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时间：公元927年至976年军政故实(中)(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金纲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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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时间：公元927年至976年军政故实(中)试读：

壹 郭威的遗产

郭威的肺腑之言

太祖郭威做后周大帝不过三年时间。

三年时间里，他做了三件大事：扫灭慕容彦超、罢免王峻、杀死王殷。这三件事都关系后周帝国的稳定，更关系“天下意识”的推演。三件事解决之后，柴荣大帝接手后周，已经没有了内部的反对力量，所以能够致力于解决北汉、淮南、契丹问题。

且说慕容彦超。

慕容彦超在郭威颠覆后汉的战争中败北，逃回兖州大本营，一直心惊肉跳。他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这个新兴的王朝后周。他前前后后，出尔反尔，种种迹象表明，已经乱了方寸。

开始，有个反对郭威的人跑到兖州来投奔他，慕容彦超将这个人抓起来，送回了朝廷，这是在买好郭威。

随后，慕容彦超又派使者入朝进贡，再一次表示臣服，也是在讨好郭威。

郭威则担心他有疑惧，开诚布公地给他写了一份诏书，内中说：“今兄事已至此，言不欲繁，望弟扶持，同安亿兆。”

这里的“今兄事”仨字理解不一，可以是第一人称郭威自己，意思是“现在我老哥的事”，也可以是第二人称慕容彦超，意思是“现在你老兄的事”，还可以是第三人称，指后汉，“今兄”可能是“令兄”，指刘知远，因为慕容彦超与刘知远是同父异母的兄弟，意思是“你哥哥刘知远开创的大汉国事”。但不论怎样，都不难体会郭威这番话的实在。现如今，我的事情已到这个地步，不想多说啦，只希望你能鼎力扶助我，共同安定亿万黎民百姓。

后来，郭威没有因为慕容彦超对隐帝的忠诚而批评他，反而拿着这个说事，表彰了他。他决定给慕容彦超加官，加为中书令，让他升格为国务大臣，依旧要他镇守兖州，做他的泰宁节度使。

诏书说，汉朝丧德，君主年少，听用谗言，所以在危急关头，召爱卿奔赴宫阙。那时节，爱卿疾驰而来接受命令，只用了两夜便赶到京城，这真是拯救国家危难而不顾惜自身啊！听到君主召唤而不等驾车，这是孔夫子的教诲，你做到了。等到上天结束汉朝国运，你的军队在京师郊外溃散，投降的将领、溃败的军队，一个个接踵而至，爱卿却掉转马头，直接返回兖州。对于国君，对于时势，你都做到了有始有终。这才是古语所谓“危乱见忠臣之节，疾风知劲草之心”啊！如果为臣者都能做到爱卿这一步，那么有国家的君主谁不想任用！……如果对汉朝三心二意，又怎么肯对周室忠信不二呢！爱卿由此而有恐惧，不也过分了吗！爱卿只管尽心竭力，安民体国。事奉朕的节操，如同事奉从前君主，这样，不但黎民获得平安，而且国家也依赖于此。朕只想肯认爱卿的表率作用，从未议论过移镇撤换。朕之由衷诚言，都在这里啦！

我认为郭威这一番话应该是肺腑之言，此中并无权谋欺诈之心；或者说，至少表现了诚意，大家如同往日平安相处，不想撕破脸皮。

而慕容彦超在犹疑中做了一个不自量力的决定：反。

慕容彦超战略受挫

徐州刘赟被杀之后，郭威平定了徐州可能的反叛，这件事让慕容彦超认为危险正在到来。于是开始积聚粮草，招纳亡命，准备起事。他还联络北汉与南唐，以此壮大实力，但他投寄给北汉的勾结文书被郭威部下截获，慕容彦超不知道，还假装派出使者到朝廷上表说自己有多么忠心耿耿，但实际上是去刺探情报。更拙劣的是，他往日与名将高行周不合，这一次又向郭威献上镇守东平（治所在郓州）的藩帅高行周写给兖州的信件，内容都是诽谤朝廷，与慕容彦超勾连的意见。郭威一眼看到，即刻判断“这是慕容彦超挑拨离间的诡计”。为了证实这个判断，郭威令人去调查，果然，高行周所在的郓州大印，有个小缺口，印文有断痕，不相连接。而慕容彦超交上的“高行周来信”用印，则完好无损。郭威一笑，将这类书信转给高行周。高行周感动得向郭威上表效忠。

慕容彦超的“反迹”已经越来越明显了，郭威就派出了朝官领兵赶赴山东地界“巡检”，以此来防备兖州可能的兵变。

慕容彦超还想继续刺探郭威，于是放出胜负手，上表要求“入朝”。这意思就是放弃兖州藩镇，等于放弃兵权。他想用这个办法看看郭威是不是同意。如果同意，就是对他不放心；如果不同意，证明也许还暂时相信他。但郭威知道慕容彦超不过是效法当年石敬瑭刺探李从珂的故技，但还是答应他，说你既然想入朝，就来吧。果然，慕容彦超不过是虚晃一枪，马上又上表说：“境内多盗，未敢离镇”，兖州境内土匪强盗很多，我得在这儿坐镇，离不开。

慕容彦超用这个小儿科的手法判定郭威已经失去了对他的信任，于是开始公开反叛。他调发乡兵进入城中，挖沟渠引泗水灌注护城河，紧锣密鼓地作战防守备。泰宁军辖境以兖州为中心，周边尚有若干州郡，也都在他军政管辖之下，为此，他将多面泰宁军旗授予各个州郡太守，让他们招募“群盗”，同时在四境剽掠，积聚军粮。

这时候传来王峻在北部边疆打败北汉和契丹联军的消息。

郭威知道后，马上下令，告知沂州、密州，这两个原本属于泰宁军的州郡现在不再隶属泰宁军。同时，开始正式讨伐慕容彦超。

讨伐大军由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禁军步军总司令）、昭武节度使（治所在今陕西凤县）曹英为都部署（战时总司令），齐州防御使（治所在济南）史延超为副部署，皇城使（略相当于京城警卫部长）向训为都监，陈州防御使（治所在今河南周口）药元福为行营马步都虞候（略相当于讨伐军步军马军总参谋长）。

这位药元福将军乃是五代时期一员常胜名将，几乎没有战败的记录。郭威因为他年老经验丰富，告诫曹英、向训等人，不得按照一般军礼见药元福，都要像对待父亲那样对待他。

这时候，南唐在发威，调出五千精兵，驻扎在下邳（今属江苏睢宁），准备与兖州形成所谓掎角之势，援助慕容彦超。但这部分援兵听说朝廷的大兵来到之后，又后退百余里，退屯沭阳。但后周大兵迅即追击，大破唐兵，杀死、淹死唐兵千余人，还抓获了南唐一位将军。

这一仗对南唐打击还不算太大，毕竟根基未动，但对兖州的打击可就太大了。原来，慕容彦超认为，后周不过刚刚成立，根基未牢，很容易被摇动。所以他北结刘崇，南诱李璟，让他俩一南一北侵犯后周边界，这样后周应接不暇，兖州就可以乘机而动。没有料到，王峻打得北汉、契丹从晋州往北奔逃几百里，而南唐兵则大败于沭阳。史称“彦超之势遂沮”，慕容彦超的战略规划受到挫败。

悖天命将士离心

曹英将兖州围住，效法当年郭威打河中李守贞，也开始建设长连城。慕容彦超知道长连城的厉害，心想早动也许还有机会，就趁长连城尚未合围之际，多次出城冲击包围圈，但每一次都遭遇了名将药元福。

药元福舞动一副长挝，无人能敌。长挝是一种混合了矛和斧的长柄兵器，头部像一个握拳伸出中指的人手，可刺、可砍。当年骁将李从璋到河中去杀安重诲，就用的是这种兵器。不过铁挝有长有短，李从璋操练的可能是短柄铁挝，药元福舞动的则是长柄铁挝。

慕容彦超和他的部下没有人能与老将药元福单挑。

集团冲锋也无效，因为长连城大营相当机动，瞭望哨一旦发现城中异动，就会将消息传到营中，大营马上做出安排，以逸待劳，等待兖州兵来犯，这边就万弩齐发。长连城的城墙不高，等于一道掩体。

慕容彦超已经无计可施。

长连城修好之后，曹英准备合围攻城。

慕容彦超的麾下，一位判官崔周度，当初知道大帅要反时，曾劝谏他说：“我们兖州这个地方，古来属于鲁国，是诗书礼乐的地方。自从西周以来，鲁国虽然不能称霸诸侯，但用礼义守护，您也知道是很长时间存在于世上的。您对国家没有私恨，干吗要疑神疑鬼？何况主上已经多次开导诫谕，可以说是关怀备至啦！假如咱们能撤去防备，归降投诚，完全可以坐享太山那样的平安。想想那些反叛者杜重威啦、李守贞啦，等等，这些人结果干成什么了吗？”

慕容彦超闻言大怒，根本就不听他的，却怀恨在心。

等到兖州被围，慕容彦超搜集而来的粮草眼瞅着坐吃山空，于是开始在城内搜刮士庶财富来供应军需。私有财产几乎等同于人命，城中人因为捍卫私有财产被借由“兖州保卫战”而处死很多。

慕容彦超勒索士庶钱财，是有前科的。当初，他在镇守郓州时，听说当地寺庙的方丈们很富有，就想着怎么榨取他们的钱财。他于是召集他们来府中吃饭，但是一天过去了，到了傍晚要走了，还是不设席，没有饭吃。方丈们饿着肚子走回去。这样过了好几天，最后一天，还是饿着这些和尚，到了晚上，设宴，内中放了肉。和尚们已经顾不得了，就大吃一顿。不料慕容彦超在食品中下了催吐药，据说是一种苍蝇卵，结果和尚们吐得满地都是，一检查，呕吐物中很多肉。和尚哪能吃肉啊，这不犯忌吗？于是慕容彦超开始展开一轮批评和自我批评。和尚们认错。怎么认错啊？受罚。于是，慕容彦超得到了一堆可观的银两。

郭威围城之际，前陕州司马（略相当于三门峡市军事参谋）阎弘鲁因为畏惧慕容彦超，怕他有残暴之举，献出了全部家产。但慕容彦超仍认为他有隐瞒，就命令崔周度去搜索阎府。

崔周度对阎弘鲁说：“先生您的死生，可就联系在你献出财产的多少上啦！此时应该无所吝惜。”

阎弘鲁闻言，流着眼泪向自己的妻妾们叩拜说：“把全部、所有、一切财物都拿出来，救我免死吧。”

妻妾们都说：“真的一点儿也没有了！”

崔周度将情况汇报给慕容彦超。慕容彦超仍不相信，就拘捕了阎弘鲁夫妻，押入兖州大牢。

这时，有个奶妈从阎府泥土中扒到一个金镯子，献给了官府。这个傻婆娘的意思是，希望能借此将主人赎出来。

不料慕容彦超一见说道：“这就是阎弘鲁干的事！他隐藏的必定还有很多！”于是下令拷打阎弘鲁夫妻，一直打到皮开肉绽而死。

慕容彦超又认为崔周度是在袒护包庇阎弘鲁，也下令将他在闹市砍头。

慕容彦超凌虐士庶，抢掠私财，草菅人命，已经没有星点继续藩帅执掌军政的合理性、合法性和正当性。他悖逆天命，不自量力，反叛朝廷，可谓不仁不义不礼不智不信。此人又特别吝啬，在他个人生命处于极度危机之中时，还在敛财，还在埋藏金银财宝，准备他日继续享用。如此一来，他连那些临阵磨枪、散财收买人心的武夫们都不如，很快招致将士离心。他麾下已经没有像样的人物。

如俗话所说：他的日子不多了。

兖州破险遭屠城

夏季来临时，郭威开始亲征。半个月之后，御驾到达兖州。

郭威给了慕容彦超最后的机会，派人招谕。但城上人口出不逊。几天后，郭威部署妥当，命令诸军合围攻城。

在此之前，有个方士曾对慕容彦超说：“根据天象来看，将军应该有福运到来。为啥呢？因为天上的土星现在已经运行到二十八宿的东方，就在角、亢二宿之上。这个角、亢二宿啊，是咱们兖州的分野。只要在土星下面就会有福运。”

所谓“分野”是星相学家们的一种传统说法，意思是：地上的某州某郡对应于天上的某星某宿。星宿有变化，对应的地方就有变化。这个地上与天上对应的部分就是“分野”。

慕容彦超一听大喜。因为兖州对应天上的土星，所以在兖州城里马上建土星祠堂，开始祈祷求福。并命令民间必须树立黄色旗幡。

但这时候兖州城里已经人无斗志，将领士卒们陆续有人偷偷打开城门出城投降。几天后，郭威大军破城，官军呐喊着涌入兖州。

慕容彦超正在土星祠里祈祷，闻讯急忙组织亲兵拼力战斗，哪里还有胜算！他见大势已去，想想这个土星他妈的也没有给自己带来什么福运啊！于是一把火烧了刚刚建起的土星祠，带着妻子儿女投井而死。他一个儿子出城逃跑，被追兵抓获，当即杀死。

后周官军开始在兖州城内大肆抢掠。城中已经被慕容彦超抢劫过一次了，这次又遭抢劫。有人为了捍卫仅有的一点生活资料，拼命抵抗，史称死者近万人。这是郭威在历史上留下的一大罪恶。

慕容彦超反叛之际，曾经招募两千多名盗贼，安置在自己手下充当侍卫，但是等到城破，这些来自山林的粗犷强悍之徒，根本就没有派上用场，全部投降。

郭威杀得兴起，准备将兖州城里所有将吏全部诛杀。

他似乎忘记了王处讷的点拨和教诲。事实证明，人的根性改变起来，很难。但幸好有跟从郭威讨伐兖州的文职官员。这时，随从郭威的翰林学士窦仪知道他的屠戮念头后，就去约见当朝宰辅冯道、范质，几人商议后，认为不当如此，于是三人联袂去见郭威。向盛怒中的天子表示了他们的意见：不同意这一场屠杀。他们三人给出的意见就是：兖州将吏，都不过是“胁从”，而“胁从”无罪，无罪，则不当杀。郭威与一般昏暴之君比较，他的优秀之处在于，他能够接纳不同意见。他同意了这三位元老的意见，下了赦免令。

窦仪，还有他的兄弟窦俨、窦侃、窦偁、窦僖，就是《三字经》中“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中的“五子”，其中最有名气的是窦仪和窦俨。这俩儿子都很出色，在后周到大宋的文治推演中都有出色贡献。五代十国杀伐之气重，藩帅和帝王们以杀戮为日常作业，对人命没有怜惜，更无敬畏，是窦仪等人一点点地为天下推演了祥和之气。到了赵匡胤建国，这才有了对生命更理性肯认，以至于赵匡胤有了“宁不得江南，不可辄杀人也”的王道理念，这个理念体现了“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的儒学圣贤价值观。

“银包铁”人心解体

慕容彦超可能算是对后汉很忠诚的一位将军。

他是刘知远同母异父的兄弟，也是沙陀人，长了一副麻子脸，身体又黑，过去曾经冒充汉人姓“阎”，因此有个绰号叫“阎昆仑”。“昆仑”这个词，常见于中古以来的汉语典籍中，一般泛指中印半岛南部、南洋诸岛各国，以及中东甚至非洲等地的外国人。过去有人认为“昆仑”可能不包括非洲人，但《旧唐书·南蛮传》中介绍“林邑”国，说“林邑以南，皆卷发黑身，通号为‘昆仑’”。林邑，据考在越南中部，但“以南”就太辽阔了。这里说的“卷发黑身”就是典型的非洲人特征。很有可能是非洲人到南亚来的侨居者，被当作了南亚人。当然，也不排除中印度人种，因为那里的人，虽然不特别的黑身，但卷发还是有的。所以慕容彦超的“阎昆仑”绰号，也意味着中国与南洋、北非、中东的文化交流的普遍性。一直到大宋时代，与外国人的交流更为频繁，海上贸易也更为常见。闲话表过不提。

且说慕容彦超被围时，曾登上城楼遥望，他见郭威居然亲临城下，冒着箭矢礌石，指挥三军，大有一种势不可当的气势。下来后，他有了忧虑，于是勉励士兵说：“你们好好为我尽力，我库中金银如山，如果能保全兖州城，我全部拿来赐给你们，你们不愁富贵。”

将士们很早就听说兖州军库货财丰厚，确实也来了积极性。

但这时候有个老兵跟大家透露了底细，他说：“我可知道侍中存在库里的银锭，我告诉你们，那些银锭都是‘银包铁’，里面是铁胎，得到又能值几个钱啊？没用的！”

于是守城军开始传扬这个秘密，人心渐渐解体，不多久，城陷。

郭威进入兖州后，也听说了“银包铁”的传闻，就派人去仓库检验，果然，其间银铁胎者占了十之七八。

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慕容彦超像赵在礼一样，也是个生意将军。但赵在礼敛财是明抢，做生意却还算诚实，没有听过欺诈作假之类的传闻。慕容彦超却是作假高手，而且还是做假币的高手。

此人开过当铺，那时候叫“质库”，是唐代以来就存在的押物、放款、收息的商铺。此类商铺还有信用放款功能，是传统中国最早的信用机构之一。慕容彦超却在其间玩弄起了诈术。

最初，有市侩拿了“银包铁”的元宝来典当，换铜钱。多年后，管理“质库”的库吏，也即当铺总经理发现了这个现象，向慕容彦超汇报。慕容彦超一听，大怒，但略想想，忽然对库吏说：“这事也好办。你啊，在质库墙上掏个洞，然后将重要的金银器材之类转移到安全地方，把库里搞得乱一点，就像被盗过的样子，然后向我申报，就说质库失盗，我自有办法。但要注意保密这个事！”

库吏按他说的做好后，慕容彦超向境内下令：“我作为节度使，在此管理士庶，但是不谨慎，遭遇盗贼，偷去库银若干。我这罪过不轻。但是我担心百姓会说我隐藏库银，假称失盗。为了证明这一点，请境内士庶三天内到府库来，说明自己典押的东西，要说清东西的样子，跟质库的底单相对。符合，我自当赔偿，不这样说明的，反而是一种过错。”

