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三 大本(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东方闻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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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三 大本试读：

藩镇格局的继续（907年—960年）

开篇语

天佑四年（907年），朱温灭唐建梁，中国历史再一次进入了大割据时代。在北方广大地区，军阀混战的结果是先后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五个较强大的王朝。与此同时，南方各地又陆续并存过九个较小的割据政权，即：吴、南唐、吴越、楚、前蜀、后蜀、南汉、南平及闽等九国；北方河东地区则有北汉势力。史称：“五代十国”。五代十国时期，大小统治者激烈角逐，兵燹不断，社会经济、文化受到颇大影响。五代后期，统一趋势不断加强，后周世宗柴荣在位期间，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发动了北伐战争，为北宋的统一奠定了基础使得后周的国力增强。公元960年赵匡胤在他麾下的几位部下拥立下，黄袍加身，胁迫周恭帝禅位，夺取了皇位称帝，是为宋太祖。这一时期是唐藩镇之乱的延长，是唐宋的过渡时代。由于军阀割据混战，这给百姓带来了极大痛苦和灾难。许多中原人士为避祸乱移徙南方，由此在另一方面增加了南北的交流。北方的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对南方的各方面发展起了一定积极的作用。“五代十国”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重要时期。虽然时间较短，但史学、词、绘画等方面的发展和成就在中国历史上都有着极重要地位。

帝王世系表

五代

后梁：太祖朱全忠（907--912）----末帝朱友贞（913--923）

后唐：庄帝李存勖（923--926）----明帝李嗣源（926--933）----闵帝李从厚（933--934）----废帝（潞王）李从珂（934--936）

后晋：高祖石敬塘（936--942）----出帝石重贵（942--947）

后汉：高祖刘知远（947--948）----隐帝刘承祐（948--950）

后周：太祖郭威（951--954）----世宗柴荣（954--959）----恭帝柴宗训（959--960）

十国

吴越：钱镠（893--932）----钱元瓘（932--941）----钱佐（941--947）----钱人宗（一个字）（947）----钱俶（947--978）

楚：马殷（896--930）----马希声（930--932）----马希范（932--947）----马希广（947--949）----马希萼（950--951）----马希崇（951）

闽：王审知（897--925）----王延翰（925-926）----王延钧（926--935）----王继鹏（935--939）----王延羲（939--943）----王延政（943—945）

南汉：刘隐（905--911）----刘岩（911--942）----刘玢（942--943）----刘晟（943--958）----刘鋹（958--971）

前蜀：王建（891--918）----王衍（918--925）

后蜀：孟知祥（925--934）----孟昶（934--965）

吴：杨行密（892--905）----杨渥（905--908）----杨隆演（908--920）----杨溥（920--937）

南唐：李昪（937--943）----李璟（943--958）----李煜（958--975）

荆南：高季兴（907--928）----高从海（928--948）----高保融（948--960）----高继冲（962--963）----高保勖（960--962）

北汉：刘旻（951--955）----刘承钧（955--968）----刘继思（968）----刘继元（968--979）

大事年表

907 年 朱温逼哀帝禅位，自即帝位，国号梁，史称后梁。唐亡。五代十国开始。后梁封马殷为楚王、钱镠为吴越王，任高季兴为荆南节度使。王建称帝，国汉蜀，史称前蜀。

909 年 梁迁都洛阳，封刘隐为南平王。梁封王审知为闽王。王审知建闽。

917 年 刘岩称帝，国号大越。918 年改国号为汉，史称南汉。

923 年 李存勗在魏州称帝，国号唐，史称后唐。李存勗攻入开封，后梁亡。唐帝迁都洛阳

925 年 后唐灭前蜀，以孟知祥为西川节度使。

934 年 孟知祥在成都称帝，国号蜀，史称后蜀。

936 年 契丹立石敬瑭为晋帝，史称后晋。

937 年 石敬瑭攻入洛阳，后唐亡。白族建立大理政权。徐知诰废吴帝即帝位。938 年国号改唐，史称南唐。

938 年 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与契丹。

945 年 南唐灭闽。

947 年 契丹攻占开封，晋帝降，后晋亡。契丹改国号为辽。刘知远在晋阳称帝，国号汉，史称后汉。

951 年 郭威起兵邺城，攻入开封，后汉亡。郭威在开封称帝，国号周，史称后周。刘知远弟刘崇在晋阳称帝，史称北汉。南唐灭楚。

955 年 后周世宗柴荣废佛。

957 年 周世宗令人汇编训释律令为《大周刑统》。

959 年 周世宗征辽，收复燕南，旋以疾班师。

959年 南唐在苏州始建虎丘塔。

960年 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称帝，国号宋。后周亡。

五代更替

开篇语

唐朝灭亡以后，在中原地区相继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割据政权，史称五代，历八姓十四君，共五十三年（907年至959年），除后梁建都洛阳外，其余皆建都开封。后梁(907—923年)的创立者朱温(全忠)是黄巢起义军的叛徒。他在吞并黄河中下游许多藩镇后，于907年废唐帝自立，建都汴州(今河南开封)。迁居山西境内的沙陀酋长李克用长期与朱全忠交战。其子李存勖建立后唐(923—936年)，攻入开封灭梁，建都洛阳。后唐末期出现内乱，其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乘机求助于契丹，认契丹主耶律德光为父，割让幽蓟等十六州。石敬瑭因而夺得后唐政权，建国号晋，史称后晋(936—947年)，并迁都开封。契丹贵族贪得无厌，进逼中原，灭亡后晋。晋将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在太原称帝，旋即南下，定都开封，国号汉，史称后汉(947—951年)。951年，邺都留守郭威引兵入汴，杀后汉隐帝，建立后周(951—960年)。

公元907年 朱温建后梁

后梁(907—923年)，立国17年，历3主。其疆域全盛时北起今山西、河北，东北抵辽宁，南至湖北，东南据有江苏、安徽北部部分地区，东临于海，西至甘肃、宁夏。初都开封，后迁洛阳，末帝时又还都开封。后梁建国者朱温，原籍宋州砀山(今河南永城)人，家贫，寄养萧县人刘崇家。壮年，“不事生业，以雄勇自负”。后参加黄巢起义军，以力战著称，成为起义军大将。叛变投唐后镇压农民起义军，唐廷任他为宣武等四镇节度使，封为梁王。宣武治所汴州(今河南开封)，北控燕赵，南通江淮，是中原重镇，南北漕运的枢纽。朱温凭借优越的地理条件，及政治上挟天子令诸侯的优势，经过多年的征战，逐渐吞并北方的割据势力，基本上统一了黄河中下游。唐天佑四年(907年)，朱温废唐哀帝，自立为帝，建国号梁，史称后梁。朱温就是后梁太祖。梁太祖于建国前后，对唐后期弊政有所改革，如诛灭宦官集团，禁止地方官暴敛，奖励农桑，减轻租赋，任命良吏张全义担任京畿重地的河南尹。全义“披荆棘，劝耕殖，躬载酒食，劳民吠亩之间”。又招集流民，推行屯垦，使中原农业生产得以恢复。

设立崇政院

在唐代，军政大权由枢密使二人和左右神策军中尉把持。而这些职务往往由宦官担任，皇帝的旨意和百官奏章要经过他们转达，他们的权力大到可以左右皇帝的废立。梁太祖有鉴于此，设崇政院使（最高长官）一名，其职位比宰相高，但没有决策权。院使的作用是“备顾问，参谋议”，为皇帝出谋划策，在宫中接受皇帝旨意，然后向宰相等百官宣读。宰相在皇帝未召见时上奏章，均先通报崇政院，待院使请示皇帝后再回复。梁太祖采取这个措施，是防止宰相权势过大而导致皇权被驾空。由于崇政院使的地位比宰相亲近，因此它的人选很重要，必须由皇帝信任的官僚来担任。梁太祖任命性格沉稳持重的敬翔为院使。敬翔作为谋士跟随朱温20余年，机智敏捷，经常昼夜不寐地工作，谙熟军谋民政。开平三年（909年），梁太祖派兵讨伐鄜州和延州（今陕西富县和延安），担心粮草接济不上，就召问敬翔，敬翔当即详细剖析了当地山川郡邑的虚实，军粮多少，如同平日讲习滔滔不绝，使在座百官无不惊异。朱温性情暴躁，变化莫测，难以接近，只有敬翔能揣透他的意思。在代唐建梁过程中，敬翔的计谋多被采纳，因此，梁太祖对敬翔是十分信任的。

减轻赋税和徭役

早在任宣武镇节度使时，朱温就注意减轻当地农民的租赋，因此民众稍得安生，兵力也强大起来，战争多获得胜利。即位后，他下诏令各地官吏不得额外差役，“两税之外不得妄有科配”，“自今后州县府镇凡使命经过，若不执敕文券（中央所发的证明），并不得妄差人驴及取索一物已上”。开平元年（907年），又放出洛阳皇宫中两官内人及唐朝时的宫人，使其成为自由人。梁太祖还告诫军队将领“不得焚烧庐舍，开发丘垄，毁废农桑，驱掠士女”。朱温出身于农民，懂得苛税重役给农民造成的后果。采取这些措施，就是对民众作出一些让步，但梁朝从开国到灭亡，短短十几年间，大大小小的战争始终未间断，因此减轻租赋的意义，对于民众来说，也就很有限了。

整顿吏治

唐代中期以来，宦官和高级士族把持朝政，官僚风气十分败坏。唐昭宗时曾大杀宦官，许多宦官纷纷逃避到藩镇藏匿起来。梁太祖即位后，对于这些宦官一概不录用。开平四年（910年），吴越王钱镠上书说：“本境有宦官周延皓等25人，唐末避祸到此，不是刘（季述）、韩（全诲）的同党（二人均为唐末大宦官），请求复原他们的官位。”梁太祖回复说：“我知道他们没什么罪，但现在朝中刚开始革除积弊，宫中没他们职位，让他们呆在原地吧。”苏循原是唐昭宗时的礼部尚书，善于阿谀奉承，见风使舵。当时他见梁盛唐衰，便极力推崇朱温代唐称帝，想凭借迎奉之功取得宰相的职位。其子苏楷是唐昭宗时进士，才疏学浅，梁朝建立后也巴望得到一官半职。敬翔十分憎恶他们，对梁太祖说：“国家刚刚建立，应选用品行端正之士，以正风气，象苏循这类人都无德行，专靠卖国而谋利，不能留这种人在朝廷里。”于是梁太祖下诏，把苏循父子等官僚士族斥逐出朝廷。唐时供奉之风很盛，地方官僚为求得高升，常常攀比着向皇帝进贡奢侈豪华的金银珠宝。针对这种情况，梁太祖下诏，令今后各地进献，“不得以金宝装饰戈甲剑戟，至于鞍勒（马具），不用涂金及雕刻龙凤，如有此色，所司不得引进。”为使由中央派往地方的官吏沿途不扰民，梁太祖还限定了赴任的期限，规定去往两浙、福建、广州、广西等州郡中途可逗留一月；去往湖南、黔、桂等州郡可停留20日；去往湖北、陕西、河北等州郡为10日；距开封较近的州郡须在三五日之内到任。如遇疾患或江河阻隔而误行期，必须向中央报告，如有违反，责以重罚。

梁太祖屡次下诏求贤，令各地官吏每得有才之人，要写下姓名上报备案，甚至在囚牢之中搜寻人材。朝廷对待人材往往“期以为爵，待以优荣，各随其材，咸以登用。”如果在原职位发挥不出才干，可以调换，如果干得出色，可以不断提升。唐代自僖宗广明年间起，不给百官俸禄，任令自行搜刮，百姓深受其害。开平三年（909年），梁朝国库费用稍稍宽裕一些，便开始发给百官全俸。通过这些措施，为官风气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澄清。

严防节度使

梁太祖鉴于唐代以来形成的藩镇割据危及中央的教训，对于辖境内的节度使严加防范。因此，手握重兵、帮助朱温抢得政权的功臣，多被诛戮。如曾任保大节度使的氏叔琮，曾任武宁军留后的朱友恭，后迁为左右龙虎统军；均被以军政不理的罪名杀死。大将刘珍，以专杀李唐宾被杀；邓季筠、黄文靖因阅兵时马瘦被杀；李谠、李重允以不守军令被杀。尽管杀掉几个大将，并不能改变百余年来藩镇专权所造成的局面。梁太祖晚年，大将杨师厚手握强兵，历任大镇节度使，势益嚣强，这说明梁太祖限制节度使权势的措施未达到所期望的效果。

梁晋鏖战

朱全忠与李克用皆由镇压黄巢起义起家，李克用助唐收复长安，升为河东节度使；朱全忠背叛黄巢降唐，受封梁王，领宣武节度使。黄巢败后，双方扩势掠地，争主中原，日寻干戈，鏖兵不息。早在中和四年(884年)，朱全忠即借宴请之机，制造上源驿流血事件，欲置晋王李克用于死地，晋王脱险，逃回晋阳，双方结下深仇。晋王居晋阳，厉兵秣马，四面出击，南巡泽潞，略地怀孟、洛阳，北攻幽州，击破镇、冀，势力大振。朱全忠则全力向东，扩展地盘。公元887年，朱全忠击败秦宗权，夺得峡、洛、怀、汝诸州，继而攻取徐、泗。公元897年，又夺得兖、郓二州。自此，黄河中下游地区尽为朱全忠所占。在双方扩势略地中，交战不断，但在唐亡之前，宣武势力超过河东。公元907年，朱梁建国，李存勖继嗣晋王，双方鏖兵甚烈，先后在夹城、柏乡、故元城、胡柳等地展开激战，其中虽互有胜负，但其优势渐由朱梁转向河东，直至923年，晋王灭梁，建立(后)唐，双方交战方息。

公元910年 王镕绝梁

成德镇位子河北中部，是晋国通往河北的咽喉要道，也是晋梁争夺的焦点。900年，节度使王镕归附于梁，朱温为控制王镕，将公主嫁于其子，并封为赵王。王镕处于晋梁两大军事力量之间，也在不断审时度势。表面上虽臣服于梁，贡物甚勤，暗地里也与晋国往来。910年，王母去世，梁太祖派使者去吊唁，遇见了晋国使者。梁使回报说，王镕暗中与晋国私通，而且兵势益强，恐怕难以抑制。梁太祖对王镕疑心日重。不久，燕王刘守光（刘仁恭之子）屯兵涞水河畔（今河北易县），想进攻定州（今河北定州）。梁太祖以抵御燕兵南侵，协助王镕防守为借口，派杜廷隐、丁延徽率魏博兵3000进驻成德镇辖境内的深、冀二州（今河北深县、冀县）。这时已有人向王镕通报了梁的阴谋，王镕很害怕，不敢直接与梁兵接触。便派人到洛阳对朱温说，燕王已退回，深、冀二州民众看到杜、丁之兵很惊恐，希望能召回魏博兵。梁太祖派兵的目的就是为监视王镕，当然不肯撤兵。杜廷隐是个心狠手毒的人，将深、冀二州城门关闭，杀尽驻守城中的赵兵，王镕派兵攻城不克，于是反叛梁朝，向晋、燕求援。王镕弃梁归晋，使梁晋势力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公元910年 高邑之战

后梁开平四年(910年)，晋王李存勖派大将周德威率兵出井陉（今河北井陉），驻扎赵州（治平棘，今河北赵县）。梁太祖听说晋兵已到成德镇，便派王景仁、韩勍、罗周翰领兵4万进攻晋军。梁太祖对他们说，王镕是个反复无常的人，终究要成为后患，现在我把精兵全部交给你们，镇州就是铁打的，也一定要为我攻下来。

梁兵进军到柏乡（今河北柏乡），正遇晋王李存勖、周德威、王镕、王处直的大军，双方形成对峙局面。李存勖对周德威说，我国兴亡，在此一战，我在前面冲锋，你随后接应。双方都下了最大的决心，要打赢这一仗。晋兵想速战速决，屡次挑战，梁兵则关闭营门，坚守不出。晋将周德威向李存勖献计说，梁兵长处在于守城，而不适于野战，我军主力是骑兵，优势在于驰骋原野。现在梁兵守城不出，我们的骑兵无法施展优势，而且敌众我寡，一旦敌人探知到我们的虚实，就危险了。我们与敌军仅一河之隔，如果他们一旦造桥渡河攻击，我们连立足之地都没了，不如先退军到高邑（今河北高邑），引诱梁军离开营寨，我们再纵骑兵攻击，掠其粮草军需，不出一个月，梁军必败。李存勖采纳了这个计策，退兵到高邑。

911年春，梁兵追至高邑，双方展开大战，自清晨战至中午，不分胜负。李存勖有些着急，想亲自出战，周德威劝阻说：“梁军离营已30余里，虽带有干粮，也没空去吃，时间一久，饥渴交加，疲劳不堪，必有退心。我军以逸待劳，到那时再出击”。果然，梁兵渐渐已无斗志，王景仁率兵稍向后撤，周德威便大声疾呼：“梁兵败退了！”晋兵士气大振，奋勇冲杀，梁兵惊恐不已，扔掉盔甲、兵器，大败溃逃。王镕兵恨杜廷隐杀尽深、冀二州守兵，于是杀梁兵更为惨毒，自高邑至柏乡，尸横遍野。王景仁、韩勍等仅率数十名骑兵逃走，晋兵至柏乡，缴获粮食、资财、器械无数。这一仗斩杀梁兵2万余人，晋将李嗣源率兵一直追击到邢州。驻守深、冀二州的杜廷隐听说梁兵大败，就将二州中青壮丁掳去作奴婢，城中老弱一律活埋，然后弃城逃走，只剩下一些残垣断壁。

高邑之战虽未使双方军事力量发生根本变化，但对梁的士气影响很大。此后，梁非常怕晋，梁兵只要听到晋兵来了，往往不战自惊，进攻的优势逐渐转向晋国一方。

公元911年 刘守光称帝

唐末，幽州节度使刘仁恭得河东之助，大败梁兵于沧州(治今河北沧县东南)。朱梁建国后，马上以毫州刺史李思安为北路行军都统，率领军队讨伐幽州(治今北京市城西南)。当时刘仁恭筑馆大安山，城中没有防备，其子刘守光从外面引兵入城，大败梁兵，攻打大安山，囚禁其父刘仁恭，自称幽州节度使。当时梁晋鏖战，刘守光朝三暮四，往来于梁晋之间。后梁乾化元年(911年)，刘守光遣使成德，劝王镕尊其为“尚父”，晋王李存勖即以“欲取先与”之策，联合河北六镇，推守光为“尚父”。守光以为诸镇害怕自己，更加骄横，上表朱梁，要求授河北都统，结果被拒绝了，守光便恼羞成怒，辱骂梁使，诛杀谏臣，一怒之下，于八月十三日自称皇帝，国号大燕，改元应天。不久就被晋王所灭。

公元912年 枣强溃逃

912年，李存勖进攻幽州，梁太祖率兵号称50万，昼夜行军至观津冢（今河北武邑东南），想乘虚进攻成德镇。成德镇巡逻兵数百骑前来，有人喊晋兵来了，梁太祖吓得连帐幕都来不及收拾，就仓皇地引兵逃向枣强（今河北枣强），与正在那里攻城的梁将杨师厚合兵。晋将李存审、史敬塘等率数百骑兵趁黄昏冲入梁兵营中，有人说晋国大军到了，梁太祖大惊，狂奔150里逃回洛阳。由此可见高邑之战对双方心理上造成的影响。

后梁内讧

梁在军事上的不断失利，导致了内部矛盾的加剧，加上梁太祖性格暴戾，动辄杀人，使得内乱不息，从而加速了梁的灭亡。

梁朝建立后，梁太祖为保证军队的战斗力，制定了严酷的军法，规定主将如果阵亡或反叛，他手下的士兵一律要被斩杀，叫做“跋队斩”。因此士兵在失去主将后，往往逃亡不敢归去。梁太祖就命令给士兵“黥面”，即在脸上刺上记号，士兵即使逃亡，各地关卡也能认出，就是逃回家乡也不敢收容。所以只要将帅反叛，士兵走投无路，不得不从。909年，商州（今陕西商县）、襄州（今湖北襄樊）守军同时反叛，房州（今湖北房县）刺史杨虔叛附于前蜀。特别是驻守关中的西路行营招讨使刘知俊反叛后，附者甚众，很快攻取了延、鄜、坊三州（今陕西延安、富县、黄陵），声势大振，梁兵征讨，连年不能平息。

梁太祖晚年时，他的儿子们为夺帝位展开了争斗。912年，梁太祖在枣强遇晋兵惊恐地逃回洛阳，又羞又恼，一病不起。他对左右近臣说，我死后，儿子们不是李存勖的敌手，我死无葬身之地了。说罢，放声痛哭。朱温有4个儿子，长子朱友裕早亡；次子朱友文，封为博王；三子朱友珪，封为郢王，官授左右控鹤都指挥使；四子朱友贞，封为均王，官授东都马步都指挥使。朱温晚年时荒淫好色，连儿媳也要入宫侍寝。朱温宠爱朱友文妻王氏，虽未立友文为太子，但与友文关系十分亲近，这引起了想继承皇位的朱友珪不满。因为朱温平时很不喜欢朱友珪，往往一有小过失就斥责他。朱温病重时，命王氏召朱友文入宫，想把国家大事托付给他，同时又任命朱友珪为莱州刺史。朱友珪听说后惊恐不安，因为这是皇帝杀大臣的一种方式，先封官，到任后再赐死。朱友珪手下的人劝他赶紧动手，不要坐以待毙。朱友珪找到左龙虎军统军韩勍，以实情相告。韩勍见梁太祖平日滥杀大臣，怕早晚难保性命，于是与朱友珪合谋，发兵500，趁半夜冲入宫中，赶走侍卫，杀死了梁太祖。随后朱友珪封锁消息，秘不发丧，并伪造诏书说，朱友文谋反，派兵冲入宫中，幸亏朱友珪忠孝，杀退叛军，皇上因此受惊病重，将军国大事交付给朱友珪全权处理。朱友珪还传伪诏到洛阳，命均王朱友贞杀朱友文。友文死后，朱友珪才发表，并即皇帝位。

朱友珪杀父即位引起许多大臣的愤怒。当报丧使者到河中府（今山西永济），招护国节度使朱友谦进京时，朱友谦说：“我正想到洛阳去问他的罪，他倒来请我。”朱友珪任韩勍为西面行营招讨使，讨伐河中。朱友谦归附于晋，晋兵先后在胡壁（今山西万荣西）、解县（今山西解县）击败梁兵，杀梁军千余人。朱友珪认为敬翔是老臣，恐难以制约，于是改任敬翔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任李振为崇政院使，敬翔自知不被信任，便称病居家，不问朝政。均王朱友贞看到朱友珪即位后得不到众臣的支持，于是找来驸马都尉赵岩和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袁象先，密谋要除掉朱友珪。赵岩认为，此事成败，关键在于能否争取到实权人物杨师厚的支持。朱友贞便派人去魏州联络杨师厚，并许诺事成之后赏钱150万。杨师厚见有利可图，就表示支持，并派兵驻扎在滑州（今河南内黄）作为外应。驻守在怀州（今河南沁阳）的龙骧军曾于912年发动叛乱，朱友珪在镇压叛乱后，对参与叛乱的士兵严加惩处，抓到便灭其全家。当时有部分龙骧兵驻守开封，朱友贞对他们说：“皇上因怀州兵变，想把你们全都活埋”。龙骧兵听后非常恐慌，问朱该怎么办，朱友贞乘机说：“随我去洛阳杀朱友珪，就可转祸为福”。于是众兵都归附于朱友贞，向洛阳进军。913年2月，袁象先率兵数千人冲入皇宫，朱友珪携妻逃出官奔北城。到北城墙下已无路可走，于是命令随从杀掉自己和妻子。朱友贞手下10余万军队在城中大肆劫掠，滥杀无辜，连朝廷大臣也不能幸免。朱友贞在开封称帝，是为梁末帝。

这场争夺帝位的内讧使梁的国力大伤。河中府被晋国夺去，梁军在晋南已无立足之地。

梁末帝的猜忌

梁末帝称帝后，为酬谢杨师厚，赐以高官厚禄，使拥有重兵的杨师厚气势更加嚣张，进一步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梁末帝即位后，鉴于太祖朱友珪死于非命的教训，疏远皇室之人，专门任用赵岩、张汉鼎、张汉杰等人，凡军国大事都要与他们商量，甚至大将在外作战也要派他们去监视。

赵岩是朱温的女婿，掌握禁军，因拥立朱友贞称帝有功，升任租庸使、户部尚书。他以功高自负，利用职权公开受贿，“天下之贿，半入其门”。他听说唐代驸马日常生活“务极华侈”，自耻不如，于是千方百计去攀比，“动费万钱”。他把持朝政，“权势熏灼”，一手遮天，阿谀奉承之人附其周围，同流合污，专干栽赃诬陷，挑拨离间之事。这样，整个朝廷的纲纪被这伙人败坏了。老臣敬翔、李振为躲罪避祸，称病不出，不敢献策。就是在外大将的作战计划也要受到朝廷的牵制。915年，刘鄩与晋兵相拒于魏州时，梁末帝多次逼迫刘鄩出战，刘鄩对部将说：“主上深居宫中，不懂军事，只是与一些少年和外行谋议。用兵在于随机应变，不是可以预见的。现在敌军很强，出营交战必然失利，怎么办？”魏州一战的失败刘鄩虽负有责任，但根源在于梁朝内部的分裂，皇帝昏庸，大臣多是阿谀无能之辈。梁末帝已无力改变这种局面，只好任其发展，直到亡国。

公元916年 魏州之战

913年，李存勖攻下幽州，擒刘仁恭、刘府光，解除了后顾之忧，便积蓄力量准备全力攻梁。当时晋国已占领河北中部和北部，河北南部的梁军力量以占据魂州（治元城，今河北大名）和博州（治聊城，今山东聊城）的天雄军节度使杨师厚的势力最雄厚。杨师厚据一个大镇，又握有重兵，矜做自大，聚敛财赋。他在军中选出骁勇的士兵，组成数千人的银枪效节都，给养优厚，作为自己的亲兵。对于这样一位拥兵自重、独霸一镇的节度使，梁末帝（913年即位）表面上对他十分尊敬，内心实在惧怕，又无力征讨。913年，杨师厚病死，梁末帝总算松了口气，暗自在宫中庆贺。但天雄镇的力量仍很强大，谁得到它，准就可割据一方。为除去隐患，判官邵赞对梁末帝说：“魏博二州自唐以来就是心腹之患，200年来不能消除，是因为它地域广阔，兵势强盛，朝廷无法节制的缘故。陛下如果现在不采取措施，怎知将来的节度使不是杨师厚那样的人呢？应该将魏博分为两镇，以削弱它的势力。”梁末帝听从了邵赞的建议，从魏博州中割出相、澶、卫三州（今河南安阳、内黄、汲县），置昭德镇，并分魏州府库财产的一半给昭德，任命贺德伦为天雄节度使，张筠为昭德节度使，又派大将刘鄩率兵6万，以征讨镇定二州为名护送贺，张二人赴任。

魏州兵父子相承数百年，军中姻族关系盘根错节，导致魏兵不愿分徙他乡。贺德伦到任后屡次催促部分魏兵迁徙相州。刘鄩派王彦章率500名骑兵入魏州，以监视魏兵。魏兵觉得离开乡土，生不如死，于是乘夜晚发动叛乱，纵火大掠，王彦章逃走，叛军将贺德伦劫持，拥立军校张彦为刺史。张彦请求恢复魏博原有州郡，但梁末帝不许。于是叛兵迫贺德伦向晋国求援。李存勖率大军进入魏州，收银抢效节都作亲兵，又自兼天雄节度使。李存勖不费吹灰之力便得到了一个大镇，使晋梁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对梁更为不利。

晋兵据魏州与梁将刘鄩相拒对峙，双方进行旷日持久的拉锯战。梁末帝责怪刘鄩兵力损失太大，不能速战取胜。刘鄩回答说：“我曾率奇兵想袭击太原，断敌粮道，但都未成功。现在敌人兵势甚猛，无法速胜，我竖守不战，是在寻找战机。”梁末帝认为刘鄩胆怯，便派人到刘鄩军中督战。刘鄩勉强率兵出战，被晋兵打败，退回营中，从此坚壁不战。

916年，李存勖自魏州去贝州（治清河，今河北清河），宣称要返回太原。刘鄩听说后，立即请求袭击魏州，梁末帝对他说：“我发全境的兵给你，社稷存亡，在此一举，你一定要努力！”刘鄩令澶州剌史杨延直领兵1万抄魏州后路，自己率兵正面进攻，准备合围魏兵。但杨延直大意无备，半夜行至城南被埋伏的晋兵击溃。次日天明，当刘鄩兵临魏州城下时，发现已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李存勖也从贝州回兵。刘郭发觉中计，急忙突围，晋兵一路追杀，梁兵大败，损失7万多人。此战之后，河北全部被李存勖占领。梁处于颓势，灭亡已是无可挽回了。梁末帝听说刘鄩兵败，叹道：“我的大事完了。”

公元918年 胡柳陂之战

后梁贞明四年(918年)八月，晋王李存勖集中魏、幽、沧、景、邢、易、定、麟(治新秦，今陕西神木县北)、胜(治榆林，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十二连城)、云、蔚、新、武等州及河东、魏博之兵，共约十万，于魏州进抵杨刘，分兵抢掠郓、濮(今山东鄄城北旧城)，然后沿黄河而上，驻扎于麻家渡(今濮州境内)。后梁北面行营招讨使贺环、北面行营排阵使谢彦章驻守濮州北行台村，坚壁不战，与晋军对峙百余日，十二月初一日，李存勖率军推进，在距离后梁军十里的地方扎营。是月十九日，令军中所有老弱将士全部回归魏州，二十一日毁掉营寨，率领大军甩开后梁军主力，绕过梁军阵地直指汴梁而去。二十三日，晋军进抵胡柳陂(濮阳东)。二十四日晨，后梁军跟踪追来，晋军已设栅为营。卢龙节度使周德威建议利用营栅以逸待劳，用骑兵骚扰后梁军，使其不得休息、进食，然后乘其营垒未立、疲乏，一举歼灭它。李存勖未采纳这一意见，竟命令部将李存审押运粮秣先行，自率亲军与后梁军交战。梁军被李存勖击败，退往濮阳的骑兵在途中与晋军先行的辎重相遇，晋军辎重惊溃，引起阵势混乱，后梁军乘势发起进攻。经激战，晋军虽击退了后梁军，但自己损失士卒达三分之二，久经战阵的将领周德威也死于混战之中。危急中，李存勖集散卒向高丘集结。至中午，后梁军亦占领陂中土山；李存勖率骑抢占土山险要，击敌立足未稳。后梁军被迫于山西侧列阵自固。傍晚，晋军诸将多主张休战，惟阎、李二将建议连夜突袭。李存勖纳其建议，下令从正面出击，并令李嗣昭率骑兵迂回北侧，向后梁军突起进攻。后梁军惊溃战败，死伤近3万人。战后，晋军也因伤亡甚重，无力再攻汴州，乃罢兵撤归。

公元923年 后梁灭亡

后梁建国前后，长期与占据河东的沙陀部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对峙，连年征战，国力消耗很大。再加朱温生性残暴，杀戮任情，且生活荒淫，甚至与儿媳淫乱，引起军民怨恨，亲属背离。晚年又因王位继承权斗争激烈，政局动荡。乾化二年(912年)六月，次子友珪杀温，夺取王位。次年二月，珪弟均王友贞发动禁军在洛阳兵变，友珪自杀，友贞在开封即位，是为末帝。末帝在位10年，政纲紊乱，加上“水潦为灾，虫蝗作沴”，致使“师无宿饱之馈，家无担石之储”，军民愁苦不堪。龙德三年(923年)，后唐李存勖攻破开封，末帝自杀，后梁亡。

公元923年 李存勖建后唐

后唐(923—936年)，立国14年，传4帝。其疆域略大于后梁，灭前蜀后一度领有四川，是五代版图较大的一个朝代，都洛阳。后唐建国者李存勖，西突厥别部沙陀人。祖朱邪赤心，助唐镇压庞勋起义有功，赐名李国昌。父李克用助唐镇压黄巢起义军，拜河东节度使，进封晋王。为争夺中原统治权，与朱温长期激战。朱温灭唐后，晋仍用唐朝年号。后梁开平二年(908年)，克用死，存勖继位。李存勖，自幼喜欢骑马射箭，胆力过人，为李克用所宠爱。公元908年袭晋王位后，李存勖用心训练兵士，整顿军纪，规定骑兵不见敌人不准骑马，违犯军令者一律斩首，从而将散漫的沙陀兵训练成一支精锐严整的劲旅。经过10多年激战，李存勖于公元923年攻灭后梁，统一北方。4月李存勖在魏州(今河北省大名县西)称帝，国号为唐。不久迁都洛阳，建年号为“同光”，史称后唐。

后唐庄宗其人

唐庄宗一向认为自己的本事是天下第一，十分狂傲，不许有人比自己高强，对于立战功的大将常常有功不赏。早在916年他与梁将刘鄩在魏州决战时，梁末帝派王檀率兵3万袭击太原，想一举消灭晋军老巢。当时太原城中一无军兵，二无防备，留守张承业发城中百姓登城拒守，梁兵昼夜进攻，几乎要破城。隐退在家的老将安金全自告奋勇对张承业说：“太原是根本之地，如果失守，大事就无可挽回了。我虽年老有病，但出于国家安危的考虑，请把兵库中的甲衣发给我，由我来击退梁兵”。在得到甲衣后，安金全率家中子弟及其他旧将，领家中兵丁数百人，趁夜出北门突袭梁兵，迫使梁兵退却，使太原暂时得以保存。后来昭义节度使李嗣昭派精兵500骑飞驰救援，声称昭义大军随后就到，梁兵害怕，退出河东。本来，保全太原城应予重赏，但唐庄宗嫌安金全等立奇功，说不是奉自己的命令行事，不须给赏赐。

923年，李嗣源率养子李从珂充先锋攻入开封，唐庄宗喜不自胜，牵着李嗣源的衣服，头触李嗣源说：“我得天下是你们父子的功劳，我要与你们共有天下”。灭梁以后，他举手对功臣们说，我从这十个指头上得到了天下。意思是你们都没有功劳。他不赏功臣，却用伶官作州刺史。922年，伶人杨婆儿作卫州刺史，他对于军事一窃不通，又很贪婪，城防松懈，结果卫州被梁兵攻破，晋军储备损失三分之一。唐庄宗常常行事鲁莽，不听手下大将的劝告，一意孤行。有时在危险中被部将拼死命救出来，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声“差点给敌人笑话”。并不以此为鉴。老将李存审劝他持重，他反而说老头子妨碍他游戏。918年，晋梁大战于胡柳陂，唐庄宗不听周德威以逸待劳的建议，贸然与梁军决战，结果两败俱伤，晋兵损失严重。唐庄宗这些丑陋的品行，最终导致将士与他离心离德，加速他的败亡。

后唐庄宗的弊政

梁太祖即位初期还想革除唐代弊政，而唐庄宗把弊政全恢复了。921年，唐庄宗在魏州准备做皇帝，首先搜寻唐朝旧臣，以便建立起同唐代一样的百官制度。曾被梁太祖逐出朝廷的唐礼部尚书苏循又来投靠唐庄宗。苏循为取悦于唐庄宗，捞取官职，便摆起唐代的觐见礼。他一到魏州进入牙城，望见王府就拜，叫做行拜殿礼，见到庄宗就呼万岁，行舞蹈礼，泪流满面，自称臣下。第二天，又献上大笔30支，叫做画日笔。这是按唐代旧制，皇帝每天要用一支笔。武夫出身的唐庄宗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非常欢喜，当时就任命苏循为河东节度副使。923年，唐庄宗称帝，仿唐朝旧制建立百官，选唐朝著名士族豆卢革、书说、卢程作宰相。豆卢革不学无术，当了宰相后，一点办事经验也没有，常常出差错被下面大臣纠正。他便找来韦说，保荐为宰相，作自己的顾问。韦说也无学问，只不过靠门第显赫而受到重用。有一年全国很多地方闹震灾，民众流离失所，饿死数万人。唐庄宗问豆、韦二人该怎么办，这二人面面相觑，无话可答。豆卢革愚蠢无知，为求长生不老服用丹药，结果吐血数日，差点丢掉性命。豆、韦二人都把自己的儿子提举到手下做官，后来怕人指责就互相勾结，狼狈为奸。豆卢革把韦说之子收到自己手下做弘文馆学士，而书说则把豆卢革之子收到自己手下做集贤院学士，以掩人耳目。卢程也是豆卢革推荐的蠢才，连起草文书都不会，他很注重门第，常发牢骚抱怨唐庄宗办事不先用门第显赫之人。他当宰相后，目空一切，为所欲为，连皇帝信任的老臣都敢欺负。这三人都是轻薄无能的贪官，仅凭门第的显赫作了大官，暴露出唐庄宗在政治上的腐朽。

重用伶官和宦官

庄宗从小就喜爱演戏，做皇帝后仍面施粉墨与伶人同演。伶官自由地出入宫廷，欺侮百官，群臣敢怒不敢言。一些朝官和地方官吏争先恐后地贿赂伶官，求得伶官给他们说好话，以保障做官太平无事。923年，唐庄宗从开封迁都洛阳，嫌原有的宦官500人不够用，下令召集逃在各地的唐朝宦官，总数近1000人。他优待宦官，当作自己的心腹，宫内各执事和诸镇监军都用宦官，他还听从宦官的建议，照唐朝旧制，分天下财赋为内外府；从州县上供的入外府，充作国库和军费；从藩镇贡献的入内府，作皇帝私用及赏赐近臣。外府常因开支浩大而空虚，入不敷出，而内府却财物堆积如山。士兵的犒赏微薄，甚至衣食不足，军中怨恨之声不绝。宦官想大增宫女，慌称洛阳宫中有鬼怪。老宦官对唐庄宗说，我们曾侍候懿宗、僖宗天子，那时候，后宫中至少有1万人，现在宫女太少，空屋太多，所以有鬼怪出现。于是唐庄宗命宦官、伶官四处掠夺民间女子，不管什么人，只要是美女就抢。有一年，唐庄宗从魏州回洛阳，抢夺魏兵营中妇女千余人，用牛车载回洛阳。魏州曾是与梁作战的大本营，魏兵中的银枪都效节军是立战功最多的亲军，抢魏军的妇女，使魏军和银枪都对唐庄宗痛恨不已。唐庄宗任用伶官、宦官，上起文武百官，下至士兵、百姓都对他极为不满。

公元926年 邺都之乱 此条删

同光四年(926年)，魏博镇兵在贝州(今河北清河)反，入据魏州，邢(今河北邢台)、沧(今属河北)两州相继兵变。庄宗派大将李嗣源(李克用养子)平叛。三月，李嗣源至邺都，扎营于城西南，未及攻城，部下哗变，杀都将，焚营舍，与城中士兵合势，劫持嗣源入城，欲立为帝。李嗣源不从，借机逃出，至魏县，上奏朝廷，表明心迹，但未被朝廷理会。于是，李嗣源从众议，移檄诸州，扩大部伍，与朝廷抗衡，魏博士兵多从之，军势大振。李嗣源以石敬瑭为前锋，李从珂为殿，自率大军，渡河直指汴梁。庄宗闻变，方调兵应付，行至万胜镇，嗣源兵已入汴梁。四月，庄宗于洛阳为乱兵所诛，李嗣源入洛阳，监国事。

公元926年 李嗣源即位

926年，唐庄宗死于乱兵之中，李嗣源率兵入洛阳，宰相豆卢革率百官上表劝李嗣源称帝。当时天下并未平定，特别是李继岌率领的唐军主力还在关中，如果立即称帝，必然树大招风，导致多方联合攻击。谋士安重诲为李嗣源出谋划策，让他先暂缓称帝，等皇族之人都被杀尽了，除去了后顾之忧，再称帝不迟。于是李嗣源对朝中百官说：“我本来是奉诏讨伐魏州叛兵，不幸部将反叛，我本想入朝表明自己清白，又被李绍荣所阻隔，以致于闹到这种地步。我没有要称帝的意思，还是等魏王（李继岌）回来再说吧，请你们不要再向我劝进了”。百官一再上表劝进，李嗣源坚辞不受。后来他接受了“监国”的称号，实际把持着朝中军政大权。过了一个多月，李继岌和逃散在外的皇族都被杀死，李嗣源这才在洛阳正式称帝，是为明宗，国号和都城不变。

李嗣源出身于沙佗族平民，无姓氏，小名叫邈吉烈。他擅长骑射，为人忠厚，寡言少语，办事谨慎，后来被李克用收为养子，赐名李嗣源。

李嗣源在对梁作战中屡立战功。896年，梁兵围攻兖、郓二州，李克用派李存信率兵3万去解救，并任李嗣源为先锋。李存信在莘县（今山东莘县）被魏博节度使罗弘信击溃，只有李嗣源的500骑兵完整地撤回，李克用为嘉奖李嗣源指挥有方，赐其兵将“横冲都”名号。900年，晋将李嗣昭进攻邢、洺二州（今河北邢台、永年）的梁兵，但被梁兵打得大败，溃不成军，梁兵紧追不舍。这时李嗣源率援兵赶到，占据一处高地，布置好阵容，挡住了追击的梁兵。梁兵见晋兵阵容整齐，不敢贸然进攻。李嗣源单枪匹马冲入敌阵，李嗣昭收拾残兵杀回，梁兵败走。这一战，李嗣源身中四箭，李克用脱下自己的甲衣给他披上，并赐药慰问。从此，“李横冲”名号威震天下。后来在灭梁战争中，李嗣源作为先锋将首先攻入开封，为后唐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因为功高盖世，唐庄宗封他为蕃汉内外马步军总管，成为军队的主帅。

唐庄宗把他派往河北，重点防范契丹的进攻。由于李嗣源官高权大，逐渐受到唐庄宗的猜疑。特别是在魏州兵变中，李嗣源曾被叛兵所劫持，使得唐庄宗失去了对他的信任，促使了他的反叛。当时唐庄宗已失去人心，众叛亲离，李嗣源的反叛行为得到了各镇的拥护，使得他没费什么力气就夺取了帝位。

后唐明宗改革

唐明宗比唐庄宗有见识，而且性格也比较温和，他知道该怎样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他任监国时，针对唐庄宗时期腐败的朝政作了一些改革。

