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汉,宋增基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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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国有股权及其效用研究试读：
本书的主要研究工作得到了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编号：2018M64341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14BGL047）的资助。在本书出版之际，感谢上述两个课题组成员冯业栋、张铄、曾根云、黄宇荐、杨百里、姜雪等的共同研究。最后，感谢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对本书出版给予的资助。内容提要
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与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民营企业在当前呈现迅猛发展的良好态势，其经济规模明显扩大，公司治理结构不断改善，经营管理水平也不断提高。然而，与大型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在融资、进入相关行业等方面仍面临较多的限制。我国作为经济转型国家，政府依然掌控着国民经济发展急需的重要信息与资源，企业要想获取发展所需的关键经济资源必须经过政府审批，因此企业需要和政府处理好关系。于是，民营企业就会谋求与政府部门建立政治关联，从而使自身利益得到最大满足。
与以往研究将民营企业家个人政治身份作为公司的政治关联方式不同，本书将民营企业中含有的国有股权视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关联机制，对非控股国有股权在民营企业中的股东行为、政治关联效应及其作用效果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民营企业中具有董事会席位的国有股能够提高企业绩效，其机制在于：国有股权依靠其与政府的天然联系，能够为民营控股公司带来更多的银行贷款，并且增加了企业进入高壁垒行业的机会，这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源与发展空间，从而促进企业的经营发展。同时，具有董事会席位但并非公司控股股权的国有股，对企业的经营决策很难产生决定性影响，并不能够充分发挥其对民营企业控股股东的制衡作用，对民营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的抑制作用并不明显。政治关联能够有效提升民营企业的私有产权水平，对其投资水平和技术创新都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与此同时，国有股权的政治关联方式在提升民营企业私有产权保护水平上比民营企业家参政的效果更好。民营控股公司是否含有非控股国有股权对其是否发放现金股利有显著影响，含有非控股国有股权的民营企业更不倾向于发放现金股利。民营控股公司中非控股国有股权的持股比例对其是否发放现金股利有显著影响，非控股国有股权比例高的民营企业更不倾向于发放现金股利。民营控股公司是否含有非控股国有股权对其发放现金股利的力度有显著影响，含有非控股国有股权的民营企业发放每股股利的额度以及股利分配率可能会更低。民营控股公司中非控股国有股权的持股比例对其发放现金股利的力度有显著影响，非控股国有股权比例越高的民营企业发放每股股利的额度以及股利分配率可能会更低。此外，对全样本企业来说，企业净利润增长率与现金股利发放表现为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对含有非控股国有股权的民营企业来说，企业净利润增长率与现金股利发放力度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与此同时，本书将民营企业家的社会资本视为一种重要的隐性政治资本。本书以中国民营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民营企业拥有不同类型的政治资本在企业运营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及其效果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民营企业拥有一定的政治资本能显著影响其定向增发的审批时间、审批结果及融资规模。其中，企业家社会资本能显著缩短定向增发的审批时间，而民营企业家参政和国有股权这两种显性政治资本则对审批时间不具有显著的影响。国有股权对融资额度的影响最为显著，民营企业家参政及企业家社会资本对融资额度则无显著影响。关于审批通过率，国有股权及民营企业家参政这些显性政治资本均对审批结果有显著影响，隐性政治资本（企业家社会资本）则不具有显著影响。相较于其他条件相同的民营企业来说，具有金融机构工作背景的企业家能够帮助公司获得更多的金融支持，具有政府机构工作背景或干部家庭背景的企业家能够帮助公司更顺利地进入壁垒行业。与此同时，企业家如果具有国有部门工作背景或干部家庭背景，相比民营企业家参政对经济资源获取所发挥的作用更大，能够帮助公司获得更多的金融支持与发展空间。企业政治关联会增强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债务融资成本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即企业政治关联可能会影响债权人在进行债务决策时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依赖程度，从而呈现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和债务融资成本之间的关系被削弱的结果。具有政府工作背景的企业家能够帮助公司获得更多的资源来提高公司绩效，企业家在政府部门的工作时间亦能够正向影响公司绩效。民营企业拥有的政治资本能显著增加其进入壁垒行业的机会，其中，隐性政治资本即企业家社会资本对企业进入壁垒行业的影响最大，国有股权次之，民营企业家参政的影响最小。
本书结合中国的国情，将民营企业所处地区的制度环境分为不同的类别，实证检验了企业政治资本在不同制度环境下的作用效果。在不同的制度环境水平下，民营企业不同类型的政治关联方式对私有产权保护水平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企业政治关联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债务融资成本之间的调节作用受地区制度环境的影响。在制度环境差的地区，企业政治关联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债务融资成本之间关系的削弱作用更为显著。在法制环境较好的地区，企业能够进入高壁垒行业，更多地基于其本身的质量；而在法制环境较差的地区，国有股权为降低壁垒门槛起到了积极作用。在法制环境不甚完善，金融市场不够发达，政府干预力度较大的地区，企业家的隐性政治资本对公司绩效提升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民营企业的政治资本是一种有效的外部制度替代机制，在地方产权保护力度较弱、民营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政府干预程度较大的环境下，政治资本能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对企业进入高壁垒行业具有积极的影响。