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龚宗杰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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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文话研究--中国近世文学批评研究丛书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代文话研究/龚宗杰著.—北京：中华书局，2019.12（中国近世文学批评研究丛书）
ISBN 978-7-101-14276-1
Ⅰ.明… Ⅱ.龚… Ⅲ.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明代 Ⅳ.I206.4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67825号
书 名 明代文话研究
著 者 龚宗杰
丛 书 名 中国近世文学批评研究丛书
责任编辑 郭时羽 宋丽军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9年12月北京第1版
201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33/4 插页2 字数330千字
印 数 1-2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4276-1
定 价 56.00元中国近世文学批评研究丛书 总序陈广宏
本丛书是中国近世文学批评研究的专辑，主要关涉“近世文学”与“文学批评”这两个关键词——它们都是近现代人文学科建立以来产生的概念。我们知道，中国文学史有关上古、中世（或中古）、近世（或近古）的历史分期法，是通过明治时代日本的中介影响，借鉴了欧洲历史的分期标准，在清末民初以来的文学史著作中大行其道。同样，随着西学东渐，“文学批评”作为西方文学论的一个重要概念，逐步与以“文史”或“诗文评”为主体的我国传统文论对接，并发展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
问题是，在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我们以这两个概念为核心，希冀达成什么样的学术愿景呢？
就前者而言，意味着我们坚持一种“长时段”的历史观。在上个世纪末，先师章培恒先生就已经以一种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整体观，倡言大力推进文学史的宏观研究。近年来，全球化大潮中的学术生态瑰丽多姿，而如美国Jo Guldi 与David Armitage合著《历史学宣言》（2014年10月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呼吁历史学重回年鉴学派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所倡“长时段”（longue-durée）研究，仍代表了一种新趋势，其所针对，正是日益严重的碎片化的研究方式。
近世是离我们最近的古代，要实现文学史现代与传统的对接，近世文学至为关键。在它身上，我们可以发现和评估古代文学中具有现代价值的传统。而从另一端来看，中古至近世，文学文化语境发生了巨变，包括：城市经济的增长对农业社会的侵蚀，引起社会形态与结构的变化；社会闲暇消费的产生，引起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地域性、集团性与市场化等倾向，引起文学生产、传播机制的变化等。至于文学自身，无论是文体、文类及其语言表现形态，还是审美理想、价值观念，亦皆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对此，亟需有一系统的考察与阐释。
七十年前，岛田虔次在其所著《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序”中，已将“近世学”与“古代学”对举，认为与这个“古代学”具有同等地位的关于近世的“近世学”，也是必须存在的。这之后，一代一代学者对“作为思想的中国近世”的发掘与阐释日渐进展，思想史研究显然走在了文学史研究的前面。另一方面，我们也都看到，其实近年来学界在中古文学研究方面颇有声势。故而，我们似乎有太多理由，呼吁加强对“作为文学的中国近世”的关注。
要重建中国近世文学的图景，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就是所谓还原研究，那意味着遵循阐释历史的法则，力求按照古人所处时代的价值观念、话语体系去考量其作品。那么，在这种情形下，传统“文史”或“诗文评”乃至诗文选本等所代表的批评话语、评价标准及其整个知识体系，就是我们最为直接的依恃，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我们重建工作的“捷径”。这种还原研究要求我们从文献批判入手，立足文本，要求我们先将文学视作语言构造与修辞的表现效应，这种回归语文学的研究路径，或亦与传统文学批评更相契合。
我们正面临一个学术重建的时代，作为文学史研究的一种再出发，我们在尝试中国文学建构多样可能性的同时，仍以探寻更加合乎其自身演变实际的表述方式为目标。这即是本丛书的宗旨所在。2018年2月21日绪论
文话是研究中国古代文章之学的重要资源，但在当前的文学批评建设序列中，相比于诗话、词话，文话的整理和研究都相对滞后，不仅文献调查、汇辑的基础薄弱，而且大多数作品尚未进入批评史研究的视野而得到其应有的评价。至20世纪末、21世纪初，这种沉寂的研究局面才逐渐被打破。在以《历代文话》为代表的文献整理工作的带动之下，相关研究逐步开展，并于学界产生颇具规模的学术影响。这种研究形势也为断代文话的系统整理和研究提供了良好契机。
有明一代，文章批评蔚成风气，文献材料颇为丰富。文章学研究资料的几种类型，如独立成书或成卷之文话、文章总集、论文书等各类批评文献，数量庞大，形态多样，堪称明代文章学与文学批评研究之富矿。其中明代文话，作为区别于文章总集和论文书的独立样式，拥有独特的文本形态和理论品格，且数量可观，具备相当分量的研究价值。就尚处于起步阶段的明文话研究而言，进行穷尽性的文献搜集工作，是充分阐释明文话之特征与价值，并推动这项研究深入发展的前提。第一节 文献搜辑：文话的范围界定及总目调查
