而决策大权终于回到了汉武帝手中。（三）汉武帝的极端性格

汉武帝人生的前期，在收回皇权的路上，一步一步地运作，终于将本该属于皇帝的决策权拿了回来，此时的争权措施属于政治斗争的手段。而到了晚年，惨死于“巫蛊之祸”的这些丞相，不再是因为权力斗争而死，而是由汉武帝的性格导致。

虽然丞相一职在汉武帝时期被看作高危职业，汉武帝的治理手段也显得颇为偏激。但是出于国家发展的目的以及结合汉武帝自身的性格，也就不难理解这种“一朝十三相”情况的发生了。

故此，总述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并非指的是某位宰相的职权有威胁皇权甚至取而代之的趋势。而是在于一开始的职责设置太过宽泛，丞相君主制用于汉初是符合社会背景和国家发展的，遇到这些垂拱深宫的皇帝也不会产生太大的矛盾碰撞。但是制度的运作还是需要人来实施，遇到汉武帝这样雄才伟略、好大喜功之人，加之社会发展到相应阶段。这种旧制度下的“丞相职责”（相权）便与现实显得格格不入，改革创新自然而然就会发生。

那么西汉共天下的对象更多地就要倾向于外戚。

外 戚

外戚的崛起

汉承秦制，主要在政治制度、宗法制度、官僚制度、选官制度等方面影响了外戚、宦官等皇权衍生物专权的发展。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实现中原大一统，废分封，推郡县，建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始皇帝自认为“德高三皇，功盖五帝”，开创了皇权至上的皇帝制度，以求秦的统治能够千秋万代，生生不息。自此开始，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彻底结束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在这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里，一切制度的设立、废除、再建立只为一个目的——维护、巩固和加强皇权。《史记·外戚世家》曰：“秦以前尚略矣，其详靡得而记焉。”

外戚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一股势力，但在秦以前记录较少。秦以前比较著名的外戚专权是秦国宣太后（芈月）弟弟魏冉专权，掌握国家一系列大权，开创了外戚专权的先河。从西汉开始，外戚逐渐崛起并在整个汉代达到权力顶峰，整个汉朝的政治都围绕在皇权和皇权衍生出的外戚专权的斗争中，故郭嵩焘言“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也呈现出显性和隐形皇权的现象。

先秦商鞅变法，规定“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即依军功大小定贵族身份之高低，首次涉及周以后世卿世禄制度的废除，也逐渐促进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崛起。

秦朝统一后，彻底废除世卿世禄制度，正式设立“三公九卿”的官员体系，建立起官员的任免制，三公为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始皇帝用法家学说治理天下，大到行政军事、小到人事任免，将国家的权力牢牢地掌握在皇帝自己手中，也就是说此时的皇权暂时还未衍生出其他的附属专权。但是宗法制度和官僚制度的设立为之后外戚的崛起和把持朝廷重要官职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206年，刘邦建立西汉，继承了秦代的宗法制度和官员制度，一则延续皇位继承制，一则在三公九卿制度的基础上创新设立了“君主丞相制”。皇帝意识到仅凭一己之力治理全国力不从心，于是将政府职权进行分配，将皇权和相权分开，设立丞相一职协助皇帝处理廷内和廷外各大事宜。丞相既对皇帝负责，也是政府的领袖，为百僚之长。丞相权力不断加强，对皇权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二者呈现出此消彼长的状态。

换言之，丞相原本只是辅助皇帝办事，可发展到后期，皇帝意识到相权不断扩大影响到了自己的专权统治。所以到汉武帝时期，为了削弱相权，实行中外朝划分而治，以期望改变汉初以来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状态，将丞相的权力限定到了外朝，只能执行一般的职务事宜，不再干涉内朝事务，另设尚书一职来管理内朝。

汉武帝后期，设大司马一职专门用于辅助年幼的皇帝。大司马一职原属“三公”中的太尉，这个职位在日后多为外戚专断把持。大司马这一官职权力的不断深化，使丞相逐渐成了尸位素餐的官位。到了汉哀帝时，九卿之一的何武上书言：“然犹则天三光，备三公官，各有分职，今末俗之弊，政事烦多，宰相之才不能及古，而丞相独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废而不治也。”主张废除丞相这个虚职。哀帝接受此建议，改三公称谓，将此时外戚王根所任的大司马骠骑将军更名为大司马，御史大夫更名为大司空，而原本的丞相一名改为大司徒。