而随着制度环境的改善，显性政治资本的影响将减弱，隐性政治资本仍能继续发挥作用。1 民营企业国有股权研究概览1.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营经济如星星之火，不断蓬勃发展，至今所创造的生产总额已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60%，所缴纳的税收和提供的就业岗位均超过全国总量的70%。民营经济在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增加财政税收、解决就业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甚至在推动国家经济结构转型、技术创新上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民营企业数量众多、分布广泛且经营灵活，有利于全面吸收社会就业，在不断创造劳动力需求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稳定。同时，与大型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规模较小、机制灵活，在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逐步取代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趋势下，民营企业能更快地顺应时代的变化，做出技术革新的调整，推动社会整体的技术进步。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为推动我国走向富强、成为世界强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民营经济体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艰难前行。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变而来，“公有的”“国家的”天然就具有优势，而“私有的”“个人的”天然就处于劣势。在经营发展方面，民营企业普遍遭遇瓶颈与阻碍，难以获得与国有企业同等的地位与待遇，因而有所谓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在法律政策方面，国家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力度较弱，民营企业的合法利益容易受到侵占，而政策支持又不到位，民营企业缺乏良好的竞争环境。此外，我国政府仍长期将其“看得见的手”伸向市场，市场的交易规则仍难以做到公平、公正、公开；政府在稀缺资源的配置上更是严格管控，并设置层层壁垒，使民营企业受到市场准入的限制（徐业坤、李维安，2016）。
Allen等（2005）为此提出了著名的“中国发展之谜”：与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相比，为何中国在法律体系尚不健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经济却能得到飞速发展，尤其是民营经济。这也违背了La Porta等（1998）提出的法律与经济发展理论。对此，国内外许多学者展开研究，发现中国的民营企业正是找到了一种制度内的替代机制，即政治关联，使得经济潜力得到了充分释放。Faccio（2006）通过对多个国家（地区）的调查研究发现，企业拥有政治关联的现象广泛存在于各国的经济中，尤其是在一些法律体系还不健全或政府干预较为严重的国家。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企业也转向依靠政治策略以获取政府的支持与保护，将政治关联视为企业发展的重要资源。
在民营企业的发展进程中，企业家参与政治的现象已屡见不鲜。这些民营企业家在获得较高经济成就的同时，也试图在国家政治领域发挥自身的影响力。1998年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先生当选全国政协常委，2004年浙江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先生当选为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张近东（苏宁电器）、刘永好（新希望）、王文京（用友软件）等民营企业家以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身份参加了2011年全国两会。民营企业家积极参与政治，一是出于对个人政治身份的追求，二是出于对企业利益的诉求。企业家通过合法的政治渠道参与政府的工作，在参政议政中举手表决通过政策文件、表达自己的诉求、建立与政府部门或官员的紧密联系，均有助于企业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来自政府的支持与保护。除了企业家自身通过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建立与政府的关联外，民营企业也热衷于聘请政府官员来企业任职，比如浙江吉利集团聘请前副厅级官员徐刚担任集团的CEO，徐刚曾经先后任职于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财税局、浙江省财政厅等政府职能部门。
正是由于企业的发展容易受国家政策、法律法规的影响，建立与政府部门的良好关系也就成了企业发展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企业通过各种途径寻求构建与各级政府机构关联的机会，从而使其与政府部门的沟通更为充分，并且可以为企业带来有效的法律保障和经济资源（朱建军、张蕊，2016；刘凝霜，2016；Firth et al.，2009；Li and Zhang，2010）。产业竞争激烈、发展空间有限的民营企业积极寻求建立与政府的关联以获得与国有企业相同的“国民待遇”，因而本书对当前民营企业中广泛存在的政治关联现象展开研究，分析民营企业与政府建立政治关联的内在机理，为解释我国民营企业寻找发展路径提供理论依据。1.2 研究意义
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与市场经济相对应的一系列规章制度尚不完善，政府角色也未完全转型，市场的很多行为仍是面向政府，制度环境成为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若民营企业与政府部门或官员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将有助于企业在项目审批、税收优惠、政策扶持等方面获得较大的优势，同时也为企业传递出良好的声誉，帮助企业获得来自金融机构等各相关方的认同与信任，从而为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因此，对我国民营企业普遍存在的政治关联现象进行深入探讨，剖析其内在机制，分析政治关联的作用机理及其影响效果，在为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路径提供经验证据支持的同时，也为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提供有益的政策参考。
