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仲麒
出版社：岳麓书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中日战争(民国学术文化名著丛书)试读：
整理说明
一、丛书着力于“学术”与“文化”两方面，所收著作或为学术上开新之作，或为文化上奠基之作。
二、丛书之收书范围，原则上起于民国建立，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然某些著作之成形，可追溯至民元之前若干年，因其有重要地位，亦酌情收入。
三、文、史、哲之分，原系西洋通则，本就不太适用于中国学术，故丛书不按学科分类，而是根据整理进度，顺次出版。
四、丛书所收诸书，原版均为繁体竖排，在其流布过程中，亦有版本差异、文字错讹等现象，为方便读者，此次做如下整理工作：
1.繁体字改为通行之简体，竖排改为横排（原书中一般“右表”、“左表”、“右文”、“左文”均改为“上表”、“下表”、“上文”、“下文”），但为充分尊重原著，原书中专名（人名、地名、书名等）及其译名皆一仍其旧，凡底本脱、衍、讹、倒之处，除个别讹错明显且影响文意阅读者稍作改动外，皆一仍其旧。
2.凡排印误刻者，如日曰、己已巳、戊戌戍之类，均径改，不出校记。
3.为方便当代读者阅读，标点符号按现代汉语使用规范作了处理。
4.丛书中多本有作者原注，原书以夹注出之，此次整理皆排入正文，并以楷体小字以为区分。
5.各书附“后记”一篇，说明著者爵里、版本流布、各界评论等情况，以期为读者提供阅读指南。
古人云：“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吾人虽勉力为之，而乖漏难免，还祈方家教正。序
百岁以还，列国之觇中国也，如望神境，如展童话，不胜其向往之情。而于政之修替，力之充虚，民生之康敝，殆鲜所知。中国之大暴于天下，盖自两战役矣。鸦片之役见衰弱之端，中日之役显穷蹙之蕴。衡世运者类能言之，几成定论。而中、日战役尤彼我升降之机。
彼日本者，崇奉吾邦，远自中古，迄于近季，未或异趋。试观其学人述作，每以称引依附为荣；言其民族所出，则自承吴泰伯之后：向慕之心，昭然若揭。战役以后又何如乎？则倨傲之气萌如春笋：自尊其大和人种，以为天骄；其摹效吾华者举讳言之，不恤涂抹史实，窜乱文献。是类事彼盖自示其浅薄，于我固无与。然以彼情感之转移，亦见我振奋之未逮。念此，又不禁感慨系之矣。
伯祥此书参览近人著述十余种，而一以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树之干。当其采辑之先，悉为斟酌，期于翔实。既成示予，谓未敢自信所期，予读之，则原始要终，殆无余蕴；洞穴贯穿，弥见精勤：是诚所谓探其致败之源以为镜鉴者也。因略书所怀以归之。
十八年十二月，叶绍钧。一中日交涉之开幕
日本环海为国，风俗种族颇类中土。自汉已通音问，而以界越瀛海，中国每度外置之。及唐、宋间，乃有我商民浮海贸易焉。至元世祖命忻都、范文虎相继东征，实为用兵之始，顾师卒无功，而贸易遂绝。明初复通，倭患以起；嘉靖间，江、浙、山东沿海寇钞之祸亘历数十年而后定。然犹其奸民肆扰，非出自彼国命也。万历中，其关白丰臣秀吉大举入朝鲜，覆其八道。值明季积弱，竭中国兵力，不足以救之。会秀吉死，兵遽罢，八道乃复入于朝鲜。清兵入关，日益南侵，唐王、鲁王皆凭海隅以谋恢复，叠乞援于日本。彼皆依违观望，兵卒不出。而我商船之东渡者因以日众。日本为设奉行三员于长崎以领我诸商。
道光、咸丰以还，中国海禁既开，与西洋诸国立约互市，市埠布江海各口，然日本犹不与焉。同治元年（日本孝明天皇文久二年，西元一八六二年），日本长崎奉行遣僚属附荷兰船赍货至上海，因荷兰领事谒苏松太道吴煦，申请互市。略谓：“向只与荷兰通商，自英、法诸国挟以兵威，逼令立约，利权为西洋占尽，无如力不能制，未能拒绝。我官民等会商，佥谓若自行贩货分赴各国贸易，或可稍分西商之势。今既到上海，愿仿照西洋无约各小国例，不敢请立约，惟求专来上海一处贸易，并设领事官照料完税诸事”云云，词甚逊顺。煦为言于通商大臣江苏巡抚薛焕以闻诸朝，许之。是为日本通市之始。三年（日本孝明天皇元治元年，西元一八六四年），复因英国领事巴夏礼请许其商民自报我海关纳税。七年（日本明治天皇改元之年，西元一八六八年），英国领事又代为申请照料其游历过境官绅。其商民亦自请入内地营业，听给护照验行。是为日本交涉之渐，凡此皆其大将军德川氏时事也。
日本自大将军秉政，源氏、足利氏、织田氏、丰臣氏相继制国命，号幕府，称霸朝垂六七百年。而德川氏颇能以文治平其国，故二百年来无事外衅，海波不兴。当道光时，美、英、俄诸国亦叠以兵舰阑入其境劫盟约，幕府不能御。于是攘夷议起，继以尊王，处士朋兴，喧讙雷动，外藩乘之，迭起称戈，幕府之权遂替。同治七年，其嗣主明治天皇改元，是岁十月，幕府德川庆喜遂归政。于是废藩建县，锐意维新，制度一循西法，乃复狡焉思启，时欲露其发硎之刃，而东亚遂从此多故矣。
同治九年（日本明治三年，西元一八七〇年），日本遣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来天津，赍其外务府书谒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通商大臣成林，请立约通商。书曰：
大日本外务卿清原宣嘉、从四位外务卿大辅藤原宗则谨呈书大清国总理外国事务衙门大宪台下：方今文化大开，交际日甚。我邦近岁，与泰西诸国订盟。邻近如贵国，宜最先通情好，结和亲，而惟有商舶往来，未修邻交之礼，不亦一大阙典乎？我邦维新之始，即欲遣公使，修盟约，内国多故，迁延至今，深以为憾。兹谨奏准，特遣从四位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正七品外务权少丞花房义质、从七品文书权正郑永宁等于贵国，预商通信事宜，以为他日遣使修约之地。伏冀贵宪台下款接各员，取裁其所陈述！谨白。
成林、鸿章上其书，总署（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简称）仅许通商，拒立约。前光固请，卒许之。翌岁四月，其使臣大藏卿伊达宗城来议约，前光为之副。朝命鸿章为全权大臣，江苏臬司应宝时、津海关道陈钦为帮办，会议于天津。
初，前光之来，先呈约稿，以两国利益为辞。越一岁而宗城至，则尽括西洋诸约之尤专利者作草约，欲以之要我废前约。即由前光致书应、陈两帮办曰：