他首先下令以“奸佞侵刻，穷困军民”的罪名斩了贪脏枉法、人人痛恨的租庸使孔谦。凡是孔谦所立的苛捐杂税一律废除，取消租庸使之职，分为盐铁、户部、度支三司，直属于宰相领导，目的是防止财权过分集中而导致擅权谋私。其次，唐明宗有鉴于庄宗因宦官专权而亡国的教训，废除了各镇以宦官充任的监军使，并下令各镇杀尽宦官。监军宦官一向自恃有皇帝撑腰而与节度使争权，诸镇极为愤恨，这一措施，自然得到了诸镇的拥护。

即位之后，唐明宗大力提倡节俭。他不近声色，很少外出游猎，下令禁止中外诸臣进献鹰犬奇珍异宝等物。宫内只留老成宫女100人，宦官30人，教坊（乐队）100人，鹰坊（养鹰供游猎）20人，御厨50人。宫廷组织如此简单，是以前任何帝王所没有的。唐明宗还精简朝政机构，裁减冗员，解除了一批办事不力、有名无实的官员。为节约起见，唐明宗命各镇驻军就近解决粮食问题，以避免粮食运输中所造成的损失。还规定各镇节度使、防御使只能在元旦、冬至、端午和皇帝生日这四个节日才可贡奉礼物，而所贡之物不得转嫁于百姓，节度使以下的官吏不许贡奉。

唐明宗治吏比较严厉，一旦发现有贪污受贿的官吏，不问轻重，一律处死。孙岳为官清廉，唐明宗晓谕天下，把他作为榜样。彰仪节度使李金全多次献马，想求得皇帝的欢心。唐明宗坚辞不受，并严肃地说：“你把所在的藩镇治理得如何？不要整天只把献马当成大事”。李金全讨个没趣，只好作罢。经过一番整顿，革除了腐败的吏治，使为官之风有所好转。宦官专权是威胁皇帝集权的一个毒瘤。唐庄宗死后，宫中数百名宦官有的藏匿山林，有的落发为僧。有70多人逃到了太原，唐明宗就命北都指挥使李从温将他们全部杀死，以杜绝后患。

唐明宗任人为贤，提拔颇有才干的任圜为宰相。任圜视公如家，选拔贤能之人，疏远抱有侥幸心理的庸碌之辈，兢兢业业地管理财政。一年之间“府库充实，军民皆足，朝纲粗立”，稳定了唐明宗的统治地位。

安重诲专权

安重诲，应州（今山西应县）沙陀人。其父安福迁为晋将，攻郓州时战死。安重诲从小跟随在明宗身边，他为人机智谨慎，魏州兵变后，安重诲成为明宗的主要谋士，受到明宗的信任。唐明宗即位后，任安重诲为枢密使、左领军卫大将军、兵部尚书。安重诲执掌朝政6年间，官职累升到侍中兼中书令，成为显赫一时、炙手可热的人物。

安重诲官高权重，十分跋扈。各地上报的事情都得先告知安重诲，然后再奏请明宗。河南县献嘉禾，一茎五穗，安重诲看后却说是假的，将来人鞭笞一顿，赶了回去。夏州（今内蒙古乌审旗南）刺史李仁福进献白鹰，安重诲拒收。第二天，他对明宗说：“陛下诏天下不得进献鹰鹞，而李仁福违诏献鹰，我已经给挡了回去”。等安重诲一走，明宗就派人暗自将鹰取回，在郊外放鹰时还小心翼翼地对左右侍从说：“不要让安重诲知道”。宿州（今安徽宿县）进献白兔，安重诲说：“兔性格阴险狡诈，即使是白的也不改本性”。于是将兔退回，连告都不告诉唐明宗。

安重诲恃宠妄为，骄横专杀。有一次，安重诲路过御史台门，小吏马延不小心误撞了前面开道的车驾，安重诲大怒，当即在御使台门口杀了马延。当时，唐明宗正在整肃朝纲，军士桑弘迁因打伤相州録事参军而被处死罪；兵马使安虔因冲撞宰相车马而被罚以鞭笞。而安重诲斩杀马延后，只是上书请求处分，明宗碍于安重诲的权势，只得同意，朝中大臣无人敢言。

安重诲久专大权，引起满朝文武的强烈不满。930年，他怕权重招祸，就给明宗上表，请求解去枢密使之职。开始明宗不同意，后来安重诲一再上表，于是明宗任范延光为枢密使代替安重诲。931年又把安重诲贬为河中节度使。朝中大臣见安重诲失势，纷纷群起而攻之。宦官安希伦与安重诲交往甚密，常为安重诲窥探宫中的动向，安希伦离朝后被斩。安重诲听后非常害怕，就上奏章请求告老还乡。明宗命李从璋为河中节度使，去观察安重诲的动向，并说：“他如有叛心，就杀掉他”。李从璋痛恨安重诲的专权，到河中后派兵围安重诲府第，杀安重诲及其全家。

公元934年 李从珂即位

明宗长兴四年(933年)五月，封养子凤翔节度使李从珂为潞王。十一月，明宗卒，宋王李从厚即位，枢密使同平章事朱弘昭、同中书门下二品冯贇专制朝政，猜忌潞王。应顺元年(934年)二月，朝廷以洋王李从璋权知凤翔，徒潞王为河东节度使兼北都留守。潞王遂与将佐谋，移檄邻道，指斥朱、冯杀长立幼，专制朝政，号召诸道联兵，“入朝以清君侧之恶”。朝廷以王恩同为西面行营马步军都署，将兵前往征讨。三月，诸道兵集凤翔城下，攻潞王。但攻之未久，反皆弃甲而降。于是，潞王建大将旗鼓，整众而东，行至长安，西京副留守刘遂雍迎谒，东进至陕州(治今河南陕县)，诸道或迎或降。于是，移书洛阳，告谕文武士庶，潞王入洛，惟诛朱、冯，余皆勿忧。于是，洛阳禁军争先迎降，将领安重进则提朱、冯首级，降于潞王。闵帝以50骑仓皇潜出洛阳，渡河北逃。四月，潞王入洛阳，百官迎拜。闵帝寻被诛于卫州(治今河南汲县)，潞王即位，改元清泰，是为(后)唐末帝。

公元936年 石敬瑭建后晋

长兴四年(933年)，明宗死，子从厚继位，是为闵帝。次年，明宗养子凤翔节度使潞王李从珂杀闵帝自立，是为末帝。末帝时，骄兵悍将，觊觎皇位者，大有人在。后晋高祖石敬瑭，太原(今山西省太原市南)人，沙陀族。后唐时，为明宗所赏识，招为女婿。明宗末年，石敬塘身兼数职，成为握有重兵的藩镇军阀。后唐清泰二年（936年），于晋阳举兵，后唐派兵围攻晋阳。石敬瑭便以认契丹耶律德光为父、割让燕云十六州为条件，求救于契丹。九月，辽主耶律德光亲率五万骑兵，自雁门关南下，入援石敬瑭。时末帝亲征至怀州(治今河南沁阳)，闻契丹南下，大惊失色，一筹莫展；而前方将帅却不顾大致当前，同室操戈，致使将卒叛逃，契丹得以打败唐兵，解太原之围。十一月，耶律德光在太原册封石敬塘为“大晋皇帝”。随后，石敬瑭联合契丹兵大举南下，攻入洛阳，末帝自焚，后唐遂亡。石敬瑭于开封称帝，国号晋。此后，后晋每年都要向契丹贡奉大量财物，从而造成巨大的财力消耗，加重了人民的负担。石敬塘割让燕云十六州，致使中原失去了有利的防御地势，加速了契丹的发展。

桑维翰

桑维翰，字国侨，河南洛阳人。他善作诗词，口才颇佳，但人长得面貌丑陋，身短脸长。他十分热衷于仕途。第一次考进士时，主考官厌恶他的姓，“桑”与“丧”同音，遂使之落榜不中。别人都劝他不必通过科举去做官，可以走其他路去求官，但桑维翰认定了科举入仕这条路，非考上不可。后唐庄宗年间，他终于考上了进士，后又投到石敬塘手下，做掌管文书的官吏。官虽不大，但他一直在找机会升迁。

936年，唐废帝迁石敬塘任天平节度使时，石敬塘策划反叛，问计于众将，众将莫衷一是。只有桑维翰和刘知远赞成。桑维翰还向石敬塘出主意，要他勾结契丹为后援。石敬塘采纳了他的建议之后，他又亲自给契丹主写了卑躬屈膝的求援信。从此，他成为石敬塘的重要谋士，为石敬塘的卖国出谋划策。石敬塘与契丹主兵围晋安寨时，前来增援的唐将、北平王赵德钧要求契丹主扶植他为皇帝。契丹主从自身利益出发，想接受赵德钧的请求。石敬塘闻讯后，惊恐失色，立即派桑维翰前去面见契丹主，陈述利害。最后，契丹主决计收下石敬塘做儿子，石敬塘对他更加信任。石敬塘入洛阳即位后，不忘桑维翰的“哭谏”之功，加封给他一大堆官衔：翰林学士、礼部侍郎、知枢密院事、迁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兼任枢密使。从此朝中大事都由桑维翰裁决。

晋出帝即位后，桑维翰失宠，被调去监修国史。出帝任景延广为宰相，与契丹绝交。桑维翰频频上书，请求与契丹讲和，但都遭到景延广的否决。一向贯于擅权的桑维翰觉得这样下去会影响自己的仕途，于是便加入朝廷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桑维翰指使在出帝身边受宠的亲信对出帝说：“若想节制契丹，非得起用维翰不可”。于是出帝任桑维翰为守中书令、枢密使、弘文馆大学士，并加封为“魏国公”，“事无巨细，一以委之”。桑维翰位高权重，招来了四面八方的贿赂，一年之间“积货巨万”。内客省使李彦韬、端明殿学士冯玉素来与桑维翰不和，于是向出帝进言，说桑维翰专权。出帝开始猜忌桑维翰，想废之不用，又因桑是旧臣，轻易不能动，就任冯玉为枢密使，以分桑维翰的职权。

946年，契丹兵攻破开封，朝中大臣纷纷逃命。桑维翰手下的人也劝他快逃，他却说：“我是国家大臣，往哪里逃？”于是闭门坐于家中，辽主让他出来迎接，被他拒绝。不久，桑维翰被张彦泽所杀，时年49岁。

公元946年 后晋灭亡

石敬瑭以割地、纳贡、卑事契丹的手段获得帝位，世人不齿，政权极不稳固，在位7年，变乱迭起。天福七年(942年)，敬瑭死，庙号高祖。宰相冯道等拥立齐王石重贵为主，是为出帝。是时，主战派景延广用事，改变对契丹的屈辱态度。次年，延广囚禁契丹贸易使，并对使者说；“晋朝有十万口横磨剑，翁(指耶律德光)若要战则早来，他日不禁孙子，则取笑天下，当成后悔矣。”耶律德光被激怒，驱兵南下，但为晋军所败。开运三年(946年)，耶律德光再次率军南侵，后晋元帅杜重威投降，引契丹军南下。十二月，攻陷开封，虏出帝，后晋亡。次年正月，耶律德光在开封称帝，改契丹国号为辽。耶律德光称帝后，纵兵抢掠，称为“打草谷”，遭到中原人民激烈反抗。辽军洗劫中原后挟持后晋君臣及财物北撤。

公元947年 刘知远建后汉

后汉(947—951年)，传2帝，立国不足4年，是五代中历年最短的一个朝代，其疆域与后晋略同，都开封。后汉建国者刘知远，沙陀人，初为石敬瑭部将，后晋建国后为北京(今山西太原)留守、河东节度使。公元947年耶律德光称帝建辽后不久，刘知远在太原即皇帝位，仍用后晋天福年号，以此笼络后晋旧臣。辽军北撤后，刘知远引军南渡黄河，占领洛、汴，收复河南、河北部分失地，建国号大汉，史称后汉。次年，改元乾祐。刘知远庙号高祖。高祖称帝后只几个月就死去，次子承祐继位，是为隐帝。隐帝疑惧大臣，枢密位杨玢、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史宏肇、三司使王章专擅朝政，为隐帝所忌，同日被杀。乾祐三年(950年)十一月，隐帝又密令杀枢密使、邺都留守郭威和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王殷。事泄。郭威与王殷联军攻入开封，杀隐帝，后汉亡。

史弘肇

史弘肇，字元化，郑州荥泽（今河南郑州西北）人。为人骁勇，能奔跑追马。后梁末年，他被征发到开封作禁兵。当时，刘知远掌禁兵，提他为军校。后来，刘知远据太原，命他去进攻代州刺史王晖，史弘肇攻破代州，杀王晖，因功升为忠武军节度使。契丹从开封北撤后，刘知远率兵入中原，以史弘肇为先锋。史弘肇连克潞州、河阳、泽州，进入洛阳。他治军极为严厉，部将稍一违背他的意图，立即处死，军中上下无不肃整。刘知远即位后，任命史弘肇为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与杨邠、苏逢吉等共理朝政。汉隐帝时，又掌京城守卫。他树立酷刑，务行杀戮，滥诛无辜。郭威平李守贞叛乱后，汉隐帝遍赏群臣，以史弘肇为中书令。史弘肇与杨邠、苏逢吉、王章等人均为野蛮的武夫，他们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朝政一片混乱。汉隐帝不愿让这些人把持朝政，认为史弘肇等声威震主，不除必乱。于是在殿中伏甲士，杀史弘肇、杨邠、王章等人。

公元948年 凤翔之战

后汉高祖刘知远立国初，关西(今陕西潼关以西地区)乱，凤翔节度使侯益降后蜀。刘知远命右卫大将军王景崇为凤翔巡检使，率禁兵数千人赴凤翔，以经略关西，将行，刘知远面授机宜，令其观侯益意向便宜从事。乾祐元年(948年)正月，刘知远卒，其次子刘承祐嗣位(是为隐帝)。时王景崇已至凤翔，见侯益无归朝之意，乃令禁兵分守诸门，欲杀侯益，又虑后汉隐帝不知高祖密旨而生疑。犹豫不决之际，侯益闻风后潜归京师，谗言王景崇恣横。后汉隐帝轻信，命赵晖为凤翔节度使，徙王景崇为邡州留后。王景崇知事已变，迁延赴任，聚集风翔丁壮及歧(今陕西凤翔东南义坞堡)、邠(今陕西彬县)二州兵，寻机起事。

七月，后汉朝廷以赵晖为西南面行营都部署，统兵征讨。九月，王景崇杀侯益家族70余口，与永兴(今陕西西安)赵思绾共拥护国节度使李守贞为主，连兵反后汉，并招后蜀为援。赵晖围凤翔，以围点打援之策，遣都监李彦从等率军迎击后蜀援军于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大散岭上)，后蜀军败，丧师3000余人，余众弃甲溃逃。后汉军击退后蜀援军后，数以精兵攻城，王景崇闭城不出，坚守待援。赵晖见强攻不破，乃施计诱杀，伏击待歼。

十月初三，赵晖遣干人退蔽城南一舍，擐甲执兵，效后蜀军旗帜，循南山而下，同时令围城诸军诈称后蜀援兵至。王景崇遣数千兵出迎，遭后汉军伏击，被歼殆尽。后蜀主又派山南西道节度使安思谦再救凤翔，另遣雄武节度使韩保贞引兵出汧阳(治今陕西千阳城北)，以分后汉军之势。安思谦派兵2000先于模壁(今陕西宝鸡西南)竹林设伏，击破后汉军；及后汉增兵宝鸡，安思谦惧而退兵。王景崇屡告急于后蜀，后蜀主孟昶三遣救兵。

十二月，安思谦自兴元(今陕西汉中东)进军，连破歧山(俗称箭箐岭，今陕西歧山东北)、玉女潭(今陕西宝鸡西南)后，屯军模壁不进，韩保贞屯兵陇州神前。后汉军屯宝鸡阻援，与后蜀军相恃月余不战。次年正月，安思谦以军粮匮竭，退兵凤州(今陕西凤县东北)。自此，凤翔孤立无援，及赵思绾、李守贞相继败降，王景崇困守经年。十二月，赵晖攻破凤翔，王景崇自焚死。

公元950年 邺都兵变

乾祐元年(948年)，汉高祖卒，顾命大臣苏逢吉、杨邠、史弘肇、郭威辅刘承祐嗣立为帝。隐帝年幼，军国大政悉为权臣所操纵。乾祐三年(950年)，隐帝不愿受制于大臣，欲独揽太权，乃与亲信密谋，诛锄权臣。十一月，杨邠、史弘肇、王章等被诛，家族并灭。当时枢密使郭威为邺都留守，统兵在外，隐帝诛其在京家族，并遣使往邺都行戮。十一月十三日，供奉官孟业持密诏至澶州(治今河南濮阳南)，为王殷囚禁，王殷遣使到邺都，告以京师之变。郭威召集将卒，哭诉杨、史之死及密诏事，诸将甚怒，皆请带兵南下问罪。郭威遂从众议，命其养子柴荣守邺都(今河北大名)，以郭崇威为先锋，自将大军随后，南下清君侧。十六日，至澶州，与王殷部兵合营，声势浩大，诸镇响应。十七日，至滑州(治今河南滑县东)，义成节度使朱延渥开城迎降，郭威整众誓师，并取库物，慰劳将卒，士气大振。旋即临汴京，隐帝为乱兵所杀。郭威入汴京，秉太后，立嗣君，以行禅代之礼。

公元951年 郭威建后周

郭威，邢州尧山(今河北省隆尧县西)人。初任后汉枢密副使。公元948年，他奉命讨平了李守贞的叛乱，后封为邺都留守兼天雄军节度使。后遭后汉隐帝猜忌，欲杀郭威。郭威遂率军反叛，公元951年正月，称帝，国号为周，定都汴京，建年号为“广顺”，史称后周。郭威出身于贫苦，了解民间疾苦。即位后，生活节俭，又减轻了一些赋税，削减了一些严刑峻法，虚心纳谏，严惩贪官，改革弊政，使北方地区的经济，政治形势渐渐趋向好转。郭威于公元954年病死，养子柴荣继位，是为周世宗。即位后，他在太祖改革积弊的基础上，进一步整顿吏治，均定田赋，整顿禁军，限制佛教，奖励农耕。通过改革，后周的军力、国力大大增强。显德六年（959年），周世宗柴荣病死于开封，年近七岁的幼子柴宗训继位，是为恭帝，后周的军事大权落到了禁军统帅赵匡胤手中。

周太祖革弊布新

周太祖郭威出身贫寒，读过一些书，懂得民间疾苦。即位后，首先废除了后汉王章所设“省耗”、“省陌”等额外苛敛及唐代中期以来地方官进奉所谓的“羡余物”，减轻民众的负担。同时，宣布盗窃罪与奸罪，依后晋天福元年（936年）以前的刑律，即按唐庄宗的同光刑律（同光律依据唐代刑律及唐末法令制定）处理，罪人除犯反逆罪外，不得灭其亲族及没收家产。同时，革除酷刑，改变沙陀统治者好杀的野蛮风气。虽然只是初步改革，但刑律显得平缓多了。

周太祖为使刑律公正，规定了民众诉讼的程序，即必须先到县州衙门或观察使（中央派驻各州的监察官）处裁决，如感到不公平，可上书于中央御使台（监察机构）。如果上书者本人不识字，可请人代写，但必须写明代写者的姓名、住址，所诉说的必须是自己的事情，不得替他人诉讼。周太祖能虚心纳谏，保持节俭生活，大臣们兢兢业业，尽力奉职。宰相王峻“夙夜尽心，知无不为，军旅之谋，多所裨益”；枢密使范质“明敏强记，谨守法度”；三司使李谷“沉毅有器略，在帝前议论，辞气亢慨，善比喻以开主意。”

周太祖深知重臣专权，把持朝政的危害，因此对于专横跋扈的功臣也决不姑息迁就。宰相王峻是拥立太祖的功臣，官至枢密使、平卢节度使、同平章事，职高权重，野心膨胀。有一次他在朝廷上点名让端明殿学士颜衎、枢密直学士陈观代范质、李谷为宰相，并且吵闹不已，言语不逊。太祖中午吃饭时，王峻还去争论不休。太祖将王峻囚禁起来，后来贬为商州（治上洛，今陕西商县）司马。王殷也是开国功臣，任邺都留守、天雄节度使兼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同平章事。他恃功专横，凡河北诸镇的官吏任免和军队调动，都必须由他批准。他还到处搜敛民财，中饱私囊。后来，太祖将他调回开封，负责卫戍。王殷每次出入都跟随数百人，还以巡逻为名请求发给这些人铠甲、兵仗、太祖到郊外祭祀时，王殷跟在一旁，大有震主之势。太祖便将王殷职务撤掉，流放到登州（治蓬莱，今山东蓬莱）。这样，太祖将朝权牢牢控制，号令从己出，君臣上下合力，统治也较为稳定。

尽管周太祖在位仅4年，但由于他励精图治，除弊布新，取得了政治清明，民众安定的良好局面，这在当时黑暗的军阀统治中呈现出一线光明。

公元951年 晋州之战

周太祖即位的同年，河东节度使刘崇在太原称帝，国号汉（即北汉）。北汉依附于辽国，受册封为附庸国。951年10月，北汉与辽联兵南进。刘崇率兵2万从阴地关（今山西霍县北）入寇晋州（治临汾，今山西临汾），直抵晋州城北，三面扎寨，昼夜急攻，同时又派兵攻绛州（治正平，今山西绛县）。太祖命王峻率兵救援，王峻占据了晋州南面最为险要的地方——蒙阬。北汉兵久攻晋州不下，民众坚壁清野，天寒地冻，北汉兵乏食无心再战。辽兵听说蒙阬被占，急忙烧毁营寨，连夜逃跑。周兵随后追击，北汉兵和辽兵坠崖死者无数，辽军逃回太原时死伤将近一半。北汉所辖地区土地贫瘠，既要供北汉小朝廷，又要奉辽国贡献，赋役繁重，民不聊生，许多人纷纷逃往内地。

公元952年 兖州之战

951年12月，泰宁节度使慕容彦超据兖州（今山东兖州）反叛。慕容彦超曾与驻徐州的武宁节度使刘赟交往密切。刘赟被废为湘阴公后，慕容彦超非常恐惧，怕把自己也废掉。于是暗地招纳亡命之徒，屯聚粮草，勾结北汉和江南的后唐，发动叛乱。太祖命曹英、药元福率兵攻兖州。周兵包围兖州，慕容彦超屡战屡败，就坚守不战。952年5月，晋州之战胜利后，周太祖亲自率兵讨伐兖州，围城猛攻。慕容彦超性格贪吝，大难临头，还在埋藏珍宝。因此兵无斗志，相继出降，周兵攻克兖州。慕容彦超见大势已去，携妻投井而死。

冯道

冯道，字可道，河北瀛州人，性格纯厚，好学能文。唐末投幽州节度使刘守光作参军，刘守光败死，又到太原投河东监军使张承业作巡官。张承业看出他有“德行”，文章写得也不错，就推荐给晋王李克用，任河东节度使府掌书记，起草各类文书，处理过往信件。唐庄宗李存勖占据河北后，将繁浩的文书之事全部委任给冯道，并任他为户部侍郎、翰林学士，冯道自此开始显贵。

唐明宗一即位，就寻找冯道，任他为端明殿学士、兵部侍郎，不久，又任为宰相、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从此尽管改朝换姓，他总不离将、相、三公、三师的高位。明宗死后，愍帝即位，冯道仍为宰相。潞王李从珂在凤翔起兵，杀奔洛阳，愍帝逃往卫州。冯道率百官准备出迎李从珂，催促书记官卢导起草劝进文书，卢导不肯。冯道说：“事当务实。”。所谓务实，就是看准了愍帝必死，李从珂必立。唐废帝李从珂即位后，任冯道为司空（三公之一），朝廷让他掌祭祀时扫地的职事，他说：“扫地我也干。”他并不在意职事是什么，只要官位高就行。

晋高祖石敬塘入洛阳后，以冯道为文官之首，任他为宰相、司空、司徒，封鲁国公，又派他奉礼出使辽国，表示对父皇帝的尊敬。从辽国归来后，大受信任，朝政都委任给冯道处理，“事无巨细，悉以归之”。 晋高祖临死时，召冯道一人受遗命，让幼子石重睿拜见冯道，又让宦官抱石重睿置于冯道怀中，意思是要冯道出力辅助。晋高祖死后，当权者景延广主张立年长者，即晋出帝石重贵，狡猾的冯道一句话也不说，若无其事，仍然做他的宰相。

辽主率军入开封灭晋，冯道主动入朝，事奉辽主。辽主喜欢他能辱骂自己，就任他为太傅（三师之一）。后来，辽主北归，冯道等跟随到栾城，辽主病死，冯道率百官又回到开封。当时，汉高祖刘知远已即位，他任冯道为太师，官位达到了顶点。郭威举兵入开封，汉隐帝被杀。冯道一反向来率百官战迎，奉表劝进的惯例，改为率百官谒见，并且接受郭威的拜礼。他做得极为老练，因为此时郭威还未扫除称帝的障碍，如果冒昧劝进，必然会遭到郭威的斥责。

周世宗即位后要亲征北汉，从不劝谏的冯道一反常态，极力劝阻，居然和世宗顶撞起来。因为他算定周兵必败，不如此时力谏，以显示忠心耿耿。世宗十分恼怒，看不起他，亲征时不让他随从，调他去做山陵使，为周太祖造坟墓。冯道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第一次打错了算盘，不免烦恼，葬事办完了，他也在抑郁中死去。

冯道历任四朝，事奉四姓十君，三入中书门，在相位近30年，处乱世而长富贵，成为“不倒翁”，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他的处世手段就是揣度胜败，估量强弱，舍弃败弱，奉迎胜强，按照时机行事，不过早也不过迟，被弃舍者来不及怨恨，被奉迎者正适合需要，他就这样避祸免灾，长享富贵。北宋司马光总括冯道的为人时，说他“清俭宽弘，人莫测其喜愠，滑稽多智，沉浮取容”；“依违两可，无所操决”。

公元956年 紫金山之战

后周显德三年(956年)四月，后周攻南唐六合之战后，适霖雨积旬。虽诸路军所至胜捷，但因粮运不济，师老兵疲，又无水战之备，难以控制淮南。柴荣乃收缩战线，集兵攻围寿州(治寿春，今安徽寿县)。并于五月自返京师，集工匠急造战船，组训水军。及后周撤兵之际，南唐主李璟遣军收复江北诸州，部署救援寿州。七月，南唐援军前锋营于紫金山，齐王李景达偕监军使陈觉率5万兵屯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北)，遥为声援，无近前决战之意。至四年(957年)正月，寿州被困逾年，城中粮竭，李景达方遣应援使许文稹、都军使边镐、北面招讨使朱元等率舟师数万出濠州，溯淮往救，进驻紫金山，列十余寨，连亘相望；又筑甬道数十里，欲通粮运以馈寿州守军。甬道未及构通，后周庐寿招讨使李重进突然袭击，破其二寨，杀5000人，扼制其粮运。二月，柴荣再次亲征。命右骁卫大将军王环率新建水军数千人，战船数百艘，自闵河沿颍水入淮，至紫金山南立营。三月初三，柴荣抵寿州，命殿前都指挥使赵匡胤率先出战，破甬道，分割南唐军，使援军与守城军首尾不能相救。初五，柴荣移军赵步(今安徽凤台东，淮河北岸)，督诸将攻紫金山各寨，尽克之，杀获万余人，擒许文稹、边镐等将。继率领步骑夹淮南岸与水军顺流追击东逃溃军，至镇淮军(今安徽怀远)尽歼其水军，缴获战舰粮船数百艘。李景达、陈觉所率援军5万人，紫金山之役被俘、战死及降者4万余，残兵随其自濠州逃归金陵(今江苏南京)。寿州自此粮断援绝，破在旦夕。

北方的改革和发展

开篇语

唐中后期，黄河流域地方割据势力猖獗，黄巢起义被镇压后，更是藩镇林立，战祸连绵。至五代，梁、唐、晋、汉统治者为了争夺权位，战端迭起，使北方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五代后期，一方面存在藩镇割据延续和扩大的局面，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走向统一的趋势。各地人民反对分裂割据带来的制度不一，关卡林立，禁令繁多，商税苛重等种种灾难；又由于契丹贵族的掠夺，人民要求统一，以便集中力量进行抵御。到了五代后期，统一已成为大势所趋。周世宗继位后，在经济、政治及军事等各方面进行了整顿和改革，为统一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周世宗在位虽不到六年，但周世宗的改革使后周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迅速壮大起来，为后来北宋的统一事业奠定了基础。

五代时的战祸

五代时的军阀混战，首先是使城乡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如五代初年以残暴著称的军阀秦宗权与朱温逐鹿中原，战火不息，竟使中原大片地区“县邑荒废，悉为榛莽。白骨蔽野，外绝居人”。其次是严重摧残劳动力。不仅战争造成大量人口伤亡，而且五代时军阀为了防止士兵逃亡，往往施行黥面之法，这样戕害劳动力必然使北方社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再次，使水利失修，河堤决口。长期的争战不但使水利工程失修毁坏，更有甚者是军阀往往故意决开黄河堤坝，以遏敌军。

五代时的刑罚

五代统治者上自皇帝，下至地方官吏，多是军阀出身，他们喋血沙场，嗜杀成性，国家在这些人统治下根本没有法制可言。梁、唐、晋、汉四代刑罚都极惨重。梁太祖朱温生性残忍，晚年越发暴戾，功臣老将往往无辜受戮。后唐庄宗李存勖诛朱友谦全家200余人。唐明宗李嗣源无故诛杀重臣，宰相任圈和枢密使安重诲都被惨杀。梁唐两代居高位者尚遭如此枉杀，平民百姓受峻法严刑的摧残更不待说。后晋高祖石敬瑭皇位来路不正，只好以诛杀来巩固政权，其刑律之严酷，不言而喻。四代之中，后汉刑政尤为刻毒。酷吏苏逢吉“深文好杀”，“尤爱刑戮”，以严刑酷法残害无辜。侍卫亲军马步军指挥使史宏肇“专行刑杀，略无顾避”，又为“断舌、决口、折足”之刑，惨不可言。如此人间地狱，百姓岂能安心生产。

五代时的赋税

五代虽然都是短促的小朝廷，但军费、政费及统治阶级腐朽生活的开支却十分庞大，赋税极其繁重。五代赋制仍沿用唐朝两税法，但额外的杂税名目繁多，盐、茶、酒、曲、矾等税更是苛重，对私盐贩卖及私造酒曲禁令也极严。五代出了许多以聚敛闻名的官吏。后唐庄宗时的租庸使孔谦，便是“峻法以剥下，厚敛以奉上”的酷吏。后晋宋州节度使赵在礼苛政扰民，百姓怨恨，后听说他将调走，百姓额手相庆说：“此人若去，可为眼中拔钉子，何快哉！”后赵在礼仍留任宋州，便向百姓强征“拔钉钱”。后汉三司使王章也是刮取民脂民膏的能手，他巧立名目，税外加税。广大劳动人民校残酷榨取，连最低的生活都难以维持，发展生产更谈不上。

后周发展生产

在五代十国纷争时期，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粮食奇缺，因此，谁拥有军队和粮食，谁就有了称霸天下的资本。后周建立后，就十分重视农业生产，郭威曾下令把官田改为民田，归佃种官田的农民私有，“百姓既得为己业，比户欣然”，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柴荣即位后，更加重视农业生产和安抚流民，允许农民垦田开荒，并制定了逃户庄田法，规定：逃户庄田允许农民承种为永业，如田主三年内还乡者，分之一半；五年内还乡者，则交还三分之一；五年以外还乡，除坟地外，不再交还。但若承佃户无力耕种而致荒废的桑田，要交还本户。由于各地具体情况不同，实行办法也不尽相同，但允许农民承种逃户的土地则是一致的。同时，还号召流亡在契丹的人民返回家园，从事生产。上述措施的实施，使劳动力固定到土地上进行生产，从而增加了国家税收，解决了流民问题，稳定了社会秩序。与此同时，柴荣还十分重视水利工程的兴修，曾组织六万多人在山东一带治理黄河堤岸，使沿岸农业连年丰收，长年失修的汴河也得到治理，对灌溉农田和遭运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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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周改革政治

首先，周世宗十分注意选拔人才，曾多次下诏求贤，“好拔奇取俊”，不重资历门第，只要有治国之才，就不次进用。同时，周世宗还裁减冗员，提高了办事效率。其次，虚心纳谏，要求群臣关心政事，言朝政得失，令朝臣撰写《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和《平边策》，作为自己处理问题时的参考。再次，严惩贪官污吏，对一些侵扰百姓、贪赃枉法者，严惩不贷，左羽林大将军孟汉卿、楚州防御史张顺等，都因贪赃而被处死，做到赏罚分明，“不因怒刑人，因喜赏人”。另外，周世宗还整顿地方行政机构，裁并乡村，整顿甲里，清查户口，令各地州、府，把一百户居民组成一团，推选三大户为耆长，“凡民家之有奸盗者，三大户察之；民田之有耗登者，三大户均之”。上述措施，对于加强后周力量，巩固中央集权有着重大意义

公元954年 整顿军队

后周建国之初，军队素质低劣，“每遇大敌，不走即降”。周世宗即位不久，即后周显德元年(954年)，北汉联合契丹入侵，虽然由于柴荣亲征，最终取得了胜利，但后周军队的弱点也暴露出来，在交战时，大将樊爱能、何徽等七十余人临阵脱逃，一千余步兵投降。鉴于此，周世宗斩临阵脱逃将领，军纪为之一振。周世宗强调“凡兵务精不务多”，简选精锐，裁汰羸弱，招募强壮，组成“殿前诸班”，为了提高士兵素质，还让将帅自选士卒。出现了“士卒精强，近代无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的局面。

公元954年 高平之战

周世宗刚即帝位，北汉主刘崇与辽国勾结，大举入寇。北汉主亲自率兵3万，任义成节度使自从晖为主将，武宁节度使张元徽为先锋，与辽将杨衮所率万余骑合兵。自团柏谷（今山西祁县境内）南攻潞州（治上党，今山西长治）。驻守潞州的昭义节度使李筠命穆令均率步骑兵2000人迎战。双方战于太平驿（今山西襄垣西南），张元徽佯败退走，周兵追击，被北汉伏兵打败，损失千余人，穆令均阵亡。李筠一面坚守上党，一面向朝廷告急。

3月，世宗率大军出征，很快到了泽州（今山西晋城）。北汉主此时尚不知周军的到来，见潞州城防守严密，就弃而不攻，绕过潞州城继续南进，抵达高平（今山西高平），双方前锋在高平南相遇，北汉兵退却。世宗担心北汉兵会逃走，督促诸军疾进。北汉主率主力部队在巴公原列阵，张元徽列阵于东，杨衮列阵于西，军容颇严整。当时，河阳节度使刘词率领的后军尚未到达，周兵人少，众心恐惧，但周世宗志气高扬，命白重进，李重进率左军在两，樊爱能、何徽率右军在东，向训、史彦超率精锐骑兵居中央，世宗亲自骑马上阵督战，张永德率亲军卫护。

北汉见周军人少，众将均有轻敌之心，命令张元徽率东军千骑攻击周兵右军。两军一接战，周将樊爱能、何徽引骑兵临阵脱逃，步兵1000余人投降北汉，右军溃乱。世宗见形势危急，亲自率亲兵冒矢石督战。北周士兵死战，无不以一当百，北汉兵逐渐不支。北汉主得知世宗临阵督战，就命张元徽再次进攻。张元徽在阵前马失前蹄，被周兵所杀，北汉兵士气大落。当时南风大作，周兵乘风势奋进，北汉兵大败。北汉主举红旗想收兵，但兵败如山倒，无法节制。

北汉主将残余的1万兵马隔山涧与周兵对阵，周将刘词率后军赶到。次日清晨，周军再次进攻，北汉兵又败，周兵追至高平，沿途北汉兵尸首填满山谷，丢弃无数的器械、辎重、牲畜。北汉主披着毛衫，戴斗笠，骑着契丹给的黄骝马，率百余骑兵自高平向雕黄岭逃跑。半夜迷了路，差点走到后周的晋州（今山西临汾），发觉后向北急逃。中途休息时，只要一听到周兵将至，吓得扔下饭碗，仓皇而走。北汉主年老疲惫，伏于马上昼夜奔驰，到太原时，连下马的力气都没了。

史彦超

史彦超，云州（今山西大同）人，为人勇悍骁捷。郭威在魏州起兵时，史彦超为后汉龙捷都指挥使，率兵响应，郭威即位后，任为虎捷都指挥使，驻守晋州。北汉主刘崇发兵攻晋州，州中无主帅，知州王万敢又不懂军事，史彦超率戍兵坚守一个多月，郭威发兵来救，汉兵解围而去。史彦超因功升为龙捷右厢都指挥使、郑州防御使。周与北汉战于高平，史彦超为前锋将，他与赵匡胤冲锋陷阵，勇不可挡，大败汉军。战后，周世宗升他为感德军节度使。周兵围太原时，辽兵出忻州、代州救汉。周世宗命史彦超为先锋去抵御辽兵。忻口战役中，史彦超阵亡。周世宗十分痛惜，追赠史彦超为太师。

公元955年 后周抑制佛教

后周初年，寺院势力很大，僧尼众多，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赋税收入。后周世宗柴荣为了抑制寺院经济势力的膨胀，加强对土地和劳动人民的控制，以增强自己的实力，在郭威之后继续推行大规模的废佛运动。显德二年(955年)五月，柴荣诏令全国寺院“无敕额者，并仰停废”，诸州县“无敕额寺院”只能选规模最大者，“或寺院僧尼各留一所，若无尼住，只留僧寺院一所”，并不准再造新寺。禁止私自出家为僧尼，只准在开封、洛阳两京，大名、京兆两府及青州设戒坛，度人为僧尼。想要出家为僧尼者，必须男15岁、女13岁以上，得到祖父母、父母或叔伯兄的同意，并能背诵或读过一定数量的经文。严禁僧俗徒众舍身、断臀、炼指、钉截手足、、毁坏身体等行为。凡违反上述规定者，或“杖勒还俗”，或“递配边远”，均“准格律处分”。令两京及诸州县，每年造僧账两本：其一本奏闻，一本申报祠部，作为去留的依据。九月，柴荣又诏令悉毁天下铜佛像以铸钱。在废佛过程中，柴荣以实际行动作出表率，曾亲往镇州佛寺，用斧破毁“极有灵应”的佛像。这次灭佛，具有进步意义。

公元955年 寿州之战

后周显德二年(955年)十一月，周世宗以李谷为淮南道前军行营都部署，知庐、寿等州行府事，以王彦超为行营副都部署，统侍卫冯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等12将南征淮南。十二月周军抵达寿州城下。时南唐调兵遗将，以神武统军刘彦贞为北面行营都部署，将兵两万守寿州，以皇甫晖为应援使，将兵三万屯定远，抵挡周军。次年正月，周世宗又调兵赴淮南，令归德节度使李重进将兵赴正阳，河东节度使白贇将兵屯颖上，并亲驾寿州，督阵指挥。寿州危急，南唐遣使求和，愿割地贡切，乞周退兵。世宗不许，继续日夜攻城。后因久雨，粮运不济，班师回朝。于是，南唐调集兵力，增援寿春。显德四年(957年)二月，李谷上奏以寿春危在旦夕，请世宗亲征。三月，世宗再驾淮南，指挥寿州之战，士气振奋，争先攻城，南唐“战溺死及降者殆四万人”。周军耀兵城北，寿州守将开城迎降，周军入寿春。世宗开仓赈济，改寿州为寿春县，迁州治于下蔡。寿州之战的胜利，为世宗南征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基础。

公元955年 王朴献《平边策》

后周显德二年(955年)，世宗北伐返汴，令朝廷文学之士二十余人，各撰《安边策》（又称《开边策》)—篇，陈述方略。比部郎中王朴献《平边策》，历陈(后)唐失吴、蜀，(后)晋失幽、并之由，指出统一天下、统一南北，首先在于选贤用能、恩信号令、赏功罚罪、轻徭簿赋，使仓廪实、器用备、人可用。具体方略是“先易后难”，先取南唐，再并后蜀，“吴、蜀平，幽可望风而至”。然后强兵攻并，统一南北。世宗览之，如获至宝，对朴愈加器重。后来，周世宗南征北伐的用兵步骤便是按此而行的。至北宋初年，王朴之策则成为宋太祖统一南北的指导方针。

公元955年 淮南之役

自显德二年(955年)十一月，后周出师南唐，两军交战淮南，互有胜负。至显德四年三月，寿州守将刘仁赡出城迎降，周军进据寿春，后周才在淮南立脚。十月，世宗又调集兵力，幸淮南，对南唐展开强大攻势。十一月，世宗率军渡淮水，抵 濂州城下，周军夺关城、破水砦，焚唐战舰70余艘，斩首2000余级，夺取濠州(治今安徽凤阳东)。继而，沿淮而下，破唐兵于涡口，斩首5000，收降卒2000，夺战船300艘，鼓行而东，沿淮城栅，所至皆下。十二月，周军抵泗州，焚郭门，夺月城，东下楚州，大败南唐水军，获战船300余艘，得士卒7000余人，南唐淮上战舰，损失殆尽。显德五年(958年)二月，世宗驾扬州。时南唐江北之地，除庐、舒、蕲、黄四州，皆为周兵攻取。三月，南唐遣使后周，献地贡物，划江为界，周军班师回朝，取得了淮南之役的胜利。

公元958年 后周改革税收

五代十国时期，赋税比较沉重。954年，周世宗即位后，下令减免租税，并罢去一些无名科敛。956年，又规定了夏、秋税征收的具体时间，夏税从六月一日开始征收，秋税从十月一日开始征收。958年，又颁布“均田图”，作为征收田税的标准，并派人到各地调查土地实际数目，核定民田，均定租赋，查出了一些隐瞒的土地，还取消了“圣人府”的特权，历代不纳租税的曲阜孔家也和平民百姓一样纳租交税了。这样一来，平均了赋税负担，增加了国家收入。

公元959年 世宗北征

自后晋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后，契丹屡屡南下，蹂躏中原，刘崇建立北汉，联合契丹，时常扰周边境。显德五年(958年)三月，后周南伐告捷，便议北征。次年三月，周世宗委宣徽南院使吴延祚为权东京留守，判开封府事，令诸将各领军队和战船北伐。四月，世宗赴沧州，至乾宁军，宁州(治今河北青县)刺史王洪以城降。周军顺流而上，至益津关[今河北霸县)，改陆行至瓦桥关（今河北雄县西南)，守将姚内斌举城降。五月，世宗驻扎瓦桥关，莫州、瀛洲相继归附。至此，关南悉平。世宗设雄州于瓦桥关，设霸州于益津关，遣兵攻易州与诸将谋取幽州。后因重病缠身，宏图未遂，匆匆班师回朝。世宗北征，历时43天，兵不血刃而取三关(益津、瓦桥、淤口)，复三州(莫、瀛、易)，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回开封不久，周世宗死去，年仅三十九岁。

