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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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权试读：
海权[美] 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 著蒋宗强 译中信出版集团谨以此书献给那些远航的水手，以及那些耐心等候水手回家的劳拉、克里斯蒂娜和茱莉亚。前言大海是一个整体在《暴风雨》这部不朽的戏剧中，莎士比亚用“人生如梦，短短的生命，我们短暂的一生，都在酣睡之中”这句台词道出了人类个体生命的微不足道。掩卷之后，这句话萦绕在我心头，令我难以忘怀、沉思良多。《暴风雨》以海上的一场大风暴拉开帷幕，因此我总是从航海的角度去思考这句台词的深刻意涵。在我将近40年的海军生涯中，那些漂在茫茫大海看不到陆地的日子加起来也有将近11个年头。也就是说，我生命中有10多年的时间都在凝望茫无涯际的大海。对我来说，大海构成了梦的背景。在那些日子里，每当望向大海，我总会想到那些活跃在远海之上，数以百万计的水兵，还有近海的水手以及沿海地区的居民，我觉得我们看到的风景是一样的。渔民、商人、海盗、港口领航员以及其他诸多乘坐各类船只出海的水手也是如此，举目眺望，我们视野中的风景都是一样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就像是在面对永恒，我们凝视大海一个小时、一天、一个月，乃至一生一世，它都不会变，这似乎在温和地提醒我们：我们每个个体的时间是有限的，当漂浮在海面上，我们是非常渺小的。莎士比亚作品中的这句话不仅给我们提出了一个警告——切莫过度想象自己短暂的生命在这个地球上的重要性，还引导我们去理解人类是由什么构成的。值得谨记的是，我们每个人基本上都是由水构成的。水是生命之源，一个人呱呱坠地时，身体含水量约为70%。一个令人惊叹的事实是，地球约70%的表面积也被水覆盖，这两个比例几乎是一样的。我们的星球和我们的身体都被流动的世界主宰，当任何拥有丰富航海经历的人凝视海洋时，都能理解海洋自远古时代起给人类带来的影响。我之所以想写一本关于海洋的书，部分原因是为了告慰我的海洋之梦。如今我虽然生活在内陆，但依然时常梦到自己在船上，听到发动机发出的低沉的轰鸣声，感觉到海浪在摇晃着船体。梦里的日子总是阳光明媚，我起身前往舰桥，看到朵朵白云飘浮在船头上方，船在海中穿梭而过。在梦中，我永远都不知道自己的船要驶向何方，但最后总会回到岸边。上岸时，我心中总是怀有遗憾，遗憾自己离开了大海。在梦中，当船离开深水区驶向岸边时，我总是感到很艰难，因为这个过程往往会面临搁浅或者触礁的风险。我总是在船被冲上岸之前醒来，醒来之后我依然希望自己能再次出海，驶向更加遥远的地方。曾经主宰世界海洋长达数百年的英国海军深深理解全球航道相互关联的特性。你时常会从英国人那里听到“大海是一个整体”的说法。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还是在我18岁的时候，我当时正在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的美国海军学院读大二，是所谓的“海军军官候补生”。我的航海老师是一个脾气暴躁的英国海军少校，他看起来很老，浑身好像都散发着一股大海的咸腥味，实际上他才35岁左右，谁能想到他会如此苍老呢? 这位“大海的老人”精通六分仪、航海历和潮汐表，他使我明白了世界上所有的海域都既是相互联系的（这显而易见，因为海水在各个大洲间不停流动），又是彼此分离的。他不辞辛苦地为我们讲述世界上每一个庞大的水体，包括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北冰洋，还有这些大洋的附属海：地中海、南海、加勒比海。这位海军少校会围绕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的某个海峡滔滔不绝地讲上一个小时，他会讲冬天的海水是什么颜色，以及为什么某个海上通道有至关重要的地位。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不仅是操作驱逐舰的技术，还有关于海洋学、航海史、全球战略等方面的知识。我深刻地认识到，军舰是一个帝国开疆拓土的工具，军舰的表面经常覆盖着一层晒干的海盐，就像帆船尾部的栏杆一样。这本书的内容涉及我在安纳波利斯读书时的青春岁月以及近40年的海军生涯。我早期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海上度过。我航行的足迹遍布世界上每一片海域，这验证了我的老师教给我的知识，提高了我的舰船操控能力和航行技巧，并让我学会了如何在海上指挥士兵。随着对国际体系的认知不断深化，我逐渐明白了海洋对地缘政治的影响（我在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攻读博士的过程加速了我对相关知识的理解，现在我在这个学院担任院长，成了一个坐在办公室里伏案工作的海军上将）。2 000年来，许多伟大的国家都曾受到海权的影响，这并不是巧合，今天的情况依然如此。海洋确实是一个整体，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更是如此，并且海洋将继续对全球事件产生巨大影响，从南海地区高度紧张的政治态势到加勒比地区的贩毒活动，从非洲沿海地区猖獗的海盗活动到北大西洋的格陵兰岛、冰岛与英国之间掀起的“新冷战”，这些事件都会受到海洋的影响。一些观察人士可能对海洋的地缘政治不感兴趣，但在21世纪，这将深刻影响我们的政策制定，也将对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产生深远影响。当我们出海时，无论是在一艘军舰上进行为期9个月的巡航，还是在一艘豪华游轮上开展为期一周的狂欢活动，或者仅仅是在看不到陆地的海域航行一天，当我们在海上时，我们处在这个世界的另一个维度中。世界在我们的脚下震动，风刮得更加猛烈，没有什么可以减缓它的速度，船只面对变幻莫测的天气显得毫无抵抗之力，海豚有时会在我们旁边游上几个小时——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对远古的人来说，每次出海都意味着与陆地“远隔重洋”，可能再也回不去了。无论是乘坐大船还是小船，当你来到甲板举目四望，结果肯定会发现除了海什么都看不到，只有茫茫大海从你身边向远处延伸。这个时候，你可以停下脚步，感悟生命的短暂和大海的永恒，因为现在你看到的无边无际的海洋，看到的一切景色，与当年亚历山大大帝在地中海东部航行时看到的景色是完全一样的，与拿破仑流放到南大西洋时看到的景色也别无二致，与美国海军上将威廉·哈尔西指挥快速航母特遣部队在西太平洋地区作战时看到的景色也并无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一名水手，你和陆地世界隔着一片汪洋大海，但你却与历史上诸多在大海上劈波斩浪的人紧紧联系在一起。