在考察明代文话著作之前，有必要对文话的概念和范围略作辨析。与同属于“话”体批评样式的诗话、词话一样，“文话”这一术语最初被用以命名专类文献也始于宋人。北宋王铚在作于宣和四年（1122）的《〈四六话〉序》中，自记著有《文话》一书：“铚类次先子所谓诗赋法度与前辈话言，附家集之末，又以铚所闻于交游间四[1]六话事实，私自记焉。其《诗话》、《文话》、《赋话》各别见云。”王铚以后，直到明代才出现了两种冠以“文话”之名的著作，即闵文振《兰庄文话》、李云《文话》，可惜二书皆已亡佚，前者据《千顷堂书目》卷三十二“文史类”、《明史·艺文志》“文史类”著录，均作“一卷”，后者则为《绛云楼书目》卷三“文说类”所录。由此已可略见，由宋至明，“文话”之名似乎并未得到文人的广泛接受。清人在[2]反思这种情形时，即指出“夫古今诗话多矣，文话则未之闻”，李元度《〈古文话〉序》更有详论曰：
自梁钟嵘、唐司空图作《诗品》，繇宋迄今，撰诗话者几于汗牛充栋矣。宋王铚有《四六话》，近世毛西河有《词话》，梁茝邻有《楹联话》、《制艺话》、《试律话》，而文话独无闻焉。文莫盛于汉，汉之文浑浑灏灏，初无格律可言。逮建安、黄初，体裁渐备，于是论文之说出，《典论》其首也。嗣是晋挚虞有《文章流别》，梁刘勰有《文心雕龙》，任昉有《文章缘起》，宋陈骙有《文则》，王正德有《余师录》，李涂有《文章精义》。然自《雕龙》外，卷帙无多，其说亦未备。《明史·艺文志》有闵文振《兰庄文话》，《绛云楼书目》有李云《文话》，则皆轶不传。而日本国人所撰《拙堂文话》、《渔村文话》，反流传于中国。圣清文治昌明，登三咸五，求诸著述家，转无“文话”之目，非艺林中一阙典欤？元度侍养山居，取古今论文语，博观而类录之，凡十门：曰宗经，曰考史，曰征子，曰衡集，曰辨体，[3]曰问涂，曰辑评，曰纠谬，曰摭谈。综为《古文话》六十有四卷。
李元度指出自两宋以降，诗话作品层出不穷，而清人亦有词话、楹联话、制艺话等品类，而独无文话，认为这是“艺林中一阙典”。此说当接引自《拙堂文话》作者斋藤正谦所谓的“文而无话，岂非缺[4]典乎”，而《古文话》的编纂也受到日本人所撰文话“反流传”之影响。《古文话》一书今未见，但据序文所称，此书“取古今论文语，博观而类录之”的编纂方式，实与王正德《余师录》取录“前辈论文章”者异曲同工，而所列“宗经”、“考史”、“征子”、“辨体”等门类，又与陈骙《文则》考录经书子史者相类。然而李氏所述似并未将《文则》、《余师录》、《文章精义》诸书视为文话。由此可见李元度以及斋藤正谦、陈用光等人对文评、文论一类著述是否属文话的断定，更多的是基于该书是否以“文话”命名这种简单直接的评判，而不是出于内容和体式的考虑。
清人对这种“阙典”情势的反省，多以诗话作为参照。但实际从内容上来说，李氏《古文话》所列“辨体”、“辑评”、“纠谬”诸目，已有别于传统诗话的内容特征，或仅“摭谈”一门接近诗话“资闲谈”的功能。与《古文话》差不多同时期的晚清几种以“文话”为名的著作，同样呈现出异于诗话“体兼说部”的文体特征。如阮元曾命学海堂诸生编纂《四书文话》，作于道光四年（1824）的《〈四书文话〉序》称：
唐宋诗话多，文话少，而明以来四书文话更少。非无话也，无纂之者也。余令学海堂诸生周以清、侯康、胡调德纂之。诸生议分二十四门编之：一原始，二功令，三格式，四法律，五体裁，六命题，七程文，八稿本，九选本，十墨卷，十一社稿，十二元灯，十三名誉，十四考核，十五师承，十六风气，十七兴废，十八流弊，十九起衰，二十假借，二十一咎毁，二十二谈薮，二十三轶事，二十四五经。文虽未甚精详，然已积卷帙矣。录成二部，一部存粤东学海堂，一携归[5]江南。
可见《四书文话》之体系亦颇为庞杂，以指导时文写作为其主要编纂宗旨。叶元垲编成于道光九年（1829）的《睿吾楼文话》称[6]“为古文作法起见，前辈短说，统行全录，长篇只节录其要语”；张星鉴辑《仰萧楼文话》亦言明“余好读古人文集，见其论文之旨，[7]有与敝意合者，录其词句以为吾论文之证据”；孙万春撰《缙山书[8]院文话》，“每课发卷，必不惮条分而缕析之”，旨在阐析八股文作法。可知清人以“文话”命名的著作，就其内容来说，实与文论、文法并无严格的界分，且时文也成为涵括在内的言说对象。
从另一方面来说，或许有人会指出清人对文话性质、边界的判断，一定程度上与“话”体批评之体制及文学批评之观念至明清获得的较大发展不无关联，正如诗话发展至明清，其内涵较之诞生伊始已实现了大幅扩容。那么我们再来看最早以“文话”为名的王铚《文话》，是书今已亡佚，在明初尚有传本，唐之淳曾仿其体例，于洪武十三年（1380）编成《文断》一书，卷首《凡例》曰：
是书之编，大概依仿《文话》及《文章精义》、《修辞鉴衡》、《金石例》、《文筌》、《文则》等书。但《文话》太繁，《精义》无次，《鉴衡》详于诗法，《金石例》详于金石之文，《文则》、《文筌》本为作文而设，似难尽采。今门类视《文话》为简，《鉴衡》、《精义》各归其类，《文则》、《文筌》间取之。此三书当与是编并观，不可以此[9]废彼。《文断》共分十五目，即总论作文法、杂评诸家文、评诸经、评诸子、评诸史、评唐文人文、评韩文、评柳文、评韩柳文、评宋文人文、评欧文、评曾文、评王文、评三苏文、评韩柳欧曾苏王六家文。可见其内容，概言之是以文法、文评为主。根据唐之淳在上引《凡例》中所称依仿《文话》之门类可知，王铚《文话》也应包括作文法及历代文评等内容而为《文断》所因袭。
而另一部已亡佚之《兰庄文话》，汪时跃《举业卮言》所引条目曰：
闵兰庄曰：古人好文字中，有思虑所不能及、见识所不能到而议论所不能发者。如夏云之峰，尖圆秀峭，曲直森耸，神采迥别，非巧画所能拟；如秋月之华，五彩绚烂，百色具备，晶英流动，非明目所能辨。盖其资禀之粹、积学之深、析义之精、见道之卓，万物皆具乎心，充然自得。所谓胸襟如太虚，轻清之气旋转乎外，而山川之流峙、草木之生长、禽兽虫鱼之飞走游跃，各有至妙，莫觉其所以然之故也。文之有妙处，何以异此？然非可以易言也。故山谷云：“古人文章，规模间架、声响节奏皆可学，惟妙处不可学。”岂惟妙哉？入于神矣。[10]
此处所述，是在强调古人文章的至妙之处，不易为后人察觉、言说乃至效仿。可知闵氏所撰文话，同样近于文论、文评。从以上材料我们大致可以断定，文话这一体裁自它诞生之初，就展现出不同于狭义诗话的内容取向和风格特征，而与文论、文评、文法等传统文章学文献大体上并无二致，并且历宋元以至明清都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内涵和外延。至于古人不太接受“文话”这一名称，更倾向于使用“论文”、“文说”、“文式”来命名，很大程度上是与文话言说、论评的对象——文章，在宋代以后被赋予了较高的文体地位以及广泛的文学和政治功能密切相关。正如林纾《春觉斋论文》所言：“论文之言，犹诗话也。顾诗话采撷诸家名句，可以杂入交际诙谐；若古文，非庄[11]论莫可。”因此，从研究的角度来说，我们对文话标准的认识，似不必沿袭清人拘泥于用“文话”作为著作称名的观点，而可参考传统文学批评文献中“诗话”、“词话”等专用术语，并借鉴王水照先生《历代文话》之编纂体例，将独立成书或独立成卷的文章批评文献统称为“文话”。