十国兴亡

开篇语

与五代同一时期，在中国南部也出现了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荆南等九个割据政权， 连同河东的北汉，史称十国，共历七十七年。十国与五代并存，但各国存在时间长短不一，如吴越，割据于唐亡以前，直到五代结束后才为北宋所灭。疆土则南平最小，南唐最大。

公元891年 王建建前蜀

前蜀(891～925年)立国35年，传2主，其疆域为今四川大部及甘肃、陕西、湖北部分地区，都成都。前蜀建国者王建，陈州项城(今河南沈丘)人，为唐末权阉田令孜养子，曾典禁军，后出任壁州(今四川通江)刺史。唐大顺二年(891年)，攻占成都，据有西川之地，后又兼并东川、汉中。不久，唐封他为蜀王。唐亡，王建称帝，国号蜀，史称前蜀。唐末，中原离乱，士人多奔蜀，王建不知书，但却喜欢与士人交往，文士多得重用，著名词人韦庄被任为宰相，主持蜀政。巴蜀世称天府，物产富饶。隋唐以来，少有大规模的战争，社会比较稳定，农业和手工业得以持续发展。但王建父子未能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而以苛重的赋税扰民，致使社会经济未能充分发展。王建死，子衍立。这个自以为“有酒不醉是痴人”的昏君，昼夜与佞臣饮酒赋诗，寻欢作乐，政治十分腐败。后唐同光三年(925年)，唐庄宗李存勖大将率军伐蜀。王衍降，前蜀亡。

公元911年 明珠曲之战

前蜀永平元年(911年)三月，岐王李茂贞以前蜀主王建与其断姻，聚兵边地，欲攻取山南故地。王建闻讯，令王宗侃为北路行营都统，左金吾大将军王宗绍为副，王宗桔、王宗贺、唐道袭为招讨使，率步骑兵12万出成都，分三路北上御边。四月，岐兵入蜀境，攻兴元府(治南郑，今陕西汉中东)，被唐道袭部击退后，王建亲抵利州(治绵谷，今四川广元)督战，屡获胜捷。七月，王建返成都，留御营使王宗锣驻守利州。八月，岐王再次举兵，遣部将刘知俊、李继崇率兵攻青泥岭(又名泥公山，今甘肃徽县南)，王宗侃偕诸招讨使率兵迎战，败绩，马步使王宗浩逃奔兴州(治汉曲，今陕西略阳)，溺死嘉陵江；唐道袭逃往兴元府，王宗侃收聚散兵退保西县(今陕西勉县西老城东南)。刘知俊乘胜率兵进围兴元府，唐道袭固守待援。王建遂命王宗锣为应援招讨使，率兵往救。及至，与唐道袭合击，大破岐兵于明珠曲。刘知俊转兵趋西县。九月，王建再次抵利州督军反击。命开道都指挥使王宗弼与王宗锣等率兵援西县。十一月，先败岐兵于金牛(今陕西宁强北金牛驿)，俘斩6000余人，生擒岐将郭存等；继败岐兵于黄牛川(今陕西勉县西)，又擒岐将苏厚。未几，王宗侃率兵鼓噪出西县，与援军夹击大败岐兵，岐余兵败退。

公元913年 元膺之乱

王元膺是王建的次子，面貌丑陋，善于骑射，17岁时被立为太子。他的权力欲很大，自创天武神机营，充自己的亲军，又造永和府，作自己的官邸。王建不但不改王元膺骄狂的恶习，反而告诉他“一切学我的作为，就可以保国”。王元膺瞧不起旧唐文士，特别是枢密使唐袭，经常当朝辱骂他。王建担心他们之间矛盾激化，就罢免唐袭枢密使之职，任他为兴元（今陕西汉中）节度使。不久，唐袭卸职回成都，王元膺又上书数落唐袭的过失，使王建很不高兴。

913年，王元膺在府中置酒，召诸王及各位大臣，而集王宗翰、枢密使潘峭、翰林学士毛文锡借故不到。王元膺怒道：“集王不来，是潘峭和毛文锡教唆的！”第二天，王元膺在王建面前进潘、毛二人的谗言，王建听罢大怒，要追究二人的罪责。元膺走后，唐袭对王建说：“太子阴谋作乱，想先囚禁诸王和文武官，再举兵反叛。”王建半信半疑，唐袭就召亲兵入宫侍卫王建。王元膺当初并不把唐袭放在眼里，这时听说唐袭调集亲兵，认为是加害自己。他一面派伶人安悉香等率兵囚禁潘峭和毛文锡，一面派大将徐瑶等率兵与唐袭亲兵激战于神武门，唐袭中箭坠马而死。王建一看王元膺反叛，就派养子王宗贺去讨伐，王元膺战败，被乱军所杀。王建立十一子王衍为太子。

公元925年 后唐灭蜀

王建建立前蜀后，至晚年每况愈下。前蜀永平四年(913年)，王建废太子元膺为庶人，立幼子衍为太子。大汉三年(918年) 王建卒后，王衍即位。蜀主年幼无知，荒淫酒色，不理政事，军国大政悉委权臣。时六军使王宗弼总外任，枢密使宋光嗣总内任，谄谀专恣，不恤民事，君臣上下穷奢极欲，国力日衰。后唐同光二年(924年)，庄宗遣客省使李严入蜀，刺探军情，以作灭蜀之备。次年(925年)九月十日，后唐即以魏王李继岌为西川四面行营都统、枢密使郭祟韬为西川东北面行营都招讨制置等使，统兵6万伐蜀。十八日，唐军发洛阳。此时蜀主正以遍游蜀中诸山为乐，遂使唐兵越过大散关，长驱入蜀。直到武兴节度使王承捷举四州之地降唐，蜀主才如梦初醒，派亲军王宗勋、王宗俨、王宗景为三招讨，将兵3万前往抵御。两军战于三泉，蜀军大败，被斩5000首级。败讯传来，蜀主方从利州(治今四川广元)还成都。于是，唐兵乘胜而入，所向披靡，武德留后宋光葆、武定节度使王承肇、山南节度使王宗威、阶州刺史王承岳皆举州降唐。十一月二十一日，唐军抵绵州(治今四川绵阳)。二十七日，李继岌、郭崇韬率军至成都北五里之升仙桥，蜀主出城迎降。次日，唐军入成都，前蜀亡。后唐灭蜀，前后仅75日。

公元892年 杨行密建吴

吴(892～9937年)，立国46年，传4主。其疆域为今江西全部，江苏大部，安擞、湖北一部。都广陵(今江苏扬州)。吴国建立者杨行密，庐州合肥人，“少孤贫，有膂力”。唐末为淮南节度使高骈部将，在军阀混战中逐渐发展自己的势力，唐昭宗景福元年(892年)被任命为淮南节度使。唐天复二年(902年)，唐昭宗封杨行密为吴王。吴国统治的中心江淮地区，隋唐时十分富庶，但自唐末以来，兵戈竞起，八州之内人烟断绝。吴政权建立之后，杨行密“招合遗散，与民休息”，境内生产得以恢复。杨行密死后，子杨渥立，军国大权为大将张颢、徐温所掌因。后张、徐合谋杀杨渥，立杨渭。不久，徐温又杀张颢，独揽权柄。后梁贞明五年(919年)，徐温请吴王杨渭称帝，国号大吴，建元武义。次年，渭死，弟溥立。吴国后期，徐温养子徐知诰专擅朝政。吴天祚三年(937年)，吴王杨渭为徐知诰所废，吴亡。

公元896年 马殷建楚

楚(896～951年)，立国56年，传6主。其疆域据有今湖南全部，广东、广西及贵州小部，都潭州(今湖南长沙)。楚的创立者马殷，许州鄢陵(今属河南)人，木匠出身。唐末，马殷为武安军节度使，朱温建梁后被封为楚王。后唐灭梁后，927年又封马殷为楚王。楚四面受敌，攻守皆难。马殷采纳谋臣建议，奉中原王朝正朔，称臣纳贡，以钳制邻国。楚物资富饶，商旅云集，统治者又采取惠商政策，不向客商征税，因此商业十分繁荣。对外输出以茶为大宗商品，向中原换取丝织品及战马。马殷在位34年，政局比较稳定，社会经济有所发展。马殷死后，诸子争立，政局不稳，赋重刑苛，民不聊生，951年为南唐所灭。

马楚内争

后唐长兴元年(930年)，马段卒，子希声即位。两年后，马希声卒，马希范从朗州入长沙，嗣立为王。希范嗣位不久，便囚禁希声同母弟希旺，杀异母弟希杲．以其同母弟希广判内外诸司事。马楚问路遂开。后晋开运四年(947年)五月，马希范卒，诸弟争立，形同水火，楚将也各自结党，卷入其中。当时，一派主立武平军节度使马希萼，而另一派主立武安罕副节度使兼镇南节度使马希广，双方相持不决。后来，刘彦蹈假造遗诏，拥希广为王。希广即位后，力排希萼。希萼入长沙奔丧，希广令其将士释甲而入。希萼愤而上表后汉，欲与楚王分庭抗礼，末允，称臣南唐，集乡兵，袭潭州。后汉乾祐三年(950年)，希萼攻长沙。希广失利，希萼入长沙，杀希广，自立为王。希萼既立．不理政事，唯与僚吏纵酒为乐，军府要务悉委于希崇。这时，恰好朗州兵变，希萼征讨败归，希崇缚希尊，囚送衡山，自立为王。不久，楚将拥希萼为衡山王，遣使南唐，乞兵救援，而希崇也请兵南唐。于是，南唐兵入湖南，马楚遂在内争中灭亡。

公元897年 王审知治闽

闽(893～945年)，立国53年，传7主。其疆域为今福建全省，都福州。闽的创立者王审知，光州固始(今属河南)人。唐末，王审知从其兄王潮起兵，乘农民军进入闽浙之机，入据福建，任威武军节度使。唐乾宁四年(897年)，王潮死，审知掌权。唐天祐元年(904年)，唐昭宗封审知为琅邪主。朱温代唐后，909年封王审知为闽王，据福建之地。闽国在王审知统治的近30年间，是它的全盛时期。审知出身陇亩，洞察民情。在位期间，“选任良吏，省刑惜费，轻摇薄敛，与民休息”，在他的治理下，“一境晏然”，一向落后的福建，经济文化得到很大发展。

闽国内讧

闽国自王审知死后，便陷入诸子侄争夺君位的内乱之中。继审知后自称太闽国王的王延翰骄奢荒淫，蔑弃兄弟，先后贬王延钧、王延禀为泉州刺史、建州刺史。于是，二人愤怨，益相勾结，图谋君位。后唐同光四年(926年)，延禀起兵攻福州，斩延翰，推延钧为主。继而，延钧诛延禀，称帝相州，国号大闽，改名璘，改元龙启。这是内乱第一阶段。璘即位后，纵容奸吏薛文杰、徐产，陷害忠良，诛戮无辜，遂使内乱再起，闽永和元年(935年)，其子继鹏乘机诛磷，自立为王，改名昶。昶残忍贪婪，蠢愚无知，甚于其父，既诛延禀弟延武、延望，又数悔拱宸、控鹤军使朱文进、连重遇。于是，朱、连合谋发动兵变，诛昶，拥延羲为王。是为内乱第二阶段。延羲即位，改名曦，日夜纵酒，骄淫苛刻，猜忌宗族，多寻旧怨。闽永隆二年(940年)，乞吴越兵，攻建州王延政，延政奋力抵抗，保据建州，并乘胜攻取永平、顺昌，于闽永隆五年(943年)，自立为帝，国号大殷。自此，闽、殷形同水火，干戈不息。闽永隆六年(944年)，闽将朱文进、连重遇发动兵变，诛闽王，戮王氏，文进自立为王。于是，王延政联合王氏宗族，讨伐福州，朱、连兵败被杀，闽之故臣遂迎延政入福州。至此，长达二十余年的闽国内讧方告结束。但此时，闽国力消耗殆尽，不久便为南唐所灭。

公元902年 钱镠建吴越

吴越(893~978年)立国86年，是十国中历年最长的一个政权。其疆域为今浙江全部、江苏西南部，后期曾两度入闽，占领福州，并据有福建东北，都杭州。吴越的创立者钱镠，杭州临安人，以贩盐为生。唐末，因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被任命为镇海节度使，据有今浙江之地和江苏的一部分。902年被封为越王，朱温建梁后，又改封为吴越王，建立吴越王国，都杭州。他在位期间，曾征发民工修建钱塘江捍海塘，又在太湖流域兴建水利工程，对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但后继者多专横残暴，奢侈淫逸，五传至钱俶时，归服北宋。

公元909年 象牙潭之战

吴天祐六年(909年)六月，抚州(今江西吉安)刺史危全讽自称镇南节度使，率领抚、信(今江西上铙)、袁(今江西宜春)、吉(江西吉安)四州的军队号称十万，进攻洪州(今南昌市)。淮南洪州守军仅有千人，节度使刘威以疑兵滞敌，秘密派人到广陵(今江苏扬州)求援；危全讽兵屯坚城，驻扎象牙潭，不再前进，请求楚王马殷出兵相助。马殷派指挥使苑玫会同袁州刺史彭彦章包围高安以增援危全讽，执掌淮南大权的徐温任命周本为西南面行营招讨应援使，率兵7000救援高安。周本认为楚军只是声援危全讽，并非攻取高安，一旦击败危全讽，援兵必然撤走。于是领兵急奔象牙潭。七月，危全讽在象牙潭临溪营建栅栏，连绵数十里。十七日，周本隔溪水列阵，先派老弱士兵挑战，以试探虚实；危全讽当即下令渡溪追赶，周本乘其半渡之际，发兵攻击，危全讽军大败而逃，自相践踏，众多士兵溺水而亡。周本又分兵截断其归路，危全讽及其将士5000入被俘。周本乘胜攻取袁州，刺史彭彦章被俘；接着又攻克吉州。铙、信等州亦被淮南攻取，高安楚军果然退走。

公元918年 虔州之战

吴天祐十五年(918年)正月，吴以右都押牙王祺为虔州行营都指挥使，率领洪(治今江西南昌)、抚(治今江西临川)、袁(治今江西宜春)、吉(治今江西吉安)等州兵往攻虔州。及至城下，虔州防御使谭全播凭险固守，吴兵攻之数月不下。适疫病流行，王祺染病卒，军无战力。七月，吴王易镇南节度使刘信为虔州行营招讨使，继续围攻虔州。谭全播求救于吴越、闽、楚。吴越王钱镠以统军使钱传球为西南面行营应援使，率兵2万攻信州(治今江西上饶)；楚王马殷遣其将张可求率兵万人进屯古亭(今江西赣州西南)；闽兵驻于雩都(今江西于都)，以救虔州之危。时信州守军仅数百人，出战失利被围，刺史周本巧施空城疑兵计，召集僚佐登上城楼，开门宴饮，安坐不动；吴越军恐有伏兵，不敢贸进，解围而去。继而，吴王又以前舒州刺史陈璋为东南面应援招讨使，率兵进扰苏(治今江苏苏州)、湖(治今浙江吴兴)二州，以牵制吴越之兵。钱传球果撤军南屯汀州(治今福建长汀)。八月，刘信派其将张宣等率兵3000夜袭楚兵，败张可求于古亭；又遣梁诠等攻吴越和闽兵，两国援军闻楚兵已败，引兵而退。虔州失援，陷于孤立。九月，刘信昼夜急攻，仍不能破，欲取质纳赂而还。吴宰相徐温闻之大怒，责刘信使者，并遣刘信之子刘英彦率亲兵3000，前往助攻，又使异州牙内指挥使朱景瑜与其同行。十一月，刘信率兵再次攻城，守城军饥疲窘迫溃散，谭全播逃奔雩都，旋被吴兵追擒。

公元919年 交战吴国

钱镠建国后，很少用兵，但919年与吴国的两次战争却进行得异常激烈。这一年3月，梁末帝下诏，命钱镠讨伐吴国。钱镠自恃有梁的撑腰，就命其子钱传瓘为诸军都指挥使，率战船500艘从海路入长江口，逆江而上。吴国派舒州刺史彭彦章率兵迎击，两军相遇于狼山江（今江苏南通）。钱传瓘命令每只船都载上灰、豆和沙子。吴船乘风顺流而下，钱传瓘命吴越船队躲避让过，在后跟随。当吴军船只掉头交战时，钱传瓘令士兵顺风扬灰，使吴兵睁不开眼。等两军船只靠近时，钱传瓘又令将沙和豆撒到吴船上，吴兵踩在上面，站立不稳，纷纷跌倒。钱传瓘乘机放火烧吴船，吴兵大败。彭彦章自杀，吴将70人被俘，士兵阵亡1000多名。钱镠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于同年7月又派钱传瓘率兵3万攻吴的常州。吴国权臣徐温亲自督兵迎战，令吴将陈璋率水军抄吴越军的后路。双方战于无锡，吴越兵攻势凶猛，箭如飞蝗。当时久旱草枯，吴兵乘机顺风纵火，吴越兵乱作一团，后路又被截断，结果被吴兵打得大败。吴越将何逢、吴建被杀，阵亡1万多人，钱传瓘狼狈地逃回杭州。

这一战使钱镠认识到吴越毕竟是弱小之国，仅凭局部胜利是无法改变国力的。不久，他与徐温讲和，两国息兵，但仍不敢疏忽。932年，钱镠病死。临终前，他告诫继位人钱元瓘（即钱传瓘）说：“子孙要好好奉事中国（指中原朝廷），切勿因改朝换姓而废除奉事大礼。”这是吴越的国策，一直遵守到国亡。

修捍海石塘

吴越地辖浙东13州，境内河网密布，水利资源丰富。钱镠初据两浙，便治沟洫，修水利。立国后，外御吴、南唐，内则励精图治，发展生产。公元910年(后梁开平四年，吴越天宝三年)八月，钱镠主持修建捍海石塘。时钱塘江怒潮滚滚，昼夜冲击，民工五百余人版筑不就。钱镠诏伐竹治笼，盛装巨石，沉于水底，以固塘基；继而，伐罗山大木做桩，打入塘底，间以横木九重，交叉捆绑，填以沙土，于是使塘岸益固，潮不能破。此岸建成，促进了当时杭州的繁荣和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钱镠不仅大力兴建，而且注重维修。公元915年(吴越天宝九年，后梁贞明元年)更置撩浅军，专事水利维修。时太湖流域有撩浅军四部，七八千人，分作两路，负责维修各地水利工程。旱则引水种田，涝则排出田中积水，以保证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撩浅军的设置实为发展农业生产的一项重要措施。

公元902年 大长国建立

成通元年(860年)以来，南诏连年发动对唐的劫掠，士卒死于沙场，财力耗于征战。男子全部征调作战，15岁以下的少年亦不能免，仅留妇女耕作以供军饷，社会生产力遭到破坏，内部各种矛盾尖锐。唐昭宗天复二年(902年)，南诏舜化贞死，其子不满一岁，权臣郑买嗣掌国政，诛杀舜化贞之子，及蒙民亲族800人，灭南诏，建立大长和国。郑买嗣又名昶，是郑回的第七世孙。郑回原是唐嵩州西泸县令，被南诏俘虏，因熟知儒学为阁罗凤所器重，担任宫廷教师。异牟寻为南诏王时，郑回任清平官，从此世代为南诏清平官，掌握大权。郑买嗣于隆舜时执掌政柄，舜化贞时权力益大，舜化贞死即夺取政权。郑氏大长和国沿袭南诏制度不变。“长和”的名称，反映了当时贵族间争权夺利十分激烈，郑氏希望能有长期和平稳定的局面。郑买嗣死，郑隆亶承袭，在位两年。后唐天成三年(928年)，剑川节度使杨干贞杀死郑隆亶，灭大长和国。

公元905年 刘隐南汉

南汉(905～971年)，立国67年，传5主。其疆域为今广东全部、广西大部、云南小部，都番禺(今广东广州)。南汉建立者刘隐，原籍彭城(今江苏徐州)，后迁至岭南。唐天佑二年(905年)，任情海军(岭南东道)节度使。后梁开平年间，梁太祖朱温先后封他为大彭郡王、南平王、南海王。刘隐死，弟刘岩继位。后梁贞明三年(917年)，刘岩称帝，国号大越，后改称汉，史称南汉。唐末，岭南人文荟萃，刘隐兄弟多任用文士担任诸州刺史，颇有政绩。但刘岩以后都是荒淫暴戾之君，为政苛虐，“至有炮烙、剐剃、截舌、灌鼻之刑”，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十国时期著名的张遇贤起义便起自岭南。后主刘5K时，阉经弄权，政治更加腐败。宋开宝四年(971年)，宋将潘美攻破番禺，南汉国灭。

公元907年 高季兴建南平

南平(907～963年)，又称荆南，立国57年，传5主。其疆域在十国中最小，只控制荆(今湖北江陵)、归(今湖北姊归)、峡(今湖北宜昌)3州，疆土不出今湖北西部及中部长江两侧地区，都荆州(今湖北江陵)。南平创立者高季兴，陕州峡石(今河南三门峡)人。原为朱温部将。后梁开平元年(907年)，朱温建梁后即任命他为荆南节度使。乾化四年(914年)，又封为渤海王。粱亡，季兴改事后唐，入朝洛阳，唐庄宗李存勖封他为南平王。南平北对中原王朝，南临楚国，东接南唐，西濒蜀国，四面受敌，难以立国。但高季兴及其继承者利用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南北各国的矛盾，左右逢源，使它成为南北贸易的转运站和各个强国的缓冲地，以保持自身的存在。南平国小，经济不能自立，依靠各国赏赐和南北贸易维持国计民生。高季兴及其子甚至以掠夺各国过境贡使的贡物作为财政收入，时人称之为“高赖子”。963年为北宋所灭。

公元934年 孟知祥称帝 此条改

孟知祥字保胤，邢州龙冈（今河北邢台）人。唐庄宗称帝时，任他为太原留守，郭崇韬伐蜀前向庄宗保荐孟知祥为西川节度使。926年，孟知祥入成都，整顿吏治，减少苛税，境内渐安。唐明宗继位后，孟知祥扩充军队，置义胜、定远、骁锐、义宁、飞棹等军7万余人，准备割据。孟知祥初入成都时，曾在城中括钱于富人家，得800万缗，除犒军用600万缗外，还余200万缗。唐宰相任圜兼三司使，派太仆卿赵季良到成都去催要剩余的钱，并向两川征收赋税。孟知祥大怒，拒绝奉诏，并把赵季良留在蜀中。唐枢密使安重诲察觉到孟知祥有叛心，想抑制他，就派客省使李岩为监军，要控制孟知祥的军队。李岩曾出使前蜀国，回国后向唐庄宗建议灭蜀，蜀中民众对他很憎恶。孟知祥更不愿意受人监视，就派大将王彦铢擒斩李岩，唐明宗对此也无可杂何。

孟知祥任赵季良为节度副使，事无大小，都与他商议。朝廷要调任赵季良，孟知祥拒不放人。928年，唐军讨伐荆南割据者高季兴，命孟知祥出兵三峡。孟知祥派大将毛重威率兵3000屯驻夔州（治奉节，今四川奉节）。战事结束后，孟知祥要求从夔州撤兵，但唐明宗不许，孟知祥就让毛重威伪装成溃兵退回。唐朝廷得知后，立即下诏，追究毛重威的罪责。孟知祥却上书说毛重威无罪，拒不执行朝廷命令。于是朝廷文武百官都感到孟知祥迟早要反叛。安重诲任李仁矩为保宁军节度使，驻阆州（治阆中，今四川阆中），牵制东川割据者董璋；又任武虔裕为绵州（治巴西，今四川绵阳）节度使，节制孟知祥。李仁矩素来与董璋不和，而武虔裕是安重诲的表兄，这使得董、孟二人非常恐惧。赵季良向孟知祥献策，让两人联合起来抗唐。于是两人联名上书给唐明宗，要求罢免安重诲所设的节度使，但未得到同意。

930年，东川节度使董璋和西川节度使孟知祥先后反叛。董璋攻破阆州，擒杀李仁矩。孟知祥派李仁罕、张业、赵廷隐率兵3万会同董璋攻遂州（治方义，今四川遂宁），派侯弘实率兵4000助董璋守东川；又派张武率军沿嘉陵江顺流而下，取渝州（治巴县，今四川重庆）。

唐明宗任石敬塘为都招讨使，夏鲁奇为副使，督兵讨伐。唐兵攻下川北险要剑门（今四川剑阁东北），杀东川兵3000余人。孟知祥大惊，急调赵廷隐率兵赴剑门，大败唐军。931年，李仁罕攻取遂州，斩杀夏鲁奇。孟知祥又先后占居了利州（治绵谷，今四川广元）和夔州。唐军无力平灭董、孟二人的反叛，就撤兵东归。

932年，孟知祥与董璋为争夺两川霸主展开了激战。董璋先攻破孟知祥的汉州（治雒县，今四川广汉），孟知祥赵延隐率兵3万迎击。东川将张守进临阵降于赵廷隐，西川兵乘机进攻，董璋大败，退至梓州时被杀，孟知祥遂兼并东川。934年，孟知祥称帝，国号蜀（即后蜀），建都成都。孟知祥治蜀颇为用心，他革除前蜀弊政，整顿官场吏风；减轻赋税剥削，鼓励农桑生产。蜀中在他治理下，政治较为清明，经济持续发展。同年，孟知祥病死，其子孟昶继位。孟昶在位期间，赋税苛重，刑罚惨毒，百姓怨根。宋乾德三年(965年)，宋将王全斌率军入川，灭后蜀。

公元937年 李昪建南唐

南唐(937~976年)，立国40年，历3主。其疆域在十国中最大，约为今江西全部，江苏、安徽大部，灭闽亡楚后，一度扩展至今福建、湖南，都金陵(今江苏南京)。南唐建国者李昪，徐州人，出身孤贫，后被吴国权臣徐温收为养子，因名徐知诰。随徐温征战有功，理为升州刺史，后迁润州刺史。徐温死后，知诰执掌国政。他留心政务，奖励农桑，军民归心。天祚三年(937年)，徐知诰废吴王杨溥，自称皇帝，国号大齐，建元升元。知诰自称李唐后裔，改名李昪，因改国号为唐，史称南唐。李昪建国后，不轻动干戈，弭兵安民，南和吴越，北与后晋结好，形成一个和平安定的局面，然后致力于改善内政，发展生产，兴科举，建学校，使南唐成为十国中经济最发达和文化最昌盛的国家。升元七年(943年)，李昪死，子璟立，是为中主。李璟初立，颇有作为，南灭闽，西亡楚，将南唐版图扩展至福建、湖南。但后期昏暗，昧于治道，所用非人，宰相冯延巳等皆非经世之才，因而国势渐衰。后主李煜时，为北宋所灭。

南唐后主李煜

李煜，原名从嘉，字重光，号钟隐，李景的第六子，生于937年，959年被立为太子。961年即位，没有年号。李煜即位时，南唐已为宋的属国。他面对宋朝的压力，逆来顺受，以图苟且偷安。975年，宋军入金陵，俘后主，南唐灭。李煜在政治上是一个昏君，在文学上却是一个文学家，诗人。他生有奇表，天资聪颖，颇具才华。因他天性柔善，不愿介入嫡亲宗族的政治纷争，便避罹于书籍、艺术、爱情之中。而正是由于他这种天性使然的倾注，方使他能够“精究六经，旁综百氏”，“通晓音律。精别雅郑”，“工书善画，崇信佛法”。尤在诗辞歌赋方面，更是呕尽心血。将人性中的情感、情绪、情爱发挥到淋漓尽致，不愧为一代且世代相传的宗师。李煜的词，以风情旖旎，妩媚溢芳；抚心凝神，细微有致；深哀结郁，真率、真切、自然隽永见长。其前期作品主要反映宫廷生活，如《长相思》，《浣溪沙》等。被俘后，比前期有很大突破，代表作有《虞美人》，《破阵子》，《浪淘沙》等。李煜一生作词颇多，今有《南唐二主词》传世，系他和其父李王景的词作。

公元937年 段思平建大理

后唐天成三年(928年)，剑川节度使杨干贞起兵杀死郑隆亶，灭大长和国，拥立清平官赵善政为骠信(王)，建立大天兴国，又名兴源国，建元尊圣。在杨干贞的支持下，赵善政尽诛郑氏子孙。不久，赵善政对待杨干贞的恩礼渐衰薄，对于杨干贞的一些要求，也不允应。杨干贞恃功怨望，便贿赂结好诸臣，废赵善政自立，建立大义宁国。杨干贞建立大义宁国，执掌大权后，贪暴肆虐，内外皆怨。通海节度使段思平利用民众的不满情绪，策划推翻杨干贞的统治，在通海地区扩大自己的势力。段思平家族世代为南诏贵族。《南诏德化碑》上名列首位的大臣段忠国，就是段思平的六世祖。段氏家族中世代都有人充当清平官、大军将、曹长等高级职务。段氏自称先世是武威郡(凉州)人，可能是被蛮化了的汉族移民。杨干贞之弟剑川节度杨明(亦作杨诏)忌恨段思平，经常在杨干贞前诋毁段思平(杨干贞与扬明已经意识到段思平是危及他们统治的主要敌人，便在全国上下索捕段思平)。段思平得到舅父和友人高方(原为大天兴国大臣)等人的保护和支持，在各地进行反杨干贞的活动。他针对人民的不满，提出减去半人民负担的田粮，三年不征徭役，赦免国中罪犯，并向末爨乌蛮三十七部借兵，答应免去他们的徭役，在石城(今云南曲靖)会盟，于后晋天福二年(937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挥师进至洱海地区，打败杨明的军队，赶走杨干贞，进入阳苴咩城(今云南大理)，取得政权，改国号为大理。

公元942年 赤军起义

南汉大有末年，刘氏统治集团残酷暴虐，激起岭南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因义军各自为战，不相统一，皆遭镇压。光化元年（942年)七月，义军诸部各拥众数百，聚集博罗(今属广东)，共推县吏张遇贤为中八国王，置官建元，组成10余万众起义大军，人着绛衣，号红衣赤军。赤军一举攻占番禺(今广州)以东州县，继向惠州、潮州(今属广东)海隅地区扩展。南汉殇帝刘玢命越王刘弘昌为都统，循王刘弘呆为副，率禁军前往镇压，初赤军围困于钱帛馆。两军交战半日，赤军愈战愈勇，越、循二王在裨将万景忻、陈道庠救援下方逃出重围，其余南汉军丧失殆尽。钱帛之役大振赤军士气，十月，继连克循(今广东龙川西)、潮、惠等州，控制了岭东大部州县。

次年（943年)七月，南汉指挥使万景忻率军反扑循州，赤军一度战败。为避其锋锐，张遇贤率军北越大庾岭，突入南唐境，乘其无备，击败百胜节度使贾浩，袭占南康(今属江西)，直趋虔州(今江西赣州)，连下周围数县，继克虔州城。旋进驻白云洞(今江西于都西)据险扎营，扩展势力。南唐元宗李闻讯，急命洪州营屯都虞候严恩为帅，通事舍人边镐为监军，各率数千兵前往围剿。南唐军伐木开道，从侧后偷袭白云洞，赤军猝不及防，弃营转移，由于叛将李台出卖，张遇贤等赤军首领被俘。十月，送斩于金陵(今南京)。致使波及南汉、南唐两国，转战粤东、赣南的赤军起义被镇压。

公元945年 南唐灭闽

王审知死后，长子延翰继位。延翰于926年建立闽国，但仍用唐年号。两年后，延翰为弟延钧所杀，延钧自称帝。不久，延钧又为其子继鹏所杀。永隆五年(943年)，继鹏叔延曦夺取王位。时延曦弟延政为建州节度使，自称皇帝，国号段。闽国形成分裂的局面。次年，延曦为部将所杀，众拥延政为闽主。延政据有福州，废除段国号，统一国名为闽，但仍建都建州。王审知的后代都是昏暴之君，政治腐败，经济凋敞。南唐保大三年(945年)，南唐中主李璟出兵攻破建州，俘闽王王延政，又得汀、泉、漳3州，闽亡。次年，吴越攻取福州。

公元945年 榆林店之战

契丹攻后晋戚城、马家口之战后，稍事休整，便再次发兵南下。开运元年(契丹会同六年，944年)闰十二月，契丹帝耶律德光率兵抵元氏(今河北元氏西北)立营，分兵攻掠邢(治龙冈、今河北邢台)、洺(治广年，今河北永年东南)、磁(治滏阳，今河北磁县)等州后，进入邺都(今河北大名东北)境。二年正月，晋廷已于魏(今河北大名东北)、相(今河南安阳)2州以南地域部署防御：以武宁节度使赵在礼屯澶州(今河南濮阳)，邺都留守马全节守邺都，右神武统军张彦泽戍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西京留守景延广自滑州引兵扼胡梁渡(今滑县东北古黄河上)。另以护国节度使安审琦会诸道行营兵数万列阵相州安阳水南阻截契丹军南进。十五日，由义成节度使皇甫遇与濮州刺史慕容彦超率数干骑兵前出至邺县(今河北临漳西南)侦察，将渡漳水，猝遇契丹军数万，遂且战且退，至榆林店布阵相拚。自12时至下午3时，力战百余合，双方伤亡皆甚众。旋契丹后续兵力至，皇、慕2将率兵拚以死战，战至黄昏，安审琦方得知皇甫遇等被契丹军围困，即引骑逾水往救。契丹军疲敝，望尘而逃，自相惊呼晋大军奄至。耶律德光在邯郸闻之，亦率军北撤。后晋遂乘势把兵力集中在定州(今属河北)，准备北伐。

公元951年 刘崇建北汉

北汉(951～979年)，立国29年，传4主。其疆域为今今山西北部和陕西、河北部分地区，都晋阳(今山西太原)。北汉建国者刘崇，沙陀人，后汉太祖刘知远从弟，曾任后汉北京留守兼河东节度使。951年，郭威灭后汉，刘崇遂据太原称帝，改名旻，仍以汉为国号，史称北汉。刘旻曾勾结契丹，称“侄皇帝”，并在契丹的支持下多次兴兵南下，但均为周世宗所败。北汉“土薄民贫，内供军国，外奉契丹，赋繁投重，民不聊生”，政权极不稳定。四传至刘继元，此时北宋统一战争已近尾声，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赵光义亲征北汉，辽军来援，为宋军所败，刘继元出降，北汉亡。

P21~30

南方的经济文化

开篇语

五代十国时期，黄河流域由于连年兵乱，战乱纷繁，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相反，南方经济却有进一步的发展，吴、南唐、吴越等政权，在长江中下游开垦荒地，兴修水利，福建、岭南地区的农业生产也有长足的进步。南方的文化事业也较北方为胜。四川的雕版印刷业成果卓著，西蜀和南唐还出现了一批享有盛誉的诗词作家、画家和艺术瑰宝。

农业的新成就

南朝至隋唐，以扬州为中心的江淮地区，以苏、杭为中心的三吴地区，以成都为中心的巴蜀地区，以广州为中心的岭南地区，是传统的经济区。除此之外，一向落后的福建，也得到很好的开发。王审知治闽时，农业生产蒸蒸日上。湖南在周行逢统治时期，引导百姓“率务稼穑”，四五年间仓廪充实。这一时期耕地面积也有所扩大。南方有的政权比较重视荒地的开垦，如吴越钱镠募民垦荒，规定民间开垦的荒田，国家兔赋，由是境内无荒废的土地。此外，南方各国劳动人民在兴修水利时往往在江河湖海筑堤，既防潮水，又造良田。这种围垦的田地，南唐、吴越最多，称之为好田。闽国也在长乐县海边和连江县东湖筑堤造田。五代十国时南方经济作物的种植增加了，其中茶树的种植最为普遍，蜀、楚、南唐、吴越、闽皆大量种茶。桑树的栽种已十分广泛，南唐、前蜀、后蜀、楚多植桑，前蜀王建竟想征收桑苗税以充财用。楚马殷采用谋臣高郁建议，广种桑、茶以加强国家经济实力。棉花也开始广泛种植，珠江、湘江流域农家多植棉。

兴修水利

十国除北汉外，都立国于江河湖海之间，兴修水利对农业生产关系极大。这些国家统治者有的比较注意水利灌溉，其中尤以吴越最为重视。吴越各州政府都设都水营田使，并置营田军使，“专为田事，导河筑堤，以减水患”。钱镕时修筑的钱塘江口捍海石塘是吴越最大的水利工程。又在吴兴(今浙江湖州)筑长安堰，灌田万余亩。它如郸县(今浙江宁波)的东钱湖，越州的大鉴湖，经过整修疏浚，皆获灌溉之利。其他国家修筑的水利工程，著名的有吴和南唐楚州的白水塘和寿州的安丰塘，楚国滑州的龟塘，等等。

手工业的新发展

五代十国时，南方手工业比北方发达。手工业中制茶业特别兴盛。闽国建州地区“厥植惟茶”，楚国“令民自造茶”，由于两国盛产茶叶，所以都有焙制茶叶的工场，工艺精良，善制贡茶。制盐业以蜀、南唐、吴越三国为主，淮盐是南唐的经济命脉。织染业方面，丝织以吴、南唐和前后蜀最盛，吴绫蜀锦，驰名天下。棉织业也开始在南方发展，吴越专门为国王织棉的工匠竟达200人。楚国普遍种植棉花，机杼大盛。纺织染色技术也有较大进步，传说南唐李煜宫人“染碧，夕露于中庭，为露所染，其色特好”，于是发明一种叫“天水碧”的颜色，世称秘色。雕版印刷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东南的金陵和西南的成都，成为两大印刷中心。南唐、后蜀及吴越都雕版印刷经书、佛书及诗文书籍。

瓷器

瓷器，这个时期较为有名的是后周世宗的柴窑，以天青色为主，世宗评为“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所以有“雨过天晴青”的美称。《景德镇陶录》等书记载“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可略知其制作精美。越窑到了五代，一度成为吴越王钱氏的御用器皿，臣庶不得享用，因此当时又称为“秘色窑”，皆属于青瓷的制造。

商业

随着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南北的商业往来也日益频繁。908年，楚国请求后梁允许其在汴(今河南开封)、荆(今湖北江陵)、襄(今湖北襄阳)、唐(今河南唐县)、郢(今湖北钟祥)、复(今湖北沔阳)六州，设回图务(交易所)，运茶到黄河南北并买回衣料、战马等物。其它南方各国也都与北方有贸易关系。吴越的钱塘江口，商船云集，甚至离北方遥远的闽国也从海路到山东半岛通商。南方的杭州、扬州、金陵、潭州、成都等地，不仅是商业繁荣的著名城市，也成为各地政治和经济的中心，特别是吴越的杭州有“地上天宫”之称。各地经济联系的进一步发展，为政治上的统一创造了条件。

编纂《旧唐书》

在封建社会，每一代统治者都把为前一代修史看成是一件极为最大的事。继唐而起的后梁、后唐，都曾为修唐史收集集了大量资料，但均未正式动笔王朝就灭亡了。后晋天福六年（公元941年)二月，由宰相赵莹领导组织，正式开始《旧唐书》的编纂，只用了四年时间，全书就修成了。《旧唐书》共200卷，其中本纪20卷，志20卷，列传150卷，所记上起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午)李渊称帝，终于哀帝天祐四年(公元90 7年)朱温灭唐共290年的史事。《旧唐书》修于五代战乱之时，社会动荡不安，史料不可能搜罗齐备，成书又只用了四年零四个月，所以，不免有疏漏舛误之处。《旧唐书》虽有种种缺点，但也有它的优点，如许多诏令、奏议、书信都直抄原文，由此保存了丰富的原始资料。因此，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取材舍《新唐书》而独取《旧唐书》，可见其价值所在。正因如此，《旧唐书》才能在《新唐书》的盛名之下，顽强地流传下来，到了清朝也被列入正史之一。

文学

文学方面，五代十国时期文学的重要发展在词上，词在五代十国时期后蜀、南唐有较大的发展。唐末温庭筠开创“花间派”，风靡一时，后蜀赵崇祚所编的《花间集》收录韦庄、欧阳炯等晚唐、五代18家词人的497首词，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词选集。除韦庄外，他们的作品大多沿袭温庭筠的风格，趋向绮丽香软，因此被称为花间派词人。内容多描写贵族生活。南唐后主李煜是杰出的代表，他前期的词，主要写宫廷生活，带有脂粉的香气，但因时运日蹙，不免有抒发悲愁的内容。后期的词，完全脱去了宫廷生活气息，抒发了国破家亡的悲愤之情。后蜀花蕊夫人亦擅长诗词，她的《述亡诗》为后人所称道。五代十国时期词的发展，为宋代词的鼎盛奠下了基础。

韦庄

韦庄（836～910），字端己，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东南）人。唐昭宗乾宁元年（894）应进士及第，任校书郎。后入蜀，从王建为掌书记。王建称帝于蜀，庄官至吏部侍郎平章事。蜀高祖武成三年（910）八月，卒于成都花林坊，谥号“文靖”。韦庄工诗能词，有诗集《浣花集》。其诗多为羁旅怀古、感时伤怀之作，清词丽句、情致婉曲是其诗的主要风格，今存诗三百多首。韦庄词与温庭筠齐名，世称“温韦”，是花间派代表作家。韦庄的词上承白居易、刘禹锡，下开李煜、苏轼、辛弃疾词的先河，在词的发展史上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绘画 此条删

