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大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梁实秋,许倬云

出版社：岳麓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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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大师试读：

总序

岳麓书社依据台湾的《传记文学》，分类编纂，陆续出版“传记文学”书系，这是两岸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大事、喜事。

1962年2月5日，时值春节，曾在北大读书的刘绍唐向当年的校长胡适拜年，谈起胡适长期提倡传记文学，而始终未见实行，向老师透露，自己正准备创办《传记文学》月刊。胡适虽肯定其志，却以为其事甚难，办月刊，哪里去找这么多“信而有征”的文字，因此不大赞成。不料当年6月1日，绍唐先生主编的《传记文学》竟在台北出刊了。自此，直到2000年2月10日，绍唐先生因病在台北去世，历时38年，共出版453期。每期约30万字，453期就是约13590万字。此外，传记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传记文学丛书”和“传记文学丛刊”，其中包括《民国人物小传》《民国大事日志》等许多民国历史方面的著作。

尽人皆知，绍唐先生没有任何背景，不接受任何政治集团、经济集团的支持，只身奋斗，孤军一人，却做出了台湾官方做不出的成绩，创造了中国出版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因此，绍唐先生被尊为“以一人而敌一国”，戴上了“野史馆馆长”的桂冠。

我在大学学习中国文学，毕业后业余研究中国哲学，1978年4月，调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参加《中华民国史》的编写，自此，即与绍唐先生的《传记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在众多历史刊物中，《传记文学》最为我所关注。但是，我和绍唐先生相识则较晚，记得是在1995年9月，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当时，台湾史学界在台北召开学术讨论会，我和其他大陆学者31人组团越海参加。这是海峡两岸学者之间交流的起始阶段，有如此众多的大陆学者同时赴会，堪称前所未有的盛事。我向会议提交的论文《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根据毛思诚所藏《蒋介石日记类抄》未刊稿本写成。当时，蒋介石日记存世一事，还不为世人所知，绍唐先生很快通知我，《传记文学》将发表该文。9月3日，闭幕式晚宴，由绍唐先生的传记文学出版社招待。各方学者，各界嘉宾，济济一堂。我因事略为晚到，不料竟被引到主桌，和绍唐先生同席。那次席上，绍唐先生给我的印象是热情、好客、豪饮。次年，我应“中研院”近史所所长陈三井教授之邀访问该所，在台北有较多停留时间。其间，我曾应绍唐先生之邀，到传记文学出版社参观。上得楼来，只见层层叠叠，满室皆书，却不见编辑一人。绍唐先生与我长谈，详细介绍《传记文学》创刊的过程及个人办刊的种种艰辛。绍唐先生特别谈到，办刊者必须具备的“眼力”“耐力”“定力”等条件，可惜，我没有记日记的习惯，未能将绍唐先生所谈追记下来，至今引为憾事。绍唐先生交游广阔，文友众多，因此宴集也多。每有宴集，绍唐先生必招我参加，我也欣然从远在郊区的南港住所赴会。许多朋友，例如旅美华人史学家唐德刚等都是在这样的场合下认识的。在台期间，台北史学界为纪念北伐战争70周年，召开北伐及北伐史料讨论会，我根据原藏俄罗斯等处的档案，撰写《1923年蒋介石的苏联之行及其军事计划》一文参加，绍唐先生不仅到会，而且当场确定《传记文学》将发表拙文。我离开台北前，绍唐先生再次将我引到他的藏书室，告诉我，凡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喜欢什么就拿什么。我因为“近史所”已赠我大量出版物，又不好意思，只挑选了《陈济棠自传稿》《傅孟真先生年谱》《朱家骅年谱》和李济的《感旧录》等有限几种，回想起来，至今仍觉遗憾。

绍唐先生自述，他有感于“两岸的文士因为历史原因等种种关系，许多史实难免歪曲”，因此，创办此刊，以便“为史家找材料，为文学开生面”。我觉得，绍唐先生的这两个目的，比较成功地达到了。政治对学术，特别是对历史学的干预，古已有之，但是，学术特别是以真实为最高追求目标的历史学，又最忌政治和权力的干预。绍唐先生在台湾的白色恐怖余波犹在的年代，能够不怕“因稿贾祸”，创办刊物，发行丛书，保存大量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民国史资料，供千秋万代的史家和史学爱好者采用，这是功德无量的盛事、盛业。刊物虽标明“文学”，但是，取文、选文却始终恪守历史学的原则，排斥任何虚构和想象，这也是值得今之史家和文家们借鉴和注重的。

绍唐先生去世后，《传记文学》由中国新闻界的前辈成舍我先生的后裔续办，至今仍是华人世界中的著名历史刊物，衷心希望绍唐先生的事业和精神能长期传承，永放光彩，衷心希望“传记文学”书系的出版，能得到读者的喜欢，助益历史学的繁荣和发展。杨天石2015年5月于北京东城之书满为患斋

凡例

一、原文的繁体竖排改成简体横排。

二、原文中脱、衍、讹、倒之处，均径改，不另加注说明。

三、原文中专名（人名、地名、书名等）及其译名皆一仍其旧，其中或有跟现今通行者有较大区别，而可能导致阅读障碍的，由编者加注进行说明。

四、原文中词语与标准用法有不同者，为尊重作者用语习惯及时代与地域差异等，不做修改，一仍其旧。

五、原文中标点符号的使用有不统一及不符合标准用法的，一仍其旧，其中或有可能导致阅读障碍的，由编者重新标点。

六、原文中的汉字数字不予变为阿拉伯数字，个别阿拉伯数字也不再统一为汉字。但注释部分为统一体例，版本年代及页码均采用阿拉伯数字，以便明晰。

七、所引文章中的纪年，1949年10月1日前的民国纪年一仍其旧，1949年10月1日后均采用公历纪年。

八、原文中1949年10月1日前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政治机构及职务的称呼均予保留，只对个别明显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文字做了必要的删改。

九、原文中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台湾地区自称“中国”“政府”及其政治机构、职务名称、“涉外”用语等，本书均加引号，以示区分。

十、原文中由于作者政治立场等原因，本书做了极个别的删节，不另加说明。但为保留资料的完整性，尊重原文及作者观点，文中难免偶有不妥之处，相信读者自能甄别分辨。

第一编 大师风度

章太炎被困北京逸事

癸丑（一九一三年）秋间，章太炎（炳麟）甫度蜜月未久，应共和党之召，由上海抵北京，遂被袁世凯羁留，至丙辰（一九一六年）袁死，始得恢复自由而南旋，其间逸事颇有可述者。

初，共和党与民主党、统一党合组为进步党，与国民党在国会成对峙之势，实受袁世凯操纵。（统一党之初期，章氏本居领袖之地位，后因该党完全为袁氏所用，乃不与闻其事。）该党中之民社派（鄂人居多）持异议，因用共和党之原名，自树一帜，其党魁则仍遥戴黎元洪（时在武昌）领之，本有历史上之关系也。惟党人较少，党势过弱，为谋党之发展计，遂敦请章氏北上，共策进行；以其素善黎氏，且负海内大名，言议为世所重，故力邀其来。章氏亦欲有所擘画，即应召而至，初意小住即行，不料一入都门，竟遭久羁焉。（袁自二次革命之役武力奏功，方以雷霆万钧之势，厉行专制，党务本已无可为，未几国会遭扼，更不在话下矣。）袁世凯以其持论侃侃，好为诋诃，固深忌之，且闻其尝与谋二次革命，尤不慊于怀，对章之来，顿兴“天堂有路尔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之感。章氏方作寓于前门内化石桥共和党本部，自以为无患，而党部门前，已军警布列，名为保护，实为监视，便成“插翅也难逃”之形势矣。

章氏不免大吃一惊，致书袁世凯诘问，置不理，愤郁异常，而莫如之何也。其在京之门人钱玄同等，时往探视，见其忧恚之状，因谋有以慰藉之。玄同之兄恂，时为总统府顾问，与政界不无关系，玄同与商此问题，拟为章谋特设一文化机关，由政府给以相当经费，俾领其事，超然政潮之外，不失治学之本色，庶精神上有所慰藉，较胜不自由之闲居。恂本与章有旧（张之洞之延致章氏，系属恂代为招邀，有此一段因缘），愿为尽力，惟不居要津，与袁氏亦无深交，不便直接进言，乃转托张謇（时为农商总长）言之，并先与章氏商谈，章以无聊之甚，亦颇赞成。章本有设“考文苑”之主张，兹以规模较大，恐难即就，此机关名称拟定为“弘文馆”，作小规模之进行，其工作则为编字典及其他，馆员人选，预定有门人钱玄同、马裕藻、沈兼士、朱希祖等，盖犹师生讲学之性质也。当玄同等以马车往西城石老娘胡同钱宅与恂面谈此事时，军警及侦探多人乘自行车簇拥于车之前后左右云（其时北京乘汽车者尚少，马车迎师，即甚恭敬。在前清末年，摄政王以皇父之尊，行元首之事，出行亦不过较阔之马车一辆而已）。张謇既言诸袁氏，袁氏表示：“只要章太炎不出京，弘文馆之设，自可照办，此不成何等问题也。”并允拨给数千元作开办费；其经常费每月若干，亦大致说定，惟待发表而已。事虽已有成议，而未能即日实行，延滞之间，章氏不能耐矣。

一九一四年元旦，钱宅接到章之明信片一纸，若贺年片而语则异乎寻常。开首为“此何年！”三字，以下又有“吾将不复年！”之句。玄同见之，以其措语不祥，虑有意外，翌日亟往省视。至共和党本部，登章氏所寓之楼，则酒气扑鼻，而室中空无一人，惟章氏新书之字多幅，纵横铺列，几满一室（酒气由于墨汁中和以烧酒，作字多幅盖为将行应索书者之请）。案头有致黎元洪书稿一通，告别之书也。（文云：“副总统执事：时不我与，岁且更新，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此为公祝！炳麟羁滞幽都，饱食终日，进不能为民请命，负此国家，退不能阐扬文化，惭于后进，桓魋相迫，惟有冒死而行。三五日当大去，人寿几何，亦或尽此，书与公诀！”时黎氏亦已到京，在总统府中，作瀛台寓公也。）方疑讶间，闻章氏与二三友人上楼，且行且言。入室之后，与玄同略谈数语，即仍与友人谈，所言为明日出京之准备。玄同因问将何往？章氏正襟端坐，肃然而言曰：“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歇后语也，《论语》下文为“津”字。）玄同曰：“将往天津耶？”曰：“然。袁世凯欺人，居心叵测，此间不可一日居，明日即先至天津，再由津南下。”曰：“弘文馆事已有成议，何遽行乎？”曰：“袁世凯只能骗尔等，岂能骗我！彼岂真肯拨款以办弘文馆耶？”曰：“袁似不至吝此区区之款，惟官场办事，向来迟缓，弘文馆事之延滞，或亦其常态，盍再稍待乎？”曰：“吾意决矣，必不留！”玄同虑其出京难成事实，而见其态度极为坚决，不便强谏。翌日，果行，军警等随至东车站而截留之，章惟痛骂袁氏无状而已。旋有大闹总统府之事。

其大闹总统府之一幕喜剧，《纪念碑》（小说名，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出版，写一九一三、一四年间政闻，以讽刺袁世凯为主，著者署“沪隐”，或是一被解散之国会议员，笔墨颇好。）第八回《章疯子大闹总统府》特加描写，其文云：……民国三年的新年……正月初七日下午傍晚的时候，总统府新华门内，忽听见吵嚷的声音，随后数十兵士，即拥着一人出来，将那一人推至马车中，前后左右，皆有兵士团团地围着，押至宪兵教练所去了。……及细细询问起来，才知道获住的……是个疯子。……他老先生这一天忽然高兴起来，于清晨八时径赴总统府，请谒见总统。他身穿一领油烘烘的羊毛皮袄，脚踏着土埋了似的一对破缎靴，手擎着一把白羽扇，不住地挥来挥去；又有光华华的一件东西，叫作什么勋章，不在胸襟上悬着，却在拿扇子那一只手大指上提着……歪歪斜斜地坐在总统府招待室里头一张大椅子上，那一种倨傲的样子，无论什么人他都看不到眼里。列位想一想总统府是何等尊严的地方，凡请见总统的人，是何等礼服礼帽、毕恭毕敬的样子，尝看见那些进总统府的官吏们，皆是蹑手蹑脚，连鼻子气儿也不敢出，往来的人虽多，一种肃静无哗的光景，就像没有一个人一样，哪见过这个疯子这个样儿的怪物呢！不消说传事的人一回报，袁总统自然是拒而不见的了。这个疯子真是有点古怪，越说不见他，他是偏要请见。直等到天色已晚，他不但不去，还要搬铺盖进来，在此处值宿。适听见传事的人报大总统延见向次长瑞琨，他发起怒来道：“向瑞琨一个小孩子，可以见得，难道我见不得么？”他自言自语，越说越有气，索性大骂起来。卫兵请他低声些，他却怒卫兵无礼，摔碎茶碗，即向卫兵投去。其初卫兵见他提着一个光华华的东西，思量着他许有些来历，不知道他究竟能吃几碗干饭，也不敢较量，只得由他去闹。随后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了一个命令，如此如此，卫兵们就把他拿小鸡子似的从招待室里头拿出来，并拿进马车里去，一溜烟就送到一个地方，把他入了囚笼了。他姓章号太炎，浙江余杭人，讲起旧学来，无人不佩服他，不过因他举动离奇，一般人又叫他章疯子。自此以后，章疯子囚押的时期甚长，由宪兵教练处移囚至龙泉寺，又由龙泉寺移囚至徐医生家，俱是后话。且说章疯子被囚后，也有许多营救他的。有一人转求袁总统最亲信的张秘书，为他缓颊道：“袁总统挟有精兵十万，何畏惧一书生，不使回复其自由呢！”张瞋目答道：“太炎的文笔，可横扫千军，亦是可怕的东西！”所以太炎被囚了，人人断其无释放的希望。这是深深明白当道的意思的。……

写得活灵活现，虽小说与历史不同，不无加意渲染之处，而大端固可征信也。所云提着之勋章，指民国元年以革命有功授与之勋二位。至所谓“囚笼”“囚犯”，是广义的、精神的，言羁留中之失却自由而已。充类言之，其时黎元洪以副总统居瀛台，受袁世凯之特别优待，亦可作囚笼中之囚犯观。时当隆冬，章身御重裘，而出门必羽扇不离手（在寓中时不然），实一特癖。壬寅章在东京，三月十八日以支那亡国纪念会事至警署，“长衣大袖，手摇羽扇，颇为路人所注目”。盖此项习惯已久矣。又章氏《宋教仁哀辞》（民国二年春作）有云：“躬与执綍，拜持羽扇，君所好也。”亦其羽扇故事。

自移拘于外城龙泉寺，章益愤恚异常，拒绝官厅供给，惟以来京时旅费所余治餐，所以深绝袁氏，示义不食袁粟之意也。不久，旅费用罄，遂拟绝食。事闻于袁氏，不欲蒙逼死国学大师“读书种子绝矣”之咎，因谆属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妥为设法劝导处置，俾不至以绝食陨生。官医院长徐某，炳湘所亲信，与商此事；乃由徐具一报告书，言章患病，龙泉寺与其病体不相宜，应迁地疗养，即移居东城本司胡同徐之寓中，以便随时调护治疗，一面由徐以医生之资格，慈善家之口吻，说章得允，于是徐遂暂作章之居停主人，绝食之举无形转圜矣，此为是年夏间事。

章氏既到徐寓，以片纸召门人往晤。钱玄同等应命而至，见徐为一白须老者，言谈颇鄙俗。谈次，徐指章而谓钱等曰：“你们老师是大有学问的人，不但我们佩服，就是袁大总统，亦甚为器重。如果你们老师明白大总统的好意，彼此相投，大总统定然另眼看待，决不亏负与他。可是大总统的火性也是厉害的，倘或不知好歹，一定要触怒了他老人家，他老人家也会翻脸不认人。扑通一声（言至此，作枪击之势），你们老师的性命难保了！你们总要常劝劝他才好！”当时徐氏表演得声容并茂，钱等觉无可与语，只好默然，章亦唯微哂而已。（闻章对徐，初以其态度殷勤，谓是长者一流，颇假以辞色，且与谈医书尚洽，称其医道不错，嗣以话多不投机，始渐不喜之云。）