士庶听说，赶紧写说明，我当初典押的啥啥啥，啥啥啥。就有过去典押了“银包铁”的市侩心想，这次又可以捞一把啦，于是来说当初的银锭形状。很简单，造假市侩入网。

有意味的是慕容彦超的处理方式。

他将这位市侩放到密室之中，派出亲信多人，去跟他学造“银包铁”之术。技术似乎也不很复杂，于是，亲信与这个市侩开始了昼夜打造。打造出来的“银包铁”元宝，用处就是“广府库”，扩大库银的存量资产。

郭威看到的造假的兖州库银，就是这一批玩意儿。这就是慕容彦超向守军许诺，守住兖州后，发给将士的玩意儿。他造了假，却将真金白银带到自家府上收藏。纸包不住火，有消息透露出来，令守卫兖州的将士知道了假币用途，于是有了鸟兽散。慕容彦超的机心，最终害了他自己。

“勾距之术”捉盗贼

所谓“机心”，按照传统儒学的说法就是“勾距之术”。章太炎先生认为，这是一种“阴鸷”心态。古人对此的解释就是：市场中，想知道马的价钱，先问狗的价格，再问羊价、牛价，最后问马价，比较一番，而后可以推知马的价格是否属实。这是一种辗转推问的功夫，为道家所擅长。典型的话语就是所谓“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想要拿那个东西，一定要先给人一点东西。

史称慕容彦超就有这类“勾距之术”。

说兖州有一盗贼，假装大官的跟班，跨着驴，在闹市买了价格昂贵的绫罗十多匹，讨价还价，定好价格后，带着物主来到一处宅门，把驴给这个人说：“这就是我主人的本宅。你先等在这里，我带上东西让主人去看，把咱说好的钱拿来。”物主答应后，等了很久不见人出来，叩门，才发现是一座空宅。于是大叫“有贼”。兖州的巡防警察来到，怀疑物主欺诈，一直带到府中。

慕容彦超听说后，对这个汉子有了怜悯之心，就对他说：“不要担忧，我来为你抓这个盗贼。”于是，留这个物主在府上，将驴交给马厩的看守，对他说：“要把这个驴高高地拴起来，不给它水草，干着它。”第二天，将这头又饿又渴的驴子派人放到通衢大道上，对亲信说：“这是盗贼的驴。一天一宿没吃没喝了，饥渴中，一定会奔跑回家，悄悄跟着就知道谁是盗贼了。”果然，这头驴走入一条小巷，转了几个胡同，忽然有几个小孩子在门侧，看到驴就高呼道：“咱家的驴回来啦！”主人听说，出门来看，被巡防警察按住，果然就是骗取绫罗的盗贼。

这类故实，可以当作饭后谈资，也可以略作破案案例来看，但儒学不认为这类“勾距之术”可以施用于军政管理。就有格局的政治军事治理而言，战略应该是光明的。作用于人心的“阴鸷”也即“勾距之术”一旦成为常态，就有了宫廷或政府内部的勾心斗角，那是人人自危也危及始作俑者的内耗局面。文明治理，如果可以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窃钩”之术不足以治国；如果神往于“窃钩”之术治国，往往距离“窃国”不远。

当然，对慕容彦超还不足以言此。

梦祥兆城破拜圣人

说郭威征兖州，多日不能破城，曾得一梦。他梦到一人，状貌甚为“伟异”，壮伟异常，穿着王者之服，对郭威说：“陛下明天应该破城。”等到醒来，天还没有亮，就私下对左右说：“梦中有此征兆，岂可不预作准备？”

于是万事俱备，当天凌晨即发起总攻，郭威亲自督率诸军。到了中午，城陷。郭威带着大军进入时，有关部门经过掐算后，认为应该从“生方”进入兖州，“生方”也许是“生门”的意思，总之，从这里进入后，一路上要由前导“鸣鞘”，挥动鞭子开路。显然，这个“生方”道路狭隘，转过几条街巷后，忽然看到一处门墙甚为高大，一问，原来是孔子庙。郭威对近臣说：“我昨晚的梦，那人难道就是孔夫子吗？不然，为何要选择这条路走呢？”他决定下车参拜。

一进入大堂，看到夫子像，正是他梦中所见的“伟异”之人。心下大喜，于是叩首再拜。

近臣中有人劝谏他：“孔子，不过是过去春秋时的陪臣，您是当朝的天子。天子不应拜陪臣啊！”

郭威说：“夫子，圣人也，百王取则。而又梦告寡人，得非夫子幽赞所及耶？安得不拜！”孔夫子啊，是圣人啊，历代天子都要遵从夫子制定的规则。何况又在梦中告诉我破城之期，之所以破城，难道不是孔夫子暗中对我加持的结果吗？哪里能够不拜孔夫子！

拜后，郭威又下令孔庙周围数十户人家都为孔庙的“洒扫户”，负责孔庙的日常维护。又令孔氏后人袭“文宣王”的人作为本县县令。

郭威此梦或为一个推演文治的安排。

郭威本人尚不足以施行文治天下，但他能到孔子儒学中去寻求治理天下的思想和精神资源，在五代乱世中，具有筚路蓝缕的意义。它是天下趋于文明的一缕曙光。一直到周世宗开始兴办国子监，到赵匡胤时代开始推行太学制度，结束藩镇的武夫治国模式，文教兴国，才正式开始。

最强的文官阵容

解决了慕容彦超的问题，新兴的后周朝廷，内部出事了。

这事跟王峻有关。

王峻的父亲曾经做过官乐营使，这个职务略相当于文工团长，王峻从小受老爸影响，唱歌才艺了得，曾先后被好几个藩帅欣赏，干了一阵子优伶们干的活儿。但这不是王峻的抱负所在。后来他又投靠了张延朗，就是后唐那个著名的财政大臣。但张延朗得罪了石敬瑭，后唐被后晋颠覆，张延朗被石敬瑭杀死，王峻被分配给了刘知远。

石重贵之后，契丹占据中原，王峻跟郭威说：“契丹贪残失人心，必不能久有中国。”这个战略判断经由郭威传给刘知远，坚定了刘知远抵御契丹的决心，也使刘知远发现了王峻的不凡不俗。

刘知远称帝后，王峻成为后汉一位带兵打仗的将军。李守贞、赵思绾、王景崇三镇反汉时，郭威主力平定李守贞，王峻参与平定了赵思绾，从此升为宣徽北院使，负责传达皇上的诏命。王峻从此有了可以预期的前程。

刘知远死后，契丹侵犯河北，所过之处，杀人、抢掠，无所不为。而边境各藩帅都只顾自己固守，并不出击。当时契丹的流动骑兵甚至来到冀南大名附近。后汉朝廷有隐忧，于是派遣枢密使郭威督率众将前往邺都（今属河北邯郸），抵御来犯之敌，王峻则以宣徽使身份在郭威营中监军，相当于前敌总政委。

但隐帝昏妄中派人刺杀郭威和王峻，并在京师将郭威和王峻的家属全部杀光，这就让王峻与郭威结成了坚定的生死同盟，一起反叛了后汉。

为了鼓舞将士反叛，王峻甚至怂恿郭威做出了大兵进入汴梁，可以劫掠士庶的残暴决定，煽动了士卒渴望一战发财的野蛮心理。

邺都大军进入汴梁之后，后汉皇太后任命王峻为枢密使，和郭威共同主持朝政。后来郭威再次领兵出京，滑州兵变，不得已返回京师称帝，王峻则在京城极力配合郭威，匆忙中做出部署：派出郭崇威等人分别开赴宋州和许州，看守住隐帝的几个兄弟，以防意外，这就使郭威能够顺利地控制了局势。

王峻，对后周的建立功勋卓著。

郭威于是封赏他为枢密使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即成为国防部长兼国务大臣，成为后周一等一的重臣。

当时郭威立朝，有几个很像样的大臣，比较起来，在五代十国中应该算是最强的文官阵容了。

譬如老臣冯道，此人虽然无廉耻，历任诸朝宰辅，也没有更多战略远猷，但治理邦国，他有一个长处，就是不嗜杀。他不仅自己不嗜杀，还常常劝导君王不嗜杀。这在戾气深重的五代十国中，应该是一点祥和之气。

譬如老臣范质，此人虽然并无气节可言，但他敏于政务，注重法制，处理政事，公允得当，有宰相之大体，在推动邦国正规化建设方面，也很有建树。

譬如老臣李谷，此人有士行，对传统士大夫精神有坚守。当初郭威围困河中李守贞，刘知远已经病逝，故史称郭威有“人望”，也即被士庶所拥护，此际，郭威应该已经萌生了不确定的“异志”。他知道时任转运使（后勤部长）的李谷是一个有知人之明的国士，就多次“以微言动之”，用暗示的语言试探李谷。李谷很明白，“但以人臣尽节为对”，但是李谷只对郭威谈论人臣应该有的节操。这一番对话不见史录，但可以想见当时的风景。那是当世两个高人之间的互相捉摸和探底，来来往往，像一场智力推手，在主体和主体之间有了各自恪守底线的欣赏。史称郭威因此对李谷特别钦佩，即位后，首先起用李谷为相。而李谷也确实不负所望，史称此人“沉毅有器略，在帝前议论，辞气慷慨，善譬谕以开主意”，沉静坚毅富有才器胆略，在后周太祖前议论时政，言辞慷慨有大义，并善于运用譬喻来劝谏或启发君主的意向。

此外还有王溥、魏仁浦、窦仪等人。

王峻也算是这一群文职官员之一。

王峻的战略大局

但王峻不同于诸文官的是，他还能带兵打仗。

北汉刘崇趁后周初建，以为有机可乘，于是联系契丹一起来攻击后周的北部辖地晋州（今属石家庄）。郭威即刻任命王峻为前敌总指挥，率兵救援，并下诏诸君都受王峻节制，“听以便宜从事，得自选择将吏”，王峻可以按照战场形势自己做主，不必请示朝廷；还可以自己任命文武官员。王峻出征的时候，郭威还到西城率百官为他饯行。

王峻大军到达陕州（今属河南三门峡市）没有继续开拔，逗留了十多日。郭威担心，怕晋州守不住，见王峻又不前行，就准备御驾亲征，从泽州（今属山西晋城，在晋东南与河南交界处）与王峻合兵一处，然后北上救援晋州。他派遣使者把这个意见告诉了王峻。

王峻知道后，马上给郭威回信，大意说：“晋州城池很坚固，北汉轻易无法攻破。现在刘崇的军队前锋锐气十足，暂时不可以力争。我屯兵不进，就是在等待他们士气低落罢了，不是心虚胆怯。陛下新近即位，不宜轻动。想一想，如果陛下大驾从汜水出来，那慕容彦超要是领兵进入汴京，岂不大事完啦！”

郭威听到这个意见，惊出一身汗来，不觉自己拉着自己的耳朵说：“差点坏了我的大事！”于是，取消了亲征计划。

由此可见，王峻想问题，有战略思考，不仅仅想自己这一堆这一块，还想到江山社稷国家局势。但他这类战略思考，有时也误事。

且说王峻军援晋州，在陕州停留十几日后，他发现了战机，于是火速向晋州挺进。晋州南有个地方名蒙阬，应该是晋州的南大门，形势险要。王峻担忧北汉兵马在此据守，一直盯着前方战报。当天，他听到先锋已经过了蒙阬，大喜道：“吾事济矣！”我的大事就要成功啦！

这时北汉来攻晋州，已经五十多天，一直没有攻克。此时是冬季，正赶上大雪，河北士庶互相聚集在一起，自保山寨，以至于契丹和北汉在野外几乎无法掠夺，军中乏食，人心思归。尤其契丹人，更思念草原穹庐中暖乎乎的日子。所以听说王峻大军到达蒙阬时，一把火烧了军营，连夜遁走。晋州南门一失，等于与中原连成一气，相当于围棋中的“接活”，晋州围解。

这时候，诸将发现了“犁庭扫穴”的战略机缘，要求以晋州为大本营，马上追击北汉和契丹。王峻有了犹豫，但第二天天亮，他还是派出了名将药元福等人率领骑兵追击。药元福等人从晋州一直追击到霍邑（今山西霍州），长驱八百多里，纵兵奋击中，令北汉兵死伤甚重，更多人在溃逃中坠落崖谷而死。霍邑一带道路狭隘，诸将畏懦，不再敢继续前行，药元福在军中还不过是个排阵使，也即带兵列阵的总指挥，在行营中是个副职，但他表示“刘崇带着全国兵马、裹挟着契丹而来，志在吞没晋州等地而后南下，但现在已经气衰力竭，狼狈遁逃，我等如果不能乘此一举剪灭敌军，北汉必为后患！”但诸将都不想继续前行。那个时代，似乎没有几个人愿意豁出性命为国尽忠。药元福坚持己见，但这时候，王峻的使者到了——王峻命令诸将返回，不得继续追击。

一场可能的大捷半途夭亡。

王峻可能有他的“战略思考”，譬如，劳师远征容易疲惫，万一有不测，会全军覆没；北汉和契丹也许有晋州之战后的安排，根基未动，万一与兖州和江南联手，中原难于安定，等等。

但站在时间后面来看，王峻这类“战略思考”实属多余。他失去了一次可能彪炳史册战略大决战的机会。

但王峻这次北征，还是取得了辉煌胜利，史称契丹败退到晋阳之后，检点人马，损失了将近一半。领头的将军自感无功，找了个大酋长做替罪羊，把他“钉”在集市，“钉”了十多天，然后杀了他。而北汉主刘崇则领教了后周的厉害，史称从此“息意于进取”，打消了南下图谋中原的念头。

为得宠王峻罢朝

北汉地方狭小，土地贫瘠，士庶贫困，但又要内供军国，外奉契丹，所以赋役相当繁重，可称民不聊生。晋州之战后，逃入后周境内者有很多。

王峻援晋州，还捎带着解决了永兴（治所在西安）节度使李洪信的问题。李洪信是后汉李太后的从弟，后周建国后，他很提心吊胆，不知应该怎么办，更不敢交出兵权。但他城中的守军不满千人，王峻在陕州时，打着救援晋州的名号，又从永兴军调走数百士卒。等到晋州之围解，北汉兵遁去，王峻又派遣禁兵千余人镇戍长安永兴军。李洪信忖来忖去，知道抗拒是没有希望的，于是“入朝”，正式归附了后周。

王峻不简单。史称他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但他个人的性格因素让他的命运开始向着悲剧趋奔。历史上来看，个人的悲剧，除了制度的、环境的、结构的，更重要的，偶然的因素起作用之外，就是个人性格的因素在起作用。王峻的性格悲剧，与古希腊的传奇英雄很接近。那是命运中无能抗拒的东西。性格即命运，这个浸透了无数血泪的存在经验，古今一体，中外皆然。儒学对此有审视，更有独具东方色彩的解决方案，那就是渗透了圣贤智慧的“礼”。

关于“礼”，我在说到隐帝刘承祐的故实时，已经说过，传统“礼”的要义，可以用“当位”与“节制”两个主题词来概言。这里要补充的意见就是：礼，除了各类儒学讲述意见外，更要知道，它还是用来协调君王公侯乃至于士庶“主体间性”的规则。上下均能恪守这类规则，共同体之间就有良性运转的可能；否则，就是心生怨恨，演绎下去，就是血雨腥风。历史来看，一百场刀光剑影，有九十九场其源头在主体间的“悖礼”。不能“节制”各类欲望，又没有“当位”之念，试图僭越，就是“悖礼”。“悖礼”几乎是数千年间战乱之源。五代十国时期尤其如此。王峻的性格悲剧，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的“悖礼”。

王峻性情轻浮而急躁，工于算计，贪图权力和利益，更喜欢听奉承话。他那种“以天下为己任”很大程度上是认为只有自己才可承担起治理天下的大任，他人无此本事，甚至连太祖郭威在内，也不及他。

他常常在御前谈论政事，郭威赞同他的意见，他就高兴；不赞同，他就心生怨恨，甚至当场就顶撞郭威，而且出言不逊。这就是“悖礼”。

但郭威比他有气量，更念他是元老旧臣，又辅佐创立了后周帝业，功勋卓著，更一向深知他的为人，所以对他有了宽容和纵容。王峻年纪比郭威大几岁，郭威做了皇上，还是称他为“兄”，公事召他，也称他的字，而不称他名。这就好比刘备称赵云，总是叫“子龙啊”如何如何，而不是“赵云啊”如何如何。在“名”与“字”并行的往古，称“字”不称“名”，是对人的尊重，也透着亲切。但王峻不因此而自我调整心态，反而更加骄横。他认为这一切不仅是应该的，说不定郭威还真的对他有畏惧呢。

不仅如此，王峻还有严重的妒忌心。他看不得他人晋升。当时的枢密副使郑仁诲、皇城使向训、恩州团练使李重进等人，都是郭威在藩镇时的心腹将佐，郭威称帝后，逐渐提拔起用了这些人物。王峻酸得像个醋坛子，开始耍赖，多次上表称说有病，请求皇上解除政务，事实上是以此来试探郭威。郭威也是明白人，比王峻大度。他不与王峻计较，多次派遣左右侍者去劝慰他，并敦促他来上朝——多少国家大事等着你来处理啊！——但王峻对使者的回答，言词、意气都异常激烈，透着顽梗和酸劲。郭威还是不跟他计较。

王峻在“病”中，又给各藩镇节度使去信，要他们保举王峻，意思是“国家不能没有王峻”之类。各藩镇觉得这也不算什么难事，就分别写来“保举证书”。郭威这才感觉到惊讶：如此下去，朝官联络地方，岂不架空皇上？

但郭威还是继续派人去劝慰他敦促他，要尽快来上朝。最后有个朝官给郭威出主意说：“陛下只须扬言：就要亲自驾临王峻府邸，王峻必定不敢不来。”郭威来了这么一招。王峻想想，也差不多啦，折腾个够，上朝了。

郭威对王峻有了不满，但也还是纵容他，不跟他闹翻。

惹帝怒郭威使辣手

当年诬告李崧的人还在，一个叫葛延遇，一个叫李澄。李崧毕竟冤死，又是一时名相，所以，到了郭威时代，就有人要给李崧复仇，其中就有当朝的翰林学士徐台符。他请求捉了这两个恶人，让那边的李崧得以瞑目。

朝议此事时有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冯道为首的“不杀”派。他们认为事情过去多年，期间，朝廷已经多次下过赦免天下的诏书，不应该再动杀机。另一种意见就是王峻为首的“必杀”派。他们认为徐台符这个奏章很义气，对于恶人就该追杀到天涯海角。