绘画艺术在五代十国取得很大成就。唐代人物画的世俗倾向，到了五代时期更为发展，题材上注重反映现实生活，技法上力求写实，许多人物画带有肖像写真性质，刻画细致入微。在南唐时期，文化修养很高的中主李璟和后主李煜兴办集创作、收藏和研究于一体的机构——画院，提倡表现帝王和贵族生活的人物画，推崇张萱、周昉细腻华贵的风格，周文矩、顾闳中、王齐翰都是当时南方颇负盛名的人物画家。顾闳中工于人物画，擅长描摹人的神情意态，传世之作《韩熙载夜宴图》手卷，描绘南唐大官僚韩熙载夜宴宾客作乐的情状，是现存的绘画艺术珍品。南唐画家徐熙，善画江湖上的汀花水鸟，后蜀画家黄筌，善画宫廷的珍禽异卉，他们形成了五代十国时期花鸟画的两大流派。北国山水画家关仝，所画大自然景色清淡、高远，令观者有超尘脱俗之感。《韩熙载夜宴图》 此条改《韩熙载夜宴图》是中国人物画史上并不多见的宏篇巨制之一。韩熙载是北方人，他长于文学，颇有抱负，投入南唐政权，历经三朝，才识不得施展。后主时国势衰微，失败已成定局，此时李煜欲重用他，但对他仍有所猜忌，而韩熙载对南唐前途已完全悲观失望，故日夜宴饮玩乐，纵情声色，借以逃避。李煜为掌握他的动向，就派画家顾闳中潜入其宅邸观察，顾闳中回去后凭记忆创作了这一画卷。画家利用屏风分割空间，选择“听乐”、“观舞”、“歇息”、“清吹”和“散宴”五个活动场面，以长卷形式把夜宴活动全过程展示出来。

表面看来，韩熙载袒胸坐卧，击鼓助兴，观舞听乐，似乎很放荡，实则从眼神和表情中可以看出他心事重重，郁郁寡欢。画家对人物内心的刻画达到入微的程度，显示了画家惊人的观察力，以及对主人公命运与思想矛盾的深刻理解。如“听乐”一段，画韩熙载与众友静听教坊副使李家明的妹妹演奏琵琶，随着乐声的优美韵律，有的抱手，有的侧耳，有的回顾，有的垂立，俱沉醉于美妙的琴曲之中韩熙载虽在屏息静听，但情绪是深沉的，琴声似乎使他想起了什么，流露出政治家的忧思神情。画中的场面复杂，人物众多，气氛动荡，但经过画家高度概括，集中地表现了歌伎拨响琴弦、全场空气顿时凝滞的一瞬间，各个不同身份、不同年龄、不同性格的人物，被音乐旋律扣住心弦时的姿态神情。这种寓人物内心情感变化于表面形态之中的艺术效果，非画坛高手难以为之。

全图的结构尤为别致，由于屏风的巧妙设置，用它分隔场面时，不显割裂和生硬，用它连接情节时，又觉联系得非常自然，有“云断山连”的意趣，别出心裁，耐人寻味。这幅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工笔重彩画，设色绚丽而不失清雅，线条流畅而不失沉着，绘声绘影更绘心境，是五代人物画的杰出代表作之一。“界画”和“风俗画”“界画”就是利用界尺来准确描绘楼阁屋宇建筑的风景画，它是我国古代绘画百花园中一支瑰丽的花朵。千余年来用它科学的、形象真实的表现手法，记录下不少古代优秀的殿宇楼台、桥梁、园林等建筑，这些作品，不仅是绘画艺术的珍贵遗产，也是科技方面的重要文献。“界画”技法严谨，工细而有法度，无论是亭台楼阁，还是舟桥车马，千栋万柱，曲折广狭，都要求比例准确，规整有序，符合数学规律，并与自然景色相结合，生动自然，体现出对于人工创造物的赞美。

从绘画史的发展看，早期绘画中的建筑仅作为人物画的背景或山水画中的点缀，以后逐渐发展成以宫苑、楼阁、亭台为主，而以山水、人物、舟车为背景的一种独立的绘画形式。如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中，就有桥梁、屋宇、楼阁、行宫的描写。董伯仁更是一个多才多艺的画家，他的楼台人物被称为“旷绝今古”。 在唐代敦煌壁画中的《西方净土变》，以及懿德太子墓室壁画中的《阙楼图》，建筑艺术极为复杂，雕梁画栋，结构宏伟，反映了盛唐建筑艺术的高度成就，也是极为精彩的界画五代后期，界画艺术走向繁荣和成熟，涌现出许多有名的界画家，其中胡翼、卫贤、郭忠恕等，堪称界画高手。卫贤的《高士传》虽是描写梁鸿、孟光“举案齐眉”的故事，但画面却以山林建筑为主，构图严谨，章法独特，背景高崖巨石，林木苍郁，前景的亭阁、栅栏以及所铺地砖，皆比例切实，结构合理，是我国现存卷轴画中较早的界画之一。

五代末画家郭忠恕，毕生致力于界画创作。存世的《明皇避暑宫图》，在宏伟壮丽的自然环境中呈现宫殿楼阁，描绘精密工致，法度严谨。郭忠恕还善于用界画的形式描绘市桥舟车，表现现实生产活动。《雪霁江行图》就是其代表作。两只即将起航的大船，仍然覆盖有积雪，环境苍茫，使人感到寒气袭人。船工们不怕寒冷，正在忙碌着，有的在撑篙，有的在掌舵。画家描写极为细致，一点一笔，务求绳矩，却不显呆板。整个船的结构虽然复杂，但船头帏幔窗户，船尾门框，乃至一板一钉，皆清晰可辨，可见其界画之精工。

卫贤也是位擅长用界画表现市井风俗的画家，所绘《闸口盘车图》表现一座官营磨坊的场景。不仅台阁房屋、“彩楼欢门”栏杆线条整齐、挺拔，阁上的斗拱都画得十分细致精到，不同凡响，画面布局缜密，树、石、车、舟一丝不苟。人物也刻画得极为生动，有各种劳动的姿态，扛、背、提、挑，赶车的、撑篙的、摇橹的，以及在凉亭中身穿长袍、头戴官帽的官吏。人物的动态衣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而生活气息十分浓厚，与郭忠恕的《雪霁江行图》一样，都具有风俗画的特色。

无论是严谨工丽的界画，还是生动活泼的风俗画，都对宋辽金绘画的全面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山水画两大流派的崛起

五代的山水画，尤其是水墨山水画进入了成熟阶段，画家体验生活，将所见自然环境的特色，用不同技法加以再现，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流派，展示祖国山河的多姿多彩。在北方，以荆浩、关仝师徒为代表，素称“荆关”；在江南，以董源、巨然师徒为代表，素称“董巨”。

荆浩字浩然，河南沁阳人，是一位博通经史的士大夫，因避战乱隐居在太行山洪谷，啸傲山林，寄情丹青，自称“洪谷子”。所作笔墨并重，对景写生，他擅画云中山顶，四面峻厚，气势磅礴，山岩苍苍，峭峰危立，深得北方山岳气象传为他的代表作的《匡庐图》，危崖奇峰，高耸入云，飞瀑如练，烟岚缥缈，布景丰富，引人入胜。成功地运用坚劲而密集的皴法，恰如其分地表现出山石的凹凸明暗和纹理结构，并以虚实浓淡变化多端的水墨，创造出富有质感的画面，表达了既雄伟又深远辽阔的意境，有“全景山水”之称。荆浩的弟子关仝，用笔简诘，善于画秋山寒林、村居野渡，雄浑之中平添北方山水萧索苍凉之气，观者悠然如在“灞桥风雪中，三峡闻猿时”，很有真实感和感染力。代表作有《关山行旅图》、《山溪待渡图》等。

董源曾任南唐北苑副使，故人称“董北苑”。董源的水墨山水同王维有渊源关系，同时，南方山水魅力，也促使他不断地追求新的表现方法，以表达他的独特感受。好以淡墨轻岚写出江南平淡天真之趣，尤擅长用披麻皴，并点缀以点子皴，描绘出江南山峦土厚林茂、草木华滋的特色。画树则简于技巧而繁于形影，当是对江南树木枝叶繁茂的形象描述；绘峰顶注重光线的照射，尤多表现黄昏返照辉映之景；另外，董源山水多用渲染而少施钩勒，“不为奇峭之笔”，近视几乎不类物象，而远观则景物灿然，意境清幽深远，风格天真烂漫，使人观之如置身于江南真景而陶醉其中。董源的构图多采用高远俯视之法，亦用平远之景。作品多作长卷，故擅作长山复岭、茂林绵延、水色空阔、溪流索回、云气迷蒙之景，中间点缀以人物、渔舟、亭阁，有一种恬淡幽美、丰润苍茫的诗情画意，令人神往。代表作有《潇湘图》和《夏景山口待渡图》等。董源的弟子巨然，则善用长披麻皴，焦墨苔点，更在山顶上多累矾头，或水边岩下布以烟云岚气，苍松茂密，明润郁葱，寄托隐于林泉的逸致。代表作有《层岩丛树图》等。

董源、巨然的水墨山水，描绘的都是南方地域丘陵江湖的景色，江天渺远，云树苍郁，笔墨秀润，与同一时期荆浩、关仝那种崇山峻岭、气势雄伟的北方之景迥然不同，故被后人称为“江南画派”。

花鸟画两大流派的形成

与山水画“北有荆关，南有董巨”相仿，五代花鸟画以西蜀的黄筌和南唐的徐熙为代表，各有不同的风格和审美意趣，形成两大流派，为创作艺术表现的形式和方法，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黄筌为宫廷画家。从17岁起便是翰林图画院的头等画师，直至晚年也没离开过画院。刁光胤入蜀，黄筌曾拜他为师，学花鸟。黄筌的花卉取法滕昌祐，山水松石学李昇，鹤师法薛稷，人物学孙位，集各家之长，学力博赡，遂成一家。因长期供职于画院，耳目接触多是宫廷豪华富贵的景象，所画题材也多为皇家宫苑中的奇花异石、珍禽瑞鸟。最擅长用钩勒填彩法作画，即以细淡的墨线勾画出花鸟的轮廓，然后重彩晕染，以着色为主，给人以富丽工巧的感觉。其子黄居宝、黄居宷，也都在画院任职，禀承家风，均格调秾丽，细腻逼真，在画风方面形成了黄氏体制，时有“黄家富贵”之说。曾被宋代用来作为宫廷画院的“标准”，主导着画院的花鸟画，延续了百年之久。黄筌的《写生珍禽图》画着麻雀、鹡鸰、鸠鸟、蜡嘴、蚱蜢、蝉、蜂、天牛、乌龟等20多种动物，形态逼真，状貌生动；龟壳的坚硬，蝉翼的透明，都具有很强的质感。它是画家通过师法自然，由写生而达到的上乘之作。

徐熙出身江南名门，一生未仕，生活淡泊，为人清高，自称“江南布衣”。所画花鸟以平常所见为多，如江湖间汀花、野竹、水鸟、鱼虫、蔬果等。为使绘画更臻善美，他沉醉于“江湖之间”，经常游览山林园圃，“学穷造化”，细心观察各种自然景致与动植物情状，并进行写生。所作花木禽鸟，形骨轻秀，富有平淡自然之趣。他还独创“落墨”法，即用粗笔浓墨，草草写枝叶萼蕊，略施杂彩，使色不碍墨，不掩笔迹，一变黄筌细笔钩勒、填彩晕染之法，给人以朴素纵逸之感，被评为“野逸”。上海博物院馆藏有传为他所作的《雪竹图》，全用墨笔，既有线勾，也有墨色渲染，淡雅俊逸，具有清新之气。此种画风在北宋后期影响较大，对画院花鸟画风的改革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五代书家杨凝式

杨凝式，字景度，陕西华阴人。历仕唐和五代梁、唐、晋、汉、周六朝。官至太子少师，人称杨少师。唐朝末年，因权力倾轧之争，他曾佯疯自晦，人称“杨风（疯）子”。他能吟诗，多杂诙谐，尤善于书札。杨凝式的字多写在墙上，笔法纵逸遒放。黄庭坚至洛阳遍观僧院壁间墨迹，曾说：“杨少师书，无一字不造微入妙，当与吴生（道子）画为洛中二绝。”他的字功力极深，能写很规矩的字，如《卢鸿草堂十志图跋》；也能写很奇异、狂怪的字，如《神仙起居法》和《夏热帖》。他的行书《韭花帖》，在整个书法史上都是很特殊的一例。此帖笔画含蓄抒情，有一种难以捉摸的意趣。虽字距、行距都很宽，但行气纵贯而舒朗空灵，曾给董其昌等人以影响。杨凝式变晋、唐楷行书匀密成法，成为唐人尚法到宋人尚意的过渡人物。米芾称赞杨书“天真烂熳”、“淋漓快目”。黄庭坚有诗指出：“世人尽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阳杨疯子，下笔便到乌丝栏。”后人以为善评。

南京栖霞寺塔

南京栖霞寺塔建于五代十国的南唐时期，是一座八角五层、高约18米的小石塔。塔的整体构图，创造了中国密檐塔的一种新形式，就是它的基座部分绕以栏杆，其上以覆莲、须弥座和仰莲三重承托塔身，而基座和须弥座被特别强调出来予以华丽的雕饰，是以前密檐塔所没有的。第一层塔身特高，以上施密檐五层，为一石砌雕琢的密檐式塔。它与一般密檐塔不尽相同之处，是檐部挑出甚远，尚保存有楼阁式的意味。栖霞寺塔的价值，除了作为一处南方少有的五代密檐式塔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它遍身密布着精美的雕饰，可以说是一件巨大的雕刻艺术品。基座上的海水和鱼、蟹、虾类，须弥座上束腰部分的“释迦八相”佛传图以及塔身上的金刚力士、小佛、檐椽、瓦陇、脊饰和刹上花纹等雕饰，均极生动有力，精美无比。

敦煌石窟之开凿

公元4世纪前后的十六国时期，北方军阀割据，互相混战，致使生产遭到破坏，社会动乱不定。各族人民深受战祸之苦，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西汉末年从印度传来的佛教，便在这个苦难的时代得以迅速和广泛地传播，各地建寺刻石造佛成风。敦煌(今甘肃敦煌)是沟通中西交流的丝绸之路上的—个重要据点。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僧人乐尊于敦煌三危山对面的岩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其后，法良禅师开凿了第二个洞窟。经前秦、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共十代千余年不断的开凿，在三华里长的岩壁上凿成了一千多个洞窟。因风沙长期侵蚀和人为的破坏，现今仅存492个洞窟，有彩塑2000多身，壁画4.5万多平方米；若将其展开排列起来，可布置成长达五六十华里的画廊。这些彩塑和壁画，既是我国艺术宝库中的珍品，也是反映当时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宝贵文物。

王建墓

王建墓位于四川省成都市老西门外不远处，这里原有一处名为“扰琴台”的高大土丘，相传与司马相如和卓文君有关。1941年，前四川省博物馆在修整抚琴台时，发现下面有墓葬，遂于1 942年1943年进行发掘，并确定为前蜀皇帝王建的永陵，这是50年代以前考古发掘的惟一一座古代皇帝墓葬。

永陵外部封土为圆形，直径80余米，高约15米，四周绕以9层石条，石条之上有青砖5层嵌砌。墓室位于封土正下方，系平地起拱，没有向下的羡道。墓室全部由红砂石砌成，全长达30．8米，以1 4道红砂石砌成的拱券为骨架，在拱券间铺盖石板，14道拱券券脚均向前凸出，故墓室两壁呈凸凹之状。墓分前中后3室，前室包含4道拱券，最前面的一道拱券同时也是墓室的门券；中室包含7道拱券，其中前6道拱券较其他拱券要高大，棺床即位于中室。后室由3道拱券组成，最后一道拱券的后半部下用石条垒砌成墓室的后壁。墓葬的前室与中室之间、中室与后室之间原来均有木质板门，木门上装饰有鎏金的铺首、铺首衔环、鎏金镂花铜饰片以及镀金铜泡门钉等，显得富丽堂皇。王建墓这种墓室结构是唐末五代时期较典型的墓室类型，但规模却是最大的。

王建墓早年虽经盗扰，但是仍出土了一些重要文物，除后室发现的谥宝和玉册外，在中室倌床上棺椁残迹中，发现王建生前使用的玉带，玉带的带皮已经朽烂，但是玉钤和铊尾保仔完好。有玉钤7方，表面浮雕龙纹，玉质洁白莹润。铊尾正面雕刻龙纹，背面雕刻有铭文，记述了前蜀永平五年(公元915年)蜀宫大火后得此宝玉并制成玉带的经过，其间夹杂穿凿附会的成分，不过铭文中记录的玉钤的尺寸对于研究当时衡制是很重要的实物。此外墓葬中还出土了银碗、银钵、银搔手、金银胎漆碟等实用物品，以及铁牛、铁猪等驱邪压胜之物，这对研究五代十国时期的丧葬礼仪和金属工艺水平都有一定意义。

石雕艺术品

王建墓内见到了一批精美的石雕艺术品。在后室后部石床上，置放有墓主人王建的坐姿石雕像，高86厘米。王建袖手端坐于几状物之上，头戴折上巾，身穿窄袖长袍，腰系大带，面部雕刻细致生动，隆眉深目、高颧大耳的形象，与文献记载的王建形象相符。石像所处石床占据后室的后半部，石床前端上部置床儋，下部雕出3个壶门，应是仿王建生前御床形制，床上石像前发现了谥宝、玉册等物。中室石棺床是雕刻最为精美的所在，棺床全长7．45米，宽3．35米，高0．84米，为须弥座式，须弥座侧面共有壶门28个，其中除后壁壶门外，其余24个壶门内均雕刻精美的伎乐人物。南面正中的两个壶门内是两位翩翩起舞的舞伎，其余均为坐姿的乐伎。乐伎头梳环髻，长袖飘逸，表情生动，所执乐器有琵琶、拍板、排箫、篪、筝、箜篌、笙、贝、羯鼓、正鼓、齐鼓、和鼓、筒鸡娄鼓、答腊鼓、毛员鼓等，是唐五代燕乐场景的表现。石床两侧，各有六尊似从地下钻出的力士神将雕像，这些神将均只雕出上半身，下半身似隐于地下。神将均作披甲武士装束，或头戴盔，或束发，盔甲雕刻极为逼真，均作自下承托棺床的姿势，各自的表情动作生动传神，仪态威猛。据研究，这12尊武士应是驱邪的12神将形像，它的设置烘托了墓中宗教迷信的色彩。

积贫积弱的时代（960年—1279年）

开篇语

公元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在东京东北的陈桥驿发动兵变，他的部下把一件黄袍加在赵匡胤身上，这就是“陈桥兵变”。赵匡胤建立宋朝后，定都东京，史称北宋。经过十几年时间，北宋陆续消灭其他割据政权，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北宋建立后，统治者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加强了中央集权。北宋中叶，朝政日益萎靡，形成积贫积弱的局面。宋仁宗时，出现短暂的“庆历新政”。熙宁时，产生了影响巨大的王安石变法。北宋末，统治极度腐朽，终于酿成“靖康之难”。南宋时期，当权者长期执行求和政策，压制军民抗金斗争，甚至不惜惨杀爱国将领。南宋后期，抗蒙战争连年，偏安王朝虽最终覆灭，却产生了文天祥等民族英雄。两宋时期，在技术改进与租佃制的推动下，农业生产获得显著发展；手工业分工细密，工艺先进，产品闻名于史；商品经济水平超越以往，城市、市镇繁荣，货币流通扩大，诞生最早的纸币。宋代文化空前进步，理学、文学、史学、艺术以及科学技术领域硕果累累，二程、朱熹、欧阳修、苏轼、司马光及沈括等优秀人物，享誉千古；而活字印刷、指南针及火药的发明和应用，更对人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帝王世系表

北宋：

太祖赵匡胤（960--976）----太宗赵光义（976--997）----真宗赵恒（997--1022）----仁宗赵祯（1022--1063）----商王元份----普安懿王允让----英宗赵曙（1063--1067）----神宗赵顼（1067--1085）----哲宗赵煦（1085--1100）----徽宗赵佶（1100--1125）----钦宗赵恒（1126--1127）

南宋：

高宗赵构（1127--1162）----孝宗赵昚（1162--1189）----光宗赵惇（1189—1194）----宁宗赵扩（1194--1224）----理宗赵昀（1224--1264）----度宗赵禥（1264--1274）----恭宗赵显（1274--1276）----端宗赵昰（1276--1278）----帝昺（1278--1279）

大事年表

960 年 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称帝，国号宋。后周亡。

961 年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军政大权收归中央。

963 年 宋假道荆南赴湖南，南平亡。

965 年 宋兵入成都，后蜀亡。

971 年 宋兵至广州，南汉亡。

976 年 宋军破金陵，后主李煜降，南唐亡。

978 年 吴越王朝宋纳土，吴越亡。

979 年 宋太宗亲征太原，北汉亡。辽大败宋兵于高梁河。

983 年 辽改国号为大契丹。《太平御览》书成。

984 年 辽在蓟县建独乐寺观音阁，为中国现存最古木构楼阁。

986 年 宋攻辽，杨业卒于朔州。

990 年 契丹封李继迁为夏国王。

993 年 四川王小波起义，旋战死，李顺继之。

1001年 建定县开元寺料敌塔，为中国现存最高砖塔。

1004年 契丹大举攻宋，双方订澶渊之盟。

1005年 杨亿等奉敕编纂《册府元龟》。

1023年 交子在四川地区发行，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1038年 党项首领元昊（见西夏景宗李元昊）称帝，建都兴庆，国号大夏，史称西夏。

1043年 宋、夏议和成，宋册元昊为夏国主。宋范仲淹实行变法，旋罢。

1059年 泉州建成中国第一座海港大石桥洛阳桥。

1069年 王安石（1021～1086）开始实行变法。

1084年 司马光《资治通鉴》书成，为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

1085年 司马光执政，废王安石新法。

1090年 秦观著《蚕书》出版，为中国最早养蚕专著。

1100年 李诫著《营造法式》成书，为世界最早的建筑手册。

1102年 宋徽宗任蔡京为相，定“元祐奸党”，禁“元祐学术”，立“元祐党人碑”。

1105年 设奉应局，置花石纲。

1115年 女真首领阿骨打在会宁称帝，国号大金。

1119年 宋朱彧《萍洲可谈》记载指南针应用于航海。金颁行女真文字。

1120年 睦州青溪方腊起义。

1125年 金兵于应州俘辽天祚帝，辽亡。金大举攻宋。宋徽宗禅位太子桓，是为钦宗。

1127年金攻陷东京，俘徽、钦二帝，北宋亡。金立张邦昌为楚帝，都金陵。

南宋：

1127年 宋康王赵构在南京（今商丘）即位，是为高宗，南宋建立。

1129年 宋高宗自扬州逃杭州；金兵渡长江，追高宗至海上。

1130年 金立宋降臣刘豫为大齐皇帝，纵秦桧归宋。洞庭湖滨钟相起义，旋败，杨么继之。

1132年 宋陈规守德安时，用“火枪”作战，为世界最早的管形火器。

1136年 刘豫刻石《华夷图》、《禹迹图》，为世界最古老的地图印版。

1139年 宋金和议成。金归宋河南、陕西地。

1140年 金毁约复取河南、陕西地。岳家军在郾城大破金军。宋高宗听秦桧言，强令岳飞班师。

1141年 宋廷罢岳飞、张俊、韩世忠兵权。宋金和议。

1142年 宋金划分地界，高宗以“臣构”名义上誓表，金册康王为宋帝。

1161年 金背约大举攻宋。宋将李宝在胶西陈家岛用火箭火炮歼金水师。宋虞允文大败金师于采石，使用了“霹雳炮”。

1164年 宋金和议成。宋称侄皇帝，割海、泗、唐、邓、商、秦等地与金、岁贡金银20万两、绢20万匹。

1195年 宰相赵汝愚等被贬，韩侂胄弄权，开庆元党禁。

1199年 杨忠辅创《统天历》，定回归年为365.2425日，与当代公历平均历年长度相等。

1206年 铁木真建蒙古国，称成吉思汗。

1208年 宋金重订和约，世为伯侄之国，增岁币，函韩侂胄首赎淮南地。

1211年 成吉思汗攻金，蒙金战争开始。

1214年 金迁都南京（开封），史称“宣宗南迁”。

1215年 蒙古军攻下金北京、中都（今北京）。

1217年 金军攻宋，自此宋金连年争战。

1227年 蒙古灭西夏。

1234年 蒙古与宋攻破蔡州，金亡。

1254年 忽必烈攻入云南大理城，大理国亡。

1259年 蒙哥汗围攻四川合州钓鱼城，卒于军中。宋寿春府制成突火枪，为人类最早用火药发射子弹的管状火器。

1260年 忽必烈即大汗位，诸王之战始。

1267年 营建中都（今属北京市），历时8 年完成。

1268年 忽必烈发兵围攻襄阳、樊城，宋军坚守。

1271年 忽必烈定国号大元，元朝开始。

1273年 元军破樊城，襄阳降。

1274年 忽必烈命伯颜率军伐宋。

1275年 元军进逼临安，文天祥等起兵勤王。马可?波罗到中国。后撰有《马可．波罗行记》。

1276年 元军取临安，掳宋帝、皇太后等北去。

1278年宋幼帝移驻新会海中崖山。

1279年元军破崖山，陆秀夫负幼帝蹈海卒。宋亡。

北宋的建立和统一

开篇语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以汉族为主体建立的封建王朝，建都开封(今属河南)，其创建者为宋太祖赵匡胤。太祖建国后，目睹“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制定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经过十年的努力统一了全国，加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建立由皇帝直接控制的庞大军队和官僚机构。赵匡胤即位后平定了昭义节度使李筠和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发动的叛乱。吞并荆湖，攻取后蜀，灭南汉，亡南唐，吴越的钱俶和割据漳泉的陈洪进向宋称臣，基本上结束了唐中叶以来藩镇林立、军阀割据的局面。

公元960年 陈桥驿兵变

后周显德六年（959年），世宗柴荣病逝后，年仅7岁的周恭帝继位，无法管理政事，国家政局开始动荡不安。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和禁军高级将领石守信、王审琪等，在军中握有实权。显德七年（960年）正月初一，契丹和北汉发兵南下的消息传来，后周宰相范质等人急忙派遣赵匡胤统率诸军北上抗击。大军行到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时，赵匡胤之弟赵匡义和归德军掌书记赵普，授意将士把黄袍强加于赵匡胤身上，欢呼万岁，拥立他为皇帝。正月初四，赵匡胤率军回师开封，部下强迫周恭帝禅位。赵匡胤轻易地夺取了后周政权，改国号为“宋”，建立了赵宋王朝。

平定二李之乱

赵匡胤称帝后，以宰相范质、王溥为首的后周朝臣多已归附，原后周不愿归附宋的外郡将领还有昭义节度使李筠和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北宋建立的当年，李筠联合北汉起兵，赵匡胤以石守信、高怀德为将亲征。石守信败李筠于长平(高平)，高怀德败李筠于泽州(山西晋城)，李筠兵败自杀。不久，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又据扬州起兵，赵匡胤亲攻扬州，李重进兵败投火死。大约用了三年的时间，便基本上消灭了后周的反抗力量，北宋内部得到稳定，政权巩固下来。

雪夜访赵普

赵普(922～992年)，字则平，原籍幽州(今北京市)，后迁居洛阳。后周时，为赵匡胤幕僚。后周显德七年(960年)，策划“陈桥兵变”，建立北宋，以佐命功，授谏议大夫，充枢密直学士。乾德二年(964年)，范质等三相同日罢，普出任宰相。宋初重大国策，诸如平定叛乱、先南后北统一战略、削弱节镇兵权、文臣知州、置通判设转运便、对契丹取守势等，赵普均参预谋划。然普为政颇专，廷臣多忌之，太祖晚年亦对其渐疏，设参知政事以分其权。未几，罢为河阳三城节度使。太宗时，又两任宰相。淳化三年(992年)，以病老辞职。普善谋，但少学术，及为相，太祖劝其读书，乃手不释卷读《论语》，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

平定李重进之乱后，一天晚上下大雪，太祖与开封尹赵光义至赵普家，在坐堂中炽炭烧肉饮酒。太祖对赵普说：“吾睡不能着，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来见卿。”又云欲先收太原。赵普说：“太原当西北二边，使一举而下，则边患我独当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诸国。”太祖同意，这样就定下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即先用兵南方，攻灭荆湖、后蜀、南汉、南唐诸小国，再回兵北击北汉，收复幽云十六州。宋初用兵，大致按此方略进行。

公元961年 金匮之盟

据载，建隆二年(961年)，宋太祖母杜太后病重，召大祖及宰相赵普到跟前，对赵匡胤说：“你之所以能够取得天下，是因为后周的皇帝年纪太少，不能凝聚众心的缘故，如果后周是一个年长的皇帝继位，你怎么可能有今天呢?你和光义都是我的亲生儿子，你将来把帝位传与他，国有长君，才是社稷之纲啊！” 赵匡胤表示同意，于是叫宰相赵普当面写成誓词，封存于金匮里，这就是所谓的“金匮之盟”，也就是赵光义“兄死弟及”的合法根据。按照“金匮之盟”，赵匡胤身后的第一继承人是他的胞弟赵光义，第二继承人是胞弟赵光美，第三是他的长子赵德昭。开宝九年(976年)太宗即位，并未公布盟书。后太祖子德昭、德芳相继死于非命，太宗亦未传位廷美。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始有发金匮得书之说，其伪造甚明。

公元963年 荆湖之战

建隆三年（962年）十月，湖南周氏割据政权内乱，新主年幼，请宋出兵救援。宋太祖赵匡胤正欲以荆、湖为突破口，实施统一战争，遂决定出师湖南之际，假道荆渚，先灭高氏割据政权，再灭武平周保全势力。乾德元年（963年）正月初七，宋太祖命山南东道节度使慕容延钊为湖南道行营前军都部署，枢密副使李处耘为都监，率安(今湖北安陆)、复(今湖北天门)等10州兵，以讨张文表为名，借道荆南向武平进军。二月，宋军到达荆门，慕容延钊一面殷勤招待荆南使者，一面密派李处耘率数千轻骑乘夜向江陵(今属湖北)急进，乘高继冲惶恐出迎之机，迅速抢占城内要点，高继冲被迫请降，荆南政权遂亡。二月底至三月初，宋军继续水陆并进，经三江口(今湖南岳阳北)澧州(治澧阳，今湖南澧县)南等作战，歼灭湖南兵，占领朗州(治武陵，今湖南常德)，俘周保权，湖南周氏政权遂亡。宋军并灭荆湖，使北宋势力伸入长江以南，切断后蜀与南唐之间的联系，为尔后入川灭蜀，进军岭南南汉和东灭南唐创造了有利条件。

公元964年 剑门之战

北宋乾德二年(964年)十一月，宋太祖赵匡胤以分进合击战法，下令两路攻蜀。忠武节度使王全斌受命为西川行营前军都部署偕副都部署崔彦进，统领禁军步骑2万、诸州兵万余，出凤州(治梁泉，今陕西凤县东北风州镇)南下，以期会东路军合攻成都。后蜀主孟昶为御宋，即调兵北上扼守剑门险道。十二月中旬，宋军连克兴州(治汉西，今陕西略阳)、山南(今陕西南郑)、西县(治今陕西勉县西老城)，进拔石、鱼关、白水军20余寨。继而败蜀军于三泉(治今陕西宁强西北阳平关)，俘后蜀招讨使韩保正、副使李进，缴获刍粮30余万斛，并追击至嘉陵(今四川广元西)。后蜀军烧毁栈道，宋军前进受阻，王全斌遂分兵修栈道，自率主力沿罗川险路迂回趋深渡(小漫天寨南嘉陵江渡口)。数日后，两部会合，突破嘉陵江蜀军防线，将后蜀军逼退至大漫天寨(今四川广元东北漫天岭)，三路夹攻，大败蜀军精锐。蜀大将王昭远、赵崇韬复领兵夺寨，三战皆败，逃往利州(治绵谷，今四川广元)北，渡过桔柏江后焚桥，退保剑门。三年正月，王全斌率军至益光(治今四川广元西南昭化镇)，知剑门天险易守难攻，遂与诸将议进取之策，决定以奇兵翼侧抢渡来苏(今四川剑阁东)，出奇不意迂回至剑门南清强店，与大军南北夹击；合力围歼，遂命史延德率兵趋来苏。及史延德兵至清强店，蜀大将王超远闻知惊惧，留其偏将守剑门，自引兵退守汉源坡(今四川剑阁东)。王全斌与诸将合力进击，攻破险隘剑门，继占领剑州(治普安，今四川剑阁)，歼蜀军万余，擒获王昭远。

公元964年 平后蜀

后蜀的最后一个皇帝孟昶生活上非常荒淫腐朽，经济上残酷剥削人民，引起农民不断的举行起义。孟昶对宋的统一战争十分恐惧，乾德二年(904年)，他派出间谍交通北汉，要求北汉发兵南下打过黄河，蜀军则从黄花谷、子午谷北上，占领潼关(陕西潼关)以西之地，“使中原表里受敌”。赵匡胤抓住了后蜀的把柄，高兴地说：“吾西讨有名矣。”964年十一月，赵匡胤派忠武军节度使王全斌统兵六万攻后蜀，蜀军一触即溃，纷纷投降。蜀主孟昶哀叹说：“吾父子以丰衣美食养兵四十年，无一人为我东向发一箭”，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孟昶投降，宋得后蜀四十五州、一百九十县之地。但是，在灭蜀战争中，大将王全斌等居功自傲，日夜宴饮自乐，放任部下屠杀降兵、掠夺民财，当地军民不堪忍受，结果爆发了上官进、全师雄等领导的蜀兵和群众的反抗斗争，三年后，宋在四川的统治才稳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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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71年 灭南汉

宋军灭蜀后，把统一战争的矛头指向南汉。赵匡胤在派兵出发之前，曾通过南唐劝说南汉后主刘鋹投降，遭到刘鋹拒绝。开宝三年(970年)九月，宋廷以潘美为将率兵讨伐南汉。宋军自郴州(湖南郴县)南下，占领广西北部几个重镇，接连攻拔了韶州(广东韶关)，打开了南汉北边的门户。开宝四年(971年)正月，宋军再克英州(广东英德)等地，逼近了广州。南汉主调集大军，准备死守广州，宋军采用火攻克广州，刘鋹投降，得六十州、二百十四县之地，南汉灭亡。

公元973年 交阯内附

交阯，本汉南越之地。后汉置交州(治争越南河内西北)，唐改交州总管府。五代朱梁时，交州土豪曲承美乘中原之乱，据有12州之地。南汉遣将攻承美，置交州节度使。宋太祖乾德初，节度使吴昌文死，其将吴处玶、杜景硕等争立，部民啸聚，起为寇盗，管内大乱。骧州刺史丁公著子部领平乱，交人推为州帅，号大胜王，在位三年，逊位于其子丁琏。开宝四年(971年)，朱平南汉。六年(973年)，丁琏遣使贡方物，并上表请求内附，太祖授丁琏检校太师充静海军节度使、安南都护。八年(975年)，又遣使贡犀象、香药等，宋加封交阯郡王。

公元975年 攻取江南 此条改

南汉灭亡后，南唐己全部陷于北宋的包围之中，为了避免北宋的进攻，南唐主李煜自动取消国号，称“江南国主”，以讨好宋朝。开宝七年(974年)，宋太祖诏煜赴阙，煜称疾不奉诏，宋遂兴师致讨。九月，遣曹彬、潘美等率兵南征。先是，江南人樊若冰(一作若水)在采石度江之广狭，得其立足之数，诣阙献策，太祖从之，于荆湖造大舰及黄黑龙船数千艘，将浮江以济师。至是，以若冰为向导。十一月，宋军先试浮梁于石牌镇(今安徽安庆西)，李煜君臣闻之，以为儿戏，不在意。宋移浮梁于采石(今属安徽马鞍山)，系缆三日而戒，不差尺寸．大军过之，如履平地。江南水、陆军备万人来争浮梁，为宋军击败。宋军越过采石后，直趋南唐首府金陵(今江苏南京)。开宝八年(975年)正月，南唐兵水陆十余万，在秦淮背城而阵，宋军猛烈攻击，南唐兵大败。一月，宋军败南唐兵万余于白鹭洲．包围金陵。南唐兵多次出击，均被击败。六月，宋军败南唐军两万余众于城下。十月，南唐将领朱令赟自湖口(今属江西)以众入援金陵，号15万，顺流而下，将焚采石浮梁；至皖口(今安徽安庆西南)，为宋军所败，朱令赟被擒。金陵独恃此援，由此孤城愈危。宋师围金陵，自春徂冬，居民樵采路绝，兵又数败，城中夺气。南唐多次派使者请求宋军退兵，太祖按剑谓日：“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十一月，曹彬约束诸将，破城时不许妄杀人。二十七日，宋军攻陷金陵，曹彬整军成列，至宫城，李煜奉表纳降，与群臣迎拜于门，南唐遂亡，宋得江南之地，凡州十九，军三、县一百零八。

计杀林仁肇

林仁肇，福州人，体魄雄健，骁勇善射，五代时南唐名将，人称“林虎子”。后周显德二年（955年）十一月，周世宗柴荣率军南下淮南，企图消亡南唐。正阳桥一役，林仁肇率敢死之士四人逆风举火焚桥，力阻周军进击。后周驸马、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见他力拨乱箭，非常勇悍，急令退兵。林仁肇先后任南唐润州、鄂州节度使，乾德三年(965年)任洪州节度使、南都留守。开宝四年(971年)，宋灭南汉，林仁肇上言，建议乘虚攻取宋淮南地，南唐后主不允。宋朝建立后，宋太祖欲统一江南，视林仁肇为一大障碍。经精心策划，制定了反间计。宋太祖先派人窃得林仁肇的画像，悬挂在宫中别殿，对南唐使者言：“仁肇将来降，先持此为信。”又指空馆曰；“将以此赐仁肇。”使者回言，李煜果中此反间计，竟用鸩酒毒死林仁肇。南唐失去了一个名将，不久宋兵南下，就无人可以抵挡了。宋开宝八年（975年）宋军陷金陵，李煜出降。三年后被赵匡义派人毒死。李煜死前，后悔误杀该国将军林仁肇，但已来不及了。

公元976年 烛影斧声

公元976年，宋代开国之君赵匡胤一夜之间猝然离世，正史中没有他患病的记载，野史中的记载又其说不一。他的死因成了一桩离奇的悬案。《湘山野录》中说，开宝九年10月，一个雪夜里，赵匡胤急召他的弟弟晋王赵光义入宫。兄弟二人在寝宫对饮，喝完酒已经是深夜了，赵匡胤用玉斧在雪地上刺，同时说：“好做好做”。当夜赵光义留宿寝宫。第二天天刚亮，赵匡胤就不明不白地死了。赵光义受遗诏，于灵枢前继位。《烬余录》说，赵光义对赵匡胤的妃子花蕊夫人垂涎已久，趁赵匡胤病中昏睡不醒时半夜调戏花蕊夫人，惊醒了赵匡胤，并用玉斧砍他，但力不从心，砍了地。于是赵光义一不做二不休，杀了赵匡胤，逃回了府中。《涑水纪闻》里说：太祖去世时已是四鼓。宋皇后叫内侍王继恩把皇子德芳叫来。王继恩考虑到太祖早就打算传位于晋王光义，于是没去找德芳，却找来了赵光义。进宫后，宋皇后问：“是德芳来了吗?”王继恩说：“晋王来了。”宋皇后惊诧莫名，后来突然醒悟，哭着对赵光义说：“官家，我母子的性命，都托付给你了。”“官家”，是宋朝宫廷内对皇帝的称呼。晋王说：“我们共保富贵，你不要担心。”

公元976年 大理入贡

后晋天福二年(937年)，白蛮大姓段思平灭大义宁。建大理国，分8府、4郡、37部。宋太祖建隆四年(963年)，王全斌平蜀后，欲乘胜直取大理．太祖鉴唐之祸基于南诏，因挥玉斧划大渡河以西云：“此外非吾有。”太平兴国初，宋于黎州(今四川汉源北)大渡河造船，以济西南蛮夷欲朝贡者，大理遣使乞内附，太宗册其王为云南八国都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大理国遣使入宋进贡方物。徽宗时，大理国王段和誉多次乞修朝贡，政和六年(1116年)，遣进奉使李紫琼、副使李伯祥入贡，献马380匹，另有麝香、牛黄，衣甲、细毡等物，七年二月至汴京。徽宗封段和誉为云南节度使、大理国王。绍兴六年(1136年)，大理又入贡。其后，南宋因西北买马路绝，遂转向大理买马，每年多选5000匹。

公元977年 漳泉归宋

宋初，占有漳州(今属福建)、泉州(今属福建)的清源军节度使留从效上表称藩，贡奉不绝。建隆三年(962年)，留从效卒，张汉思、陈洪进先后自立为节度使。乾德二年(964年)二月．改清源军为平海军，授陈洪进节度使。开宝八年(975年)，宋平江南，陈洪进不自安。太宗即位，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八月，陈洪进到开封朝见太宗，留之不遣还。三年四月，陈洪进采纳幕僚刘昌言的建议，上表献所管漳、泉2州，14县，漳、泉入宋版图。

公元978年 钱俶归宋

吴越都杭州，据江浙一带。太祖初即位，吴越王钱俶即遣使致贺，随后连年上贡。北宋攻打南唐时，令吴越出兵相助，南唐主李煜写信给钱俶说：今天没我，明天岂能有你，早晚你也是汴梁一平民罢了。钱俶不听，为了表示对宋太祖的忠诚，将来信送呈宋太祖，然后，派兵随从宋军，在宋将监督下攻润州、金陵(今江苏省南京市)。南唐被攻灭后，宋太祖于公元976年召他入朝，以重礼相待，然后放他回吴越。976年，赵匡胤死去。978年四月，割据福建的陈洪进献漳、泉二州，县十四；随后钱俶亦献其吴越土地州十三、军一、县八十六，至此，南方各地的割据政权基本消灭了。公元988年，钱俶60大寿。当时，南唐李煜、南汉刘伥都已经死去，只剩下钱俶一个废王。宋太宗派使者赠赐礼物，祝贺他的生日。钱俶设宴招待使者，一直到天晚才罢席。就在当天晚上，钱俶突得暴病而死于汴京。后人怀疑为太宗派使者暗中下毒所致。

宋太祖以诚待钱俶

五代十国时吴越国王钱俶初次朝见宋太祖，宋朝大臣上疏请求太祖扣留钱俶，以免后患，太祖没有听从，说：“不用担心，钱俶如果不想归降，必定不会来，现在把他放回，正可收买他的心。”钱俶辞行回国时，一再表示愿做宋朝的属国。宋太祖也诚恳相约：“尽我一生，尽你一生，真心相待。”并拿出一个封好的匣子交给他说：“回国后才能打开。”钱俶回国途中，焚香朝拜这个匣子，一到钱塘，打开一看，原来是群臣要求太祖扣留钱俶的奏章。钱俶看后，不禁流出眼泪，说：“皇上不顾群臣之议，独独让我回国，我怎忍心辜负皇恩呢？”等到太宗即位时，为了不负旧约，钱俶谋虑把国土划归宋朝管辖。