以往关于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的研究大都集中于企业家的政治参与，即企业实际控制人或公司高管通过担任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等方式参与政府工作，从而为企业谋求经济利益与法律保护。但还有一种尚未广泛引起学者关注的政治关联方式，即民营企业通过在公司股权结构中引入或保留一定比例的国有股权（王砚羽等，2014），从而使企业与政府建立一种“共生”关系。与企业家个人的政治参与相比，这种建立在制度层面上的政治资本是一种更为直接且有效的联系，这种政治关联方式对企业获得来自政府的帮助有何效用值得探讨。同时，国有股权在民营企业中如何发挥作用，它与民营企业家参政的方式又存在何种关系，这些都值得我们进行深入分析。另外，除了上述的显性政治关联之外，还有一种隐性政治关联方式尚未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在中国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这种基于企业家社会关系而形成的社会资本也在企业寻求政治关联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本书有助于我们对政治关联有更深、更广的认识，为全面了解民营企业政治关联及其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
综上所述，本书对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的研究不仅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而且在理论上丰富了其内涵。本书拓展了我们对公司治理理论的认识。传统的公司治理理论主要基于股权分散情形，集中于公司代理人制度等内部治理，而本书对国有股权这种政治关联方式的研究基于股权的性质，探讨法制环境、人文环境等公司外部因素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扩展了公司治理的研究范畴，为更好地理解企业行为提供合理解释。另外，本书还将管理学和社会学领域的社会资本理论引入公司金融的研究范畴，拓展了现有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的研究领域。1.3 本书的主要内容（1）民营控股公司中的国有股东行为及其政治关联效应
国有股是指有权代表国家投资的部门或机构以国有资产向公司投资形成的股份。理论分析表明，由于国有股有效持股主体出现缺位，出资人权利不能直接有效发挥，只能通过特殊的多级委托代理关系由政府官员或其指定任命的代理人代为行使，故国有股权与政府部门有着天然的联系。在当前的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的权威仍然是基于它对各种资源和机会的垄断控制，然后由政府官员阶层来维持并得以强化（谢琳等，2012）。尽管有研究表明民营企业在公司治理方面可能具有一定的优势（李亚、郝臣，2015），但在中国现有的经济体制下，不可否认国有股权在产权保护、资源获取、行业扩张等经营战略方面有着先天优势，引入国有股权正是民营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重要渠道。
政府是企业的外部利益相关者，中国民营控股公司董事会通常承担着与政府部门保持政治联系的职能。公司首先是通过国有股东与政府部门保持一定程度的联系；此外，利用董事会中代表国有股东的董事帮助公司抵消法制经济等制度环境方面的负面效应，并为公司争取相关利益。在现代公司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公司董事会是由股东大会直接选举产生，并直接代表股东利益行使权力。委托代理理论认为，董事会的主要职责就是监督经理层可能出现的机会主义行为。而资源依赖理论认为，董事会的另一个重要职能是资源配置。一些持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学者也有类似看法（Hillman et al.，2001），资源配置职能直接涉及董事会如何分配利用资源。这里所指的资源，其定义为：对于一个既定公司的任何使其更加壮大或削弱的东西。Hillman和Dalziel（2003）通过分析认为，董事会的职能主要包括：①咨询与建议；②保障公司合法性；③建立公司与外部沟通的渠道；④争取公司外部资源的支持。在Hillman和Dalziel（2003）的研究模型中，董事会中董事的职能被抽象为两个主要职能：监管和提供资源。对于国有股不占控股地位的民营控股公司来说，代表国有股东的董事所起的主要作用更多的是资源提供而不是监管，这可能也正是民营企业所需要的结果。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股权的主要动机是努力建立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共生关系”，从而为企业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营造有利的政治环境。民营企业通过政治关联的方式直接参与地方政府的区域发展计划，也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地方经济发展的责任。实际情况也表明，为了获取政府提供的优惠政策及待遇，民营企业也愿意介入地方政府的事务中，设法使自己带有官方色彩，并成为“体制内”的一员，从而获取更大的商业利益。与此同时，地方政府（或国有企业）在利益动机或政绩考核的驱动下，也会在全新的体制框架（如目前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内谋求与民营企业建立一种制度性联系。经过反复博弈，政府部门与民营企业之间通常会构建一种合作双赢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博弈双方的利益都会增加，或是在一方利益不受损害的前提下，另外一方的利益增加，进而全社会的利益都会增加。
我们在深入分析代表国有股的董事及其主要职能的基础上，将民营控股公司中含有的国有股权这一制度层面上的政治资本视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关联途径。分别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分析了中国民营控股上市公司中国有股权的政治关联机制，对国有股权在民营企业中的政治关联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2）国有股权对民营企业经济行为与效果的影响
近年来，已有大量文献证实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参与有助于公司获取各种资源，比如兼并收购（Zhang and Mauck，2018）、进入壁垒行业（Chen et al.，2014）、融资便利（Wang，2015）、多元化经营（郑建明等，2014）、获取政府补贴（Tao et al.，2017）等，进而提升公司绩效（张天舒等，2015）。