哀帝元寿二年，正式废除丞相一职。丞相职位的废除，进一步标志着内廷政权的扩大。所以汉代官职的延续和发展也在另一方面促进了外戚专权的崛起。

汉初的选官制度是察举制。察举制的意思是通过考察后进行选举，也是在秦以前的乡里选举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说道：“察举制的建立，对于否定世袭制，打破自商鞅变法以来中央政府由军功地主一手遮天的状况，对于国家急需人才的选拔，对于西汉政权的巩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东汉时期设立征辟制，配合察举制成为政府主要的选官制度。但是到了后期，察举标准笼统且操纵权在地方长官手中这一弊端暴露出来，成了世族地主把持政权的工具，也成了外戚扩大权力的辅助工具。

一朝建立初期制度是极度不完善的，俗话说“一个萝卜一个坑”。埋完一个坑又挖了另一个坑，所有制度的设立之初都是为了适应当时政治和社会的需要。旧制度一旦出现了纰漏，影响到社会发展甚至让社会倒退，就需要改革或者废除。在此过程中或是设立其他制度准则以求补全漏洞，其关键仍旧在于它的建立者是否有能力掌控这些辅助制度衍生的权力，而这些制度是否又有效地约束皇权，用这种双面平衡促使国家呈现良性的发展。

纵观汉朝的制度，既没有对皇帝起到合理的约束，皇帝也没正确地把控这些辅助权力。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对汉朝政府组织有一观点：“汉朝没有建立一个有效的对皇帝约束的制度和机制，致使人亡政息，政随人走，政治好坏清浊完全取决于皇帝的好坏。”这些皇帝年幼不能掌权也好，昏庸无能也罢，外戚的生长离不开这些政治大背景下的层层制度更替，毕竟这股势力的兴衰直接还是取决于皇权。◇

后妃——外戚专权的助推器

战胜之后，赏罚不及时，造成士卒不知道该干吗，于是财竭师老不得归。军事胜利过后必须要有政治胜利，否则，军事胜利反过来会变成灾难。每个朝代更换初期，帝国建立后必须首先犒赏这些一起打下江山的元老，如先秦的按军功授爵，汉初的异姓王、同姓王等受封群体，这是一个固定的规则。

汉初建立时，汉高祖刘邦为了犒赏一起打下大汉江山的功臣，大封其为异姓王，包括韩信、彭越、英布等人。此外，还封功臣萧何等一百四十多人为列侯。这些异姓王的存在，严重地威胁到了皇权，所谓“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先是战后安抚民心大肆封赏，接下来便是要将这些隐患一一诛除，历史上这些开国元老的命运都如出一辙，难得会有几个懂得急流勇退，能够安享晚年。

协同亲族铲除这些异姓王后，同样也要遵守“封赏原则”，封同姓尤其是亲生儿子为王，将其立为外藩。然而，事与愿违，在权欲面前，这种血缘关系也是不足以依靠的。大家同为皇子，且我这些藩王护国有功，凭什么按照一纸遗嘱你就必须成为权力的中心，我们就得处处受限？这些非出一母的皇子皇孙分封在全国各地，在隐形中对坐拥皇权的人起到了一定的威胁。此后的朝代中不断有皇子篡位的事情发生，为了抑制这些威胁，异姓王不可信，同姓王亦不可信，那么就将视线转移到后宫母系家族人员身上。“孤儿寡母”的局面迫切需要这些家族群体的支持，以此保证皇权的维护和巩固。

先是太后掌权，继而东汉时期外戚掌握了废立皇帝的大权，他们就必然是“贪孩童以久其政”，也就是说要故意立年纪幼小易于左右的皇室后裔为帝。自章帝以后，所立皇帝最大不超过十七岁，最小的不过百日。皇帝幼小，皇太后就有理由援例临朝听政。所谓“临朝者六后”，即是窦、邓、阎、梁、窦、何六个皇太后临朝听政。皇太后所依靠的势力就是外戚。一般说来，皇太后本人也无多大实权，她们将实权不是委之于父，就是托之于兄。这就为外戚专权提供了助推器。

早在武王伐纣之时便有“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一说，且《谷梁传·禧公九年》中齐桓公的盟文:“毋使妇人与国事。”意味着秦以前就有提出后宫不得干政的先例，后妃干政程度直接关系着亲系家族的强衰与否。