伊达大臣之发东都也，各国公使送行，谓此去当与大清连盟结衡。我大臣应之曰，但看他日约成，当知其实。今观来稿（即我国就前光始至之希求以草答之约稿），大约与西人同，不同者亦不少。交际之道，万国只可划一，不可轻重；欲重之也，西人妒而分之；欲轻之也，西人侮而诋之。今两国均有西客旁观，出入颇生枝节。傥有参差，非特不能通行，且谓使者不力，何面目归国复命乎！
当今之计，我两国惟有内求自强，外御其侮。诚能心照意援，规条章程不若姑从西人痕迹，无事更张，不露声色之为愈也。
书上，鸿章固却之，仍令应、陈答之书。略曰：
贵国特派大臣前来，原为通两国之好。若以迹类连衡虑招西人之忌，则伊达大臣不来更无痕迹。自主之国应有自主之权，何必瞻循他人，鳃鳃过虑？况条规中亦并无可令西人生疑之处也！两国有来有往，迥异泰西辽远有来无往者，断不能尽同泰西。且西人所得之利未尝独靳于日本。今送去条规，不知较西约何者重？何者轻？希即一一指开茅塞！
去岁送来约章，均以两国立论。此次章程全改作一面之辞，荟萃西约所益各款而择其尤，竟尔自相矛盾。翻欲将前稿作为废纸，则是未订交，先失信，将何以善其后乎？我中堂又何以复命乎？
相持至七月，乃定《修好规条》十八条，《通商章程》三十二款，附以中国、日本《海关税则》。所与西约异者，仅于章程内声明“不准运货入内地，不准入内地置买土货”二事耳。当会议时，前光等坚以与泰西相异为辞，不肯署诺。鸿章面折之，曰：“华人前往西国，随处通行，并无限制。今日本系以八口岸与中国通商，华人既不能到内地贸易，日本人岂应入中国内地贸易！此系两国从同，确乎公允，何得引西约为例？”前光语塞，约始定。宗城归，日本意尚缺望，寻宗城竟以事免官。
同治十一年（日本明治五年，西元一八七二年）五月，日本柳原前光复赍其外务卿副岛种臣、大辅寺岛宗则书来天津，求改约。鸿章讽以寒盟，前光惭而去。其年十月，会秘鲁商船玛利亚留士自澳门诱华民三百余人，载赴其国，为苦役，舟师虐使无人理，道值飓风，驶入横滨避之。日本诇悉其事，以公法截其行，我国遣官往讯，三百余人得生还。十一月，日本遂以其外务卿副岛种臣为全权大臣，来要改约，政府竟许之。十二年（日本明治六年，西元一八七三年）四月，改约成，互换于天津。于是日本得置领事于中国各开放口岸，而如其志以获偿矣。二琉球问题与侵入台湾
方副岛种臣之来改约也，未及批准交换而台湾生番戕害琉球难民事件作。轩然大波适所以济其思逞之志，遂决计称兵台湾，以窥我强弱焉。
琉球处福州正东千七百里之地，合附近多数岛屿而成国。其世系，自天孙氏开国，传二十五代，至宋淳熙十三年（西元一一八六年）而绝，国人奉浦添按司舜天为主。三传而衰，仍传位于天孙氏别裔，是为英祖，以尚为氏。元中叶后，诸按司纷纷割据，分为中山、山南、山北三王国，而中山为英祖之正统。英祖五传至中山王察度，即遣使贡方物通中国之始王也。先是，隋炀帝使朱宽至琉球，为琉球名见中国史籍之始，然此琉球乃今之台湾，至于今之琉球始见中国史籍，则在明初。明太祖既定中原，遣行人杨载奉诏招谕琉球，即察度在位时也。洪武五年（西元一三七二年），察度王遣使称臣献方物。明祖待以恩礼，赐善操船者三十六姓以便往来。自此习法度，奉明正朔，按岁朝贡不缺，并送子弟入太学。传至明宣宗时始一统山南、山北两国，历世皆受明之封册。清顺治十一年（西元一六五四年），世子尚质遣使入朝，缴明故印，请重给敕印受封。康熙元年（西元一六六二年），遣正使张学礼、副使王垓赍诏敕新印如其国，册封尚质为王，兼定入贡之例。自此每立新王，必来请封，恭顺异常，称中国为“父国”。
当舜天即位之前，琉球已与日本有交涉。明万历三十七年（西元一六〇九年），日本幕府德川秀忠命岛津义久侵琉球，虏尚宁王。隶琉球于萨摩藩，干涉其财政，且定世子满十五岁必游鹿儿岛之例。于是琉球遂两属于中、日，而周旋弥缝其间，使各不相闻焉。
及中、英鸦片战争之后，欧、美诸国竞向远东谋发展，皆认琉球为独立国，视琉球与日本等，美、法、荷三国且次第与之订结通商条约焉。日本自明治改政以还，气锐甚，久谋鲸吞近邻以自益。惟以中国故，尚有所忌惮，蓄未发。会同治十年（日本明治四年，西元一八七一年）琉球民六十六人遭飓风漂至台湾，为牡丹社生番所掠，死五十四人；余十二人得全，由台湾地方官保护归国。明年三月日本小田县民四人亦漂至遇祸，其鹿儿岛知事上其事，日廷大哗。时琉球王子方在日本贺亲政。日廷一方先向琉球行果决处分，以琉球为藩，封尚泰王为藩王，列华族，赐邸宅于东京，并赉新铸货币三万圆；派外交官四人驻藩，代办一切外交事宜；同时照会各国公使，声明琉球已归日本，将美、法、荷三国所缔条约收为日本政府之条约。一方则决向台湾出兵，征讨生番，固已早储侵台之志矣。
同治十二年（日本明治六年，西元一八七三年）二月，日本副岛种臣奉全权大使命来中国。三月，至天津，直隶总督李鸿章与会于山西会馆，互换曩许改订之新约。四月，种臣入京呈国书。时各国公使方以觐见皇帝礼式起纷议，我欲令叩头，而各使视为侮辱，拒不行。种臣乘机调停其间，为创行立礼之例，以自表见。又中国惯例，不论大使、公使或办理公使，皆以赴印之先后定席次，不复问资格。种臣劝依公法，铨等第为高下，于是种臣得以头等独谒式入觐。乃令其丞柳原前光来总署言生番事，遽问生熟番经界。总署大臣毛昶熙、董恂等答之曰：“番民之杀琉民，既闻其事，害贵国人则我未之闻。夫二岛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决在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何预贵国事而烦过问？”前光因大争琉球为日本版图，又具证小田县民遇害状。且曰：“贵国恤琉人而不惩台番者何？”昶熙、恂曰：“杀人者皆生番，故且置之化外；日本之虾夷，美国之红番，皆不服王化，此亦万国之所时有。”前光曰：“生番害人，贵国舍而不治，我却将问罪岛人。为盟好故，使某先告。”昶熙、恂曰：“生番固我化外民，伐与不伐，亦惟贵国所命，贵国自裁之！”前光归报，遂借端兴师。
十三年（日本明治七年，西元一八七四年）三月，日本置番地事务局于长崎，以大藏卿大隈重信为综理，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都督，美国人李仙得为参谋。以战舶大功、大有两艘，益租英、美两国船，载陆兵三千三百人发品川，会于长崎。当兵发时，美国驻日公使芬堪谓日本曰：“贵国发兵入中国地，彼必以为寇边。贵国雇用我船舶人民，彼必以我为援应。我与中国亦同盟，准公法应守中立，凡属美国所有，悉愿收还。”并令其驻厦门领事捕李仙得。英国公使亦以为言。日本内阁大沮，令权少内史金井之恭，内务卿大久保利通先后驰长崎止军行。西乡从道不受命，内阁亦听之，而解英、美船还李仙得东京。别以银十六万圆议购英、美轮舶各一，曰社寮，可载兵五百；曰高砂，可载兵千：备运载。其驻厦门领事官福岛九成乃驰书厦门道呈浙闽总督李鹤年曰：