在徐寓小住，本暂时办法，善后尚需计议也。袁世凯仍坚不许其出京，至待遇方面，则愿酌供在京之费用，而希望其接眷来京，作久居之计。经黎元洪斡旋其间，遂定议付以五百元之接眷费，并按月付五百元，俾作家用。（其后仅月得三百元，闻有人中饱。或谓中饱者即徐，未知确否。）章以出京既属绝望，乃从黎等之劝告，属门人朱希祖赴沪代迎其妻汤国黎女士北来，一面经人代为觅房，俾移居，旋租得东城钱粮胡同房一所。

斯际之某日，徐氏仆人往请钱玄同到寓，并谓：“非章先生请，乃徐院长请也。”既至，徐出见，怒容满面，曰：“你们老师太不讲交情！”即出章氏所书致汤电稿一纸示之，盖被其截留者（徐对章本有暗为监视之任务），文为：“北人反复，君勿来！”因又曰：“我待你们老师有何不好，而竟骂我反复！”钱以所谓北人并非指彼向之解释。徐曰：“我是北人，此非骂我而何！”钱复略代解释，遂入见章。章与谈接眷事，谓：“顷更加考虑，袁氏方面，狡诈无诚意，不愿徇其意而接眷，已发电止之矣。”（不知电并未发。）钱加以劝慰，并谓：“师母之来与不来，可俟其斟酌办理，师且静候消息，暂不必再有表示也。”章颔之。

汤夫人不果来，章则迁入钱粮胡同新居矣。此房间数颇多，甚宏敞，（上房七开间，厢房亦五开间。）章氏一人居之，仆役及庖人等则有十余人之众，皆警察厅派来，以服役而兼监视者也。（章氏居此，以迄民国五年恢复自由。）此房相传为凶宅，翌年（民国四年）章氏长女来京省视，自缢于此，迷信者益相诧为凶宅之验焉。

以上所述，闻诸钱玄同先生者为多，拉杂书之，聊备谈章氏逸事者之参考。二

前稿述章氏民国初年被袁世凯羁留于北京时之逸事，兹更据所闻续为纪述，作前稿之补充。

章氏一九一四年夏末，由本司胡同迁入钱粮胡同新居（房租每月五十三元）后，眷属未至，甚感寂寞。未几，其门人黄季刚（侃）应北京大学教席之聘来京，所担任讲授之科目，为中国文学史及词章学，谒章之后，即请求借住章寓，盖词章学教材之类，在黄觉不甚费力，即可应付裕如，惟文学史一门，其时治者犹罕，编撰讲义，为创作之性质，有详审推求之必要，故欲与章同寓，俾常近本师，遇有疑难之处，可以随时请教也。黄本章氏最得意之弟子，章亦愿其常相晤谈，以稍解郁闷，因欣然许之。不料不数月，而黄突为警察逐出，而章氏因之复有绝食之事。

某日之深夜，黄正在黑甜乡中，忽有警察多人，排闼直入，其势汹汹，立促黄起，谓奉厅中命令，前来令其即时搬出此宅。黄愕然问故，警察唯言奉令办理，催促实行而已。黄谓：“我之寓此，系章先生之好意，纵须搬出，亦当俟天明后向章先生告别再行。”警察曰：“如使章先生知之，必加阻挠，徒添许多麻烦，故汝宜即搬，不必候见章先生也。”遂不由分说，立将黄氏押出章寓。

黄氏之在章寓，往往早出晚归，且有时寄宿他处，与章亦非每日必见面；翌日章未见黄，以不知其事，故未以为意也。二三日后，其他门人有来访候者，乘人力车进大门时，门首岗警即作势欲止之，不顾而入。谈次，章曰：“季刚数日不见矣，汝见之否？”经以实告，乃知之。正诧怪间，警察数人入，命来访者速去，并谓以后不准再来，即引之而出，盖章之见客自由亦被剥夺矣。章愤恚极甚，谓凌逼至此，尚有何生趣；于是复实行绝食，以祈速死。当其前清被禁上海西牢时，即曾绝食多日，因同囚之难友相劝而止。在龙泉寺时，又曾一度开始绝食，此次绝食之举，盖第三次也。

其在京之门人钱玄同等闻之，亟起营救，一面上书平政院申诉，一面往见警察总监吴炳湘，力请解除接见来宾之禁，俾可复食。吴以章又绝食，不便过执，乃许其门人及友朋无政治色彩者仍得入见。唯章则绝食之后，态度甚坚，钱等竭力劝解，不之从，谷食悉废，仅尚饮茶耳。钱等相商，以滋养品（藕粉之类）少许，随时潜入之茶内，藉稍补救。章氏旋即疑之，怒谓茶不干净，此策遂失败。诸人徬徨无计，而章绝食垂十日矣。

章恶袁世凯及其党类，波及北人北物。时值冬令，北京御寒之具，多用“白炉子”（烧煤球），若洋炉烟筒之装置，其时用者尚少。章谓北京之用煤球及“白炉子”，为野蛮人之习俗，摒不用，亦不更谋御寒之具，唯以傲骨当严寒，所居房屋高大，益冷，往见者不敢脱大氅，犹时觉冷不可耐。章既绝食，卧于床，床近窗，窗有破处，尤易为寒风所侵，气息奄奄，决意待尽，其状甚凄惨也。而乃绝处逢生，忽有转机。

某日傍晚，马叙伦来慰问，略谈之后，即告辞曰：“我为垂死之人，此后恐不再见，君可稍留，再话片刻。”时章犹勉强能作语也。马曰：“饥甚，亟须回寓进餐。”章曰：“此间亦有厨房，可令为君备饭，即在此晚餐。”马曰：“对绝食之人，如何能吃得下！君如必欲留我在此吃饭，最好君亦陪我略吃少许，则我即从命而在君旁进餐。”章稍作沉吟，意似谓可。马乃曰：“君能略进饮食，甚善，惟绝食有日，不宜太骤，当先啜米汤之类，方无患。”于是章果略饮米汤；自斯遂渐复食，生命得以无恙焉。

马氏是晚自章寓出，即以章氏复食消息语人。翌日，钱玄同往省视，知所言有征。章有一铜制欢喜佛像，作人牛相交之形，制作颇精，以六十元得之，常置案头。钱氏此次往晤，案头忽不见此物，因问何故藏庋。章告以三女昨至矣，此盖章氏复食动机之所以萌，马氏会逢其适耳。章氏三女，长适龚宝铨（未生），次则于前清章氏入狱时由章之长兄篯（字椿伯，原名炳森）携去抚养，其三女时仅十余龄，甚活泼。当绝食垂尽之顷，爱女北来，天伦至性，岂能无动？故复食得以实现也。

袁世凯每月给章五百元，为一种高等囚粮之性质。此款非直接交付，系辗转给与，前为章氏居停主人之官医院长徐某，以与吴炳湘有密切关系，为经手人之一，因之章乃月仅实得者三百元，吴氏知而不问，章之门人钱玄同、朱希祖等，亦闻悉其故，而不便明告章氏，恐增其怒也。故章仅知为减发，而不知被人截留。徐以章氏后来不假以辞色，衔之，当闻其绝食将殆时，忽来访问，睹其状，以为必无生理，乃向之曰：“袁大总统每月白送你五百元，你何等舒服，竟尚不知足，无端绝食，真不知好歹！”言已，冷笑而去。彼只顾奚落章氏，不暇择言，无意中“五百元”脱口而出。钱玄同、朱希祖遂往见吴，谓：“徐以经手人之资格，今已明向章先生说出五百元矣；若仍仅与三百元，章先生必以见欺而益愤，绝食岂能挽回乎？”经此一番交涉，此项高等囚粮，以后始得如数给与。

至黄季刚之被迫移寓暨章氏接见来客自由之被剥夺，以致惹起章氏绝食者，其动机闻颇与章氏之庖人有关，所谓小鳅生大浪也。章在钱粮胡同寓所，所用仆人及庖人，共有十人左右之多，一仆系前由军政执法处长陆建章所荐，曾随侍于龙泉寺，此外则吴炳湘所间接推荐，（托与章相稔者出名介绍。）盖由警察之类改充，皆负有暗中监视之责者也。庖人某，亦警察出身，技甚劣，以章于饮食素不考较，故能相安。黄季刚则不然，固留意于此者，与章共餐，颇有不能下箸之苦，屡为章言庖人须更换，后并荐一四川厨子代之。章氏重违其请，遂遣之去，而改用黄荐之四川厨子。此警察而司庖者，失此优差，愤愤而去。不数日，遂有黄氏被逐等事，盖此人回厅后有所捏报，与有力焉。

章氏嗜学而不好洁，说者谓有王介甫之风。其于饮食，不顾滋味之优劣，菜肴唯就置于最近处者取食之，余纵有珍味，箸弗之及也。此节尤似王氏。宋人朱弁《曲洧旧闻》云：王荆公性简率，不事修饰奉养，衣服垢污，饮食粗恶，一无所择，自少时即然。苏明允著《辨奸》，其言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以为不近人情者，盖谓是也。然少喜与吕惠穆韩献肃兄弟游。为馆职时，玉汝尝率与同浴于僧寺，潜备新衣一袭，易其敝衣，俟其浴出，俾其从者举以衣之，而不以告。荆公服之如固有，初不以为异也。及为执政，或言其喜食獐脯者，其夫人闻而疑之曰：“公平日未尝有择于饮食，何忽独嗜此！”因令问左右执事者曰：“何以知公之嗜獐脯耶？”曰：“每食不顾他物，而獐脯独尽，是以知之。”复问：“食时，置獐脯何所？”曰：“在匕箸处。”夫人曰：“明日姑易他物近匕箸。”既而果食他物尽，而獐脯固在；而后人知其特以其近故食之，而初非有所嗜也。

王安石与章炳麟为相距近千年之两个大学者，其习性大相类似，可谓后先同揆。王氏被疑为伪，盖非，正书呆子所以为书呆子耳。（章氏不喜浴，王之浴于僧寺，当亦系韩氏强之。）章对于饮食既如此，菜肴上之知识，极有限，当在龙泉寺时，拒绝官方供给，自起伙食，司庖者（或即陆建章所荐之仆人兼任）请示作何菜，章想得二种：一为蒸蛋糕，以鸡蛋为食品之最普通者，易于想到也；一为蒸火腿，以火腿为在南中所常食，故亦思及也。二种以外，不复有第三种，于是顿顿蒸火腿蒸蛋糕矣。及居钱粮胡同，吴炳湘间接荐来之庖人某，亦仍旧贯，以此二种为常备之品。有客共食，始酌添他菜。每日之伙食账，则一任其浮冒开销，以章不知物价，且不屑较计钱数也，而银币及钞票，杂置抽屉内，往往听其自取，略不稽考，以故此席遂成优差，胜于供职警察多多，一旦被章因黄言而解雇，遂怀恨在心而谋报复耳。

章被袁氏羁留在京，神经受重大刺激，其时之行为，有可怪者，盖以发泄其愤世嫉俗之意也。自居钱粮胡同，即传集寓中全体仆役，颁示条规，中有：（一）仆役对本主人须称“大人”，对来宾亦须称以“大人”或“老爷”，均不许以“先生”相称。（二）逢阴历初一十五，须一律向本主人行叩首大礼，以贺朔望。并谓：“如敢故违，轻则罚跪，重则罚钱。”钱玄同曾问以何故如是好奇，且家仆对主人称“大人”，在清亦无此例也。（清时主人纵官至极品，其所用仆辈亦只以“老爷”呼之。）章曰：“吾之为此，唯以‘大人’‘老爷’均前清之称谓，若‘先生’者，吾辈革命党创造民国，乃于南京政府规定以代‘大人’‘老爷’（民元南京内务部曾下令禁称‘大人’‘老爷’，一律改称‘先生’），今北京仍为帝制余孽所盘踞，岂配有‘先生’之称谓乎？此所以示北京犹是‘大人’‘老爷’之世界耳。既犹是‘大人’‘老爷’之世界，叩首之礼，亦固其宜。”

其长女于一九一五年至京省父，忽自经而死。章氏作《亡女事略》，其厌世之故略有所言，然亦未具必死之确因，故以“此何为而然者耶？”作结。至叙其情事，谓：“民国四年四月，长女如京师省视，言笑未有异也。然燕处辄言死为南面王乐，余与季女常慰藉之，宝铨数引与观乐，或游履林囿间，始终不怡，见树色益怃然若有亡者。九月七日夕，与宝铨季女谈笑至夜就寝，明旦起视，已自经，足趾未离地，解拊其胸，大气既绝矣。医师数辈，皆言不可治，遂卒。”时其夫婿龚宝铨亦寓章所，长女与季女同住西厢房，龚住东厢房。据闻季女以其姊屡欲自杀，甚有戒心，（曾一次自经于树，为其所救。）是夜就寝后，甫曙自醒，见姊不在室内，即大惊，亟起而觅之，则见其自经于章所住上房之堂屋，绳悬于屋之上坎。解下，延汤尔和等救治，谓时间过久，不能再生矣。其死固颇奇也。章尝以长八尺之宣纸，大书“速死”二字，悬于堂屋，以自示其愤恚不欲生之态；其长女自经处，适当其旁云。原载《传记文学》第六十卷第三期（一九九二年三月号）

我所见晚年的章太炎

余于中国近代发起改革运动之名贤硕德，尝以未得一见康南海与孙中山，引为生平憾事。一次大战巴黎和会结束后，梁任公归自欧洲，余曾偕友人王光祈君得一度晋谒梁先生于上海中国公学，并承先生期许甚至，勉励有加，至今感念不忘。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余以友人之介，始得识章太炎先生，自是每周必一次或两次，造先生同孚路同福里寓庐，就国事向先生有所请益，历时凡两年有余，迄先生移家苏州讲学，始告中断。此实余生平亲受前辈教益最多之一时期。先生以一九三六年病逝苏州，得年六十有九，其遗著《章氏丛书》，及晚年之《太炎文录》，已非今日青年所能句读。兹记其逸事数则于后，以寄个人思慕之忱，亦或可资崇拜先生者之谈助也。

余对章先生之第一印象，觉其为一慈祥和蔼之老人，但仍步履康强、精神饱满，吾人平日想象中之“老师宿儒”，先生正其典型人物也。先生籍浙江余杭，谈话多杂土音，初听时，每苦不尽明晰，既久，则亦了无不懂之处。先生虽为一纯粹之学者，然喜谈政治，其于当代诸贤之身世及其与革命之关系，往往能详其始末，其褒贬亦颇异时流，惜余当时未存笔记，否则可供治现代史者之参考资料当不少也。

先生所居为一双开间之弄堂楼房，书房兼会客室，为楼上右手之一统厢房，开间颇大，但光线不佳，室内陈设，亦了无现代色彩，不失学者与初期革命家之本色也。

余每至先生处，恒在午后四五时左右，以其时余正在中华书局编辑所供职，每日必在午后四时始得下班也。时先生虽已届六十五岁之高龄，然能纵谈二三小时不倦。章夫人汤国梨女士，偶出点心飨客，为一种糯米所制之小饼，蒸食，黏性颇大，失之太甜，余见先生食之津津，亦不能不食之津津也。先生述一故事，往往枝叶扶疏，能使听者如亲接故事中之人物，躬履当时之境地，不愿听其中断，章夫人恐先生过劳，每一再催用晚膳，但先生不顾，余不待其辞毕，亦决不敢兴辞也。

先生嗜纸烟，往往一支尚余寸许，又燃一支，曾见其历三四小时不断。所吸以当时上海流行之“美丽牌”为常，偶得“白金龙”，即为珍品，盖先生为人书字初无润格，有欲得其翰墨者，大率即以纸烟若干为酬，故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余初不嗜此，后在上海编日报半载，往往社论、短评及第一新闻，均出余一人之手，且非看过大样以后，不敢离去编辑所，不吸烟实无以振刷精神，于是乃嗜之成癖。及为先生座上客，为时近三年，每至，先生必纵谈不断，吸烟不断；余则静听亦吸之不断；余至今仍非每日四十支至五十支不能尽兴，盖与先生之一段因缘，不无关系也。