明确“文话”的定义标准和范围，有助于我们开展明文话的搜检工作，进而在全面搜辑、甄别的基础上，整理出较为完整的目录，展示明文话的基本面貌。有关文话文献的调查和整理，自20世纪末就开始得到学界的关注。在海外汉学的视域下，日本学者撰写的《拙堂文话》、《渔村文话》被译介到中国，选入1994年出版的《日本学者中国文章学论著选》。同年，中国台湾学者王更生先生发表了《开拓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新局——从整理“文话”谈起》，对文话的性质与价值作了初步的揭示，自此之后，台湾涌现了一批以文话作为选题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其中李四珍《明清文话叙录》对明清两代文[12]话从作者生平、版本源流以及文章学批评等几个方面作了探讨，此文对具体文话作品的考察，分选文之属、评点之属、论文之属、四六之属四类，收录明代15种、清代37种，限于当时的文献检索及查阅条件，所搜集的篇目相对有限。2007年，王水照先生主编《历代文话》的出版是文话研究在文献整理方面的重要成果，是书收录文话143种，其中明代31种。此后余祖坤先生编《历代文话续编》出版（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收录清代、民国文话27种，不涉及明代。综合上述有关文话书目调查与文献整理的成果来看，当前对明文话目录的掌握，基本不出《历代文话》所收之范围。而《历代文话》作为一种通代文献丛书，其收录情况自然难以反映断代文话之全貌。因此，明文话的目录整理，需要我们从基础性的工作入手。一是以明清以来的各公私藏书目、方志著录以及丛书等作为搜检范围，调查独立成书之文话；二是在此基础之上，将调查范围拓展至以集部别集、总集类，子部杂家、类书、小说类为主的明人文献，来搜寻单独成卷的明文话。
以上两项工作的开展，不仅有助于我们尽力搜寻现存独立成书与独立成卷之文话著述，也为明文话佚目的搜辑提供众多线索。对单独成卷的明文话之搜检方面，子部文献如：张元谕《篷底浮谈》十五卷，杂谈道、理、经、史等计九门类，卷五专谈文，兼论诗、赋，凡十五则；郝敬《艺圃伧谈》四卷，卷一为“古诗”，卷二为“辞赋”、“乐府”，卷三为“唐体诗”，此三卷皆谈诗，卷四为“杂文”、“闲燕语”，则主要谈文。另外如王圻编纂之类书《稗史汇编》，其卷九十七至卷一百十三为“文史门”，卷一百十四至卷一百二十为“诗话门”。“文史门”共十七卷，视其内容可分经、史、子、文评、考释、辨讹及书法、金石等类。其中卷九十九“文章类”汇集文论、文法之语，卷一百至卷一百三则为文体论。郭良翰辑类书《问奇类林》三十五卷，卷十六至十八为“文学”门，其中卷十六“文学上”、卷十七“文学中”多评古今文人、文章，亦兼及诗、赋。此二卷搜罗广泛，兼采古今，如“文学中”即收录王世贞《文章九命》。卷十八“文学下”则专论诗歌。别集类文献，如王衡《学艺初言》，附于明万历四十四年刊《缑山先生集》卷二十一；屠隆《鸿苞文论》，《澹生堂藏书目》卷十四“诗文评·文式文评”著录，当明人自《由拳集》卷二十三“杂著”辑出单行，《由拳集》存明万历八年（1580）冯梦祯刊本，《历代文话》即已据此整理，题作《由拳集·文论》。
至于佚目的搜辑，我们在翻检了大量明清以来的公私书目及方志之后，已获得近40种已佚的明文话。如祁承《澹生堂藏书目》卷十四“诗文评·文式文评”著录有宗周《宗氏文训》、胡来朝《小技臆[13]谈》等书。其中宗周《宗氏文训》一书，据其子宗臣所撰《刻文训叙》曰：
当是时，最爱读司马迁、庄周所为文词，往往发之篇章，空疏莽荡。家君大患之，于是作《文训》。《文训》成，日讽夕维，渐悟浮华，转窥精奥矣。癸、丙相继罢归，家君太息曰：“嗟乎！毋论汝苦，即余安所用训哉？”明年丁未，家君已五上春官，竟不第，愈益厌怒其文，遂谒选，分符东土而去。臣以己、庚两岁薄售有司，役役风尘，时检旧笥，得《文训》而读焉，辄独立裴回，喟然长叹。夫家君仅以文博一令，即臣又复不大售于有司，何言文哉？顾独有感于家君之教子者深也。抱疴南还，夏子辈从游，日以文请，不得已则以《文训》[14]授之，既而请梓以公其传。
可知宗周《宗氏文训》当于嘉靖癸卯（二十二年，1543）前已撰成，为习文授学之本。另外如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三十二“文史类”著录有宁献王《臞仙文谱》八卷、宁靖王奠培《文章大模式》、王行《适意宜资》、瞿佑《游艺录》、温景明《艺学渊源》、闵文振《兰庄文话》、张大猷《文章源委》、汪思敬《学文广见》等已亡佚之
[15]文话。
方志所著录者，如李居义有《文则》、《文断》二书，乾隆《绍兴府志》卷七十八“经籍志·诗文评类”著录。林应龙《文说》，雍正《浙江通志》卷二百五十二“经籍十二·集部五·诗文评”著录。霍韬《西汉笔评》，宣统《海南府志》卷十一“艺文略·集部·诗文评类”著录。陈建《滥竽录》，光绪《广州府志》卷九十六“艺文略七·集部四·诗文评类”著录，并有按语曰：“《东莞乡贤录》云：‘建论文谓九善[16]九弊，因作《滥竽录》以为式。’”
除了书目、方志等文献著录外，翻检明人文集亦可获得相关线索。如周瑛《翠渠摘稿》卷一有《文诀类编序》，略曰：
予少习文艺，苦不得其门路。尝博采诸家论说而类编之，以自轨范。客有见之者，曰：“文犹兵也，吾试与子言之。左右定位，奇正异用，法也。或左左，或右右，或正正，或奇奇，机也。机出无穷，势无定在，若不乘其机而惟法是拘，吾将见子为人所擒矣。”予曰：“乘其机而不拘于法，上也；守其法而求合于机，次也。上焉者，兵之神；次焉者，兵之精。神兵无敌于天下，精兵天下未易与为敌。予[17]素怯，安敢废法以论兵。”客笑而去。书此冠于篇首。
可知《文诀类编》为周瑛辑录诸家所论文章作法而成。明末另有王耕玄《文诀》一书，据张溥《王耕玄文诀序》所载：“时文之说密矣，复以法苦之，不几申、商乎？虽然，苟无法焉，文益不治，是重困也。耕玄心恻焉，乃设数则以教人，曰：‘如是焉，斯可矣。’予不敏，读焉心动，亦曰：‘如是焉，斯可矣。’于是耕玄遂梓以行[18]也。”据此知该著为指导时文作法之书。