去年副岛大使以下既报贵国政府，今将起师问罪于贵国化外之地。若贵国声教所暨，则秋毫不敢犯。疆场弥迩，愿毋致骚扰！
鹤年得书，即复曰：
台湾全岛，我所管领，土番犯禁，我自有处置，何借日本兵力为！至贵国人民四名之遇祸者，我台湾府吏实救庇之，何可以怨报德！请收兵，退我地，勿启二国衅！
然日军进行自若也。
五月二日，日兵千六百人乘日进、孟春、三国三艘发长崎，直赴台湾，泊社寮澳。三日，毕登。熟番迎降，而生番时出狙击，毙其伍长北川氏。时熟番仇生番，导日兵深入。生番出斗，日兵发枪于丛莽中。毙一人，余皆迸散。熟番告以佯走有伏，日兵不敢追，遂移营龟山。二十二日，日兵自车城社入山，攻竹社、凤口、石门诸社。石门天险，生番垒石力拒。日兵绕道出其背，杀生番三十余人。会从道乘高砂舰继至，凡有兵三千人，分三道进，尽焚村落，越溪四，深入至牡丹社。生番伏灌莽间，时出阑袭，日兵不得逞，乃退守龟山。造都督府，设病院，修桥梁，辟荒芜，将为屯田久驻计。盖是时南部十八社悉降日，而风港山后之三十九社亦次第屈附也。
方鹤年得九成书，立以闻。而总署及北洋大臣亦先后入告。于是中国海疆戒严，征发号召，络绎于道。命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督福建水师赴台湾观动静。令福建藩司潘霨、台湾道夏献纶往就从道议。六月一日，霨、献纶挈法员二，乘兵轮二艘抵琅峤湾。明日登岸，日兵露刃夹道立。霨、献纶抵车城客馆，就日营诘从道兵故。反覆论辩，持不下。六日，仍就营申前议，竟日不决。七日，日出而会，日昳无成说，从道崛强，不可理争。霨忿甚，将拂袖起。从道反止之，从容谓之曰：“我国暴师海外，糜财劳众，为贵国辟草莱，锄顽梗，费用耗损，岂可胜计！”霨曰：“若然，则将为日本偿军费。”乃约以证佐，及昏，成议三则：（一）中国偿日本兵费。（二）中国严驭台番，令日本漂民无罹损害。（三）立约后，日本兵尽撤出台湾。
议定霨、献纶登轮行，而偿款之说起。
当从道东渡，前光亦以公使来京师，与总署议，不谐，将构兵。日本即征兵诸道，商购铁甲舰于英。中国亦筑炮台于澎湖诸岛，设海底电线于台湾，购毛瑟枪三万枝于德国，议购铁舰于丹麦。而欧、美海客之在两国者日论彼我曲直强弱付新闻纸，乘机鼓煽。船舰兵械价三倍。日兵之踞龟山者，以暑雨疾病，棺槥相望，进退维谷。而福建巡抚王凯泰将兵万五千将渡台。日人闻之，不能无内惧，特派参议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为全权大臣来议，李仙得从焉。七月，抵京。至总署，挟同治六年中、美谈判文案（是年美国商船于打狗附近坐礁，船员悉被生番虐杀。美使向总署索赔偿，总署初谓生番化外，不肯负责，卒以合剿结局。至是，日外部与驻日美使交涉，取得此项谈判案，挟为生番不属中国之证）及中国历史地图等，先争番地经界，谬指以为原非中国版图。恭亲王奕䜣力辩之，谈判数四，不获要领。利通乃放弃版图论，而即提损害赔偿。奕䜣以赔偿字样有损中国体面为辞，尤龃龉不相容。迁延两月不能决，利通扬言偕公使下旗归国，而阴属驻华英使威妥玛居间调停。
初，利通之来踵赔款议也，要偿及三百万圆。军机大臣文祥、巡视台湾大臣沈葆桢固争之。葆桢疏有云：“倭备虽增，倭情渐怯，彼非不知难思退，而谣言四布，冀我受其恫喝，迁就求和。傥入彼彀中，必得一步又进一步。但使我厚集兵力，无隙可乘，自必贴耳而去。姑宽其既往之咎，已足明朝廷逾格之恩。傥妄肆要求，愿坚持定见，力为拒却！”又贻书鸿章云：“大久保之来，其中情窘急可想。然必故示整暇，不肯就我范围。是欲速之意在彼不在我，我既以逸待劳，以主待客，自不必急于行成。”于当时情况，洞若观火。而奕䜣不能坚持于总署，卒因英使威妥玛之劝，以五十万两转圜成议，与利通协定和约三条：（一）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清国不指以为不是。（二）前次所有遇害难民之家，清国许给以抚恤银十万两。日本所有在该处修道建房等件，清国愿留自用，先行议定筹补银四十万两。（三）所有此事两国一切往来公文，彼此撤回注销，作为罢论。至该处生番，清国自宜设法妥为约束，以期永保航客不至受害。
约成，于九月十一日钤印交换。日本兵归国，行凯旋饮至礼，户悬国旗以张之，且褒赏利通，庆成功焉。
综观此项约文，第一条即不啻默认琉球为日本版图之一证，故日本侵夺台湾生番地域之志虽未获遽申，而中国已依此暧昧之条文以断送琉球矣。是年，日本政府即移辖琉球藩于内务省，与内国郡县同列。光绪元年（日本明治八年，西元一八七五年），日政府且禁琉球奉中国正朔，并不许遣使庆贺及朝贡。时琉王尚泰以向化中国五百年，不忍隔绝，哀求宽免。日本旋置熊本镇台分遣队于琉球以胁之，继又遣其内务大丞松田道之往喻以啖之。然尚泰王不具遵愿书者亘数年，或哀诉于我政府，或倚仗于外国公使，以求存祀。而中国士论哗然，自俱不直日本，纷加指斥。时陕甘总督左宗棠方力持对俄交涉，用兵新疆，至谓“宁以伊犁一部让与俄国，不可使倭奴横恣于琉球”，则其愤慨可想矣。然我政府优柔不断，无能力抗，虽历经琉球紫巾官向德宏禀告呼援，迄无确实办法，解彼倒悬。而日本则处分果决，竟于光绪五年（日本明治十二年，西元一八七九年）废琉球藩为冲绳县，虏其王归东京，别设知事以统治之，琉球乃并灭于日本。当时虽有英国公使干涉其事，曾向日本提出“琉球曩系中、日两国属邦，望两国同为保护”之议，而我方以伊犁故，与俄罗斯久无成言，势汹汹，日本以长崎假俄泊兵轮将肆毒于中国，我国不得已听美国卸任总统格兰脱之调停，而放弃琉球焉。三朝鲜问题与天津之约
朝鲜自三韩分合以还，世与中国有连，征伐朝贡，史不绝书。及李成桂受明册封，子孙修贡靡阙，与明以恩礼相终始。清起代明，朝鲜仍守事大之义，奉藩维谨，内向尤笃。顾其地与日本比邻，仅隔带水，交涉因亦频繁。入清后，两国贸易日盛，自其元孝王（名焞，在位四十六年，是为肃宗，当中国康熙时）以降，往返使聘不绝。至英孝王（名昇，在位十四年，是为哲宗，当中国咸丰前后）时，日本尊王攘夷论起，不遑议邻好，使聘一时中断。同治二年（朝鲜熙伦王十四年，西元一八六三年），熙伦王卒，立兴宣院君昰应之子熙为王，年方十二，昰应遂以大院君摄政。