先生为人书字，以钟鼎为常，喜以一人牵纸，振笔疾书。一日，章夫人立先生后，指点某字不佳，先生回头笑谓夫人曰：“你不懂得写字啰！”其实夫人雅擅诗文，字亦端秀，先生之为此语，足证其伉俪间雅兴不浅也。

一九一三年，先生与夫人结婚上海，群弟子请先生与夫人即席赋诗，先生口占两绝，其一云：“我身虽稊米，亦知天地宽，摄衣登高冈，招君云之端。”夫人以无此捷才辞，仅录旧作七律一首，亦娓娓可诵。此事载当时上海《民立报》，一时佳话也。

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后，先生被袁世凯幽于北京之龙泉寺，忧愤欲死，曾有致其夫人家书八十余通，区处后事，中有涉及其身世及所学之处，辞旨严正而凄，令人不堪卒读。夫人亦有一书致袁，为先生请命，措辞不亢不卑，深得立言之体，其涉及与先生结合一层，有“结褵一年，誓共百岁”之语，殊足激动读者之同情，宜乎项城卒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也。

余见先生有一七八龄之少子，为汤夫人所出，韶秀活泼，不类常儿。见先生常为人写字，亦自订一润格，张于楼下之壁间，有“七言联一幅，皮球一个；单条一幅，火车头一个”云云。一日，余在先生处晚餐，此聪慧之稚子，忽问先生曰：“商务印书馆的《百衲本二十四史》还没有出齐吗？”先生笑颔之，余则殊讶其早熟。今此君殆三十许人矣，惜余不能举其名字，亦不知其近作何状也。

张敬尧在北京东交民巷为人所暗杀，先生作小诗一首以咏其事，诗曰：“金丸一夜起交民，射杀湘东旧领军；为问长陵双石马，可知传法有沙门？”一日，余至先生处，先生作此诗正属稿甫就，并将第三句“试问”之“试”字涂去，改一“为”字。余问先生“沙门”何指，先生笑谓余曰：“古人作诗亦往往有在可解不可解之间者，何必深问？”余亦一笑而罢。“一·二八”之役，翁照垣以守吴淞得大名，当战事正酣之际，余往谒先生，请书数字赠翁以资鼓励，先生颔之。次日余往索，先生则出文一首，长千余言，且亲笔以宣纸楷书，誉照垣甚至。余大喜过望，即持至中华印刷所，托余友袁聚英君制成珂罗版，印三百份，分寄全国各报馆。时天津大公报，即据余所赠，复制锌版，刊诸报端，于是照垣之名更大噪于南北。余友常燕生兄，读先生此文，乃继黄公度《聂将军歌》后作《翁将军歌》一首，长达数十韵，亦为时人所传诵。时余与照垣，初无一面之雅。后晤于上海，乃觉其人为一纯粹军人。近年闻其郁居港澳间，饱历世变，其修养或当有进境也。

宋哲元以大刀队在长城抗日，杀敌过万，国人颇壮其所为。一日薄暮，余走谒先生，先生正凭窗检阅地图。见余入，乃谓余曰：“长城竟有这许多的口子？”余笑应之。私心自忖，先生于学所涉甚广，且生平崇拜著有《天下郡国利病书》之顾炎武，又曾一度任筹边使，何独于长城诸关隘不甚了了耶？

先生曾以“江左夷吾”许宋遯初（教仁），及宋被狙击，梁任公于当时在上海出版之《大中华》杂志为文吊之，谓宋有政治家风度。盖梁宋间在民国元年固曾有互相维系之要约，支持袁世凯以求得和平统一者也。惜宋能容袁，而袁不能容宋，卒至造成民国二年之悲剧，而袁氏之败，亦以此一役发其端，赵秉钧辈妒贤害能之小人，诚不足齿也。

中山先生以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在北平逝世，先生曾以一联挽之，风调实为当时挽孙诸联之冠，联曰：“孙郎使天下三分，当魏德初萌，江表岂曾忘袭许？南国是吾家旧物，怨灵修浩荡，武关无故入盟秦！”联意仅在反对当时之孙段张三角联盟，于中山初无贬辞，闻孙先生治丧处诸人，得此联未敢悬挂，不解何意。

文人相轻，自古已然，虽硕学通人，亦往往不免。先生一代大师，文宗汉魏，持论能言人所不能言，其精到处每发前人所未发。严又陵（复）、林琴南（纾）与先生同时，均雅擅古文，并各以译述自顾于当世，顾先生于严林之文，乃深致不满，其言曰：“……下流所仰，乃在严复林纾之徒，复辞虽饬，气体比于制学，若将所谓曳行作姿者也。纾视复又弥下……浸润唐人小说之风……与蒲松龄相次……若然者，既不能雅，又不能俗，则复不得比于吴蜀六士矣。……”

严先生持论矜慎，不闻于先生有所诋毁，林（林别署畏庐）则反唇相稽，于先生之文亦抨击不遗余力，其言曰：“……庸妄巨子，剽袭汉人余唾……补缀以古子之断句，涂垩以说文之奇字，意境义法，概置不讲，侈言于众，吾汉代之文也！伧夫入城，购缙绅旧敝之冠服，袭之以耀其乡里，人即以缙绅目之，吾不敢信也。……”

自吾人视之，章先生既非庸妄巨子；畏庐译西洋小说百余种，使国人略知异国情调，实亦未可下侪于谈狐说鬼之蒲松龄；严又陵功在介绍一时期之西洋思想于中国，初非以文字与人争短长，凡章林之所云云，以批评之旨趣衡之，均非持平之论也。

余平日在先生处所闻，以明末遗民故事及清末革命故事为多，盖前者为先生革命思想之所自出，后者则先生曾躬与其役者也。一日，先生问余近读何书，余告以正看陈寿《三国志》。先生曰：“此书简练谨严，如能同时细看裴注，则可悟古人运用史料之法。”余于此书曾翻阅三四过，得先生指示之力为多也。

先生原名绛，后改炳麟，字太炎，生清同治七年戊辰（一八六八），卒民国二十五年丙子（一九三六），得年六十九。一九五三年二月原载《传记文学》第六十卷第二期（一九九二年二月号）

从听梁启超演讲谈到名人演讲

生平听过无数次讲演，能高高兴兴地去听，听得入耳，中途不打呵欠、不打瞌睡者，却没有几次。听完之后，回味无穷，印象长留，历久弥新者，就更难得一遇了。

小时候在学校里，每逢星期五下午四时，奉召齐集礼堂听演讲，大部分是请校外名人莅校演讲，名之曰“伦理演讲”，事前也不宣布讲题，因为学校当局也不知道他要讲什么。也很可能他自己也不知要讲什么。总之，把学生们教训一顿就行。所谓名人，包括青年会总干事、外交部的职业外交家、从前做过国务总理的、做过督军什么的，还有孔教会会长等等，不消说都是可敬的人物。他们说的话也许偶尔有些值得令人服膺弗失的，可是我一律“只作耳边风”。大概我从小就是不属于孺子可教的一类。每逢讲演，我把心一横，心想我卖给你一个钟头时间做你的听众之一便是。难道说我根本不想一瞻名人风采？那倒也不。人总是好奇，动物园里猴子吃花生，都有人围着观看。何况盛名之下世人所瞻的人物？闻名不如见面，不过也时常是见面不如闻名罢了。

给我印象最深的两次演讲，事隔数十年未能忘怀。一次是听梁启超先生讲“中国文学里表现的情感”。时在一九二三年春，地点是清华学校高等科楼上一间大教室。主席是我班上的一位同学。一连讲了三四次，每次听者踊跃，座无虚席。听讲的人大半是想一瞻风采，可是听他讲得痛快淋漓，无不为之动容。我当时所得的印象是：中等身材，微露秃顶，风神潇散，声如洪钟。一口的广东官话，铿锵有致。他的讲演是有底稿的，用毛笔写在宣纸稿纸上，整整齐齐一大叠，后来发表在《饮冰室文集》。不过他讲时不大看底稿，有时略翻一下，更时常顺口添加资料。他长篇大段地凭记忆引诵诗词，有时候记不起来，愣在台上良久良久，然后用手指敲头三两击，猛然记起，便笑容可掬地朗诵下去。讲起《桃花扇》，诵到“高皇帝，在九天，也不管他孝子贤孙，变成了飘蓬断梗……”，竟涔涔泪下，听者愀然危坐，那景况感人极了。他讲得认真吃力，渴了便喝一口开水，掏出大块毛巾揩脸上的汗，不时地呼唤他坐在前排的儿子：“思成，黑板擦擦！”梁思成便跳上台上去把黑板擦干净。每次钟响，他讲不完，总要拖几分钟，然后他于掌声雷动中大摇大摆地徐徐步出教室。听众守在座位上，没有一个人敢先离席。

又一次是一九三一年夏，胡适之先生由沪赴平，路过青岛，我们在青岛的几个朋友招待他小住数日，顺便请他在青岛大学讲演一次。他事前无准备，只得临时“抓哏”，讲题是“山东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他凭他平时的素养，旁征博引，由“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讲到山东一般的对于学术思想文学的种种贡献，好像是中国文化的起源与发扬尽在于是。听者全校师生，大部分是山东人，直听得如醍醐灌顶，乐不可支，掌声不绝，真是好像要把屋顶震塌下来。胡先生雅擅言词，而且善于恭维人，国语虽不标准，而表情非常凝重，说到沉痛处，辄咬牙切齿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吐出来，令听者不由得不信服他所说的话语。他曾对我说，他是得力于《圣经》传道的作风，无论是为文言或白话，一定要出之于绝对的自信，然后才能使人信。他又有一次演讲，一九六〇年七月他在西雅图“中美文化关系讨论会”用英语发表的一篇演说，题为“中国传统的未来”。他面对一些所谓汉学家，于一个多小时之内，缕述中国文化变迁的大势，从而推断其辉煌的未来，旁征博引，气盛言直，赢得全场起立鼓掌。有一位汉学家对我说：“这是一篇邱吉尔式（Churchillian）的演讲！”其实一篇言中有物的演讲，岂只是邱吉尔式而已哉？

一般人常常有一种误会，以为有名的人，其言论必定高明；又以为官做得大者，其演讲必定动听。一个人能有多少学问上的心得，处理事务的真知灼见，或是独特的经验，值得兴师动众，令大家屏息静坐以听？爱因斯坦在某大学餐宴之后被邀致辞，他站起来说：“我今晚没有什么话好说，等我有话说的时候会再来领教。”说完他就坐下去了。过了些天，他果然自动请求来校，发表了一篇精彩的演说。这个故事，知道的人很多，肯效法仿行的人太少。据说有一位名人搭飞机到远处演讲，言中无物，废话连篇，听者连连欠伸。冗长的演讲过后，他问听众有何问题提出，听众没有反应，只有一人缓缓起立问曰：“你回家的飞机几时起飞？”

我们中国士大夫最忌讳谈金钱报酬，一谈到阿堵物，便显着俗。司马相如的一篇《长门赋》得到孝武皇帝、陈皇后的酬劳黄金百斤，那是文人异数。韩文公为人作墓碑铭文，其笔润也是数以斤计的黄金，招来谀墓的讥诮。郑板桥的书画润例自订，有话直说，一贯的玩世不恭。一般人的润单，常常不好意思自己开口，要请名流好友代为拟订。演讲其实也是吃开口饭的行当中的一种，即使是学富五车，事前总要准备，到时候面对黑压压的一片，即使能侃侃而谈，个把钟头下来，大概没有不口燥舌干的。凭这一份辛劳，也应该有一份报酬，但是邀请人来演讲的主人往往不作如是想。给你的邀请函不是已经极尽恭维奉承之能事，把你形容得真像是一个万流景仰而渴欲一瞻风采的人物了么？你还不觉得踌躇满志？没有观众，戏是唱不成的。我们为你纠合这么大一批听众来听你说话，并不收取你任何费用，你好意思反过来向我们索酬？在你眉飞色舞唾星四溅的时候，我们不是没有恭恭敬敬地给你送上一杯不冷不烫的白开水，喝不喝在你。你讲完之后，我们不是没有给你猛敲肉梆子；你打道回府的时候，我们不是没有恭送如仪，鞠躬如也地一直送到你登车绝尘而去。我们仁至义尽，你尚何怨之有？

天下不公平之事往往如是，越不能讲演的人，偏偏有人要他上台说话；越想登台致辞的人，偏偏很少有机会过瘾。我就认识一个人，他略有小名，邀他讲演的人太多，使他不胜其烦。有一天（一九八〇年三月十七日）他在报上看到一则新闻，“邱永汉先生访问记”，有这样的一段：

邱先生在日本各地演讲，每两小时报酬一百万圆，折合台币十五万。想创业的年轻人向他请益需挂号排队，面授机宜的时间每分钟一万圆。记者向他采访也照行情计算，每半小时两万圆。借阅资料每件五千圆。他太太教中国菜让电视台录影，也是照这行情。从三月初起，日本职业作家一齐印成采访价目一览表寄往各报社，价格随石油物价的变动，又有新的调整。

他看了灵机一动，何妨依样葫芦？于是敷陈楮墨，奋笔疾书，自订润格曰：“老夫精神日损，讲演邀请频繁。深闭固拒，有伤和气。舌敝唇焦，无补稻粱。爰订润例，稍事限制。各方友好，幸垂詧焉。市区以内，每小时讲演五万元圆，市区以外倍之。约宜早订，款请先惠……”稿尚未成，友辈来访，见之大惊，咸以为不可。都说此举不合国情，而且后果堪虞。他一想这话也对，不可造次，其事遂寝。原载《传记文学》第七十二卷第六期（一九九八年六月号）

赵元任先生的最后一年

绍唐先生：

有一件很不幸的事要报告的，就是二月二十四日，父亲（赵元任）在美国麻省剑桥的黄山医院（Mt.Auburn Hospital）去世了。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通知所有的亲戚朋友。因此就想用这个通信方式把情形给大家报告一下。

事情发生得很突然。父亲是一月二十六日得的心脏病。入了医院之后，恢复得很好。我们都抱着很大的希望，预备接他回家。谁知道他还是身体太弱了，结果没有恢复过来。他足岁是八十九。我们按照他的嘱咐（同母亲一样）采取火化方式，以后打算同母亲的骨灰一起撒在太平洋里。他们二人都说好了，不要我们举行任何丧事的典礼。

父亲这一年在此地同我们一块儿过得其实很不错。我们都指望可以这样长久住下去，剑桥当然对父亲也是个老地方了。他到了这边，我们这个“赵家”的集中点也就又从西岸移回东岸来了。这一年我们都很开心，家里又热闹起来了。我们的女儿昭波跟她的丈夫林劢，住在华盛顿，来的更勤快一些。连我三妹莱思跟她的丈夫波冈维作，老远也从西雅图来过。他们的二女儿途子，在哈佛读书，这一年中更是常客了。

起初父亲还是留恋着柏克莱，不肯说是完全迁居到此地，不过后来生活渐渐上了轨道，尤其是后来我们把他手跟前的书、文件之类的东西搬了些过来，他的心也就比较定下来了。我的四妹小中（还有她的儿子力虎）住得离我们不远，她每天下午来，开车带父亲出去逛逛，有时看看他从前在哈佛读书常去的地方，比方说Conant Hall，Perkins Hall宿舍咧，音乐系咧等等。

父亲的生活一向都很规律化。什么时候做什么，有时一分钟都不差。但是偶然他也喜欢出些新花样，深更半夜出去吃宵夜，坐车兜兜风什么的。父亲平常总是笑咪咪的。当然近年来他也有些健忘，可是他脑子总是很清楚的。他的耳朵一直到老比我还灵。开汽车是他一生最大的嗜好。我们常常担心，怕他说不定哪一天就上了我们的汽车要自己开。

最近他正在整理他的日记（他是从一九〇六年开始的），他打算继续写他的回忆。到现在他已经用英文出版了一部分，一直到一九二一年。

这一年中他最满意的一件事是去年夏天同我、学、四妹小中，四个人一起回中国大陆去了一趟。他在北京、南京、上海还有他的常州老家，都见到了许多亲戚朋友。他非常高兴见到了许多语言学界、音乐界的同行朋友，我们跟二妹新那、二妹夫黄培云、他们的两个儿子，家汉、家林，还有他们的妻子，大家聚会了一阵。父亲是喜欢小孩子的，这趟回去，他凡是有空，就跟他的两岁半的重外孙又新一块儿玩儿。后来回美国时，半路在西雅图还停了一个多星期参加外孙女儿，秋子（三妹的大女儿）的婚礼。