在具体的文献搜辑工作中，结合明代文章学及其文献的特点，仍有以下两个方面需要略作说明。第一，对论时文著作的甄选问题。明清以八股取士，时文兴盛，这是促成明清两代成为文话发展繁荣期的原因之一，前文已提及，阮元《四书文话》、孙万春《缙山书院文话》即为论时文之专著。就明代而言，随着科举考试日趋程式化和规范化，专为应试服务的考试用书应运而生，总的来看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类：第一类是作为范文的时文选本，如陈仁锡辑《皇明乡会试二三场程文选》等；第二类是带批点、注释等形式的时文评点，如朱之藩编撰《刘太史汇选古今举业注释评林》等；第三类是探讨时文文法的著作，如李叔元辑《新锲诸家前后场元部肄业精诀》、陈龙正撰《举业素语》等。其中第三类因涉及时文写作技法的探讨和总结，实际上是带有文章学性质的时文论著，应作考察后酌收。首先，明人论时文的著作多与古文论密切相关，较难割裂。在“以古文为时文”、“以古文说时文”的风尚中，明代论时文的著作，往往借助古文文论进行阐释。譬如汪时跃辑《举业要语》，采录唐顺之、王世贞等名家论文语，虽为制艺而作，其内容却不为举业所限。其次，这类著作中不乏自成体系、论述精当的佳构。如武之望《举业卮言》，分为内外二篇，内篇分神、情、气、骨、质、品、才、识、理、意、词、格、机、势、调、法、趣、致、景、采，外篇分读书、看书、涵养、造诣、法古、师范、铨次、释篇、释股、要语，颇成体系。而袁黄《游艺塾文规》、《游艺塾续文规》则足可视为具有总结性意义的明代时文研究巨著。上述研讨时文作法的著作应纳入明文话范围，而它如时文选本、时文评点均不阑入。
第二，对文章选本评点、总集序题的辑录问题。王水照先生在《历代文话》序言中将文论著作分为四类：“一是颇见系统性与原则性之理论专著。……二是具有说部性质、随笔式的著作。……三为[19]‘辑’而不述之资料汇编式著作。……四为有评有点之文章选集。”在编选过程中亦曾辑录重要文章选集的评语。如删去宋楼昉《崇古文诀》选文，抽录评语而成《崇古文诀评文》一卷，又删宋谢枋得《文章轨范》选文，辑录卷前小序和评语而成《文章轨范评文》一卷。对于文章选集的处理，仍须结合明代文章学的特点稍作讨论。作为体制不同的文学批评形式，文话在范围界定时尚须与评点相区分。章学诚说：“评点之书，其源亦始钟氏《诗品》、刘氏《文心》。然彼则有评无点，且自出心裁，发挥道妙，又且离诗与文，而别自为书，信哉其能成一家言矣。自学者因陋就简，即古人之诗文而漫为点识批评，庶[20]几便于揣摩诵习。”“离诗与文，而别自为书”是诗话、文话等文学批评形式的特征；而评点则须与选文结合，附有旁注、批语，其主要特色是运用圈点。从文章学研究的角度来说，文话与评点各有侧重，不可混淆。再来看文章总集序题的辑录。序题，或称小序、序说、题辞，指文章总集在卷首、各体或各篇选文前所附的序文或题解，用以概述选文之大意及文体之体制、流变。对于这一类总集序题的辑录整理，以今人于北山、罗根泽二先生分别整理的《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为代表。总集的序题不同于评点，序题多置于目录、卷首或选文之前，主要功能在于对总集编次中各类文体的阐说，对于所选文章依附性很小。更为重要的是，明人已认识到序题的文学批评价值，并将序题从总集中提取出来，而成为体制独立的文学批评样式。如明程敏政曾将吴讷《文章辨体》序题收入其所编《明文衡》卷五十六“杂著”，题《文章辨体序题》。明唐顺之《荆川稗编》卷七十五亦录《文章辨体序题》。明司马泰《三续百川学海》卷十六曾收吴讷《文字辨体题辞》一书，或为《文章辨体题辞》之误，盖亦收序题成编。又如崔铣辑《文苑春秋》四卷，录自汉高帝《入关告谕》迄明太祖《谕中原檄》凡一百篇，仿《毛诗小序》，篇首缀以数言，阐说内容大概。又有《文苑春秋叙录》一卷，为各篇小序汇编之别本单行。除此之外，尚有黄佐《六艺流别》、徐师曾《文体明辨》等。明末清初贺复征在《文章辨体》的基础上加以增补而成《文章辨体汇选》一书，因其成于清代，故视为清代著述而暂不作考察。
综上所述，明文话的范围基本可确定为：以论古文的著述为主，兼收时文论著，酌收骈文论著；至于文章总集类著述，如吴讷《文章辨体》、崔铣《文苑春秋》之类，考虑到明人已有将其中题辞、凡例等辑录成编，以作为独立的文论著作，后人有循其例者，凡此亦酌予采纳。据此初步清理出明文话的基本目录，现存约90种，已佚者近40种，大致构成我们了解明代文话概貌以及研究明代文话与文章学的文献基础。第二节 价值重估：对文话三重形态的研究考量
与宋、元、清文话相比，明文话的数量居中，但与这数目相匹配的研究成果却寥寥无几，明文话之基本概貌、理论品格也未能得到揭示。想要改变当前明文话研究的被动局面，在已全面调查、搜辑总目的基础上，还须从这些著作的文本出发，以更为主动的姿态去寻求符合明文话自身特征的研究问题和方法，尝试去理解它们所寄寓的明人对文章写作与批评的不同要求。涵盖了文评、文论及文式多种类型的文话，由宋至明也愈发体现出其作为文章学载体的重要作用。当前有关文章学定义、内涵和特征的讨论，可谓众说纷纭。就学术发展来说，此类针对基本性质的研讨自然有助于不断调试和深化我们对文章学的理解。但作为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对文章学在一定断限内的衡量，观察视角又须实现由一般到特殊的转换。这种转换，强调的是在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中对其历史性的追问，落实到具体研究，则体现为对作者及作品之历史语境和批评指涉的尽量还原。因此，立足于文话的文本形态，结合明代文章学所面临的包括思想、文化、制度等近世社会的多重因素，或许是尝试建立一套明文话研究体系的有效思路。
文话长期受到冷遇，从古人“夫古今诗话多矣，文话则未之闻”的自我反省，到20世纪以来文学批评领域中的乏人问津，较之研究相对成熟的诗话、词话研究，文话自然是相当落寞。对于这一状况产生的原因，已有学者作了多方面的揭示，概括地说，一是“文”与“话”的内在矛盾，二是20世纪初古文传统的断裂。前者从体制形态[21]的角度解释了文话著述为何不以“话”命名的原因，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它类似诗话、词话那样统一且鲜明的标识度；后者则是借学术史的梳理，探析近百年来文话研究以及文章学学科建设所承[22]受的“负面作用”。以上两点，其实也契合我们重估文话价值并推进深层次研究的具体思路，即如何在深入文话文本，紧扣其本体特征的同时，又不脱离所处的历史语境。
返观“五四”以来中国文学批评的建设，虽然我们一直强调文话的普遍缺席，但也应了解，文话从建设之初就已经进入前辈学人的视野，只是在当时文学观念中，文话多是不足称道的文献材料。在出版于1927年，象征着批评史学科创立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陈钟凡提到：
中国历代虽无此类专门学者，然古人对于文艺，欣赏之余，未尝不各标所见，加以量裁：如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皆其嚆矢也。惜曹、陆之作，并属短篇，挚、李之书，均归散佚；惟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独存，二者皆论文之专著也。此外若《宋书·谢灵运传论》、《北史·文苑传叙》、《唐书·文苑传叙》等编，又属断代为书，未遑博综今古。此后论文之书，如历代诗话、词话，及诸家曲话，率零星破碎，概无[23]统系可寻。