两种意见各有一端之理。这时，郭威的天平还是倾向于王峻这边的，他同意了王峻的意见，多少有向王峻讨好的动机。

不久黄河决口，王峻主动请求前往巡视。

郭威趁王峻出巡的机会，召养子柴荣入朝。

原来，王峻特别反对的一件事就是让当时镇守濮阳的镇宁节度使柴荣进京。史称王峻忌惮柴荣的“英烈”，他有点害怕柴荣的英武勇烈，所以，柴荣在镇所时，屡次要求入朝，都被王峻“驳回”。现在王峻暂时不在朝廷，柴荣就趁机来京了。

跟着柴荣进京的还有马全义。此人在河中（今山西永济县）时曾为李守贞的部将，有过几次战役，甚至局部挫败过郭威的部将，现在柴荣麾下执掌亲兵。郭威召见他后，给他补了个殿前指挥使（皇家卫队司令），还对左右说：“这个马全义啊，他很忠于他服务的主人。过去在河中，多次挫败我的军队。你们应该向他学习啊！”

王峻在黄河边，听说柴荣入朝啦，马上从河岸回来。他太担心柴荣啦！

这事让郭威越来越不高兴。

有一次，郭威对王峻说：“朕出身于贫寒之家，可以说是饱尝了人世的艰辛困苦，见多了时世的沉沦动乱，如今成为帝王，岂敢厚待自己的供养而让下民吃苦呢！”这话是自我表白，在帝王中确属难得，但也是对王峻的一个提醒。所以，后来郭威准备把苏逢吉的一处宅子赏赐给王峻时，王峻做出姿态，没有接受，他说：“苏逢吉诛灭李崧家族，就是为了这片宅子啊！”他拒绝了。

但王峻在自己供职的枢密院里修建了一所很气派很豪华很高大的公署。落成时，还请了郭威来观赏。郭威没有说什么，不久，也在宫中的内园里建了个小巧的宫殿。王峻见了，来了严肃劲儿，他批评郭威道：“皇宫宫室那么多，又建这个，有啥用啊！”郭威第一次开始讥讽他：“枢密院的房子也不少啦，你干吗还要在里面再造公署呢？”

俩人像顽童一般在置气。这样，互相离开“礼”就有了距离，君不像个君，臣也不像个臣了。

王峻已经做到了枢密使，但还是多次要求领一个藩镇干干。郭威开始不答应，最后被他磨不过，让他兼任了平卢节度使（治所在山东青州）。这是当年杨光远的镇所。

王峻晚节更加狂躁，“悖礼”之举屡屡出现。

有一位礼部侍郎名赵上交，负责当时的科举考试。考贡生的时候，为了保证考试的公正，赵上交拟定并申明了一项精密制度，其中之一就是恢复唐代以来的“糊名”制，也即将考生的姓名籍贯之类信息用一张小的纸条在考卷上粘贴盖住，这样，批改考卷的主考官就不会知道考生，以此避免营私舞弊。大宋帝国坚持了这项制度，甚至还进一步做到将考生的卷子找人誊抄一遍，主考官只能看到誊抄的卷子，看不到考生的原来卷子。且说这个赵上交用这个办法得到了几个知名的读书人，时论认为“得士”，得到优秀人士。“得士”是考试最终的诉求。国家要“得士”，必须保证考试公正，这是帝制时代考试制度执行者的基本共识。

但王峻开始破坏这个规则。他推举一个他喜欢的童子，希望借助“走后门”方式让这位童子中举。

但赵上交乃是一位负才任气的士大夫，他不吃这一套。这人长得也一表人才，有一种桀骜不驯的才子气。他拒绝了当朝第一权贵王峻的“非礼”也是“非理”的要求。

王峻大怒，但又找不到理由杀害这位礼部官员，就暗中寻机会，直到第二年再次考试，赵上交有了失误，史称“选士失实”。王峻就弹劾他，将他贬为商州司马，这是一个地方小官，相当于县级市里武装部的参谋。但贬官的诏令还没有下，王峻的末路也就到了。

在干部任免这个问题上，王峻更有“逾制”之举。他甚至要直接更换当朝宰辅。国家的宰相任命，他也要说了算。按唐以来，同中书平章事、三司使、仆射、侍中，以及后来的参知政事，都属于宰辅级别的职务。一个朝堂，可以有多个宰辅，各有分工。后周也不例外。王峻看不惯宰辅范质、李谷，多次要求罢免这二人，要他喜欢的端明殿学士颜衎（音砍）、枢密直学士陈观代替二人。

郭威认为任免宰辅是大事，不可仓促而定，国家有制度，应该慢慢考虑，至少还可以“研究研究”。但王峻极力申说替换二人的理由，那架势几乎就是你郭威不答应，我就不干！而且王峻这边也是越说越激动，渐渐有了不逊的话语。从早上一直说到中午，郭威连饭都没有吃，王峻轴劲上来，不达目的不罢休，史称“争之不已”。王峻提这个建议时，正当寒食节。按那时规定，寒食节朝中先后放假五天。朝中除了几个值班的，很是冷清。郭威最后说：“现在正是寒食节，没法宣布这事，等到休假结束，就照你说的办理吧！”王峻得到这个肯定的答复，这才退下。郭威这才吃上了午饭。

但这事最后惹恼了郭威。

郭威动用武装力量，将王峻软禁起来。郭威要想捉拿王峻，不过是分分钟的事，他一直没有动，是真不想动。但王峻如此逼迫郭威，也确实让郭威感到了难堪。而后，郭威紧急召见了宰辅冯道等人。

一见大臣，郭威就流下泪来，他知道，必须动用辣手，对跟随他多年的王峻可能狠了点，但他也确实没有办法了。

他对大臣们说：“王峻欺朕太甚！他想将大臣们全部驱逐，这不等于翦除朕的左膀右臂嘛！朕只有一个养子，但这个王峻却专门设置障碍，不让他进京。朕临时让养子进京入朝，王峻得知就是满腔怨恨。他一身既然已经主持枢密院军事工作，又兼着宰相，居然还要求遥领重要藩镇。这是什么道理啊！朕观察他的志向，似乎永无满足的时候。目中无君如此，谁能忍受！”

第二天下诏，贬谪王峻为商州司马。王峻试图贬谪赵上交的惩罚自己享用了。

郭威的诏书有这样几句话：“肉视群后，孩抚朕躬”，视朝臣如案板上的鱼肉，待朕身像幼稚的孩童。

但王峻到了商州后，得了痢疾，腹泻不止。郭威很同情他，特意安排了他的妻子家人去看他。但这一场痢疾要了王峻的命，不久，王峻死于商州。

开国功臣王殷被杀

王殷与王峻都是开国功臣。郭威怕王殷听到王峻的消息有不安，就让王殷的儿子前往邺都，详细说明王峻之所以获罪的来龙去脉。王殷当时正在邺都镇守，防御契丹。

王殷是史弘肇的亲信，史弘肇跟郭威关系友善，隐帝刘承祐诛杀史弘肇，又想诛杀郭威时，也想顺带着杀了王殷。当时王殷镇守澶州，得到消息后，率先向郭威做了通报。这事等于救了郭威一命。

隐帝在京师派刘铢屠灭了郭威、王峻的所有家眷；又派李洪建去屠灭王殷的所有家眷，但李洪建枪口抬高一寸，只派出人去看守王殷府邸，没有下手杀戮，并且坚持供给王殷全家饮食。李洪建是后汉隐帝母亲李太后的弟弟，刘知远时曾遥领防御使。隐帝诛杀史弘肇等人后，李洪建权侍卫马步军都虞候，代理马军步军总参谋长。他没有奉旨屠戮王殷全家，是一件德举，值得赞赏。

但郭威得到天下后，抓获了刘铢、李洪建等人，虽然赦免了他们全家——与隐帝刘承祐比较，此举要仁慈得多——但还是杀掉了这两个前朝人物。王殷感念李洪建当初高抬贵手的义举，向郭威求情，要求放过李洪建。但郭威没有答应。刘铢、李洪建，显然不是一路人，李洪建没有罪，郭威杀他，实在是过于刚狠。站在历史的后面来看，郭威不分良莠，不做有罪无罪的区分，一律诉诸刑杀，这就是儒学反复讲述的——无道，不可原谅。

王殷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根据儒学“原心”（考察动机，推究本意）的意见，能够体察王殷知恩图报的士行。这不是一个没有良心的人。乱世中，集体作恶，有人能恪守一点良心，就是道义沉沦中的亮色。

王峻主张剽掠京师时，也是王殷（还有郭崇威）向郭威提出了建议：停止剽掠。这件事也不是小事。王殷一言，终止了后面可能继续的作恶，挽救了不知多少京师士庶的生命财产！有人作恶，有人要求中止作恶，这就是道义担当。中国，历史，一点点的温情与祥和，在肃杀冷硬的腥风血雨中，让人看到微弱的希望，这就是道义担当在起作用。

史称自唐末五代，每至改朝换代，攻入京师或藩镇，各军部下就开始分头剽劫，无人能够禁止，连昔日王公大臣也不能幸免遭劫。这类剽劫还被美其名曰“靖市”，意思就是“平定市场”，好像素日市场并不“平定”，有赖诸军前来“平定”，以迎接新的王朝诞生。但“靖市”说得未免堂皇，故还有另一种说法，叫“夯市”。“夯”者，打砸抢掠也。这个倒是道出了大军过后的本相。

现在可以看到，王峻就是主张“靖市”或“夯市”实即“剽掠”的乱世枭雄；而王殷，不是。是否尊重私有财产，是文明与否的一道铁门限。以此来衡王峻与王殷，二人高下立见。

郭威当朝（还没有建立后周），后汉李太后临时执政，王殷被封赏为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侍卫亲兵的马军步军总司令。

郭威北上澶州抵御契丹来犯时，京师军事统由王殷负责。当时刘赟正在从徐州向京师赶来，准备出任后汉第三任皇帝；但郭威在滑州发生了兵变，也正在向京师赶来，准备出任后周的第一任皇帝。力量胶着的时刻，京师究竟属于谁，成为决定双方成败的一大砝码。王峻、王殷仓促中做出的决定是：派出郭崇威到宋州（今属河南商丘）去拦截刘赟，以此迎接郭威顺利进京称帝。

于是，郭威胜出。

在拥立郭威称帝的程序中，王殷与王峻一样，都立了大功。

王峻被贬商州之后，王殷得到消息，有了不安的心思。兔死狐悲的悲剧史上常见，王殷担心，很正常。

王殷对这件事的处理是：三次上表，要求放弃邺都藩帅，入朝做京官。这个姿态，就等于向郭威示好：我不要军权，我在您身边。史称郭威“疑其不诚，遣使止之”，怀疑王殷不是真心实意要这么做，派遣使者告诉他不必进京。

显然，郭威知道“入朝”等于“移镇”，也即等于解除兵权。当初石敬瑭用这招刺探过李从珂，近来，慕容彦超也用这招刺探过郭威；李从珂答应石敬瑭可以“入朝”，郭威答应过慕容彦超可以“入朝”，但这二人都反了。现在王殷也要“入朝”，答应他，是不是也要反啊？

郭威没有答应王殷“入朝”，可能就有这方面的考量。

至此，我看到的历史记录开始出现混乱。

记录中说“邺都留守、天雄节度使兼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同平章事王殷恃功专横”，所谓“专横”的案例是什么呢？说王殷在邺都，节制河北诸镇屯戍大兵时，在应该汇报朝廷，由朝廷下达正式“敕书”也即皇上的手谕文书，才能调动的军事行动时，他用“手帖”就实施了。但究竟啥事？记录中没有说。但这事意味着王殷已经在河北诸镇取得了管控边防军的能力，可能是事实。在那个不是士卒怕藩帅，而是藩帅怕士卒的“权反在下”的乱世，有效管控辖境的武装力量，并不是坏事，更不是“罪恶”。

另一件事说王殷在河北镇守期间，“多掊敛民财”，也即大量地盘剥士庶财产。这件事也没有具体记录，很模糊的一句话过去。后面只说太祖郭威听说后，不高兴，还专门给王殷写去了信件，大意说“爱卿你呀，与国家同为一体。邺都国库里已经很丰盈，你想用就用呗。害怕没有财富吗？”

没有具体的“作恶”记录，只说“专横”“掊敛”，这在史书传记中出现，不那么令人信服。王殷最后被杀，更应给出具体罪证，但没有给，这就尤其不能令人信服。所以，这类记录的混乱不是文字程序的混乱，而是义理的混乱——根据现有资料，看不出王殷获罪的直接证据。

王殷，很可能是被冤杀的。

王殷之死的背后

郭威从邺都起兵向汉隐帝发难，最后汉隐帝被杀，郭威进入京师，百官都来朝谒。冯道是百官中资格最老的大臣，郭威对他也特别尊重，所以见到冯道后，马上向冯道“设拜”，行往日见到冯道时的大礼。郭威的意思是：我推翻了汉隐帝，我就有资格做新任天子，现在我故作低姿态来拜你冯道，你就应该对我有诚惶诚恐之心，直接提出“拥戴”为君的意见。按照常人理解，似乎应该呈现这样的逻辑。但冯道却从容地接受他的拜见，而后，缓缓说道：“侍中此行不易。”

侍中您这一趟来得不容易，辛苦啦！

史称郭威“气沮”，心气受到挫折，“故禅代之谋稍缓”，所以试图直接禅代隐帝为天子的阴谋还要稍稍往后拖一拖，没有马上即位天子。

后来郭威又请冯道赴徐州去册封刘赟为后汉的嗣君，并迎接刘赟还朝来即位做天子，冯道已经看出这事可能不那么简单，就直截了当地问郭威：“侍中由衷乎？”

侍中先生，您让我去徐州干这个活儿，是出自您的真心吗？

郭威发誓说是真的，是由衷的。

冯道又说：“莫教老夫为谬语，令为谬语人。”

你可别说话不算话，我到了徐州说让刘赟来继承皇位，回头您这边变了，我冯道等于跟人说了荒谬的假话，那样一来，我可就成了假话人啦！

这两段故实，都可以让人看到冯道的器局确实不一般，更有相对坦诚的一面，并非单向度的老奸巨猾。

但是后人修史，没有收入这两段故实。因为，如果收入，就会对郭威的形象造成损失。所以《旧五代史》所引，收入这两段故实的《五代史补》，对此评论道：“周世宗朝，诏御史臣修《周祖实录》，故道之事，所宜讳矣。”周世宗一朝，下诏令史臣修《周祖实录》，所以冯道的事，应该有所避讳了。《旧五代史》依据五代各朝《实录》拼凑成书，而这些《实录》“皆无识者所为，不但为尊者讳，即臣子也多讳饰”，这几乎是治史者都知道的常识。

在这样的地方，为“周祖郭威”而删除冯道的“光辉事迹”，就有可能在那样的地方，为“周祖郭威”而增加王殷的“罪恶案例”——但王殷实在是没有“罪恶案例”，只好用一句空洞的大话“专横”“掊敛”而为王殷的所谓“罪恶”定性，以此来证明郭威诛杀王殷的正当性。

从逻辑推演，我愿意得出这个结论。

还可以继续推演：王殷为何获罪？真实的原因是什么？

王殷，与王峻不同，史称王殷性格谦和谨慎，“好礼”。懂得进退之礼，也即懂得节制和当位。他不应该有“逾制”出格的事。此人对母亲还特别孝顺，每当要有与人结交的决定，都要先来禀告母亲，母亲听后觉得可以，他就与人交往，不可以，就不与人来往。因此，王殷即使在军旅之中，也没有过杂的交往。他过去在后晋石敬瑭时做刺史，总是按规矩做事。政事稍有处理不当，被母亲发现，他就自己站在庭院，将一根木杖给下人，抽打自己，以此来安慰母亲。

王殷的曾祖、祖父、父亲都曾做过地方上的中级军官，有家教。这位母亲对儿子管束也严。应该能够看出，王殷一直是一个很本分的军人，也没有太大的野心。石敬瑭时，他母亲去世，他要守墓，但石敬瑭下诏，要他做官管理地方。

王殷上章说：“臣为末将，工作不工作对国家都没有太大的损益。我因为母亲的训导教育，这才成人，现在母亲逝世，我不忍这么快就离开母亲的坟墓。请允许我按规定为母亲守丧三年。”

石敬瑭很赞赏他的孝心，答应了他。

有限的记录也不难分析：王殷没有大恶，他不大可能危及郭威的后周帝国。他最后的悲剧，直接原因，很可能源于一个同僚何福进。

何福进当时是成德节度使（治所在河北正定），与王殷同在河北。史称何福进“素恶殷”，一向憎恶王殷，什么原因，没有记录。根据以上史料记录，可以约略猜测一点蛛丝马迹，很有可能王殷不愿意搭理这个何福进。王殷不是一个善于交际的人。

结果，“福进入朝，密以殷阴事白帝，帝由是疑之。”一向憎恶王殷的何福进，趁着入朝的机会，将王殷的“隐事”也即“隐私之事”，秘密地打了小报告，郭威这才开始怀疑王殷。

但郭威最后决计除掉王殷，很可能源于他自己的一场大病。

郭威最后的日子里，需要做一场祭祀天地的大礼——郊禋。古人有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家最大的事一是祭祀，一是征战。祭祀尤其重要，它是王朝治理天下合法性的重要表征。郊禋，规定了日子，这时诸藩都需要进京来共同见证这一神圣的时刻。

王殷也进京，被郭威任命为京城内外巡检，京师公安局长。这是当年史弘肇做过的工作。京师大典，需要内外警戒，安全保卫工作很重要。

按照记录中的说法，王殷在京师巡检，每次出入都要带着随从几百人。但即使如此，王殷还是觉得武装力量不够，要求如数配给铠甲兵器，以备巡逻。史称后周太祖郭威对此感到为难。但我实在看不出“为难”的地方是什么。

史书记录又说，当时郭威已经病得很严重了，就要举行祭祀大典，而王殷却挟持功高震主之势，在天子左右，说“众心忌之”，诸位大臣对王殷都有嫉恨。就这样，郭威带病，勉强撑起病躯，坐进大殿，王殷按礼进入问安，于是被拘捕。记录到此，连史书都承认是对王殷的“污蔑”了，史称“下制诬殷谋以郊祀日作乱”，颁下诏书，诬称王殷密谋要在祭祀天地的大典那天发动叛乱。给出的处罚是：流放登州。