公元979年 太宗平定北汉

开宝九年（976年），宋太祖死，其弟赵光义继位，是为宋太宗。太宗继承太祖未竟的事业，使用政治压力，迫使吴越钱俶和割据福建漳、泉二州的陈洪进纳土归降，两浙、福建亦归入宋的版图。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正月，宋太宗亲率大军北征，采用了围城打援的战法，他先派一支大军到太原北面的忻州石岭关一带，堵截辽国援兵，在忻州附近击败辽军，于是主力长驱进围太原，宋太宗亲自指挥 在太原城下筑长围，太原被围数十天，城中粮尽援绝，北汉主刘继元开城出降。北宋统一战争至此结束。北宋王朝自公元963年至979年，经过16年的战争，结束了自唐朝安史之乱以来的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实现了南北方主要地区的统一，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宋太宗礼待亡国君

五代十国北汉君主刘继元归降宋太宗，宋太宗以礼相待 对他非常客气。刘继元做皇帝时性情非常残暴，凡是臣下对他稍不敬顺，必然全家被杀。归降以后，宋太宗保全了他的性命，对人说：“刘禅归降司马昭，但司马昭却经常戏弄刘禅，这是不仁德的。亡国之君多半昏庸懦弱 如果有远见卓识，又怎么会亡国呢？他们应该得到怜悯和同情。刘继元虽然归降了我，但我即使以宾客之礼待他，恐怕也很难抚慰他亡国的伤痛啊。”

公元980年 太宗讨黎桓

宋与交阯重要战役。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交耻郡王丁琏厦父部领皆卒，其弟丁培嗣立，称节度行军司马权领军府事。丁璿年幼，大将黎桓擅权，劫丁璿幽于别第，并囚其旗人。而代统其众。太宗闻讯，大怒，于是年八月发兵讨黎桓。诏命孙全兴等为陆路兵马部署，从邕州进．命刘澄等为水路兵马部署，自广州从海上进。宋军首战告捷，破交州兵万余，斩首两千余级。六年春，又破交阯兵于白藤江口，斩首千余级．获战舰二百艘。知邕州侯仁宝率前军深入，孙全兴与仁宝不协，屯兵不进。黎桓诈降，侯仁宝信之，遂为所害。宋前军失利，将士又多不服水土。转运使许仲宣急报朝廷，遂班师。此后，黎桓专据其土，取代丁氏，宋廷亦不得不给予承认。

公元982年 涪陵之祸

宋太宗即位后，初封其弟廷美为齐王、开封尹。不久以平北汉有功，进封秦王。貌似尊宠，实甚猜忌。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魏王赵廷美谋划篡夺皇位的阴谋泄露。宋太宗赵匡义遂罢免了他的开封府尹。赵匡义念其手足之情，并多次立有战功，于是仍令其为西京(今洛阳)留守。魏王赵廷美一脉宗室，由此暂时全部迁居到了西京。赵廷美被贬谪任西京留守后，暗中仍与兵部尚书卢多逊频繁勾结。九月，赵普上言卢多逊以中书密事告廷美，因谋皇位。多逊被剥夺官爵，流放崖州(今海南)，中书、王府等官员皆处死，廷美勒归私第。赵普旋又指使开封知府李符上言“廷吴不悔过，怨逐，乞徙远郡，以防他变”。于是,廷美被降为涪陵县公，遣房州(今湖北房县)安置，其妻楚国夫人张氏亦削去国封，并派人对其进行监视。赵廷美迁居房陵后不久，就忧愤成疾，吐血而终，年仅38岁。

北宋加强中央集权

开篇语

北宋建立后，宋太祖“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久之计”，曾问计于宰相赵普。赵普认为唐未以来割据局面的形成，在于“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于是，宋初统治者在进行统一战争的同时，吸取唐末五代时期藩镇割据、军弱臣强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杯酒释兵权、分割宰相权力、削减长官的权力、发展科举制度、改革军事部署等。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对解决中唐、五代以来藩镇跋扈的局面，对维护国家统一，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客观上也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些措施虽然解决了中央与地方藩镇的矛盾，却种下了“积贫积弱”的祸根。

公元961年 杯酒释兵权

公元961年（建隆二年）秋，赵匡胤宴请石守信、王审琦等几位高级将领，酒席间，赵匡胤对在座的将领们说：“我非尔曹之力，不得至此，念尔曹之德，无有穷尽。然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也。”石守信等人忙说，现在天下已定，谁还敢有异心！赵匡胤说：“汝曹虽无异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虽欲不为，其可得乎？！”石守信等人吓得涕泣叩头，请求太祖指明出路。于是，赵匡胤说：“人生如白驹过隙，所谓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帛，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尔曹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之业，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我且与尔曹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次日，石守信等人乃上书称病辞职，乞解除兵权，赵匡胤一一批准，并赐他们良田美宅，让他们做空头节度使去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

公元961年 整顿禁军

宋初军制的制定，宋太祖可谓是用心良苦，他充分吸取前代的教训，最大限度的消除了唐末五代的弊端。宋代兵制分为禁军、厢军、乡兵、蕃兵四种，其中禁军是中央直接控制的精锐部队，用以保卫皇室、京都和镇戍地方。宋太祖即位的第二年，即着手整顿禁军，裁汰老弱，补充精壮，又下令各地选勇壮兵士升为禁军。为了更有效地控制这支武装力量，赵匡胤于961年将“殿前都点检”等禁军高级将领撤销，设殿前都指挥使、马军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即所谓“三帅”来分别统帅禁军，“三帅”皆用一些资历较浅，容易驾驭的人担任，他们只有将兵之权，而无发兵之权，并且时常调动。另置枢密院，掌发兵之权，使将兵权和发兵权分离，二者相互牵制，最后听命于皇帝。同时，在禁军的驻屯上，又采取了“内外相维”的方针，禁军的一半驻守京师，另一半驻全国各地，边境上只有少量禁军，“畿甸屯营，倍于天下”，“收四方劲兵，列营京畿，以备宿卫，分番屯戍，以捍边圉。于时将帅之臣入奉朝请，犷暴之民收隶尺籍，虽有桀骜恣肆，而无所施于其间。凡其制，为什长之法，阶级之辨，使之内外相维，上下相制，截然而不可犯者，是虽以矫累朝藩镇之弊，而其所惩者深矣”。这种强干弱枝的办法，对于削弱藩镇势力、加强军权起了积极的作用。宋朝中军中小的兵变有一些，但再没有出现大的动荡。而在宋初平定各个割据势力和防御辽国的战争中，禁军还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宋初军制的弊端

宋太祖颇有军事才能，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挥制度的好处。而北宋后来的皇帝没有宋太祖的才能，在制度上又墨守成规，宋初军制的弊端就越来越突出了。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士兵缺乏训练，将领不熟悉士兵的情况，给作战指挥带来了很大的问题。而禁军招募和选练制度的越来越流于形势，宋朝统治者为了防止民众造反，在灾荒之年，大量招募破产的农民为兵，虽然减少了民变，但因为缺乏训练，禁军数量急剧膨胀，战斗力却大大下降。皇帝在选拔将领的时候往往只注重他是否听话，而不注重才能，在作战指挥的时候，又多对将领进行遥控，束缚了他们的指挥。这使得北宋虽然有百万大军，但在与辽国和西夏的作战中却连连失利，处于被动防御的地位。

公元964年 收财权

宋廷为了削弱地方政府的财权，消除形成割据的经济基础，乾德二年(964年)规定，每年各州赋税收入，除度支经费外，余则“悉辇送京师”。凡以“留州”、 “留使”等名目截留的财物，一律上缴。此后又规定，地方财权通过路一级转运使、州一级通判、县一级主簿最终统归中央。中央则以三司总掌财政，号称“计省”，下设盐铁、度支、户部三部。三司长官为三司使，称为“计相”，地位仅次于宰执。北宋不仅收缴地方的财权，还限制藩镇享有的商业特权，严禁官员“赍轻货，邀厚利”，以达到“利归公上，而外权削矣”的目的。“天下支用，悉出于三司”。

公元965年 行更戍法

宋太祖初定天下，为纠正兵骄将专、横猾难制的弊端，于乾德三年(965年)八月，采纳赵普的建议，立更戍法。所谓“更戍”即更换戍守地点，宋太祖赵匡为了防止将领把士兵变为私有资产，使军队的屯驻地点时常更换，而统兵将帅却长驻防地，不随士兵行动。名义上是让士兵“习山川劳苦”，提高素质，实质上是“不使上下人情习熟”，造成兵无常将，将无常师，兵将分离的局面。这一措施虽然限了将帅拥兵自重抗拒中央局面的出现，但也带来了军队不能认真训练、作战指挥不灵、军队战斗力弱等弊端。

公元969年 宫宴罢节镇

开宝二年(969年)十月，凤翔节度使王彦超及诸藩镇入朝。太祖设宴于后苑，酒酣，太祖从容谓之曰：“卿等皆国家宿旧，但久临大镇，政务繁忙，非吾优贤敬老之意。”彦超领会其意，当即奏曰：“臣本无勋劳，久冒荣宠，今已衰朽，请将我放归田园吧。”但安运节度使武行德、护国节度使郭从义、定国节度使白重赞、保大节度使杨廷璋竟自陈攻战阀阅及履历艰苦，大祖当即谓之“此异代事，何足论”。次日，皆罢去。仅保留其每逢一、五日朝见皇帝的“奉朝请”的待遇。藩镇势大难制之痼疾被根除了。

公元987年 以文臣充换武将

赵匡胤解除了慕容延钊、石守信等人的兵权后，开始用文臣知州事；对于拥兵割据的大藩都借故把他们调离，或使其遥领他职，死后也不许子孙袭职，逐步任命文臣代替原来的武将。宋太祖曾对赵普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用儒臣干事者百余人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太祖后的重文轻武成为宋朝政治上的一大特色各个皇帝，也继续实行这个方针，是谓“兴文教，抑武事”。987年正式下诏曰：“文臣中有武略知兵者，许换秩”。这样，文臣代替武将，武将调离军职，进一步堵塞了军阀割据的道路。

扩大仕途

北宋统治者在集权的同时，广泛吸收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参政，不断扩大封建政权的阶级基础。科举“有进士，有诸科，有武举。常选之外，又有制科，有童子举，而进士得人为盛”。与唐相比，北宋科举制具有规模大、制度严谨等特点。宋朝的科举制在唐代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具有自己的特色，主要表现在分三级考试（乡试、省试、殿试），大体上每三年举行一次。乡试主要在州一级考试，省试指属于尚书省礼部主持的全国举子考试，省试通过后要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此后，殿试成为定制，录取权皇帝直接掌握。所有及第的人于是都成了“天子门生”。殿试后，举行皇帝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的典礼，并赐宴琼林苑，故称琼林宴。殿试第一名称榜首，第二、三名称榜眼，一、二、三名都可称状元。南宋以后，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宋代的考试科目很多，大体上可分为进士、明经、诸科、制科、童子及试举等几类。在这些科目中，以进士科的地位最为显赫重要。录取名额比唐朝大大增加。另外，宋代针对以前科场舞弊的教训，在科举考试中采取了一系列的防微杜渐的措施：锁院制度；糊名制，这也是后世考试中密封试卷制度的起源；誊录制度；别试制度，保证了科举考试的公平性；复试制度。北宋科举及第者享受优厚的待遇，进士及第即授官职，特别是在“兴文教，抑武事”政策的影响下，大批文人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政坛，从此便“赫然显贵”。统治者还用“特奏名”的办法吸引更多的知识分子参政。开宝二年(969年)规定，凡举人参加过15场科举考试末及第者，一律特赐本科出身。真宗时，对已应试5场未及第者即赐出身。

削弱相权

赵匡胤集中政权，是从中央和地方两方面进行的。在中央主要是分割缩小宰相的权力，自秦始皇称帝设立相后，宰相的权力很大，这样，就发生了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北宋建立后，沿袭唐制，执政的宰相称平章政事。为了防止宰相擅权，赵匡胤首先在平章政事下设“参知政事”为副相，负责处理全国政务，以分割相权。同时，还把唐末五代时设置过的枢密使作为常设官员，置枢密院，专掌军事政令和调动禁军，以此来分取宰相的军权。枢密院与中书门下（宰相、参知政事的官署）对掌文武大政，合称“二府”，二者分别奏事，彼此不相知，共同受命于皇帝。为了分割宰相的财权，又设置户部、盐铁、度支三司，置三司使，专管四方贡赋和国家财政。其中户部掌户口、赋税和榷酒；盐铁掌盐铁专营及兵器制造；度支掌财政收支和漕运。三司使合称为“计相”，地位仅次于宰相。这样，本来无事不统的宰相就只剩下有限的权力了。中书门下、枢密、三司，三者不相上下，共同对皇帝负责，大权集于皇帝一身。在中央机构中，还有审刑院，详议裁决各地上奏案件，不归宰相统领，直属于皇帝。学士院，设翰林学士，为皇帝草拟诏书御史台和谏院，负责纠察百官，议论朝政得失。但是，宋代的院台与以前不同，其前的谏院、谏官，负责规劝皇帝，而宋代的谏官则主要是监督宰相等官员。这样，通过削弱相权，逐步加强了皇权。

削弱地方官权力

早在唐末五代时期，各地节度使割据一方，兼领数州，称为“支郡”。不久，就取消了支郡，各州直辖于朝廷。还规定“列郡用京官权知，三年一换”，并一律由文官担任，称“知州”、“知府”等；又设“通判”监督知州，与知州权力相同，互相牵制。各州郡的文件，必须“通判”署名才能生效，通判还可以直接向皇帝报告知州的情况。后来，又把全国分为十五路，陆续设转运使，提点刑狱、安抚使、提举常平等四司，专管地方财政、司法、军事、农田，统称为“监司”，除安抚使外，都由文人充任。这样，地方权力便收归中央了。

官、职、差遣分离

为了便于对官员进行控制，在官员任命上，北宋还采取了官、职、差遣分离的办法。所谓官，是表示品位高低和薪俸多少的官衔；职是加给官员以殿阁大学士等一种名义，只有差遣才是官员担任的实际职务。无论中央或地方官员，均由皇帝差遣担任，从而防止了官员与地方势力结合对抗中央，加强了中央对官员的直接控制。这种官职分离的制度，对防止专擅之弊，是有一定作用的。但矫枉过正，造成了冗官冗职太多的现象，居其官而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于是，神宗时又有元丰官制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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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与辽夏的战争

开篇语

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后，攻太原(今太原西南)时曾败辽援军于石岭关(今山西阳曲东北)，产生轻敌思想，在部队未及休整、准备的情况下，当即督军北进，企图一举夺回燕云地区。时辽朝已为景宗耶律贤执政，经过改革，国力有所增强。宋军在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失败，全军溃退，损失惨重。此后辽军曾六攻宋境，均被宋军击退。雍熙三年(986年)，赵光义再次全力攻辽，在岐沟关(今河北涿州西南)等地被歼20余万，精锐尽失。赵光义丧失胜辽信心，遂实施专守防御。辽则采取攻势战略，连年攻扰宋境。辽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辽军20万攻宋，进至澶州(今河南濮阳)北，宋真宗赵恒亲至前线督战，小挫辽军。双方均感无力消灭对方，遂签订“澶渊之盟”。辽宋战争结束，此后120年，双方和平相处。宋宝元元年(1038年)，党项主元昊公开反宋，称帝自立，建大夏国，史称西夏。宋为防御夏军，在主要防御方向上修建近百个军事据点。三年至庆历二年(1042年)，元昊三次大规模攻宋，均获胜利。因争夺辽境党项部落，辽夏矛盾激化。元昊为避免两面作战向宋请和。四年，辽军10万攻夏前，宋夏签订和约，元昊向宋称臣，宋赐岁币22.5万，宋夏大规模战争基本结束。此后夏仍不断攻扰宋边，但均属边界冲突。西夏在贺兰山(今银川西北)大败辽军，辽军于重熙十八年(1049年)再次攻夏，先败后胜。夏被迫求和，二十三年双方重修旧好，辽夏战争结束。

公元977年 辛仲甫使辽

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四月，宋葬太祖，辽遣使会葬。五月，命辛仲甫使辽答之。仲甫(927～1000年)，孝义人，为官有治绩。赵普曾向太祖荐其文武兼资。仲甫至境上，闻朝廷计议兴师伐北汉，而北汉倚辽为援；停留未敢进，飞奏朝廷。诏遣行。至辽，辽主问曰：“闻中朝有党进者真骁将，如进之比凡几人?”党进时任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仲甫对曰：“名将甚多，如进鹰犬之材，何可胜数!”辽主欲留仲甫，仲甫曰：“信以成命，义不可留，有死而已。”辽主知其秉节不可夺，厚礼遣还。太宗谓左右曰：“仲甫远使绝域，练达机宣，可谓不辱君命。若更得如仲甫数人，朕何患也!”

公元979年 高梁河之战

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灭掉了盘踞在太原的北汉后，想乘胜收复幽云十六州。宋军于镇州（今河北正定）集结，北进至幽州城下，宋军四面攻城，守城辽将耶律隆运全力防守。由于宋军长期征战师老兵疲，又是孤军深入，后援不继，15日后，辽名将耶律休哥率兵来援，在幽州城北的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大败宋军。宋太宗负伤乘驴车仓皇逃归。高梁河之战是宋朝第一次大规模主动出击辽的一次战役，是宋朝为收复燕云失地做出的第一次努力，最后以失败告终。这次失败，宋军受到巨大损失外，严重挫伤了宋军的自信心。而辽军经过这次胜利便开始轻视宋人，并由此开始了肆虐的南侵，宋辽又开战端。

幽云十六州“幽”是今北京，“云”是今大同，幽云十六州大抵包括今天的河北、山西北部和北京、天津，这里自古以来是中原王朝阻挡北方游牧民族南侵的主要屏障。十六州是幽（今北京市）、蓟（河北蓟县）、嬴（河北河间）、莫（河北任丘）、涿（河北涿县）、檀（河北密云）、顺（河北顺义）、新（河北涿鹿）、妫（河北怀柔）、儒（河北延庆）、武（河北宣化）、云（山西大同）、应（山西应县）、寰（山西朔县东马邑镇）、朔（山西朔县）、蔚（河北蔚县），总称幽云十六州。北宋末亦称燕云十六州。幽云十六州地势险要，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五代时，属唐。公元936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了当皇帝，割幽云十六州与契丹。北宋建立后，赵匡胤即着手进行统一全国的活动，在统一南方各割据势力的过程中，特设“封桩库”，把征南所得的财富存在库内，赵匡胤曾对臣下说：“俟斯库所蓄满三五十万，即遣使与契丹约，苟能归我土地民庶，则当尽此金帛充其赎直。如曰不可，朕将散滞财，募勇士，俾图攻取耳”。但此志未竟，太祖身死。

公元979年 徐河之战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七月，宋太宗北伐契丹，于高梁河失利之后，命刘延翰、李汉琼率兵屯真定(今河北正定)，崔彦进屯关南(今河北河间东)，崔翰屯定州(今河北定县)以备契丹。是年冬，契丹果大举入侵，刘延翰、李汉琼、崔彦进、崔翰诸将率军阵于徐河(今河北满城北)。遵照宋太宗授予的阵图布阵，将诸军分成八阵，准备与辽军会战。右龙武将军赵延进认为：如此布阵，我军势悬力隔，有所不利，不如合力进攻，可以决胜。并主动承担违诏之罪。于是，宋军分为二阵，前后相副。双方大战于徐河，三战，辽军崩溃，悉走西山，士卒投坑谷死者不计其数；又追奔到遂城(今河北徐水西)，斩辽军万余级，俘三万口，获马千余匹，擒契丹酋长三人。

公元979年 满城之战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在宋辽战争中，辽军攻宋，在满城（今河北满城北）被宋军击败的一次作战。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七月，宋攻辽高粱河之战后，宋太宗赵光义料辽军必将反攻，遂分兵屯守要冲之地，御辽南进。命河阳节度使崔彦进等镇守关南（今河北高阳东）；以都钤辖刘廷翰、钤辖李汉琼戍镇州（治真定，今河北正定）；令殿前都虞侯崔翰知定州，节制缘边诸军，准其便宜从事，并授阵图予诸将。九月初三，辽景宗耶律贤果命燕王韩匡嗣为都统，南府宰相耶律沙为监军，率兵数万自南京（即幽州，今北京）分两路南下，企图进攻镇州。东路由韩匡嗣、惕隐耶律休哥、南院大王耶律斜轸等率领，沿平原开进；西路由南京统军使耶律善补率领，沿山后南趋。三十日，辽军进抵满城西集结。时刘廷翰已率部列阵于徐河（今河北满城北），崔彦进率所部自关南北上黑芦堤（今河北容城西南）北转向西进，沿长城口（今河北徐水西北）潜师辽军侧后，对辽军形成夹击之势。未几，李汉琼、崔翰亦领兵抵徐河，下令按太宗所授阵图布八阵。右龙武将军赵延进登高瞭望，见辽军势盛，冒违诏改阵之罪，力主集中兵力对敌。监军李继隆附议，崔翰乃示形应变，改八阵为二阵，前后相副。及辽军列阵，宋遣使赴辽营诈降。耶律休哥识破宋军企图，劝韩匡嗣严阵以待，不可轻信。韩匡嗣不听，放松戒备，果遭宋军突袭。辽军仓促应战，指挥失措，大败。韩匡嗣引兵向西溃逃，又遭崔彦进伏击，死伤甚众，残部逃往遂城（今河北徐水西北）西。宋军乘胜追击，又斩杀辽兵万余，获战马干余匹。耶律休哥整兵而战，宋乃罢兵。辽西路军闻韩匡嗣败奔，亦收兵而还。

公元980年 雁门关之战

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三月，辽西京大同府节度使、驸马、侍中萧咄李率十万大军，气势汹汹地向雁门关进发，这是辽国向北宋发动的第二次大举南侵。雁门关地处北宋与辽交界地带，是北宋防御辽国进攻的重要关口，守将杨业时任州刺史。杨业即世传“杨家将”中杨继业的原型，骁勇善战，外号“杨无敌”。此时，杨业麾下仅有守军数千人，面临大敌来攻，他急遣信使请求节制西北边疆军事、正驻守太原的潘美发兵援助。而潘美却拒不发兵。他以为，雁门关虽是战略要地，但只能暂时阻挡辽兵的攻势，并不能用来坚守以长期拒敌。因此，潘美只是积极准备固守太原，没有发兵援助杨业固守雁门的打算。

辽兵已至雁门关，潘美却按兵不动，仅凭杨业的数千兵马守关，势必无法抵挡萧咄李的十万大军。在此危急关头，杨业只得冒险设计，欲用奇兵袭击辽军统帅的指挥部，“擒贼先擒王”，若辽军统帅被擒获，则辽之十万大军可不战自溃。以数千骑袭击敌人十万大军，诚为至难至险之事，而事已至此，杨业别无选择。计议已定，杨业留副将守雁门关，自己则率“麾下数千骑自西径而出，由小径至雁门北口，南向背击之，契丹大败。”根据这段记载，可知杨业乃是采用从敌人背后发动突然袭击的战术，一举将辽军击溃的。当时，辽军正在准备进攻雁门关，没料到宋军会在背后猛插一刀，又不知宋军到底有多少人马，顿时大乱，纷纷逃窜。混战中，杨业判断辽军统帅必在中军旌旗簇拥之处，于是率军猛攻辽军中军。只见辽军旗鼓簇拥之处，有一人骑着一匹高大骏马，杨业知此人必是辽军主帅，乃率众击之。骑骏马者正是辽军统帅萧咄李，在宋军的猛烈冲杀下，其左右卫兵皆被冲散，萧咄李竟被宋军斩杀。萧咄李一死，辽军顿时成了一盘散沙，皆无心恋战。守卫雁门的宋兵见杨业袭击成功，也开关杀出，辽军大溃，退至大同。杨业挥军追杀，擒获辽军都指挥使李重海而还。

杨业以少胜多、取得雁门关大捷的消息传至太原，潘美不信，及查证属实，顿时恼羞成怒，妒火中烧，竟上疏宋太宗，劾奏杨业之短。幸好宋太宗此时还算明智，将潘美的“谤书”封好，遣使送给杨业看，并升杨业为领云州观察使。兼代、郑南州刺史，算是对杨业雁门关大捷的奖赏。雁门关大捷是宋辽战争中宋朝为数不多的胜仗之一。杨业在大敌临关的危急时刻。毅然实施背后袭击之中军的战术，而不是被动地据关防守，变被动为主动，其胆其识，极为卓越。

公元980年 瓦桥关之战

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十月，辽景宗耶律贤愤于满城(今满城北)、雁门(今山西代县)两次攻宋失利,亲率重兵于固安(今属河北)集结，再举攻宋。宋太宗赵光义获知，增兵关南(今高阳东)、镇州(今正定)、定州(今属河北)，命诸军严密设防,阻截辽军南下；自率京师大军趋瓦桥关反击。但辽北院大王耶律休哥前锋军，进展迅速，二十九日即将南易水北岸的重镇瓦桥关包围。十一月初一，宋镇、定、关南诸军为解瓦桥关之围，夜涉南易水袭击辽营，被辽将萧翰干等击退。初三，宋军再次救援，被辽军阻于瓦桥关东，守将张师率军向东突围，遭耶律休哥截击，张师战死，余众退回城中。初九，关南宋军于南易水南列阵，与辽军夹河而峙，企图待京师军赶至再行决战。将战，辽景宗虑耶律休哥马和甲独为黄色,易被宋军所识，为隐蔽主力,令耶律休哥以玄甲白马易之，率精骑渡河进击。宋军败逃，辽军乘势追至莫州(今任丘北鄚州镇)，俘宋将数名，斩杀甚众。十七日，辽军班师。

公元982年 李继捧入朝

夏州(治今陕西横山西北)李氏，原姓拓跋，唐赐姓李。唐末，拓跋思恭镇夏州，统银(治今陕西榆林南)、夏、绥(治今陕西绥德)、宥(治今陕西靖边西)、静(治今宁夏银川南)五州之地，为定难军节度使。七传至李继筠。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十月，李继筠卒，李继捧以季弟袭职。宗族不服，从父银州刺史李克远率兵袭夏州；从父绥州刺史李克文上书宋廷，言继捧不当承袭，请令继捧入朝。七年(982年)五月，宋太宗遣中使持诏命李克远为夏州知州，西京作坊使尹宪同知州事，命李继捧及李氏缌麻以上亲者均赴阙。在诸父、昆弟多相怨和李克文的促逼下，继捧不得不率族人入京，并献银、夏、绥、宥、静五州之地。继捧到达汴京后，要求留居京师，太宗大喜，授继捧为彰德军节度使，赐白金千两、帛千匹、钱百万，并赐姓赵，更名保忠。后继捧叛服不常，景德元年(1004年)卒。

李继迁叛服

太平兴国七年(982年)五月，李继捧入朝献地，其族弟都知蕃落使李继迁居银州，不愿内徙，与弟继冲、亲信张浦策划叛宋。六月，李继迁诈言乳母死，出葬于郊，将兵甲置丧车中，挈其家族数十人出奔地斤泽(今内蒙古境内毛乌素沙漠中)，进行反宋，累攻银、夏等州。淳化二年(991年)，继迁在安庆泽(今内蒙乌审旗北)兵败请降。太宗以继迁为银州观察使，赐姓名赵保吉，未几，继迁复叛，掠环州(治今甘肃环县)，攻灵州(治今宁夏灵武)，宋遣李继隆等进讨继迁，并堕夏州城。五年，李继迁遣弟廷信入朝献驼马谢罪。至道元年(995年)，又遣亲信谋臣张浦入贡，太宗留之，遣使拜继迁鄜州(治今陕西富县)节度使，继迁不受。又攻打靖远军(今甘肃环县西北)，并于浦洛河(今宁夏灵武东南)夺宋刍粟40万。二年，宋太宗发五路兵进讨平夏，无功而还。三年十二月，李继迁又遣使纳款，恰逢真宗即位，授继迁定难军节度使，将银、夏、绥、宥、静五州还之，并退还张浦，继迁势力更盛。没多久，又开始攻占宋境。咸平五年(1002年)三月，李继迁大集蕃部，攻陷灵州，改为西平府。六年，称西平王，西夏基业由此而定。

公元985年 折御卿大战子河汊

府州(治今陕西府谷折氏，为党项大族，世居云中(治今山西大同)。自晋汉以来，雄踞府州，控扼西北，后周时，折德展为靖难军节度使。德展次子御卿，淳化五年(994年)拜永安军节度使。至道元年(995年)正月，辽将韩德威率数万(作万余)骑兵，诱党项、勒浪、嵬族等从振武军(今内蒙托克托)入侵府州。韩德威原以为折御卿外出巡边，准备从山间小路偷袭。折御卿探明敌情，即命部内蕃军断其归路，亲率精兵邀击下子河汊(今陕西府各东北黄河中洲)，辽军败走．尘起迷路，人马坠崖谷死者不计其数。勒浪等族本与辽有隙，阵前反戈，诈为府州军进扰辽军，辽军几被全歼，将领死者二十余人，韩德威仅以身免，涉河逃遁。御卿之名，威震契丹。

公元986年 雍熙北伐

雍熙二年（985年）末，知雄州贺令图等上书，言辽主少国多疑，母后专权，宠臣用事，国人怨疾，建议趁此机会，直取幽州。雍熙三年（986年），宋帝不顾参知政事李至，枢密使方俊等人的反对，下诏分兵三路进行北伐：东路由大将曹彬、崔彦进率主力从雄州出发北攻幽州；中路由田重进统率，由定州攻飞狐；西路由潘美、杨业统率，出雁门关，攻朔（今山西朔县）、寰（今山西朔县东）、云（今山西大同）、应（今山西应县）等四州，最终目标是三路大军会师幽州，与契丹进行决战。三路大军同时前进，东路军刚出击就遇到契丹主力的迎击，大败于歧沟关；中路军闻听东路败北，也就不战而溃；只有潘美、杨业的西路军，出师仅两个月，便战果累累，收复了朔、寰、云、应四州之地，兵锋直抵桑乾河。但是，由于东、中两路守军的溃败，他们却成了孤军深入。契丹在打败东路和中路两路宋军后，调集十万精锐，全力向潘、杨部占领的寰州压来。杨业认为当前主要任务是护送云、应四州吏民，避免与辽正面作战。但监军王侁斥责杨业怕死。杨业被迫率军攻打朔州，并与潘美越好设伏朔州南的陈家谷口。潘美、王侁闻杨业战败，先行撤走，当杨业转战到陈家谷口（山西朔县南），孤军无援，只好回军再战，士卒皆尽，其子杨延玉战死，杨业受伤被俘，绝食三日而死。其他诸路闻杨业死，皆弃城逃走。宋三路大军除田重进全师而还外，其他两路全部被歼。此后契丹连年入寇，宋军完全被动，由进攻转为防守。

杨业

杨业，原名重贵。麟州新秦（今陕西神木）人。父信，为后汉麟州刺史。太平兴国四年（979），杨业随北汉主降宋，遂复姓杨，名业，为左领军卫大将军、郑州防御使。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辽景宗率十万大军攻雁门。杨业率军突袭辽军，辽军大败而回。七年(982年)四月，辽军分路攻宋，杨业统军败辽军于雁门关下，斩辽兵三千人，俘万余人。雍熙三年（986），宋军分三路北伐辽。潘美等听到杨业兵败的消息，非但不前去援救，反而率兵逃跑。杨业遭到辽军伏击，拼死血战，自日中至暮，辗转退至陈家谷口，见无援兵，再率部下力战。他受伤数十处，士卒也死伤殆尽，最后因坐骑重伤不能行走，被俘，英勇不屈，不食三日而死。杨业之死，使北宋朝野震动，宋太宗追赠杨业为太尉、大同军节度使。潘美削三任，王侁等除名编管。杨业勇而有谋，与士卒同甘苦，英勇抗辽，功绩卓著，不愧为北宋名将。其子延昭（即延朗）、孙文广等抵御辽和西夏也多有战功，故后人称为“杨家将”。

公元986年 君子馆之战

雍熙三年(986年)六月，为防辽入侵，宋太宗起用宿将，命左卫上将军张永德知沧州，右卫上将军宋僵知霸州，右骁卫上将军刘廷让知雄州。1月，承天后与辽圣宗领兵南征，以耶律休哥为先锋都统。十二月，辽军与宋将刘廷让、李继隆两军战于君子馆(今河北任丘南)。会天大寒，宋师不能彀弓弩，辽军围廷让军数重，李继隆率军退屯乐寿(今河北献县)，宋军大败，死者数万人，先锋将贺令图、高阳关部署杨重进等将均被擒，刘廷让仅以身免。辽军乘胜下邢州、深州，纵层大掠，自邺(今河北大名)以北，千里萧然。耶律休哥建议，“可乘宋弱，略地至河为界”，承天后与辽圣宗不从．下令班师。自高梁河之败到君子馆之败，宋军先后丧师不下三十万，精锐部队损失殆尽，北部边防，门户洞开。

公元986年 张齐贤守代州

代州(治今山西代县)，为宋河东军事重镇。雍熙三年(986年)七月，杨业战死，代州缺帅．左谏议大夫张齐贤主动请求出任。太宗授之，命与潘美同领缘边岳马。十二月，齐贤到任不久，辽军入侵，直压城下。兵马副部署卢汉贇怯敌．不敢出战，闭城自守。齐贤选厢军2000，慷慨誓师，士气大振．以一当百，将辽军击退。后又在土磴砦(今山西代县西)设伏掩击辽军，“2200之众击败辽军数万，活捉王子1人，帐前舍利1人，斩首2000余级(作数百级)，俘500余人，缴获战马千余匹(一作马2000)，车帐、牛羊、器甲甚众。此役为雍熙北伐后第一大捷，对遏制辽军南下、振作宋军士气具有重要意义。张方平说，宋与契丹大小8l战，惟张齐贤太原之战才一胜，即指此而言。齐贤镇守代州达四年，在练兵、设防、屯田等方面都有所建树。

公元986年 岐沟关之战

高粱河之战后，辽军曾数度越界南下。982年，辽景宗去世，辽军即停止南侵。双方处于休战状态。不过在此期间，宋太宗一直在准备二度北伐，以收复幽州，报仇雪耻。986年，宋知雄州（今河北雄县）贺令图等上言，说辽主少国疑，母后专权，宠臣用事，国人怨疾，建议乘此机会，直取幽云。其实这时辽统治集团君臣协和，政治贤明，并不存在什么可乘之机。但赵光义却信以为真，不顾参知政事李至的反对，不顾粮草、军械缺乏、北伐准备不足、开战胜算不多的实际情况，不和宰相商量，即决定对辽用兵，兵分三路，大举北伐。

是年正月，宋太宗赵光义部署三路进击：东路以曹彬任幽州道行营前军马步水陆都部署，崔彦进为副，率兵10余万，由地形平坦开阔的雄、霸(今河北雄县、霸州)地区北进，趋固安(今属河北)、涿州；另以米信为幽州西北道行营马步军都部署，率一部兵力经新城(今河北新城东南)并趋涿州。中路以田重进为定州路都部署，率数万兵自定州(治安喜，今河北定州)北趋飞狐(今河北涞源)，攻取蔚州(治灵仙，今河北蔚县)。西路以潘美为云、应、朔路行营马步军都部署，杨业为副都部署，率军自代州(今山西代县)越恒山出雁门关，攻取寰(治寰清，今山西朔州东北马邑)、朔、应(今山西应县)、云(治云中，今山西大同)诸州。宋军的战略意图是三路齐发，以东路军自雄、霸地区实施佯动，声言进取幽州(今北京)，持重缓行，吸引辽军主力于幽州以南，使其无暇西顾，保障中、西两路攻取山后(今河北太行山、军都山、燕山迤北临近地区)诸州。尔后三路会攻南京(即幽州，今北京)。辽承天太后萧绰闻讯，决定以骑兵之长和平坦广阔的有利地形，集中主力先破宋东路军，再移师逐个击破。遂部署南京留守耶律休哥率部先趋涿州阻击，继以东京留守耶律抹只率军驰援幽州；自与圣宗率精骑数万进抵驼罗口(今北京南口附近)应援。同时，以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为山西兵马都统，率军进援山后，阻击宋中、西两路军东进。命林牙(官职)勤德守平州(今河北卢龙)海岸，以防宋军由海上袭击侧后。

三月初，宋军开始进攻。西路军出雁门关西口北上，克寰、朔二州后，转破应州，北取云州；中路军克飞狐，分兵一部围灵丘(今属山西)，以大部兵力于飞狐北击败辽援军后，直取蔚州。至四月中旬，西线已攻占山后要地。此时，东路曹彬部亦克固安、涿州。耶律休哥在援军未到之前，避免与宋军争锋；昼出精锐虚张声势，夜遣轻骑袭扰，暗潜部分兵力设伏宋军侧后，断其粮道，疲惫宋军。曹彬10万军占据涿州仅旬余，即迫于粮草不济而退兵。至白沟(今河北新城东南)被太宗传令即止，严令其缘白沟河趋新城，与米信部会合，养精蓄锐，待中、西两路会师，再北进取幽州。曹彬率军抵新城后，由于部众求功心切，未及中、西路会师，即又孤军冒进，往攻涿州。时值酷暑，又遭耶律休哥沿途阻击，推进艰难、迟缓，复抵涿州时，士气已疲乏不堪。这时，萧太后已率军进抵涿州东，与耶律休哥形成对宋军钳击之势。曹彬见势不利，引军冒雨南撤。耶律休哥率精骑驰追。五月初三，于岐沟关大败宋军，曹彬领溃军逃至拒马河，连夜抢涉，慌乱中人马相踏，伤亡甚众。残部退营易水南又被辽军追及，士卒惊遁，被杀数万，余众奔往高阳(今河北高阳东)。

七月初，辽移师西线，以10万大军实施反攻，连下蔚州、飞狐。宋太宗以东路主力溃败，无法实现合围幽州意图，急令中路军撤守定州，西路军退屯代州。未几，又令西路军出代州掩护云，应、寰、朔四州民众内迁。时辽军已占据寰州，副帅杨业力主分兵应州，诱辽军向东，另以强弩手千人扼守石竭谷口(今山西朔州南)，阻击辽军，以保民众安全南撤。监军王倪及潘美不纳杨业建议，逼其出雁门直趋朔州出战。及战失利，回师陈家谷口(今山西宁武北)，潘美、王倪已违约先撤。杨业孤军奋战，负伤被俘，绝食而死。至此，宋三路大军皆败，所取州县复失。

公元989年 御辽之争

雍熙北伐失败，宋君臣就对辽和战问题展开激烈争议。雍熙三年(986年)六月，曹彬兵败的消息传到京城，武胜军节度使赵普立即上疏，指斥北伐，要求严惩主谋北伐的大臣。雍熙四年(987年)，契丹连年入寇，太宗诏询御戎之策，殿中侍御史赵孚提出不用干戈，与契丹结好欢和，柳开等人则反对通和，建议复取幽蓟。端拱二年(989年)正月，契丹攻陷易州(治今河北易县)。太宗诏命群臣各陈备边御戎之策，宰相李时上疏，引汉唐故事，主张对契丹屈已修好，弭兵息民；赵普、张洎、王禹偁等人亦主张变攻为守，反对北伐。唯宋琪力主讨伐，并上《平燕蓟十策》。太宗虽屡诏议北伐，其实并无北伐之意，岐沟关兵败后，就曾对枢密院使王显等人说：“卿等共视朕，自今复作如此事否?”决心弭兵，态度甚明。君臣上下，主战者寥寥，主和之议充斥朝野。从此．宋对契丹停止征伐，完全转入了被动的防御。

公元1000年 高阳关之战

咸平二年(999年)十月，辽圣宗与其母萧太后亲率20万军队大举侵宋。当时，忠武军节度使傅潜镇守镇州(今河北正定)、定州(今河北定县)及高阳关(今河北高阳东)一线，拥有步骑八万，怯懦不敢战。辽军大入，破狼山镇诸寨，攻威虏军(今河北徐水)，略宁边军(今河北蠡县)及祁(今河北安国)、赵(河北赵县)二州，纵游骑出邢(今河北邢台)、洺(今河北永平东)，百姓惊恐，道路不通。真宗遣使，督傅潜出师，会诸路兵合击辽军。潜无奈，分步骑一万于范廷召等，于高阳关迎敌。三年正月，范廷召等与康保裔合兵战辽军于高阳关西。傅潜不发兵援，廷召血战败退，康保裔陷辽军重围，兵尽矢穷，为辽军生擒(一作死于阵)。辽军乘胜从德(治今山东陵县)、棣(治今山东滨州)州渡河，掠淄(治今山东淄博南)、齐(今山东济南)等州。宋真宗亲率宋军至大名(今属河北)，辽军撤退，宋将范廷召追击至奠州(今河北任丘)，夺还被掠老幼及鞍马兵仗无数．辽军退走。

杨延昭镇河朔

杨延昭(957～1014年)，杨业子，宋初镇守河北之名将。太平兴国中，从其父攻辽，战于朔州(治今山西朔县)。父殁，延昭授崇仪副使知景州(治今河北景县)，后为保州(治今河北保定)缘边巡检使。咸平二年(999年)冬，辽军扰边，延昭守遂城(今河北徐水)，城小无备，辽军攻围甚急，军心危惧，延昭集军民坚守。会大寒，汲水灌城为冰，坚滑不可上，辽军围数日不克，遂溃去。三年冬，辽军南侵，延昭伏锐兵于羊山西，大败之。景德元年(1004年)，率兵入辽境，斩获甚众。二年。徙高阳关副都部署。延昭智勇双全，号令严明，与士卒同甘苦，遇敌必身先，有功则推于下。守边关二十余年，契丹惮之，呼为“杨六郎”。

公元1001年 长城口之捷

咸平四年(1001年)十月，契丹入侵，镇、定、高阳关三路都部署王显先奉诏在威虏军(今河北徐水)布阵，不见动静，递移阵于中山(今河北唐县西南)。十六日，敌骑突入威虏．宋前阵钤辖张斌、保州团练使杨嗣等迎战于长城口(今河北徐水北)，大破之。二十三日，斌等奏捷。十一月九日，王显奏称，此役大破敌军两万余人，获其大王、统军、铁林、相公等15人首级，收甲马甚众，余军奔北，号恸满野。