昰应性顽固，柄政后，力主锁国，严禁西来教宗。同治五年（西元一八六六年），法国宣教师见杀，突以军舰七艘进袭江华岛，不利。九年（一八七〇年），美国商船溯行大同江，船员悉被害，美舰五艘入攻汉江，亦无获。自是昰应益骄，轻侮外人。
当日本明治维新之初，曾遣对马岛守吏宗重正如朝鲜修旧好，且告王政复古。朝鲜意谓惟中国乃可称皇帝，见日本国书中有“大日本皇帝”及“皇敕”字，不肯受。宗重正归报，以为朝鲜冥顽，非口舌可争，当用兵以惧之，于是征韩论渐起（时日人以旧韩之名名朝鲜，实为后来改建韩国之伏线）。既而昰应以日本开国与西人交，目为鸟兽不可与同群，遂于东莱、釜山两府撤朝、日两国官吏接见所，且以“与日本人交通者处死刑”令国中。时日本外务大辅上野景纪以朝鲜暴慢，不可不问。而参议西乡隆盛请自任使节往喻，谓“如不见纳，即兴师问罪”。盖征韩论已盛扇于日本朝野矣。
方副岛种臣之来议台约也，曾乘间诘总署：“朝鲜是否为属国？若属国，则请主朝鲜通商事！”总署答以“朝鲜虽我藩属，而内治外交听其自主，我朝向不与闻”。种臣归告，日廷遂定计以独立国待朝鲜，种臣且与西乡隆盛争为第一任驻韩使焉。时日廷已决任隆盛往，而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方自欧、美各国考察归，力主振刷内治为立国基，大弹征韩论。隆盛执不听，岩仓以下悉辞职。隆盛不得已，亦引退。寻以岩仓具视为临时大政大臣，征韩论乃全败。时同治十二年（日本明治六年，西元一八七三年）也。
日本为琉球事既得志于台湾，外侵之念益炽，征韩论之败，不过政争之工具，暂戢野心以俟时机耳。光绪元年（日本明治八年，西元一八七五年）秋，日本军舰云扬号以测量朝鲜沿岸及中国牛庄等处泊江华湾，下小艇溯汉江肆窥探。炮台守兵见之，发炮止其行。云扬舰遂突入江华岛，毁炮台，烧永宗城，杀朝鲜兵，劫其军械而去。日廷闻报，即命驻军舰于釜山以要盟；复遣开拓使长官黑田清隆为全权大臣，议官井上馨副之，赴朝鲜议约，以陆兵一队，军舰六艘从。翌年二月，至朝鲜，与朝鲜钦差大臣申櫶、副使尹滋承会，责前年拒绝国书与炮击云扬之无礼，协订修好条约。初限十日，不能决，更延缓四日以促之。朝鲜右大臣朴圭寿等鉴事急，乃力排众议与行成，遂定约十二条，所谓《江华条约》也。约文大要谓：朝鲜为独立自主王国，礼仪交际皆与日本平等，互派使臣；并开元山、仁川两埠通商，及日舰得测量朝鲜海岸诸事。自此约成，日本间绝中国抚属朝鲜之狡谋逞，而朝鲜之祸乃日亟。
初，江华湾事变起，日本将兴师问罪于朝鲜，犹虑中国以上国议其后，特遣森有礼为全权公使来京师，告总署以日本对朝之意见。时恭亲王奕䜣主署政，以《中日修好条约》有“所属邦土不相侵越”语，谓“朝、日如有违言，宜先与中国交涉，不当直兴问罪之师”。森有礼即以总署前答之辞为由，坚谓“朝鲜外政既悉由自主，则日本自应以自主国待之”。谈判不得要领，事遂寝。及《江华条约》发布，中国反漠然置之，已堪诧讶；其后李鸿章更寓书朝鲜国相李裕元，劝令善邻通商，自与英、美、德、法结盟好，以为“不但牵制日本，并可杜俄人之窥伺”。观此，可知朝鲜与欧、美各国订约，本出中朝之意，乃其后日本宣战诏书，竟谓系出于日本之劝诱，欲借是以示好于列邦矣。《江华条约》成立之年，中国始派翰林院侍讲何如璋驻日本，并设诸埠领事官护商民。光绪三年（日本明治十年，西元一八七七年），朝鲜以天主教事与法国有违言，请驻釜山日本领事官将意，书中称我为上国，有“上国礼部”并“听上国指挥”语。日本以其失词，大加诘责。朝鲜上其事，我总署乃致辩于日本，略谓：“朝鲜久隶中国，而政令均归其自理。其为中国所属，天下皆知；即其为自主之国，亦天下皆知：日本岂得独拒！”日本以我措词不伦，含胡置之。
时欧、美诸国皆援日本例，纷请通商朝鲜。光绪八年（日本明治十五年，西元一八八二年），朝鲜始与美国互市立约，请莅盟。北洋大臣李鸿章乃奏派道员马建忠偕水师统领提督丁汝昌率威远、扬威、镇海三舰，会美国全权大臣薛孚尔东渡。朝鲜国王先以国书照会美总统，明其为中国藩属。美使许之，乃议约。四月六日约成，美使薛孚尔、朝鲜议约官申櫶、金宏集盟于济物浦，汝昌、建忠监之。十四日，其陪臣李应俊赍所订约文并前致美国照会来，呈礼部及北洋大臣请代奏。未几，英使水师提督韦力士、法驻津领事官狄隆、德使巴兰德先后东渡，建忠介之，皆如美例以成约。日本亦遣兵舰至，诇约事，其驻朝鲜公使花房义质屡诘约稿，朝鲜拒之，不得已，叩建忠。建忠不即答，而订定约文及与西使诘议皆主于建忠，朝鲜奉行而已。日人滋不悦，然无如何也。
方是时，朝鲜国王已亲政，王妃闵氏以强宗专柄，颇裁抑大院君昰应，昰应恒郁郁不得逞。及朝鲜与各国立约互市，且雇日弁练兵，昰应忿甚，尤与闵氏相水火。是年六月，朝鲜军士以饩粮蠹腐且短斛，杀仓吏数人。仓堂执犯者置之法，遂大哗。昰应乘机使杀执政，入王宫，将杀闵妃，胁王及世子不得通朝士。遂杀教练日弁堀本礼造等七人，并焚日本使馆。朝人有密告花房义质为备者，得跳而免。
昰应发难，建忠已以莅盟事成回上海，而鸿章适以母忧去，张树声署北洋大臣。闻报，树声电令建忠会汝昌率威远、超勇、扬威三舰东渡观变。二十七日抵仁川，泊月尾岛，而日本海军少将仁礼景范已乘金刚舰先在。朝鲜臣民惶惧，望中国援兵甚急。建忠上书树声请济师，略谓：
宜乘迅雷之势，直入王京执逆首，而我东渡之兵至少须六营，当辅以兵轮运船疾发，否恐乱党蔓延。且闻日本兵舶将大集汉江赴王京，朝鲜必被祸。如其定乱有功，则藩服寒心，国威益损。
会汝昌是时亦乘威远内渡请师。七月三日，日本兵舰先后来仁川者凡七艘，陆军屡日登岸，分驻济物浦、仁川。其公使花房义质且率师入王京。朝人大恐。七日，汝昌统兵轮威远、日新、泰安、镇东、拱北鱼贯至，继以南洋兵轮二，凡七艘。盖树声得朝鲜乱耗即以闻，遂命提督吴长庆率所部三千人东援，便宜行事。朝命克五日期，以七月四日航海，是日抵朝鲜马山浦，登岸。师既济，遂于十二日薄王京。十三日，长庆、汝昌、建忠往候昰应，减驺从，示坦率。昰应来报谒，从者数十骑。长庆命部将纳其众而守之，与昰应笔谈，设食，禁从官不得辄白事。昰应环视侍者无一朝人，疑焉，语长庆使召从者还取衣。时笔谈累纸已二十四幅，建忠度可行，遂疾书以示曰：“君知朝鲜国王为皇帝册封乎？”曰：“知之。”曰：“王为皇帝册封，则一切政令当自王出。君六月九日之变，擅窃大柄，诛杀异己，引用私人，使皇帝册封之王退而守府，欺王，实轻皇帝也，罪当勿赦。徒以于王有父子之亲，姑从宽假，请速登舆至马山浦，乘兵轮赴天津，听朝廷处置！”昰应惧，四顾。长庆、汝昌皆起出帐，建忠亦掖昰应出，令登舆。于时军士两行，剑戟森列，长夫舁舆俟。昰应以非己舆，不肯入，建忠强纳之，健卒百人蜂拥去。汝昌策马从，护以登兵轮。无何，红灯数十对集营外，询之，皆迓昰应者也，复收击之，事略定。