登州，在今天的山东烟台庙岛群岛中，古称沙门岛。此地等于当时中原的东端荒凉之地，是出海到辽东的必经之地。流放此地已经算是重刑。

但王殷还没有到登州，刚出汴梁城，就被杀掉了。

还不算完，又派出镇宁节度使郑仁诲到邺都去“安抚”，但这位郑先生到了邺都后，王殷的儿子在邺都任衙内指挥使，并不出来拜见这位使者。郑仁诲又贪图王殷的家财，于是“擅自”将王殷的儿子杀掉，把他的家属都迁徙到登州流放地去了。

据说王殷回朝之前，邺城寺庙的大钟，悬挂处断开，大钟掉落。又有人说邺都府邸的幡竿之上出现火光。还有说法，王殷入朝之前，邺都人为他饯行，王殷上马离开时，马镫断落，王殷也摔在地上。人们认为这都是不祥之兆。这类故实真假难辨，可以看作“命定论”的影响。但即使在这样的故实中，也仍然无法看到王殷的“罪恶”。

船山先生《读通鉴论》，反复陈意，认为五代以来姑息藩镇是国家祸乱之源，因此，应该对藩镇用重典治理，乃至于杀掉几个藩镇，可以立威，也有利于国家安定，但即使如此，船山先生也认为“王殷无罪受诛”。

薛居正《旧五代史》也评论郭威诛杀王峻、王殷，不仅“不能驾驭权豪”而且未免“伤于猜忍”。这是五代时期由藩镇问题而引发的一个军政死结。依郭威的品性，他还没有能力和智慧解决这个问题。至于诛杀王峻、王殷的积极意义，如何令周世宗柴荣可以“乾纲独断”，将国家治理推向秩序化，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慕容彦超、王峻、王殷，三大藩镇，经由“郭威模式”，解决了。但这种模式，作为政治遗产，它的野蛮性质和文明性质共存于一个时空中。这就为后来的大宋帝国留下了一个两难的选择：不杀藩镇，藩镇有可能作乱；杀藩镇，国家法制就会受到伤害，天下文明也遥遥无期。

越是看到这类紧张，越是能够理解赵匡胤的公道之心、仁德之风，以及独具创意的政治智慧和责任担当。赵匡胤，在两难选择中，走出了第三条道路。这是后话，容当后表。

柴皇后一见倾心

郭威称帝两年后，患有风痹，食饮不便，走路困难，而且病情越来越重。

当初在邺都时，他特别喜爱一个名叫曹翰的小吏，感到他才干不一般，就让他在柴荣手下做事。柴荣镇守澶州时，让曹翰做牙将。郭威称帝，以柴荣为晋王，几年后，以柴荣为开封尹，处理京师军政事宜。柴荣还没有召唤曹翰，不料曹翰却从澶州不请而至。柴荣很奇怪，曹翰对他说：“大王您是国家的储嗣，现在主上生病。大王应该亲自进入禁内侍奉医药，照顾主上啊！怎么都这个时候了，还在外面处理事情呢！”

柴荣是明白人，一下子就明白了曹翰这番话的玄机——

军国政令出自郭威，万一有不讳，越是靠近郭威越是占得先机。此外，能够入禁内侍奉医药的不止他一个人啊，至少还有主上的外甥李重进、主上的女婿张永德。这二人战功都比他这位主上的内侄、养子要大，军中影响也比他大，人望更比他高。万一有不讳，万事不可卜啊……

柴荣当晚就入住禁中，亲自侍奉养父。他的姑姑也即郭威的太太柴皇后也侍奉在旁。

说来这位柴皇后也是人物。

她本是邢州（今河北邢台）龙岗人，世家豪门。郭威“微时”，在洛阳就听说过这位柴女士，娶了她。但是据《东都事略》说，是柴女士首先选择了郭威。说柴女士本来是后唐庄宗的嫔妃，庄宗死后，明宗嗣位，将庄宗的后宫女子大多放回原籍。柴女士也在被遣返之中。

她从洛阳来到黄河边时，父母来接她。正赶上大风雨，只好暂时住在旅馆里。

这时，有一男子汉走过她的房门，只见这位汉子衣衫褴褛，几乎不能遮蔽自己。柴女士一见，惊问：“这是什么人啊？”

旅馆的主人说：“此人乃是马步军使郭雀儿也。”原来就是个小官，马步军中的连排长。

但柴女士对他是一见倾心，史料中的说法是“后异其人”（柴皇后对这个人很惊异），于是要嫁给他。而且马上就要嫁！她告诉了父母。

父母悲愤道：“你过去好歹也是皇帝身边的人，回家后得嫁个节度使才门当户对，奈何要嫁这个人！”

柴女士道：“这是一个贵人啊！不可失掉他啊！我囊中有宫中所得的钱财，给你们二老留一半，我要那一半。”

父母最后知道改变不了她，结果就在旅馆里成了婚。

所谓郭雀儿，即周太祖郭威也。柴女士剩下的那一半钱财也不是个小数目，用来资助郭威，郭威于是在汉高祖刘知远那里成为开国功臣。

郭威年轻时，好饮酒赌博，任侠，不拘细行，柴皇后对他规劝很多，史称郭威“每有内助之力焉”。柴荣小的时候就在姑姑身边，很聪明很忠厚也很谨慎，柴皇后特别疼爱他。

郭威对柴皇后有感恩之心，因此将柴荣收为养子，改姓为郭荣。

到了郭威病重的时候，下诏：诸司细小的事情都不必上奏，有大事，则由晋王郭荣禀告，由郭威直接宣布“可”或“否”而告示中外执行。

赵匡胤老爸赵弘殷，此时官拜铁骑第一军都指挥使，转右厢都指挥，领岳州防御使。在与太祖郭威从征淮南慕容彦超时，有功。

柴荣为开封尹时，赵匡胤转开封府马直军使——首都卫戍部队骑兵指挥官，相当于今日京畿军区坦克部队总司令。

公元954年正月，后周太祖郭威死于滋德殿，二十日宣布太祖遗制，二十一日晋王郭荣即皇帝位。郭荣不久恢复原姓，更名柴荣。

郭威死时只有五十一岁。这一年，柴荣三十三岁，赵匡胤二十六岁。

一部兵书打天下

郭威生命短暂，但他在后期建构的后周帝国，确是五代时期表现相对优秀的一个帝国。他有一些德政，可以看出乱世中文明的曙光。

郭威很早就是孤儿，年轻时，有神采，大高个，做事往往与众不同，爱好兵勇之事，从来不想着老实本分种地养家。投在潞州节度使（治所在今山西长治）麾下，因为好勇斗气，有一把子力气，为主帅所喜爱，因此他即使有过错，甚至犯禁，主帅也多能涵容过去。

有一次在城里逛，听说市民们很害怕一个壮健的屠夫，他就借着酒劲去找屠夫买肉，交易过程中，稍稍有点不如意，就厉声叱责这个屠夫，屠夫大怒，露出肚皮拍着说：“你敢刺我吗？”

郭威拿起一把剔骨刀，直接就捅进这厮肚子里去了。

出了人命，闹到府里。节度使大帅放个破绽，让郭威溜了。

郭威很聪明，喜欢操弄笔墨，在军旅之中，经常能够阅读一些公文，对军政事务，常常要弄明白怎么回事，一般人都佩服他的敏锐。有一个同僚叫李琼，有一次跟郭威等十个人在一起聚会饮酒，李琼认真地端详郭威，认为这位大兵不是凡人，于是跟这些人结为兄弟，他举酒，对同僚们说：“我们十个兄弟，有龙有蛇，他日富贵，谁也别忘了谁！如果违背这句话，天神会降下惩罚！”

于是，十兄弟刺臂出血，发了誓。

郭威与李琼关系尤其好。他曾到李琼的家里去看他，见李琼正襟危坐读书，一问，读的乃是《阃外春秋》，这是大唐玄宗时的一位军事家李筌的十卷本军事著作，当时流传于民间。

李琼也很自负，他说：“这书讲‘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分辨存亡治乱，记录贤愚成败，都在此书之中。”

郭威略一读，见内中一些概念术语，似懂非懂，就对李琼说：“这一部兵书，老兄要教教我。”

等到李琼给他讲内中的意思，他很快就理解了兵家的义理。从此以后，这一部《阃外春秋》，被郭威常常带在身上，遇到闲暇就读。有不懂的地方，就问李琼，甚至称李琼为老师。

李琼后来跟着石敬瑭也有战功，曾做到刺史，在石重贵时，遇盗，被杀。

郭威因为一本《阃外春秋》，自学成才，成为那个时期少见的读书人。他又能含英咀华，略经点拨即懂得兵法大要，成长为一个军事统帅。足见乱世之中，成就大事，也有门径。

意味深长的是，郭威的主要思想资源是一本兵家著作，但他在称帝之后，却在政治管理方向上，做出了迥异于五代其他帝王的努力。

他进入皇宫之后，自觉地要求过一种简朴生活（这方面与后唐明宗李嗣源很相近），他令人将内廷中的宝玉器具、金银器具，包括镶嵌有金玉等各种宝装的大床、案几、饮食器皿好几十件，拿到大殿，当着群臣的面砸碎了。还对侍臣们说：“凡是做帝王，哪里用得到这些玩意儿！”

不大懂得天下治理之道的人看到价值连城的宫中“宝物”被毁，会痛惜，但船山先生对此独具只眼，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读通鉴论》中说到郭威毁宝器事时，有一篇长篇议论，大意是说：

人的耳目口体各有所适，而人往往就要求得满足，这就是欲望。对这种欲望，君子懂得节制，庸人一味放纵。放纵而不知节制，那就不仅对自我的道德造成损害，对物质也是一个损害。但一般对物质的需求欲望还不算什么，天下的大恶是超过了耳目口体需要的所谓“宝器”。流俗最贵重的就是这玩意儿。它所造成的危害一般人未必明白。所以孟子要说：“宝珠玉者殃必及身。”为什么呢？因为有此流俗，愚蠢的人会倾家荡产去购置收藏，以至于违背天伦、暴凌孤寡而不顾。富贵的人则会倒空府库、急收税赋、克扣军饷而求所谓“宝器”。流连把玩，危亡之祸已经不被他所关心。人们为了求得合浦之珠，将人杀死在深水之中；为了求得商周礼器，将人毁灭在古墓之中……多少人因此而败亡。很多人连个中的道理都不懂。所以说：郭威刚一建国，就取宫中宝器全部砸毁，倾亿万价值昂贵的宝器，敲碎它成为泥沙。不懂的人为之可惜，哪里懂得这些所谓“宝器”本来就与泥沙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郭威不留它们在天下，不用它们来启动天下人酷爱“宝器”的愚蠢之心，实在是件快意的事啊！

船山所论，自有思想来源，这是儒学教化天下的方法，也是道家重人轻物的理念，对于国家治理而言，有“再使风俗淳”的用心。但这类用心，对习惯于灯红酒绿的世界而言，可能太遥远了。

为民着想减免进贡

郭威还对历代的进贡制度作了更化。

此前，各藩镇，包括边远的异族，如回鹘、高丽等都有进贡“宝物”的“惯例”，到了郭威这里，全都免了。

他下了一篇专门减免进贡的诏书，内中说：

朕以很渺小的出身，现在居于各位王公之上，一直担心我的德行配不上我的地位，自我反省时，总是很惶恐。天下还没有过上好的生活，我哪里可以过分地奉养自己！更不可以在治理之道还没有实现古人的理想时，我就不知道节制地去享用。与其耗费奢靡而让人辛苦劳作，还不如我自己克制欲望而过俭约生活。从此以后，宫中日用所需，一律要有减损；四方所贡献的珍巧纤奇之物，一律都终止，不再进贡。天下州府所贡献的美食之类，都要有所减损。

郭威还不厌其烦地列出了一个各地进贡的美食名单，《旧五代史》中留下了这个名单，大略为——

两浙进贡的细酒、海味、姜瓜；

湖南进贡的枕子茶、乳糖、白沙糖、橄榄子；

河北镇州进贡的高公米、水梨；

易州、定州进贡的粟子；

河东进贡的白社梨、米粉、绿豆粉、玉屑籶子面；

永兴进贡的御田红粳米、新大麦面；

兴平进贡的苏粟子；

华州进贡的麝香、羚羊角、熊胆、獭肝、硃柿、熊白；

河中进贡的树红枣、五味子、轻饧；

同州进贡的石鏊饼；

晋州、绛州进贡的葡萄、黄消梨；

陕府进贡的凤栖梨；

襄州进贡的紫姜、新笋、橘子；

安州进贡的折粳米、糟味；

青州进贡的水梨；

河阳进贡的诸杂果子；

许州进贡的御李子；

郑州进贡的新笋、鹅梨；

怀州进贡的寒食杏仁；

申州进贡的蘘荷；

亳州进贡的萆薢；

沿淮州各郡进贡的淮白鱼；

……

之所以连这些美食都禁止进贡，理由是：

此等之物，虽然都是出于土产，但也都是从百姓家里所取，未免劳烦当地之人，而且还都不便宜。再加上劳役负担，远途运输，运到京师之后，还要囤积在有关部门，甚为无用之物！

郭威从这些不算大的事件中看出其中可能调用的民力，这个就是圣贤之心，不简单。他能节制自己对美味的享用，也是一种“礼”，值得表彰。

开言路以求郅治

与历代富有文明理念的大帝一样，郭威也有开言路以求郅治的用心。

他下诏令在朝文武臣僚，各自都上书给朝廷，凡是有益国利民之事，要尽快形成提案报上来。都要直书其事，不要写得花里胡哨，不必雕琢文字。

诏书说得很谦虚：朕生长军旅，不亲学问，未知治天下之道。文武官有益国利民之术，各具封事以闻，咸宜直书其事，勿事辞藻。

郭威德政不少。

广顺二年，公元952年，契丹辖地瀛州、莫州、幽州涝灾，发大水，流民进入边塞，散居在河北各地，总数有数十万人，而契丹无力拯救这些受灾人，于是，各州、县也不加禁止，听凭难民南下。后周太祖郭威听到消息后，下诏：有关各州、县必须救济接待流民。

史称此前被抢掠或大逃亡，而跑到契丹去的中原士庶，回来了一大半。

这不是个小事情。安排“异国”难民，是现代文明。后周太祖郭威做到了。

广顺三年，公元953年，南唐旱灾。灾情相当严重，以至于淮南一带，井水、泉水，都已经干涸；淮河干得露出河底，可徒步走过。饥民们渡过淮河北上，人流接连不断。但南唐的濠州（今属安徽凤阳）、寿州（今属安徽寿县）发兵阻止，不许百姓逃亡。百姓与士兵争斗后，有幸运的，就朝北奔来。这样就要消耗属于后周辖境的粮食，有人提出要阻止南唐流民北上。

郭威知道后说：“对方和我方的百姓，都是一样的人。不要阻止，可以听凭南面百姓过淮河，任他们来买粮。”

但南唐人知道这个消息后，马上在淮河南岸修筑仓库，装扮成百姓驾着舟船、车辆到淮北来多买粮食，以此供应军队。

几个月后，消耗了后周大量粮草。到了秋天，郭威不得已下诏说：“南边的百姓用人力和牲口拉粮食，可以准许；但用船只、车辆运载粮食，不准许。”

这个事件，不难看出，对峙着的南唐和后周，谁更文明。

但“春秋责备贤者”，船山先生对郭威的这个良苦用心还是不满意，他为此发布了一个重要意见，在《读通鉴论》中，他认为：郭威禁止船只、车辆运载粮食，只同意用人力和牲口拉粮食，这样，恩惠只能达到附近的士庶，稍远一些的士庶，力气弱无法到达淮河北岸的，就会有人继续饿死。郭威正有吞并江淮的计划，心里只想着不给敌人提供粮食，是为了困扰敌人，自以为得意，但他不知道，这种小人之智，只能白白损害仁义，而实际上也不起作用。

船山认为：不管怎么旱，也不会有饿死的大兵，所饿死的都是庶民。江淮大旱，没有兵食，大兵就会抢掠民间；如果郭威能让对方的大兵有吃的，对敌国的百姓也是一种纾解——因为大兵有了吃的就不会再去掠夺当地百姓了。况且，禁止船只、车辆，那大兵们就会与百姓争着来买米，如此则百姓死伤者就会很多。这样一来让敌方的兵、民都会不满意，“无德于民”，百姓不满意；“积怨于兵”，敌军不满意。就像过去战国时秦国、晋国，也有过类似的事，秦国灾荒，晋国不援助粮食，结果秦国人人同仇敌忾，最后大败晋国。因此，真正“大有为者”，不会与人“争一饥一饱”的利益或损失在哪里。只有深切地研究“人情物理”的机缘，而后才可以“尽智”“全仁”，表现真正智慧的大道，显现整全仁德的义理。郭威这个举动，还不足以达到这个境界。这是“为德不永，而功亦不集”，布施仁德不能有始有终，所以他的功业也没有达到集大成。

船山的结论性意见是：唯保天下者可以有天下，区区之算奚当哉！

只有心存捍卫天下文明者，可以得天下；区区的算计哪里足以当此！

帝王，是帝制时代的最高精英代表，他的所作所为，直接关系到“天下”兴衰，关系到“天下”文明的方向。船山先生一番“责备贤者”所论，让人看到“人情物理”的深邃之处。这类意见，是邦国治理自然法原理的别样阐释，对政治家而言，就有令人敬畏的警示功能。

郭威已经很努力了，但因为他是帝国第一精英，因此后人的判官之笔有理由对他要求得更为精审。治史，很大程度上是对千人的“审判”。船山先生的意见值得更多关心政治哲学的人，慢慢想一想。

广顺三年，公元953年，历年积累下来的土地归属问题开始呈现。

中国历来有屯田制度。一般就是招募地方农民，到无主的土地去耕种，国家收取赋税。屯田，是寓兵于农的国家战略，利国利民。汉代以来的屯田大多在边疆地区，交给戍卫的兵士耕种。唐末以来，中原开始大量驻军，尤其各大藩镇，大军所在之处都寻找无主之田地设置所谓“营田”，然后招募富裕的农户耕种，交租。地方如此，中央户部，也另外设置相关机构，总管天下“营田”。这个机构所得租税，上缴国库，不隶属于地方州县。这样一来，渐有弊端发生。如有的地方壮丁多，但是没有徭役，因为都在耕种“营田”；有的地方借着“营田”的独立性，收容或庇护奸人盗贼，地方州县也没有法子追究。