太史公在《史记·外戚世家传》的开篇即文：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兴也以涂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兴也以有娀，纣之杀也嬖妲己。周之兴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于褒姒。

说明前朝开国帝王和继承正统遵守先帝法度的国君，不只是内在品德美好，大都也有外戚的帮助。而以儒家为正统文化的观念里，又将荒废国事，导致国破的原因归到了后妃，此所谓成也后妃（外戚），败也后妃。太史公的这段关于外戚崛起基础的阐述虽有偏颇，但也指出了后妃制度的弊端。

自汉承秦制，皇位传承以来，汉朝前前后后历时四百多年，共经历二十九个皇帝，其中十个均在十二岁前继位，对皇权的不可把控直接导致了太后垂帘听政和后期的外戚专权。西汉初年，刘邦去世，惠帝刘盈十六岁继位，在位短短七年就死了。惠帝时期，吕后开始把持朝政。惠帝死后，吕后便择惠帝之子刘恭继位。此年刘恭仅三岁，作为太皇太后的吕雉直接将权力掌握在了自己手中。冬，太后议欲立诸吕为王，问右丞相陵，陵曰：“高帝刑白马盟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资治通鉴·第十三卷》

吕后打破刘邦制定的“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誓约，追尊其去世的父亲临泗侯吕公为宣王，追尊其兄周吕令武侯吕泽为悼武王，继而将吕氏家族四人封王，六人封侯，其中封吕台、吕产为将，带领国家南、北两军，自由出入皇宫。临死之前又封吕禄为赵王汉上将军，升吕产为吕王兼汉朝相国，不仅大封外戚为王，还逐渐将大部分权力交到了对方的手中。外戚势力正式进驻政府，吕氏集团迅速膨胀起来。

所以西汉外戚的崛起除了必要的制度背景和国家政治局势状况，后妃干政专权的野心也起着关键的作用。刘邦绝对没有想到过他的子孙如此短命，而后宫的这群女人又如此命长。即便是有个别命长且野心勃勃的后妃存于一世，只要在后妃死后新皇帝掌权，皇帝集权的意识也会将外戚专权这种怪相打压。可是老天爷偏偏给这个大汉王朝开了个天大的玩笑，这些后妃大多数都是通过层层“关卡”，经历无数的挫折才达到皇帝的卧榻之侧即皇权的位置的，一个个的野心不比在位皇帝小，导致一朝一姓的外戚专权从不间断。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默默奉献的女人，而这群小皇帝背后有的是大批搞事的女人。吕后一死，后续的窦氏集团、霍氏集团、史氏集团、徐氏集团、王氏集团……直到东汉的何进外戚集团，前前后后影响较大的十一次外戚专权屡败屡兴，也耗尽了大汉王朝的气运。◇

极端是灭亡——新朝的建立

自吕氏外戚专权之后，陆续发展起来的景帝时期的窦氏外戚和武帝初期的田氏、卫氏外戚可谓如日中天，不过此时的外戚权力仍然远远低于皇权。武帝时期，鉴于君主丞相制的发展限制了皇权，汉武帝将国事分为内外朝，丞相主外朝，尚书主内朝。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划分而治的政治手段好处是将皇权牢牢地握在了皇帝自己手中，此时的丞相权力被大大地缩减。直至昭帝继位，武帝临死前设司马大将军一职，任用霍去病异母弟霍光辅助昭帝。昭帝一代，霍光专权势力达到了登峰造极之状。

昭帝刘弗陵八岁继位，在位十三年驾崩。刘弗陵无子嗣，霍光便立昌邑王做皇帝，即汉废帝，在位二十七天后就被废了。霍光立汉宣帝为皇帝时，直接以个人代表整个皇室，不通知丞相，召集九卿开会，商议完后直接请示太后。太后大笔一挥，下所谓的懿旨同意。此时西汉王朝连皇位的废立问题都直接掌握在了霍氏手中，再加上大司马一职一直以来处于设而不限的状态，就进一步加速了皇帝实权的旁落。

汉成帝初期，成帝封太后王政君的哥哥王凤为大司马领尚书事。王氏外戚专权，基本上把持朝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中国历史上，王政君是最长寿的皇后，她身历两朝六帝，终以八十四岁高龄辞世。在这个典型被后妃外戚把持的朝代，王政君作为操盘手，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可以这么说，如果她没有嫁入皇家，西汉的历史可能就会改写。《汉书·元后传》记载：河平二年，上悉封舅谭为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红阳侯，根曲阳侯，逢时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谓之“五侯”。