昰应既就逮，鼓轮疾驶，先致之天津。朝命安置保定，乃幽禁于莲池书院，凡四年。其王再上书请释归，不许，仍听岁遣吏省问，王亦不遣也。
长庆虽执祸首，而乱党尚踞肘腋，朝臣金允植赍其王手书来营乞速讨。是月十六日黎明，我营官张光前、吴兆有、何乘鳌掩至城东枉寻里擒百五十余人。长庆自至泰利里捕二十余人。于是乱党悉平，长庆遂留镇王京。
日使花房义质不意中国平乱之速如此，乃大失望。在王京要挟过当，议又不谐，乃声言决绝，悻悻去。朝鲜惧，乞建忠留之仁川。旋以李裕元为全权大臣，金宏集副之，往仁川就义质议。宏集请于建忠，建忠授之辞以往。乃畏日锋，卒偿金五十万圆，开扬华镇市埠，推广元山、釜山、仁川三埠行程地，并许留兵王京以与长庆对镇焉。是年秋，给事中邓承修、学士张佩纶请乘兵威伐日本，责琉球事，事下鸿章议。鸿章覆奏，以海军未备，渡海远征非计，遂不果行。
朝鲜自启关纳使，国中新进稍通外交，遂奋起言新学，号维新党，目执政为守旧，相持甚急。自仁川约成，朝鲜政府派朴泳孝、金允植东渡谢罪，徐光范、闵泳翊、金玉均等随之往，视察日本学艺施政诸要务。泳翊者，王妃之侄；光范、玉均则所谓维新党人也。及归国，玉均等遂大唱改革国政，奏请效法日本以图振兴。旋聘日本人牛场卓造、井上角五郎为顾问。又纠合同志组独立党，期实行维新政治。日廷以其昵己，多与协助，其驻朝办理公使竹添进一郎乃日为玉均等画策，且以步兵二中队为日使馆护卫焉。
自壬午（光绪八年）乱后，中国见日本在朝鲜之势力日增，亦渐欲干涉朝鲜内政以图挽回。于是李鸿章奏遣商务总办陈树棠及德人穆麟德为朝鲜顾问，并任吴长庆部营务处道员袁世凯为商务委员，留兵二千屯王京，以与闵氏一族相结托。日本见中国进展，反一转从来横悍之态，益以利啖朝鲜，冀先收其欢心。时朝鲜甫付偿金第一期十万圆于日，国力已形疲敝，无以供新政，日本乃尽释偿金余额，声明还助改革新政之资。至此，独立党骤得日本实力之援助，意气张甚，与亲华之当局愈相水火，久之，遂再酿甲申（光绪十年）王京之变。
光绪十年（日本明治十七年，西元一八八四年），中国方以安南事件与法国有兵事，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遂乘机煽独立党，驱使与亲华派人为激斗。维时亲华派势力犹盛，方将放逐朴泳孝、金玉均等党人以示威。泳孝、玉均之徒乃先与竹添公使谋，计欲先发。竹添为具二策告日廷：甲谓中、日终难并立，则宁乘朝鲜之乱，援金、朴以击退中国驻兵；乙谓若为保全平和计，亦须保护亲日之独立党不使受祸。然意实偏主甲策，多方耸动。日廷不欲急开衅，故主持乙策，徐以待变。乃电训尚未达王京，而金、朴之乱已作矣。
是年十月十七日，朝鲜邮政局开幕，中国商务总办及各国公使与朝鲜高官皆临之。时朴、金之党洪英植总邮政，先与日使谋，盖欲借宴饮以图非常也。是日，驻朝日兵运械药入使馆。及暮，宾集，惟日使竹添进一郎不至。酒数行，火起外垣。骚乱之顷，刺客拥入，贼伤其国右卫大将军闵泳翊于门外，杀朝官数人于座，诸国宾惊散。泳翊与其父台镐同为亲华派之领袖，故党人先击之。夜半，日兵排门入景祐宫，金玉均、朴泳孝、徐光范直入寝殿上变，谬称中国兵至，遂矫王教速日使入卫。竹添进一郎遂率日兵一中队守王宫。十八日黎明，朝鲜贵臣闻变，皆急赴王宫，玉均党要击之：杀其辅国内衙门督办闵台镐、总管海防闵泳穆、吏曹判书赵宁夏及左营使李祖渊、后营使尹泰骏等。向午，党人自署官：洪英植为右参政，金玉均户曹参判，朴泳孝前后营使，徐载弼前营正领官，而拥王之从兄李载元为大政大臣。亲华派一时略尽，乃胁王教以大政一新告国中。
玉均等骤得柄，虑王终不为用，遂议废立。英植欲幽王江华岛，进一郎则欲幽诸日本之东京，议未决，而朝鲜勤王兵起。当乱炽时，王妃先已避袁营。十九日，闵氏籲之族在朝提督吴长庆及商务委员袁世凯力予保卫。长庆乃责进一郎撤兵。及暮，不答。闵氏之族固请我兵赴王宫平难，长庆遂派兵讨乱。甫及阙，日兵于普通门遽发枪拒。我兵疑其王之在正宫也，犹豫未应战而死伤已多；乃驱兵进战于宫门外。玉均等皆出助战，王乘间避至后北关庙。我军士觇知之，告世凯营官，遂以王归世凯营中。进一郎至此，奇货已失，无能借口实，不得已，自烧使馆，率护卫兵走仁川，告急于其政府。于是独立党覆败，洪英植及其徒七人皆被斩，金玉均、朴泳孝、徐光范、徐载弼奔日本，而日本大尉矶林真三以下三四十人亦死于是役焉。时朝民弥仇日人，憾不释，长庆为聚其官商妻孥，卫之出王京。
乱定，朝鲜王以沈舜泽为大政大臣，具疏中国籲保护。鸿章奏之，朝命吴大澂为钦差大臣，副以续昌，率陆兵海舰赴朝鲜镇乱。会日廷亦以得进一郎急报，即派外务大臣井上馨为全权大使，往朝鲜，陆军中将高岛鞆之助、海军少将桦山资纪率步兵二大队护之行，以十二月（明治十八年一月三日）抵王京。井上馨旋谒朝鲜王呈国书，直请谈判。先是，朝鲜以此次变乱系出日使之教唆，并仅金、朴诸人之孤谋，将遣徐相雨为全权大使往日京致诘询。会井上馨已至，遂不果行。乃任左议政金宏集为全权，与井上馨会商。宏集全权文凭中有“京城不幸有逆党之乱，日本公使误听其谋，进退失据，致馆焚民乱”之语，盖朝鲜欲究变乱之始末，责罪日使以轻减赔偿之苛求也。井上馨抗不纳，谓“不删除是等文字，则谈判不能开始”。朝鲜不得已，改文凭字句，渐入谈判。井上馨所提要索案中有朝鲜代建日本使馆一项，宏集驳以“日使馆系公使自焚，朝鲜不能负责”。方论辩时，吴大澂排闼直入，请见井上馨。井上馨答以“今日系与朝鲜全权会商，不便与贵官接谈”。大澂固请与闻本日朝、日谈判，井上馨复固称“事系朝鲜者，与朝鲜全权商议；事系中国者，与中国全权商议：不可混同”。大澂不复语，出一书与宏集而出。井上馨见文意大旨谓朝鲜为中国属邦，遂严诘宏集何得受第三国干涉。盖又利用前订之约以肆其凌压也。宏集无以难，乃定约五款：（一）朝鲜修书致日本谢罪。（二）朝鲜恤日本被害人遗族十二万圆。（三）杀害矶林大尉之凶手，应处极刑。（四）重建日本使馆，朝鲜出二万圆充经费。（五）日本增置王京戍兵，朝鲜任建兵房。
约成，朝鲜派徐相雨、穆麟德为全权大臣往日本，呈国书表谢意，朝、日乃平。
此次事变虽似朝、日冲突，而论其实际，不啻中、日决斗也。当中、日两国各派全权使臣渡朝时，本有协商朝鲜善后之议。井上馨见吴大澂气盛，恐在朝谈判己国将不利，故朝、日约成即归国，中、日交涉遂以寝阁。然日既不能恝置朝鲜，卒不得不与中国协议，于是有翌年遣使来商之事。