任何一个制度施行久了都会有弊端出现，而后需要修补、更化、变革、转型。美国的宪法制度人称良善，但230年来，已经有二十七项宪法修正案实施，正在审议中的还有未获通过的若干种修正案。平均不到十年就有一项修正案被提出并通过。五代以来的屯田制度，也需要修正。

当初后梁时，曾进击淮南，抢掠到数以千万计的耕牛，后梁将这些牛提供给东南各州耕种营田的农户，让他们每年交租。这是郭威接手中原之后，连营田一块接受过来的案例。

后梁到后周，几十年过去了，牛可是都死了，但按照制度规定，租子还不能免。就这一个案例，就让农民深受其苦。因为农民们弄不清这些营田的究竟归属，一般都不敢在所属营田之上投资盖房种树等。先贤云“无恒产者无恒心”，在这个历史故实中得到精准再现。

郭威知道此中弊端。这时正好有关心此事的大臣提出：各地方可以“便宜行事”，撤销营田。

但撤销营田后，已经耕种了几十年土地的农民怎么办？

郭威一道敕令，体现了了不起的民生精神。敕令说，从此以后，全部取消朝廷户部管理的营田事务，将耕种营田的农民，划归地方州、县。他们现在的田地、庐舍、耕牛、农具，同时一并赐给现在的耕种者作为永久产业！以前规定的牛租，从此以后，全部蠲免。

这一件利民的大举措，即刻让境内的农民得到（如俗话所说）生产力大解放。当年，户部就增加了三万多户人口。农民有了这些永久产业，更有了积极性在自家田地上修葺房屋、种植树木，史称农民获取地利数倍于以前。

但觊觎私有财产似乎是人类贪婪的根性。看到有农民因此而获利，朝中就有人对郭威说：“过去留下了那么多营田，其中不少是肥沃富饶的，不如收归国有，将它们卖掉。如此，可以得到至少几十万贯钱财来充实国库。”

郭威更说了一句够得上伟大的话：“利在于民，犹在国也，朕用此钱何为！”

利益在农民那里，就如同在国家一样，朕用这些卖地得来的钱干什么！

短暂的帝王生涯

广顺四年，公元954年，郭威已经病重，在气息奄奄中，多次告诫柴荣说：“从前我在西征中，曾看到唐朝留下的十八座皇陵，竟然没有一座不被挖掘的！没有别的原因，只因为多藏金银钱财、奇珍宝玉的缘故。我死后，你，一定要给我穿上纸衣，要使用黄土烧制的棺材收敛我。丧事办理要迅速，安葬要迅速，不要把我久久地留在宫中。墓穴里不要用石头，就用砖来代替。工匠役徒都要由官府出钱雇佣，不要白白给百姓添麻烦。安葬完毕，就招募靠近陵墓的百姓，三十家够了，免除他们的各种徭役，就让他们看守陵墓。不修地下宫室，不设守陵宫人，不要造石羊、石虎、石人、石马，只要刻一块石碑立在陵前，写上：‘周天子平生好俭约，遗令用纸衣、瓦棺，后继天子不敢违约。’这是我最后的遗嘱。你如果违背我的话，我可就不施福给你！”

郭威主张薄葬。

按儒学思想，薄葬未必有益于天下，但厚葬的弊端也可以考见。无论如何，郭威想到的是俭朴下葬，这也是有益于民生的举措。对比一下秦始皇即可知道他节约了多少民力，省却了多少民脂民膏。

有记录说：郭威病逝当夜，“东北有大星坠，其声如雷”。《旧五代史》的主编薛居正对郭威的评价用了近两百字，文采华美，史论精当，值得录在这里：周太祖昔在初潜，未闻多誉。洎西平蒲阪，北镇邺台，有统御之劳，显英伟之量。旋属汉道斯季，天命有归。总虎旅以荡神京，不无惭德；揽龙图而登帝位，遂阐皇风。期月而弊政皆除，逾岁而群情大服，何迁善之如是，盖应变以无穷者也。所以鲁国凶徒，望风而散，并门遗孽，引日偷生。及鼎驾之将升，命瓦棺而薄葬，勤俭之美，终始可称。虽享国之非长，亦开基之有裕矣。然而二王之诛，议者讥其不能驾驭权豪，伤于猜忍，卜年斯促，抑有由焉。

周太祖郭威没有飞腾之前，也没有听说有什么声誉。等到平定西部的河中李守贞，坐镇北部的邺都天雄军，开始有了统御军政的功劳，显示了英伟出众的器局。不久赶上后汉国运衰微，天命有所归属。郭威于是率领雄师扫荡京城，不能不说连他自己也会感到内心有愧；等到手握乾纲而登上帝位，就开始开创美好的风气。仅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清除了往朝的弊政；过了一年就使天下人心大服，怎么能做到这样改恶从善呢？应该说是郭威应变无穷的缘故。正因为如此，所以鲁国故地的慕容彦超，在被征讨中，望风而散；河东并州的刘氏残余，在后周压力下，只能苟延残喘。等到太祖临终时刻，又命令瓦棺薄葬，这种勤俭的美德，有始有终，值得称道。虽然他享有帝王的时间不长，但作为开创基业来说，已经做得相当充裕。然而最后处决王峻、王殷，谈论这件事的人都讥讽指责他不能驾驭权臣豪士，这种诛杀大臣的无情，亏损了他自己的德行。从因果来看，他之所以在位时间这么短，大概也许是有缘由的啊！

船山《读通鉴论》对郭威的评价也不低。他认为：唐之亡不可救，五代之乱不可止，自康承训奏使朱邪赤心率沙陀三部落讨庞勋始……朱温甫灭，沙陀旋窃，石敬瑭、刘知远皆其部落，延至于郭威，而中国始有得主之望，祸亦烈矣哉！

大唐灭亡之所以不可救、五代祸乱之所以不可止，原因从康承训上奏让朱邪赤心带领沙陀三个部落讨伐庞勋开始……大唐帝国之后，后梁的朱温也被灭掉，从此以后，中原被沙陀人窃取（后唐、后晋、后汉，都是沙陀人建国），石敬瑭、刘知远等都属于沙陀的部落。这种异族占据中原的格局，直到郭威出现，才使中原有了得到自己君主的希望。引沙陀进入中原的祸患实在是太严重啦！

船山先生念念不忘的是夷夏之辨。这一层道理，在五代乱世中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引动异族入主中原，也许可以解决一时的政权危机，但长久看，为害中原、令衣冠文明沦丧的根源也往往在此。郭威以后，中原政权重新回归本土，这是一件有关族群文明冲突与融合的宏大事件，从中入手，钩沉潜隐其间的故实，也许可以演绎重要的人类文化学成果。

郭威短暂的帝王生涯结束。

后周，进入了大帝柴荣的时代。

贰 南唐的前世今生

中原对北敌的战略

柴荣继位后，最想解决的是契丹问题。

契丹问题中，最急于解决的是燕云十六州问题。

但解决燕云十六州问题，几乎需要倾国之力。中央禁军几乎要全部出动，而大军北上，究竟需要多少时日，难于预期。这样，就留下了空虚的后方，而后方，其他小国不去说了，单是南唐、后蜀，两大“藩镇帝国”就对中原一直虎视眈眈。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新生的北汉。这个北汉，看上去不大，所辖之地无非就是过去的河东之地，却是过去石敬瑭、刘知远等人赖以成就后晋、后汉的根据地。况且，北汉又与后周已经结成世仇，谁又能知道在征讨契丹的时候，它会做出什么动作来呢？

柴荣，那一颗年轻的鹰隼之心，在思考。

他知道，解决契丹问题之前，先要面对北汉问题，后蜀问题，淮南问题。这之中，个头最大的是淮南问题，因为，淮南属于南唐，而南唐，不仅享有江南广袤的富庶之地，而且属于“衣冠之国”，在“五代十国”中，最具有“正朔”的性质。后周动江淮，就要直面南唐；而直面南唐，就是一场“正朔之争”，不仅可能很惨烈，而且还要付出道义风险——有什么理由跟一个安静地待在江南近二十年的大国发动战争呢？

石敬瑭以割让国土为条件，获取国家政权及天子地位的方式，是前所未有的。它启迪了北方与南方诸国的政治想象力：中原王朝都可以这么干，我们似乎也可以联手契丹，对付中原王朝。

基于这个想象，在以后的日子里，居于北方的北汉、西夏，就与契丹有过事实上的战略联盟；居于南方的后蜀、南唐，也与契丹有过试探性的战略联盟。目的只有一个：牵制中原王朝。

这一格局，南唐与契丹的勾结最为凶险，因为它一旦勾结成功，即意味着对中原王朝形成了南北夹击之势。这是后晋、后汉、后周，一直到大宋王朝出现，都不愿意看到的地缘政治格局。

但南唐确实与契丹有过接触，甚至是实质性接触。

南唐联系契丹，是“赵匡胤时代”的一大关节，涉及中原诸国与北邻的地缘政治大问题。由于后周与大宋都以中原正朔自居，因此，对勾结契丹的邦国会相当敏感；而后蜀和南唐，也会尽可能地争取境外势力，牵制中原武装力量，进而对抗中原席卷天下的趋势以求自保。这样，中原南方邦国与北方草原帝国的接触，探索合作之可能，就成为“赵匡胤时代”出现的一种战略联合，在这个方向，互相间甚至不惜动用间谍手段。

问题还有另外的复杂性。如南唐，在与契丹勾结的同时，也曾拒绝了契丹试图“册封”南唐的政治模式；但也可以反过来说：南唐尽管拒绝了契丹“册封”的政治模式，但从没有忘记勾结契丹南北夹击后周或大宋。

青年柴荣看到了契丹入主中原，但也看到了后晋与契丹决战中的光荣。阳城之战，是中原险胜契丹的辉煌战例；中原将士战胜草原帝国，纳入中国史来看，这样的胜利也为数不多。用俗话说：这是彪炳史册的重要战役。其间，中原将士奋勇杀敌舍命向前的斗志，成为鼓舞后来爱国将士的故实。它预示了：石敬瑭以来，草原帝国，并非不可战胜！

但从大唐帝国晚期以来，契丹屡屡入侵中原的故实，以及契丹颠覆后晋的故实，确实给中原衣冠造成了沉重的阴影。

——草原帝国居然可以灭亡中原帝国！

它居然可以做到这一步！

契丹灭晋，灭亡中原帝国。这一故实引发了更多中原俊秀、有识之士不得不长考中原对北敌的战略。这些人包括李璟、柴荣、王朴、赵普、赵匡胤……

最终一定要解决契丹问题，给我中原衣冠之邦一个安定的国际环境。但是南唐、后蜀怎么办？

北汉怎么办？

先解决哪一个？先动契丹，还是先动南唐，抑或先动北汉、后蜀？

契丹之外，体量最大的是南唐。它几乎奄有了大半个江南，还占据了江淮之地，就是这个江淮之地，让南唐有了令人羡慕的北部屏障。

乱世中，南唐何以做到这一步？

杨行密斩杀朱延寿

南唐的前世今生，与当时一个自称为吴国的藩镇有关。

吴国，是“五代十国”中的“十国”之一，第一任首领为杨行密。

大唐帝国晚期，杨行密为淮南节度使，治所在扬州。后来因为有功，得到提升，被大唐拜为吴王，建都广陵（也即扬州），称江都府。

传统中国职务的行政级别，“帝”，最高，全国只能有一个“帝”；如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那就意味着国家处于分裂状态。但是“王”不同。一个版图内可以有多个“王”。作为“王”，一般都据有领地，如果没有领地，也会有“汤沐邑”，也即圈定一块地方，将这个地方的租税收入划拨给他，等于是该“王”的固定的税收来源地。这个领地，就可以称之为“国”。“王国”在“帝国”之下，是可以和平存在的，不算是国家分裂。“王”是被“帝”“封”的，因此“王国”又称为“封国”。“王”之下，才是“公侯伯子男”诸爵位。这类爵位一般没有领地，但可以“食邑”，也即“吃地方”，有地方贡献租谷、布帛、钱粮、草料什么，可以折合成粟米，计量单位为“石”，统计单位为“户”。所谓“万户侯”，就是“食邑万户”。如果每户缴纳租税二斗，万户就是“二千石”，就可以称“食二千石”。当然，“食”多少户，很多时候是虚数，实际得到的要少得多。

有辖地的“王”，比较威风，基本上就是一个小于帝国的独立王国。历史上的独立王国很多，有人干好事，有人干坏事，都以自己的行为影响了地方，甚至比帝国对地方的影响还大。所以，从大的历史脉络来看，“帝”对中国影响最大；但如果细细地做计量分析，“王”可能比“帝”对中国的影响更大。

杨行密所据有的“江都府”，可以称为一个“国”，史称“吴国”，是被大唐“帝国”封赏的一个“王国”。“吴国”辖地包括今江苏、安徽、江西、湖北等地，有州郡一百多，是个事实上的大“国”。

说来杨行密这个人物，够得上江南一大枭雄。他出身贫寒，但长得人高马大，有力，能举起三百斤的东西，一天可走三百里路。早年参加江淮地区的造反活动被抓，但就像郭威因为被主帅喜欢，虽然闹事，还是被有意释放一样，杨行密也遇到这样一个欣赏他的人，将他放掉。

大唐时代，他曾被招募到宁夏去戍守，一年期满，返回家乡庐州（今属合肥），但有军吏不喜欢他，欺负他，令他再戍守一年。杨行密接到通知，啥也不说，准备了行囊就出发，特意路过这个给他使坏的军吏门前。军吏假装没事人，问他：“您呐，这是要干吗去啊？”杨行密走近他，大声道：“干吗去？来取你的项上人头！”说着当即砍下军吏的脑袋，提着就出了门，开始造反，占据了庐州。这就是杨行密“起家”之始。

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不断扩大地盘，在江淮之间跟人打了许多次惊心动魄的战斗，最后拥有了江淮和江南的十几个州郡。

杨行密独处的时候，据说常有一个黑衣服的人侍奉在他的后面。后来他有了军队，一律弄一块黑布裹在脑袋上，史称“黑云都”。

跟随他一起起兵的人有个朱延寿，此人比杨行密手段还要辣，打仗时，多次以少击众而获胜，靠的是他说一不二的“纪律性”。据说，他安排的战事，如果不胜，所有退后的士卒一律杀之。而且他下的命令，不准许有一点折扣。有一次与后梁军队作战，他让士卒二百人带着大剑前往，但又指着其中一个士卒让他留下。这个士卒为了表现自己的忠诚和勇敢，就说：“我也愿意去杀敌效劳！”朱延寿当即将他斩首。这就是所谓“令必行”。士卒们怕他比怕敌人还厉害。这个人是杨行密太太的兄弟。

朱延寿在杨行密做了节度使之后，有了背叛之心，很想夺了杨行密的位置，自任藩帅。在镇守寿州（今属安徽六安）时，他就与后梁的军队有了勾结。这事让杨行密开始警觉起来。

杨行密镇守扬州，做了两件事，来解决朱延寿。

第一件事，他知道朱延寿性情忮刻，待士卒狠毒，于是反其道而行之，开始对将士们施行怀柔政策，尽可能地笼络人心。当时军中很多盗贼，杨行密每一次抓到盗贼之后，都将所盗之物还给盗贼，而后放回，还悄悄告诉说：“千万别让朱延寿知道啊！他知道可放不了你啦！”但事后，杨行密则用一种办法让朱延寿知道盗贼之事，盗贼于是还是被杀。

这样，军中就有了对杨行密的好感。

第二件事，他开始装瞎子。他假装说有眼病，一直装了三年，每一次接见朱延寿那边来的使者，一定要错乱一些物件，显示自己眼睛已经快瞎了的样子。在家里走动，好几次撞到柱子上，几乎撞晕，要朱夫人救治，才得好转。这个朱夫人以为自己的丈夫真的瞎了，与家中的仆人多年通奸，现在来来往往的，躲着所有的人，但就是不避杨行密。

有一天，杨行密对朱夫人说：“我这眼病啊，看来是好不了啦！我这几个儿子没有一个像样的。我想将军府中的事，交给大舅哥。你帮我召他来一次，跟他商量这个事。”

朱夫人就给自家兄弟写了一封信。

朱延寿得信不疑，很高兴地来到军府。

杨行密坐在正厅，朱延寿来见。杨行密忽然睁开眼睛说：“多年不见大舅哥啦，现在见到啦！”

朱延寿猝不及防，四廊勇士出来，当即抓住，当即杀掉。

杨行密同时休了朱夫人。

朱延寿是当时一等一的帅哥，长得相当漂亮，很得妻子喜爱。据说朱延寿在寿州，他的妻子王氏接到朱夫人的信件后，以为这是大好事，但也可能存在风险，就勉励朱延寿说：“此行如果真的得到兵权，成就你大志，甚好。寿州到扬州，不算太远，期待你每天给我来一封信通告平安，省得我惦念。”最后一天，平安消息没有到。王氏对府里人说：“事情的结果已经知道了！”于是开始指挥家仆，全都带上兵器，将府邸大门关上。不久，扬州方向的捕骑来到朱府，围得水泄不通。王氏知道不能胜，但她所爱的男人已死，她也不想苟活，于是集中了家属，将府中财富全部分了，然后放火焚烧府廨，向上苍叩拜道：“妾誓不以皎然之躯，为仇者所辱！”

我发誓不会让我这个只属于朱延寿的干干净净的身体，被仇人侮辱！

于是，自己投入火中而死。

徐知训荒淫昏暴

杨行密纵横江淮时，遇到了另一个江南枭雄，此人名钱镠（音留）。

钱镠帮助大唐王朝擒获纵横于江浙的藩帅，因功受赏，于是坐镇杭州，管辖江浙十几个州郡，成为吴国东南部的一大藩镇，史称吴越。也是“五代十国”的“十国”之一。与杨行密的“吴国”一样，“吴越”后来也升级为“吴越国”，钱镠称王。

开始时，杨行密多次侵凌钱镠领地，钱镠起而抗击，双方各有胜负，大有棋逢对手将遇良才的格局。于是双方开始使用巫术，互相诅咒，杨行密命人用一种特制的绳索穿铜钱，号称“穿钱眼”。钱镠也不示弱，每年让人用大斧子砍杨柳树的树冠，号称“斫杨头”。多年来，两位藩帅兵连祸结，折腾得筋疲力尽。