公元1003年 望都之败

咸平六年(1003年)四月，辽军数万骑入犯宋境，攻定州(今河北定县)．围望都(今属河北)。定州行营都部署王超遣使召镇_州(今河北正定)桑赞、高阳关(今河北商阳东)周莹各以所部军赴援，周莹以非诏旨不至。王超、桑赞及定州行营副部署王继忠率兵援望都，在城南康村与辽军相遇交战．从午至夜，辽军稍却。次日复战，王继忠阵东偏，辽军主力出其阵后焚绝粮道，将继忠军围数十重。王超、桑赞侵缩退，继忠孤军奋战，士皆重刨，犹殊死战．且战且走，至白城(今河北保定西南)，力不能支，为辽军所获。王超等率余众退守定州。

公元1004年 澶渊之盟

宋两次对辽作战失败，宋太宗确立了“守内虚外”的政策，对辽由进攻转为防御。至道三年（997年），真宗即位，继续太宗的内外政策。此时，辽却采取攻势，不断南侵。景德元年（1004年），辽圣宗、萧太后发兵20万大举南下攻宋。真宗惧辽，欲采纳大臣王钦若、陈尧叟迁都南逃之计，宰相寇准则力请真宗亲征，并随同真宗至澶州（今河南濮阳县西）前线督战，极大鼓舞了宋军将士的斗志。宋军坚守辽军背后城镇，又在澶州城下打了胜仗，射死辽大将萧挞凛。辽恐腹背受敌，提出和议，真宗对抗辽也信心不足。十二月，宋、辽商定和议，交换“誓书”，约定：宋辽为兄弟之国，辽帝尊宋帝为兄，宋帝尊萧太后为叔母；双方罢战撤兵，维持旧疆，仍以白沟河为界；宋每年输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双方沿边州县各守边界，两方人户不得交侵，对逃往越界者，双方互相遣送，沿边城市只许依旧完葺，不许增筑城堡和开挖河道。史称“澶渊之盟”。“澶渊之盟”加重了北宋人民的负担，加剧了北宋的财政困难。但它维持了宋辽边境长期的和平，促进了两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保证了北宋社会经济的继续发展，也促进了民族融合。

寇准参政

寇准(96l～1023年)，字平仲，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县北)人，太平兴国进上，历任知县、通判、三司度支判官、枢密直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官。景德元年(1004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当时辽兵南下，京师震动，寇准力劝真宗亲征，澶渊结盟而还。“澶渊之盟”虽非寇准所愿，但毕竟结束了宋、辽之间连续数十年的战争，所以，他为此“颇自矜”。而真宗对这个结果甚为满意，对劳苦功高的寇准也特别厚爱。王钦若见此，嫉恨难平，不甘心寇准主张的成功及其声望、地位的提高，于是想方设法对寇准横加诽谤，以离间真宗和寇准的关系。王钦若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是城下之盟也。”王钦若见此，又进一步火上浇油地挑拨说，陛下听说过赌博吧?赌棍在他的钱快要输光时，往往要把剩下的钱全部押上，这就叫做“孤注”，“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王钦若的这些话，正好戳到了真宗北上澶渊时畏敌如虎、屡欲退缩的病处。他回想起寇准督迫自己渡黄河的情景，越想越觉后怕，对寇准的感情一下由敬重而转为怨恨，此后便逐渐开始疏远他。景德三年(1006)，真宗干脆罢去寇准的宰相职务，把他打发到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当知州去了。后来真宗患病瘫痪了，刘太后以来干预政事，寇准当时是集贤殿学士，谋请太子出来参与国政，为刘太后所忌，又被贬为太子太傅；后来内侍都知周怀政等策划废黜刘太后，立太子为帝，事情败露，周怀政被诛。有个参政丁渭与寇难有隙，挟仇诬告寇准参与政变。寇准虽末被问成死罪，却也—再被贬，直至被逐到边远的雷州去当小官，一年后便在雷州病逝了。

公元1006年 李德明和宋

景德元年(1004年)正月，李继迁死。临终托孤张浦，嘱其子德明倾心归宋。德明即位，时年23岁。德明初立，宋边臣曹玮等力主趁其子弱国危，发兵剿灭；张崇贵等则主张谕以恩信，进行招抚。真宗遂委张崇贵在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北筑台，召夏人会议，与之盟约。二年春，真宗召张崇贵进京，面授方略，许德明以定难节度、西平王，赐金帛茶，给内地节度奉，听回图往来，放青盐禁凡五事，令德明纳灵州，遣子弟为质等，共七事。当时，德明外有吐著、回鹘与之相抗，部内人心浮动，部族多持观望态度，只得归宋。三年(1006年)，德明遣牙将奉誓表归款，除纳灵州土及送子弟为质事外，其他悉如宋约。宋又授德明定难军节度使，封西平王，赐袭衣、金带、银鞍勒马、银万两、绢万匹、钱两万贯、茶两万斤，唯不通青白盐。此后，双方贡赐不断。德明在位期间，宋夏双方无大规模战事。

公元1032年 元昊叛宋

元昊，李德明长子，未即位前，即反对德明臣宋。明道元年(1032年)十一月，德明卒，元昊袭封，即生叛宋之心。景祜三年(1036年)，尽占河西之地，悉有夏、银、绥、宥、静、灵、兴、盐、会、胜、甘、凉、瓜、沙、肃、兰、洪、定、龙、威20州地，又置十八监军司，总兵50余万，兵威极盛。宝元元年(1038年)十月，元昊正式称帝，与诸蕃首领歃血盟誓于贺兰山，约定首攻宋鄜延路，以德清(今陕西志丹西南)、塞门(今陕西安塞西北)、赤城(今甘肃庆阳西南)三路并入。从此，旷日持久的宋夏战争正式拉开了序幕。

公元1039年 保安之战

宝元二年(1039年)十一月，夏元昊率兵寇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先是，元昊以金帛、王爵诱保安军诸族巡检刘怀忠，怀忠毁印，并斩元昊使臣。元吴怒，点其军作5头项，每头项作8溜，共40溜，径攻保安军。刘怀忠出战，败死。鄜延钤辖卢守懃与巡检指挥使狄青领兵拒敌，奋击夏军，元昊知不敌，弃器仗遁逃，遂解保安之围。

富弼使辽

庆历二年(1042年)三月，辽军聚于幽(治今北京)、蓟(治今河北蓟县)二州，声言南下。当时，辽兴宗乘国内无事，国力强盛，宋朝正忙于西夏战争之机，企图以武力挟持，夺取瓦桥关(今河北雄县)以南十县地。于是，遣萧特末、刘六符等来索地。宋既不愿割地，又担心宋辽开战，因此，希望通过增加岁币缓和关系。宰相吕夷简推荐富弼使辽。六月，富弼至辽，反复向辽兴宗陈说利害，责其背弃澶渊盟约，辽君臣多方向富弼施加压力，企图逼宋割地。富弼大义凛然，坚持祖宗之地不可割弃。辽又提议和亲，谈判不决而还。九月，富弼第二次使辽，答应每年给辽增加银10万两、绢10万匹。辽又提出岁币用献或纳二宇。宋仁宗为求息事，竟以纳字许之。当时，辽本无意发动战争，只是想借西夏攻宋之机要挟宋朝得到一些好处，既增得岁币20万，立即撤兵，通好如故。

宋辽榷场贸易

宋初建国，宋辽之间虽有缘边互市，但未置官署。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始于镇(治今河北正定)、易(治今河北易县)、雄(治今河北雄县)、霸(治今河北霸县)、沧(治今河北沧县东)等五州设置榷场，与辽贸易。由于战争的原故，五州榷场时开时禁。到淳化二年(991年)，改在雄、霸州及静戎军(今河北徐水西)、代州(治今山西代县)、雁门砦(代县西北)等处置榷场。未几又罢，澶渊之盟后，宋辽榷场贸易才转入正常轨道。景德二年(1005年)，宋于雄州、霸州及安肃军(即静戎军)置三榷场，后又置广信军(今河北徐水北)榷场，辽亦先后在涿州新城(今河北新城)及朔州(治今山西朔县)设置榷场，双方展开贸易。宋向辽输出的商品主要有香药、犀象、茶叶、苏木、缯帛、漆器、瓷器以及铜、锡及《九经》等书籍；向宋输出的商品主要有银、布、羊、马、骆驼。双方贸易量都相当大，宋于榷场之税收就达40万两。宋辽榷场贸易，密切了南北地区经济文化联系，补充了双方物质文化生活的不足。

公元1040年 三川口之战

元昊正式称帝建国，表示他已脱离宋朝。消息传到开封，宋朝朝野哗然，认为是大逆不道，宋仁宗下诏削去元昊官爵，收回所赐皇姓，停止贸易，并宣布有能捕杀元昊者，赏官定难军节度使；同时又派夏竦、范雍为统帅，率兵讨伐 但是，夏竦、范雍二人却充满失败主义情绪，他们不敢主动出击，也未组织积极的防御，而是将数十万大军分散驻守于千里战线上，毫无攻守计划，一开始就陷于被动状态。公元1040年（康定元年）初，元昊率西夏主力突然进犯，攻下金明砦（今陕西延安县西北），并乘胜进围延州（今陕西延安），宋将刘平率兵奉命从庆州（今甘肃庆阳）来援，至三川口（今陕西延安西），陷入夏兵埋伏圈，宋军虽拚死奋战，杀夏兵八九百人，但仍然遭到惨败，宋主将刘平、石元孙等战败被俘，全军覆没，由于连日大雪，元昊撤走，延州才未陷落。消息传到宋廷，大为震惊，乃将范雍撤职，改任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使，以范仲淹、韩琦为副使，主持西北战事。并联络回鹘、吐蕃，授以官爵，赐以金帛，使其出兵，以牵制西夏力量。

公元1041年 好水川之战

范仲淹、韩琦主持西北战事后，募集勇士加强训练，边防情况有所好转，但范、韩二人在战略上有所分歧。范仲淹主张以守为主，伺机出击；韩琦则主张集中优势兵力主动进攻。公元1041年（庆历元年），韩琦巡边，获悉元昊将攻渭州的消息，立即令副将任福率兵万余人迎击。初战获胜，杀夏兵数百人，夏兵诈败，沿好水川西遁，任福穷追，脱离后方，粮草供应断绝，结果孤军进入敌境，士卒疲惫不堪，至龙竿城北，陷于元昊十万伏兵的包围之中，任福力战，身被十余矢，仍奋击，壮烈牺牲，宋军大溃，死伤近万人，全军覆没。

公元1041年 建宁砦之战

建宁砦(即宁远砦)，在麟、府二州之中，据地险要。庆历元年(1041年)八月，夏军破建宁砦，令蕃兵守之，而麟、府之粮遭绝。是年十一月，并代钤辖，专管勾麟府军马张亢护送赏物至麟州，夏人抄之不得，聚兵数万屯柏于砦(今陕西府谷西南)邀击宋军，张亢所将才3000人，然将士奋厉，英勇杀敌，斩首600余级，夺马千余匹，夏人自相蹂践赴崖咎者无数。转战至建宁砦，砦兵逃遁。亢修复砦址，夏兵出兔毛川(今陕西神木西)争之。张亢自居大阵，命骁将张曷伏兵数千于山后。宋万胜军皆新募市井无赖子弟，不能战斗，素为夏人轻，而虎翼军勇悍无比，为夏人畏。张亢临阵将虎翼阴易为万胜军帜，夏军果轻而趋之，实逢虎翼，双方搏战良久，张曷率伏兵出，夏人大败，乃尽撤诸路军。亢遂筑建宁等五堡十余栅，河外始固。

麟府丰之战

庆历元年(1041年)七月，元昊将兵渡河攻麟州(治今陕西神木)，四面属羌尽遭驱胁，麟州都监王凯乘城拒战，夏人围城30余日(一作27日)，也攻打不下来。麟州一直以来都缺水，被包围很久了，士卒都非常饥渴困乏。知州苗继宣取沟泥饰城垣，元昊以为城中尚多水，遂解围去。又领兵攻府州(今陕西府谷)，城中官兵6100余人，居民亦习战，城险且坚，东南有水门，悬崖峭壁，下临黄河。夏军缘崖间小径，鱼贯而前。城上矢石乱下，夏军死伤殆尽。转攻城北，知州折继闵，率士卒力战，死伤千余人，夏军乃引退。八月，夏兵逾屈野河(今陕西神木西)攻宁远砦(今陕西神木北)，破之，寨主王世亶、兵马监押王显战死。夏兵围丰州(治今陕西府谷西北)，孤城无援，遂陷，知州王余庆、兵马监押孙吉等皆战死。

公元1042年 定川寨之战

好水川战败后，韩琦上章自劾，免除副使职务，范仲淹亦要求解职，二人改任知州，夏谏亦被劾罢职，改判河中府。宋廷鉴于战线太长，指挥不便，乃将陕西分为秦凤、泾源、环庆、鄜延四路，即四个战区，重新配备统帅，分别以韩琦、王沿、范仲淹、庞籍为统帅，均兼知州、招讨使，分统各路军队防守。韩琦、范仲淹、庞籍到任后，采取了许多措施，加强了防务，王沿则腐败无能，无所作为，故泾源成为四路中最薄弱的环节，因此，元昊的进攻矛头也就指向了渭州。公元1042年（庆历二年）九月一日，元昊入侵的消息传到渭州，王沿令副将葛怀敏“率兵据瓦亭待之”，九月九日至瓦亭未见夏兵，乃继续前进，九月二十一日过长城壕，与夏兵遭遇，战不利，退保定川寨。夏兵尾追，包围定川，并切断寨内水源，宋军人马俱渴，陷于绝境。九月二十二日，葛怀敏率军突围未成，众寡不敌，葛怀敏等将领十余人战死，余军九千四百多人，战马六百余匹全部被俘，宋军又遭到一次大败。

北宋失败的原因

几次大规模战争，北宋都失败了。北宋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宋采取防御战略，在宋夏千里边防线上须处处设防，这就分散了力量，而夏兵则集中力量攻击一点，这样，宋兵就往往处于劣势，导致失败。正如殴阳修所说的“吾兵虽众，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彼众虽寡，聚之为多，彼之多击吾之寡，不得不败也”。其次，北宋军权高度集中，不给将领以指挥全权，将领出战，要受朝廷制约，不能灵活指挥，这也是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赵匡胤是通过兵变夺取政权的，他深知兵权的重要，所以他对将领百般防范，对前线将领遥控指挥，还赐以阵图，要按阵图作战，还派宦官监军等等，这样，就严重束缚了将领的手脚，削弱了军队战斗力，从而使西夏军队一胜再胜。第三，西夏是新兴起的奴隶制国家，具有强烈的掠夺性，其居民“人人习骑射，乐战斗，耐饥渴，其亲冒矢石，蹈锋刃，死行阵，若谈笑然”，因此西夏多胜。

公元1044年 庆历议和

公元1043年（庆历三年）一月，元昊派使者至宋，表示愿意议和息兵。议和是宋求之不得的，于是，很快便开始了议和条件的谈判。在谈判过程中，双方围绕称号和岁币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价还价。在称号问题上，元昊企图保持独立平等地位，他称宋为“东朝”，而自居“西朝”，而不肯称臣。宋朝君臣认为西夏若拥有尊号，有损宋朝大国的尊严，所以极力反对。同时，元昊本名兀卒，但在致宋朝的文书中又改译为“吾祖”，更引起宋朝君臣的极大反感，经过反复交涉，元昊乃改译名为乌珠。在岁币问题上，西夏要求三十万，宋朝只许给二十万，西夏提出再增五万五千，经过一年多的交涉，最后宋在岁币问题上让步，西夏在称号问题上让步，终于在1044年（庆历四年）达成协议，其主要内容是：元昊取消帝号，对宋称臣，由宋册封其为夏国主；宋每年赐给西夏银七万二千两、绢十五万三千匹、茶叶三万斤；重开沿边贸易。宋夏和议后，边境地区相对安定，宋夏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又密切起来，宋在边境的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县）、镇戎军（今甘肃固原）等地设立榷场，用丝织品换取党项人的骆驼、马、牛、羊等，特别是宋夏间的茶马贸易、谷盐贸易，在双方人民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宋夏求和

宋夏之间战争连年，给双方都带来了严重危害，对北宋来讲，由于战争，使许多劳动力脱离生产，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为了应付战费的开支，统治者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以致民怨沸腾，阶级矛盾日趋激化，兵变和小股农民起义在全国范围内不断发生，对北宋统治者造成严重威胁，所以，北宋统治者希望尽快结束战争，以便缓和国内矛盾。对西夏来说，战前，西夏可通过对宋贸易，大获其利；战争爆发后，宋夏贸易中断，“饮无茶，衣帛贵，国内疲困”，严重影响了人民的生活。西夏境内又连年遭受自然灾害，粮食奇缺，牲畜减少，生活无着，人民不满情绪增长，纷纷反对战争。元昊虽是战争的胜利者，但也损失了大量人口和马匹，日子并不好过，因此，西夏方面，也愿意与宋和好，恢复贸易，互通有无。在这种情况下，宋夏之间便开始了议和活动。

公元1057年 断道坞之战

宋庆历至嘉祐初，西夏连年遣民强耕宋屈野河(今陕西神木西北乌兰木伦河、东南窟野河)西之地。每至耕获时，夏军常屯兵河西，以诱宋军。宋河东经略使庞籍屡戒边将，毋轻出战。嘉祐二年(1057年)正月，西夏国相没藏庞讹率兵至境上。三月，兵增至数万，欲尽耕河西地，后因夏廷臣存有异议，召其还兵。庞籍乘夏军回师之际，令通判并州司马光等巡边。时数十里空扩地域，宋军仅置一堡。知麟州武戡，通判夏倚建议增筑二堡，以据其地，屯兵驻守，控遏夏军，庞籍依其议。城未就，夏军已集。五月初五，并代钤辖管勾麟府军马郭恩，走马承受入内东头供奉官黄道元、武戡等以巡边为名，乘夜前往视察。适侦探回报，夏军屯沙鼠浪。郭恩欲止不行，黄道元胁其率1400步骑循屈野河北进，进抵卧牛峰，夏军举烽火起，黄道元以为此系虚张声势，欲阻止宋军，忽又闻鼓声，依然强令前行。行至谷口，郭恩建议休军，待天明登山，黄道元斥其懦怯，郭恩愤而率军前行。黎明至忽里堆，见夏数十骑西走，呼之不应不动。猝然火起，夏军张左右翼，南北夹击，郭恩等据堆东梁口断道坞力战。激战多时，夏军自堆东长堑两侧攀缘而上，四面合击，宋军大溃。武戡率军走麟州，郭恩、黄道元、府州宁府寨监押刘庆等被俘。郭恩不屈被杀，军士387人战死，失矢器甲1.7万余件。

公元1074年 定羌城之战

熙宁四年(1071年)八月至六年末，王韶采取招抚与进击并举之策，次第占据吐蕃通远军、熙、洮、迭+岷、河(今甘肃陇西、临洮、临潭、迭部、岷县、临夏)、湟(今甘肃乐都南)等州地，青唐吐蕃诸部大多附宋。七年(1074年)初，王韶赴京，熙河地区羌族首领木征乘机遣兵数扰河州，宋知德顺军景思立率6000兵进击，进抵踏白城(今甘肃临夏西北)，被宗哥羌部首领鬼章部包围，景思立等战死，河州被围。三月初五，木征围岷州，被宋蕃将包顺击退，继复围河州。王韶闻讯，速返熙州。诸将议进攻方向，皆欲驰援河州。王韶知木征所为，系恃有外援，若直往，必遭伏击，遂率精骑2万，以“批亢捣虚”之计，出其不意，直趋珂诺城(后改名定羌城)，先遣兵破结合川(今甘肃临洮北)领勒锦族兵，断吐蕃部与西夏通路，进军宁河(今甘肃和政)，再遣军入南山(今甘肃临夏东)破布沁巴勒等族兵，断木征外援。木征恐断南山归路，撤围退走。王韶分兵打通至河州通路，鬼章退保踏白城。四月十四日，宋军自河州闾精谷出踏白城，击败鬼章，进抵银川(今甘肃临夏西北)，连破10余堡。十六日，分兵北至黄河，西至南山，复入踏白城，回师河州，进筑定羌城，木征被迫率酋领80余人降，河、湟遂定。

公元1076年 交阯用兵

宋仁宗时，交阯企图利用侬智高蚕食宋朝边境，未得逞。神宗即位后．交阯寇边加剧。熙宁九年(1076)九月，交阯进攻宋广西路古万寨(今广西扶绥)。十一月，又出动六万大军，分水陆两路进攻宋广西路，连交阯下廉(今广西合浦)、钦(今广西灵山)二州，直逼邕州(今广西南宁市)。宋被迫调兵遣将，发布《讨交阯榜》．进行反击。熙宁十年正月。邕州破。死者五万余人。二月初，宋命郭逵为安南道行营都总管、招讨使，赵离为招讨副使．燕达为副都总管，率十万大军南下御敌。至夏，宋军克复廉、邕二州．八九月间，光复全部失地。十二月，郭逵奉命乘胜追击，于决里隘大破交阯象军。不久，又在富良江(今红河)畔败之，俘其大将吭合，毙其指挥官洪真太子。交阯王李乾德奉表乞降。此后,宋交边境较长时期保持和平局势。

公元1076年 富良江之战

八年(1075年)十一月，交趾辅国太尉李常杰率号8万兵大举攻宋，相继破钦(今广西灵山)、廉(今合浦)、邕(今南宁)等州，杀戮宋军民10余万人。次年(1076年)二月，宋廷决计反击，命宣徽南院使郭逵为安南道行营马步军都总管、本道经略招讨使，赵高为副使，率号10万秦晋锐卒进讨。同时诏广东、福建、江西募勇士万人赴广西。三月初，郭逵率军南下。宋诏岭南诸路置备粮草，广南东路征集舟船和熟悉水战兵员，拟届时水陆并进。七月，郭逵经潭州(今湖南长沙)进抵桂州(今广西桂林)，令广南东路钤辖和斌率水军自广州沿海西进。八、九月间，宋军水陆夹击，收复全部失地，招抚左、右江(今广西邕江上游)地区诸峒部族后，自邕州进抵思明(今广西宁明东)。时因安南行营军士不习水土，患病与疫亡甚众，屯驻休整。十二月初，宋军集兵西进，为保障侧翼安全，防止交趾军从侧后袭击，郭逵先遣副都总管燕达引军攻广源州(今越南广渊)，迫其观察使刘纪出降，收降5000余。十一月，宋军至决里隘，交趾军列象阵阻击，宋军持强弩猛射，以长刀砍象鼻，象回走，反践其军，交趾军溃退。宋军乘胜拔机榔县与门州(皆今越南同登西北)。交趾军设伏夹口隘，欲袭击宋军。郭逵探知，自间道兜顶岭直抵富良江。交趾军列战船400艘，据江阻击，宋军不能渡。郭逵，赵卨令将士伐木，制造攻具。依燕达建议，暗遣军设伏山间，逐步减兵，示弱诱敌。李常杰中计，倾数万众渡江出击，宋军伏兵尽发，步骑合击，以炮发石，猛击其船，趁其帆折樯摧之际，选精兵乘大筏猛攻，大败交趾军，击杀数千，毙其大将太子李洪真，俘左郎将阮根。交趾王李乾德被迫奉表求和。宋军由于冒暑涉瘴，粮草不济，兵夫20余万死亡过半。存者多病，遂议和班师。

公元1081年 灵州之役

元丰四年(1081年)六月，西夏内乱，其主秉常被幽禁。宋神宗采纳种谔之议，令熙河经制李宪会陕西、河东等五路兵及吐着董氈集兵合攻西夏。李宪出熙河，种谔出鄜延，高遵裕出环庆，刘昌祚出泾原，王中正出河东，分道并进。八月，种谔率鄜延兵败夏人于无定川，取米脂(今陕西米脂)、夏州(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银川(米脂西北)}宦官王中正率麟州兵入驻宥州(今陕西靖边西北的内蒙古境)，宦官李宪率熙、秦七军及董氈兵三万败夏人于西市新城、女遮谷，取兰州；高遵裕所率环庆兵及刘昌祚所率泾原兵亦连获胜利。但宋军无主帅，缺乏统一指挥，粮运不继，王中正、种谔两路军均以粮尽败溃，损失甚重。李宪连获胜利后中途退兵。唯刘昌祚率蕃汉兵5万、高遵裕率步骑8.7万先后到达灵州(治今宁夏青铜峡东)城下。因西夏坚壁清野，严兵守御，宋二将不协，宋军围攻城18日，不克。西夏兵决黄河七级渠以灌宋军，抄绝宋军饷道，宋军溃归。

公元1082年 永乐城之战

北宋元丰五年(1082年)五月中旬，宋鄜延路经略安抚副使种谔建策神宗，经营横山(今陕西横山东南之横山)，控扼险隘，进据盛产粮，马、盐、铁的横山战略要地。再沿银、宥、夏，盐(今陕西定边)、会(今甘肃靖远)、兰(今属甘肃)等州一线，增修城堡，筑垒推进，困逼兴(今宁夏银川)、灵(今宁夏灵武西南)，迫使西夏就范。旋经略安抚使、知延州沈括亦请建乌古延城(今靖边西)，以围横山。二十四日，宋神宗命给事中徐禧、内侍押班李舜举前往边防视察，审定筑垒推进方略。徐禧不谙军事，以为沿线筑城，耗费巨万，且银州等地不如永乐形势险要，拒纳种谔建议，决计于银、夏、宥三州交界地永乐川(今陕西米脂西北)依山建六寨六堡，作为控制银、夏、宥三州的枢纽。种谔以为此地无水泉，若失水寨，断绝水源，必陷绝境，力主于有险可守，有水可用，供给便利之银、夏、宥州逐次修建旧城，稳步逼进，并上书神宗。徐禧再次拒绝，怒斥种谔，令其留守延州(今陕西延安)。七月初九，徐禧兴筑永乐城建议为宋廷所纳。八月，与李舜举、沈括率鄜延副都部署曲珍、钤辖高永能等10余将、4万步骑和近20万民夫赴永乐川筑城。永乐背附横山，前接宥州，系西夏必争之地。时西夏统军叶悖麻率号称30万兵屯泾原路北，图谋宋军出界截击，后闻宋筑永乐城，移师鄜延境北。徐禧得知，不以为然，扬言“彼若即来，是吾立功取富贵之秋也”。

九月初六，永乐城建成，赐名银川寨。次日，徐禧、李舜举还米脂，留曲珍率万人坚守。旋叶悖麻遣1000余骑至无定河(在今陕西东北米脂、绥德地区)，侦探宋军动向。曲珍遣使告之。徐禧亲率2.5万兵急趋永乐，留沈括守米脂。夏骑见宋援军至，不战而退。徐禧以为夏军怯战，放松戒备。部将高永亨料夏军必将大至，提出城小兵寡，又无水泉，难以坚守，力主撤退，待机破敌。徐禧斥其怯战，以动摇军心罪解延州下狱。初九，夏30万大军进逼永乐城，徐禧令曲珍、高永能引兵数万陈于城下无定河畔，自坐城楼以黄旗示进退。夏军前锋进抵河岸，高永能建议乘其未列阵急击，挫其锐气，徐禧不允，并以宋襄公“王者之师，不鼓不成列”自诩。夏军进逼城下，曲珍见将士皆有惧色，知战必败，请徐禧收兵入城，又遭斥责。继而夏铁骑(俗称铁鹞子，即重甲骑兵)渡河，曲珍请乘其半渡而击，以折其前锋，再遭拒绝。继夏军俱至，宋军选锐卒出击，寡不敌众，大败而还。士卒争相入城，自相践踏，后阵大乱。夏军乘势猛击，击杀寇伟、李思古、高世才等10余名将校和800余士卒。宋军溃退城中，因崖陡路狭，骑兵弃马缘崖而上，丧马8000余匹。寻夏军围城数重，游骑直抵米脂城下。十七日，宋诏泾原经略安抚制置使李宪、河东经略司及麟府军马司入援。李宪等途中遭夏军截击，不得前进。沈括率兵至无定川，亦被阻隔，退保绥德(今属陕西)。种谔怨愤徐禧，坐视不救，永乐陷入绝境。曲珍度孤城难守，请乘士气未竭，出城突围。徐禧以险地不可失拒绝，下令固守。继夏军攻占水寨，绝永乐水源。城中掘数井皆不及泉。宋军奋战数日，力竭难支，渴死大半。曲珍依诏遣部将吕整、景思义赴夏营求和，夏军扣留景思义不遣。二个二日，天降大雨，新筑土城多处坍塌，夏军乘机急攻，蜂拥而入，城遂陷。高永能、蕃部指挥马贵等战死，徐禧、李舜举、转运使李稷等死于乱军之中，将校被杀200余，丧师1.23万，惟曲珍、王湛、李浦、吕整等四将幸免。夏军破永乐后，进围米脂，耀兵3日而还。

公元1087年 西夏、吐蕃攻宋之战

宋元祜二年(1087年)四月，西夏因与宋划分疆界发生争议，遂发兵攻掠宋泾原路。五月，西夏国相梁乙逋贿使厚礼，约吐蕃首领阿里骨同时发兵攻宋，商定所得宋地，以熙(今甘肃临洮)、河(今甘肃临夏)、岷(今甘肃岷县)三州归吐蕃；以兰州(今属甘肃)、定西城(今甘肃定西南)归西夏。旋阿里骨率吐蕃兵袭破洮州(今甘肃临潭)?梁乙逋率数万西夏军出河州，两军会合，同围南川寨(今甘肃东乡族自治县西南)，连攻8月未下。宋诏洮西守将刘舜卿、王光祖、王赡、姚兕、种谊等率军救援。寨中军民士气大振，奋力抗击。梁乙逋等屡攻不克，引兵东进，转攻定西城，设伏诱宋军兵出战，击败宋军，杀宋都监吴猛等。七月，梁乙逋再次胁监军仁多保忠进攻泾原，遣大首领嵬名阿吴入青唐(今甘肃西宁)，约吐蕃阿里骨和青宜结鬼章联兵攻宋。八月，梁乙逋集中十二监军司兵屯聚天都山(今宁夏海原)，直逼兰州。阿里骨发兵15万围河州，鬼章引兵2万进驻常家山(今甘肃临洮西南)大城洮州，自率军5万，约会于熙州东王家平。梁乙逋造浮桥以通兵路。宋军器监游师雄见西夏、吐蕃军势盛，建议知州刘舜卿乘西夏、吐蕃军劳师远来、立足未稳，先发制人。刘舜卿遂命都部署姚兕、知洮州种谊分兵两路，沿洮水急进。姚兕于洮水西侧，破吐蕃六逋宗城(当在甘肃临洮西南)，击杀1500余众，乘胜转攻讲朱城(今甘肃夏河东北)，遣兵自间道北上，焚黄河浮桥，截断鬼章救援通路，使青唐吐蕃十万大军不能渡河。种谊部沿洮河东侧南下，出哥龙谷(今甘肃岷县东北境)，迎击通远吐蕃兵，断其与洮州的联系。宋主力连夜抢渡洮水，兵临洮州城下，乘鬼章不备，一举破城。擒鬼章青宜结及西蕃首领5人，杀吐蕃军数千，获牛、羊、器械、粮草万计，余众弃城溃逃，渡洮水时又溺死数千。梁乙逋见西蕃军失利，引兵退还。

宋朝中期的危机和改革

开篇语

北宋中期的变法运动，是在宋王朝积贫、积弱，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出现严重危机的情况下进行的。当时的情形是：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北宋统治岌岌可危；对外战争连连失败，军事危机日益严重；三冗弊政形成，国家财政困难。面对宋王朝的统治危机，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人，已感到局势的严重，开始研究挽救危机的办法，于是便出现了北宋中期的变法运动。其实，自仁宗以来，众多不一的改革主张和措施，形成了一股改革的潮流，成为王安石变法的思想、社会和实践的基础。而观点和主张上的分歧，削弱和分散了改革的力量，加之保守势力的破坏，使变法运动步履维艰。1044年，庆历新政失败以后，宋朝严重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并未缓和，积贫积弱的局面仍在向前发展，统治集团感到危机四伏，因而要求改革的呼声在一度沉寂之后，很快又高涨起来，终于掀起一次更大的变法活动——王安石变法。变法可分为理财、整军和对科举、学校制度的改革三个方面。但是，由于各项新法或多或少地触犯了中、上级官员、皇室、豪强和高利贷者的利益，最终被罢废。

三冗弊政

北宋中期社会矛盾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冗官”、“冗兵”、“冗费”上。北宋政府通过科举、恩荫等吸收了大批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参政，为了稳定局势，对后周和各国官员也全部加以留用，因此，北宋官僚机构庞大，官员很多，行政效率低下，从而出现了“冗官”局面。为了防范和镇压农民的反抗斗争，北宋政府还养了一大批军队。北宋建国之初，全国禁军十九万三千人。到仁宋时，禁军激增到八十二万六千人，全国军队总数达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人。军队庞大，但战斗力却十分低下，形成“冗兵”。宋代官员人数多，而俸禄又很优厚，“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余”。北宋行募兵制，庞大的军队，需要巨额军费，养兵之费竟占全国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七八，加之皇室挥霍及对辽、夏的大量“岁币”支出，从而形成冗费，使北宋政府“百年之积，惟存空簿”。冗官、冗兵、冗费的出现，使北宋政府财政发生危机，入不敷出。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宋王朝便加重对农民的剥，结果又促使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农民起义的规模日益扩大，恶性循环，使北宋发生了政治危机。

公元993年 王小波、李顺起义

宋初，宋廷对四川大肆劫掠，引起屡次反宋武装斗争，形成农民起义的中心。淳化四年（993年）初春，茶农王小波领导农民在青城县（四川灌县）起义。王小波向群众宣告：“我疾贫富不均，今为汝辈均之。”这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均贫富”的战斗口号。附近农民闻风而动，群起响应，义军发展到数万人，一举攻占青城县，又转战邛、蜀各州县，攻克眉山县。十二月，义军攻江原县，王小波阵亡，众推举其妻弟李顺为领袖。李顺继续战斗，许多州县被义军攻占。淳化五年（994年）正月，义军攻占成都，李顺称大蜀王，改元“应运”，设官置署。宋王廷震恐，派大军前往镇压，至道元年（995年）二月，起义被镇压下去。王小波、李顺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他们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提出“均贫富”的口号，不仅使唐末农民起义处于萌芽状态的平均思想具体化、明朗化，而且对以后的农民起义具有重大的影响。在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公元995年 至道建储

太宗即位后，初立长于楚王元佐为太子，涪陵之祸中元佐谋救廷美，与父不和，廷美死，元佐发狂疾，雍熙二年(985年)因纵火焚官被废为庶人。随后多年不立太子，大臣有奏请建储者，均遭贬斥，中外没有再敢说这件事的人。淳化五年(994年)九月，寇准自青州(今属山东)召为谏议大大，太宋问谁可立为太子，准曰：“此事不可谋及他人，请陛下定夺。”太宗屏退左右，问：“襄王可否?”准对：“知子莫若父，愿即决定。”太宗乃以襄王元侃为开封尹，改封寿王。至道元年(995年)八月，封为太子，更名恒。三年，太宗死，宦官王继恩等谋立元佐，宰相吕端止之，赵恒即位，是为真宗，王继恩等被贬。

吕端大事不糊涂

吕端，字易直，是赵宋时幽州安次人。当时，宋太宗想任命吕端任宰相。有的人说；“吕端为人糊涂。”宋太宗说：“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于是，便任命吕瑞任宰相之职。吕端的确没有辜负宋太宗的期望。后来，宋太宗得了重病。当时，宋真宗为皇太子，吕端每日都伴随太子到宋太宗病榻前问安。等到宋太宗病危的时候，宫廷内待王继恩忌恨太子英明，怕太子继位后于自己不利，就暗地里谋立楚王元佐为帝。宋太宗死后，李皇后命王继恩传召吕端。吕端知道事情有变，就把王继恩扣锁在房内，命人看守，自己进宫见李皇后。李皇后说：“太宗皇帝已经去世，拥立继承大统的人应当按照长幼的顺序进行，这样才是名正言顺的。你看现在应该怎么办呢?”吕端说：“先帝在世前册立太子正是为了今天，现在先帝刚刚离开人世，尸骨未寒，怎么可以突然间就违背了先帝的遗命，另外再提什么建议呢?”于是就率群臣拥簇着太子来到福宁殿的庭院中，宣布由太子即位。真宗即位后，垂着帘子准备逐一接见群臣，但是吕端却挺直了身子站在殿下，并不率领群臣叩头下拜，而是请内侍先卷起帘子，然后又登上殿去仔细辨认是否真的是真宗本人，发现确实是真宗后，才走下殿阶，串领群臣行叩首跪拜的大礼，高呼万岁。

公元1000年 王均起义

宋咸平三年（1000），益州（今成都）戍卒为反抗官吏压迫而进行的武装斗争。咸平初，益州钤辖符昭寿欺辱军校，苛待士卒，引起部属怨愤。三年正月，神卫军卒赵延顺聚众起义，杀符昭寿，拥都虞候王均为主，据益州，号称大蜀，建元化顺。王均率军北上，破汉州（今四川广汉），转攻绵州（今绵阳）不克，遂趋剑门（今剑阁东北），被官军击败，退保益州。宋知蜀州杨怀忠集兵进围益州，攻城不克，退守江原（今崇庆东南）。宋真宗赵恒闻王均兵变，命雷有终知益州兼川峡两路招安捉贼事，率步骑8000镇压起义军。二月，进抵益州城下。王均遣兵一部开城佯遁，官军入城中伏大败。八月，宋军复攻益州。时遇雨，城滑难攀，雷有终分兵持高大盾牌列阵，掩护主力攻城。起义军施放毒箭射杀官军，并不断从地道实施反击。九月，雷有终募敢死士掘穴道潜入城中，烧毁义军守城器械，里应外合攻占益州，斩俘3000余人。王均率2万余众突围。十月，官军追至富顺监（今富顺），王均自杀，起义失败。

公元1007年 陈进起义

宋宜州知州刘永规统治严酷，强迫兵士率领他们的家属上山伐木，修建州署，风雨不停。士兵常遭殴打。景德四年(1007年)六月间，愤怒的士兵，在陈进领导下，杀刘永规，拥立判官卢成均为帅，号南平王，据宜州城起义，宋王朝大为震动。真宗分派曹利用、张煦为广南东、西路安抚使领兵镇压，并调发荆湖南、北等路禁军集结。自京师至宜州增置马递铺传达军情，又诏谕广州设备，防御起义军东下。起义军自宜州攻宋怀远军，围攻数日，不下，进取柳州。宋柳州知州王昱（音玉y)）逃跑。起义军占据柳州城。又分兵攻打象州。围攻四十日，不下。象州农民向起义军赠送食物，热烈支援。九月，曹利用以大军救象州，与起义军遇于武仙县李练铺。陈进领兵拒敌，败退至城下。卢成均叛变降宋。陈进及起义军领袖六十余人被捕牺牲。

公元1008年 真宗封禅泰山

封禅泰山是中国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的盛大礼仪活动，也是封建王朝天下大治，进入太平盛世的重要标志。为掩盖澶渊之盟的“屈辱”，参知政事王钦若迎合真宗意伪造“天书”，封禅泰山。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伪造“天书”下降，东封泰山，西祀汾阴，建玉清昭应宫等，耗费大量人力财力。宋真宗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十月初率宰臣百官自京都汴梁出发。十月二十四日，宋真宗在泰山极顶以隆重的仪式封祭昊天上帝及五方诸神，下山后又以同样的仪式禅祭地祗神于社首山，完成其封禅大礼。此后，宋真宗封泰山神为“仁圣天齐王”，封泰山老母为“天仙玉女碧霞元君”，并大赦天下，爵赏百官。这次封禅活动前后历时四十七天，耗费缗钱830余万贯。封禅之后，群臣争上表章致贺，赞颂朝廷功德，几达举国若狂的程度。真宗也命三司使丁谓等将封禅泰山的整个过程记录下来，编撰为《大中祥符封禅记》一书。真宗在封禅后，又去各地祭祀，多修道观。大兴土木，挥金如土。宋真宗此次活动为封建皇帝最后一次封禅泰山。宋代以后，金、元、明三代皇帝都不再举行封禅大典，而是改为每年派亲信大臣到泰山代祭并形成制度。至清代，康熙、乾隆皇帝都曾至泰山致祭，但已不是封禅泰山的仪制与规模。

丁谓

丁谓字谓之，苏州长洲(今吴县)人，淳化进士，历任转运使、工部员外郎、权三司使、参加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晋国公，是北宋太宗、真宗、仁宗三朝元老，显赫一时。寇准是北宋时期的直臣。宋太宗在位的时候，就很看重他，把他比作唐太宗时的魏征。宋真宗的时候，寇准做了宰相，权势很大。丁谓出于寇准之门，是寇准一手提拔起来的。但此人善佞，后来寇准对他也不大满意了。寇准做宰相的时候，丁谓官为参政（副宰相）。有一次他们在中书省里一起吃饭，寇准的胡须上不慎 沾了一些菜汤。丁谓看到了，就站起身，替寇准把胡须擦净。寇准笑道：“参政是国家的大臣，难道就为上司擦胡须吗？”丁谓讨了个没趣，羞得无地自容，心中暗恨寇准。乾兴元年（1022）二月，宋真宗死，宋仁宗即位时。年仅13岁，太后听政，丁谓利用职位之便修改“诏书”，把真宗死因归罪于寇准，并以此为借口，将朝中凡是与寇准相善的大臣全部清除。丁谓勾结宦官雷允恭，规定将重要奏章先送丁谓阅过后再送内廷，以达到把持朝政的目的。雷允恭为修宋真宗皇陵的都监，与判司天监邢中和擅自移改陵穴，这本是要杀头的事，而丁谓庇护雷允恭，不作处理。但最后终于被人揭发出来，触怒了太后，雷允恭被诛，丁谓被罢相，贬为崖州（今海南省）司户参军，四个儿子全被降黜。抄没家产时，从他家中搜得“四方赂遗，不可胜纪”。“五鬼用事 ”

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王钦若、丁谓、陈彭年、刘承规、林特五人相互勾结．行迹诡秘．时人号为“五鬼”。 澶渊结盟后，王饮若劝真宗封禅，说“封禅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乃伪造天书，降于左承天门，林特掌内库，改茶法，增税收，以供糜费。真宗欲东封泰山，问费于三司使丁谓，时财用窘迫．而谓言“大计有余”。东封开支庞大，国库日困。“五鬼”复劝帝西祀汾阴，王钦若为礼仪使，刘承规为发运使，造成极大浪费。时值太早，京郊谷贵．民日困。复作玉清昭应宫，刘承规主其事，屋宇有少不中程者，虽盒碧已具，必毁而更造，有司不敢计其赞。又作景灵官，奉圣祖，耗资无算。真宗谒老子于毫州(治今安徽毫县)太清宫，丁谓为奉祀经度制置使，陈彭年为副使，赏赐无度，穷投奢侈。官员不附“五鬼”者，均被贬黜。“五鬼”用事，国势日衰。