父亲的人生观是入世的。他对于种种社会上的改造总是很热心，他很在乎要跟社会有接触。他绝不是一个隐居的人。我想这一方面父亲受母亲的影响最大，他爱跟朋友们通信，我们常常笑他每经过一个信筒总有信要发。他说他今年秋天还要同我们一起到北京去一趟，他也打算再上台湾去看他的许多亲戚朋友。他所有加入过的学术团体都照旧保持着关系，他本来已经订好了今年二月初要到纽约去参加Lewis Carroll研究会的年会。（L.C.是《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作者）

至于私人的感情，父亲是不大露在表面上的。他不高兴的时候连对我们都不说。但是自从去年三月一号母亲去世以后我们也看得出来，他心里有多寂寞。

朋友们在劝我们说，父亲、母亲都活到这么大年纪，一生做了这么多事，我们不应当再太伤心了。这话自然也有道理。他们这一生是快乐的，他们懂得人生的趣味，这也是因为他们对人生是积极的、乐观的。同时我们也愿意再加一句：要不是他们一生有这么多朋友，他们也不会这么幸福。我们尤其要感谢他们在美国加州这些年的许多大号儿、中号儿、小号儿的朋友们，时时刻刻背后照顾他们，使他们觉得他们永远是年青的。赵如兰一九八二年三月一日美国麻省剑桥原载《传记文学》第四十卷第四期（一九八二年四月号）

烟斗、字典、马——语堂先生的三件事

至少，我觉得林语堂先生对生活的态度，是这样的散逸、洒脱。

烟斗，几乎成了林语堂的标志。

第一次见到林语堂先生，是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六日下午，那一天，台北的冬阳显得特别明亮、温暖。我站在松山国际机场停机坪上，翘首凝望机门。

掌声响起，林语堂先生和夫人出现了。第一眼看到这位名闻中外的幽默大师，我有点儿失望，他与我读他《京华烟云》时塑起的林语堂形象不太一样：他不是高高瘦瘦的、一袭长袍、脸上挂着一副细细圆圆黑边的眼镜。唯一找到他是林语堂的，是他那不离手的烟斗。

当我客串他的秘书、帮他编汉英辞典，以及许多次以记者身份和他“一席话”时，他总是带着烟斗，他习惯用左手拿着，大部分时间，他只是拿着，遇到思考时，他话停下来，叼起烟斗，渐渐地满室飘散起尼古丁。一件事、一个问题或是一席话，就随着烟圈绕转，一旦停滞，他拿下烟斗说：“我们下次再谈吧！”

他喜欢燃起烟斗，听人家谈话，不管对方是年长、年轻或是小孩，不管是男是女，不管谈的是国家大事，是哲学思想或是街谈巷议，他都兴趣盎然，专注地倾听，一脸的挚真。可笑时，他往往是第一个笑；激动时，他挥起烟斗弯弯的一端，或上或下，或前或后，直到它又回到他的嘴里。

有人说：烟斗，能引出哲学家的智慧，也能使愚拙者缄默；它能产生一种沉思的、富有创意的、无虚饰的谈天风格。我想，林先生最了解其中的神奥。

他曾说：

——我最欣赏抽烟斗的人，他们似乎比较真诚、亲切、坦率，也比较善于谈话。最重要的，我觉得他喜欢我正如我喜欢他一样。

——聚在营火前，叼根烟斗，坐在啤酒桶上，彼此交换意见，谈天说地，心灵交流，这是从古到今人类最大乐事之一。

——下班后，脱掉硬领衬衫，舒服惬意地躺在地毯上抽烟斗，这一来，才像个人。

有一次，我和林先生谈烟斗。他听了这个话题，很惊讶地举起紧握在左手里的发亮烟斗，端详了半天，似乎那是当然属于他的一部分，没有什么可谈的。“我不知道如果没有烟斗，我会怎么样。”他想了想：“我想我会无法定下心来做事，也无法思考。”

他说，他曾有过戒烟的经验，戒了三个星期。他形容那三星期的无烟生活，是绝对不智的行为，最后终于抵不过良心的鞭策而重回正道。

他兴致勃勃为抽烟的好处，找来许多可支持的论点。然后，他教我：鼓励你的丈夫抽烟斗。“为什么？”我问。“如果他要和你争吵时，你把烟斗塞进他的嘴里。”“如果他用烟斗圆圆的一端敲我的头呢？”

这位幽默大师哈哈大笑。

享受了半个世纪烟斗的乐趣，林语堂有很主观的体会：抽烟斗的人都是快乐的。叼着烟斗沉思，是他的一大享受。但是，在他过八十岁生日的前三个月，他收起了烟斗。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日，林语堂在香港和他的家人及朋友，度过他的八十岁生日。第二天，他赶回来参加十多个学术文化团体，于十月十四日在台北为他举行的祝寿茶会。

他坐着轮椅下飞机，左手空空，他跟我讲的第一句话：“我戒烟了！”他承认：“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

我行我素的林语堂，为了健康，也不得不屈从于医师的权威，离开了他多么喜爱的烟斗，也离开了他自列为二十四快之一的：“若吃烟，若不吃烟；若有所思，若无所思。”

他老人家去世后，我看到十几支他用过的烟斗，集聚在一个盒子里，不同的质料、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形状，来自世界不同的国家。这些现在反过来很孤寂的烟斗，都曾带给它主人一段快活的时光。我选出四支，放在一个木质的烟斗架上，摆在林大师阳明山故居的客厅里，供人凭吊。

在我的印象里，林先生似乎没有抱怨过老，我也没有听他说：“啊！老啦，不行了！”纵使在他去世前的两三年里，他的体力和记忆力，都有点儿消退，反应也有点儿迟缓，但他对生活仍怀着一股热望。

他曾说：“生活的价值，掌握在个人的手中，生活的快乐也是自求的。”

在这位名满中外作家的八十二年生活中，最大的快乐是写作。他快快活活地摇动了五十多年笔杆，最后，他还计划为儿童们写点儿寓言的故事，和编一本汉语辞典。可惜他已无力掌握他生活中的这份最后的快乐。

编字典，是深藏在林先生心中的一桩夙愿。

在半个世纪前，他已立愿要做一番他自喻为“自有其乐，寻发真理，如牛羊在山坡上遨游觅食”的编字典工作；三十多年来，他一直带着他的兄长憾庐先生编的一部分中文字典手稿，他也默默做了不少奠基工作，譬如他为中文打字机设计的“上下形检字法”和“改良罗马字拼音”。一九六七年，当他接受香港中文大学的邀约，着手编纂《林语堂当代汉英辞典》时，他孕育了久久的夙愿、意念，开始一一展现。

和他在生活细节上存有恋旧倾向一样，林先生对他早年创意的许多概念，有着浓烈的一份感情，他非常希望能带进这本辞典中。颇有一段时间，他在决定体例和处理原则时，盘桓在感情的执着与理智的抉择中，他不能完全甩脱文学家的“专情”。

林先生推崇过编《大汉和辞典》的日本学者诸桥辙次，称许他以三十多年的功夫主编一部辞典的精神。但是，当他接编汉英辞典时，却忽略了在数字上的计算，约定以三年时间完成，并答允亲自主理编译工作，实际帮助他的人只有三位，除马骥伸先生、施佩英女士之外，陈石孚先生和我是part time（兼职——编者注），只能算一个。

林语堂编辞典的消息传出后，曾有不少名家学者，希望参加这份工作，林先生也想过一两位著名的人选，最后他都一一否决了。他说，他需要的，是有新观念、熟悉现代词汇、能够与他沟通和合作的人。

他率领这个小小的编辑小组，经过半年的讨论、辩论和观念的沟通，开始试稿，决定了“大样”。在编纂的过程中，林先生非常尊重分层的责任，由我们自订进度，自动去执行，在我们定期交稿之前，他从不探询工作的进度。

为了遵守诺言，所有中英文原稿，林先生都一一过目、修改，而且一校、再校。在日夜矻矻之下，如期交出了定稿，林语堂先生又一次没有失信，但是，他的健康却在这份沉重工作的压力下受了损伤。

这部汉英辞典开始上了机器，林先生发现他的夙愿只偿了一半，他希望编一本汉语辞典，利用汉英辞典的中文原稿，再加整理编纂。

他找到和他有数十年出版交情的“开明书店”，与刘甫琴经理谈了许多次，尽管林夫人、刘经理都认为以林先生当时的健康情况，实在不适宜再肩负这件繁重的工作，但是他们又不忍拂他老人家的意愿。

大概是一九七二年春天的一个上午，林先生打电话约骥伸和我上阳明山一谈。在他的书房里，他摊开了他的计划，说明他的心意。

面对这位瘦弱、仁慈的老者，环视围着他的丰富作品，我不禁想起他与我谈起的一个经验：“一本书写完以后，在那段‘无事’的日子里，我喜欢这里看看，那里摸摸，整天似乎无所事事，于是我就患上精神衰弱症。”

我真不忍心让他老人家患上精神衰弱症，但是，我更不愿意让这位老作家，再为“字典”而鞠躬尽瘁。

同时，我很了解林先生的做事原则：绝不假他人之手。他一定不会让我们去编，然后加上“林语堂”三个字出版；他一定要自己参与，要一个字一个字审阅、修改。而且时间又订得很匆迫，我们计算字数，和他每天的工作量，真是太重太重了！

那段时间，林先生和夫人，经常到香港探视他们的两个女儿太乙和相如，大部分时间住在香港那幢建筑在半山上的公寓里。来往稿件的领取和投寄，也是当时顾虑的问题之一，我们不能让他们两老做这份工作，雇个人吧，实在挤不出这笔预算。

我们把一个一个问题提出来，坐在旁边的林夫人焦急地一再劝她的语堂不要做这件事。

最后，我们总算说服了林先生。握别他老人家时，已过了午，我肩上有一份轻松感，心里却塞满了感伤。

汉语辞典不编了，为孩子们写故事的意念也搁了浅，林语堂手上的笔一转，画起马来。他说：“我喜欢马。”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在写《生活的艺术》时，曾以捏泥马，来消除他写作的疲倦；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以画马来排遣他老年的寂寞。

他的二女儿太乙，曾描述他父亲的泥马：

——有一天，父亲买了一桶泥回来，他说他预备做一只泥马。

——父亲拿了一块泥，先想把马头做好，结果做得并不怎样好。

——父亲认为这马没有办法，因为做得很不像；马的鼻既不正，脚又不能站直，整个躯体并不像马。

——父亲去瞧波荔佛的肖像，从那像身上获得一些正确的标准。从这次以后，这匹马修改得比从前好多了。

——父亲叫我们评判，我们都看得出马的鼻头做得不正，还有一只眼睛比另一只眼睛长得低些。父亲拿块泥粘在马的眼睛上，使它变得高些，现在鼻子的位置也正了。

——父亲把泥马的身上漆绿。看上去是那么专横而雄伟。

——一天，来了一个不识趣的朋友，取起泥马漆成金色。

——泥马和别的东西一起放进箱子，横渡大西洋，经过意大利到了蒙登，父亲取出泥马，可是脚都碎了。父亲很难过，立刻把碎块拼拢。

——一天，它站在壁炉架上，忽然被人碰倒了，这可怜的雄伟的泥马，跌断了腿。

——我们要迁往巴黎时，父亲不能决定，到底这匹马的生命是否到了完结的地步。但是母亲已下定决心，把它抛在字纸篓里。

——这匹泥马和废物一道运走了，虽然这马是林语堂的心血结晶。

三十多年前林语堂捏的这匹泥马，虽然被抛弃了，但是，泥马的影象似乎仍刻在林先生的脑海中。

一九七四年七月，林大师画了一幅马送给我，画面是七匹水墨马，或立或卧，疏疏落落，潇潇洒洒。

我把这幅饶具趣味的马，挂在客厅的墙壁上。每次对着它，我就想起太乙姐姐在日记中描绘的“父亲的泥马”，不禁从心底笑了起来，我似乎看到了林语堂用年轻的手捏起来的泥马，一个一个用颤抖的手罗列在画纸上。林语堂不是在画他眼中的形象，而是写他心中的意致。我们与其说他的马是画的，莫若说是他用笔写出来的。

一九七六年三月，我和外子骥伸到香港访问，下了飞机就去探望林大师和林夫人，在高高的十一楼上，我们推开门，他兴奋地摇摇晃晃地从椅子里站了起来，笑得像个孩子。

在他的客厅里，挂着一幅徐悲鸿的马，是复制品。他说，他曾试着画些花鸟、山水，但是，他发现他只爱马。他珍藏的一匹唐三彩陶马，赠给了“故宫博物院”，现在“亭亭玉立”地站在“故宫”闪亮的展览橱中。

我们原与林先生和夫人约好，一起于三月二十三日回台，他要参加蒋公逝世周年纪念。那天我很高兴地道了别，没想到那是一次永别！

在林语堂先生八十二年的生活中，我是他最后十年的“小朋友”之一，我敬爱他像父祖、像老师；他教我乐观、洒脱和好奇！原载《传记文学》第三十二卷第一期（一九七八年元月号）

元气淋漓的傅斯年

感情不容许我写这篇文章，可是道义不允许我不写这篇文章。孟真有知，当知道我此时心头的难受。

在这样的时候，突然看见教育文化丧失了这样一股向开明进步和近代化推进的伟大原动力，已经够使我悲痛了，何况这个人是我三十四年的生死道义之交，打不散、骂不开的朋友。

我虽然伤感，可是我准备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却是准备屏敛感情，尽量客观地描写一点我在三十四年来认识的傅孟真。大家却要首先放在心里，光芒四射的傅孟真，断不是这篇文章所能尽其万一。

我和孟真是一九一七年开始在北京大学认识的。他经过三年标准很高的北大预科的训练以后，升入文科本科，所以他的中国学问的基础很好，而且浏览英文的能力很强。这是一件研究中国学问的人不容易兼有的条件。我是从上海直接考进文科本科的学生，当时读的是外国文学，和他的中国文学虽然隔系，可是我们两人在学问方面都有贪多务得的坏习惯，所以常常彼此越系选科，弄到同班的功课很多，就在哲学系方面，也同过三样功课的班。我们开始有较深的了解，却是在胡适之先生家里。那是我们常去，先则客客气气地请教受益，后来竟成为讨论争辩肆言无忌的地方。这时期还是适之先生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以后，而尚未正式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也就是未正式以文学革命主张作号召以前。适之先生甚惊异孟真中国学问之博与精，和他一接受以科学方法整理旧学以后的创获之多与深。适之先生常是很谦虚地说，他初进北大做教授的时候，常常提心吊胆，加倍用功，因为他发现许多学生的学问比他强。（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适之先生于北大校庆之夕，在南京国际联欢社聚餐时演讲，就公开有此谦辞。）这就是指傅孟真、毛子水、顾颉刚等二三人说的。当时的真正国学大师如刘申叔（师培）、黄季刚（侃）、陈伯弢（汉章）几位先生，也非常之赞赏孟真，抱着老儒传经的观念，想他继承仪征学统或是太炎学派等衣钵。孟真有徘徊歧路的资格，可是有革命性、有近代头脑的孟真，决不徘徊歧路，竟一跃而投身文学革命的阵营了。以后文学革命的旗帜，因得孟真而大张。

在这当儿，让我小小地跑个野马，说一件孟真那时候顽皮的趣事，以见孟真那时候的学问基础；何况写文章跑野马原是孟真的惯技。就在当时的北大，有一位朱蓬仙教授（注意不是朱逷先先生），也是太炎弟子，可是所教的《文心雕龙》却非所长，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错误，可是要举发这些错误，学生的笔记终究难以为凭。恰好有一位姓张的同学借到那部朱教授的讲义全稿，交给孟真。孟真一夜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上书校长蔡先生，请求补救，书中附列这错误的三十几条。蔡先生自己对于这问题是内行，看了自然明白，可是他不信这是由学生们自己发觉的，并且似乎要预防教授们互相攻诘之风，于是突然召见签名的全班学生。那时候同学们也慌了，害怕蔡先生要考，又怕孟真一人担负这个责任，未免太重，于是大家在见蔡先生之前，每人分任几条，预备好了，方才进去。果然蔡先生当面口试起来了，分担的人回答的头头是道。考完之后，蔡先生一声不响，学生们也一声不响，一鞠躬鱼贯退出。到了适当的时候，这门功课重新调整了。这件事可以表示一点当时的学风。我那年不曾选这样功课，可是我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他们退出来以后个个大笑，我也帮了大笑。