陈钟凡认为《文心雕龙》、《诗品》之后的论文之书，多零散而无体系。因而此书虽提及陈骙《文则》、陈绎曾《文筌》、王构《修辞鉴衡》等宋元文话，但仅仅停留于简单的介绍，并未作出深入阐论。郑振铎在同一年发表的《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一文，也认为中国古代“诗文评”或“文史”类的著作，虽有《文心雕龙》、《诗品》之开端畅流，但也只是“昙花一现”。他说：
所谓“文史”类的著作，发达得原不算不早。陆机的《文赋》，开研究之端，刘勰的《文心雕龙》与钟嵘的《诗品》继之而大畅其流。然而这不过是昙花一现。虽然后来诗话文话之作，代有其人，何文焕的《历代诗话》载梁至明之作凡二十七种，丁氏的《续历代诗话》，所载又二十八种，《清诗话》所载，又四十四种。然这些将近百种的诗话，大都不过是随笔漫谈的鉴赏话而已，说不上研究，更不[24]必说是有一篇二篇坚实的大著作。
此后，郑氏又罗列出《四库全书总目》所标举的五个“诗文评”的品类，即“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者、“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者、“备承法律”者、“旁采故实”者、“体兼说部”者，并对这五类诗文评作了如下评价：
除了第一、第二两类著作以外，其余的都不过是琐碎的记载与文法的讨论而已（像第一第二两类的著作却仅有草创的《文心雕龙》与《诗品》二种）。间有单篇论文，叙述古文或骈文之源流，叙述某某诗派，某某文社之沿革，或讨论二个文学问题的，或讨论什么文章之[25]得失的。然却是太简单了，不成为著作。
郑振铎于文末在对比中西图书分类法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一套中国文学整理的分类大纲。在“批评文学”一类中，将以《文心雕龙》为范例的“一般批评”与以《四六丛谈》、《论文集要》为代表的“文话”分立，可视为其上述观念的实践规划。郑氏所谓的“大著作”与陈钟凡强调的“统系”，在对诗文评著作的理论价值评估上并无二致。此后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史》同样以“规模”二字作了陈说：
研究文学批评学的人，往往只理会那些诗话、文话，而忽略了那些重要的总集了。其实有许多诗话、文话，都是前人随便当作闲谈而写的，至于严立个人批评的规模，往往都在选录诗文的时候，才锱铢[26]称量出来。
此类以理论的系统性、著作的完整性来评判文论作品的标准，大抵皆因“五四”以来的学者多在西学思潮之浸染中，以西方的文学理论为参照来衡量中国文学批评史之建构。在这一观念的影响下，《文心雕龙》研究迎来热潮并逐渐发展为显学。相反，大量所谓“零星破碎”的文话作品在中西话语体系的巨大落差之中湮没无闻。直到20[27]世纪末，中国台湾学者王更生宣言“龙学”的“黄昏”，指出中国古代文论须以整理文话为契机来构建新的格局，以及本世纪初《历代文话》出版的开山导路，才使文话的系统整理与研究渐入正轨。
总的来说，从郑振铎“批评文学”整理的提倡，到当今学人对文话文献整理和汇纂的实践，虽然观念和侧重点不同，但他们的出发点是一致的，即以文学批评构建为目标来展开批评史料的采掘，进而带动学界同仁的共同参与。《历代文话》出版以来，文话与文章学研究即已吸引了许多学者的目光，相关领域也取得了一批值得关注的成果。文献整理方面，如《历代文话续编》（凤凰出版社，2013年）即在《历代文话》之后进一步汇编清代至民国之文话著作，《稀见明人文话二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则选取二十种稀见罕传之明人文话，进一步完备明文话的文话调查与整理。具体研究，如有慈波《文话发展史略》（复旦大学，2007年）、吴伯雄《〈古文辞通义〉研究》（复旦大学，2009年）等博士学位论文在宏观及个案方面予以关注，另外像侯体健《资料汇编式文话的文献价值与理论意义——以〈文章一贯〉与〈文通〉为中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卞东波《日本汉籍视域下的文话研究》（载《中国古代文章学的衍化与异形——中国古代文章学二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等文章则以不同视角对文话研究做了积极的拓展。以上研究虽非尽属于明文话之列，但所取得的成果昭示我们，做好文献调查、考订的基础工作，对于进一步认识明文话的基本概貌、特定品质及其作为批评文献如何在古代文章学研究领域中发挥作用，是具有奠基意义的。以文献形态进入文章学及文学批评的建设序列，是文话价值应被认识的第一个层面。
对文话价值重估的第二个、也是更为迫切的层面，是回归文本形态的考察，强调文话的本体研究。在文献足够丰富的近世，仍以过去的眼光看待这些材料，重复前人的判断，对于我们理解明文话的特征和价值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在批评风尚渐盛、书籍流通便利的明代，作为文学批评之一种，文话的文本流动性和生长空间也相应地得以扩展，其体制同样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已非以往批评史写作所注重的系统著作所能涵盖。
单就明文话的文本生成及其特征而言，一方面，结构松散的随笔体，或曰狭义层面的文话仍较为习见。这类著作往往以随意的书写方式，保留了话体批评的结构特征。如宋禧《文章绪论》、冯时可《谈艺录》皆属此类。另外像王鏊《震泽长语·文章》、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论文》、张元谕《篷底浮谈·谈文》、张仲次《澜堂夕话》等则命名上即已采用了近于“说部”的“语”、“说”、“谈”、“话”。值得留意的是，狭义的诗话与文话虽然形式相仿，但在内容之“及事”与“及辞”的取舍中，文话则是以偏向后者的论评文章和讲说格法为主，带有鲜明的实践性和功用性。