光绪十一年（日本明治十八年，西元一八八五年）正月，日本遣宫内大臣伊藤博文为特派全权大使，农商务大臣西乡从道为副使来中国，朝廷不欲日使入京，命直督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副以吴大澂，使迎日使于天津会商之。伊藤博文坚欲亲呈国书于皇帝，然后开谈判，卒听入京。总署王大臣见之，终以皇帝幼冲为辞，拒其入觐。博文不获已，向总署取证鸿章之全权，再返天津。三月，与鸿章开谈判于督署。第一次会见时，我方有事于法国，鸿章对博文所言不为严驳。及《中法媾和草约》定，鸿章乃峻辩不少屈。第六次会见，博文以谈判不谐，将整归装，鸿章始容其一部之要求，与议立约章三条：（一）两国屯驻朝鲜军队，于四个月内各尽数撤回。（二）朝鲜练兵，两国均可派员为教习官。（三）将来两国如有派兵至朝鲜事，须互先行文知照。
于是中国屯驻朝鲜之兵遂罢归。此即所谓天津之约也。自此约告成，中、日两国对朝之势力竟无所轩轾于其间，朝鲜脱藩之祸遂不可免矣！盖自日使竹添进一郎怂恿金、朴之乱及井上馨过肆索偿之后，朝鲜上下皆疾恶日本，专赖中国。若我严持宗属之义，力与周旋，当非日本所能抗，乃计不出此，竟为平等之盟，如之何不贻人口实，致狂澜莫挽乎！四朝鲜内乱与中日出兵
日本既处心积虑，欲厚殖势力于朝鲜，不可不先间朝鲜，使脱离中国之宗属，故往者所订条约，一以尊重朝鲜独立为号召。及光绪十一年天津约成，日人阴谋得半遂，而中国在朝之地位以是大落。顾中国久居上国，对日本侵朝之谋义难漠视，且鉴于已往之放任召衅，自不得不力事桑榆之计，督护弥严，宗属关系因以益固。日本忌甚，而未有以发。会朝鲜谷禁事起，逋臣金玉均又被诱杀，两国纷纠遂作；卒以“东学党”之乱而中、日皆派兵入朝，战祸乃不可免矣。
天津成约之翌年，中国释大院君李昰应归。同时任驻朝商务委员袁世凯统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宜，实行监督。光绪十三年（日本明治二十年，西元一八八七年），朝鲜以与缔盟列国修好，将遣公使往驻欧、美诸国，乃先派协办内务府事朴定阳为驻美全权公使。世凯以其不请命中朝，诘责之。朝鲜自谓遣使外国履旧盟，无待中国敕行，即夜促定阳出王京。世凯怒，立遣领事陈同书诣定阳旅舍止其行，并电陈直督李鸿章请方略。鸿章覆电指示，大旨谓：“朝鲜公使抵任，必令先赴中国使馆报到，由中国公使为介于驻在国政府，始得任便访问。又驻在国宫廷有祝贺公宴等事，朝鲜公使列席时，其坐位当次于中国公使之下。遇有重大事件，必先商承然后行。”世凯得示，即面呈朝鲜王，力阻任便派使。朝鲜王从之，卒具状请命中朝而后遣定阳行。乃定阳至美，不先如议诣使馆，径递国书，中国驻美公使遂与诘难。中国政府亦移书让朝鲜举动乖舛，不合从属义。朝鲜无以答，为罢定阳归。时日本方饵近朝鲜，市扶植恩，命其驻朝使臣务宽大，凡不关日、朝两国条约上之权利利益者，皆不干涉。故世凯得行其志焉。
十五年（明治二十二年，西元一八八九年）秋，朝鲜饥，其咸镜道观察使赵秉式悬令禁粜谷。先是，日、朝所订《贸易规则》第五十七条有云：“朝鲜若以水旱事变，恐粮食缺乏时，一个月前由地方官通知日本领事，得禁止谷物输出。”是秉式此举，本无不合。而日人诟谇备至，谓是岁朝鲜丰稔，为三十年来所仅有，不应遏籴以相困。驻朝日使屡以为言，翌年四月乃解禁。日使遂谓其元山埠米商坐禁令折阅至银十四万余圆，须责偿于朝鲜。朝鲜为罢秉式官，许偿六万圆。日人哄不已，凡历四年，易三公使以争，皆不谐，至十九年（明治二十六年，西元一八九三年）日本简大石正己为办理公使，厉行交涉。谈判数四，不获要领，即撤旗告归。朝鲜大惧，急派委员与正己会商，卒偿十一万圆，事乃解。是役也，世凯实阴持之，故久不决。以是，日人怨我益深。翌年而有朝鲜诱杀金玉均之事。
初，甲申难作，独立党领袖金玉均、朴泳孝、徐光范、徐载弼等挟资逃日本，泳孝、光范、载弼更赴美国，独玉均留。未几，泳孝复自美返日，居东京。朝鲜以金、朴乱党，任其在日，颇不快，因于光绪十一年乘谢罪大使徐相雨、穆麟德渡日之便，要求日廷即将金、朴诸人引渡归国。日廷借口日、朝无交换罪人约，且以国际公法不得引渡国事犯之例拒绝之。十二年，朝鲜密遣刺客池运永渡日，图杀玉均。玉均先得报，诉之日廷。日廷遂命驻朝公使与朝鲜交涉，谓日本当令金玉均退出日境，朝鲜亦应即召池运永还。
当其时，朴泳孝适与日本人大井宪太郎、小林樟雄之徒谋覆朝鲜，事露，朝鲜益不安。日本遂以金、朴等妨害日、朝交谊为词，遽令退出国境。玉均临期不发，哀诉驻日列国公使，鸣日本处己之不当。日廷谓其抗令，放之小笠原岛。朝鲜亦遂召池运永归。至十五年，日本复许玉均归日，而泳孝亦再自美西渡，设亲邻义塾于东京，二人时有所谋画。朝鲜虑之，复于十八年（明治二十五年，西元一八九二年）遣李逸植东渡，托营商以伺便图金、朴。逸植抵日本，遇其国人洪钟宇，钟宇者，英植之子，时方自法国归。逸植稔其与金、朴有连，且具机智足任事，遂与之谋，动以恩赏，激以父仇（谓英植以党金、朴见诛也），钟宇遂倾心与之盟。逸植先介钟宇于金、朴，言其人物之足交；自后定计分离金、朴，借便同时举事。一日，钟宇谓玉均曰：“故国革命，非独力所能办，余尝流寓中国十四年，与李鸿章之子经方有旧，若赖经方之言，得其父一诺，则大事成矣。”玉均大喜，即于二十年（明治二十七年，西元一八九四年）二月，自神户偕乘西京丸商轮来上海，并寓东和洋行。翌日午后，玉均倚旅床假寐，钟宇突出手枪击杀之。中国捕钟宇系之，以诘朝鲜，朝人谓玉均叛党，钟宇其官也，请归其狱自谳。鸿章命以军舰送钟宇及玉均尸体归王京。朝鲜得玉均尸，拟大逆不道罪，断其四肢，盐渍其首枭之汉江扬华镇，而超赏钟宇以官。
先是，李逸植送玉均、钟宇至神户，即返东京，与权东寿、权在寿、李泰源等谋刺朴泳孝。泰源泄其事，逸植遂被捕。东寿兄弟潜匿朝鲜使馆，日廷迫公使俞箕焕交出之。审判结果，公使坐同谋，且搜获朝鲜王敕书。一时议论嚣然。及闻玉均戮尸，益哗，乃为玉均发丧假葬，执绋者数百人。盖玉均为亲日派首魁，今被诱杀，则日本在朝势力将大挫，故张皇其事以示威，并处逸植以极刑。于是日、朝如水火，而中、日之冲突亦有积薪近焰之势矣。