得利于前章所述的察举制的弊端，王氏四兄弟（王凤、王音、王商、王根）分别身居要职，整个朝野形成了“王凤专权，五侯当朝”的政治局面。自此“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诸曹，分据势官满朝廷”。

王凤专权对于王氏外戚中的有一个人来说是最大的政治优势。

汉成帝死后无嗣，定陶王刘欣继位，是为汉哀帝。汉哀帝是一位颇有作为的君主，在其即位之初，立刻罢归王氏一族。但此时王氏外戚势力已不能小觑，此所谓“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历史走到这个节骨眼上，已经是无法逆转了。

如同《左传·隐公元年》一语：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

这里可将此句调整为：“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戚乎。”整个西汉的外戚权势从崛起到现在蔓延到朝政的各个角落，只差对皇帝取而代之了。

自汉初以来，为了维护皇权，诛异姓王，除同姓王，限丞相权，打压宦官，采取的种种措施导致整个朝野只剩下外戚与皇权之间的斗争。哀帝继位不久便死去，其死后无嗣。正是这个契机让王氏一族又重掌朝政大权，并最终使得西汉王朝走向灭亡。

而这个利用王凤专权之利，篡汉代立，违背历代“君臣之礼”的纲纪，直接将皇权收入囊中的人，就是王莽，新朝的建立者。《汉书·王莽传》记载：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也。元后父及兄弟皆以元、成世封侯，居位辅政，家凡九侯、五大司马，语在《元后传》。唯莽父曼蚤死，不侯。莽群兄弟皆将军五侯子，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又外交英俊，内事诸父，曲有礼意。阳朔中，世父大将军凤病，莽侍疾，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凤且死，以托太后及帝，拜为黄门郎，迁射声尉。

汉书记载中，未篡位之前世人对王莽的评价很高。

王莽少年时，他爹和弟先后去世。此后他跟随叔父王凤（王政君哥哥）、王商一起生活。

借助王政君之力的族中之人多贵为将军列侯，生活侈靡，声色犬马，互相攀比。然而王莽此时却显得极为收敛，众人皆醉我独醒，王莽独守清净，生活简朴，为人谦恭。

史料记载说他勤劳好学，拜了沛郡的陈参为师，学习《论语》。对内服侍母亲及寡嫂，抚育兄长的遗子，行为严谨检点。对外结交贤士，尊师重道。

简而言之，王莽就是这个世家大族中的另类，几乎成了当时的道德楷模，于是很快便声名远播。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而且还做得如此完美？考虑到汉朝的官员选举很有特色，名为“举孝廉”（孝廉是汉武帝时设立的察举考试的一种科目，孝廉是孝顺父母、办事廉正的意思，被推荐为官的人一般是通晓经目的儒生）。这不明摆着吗？

汉成帝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二十四岁的王莽入中枢开始做官。王政君早已贵为太后，此时叔父王凤身居大司马之位。

所以，王政君一日不死，王莽的官路，只要他一直保持着这种虚虚假假的“孝”与“敬”，就可以安安稳稳，扶摇而上。《汉书·元后传》记载：明年，哀帝崩，无子，太皇太后以莽为大司马，与共征立中山王奉哀帝后，是为平帝。帝年九岁，当年被疾，太后临朝，委政于莽。

元寿二年，汉哀帝去世，没有子嗣。太后王政君在皇帝驾崩当天起驾至未央宫，收回传国玉玺，并下诏让王莽出任大司马。

元始元年，大臣向太后奏定，让王莽接受“安汉公”称号，王莽欣然应允，食禄二万八千户。此外，王莽与其三大亲信升任“四辅”之位：王莽为太傅，领四辅之首事，孔光为太师，王舜为太保，甄丰为少傅，位居三公上。“四辅”大权独揽，除封爵事外，其余政事皆由“安汉公”决定。

元始二年全国大旱，并发蝗灾，受灾最严重的青州百姓四处流亡。在王莽倡议下，诸多官吏献出自己的俸禄救济灾民。一时间，朝野四处歌颂王莽功德，说他有圣人之德。得民心者得天下，此时的王莽不仅凭借太后的青睐平步青云，加之自己的高情商使得他在百姓中的美名不断传播开来。