我在本书中试图讲述两个与海洋有关的重要内容：一是我海军生涯中的个人经历，二是海洋的地缘政治是如何持续影响岸上的各种事件的。只有先从个体角度去理解一个水手的经历，理解不同的航海文化，然后才能进一步思考海洋是如何推动国际体系发生变化这一更宏大的问题，最后我们才可以充分认识到海洋的价值及其给人类带来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也可以由那些在漫长的航海史中“乘风破浪”的水手完成。但在21世纪，我撰写此书的初衷是为了生动地描述人类在地球（地球是一个水的世界）上的两种体验：水手的海上生活以及海洋对人类世界的战略性影响。接下来，让我们开始海洋之旅吧。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航行到太平洋的情景。那是1972年，我乘坐的是美国海军“朱厄特号”驱逐舰。那艘战舰看着[1]很美、很现代化，它的排水量约8 000吨，长约550英尺、高29英尺、宽55英尺。按照一般标准来看，这艘军舰已经很大了，但考虑到舰上有将近500名官兵，空间也并不富余。那年我才17岁，是一个经验很少的准尉，这个军衔在美国海军里是最低的。当时，我刚在美国海军学院完成了第一年的学业，按照规定，大一结束后的那个暑假，我要进行所谓的“青年巡航”，即利用暑假上船实习。我出生在一个海军陆战队的家庭（我的父亲在海军陆战队服役期间，曾在朝鲜和越南参加过战斗，退役时是上校军衔），当我进入海军学院时，本来打算成为一个像我父亲那样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因此我并不想出海，1972年夏季前往圣迭戈报到准备出海时，我心里其实是很不情愿的。像许多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一样，我父亲常说“不要靠近水”。（我父亲也常说“不要靠近五角大楼”，不过这是另外一回事了。）“朱厄特号”驱逐舰从圣迭戈的军港收锚起航驶向大海，沿途可以看到圣迭戈市区美丽的建筑。无论是从军港驶向大海，还是从大海驶回军港，这或许是航途中最美的一道风景了。我们从科罗纳多湾大桥下驶过，到圣迭戈市区的尽头后向右转舵，到科罗纳多岛后再向左转舵。我在舰上的职责非常“重要”——我是一个船尾带缆员。这意味着我要在军舰尾部将缆绳从码头的系船桩上解开，然后和其他人一起将又湿又重的缆绳拉回船上。之后我又被命令去驾驶室报到，与其他学员一起轮流学习如何掌舵。当时正值初夏时节，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天气十分清爽，早上的温度在24摄氏度左右，阳光明媚、凉风习习。军舰驶过巴拉斯特角，进入太平洋。海上风平浪静，这对在陆地上长大的我来说是幸运的，使我不至于晕船呕吐。在我们把船头调向正西方之后，我向上爬了几层，来到舰桥顶部。当我从船内相对昏暗的过道里出来的时候，明媚的阳光、咸咸的空气和无垠的大海让我感到十分惊艳。就像前往大马士革的圣保罗一样，我忽然顿悟了：我要成为一名水兵！虽然当时我的家人都没有从事过与大海有关的工作，但我感到太平洋好像扼住了我的喉咙说：“这里就是你的家。”自那之后，我便没有走过回头路。由于面积的原因，我们往往将太平洋视为“海洋之母”。太平洋十分浩瀚，“浩瀚”一词我可不是随便用的。即便那些生活在太平洋沿岸的人，不论是加拿大人、智利人、俄罗斯人、澳大利亚人，还是其他在泛太平洋地区生活的人，他们都只了解太平洋的一小部分。上谷歌简单搜一下就知道太平洋的面积[2]接近6 400万平方英里，但若不做对比，仅仅盯住这么一个庞大的数字，你无法意识到它意味着什么。太平洋的面积比地球的陆地面积之和还要大。如果一个人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飞往檀香山，他从华盛顿飞往加州所需的时间，还没有从加州飞往檀香山所需的时间多，足见太平洋之浩瀚。另一个令人印象更加深刻的事实是，太平洋上的陆地很少，太平洋沿岸的国家，很多都将太平洋视作一个无边无际的后门廊。与地球上的任何其他地方相比，太平洋海面占地球表面积的比例都是最大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太平洋这片浩瀚的海域中，散布着一些形态、面积各异的岛屿，有的很小，有的略大一些，有的有人居住，有的无人居住，不同的岛屿上往往有不同的文化和种族。其中有些岛屿，比如塔希提岛、斐济岛、新喀里多尼亚岛、新几内亚岛、新爱尔兰岛等，在数千年之前就有人居住了。人们在谈到这些岛屿的时候，往往不会单独提它们的名字，而是统称它们为大洋洲。这些远离大陆的小岛上竟然有人类居住，本身就是一件令人感叹的事情。在遥远的过去，为了登陆这些岛屿，人们必须驾驶小舟在无垠的海面上航行很久，要克服无数困难。要征服这么漫长的航程，不仅需要智谋和勇气，更需要意志力去挑战人类的极限。即使是借助几百年前的航海技术，人类能来到这些岛屿上定居就已经令人匪夷所思了，那时已经出现了配备有大帆和复杂导航设备（如六分仪）的宽体船——就像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由纳尔逊爵士率领的英国皇家海军“胜利号”战舰。令人吃惊的是，人们早在1万年前，就找到了征服万里航程的方法。那时的航海技术极为落后，人们只能划着独木舟，根据满天繁星定位，在洋流不稳定的大海上随波逐流。但即使条件如此简陋，仍有一批又一批来自东亚和东南亚的移民劈波斩浪来到太平洋的这些小岛上。这些人的后裔就是今天的奥斯特洛尼西亚人、波利尼西亚人、密克罗尼西亚人以及美拉尼西亚人。这些移民至今仍然居住在这些岛屿上，他们甚至横跨5 000多英里，从南太平洋群岛移民到夏威夷，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他们最初的出发点位于东亚沿海地区。南太平洋群岛的先民划着船桨，在无垠的大海上跟着波浪的节拍，从一个岛屿航行到另一个岛屿。这一迁徙过程持续了很多年，到二战期间，[3]迁徙方向反了过来，盟军沿着太平洋的岛链来到亚洲，追击日本军队。我从安纳波利斯的美国海军学院毕业之后成了美国海军的一名年轻少尉。20世纪70年代末，我首次在太平洋上航行，当时那种传统的航行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首次航行给我留下最深记忆的是航程的距离，但好在我乘坐的不是南太平洋群岛的先民在古代乘坐的那种独木舟。在70年代末，从美国西海岸航行到夏威夷群岛足足需要一周时间，而到达夏威夷只能算是到了太平洋的前门。1977年，我从瓦胡岛的珍珠港起航后一路向南，先后到达斐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真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当时我们的小型舰队由三艘军舰组成，包括“休威特号”和“金凯德号”这两艘斯普鲁恩斯级驱逐舰以及“尼亚加拉瀑布号”补给舰。