那时候学生的物质生活非常朴素简单，可是同学间的学术兴趣，却是配合成一幅光怪陆离的图案。我住在校外松公府公寓，孟真住在校内的西斋四号。我早晨到校上课之前，首先要到他房里谈天，他没有起来的时候，我有时掀他棉被，他颇引以为苦，气得大叫。他房间里住了四个同学，一个顾颉刚，静心研究他的哲学和古史，对人非常谦恭；一个狄君武（当时名福鼎），专心研究他的词章，有时唱唱昆曲；一个周烈亚，阿弥陀佛的在研究他的佛经（后来他出家在天目山做了方丈）；一个就是大气磅礴的傅孟真，和他的一班不速之客的朋友罗志希等，在高谈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这是一个什么配合！可是道并行而不相悖，大家还是好朋友。

一九一八年，孟真和我还有好几位同学抱着一股热忱，要为文学革命而奋斗。于是继《新青年》而起组织新潮社，编印《新潮》月刊，这是在这个时代中公开主张文学革命的第二个刊物。我们不但主张，而且实行彻底的以近代人的语言，来表达近代人的思想，所以全部用语体文而不登载文言文。我们主张文学主要的任务，是人生的表现与批评，应当着重从这个方面去使文学美化和深切化，所以我们力持要发扬人的文学，而反对非人的与反人性的文学。我们主张学术思想的解放，打开已往传统的束缚，用科学的方法来整理国故。我们推广这种主张到传统的社会制度方面，而对固有的家族制度和社会习惯加以批评。我们甚至于主张当时最骇人听闻的妇女解放。《新潮》的政治色彩不浓，可是我们坚决主张民主，反封建、反侵略。我们主张我们民族的独立和自决。总而言之，我们深信时至今日，我们应当重定价值标准，在人的本位上，以科学的方法和哲学的态度，来把我们固有的文化，分别地重新估价。在三十年前的中国，这一切的一切，是何等的离经叛道，惊世骇俗。我们主张的轮廓，大致与《新青年》主张的范围，相差无几。其实我们天天与《新青年》主持者相接触，自然彼此间都有思想的交流和相互的影响。不过，从当时的一般人看来，仿佛《新潮》的来势更猛一点，引起青年们的同情更多一点。《新潮》的第一卷第一期，复印到三版，销到一万三千册，以后也常在一万五千册左右，则声势不可谓不浩大。到了一九一九年上半年，文学革命运动已经扩大为新文化运动。等到五四运动的巨浪发生，更把它澎湃至全国的每一个角落，这股伟大的思潮，在许多方面很像是十八世纪后期由法国开始，以后弥漫到全欧的“启明运动”。（这个运动，英文叫作Enlightenment，意为启明。而德文称为Aufklärung带扩清的意义，似更恰当。）《新潮》能有这种成就，得力于孟真为最多。当时孟真和我虽然一道从事编辑的工作，可是孟真实为主编，尤其是开始的几期。孟真把握新文化运动的主张很坚定，绝不妥协，而选择文章的标准又很严。他批评的眼光很锐利，而自己又拿得出手。许多投来的稿，我们不问是教员或同学写的，如果还有可取，就老实不客气地加以删改。我虽然同他一道做删改文章刀斧手，然而看见他这样严格的标准，使我对于自己的稿子，也有戒心，不能不先慎重一点，才敢交出来。从这方面来说，我深得孟真的益处。益友之所以对友能益，这就是一个例子。当时我的文章，虽然也有人喜欢看，可是我总觉得不如孟真的厚实，这使我常常警惕在心。（我们后来重看当年我们在《新潮》上的文章，常觉惭愧。至少我对于我所写的，永远不愿再印；可是在那时候扩清和兴奋的力量，据说确是不小。）我们在办《新潮》以前和在办《新潮》的时候，有一件共同的嗜好，就是看外国书。因为第一次大战时外汇非常便宜，所以我们每人每月都能向日本丸善株式会社买几本新书；而丸善又非常内行，知道我们的口味，于是凡是新到了这类的书，常常用“代金引便”（即向邮局付款提书）的办法寄来，弄到我们几个手上零用钱都被他吸光了，有时眼见要看的书到了而无钱去取，只得唉声叹气。我们常是交换书看，因此增加了许多共同的兴趣和见解。当年孟真不免有一点恃才傲物，我也常常夜郎自大，有时彼此间不免因争辩而吵架。有一次吵得三天见面不讲话，可是气稍微下去一点立刻就好了，因为我们有许多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认识，以后成为彼此人格间的信任。我们都不免自负，可是我们都能努力做到屈伏在道理的前面。

孟真在“五四”的前夕，是参加发难的大会的，为当时被推的二十个代表之一。“五四”那天，他是到赵家楼打进曹汝霖住宅的。不知为何第二天在开会的时候，有一个冲动到理智失了平衡的同学，同他打了一架，于是他大怒一场，赌咒不到学生会里来工作。可是他在旁还是起劲，大约他看见书诒出来主持一切，他可以放心了。就在“五四”那年的夏天，他考取了山东的官费，前往英国留学，进了伦敦大学研究院，从史培曼（Spearman）教授研究实验心理学。这看去像是一件好奇怪的事，要明白他这种举动，就得要明白当新文化运动时代那一班人的学术的心理背景。那时候，大家对自然科学，非常倾倒，除了想从自然科学里面得到所谓可靠的知识而外，而且想从那里面得到科学方法的训练。在本门以内固然可以应用，就是换了方向来治另一套学问，也可以应用。这是孟真要治实验心理学的原因。孟真为了要治实验学，进而治理化学和高深的数学。他对于数学的兴趣比较浓，因为他在国内的时候，就喜欢看逻辑的书，研究皮尔生的《科学规律》（Karl Pearson的 The Grammar of Science）和或然律（Law of Probability）。后来像金斯（J.M.Keynes）所著的《或然律研究》（Treatise on Probability）一类的书，都是他很欣赏的。所以可以说，孟真深通科学方法论。当然以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的傅孟真，他的兴趣决不会限于一方面。他对英国的哲学、历史、政治、文学的书籍，不但能看，而且能体会。我想他对于萧伯纳的戏剧，几乎每本都看过，所以萧伯纳死后，他有做文章批评的资格，而且批评得很深刻。（可是孟真所了解的易卜生主义，最初却是萧介绍的。）以后到了德国，因为一方面受柏林大学里当时两种学术空气的影响（一种是近代物理学，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都是震动一时的学说；一种是德国历来以此著名的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一方面受在柏林的朋友们如陈寅恪、俞大维各位的影响，所以他到柏林大学去既听相对论，又听比较语言学。他有了许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又回头发现了他自己储藏下的很丰富的中国历史语文的知识，在此中可以另辟天地，所以他不但配谈科学，而且是具备了解一般科学范围的通才，并且更配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了。这是孟真忽而研究中国文学，忽而研究实验心理学，忽而研究物理、数学，忽而又成为历史语言学的权威的过程。

还有一种，这群人的学术的心理的背景若是明白了，可以帮助了解当时那种旁征侧挈、以求先博后专的风气。因为当时大家除了有很强的求知欲而外，还有想在学术里求创获的野心。不甘坐享现成，要想在浩瀚的学海之中，另有会心，“成一家言”。这种主张里，不无天真幼稚的成分，可是其勇气雄心，亦不无可嘉之处。朋友中如陈寅恪虽自谦谓所治乃“咸同之间不古不今之学”，其实他从哲学、史学、文字学、佛经翻译，大致归宿到唐史与中央亚细亚研究。而其所通，除近世重要文字外，还有希腊、拉丁、梵文、巴理文、中波斯文、突厥文、满文、蒙文、藏文等，供他参考运用的总计不下十六七种。他是由博到精最成功的一个人。俞大维则天才横溢，触手成春；他从数学、数理逻辑到西洋古典学术的研究（即希腊、罗马学术思想的典籍所谓Classical Studies）；从历史、法理，到音乐，再从音乐到开枪放炮的弹道学，和再进而研究战略战术。我想他心目中最向往的是德国大哲学家莱白尼兹（Leibniz）是不见得十分冤他的。如毛子水本来是研究数学很好的，不幸他的中国学问比他的数学更好，于是他就以数学的精神应用到中国文字考据学上去。他在德国研究科学地理，然而在柏林大学的古典学问空气之中，又爱上了希腊文，于是他研究了去把利玛窦所译几何原本改译一遍，也许是纯粹由于智识的兴趣，也许其下意识中带了一点要和这位最著名的耶稣教士的最著名的译本争胜的意味，这我可不一定知道了。诸如此类的情形还有，我所写的不过是那个环境里的空气。孟真是好强好胜的人，这种空气自然更刺激他博学好问的精神。孟真在这阶段里学术思想变迁的过程，我在上面已经简略地说过。其实他涉猎的范围尚不只此。有一天，在柏林康德街二十四号中国餐馆吃晚饭，孟真夹了一个其重无比的书包来了。经我们一检查，发现了三厚本一部的地质学。子水是不甚开玩笑的，可是这次却很幽默地说道：“这部书是‘博而寡约’，傅孟真读它是‘劳而无功’。”这话当时气得孟真直跳，可是大家都默认这个幽默中的真理。现在有人误以为我的学问很博，其实哪有这回事。他们才是真正的渊博，我见到这些大巫，比小巫都不如呢！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五年之间，不期而然的，这些人大都集中在柏林。如赵元任、徐志摩、金岳霖诸位，也时来时去。有时候大家在晚上闲谈的时候，各拈妙谛，趣语横生。回想起来，真是人间一种至乐，可是此乐已不可再得了！

若是新文化运动好比法国的启明运动，那么上面说的风气，也颇有一点像当时法国“百科全书家”（Encyclopaedist）的风气，虽然各人的造诣和成就，各有不同，也就各有千秋，绝难对比。而孟真的号召力和攻击精神，则颇与伏台尔（Voltaire）相似。他们都愿意为自由和开明而奋斗，对于黑暗和顽固有强大的摧毁力，而且爱打抱不平，也是相似之处。不过伏台尔不免刻薄，而孟真则厚重，伏台尔有些刁钻古怪，而孟真则坦白率真。我笑他有时把伏台尔的精神，装在赛缪·约翰生（Samuel Johnson）的躯壳里面。（约翰生是大胖子。）孟真在后来对伏台尔的观念容有改变，我不知道，可是在当时他却当是恭维他。我有一次和孟真开过一个大玩笑。大约是一九二四年，蔡先生重到德国，孟真和我，还有几位同学，陪蔡先生同游波次坦的无愁宫（Sans Souci），行经佛雷德烈大王招待伏台尔住的房间，房中有一个大理石雕刻的伏台尔像，非常精美。孟真颇为欣赏流连，因此落后了。我回身去找他，同他回群以后，蔡先生问我孟真在看什么。我以顽皮带笑的态度，当面编了一个故事，说：孟真在对伏台尔深深一鞠躬，口中念念有词，我听他念的是什么，原来是李义山“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君”那两句诗。孟真气得要上前来打我。我大笑向蔡先生侧边一闪，蔡先生也不禁失笑，于是孟真的幽默跟着就恢复了。至于说到孟真像约翰生，他倒不以为侮的；有时他拍拍肚子，还以他自己是胖子自豪。约翰生在他的时代的英国，名重一时，为文人学者集团的中心。他有渊博的学问、极健的谈锋，他的一言半句，别人以为字字珠玑。他有一个信徒，名叫鲍斯威尔（Boswell），常常不使他知道，躲在椅子背后记录；有时被约翰生发现了，还要把他赶走。可是以后根据这些材料，鲍斯威尔写了一部《约翰生传》，为至今传诵的不朽之作。我现在觉得最可惜的是孟真不曾有过这样一个鲍斯威尔，使他许多思想、许多见解、许多名言隽语，自私一点说罢，甚至于我们吵架的话，不曾有人记下来。李济之说：“你说孟真与伏台尔有相像之处，在反对愚昧一点，的确相像。最可惜的是伏台尔活到八十四岁，把他要写的都写完了，但孟真只活到五十四岁就死了。他满肚子的学问、满肚子的见解，正在成熟的时候，正在开始写的时候，忽然死去，真是最可伤心的事，不可补偿的损失。”我听了只能仰天长叹道：“天夫！天夫！何夺我孟真之速也！”

孟真比我回国为早，他在广州中山大学担任教授，兼任文学院长。以后我加入了北伐的工作，于北京克复后，我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他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同在一个读书时代的故乡，过从又亲密起来。他办历史语言研究所时所树立的标准很高，观念很近代化。他的主张是要办成一个有科学性而能在国际间的学术界站得住的研究所，绝对不是一个抱残守缺的机关。他对于外国研究中国学问的汉学家中最佩服的只有两个人，认为其余的许多都是洋骗子。一个是瑞典的高本汉（Karlgren），讲中国语音学的专家；一个是法国的伯希和（Pelliot），讲中国唐史、中央亚细亚研究的专家。这两个人对于中国学问的科学性的造诣，给予了孟真很大的刺激。可是孟真办理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绩，反过来得了他们两人很深的敬佩。行家的事，只有行家真能懂得。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集刊》和《分刊》，得到国际学术界很高的重视，这研究所的本身也取得了国际学术界很高的地位。这自然是经由许多学者协力造成的，可是孟真领导的力量是不可磨灭的。他不只能领导，而且自己真能动手呀！他办的只是这一个研究所，但是他常为整个中央研究院策划。因为他是能贯通中西的通才，所以他的意见，常有压倒的重量，因此许多人以为他好管闲事而讨厌他，可是他却不管一切，因为他认学术是国家之公器。

以后我长中大，他仍在北平，只是我们易地开会的时候，才能相见。不见要想，见面就吵，真是奇怪的事。这几年中可以为他高兴的，就是他能和俞家八小姐大綵女士结婚，使他得到许多精神的安慰和鼓励。俞家的兄弟姐妹，我个个都很熟，个个都非常的聪明，大綵自然也是卓越的一位。孟真常是向我恭维大綵的小品文如何写得好，小真书如何写得好，他言之津津有味。有一次我和他开玩笑说：“大綵赏识你，如九方皋伯相马。”他为之大怒，要来扑我。又有一次，他对我盛夸他的儿子仁轨如何聪明，我带笑地说：“犬父竟有虎子。”他却为之大喜。孟真是人，不是做作的超人，是充满了人性的人。说到聪明的孩子仁轨的命名，确有一件可纪念的故事。有一天孟真对我说：“我的太太快要生孩子了。若是生的是一个男孩，我要叫他做仁轨。”我一时脑筋转不过来，向他说：“为什么？”他说：“你枉费学历史，你忘记了中国第一个能在朝鲜对日本兵打歼灭战的，就是唐朝的刘仁轨吗？”从这种史迹上，要预先为儿子命名，他内心所蕴藏的是多么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

说到抗日精神来，孟真在北平环境里所表现的真是可敬可佩。当冀察事变发生，日本在闹华北特殊化的时候，许多亲日派仰人鼻息太过度了。北平市长萧振瀛招待北平教育界的一席话，俨然是为日本招降，至少是要北平教育界闭口。在大家惶惑之际，只有适之先生和孟真挺身而起，当面教训萧振瀛一顿，表示坚决反对的态度，誓死不屈的精神；于是北平整个混沌的空气，为之一变，教育界也俨然成为左右北方时局的重心。孟真这种申张正气的精神，是使他不顾一切的。大家不要忘记，那时候的华北，不但是亲日派横行，而且日本特务也公开活动，这是一个生命有危险的局面。