而对于含有部分国有股权的民营企业来说，这种政治关联方式同样也能起到民营企业家参政的作用。这是因为，国有股权与代表国有股的股东在民营控股公司中起到了一种较为直接、在制度层面上的政治关联作用，也就是说，民营企业中含有的部分国有股权是维持民营企业与政府之间“关系”的纽带。民营企业通过引入国有股权为公司发展营造了适宜的政治生态，也为企业提供了一种隐性的政府担保。同时，国有股东的存在为企业与政府的沟通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有助于企业获得政府的支持，降低了企业获取资源的交易成本。另外，国有股权也具有逐利性，政府持股所代表的部分国有股权要想获得更多的利润，只有让民营企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与更多所需的资源，因而政府会在政策支持上给予民营企业更多的便利。因此，国有股权存在于民营企业中，可能会使政府对这类企业的“所有制歧视”有所减少，进而保护了企业产权。
我们对民营控股公司引入或保留国有股权这种制度层面上的政治关联方式对公司经济行为与效果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探讨了国有股权与民营企业家参政这两类不同政治关联方式的相互关系，可细分为国有股权对企业经营绩效、融资便利、进入壁垒行业、私有产权保护、现金股利政策、定向增发等方面的影响。（3）隐性政治资本对民营企业的经济影响
关于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已有大量文献进行了研究。根据现有文献，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显性政治关联。一般指民营企业家参政议政以及拥有一定的政治身份或使国有部门拥有民营企业的部分所有权，从而与政府部门建立关联。通常情况下，我国民营企业家进行政治参与的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①进入不同级别的人大、政协；②在工商联、青联、妇联等社团组织任职；③加入中国共产党或其他民主党派。已有的国内外研究大都集中在民营企业家参政范畴。还有一种近年来为少数学者所研究的显性政治资本，是民营企业在公司股权结构中引入（保留）一定比例的国有股权（王砚羽等，2014）。宋增基等（2014）指出民营企业含有部分国有股权能与政府建立一种天然联系，通过在制度层面上与政府确立合作关系，从而与政府形成体制性关联并从中获取便利。Song等（2017）研究发现这种建立在国家制度层面上的政治资本能为民营企业带来更多的银行贷款、经营许可等经济资源，并在影响程度上强于民营企业家参政的作用。
上述研究结果显示，企业运用显性政治关联这一方式能够得到政治庇护，并可以更方便地获取政府提供的各种经济资源，进而提升公司的财务业绩与价值。显性政治关联的相关研究可参见文献（Xu et al.，2013；Xu et al.，2015；邓新明，2011；李国民、高松，2015）。需要指出的是，显性政治关联是建立在国家正式的制度和法律的基础之上，民营企业能够与各级政府机构、部门形成较为稳定的制度性联系。
第二类：隐性政治关联。这一政治关联方式通常是以私人关系为纽带，而不是建立在国家正式制度的基础上，因而企业与政府间通常会形成非正式的利益关系。这类政治联系得不到任何法律条文的保护，所以是一种非官方的联系。民营企业家大多是由国家产经部门官员和国企的高管转变而来，他们熟悉政府部门运作的各个环节，拥有包括其亲属、同学、战友、同乡、原同事在内的各种人脉关系。因此有相当数量的民营企业会聘请拥有一定影响力的前任政府官员、国企高管到本企业任职以获取政治资本（Chen et al.，2011）。从本质上来说，他们发挥了民营企业与政府机构进行沟通交流的作用，并帮助企业与政府达成政治关联，从而让企业能够获取政治上的保护以及政府提供的经济资源。
根据我们前期的省际调查研究，超过70%的民营企业具有各种层面的隐性政治关联。基于中国经济体制特点，具有隐性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在与政府、银行和国有企业打交道时，民营企业家能较快地与核心政治人物之间建立稳定的关系。这使民营企业更容易获取经济资源，并促进企业竞争力提升，从而实现企业权益的最大化。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隐性政治关联是民营企业至关重要的一种政治关联方式。但对于民营企业的这种政治关联机制，由于具有较高的隐蔽性、变量刻画的复杂性及数据搜集的难度较高，学术界在该领域鲜有全面的、有深度的理论及数量分析。
我们基于新的视角，探讨了民营企业家隐性政治资本的作用机制，深入分析企业家隐性政治资本及显性政治资本对公司经济资源获取的影响，全面理解民营企业形成政治关联的内在逻辑，补充并拓展了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的研究内涵。（4）民营企业政治资本在不同制度环境下对公司的经济影响
民营企业的发展依赖其所处的制度环境。从本质上来说，政治关联通常是企业在所处各种制度背景下的一种替代性机制（赵峰、马光明，2011）。实际上，公司政治关联能否发挥关键作用还依赖于其所处的制度环境。如果企业所处的环境不利于产权保护，企业的政治资源不但可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还可以让企业免受政府部门的不公正待遇；如果企业处于税负较重的地区，其与地方政府的紧密关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这种负面效应（Su and Fung，2013）。与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相比，中国对非公有制企业的合法产权缺乏有效的保护，具体的表现为，地方政府可以随意地干涉企业的正常经营；在国家正式的政策法规中，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制度保障也存在一定的欠缺（Xu，2011）。
我国各个省份由于地理位置、资源禀赋以及国家政策法规的差异，其市场化程度也存在明显的不同。余明桂和潘红波（2008a）通过研究发现，在制度环境较好的省份，民营企业更愿意基于市场化原则来获取经济资源；而在制度环境较差的省份，民营企业则更倾向于依靠政治资本来获取经济资源。某个地区的产权保护水平越低、政府干预力度越大以及经济发展水平越差，则当地企业同地方政府部门形成政治关联的可能性就越大（李四海、陈祺，2013）。
我们在民营企业所处制度环境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下，重点探讨了企业不同类型的政治资本及其制度环境对公司经济效果的影响，系统分析了各种政治关联方式之间的相互关系，拓展了民营企业政治关联与制度环境的研究范畴。2 理论基础2.1 政治资本理论
政治资本（Political Capital）也称政治关联（Political Connection），是企业与政府间形成的一种正式或非正式的特殊关系。具体而言，企业的政治关联与政治腐败、商业贿赂等方面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Faccio，2006）。Fisman（2001）最早提出“政治关联”这一理论概念，他在研究与印度尼西亚前国家领导人苏哈托关系紧密的上市公司时发现，受苏哈托病情恶化的影响，这些公司的股价也随之大幅下跌，他认为政治关联是公司所有人或高管与政府官员之间建立的紧密私人关系。孙铮等（2005）通过对中国的上市公司进行实证研究提出，政治关联是企业家个人与相关政府部门负责人之间保持的紧密联系。由于各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不同国家的政治关联渠道也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区别，学者们基于自身所处的文化、制度对“政治关联”这一理论概念给出了不同的界定方式。国外学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定义了政治关联。