我们的舰队从夏威夷出发，向南穿越太平洋中部的旅途非常漫长，令人感觉懒洋洋的，因为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少，只需对舰上设备和机械做一些基本的养护，开展一些例行的操练和演习并进行航行补给。在进行补给时，较小的驱逐舰与较大的补给舰编成横队，同速并向航行，补给舰通过软管为驱逐舰加油。两舰之间的距离只有100英尺左右，看起来令人感到激动不已。在那次漫长的航行中，天气十分炎热，但海面风平浪静。虽然我们当时有基本的电子导航系统，但主要的导航工作是依靠六分仪和纸质航海图完成的。作为舰上最年轻的少尉，我的职责包括每天拍摄星星、驾驶军舰、检查舰载设备、管理一队士兵（我当时负责管理一个致力于研究反潜战技术的小分队，不过由于当时潜艇很少，在辽阔的大洋上，他们并无用武之地）。我和战友们最期待的事情是“越线仪式”，也就是在越过赤道线的那一天举行的一个庆祝仪式，这标志着我们正式[4]进入了“戴维·琼斯的王国”。在那个年代，美国海军军舰越过赤道后，舰上的官兵们会举行一个简单的庆祝仪式，但这个仪式相当粗暴，带有整蛊新兵的意味，曾经穿越过赤道的老兵会虐待那些首次越过赤道的新兵，这些新兵被称为“蝌蚪”。天刚蒙蒙亮时，新兵就会被叫醒，然后被赶到甲板上，老兵们打开消防水管将新兵喷成落汤鸡，然后朝他们扔垃圾。接下来新兵会围绕着表面粗糙的甲板爬来爬去（甲板是防滑的，非常粗糙），有时候甚至会爬上几个小时，以致膝盖和手掌严重挫伤。接下来，新兵还要爬过几个用帆布围起来的斜槽，斜槽上布满刺鼻的垃圾，同时还要接受训诫。这还不算结束，一些老兵会化装成“戴维·琼斯”的样子，在肚子上涂满油脂，逼迫新兵亲吻自己的肚子，再把新兵五花大绑吊起来，放进穿越赤道时灌装的海水里，灌个半死再拉上来，美其名曰“洗礼”。这种仪式会令人非常难忘。但对我而言非常幸运的一点是，我当时所在那艘军舰的指挥官也没有穿越过赤道，也是一个“蝌蚪”，因此整蛊方式做了一些调整，变得比较温和，我在整个仪式过程中一直紧紧靠在他的身边。斐济是一个有趣的地方，当我们的军舰抵达那里时，斐济的多元文化令我惊讶不已。当时，斐济大约50%的人口是美拉尼西亚族（原住民），大约40%的人口是印度人的后裔（英国殖民者曾在一个多世纪之前将大量印度劳工带到这里，让他们在甘蔗园劳作），大约10%的人口是东亚人或英国人的后裔。虽然美拉尼西亚族岛民在斐济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在多年间逐渐增加，但今天的斐济依然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我们抵达斐济时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那时斐济刚刚宣布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实现独立。~~~~~~~~~我记得在驶向苏瓦的途中有一个又一个小岛。苏瓦是斐济的首都，当时处于一种相当原始的状态。我们在那里的沙滩上度过了一段轻松的日子，还到斐济总督曾经的官邸的草地上打网球。然而近年来，斐济的政治局势却有些动荡。2006年，斐济武装部队司令姆拜尼马拉马发动军事政变，宣布担任斐济临时总统。但斐济在数年前进行了民主选举，其结果总体是可靠的。在那之后，这座美丽的小岛似乎又恢复了稳定，这令澳大利亚人颇感慰藉。澳大利亚人一直密切关注斐济政局，担心斐济一旦发生暴动，难民会涌入澳大利亚。离开斐济之后，我们去了新西兰，在北岛和南岛都待了几天。20世纪70年代的新西兰很像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静谧、温和、理智，虽然有些慵懒，却令人心旷神怡。从北岛的热带地区到南岛的南阿尔卑斯山，新西兰的美景奇伟壮阔，彼得·杰克逊执导的《指环王》系列电影就曾在南岛取景。过了一周左右自由的日子之后，我们又要起航了。起航前一天晚上，我在新西兰一家酒吧喝了很多白苏维翁葡萄酒，以致出发那天早上宿醉还很严重。出发当天暴风雨骤然而至，风高浪急、天色漆黑，原来负责驾驶“休威特号”驱逐舰的中尉经验不足且严重晕船，于是我临危受命，负责与那位中尉一起将军舰开出奥克兰港。结果我们转弯太急，舰尾险些撞到了航道上的浮标。舰长看着我们操作，越来越紧张，便呵斥了我一声让我掌舵，这令我很快清醒过来。最后，在作战行动指挥员（一位非常有经验的海军陆战队士兵）的协助和监督下，我才成功驶出航道，进入辽阔的海域。那天晚上的太平洋并不太平。之后，我们向澳大利亚进发，到达悉尼的港口后，我们就算完成了从圣迭戈到赤道再到澳大利亚的穿越太平洋之旅。当军舰驶入花园岛海军基地时，我们都穿着白色海军制服，强烈的阳光照耀着悉尼歌剧院，反射的光线将港口的海面映照得波光粼粼。当我们奔向澳大利亚温暖的怀抱时，似乎已经把太平洋远远地抛在身后。二战期间，美国人力阻日本人南下，因此澳大利亚人对美国人怀有强烈的感激之情。那时，穿着美国海军制服上岸将会受到优待，虽然今天这种情况或许有了一点变化，但澳大利亚人与美国人的关系依然非常亲近，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澳大利亚人始终与美国人并肩作战。在阿富汗的澳大利亚战士是我遇到过的最优秀的战士。今天，在美国打击“伊斯兰国”的过程中，澳大利亚仍是重要的盟友。在愉快的悉尼之旅结束后，我们的军舰沿着澳大利亚东海岸一路北上，沿途在汤斯维尔停靠了几天，那是一座悠闲的城市，位于澳大利亚东北部的一个状如长钉的半岛上。今天的汤斯维尔约有20万人，但几十年前我们到访的时候，这个城市的规模比今天小得多。作为进入大堡礁的门户，汤斯维尔是一个旅游胜地。喝一杯澳大利亚生产的福斯特啤酒，看着大堡礁美不胜收的景色，远眺无边无际的太平洋，令人感觉身心舒畅。但我知道我们的太平洋之旅即将结束，下一站是托雷斯海峡。托雷斯海峡位于澳大利亚东北部的海岬与新几内亚岛之间，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海上交通要道之一。好消息是托雷斯海峡比较宽，这一点符合国际海域咽喉要道的标准，但坏消息是这个海峡非常浅，小岛星罗棋布，有些几乎淹没在水面之下，水下还有暗礁。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个海峡的导航浮标的设置还不是特别完备，而且在当时的“休威特号”驱逐舰上，谁都没有在这里航行的经验。考虑到这个航道的危险性，我们的舰长决定亲自掌舵，这是颇为少见的。作为一个在甲板上观测海面状况的低级军官，我的职责是根据雷达观测结果，为舰长提供航行建议，军舰上的导航员则利用传统的航海图辨别肉眼可见的浮标。幸运的是，我们穿过托雷斯海峡的那一天阳光明媚，天气条件很好，海峡上通行的船只也少。当我们穿过海峡，从西太平洋的珊瑚海成功抵达东印度洋的阿拉弗拉海时，每个人都松了一口气。就这样，我人生中第一次穿越太平洋的航行画上了句号，这样的航行在我之后的职业生涯中出现了一次又一次。同我的经历相比，第一个穿越太平洋的欧洲人——麦哲伦的结局就要糟糕多了。要理解麦哲伦的航程，你得先仔细瞧一瞧地球仪。