刘太后垂帘

真宗刘后姓刘名娥，祖籍太原，后来迁居益州华阳（今成都）。大中祥符年间，刘娥被晋升为宛仪，后来又进位德妃。刘德妃性情极其乖巧灵变，对当时的郭皇后，侍候得十分殷勤，就是跟同列杨淑妃也相处得很好，宫中尽皆称她贤德，真宗也就越发宠幸她。后来，郭皇后去世，宋真宗力排众议，晋封其为皇后。刘皇后本来就聪明伶俐，又知书识字，通览经史，留心时势。每当真宗展阅奏章的时候，刘皇后就陪着坐在一旁，看到那些奏章就记得很清楚，真宗有时想不起来，或是有些狐疑的地方，就向她询问，刘皇后竟然能够原原本本地回答，并且能够援古论今，真宗也经常觉得她说得有道理。后来，真宗凡是政事都和刘皇后商量，由此刘皇后渐渐开始干预朝政了。

天禧四年，真宗久病居宫中，朝中大事多由刘皇后决断，后来刘皇后更与大臣丁谓等垄断了朝廷大权。真宗驾崩后，仁宗即位，刘皇后被封为皇太后。刘后听取朝臣建议，依照东汉故例，与皇帝五日一朝，坐于皇帝的右首垂帘听政。仁宗即位数年，事无大小巨细，皆由刘太后裁决。仁宗二十多岁时，刘太后依然临朝听政，渐渐引来朝臣反对。秘阁校理范仲淹认为皇帝年长，疏请刘太后还政于皇上。刘太后大怒，将范仲淹降官贬到通州。翰林学士宋绶，因为奏请军国大事由皇上禀请刘后裁夺，其余让皇帝自己决定，而被刘后贬出任应天府。刘太后曾经想穿天子的兖冕进入太庙祭祀，之后每逢临朝办事，刘后便穿起兖冕，冠前后垂珠翠十旒，许多善于趋奉的小人都以为刘太后要自己做皇帝。小臣方仲弓上书，以武则天的所作所为为依据，奏请立刘氏庙；三司使程琳画了一幅《武后临朝图》给刘后以讨好，哪知刘后掷在地上说：“吾不做此负祖宗事。”后来刘太后忽感寒疾，病得十分沉重，仁宗征召天下名医，进京为太后诊治，始终无效，刘后逾月而崩，葬于永定陵西北。

公元1025年 西羌起义

仁宗天圣三年(1025年)．知环州(今属甘肃)翟继恩擅配州界熟户和买粮草，纵人去羌族帐内催督，催督者恣为奸欺，借羌人不知粮草数目，妄求所征数目之数倍，稍不如意则鞭挞之。羌民忍无可忍，在其首领厮铎沦率领下起义反抗。环州所属西尧诸族皆应。宋廷命工部郎中龙图阁待制范雍为陕西缘边量度安抚使主兵镇压，知泾原钤辖周文质等拥兵援助。起义军英勇抵抗逾月，起义失败。

公元1033年 仁宗亲政

宋仁宗即位之初，年仅13岁，刘太后垂帘，政由后出。明道二年(1033年)三月，刘太后死，遗诏尊杨太妃为皇太后，居宫中，与皇帝同议军国事。御史中丞蔡齐白宰相，言皇帝已年长，习知天下情伪。争始亲政，岂宜女后再次垂帘!遂将遗诏“同议军国事”一语删击，只留皇太后称号。殿中侍御史庞籍亦请尽焚垂帘仪制。从此，仁宗亲政。

公元1033年 郭后之废

宋仁宗郭皇后的祖籍是应州金城县(今山西应县)人，她本是平庐军节度使郭崇的孙女。天圣二年(1024)，被立为皇后。

当初，宋仁宗宠爱张美人，想立她为皇后，章献太后刘氏不同意。郭氏被立为后，却颇遭到仁宗的疏远。此后尚美人、杨美人均受到宠幸，不止一次同郭皇后争吵。有一天，尚美人在仁宗面前说郭皇后的坏话，郭皇后不胜忿怒，当场打她耳光，仁宗连忙上前救尚美人，结果被郭皇后误打到脖子上，仁宗不由大怒。入内都知阎文应因此借机与仁宗谋划废掉郭皇后，并且劝仁宗以被抓破的伤痕给执政大臣们看。仁宗将此情告诉吕夷简，并且告诉要废后的原因，吕夷简也正因前被罢相怀恨于郭皇后，于是说：“古来也有这样做的。”明道二年(1033年)，郭皇后被废。下诏改封郭皇后为净妃、玉京妙冲仙师，赐名清悟，居住到长乐宫中。

当诏令发布之后，中丞孔道辅、谏官御史范仲淹、段少连等十人跪在宫前上言：“皇后无过失，不可废。”结果孔道辅等都受到黜责。景佑元年(1034)，郭氏出宫住到瑶华宫中，而尚美人也被废到洞真宫成为道姑，杨美人也被送到另一住处安置。仁宗又赐给郭氏号金庭教主、冲静元师。后来仁宗对郭氏颇有所怀念，派遣使者前往问候，并赐给她一首乐府诗，郭氏回诗和答，诗句甚为怆惋。仁宗后来还曾密令将郭氏召入后官，但郭氏说：“如果再召我入宫，必须让百官站班行受皇后册礼才行。”郭氏遇有小病，仁宗派阎文应带医生前去诊治，几天后，便称郭氏暴卒。朝廷内外都怀疑阎文应下毒，但得不到实据。仁宗深感哀悼，追复郭氏为皇后，但没有行上谥册和享太庙的礼仪。

P51~60

公元1036年 “朋党”之争

北宋王朝自建立到宋仁宗庆历年，已经统治了八十余年。景佑三年(1036)，范仲淹上百官图讽刺宰相吕夷简任用亲信，又上书讥切时弊，希望宋仁宗不要一味信任吕夷简。为此范仲淹被吕夷简指责为离间君臣、引用朋党，被罢去权知开封府事。从此朋党问题成了宋朝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范仲淹遭受排斥时，挺身而出对他表示支持的，有尹洙、欧阳修、蔡襄等一批人士。当时尽管支持范仲淹的人都被罢官，但斗争却没有因此而停止，不断有人上疏要求复用范仲淹，反对用“朋党”的罪名堵塞言路。欧阳修还作了著名的《朋党论》一文呈献给宋仁宗，分析了朋党之说自古有之，君子、小人都各有朋。凡小人之朋得势，就会以朋党为名排斥君子之朋，国必乱亡，要求宋仁宗以历史上的兴衰治乱之迹为鉴，“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 庆历三年（1043年），在一片改革呼声中，范仲淹的各项改革，在当年和次年上半年陆续颁行全国，号称“庆历新政”。但主持“新政”的范仲淹等人遭到各种无端的诽谤，攻击范仲淹、富弼是“朋党”的论调更是甚嚣尘上。四年（1044年），夏竦等复攻仲淹等在朝结党，更伪造废立诏书以攻富弼。仲淹、富弼不安。皆求外任。六月，仲淹宣抚陕西、河东。八月，富弼宣抚河北。五年（1045年）正月，御史中基王拱辰又力攻仲淹。于是，范仲淹、富弼、欧阳修、余靖、尹洙等皆相继贬逐。王拱辰喜日：吾一网打尽矣。新政亦同时废止。

公元1040年 郭谘行千步方田法

北宋中期以后，土地兼并加剧，诡名挟佃、隐产漏税及产去税存等弊端，造成田税不均，影响政府财政收入。仁宗康定(1040～1041年)年间，洺州肥乡县(今河北肥乡县)因田赋不均，岁久莫治。转运使杨亿派郭谘和孙琳同往，用千步方田法，清查隐漏民田，除无地之租者400家，正无租之地者百家，收逋赋80万。流民乃复。其法以纵横一千步为一方丈量，按田地肥瘠分等定税。庆历三年(1043年)推广到毫州(治今安徽毫县)、寿州(治今安徽凤台)、汝州(治今河南临汝)、蔡州(治今河南汝南)。郭谘受命往蔡州，首括上蔡(河南上蔡县)隐田26930余顷，均其赋于民。此后，田京在沧州均无隶田。蔡挺在博州均聊城田，都取得成绩。但由于触及官僚地主经济利益，遭到他们剧烈反对，未能尽行，不久即废。

公元1043年 王伦起义

庆历三年(1043年)，京东安抚使陈执中，大括民财，强迫农民修青州城，“民间苦之”。在阶级斗争浪潮的推动下，各地士兵的哗变越来越多。是年五月，沂州虎翼军(军队名号之一)卒王伦结合四、五十名士兵，杀掉了巡检使朱进，直入青州境。陈执中派官军掩击，王伦乃率众转攻淮南，历沂、密、海、泗、真、扬诸州，“转斗千余里”，“如履无人之境”，至高邮军有众二、三百人，“皆是平民”。这些起义者，在脸上刺了“天降圣捷指挥”六字，以表示取得斗争胜利的信心和希望。淮南一带宋军州县的防务能力较差，楚、泰等地的知县、县尉、巡检，多未经过战斗，怕得要死，不敢抵挡。这支以士兵为骨干的起义军，未能深入发动群众，人数较少，势力单薄。宋政府害怕汴河受阻，派傅永吉带兵尾追。起义军在扬州山光寺南为官军所败，七月至和州，强行渡江，王伦在采石为官军所俘，不幸遇害。有人称这是“赖其天幸，偶自败亡”。可见这次起义失败并不是由于官军强大，而是王伦主观方面有错误，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以致未能与京西的起义形成互相呼应的形势。

公元1043年 张海、郭邈山起义

在京西、陕西两路的伏牛、熊耳、终南、武当群山之间，很早就有农民起义的活动。庆历三年(1043年)，宋王朝内外交困时，这一带起义规模迅速扩大，逐渐显露头角的义军领牙人有张海、郭邈山等，有众千众人。张海原在李宗起义军内，后来发展为一支独立的起义力量。郭邀山此时已在商山活动有十年之久。这年，陕西南部大旱，饥民纷纷参加起义，张、郭等部开始联合起来共同作战，他们驰骋于黄河以南至汉水流域的广大地区。起义军所到之地杀戮贪官，剥夺地主的财物，深得农民的拥护。庆历三年九月，当张海、郭递山率起义军打到光化军一带时，驻守在那里的官军三百人早已不满上级的欺压，在军吏邵兴带领下，响应起义，占领了光化军。邵兴率众北上，至商於(河南淅川县境)已有众千人。后来邵兴所部转入兴州、洋州一带，多次打败官军，杀掉反动军官多人，是京西、陕西起义军中比较活跃的一支。宋政府的官军在连连败北之后，于这年九月在京西划分四个军事区，以知河南府范雍总领军务。韩琦宣抚陕西，调集西北善于山地作战的官军，从西面包围起义军。官军经过一番调整，力量得到加强，共有八、九千人。十一月间，邵兴在兴、洋界为官军所败牺牲，部众溃散。十二月间，张海在商山战斗中殉难，所部损失极大，起义失败，余部分散作战，继续坚持斗争，这一带起义从此转入低潮时期。

各种改革主张

咸平三年(1000年)，知扬州王禹偁针对时弊，提出：“谨边防，通盟好”；“减冗兵，并冗吏”；严格选举，使人官不滥；淘汰僧尼，减轻百姓负担；重用贤臣等“改辙更张、因时立法”的主张。这些建议没有被采纳，但对后来的“庆历新政”影响很大。宝元二年(1039年)，权三司度支判官宋祁上琉，认为国用不足在于“大有三冗，小有三费”。“三冗”是“天下有定官无限员”；“厢军不任战而耗衣食”；“僧道日益多而无定数”。“三费”是道场斋蘸，百司供费无计；京师寺观多设徒卒，增没官府，耗费衣粮；大臣罢黜，仍坐受公用钱。主张“去三冗，节三费”。这些建议同样没有得到重视，但以变法革除时弊已势在必行。

公元1043年 庆历新政

宋仁宗时期，宋朝的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军事都面临巨大问题，集中表现为冗兵、冗员、冗费等现象严重。庆历三年（1043年）初，宋廷对夏战争惨败后，农民起义犹如山雨欲来，而宰相吕夷简对此束手无策。于是仁宗以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富弼、韩琦为枢密副使，他们以整理吏治为中心，条陈十事，推行新政。庆历新政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方面：①明黜陟。改变过去文官三年、武官五年一磨勘的旧例，对改变冗官问题有一定作用。②抑侥幸、精贡举。改变恩荫之制，防止恩荫过滥现象再度出现。科举注重品德与办事才能的考核。这亦对改变冗员问题，整顿吏治有一定作用。③均公田。使官吏廉洁奉公，同时抑制官僚大地主的兼并之势。④劝农桑、修水利。发展生产，增加政府收入，以应付冗费问题。⑤覃恩信、重命令。扩大宣传，使百姓感受到皇帝恩泽，取信于民。这有利于提高老百姓的信心，以忠心护卫宋王朝。范仲淹庆历新政执行范围有限，施行亦不甚系统，但仍受到反对派猛烈攻击，以结朋党为名排挤他。一年多后，新政被彻底放弃，范仲淹被挤出朝，支持者先后遭贬。新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它触动了一些名臣、大官僚的实际利益。

李觏等的改革

李觏是庆历新政的拥护者和支持者。他的改革主张侧重于经济和军事方面，明确提出“富国”、“强兵”、“安民”的主张，建议通过“限田”、“平土”来抑制土地兼并，这与宋朝“不抑兼并”的政策相对立。在经济上，主张“薄税敛”、“平徭役”，统治者应“强本节用”、“量入以为出”；在军事上，提出要精兵强将，对将帅用之不疑，“兵应知将心，将应知兵力”。此后苏轼也提出课百官、安万民、厚货财、训兵旅等改革主张和均户口、较赋役、省费用、定军制、教战守、倡勇敢等项具体措施。这些观点和主张为后来的王安石变法运动作了舆论上的准备。与此同时，一些地区还采取措施革除时弊。在赋役方面，陕西转运使李参于青黄不接时，令百姓“自度谷麦之入，予贷以官钱，谷麦熟则偿，谓之青苗钱”。大理寺远郭咨等用千步方田法对洺(今河北永年东南)、蔡等州地进行土地丈量，“均其赋与民”。针对差役扰民的问题，两浙路转运使李复圭采取出钱雇役的办法。以后司马光又提出募役法的主张。在军事方法，范仲淹知延州(今陕西延安)时，曾将延州兵分作6将，将领平时负责训练，战时顿兵出征，改变了将兵分离的局面，提高了战斗力。由于官马不足，真宗时，知秦州(今甘肃天水)曹玮试行民户养马之法。

公元1044年 保州兵变

庆历四年（1044）八月，保州（今河北保定）巡检司云翼兵士拥戴韦贵为首，据城叛乱。宋仁宗先派刘保信前往核实情况，同时任命知制诰田况前往保州城下，负责处置叛军。其后，河北路其它州县的军队聚集保州，包围了州城，但由于没有统一的指挥，宋仁宗不得不命令河北宜抚使富弼迅速赶到保州统帅诸路兵马，增派知制诰欧阳修为河北都转运按察使，监视保州情况的变化，及时向朝廷汇报。知定州（今河北定州）王果最先率兵到达保州，他率兵立刻攻城。恰在此时，宋仁宗下令进行招安，云翼士兵不肯投降，宋将郭逵等人爬上城墙进行威胁、利诱，士兵们纷纷将兵器扔下城来，投降的士兵达二干余人。官军进入保州后，田况核实聚众造反的士兵名单，总计四百二十九人，于是田况命令杨怀敏将名单上的士兵全部杀害。投降的二千余名士兵被分散隶属于河北其它州县。富弼本想命令各州县于同一天将这二千余人全部诛杀，但欧阳修认为不妥，富弼才停止了这一行动。一个月后，朝廷派遣刘涣为保州知州，云翼士兵再一次发动叛乱，但这次叛乱规模较小，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刘涣下令诛杀了为首的叛乱分子，保州兵变才被最后平息。

公元1044年 区希范起义

宜州(治今广西宜山北)思恩县(今属广西)蛮人区希范，颇知书，举进士，试礼部。景祐中，与其叔正辞应募，从官军征战有功，求录用，知州冯伸己拒绝，更以妄言罪将希范编管全州(今属湖南)。庆历四年(1044年)正月，希范逃归，与正辞率其族人并联合白崖山酋蒙赶、荔波峒蛮起义，拥蒙赶为帝，正辞为奉天开基建国桂王，希范为神武定国令公桂州牧，区丕基为宰相，设官三十余人，宜称“若得广西一方，当建为大唐国”。希范率众破环州(治今广西环江南)，下镇宁州，众至一千五百余人。四月，朱廷以张圮为广西安抚使率兵镇压，悬赏获希范者，不断派人劝降，均未得逞。五年三月．宋兵破环州，起义失败。希范、蒙赶等被惨酷杀害。

公元1044年 水洛城之变

自从韩琦、尹洙、狄青等人议论修筑水洛城（今甘肃庄浪）一事后，朝廷下令废罢这一工程。而陕西四路都部署郑戬却认为修筑水洛城有利无害，因此拒不执行朝廷命令，下令刘滬、赵士廉等人继续筑城。知渭州（今甘肃平凉）尹洙、泾原路副都部署狄青屡次上书陈述筑水洛城有害无利，双方争论不休，宋仁宗派鱼周询前往视察。鱼周询尚未到达，尹洙即命令刘滬等人停止筑城，并召见刘滬、赵士廉等人。但蕃部、氐人拦住刘滬等人，请求自备财物修筑此城，二人因蕃部已归顺宋朝，现在又已集中起来，倘若违背他们的意愿，恐怕会惹出乱子。于是刘滬、赵士廉二人继续筑城，尹洙再次召见刘、赵二人，他们仍未离开水洛城。因而尹洙恼羞成怒，命令张忠去取代刘滬的职务，但刘滬拒不交权。尹洙命令狄青以巡边为借口，追踪刘、赵二人，准备以违抗军令的罪名诛杀刘滬等人。狄青迅速逮捕了刘、赵二人，送往德顺军（今宁夏隆德）监狱。庆历四年 （1044）三月，蕃部、氐族人民纷纷拿起武器，杀死当地宋朝官吏，发动了叛乱，同时派人到鱼周询处告状，宋朝廷被迫下诏释放刘滬等人，继续筑城，暂时平息了氐族部落的反叛情绪。

公元1053年 昆仑关之战

皇祐四年(1052年)四月，侬智高起兵反宋，进破邕州，旋率7000(一说5000)兵顺郁江(今广西境)东下，连破9州，直抵广州。攻城受挫后，撤围退走。回师途中，又破昭(今广西平乐)、宾(今广西宾阳)等州，退据邕州(今广西南宁)，击杀宋将、知州等官吏数十人。是年六月至八月，宋廷先后遣广南西路钤辖陈署，广南东西路安抚使杨畋、广西经略安抚使余靖，荆湖南路、江南西路安抚使孙沔等率军进击，均无建树，一时岭南震动，宋廷深以为忧。九月，枢密副使狄青自请出战。他针对侬军多执长枪的作战特点与宋军失利的原因，制定了以骑制步的方略。十月初，狄青被命为宣徽南院使，荆湖南北路宣抚使，率鄜延、环庆；泾原路蕃落、广锐军1.5万步骑启行。次年(1053年)正月初，进抵宾州(今广西宾阳)，与孙沔、余靖等会师，合军3.1万。时岭南诸军兵疲意沮，纪律松驰，有令不行。狄青未至前，传令诸军占据要地，勿擅自出战。陈署恐狄青独得战功，违令率8000步卒轻出，因军纪涣散。将无威令，兵败金城驿(今广西南宁东北)，丧师2000余。狄青整饬军纪，严申军律，数陈署败军之罪，将其与所属将校32人处斩。诸将相顾失色，全军肃然，令行禁止。旋声言休兵，令诸军备10日粮，借上元节，张灯3日，分宴将佐军校，佯作按兵不动。侬军侦探不知狄青兵谋，返报宋军不会即进。侬智高部将建议扼守昆仑关俟宋军粮尽兵疲而击。侬智高轻敌，未加戒备。十六日夜半，狄青称疾退席，乘风雨夜暗，出其不意，率轻骑倍道潜出，袭取昆仑关，于归仁铺(今广西南宁东北)列阵。黎明，军侯来报，诸将方知狄青已经出关，孙沔、余靖遂引军急进。侬智高见险关已失，倾数万众布阵迎战。狄青依侬军阵势，令右班殿直张玉为先锋，如京副使贾逵、西京左藏库副使孙节分别率左、右军，孙沔、余靖率中军，自率精骑隐蔽于阵侧后。初战，侬军气势甚锐，频频猛攻，孙节力战而死，宋军稍退。贾逵见侬军蜂拥而至，引军占据高地，麾众自上而下冲击，断侬军陈为二。是时，鼓声大振，狄青手持白旗，挥旗从两翼杀出。两路骑兵互相穿插，忽左忽右，不时变换冲击方向。侬军犹疑，不知所为，阵势大乱，纷纷逃遁，退回邕州。宋军追杀50余里，杀其弟侬建中、侍郎黄师宓及士卒2200余人，俘500余人。是夜，宋军兵临城下，虚张声势，鼓噪大呼，侬智高以为宋军欲将攻城，纵火焚城。逃往大理(今属云南)，广南平。

公元1056-公元1062 包拯知开封府

包拯(999～1062年)，字希仁。北宋庐 州台肥(今属安徽)人．天圣进士，知天长县、端州，累迁监察御史，历三司户部判官，京东、陕西、河北转运使，入为三司户部副使，后改知谏院。嘉祐元年(1056年)十二月，权知开封府。包拯为官以断讼明敏正直著称，知庐州时，执法不避亲党，知开封时，变旧制、开正门令讼诉者直达堂前，自陈曲正，杜绝吏奸。拯立朝刚毅，闻者惮之．贵戚宦官，为之敛手。时中官、势族筑园榭多跨惠民河，以致河塞不通，京师大水，拯悉毁去之。拯为官清廉，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之为包待制。京师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者”之语，人称“包青天”。

公元1058年 王安石上万言书

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抚州临川(今后江西)人。早年随父到过京城和许多地方，了解一些社会现实。他博闻强记，能文善赋，22岁中进士。历任幕僚、知县、通判、知州、提点刑狱等职，有较好的治绩，并认识到严重的社会问题。嘉祐三年(1058年)，调京任三司度支判官。赴任后，便上仁宗万言书(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在万言书中，王安石提出要“变更天下之弊法”，首先是培养和选拔“能讲先王之意以合当时之变”的贤才，让他们掌握治国之术，而不是只会记诵经典章句；提倡官吏的节俭和养廉，不使频繁调动，以便专一和发挥才干。理财方面，主张“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旨”。万言书集中地反映了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一是通过抑制兼并，发展农业生产，增加财政收入，达到富国的目的；二是通过整修武备、训练军队，遏制辽、夏，实现强兵的目的，扭转“积贫积弱”的局面。三是依靠皇帝的权力，对现行的法度改弦更张，即走自上而下的改革道路。尽管万言书没有得到仁宗的重视，但王安石却因此受到要求改革的士大夫们的推崇拜，成为改革派的代表人物。

公元1062年 嘉祐建储

宋仁宗在位日久，所生三子皆早亡，其余十余人都是公主，所以二十余年嗣位尚虚。至和以来，仁宗多病，当时太子未立，朝臣包拯、范镇等以建储为言，不听。嘉祐后，仁宗病得很严重，中外惶恐，群臣上奏，请求选择宗子近亲为皇嗣，司马光、吕诲等词尤切，宰相韩琦再三言之。帝悟，嘉祐七年(1062年)八月，乃立宗室子宗实为皇子，更名曙。次年三月，仁宗死，赵曙即位，是为英宗。

公元1064年 濮议之争

宋仁宗无嗣，死后以濮安懿王允让之子赵曙继位是为宋英宗。英宗即位次年(1064年)诏议崇奉生父濮王典礼。以宰相韩琦、副相欧阳修为代表的一派认为英宗该称其生父濮王赵允让为父亲，这是符合以人的血缘和最基本的感情需要的。而以司马光为首的尊崇儒学的大臣，则竭力主张英宗该称其生父为伯父，这是以遵守宗法制度为出发点得出的结论。两派各执己见，互不相让，司马光一派因人多势众而逐渐占据了上风。御史中丞贾黯在临死前还留下遗书，请求英宗务必称其亲生父亲为伯父。同知谏院蔡伉在面见英宗时，竟长跪于地痛苦流涕，如丧考妣，大呼这一叫法关乎国家兴亡。英宗为之感动。而韩琦、欧阳修被打入了小人系统。英宗依旧坚持称生父为父亲，持不同意见的反对者以君子圈自居而不屑与小人系统同处朝堂，扬言辞去在朝廷中的职务。这就是宋代历史上有名的“濮议之争”。

公元1069年 王安石变法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宋神宗赵顼即位。神宗立志革新，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的王安石入京，用为参知政事，要倚靠他来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并设置三司条例司作为领导变法的机构。从熙宁二年到熙宁九年（1076年）的8年内，围绕富国强兵这一目标，陆续实行了均输、青苗、农田水利、募役、市易、免行、方田均税、将兵、保甲、保马等新法。王安石变法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从新法实施，到守旧派废罢新法，前后将近15年时间。在此期间，每项新法在推行后，基本上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使豪强兼并和高利贷者的活动受到了一些限制，使中、上级官员、皇室减少了一些特权，而乡村上户地主和下户自耕农则减轻了部分差役和赋税负担，封建国家也加强了对直接生产者的统治，增加了财政收入。王安石变法是封建地主阶级针对北宋统治危机进行的改革运动，它不可能使北宋从根本上摆脱封建统治危机。变法的目的在于维护封建统治，但客观上有利于社会进步。王安石针对北宋社会积弊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其“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勇敢精神值得肯定，他不愧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列宁曾称他为“中国11世纪时的改革家”。

公元1069年 理财新法

理财新法主要有：均输法，熙宁二年(1069年)七月颁行。规定东南6路(淮南、两浙、江南东西、荆湖南北路)发运使总掌各路财富，及茶、盐、酒、矾等税收，根据京师库藏和朝廷支出所需，“徒贵就贱，用近易远”，及时供应京师，以使“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庶几国用可足，民财不匮”。青苗法(又称常平新法)，熙宁二年九月颁行。规定每年春正月、五月，各地方政府以钱成粮作本，听民户自愿请贷。依户等定额：一等户不得过15贯，二等户10贯，三等户6贯，四等户3贯，五等户和客户1贯半。春贷夏还，秋贷冬还，半年取息2分。以此抑制高利贷的盘剥，“抑兼并，济困乏”。农田水利法，熙宁二年十一月颁行。规定各地河湖、港、汊、沟洫、堤防之类与农业相关的水利设施，凡需修建或疏浚，均由政府计其工料费用，由“受利人户”按户等高下出资或出工兴修。如工程浩大，民力不足，可向政府借贷钱粮。此法推行后，极大地推动了农田水利的发展，到熙宁九年的7年间，全国兴修水利工程l万多处，受益田36.3万顷。免役法(又称募役法)，熙宁四年(1071年)十月颁行。把原来按户等轮流充当州县官府差役的办法，改由官府出钱募人应役。募役所需费用，由管辖区域内原有差投负担的主户按等高下分担，称为“免役钱”。原享有兔役特权的官户、形势户、寺观户、城郭户、末成丁户、单户、女户等，均按户等出“助役钱”，较免役钱减半征收。农民纳钱免役，对农业生产有利，而官僚大地主的特权因此受到限制，所以强烈反对。市易法，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颁行。都城开封设置市易务，控制市场。当货物滞销时，以平价大量收购；待市场缺货时，再以年息2分赊销给商贩，以平抑物价。后改称都提举市易司，又于杭州、广州、扬州等地分设市易务。此法推行后，“商旅以通，黎民以遂，国用以足”。方田均税法，熙宁五年八月颁行。规定每年九月，由各县县官主持对管内土地进行清查丈量，把亩数、田主、土质情况分为5个等级，登记在册，叫做“方田”。各县再根据本县承担的租税总额，按在册的土地等级平均分摊，叫做“均税”。这项新法使赋税与实际田产结合，有助于减轻自耕农的负担和保证朝廷的田赋收入。但由于隐产漏税的豪强地主的强烈反对，方田均税法仅在部分地区实行过。

王安石与保守派的斗争

王安石变法，触犯了官僚豪绅、大地主们的利益，因而在新法推行过程中，也遭到了他们的阻挠和反对，其中围绕着青苗法的斗争，表现尤为突出。熙宁二年（1069年）九月，青苗法刚一颁布，立即遭到守旧派的反对。宰相富弼称病辞职，司马光也在熙宁三年（1170年）一连给王安石写了三封信，攻击新法，并多次向神宗告状，叫嚷“臣之与安石，犹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时”，表示与变法势不两立。在地方上，权开封府推官苏轼，上疏七千余言，说青苗法“亏官害民”，极力反对；判大名府韩琦也上疏说：“今乃乡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钱贯陌，每借一千，令纳一千三百，则是官放利息”，说行青苗法犹如放高利贷，有失官府体面，并在自己辖区内拒绝执行。在韩琦的鼓动下，其所属县官，纷纷谎报情况，说百姓都不愿借青苗钱。宋神宗看后，不辨真伪，对执政大臣说：“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出令不可不审”，对新法表示动摇。王安石对守旧派的言论给以针锋相对的驳斥，但宋神宗仍疑虑重重，王安石不得不“称疾不出”。司马光利用代拟诏旨的机会，大肆舞文弄墨，借神宗之口，指责王安石说：“今士夫沸腾，黎民骚动，乃欲委远事任，退处便安。卿之私谋，固为无憾，朕所素望，将以诱谁！祇复官常，无用辞费”，企图激怒王安石，使之辞职不干。没想到王安石看到后，立即“抗章自辩”，宋神宗也有所醒悟，又想到积贫积弱的局面仍未改观，只好让王安石等变法派继续执政，青苗法才得以推行下去。

为了反对新法，保守派还从思想上、学术上指责变法派。苏辙说王安石“法术不正”，刘述、刘琦等指斥“安石操管（仲）商（鞅）权诈之术，规以取媚”；范纯仁则攻击王安石“欲求近功，忘其旧学，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讲五霸富国强兵之术，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保守派群起攻之，指责王安石“背儒崇法”。王安石对于保守派的围攻，一方面对儒家经典作出新解，说明变法有据，合乎圣人之道，另一方面又公然申明承袭法家学说，理直气壮地举起变法的旗帜，和保守派针锋相对。

保守派在从学术思想上围攻的同时，还从政治上攻击变法派。范纯仁攻击“王安石变祖宗法度，掊克财利”。司马光则指斥说：“今介甫（王安石字）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之”，大肆叫嚷新法颁布后，“天下汹汹”，“人皆以为不便”，并攻击变法是“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使“天下怨谤”。王安石写了《答司马谏议书》，逐条批驳了司马光对新法的攻击，并在熙宁三年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口号，有力地回击了保守派的猖狂进攻，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变法派战胜了保守派的围攻，从而推动了变法的进一步发展。

公元1070年 整军新法

整军新法主要有：保甲法，熙宁三年(1070年)十二月颁行。规定凡农村民户每10家编为1保，5保为1大保，10大保为1都保。凡家有2丁以上的，出1人为保丁。由各保中选择家境富实而有才能者充任保长、大保长、都保正。每一大保夜出5人巡逻防盗。保丁于农闲时节集合训练。同保中如有犯强盗、杀人等罪者，他人须告民，知情不告则治罪。通过保甲制，在乡村组建起严密的治安网，“保甲之法成，则寇乱息而威势强矣。”到熙宁末，全国保丁已达56万多。保马法(又保甲养马法)，熙宁五年五月试行于开封府，后推行于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5路。规定，凡义勇、保甲愿意养马者，每户1匹，富户可养2匹，由政府给马或给钱自行购买。养马户可免征折变、沿纳等赋税。三等户以上养马，每10户为1保，四等户、五等户每10户为1社。如马死，上户单独赔偿，下户由社共同赔偿马价的一半。军器监，熙宁六年六月设置于开封，“总内外军器之政”。下辖京城军器坊及各州所置都作院。管理军械兵器的生产，从而提高了武器装备的性能和质量，满足了军队训练与作战需求。将兵法(又称置将法)，熙宁七年九月实行于开封府界以及京东、京西、河北等路，继又推行于陕西五路。先精简军队，淘汰老弱30多万。随后进行整编，加强训练。将兵法实行后，在北方各路陆续设置100多将，作为新的军队编制单位，每将有兵力数千至数万不等，挑选武艺高强、有作战经验的武官担任正将教练本将兵士。后陕西五路设42将，东南诸路设13将。此法实行后，兵知其将，将统其兵，提高了战斗力。

公元1071年 改革科举、学校制度

王安石出于变法对人才的需求，很重视培养和选拔经纶之才。他认为旧的科举制度最大的弊端是，“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乃科法败坏人才，致不如古”。熙宁四年(1071年)二月颁行“贡举(即科举)新制”：废除诸科、明经科和制举；进士科停试诗赋、贴经、墨义，改考经义、论、时务策；增明法新科，考律令大义和断案。王安石认为培养、选拔人才极重要的途径是学校教育，教育的原则是“一道德”，即统一思想。为此，他对《诗》、《书》、《周礼》三部古代典籍加以新的注释，通称《三经新义》，经神宗批准，于熙宁八年(1075年)颁行全国，成为太学和州县学的必读之书。科举考试的经义，也须以此作为标准。对学校的管理作了新规定，严格各级学校学生的考试制度，制定“大学三舍法”：大学生初入学为外舍，每月考试一次，年终总考。成绩合格，又无违反校规，德行端正者，即可开入内舍。内舍生学习一年后，考试成绩“优”、“平”者，参照平时的表现，可升入上舍。上舍生如考试成绩列为上等，可免科举考试直接授官。目的在于激励太学生刻苦学习，防止太学成为品官子弟的寄养之处。

公元1074年 王安石罢相

1070年，王安石任平章政事，掌握了朝中大权，将保守派官员相继调离朝廷，在1070年至1074年间，陆续推行了一些新法，使变法运动达到高潮。但是，保守派的进攻并没有停止，熙宁六年（1073年）市易务实行“免行钱”，各行按获利多少交纳一定的“免行钱”，既避免了官府上下对各商行的勒索，又增加了政府的收入。但新法触犯了皇帝和外戚的利益，仁宗的曹后、英宗的高后和神宗的向后都反对新法。在皇亲国戚的猛烈反对下，神宗也动摇了，不时提出“何故士大夫言不便者甚众？”的疑问。当时又值旱情严重，保守派利用天灾攻击新法，说什么“去安石，天乃雨”。王安石提拔的郑侠在保守派的支持下，竟绘《流民图》，说变法致使饥民遍地，他上疏请求废除新法，一时保守派占居上风。神宗的动摇和保守势力的攻击，使变法派分裂，王安石一手扶植起来的吕惠卿、曾布也开始转过头来攻击新法。在神宗动摇，保守派反对，变法派分裂的困难局面下，王安石也意志消沉了，他感到难于继续执政，便一再要求辞职。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罢相，出知江宁府，变法遭受严重挫折。

王安石罢相前后，曾推荐韩绛为相，吕惠卿为参知政事，继续推行新法。王安石离朝后，神宗又感到王安石是朝中不可缺少的人物。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又召王安石回京，恢复了相位。王安石复相后，吕惠卿感到为相无望，不但不支持王安石，反而起劲地攻击王安石。吕惠卿等人的分裂活动，削弱了变法派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王安石已无力扭转局面，遂于熙宁九年（1076年）再次要求罢相归田，十月，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出判江宁府，直至元祐元年（1086年）死于江宁。

公元1080—1082年 元丰改制

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在神宗的主持下，新法继续推行，并作了局部调整。元丰三年至五年(1080—1082年)，神宗主持了针对职官制度的改革。首先，改正官名，将原来只是虚衔的寄禄官改为正官，使之成为主管各机构事务的职事官。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六部尚书、侍郎等官因此作为三省六部的长官参预政务，有了实际职掌。其次，又仿照唐制，重新厘定了一些官称，如参知政事改称中书侍郎、门下侍郎和尚书左、右丞。第三，调整机构，对重复设置或没有实际事务的机构进行裁减、合并，如三司分归户部、工部，审官院并入吏部。第四，明确各机构的定编、定员及职责。第五，改革铨选制度，颁布了新的官阶，即《元丰寄禄格》，共25阶，官员的升迁、俸禄都必须依此“以阶易官”。神宗对职官制度的改革仅仅是一种局部的调整，实际只局限于文官中的京、朝官。行政办事效率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提高。只是由于裁减了一些冗员和冗散机构，节省了2万缗的开支。元丰四年(1081年)，神宗趁西夏惠宗失位之机，出兵攻夏，败于灵州城下。翌年，又败于永乐城。两次失利，使神宗受到很大的打击。八年三月，神宗病逝。

公元1086年 元祐更化

元丰八年（1085）春，神宗病死，其子赵煦即位，是为哲宗，年仅十岁，其母宣仁太后以太皇太后的身分执政。宣仁太后是前此宫廷中反对变法的后台，掌权后遂援引司马光、文彦博等保守派到政府中，各种反变法的力量聚集在一起。司马光打着“以母改子”的旗号，反对新法。他把变法的责任都推给王安石，攻击“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接着全盘否定了新法，诬蔑新法“舍是取非，兴害除利”，“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新法大部废除，许多旧法一一恢复。与此同时，打击变法派。列为王安石等人亲党的变法派官员，全被贬黜。对西夏，则继承了熙宁以前的妥协政策，把已收复的安疆、葭芦、浮图、米脂四寨割让给西夏，以偷安一时。这些政策，将国家通过变法的钱财积蓄耗散殆尽，激起社会上广泛不满。因这一事件发生在元祐年间，故史称“元祐更化”。所以后来把支持变法的一派人称为“元丰党人”，而反对变法的一派人则被称为“元祐党人”。宋朝的政治陷入党争的泥沼，不可自拔。

公元1093年 “绍圣绍述”

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高大后病死，哲宗亲政，有意恢复熙宁新法。他重新起用变法派章惇为相，并改元绍圣，以表示继承新法的决心。变法派掌权后，对保守派进行打击。以文彦博为首的30余人被列为司马光党羽，相继贬斥出朝，连已死的司马光也遭迫贬。同时逐步恢复新法，“凡元祐历革，一切复之”，到元符元年(1098年)，各项新法基本推行全国。在恢复新法时，鉴于熙宁、元丰年间的弊端，作了一些小的变动。“绍述”虽是继承新法，可没有像王安石那样认真执行，而且在变法派内部又不断出现分裂，甚至相互倾轧。绍圣年间所恢复的新法，收效不明显。

章惇

章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今属福建）人。神宗熙宁初王安石变法，章惇任编修三司条例官。熙宁五年（1072）至七年，为荆湖路察访，籍户搜田，贷给牛种，设立郡县，妥善地调整了宋廷与该地区少数民族的关系。熙宁七年至八年，任三司使，是新法派中的重要人物。哲宗即位，章惇任知枢密院事，时高太后垂帘听政，以司马光为门下侍郎、宰相，全部罢废新法，章惇上疏，驳斥司马光对免役法的攻击，并同司马光在帘前争论。后守旧派利用台谏官对章惇进行攻击，章惇被贬官。绍圣元年（1094）哲宗亲政，章惇以绍述为己任，恢复青苗、免役诸法，并起用新法派的蔡卞、曾布等人，使部分新法得以继续推行。他力主对西夏作战，筑堡开边，取得胜利。任相期间，不肯以官爵私所亲，为世所称。哲宗死后，向太后主张立端王（即徽宗赵佶），章惇认为赵佶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赵佶即位后，章惇连遭贬逐，最后死于睦州（今浙江建德东）。

北宋的经济

开篇语

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分立割据的局面，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北宋时期封建的租佃契约关系得到较大的发展，佃户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削弱，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有了提高。经过广大人民群众的辛勤劳动，北宋时期的农业、手工业以及商业，都有显著发展，社会经济呈现出新的繁荣。北宋农业的发展，突出表现在生产工具的改进和创造上。北宋时期，农业发达的另一个表现是耕地面积的扩大和水利工程的兴修。农作物的推广和亩产量的增加，也是北宋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北宋的手工业生产也有很大进行。各种手工业作坊的规模和内部分工的细密，都超越前代。生产技术发展显著，产品的种类和数量大为增加。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到北宋有了一个新的转折。北宋以前的城市，一般是坊、市分区，即住宅区与商业区严格分开。北宋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彻底打破了“坊”“市”的界线，商店可以随处开设，不再采取集中的方式。坊与坊之间的墙壁也都拆除了。北宋创印“交子”，这是我国使用纸币的开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农业的发展

北宋建立后，消除了南、北方交通的障碍，南北粮食品种得到了交流。福建一带种植的占城稻，传到了江淮地区，占城稻耐旱、早熟，“不择地而生”，适应性强，易于推广，中国北方也种植了占城稻。北方的粟、麦、黍（黄米）、豆等粮食作物也推广到江南以及福建、广东等地。优良品种的培育和交流，水利工程的兴修，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北宋一般农田，亩产一石，江浙地区的稻田，中常年景可亩产二石至三石，而太湖周围的稻米可一岁两获，有的上田亩收五、六石，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说，这里是稻米的高产区。北宋初年，为解决耕牛不足的问题，劳动人民创造了用人力推动的踏犁，功效等于牛耕的一半。据王祯《农书》记载，湖北鄂州（今湖北武昌）地区还出现了秧马，形如小船，农民骑在上面插秧，一天可行千畦，既可减少弯腰曲背之苦，又能提高工作效率。此外，劳动人民还创造了开垦芦苇、嵩莱等荒地的刀，翻地的铁搭等。在灌溉工具方面，南方人民已普遍使用龙骨车来戽水，还有用水力转动的高转筒水车，能把山下的水引到山上。