另一方面，汇编体文话在明代取得显著的发展，其编刊亦显示出批评文献的近世性特征。事实上，以往对此类利用现有材料加以汇编的作品是不太重视的，这当然与它们自身所具备的内容重复蹈袭、形式琐碎繁冗等特性有关。四库馆臣对这类为数不多收入《四库全书总目》的明人文话予以很低的评价：如指出徐骏《诗文轨范》“其书杂采古人论文之语，率皆习见。所载诏、诰、表、奏诸式，尤未免近俗”[28]，黄洪宪《玉堂日钞》“钞撮宋陈骙《文则》、李耆卿《文章精义》，明何良俊《论文》、王世贞《艺苑卮言》、吴讷《文章辨体》五家之言，共为一书”，“实则骙等之书具在，无庸此之复陈也”[29]，朱荃宰《文通》“取古今文章流别及诗文格律，一一为之条[30]析”，“然大抵摭拾百家，矜示奥博，未能一一融贯也”，唐之淳《文断》“皆采掇前人论文之语，抄录而成”，此书虽足资考证，“然舛误冗杂，亦复不少”，“则其由贩鬻而来，不尽见本书可知矣”[31]。馆臣的说法，抓住了明代文话传抄蹈袭，以及因此导致的原创性低下等多为后人所诟病的文本特性。事实上，此类采用“辑而不述”形式的文话著作，在宋代即已出现，如张镃的《仕学规范·作文》、王正德的《余师录》，但其编纂体例及编排手法直到明代才渐趋完善。作为现存明代最早的汇编体文话，在洪武十三年（1380）成书的唐之淳《文断》，即已依经史子集四部和唐宋诸家之文评进行分类编次。到了明代中后期，又出现了如高琦《文章一贯》、刘元珍《从先文诀》等依据文章作法之基本程式进行汇编的著作，编排思路更为明晰。随着编纂体例的完善，体系完整也逐渐成为明代汇编式文话的特点。
对此类汇编体文话的价值评估，除了文献辑佚和校勘之外，至少还可以从以下两个文学层面进行考量。首先，从文本生成的角度来说，宋元以来大量文章学文献的积累，为明文话文本的编排和组合提供了多种可能，上文提到的唐之淳《文断》在凡例中提到该书的编纂仿自《文话》、《文章精义》、《修辞鉴衡》、《金石例》、《文筌》、《文则》等书。其中提到的《文则》、《文章精义》皆为后世援引蹈袭最为频繁的著作，如万历间王弘诲《文字谈苑》四卷，卷一论古文部分即据《文则》裁割重编而成，徐耒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编成的《重校刻艺林古今文法碎玉集》二卷，“古文法”部分同样据《文则》辑成。综合考察这一文本重组的过程，解读文本之“重复”所体现的文章观念和诉求，比一味指斥它们缺失原创性更富意义。其次，明代后期随着明人论著的逐渐积累，并在科举制度及商业出版的推动下，明人选本朝文人论文语加以汇编的方式，便逐步取代了前期依赖宋元资料进行类编的模式，诸如袁黄《游艺塾续文规》、汪时跃《举业要语》、汤宾尹《读书谱》、刘元珍《从先文诀》等，均辑录茅坤、唐顺之等明代文家之论说，亦体现了明代文章之学因适应社会文化之发展而不断调试的局面。促成上述两点的动因之一，则是“刻本时代”所带来的近世社会、学术、教育等诸多领域的变革。
由此引发的第三个层面的思考，是明文话的文化形态考察。自宋元至明清，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投射，干预着批评文献的写作、传播与被阅读，作为一种反馈，后人又可以从中窥探到包括政治、经济和思想在内的时代印记。以此为出发点来探讨明文话的研究价值，实则超越了理论品格高下之分的标准，那么无论是理论精深的著作，还是识见浅显的文本，皆可以等量齐观。比如庄元臣《行文须知》、张溥《初学文式》、杜浚《杜氏文谱》等文法、文式、文格一类的作品，长期被视为蒙学读物而鲜有人问津，但从现存明文话中此类著作所占较高的比重来看，正是这些为初学作文者而设的文法类书籍，通过不断适应多层次的文化需求，逐步完成古代文章学在近世社会面向中下层的、通俗化的普及和延伸。又如汪正宗《作论秘诀心法》、徐耒《古今文法碎玉集》、汪应鼎《流翠山房辑选八大家论文要诀》等出自低功名阶级文人之手的作品，看似随意抄掇、粗制滥造，却恰好反映了在文权逐渐分化的近世社会，通过中下阶层文人的共同参与，最基础的文章学法脉与知识系谱得以逐步形成与延续。
以上三重形态的价值评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对仍处于起步阶段的文话研究来说，从文献与文本角度对明文话作更多的探讨，自然显得尤为重要。而以此为前提，将研究视野稍扩展至外部而与社会文化相结合进行考察，同样是接下来需要开展的工作。总的来说，当前的文话研究，在文献搜集、考订的条件足以胜过“五四”以来批评文学建设时期的同时，相对应的文学观念和评价标准，也应在不断地反思与重估旧有的格局中得到改善。一旦突破了原来的批评体系，我们讨论的基本立场，便不再局限于前人所划定的方寸之地，而可以返归到明人所处的近世社会与明文话的历史语境，这样一种态度，是我们尝试对诸多以往不受重视的著述予以较为公允及合理评估的前提。第三节 视角切换：明代文章学建构的多元思路
近年来，明清诗文领域已受到学界广泛的关注，其中明清文学批[32]评与文学理论的研究已取得显著的成果。自20世纪末以来，有关明代文学批评、文学思想及文学思潮的探讨可谓盛况空前，成绩斐然。但其所铸成的理论“大厦”，往往会使后来者带着先入为主的观念，将一些研究附着于当前已建立起来的批评框架之中，这自然不利于明代文学批评的持续发展。作为一支新晋的势力，明文话研究也不可避免地会面临类似的难题，如何为明代文章学、文学批评提供新的活力，而非简单的文献补益与知识叠加，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以下三个方面的视角转换，或许可视为通过文话研究来推动近世文章学多层次建构的努力方向。
一是从士人文章学到通俗文章学。尽管学界对近世社会的文化与文学之转型已有了一个基本的认知，但不可否认的是，传统诗文批评的关注重点仍集中于士人尤其是精英阶层的理论主张层面。从明代前后七子、唐宋派、竟陵派的各派论争，到清代桐城一脉的发展演变，主流文派的思想脉络及士大夫精英的文学观念，大致构成了明清近世文章学之主线。伴随着近世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的革新与更迭，这一主线又从其自身体系中延展出新的生长空间。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或即文章学的下行渗透。
我们以“士人文章学”来指称由士大夫精英所倡导的、理论层次较高的文章学主张，那么与其相对应的，则是平民化或是通俗化了的文章学。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以论文书为代表的单篇文论更多地体现了文人精深的理论书写，相比之下，形式自由、出版便利的文话著作则是通俗文章学的天然载体。尽管明文话中同样存在着如宋濂《文原》、王世贞《文评》、屠隆《鸿苞文论》之类理论品格相对较高的著作，但不容小觑的是大量以知识普及和写作指导为主要内容的通俗读本，正是它们反映了明代通俗文章学的基本面貌。一方面，一批进士出身的士大夫凭借着话语权的掌控，通过文话的刊行来规范和引领着以士子为主要阅读群体的文章习作。承宋元文法而来的曾鼎《文式》，为艺林所传诵的袁黄《谈文录》、《举业彀率》、《心鹄》三种，传授作文“九字诀”的董其昌《论文宗旨》，搜集诸家论文真诀的汤宾尹《读书谱》等可视为此类作品的代表。另一方面，作为对文坛风向自下而上的回应，以举人、诸生为主体的底层文人以及书商、书坊主，共同参与到了授学读本的编撰、整理与出版，如辑《举业要语》的举人汪时跃，编《作论秘诀心法》的生员汪正宗以及续补《举业卮言》的“职业编辑”陆翀之等。正是这些来自不同阶层力量的加入，使得近世文章学发展在明代呈现出由基础到高阶并存的立体格局。在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的规约下，伴随着阅读对象的调整，面向底层文人与市民阶层的通俗文章学，其内容更加具体和细致，更倾向于知识的普及和规范的建立。这一点可以拿近世诗学的通俗化进程作为互参，宇文所安在《通俗诗学：南宋和元》中说得明白：“通俗诗学作品把传统诗学的某些最基本的假定揭示出来，这弥补了它们微妙与细致不足的缺欠；它们直白地说出了大批评家只是精明地点到为止的内[33]容。”稍作引申，也可以理解所谓“大批评家”的理论主张与一般化的知识、法则的对应互补关系。这里也需要说明，提出研究视角在士人文章学与通俗文章学之间的切换，并非意在以后者取代前者，是强调二者的动态平衡，尝试调整以往单一的研究局面。