最后钱镠将自己的儿子钱元璙送到广陵去见杨行密，两个任务，一是说服杨行密两家握手言和，一是要娶了杨行密的女儿回杭州。

钱元璙，是钱镠的第六子，史称“仪状瑰杰，风神俊迈”，仪表堂堂，出类拔萃，风神英俊而又豪迈，杨行密一见就心生喜欢，当即将女儿嫁给了他。

有此一桩婚姻，吴国与吴越有了多年的和平。

两国在和平环境下，又都居于江南富庶之地，很快就同时得到经济文化大发展。两国人民的“幸福指数”远远超过中原诸国。

杨行密去世后，他的儿子杨渥世袭称王。

这时大唐帝国被后梁颠覆，吴国不承认后梁，还在沿用大唐的年号。

杨渥不如他爹，比较昏，大臣们对他有不满。有个叫徐温的人发动兵变，将杨渥推翻，拥立杨隆演为王。

杨隆演时改元，这就等于不再承认大唐的正统和法统，因为大唐已经不存在了，而他又不想承认后梁、后唐等中原帝国，所以事实上是以“王国”的身份在与中原诸“帝国”相抗衡。所谓“五代十国”，就是在这类抗衡中有了故事。

吴国的政权事实上已经在徐温手里。

徐温的长子徐知训借着父亲的威风，有了骄横恣肆的习性。他不仅欺凌诸将，连国王杨隆演也欺负。杨隆演惧怕他们父子俩，不敢反抗，成为傀儡国王。

徐温对吴王杨隆演还有敬意，但徐知训则戏弄轻慢吴王，没有君臣礼节。

他曾和吴王一起装扮戏子演戏玩，他自己出演军官角色，让吴王出演僮奴角色，把头发扎成两个丫角，穿着破旧的衣裳，拿着帽子，跟在他身后。

徐知训又与吴王在河上划船，吴王站起来，徐知训就用弹弓子弹他。平时跟吴王在寺庙里赏花，喝了酒就耍酒疯，狂悖傲慢得吓哭了吴王，随从们都吓得发抖。他甚至还打死吴王的亲近官吏，将佐们没人敢说话。

徐知训很是荒淫昏暴，官职也不小，在吴国做着内外马步都军使、同平章事，还领着一个大州的节度使，等于是吴国的马军步军司令官，国务大臣，又是一方藩镇。

有一位知州，家里养着“文工团”，有几十个女艺人，徐知训见过，想要收为己用。这位知州派使者见他，很诚恳也很谦逊地对他说：“卑职家中的戏子们年龄都大了，有的都有了孩子，哪里值得侍候贵人！我当为您寻找一些年轻美丽的女子。”徐知训闻言生气，对使者说：“你信不信，以后我要杀了这个知州，连他妻子也一起要过来！”

但这些事，徐温都不知道。

除祸害自刎而死

杨隆演的宿卫将军们内心不服气，有一次，就劫持了杨隆演，不管杨隆演同意不同意，开始以国王的名义征发城内兵众讨伐徐知训。徐知训闻讯害怕，想逃跑，被部下劝住。最后吴国的大将，同平章事、诸道副都统，即国务大臣、全国兵马副总指挥朱瑾带着本部兵马将徐知训从危机中救了出来。

这位朱瑾也是五代十国时的一位枭雄，辣手处往往出人意料。他过去在山东郓州做军校时，被兖州节度使看中，特意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朱瑾应了这门亲事，到了日子，去迎亲，但迎亲的队伍却都是他的亲兵，而在迎亲器具中，马车上，礼品箱子中，都藏了兵器。夜里到了兖州，一声唿哨，迎亲队伍成了攻城队伍，老丈人节度使被赶跑，女婿朱瑾做了“留后”，大唐朝廷承认既成事实，封他为兖州节度使。

但他在与后梁作战中，有胜有败，最后一战失利，兖州失守，妻子也被人掳去，他再回到兖州时，家已经没了。随后，他南下投奔了淮南杨行密。

杨行密本来就没啥价值观，他欣赏的就是能征惯战兵强马壮之辈。他很早就听说过朱瑾的骁勇狠辣，见面时，解下自己身上的玉带赠给他。他跟着杨行密南征北战，屡立战功，最后也做了一方藩镇，领平卢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吴国举足轻重的人物，与徐温一样，是吴国的两大台柱子。

但杨行密死后，吴国形势大变，大权转移到徐温手里。徐温和儿子徐知训对朱瑾都有提防，甚至动过念头，要除掉朱瑾。

朱瑾的做法是，不动声色，尽量讨好徐氏父子。甚至有人试图铲除徐知训时，朱瑾还带兵相救。

但这位徐知训是个色鬼，朱瑾有时会派爱妾到徐知训府上去看望徐家眷属，结果徐知训没有按捺住陡然而起的欲火，强奸了朱瑾的爱妾。爱妾回来说这个事，朱瑾终于动了杀机。

他开始多次暗示国王杨隆演诛杀徐氏父子，但杨隆演怯懦，不敢做这事。

朱瑾决计自己来做这事。

但他表面上对待徐知训更加谦恭谨慎。

不久，徐知训到泗州去筹建静淮军，由朱瑾做节度使。就要离开扬州，朱瑾想想再不报仇，以后的日子更不好安排。想想平日自己隐藏得很深，徐知训未必知道自己对他早已是满腔仇恨。于是，很热情地邀请徐知训到自家府上来吃酒，还说是请自己爱妾陪侍，并在行前拟将自己的爱马赠送徐知训作为寿礼。

徐知训高兴，来到朱府。朱瑾安排跟随徐知训前来的亲兵们在厢房用餐，先带着徐知训看了自己的爱马。朱瑾最好的马，冬天要有帷幄御寒，夏天要有伞罗遮阳。徐知训与朱瑾回到大厅后坐定，朱瑾亲自斟酒给他。这时那个爱妾又来敬酒、献歌。徐知训被恭维得迷迷糊糊。

酒过三巡，朱瑾又请他升堂，让妻子与徐知训见面。请客人到后堂见自己的妻子，这是对客人至为信任的举动。

徐知训欣然起行。

徐知训也知礼节，见到朱瑾太太，即揖鞠躬拜谢。朱瑾就趁他低头的刹那，手持象牙笏板，猛击他的后脑，将他打翻在地，与此同时，伏兵出来，割了徐知训的脑袋。

请徐知训到朱府来的时候，朱瑾担心有动静被同来的亲兵所知，故意在庭院驯马，让马儿在院中嘶鸣踢闹，遮掩杂音。

朱瑾带着徐知训到了庭院，徐知训的亲兵们一哄而散。

朱瑾于是提了这颗脑袋，骑马去见国王杨隆演。他想徐温父子一向欺侮吴主，现在他诛除了祸害之一，国王应该对他有赞赏，更应该支持他。如此，调动起朝廷大军来，一举歼灭徐温等人，应该没有问题。

他见到国王，出示徐知训的脑袋说：“臣今日为吴国除害啦！”

杨隆演推卸责任，战战兢兢地说：“这事我不敢知道，跟我没有关系。”

说罢赶紧向内室走去。

朱瑾看到这个宁肯被欺侮也不作为的君主，气得抓起徐知训的脑袋向厅堂里的柱子扔去，大骂一声：“这个国王跟个婢子似的，真是不足与成大事！”

他知道没有国王支持，这件事凶多吉少，赶紧提剑出门。府门已经关上了，他走不出去。于是翻墙，但从高大的墙头掉了下来，摔断了一只脚。徐知训死了，还有他爹徐温呢！跟随徐知训到朱瑾府上的人，早已通知了徐温。追兵就迫近了王府。朱瑾看到追兵越来越多，估计跑不掉了，大呼道：“我为了万人而除害，而以我一身做牺牲！”

说罢自刎而死。

朱瑾的府上亲兵与徐温的亲兵有了战斗，四面火起。

“王国”升格“帝国”

徐温的养子徐知诰在做金陵刺史时，将城中治理得很有兴盛之相。徐温从吴国首都扬州巡视到金陵后，很喜欢这里的繁荣，于是将润州（今属镇江）的镇海军治所迁移到金陵，调任徐知诰做润州团练使。徐知诰不高兴，觉得润州与扬州太近了，容易受牵制，就想到宣州（今属安徽）去。但徐温没有答应。徐知诰很失望，想继续往其他州镇调动。这时，他的谋士宋齐丘为他奉献了一个具有前瞻性的意见：“扬州的三郎徐知训很是骄纵淫暴，迟早会败亡。润州离扬州只有一水之隔，想想，这是上天授予你的啊！”

这番话用三个汉字表达就是“守润州”。明白人不用多说。徐知诰一下子就掂出了这番话的含金量，于是高兴地从金陵到润州去上任了。

从前，徐知训和他的弟弟徐知询，对徐知诰都没有礼貌，他们对这个父亲的养子有忌惮。徐知训曾召集兄弟们一起喝酒，徐知诰不到，徐知训生气地说：“上我们徐家讨饭吃的家伙，敬酒不吃吃罚酒，请他不来，难道想吃刀剑吗？”后来徐知训又曾与徐知诰一起喝酒，府里埋伏了甲兵，准备杀死徐知诰。这时徐温的另一个儿子徐知谏，一直对这位外姓的兄长很友好，就暗踩徐知诰的脚，示意他。徐知诰警觉，假装起来上厕所逃掉了。徐知训知道后，把自己使用的剑交给他的亲信，让他去追赶徐知诰杀掉他。亲信骑马追上后，只是举起剑来向徐知诰表示一下，就勒马返回了，回去后，告诉徐知训说是没有追上。

这些故实都在证明，徐知训倒行逆施，早已失去人心，而徐知诰在润州，与他隔江相望，正在等待机遇。

朱瑾事发，徐知诰在润州（今属镇江）隔江见到大火，知道国内有变，于是率兵来扬州平乱。大兵围了朱瑾府邸，按照徐温意见，就要诛杀朱瑾全家。朱瑾的妻子临刑时掉下泪来。朱瑾的爱妾对她说：“为啥要哭啊！我们这次就是要去见朱公嘛！不必哭！”朱妻听到这样说，想想也是，于是“欣然就戮”，很高兴地接受了杀戮。

杨隆演一直是“虚”着的一位“君主”。徐温一直是握有大权的执政者。但徐温年岁渐长，身体多病，长子徐知训又被朱瑾杀死，徐知诰的地位开始凸显出来。徐温于是指定徐知诰代替徐知训，总理国政。

杨隆演并不快活，因为他没有大权，大权都在徐温手里。他在放纵中匆匆地走完一生，只做了一年国王，就病逝了。

吴国最后一个君王杨溥被徐温拥立。

几年后，徐温也去世，杨溥在徐知诰等大臣的拥立中，升格，做了皇帝，将吴国的“王国”升格为“帝国”。

徐温死后，养子徐知诰继续执政，辅佐杨溥。因为国家已经升格为“帝国”，因此下面就可以有多个“王国”。徐知诰就被封为“齐王”，所辖之地即为“齐国”。但徐知诰做了“王”之后，很短的时间内，规划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事，将帝国首都由江都扬州迁移到金陵南京；

第二件事，他改名为李昪（音便）；

第三件事，他想办法让杨溥将帝位禅让给了他，开始改“吴”为“齐”，后来改为“唐”。

为了和李世民的大唐帝国、李存勖的后唐帝国区别开来，李昪建构的这个“唐”国，史称“南唐”。史称“南唐先主李昪”，以区别于“南唐中主李璟”和“南唐后主李煜”。“先主李昪”，有些书里也称为“烈主李昪”。在五代十国历史叙事中，“先主”“烈主”“李昪”“徐知诰”都是指同一个人。

南唐建立，是公元937年发生的事。赵匡胤这一年十岁。

南唐“鬼才”宋齐丘

徐知诰也即李昪，后来自称是大唐宪宗的儿子建王李恪之后。据说，他的祖父做过徐州判官，并死在任所。李昪曾流落江湖，岁数大点以后，曾来投靠杨行密。杨行密很喜欢他的气度，收为养子。但杨氏子弟不能容他，估计是担心来分财产之类，杨行密将他送给大将徐温为养子，更名徐知诰。

徐知诰壮年之后，是大个子，宽额头，高鼻梁，史称为人“温厚有谋”。

徐温也不是凡人，杨行密死后，很快独掌吴国大权。而徐知诰则在辅佐徐温的同时，培植起自己的党羽。

徐知诰的方法是：对杨氏旧臣施行怀柔政策，许诺给各位高位重爵；对北来的知识分子，则施行封赏政策，给予超拔奖励；无论南人北人，徐知诰一律推诚相待。很快，他身边聚集起一批名流。

正是这一批名流，帮助徐知诰得到了天下。

也正是这一批名流，有些延续到中主李璟、后主李煜时代，成为大帝柴荣和赵匡胤需要面对的不可忽略的力量。老赵平潞州、下扬州、征荆州、扫南平、伐南汉、定西蜀，碰到的名流不多，他几乎是在极度轻蔑中完成南征北讨的；但平定南唐时，需要面对的名流却要多方考虑——武力征服南唐没有问题，但收拾人心，却需要江南名流。得罪了这一大堆当时的知识分子，大宋的合理性就会受到质疑。老赵正在完成一件圣贤事业，他不愿意像五代诸君那样，不择手段地追求纯粹暴力下的堂皇胜利。老赵在推演以道义为核心的天下文明，而不是以权力为核心的政权政制。

对徐知诰助力最大的名流就是宋齐丘。

此人乃是南唐早期人物中的一个“鬼才”。他辅佐徐知诰，有如赵普辅佐大宋太祖。

据说，他曾有诗献给徐知诰，诗曰：养花如养贤，去草如去恶。松竹无时衰，蒲柳先秋落。

诗味一般，已经带着“以理入诗”的模样，但诗旨却有嫉恶如仇的意思。史称“烈祖奇其志，待以国士”。烈祖李昪很惊异他的远大志向，以国士规格对待他。“国士”，是昔日知识分子奔走于权贵府邸，带有知音性质的待遇，宋齐丘很高兴，更为忠实地为徐知诰谋划“大事”。

宋齐丘一直在徐知诰手下做秘书，关于行典礼、敬贤能、明赏罚、宽征赋之类意见，徐知诰“多见听用”，大多采纳，可谓言听计从。俩人很多话，越说越机密，徐知诰甚至为宋齐丘专门建了座小亭子，在水池中央，有桥可渡。他亲自去看宋齐丘时，将桥撤掉，俩人坐在亭内论天下事，常到深夜。又曾经在高堂中，不设屏障，中间置一个灰炉，但不生火。俩人拥炉而谈，有些机密意见，就在灰炉中手写，写后把灰抹平。所以俩人讨论了什么内容，无人知晓。但根据后来的故实逻辑推断，俩人在一起“研究讨论”的，很可能是与“建国大纲”相关的“远猷”。宋齐丘在为徐知诰谋天下。

这位宋齐丘，性情急躁，脾气大，与烈祖有议论不合之处，常常拂衣而起，不告别直接就走，以至于要烈祖多次赔了好话挽留他，他才勉强留下。由此可见，宋齐丘在池塘亭子里，在灰炉手谈中，应该是为烈祖贡献了重大谋略，不然不可能得到烈祖如此敬重。

徐温的辣手罪恶

徐知诰镇守润州时，就有人看出徐知诰不是善茬儿，就对徐温多次进言，要他重点任用徐氏嫡亲子执掌国政，不要交给机心难测的养子徐知诰。

开始，徐温不过听听而已，因为他对养子徐知诰太信任了，此外，自从徐知训被朱瑾杀掉之后，他另外的几个儿子也实在是太不争气啦！

最后，又有人提出这个意见。徐温已经在垂暮之年，开始点头称是，准备在自己不争气的儿子中选择略略像样的，替代养子徐知诰。

徐知诰听说后，开始时不想与徐氏诸子争权，就想不在朝内主政，可以外放到地方做藩镇。宋齐丘这时又像此前要他“守润州”一样，又给了他一个富有前瞻性智慧的意见：“请徐之”。

慢慢来，别着急，少安毋躁。

几天后，徐温死。

徐温在杨行密之后，控制了吴国；徐知诰在徐温之后，控制了吴国。而后，吴国转型为南唐。阴阳秘运中，等于杨行密、徐温在为南唐的出现培植元气，千辛万苦中，一切做好，于是拱手让与徐知诰。

徐温一生恶事不少，但他也有几件善事，值得表彰。

有一次，他跟着杨行密攻打宣州，旷日持久中，宣州城内粮草已尽，开始人吃人，最后城破，各位将领开始乘机掠夺财货，只有徐温迅即占领城内粮仓，将有限的粮食拿出来，做成粥，给城内饥饿的人吃。读史至此，为徐温的善举长久地受到感动。

徐温关心民生，母亲周氏去世，将吏们前往祭奠，制做了很多木偶人，像真人一样，高数尺，都穿着用罗锦做的衣服。徐温说：“这些布帛都出于百姓之力，怎能将它在这里烧掉呢？应解下来给贫苦的人穿用。”理解徐温对民生的温情需要一点想象力，想象一下饥饿风景，想象一下人在可能的劫掠中，不去发财，却去周济最需要活下去的饥民，想象一下一个将军，将自己的权力努力用在至弱的人群方向上，想象一下，他在历史现场，望着满目疮痍的破败之城，那种源于人之为人和圣贤教诲而来的恻隐之心，就知道：徐温此举，不简单。这是传统中国，吾土吾民最可珍贵的品质之一。

史称徐温为人性情沉稳坚毅，生活简朴。他不识字，但常让人阅读诉讼案件的口供。他会根据这些口供做出判决，一般还都入情入理，而不会徇私枉法。在此之前，别人主政，案件的判决并不如此，往往都用极为残酷的刑罚。徐温对部下说：“大事已定，我们应该力行善政，让人们能够睡上安稳觉。”这也是乱世中难得的公正治理理念在起作用。

他还能知错必改。有个将军有功，但得到的奖赏却不多。过了一年多，这个将军喝酒时跟众将争论，发牢骚，说主帅徐温待自己不公。有人就将这事给汇报上去，说这位将军有怨恨，为防万一，主张将此人处理掉。徐温说：“这是我的过错。”于是，擢升这位将军为刺史。笼络那些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不难，难得是笼络那些反对自己反对对了的人。后者，需要一点襟怀。