鼓励垦荒

宋初，为鼓励农民垦荒，规定“垦辟荒田者，止输旧租”，并以垦田数目的多少，作为考课官吏的标准。因此，大量荒地得到了开垦，出现了“户口蕃庶，田野日辟”的情景。北宋一代，农民新开辟了许多耕地。在江南地区，早在五代时，人们就建造圩田，在江河边及湖边水浅处筑围，将围内水排出，即为良田，围外蓄水，中有渠道，外有闸门，旱时开闸引水灌田，涝时闭闸治水，能防涝抗旱，常保丰收。北宋时，圩田进一步发展，太平州芜湖县的万春圩，有田十二万七千亩，圩中有大道，长二十里。此外，还有在山坡或丘陵上筑成阶梯形的山田（梯田）；用河水冲积淤泥漫过的淤田；以木排作架，架上涂泥浮在水面上的架田；江边海畔的沙田等，这就使北宋的垦田面积大为增加。公元1021年（天禧五年），全国垦田达五百二十四万余顷，比北宋初约增加一倍。

矿冶业

北宋时期，矿区由唐代的168处增加到271处，而且规模大，产量高。河南鹤壁的北宋煤矿遗址，竖井口径约2.5米，深46米左右，4条巷道总长500多米，推测当时大概有数百人在此从事采掘。采掘技术甚至接近于近代的水平，如采煤先于煤田止方开凿坚井，再于井下沿煤层打出巷道，把煤层分成若干小块，采取“跳格式”挖掘，先内后外，逐步后撤。胆铜法的推广使产铜能力迅速提高；冶银时把铅混入银末，炼出纯度很高的银。信州(今江西上饶)铅山附近盛产铜、铅，“常募集十余万人，昼夜采凿，得铜、铅数千万斤”。煤在当时已成为居家主要的燃料，如开封城内的居民，“数百万家，尽仰石炭(即煤)，无一爱燃薪者”。

兵器制造业

兵器制造是由官营手工业作坊垄断的。宋初有南北作坊(神宗熙宁中改为东西作坊)，“掌造兵器戎具、旗帜、油衣、藤漆、什器之物”。仁宗天圣年间，南北作坊有兵校及工匠7931人，每年造铁甲32000付，弓弩等650余万张。开封还有东西八作司，规模也很庞大。诸州的兵器作院，每年造弓弩620余万张，与开封几乎相等。史称，“戎具精致犀利，近代未有”。当时，京师所造的武器，每十天一进，由皇帝亲自察看，可见北宋是非常重视兵器生产的。北宋常用的传统武器中，长兵器以枪为主，长杆大刀次之，还有钩竿、叉竿等杂形兵器，是吸取了北方少数民族武器中的特长而制造出来的。短兵器则以刀和剑为最主要的两种。宋太宗及真宗时，又采用了南方少数民族使用的标枪、旁牌等，作为官军的正式武器。北宋武器制造上最突出的成就是火药已从道家的丹炉中解放出来，逐渐运用到军事上，使火药武器迅速发展起来。

纺织业

北宋纺织业有丝、麻、毛、棉四大类，其中以丝织业为主。养蚕业遍及江、淮、黄河流域，丝织业产地分布广，产量高，技术精。形成以两浙、四川为中心，包括河北东路、京东东路、淮南东路、江南东路的主要丝织业中心。开封有官办的绫锦院，拥有400多张织机。民间出现了独立经营的丝织业作坊，称为机户。仁宗时，梓州(今四川三台)有机户数千家，生产规模很大。丝织品的花色、品种繁多。其中仅蜀锦就有数十种之多。京东单州(今山东单县)所产的薄纱每匹仅重4两，望之如雾。而毫州轻纱，“举之若无．裁以为衣，真若烟雾”。麻织业主要集中在河东、广西、荆湖、成都府等路及京东地区。毛织业则以西北地区为主，产量都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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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瓷业

制瓷业在北宋发展到一个重要阶段。制瓷窑户几乎遍及全国，在今十几个省、市、自治区的130多个县，都发现北宋瓷窑遗址。各地的瓷器制作工艺、风格不同，逐渐形成了定窑系、耀州窑系、钧窑系、磁州窑系、龙泉青瓷系、景德镇青白瓷系六大瓷窑体系和定、汝、官、哥、钧五大名窑。北宋制瓷技术已相当进步。发明了用“火照”测定窑温的技术；将许多三角形胎坯(即“火照”)上半部施釉，下半部埋入盛满沙粒的匣钵中，随瓷坯一同入窑，放在炉前的观火孔内。要测定窑温时，用铁钧钩出一个火照，打碎后从胎质和釉色的变化中推断温度的高低。直到瓷器烧成，匣钵中的火照也基本被取光。为了利用瓷窑的空间，提高瓷器的产量，还发明了叠烧法，即将盛放瓷坯的匣钵入窑后层层叠码，中间衬以垫圈。在瓷器的装饰上，利用刻、划、刺的手法，勾勒出花卉、云龙等造型图案，并且又出现了印花装饰工艺，使瓷器更显绚丽多彩。瓷器不仅成为当时皇宫、官府的器物，百姓的日常生活用品，而且风靡世界，大量远销海外。景德年间在江西昌南镇设官窑烧制进贡瓷器，瓷器底部书“景德年制”四字，该窑后来日益发展，镇上居民多从事窑业，镇亦改名为景德镇，其产品精美，有“假玉”之称。

五大名窑

瓷器发展到宋代，达到了高峰，名窑辈出，品类繁多，当时最著名的，有定、汝、官、哥、钧五大名窑，它们各有特点，争奇斗艳，为祖国的瓷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宋官窑，包括北宋官窑和南宋官窑。北宋官窑也称汴京官窑。南宋官窑是宋是南迁以后在杭州设立的新窑。南宋官窑产品以洗、碗为多，一般无纹饰，多有开片，但与汝、哥纹片不同。此外还有坯薄釉厚的制品。

定窑，继邢窑之后的著名的白瓷窑场，宋时属定州，故名定窑。定窑在宋代主要烧制白瓷，也兼烧绿釉、黑釉、褐釉。首创覆烧法。定窑以丰富多彩的装饰花纹取胜，工整素雅的印花定器，一向被视为陶瓷艺术中的珍品。

汝窑，窑址在河南临汝。临汝在宋代属汝州，故名汝窑。迄今尚未发现汝窑的确实窑址，只有瓷器传世。汝窑主要烧造宫廷用瓷，烧瓷时间短促，仅从北宋哲宗到徽宗的二十年间，所以是宋代名窑中传世品最少的一个窑。

钧窑，窑址在河南省禹县，古属钧州，故名钧窑。创烧于北宋，盛于北宋晚期。钧窑属北方青瓷系统，其独特之处是使用窑变色釉，烧出的釉色青中带红。釉中有“蚯蚓走泥纹”的曲折线也是钧釉的特征之一。盆、托及尊等宫廷使用器物底部均刻一个由一到十的数字。

哥窑器物以纹片著名，纹片多为黑色，俗称“金丝铁线”。按颜色分有：鳝血、黑蓝、浅黄鱼子纹；按形状分有；网形纹、梅花纹、细碎纹等。哥窑开片总的特点是：平整紧密，片纹裂开成上紧下宽状；黑色纹片中有时闪蓝色。

造船业

随着水上交通和海上贸易的发展，北宋的造船业特别发达。官营的造船作坊以生产漕运船(纲船)为主，也生产战船、运兵船(马船)和运送官员的客船(座船)。一般年产漕运船2900余艘，最多可达3300余艘，其中处州(今浙江丽水西)、吉州(今江西吉安)、虔州(今江西赣州)等地，年产量都在500艘以上。民营作坊多生产商船、小型客船及游船。当时行驶于运河中的漕船，一般载重量都在300料(1料即1石的重量，约合55公斤)至500料之间。长江中有千料大船，最大的“万石船”，可装料12000石，约660吨。为使船只航行平稳安全，海船都是甲板宽平，底尖如刃。船底和两舷一般用两层或三层木板制成。船头置碇石锚，用粗藤和绞车升降。如遇到风浪，再加抛“游碇”。船上桅杆4至6根，可以起伏，装帆多幅。每船8至10橹，最多的有20橹。船尾除大、小正舵外，还装有“三副舵”两个。船舱之间采用防水隔舱，这是我国造船史上的一大创举。兵船的制造技术也很先进，最大的运兵船一次可载千余人。此外，还有拆卸灵便的战渡两用船、船头装有铁制铧的攻击舰、用于疏浚河道的“浚河船”和开通航道的破冰船等。为方便船只检修，北宋时还建成了世界上最早的船坞。太宗时，造船师张平穿池引水建成一座内坞，船只可驶入其中。熙宁年间，皇帝的龙舟年久失修，船底腐烂，宦官黄怀信于开封设计建造了一座干船坞。

文具制作 此条改

我国自古以来把笔、墨、纸、砚称作文房四宝，北宋时都达到很高的水平，大大促进了当时文化的发展。随着印刷业的发展，纸的需要量猛增，刺激了造纸手工业的生产，据《宋史?地理志》记载，北宋纸的产地扩大，技术上也大大提高。当时两浙路的临安、婺州、温州、衙州，江南路的歙州、池州和建康，四川的成都，淮南的真州，湖南的潭州等地，都是有名的产纸区。

北宋造纸的原料多样化，不再以麻为主，而是竹、藤、楮等用得最多。此外，稻杆、麦杆、桑皮等，也都大量使用，为纸的生产找到了可靠的材料来源。因此，造纸业作坊在各地兴办起来，成都的蔡伦庙旁有造纸者“数十百家”，所造纸有四色，皆用楮皮造成，最为精洁。官私所用的薄契书卷文牒等，都用这种纸。徽州的造纸作坊中，把楮皮放在长船中浸泡，“数十夫举抄以抄之，旁一夫以鼓而节之”，然后以大薰笼“周而焙之”。这种用火焙烤的方法代替了上墙日晒的旧技术，显然前进了一大步，作坊的规模上也达到相当可观的程度。由于原料的质量好及生产技术的提高，各地名纸层出不穷，歙州出产的纸光滑莹白，其中的匹纸长三丈五尺，好象白绸一样。而碧云春树笺、风笺、团花笺、金花笺，以及用藤作成的各式白纸，则为书画家们所喜爱。四川的布头笺，号称“天下第一”。北宋熙宁、元祐间，苏州承天寺以茧丝作主要原料，造出的藏经纸，非常坚韧，内外加蜡压光，纸面细润无帘纹。由于纸的质量提高，北宋印书大方美观，后人珍视宋版书，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北宋时，纸还被用来制造大量的纸衣、纸袄、纸被和纸甲。纸衣、纸袄的出现，一方面反映纸的质量好，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劳动人民生活的贫困状况。纸甲的数量很大，仁宗康定元年，命令江南、淮南一次造了三万付，运到陕西给防城弓手作为防御工具。

毛笔制造业，宋人最推崇宣城笔，巧匠诸葛高所制的紫毫笔，“硬软适人手，百管不差一”，经久耐用。开封是当时最大的制笔业中心，相国寺东边笔店林立，产量最大，以赵文秀笔最为有名。其他如常州许氏、安陆的安成道、弋阳的李展等，亦都是制笔名家。

制墨业，在唐以前，多为用墨者自制。唐代官府有制墨作坊，私人造墨为生者仍然稀少。宋时，随着文化的发达，制墨业转到私人家庭生产与手工业作坊生产者手里，形成许多世代相袭的制墨世家。当时制墨中心有开封、易水、镇定，兖州、宣城、歙州、衢州、成都等地。衢州工匠造墨善于用腔作软剂，使墨光泽坚润。四川、两浙、江东等地制墨业发达的地方，巧工辈出，争放异彩。嘉禾沈珪、宣城柴成询、开封的潘谷等，都在制墨业上有所贡献。他们创造出和胶、对胶(再加胶一次)等制墨方法，并在墨中加入一定的香料，使墨的质量进一步提高。在作坊生产中，制墨已有许多工序，其中捣胶即需要五人流水作业，可见是有一定规模的。

制砚业，几乎遍及全国，唐州、温州、青州、潭州、苏州、归州、通远军等地都有，而以歙州、端州最有名，歙州砚石质坚劲，发墨效能好。英宗治平中，歙州有砚户十家，有一户一人生产的，也有一户兄弟五、六人生产的，仿照各种动物、植物的形状，制出了四十种样式古雅的名砚，琳琅满目，艺术价值极高。端砚色理莹润，名列全国第一。仁宗时，一家姓崔的作坊主蓄石工百人，每年制作出上千块砚台，用于上供和出卖。端砚名品有四十九种，除动植物器形外，还有蓬莱仙境等式样，立意新颖，更富有想象力。除石砚外，北宋陶砚也很精美。武昌万道人所制陶砚，坚实美观，用三十年“受墨如初”，可与高要、端溪最好的石砚相比美。泽州吕道人制造的陶砚，“坚润宜墨，光溢如漆”，金铁划之不入，几乎与金等价。相州的陶砚，“色绿如春波”，美观耐用。

事实证明，北宋文具业在手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当时经济文化发达的一个重要表现。工人们刨造出许多精品，世代相传，因此留下了真实姓名的比任何行业为多。

制盐、制糖、制茶技术

北宋制盐业，从经营形式上看，有官制和民制两种，从生产方法上讲则有煮盐和晒盐的不同。河东路的安邑、解池是官府直接经营，生产者称为畦户。仁宗天圣时，两池共有畦户三百八十家。其生产方式是掘地为池晒盐，又称池盐。沿海地区，用海水煮盐，生产者称亭户。官设的盐场，拘籍亭户煎盐，计丁输课，官给本钱。四川地区挖井取卤，煎煮为盐，称为井盐，生产者称为井户。其他也有刮碱土等煎盐的，不过数量较小，主要在并州永利监及北方有碱土地区。

四川井盐的制造比较困难，陵州盐井有深五十丈的，井壁都是石头，井底用柏木为干，上出井口，垂绳而下，才能取水。用的时间久了，木头败坏，修理不易，瓦斯上升，工人入井就会造成死亡。唯有雨天，瓦斯随雨而下，稍能施工。后来发明一种木盘贮水，盘底凿成小洞，使漏水如雨，称谓雨盘，进行修理，保证井盐的生产。四川井盐多为豪强把持，豪强之家多者一、二十口井，少者也不下七、八口井。他们每家雇佣工匠四、五十人或二、二十人不等，都是比较大的作坊主。这些制盐工人被诬为“浮浪无根著之徒”，可见多为失去了生产资料的人。

制糖业集中在四川、广东、福建、两浙等地。唐代以来，制糖业主要是制沙糖(红糖)，北宋时福州、番禺、四明、广汉、遂宁诸县已能生产霜糖(白糖，一说为冰糖)，其中以“遂宁为冠”。制糖者称为糖霜户，遂宁、撒山前后及涪江两岸的制糖者，约占当地总户数的十分之三。山下有三百余家，附近的马鞍山也有近百户，每户多者数十瓮(制糖用具)，少者一、二瓮，从事糖的生产。糖霜生产后的剩渣，还可以造出质量很高的醋，作为制糖的一种副业。白水镇一带，有些户技术不高，制不出糖霜，就把糖水卖给山前诸家。这些糖霜户既种蔗田，又生产糖、出卖糖，可以说是农、工、商合为一体的一种组织形式。在糖霜生产过程中，已有简单的协作关系，“上户削(削皮)斫至一、二十人，两人削供一人斫”，可见也有雇佣劳动的存在。遂宁府糖霜户中的贫富分化已很显著，上户剥削工人有暴富的，家有数十瓮；下户只有一、二瓮，甚至连简单的生产工具也置备不全。

制茶业，在产茶区是茶农的家庭手工业，非常普遍，北宋的许多名茶就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茶的制品可分片茶、散茶两类。福建所产的片茶，是把茶叶先蒸熟研细，再放在竹格里，置于焙室中烘干。这种办法制茶，“最为精洁，他处不能造”。宋政府于元丰元年在开封汴河，蔡河河上置水磨百盘，崇宁四年又于长葛、郑州等处，沿京、索诸水，增置水磨二百六十盘，加工茶叶。后来，民间也置水磨磨茶或磨麦，称为磨户。我国晋代已有水磨出现，这时得到普遍的使用。

造纸业 此条删

造纸业是重要的手工业部门。原料除麻之外，竹、藤、稻秆、麦秆、桑皮等都能造纸，纸张的产地和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技术也不断提高。如成都的蔡伦庙附近有百余家造纸作坊。徽州产纸，一改传统的上墙日晒法，置于火上焙烤，既不受气候影响，又大大缩短生产周期。歙州纸光滑洁白，有一种匹纸长50尺，厚薄均匀，似白绸。还发明了“椒纸”，可防虫蛀，便于长期保存。苏州瑞光寺塔中发现的《妙法莲华经》，是雍熙年间(984—987年)刻本，其纸时隔千年，还保存完好，具有良好的抗水防潮性能。造纸术的提高也扩大了纸张的用途。纸不仅作为书写的材料，也成为日常生活的用品。陆游＜谢朱元晦寄纸被)一诗写道；“纸被围身度雪天，白天狐腋软于绵。”康定元年(1040年)，西夏侵边，陕西军备不足，仁宗下令江南、淮南起制纸甲，一次就生产出3万副，作为守城弓弩手的护甲。

市镇的勃兴

农村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手工业行业分工的扩大，密切了城乡之间的交换关系，原有的商品交易市场已不能满足需要，城市周围和乡村交通要道等处不断出现新的交易场所。设于城外的称为草市，实际是城中的商业区向城外的扩展。开封城外就有街市，店肆林立。乡村有定期开放的小市，北方称“集”，南方称“墟市”或“赶场”。集市贸易主要是满足人们的生活和生产的需要，交换的商品有粮食、肉、鱼、鸡、水果、蔬菜等农产品，布帛、竹木器、炭柴等生活用品，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以及药材等。交易十分频繁，成交额也很大，一些大的市镇年税额都在1万贯以上，多的可达2.6万贯。草市和小市是长期或定期开放的交易场所，一些商人和手工业者在此定居，生产经营，随着交易规模的扩大，定居人口的增加，这些草市或小市便成为新的市镇。有些市镇继续发展而成为当地政治、经济的中心，形成新的县城。宋初的45年间，升为县一级的市镇39个，以后数量更多。

城市商业的繁荣

宋以前的城市商业已有一定规模，但“市”、“坊”之间界限使商业活动受到场所和时间的限制。入宋，逐渐打破了这种界限，“市”延伸入“坊”中，形成“坊”、“市”杂处的局面，城市的功能从单一的政治中心，演变为政治和工商业中心。都城开封既是政治中心，又是全国的商业贸易中心。城内手工作坊遍布，坊巷待头店铺林立，中等以上工商业6400多家，小商小贩则近万家。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城内有多处热闹非凡的商业区。内城州桥以南到朱雀门一段，酒楼、饭店、茶馆、商号、药铺等鳞次栉比；州桥以东是鱼市、肉市、金银器铺；以西有鲜果行、珠玉铺。宫城东面的潘楼街、界身巷等，集中了大量的店铺，少数民族的客商也在这里出售猎鹰及其他特产，界身巷金银采帛“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城中还有迟至三更的夜市，五更点灯开市、天明即散的“鬼市子”(早市)。除固定的商业活动外，还有多处定期开放的大型交易场所。相国寺每月举行五次庙会，庙会时，寺内可达上万人，商品应有尽有，吸引了众多的商旅。众多的人口，频繁的交易，使每天商品的上市量十分惊人，仅猪肉一项，每晚就有万余头生猪赶入开封城屠宰。北宋时，人口在10万以上的城市还有40多个，如杭州、长沙、福州、泉州、洛阳、成都、扬州等。其商业活动与开封大体相同。城市中的商业行会组织更加严密，为保护本行的商人利益，行会对“行户”有很多限制，同一行会的行户用同一种术语（行话)，穿统一的服装行服。外行商人，不经“投行”(参加商行)，不得贸易。这种组织又受政府的控制，成为向商人征购货物、敲诈勒索的工具。

货币的流通

商业的发展，使货币的需求量迅速增加。宋初，铜钱的铸造量逐年增长，至道年间(995—997年)，每年铸铜钱80万贯，相当于唐代年铸铜钱的最高额32万贯的2倍多。景德年间(1004一1007年)，己增加到183万贯。元丰年间(1078—1085年)，又达到506万贯。由于铜产量有限，因而还铸造铁钱。景德中，年铸铁钱21万贯。元丰中，达88万多贯，并将全国划分为铜钱、铁钱流通区：成都府路、梓州路、利路、夔州路全部使用铁钱；陕西路、河东路铜、铁锈兼用；其他地区使用铜币。

公元1023年 交子始发行

最初的交子由商人自由发行。北宋初年，四川成都出现了专为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钱保管业务的“交子铺户”。这时的“交子”，只是一种存款和取款凭据，而非货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交子”的使用也越来越广泛，许多商人联合成立专营发行和兑换“交子”的交子铺，并在各地设交子分铺。但此时的“交子”尚未取得政府认可，还是民间发行的“私交”。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政府设益州交子务，由京朝官一二人担任监官主持交子发行，并“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严格其印制过程。“交子”的出现，便利了商业往来，弥补了现钱的不足，是我国货币史上的一大业绩。

与辽夏的贸易

宋初，宋辽便在沿边互市，并设官署管理。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和淳化二年(991)年，又先后在镇(今河北正定)、易(今河北易县)、雄(今河北雄县)、沧(今河北沧州东南)、代(今山西代县)等州及雁门等设立榷场。澶渊之盟后，辽在涿州(今属河北)等地新置榷场，双方派官吏监督贸易，征收榷税。宋出口辽的货物有茶、粮食、药材、丝麻织品、漆器、香药、犀角、瓷器、硫磺等；进口辽的货物有羊、马、骆驼、马具、皮毛制品、盐等。北宋每年可从宋辽交易中收入榷税150万贯。宋、夏间贸易也多通过榷场相互市进行。景德四年(1007年)，宋在陕西保安军(今陕西志丹)设立榷场。后因战争，贸易时断时续，民间走私十分严重，甚至私立榷场、和市。庆历四年(1044年)，宋又增设高平寨(今宁夏固原)榷场。宋出口西夏货物有茶、丝织品、粮食、香料、瓷器、漆器、药材等；进口西夏的货物有羊、牛、马、骆驼、毡毯、药材、盐等。

榷场

自宋辽“澶渊之盟”以后，随着两国关系的不断改善，双方在边境增设了许多榷场，边境贸易非常活跃。北宋在雄州、霸州等地，辽在涿州、朔州等地，设立了榷场。北宋向辽输出丝织品、麻布、稻米、茶叶等商品，辽向宋输出马、羊、骆驼、皮革、毛织品等商品。辽朝中期以后，境内通用宋朝的铜钱。宋、夏和议后，北宋在保安军和镇戎军建立榷场。北宋用丝织品、瓷器、粮食，换取西夏的骆驼、马、牛、羊、地毯。金在西北边境设有榷场，同邻近的民族进行贸易。宋、金边境也设有多处榷场。榷场贸易由官府经营。民间商人经过政府批准，交纳税款后，也可在此贸易。榷场的设置，促进了边境地区商业的发展，丰富了各民族的经济生活。

海外贸易

海外贸易是北宋时期一项重要的贸易活动。先后在广州、杭州、明州、泉州、密州(今山东胶东)、秀州(今浙江嘉兴)等港口设有市舶司，主管舶商出入手续，以“广州市舶条法”，通行诸路，征收1/10的舶税，抽买舶货，称为“官市”，或“博买”，政府按规定价格收买舶船运来的货物。皇祐年间，年市舶收入53万多贯，英宗时为63万多贯。北宋还积极“招诱”外商交来贸易。雍熙四年(987年)，太宗派8名内待，带看敕书金帛，分4路到南海诸国招诱善商。与宋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多达50多个。由于原有的陆上丝绸之路被西夏控制，所以海上运输便成为主要的贸易方式。

广州位于广东珠江的入海口，是北宋的第一大港，海外诸国的商船大多集中到这里贸易，号称“宝货雄富”。开宝四年(971年)，宋灭南汉后，即在广州设立市舶司，作为对外贸易的税收机构。外商到中国贸易的日渐增多。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广州城也不断扩建，分东城、子城、西城三个部分，比唐代扩大了几倍。宋真宗时，又沿城开凿了一条内濠，以便于船只的停泊、抗拒飓风的侵害。到南宋初年广州市舶司的收入“倍于他路”。

北宋的衰亡

开篇语

由于北宋官吏的腐败，至北宋末年出现了方腊、宋江等人的起义。与此同时，北方的强国辽已经被女真族建立起来的金所消灭，金灭辽后，既而把矛头直指北宋的统治。公元1125年2月，金以宋朝破坏与其定下的共同对辽的协议为名，大举出兵侵宋，此时正是宋徽宗宣和七年。金军兵分两路南侵，东路大军由斡不离指挥，西路则由粘罕指挥，共同进攻太原。此时，宋朝的局面已经大乱，徽宗迫不得已将皇位让于太子赵恒，是为宋钦宗。寄希望于能改善局面，抗拒金兵，以扭转不利局势。此时，金兵已到达黄河岸边，直迫宋都开封，宋徽宗逃至金陵（今南京）。北宋军队在丞相李纲的指挥下，击退了金军，暂时制止了金国的南侵，但由于徽、钦二帝的无能，一心想和金国求和。他们先后答应割地赔款给金国，又罢免了李纲等忠臣，使得金兵更加肆无忌惮。公元1127年，金军又一次攻打开封，并掠去徽、钦二帝及大量财物。至此，北宋王朝宣告灭亡。

公元1100年 徽宗继位

宋徽宗，名赵佶，神宗十一子，哲宗之弟。先后被封为遂宁王、端王。哲宗于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病死时无子，向皇后于同月立他为帝，是为徽宗。第二年改年号为“建中靖国”。徽宗即位后不久，即重用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免，时称六贼。赵佶还以“绍述”的旗号， 定司马光、文彦博等人为“元祐奸党”，定章悼等人为“元符党人”，刻石朝堂，以示贬斥。徽宗生活穷奢极侈，和六贼滥增捐税，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大兴土木，修建华阳宫等宫殿园林。他派朱勋设立苏杭应奉局，搜刮江南民间的奇花异石，称“花石纲”，运送汴京，修筑“丰亨豫大”(即丰盛、亨通、安乐、阔气的意思)的园林，名为“艮嶽”，将北宋政府历年积蓄的财富很快挥霍一空。徽宗的腐朽统治，激起了方腊、宋江等农民起义。

多才多艺的宋徽宗

宋徽宗多才多艺，爱好诗词、书画、音乐、戏曲。其画擅山水、人物、花鸟，重视法度，能深入观察、体会所画物象。其花鸟描绘工细入微，笔墨精妙，设色匀净，富丽典雅，造型生动，形神兼备。精书法，创瘦金书体，笔画劲挺秀丽，风格独特。因个人所好及政治需要，赵佶在位时大力扩充宫廷画院，提高画院画家的地位和待遇，使宫廷画院达到繁荣隆盛的顶峰。他还下令将宫中所藏历代书画选优去劣，编为《宣和睿览集》，并编纂《宣和书谱》、《宣和画谱》。赵佶书法有墨迹《夏日帖》等，绘画有《芙蓉锦鸡图》、《瑞鹤图》、《红蓼白鹅图》等及临摹张萱《捣练图》、《虢国夫人游春图》等传世。徽宗在位时广收古物和书画，扩充翰林图画院，并使文臣编辑《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图》等书，对绘画艺术有很大的推动和倡导作用。

徽宗崇道

赵宋王朝为巩固其统治，极力提倡宗教，佛、道二教均极流行。徽宗对道教更为崇信。崇宁四年(1005年)，赐信州龙虚山道士张继元号“静虚先生”。大观二年(1108年)向全国颁布金箓灵宝道场仪范。政和三年(1113年)，徽宗和蔡攸称见云间有天神、楼台，作天真降临示现记。命于其地建道官。四年，置道官26等。道士王老忐、王仔者、徐知常皆得幸。六年，信道士林灵索，在上清宝箓宫大会道士，言徽宗系上帝长子，蔡京等亦在天府有名。君臣大喜。又立道学，令汇集古今道教事修《道史》。道教更盛。七年二月，馓宗讽道箓院上章，册已为教主道君皇帝。重和元年(1118年)，诏学道之士，可入州县学教养，置道官、道职，请州设道学博士。给道观田，每所自数百顷至千顷不等。宣和元年(1119年)，从灵素言，改称佛为大觉金仙，和尚为德士，以压制佛教。后灵素为神怪之事，横恣不法，甚至遇太子不避，引起公众不满，徽宗亦怒，斥逐还乡。二年，罢道学，复德士为僧。

公元1102年 立元祐党籍碑

宋徽宗即位一年后，改年号崇宁，也就是崇奉熙宁新法之意。崇宁元年(1102年)，用蔡京为相，他以追述神宗、哲宗政事为名，广泛打击反对新法的人，将哲宗元祐中任职、曾对王安石《新法》不满的大臣数百人列为“元祐奸党”，并将其名单刻石，颁布全国。这就是有名的《元祐党籍碑》。司马光、文彦博、苏轼均榜上有名，同时将变法派中的章惇等人以为臣不忠之名治罪。作为北宋新旧党争的实物资料，便是一件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碑刻。通过对这块碑刻的研究，人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宋代的社会状况和统治集团的矛盾。赵佶、蔡京书法皆为一代高手，所以此碑因书法故有拓本传世。

蔡京擅权

蔡京(l047年～1126年)，字元长，宋兴化军仙游(今属福建)人，熙宁进士。哲宗元祐初，知开封府，司马光复差役法，限期五天，他独如期完成。绍圣时，权户部尚书，助章悖重行新法。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为右仆射，旋拜太师。以复新法为名，尽贬元祐诸臣，称之为“奸党”，立党人碑，又籍元符间上书涉及新法者为“邪等”，共309人，皆禁锢其子孙。名为尊熙丰之典，主持祟宁新政，实未有一事合熙丰者。又创“丰亨豫大”之说，纵帝挥霍，大兴土木，铸九鼎，建明堂，立道观，劳民伤财，毒被全国。政事无巨细，先由京等抑定．再与帝亲书以降，谓之御笔手诏。又公然受贿，卖官鬻爵，民谚谓“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宣和七年(1125年)致仕。钦宗继位，遭贬谪，靖康时举家南逃，后徙儋州(今广东)安置，道死谭州(治今湖南长沙)。

诛杀六贼

宋徽宗信用蔡京、王黼、童贯、朱勔 、梁师成、李彦等人，时人称之为“六贼”。六赋之首蔡京为相，借奉新法，排除异己，卖官鬻爵，公开受贿；创“丰亨豫大”说，纵帝挥霍国帑，枧官爵财物如粪土。宦官梁师成更是权势熏天，凡御书号令，皆出其手，又择书吏仿帝书，杂诏旨以出，人莫能辨。身为宰相的王黼以父事之，时人视为“隐相”。童贯握兵柄20年，权倾四方，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原为苏州商人的朱勐，主持应奉局，兴花石纲之役，东南人民深受其害。李彦主持西城所，滥括公田，用重刑，致死者千万。王黼，宣和二年(1120年)代蔡京为相，亦大肆搜刮，以饱私囊，主持宋金交涉，出巨款赎回空城(燕京)一座，夸称大功，升至少傅。六贼任意妄为，引起民愤。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金斡离不军陷信德府(今河北邢台)，粘罕军围太原，国议汹汹。钦宗一面诏天下兵入卫勤王，一面采取措施笼络人心，巩固统治。太学生陈东等伏阙上书，论六贼致当今内乱外患之罪，请亟诛之，传首四方，以谢天下。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钦宗迫于公议诏贬王黼为崇信军节度副使，籍其家，永州安置，后被杀于雍丘；李彦赐死，籍其家；朱勔削发放归田里，后编管循州，宋廷遣使杀之；童贯贬窜英州，诏其数十大罪，斩之于南雄，函首至京，枭于都市；蔡京死于谪贬途中；梁师成贬为漳化军节度副使，押送贬地途中，被淹杀于八角镇。

花石纲

宋徽宗为了在开封建筑皇宫花园，从1102年（崇宁元年）开始，由宦官童贯、朱勔等主持，在苏州、杭州等地设置“造作局”、“应奉局”，专门制造象牙、犀角、金玉、竹藤、雕刻、织绣等各种工艺品以及搜求各地的奇花异石百姓家中凡有一石一木可供玩赏的，全被指名强取。在搬运时，又拆屋撤墙，借机破坏，无数人因此倾家荡产。“应奉局”搜括到的花石，用大船运往开封，每十船为一纲，称为“花石纲”。

公元1115年 晏州之战

宋泸州(今属四川省)南部少数民族久遭州官贾宗谅残暴压榨，积怨甚深。政和四年，贾宗谅枉杀夷人大首领斗箇旁等，激起诸夷人愤怒。政和五年(1115年)正月，晏州多冈部大首领卜漏利用部族民众不满，集泸州长宁军管下百余村及思峨(今四川省珙县西北)之众10余万，乘上元灯节分兵四出，攻围乐共城(今四川省兴文东北)、长宁(今四川省珙县东)、武宁(今四川省长宁南)等寨堡，均不克，遂集兵攻陷梅岭堡(今四川省兴文北)。久安之蜀，闻惊骚动。梓州路转运使赵遹巡察至昌州(今四川省大足)闻讯，驰赴泸州，督贾宗谅率兵趋江安(今属四川)，阻扼卜漏渡江北上。卜漏再攻武宁、乐共等地，贾宗谅出兵迎战，败绩。赵遹收拢余众进据乐共城，明示招安，分化诸部族；暗筑城寨，请调援兵，准备攻讨。部族首领斗岗、卜漏等先后接受安抚，但久怨未解，冲突依然不断。宋廷纳赵遹请求，先后调泾原、环庆两路兵数千赴泸南，并署赵遹为泸南招讨统制使，王育、马觉为同统制。十月十三日，赵遹率领3万余众由江安出发，分路进攻。以王育出乐共城路，马觉出长宁军路，别将张思政自中路出梅岭堡水芦毡，期共会于晏州轮缚大囤(今四川省兴文西南)。各路攻克晏州周围各村囤后，于十一月上旬先后抵达轮缚大囤。时各囤逃亡者集聚陡峭大山之上，以巨石筑垒为寨，外植木栅，扼守径路，俯瞰山下，严谨防守。宋军以强弩仰射，矢不及半，兵围四周，连攻数日不能克。赵遹发现一最陡处无设防，遂命属下捕猿猴数十只，以麻绳浸腊油缚于猴身，选善攀锐卒2000余人，乘夜暗携猴攀云梯潜登山顶，点燃油绳，放猴入寨。寨中竹木茅草庐舍顿时燃起大火，守军惊乱。宋军乘势破寨而入，斩杀3000余人，卜漏突围逃往山后轮多囤，旋被宋军俘获，泸南平。

公元1119年 宋江起义

公元1119年（宣和元年），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在河朔一带（今河南、河北、山东交界处）爆发。从五代到宋，由于黄河多次决口，形成一个大湖泊，称为梁山泊。宋江等起义以后，便以此作为根据地。公元1120年冬，宋江的力量已经发展很大，他们已经能离开梁山和梁山泊到今鲁南、苏北一带活动，农民军“横行河朔”，官兵数万“莫敢撄其锋”，望风瓦解，不敢抵抗。北宋统治者看到农民军战斗力很强，便采取了“剿”、“抚”并用的反革命两手，一面派禁军数万人围攻农民军，一面进行“招安”活动。公元1121年（宣和三年）二月，宋江在海州（今江苏连云港）为张叔夜战败，终于接受“招安”投降了。但不久，宋江等又重新举起了义旗，转战各地，连败官军，直到公元1122年（宣和四年）夏天，宋统治者镇压方腊起义军后，又派禁军将领折可存等前来镇压，宋江战败被俘牺牲，数百农民军也惨遭统治者杀害。

梁山泊渔民的反抗

北宋郓州的梁山泊(即梁山泺)，由汶水和济水汇合而成。五代时，黄河在济州决口，浸入济、曹、单、濮、郓五州境内，河水环绕梁山，把南旺、蜀山湖连成一片，弥漫数百里。

北宋中期以后，梁山泊出产的鱼虾藕蒲成了官府掠夺的对象，渔民们不断进行斗争，被官府称为“多盔之区”。哲宗时，梁山泊已成为附近地区反抗者的聚集之所，以“素多盗”著称，郓州知州蒲宗孟进行残酷镇压，甚至被御史劾为惨酷，因而被改任他官。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郓州知州许几也因梁山泊多“盔”，将渔民们编为十人一保，互相监督，早出晚归，如有违犯，同保人须向官府告发，违犯者和知情不报的同保之人，都受到严酷的处罚。政和间，提点京东刑狱任谅，除用保甲法将梁山泊渔民编制起来以外，还在渔船上刻上标志，其他船只不得进入梁山泊，又在各县交界处立有石碑界址，以限制渔民的活动，并且督责官兵，不时讨捕梁山泊中的“寇盗”。政宣间，杨戬又规定梁山泊的渔民进入泊中捕鱼、采莲等，都必须按船的大小交纳很重的税，否则以漏税之名而受重罚。因而在常赋之外增税达十余万贯，遇到水旱而减免常赋时，这项税钱仍必须照旧交纳。梁山泊渔民不堪忍受剥削压迫，继续进行斗争。传说宋江起义军就是以梁山泊为基地进行活动的。此后成百上千的梁山泊渔民仍不断进行武装斗争，宣和六年(1124年)东平(郓州)知府蔡居厚，曾将受骗投降的五百渔民全部杀害。当金军侵入中原之后，梁山泊渔民在张荣领导下，有船几百只，向金兵开展了英勇斗争，随后，转入淮南地区，打击金兵。

高托山等领导的起义军

方腊、宋江起义军相继失败以后，宣和四年(1122年)春天，宋、金联合攻辽的战争开始了。灭辽之后，宋王朝把征发的农夫改为出免夫钱，一次就拽括了六千二百万余贯，相当千北宋盛时一年收入的税钱。宋王朝下令，不交免夫钱的以军法处罪，连违期的也要处以斩刑，使北方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一次新的农民起义正在酝酿之中。

宣和五年(1123年)，河北、山东的农民纷纷起义。“少者数百，多者数千，白昼横行”，以至“巡尉不敢抗，县镶不能守”。北宋政府面对这一严重局势，于宣和六年(1124年)，派宦官梁方平为河北、京东制置使，督率王渊、刘光世、杨惟忠、辛兴宗、韩世忠以及张俊等将领进行镇压。与此同时，下诏书进行分化瓦解，说什么起义军“如能出首”，“一切不问”，而“有系首领人”，还“当议优与补受官资”。宣和七年(1125年)正月的诏书内，宋政府又把一切罪责推给下边的少数官吏，说什么因为北宋政府“用非其人，政失厥中，徭役荐兴，使民不能自存”，所以农民起来反抗，是“非其本心”，并进一步具体地规定了免去一部分赋役以及分化瓦解起义军的政策。

在北宋政府强大的军事镇压与政治诱降之下，起义军中一些不坚定分子开始向官军投降。张仙起义军在雷鼓山被打败以后，于宣和七年二月向官军投降，受到北宋政府的“补官犒赐”。贾进起义军尽管一次又一次地把北宋政府的说降者杀死，还曾把前来镇压的官军辛昌宗部打得“军败身没”，然而也在张仙投降之后，于三月间向官军投降。但是，广大农民起义军仍然继续进行斗争。张迪曾率五万起义军围攻溶州五天，以后又组织数万起义军围攻过沼州，一直坚持战斗。

在所有起义军中，规模最大、坚持最久的是高托山起义军。起义军队伍号称三十万，转战于河北以及京东的青、徐、密、沂诸州，先后遭到梁方仲所率官军主力杨惟忠、辛兴亲、王渊、韩世忠等部的进攻，虽然多次战败，但是并没有向北宋官军屈膝投降，而是坚持斗争到底。直到河北，京东地区被金军占领以后的建炎二年(1128年)，高托山还曾率领十五万起义军，与金王朝的徐、宿、邳三路军马都统王伯龙所部金军，英勇作战于清河。如果不是金兵进入中原，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话，北方的农民起义将会有一个很大发展的。

方腊起义前摩尼教的传播

方腊起义的前夕，灾难沉重的两浙地区，贫苦农民不堪忍受宋王朝的剥削，信奉摩尼教的人数迅猛增多，使摩尼教在组织和鼓动农民起义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摩尼教原为波斯人摩尼所创，唐时传入中国，流传一个时间以后，受到唐王朝的打击和禁止，五代至宋逐渐在民间传布开来。摩尼教主张“二宗三际”之说，“二宗”是指光明和黑暗，它们是永远对立的。“三际”是初际、中际和后际，意思是过去、现在和未来。教义认为当时是黑暗侵入了光明的领域，光明正在与黑暗斗争。将来(后际)，光明必将战胜黑暗，“明既归于大明，暗亦归于积暗”，到达“明界”(即未来世界)，求得人们的光明与幸福。由于摩尼教对光明的崇拜，所以，摩尼教又称为明教。本来，摩尼教的教义就是一种非常含蓄的说教，各个阶级都可以作出符合本阶级利益的种种解释。到了北宋末年，摩尼教的教义为起义农民所利用，成为反抗封建地主阶级黑暗统治的思想武器。

两浙地区的摩尼教是由福建传入的，各地的乡村教徒，建立屋宇，号为斋堂，作为集会的地方，仅温州就有斋堂四十多所。这时摩尼教已完全中国化，教徒并不尊奉摩尼，而是以汉代著名的黄巾起义领袖张角为教祖，他们所读的明教经典有《二宗经》、《论思经》、《证明经》、《日光偈》、《月光偈》、《平文策》、《汉赞策》等十多种，与当时的正统宗教——佛、道经典完全不同。摩尼敦的教徒们也读佛教的《金刚经》，但把其中的“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故意读成“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以此揭露“佛法平等”的骗人鬼话，实质上就是对宋王朝黑暗统治的强烈不满，希望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

明教的信奉者，互相亲剀地称作“一家”，不论认识与否，都可以到处饮食和居住。教法规定，信教的不吃肉，不喝酒，提倡素食，不事神佛祖先，不会宾客，死则从俭以葬。明教首领称为魔王，辅佐的主要助手称“魔翁”、“魔母”。对于最贫苦的信徒，“众率财以助，积微以至于小康”。他们的俭朴生活是与贫苦农民的经济地位相一致的，平等互助，达到小康人家的地位，则反映了小农的经济愿望。正因为如此，明教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官方文书中称明教为“吃菜事魔”，是根据教徒的这些特点而给予的蔑称，并非明教徒们自己的称呼。

在明教流传的过程中，宋王朝采取了严厉而又野蛮的镇压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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