第一，从私人关系的视角出发，考察企业高层与政府官员之间建立的私人关系。Agrawal和Knoeber（2001）针对美国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和经济市场将企业家个人与在政府中担任要职的官员之间建立的私人关系界定为政治关联。在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与政府高级官员（总理、部长）交往密切的公司大股东或高管即被视为企业的政治关联（Johnson and Mitton，2003）。在德国，政治关联被界定为与执政党重要人物过从甚密的公司监事会成员或高管（Ferguson and Voth，2008）。
第二，从个人政治身份的视角出发，考察企业家或高层自身拥有的政治身份或头衔。例如，在很多美国的上市公司中，其公司高层曾经任职政府议员或其他高官或者现拥有某政府机构的头衔，即可看作该公司具有一定的政治关联（Faccio，2006）。Bertrand等（2007）指出，在法国，若上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毕业于精英学校，或者在政府中任过职，就可以认为该公司具有政治关联。
第三，从利益的视角出发，考察企业的政治献金。在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体制下，美国与德国的上市公司普遍依赖游说（Lobby）集团向国会议员进行政治献金（Campaign Finance），从而制定出对公司有利的法律政策（Claessens et al.，2008；Ferguson and Voth，2008）。
已有相关研究指出，政治关联在本质上是出于个体或组织对利益的追求，并且主要是基于对物质利益的考量，大多寻求以较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李维安等，2010b）。由于我国的民营企业是在各种制度、法制环境不成熟条件下逐渐成长并发展起来的，说明或许存在某些替代机制促成了其快速发展，这也是很多相关文献将民营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的重要原因。
关于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的研究，如今已有很多学者以微观层面为基础并进行了相当数量的实证分析。根据前期的积累，我国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显性政治关联。一般指民营企业家参政议政以及拥有较高级别的政治身份或在公司所有权安排中引入一定比例的国有股权，从而与政府部门建立关联。通常情况下，我国民营企业参政的方式主要有：当选为不同级别的人大代表、党代表或政协委员（谢琳等，2012；潘红波等，2008）；在工商联、青联、妇联等社团组织任职（张祥建、郭岚，2010）；加入中国共产党或其他民主党派（Li et al.，2008）。民营企业通过这些显性的政治联系，有机会接近政治权力中心，从而寻求政治保护并谋取经济利益。已有的国内研究大都集中在民营企业家或公司高管的参政范畴。
另外，也有学者将民营控股公司中含有的部分国有股权视为其政治关联的重要途径（宋增基等，2014）。由于国有股权代表国家利益，并由政府部门作为持股代表，民营企业通过在所有权结构中安排一定比例的国有股权，即能在企业层面上建立与政府的直接联系。虽然民营企业在灵活运营与有效监督上具有一定优势，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当前经济政治制度下，国有股权在所有制上仍具有相当优势。民营企业含有一定比例的国有股权将不仅能弥补制度环境的缺陷，还能在资源获取上得到较大帮助，从而有助于民营企业的绩效提升（Song et al.，2015）。
需要指出的是，显性政治关联通常是建立在国家正式的法律和制度之上，因而企业与各级政府间能够形成较为稳定的制度性联系。
第二类：隐性政治关联。这一政治关联方式通常是以私人关系为纽带，而不是建立在国家正式制度的基础上，因而企业与政府间通常会形成非正式的利益关系。这类政治联系得不到任何法律条文的保护，所以是一种非官方的联系。民营企业家大多是由国家产经部门官员和国企的高管转变而来，他们熟悉政府部门运作的各个环节，拥有包括其亲属、同学、战友、同乡、原同事在内的人脉资源。因此，有学者将民营企业聘请有一定政治地位的前任政府官员到企业任职（Chen et al.，2011），政府官员对公司的视察（罗党论、应千伟，2012），公司的慈善捐赠等作为衡量企业的隐性政治关联（薛爽、肖星，2011）的标准。2.2 社会资本理论
Bourdieu（1980）最早提出“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这一社会学概念，他指出一系列实际（潜在）资源的总和组成了个体的社会资本，这种资源与长期以来彼此认可的关系所形成的网络密切相关，并且部分关系已成为人们的制度化约束。此后，相继有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来界定社会资本这一学术概念。Coleman（1988）基于“关系网络”理论指出，社会资本是嵌入在多人之间的关系网络，人们之所以愿意构建这种人际关系，是为了达到其个人目的。Burt（1992）基于资源理论指出：社会资本是通过人际关系网络所能获取的各种资源。Putnam（1993）基于“诚信及准则”理论指出：社会资本是根植于人与人之间形成的诚信和非正式的准则。Portes（1998）基于能力理论指出：社会资本是行动者与社会其他人群之间的交往和联系，并通过该种联系来获取稀缺资源。
社会资本是从西方社会学理论中提出的概念，大多数西方学者更关心的是个人层面上的社会资本。具体而言，是人群之间通过正常交往而形成的社会关系，并且人们借助这种关系可以获得市场中所需要的信息、技术、金钱等资源。因此有经济学家提出“企业家社会资本”（Entrepreneurial Social Capital）这一经济学概念。对于企业家社会资本的本质，学者们普遍倾向于“关系网络”理论，这种关系网络是由各种类型社会关系连接在一起的一系列接点。这种社会资本根植于当地的文化传统中，是商业机构间合作的产物，对企业家起着支持作用，其目的在于获取资源并谋求更大的商业利益（Lin，2001；Westlund and Boltion，2003）。
在中国，社会（网络）关系或简称“关系”的概念，源于儒家思想，五千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国社会的信仰体系。儒家认为，人类本质上是关系导向型，构建强大、有序的关系层次，有助于实现社会经济秩序（Luo，1997；Yeung and Tung，1996）。这种人际关系层次的重点是隐性的相互义务、互惠和信任，从而形成了中国社会（网络）关系的基础（Yang，1994；Zhang and Zhang，2006）。在当前中国转型经济的背景下，获取资源的渠道有两种层级：第一层级是以公务关系为基础，即不同组织间的渠道相连接；第二层级则是以私人关系为基础，即企业实际控制人/高管与资源提供单位负责人间的渠道相连接（Peng et al.，2016）。王革等（2004）将企业家社会资本视为企业家个人与社会组织或企业以外的社会成员以及企业家个人与企业内部的成员之间能够为企业带来资源的社会关系网络。由于文化的嵌入性质，“关系”已成为中国社会交往和商业行为的重要资源（Chai and Rhee，2010；Guo and Miller，2010）。Wang（2007）认为，中国社会网络关系的基石是人的“感情”，包含了亲情和友情，它高度特定于内部网络中，通常不会推广到外部社会网络中的成员。