但是也要看到，徐温辣手处，与五代十国的其他藩镇一样，也往往具有“反人类”的性质。那是乱世中最悲惨的风景。

在一次攻打宣州城的时候，宣州守将有个儿子，在外地做着牙将。宣州守将特别钟爱这个儿子。徐温设法将这个儿子捉来，押到宣州城下。这个儿子吓得战战兢兢，哭着向城楼上的父亲求生。守将于是不忍再战，最后开城投降。但徐温斩杀了守将的全家，史称“夷其族”。徐温此举有向诸将“立威”的意图，但杀俘乃是任何文明都反对的行为，徐温于是不免，是他一生无可豁免的罪恶。

“一言兴邦”的大计

不过徐温尽管大权在握，但他始终没有试图取代杨氏而自立为帝的意图。

有一次，杨隆演需要预立太子，徐温就从金陵回到京师扬州，与大臣们商议谁当为继承王位。

这时，有人揣摩徐温的心思，对他说：“当年蜀国先主刘备曾对武侯诸葛孔明有言：‘嗣子无能，您可以自代王位。’”

徐温闻言正色道：“我如真有此心取代王位，早就有机会这么干了，哪能等到今日！即使杨氏没有儿子，哪怕有个女儿也应立她为王！再有敢胡言乱语者，斩！”

于是拥立了杨溥代政事。

且说徐温死后，吴国境内，徐知诰环顾四境，发现从此再也没有了可以超越他的势力。

现在来看，宋齐丘“请徐之”三字不过是一个建议性意见。但这类建议性意见，如同此前的建议性意见“守润州”一样，是“一言兴邦”的大计。

古来做大事的人，无人不重视这类看似简单却足以影响历史方向的建议性意见。所谓“用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用”人的“智慧”——而在所有的“智慧”中，具有方向性的建议，至为珍贵。方向不明时，行动成本高昂，而目标未必达成，甚至有可能倾覆败亡。诸葛孔明如果不给刘玄德“三分天下，据蜀称王”的意见，刘玄德不知道还要在中原诸郡流窜多少年。事后看“三分天下”这个意见没有什么出奇之处，不就是去占据一块地方嘛！可是在现场，当事人就是想不到。“一言兴邦”的方向性建议，也需要“明主”有足够的格局，当下即能迅速明了循此方向的政治方向路线图。当年沮授先生向袁绍进献“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方向性建议时，愚蠢的袁绍对此毫无感觉，无能建构一旦“挟天子”而后的路线图。他拒绝了这个方向性建议。另一人，曹孟德，则在大臣毛玠“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方向性建议中，迅速领悟了循此而后所有政治展开的可能性。“挟天子以令诸侯”与“奉天子以令不臣”，是方向一致的建议性意见。历史上这类故实太多了，但相反的故实，也即不能接纳方向性建议最后导致历史性失败的案例，也同样太多了。读史到此，往往为古人“智慧的痛苦”掬一把同情之泪。“守润州”“请徐之”，看上去是更简单的建议性意见。单独品味这几个汉字，似乎看不到任何有价值的意味在内。但徐知诰先生如果不是得到这几个汉字的提示，可能就会有另外的行动，而那时，历史都会改写。徐知诰像历史上的刘玄德、曹孟德一样，懂得“一言兴邦”的智慧含金量。而“守润州”“请徐之”之后的政治路线图，徐知诰已经在一瞬间建构起来。如果将“守润州”“请徐之”理解为什么都不做，就在那里慢慢地等待，这是还没有参透历史上的“黑色智慧”，更没有懂得历史上那些“杰出的”政治动物们可能的政治布局。徐知诰在等待中，一定是做了针脚绵密的细致活儿，不然，他不可能在朱瑾事件后，那么迅速就取得了控制局面的效果，那么容易就得到了徐温的赞赏，那么顺利就在徐知训之后成为最具实力的人物，那么不可思议地在徐温之后，将吴国升格为帝国，随后又逼退吴主杨溥，自立为帝。

徐知诰在得到南北两方士人的辅佐后，在吴天祚三年（937），废吴帝杨溥为“让王”（也称“让皇”），自行践祚，国号大齐。史称“上下顺从，人无异议”，从上到下，都很顺从，没有人有不同意见。甚至“国中夷然无易姓之戚”，国内平平安安，没有任何人有改朝换代的忧戚。

与老赵的陈桥兵变、大宋代周一样，徐知诰的得国也是一次算得上和平的权力交接，“改正朔”这么大的事，能让一国之人，无一人反对，可见徐知诰“得人”有多么深厚，但也可以知道宋齐丘的谋划有多么精湛。当然，在这一事件的背后，密布的刀光剑影不难想象。这一次“践祚”，徐知诰是有预谋的，与赵匡胤在不知情中被人拥戴是不一样的。而杨溥一家在后来的全族遇害，也与赵匡胤始终优待柴荣后人更不一样。

显然，这一预谋的实施，宋齐丘“居功甚伟”。

落魄公子成江南显贵

宋人郑文宝《江表志》记录一事，可以概见宋齐丘在“倒杨”运动中的作用。说杨溥后来全家被害，有一位布衣名叫李匡尧，多次递上名片，要见宋齐丘。宋齐丘知道这“布衣”，别看他无官无职，但有传统读书人的“抗上”派头，就多次找理由，不见他。但有一天宋齐丘自己的儿子死了，办丧事，宋齐丘心疼儿子，哭得很伤心。李匡尧就随着吊客们来吊唁。在宾客席上坐定后，他当场挥笔写了二十八个字，一首七言诗，诗曰：安排唐祚挫强吴，尽是先生说庙谟。今曰丧雏犹自哭，让王宫眷合何如？

谋划建立（后）唐国基业，终于颠覆强大的吴国；这些都在你宋齐丘先生的战略规划之中啊！现在你自己死了儿子在这儿痛哭流涕，你想想让皇杨溥那里原先的眷属又当如何呢？

宋齐丘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在多种史料中，可以看到奇人宋齐丘的多面性。一面可以看到宋齐丘对南唐建国的战略谋划，可以看到宋齐丘对保有南唐的功绩（史称江南有精兵三十万，其中将士十万，长江天险可当十万，宋齐丘老一人可当十万），但也看到更多资料，说这个人居功自傲，甚至居心叵测，要抢班夺权，各类说法不一而足。宋齐丘，在各种记录者的“重演”中出现了多种面目。

宋齐丘年轻时，家庭没落，生计都没有着落。他空怀一腔经邦治国的韬略，没有人赏识。当时有个叫姚洞天的人，做着骑兵将军，江湖流传此人“好士”，在宋齐丘看来，也许这人能像战国四公子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豢养门客那样，在走投无路中，很想去“投谒”。但他囊中羞涩，连购买纸笔的钱都没有，整天就坐在旅舍的门口，无计可施。

邻居有个在江湖上耍杂技的女孩子，总是看到他，一天好奇，就问他为何好几天不出门。宋齐丘跟她说了自己的处境。

女孩子来了同情心，叹道：“唉！这是多小个事啊！秀才你说一声不就有了！”于是给了他几吊钱去买纸笔。

宋齐丘写了自己认为得意的诗词和自我介绍，投送给姚洞天。文中介绍自己时，说自己虽然一事无成，但胸怀大志，“有神出鬼没之机”云云。姚洞天不高兴，认为这人太能吹牛，不见。

宋齐丘很难堪，后来又换了帖子，继续上书，这一次说得很诚恳，言辞也老实多了，甚至说自己的日子过得太惨，“有生不如无生，为人不若为鬼”。有这条命还不如没有这条命，做个人还不如做个鬼。说到为何来投奔姚将军，“只为饥寒两字”。姚洞天读到这里，才有了怜悯之心，渐渐地给他一点周济。

宋齐丘从此开始慢慢崭露头角。

徐温后来听到了宋齐丘这个人，就将他召到自己门下。不久，他又与徐知诰有了来往，终于成为江南显贵。

宋齐丘不忘那个表演杂技的风尘女子，做官后，娶了她做妻子。

这个故实说徐温主动召他在门下，但又有故实说，徐温见宋齐丘主动结交徐知诰，不禁对这位来历不明的宾客有了疑心。

徐温门客中还有一个僧人石头大师，徐温对他很信任，宋齐丘就常常住宿在他的精舍之中。有一天徐温对石头大师说：“这个宋措大，在我儿子门下，好像不是什么好鸟！我担心他学的那些玩意儿，不是以‘忠孝’为内容。师傅帮我查看一下，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历。”石头大师就开始暗暗观察他。这时候宋齐丘正在跟徐知诰“谋划天下”，所以，很警觉。石头大师一动，宋齐丘就有了察觉，于是常常早出晚归，回来必然是大醉的样子，没事还专门哼一些黄色歌曲，让石头大师知道。石头大师一看，啊，原来就是个风流狂生啊！于是告诉徐温，说此人“不足为虑”。徐温听说后，也就没有拿他当回事。

这个故实可以佐证徐知诰跟宋齐丘的密谋，可信度很高。

徐知诰“传禅”遇阻

徐知诰在长期的谋划中，很早就有了“传禅”即要吴主将帝位“禅让”给他的想法。但此时的吴主杨溥，一直恭谨守道，没有任何“失德”的记录，这样的条件搞“禅让”，他担心人心不服。因此，就有了等待“嗣君”即徐知诰继承人。这就像演义中的曹操要将天下做“熟”送给曹丕、司马昭要将天下送给司马炎一样。宋齐丘跟徐知诰在小院池塘亭子里谋划的战略，也应该是这个意思。

宋齐丘甚至在为这个长久的战略做密密麻麻的铺垫。

徐知诰的长子徐景通，也即后来的中主李璟，应该是宋齐丘与徐知诰谋划中的“嗣子”。但宋齐丘秘密地谋划由徐知诰的次子徐景迁来做“嗣子”。吴国有个老学者叫陈觉，此人在国内有相当高的知名度，宋齐丘就动员徐知诰，让陈觉来辅导徐景迁，以此抬高徐景迁的声誉。而宋齐丘则常常在一些重要场合将军政过错推到徐景通身上，有美事则推到徐景迁身上。逢人便盛推徐景迁的贤德。他的意思是：徐知诰已经年老，做不了皇上了；如果徐景通做了皇上，属于年富力强，我宋齐丘不好制约；徐景迁，当时才十几岁，只有他将来做了皇上，我才是第一功臣，也好去制约这个年轻人。

徐知诰不久就看出了宋齐丘的这个心思。他处理的办法是，将宋齐丘召到金陵，放在自己身边做个副手，不让他参与未来接班人的人选问题。

但是事情出现了新的变化。

徐知诰镇守金陵，有一天照镜子，用镊子将偶然出现的几根白胡须夹去，一边叹息道：“国家安定，但是我已经老了。你说这可怎么办？”

说这话时，大臣周宗在旁边，一下子就明白了他的意思，当下就向徐知诰要求自己愿意到扬州跑一趟（当时吴国的首都在扬州，还没有搬到金陵），暗示吴主“传禅”的事。徐知诰觉得可行，但要他先跟宋齐丘商量。宋齐丘听到这个消息后，大惊。他不是吃惊别的，而是吃惊这个“传禅”的谋略居然要这个周宗提前提出来了，那么如果“传禅”成功，周宗将居头功，而我宋齐丘可就远远落在后面啦！于是，他不同意，马上给徐知诰上表，恳切地劝谏，说天时地利人和之类都不具备，不可盲动等等。徐知诰没有想到宋齐丘会反对，不禁愕然，感到奇怪，难道以前在一起讨论的那些密谋不可以施行了吗？所以徐知诰从此对宋齐丘有了不满。

徐知诰有了此意，臣下多人就开始劝进，要求徐知诰应该顺从民望，早一点“传禅”为帝，如此则是天地人神之福。

徐知诰则在诸位大臣的劝进中，有了突破当初与宋齐丘在池中小亭中的谋划，提前“传禅”的打算。

有一天，徐知诰在相府做了个梦，梦中走过顺天门，忽然倒在地上。醒后觉得不吉祥，对这个提前“传禅”的政治安排更有了疑虑。坐在府中一天都心情不好。夫人见状问他，徐知诰说了这个梦，认为夜梦不吉，所以忧虑。夫人说：“梦本身谈不上吉凶，关键看人怎么解释。有善于解梦的，可以去问问他们，看他们怎么说。”徐知诰一出大厅，就看到了周宗在庭下，就对他说了这个梦。周宗听后，马上下拜祝贺道：“此明公宜令人策立也！”摔倒了要人扶起来，这是明公您要别人“策立”你呀！徐知诰闻言大喜。马上邀请周宗跟他进入内室，与夫人在一起吃酒。随后又将国内最肥的一个缺“盐铁使”交给周宗来做。周宗从此等于成为江南最大的国营企业老总，史称“家遂大富，官至侍中焉”，家里从此极为富有，做官也做到了宰辅一级。

这个周宗，就是后来李煜的大小周后的父亲。

此人甚为贪财，官职做到侍中，俸禄已经相当可观，但他还是要做生意，而且做的是跨国生意。江南不产马匹，他就向中原购买，而后加价卖给江南。当时淮南有个口岸，一直到后周世宗柴荣时期，还在开放。后周知道南唐买马，就让军中精锐打扮成北边的草原人，穿上羊皮大袄，每人牵一匹马过浮桥，假装说是做生意的商旅。南唐边防有周宗的文书，合同之类，就将人马放过来。于是后周大军很容易就占据了淮河对岸，接应大军过河，最后进入临淮，夺得江淮十几个州郡。史家认为：虽然南唐国本来就对边防不太重视，但也确实是由于周宗这个人太贪婪，导致国家破亡社稷倾覆，周宗作为大臣，他的罪过也是很深的。

向宫女玩“咸猪手”

宋齐丘还有一个恶行。

南唐先主李昪，即昔日的徐知诰得到天下后，定都金陵。有一文人名汪台符，上书详细剖析民间利害关系，有十多条意见，大多以富国、富民为主旨。先主觉得这个意见不错，嘉奖了他。宋齐丘却嫉妒他的高才，屡屡在李昪前诋毁他。汪台符知道后，内心不平，就想法挖苦宋齐丘一次。

宋齐丘字超回。他这个名字含有很骄傲的自诩，意思是：跟孔丘齐名，超过颜回。孔丘、颜回，一个是传统的大圣，一个是传统的复圣。宋齐丘这个名字未免大言不惭。所以汪台符有一天给他写信说：“闻足下齐大圣以为名，超复圣以称字。”

宋齐丘闻言有了惭愧，这个事在那个时候确实是个把柄，于是宋齐丘改了名字，不叫“超回”了，叫“子嵩”了。事情到此本来可以道声“惭愧”过去，但宋齐丘乃是当朝权臣，于是使亲信诱惑汪台符乘船游秦淮河吃酒，痛饮后，将他推到石头城一个叫“蚵蚾矶”的下面，淹死。

宋齐丘不喜欢的徐景通也即李璟后来继承了皇位，成为南唐中主；而他喜欢的那个徐景迁，却早早病逝。这样，宋齐丘就没有了“拥戴之功”。但他有了“篡位之念”，就像杨溥要“传禅”给徐知诰一样，他希望李璟能“传禅”给他宋齐丘。这件事，有多种史料记录。

事实上李璟本来是个很温和的人，他继承李昪的事业后，对臣下一直很有礼，史称李璟“天性谦谨，每接臣下，恭慎威仪，动循礼法”，李璟天性就是一个谦逊谨慎的人，每次与臣下在一起，都表现得很是恭敬谨慎，威仪也是出于自然，接待方式也都按照礼节进行，从不失礼。到了夏天，在小殿内接见臣下，如果穿礼服的话，未免太热，就想穿轻简点的休闲服来见诸臣，但每一次都要中使预先询问：天气太热了，朕这样穿行不行？头巾不用裹，就简单扎一下行不行？他也知道宋齐丘在他还做太子时，曾有意排挤他，想让兄弟徐景迁上位。但这些都没有影响李璟的“循礼”。他见到宋齐丘称他为“子嵩”，见到其他大臣也往往称官职，“侍中”“太尉”“史馆”等等。

宋齐丘仗恃着自己是前朝元老，对南唐第二代君王李璟实在是尊重不够。有一次，李璟在别殿宴请诸臣，宋齐丘等人都参加了宴会。大家喝到热闹处，李璟将宫中的“文工团”请出来，用声乐来助兴。内中自然是有靓丽的宫女，宋齐丘就乘醉“手抚内人于上前”，当着皇上的面，动手抚摸宫中的艺伎。这事在任何时代都是一种严重失礼。当时诸臣看了都很害怕。但李璟并不介意，还是跟诸臣吃酒联欢，尽兴而罢。第二天，宋齐丘也有点害怕，李璟也知道他害怕，一起床，还没有离开帷幄，就派人找了些纸笔，送给宋齐丘安慰他。史称“齐丘乃自安”，宋齐丘这才把心安定下来。

宋齐丘当着皇上，向宫女玩“咸猪手”，皇上不介意，还安慰他，这类事，很像当年楚庄王“绝缨”的故实。据《韩诗外传》：楚庄王晚上宴请武将，一阵风过来，忽然吹灭了灯烛。有人就在黑暗中牵引“文工团”美女的衣服。这个美女一把将这个武官盔甲上的红缨捋下来，偷偷地送给楚庄王，说就是这人调戏了我。庄王下令，所有的武官一律将盔甲上的红缨取下来，而后再重新点上蜡烛。于是，酒会尽欢而散。

按这个故实看，李璟做得比楚庄王还要仁慈。因为宋齐丘是明着调戏，而楚国武官是暗着调戏。最后的处理也不同，楚庄王是不闻不问，李璟是明知宋齐丘不安，还去安慰他。由此可见，李璟做到了孔夫子所谓的“君使臣以礼”。宋齐丘却不能做到“臣事君以忠”。他试图“篡位”。

借兵祸图谋“篡位”

宋齐丘有几个死党，陈觉、李徵古等人都是。而陈觉等人刚刚在对南方诸国的战争中失利，周世宗柴荣的大军已经在横扫江淮。江淮不保，江南就只剩下长江一道天险，周师过江，南唐危矣。李璟与诸位大臣论及家国之事，忽然有了深切的感慨。南唐以继承大唐自诩，但经由几场战争后，李璟想起李昪临终前不要好战用兵的教诲，想起南唐这一班大臣却没有得力人物帮助他恢复大唐盛世，更想起柴荣就在江对岸……想到这一切，他流下了眼泪。