二是从理论型文章学到实践型文章学。对通俗文章学的观照，又牵涉到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即文章学批评与写作的双核。前文提到“五四”以来批评史写作低估文话价值的问题，其中尚可以补充说明的是，自清人以下，从四库馆臣到近代以来的学人，对诗文评中的格法类作品都评价较低，对于明文话中的文法、文式类著作，也多视其为蒙学读物和制举用书而不屑研究。前者从理论品格的高度来加以否定，后者以古文与时文的优劣判别来进行批判，二者所持的价值评判标准则是一致的，即均视技法论为文章学之末流。不管这一观念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所带来的结果是文章学研究框架中理论阐释与法度解析的失衡。换句话说，以往我们所重视是以理论为主、批评型的文章学，而对以实践为目的、建设型的文章学缺乏相应的关注。
对于明人而言，文章法度之所以重要，在于唐宋时代逐渐建立起来的规范化的文章法则，成为他们创作实践中无法回避的实际问题。对此，清人已作了不少反思，如姚范指出：“字句章法，文之浅者也，[34]然神气体势，皆阶之而见。古今文字高下，莫不由此。”一方面，正如唐顺之在《董中峰侍郎文集序》中强调“唐与近代之文，不能无法，而能毫厘不失乎法，以有法为法，故其为法也，严而不可犯”[35]，士大夫精英阶层在尝试模拟甚至意欲比肩前代文章时，总结与反思前人作文法度是重要的取法途径。另一方面，我们更应该认识到，对初学作文者和应举士子来说，较之抽象的“精神命脉”，具体化的“绳墨布置”是更具可操作性和易于接受的。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何南宋以降关注文章形式和技法的文话、评点作品不断涌现，为何明人尤重“辨体”并通过具体分类来厘清不同文体的形制特征和写作准[36]则。可以说，宋元时期“以法为文”的文章学传统建立以来，文法谱系的发展演变成为近世文章学的重要一脉。明人如何在这一谱系中实现传承与新变，那些聚焦于文章技巧的文法和文格类著作有待作深入、全面的考察。这方面，相对成熟的诗学研究已作出了诸多值得借鉴的尝试，以张健《元代诗法校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为代表的文献辑考工作，以及学界理论研究的相应展开，使得格法研究成为过去十年诗学领域中较为活跃的板块之一。与近世诗学面临宗尚与师法的问题相似，近世文章学同样面对着历经上古及中世社会逐步建立起来古文传统。所不同的是，作为近世社会与文化形态的一部分，明代文章学尚需对科举制度与时文写作作出积极的回应。正、嘉之后，诸如庄元臣《论学须知》、王弘诲《文字谈苑》等文话的相继问世，也显示出明人借助文话的刊行，意欲援古文之法干预时文创作的努力。正是上述文章学所面临的实际状况，决定了取资于古文以及向时文输出的文法论，成为明代文章学实践的关注重点。基于这些考虑，提出将重视法度论、偏重实践型的文章学纳入考察视野，意在尽量消除以所谓印象式批评为代表的感性认知所带来的视野局限，因为结合文章批评、强调创作实践，是古代文章学区别于古代文论的重要特征。
三是从文章的经典化到批评的经典化。与明人阐说法度、论评文章相匹配的，是他们编选各类文章选本来作为示范。南宋以来文章评点、文话的不断涌现与广泛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近世散文经典[37]化的进程，“唐宋八大家”即为其中典型。如果将视角稍作位移，也可以发现，如果说文章选本、评点本的流行使得古文大家及其文章的声价日增的话，作为批评话语传播的介质，文话的传刻则更多地促成了批评经典在明代的形成。两者的异曲同工之处在于：就明人系统整理和利用前代文献的层面来说，选录前人论文之语的汇编体文话，以类似“文话选本”的姿态在明代大行其道，其功能恰恰是将一些经典论说筛选和过滤了出来；从更深层次的文化意义上来看，无论是文章范本还是文法、文评，在科举教育的意识形态导向中均具有极为广泛的接受度，而所谓的经典与权威正是从这种普及化的过程中被逐步树立起来的。何良俊的如下观点直观地反映出明人作文取法于经典文论的状况：
古今之论文者，有魏文帝《典论》、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任昉《文章缘起》、刘勰《文心雕龙》、柳子厚《与崔立之论文书》，近代则有徐昌谷《谈艺录》诸篇，作文之法，盖无不备矣。苟有志于文章者，能于此求之，欲使体备质文，辞兼丽则，则去[38]古人不远矣。
此处有关“作文之法”的强调，显示出明人对这些经典文论的定性判断，即对“有志于文章者”来说，它们无疑是可以参考的文章指南。
从明文话来考察文章批评经典化的发生过程，仍可以唐宋八大家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唐宋以来，论文书的撰写逐渐成为文人表达文章学理论的主要方式之一，古文大家的论说更是成为后世学子的治学根柢和作文门径。前引柳宗元《与崔立之论文书》即为一例，又如明人孙鑛中《与吕甥孙天成书牍》说到：
举业无他秘术，但在多作。作之多，诸妙自出。又不可太着意，又不可太率易，要持其中乃可耳。柳子厚《答韦中立书》中数语尽之
[39]矣。
从宋代张镃《仕学规范·作文》、王正德《余师录》，到元代王构《修辞鉴衡》，再到明代诸如《文断》、《文章辨体·总论作文法》、《文体明辨·文章纲领》、《举业卮言》等，八大家论文书的片段不断地出现在文话作品中。重复和高频率实际上包含着一种历史选择的意味，正反映出明人对那些言说一再强调，甚至奉为圭臬的态度。清人对此也有相同的认识，梁章钜《制义丛话》引胡燮斋、程海沧语曰：