当你转动地球仪，让澳大利亚东部和印度尼西亚位于地球仪的左下方。你会发现自己眼前的世界是一片汪洋大海：你只能看到美洲西北部和亚洲东北部两小块陆地，其余目之所及全是大海。在麦哲伦的时代，虽然南太平洋群岛的居民拥有在太平洋上长途航行的经验，但欧洲人没有，在16世纪之前，欧洲人并不知道美洲大陆的西部究竟是什么样的。直到西班牙探险家巴尔波亚从大西洋的加勒比海向西穿越巴拿马地峡后，才发现了太平洋的存在。巴尔波亚站在一座高山的山顶宣布要“为了上帝，为了西班牙”征服这片海域。这一发现引发了一场海洋版的殖民运动，在之后的三个世纪里，欧洲人逐渐完成了太平洋海域的海图绘制。然而，给太平洋命名的人是麦哲伦。性情急躁的麦哲伦代表西班牙王室踏上了太平洋的探险之旅。在进入南太平洋腹地的航程中，他发现这片海域风平浪静（顺便说一句，很多时候并非如此），便将其命名为太平洋。他是第一个横渡太平洋的欧洲人，他的探险队（由5艘船组成）是世界上最先完成环球航行的航海队（麦哲伦本人并没有完成环球航行，他于1521年在菲律宾被杀害）。在麦哲伦之前，欧洲人如果通过海路前往亚洲（主要是为了寻找香料和黄金），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借道非洲西南端的好望角，但麦哲伦推测或许可以从欧洲向西航行抵达亚洲。他猜测太平洋的宽度可能只有600英里——毫不夸张地讲，他这个估计差了不止1万英里。他说服了西班牙王室为他的航程提供资助，西班牙王室在1519年为他提供了5艘船。麦哲伦的船队大约有250人，他们沿着南美洲海岸南下，希望找到一个能通往太平洋的海峡。随着南半球冬季的到来，天气越来越糟，海面状况越来越差，以致麦哲伦的舰队有一艘船触礁沉没。剩下4艘船继续艰难前行，最后终于在南美洲南端发现了我们今天熟知的麦哲伦海峡。麦哲伦率领船队进入这个弯弯曲曲的海峡，由于天气条件十分恶劣，有一艘船的船员拒绝前行，逃回了西班牙。循着南岸上土著燃烧的篝火，麦哲伦终于打开了进入南太平洋的大门，他把麦哲伦海峡南岸的这块土地命名为“火地”，这就是今天的火地岛。进入太平洋虽令人欢欣鼓舞，但麦哲伦及船员们很快意识到眼前这片海域的辽阔程度远远超出了预料。他们从今天智利的西海岸日复一日地向西航行，却始终没有发现自己已身处亚洲。最终，在1521年的早春时节，他们登上了位于马里亚纳群岛最南端的关岛。之后他们又从关岛出发，一路向西，在当年的复活节前夕发现了菲律宾群岛，他们在宿务岛上举行了一个弥撒以示庆祝。但麦哲伦做了一个愚蠢的决定：介入宿务岛部落间的战斗，他率领大约50名西班牙人前往马克坦岛，遭到了土著的猛烈攻击，麦哲伦被土著杀害。他的下属这样描述他被杀害过程：“被矛刺伤后船长脸朝下栽了下去，那群土著立刻冲上去用铁矛、竹矛和短弯刀杀死了船长，也杀死了我们的模范、我们的光明、我们的慰藉和我们的向导。”在麦哲伦死后的两个世纪里，欧洲诸国积极发展横跨太平洋的海上贸易。西班牙即其中之一，西班牙的殖民地菲律宾对推动海上贸易发展功不可没。当时西班牙的国旗是勃艮第十字旗，在那个年代的太平洋上四处飘扬，荷兰人、葡萄牙人、英国人、法国人也是太平洋上的活跃力量。西班牙建立了人类历史上首个国际性的运输船队，将从美洲大陆开采的银子运到亚洲，再将从亚洲购买的商品运回欧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西班牙的影响力变得衰微，在欧洲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让这个国家经历了不少流血牺牲（包括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期间的一系列战争）。从17世纪到18世纪早期，在西太平洋展开角逐的国家变成了荷兰和英国。1743年，英国海军舰长乔治·安森在菲律宾马尼拉附近海域俘获了一艘运送大量财宝的西班牙大帆船，给西班牙造成了重大打击。就进入太平洋的时间而言，法国可谓姗姗来迟，第一个环游太平洋的法国探险家是路易斯·德·布加因维尔。虽然当时太平洋上有很多探险活动，而且跨地区的贸易往来越来越频繁，但太平洋的大部分海域仍然完全没有被探索过。纵观历史上活跃于太平洋的探险家，最伟大的或许就要数詹姆斯·库克船长了。詹姆斯·库克于1728年出生在英格兰北部的一个并不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他早期曾经在一个店铺当学徒，但他从小就对船只、河流和大海有浓厚兴趣，这一点也算是太平洋之幸了。后来，库克到一家船运公司做学徒，并学会了如何在波涛汹涌、航道狭窄的英吉利海峡上驾驭商船。他还在测绘与制图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这是他真正的专长。在七年战争期间，他加入了英国皇家海军，在此期间不断被提拔并担任了一系列指挥岗位。到18世纪50年代中期，英国人开始以一种真正的全球视角思考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英国要夺取海权，获得全球性的影响力，英国人就必须对太平洋进行测绘并完成制图。库克后来被任命为英国皇家海军“奋进号”的舰长，执行首次探索太平洋的任务。这艘船长约106英尺，是一艘短而笨重的三桅帆船，吃水不深，便于靠近小岛和暗礁。1768年夏末，库克率领的考察队进入太平洋，他的考察队里有一个重要成员名叫约瑟夫·班克斯，是一个既富有又英俊的博物学家和科学家。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两个人一起探索了太平洋上广阔的偏远海域。如果既想巡游太平洋，又想感受待在图书馆一般的舒适，一个简单方法就是拿出一个地图册，在地图上追寻库克的航行[5]路线。他先后三次进入太平洋，总航程超过15万海里。他船队中的船分别被命名为“奋进号”“发现号”“坚毅号”“探险号”，这些名字准确地描述了他自1768年起探索太平洋的历程。1779年，库克在夏威夷群岛上与土著发生了争执，遇害身亡（当时库克将夏威夷群岛称为三明治群岛）。库克这三次太平洋之旅的路线几乎囊括了太平洋上所有重要的港口，如阿拉斯加州的库克湾与威廉王子湾的港口，以及加拿大西部的努特卡湾以及俄罗斯堪察加半岛的港口。库克还造访了太平洋上几乎所有重要的岛屿——夏威夷群岛、马克萨斯群岛、塔希提岛、斐济群岛、新喀里多尼亚岛、复活节岛、库克群岛、汤加群岛以及新西兰的北岛与南岛。他不仅到过南极附近，环绕澳大利亚航行过，还到过南美洲南端的合恩角，巡航过大西洋和印度洋。在《蓝色航迹：追寻库克船长之旅》这本引人入胜的回忆录中，作者托尼·霍维茨记录了重走库克船长航线的过程，他从阿拉斯加州航行到塔斯马尼亚岛，又从复活节岛航行至俄罗斯。库克当时还是一个来自英国约克郡农场的孩子，在他的航队到达之前，太平洋几乎未被探索过，更不用说绘制太平洋的海图了。库克天才般地打开了太平洋的大门，他的遗绩鲜活地留在航海人的心中与脑海里，至今受用不尽。俄国人也加入了探索太平洋的队伍。他们利用西伯利亚东部的基地，用最少的技术完成了崎岖的旅程，穿越了艰难坎坷、寒冷潮湿、人迹罕至的地区。俄国人曾经占领了今天的阿拉斯加州，阿拉斯加州离白令海峡非常近，同时，俄国人的影响力也向南扩张至太平洋的其他地区。