如上所述，皆日、朝冲突诱起中、日冲突之远因。其直接触动之近因则与金玉均被杀事件殆同时，即朝鲜“东学党”之乱是。“东学党”云者，盖自别于中国之义，朝鲜居中国东方，故揭櫫其国学以为号召也。其说创于崔福述，刺取儒家、佛、老诸说，转相衍授，起于庆尚道之慈仁县，蔓延忠清、全罗诸道。方同治四年朝鲜禁锄天主教人，并擒东学党首乔姓杀之，其党益炽。光绪十九年，经赴王宫讼冤，请湔雪，以抚慰得解。旋擒治其渠数人，遂益思逞。时朝鲜赋重刑苛，民不聊生，有“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盘佳肴万姓膏，烛泪落时民泪落，歌声高处怨声高”之谣。东学党人乘之，以明人伦，诛污吏，匡秕政，救生灵为词，遂于二十年三月倡乱于全罗道之古阜县。党魁全琫准率众击败官军，渐猖獗，所在破州占城，东清道民多响应者。朝鲜王命北卫营正领官洪启勋为招讨使，假我平远兵舰、苍龙运船自仁川渡兵八百人至长山浦，登岸赴全州。初战甚利，党人逃入白山。朝人蹑之，中伏大败，丧其军半。党人由全罗犯忠清，两道兵皆溃，遂陷全州会城。枪炮子药均为所得，榜城以匡君救民为名，扬言即日进公州、洪州，直捣王京。朝鲜大震，立命其巡边使李元会率重兵拒之，并乞袁世凯丐鸿章出兵赴救。时四月二十八日也。是年五月，鸿章奏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芦榆防兵四营往援。三日，士成率前锋八百人发天津，由海道东渡。六日，抵朝鲜。越二日，志超亦至，率军合屯牙山。
先是，东学党初起，日本派少壮军人策士一团渡朝密助之，时与其本国通消息，即所谓“天祐侠团”者也。团员用意，在糜烂朝鲜全土以启中、日开战之端。方其初投党人也，大竭智勇以博欢心。后渐跋扈，为全琫准所不能制。及洪启勋于两军疲战之际，遣军使与东学党议和，党人意动。而天祐侠团唯恐事靖，遂斩军使以激彼此之战，卒使朝鲜鱼烂，致中、日两国出兵相见矣。
东学党之起也，李鸿章与袁世凯函电交驰，皆以朝鲜乞援中国为得策。鸿章又电驻日公使汪凤藻探情实，凤藻以“日本众议院与内阁冲突无外顾之暇”告。于是中国出兵赴援之意遂决。其时日本国论亦全注于朝鲜问题，急进派人且屡促政府出兵以护其侨民。而众议院方以不信任伊藤内阁，于四月二十六日通过“政府内治外交俱误”之劾奏案。及得中国出兵之报，形势乃大转变，二十七日，其内阁会议即决议解散众议院，并派相当军队渡朝鲜以维持中、日两国之均势。盖持此议者为其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力谓“不派军队渡朝作非常准备，则日本从来扶持朝鲜独立之主张将全为空文”，故全体阁员俱为所动而一致协赞之也。
是年五月三日，李鸿章依十一年天津之约以出兵事电驻日公使汪凤藻照会日本外务省。凤藻即备文送达，略曰：
本大臣接准北洋大臣李电：开“光绪十一年中、东两国订立和约，载明‘嗣后朝鲜有事，中国当发兵前往，必先咨照日本，一俟朝鲜平定，随即撤兵’等语。今准朝鲜王电咨：‘以全罗道暴徒东学党作乱，北犯全州，敝国无能戡定，诚恐蔓延愈广，仍厪上国之忧。查光绪八年及十年，敝国内地寇盗，皆仗天兵扫荡，今仍请派雄师东下，俾早廓清’等语。本大臣查朝鲜飞电请兵，势已孔急，我朝素宏字小之仁，断难漠视，当即奏奉上谕：‘着直隶提督叶志超酌带精兵，驰赴朝鲜之忠清道速平祸乱，以绥藩服。即寄寓朝鲜各国官商亦可有恃无恐。叶志超擒获渠魁，解散胁从后，仍着克日班师’等因。钦此，合行恭录上谕飞咨贵大臣，并希查照中东和约，备文咨照日本外务大臣”等因。准此，合即照会，请烦查照！
日本得照会，其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即于四日照覆凤藻，略谓：
查照明治十八年四月十八日中、日所订和约，贵国已发兵前往朝鲜，备文照会等因。准此，本大臣查贵国虽指朝鲜为藩服，然朝鲜王从未自承为属于贵国。理合声明照覆。
同日，其驻我京师使臣小村寿太郎且以出兵照会致我总署，略曰：
接奉廷寄，谨悉明治十八年四月十八日本国与贵国订立条约，若欲派兵前赴朝鲜，彼此须互相知照在案。近来朝鲜内乱孔炽，本国不得不派兵前往，业已命将出师，合即告知中国。本署大臣奉此，合即备文照会贵王大臣查照！
六日，总署照覆寿太郎，略谓：
我朝以朝鲜王请救，派兵前往，此照抚绥藩服成例。乱定之后，立即班师。贵国似可不必特发重兵。且朝鲜王初未向贵国请兵，故贵国之兵不必入其内地。以我国兵鼓行而前，如与贵国兵遇，彼此言语不通，军律互异，或恐别有意外。请贵大臣电奏贵国朝廷，以免别滋事端！
越三日，寿太郎又照会我总署云：
接本国覆电，内开：本国历来未认朝鲜为贵国之藩属，此次派兵前往，一系照日、朝两国在济物浦所定之约，一系照中、日两国在天津所定之约办理。来文所称派兵之数，本国自有权衡；我兵入朝鲜内地，亦无定限。至谓或有意外之事一节，本国军律森严，断不碍及华兵。惟望贵国统将亦共留意！
盖日本自认朝鲜独立以来，早谋与中国开战，而订结天津条约之后，尤刻意扩张军备，冀以一战之功独占朝鲜。故此时日廷已决志与中国启衅，往返答辩之顽强，其露刃之先声也。
时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归国请示，日廷即以临机处断之全权授之，令率师趋返任所。五月一日，大鸟公使行，五日，抵仁川。六日，其向山海军少佐率陆战队四百二十名入王京。八日，其一户少佐复率混成旅团先发队千余人至。十日，其混成旅团长陆军少将大岛义昌率本部兵又抵仁川矣。于时我兵已驻牙山，东学党人闻之，弃全州遁散。朝兵方收复会城而日兵来不已，上下骇愕，止之不可。于是酝酿推移，中、日两国卒不免于一战矣。五中日龃龉与各国之态度
初，日廷政略，军事务立于主动地位，外交则稍立于被动地位。及东学党已归沉静，两国军队犹对峙不撤。是年五月十一日，我驻朝委员袁世凯以“乱徒已散，中、日两国可同时撤兵”照会其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圭介不应。时列国外交官之在王京者皆谓朝鲜乃中国属邦，徇朝王之请而出兵，无与日本事，咸不直日本之所为。大鸟圭介恐滋中外疑虑，电请日廷勿再增兵渡朝。然日廷阁议方主张外交亦更进一步以取得主动之地位，复何顾恤人言而戢其野心。故即覆令圭介就所率部队随时握先发制人之机以逼中国矣。
日廷有力之主张，即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于阁议时所提之对朝共同改革方案也。此案内容计有三条：（一）中、日两国兵协同平定朝鲜内乱。（二）朝鲜内乱平定后，两国各设委员于王京，调查其财政，淘汰其官吏，并置警备兵以保持朝鲜境内之安宁。（三）整理朝鲜财政，即募集公债，兴办一切公益。
阁僚如议通过。翌日，宗光又添提两款，请阁僚协赞：（一）无论中国政府赞成此提案与否，日本军队决不撤回。（二）若中国政府不赞成此提案，日本政府当独力迫朝鲜实行改革。
盖宗光逆料我国不能容此，故先以二款付阁议，俾他日外交立于自动地位也。当得阁僚全体之协赞，并由其总理伊藤博文之上奏，得日皇之裁可。十二日，宗光邀我驻日公使汪凤藻至外务省，悉以阁议之前三项语之，属即照会本国政府；旋于十四日正式致公文，略谓：