在抗战开始的时候，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组而为西南联合大学的主张，是孟真出的，他为西南联大，颇尽维护之能事。他坚决拥护抗战建国的国策的情绪，何消我说。苦苦地熬了八年，最后得到了胜利，所以在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重庆的晚上，孟真疯了。从他聚兴村里住所里拿了一瓶酒，到街上大喝；拿了一根手杖，挑了一顶帽子，到街上乱舞。结果帽子飞掉了，棍子脱手了，他和民众和盟军大叫大闹了好一会儿，等到叫不动闹不动了，回到原处睡觉，等到第二天下午我去看他，他还爬不起来。连说：“国家出头了，我的帽子掉了，棍子也没有了，买又买不起，晦气，晦气。”这是孟真的本色，孟真不失为真！

抗战期间，孟真在国民参政会里所表现的固然为一般人所钦所佩，可是许多人更觉得有声有色。除了他坚定地拥护抗战而外，他还为两种主张而积极奋斗，一是反对一切违背时代精神、科学理论而开倒车的议案；一是反对危害国计民生的贪污事实。在前一项目之下，如他反对提倡所谓国医，就是显著的例子。他认为哈维发明了血液循环三百年之后，到今天还要把人的身体分为上焦、中焦、下焦三段，简直是对于人类知识的侮辱。他为这个问题从抗战前在南京的时候就写文章讨论起。因为他研究过实验心理学，同时自然他也很懂得生理学和生物化学，所以他这些文章，理论非常精辟，文字也写得非常精彩。说到此地，我又忍不住要提孟真一件趣事，很可以表示他一种特殊可爱的性格。有一次，为中医问题孟真反对孔庚的议案，激烈地辩论了一场，当然孔庚辩孟真不过，于是气了在座位上辱骂孟真，骂了许多很粗的话。孟真也气了，说是：“你侮辱我，会散之后我和你决斗。”等到会散之后，孟真在会场门口拦着孔庚要决斗了。他一见孔庚年纪七十几岁，身体非常瘦弱，孟真立刻把双手垂下来说：“你这样老，这样瘦，不和你决斗了，让你骂了罢。”这虽然是一个插曲，也可以看出孟真绝不是硬心的人。我常笑他“你这大胖子怎样能和人打架！”他说：“我以体积乘速度，产生一种伟大的动量，可以压倒一切。”我为之大笑。可是他真用这个方法，打胜过人，这件事在此地只有张道藩知道。

至于说到为了他的第二种主张，他真能表现不畏强御的精神。他认为现在革命过程中的一切牺牲，是为民众利益的，不是为贪官污吏中饱的，不是为买办阶级发财的。他说：“我拥护政府，不是拥护这班人的既得利益，所以我誓死要和这些败类搏斗，才能真正帮助政府。”他主张“除恶务尽”，他主张“攻敌攻坚”，而且他一动手攻坚，决不肯中途罢手。有一次，在重庆为了某一种公债的案子，他在国民参政会发言到结束的时候，郑重声明他这番话不但在会场以内负责，而且在会场以外也负责，他愿意到法庭对簿。这话使全场兴奋，可是使我为他捏了一把汗。会后我去看他，问他为什么敢说这样肯定的话，他说：“我没有根据，哪能说这话。”于是他取出两张照片给我看。可见他说话是负责的，绝对不是所谓大炮者可比，也绝不是闻风言事的一流。这种有风骨的人，是值得敬佩的。

孟真主张经济平等，消除贫富界限。他自称为主张自由社会主义的人。他不曾有任何经济学说和制度的系统，不过他这种经济平等的观念是很对的。他自己不但生活简单，而且很穷。在开第一次治丧会的时候，刘瑞恒先生报告出来，说是在孟真临死前的两天，他托刘先生托便人到香港去为他带一件西装的上身，因为他有两条裤子，可是上身破了；他并且限定刘先生不能替他花过港币一百元；刘先生说稍微像样一点的要值一百五十元，他就有难色。孟真的廉洁可以说是很彻底的。我们可以说，孟真贫于财，而富于书（他的书确不少），富于学，富于思想，富于感情，尤其富于一股为正气而奋斗的斗劲。

孟真因为富于斗劲，所以常常好斗。人家一有不正当的批评、不正确的主张，就立刻用口用笔和人家斗起来。许多朋友都好意劝他，说他血压已高，此非养生之道。在他去世前两天，我还用讽刺的话来激劝他，要他不要和蟋蟀一样，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来，结果反引起他一顿反攻。孟真好动气而不善于养气，是无可讳言的事实。可是其中有一部分是由于他办事太认真，和是非观念太强之所致。一个优点里可以带弱点，一个弱点也常由优点出发。

孟真丢我们而去世了，我在哀痛的情绪之下，匆促赶成这篇文章。我所写的不过是孟真和我接触较多时期的动态，因为在这时期我所知道的或者比他人清楚一点。至于复员后孟真主持北大时期，和最近两年来主持台大时期，都有伟大的贡献。可是现在知道的太多了，何消我说。我只想说一句话，就是一个人死后，弄到这许多朋友们流泪，许多青年学生们，千百成群来痛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一件普通的事！

孟真死后的第二天的上午，我到他家里。大綵方才由极乐殡仪馆为他换好服装回家，她忍不住痛哭。她说：“我在殡仪馆不敢哭，恐怕他听见！”这话我们听了，真是心如针刺，朋友们又是全体掉泪了。此时失了此人，实在是不可弥补的损失。大家的悲痛，都是情不自禁的。大綵别过于哀伤了！因为这不是你一人或是你一家的哀伤！我也万万想不到这次回台湾来和三十四年的老友，见最后的一面！

我想以“纵横天岸马，俊逸人中龙”两句话来形容孟真，第一句形容他的才气，第二句形容他的风格。子水在他一死以后，立刻就说“孟真一生代表的是浩然之气”。子水引用的这四个字，比我上面所想到的两个语更要浑成而接近孟真一些。可是浩然之气，还要靠养成的，而孟真却是最不善于养气的人，所以我认为孟真所代表的是天地间一种混茫浩瀚的元气。这种淋漓元气之中，包含了天地的正气，和人生的生气！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三十日台北深夜原载《传记文学》第十六卷第一期（一九七〇年元月号）

追忆傅孟真先生的几件事

我认识傅孟真（斯年）先生，是从一九三四年开始；正式跟他做事，从一九三九年在南京起，连续了十二个年头。在这十二年当中，前一大段是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后一年零十一个月是在台湾大学（以下简称台大）。虽然我跟孟真先生做事的机构，只有上面所说的两个，可是由于孟真先生是属于多方面的，所以我受命办理的工作，并不限于史语所和台大，也不限于我在两个机构职称以内的事情，但孟真先生不仅是治学的高才，更是治事的好手，因此我有机会能多方面地体验学习。自然，我对孟真先生的治学方面，不敢妄加论断，但有些小事，也许外边不知道，或是有人知道而未经写出来的，我愿意记述两三件在下面——可作为逸事观，并不是这些事情便足以代表孟真先生整个的人生。

孟真先生是一位很“坦率”也可以说是“天真”的长者，他不讳言心里面的话，更喜欢说“老实话”。刚刚认识他的人，也许觉得他脾气不好，“工架”太大，但和他接触得比较久了，就会感到他乃是易于亲近的天真而不拘形迹的人。

记得抗战期间，史语所迁到四川的李庄山坳里，为了同仁“食米”的关系，常常要和当时当地的“专员公署”（设在宜宾）有所接头，当时的专员好像是王梦熊先生，孟真先生曾经用当地出产的竹纸亲笔写过一封白话长信给王专员，其中有几句话是：“请您不要忘记我们在李庄山坳里尚有一批以研究为职业的朋友们，期待着食米……”从“以研究为职业”这句话来玩味，足以佩服孟真先生并不标榜“研究”的“清高”，而说的完全是老实话。因为做研究，必须要穿衣吃饭，要穿衣吃饭，必须要拿薪水，既拿薪水，便属于职业范围，这是很合逻辑的。以上所举，是孟真先生“坦率”的一个例子。还有，孟真先生有时对某一人刚刚发完脾气，第二个人不知这个“前因”，跟着来找他，结果碰了一鼻子灰，以后第三第四个人相继而来，相继被斥而退。孟真先生在这种情形之下，常常和我说：“叫我不二过可以，叫我不迁怒，我实在做不到！”孟真先生有自知之明，自己知道自己的“短处”，而又勇于把自己的“短处”明白地讲出来，这是孟真先生“坦率”的第二个例子。至于孟真先生的不拘形迹，理智与情感并重，非和他相处得时间比较长些，无由体会得到。有人批评他是“大炮”，但他的炮口都是对“事”，并非对“人”！记得孟真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曾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吾爱吾师，吾亦爱真理”，这虽是由于讨论学术问题而发，但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他平素做人的态度！

孟真先生一生未离开书本，关于他和“书”的关系，我在孟真先生逝世周年台大所印的纪念刊中写过一篇短文。孟真先生和“书”，好像不可须臾离开，也好像是有不解之缘；喜欢读，喜欢买，更喜欢收藏。在史语所的时候，从在上海收购“群碧楼”的藏书开始，以后在北平、南京，以及抗战期间所迁到的地方，如湖南、云南、四川，均随时随地在替史语所就近或设法向其他地方访购书籍，尤其是史语所在四川的时候，收集四川的地方志，收到很好的效果。

孟真先生自己收藏的书，很少善本，一般常用的书差不多都有，小至“一折八扣”的《枣林杂俎》，也都好好地保存着（因为他对明史特感兴趣）。一九三九年史语所迁到昆明，没有地方把图书馆的书籍开箱，于是大家便利用孟真先生私人的藏书使用。那时候我正在管理图书馆，一时兴起，检了孟真先生的一个图章，文为“独嘉草堂”，正在开始把每一本书上加盖这个图章的时候，孟真先生看了，哈哈大笑，他说：“这个图章是我没有结婚的时候，朋友们笑我是个光杆，开玩笑替我刻的，最好不要再盖下去吧！”于是这件工作便行结束。

记得史语所复员回到南京的第二年，孟真先生极有先见之明地感到北平的局面在当时有些不妙，于是把抗战胜利复员后接收自日本人的“人文科学研究所”所藏的大批书籍，选择其中比较珍贵的陆续地运到南京，这些书籍为数不少，运到南京的时候，经我登录收藏。史语所迁台的时节，也随同史语所原收藏的书籍一同运到了台湾。

孟真先生接长台大以后，在万端待理的情形之下，并没有忽略充实台大的图书馆，因为当时台大图书馆所收藏的图书，除了日文和德文以外，中文书籍实在不多，于是他东凑西凑（经费），尽量添置不少经常应用的中文书籍。记得有一个晚上，孟真先生一个人跑到南昌路的鸿儒堂选购了不少书籍，自己抱回来，那时候我住在孟真先生家里，他叫我点收这些刚刚买来的书籍，并且叫我暂且垫款付账，我说：“既是熟铺子，明天再请事务组去付好了！”孟真先生听了我的话笑了笑，他说：“看来现在是月底，你的荷包大概也干了吧！”

孟真先生喜欢买书，与书为伍，凡是认识孟真先生的，大概都知道，可是他并不是乱买，他对买书是非常审慎的。譬如说，抗战胜利之后，史语所迁回南京，史语所用了一笔不少的钱，买了傅增湘氏所藏的北宋刊南宋补刊本《史记》，孟真先生在购买这部书的过程中，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考虑、研究，在决定买下之前，特别叫我到上海去向精于版本的徐森玉（鸿宝）先生请教，想从徐先生口中知道“藏园”所收藏的这部《史记》的来龙去脉，结果徐先生叫我转告孟真先生可以放心收买，这才做了最后的决定。这部书买妥之后，存在胡适之先生家里，后来又由孟真先生拜托胡适之先生趁由北平坐飞机到南京之便，由胡先生亲自带到南京，史语所事前已买好了一座大型的保险柜，书一到达，立刻入柜。自然，这个保险柜里面，不仅装这一部《史记》而已，另外还有零星买来的敦煌卷子《佛国记》（当时流传在市上的敦煌卷子大都是佛经，“传记”方面的很少，所以史语所把这一卷《佛国记》也放在里面），尚有“蝴蝶装”的《文苑英华》等等，都是孟真先生亲手买来的。

那时候我正在担任管理图书的职务，鸡鸣寺下的史语所大楼，一、二、四层都有我的书库，本来已够奔波，这部《史记》买来之后，更增加了我的责任，而孟真先生又对这部书特别喜爱，一有空闲，即叫我开柜取出拿到办公室来翻阅，有时候客人要看，也同样地叫我取出来。我为了责任的关系，每次拿这部书，总是亲自捧上楼来，捧下楼去，而在孟真先生翻阅的时候，我一定要在旁边“守候”，因为我很注意孟真先生的烟斗或雪茄。有时候孟真先生在他办公室的大型吊电扇之下翻阅，电扇吹得书页嘶嘶作响，每页之间，原来夹着的一片烟叶（避潮用）几乎飞舞起来，我立刻把电扇关闭，孟真先生体胖怕热，至此也无可奈何，有时叹口气向客人说：“你们看，我也受到了限制！”

史语所成立不久，孟真先生便有校勘《明实录》的计划，后来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也曾参加过一段时间（这是在我开始管理图书馆之前），在我参加这项工作的时候，曾经数次从南京取道苏州到湖州的南浔取刘承干氏（翰怡）嘉业堂所藏的明实录校勘，因此有机会参观当时在南浔镇刊刻《四明丛书》的实地情况，也参观了《适园丛书》的原板（收藏在南浔的“适园”里面）和欣赏了小时候“临帖”时候所临的“宜园记”石刻（宜园也在南浔）。同时也有机会在此饱尝张季鹰所回忆的家乡的三样东西：菰、鲈鱼和莼菜。后来孟真先生有鉴于嘉业堂所藏的这一部抄本明列朝实录和其他零星本子（如天一阁原藏者）有收购之必要，因为当时传说嘉业堂的书将全部出卖，所以叫我和另外一位张先生再到南浔向他们洽购。经过一番周折，把这部《明实录》买来之后，于是校勘《明实录》所用的本子由六种而增加到七种。抗战胜利复员之后，听说嘉业堂的书籍已不知下落，而《明实录》幸喜早已由史语所买来，这又是孟真先生的先见之明。三十年来，校勘工作，未因抗战播迁而中止，现在这部书的校勘工作，经过黄彰健先生的努力，业已完成，并由李济之所长毅然设法把它印出来，完成了史语所历史组的一项大的集体工作。

因为孟真先生喜爱书，所以他对史语所图书的管理人选，特别注意。史语所当时有二十一万册图书，大半属于文史方面，另外有一大批金石拓片。他认为管理这些东西，不仅是长于管理“技术”方面而已，至少要对版本学、目录学、年代学以及校雠学等有丰富的知识，所以在抗战前后有人推荐图书馆专科学校的毕业生给他，他都婉谢了，因为他认为管理图书，不只是“技术”的一面。不过，我要在这里声明一下，我之所以在史语所管图书馆，并不是具备上述的条件，而且差得很远，孟真先生之叫我拿出一部分时间管图书，乃是适应抗战时期的环境和需要，因为史语所在当时一再播迁，五年多的时间中，我办理开箱、装箱和上架的工作，前后有十二次之多，所以我管图书，乃是应付这种工作而已，谈不上什么建树。史语所迁到南港以后，图书馆扩大了，今非昔比，自然需要使它纳入一般图书馆的组织，多亏李济之所长的领导和学验俱丰的一位专家蓝乾章先生在此主持，使史语所图书馆大具规模，孟真先生有知，当亦含笑！

孟真先生对史语所同仁的研究水准，估计得很高，所寄望的也高，在我管理图书的时候，虽然有不少同仁向我要词典一类的东西使用，但孟真先生却禁止我把这些书籍陈列在书架上，因为孟真先生心目中的“工具书”，并不是这些书，所以在我刚刚接管图书馆的时候，他曾明白地告诉我：“我们不用这些书！”

因为孟真先生喜欢书，所以不少书店的老板和他成了朋友，譬如说北平修绠堂书店的老板，精于版本，他们常常在一起讨论。到了台湾，鸿儒堂和大陆书店的老板，也经常和孟真先生往还。现在衡阳路“大陆书店”的匾额，就是孟真先生替他题的，可惜描来描去，由直变横，早已走了样子。孟真先生还为这家老板张紫树先生写过一张条幅，文为：“读书最乐，鬻书亦乐；既读且鬻，乐其所乐！”