19世纪初，受毛皮贸易丰厚利润的吸引（这种贸易同样吸引了美国和加拿大的捕猎者），俄国的船只依托旧金山以北的据点如罗斯堡展开活动。但过度捕猎导致珍稀动物数量减少，使得昂贵的探险活动在经济上失去了价值。俄国在太平洋叱咤风云的时间很短，随着庞大帝国的负担日趋沉重，俄国沙皇政权逐渐走向崩溃。19世纪40年代，俄国人开始从罗斯堡撤退。最著名的一个事件是俄国在1867年将阿拉斯加地区的所有权卖给了美国，当时美国内战刚结束，俄国人的卖地契约在美国广受嘲讽。尽管俄国人在太平洋的时间短暂，但他们对该地区的科学探索做出了宝贵贡献。美国人进入太平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自美国独立以来，便有波士顿的船只长途跋涉前往中国，但直到19世纪40年代美墨战争结束，美国获得加利福尼亚州之后，美国人才在太平洋地区建立了永久据点。1848年，在“萨特的磨坊”偶然发现了黄金，引发了加利福尼亚州的淘金热，淘金热推动了大规模的移民，有的移民穿越美洲大陆而来，有的移民穿越巴拿马地峡（在巴拿马运河还没开通时）而来，或者像麦哲伦在三个世纪之前那样，有的移民绕过火地岛前往加州。随着鲸油被有效利用，捕鲸业成为一个繁荣的产业，但由于捕捞过度，捕鲸业的中心逐渐从大西洋转移到了太平洋。数十年后，由于与中国的贸易往来能够带来丰厚的利润，太平洋变得越来越重要，这种强大的吸引力把太平洋世界带入了美国东海岸人的脑海中。19世纪60年代，煤动力船的出现改变了美国与太平洋地区的互动方式。与帆船相比，煤动力船速度更快、更可靠，但船上需要储存大量的煤，增加了载重，而且煤并不是取之不竭的。一艘船不能携带无限量的煤炭，不然有可能沉入大海。为了保持一定的速度，这些船需要每隔一段时间到专门的装煤站补给能源。幸运的是，太平洋虽然辽阔，但岛屿很多，这些岛屿完全可以用作补给站。这促使美国于1898年吞并了夏威夷，将风景秀丽的珍珠港开发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一个据点。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为什么英国进入太平洋的时间如此之早，影响力如此之大，在当时几乎可以说主导了太平洋，而日本却难以望其项背呢？这两个国家的地缘政治特点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它们都是岛国，早期都经常面临强敌入侵的威胁（在公元后的第一个千年里，不列颠群岛遭到入侵的次数远比日本群岛遭到入侵的次数多）；它们的民族都是高傲的、有能力的，拥有大量军国主义人才；它们都拥有大量技术熟练的航海人才和造船专家；它们拥有的自然资源相对较少，理论上都需要谋取海洋资源。然而，英国人建立了一个殖民帝国，日本在过去三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却一直将目光集中在国内，直至20世纪被西方人打开国门之后才开始对外侵略和扩张，这是为什么呢？~~~~~~~~~这个问题的答案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太平洋与大西洋截然不同的地理形态。最重要的是，太平洋的面积比大西洋要大得多，太平洋西岸的亚洲国家坐落在相对太平洋来说较小的陆地上，东临浩瀚的太平洋。受距离的影响，亚洲人远航太平洋的船只有许多都永远消失了。而英国与欧洲大陆中间只有一条非常狭窄的英吉利海峡，日本距大陆的距离比英国远一些，其沿海地区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手也要少得多。日本人还敏锐地意识到浩瀚的太平洋为其提供了天然的缓冲区。日本在13世纪遭到蒙古人的侵略，但日本人轻而易举地在蒙古人登陆的滩头击败了他们。13世纪后期，尽管日本内部政治斗争严重，但日本人还是能够搁置内部矛盾，先后两次击败蒙古人的入侵。日本人得到了神风（即台风）的帮助，台风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入侵者的舰队。在幕府统治时期，日本长期处于孤立的状态，日本人在16世纪入侵亚洲大陆，在16世纪末入侵朝鲜半岛。但他们被中国和朝鲜的军队打败，重新退回了日本岛。这与地中海地区的勒班陀海战发生的时间差不多，太平洋地区的战船在这一时期的一大变化颇值得关注：便于战斗和撞击的轻型单层划桨帆船逐渐被更大、更重且配备大炮的战船替代。在16世纪的最后10年中，日本人两度大举入侵朝鲜都以失败告终，此后日本人便决定固守本国海域。与英国人不同的是，日本人并没有试图穿越辽阔的太平洋，他们固守本国国土，保护西海岸不受侵略，并希望广阔的太平洋能够阻挡来自东方的攻击。这种心态几乎变成了一个官方信条，正如著名的亚洲学者约翰·柯蒂斯·佩里描述的那样，（对日本人来说）出海被视为“走出去”的一种表现。历史上的中国以同样坚决的态度守卫着西部边境，提防着陆上邻国。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认为他们的主要威胁来自西部内陆，而不是来自东部的太平洋。中国人认为威胁来自亚洲大草原上的蛮族（因此修建了长城），与西方的贸易与交往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威胁。15世纪的郑和下西洋表明中国人在主导海洋方面做了一些尝试。郑和下西洋所到的地方并不是未知的世界，而是南海、印度洋和东非等已经为人所知的地区，中国人并未给当地居民留下深刻印象，而当国内的政治局势变得不利于海洋探索时，大洋上便看不到中国舰队的影子了。尽管中国东临浩瀚的太平洋，但太平洋带给中国人的地缘政治想象并不比带给日本人（以及太平洋地区的其他文化系统）的多。历史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最后是欧洲人跨越了太平洋，试图将东方和西方联系起来，并非仅仅通过偶然的贸易和传教活动，而是用更加稳定的方式建立联系。在推动太平洋沿岸的亚洲国家打开国门的过程中，最具戏剧性的恐怕就要数美国海军准将马修·卡尔布雷思·佩里在19世纪50年代前往日本的航行了。佩里到达日本时，日本已经与世隔绝近250年，这塑造了一种高度同质性和内向性的民族文化，日本人在贸易方面与外界的接触也非常有限。但美国在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的驱使之下叩开了日本国门。当时，在太平洋上捕鲸对美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重点捕捞区从南太平洋逐渐转移到了北海道以北的海域。再加上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日本群岛对美国来说便更加重要，美国可以将日本的岛屿作为后勤基地，确保海上交通的安全与补给。于是，时任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给日本统治者写了一封信，令海军准将佩里送达日本，以期获得日本港口的使用权。