鉴于“关系”在我国历史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影响，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社会资本与西方学术界所界定的社会资本应存在较大差异。由于“关系”这一我国特有的文化概念对中国人日常行动的各方面都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相较于西方国家而言，中国的社会关系网络显得更为复杂。通过国外学者对社会资本概念的界定，并结合我国的“关系”文化，我们可以认为，中国企业家的社会资本是一系列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它植根于企业家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是一种重要的无形资产。企业家能够调动自身所拥有的社会网络中的关系帮助企业获取经济资源，是一种重要的能力。
2.3 “无形之手”、“支持之手”与“掠夺之手”
在当今理论界，根据企业与政府间的关系大致可以总结出“无形之手”、“支持之手”与“掠夺之手”三种观点（Frye and Shleifer，1997）。
西方经济学理论奠基人亚当·斯密认为，市场自身所形成的一套运行机制就能够保证经济秩序高效运转，从而形成了“无形之手”的理论学说。根据福利经济学理论，如果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存在瓦尔拉斯均衡（Walrasian Equilibrium），那么该均衡就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状态，从而该市场的资源就可以合理地进行配置，社会的总体福利也可以实现最大化。持“无形之手”理论学说的学者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政府部门扮演维持市场基本运转的“守夜人”角色即可，诸如法律制定、产权保护等方面，而把配置资源这一权力交给市场本身来完成。从而让市场这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各项资源的配置过程中起到关键性作用（Oslington，2012）。
然而，在当前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各级政府部门对市场的干预几乎无处不在。在我国，中央政府部门通常运用货币、财政等一系列政策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而地方政府则依据国家相关的政策法规对具体的行业实施较为严格的管控（钱颖一，1988）。Atkinson和Stiglitz（1980）与Stiglitz（1989a）构建了“支持之手”的理论基础。在现实的生活中，完全竞争市场的理论假设条件并不能得到满足，从而导致了“市场失灵”。具体来说，失控的自由市场往往会产生行业垄断、劳动人口失业甚至是经济波动等一系列严重问题。持“支持之手”理论学说的学者们认为政府运用行政干预的手段是为了让社会的总体福利得到最大满足，从而解决市场失灵这一突出问题。但真实的状况却与其初衷存在较大的差异。
对“支持之手”理论学说的批判大致有以下两点。①各级政府部门在对市场进行干预的同时，也会遇到严重的市场失灵问题；还有政府部门通常会遇到激励因素缺乏，因而会产生政府失灵问题（Stiglitz，1989b）。②部分学者认为，政府部门通常会出于各种因素的考量对市场进行干预，如寻租、政治献金等（Becker，1983；Peltzman，1976）。
而Shleifer和Vishny（1998）则认为，政治实施的过程通常是由一系列政府行为构成的，从而产生了“掠夺之手”理论。在该理论中，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政治家施政的最终目的是保全自身的各种利益，而不是让社会的总体福利达到均衡。在发展中国家，政治家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往往会不顾及社会的总体利益也要将各种资源分配给“自己人”。在发达国家，政治家为了在竞选中谋求连任，就会祭出公共利益的“大旗”。这一做法也会导致其最终违背社会总体福利均衡的初衷。具体而言，竞选的获胜者大多会制定某些具有破坏性的再分配法规，从而对竞选的失败者实施报复（Buchanan and Tullock，1962）。另外，商业集团会针对政治家及其团队开展游说活动，就会对相关政策的制定产生部分影响，因此商业集团就会主导社会财富的再一次分配，从而损害社会的总体利益（Becker，1983；Rajan and Zingales，2003）。上述行为均会严重地打击中小民营企业家经营的积极性，阻碍国家的经济发展，并形成昂贵的交易成本。2.4 资源基础理论
经济学家Wernerfelt于1984年提出公司的“资源基础理论”（Resource-based View）这一学术概念。该理论认为，企业的首要目标是利用其资产、信息、能力等一系列有形（无形）资源进行生产活动（Wernerfelt，1984）。Barney（1991）将企业的资源分为三种类型，即物质资源、人力资源以及组织资源。Simon等（2007）则认为，先前对企业资源观的研究仅是基于静态的视角进行分析。研究大多是将企业自身拥有的资源在商业竞争时所具备的各种优势当作一个“黑箱”，而对企业在“资源转换”过程中的作用缺乏较为深刻的认识与研究。随后，学者们致力于探究企业资源与能力的区别，并关注于资源为企业创造财富的具体过程。Newbert（2007）认为企业有能力对各种资源进行配置，从而利用这些资源的过程是使企业在商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源。
资源基础理论的核心目的是倡导企业能够拥有控制各种异质性资源的能力。随着该理论研究的持续深入，企业家具备的能力在企业运营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便逐渐凸显出来。具体而言，企业家是能够对公司进行管理并承担经营风险的个人，企业家依靠自身的能力维持公司的正常经营。企业家的价值在于对内部所拥有的各种资源进行整合，并利用自身具备的社会资本、政治资本对政府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源进行获取。2.5 制度基础观
以North为代表的学者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该理论旨在研究各地不同的制度环境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新制度经济学在充分考虑了各地的产权保护水平、制度环境等重要因素的背景下，补充并完善了“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的理论框架。相较于资源基础理论，制度基础观着重说明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对其经营决策所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对于那些正面临转轨经济的国家（地区）来说，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对其生存发展显得尤为关键。中小私营企业大多存在于转轨经济国家（地区），更易受到来自外部环境的强烈影响。