以上是就孟真先生和“书”的关系，拉杂的说了不少。谈到孟真先生学问的渊博，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我没有资格来描述。他对每一事物的批评，必须先对这一事物有了充分的了解，譬如说，他对平剧有很深的认识，他才批评平剧；他对中医有丰富的常识，他才来批评中医。我最佩服孟真先生的另外一件事是孟真先生开口成章，提笔成文，脑筋反应之快，更为常人所不及。孟真先生接长台大以后，因为眼睛不好，常常用手盖着左眼写字，所以后来所写出的不少文章或演讲词，都是由他口述而由我笔录的，自然，我笔录之后，尚须经过他的整理始能成为定稿。当时我住在孟真先生家里，他常常在晚饭以后和我商量：“咱们dictate一点东西好不好？”我不好意思也不敢拒绝，这一工作，可能到了深夜。记得我最后替他笔录的文字有两篇，一篇短的是《台湾大学国文选拟议》，另一篇很长的是《中国学校制度之批评》（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发表于《大陆杂志》，分两期刊出，后一半刊出的时候，孟真先生业已谢世了）。

最后，我要记述孟真先生的又一件不可埋没的功绩；一九四八年年尾，北平的局面万分紧张，孟真先生那时候在南京，不知道费了多少气力，转移在北平的学人。他努力的对象包括当时的交通部部长俞大维先生、青年部部长陈雪屏先生以及其他有关单位，而替他办事的，却只有我一个人，因为那时候史语所同仁早已到了台湾，整个史语所只剩下我们三四个人，除了另两位先生仍旧料理史语所迁走后的善后工作外，我本身的事情已经很少了，所以我能尽全力受命办理和转移学人出来有关的琐事，也就因为我躬与其事，才能很详细地知道孟真先生为办理这件事所受到的酸、甜、苦、辣。我跟孟真先生东奔西跑，有时候跑到中午，赶不及回去吃饭，照例的是在新街口三六九各吃一笼包子，孟真先生心事重重，彼此对坐闷吃，默默无语。一直到最后一批飞机从北平飞到了南京，我们招待这些学人们住在史语所的大楼里面，这才松了一口气。

早已迁空了的鸡鸣寺下的史语所大楼，这时候灯火辉煌，俨然是一座观光旅馆，而我也就成了旅馆的“账房”。后来这些学人们（包括台大钱校长、毛子水教授、英千里教授等多人）陆续地迁走了，史语所大楼这才又恢复了岑寂。

一九四九年一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我和孟真先生和他的夫人以及胡适之先生等一行准备搭乘京沪夜卧车赴上海，再转飞台湾。当我们走出了史语所的大门，留守的几位工友，把我们送出来，一向侍候孟真先生的工友老裴，依依不舍地含着眼泪向孟真先生说：“所长，希望您早些回来！”一九六九年五月八日原载《传记文学》第十四卷第六期（一九六九年六月号）

我所知道志希先生的几件事

说到罗志希先生，不能不谈起五四运动。在座的毛子水先生和查良钊先生，都是“五四”时候的人，我那时是法科一年级，志希比我早两年，他在学生中间的名望已经很高了。那正是文学革命转入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其时正值欧战结束，有几位先生在天安门的广场上搭棚子演说“公理战胜强权”，鼓吹民主与科学。然而到了巴黎和会，却依然是强权政治，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让渡给日本，载之于《凡尔赛条约》。这时有些同学如易克嶷等在校舍里演讲，抗议巴黎和会侵犯中国主权，反对日本接收胶州湾和胶济路的权益。我也时常去听。五月三日（星期六）中午我在译学馆的大饭厅吃饭，廖书仓和几位同学走进饭厅，简单地报告巴黎和会的经过以及和约的把山东的权益让渡给日本之事，请大家当天晚上到大礼堂开会。廖书仓先生善书法，马神庙一带很多店铺的招牌是他写的，大家都知道他或认得他。这天晚上，大家都去大礼堂开大会，决议各校同学明天在天安门集合，发表宣言，游行抗议。第二天即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各校学生一队一队进天安门广场，结成大队，要进东交民巷使馆区，被阻不得通过，于是派代表到英、美、法和日本的公使馆呈递抗议书。学生大众在天安门广场上站立了好几个钟头，然后排成行列，从西长安街，经西单牌楼，走西单大街，转入赵家楼，进曹汝霖的公馆，打了驻日公使章宗祥，然后退出赵家楼。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五四运动。当时大会主席是段锡朋（书诒），而国务总理是段祺瑞。北京市民称为“二段”。天安门大会宣言寥寥百余字，简短而有力，出自志希先生之手，这是罗家伦为学生界所周知和推重之始。当时我只知罗家伦其人而并不相识。段书诒先生的确是一位领导人才（当时并没有“领导”的口头语）。他主持大会，对于一个议案，经过辩论之后，把正反两方的意见简明扼要地引述一番，交付表决，大家几乎都以他的意见为依归。当时学生的运动，都是自动自发的，并没有政党参加其中。在报刊方面，《北京晨报》是极力鼓吹，杂志则大都是后来才流行。五四这个时候是志希先生名望事业的发轫时期。这一段历史毛子水先生亲身参与，比较熟悉，应该请毛先生来讲。因五四运动出头的几位同学

我们的同学因五四运动出头的不少，我离开学校后遇到过好几位。我在一九二二年北大法科毕业后，到安庆的安徽法政专门学校教书，就遇到方豪（字俶新，浙江人），他是安徽省立第一中学的校长，这是我离开北大后头一个碰到的“五四”的朋友。“五四”时期，他是北京学生代表。一九二四年我到上海去，又遇到一位朋友，也是“五四”时学生联合会的主干之一，就是李伯嘉先生，他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法制经济部主任，所长是王云五先生。其时傅孟真先生归自欧洲，到了上海，他在五四时代已享大名。那年（不记得是何年）阴历腊月三十除夕，李伯嘉先生找我，说孟真在他那里，要我去和他谈谈。那时我家也在上海闸北，我到伯嘉家里，和孟真先生长谈，一谈谈至深夜一两点才回家，这个年就在李家过了，我的太太和小孩子们等我回家等不到，只得各自就寝。党校教务副主任负实际责任

从“五四”以后到一九二八年，这中间差不多有八九年的光景，志希先生的经历我不知道。一直到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我从武汉逃出，在南昌停留一段时间，再走上海，进南京，在中央党务学校才见到志希。他是中央党校的教务副主任，教务主任是戴季陶先生，负实际行政责任的是副主任。我那时在中央军校做总政治教官，又在中央党部民众训练委员会做科主任，有时到中央党校去，与志希相见。我一身兼两职，总是白天睡觉，夜里写文章，不大喜欢上班。我家仍在上海，每逢周末，我便回上海去。还有个故事：中央党校有训育员十人，都是党中同志最好的人选，当日出了一个缺，有人推荐我担任，谷叔常（正纲）先生是训育副主任，不接受。他说这个人不行，他白天睡觉，他在中央党部科主任的薪水每月都是别人代领的，他自己没亲自领过一回。中央党校的训育员我就没做到。后来我问谷先生，他坚决否认有此事。

那个时候，段书诒先生也在中央党校讲学。他跟志希是北大老同学，他爱同志希开玩笑，志希有涵养，也有风趣，从来不为老朋友的玩笑发火。志希执笔写的大文章

中央党校校长是蒋总司令兼任。蒋总司令有关时局的大文章，由志希先生执笔的不少。自此时以后，志希先生写的大文章，开始我只是听说，后来我确实知道经过的更是不少，今天可略为谈谈。刚才说过，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天安门学生大会宣言是志希写的，到一九三一年五月南京国民会议，蒋主席的开会词是他写的。这是一篇很大的文章。志希写这篇文章是在汤山。据说，他打电话向戴季陶先生要资料，戴先生挂断电话，发脾气说：“志希居然要我替他找资料！”但又不能不替他找出若干文件亲自送去！这篇大文章轰动一时，并永传不朽。国民会议的宣言则不是志希先生的手笔。大英百科全书一段中日战史

以后志希先生的事迹我又不大清楚，到了抗战胜利之后，一九四六年八月，蒋委员长在庐山，我有事从上海往牯岭报告，报告完毕之后，我以为就没事可以回家了。委员长要我多住几天，我住在九十四号仙严饭店，这一下就住了一个多月。凡是委员长所在之地，必有许多记者前来采访新闻，这些记者都跟我熟识，时常到我住的地方闲谈。有一天，志希上牯岭来了。记者们问我，罗家伦先生来此何事？我就告诉他们，大英百科全书请委员长写一段关于中日战争的历史，委员长要罗先生执笔。我对记者们说，你们去看罗先生时，不要提这件事。后来有些记者去看志希，问这问那，谈东说西，后来还是志希自己忍不住，说了出来。这篇文章只有一万多字，却将抗战八年的经过与委员长的指导与主张、战略与战术，概括详尽，理路明晰，的确写得非常好。合写最短的宣言 呼吁党团团结

一九四七年九月，在南京，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与党团联席会议，大会的宣言是志希同我两人写的，我们两人对席而坐。宣言不到一千字，是历次大会许多宣言最短的一个。这次党团联席会议，现在也无妨谈谈。当时会议的气氛似乎不怎么好，我那时胆子很大，在《中央日报》写了一篇社论，援引北宋范纯仁的故事，范纯仁的父亲范仲淹在仁宗庆历年间参知政事，有名的天章阁十事之奏，力行改革，尤其是延揽儒者，在太学讲学，造就了一批人才，如欧阳修、司马光，这批人才就是这样子出来。后来熙宁变法引起党争，而范纯仁力主调停。我引这段故事呼吁党团团结。这可以说是一篇很大胆的文章。到了大会开会我和志希奉命草拟宣言，我们立意要写一篇最短的宣言，发出团结御侮的呼声。志希写文章如韩幹画马

其后迁台，“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大会宣言还是志希同我对席而坐草拟初稿，总裁蒋公两三次修改，然后提出大会通过的。

说到写文章，文学家说要有灵感，我从来不知什么是灵感，我的文章是打硬仗，打出来的。我写的东西，只有骨头，尤其不会转弯接笋，志希则善于润色，有时在生硬之处加上几句或改几个字，焕然可观。志希写文章，犹如韩幹画马，体态丰腴而骨气内蕴。最后还是总裁增删改动，才方分寸切合，气力充沛，形成名如其实的大文章。每做一事必有一番建设

关于志希的生平，我只能说得这么多，关于志希的事业，我也只能说得大纲，有目无书。志希长于建设，更勇于担当。他每到一个地方，必着手一番建设，开创一番事业来。北伐之后，他做清华大学校长，虽然时间很短，只有短短两年，但他将清华改变为名实相符的第一流的大学。清华原是留美预备学校创办起来的，到了志希做校长之前，已经颇具规模，志希接长之后，把清华改隶教育部，使清华成为一所正规的大学。他又为清华建了一个大图书馆，清华原来的图书馆，注重西文书，尤其是英文书籍，志希特为搜罗中国典籍，使清华图书馆可以和北大图书馆和国立北平图书馆鼎足而三。这个图书馆楼上的地板是玻璃的，至今我记忆犹新。

抗战前夕，志希担任国立中央大学的校长，抗战发生，他把中大由南京迁到重庆。到台湾来之后，他是党史会的主任委员，在草屯的党史会址原是一座祠堂，他扩大建筑，才有今日的规模。

另外，志希的生平有三段事情我不太清楚，第一是他留学欧洲的情形；第二是他以监察使出巡新疆，此事他跟我谈过不少，我都忘了，不过他留有记录，他有两本诗集描述塞外之事，他也和我谈到在盛督办的独裁统治之下，他所经历的危险。第三是他出任驻印度大使这一段，马星野和吴俊才两位先生能够详细叙述。那时就是尼赫鲁做印度总理，志希告诉过我，有一回在一个会上，印方所悬挂的地图，把西藏和西康部分地方划入印度，即所谓“麦克马洪线”，他曾提出抗议。他为了中印边界的争议，搜集了古今中外多种舆图。

关于志希的生平事迹，头一段五四运动，我只知道一点点，后来有几篇关于时局的大文章，我略为知道一点，至于晚年他在台湾的事迹，大家都很清楚，也不必多说了。我所知道他的事，实在非常少，今天只能够做一个开场白，希望引出各位的话来。原载《传记文学》第三十卷第一期（一九七七年元月号）

我所认识的罗志希先生

一九二七年夏天，我因为厦门大学风潮（当时我是厦门大学文学院学生），一时不能复学，到南京来投考中央党务学校。入学考试试场，是南京大石桥前东南大学的体育馆。在场监考有两位穿夏布大褂的人，一位是白面书生型，一位是魁梧雄伟武士型，考生们切切相告，那白面书生型的，一定是五四运动领袖，文采满天下的罗家伦了。（当时党校教务副主任是罗先生，事实上，教务主任戴季陶先生很少来校，校长又是蒋总司令兼任，不在南京，全校教务上责任，是罗先生担负的。）当时，我是十九岁青年，有“英雄崇拜”心理，急想认识罗家伦，结果是认错了，那“白面书生”是保定军校出身，名军事家吴挹峰，是当时担任总务副主任，那魁梧雄伟武士型的，却是罗家伦先生。

罗先生本是东南大学教授，国民革命军奠定了东南，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东南大学暂时停办，中央党务学校，即借用东南大学右边的一半校舍。中央党务学校不但用了东南校舍，而且罗先生将东南大学最好的教授们，如今天在座的方东美先生及赵兰坪、韦润珊诸位先生，全请来党校任课，当时教授阵容，是一时无匹的。北京大学在座的有王世杰先生及周鲠生先生、段锡朋先生等，金陵大学的唐启宇、赵叔愚等先生，复旦大学的赵棣华、王世颕、余井塘诸先生，也都被罗先生延揽过来。在龙潭战役，首都危急存亡之时，（宁汉分裂，蒋总司令下野之际）罗先生与谷正纲、吴挹峰先生，坐镇校中，渡过战争的风浪，也渡过政治的风浪，使刚才诞生的革命学府，不但安然屹立，而且对党国有卓越的表现。红纸廊

志希先生一生，对中国大学教育之贡献，是非常大的。他是蔡元培先生的得意门生，所以他办教育，与蔡先生的理想和做法，很相类似。他先后主持了国立政治大学的前身中央党务学校与中央政治学校的教务，担任了清华大学的校长，及国立中央大学的校长。在政治大学，他名义上先后虽是教务副主任、教务主任、代教育长，事实上，校长由蒋公兼任，教务主任党校期间由戴季陶先生兼任，一切教务责任，皆落在罗先生身上。有许多次，罗先生请党国元老及学术权威们来校演讲，常误称“罗先生”为罗校长，刘文岛就是一个。

自党务学校开始，我便追随罗先生，他自己开课教书，教的是“中国近百年史”。一九二八年，学校由大石桥迁到红纸廊，那是江苏法政学校的旧址，也是辛亥革命前，端方总督办公地方，扶疏的槐影，幽静的走廊，里面有小小三间办公室，罗先生与总务主任吴挹峰先生，就在里面工作。两个人同一个办公室，有两张旧沙发，虽嫌简陋，也很清雅。自一九二八年起，直到一九三四年，我便常常有机会，到这个小办公室向罗先生请益。许多罗先生的著作，是由罗先生口授，我做笔记的，也就是在这个办公室中完成的。包括很多篇现在还未发表的珍贵稿件。

罗先生对他的老师蔡元培，非常崇敬，执弟子礼至恭。可是，他对于他自己的学生，却非常宽大，而且谦虚。他写信给我，总是称“星野兄”。我们一块儿工作，谈天吃饭，极其随便。他自己吟诗得句，常常洋洋得意地念给我听。讲些中外名人的故事，常常自己哈哈大笑。罗先生是教育家，却也是极富“幽默感”的人，他不但爱说“笑话”，即在严肃的大会场中，也常用“这不是笑话吗？”的口头禅。

在红纸廊的若干年中，我从罗先生处得到不少教益。这不但是由讲堂中听演讲，了解了罗先生治学的严谨方法，了解罗先生知识的广泛渊博，而最最重要的，是跟他做事，跟他聊天，在无拘无束交换意见中，得到的启发与认识。我在中央党务学校时是“学生”，在中央政治学校时，是教务处一名“编译部编译”，兼主编中央政治学校校刊，以后考上了公费留学，回国以后，做了外交系“讲师”，新闻系“教授”、“系主任”，一直到抗战胜利南京光复，中央政治学校改组为国立政治大学，我还是担任新闻学系主任，达十四年之久，而罗先生，早已于一九三四年，辞掉了中央政治学校教务主任，专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去了。清华园