虽然美国总统已授予佩里动用武力的权力，但在他对日本开展了一番研究后，佩里决定采用外交方式解决问题。他驾驶的明轮蒸汽船满载礼物，他试图尽力扮演好一个庞大帝国的最高代表。1853年7月，佩里驶入东京湾，希望借助我们今天所称的“软实力”去同日本交流。他保持着对日本文化的敏感性，避免诉诸武力，主要使用经济和外交手段，试图从地缘政治角度说服日本接受美国的主张。佩里的船队给日本人留下了深刻印象，1853年冬季，佩里扩大了船队规模。1854年3月，他代表美国与日本签署了《神奈川条约》，结束了日本闭关锁国的时代。根据这一条约，日本向美国开放了两个港口，一旦美国船员遇险或有船只需要补给，可以通过这两个港口获得救助。这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为打开他国国门而签署的首个条约。自此之后，日本开始与美国、俄国、英国等大国频繁接触。后来日本国内围绕现代化产生了激烈争论，最终爆发了一场为期两年的内战。最终天皇掌权的新政府决定进行改革，这就是我们熟知的明治维新。于是日本迅速实现现代化，更重要的是，日本开始注重发展海军力量，迈向辽阔的太平洋。到19世纪晚期，日本的工业快速发展，陆军和海军力量也迅速增强。同时日本还派遣大批海军学校学员以及各级军官前往英国和美国接受现代化的海军教育，其造船厂开始建造作战能力很强的大型战舰。此前数个世纪内，日本一直将太平洋视为一个空旷辽阔的缓冲区，但到明治维新时期，太平洋在日本地缘政治版图上的地位日渐凸显，成为一个可被征服的区域。在海军战略方面，日本人开始像英国人一样思考问题。与英国相同，日本也是一个岛国，对面是一片辽阔的大陆，日本对中国（当时处于清朝时期）和俄国这两个大国心怀忧惧。而狭长的朝鲜半岛是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缓冲地带，因此，日本人的逻辑是控制住朝鲜半岛，以扩大自己与幅员辽阔的中国之间的缓冲空间。这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场战争对日本具有重要意义，海军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当时，日本不宣而战，袭击了中国增援朝鲜的运兵船。无独有偶，50年后日本袭击美国珍珠港之前也没有正式宣战。甲午战争短暂而激烈，日本海军展示了非同一般的作战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存在一种关于海军战术的辩论，即大型装甲战舰或重炮在海上作战中是否最重要。中日舰队在鸭绿江上的战役没有凸显出这一重要性，但中日舰队在机动性和速度方面的差别却很明显。在伊东祐亨的指挥下，日本舰队被分为两部分——由航速较快、炮弹发射速度较快的战舰构成的“第一舰队”和由航速较慢但作战能力强悍的战舰构成的“第二舰队”，“第一舰队”能够在作战过程中依靠猛烈密集的火力攻击中国战舰。在之后数月内，中国军队迅速溃败，1895年初战争结束。战胜的日本获得了对朝鲜半岛、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的统治权，就地缘战略地位而言，日本已然在西太平洋占据了主导地位。此后，它需要巩固对亚洲北部的控制能力，这就导致了日本与俄国的战争。但实际上是俄国人挑起了日俄战争。在日本战胜中国之后，俄国出面反对日本，要求使朝鲜半岛非军事化，并强迫日本交出旅顺港（旅顺港是一个不冻港，俄国垂涎已久）。俄国与其他欧洲国家合作，极力反对日本的扩张，这导致了1904年的战争，但俄国人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在军事上，俄国舰队分布在这个庞大国家的四周，需要时间来集结。在政治上，俄国的国内矛盾日趋激化，沙皇即将倒台的迹象在当时已经很明显，圣彼得堡的统治者无法全身心关注太平洋海岸正在酝酿的冲突。日本人虽然在兵力上处于劣势，但能够集中兵力发起攻击并阻挠俄国人集结力量对其发起反击。在击败中国舰队之后，日本舰队再次在没有宣战的情况下发动了一次声势浩大的袭击——在夜色掩护下用鱼雷偷袭了旅顺港的俄国舰队。尽管俄国海军任命了斯捷潘·马卡洛夫为太平洋舰队司令（不久之后，他因所乘战舰触动水雷而身亡），并调动波罗的海舰队前往太平洋海域，但俄国人一直未能获得战术性优势，日本借助自身的战略地位和相对较新的技术占据了上风。1905年1月，俄国人失去了太平洋舰队和旅顺港这一至关重要的海军基地。1904年10月起，俄国分两批将波罗的海舰队调往太平洋战场，共调动了53艘战舰，结果到1905年5月，舰队在对马海战中几乎被日军全歼，损失了50艘战舰。这是俄国在日俄战争中遭到的最后一击。面对舰队的全面溃败，俄国被迫接受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提出的一项协定。后来，西奥多·罗斯福因调停日俄战争做出的贡献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俄国输掉战争是因为他们在每一次交战中都遭遇了战术性的失败，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没有集结力量，最终被各个击破。美国从俄国的失败中汲取了一个重要教训，使美国充分意识到修建巴拿马运河的必要性。如果没有巴拿马运河，分布于美国东西海岸的舰队都必须绕过南美洲最南端才能集结起来，这需要耗费好几个月。在日俄战争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俄国人最后一次践行了舰队指挥官为了保全战友性命而弃船投降的古老原则。这些指挥官回到国内后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此后，不论出于何种目的，这样的投降再未出现过。今天，美国海军和其他大多数国家的海军都不再奉行优雅投降的哲学，他们决不弃船、血战到底。美国真正在军事上对太平洋地区形成影响，是在占领夏威夷群岛并在那里修建军事设施后才开始的。夏威夷瓦胡岛上的珍珠港是一个天然良港，我清楚地记得我乘坐军舰在20世纪70年代末第一次驶入这个港口时的情景。那时，我还是一个没有经验的甲板值班员，船长命令我驾船入港。我试图把船调好位置并泊好，我曾观察过好几次经验丰富的船长这么做过，但风很大，我很担心。我当时很笨地拒绝使用拖船，也没有听从经验丰富的港口领航员给我提的建议，我想要独立完成一切，就像个目中无人的孩子。不幸的是，由于速度太快，船尾与码头发生了剐蹭，船尾掉了很多油漆，右舷后部出现了一个很小的凹陷，虽然无关紧要，但令人非常尴尬。舰长悄悄地走了过来，对我讲了一句美国海军上将欧内斯特·金（二战期间美国海军的将领）说过的一句话：“一个伟大的掌舵者永远不需要使用高超的驾船技术。”换句话讲，要懂得利用拖船，听从港口领航员的建议。这一教训我谨记在心。那天晚上惊魂甫定后，我在美丽的珍珠港周围散步，我忽然意识到我所在的位置就是美国通向太平洋的门户，也是美国海军的心脏。诸多现代美国海军精神都可以追溯到二战期间太平洋地区发生的战争。