元始六年，汉平帝病逝，王莽立仅两岁的孺子刘婴为太子。王太后根据众大臣的意思，让王莽代行天子政，称“摄皇帝”，臣民呼之“万岁”，改年号为“居摄”。居摄次年，各种符命纷至沓来，此时已经民不聊生，不断有人借名目劝王莽称帝。

初始元年(公元8年)腊月初一，王政君交出传国玉玺，推举王莽为皇帝（实际上是被迫），改国号为“新”，降孺子刘婴为定安公。此时，王莽在常安称帝，建元“始建国”。

在中国历史上，通常以贵族革命和平民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正规路子里，五十四岁的王莽换了种不流血的套路，打开了外戚篡夺（窝里反）的先例，获得了垂涎已久的帝位，终于意味深长地打开一个历史新篇章。

后世对王莽的评价褒贬不一，个人认为外戚专权的发展将王莽推到了金字塔顶端，其背后的因素太过繁复。即使篡汉代立这个人不是王莽，历史也会在窦姓、霍姓等人中选择一人对皇权进行取代，只是上天恰好选中的是王姓家族来结束这个朝代“偏房”的怪相。

至此，整个西汉寿终正寝，结束在了王氏外戚专权的极端之下。这些皇帝谁曾预料到，皇权的衍生物反而吞噬了自己。◇

春风吹又生——梁冀专权

王莽建立新朝之后，进行一系列违背社会发展、加速历史倒退的改制。他的改制不仅没能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反而造成了社会混乱。新莽末年爆发绿林赤眉起义，汉朝宗室出身的刘秀趁势而起。

公元25年刘秀称帝，定都洛阳，息兵养民，开创了“光武中兴”。光武帝秉承“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原则，以王莽篡位为史鉴，坚决杜绝外戚干政。《后汉书·皇后纪》记载：及帝崩，肃宗即位，尊后曰皇太后。诸贵人当徙居南宫，太后感析别之怀，各赐王赤绶，加安车驷马，白越三千端，杂帛二千匹，黄金十斤。自撰《显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参医药事。帝请曰：“黄门舅旦夕供养且一年，既无褒异，又不录勤劳，无乃过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后世闻先帝数亲后宫之家，故不著也。”

可见，东汉之初对于外戚的防范是很严的，后宫太后也鲜有地拥有这样高的觉悟。按理说这样的防范手段以及后宫难得的觉悟，外戚干政这股势力的发展受到层层限制，到此就应退出专权的历史舞台。

历史又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反转，东汉的第三位皇帝肃宗皇帝——汉章帝（喜欢书法的朋友应该熟悉此人，章草的创始人）在位十三年，活到三十一岁就死了。章帝死后，他的四儿子和帝继位，时年十岁，由窦太后临朝称制，摒弃外戚不得干政的祖制，又开始重用外戚，将大权交到窦宪手中。

外戚这股势力如同枯木逢春，以星火燎原之势迅速崛起。不仅窦宪的兄弟子侄身居要职，而且运用察举制的弊端，从各个层面扩大势力圈子。窦氏外戚在皇权的维护下如火如荼地发展壮大，后来皇权也受到外戚权力逼迫。和帝越发感觉被欺太甚，于是联合宦官，合力打击窦氏外戚势力，这又为汉朝埋下了宦官专权的地雷。

窦氏被打压甚至消灭后，东汉的外戚势力才算是暂时被扑灭。但是这件事给整个东汉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直到东汉灭亡，各个姓氏的外戚兴起又覆灭，一拨接一拨，成了一朝一姓。

紧接着是邓氏外戚、安帝时期的阎氏外戚、顺帝时期的梁氏外戚，比“王莽篡位”更惨痛的一幕即将上演。

公元114年，十一岁的顺帝继位，封梁商为乘氏侯，阳嘉元年（公元132年）立梁商女为皇后。从此梁商地位日益显赫，逐渐攫取了大将军这一权倾朝野的要职。当时的梁商虽然“以戚属居大位”，大权在握，但有所约束，不敢十分专横跋扈。