唐以前，无专以文为教者。至韩昌黎《答李翊书》，柳柳州《答韦中立书》，老泉《上田枢密书》、《上欧阳内翰书》，苏颍滨《上韩太尉书》，乃定文章指南。……操觚之士，苟好学深思，心知其意，[40]制义之金针不即在是哉？
除了八大家文论外，从明文话的编纂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宋元时期的文章学文献在明人阅读群体中的评价和地位。比如朱熹之论文语，作为理学家文论的代表，多为明人援引而获得了较为普遍的价值认同，余祐于嘉靖三年（1524）编成的《朱文公游艺至论》即为典型。又如宋元文话中《文则》、《文说》两种文法著作在明代不断传刻并文本衍生，先后被改编入徐骏《诗文轨范·文范》、曾鼎《文式》、佚名《诗文要式》、杜浚《杜氏文谱》等明文话。总之，宋代以后文章学的一部分内容是围绕承接已有的批评文献而展开的，在大倡复古之风的明代，这一倾向显得尤为明显。通过文话的编纂，明人在这方面作了一系列遴选和汇辑工作，这是值得关注的一个话题。
以上三点，可视为文章学及其研究向纵深拓展的尝试。就学术生态而言，文章学所面临的，既包括明代文学发展的特定背景，也包括近世文学演进的总体脉络，这是上述第一和第三点将要处理的工作。而驱动文章学运转的关捩，则是第二点提到的创作实践。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相脱离，可以说是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是古文传统遭“五四”斩断的直接后果。对古代文人来说，文章写作是他们日常生活乃至生命历程中必须直面的严肃问题。关于这一点，作为一种与创作实践尤为密切的批评样式，古代文话或许将带给我们更多的学术思考。第四节 途径探索：作为研究方法的“近世性”
中国文学史的分期是学界长期关注的话题，其中以上古、中世、近世为框架的分期方法，最早借鉴自日本学者有关日本史、中国史的研究，并参照了欧洲的历史分期法。相比于以朝代为断限的断代分期法，以上古、中世、近世三期来划分中国文学史的方法，更贴近文学自身发展演变的阶段性特征。近年来如章培恒、骆玉明两位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均采用了这一分期法来划分“现代”以前的中国文学史。其中，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近世”，学界对其上限时间的断定，包括上述两本文学史专著在内，尚存有不同的见解，但落实到具体的划分标准及其对“近世文学”有关民间化、通俗化等特征则已能达成一定的共识。
此种有关元明清文学的“近世性”，以文学权力的分化和下移为主线，主要体现为：一是在市民意识和文化需求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文学表现形式和内容的世俗化；二是随着社会、经济尤其是作为文化媒介的出版业的发展，文学生产、传播和消费机制的商业化和多元化。作为近世文学的一个分支，明代文章学在演进过程中，为适应世俗化社会的普遍需求，无论是其话语权向更广大识字阶层的延伸，抑或是其学术内涵向通俗和实践文章学的扩容，均表现出近世文学的特征。而作为文章学重要文本载体的文话，因其主要流行于明清两代，某种意义上可视为近世之“产物”，同样展示出契合上述近世性的特质：无论是文话撰述和阅读主体阶层的下移，还是文话内容侧重文章写作技法的实践导向，甚或是文话之汇编所展现的商业化运作的特点。此种近世性对于我们开展明文话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文学史观念中的近世，同时也是历史学、社会学的分期，因而呈现出上述领域互相联动的复杂关系，这与我们强调明文话的历史语境与文化形态是相一致的。另外，就文学史书写而言，新兴的文学样式（小说、戏曲）已被视为近世研究的主要对象，而传统诗文领域则缺乏分量相当的观照，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与科举制度相伴，肇始于宋元、盛行于明清的文话，被放置于近世这一标尺下加以衡量，无论是对文话研究本身，还是对明清诗文研究的拓展，或都是一条行之有效且富有意义的考察途径。
唐宋古文运动的开展、儒学传统的恢复以及科举制度的逐渐完备，构成了近世社会及其思想、学术的整体生态。北宋以后，文以载道的文学功用与政治职能得到普遍认同，与之相匹配的，是在科举制度层面从宋元时期以诗赋和经义多次递变，到明代罢诗赋而用经义、策论的定型，文章的地位在由虚向实的学风转向中被逐渐巩固。正是在这种文章学的背景之下，借助日益发展的雕版印刷和书籍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深化的资源共享与商业交流，文话发展到明代，随着作者、读者群体的扩大以及商业化运作的加入，愈发呈现出世俗化的特征。
基于以上思考，从文话研究的角度来说，作为方法的近世性至少可包括以下两个层面。一是以书籍为中心，围绕编撰者、阅读者与出版者（主要是书坊）共同形成的文化场，来考察文话生产与流通的过程。从目前已知的数据来看，嘉靖以后出版的作品数量占据了明文话总数的四分之三，这与明代中后期印刷出版业的日益发达密切相关。在这一文化资本的运作中，书坊作为文话生产与流通的枢纽，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出于射利的考虑，书坊的着眼点是满足图书阅读者之需以扩大市场占有率，由此则可以观测到明中叶以后逐渐崛起的中下阶层，对获取文章学写作法则与知识的巨大需求，显著的例子即编撰者和书坊为引导阅读，往往会在题名中注明作者、批评者[41]及其身份地位等“副文本”以凸显书籍的权威和质量，如《新锲诸名家前后场肄业精诀》、《汤睡庵太史论定一见能文》、《新刻张太史手授初学文式》。这些“名家”、“太史”的身份标注以及“肄业精诀”、“一见能文”的命名策略，均显示出文话生产一端对广大受众消费需求的回应。另一方面，部分书坊主同时以编撰者的身份参与到文话的制作环节，借助已累积的文献资源，通过文本的复制、筛选、重组和拼合等加工手段来产出作品。如万历间衢州书坊主舒用中就曾辑录前贤文论汇为《雅林指玄》一书，民国《衢县志》卷十五“艺文志下·集部·诗文评选”著录曰：
前有万历甲申了凡袁表序，后有浙衢少轩舒用中跋，略谓余近购归茅太史所著论文诸篇，如董贾与国朝名公未载已。自班马以至唐宋，其间根柢理道，有切于论文者，悉取而录之，名曰《指玄》。篇篇大雅，字字玄邃，似又为艺林之绳尺矣。集成乃鸠工梓之云云。按：用[42]中前志未见，书为明刊本，刻工甚精，亦近时罕见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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