遥想当年，很多颇具传奇色彩的军官都曾在太平洋出生入死，反观自己，不禁觉得我的履历何其单薄和局限——20世纪70年代的冷战似乎并不会给我提供参与大规模舰队作战的机会。美国海军上将尼米兹、斯普鲁恩斯、哈尔西、金凯德以及在太平洋战争中涌现出来的其他巨人都亲自体验过太平洋的辽阔。正是在这辽阔的大洋上，他们才可以针对一个又一个岛屿发动庞大、全面的战役，最终打败日本。美国海军的精神地图从珍珠港铺展开来，向无边无际的海洋延伸。正因为珍珠港对美国海军极为重要，日本人才在1941年12月初偷袭珍珠港，将战火烧到美国。那次偷袭虽然令人震撼，但也不难理解。为了理解二战期间太平洋战区战事的规模和严重性，你需要想象一下这个地区有多么辽阔。二战期间军事行动的范围覆盖了整个太平洋，包括赤道南北的广大海域，这种规模的战事在人类历史上尚属首次。正如威廉·曼彻斯特在美国陆军上将麦克阿瑟的传记《美国的恺撒大帝：麦克阿瑟》中明确阐述的那样，二战期间，太平洋战区的跨度“相当于从英吉利海峡到波斯湾的距离——这是亚历山大、恺撒、拿破仑最远征程的两倍”。这位自尊心极强的将军非常喜欢做这个比较。要横穿辽阔空旷的太平洋，乘独木舟需要数十年，乘蒸汽船需要数月，乘现代舰船只需几周。新技术不仅提高了船只的性能，也为战争增加了新的维度。在水面上，飞机和雷达改变了距离的计算方式。在水面下，潜艇可以在屏蔽几乎一切侦察技术的情况下威胁军用和民用船只。太平洋上首次爆发全面战争时，海战的方式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1941年12月7日，飞机螺旋桨的响声和空袭警报声打破了夏威夷清晨的静谧。日本海军航空部队发起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偷袭珍珠港的策划者是富有传奇色彩的日本海军上将山本五十六，他是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生，热爱美国文化。日本在这次袭击中摧毁了珍珠港的美军舰队和地面飞机。但是美国舰队的核心战斗力量，也就是被日军列为主要袭击目标的航空母舰当时恰巧不在港口，幸免于难，可谓不幸中的大幸。但“亚利桑那号”“俄克拉荷马号”“西弗吉尼亚号”“加利福尼亚号”这几艘战舰不太走运，在那个星期天遭到围歼、沉入大海，不过船上的大部分船员都死里逃生。我的妻子劳拉是一艘名为“约翰·芬恩号”的新驱逐舰的“赞助者”，这艘驱逐舰以约翰·芬恩的名字命名，以此纪念他在“珍珠港事件”中的英勇事迹。这是一项崇高的荣誉，我的妻子为此感到自豪。2015年，我的妻子参加了这艘驱逐舰的命名和列装仪式。在这艘驱逐舰服役期间，她一直与舰长和士兵保持联系。因此，我和我的妻子有相当多的机会去回顾那些可怕的时刻，在当时的海军士兵眼前，一场意想不到的袭击炸毁了美丽的港口。芬恩当时的级别是军士长，他架起机枪，与一支临时拼组的队伍一起奋勇还击，他们的身上多处负伤。芬恩还参加了之后的战争，直到胜利。芬恩活了100多岁，他一直记得那个给世界带来永恒改变的周日清晨。就在珍珠港遇袭的同一天，在距离珍珠港5 500英里远的大洋彼岸，日本军队还袭击了菲律宾的美国驻军。如同珍珠港的情况，停在地面的美军飞机也被日军的空袭摧毁。但不同的是，菲律宾与已被日本占领的中南半岛（泰国未被占领）距离很近，这就意味着日本军队在空袭之后能够接着发起地面入侵。尽管美国军队在巴坦半岛的科雷希多岛英勇抵抗，但这些岛屿还是在1945年被日军占领。当时，日本就是一台在高速运转的战争机器，没有输过任何一场战役。1942年初，美国及其太平洋盟友面对的形势一片暗淡。1942年6月，在中途岛战役中，美国否极泰来。日本的作战计划是在广阔的太平洋上发起突袭，打乱美国阵脚，使日本在战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以此应对美国在人口和工业上的优势。但在中途岛附近海域，虽然美国的战舰数量比日本少得多，但最后还是取得了胜利。在中途岛战役中，美军交了一次好运：日军派出侦察机寻找美国舰队，但因机械故障推迟了半个小时起飞，使得美军舰队得以隐蔽并继续前进。由于日本人无法确定美国舰队的确切位置，日本舰队的指挥官错误地决定把他们战机携带的武器由炸弹（用于轰炸美军在中途岛的堡垒）换成鱼雷（准备攻击美国舰队）。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给美国人提供了机会。由于那半小时的延迟，日本战机在换装武器的时候停在甲板上，几乎没有防御能力，结果基本上被美军摧毁。日本的四艘航母也被美军击沉，它们之前都参与了偷袭珍珠港的行动。遭到重创的日本再也无力发起大规模海战。奥宫正武曾经参加过中途岛战役，他后来成为日本航空自卫队的一名中将，他在《中途岛海战》一书中写道：“太平洋战争是由不懂得海洋的人发动的，由不懂得天空的人打的。”在中途岛战役中大获全胜后，美国分两个方向从太平洋向日本发起攻击。其中一支队伍由海军上将尼米兹指挥，士兵们从一个岛行进到另一个岛，在北太平洋向日军发起进攻。那些曾经被用作装煤站的岛屿此时成了美军战舰和飞机的燃料补给点。另一支队伍由陆军上将麦克阿瑟指挥，从澳大利亚北上反攻菲律宾。如同在北太平洋地区作战的美军一样，麦克阿瑟指挥下的美军也发现作战环境非常严酷，印度尼西亚和新几内亚的丛林中有致命的陷阱和疾病。在托雷斯海峡，日军重兵布防，这比那些淹没在水面下的暗礁更致命（我后来曾经驾驶军舰穿越这个海峡，感到非常紧张）。这两个方向上的战斗都是非常艰苦的。美军缓慢但有条不紊的进攻产生了效果，日军的资源补给线被切断，美国的工业实力也开始发挥作用，日本的战略选择空间越来越小。尽管日本的岛屿防御有时非常疯狂，但其最终投降是不可避免的。美国预计如果在陆地向日本发起强攻，势必给双方造成重大伤亡，于是美国决定对广岛和长崎动用核武器。1945年，美军先后两次轰炸东京，而后在8月向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随后日本宣布投降，麦克阿瑟率军占领日本，结束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至此，日本的许多重要城市完全被摧毁，给日本人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冲击。对日本而言，在未来很长一个时期内将不得不忙于重建工作，无暇参与全球军事和安全事务。值得铭记的是，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军的领导者还包括另外两位海军上将，他们都接受尼米兹将军的指挥。一位是威廉·哈尔西，绰号“公牛”（他本人并不喜欢这个绰号），另一位是雷蒙德·斯普鲁恩斯。托马斯·亚历山大·休斯写的《哈尔西上将的海军生涯》（Admiral Bill Halsey，A Naval Life）一书精彩呈现了哈尔西的人生。托马斯·比尔写的《安静的战士》（Quiet Warrior）同样出色地呈现了斯普鲁恩斯的人生。这两个人的性格截然不同：哈尔西容易冲动、脾气暴躁、声音洪亮，斯普鲁恩斯则安静、理智、深思熟虑。