有人分析实际上是梁商在为他的儿子梁冀专权铺路。因为：

第一，诸梁氏已布满朝廷内外，当时皇帝不过是他们手中之物。

第二，梁商对他所溺宠的儿子梁冀有意加以培植。永和六年（公元141年）梁商病死，未及下葬，顺帝就任梁冀接替父职，做大权在握的大将军，让梁冀的弟弟梁不疑为河南尹。顺帝天生就是软柿子，即使朝中大臣上谏弹劾梁氏兄弟，顺帝也不听，直接将权力交到了梁冀手中，开启了梁冀专权的道路。

公元144年，顺帝死，梁太后临朝，立两岁的刘炳为帝，是为冲帝，梁冀总理朝政。不到一年，冲帝死，梁冀立刘缵为帝，即汉质帝。此时质帝虽年幼，但是十分聪慧，对梁冀专权十分不满。但此时质帝对此也无可奈何，有一次曾目指梁冀轻轻地对朝臣说：“此跋扈将军也！”质帝的“早慧”，本来就是梁冀的一块心病，当他听到质帝的辱骂，就立即萌起阴险的杀机。

于是，梁冀密令爪牙置毒于煮饼中。小皇帝吃了后，胸腹部胀痛，情绪烦躁，他催人赶快召李固进宫。李固匆匆赶到，询问说：“陛下患了什么病？是什么原因？”小皇帝拼着最后一口气说：“吃了煮饼，肚子闷痛，能喝到水还可活命！”这时梁冀在旁边冷眼注视，阴狠地说：“恐怕会吐，不能喝水。”

梁冀这么一说，左右还有谁敢听小皇帝的话去拿水。李固自然也是一筹莫展，只得眼睁睁地看着质帝中毒身亡。事情的真相，李固是很清楚的，但是不能点明，只得扑在小皇帝遗体上悲痛地号哭，说什么要将此事查明。梁冀怕阴谋泄露，李固这么一说，当然使梁冀更忌恨于他。《后汉书·梁冀传》记载：复立桓帝，而枉害李固及前太尉杜乔，海内嗟惧，语在《李固传》。建和元年，益封冀万三千户，增大将军府举高第茂才，官属倍于三公。又封不疑为颍阳侯，不疑弟蒙西平侯，冀子胤襄邑侯，各万户。和平元年，重增封冀万户，并前所袭合三万户。

本来杀帝是要诛九族的，可是梁冀不但没有被治罪，反而又立刘志为帝，即桓帝，进一步增强了自己的势力，梁氏专权简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元嘉元年，桓帝因为梁冀对自己有拥立之功，想用特别的礼遇来显示他的崇高地位，就召集朝中全部公卿，共同商议对待他的礼遇。

于是有关官员上奏说梁冀可以入朝不小步快走，可以佩剑穿鞋上殿，谒见皇帝可以不自称名，享受和萧何同等的仪礼规格；将定陶、成阳剩余的编户全都封给他，这样他的封邑就增加到四个县，和邓禹相当；赏赐给他金钱、奴婢、彩帛、车马、衣服、甲第，比照霍光的标准，以突出表彰他的首功；每次朝会，和三公分别开来，独坐一席；十天入朝一次，平议尚书事务；将这些宣告天下，成为万代法制。

梁冀还觉得他们奏请的礼遇不够优厚，很不高兴。他专横行事，玩弄权势，一天比一天凶残放纵，各种大小的机要事务，没有一件不是先征询他的意见才做出决定的。宫中的卫士侍从，都是他亲自安置的，宫中的起居生活，每一个细节他都能了解清楚。百官升迁，都要带着笺记书札先到梁冀门上谢恩，然后才敢去尚书省。

到桓帝永兴二年，朝廷封梁不疑的儿子梁马为颍阴侯，封梁胤的儿子梁桃为城父侯。梁冀在位二十多年，骄横气盛到了极点，横行宫廷内外，百官不敢正视他，没有人敢违抗他的命令。皇帝大权旁落，什么事都不能亲自过问。

桓帝心里已经十分不平了，梁氏专权，为所欲为，目空一切，物极必反的结果即将来到。

延熹元年，太史令陈授通过小黄门徐璜，向皇帝陈述出现了日食等异常灾害（古人的套路就喜欢以自然现象来对应国家治理之事），并且把责任指向了大将军。梁冀听说后，暗地指使洛阳令逮捕了陈授，并在狱中将他拷打至死。因为这件事的发生，桓帝已经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了，这也成了桓帝下定决心收拾梁冀的导火索。