中小私营企业所要面对的各种制度环境对其生存与发展的影响长期以来都是企业家与学者们研究并讨论的热点问题。周业安（1999）研究认为，在转型经济体中，长期以来由于各种法律制度存在的缺陷，迫切需要建立起一套健全的契约关系来保障市场交易的顺利进行。当某个组织用于支配的各种生产要素低于其生产和交易成本时，就形成了企业（Coase，1937）。在North（1990）的研究中，他认为推动人类社会进行制度变迁的领导者是企业家，当科学技术的革新改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时，企业家为了赚取其中的利润，必须学习相关的知识与合约的执行情况。在出现商业利益时，企业家往往会有强大的决心去改变原有交易的规则，从而让全新的交易活动得以实施。实际上，这就是企业家学习知识的过程。具体来说，企业家可以通过改进自身的知识结构，或是通过模仿甚至创新，从而适应新环境下的制度规则。Casson（1995）认为，在企业的运营过程中通常会存在“委托代理关系”（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为了避免出现“搭便车”问题，在公司内部就必须要有专人对企业家进行监督。张维迎（1995）对“搭便车”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指出，企业家的监督者最好是企业的投资人，一名合格企业家通常被认为才能与资本兼备。
任何企业均是根植于社会网络结构中的个体，同时也处于相应的制度环境中（Lu et al.，2013）。企业作为一个追逐经济利益的商业组织，其行为就不得不适应其所处的制度环境。为了使自身的利益得到最大化，企业往往会规避制度环境中对其不利的所有因素，而制度环境的不同又会导致企业产生差异化的对待方式。陈倩倩和尹义华（2014）研究认为，民营企业家所拥有的社会与政治资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避免或减少政府行政部门因所有制问题而对民营企业产生的歧视，尤其是在企业经营环境较差的地区，可以有效保障企业的合法产权免受侵占。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在法制观念较强、政府干预力度相对较弱以及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民营企业的发展也较为兴盛。2.6 产权保护理论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 Coase）是现代产权理论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他的产权理论发端于对制度含义的界定，通过对产权的定义，对由此产生的成本及收益进行论述，从法律和经济的双重角度阐明了产权理论的基本内涵。产权理论认为，私有企业的产权人享有剩余利润占有权，产权人有较强的激励动机去不断提高企业的效益。因而对民营上市公司来说，其通常由自然人控股，具有清晰的产权界定，对于自身的利润分配拥有完全的支配权。而国有企业则不然，国有股权代表的是国家，国有股的权利委托政府部门或政府官员代为行使，国有企业虽然代表国家的利益但却缺乏具体的利益主体为其维护利益，因而国有企业在股利分配问题上存在较为严重的利益侵占。民营企业则大不相同，以科斯为代表的产权学派在剩余利润占有论上认为，企业拥有者追求公司绩效的基本激励动机来自对剩余利润的占有，企业家对剩余利润占有份额越多，提高企业效益的动机就越强。企业拥有者追求公司绩效动机的程度与剩余利润占有的份额成正比。科斯在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中正面论述了产权的经济作用，指出产权的经济功能在于克服外在性，降低社会成本，从而在制度上保证资源配置的有效性（Coase，1960）。
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法律体系还不够健全，政府干预还比较多，产权保护也不甚完善（Guo et al.，2014；余明桂、潘红波，2008b）。Johnson等（2002）以及Cull和Xu（2005）的研究表明，在转轨经济中，由于法律对私有财产权保护不明确，民营企业的发展存在不确定性，因而面临较大的风险（比如被勒索、遇到纠纷时受到不公平待遇等），特别是在产权保护力度小、政府干预力度大以及金融发展水平落后的地区，民营企业更容易受到产权侵害、权益侵占的影响（王俊秋、江敬文，2012）。与此同时，我国国有大银行普遍具有明显的偏好，更倾向于向国有企业贷款而吝于向民营企业贷款，并且政府会通过银行贷款对国有企业进行必要的补贴（沈红波等，2011），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还拥有来自政府的财政补贴、贷款担保、税收优惠等一系列资源特权和垄断优势（刘剑民，2017）以及预算软约束（林毅夫、李志赟，2004）。因此与国有企业存在显著差异的是，我国民营上市公司在决策行为和经济后果上面临一系列不利条件。
而通过在公司所有权中引入部分国有股权，民营企业的情况将大为改善。国有股权的存在会给企业产权带来有效的法律保护从而使其免遭侵害。Cauley 等（1999）提出，转轨经济中的相关法律制度往往存在诸多缺陷，公司内部的国有股东可以帮助企业减少法律纠纷，甚至减少政府对企业的恶意侵占。对此，Qian和Weingast（1996）也提出了类似观点：国有控股公司往往会受到政府各方面的协助，包括财务、政治和法律等方面。具体表现就是在企业面临不合理的法律纠纷或恶意侵占时，企业内部的国有股东会扮演“保护者”的角色。可见，Cauley 等（1999）、Qian和Weingast（1996）都认为政府所有权在保护企业减少被掠夺方面会起到关键性作用，从而为企业获得好处。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可以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指以某种特定的形式确定下来并在强制力保障下而得以实施的制度，主要包括法律、法规、契约、规章和产权等。而非正式制度是指人们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自发形成的并且人们无意识接受的行为规范，主要包括风俗习惯、意识形态和道德规范等。Fu 等（2006）认为政治关联的特性使其表现为一种非正式制度，这种非正式制度能够有效地帮助企业保护产权。在正式制度较为完善的地区，企业会通过正式制度来保护自身产权，因而会减少与政府之间的联系；而在正式制度建设较为薄弱的地区，企业的产权更容易受到损害，因而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动机较强。国有股权与政府之间的天然联系，将使国有股权与民营企业在利益上保持一致，从而使自身产权得到有效保护，因而能够抵消制度环境的部分负面效应，民营企业身份被歧视、产权得不到应有尊重和保护等问题将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因此，在产权能得到一定保护、不被侵害的情况下，拥有部分国有股权的民营控股公司将在对剩余利润的分配上拥有更充分的主动权，并具有更强的动机将剩余利润用于提高企业效益。2.7 行业壁垒