尼米兹巧妙地利用他们二人不同的性格和能力，共同领导了史上最伟大的海军战争，成功应对了远距离、长时间作战和敌人顽强抵抗带来的挑战。他们的名字将永远与太平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只要海军士兵乘着军舰进入太平洋，就会永远铭记他们的名字。可悲的是，太平洋地区的冲突并没有就此消失。二战结束几年之后，朝鲜战争爆发，10年后美国又卷入了越南战争。虽然辽阔的太平洋重新进入和平状态，但可以肯定的是，风平浪静的表面下暗流涌动，冷战引发的紧张态势依然存在。苏联海军在谢尔盖·戈尔什科夫将军的指挥下持续在太平洋地区增加军力，这是自日俄战争之后苏联首次扩张海上力量。携带核弹头的潜艇潜行在茫茫大海中，构成了一种隐形的威慑，美苏双方的水面舰队则极力寻找并跟踪对手，但太平洋地区的岛屿和居民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美国在二战期间从日本手中夺取了西太平洋地区的多个岛屿，包括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群岛、帕劳群岛等。后来这种托管状态结束，美国与这些地区签署《自由联合条约》，允许这些群岛上的人民独立建国，与美国建立“自由联合”的关系，这个条约至今依然有效。随着太平洋地区再次实现和平，日本经济复苏，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逐渐崛起为四个强大的经济体，太平洋地区的贸易总量在20世纪80年代首次超过了大西洋地区的贸易总量。这种趋势至今依然在持续。我们现在生活在“太平洋世纪”吗？这很难说。奥巴马政府肯定是这么认为的，早在几年前他们就提出了“重返亚太”的战略。考虑到中东地区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以及俄罗斯的崛起，这一战略显得并不非常合理。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大部分都在太平洋地区，这种态势是不可逆转的。美国、中国、日本、俄罗斯都自称太平洋国家，还有一些发展势头非常强劲的国家如澳大利亚、韩国、加拿大、墨西哥、智利、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目前，世界上将近一半的贸易活动发生在太平洋沿岸国家，而这只是一个开始，尤其随着印度以更加有力的方式融入太平洋地区，这种趋势将会更加明显。无论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我希望这个组织的成员越来越多），还是由中国倡议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我希望这个机构能够成为一个负责任的角色），太平洋沿岸的国家正在通过多种方式释放发展潜力，促进经济增长。尽管太平洋地区潜力巨大，风险却依旧存在。非法的、未经批准的、不受管制的捕捞活动持续增多，过度捕捞对全球渔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严重威胁。人类活动造成的污染严重破坏了太平洋地区的生态环境，若将太平洋中的塑料垃圾堆积在一起，形成一个“塑料岛”，其面积甚至有得克萨斯州一样大。可怕的台风也给太平洋地区的生态环境造成威胁，特别是菲律宾、中国台湾和越南等沿海地区。风暴天气越来越频繁（许多科学家认为这是全球气候变化的结果），除非该地区的国家能够在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方面做出明智的投资，否则环境变化将带来难以言喻的痛苦，成为经济倒退的根源。该地区的军队和民间机构需要共同努力，以确保他们有能力应对这些挑战。在地缘政治和安全方面，一个值得密切关注的状况是太平洋地区还在进行军备竞赛，这导致了日益紧张的局面（而且还在愈演愈烈），有可能增加该地区发生公开冲突的可能性。各国需要采用微妙的外交手段应对这一局面，因为各国用大量财富换得的军备必将诱使它们使用武力。目前，太平洋沿岸有大量武器系统可被用于在海面上或海面下攻击他国。2013年到现在的数据显示，亚洲各国更倾向于实现军事现代化，提高军事设备的质量，而不是简单地增加兵力。宏观数据揭示的趋势是惊人的，根据《军事平衡》杂志的数据，2013—2015年，亚洲国家的国防开支增长了9%，从3 260亿美元增至3 560亿美元。相比之下，同一时期美国国防开支下降了6%，从6 330亿美元下降到5 970亿美元，欧洲国家的国防开支下降了12%，从2 810亿美元下降到2 460亿美元。我们应如何放缓亚洲国家国防开支的增长速度，确保环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呢？2013—2015年，朝鲜的国防开支增加了一倍多，增至将近100亿美元。虽然很难估算这个国家实际的防务支出，但朝鲜近年来已在进行核试验、远程导弹测试和建造移动发射装置。朝鲜将继续维持高水平的国防开支，即使面临新的、更严厉的制裁以及被削弱的经济环境也在所不惜，因为其年轻的领袖金正恩知道只有用军事力量才能维持内部稳定，并获得一定的地区影响力。中国国防开支的增长是太平洋地区国防开支增长的原因之一。中国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先进技术上进行投资，包括战斗机（歼– 20和歼– 31）、东风– 21弹道导弹（素有“航母杀手”之称）、航空母舰。这些技术进步加上中国对网络攻击的关注，将使中国能够超越目前所谓的“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发展更积极的防御战略。尽管中国采取了这些措施，但美国在海上的军事实力和潜在反应也需要被考虑进去。美国拥有6艘重型核动力航母以及数十艘先进的巡洋舰和驱逐舰，有位于关岛的军事基地还有远程轰炸机，在太平洋地区仍然拥有强大的军力。中国在南海的建设活动以及其配备的远程反舰导弹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亚洲的军事格局，但不会完全扭转这种格局，尤其当我们把日本、韩国等美国盟友的实力也考虑进去时。太平洋地区的其他国家同样在增加军费支出，包括日本。日本2016年宣布增加国防预算，是10多年来的首次，日本为保障安全而制定的政策的关键在于与美国的安全政策实现无缝对接。日本的空中力量本来就很强，目前正进一步加强导弹防御、空中侦察和先进战机的作战能力。日本另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是在2017年建立水陆机动团，将陆地、海上、空中、网络和太空几个领域的军事行动联合在一起。日本的技术优势使其拥有世界第二强的海上力量，陆上和空中力量也不逊色。日本的安全政策符合其防御能力，这有助于增强日本在集体防御中对美国的重要性。尽管与中国相比，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