加上梁冀对宣家的迫害追杀，桓帝大怒，就和中常侍单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等五个人定下诛杀梁冀的计划。梁冀从眼线口中听到了这个小道消息，准备反扑，于是派了中黄门张恽进入宫内，以防止他们发动政变。

具瑗见张恽还敢入宫，先是命令吏人把张恽逮捕，罪名是他突然从宫外进来，图谋不轨。桓帝亲临前殿，以张恽之罪责为由头，召见尚书们，公开指责梁冀的罪行，并让尚书令尹勋手持符节，率领丞郎下的官员都带着兵器守住宫廷官署，收起各种符节送回宫中。桓帝又派黄门令具瑗带着左右两厢的骑士、虎贲、羽林、都候剑戟士等，一共一千多人，和司隶校尉张彪一起包围了梁冀的住宅。同时派光禄勋袁盱带着符节前去，没收了梁冀的大将军印绶，改封他为比景都乡侯。

梁冀自知无力回天，只得和他的妻子孙寿一起自杀了。斩草须除根，桓帝下令将梁冀的儿子河南尹梁胤、叔父屯骑校尉梁让，以及他的亲信卫尉梁淑、越骑校尉梁忠、长水校尉梁戟等人，连同梁家及孙家的内外宗族亲戚全部逮捕，送到诏狱中去，不论老少都处以死刑，暴尸街头。

同时其他受到牵连而死的公卿、列校、刺史及俸禄为二千石的官员有几十人，梁冀原来的官吏和宾客被罢除官职的有三百多人。

这次大肆整治外戚势力，导致朝廷官位一时间都空了，只剩下尹勋、袁盱以及廷尉邯郸义还在。由此可见梁氏党羽范围之广。

因为当时政变是突然从宫中爆发，史料记载这些使者来回奔驰，不管牵涉与否，公卿们皆不知所措，官府、街市、里巷纷扰动乱，好几天才平定下来。但是梁冀死后，百姓没有不拍手称快的。

至此，梁氏专权才算彻底崩塌，梁冀本人也被后世认为是历史上的大奸臣之一。梁冀专权在整个东汉的影响极大，毒杀幼帝，祸害同僚，简直罄竹难书。◇

乱世枭雄——汉朝的彻底结束

公元189年，董卓带兵进入洛阳，废少帝，立献帝刘协。后来为了掌权，又杀太后及少帝，自称太师，专擅朝政。

这时通过察举制举孝廉方式入职官场的曹操，看不惯董卓的骄横跋扈，便逃出了洛阳，跑到陈留，号召天下英雄共同讨伐董卓。结果好不容易忽悠的一帮“愤青”前去伐董时，兵力悬殊太大，遭到惨败。此次伐董唯一获得的好处是曹操名声算是打出去了，天下不少能人被他的英雄气概吸引，纷纷前来投靠。曹操也在此过程中不断养精蓄锐，实力大增。

献帝刘协自被董卓劫至长安后，直到公元195年，才终于回到洛阳。此时的洛阳经过“董卓之乱”后，民不聊生。这时曹操接受了谋士毛玠“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建议，亲自到洛阳朝见献帝，并劝献帝将国都暂迁到许城。

于是在公元196年，汉帝迁都许城。许城便成了东汉的临时首都，改名为许都。借此机会，曹操在政治上获得了极大的优势。

自从迎回献帝之后，曹操的权力迅速膨胀起来。建安十七年，汉献帝准许曹操“参拜不名、剑履上殿”，如汉丞相萧何待遇。

建安二十一年四月，汉献帝册封曹操为魏王，邑三万户，位在诸侯王上，奏事不称臣，受诏不拜，以天子旒冕、车服、旌旗、礼乐郊祀天地，出入得称警跸。

建安二十二年冬十月，汉献帝又赐予曹操王冕十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其实，仔细研读曹操出身，他本身的成分比较复杂，他是宦官世家出身，通过察举制逐渐成为权臣，后来将自己的三个女儿嫁给献帝又成了外戚。

曹操不仅在政治上获得了胜利，在军事上也获得了胜利，逐渐发展壮大成三国中最强的政治军事集团。

但自始至终，从后汉灭亡到三国鼎立，从相互争夺中原大权到司马家族统一天下，后汉的外戚没有一个敢像王莽一样冒天下之大不韪地直接取代皇权，坐上金字塔的巅峰位置。即使汉末曹操可以直接废掉献帝，掌握政治权力，他也深知“废主自立”不仅与群侯对立，被天下不齿，还不能获得各层级士大夫的服帖。