在经典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市场应该是完全竞争性的，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能够有效地影响和引导各种资源进行合理充分的配置。但是行业垄断、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会导致市场作用失效，因此该市场也存在缺陷。在完全垄断市场（Perfect Monopoly Market）中，由于外部厂商不能自由进出该市场，内部厂商凭借占据的垄断优势对商品进行定价，从而剥夺消费者剩余；并且由垄断寡头控制的市场难以发挥市场的竞争力，这不仅会损害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会抑制企业创造力的提升。随后，产业组织理论（Industrial Organization）拓展了原有的市场理论，并将研究对象限定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市场，于是便有了关于市场壁垒（Market Barriers）方面的研究。市场壁垒被认为是“阻碍新企业进入市场的所有不利因素”。但是关于市场壁垒的具体定义学者们却持有不同的观点。“进入壁垒”（Barriers to Entry）这一理论概念最早由Bain（1956）提出，其定义为“行业内的在位企业对于潜在进入该行业的企业所具备的优势”。换言之，是潜在进入的企业与在位企业竞争时所面临的一切不利因素。具体的表现为，在位企业能够保持价格高于竞争水平之上而又不会招致潜在的企业进入该行业。进入壁垒的设立是为了确保行业内的在位企业与潜在进入的企业竞争时处于优势地位。对在位企业而言，这些因素大致可以总结为：产品差异、绝对的成本优势以及规模经济（Bain，1956）。然而Stigler（1971）指出：进入壁垒本身就是一种生产成本，这种成本是为了让潜在进入该行业的企业必须承受，而行业内的在位企业无须承受。因此Stigler（1971）认为Bain（1956）所提出的“一切不利因素”并非形成壁垒的主要原因，其根源在于政府过多的管制措施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Broadman（2000）基于Stigler（1971）的研究，把进入壁垒划分为：策略性壁垒、市场性壁垒和管制性壁垒。在中国，策略性壁垒和市场性壁垒主要存在于完全竞争的成熟行业中，如餐饮、服装业等；管制性壁垒则存在于受政府严格管控的行业，如能源、电信业等，并且大多关乎国民经济命脉（罗党论、赵聪，2013）。2.8 民营企业融资问题
融资（Financing）是一家企业进行生产与经营的首要前提，如果一家企业未能筹措到足够的资金用于生产，则会影响其生产与发展。调查显示，在我国民营企业的资金来源渠道中，自身融资占比为86.23%，银行等国家金融机构贷款为5.46%，其他渠道为8.31%。由此不难看出，民营企业依然面临“融资难”问题。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有多种因素。首先，我国民营企业成立的时间较短，资产规模较小，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配置的贷款金额大多处于较低水平。此外，很多民营企业在成立之初便是家族企业，公司的经营权与所有权均集中于企业家个人，使企业的运营存在较大的隐患。其具体的表现为，在公司的财务信息上弄虚作假，甚至还有部分企业发生偷税等违法行为。鉴于此，银行等金融机构只好加强对民营企业的监管力度，收紧贷款政策，无形中也增加了企业的融资难度。因此，白石（2004）将民营企业信用等级（Credit Rank）普遍偏低这一事实当作其“融资难”的根源。其次，银行等商业机构在进行信贷资源配置的过程中，通常也会有借款人的道德风险（Moral Hazard）与借贷双方之间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 Information）等一系列问题（Kostovetsky，2013）。一般来说，国家的商业银行高管大都为风险厌恶者，他们会认为若国企因经营不善而无法还款时，往往会由各级政府部门出面解决。国企与政府的“天然”联系能够使其轻易地得到信贷资源，而民企特别是中小型企业则根本不具备这一优势。已有的文献表明，国有商业银行把主要的信贷资金配置给了利润率较低的大型国有企业，而富有创新精神与发展潜力的民营企业却往往会受到来自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歧视（钱先航、曹春方，2013；徐思远、洪占卿，2016）。此外，王伟（2016）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各方面制度环境的不健全也是促成民营企业“融资难”的一个重要因素。3 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历史、现状与未来展望3.1 民营企业的概念
对于什么样的企业是民营企业，以及民营企业的范围包括哪些企业类型这一问题，我国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民营企业作为与改革开放同时成长起来的企业类型，在四十多年中迅速成长，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收入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经济组成部分，所以，正确地界定民营企业的概念是我们在研究民营企业社会资本与政治资本过程中需要首先解决的一个问题。
对于民营企业这一企业类型的范围，不同的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总体来说，中国学者对于民营企业的范围划分有三种不同的方法。
第一种划分方法是比较宽松的划分方法。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民营企业即民间团体或人士经营的企业。由此可知，除了国有企业外，其余类型的企业均可视为民营企业。具体包括国有民营企业、个体企业、私营企业、集体企业、乡镇或城镇企业、三资企业。
第二种划分方法比第一种划分方法的范围略窄一些。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民营企业是由国有民营企业、个体企业、私营企业、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组成，即把三资企业排除在民营企业的范畴之外。
第三种划分方法则是一种相对狭窄的划分方法，与第二种划分方法相比较而言，这种方法将国有民营企业也排除在民营企业的范畴之外。
对这三种方法进行比较，我们认为第一种方法的定位范围过宽，而第三种方法的定义范围过窄，因此，我们选择第二种划分方法作为本书对民营企业的界定方法，即除了国有企业和三资企业之外，其余类型的企业均属于民营企业的范畴。3.2 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现状“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换代存在必然性和必要性”与“民营企业转型能力不足，尤其是创新乏力”是当前中国民营企业发展面临的核心矛盾。经济新常态与经济结构调整导致的民营企业压力已清晰显现，民营企业的各项经济指标出现较大幅度下滑，这主要源于民营企业对行业景气和产业发展动力的信心不足，企业内部创新乏力，对创新人才吸引力、资金吸引力及配套资源吸引力不足。
需要强调的是，这个核心矛盾不是企业意识不到位导致的，而是能力不匹配造成的。总的来说，多数民营企业对经济新常态有心理准备，对“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不可避免”有清醒认识。因此，对宏观经济指标的评分相较之前并未发生明显变化。同时，民营企业对“企业—行业—宏观”三层生存空间评价模式的“差序格局”正在被打破——对宏观环境的抱怨情绪明显减弱，对宏观政策和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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