东学党乱既定，极应代整朝鲜内政。拟两国各简大臣前往朝鲜，稽查各弊，同心整顿。即烦奏请施行！
十九日，凤藻覆之，力持内政应归朝鲜自主。略曰：
奉京电：朝鲜之乱今已平定，本国既无庸暴师于外，至内治作何整顿之处，应任朝鲜王自为之；即我中国亦不愿干预。且贵国既认朝鲜为自主之国，岂能预其内政！此意不辨自明。再彼此撤退戍兵一节，光绪十一年中、东和约早已订有专条，今可不必再议。准此，咨覆。
宗光得此，大恚，持益坚，立覆凤藻曰：
朝鲜王常蓄阴谋，致酿祸变，大为敝国之害。乃为自主之力太薄，不足膺重任，是以代为设法。为日愈迟，为祸愈烈。今两国退兵之先，必须订定规条，办理就绪，方可班师。是举不但与天津约符合，且合至理。贵国若始终相拒，断不能冀敝国职此之故自行撤兵也。
盖龃龉弥甚，剑拔弩张矣。
方日本外务省之照会我驻日公使也，同时复电令其驻京公使小村寿太郎将共同改革朝鲜提案送我总署；并令其驻津领事录副送北洋大臣李鸿章。总署接此提案，当以所持三项理由俱难承认，因即逐项议驳，并电知驻日公使。大旨谓：（一）朝鲜内乱已平，无须两国兵力协同镇压。（二）日本政府提案之意虽美，然朝鲜之改革应由朝鲜自行之；中国尚不干涉其内政，日本素认朝鲜自主，更无干涉内政之余地。（三）天津条约规定事变平定后各撤兵归国。现在朝鲜内乱已平，两国撤兵，自无疑义。
凤藻据以照覆，即文中所叙“奉京电”云云也。宗光既径向凤藻致其悻辩，复电令小村寿太郎照覆我总署。六月十四日，小村致文总署曰：
本大臣与贵王大臣面谈各事，辱承惠诲，即于是日电告敝外部。顷接覆电：朝鲜之乱在内治不修，若中、日两国合力同心代为酌办，事莫有善于此者。万不料中国悉置不讲，但曰请我国退兵而已。近来英国以至仁之道待我两国，特命驻扎北京、东京使臣力劝彼此持平商办。但中国仍执须令日本退兵原议，毫无合力整顿之意。两国若启争端，实惟中国执其咎，不为我国咎也。即录原电照会，请察核办理！
日本表示如此，其一意孤行可知，故同时即实行其预定之计画，兵胁朝鲜，俾其就范焉。
陆奥宗光向汪凤藻决绝之日，大鸟圭介即电招大岛义昌全军入王京。二十二日，圭介晋谒朝鲜王，面呈甲乙两案：甲案摘录汪公使照会中“保护属邦”与聂士成檄文中“爱恤属国”之语，切诘朝鲜是否承认，并谓中国派来之兵实侵害朝鲜独立，并蔑视日、朝条约，不可不使撤离朝境。乙案则日本政府劝告朝鲜改革之方略即须决答，若再迁延，日本当严督实行。朝鲜不敢峻拒，逡巡数日，卒下罪己诏，为设校正厅于王宫，特选重臣申正熙、金宗汉、曹寅承等为改革委员，而以领议政沈舜泽、左议政赵秉世为总裁，示听命焉。六月十四日朝鲜正式承认圭介提案。至十六日，我驻朝委员袁世凯又令朝鲜撤销承认，且要求日本撤兵。盖斯时朝鲜与我皆持有外国从旁干涉，故断然出此也。
先是，五月十八日，李鸿章接日本要约共同改革朝鲜案，大愕。一方增兵渡朝，一方请欧、美各国出为调停。时驻京俄使喀西尼方以归国过天津，鸿章与之审议，喀西尼遂托待命本国，滞留沽上。是月二十一日，俄国驻日公使即称奉本国政府之命，访陆奥宗光，问曰：“若中国撤兵，日本亦同意撤兵否？”宗光曰：“若中国政府愿与日本政府协同改革朝鲜内政，或中国不赞成而听许日本独力担任，不加妨害，则中国撤兵，日本亦撤兵。”意有所挟，不坚拒，亦不受调停也。二十六日，俄公使致公文一函于日本外务省，大旨谓：“朝鲜政府以内乱已靖告列国驻朝公使，且要求援助促中、日两国皆撤兵。故俄国政府特劝告日本政府撤去军队。若日本不肯与中国同时撤离，则日本自当负重大责任也。”宗光接此，亟访伊藤总理熟议之，即夜电训驻俄日使西德二郎申告俄政府，谓“非不承教，实撤兵之时机未至耳”。二十九日照覆驻日俄使亦如之，且云：“日本对朝鲜出兵实出于不得已之苦衷，决无侵略领土之意。一俟内乱灭绝，即行撤兵，希贵国政府信此诚意！”六月十一日，俄公使复致书日本外务省，大旨以日本不侵略朝鲜及乱靖即撤兵，甚表满意，盖默示日本对朝举动不能逸出此范围也。其后日本在朝势力日展，俄公使又正式向日本外务省切实声明，谓：“日本对于朝鲜之要求苟有违背朝鲜与列国条约之处，俄国政府决不承认。为避免将来之纠纷计，乞加注意！”此文送达，中、日之平和已濒破裂，列国无干涉之机，俄国亦惟别俟运会，以静待战争之结果。
当时诸国与中国有密切关系者厥惟英国。中、日果开战，则英国在远东之商业必大受影响。其驻京公使哈康纳尔见俄公使有所调停，亦直访我总署，劝告中、日两国皆以平和结局为得策。时总署王大臣以鸿章与俄使协议可望成功，不甚接纳。而举朝大吏方以中、日之事归罪于鸿章，并其派兵渡朝之议亦斥之。及事势危迫，总署乃有倚英使调停之意。英公使即咨询其驻日公使巴色德，云“中国政府对于日本之提案有附条件再开商议之意，未审日本政府承诺否？”巴色德即照会日本外务省，旋得覆文，谓“中国政府若承认中、日两国共同改革朝鲜之内政，本此主义，再有所协商，日本亦不拒绝”。英使得报大喜，周旋于总署与日使小村寿太郎之间，且告日使以中国政府有转圜意。六月七日，小村寿太郎来总署会商，则王大臣佥以俄国干涉必可就范故，别无提案，惟坚执“两国撤兵后再谋朝鲜善后”原议而止。小村寿太郎责英使言不实，周旋之局大坏。既而俄国调停亦无效，英使复遣译官至天津与李鸿章有所议，卒由其驻日公使巴色德往会陆奥宗光，传驻华英使之意，大旨谓：“日本政府若有平和之意，则中国政府亦有再开谈判之望，愿闻尊恉！”先是，宗光以北京谈判不得要领，即电训大鸟圭介：“苟可不蒙外国大干涉，无论用何项口实，即施自由行动！”圭介遂向朝鲜提出最后通牒，动以兵威，务求获逞（语详后）。故斯时宗光对巴色德之词乃迥异前日，竟谓：“今日日本政府既以独力着手改革朝鲜内政，已不能依前次与中国会商之约为条件。纵令中国政府赞同日本提案，而日本政府已不能允许；且今日本大臣之提议，若五日内不与确答，则日本政府不再应接。若五日内中国有增派军队之事，即认为威胁行动，碍难承受。中国政府若能依照此项条件再求会商。日本政府当不拒绝也。”当时英国政府颇不以日本之顽强为衷理，六月十九日照会日本政府云：
日本对中国之要求，与前议矛盾，逸出范围之外。且日本对朝鲜独力改革，不许中国协议，实背天津条约之精神，以此宣战，日本政府不可不独负责任。
日本政府照覆致辩，谓：
中国政府当初若容日本之提议，则依英公使之调停，早有转机。事至今日之重大，皆中国政府阴险与因循之所致，日本政府实不能负责也。
英国政府得覆未久，而中、日之战端已开，事机早为所乘矣。
美国向以葆爱和平为职志，当日、朝交涉紧急时，亦于六月七日遣其驻日公使忠告日本政府，谓：“美国政府对于日本、朝鲜，皆笃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