故此，曹操被称作没有名号的皇帝，一直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方式实行专权。他和梁冀之前的梁商一样，为自己的儿子曹丕奠定了基础。

直到建安二十五年十月，魏王曹丕迫使汉献帝将皇位“禅让”给自己，国号魏，汉朝才算彻底结束。

纵观整个汉朝四百多年的历史，每一次重用外戚的背后都有复杂的政治背景。一个国家要将所有的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即便这个人如圣人再世，也难以考虑全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难以控制住千万百姓。历史上不乏大量明君的出现，但最终后世对明君的评价仍是褒贬不一。

集权的另一种方式是懂得如何分权，如何操纵权力，一旦权衡驾驭不住，就会让居中的皇权天平倾斜，成就这些偏房群体的专权。外戚集团在汉王朝的巩固上起了重要作用，但最后也成为汉王朝根基的挖掘者。

但不论如何干涉朝政，外戚专权也是围绕皇权而存在的力量，始终伴随皇权而存在，是皇权的组成部分。不管是附庸于皇权横行霸道也好，还是凌驾于皇权之上取而代之也罢，终究是一朝天子一朝外戚。外戚专权乃一朝灭亡的惨痛教训，也给后世之人留下了“外戚不得干政”的警告，因为只有皇权才是至高无上的。◇

历史的烙印——汉以后的外戚

汉朝灭亡之后，从三国鼎立到司马氏一统天下，晋武帝司马炎于公元265年取代曹魏政权而建立晋。西晋王朝奠基者司马懿除了善于隐忍、工于谋略，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能生儿子，子嗣众多。由于后来嫡系子孙的能力不济，诸侯混战，外戚掌权，结果导致了“八王之乱”。

这其中外戚祸害之一就是杨骏。

公元274年，武元皇后杨艳病危时胡贵嫔得宠于晋武帝。太子愚笨，杨艳怕死后胡贵嫔入主后位，对太子不利，便在死前哭着哀求武帝在自己死后立堂妹为后，武帝答应后才安心地离去。而这个被立为皇后的堂妹，叫杨芷，是杨骏的女儿。杨芷封后之后，深受晋武帝的宠信，杨骏也跟着沾光，仕途顺风顺水，被封为临晋侯。

公元290年，晋武帝病重时，并没有将国家大事托付给重臣。开国功臣大部分都已经去世，剩下的朝臣惶恐不安，无计可施。此时杨骏抓住机会，排斥公卿大臣，亲自在武帝左右伺候，并趁机随意撤换公卿，提拔自己的心腹。等到武帝病情稍有好转，见杨骏用人不当，于是给中书下诏，让汝南王司马亮与杨骏共同辅助王室。

杨骏代表的是氏族力量，而司马亮代表的是藩王力量，晋武帝选择这两位作为托孤重臣，互相制衡，以保太子顺利登基。然而，杨骏恐怕失去权柄与宠信，从中书那里借来诏书看，并把诏书藏起来。过了两天，晋武帝病危，杨皇后听从父亲教唆，奏请武帝让杨骏辅政，武帝临终前点了点头。

于是杨皇后便召中书监华讷、中书令何劭，口头传达武帝的旨意，让他们拟遗诏，诏书为:昔日伊尹吕望作辅国大臣，功勋永垂不朽；周勃霍光受命护国，为古代名臣之冠。侍中、车骑将军、行太子太保、领前将军杨骏，德厚而智高，见识明远，辅翼皇上与太子，以忠贞严肃著称于世，应做朝廷宰辅，比于商代伊尹。

这就是《续三国演义》中著名的“晋武帝托孤”一幕，虽为野史和小说记载，在历史真相上存在层层疑点，但这件事为杨骏接下来的专权奠定了基础。

晋武帝托孤于杨骏，杨骏几乎掌控朝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晋武帝自以为替傻太子考虑得周详，但没想到杨骏和皇后杨氏一起篡改了诏书，托孤重臣被改为杨骏一位。

杨骏待晋惠帝司马衷登位后，独揽朝政，诱导晋惠帝封自己为太傅，统领百官，开启了杨氏外戚专权的时代。专权期间杨骏怕皇帝左右的人说自己的坏话，便把他的外甥段广、张劭安插在晋惠帝周围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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