罗先生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时间不长，我在他校长办公室内服务，也不到一年。那是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〇年间的事。清华学校改组为国立清华大学，罗先生对于清华改为国立大学，有伟大的抱负与发展的计划。他说，已往的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今后的清华是国家完整的大学。他主张把科学的根苗，移植到清华园里，使他在中国土壤上，开花结果。他开始招收女生，他开始淘汰“次一流”教授，把全部旧教授，只剩下了十八个人。他除继续保持有名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外，加设了各科研究所，请第一流学者为教授，大量添置图书及设备。我的中学国文老师朱自清先生，便是图书馆馆长，兼文学院院长。自清（佩弦）先生，是我于一九二四年左右在温州第十中学的恩师。我们两人，亦师亦友，在清华园的荷塘月色中，我们常常散步谈天，非常有味。我住北院，他住南院，那时，朱师母染患肺病，家中仍是子女绕膝，生活同在温州时代一样苦。

原来，我在丁惟汾先生主持下中央训练部做“编审”，罗先生要我到清华去，一方面，帮他编校刊，一方面，也是他希望我在清华那样幽美环境中，多读一点书，多听几位名教授的课。我们办公室中几位秘书，像郭廷以量宇先生（后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已故）、唐心一（曾任招商局副总经理），都是罗先生得意门生，才华洋溢。量宇传了罗先生的史学，心一的文学也受到罗先生熏陶。我与郭先生、唐先生三人住北院一座单身职员宿舍，还有一位戈定邦先生，是东南大学秉农山先生的得意弟子，权威生物学家，也住在一起，郭戈两位，都是从东南大学实验附中，到东南大学毕了业，郭先生读过罗先生历史的课。还有一位唐培经先生，也是罗先生十分赏识的学生，他因在清华大学教数学，其夫人为女士管理员，故没有在校长室共事。

罗先生的改革清华计划，是大刀阔斧的，当然也引起旧教授们的阻力。为开董事会，他于一九二九春间南下，由吴之椿先生代理校长职务，我也由校长室转到教务处。当时在南京，正开过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党务学校起了一点风波，蒋校长接受罗先生一贯的主张，把党校改组为中央政治学校，由短期的制度延长为两年半制，更延长为四年制，丁惟汾先生为教育长，余井塘先生为教务主任。那年四月间，政校当局打电报到清华找我回去，任教务处编译，兼编校刊。罗先生在中原大战期间，不能再在北方耽留，为表示决心，不做清华校长到武汉大学应王世杰之聘当教授去了。由红纸廊再回大石桥

罗先生自北京大学毕业后，曾由蔡元培先生设法，请纺织业巨子上海穆藕初（湘珊）先生筹一笔经费，送罗先生、汪敬熙、周炳琳、段锡朋、康白情等数位，出国留学，为国家培植领导人才。罗先生留学，同我们现在专读学位的留学生们不同，他在美国普林斯敦大学，在英国的伦敦大学，在德国的柏林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都没有读学位，除从名师大学者致力于研究哲学、历史、文学外，尤其对这些大学文理学院如何办得成功，最为注意，因此他主持清华大学时，有一幅一流大学的发展蓝图，及至一九三二年，他受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便把他在上述世界一流大学观摩到的理想与制度，应用到中央大学，付之实践。

他接办中央大学时，仍兼任中央政治学校的教务主任及代教育长（代丁惟汾先生）。我自一九三一年，得中央政治学校留学考试录取，到美国研究新闻学，身在国外，故没有随罗先生到中央大学去。罗先生发展中央大学的大计划，我未及目睹（在座王蔼云先生最为清楚）。惟他百忙之中，常有信寄到美国，要我留心研究美国报业发展情形，期许我将来回国可为中国办一个第一流报纸。一九三四年我回国后，上海申报及时事新报，都要留我在上海，但中央政治学校的聘书，七月间即已寄到，中央政校蒋校长召见我时，就要我从事办报以前，先办新闻教育。

当时，罗先生对我可说是照顾非常周到。我回国时，还不到二十五岁，罗先生怕我教书会被学生轰掉，特别要我到外交系四年级去教新闻学，他说：“外交系四年级学生们即毕业，不会因教授太年轻而轰你的，而且太早就办新闻学系，也没有足够之师资。”因此，我自一九三四年九月开始，即教政治学校四年级外交系的新闻学，当时班上还有许绍昌这类出色同学，听我讲课，而没有把我轰掉。

罗先生在中央大学，又兼政大代教育长，很招引一些人的妒忌。因为首都人才云集，只有第一流学者，才会被罗先生所汲引。换言之，谁要到政大、中大教书，非通过罗先生的选择标准不可。而这标准，又如此严格，因此，有许多求职不遂之士，便造了许多谣言，中伤罗先生，指为他把持全国的大学教育。罗先生为止谤计，只好请示蒋先生，准他二者辞去其一，而最初他拟辞去中大，蒋先生认为中大情形复杂，在正上轨道之时，不能让罗先生离开。经过数月，蒋校长派程天放先生为政大的教务主任，罗先生为校务委员会委员。罗先生身兼政大、中大两主任，足足三年之久。政大到台湾复校以后，他还在政大研究所，教过两个学期的书。沙坪坝

罗先生做了十年的中央大学校长，其对国家作育人才之贡献，非常之大。而其将中央大学，在日本人的飞机狂炸之下，由南京迁到重庆之沙坪坝，使这所最高学府，于八年抗战期中，弦歌不绝，学校规模越扩大，学生人数更增多。罗先生曾有名言：“我们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中央大学所对着的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这种在艰苦中奋斗，在炮火下求上进的精神，最可佩服。

抗战八年间，我因在中央政治学校担任新闻系主任，住在政校所在地之南温泉。罗先生的中央大学，在重庆市以北的沙坪坝，南北距离相当的远。我除了有时被邀到中央大学讲演，及看看我在中央大学念生物系的妹妹马秀权以外，很少到中央大学去，向罗先生请益的机会因亦减少。但是，由罗先生亲自写出的《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一文，可以看见中央大学迁校的情况，真是可歌可泣，而中央大学，如火中凤凰，变得更壮大美丽。中大迁校，没有出什么乱子，已经不容易，这全归于罗先生坐镇南京，指挥若定，而有正确之远见，及早准备，不像他校之乱迁乱搬，闹出风波。这是因为罗先生平日对教授同事们礼貌周到，虚怀若谷，所以到了危险之时，大家卖力，如马洗繁、王书林、吴榦等教授，冒着万险，为中大迁校努力。在我的经验中，像罗先生对教授之尊敬，是主管大学行政者所罕见的。

罗先生到重庆的第四年，说过：“我们学校穷，同人也穷，我们只能以感情相维系，以大义相劝勉。在国家对日抗战的时候，谁说穷不是应该的。”当时已有三千一百多学生，比南京时多三倍。有一八三位教授，讲师三十九位，助教一七九位；有七个学院，一个研究院，一个专科学校，一个中等学校，其中，有五十六个科系，九个研究部；有医院，有农场，有工厂。除沙坪坝外，校区还向柏溪发展。还有一部分单位，留在贵阳与成都。罗先生在日机疲劳轰炸下，主持中央大学，其辛苦可以想见。而中大学术之水准，并不因环境艰苦而降低。新德里

罗先生学识广博，能力卓越，他一生主要时间，是在办大学教育，但是在政治方面，在文化宣传方面，在外交方面，都有卓越的贡献与成就。印度于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中华民国第一任驻印大使，是落在罗先生的身上。他不仅是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大使，也是印度成为国家后，第一位外国派驻最早的大使。罗先生常常提及他帮助尼赫鲁，暨他的妹妹等设计“印度国旗”图样的故事，现在印度国旗上的“阿育王（Asoka）轮”，便是罗大使建议经尼赫鲁采纳的。这位在印度极受欢迎的大使，不是穿燕尾服讲应酬客套话的职业外交家，却是以其才学风趣博得驻在国尊敬的哲学家、历史家与文学家。

当时，我在南京办《中央日报》，罗大使主张，由报社派遣一位驻印度特派员，我欣然接受。今天在座的吴俊才先生，便是罗先生爱护器重的《中央日报》驻印记者。自此以后，《中央日报》不断有关于印度的有系统通讯刊出，而更难得的，罗先生亲自为《中央日报》写文章。他的《印度游记》，清新美丽，文字之典雅，描写之生动，使读者百读不厌。我还记得他写“泰姬（Taj maha）墓”的一篇，怀古之幽情，俨然一篇元微之的《连昌宫辞》，或吴梅村的《圆圆曲》，哀艳感人。罗先生是诗人，也是感情异常丰富的人。《中央日报》有系统地刊出在任驻外大使文章，除罗先生外，似无第二人。

罗先生的驻印外交工作，在座的查良钊先生、吴俊才先生当有更详细的回忆发表。巴西与秘鲁

除做大学校长及“驻外大使”外，罗先生做过很多很多重要工作。他曾在“中央宣传委员会”，做过“副主任委员”，也在“考试院”，担任过长时间的副院长。因为他才华横溢，对于做“副座”的工作，似乎不能充分发展其抱负。他在独当一面的“党史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史馆长”及新疆监察使任内，却做得有声有色。更有一件事，是他很感兴趣的，那是国际笔会的中国台湾分会会长。蔡元培先生是第一任会长，林语堂先生是最早的秘书长。以后在台湾，罗先生做了十多年的会长，最后再由林语堂先生任会长。在座陈纪滢先生最清楚。

我是笔会的会员，一九六〇年，国际笔会第三十一届大会，在巴西的旧都里约热内卢开会。自七月二十三日开幕，到七月二十九日在圣保罗城闭幕，罗先生邀我共同出席。当时我在巴拿马担任“大使”，该城适在自台北到巴西的中点，我得侍随罗老师到南美开会，真是平生一件极快乐之事。那年，罗先生于七月八日离台北，先在西雅图参加了“中美学术会议”，后经过墨西哥于七月十九日到巴拿马城。我与内子辜祖文，及小女马大安，全“大使馆”的同人，侨领吴玉明、唐昭和、李金奎等全到机场欢迎，异乡得逢师长，非常快乐。第二天，他与我去见巴拿马总统拉瓜地亚，当晚，在“大使馆”参加盛宴，巴拿马外交部部长莫来诺夫妇等均参加。在巴拿马，我们游了巴拿马运河水闸，华侨们久仰罗家伦大名，集体欢宴，当时的盛况与愉快的情景令人难忘。

在巴拿马三天后，我与罗先生一同乘机南下秘鲁。我们二人深受驻秘鲁“大使”徐淑希夫妇及“公使”于彭夫妇的欢迎。我们师生二人，并同住利马的“乡村俱乐部”（Country Club）参观了“印加”（INCA）文化博物院。那天，恰是我与内子祖文结婚二十五周年纪念日。我们婚姻，是罗家伦先生任证婚人，吴挹峰先生任介绍人，在南京中山东路蜀峡饭店订婚的。我们二人，同是罗先生的学生。他在巴拿马，对我九岁的小女儿马大安特别喜爱。罗先生桃李满天下，而对于学生及学生们的子女，极为慈爱。于彭“公使”（其尊翁于右任院长与罗先生交谊最深）的夫人，是中央大学高才生，其女公子，当时正要转赴美国学新闻学，在秘鲁，罗先生看到他们一家，更是欢慰无限。

七月二十二日，我们二人同乘机离利马到巴西，半夜，到了圣保罗。因里约热内卢机场已关闭，在圣保罗住了一夜，次日才到里约热内卢。海天一碧，山明水秀，我们住在滨海大道上的旅馆，我得亲自侍候罗老师起居，此次尚为第一次。在巴西，开了三天的会，到圣保罗行闭会典礼，罗老师要拜访老友张大千先生，我因巴拿马馆中有事，（当时，美国运河区与巴拿马政府，经常有大冲突，风波不小）只好离别罗先生，由委内瑞拉回巴拿马。罗先生看了大千先生后，到阿根廷去游览了几天。这次笔会中，罗先生与各地笔会代表，周旋得极好。李迪俊“大使”夫妇，对我们招待得也非常周到。

我与罗先生在国外同行，只有过这一次，所以觉得特别值得纪念。我所认识的罗先生

一九六九年的圣诞节前夜，我家在过圣诞节。往年此日，罗先生常常到我家中过节，尤其是当罗师母与紫微妹妹远在澳洲那几年。而这一年，罗先生卧病在荣民总医院，我与内子祖文，舍妹马均权，俊才妹婿，都是罗老师的学生及部属，视罗先生如慈父。于当晚同往荣民总医院二病房五号看罗老师，见师母亦在。王雪艇先生夫妇、薛人仰先生夫妇均在病床之旁。当时，罗先生肺炎已很厉害，呼吸迫促，瞳孔已散光，鼻孔接着氧气管，臂上挂着葡萄糖针，喉头上已刺穿一洞，以皮管吸取痰液，血压虽正常，脉搏已到一二六次。到了夜九时半，我们才向罗师母告退。第二天，是圣诞节，又是“民族复兴节”，中山堂有纪念会。我于会后到“中央社”处理一点公事，回家正想与祖文到荣民总医院看罗先生时，医院已打电话来，谓罗先生已逝世，急与内人赶到荣民总医院，王雪艇先生夫妇、吴俊才夫妇等已先到。我对着用白布遮盖着的罗先生遗体行礼，怆然泪下，悲痛不胜。论公，则“政府”损失了这样一位大教育家，论私，则我一生受罗先生教诲与知遇，此恩此德，何以为报。当时，大家要我写一篇哀悼文字，使罗先生的朋友，知道这个不幸的消息，我含泪撰一短文，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央日报》”发表。

罗先生长眠了，他的思想、他的功绩，长留于人间。我从一九二七年，考进中央党务学校起，受他教诲历四十二年之久。我所了解的罗先生，与一般人有点不同，一般人以为罗先生是五四运动领导人物，以为他对于中国固有文化，会有敌视的态度。对于中国固有伦理，会存轻视的态度。事实上，罗先生是中国文化根基最深，也是最热爱中国文化、最重视中国伦理道德的人。

一般人以为罗先生自五四运动以后，名满天下，留学回来，担任了各种各类的公职，如新疆监察使，如考试院副院长，如总统府国策顾问，如驻印度首任大使等等，一定是对政治地位感兴趣的人。事实上，他纯粹是一位教育家，是历史家，是思想家，尤其是他对于教育，几乎可说是他的终身事业。我认为罗先生贡献很多，而最大的即在于教育方面。

一般人以为罗先生是白话文的提倡者，是简体字的提倡者，是新诗的提倡者，即使是替元首起草文告，也常用白话。而据我知道，罗先生是极喜爱文言文与旧体诗的，他白话文白话诗，写得那样好，大半因为他文言文旧体诗有极高的素养。他留存下来的诗集中，七绝的旧体诗，远过于新体白话诗。他对中国诗画及书法，有高深的了解。他著《石涛上人年谱序》（《伟大艺术天才石涛》），说明他对中国艺术，认识的深刻正确。他两大册《心影游踪集》，绝大部分，是极秀美极清新的旧体诗，而那一篇自序，是极美的文言文。读去，会令人联想到《玉台新咏序》。

一般人以为罗先生学问如此之博，古今中外，历史、哲学、文学、玄学、内政、外交、边疆问题，无所不谈，一定是一位粗枝大叶、博而不精的人。但据我所知，罗先生为学仔细精微，毫不苟且，决非一般人可比。当他研究近代史时候，为穷究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的历史，他可以在大英博物馆，无昼无夜地抄原始文件。他做“党史委员会主任委员”，对于史实，从不轻易下判断。而以求实求真的态度，编了许多史料丛书和十部“革命文献”，都是最珍贵的近代史料。他以科学的精神治学治史，事事都主张要拿证据来。

总之，罗志希先生是位伟大的时代领导者。他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中，有着他崇高的地位，是不容怀疑的。原载《传记文学》第三十卷第一期（一九七七年元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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