这时候，李徵古居然说：“陛下当以兵力拒敌，涕泣何为？饮酒过量耶？乳保不至耶？”陛下当以兵力抗拒敌人，哭个啥劲呢！是不是喝酒喝多了？奶妈没过来吗？

这话说得实在无礼，李璟当时就变了脸色，左右也感到害怕。但李徵古先生神色自如。应该是在宋齐丘死党的授意下，管理天文农业的官员也乘机说：“现在天文已经有了变化，人主应该避位，祈福禳灾。”

李璟一听，这就是要我做杨溥第二啊，就不动声色，说：“好好好，这正是我的意思，但我不知道这个位子传给谁合适啊。”

陈觉、李徵古一怔，马上接话道：“天命如此，应该让宋公齐丘摄政。陛下但居深宫之中，等到国事已定，还可以再归政，也不算晚。”

李璟说：“好好好。”

马上就召中书舍人，宫廷秘书长陈乔来，草诏，传禅。

但李璟这么做，实在是出于愤怒，并非真心。

陈乔过来后，听说这事坚决不肯草诏。他上前对李璟说：“陛下一旦颁发这道诏书，一旦签了名，我这个臣子可就再也见不到陛下啦！”

李璟这才嘻嘻哈哈地嘲笑了诸臣一番，“传禅”的事才算过去。

在后来的日子里，宋齐丘被拘禁至死，陈觉、李徵古被赐自尽。

宋齐丘名气大，很多人都趋炎附势巴结他。名臣冯延巳，书法很棒，远远胜过宋齐丘，却恭维宋齐丘的书法有功夫，并假装拜宋齐丘为师跟他学书法。宋齐丘对此毫无自知之明，见有人来拜师，就一本正经当老师，“指点”冯延巳的书法说：“你的书法并非不善，但是不够精。很多地方往往像虞世南，这怎么能行！”

在宋齐丘眼里，大唐虞世南的书法也不咋地，因此被人讥讽为“狂瞽”，疯狂的瞎子。

但南唐衣冠之国，除了汪台符瞧不上宋齐丘之外，还有一个人也瞧不上他。此人就是著名文臣韩熙载。

因为宋齐丘有名气，所以很多人都来找他写碑文。碑文写好后要镌刻，镌刻之体最好用八分书，隶书体，这种字体，韩熙载最拿手。因此人们往往拿了宋齐丘的文，请韩熙载来书写。韩熙载看着宋齐丘的文章，就用纸团吧团吧塞到鼻孔里。人问他为何如此，韩熙载答：“其词秽且臭。”宋齐丘的文辞又脏又臭。

帮助李昪得到天下的，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物。

李昪救吴越国灾

徐知诰经由“传禅”，做了皇上。既然徐知诰先生总是自称为大唐帝国建王李恪的后裔，这时候徐温的儿子们为了讨好他，开始请求徐知诰“归姓”，也即恢复真实姓氏李氏。史称徐知诰此时特别怀念养父徐温的“鞠养之惠”，收他为养子的辛苦慈爱之恩，不忍心改回李姓。但百官坚决请求，徐知诰先生这才答应恢复李氏。

于是，史上有了南唐李氏。

南唐（937—975），历史上不算中原“正朔”王朝。在“五代十国”中，只属于“十国”之一。但考察下来，却发现，南唐的经济、文化都有中原“正朔”不及之处，不仅“五代”诸国难以企及，连历史上的正宗王朝，如秦、晋等，与南唐比，恐怕也要逊色得多。在中国历朝历代中，南唐，算得一个成就斐然的文明邦国，不算坏。因此，大帝柴荣乃至于后来的赵匡胤要灭这个邦国，最为头痛的不是武力方略，而是师出何名——为何要“平江南”？

无论柴荣还是赵匡胤，就地缘政治论，北边主要是契丹问题，至于北汉，那是早晚可以解决的问题，相当于围棋中待提的死子，只是时机问题；南边其实就是南唐问题，至于西蜀、南汉、荆湖、吴越，问题都没有南唐这么重要。

南唐，长期定都金陵，从先主李昪到中主李璟、后主李煜，有国三十九年。南唐盛时有三十五州，地跨今江西、安徽、江苏、福建、湖北、湖南诸省全境或大部，人口五百万左右，与宋初建隆年间（取荆湖蜀汉之前）的人口差不多，但富裕程度则超过了中原大宋。

李昪不喜欢用兵。

吴国杨溥时代，吴越钱氏有一次来袭毗陵（今常州无锡一带），李昪率兵与吴越大战于无锡，战争结果是：越人奔溃。

吴国本来与吴越国很少战争，这一场吴国的胜利，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两国开战就是仇家，李昪在四邻境内只有与吴越钱氏这一仗算是“国仇”，但他主动与钱氏和好，两国之间于是息兵。

他曾有言道：“民各生父母，安用争城广地，使之膏血涂于草野乎！”

百姓各自都有自己的父母，哪里用得到争夺城池，开扩领土，让这些同样都有父母的孩子们流血牺牲呢！

先主李昪称帝第六年，邻邦钱氏吴越国大火，都城宫室、府库全部焚毁，史称“甲兵皆尽”，连兵器盔甲之类军需物资也烧没了。

这时，李昪部下首席谋士宋齐丘主张“乘其弊攻之”。

他一番话的大意是：这是一个机会，两国边境连绵千余里，按国力，南唐盛于吴越。钱氏吴越国自前代就是杨氏吴国的对头。这对乐于开疆拓土的雄武君主来说，机会难得。现在这一把大火，证明苍天已经放弃了吴越，我部大兵早晨出发，晚上就可以扫荡吴越的宫廷。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不要让吴越成为我们后世的忧患。

但史称“李昪不许”；不仅不许，还“遣使吊问”；不仅遣使吊问，还“厚赒其乏”，给吴越钱氏送去了大量救灾物资。

这一段故实，有多种版本，各有不同，但说到李昪不忍之心则大同小异。《钓矶立谈》（宋·佚名）说李昪听到宋齐丘这一番话，“愀然久之”，忧伤了很久，他说：两国疆域虽然有区分，但黎民的生命道理是一样的。战端一起，人各为其主，其心未离，那时必将有一番惨厉刀兵。如此横生屠戮，实非我所忍心。况且救灾睦邻，是治古之道。我发誓将后世子孙，付之于天命，不愿以我之力而经营后世！你不要再说这种话了！《江南野史》（宋·龙衮）言李昪“见天下乱久，常厌用兵”，等到他有了自己的南唐国，首先与吴越国钱氏约和，还将以前战争中抓住的吴越将士送还吴越，吴越也投桃报李，将过去抓俘的吴国将士归还南唐。史称二国“遂通好不绝”。《南唐书》（宋·陆游）论李昪吊唁周济吴越之举是“仁厚恭俭，务在养民，有古贤主之风”。确实，李昪此举很像春秋时秦国周济晋国荒年的举动，不计两国恩仇，但以天下民生为重。

爱和平，不爱用兵

李昪对宋齐丘所有的谋略都很赞同，唯独关于开疆拓土的意见，他不愿意接纳。他爱和平，不爱用兵，以至于跟随他的部下都有点瞧他不上。

那个大名鼎鼎的词人、高官冯延巳，在李昪时为秘书郎，受命与太子李璟交游。李璟登基不久任命冯延巳为翰林学士承旨，又做了宰相。

他做宰相后，常在背后诮话李昪，《江南野史》记录冯延巳的说法是：“田舍翁安能成大事！”

李昪不过是个乡巴佬，成不了什么大事。

马令《南唐书》的说法是，冯延巳常笑李昪“龌龊无大略”，说李昪过去打仗时，丧师数千人，就吃不下饭，要唉声叹气十多天。又夸奖当世的李璟说：现在的主上，数万将士在外打仗，根本不介意，“宴乐击鞠不辍”。不管外面打仗多么紧张，李璟照旧大摆筵席踢球玩乐，从不中止。他认为李璟这样不在意数万生命的主上，“则真英雄主也”。

这些故实透露出李昪、李璟的性情差异。但李璟也是初期好战，中晚年后，也是一个厌战的君主。

说到冯延巳，略说说他的姓名。“冯延巳”还是“冯延己”，史上说法不一。简言之，我赞同“冯延巳”说，理由：冯氏字正中，正中，是午时。午时，即现在标注的十一时至十三时之间。巳时则在午时之前，即九时至十一时。巳时一过就是午时。“延巳”，就是“延长巳时”，那就到了“午时”，故字“正中”。他还有一个号叫“延嗣”，也可以据此推想“延巳”“正中”与“延嗣”的关联。故，我以为，称他为冯延巳可能是符合他的名字本意的。

李昪时代，税赋很轻，徭役很少，守土之外，很少战争，与契丹、中原、海外，都有商业往来。还开办了太学、开设了科举，人称天下衣冠之盛在南唐：“儒衣书服盛于南唐。”

李昪最重要的成就，是在他晚年，与宰相冯延巳的一番对话，可以看做南唐的“隆中对”。

李昪掌有南唐之后，江淮一带也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且正好赶上丰年。江淮的丰收在传统中国经济史上一向都很重要。两湖之外，就是江淮，中国的粮仓在此。手中有粮，心里不慌。于是，南唐朝中就有人主张举兵“广土宇”，也即开疆拓土，侵占他国领地，扩大自家版图。冯延巳更认为南唐地势不算广大，羽翼尚不丰满，故不可以远飞；国家还不够伟大，不能号令四方；财政赋税兵马粮草还不够富有，不可以兴事，因此，必须开疆拓土。他提出，如果开疆拓土，首先就要瞄准以下三个邻国：王氏闽国、钱氏吴越、马氏荆楚。他的意见是：南唐要有“兴王之功，当先事于三国”。要想振兴南唐，必先灭此三国。

李昪反对这个意见，说了一段话，可见其不乏仁人之心。他说：吾少长军旅，见干戈之为民患甚矣！吾不忍复言兵革。使彼民安，则吾民亦安矣！

我从军旅之中长大，看明白了战争对士庶的危害太大了！我不忍心再谈兵戈之事。让别人的士庶平安，那么我们的士庶也就平安啦！

随后，李昪历数史上开疆拓土导致社稷倾颓的故实后，又挨个分析了三国的政治形势，最后说：

如果一定要与三国开战，胜算也许有，但兵祸连结，所得未必大于所失，还同时得到穷兵黩武的恶名。孟子过去就说过，齐国夺取了燕国之后，因为恐怕四邻都来此争夺，形成兵连祸结的局面，这样，白得尺寸之地，却有了战争罪人的恶名，齐王不愿意做这种事。与其大动干戈，还不如节俭而待天命，与四邻敦睦，这样就相当于王氏、马氏、钱氏三国在为南唐守四邻，如此，则四境之外，使人自为守。等于我现在保存三国而不取，是以三国为我唐之屏障也。这样没有疆场之祸，我就可以专心于内政。我邦男不失农活，女不废机织，如此数年，国家一定会更为殷足富有。而兵旅训练，很长时间不去打仗，士气则必然倍增。如果蒙天眷顾，中原有变，朕将投袂而起，首先倡议天下，如果能平定北方非正朔的中原伪政权，恢复我大唐故都长安，然后谦逊地号令江南诸国归附，那时，就是一封诏书的事。能够如此，何必大动干戈兴师动众呢！

李昪一番话说了三层意思：

一、南唐真正的大敌在北方不在南方。宋人马令《南唐书》记录李昪说法是：“今大敌在北，北方平，则诸国可尺书召之，何以兵为？轻举者，兵之大忌。宜蓄财养锐，以俟时焉。”这话的意思是：李昪不是简单的厌战，实是待时。他认为时机不到，宁肯不动，以免兵衅一起，胶着连年，且胜负未可知。历史证明，这是一个远见卓识。

二、南唐不能在四境开战，留有四境邻国，等于他们在代我守边。这个意见与赵普劝导太祖赵匡胤的意见一致：暂时留着北汉，等于让北汉为大宋守北边，这样与契丹就不会直接接壤为敌。而南唐在等待天命来临的时刻，可以北上扫荡中原，以成帝业。

三、生命珍贵，百姓无辜。兵戈之凶器，能不动就不要动。生灵涂炭，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苦难。这个意见正是古来儒学敬畏生命之圣贤精神所在。

关于地缘方向的军政战略，李昪的意见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不对邻邦用兵，待中原有变，北上争天下。

不要对邻境用兵，等待中原有了变化，北上与伪政权们去争天下。

李昪对冯延巳一番话，一时说服了诸臣。当时儿子李璟也在旁边。

李昪将这个意见坚持到了晚年最后的岁月。他临终时，还对李璟说：宫里积有兵器缗帛七百余万，吾死之后善和好邻境，以安社稷！万不可效法隋炀帝，依恃国家富有而穷兵黩武，那是自取亡覆之道。你如果能听我这话，我死后也视你为孝子，百姓也会称你为贤君！《钓矶立谈》记录说：李昪死前，呼李璟登御榻，抓过他的手，咬他的指头到出血，戒之曰：“他日北方当有事，勿忘吾言！”以后北方有战事，你可不要忘了我跟你说的这一番话！

让人怀念的仁厚君主

先主李昪，历史上是一个被众多英雄淹没的重要人物。他对南唐未来的划策，具有了不起的前瞻性。这是比起诸葛亮《隆中对》毫不逊色的战略规划。诸葛亮辅佐的蜀国，历二帝，共有国四十三年，李昪开创的南唐，历三帝，共有国三十九年。有国时间差不多，但就文化贡献而言，南唐其时比蜀国大多了。如果玩笑扯一句“幸福指数”，南唐也比蜀国高得多。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李昪志在中原以待天命的国策，是一种不为俗见和短见所左右的大见识。

南唐中主李璟如果真能理解老爸一番远见卓识，真能积蓄实力，等待中原的变化，很有可能会出现另一种历史格局。

但历史留给人们的恨憾实在太多……

李昪当政有一德政，早于赵匡胤时代，值得在此说说。

五代藩镇将帅不仅主地方军政，还兼管司法。但武夫们主持司法，往往轻断生死。在李昪这里，改了规矩。他规定“决死刑，用三覆三奏之法”，由朝廷决断犯人生死，并要反复查验复核。这是避免冤狱的必要手段。如此司法，就有了“慎罚”的圣贤气象。

这不是个小事件——所有敬畏生命的故实，都不是小事件。这类德政，都是影响赵匡胤的传统故实。老赵在后来的日子里禁止藩镇专断司法，将死刑判定的权力收归朝廷，应该就与前辈的德政传统有心性和制度上的渊源。

李昪有光明从政的意识，践祚前，根据他的行为逻辑，可以推演，他应该有过“权谋”性质的运作，但践祚后，则较少看到“权谋”性质的运作。这在帝王之间比较罕见。

有一个人进献“毒酒方”，说可以秘密处罚那些乱臣什么的。李昪说：“谁要违犯了我唐的法律，自有正常刑律，要这个干什么？不要！”关于他的记录中，有“鸩杀”大臣周本的故实，似与他这个说法矛盾，似乎是历史记录中的歧异，但要注意到：“鸩杀”案时间，在他践祚之前。所以我要说，李昪的“光明从政意识”是在他践祚之后。

李昪生性节俭，知者不多。据陆游《南唐书》，李昪常常穿用蒲草编织的鞋子。平时用的洗手盆都是铁的。夏天，寝殿施青葛帷，这是一种很便宜的布料。左右宫婢，只有几个人，而且服饰朴陋。南唐建国之始，就以他的金陵节度治所为宫殿，这意思是说，南唐帝国的皇宫，其实就是当时吴国齐王的王宫。但是王宫与皇宫还是有区别的，李昪只要求在殿脊加上皇宫才有的鸱尾，外设一些阑槛而己，始终没有大兴土木，另建皇宫。李璟做太子时，要用杉木做板障，有司请示李昪，李昪说：“杉木固有之，但欲作战舰，以竹作障可也。”杉木固然有不少，但我要留着做战舰，李璟要做板障，就去用竹料吧。

看陆游的记录，可知李昪是比赵匡胤还朴素的一个人。

他晚年服金石药，有求长生的意思。但这种江湖奇药服后让人躁怒，李昪也不例外。所以，当百官奏事时，他也常常厉声呵责。但群臣似乎并不怕他，也常常“正色抗辩”，很严肃地反驳这位开国皇上。这时，李昪如果听臣下们说得事理明白，“必敛容慰勉之”，他能当场收起厉害样，立刻温和地以礼待臣，并且十天之内，必有赏赐。这样的君臣关系，让人心气平和，都很舒畅，史称“人思尽力”，人人都有将全部智慧和能力贡献出给南唐的心思。

南唐后来在与大宋的对峙中，朝纲已经多有败坏，但仍然不乏忠勇良臣，与李昪这种礼贤下士之风不无关系。

现在可以看到，赵匡胤的很多作风，与李昪相似。老赵也是一个勇于认错的圣君，并且能够当场认错，认错之后，还会给对方优厚的奖励。

近代以来盛行一种“史论”，认为“统治者”的所有“善政”“德政”都是“让步政策”，都是“虚假”的；“善政”是“虚假”的，“德政”也是“虚假”的，等等。这类“史论”属于“诛心”之论，也即“动机论”，是非常不靠谱的一种揣度，具有“栽赃”的性质。即使这类说法是真实的，也可以退一步说：不能指望政治家“真心”为你干活，假的就行，一辈子假装尊重民意，一辈子假装尊重法治，一辈子假装关注民生，一辈子假装敬畏生命……这样已经足够。不能向政治家们索取太多。所以西方有谚语说：“一辈子佯装好人，上帝也会感动。”李昪、赵匡胤，就是“一辈子佯装好人”的圣君，如果不愿意承认他们人性中的仁慈隐恻，也可以这般理解。

李昪就是这样一个南唐先主。史称他死后消息传出，“四方黔首叹息涕泣而辍其食”。他是一个让人怀念的仁厚君主。

这位死后被谥为“烈祖”的皇上确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雄心，史称“昪志在守吴旧地而已，无复经营之略也”。李昪只在意守住继承吴国而来的旧地，没有继续经营扩大版图的战略。但也正是这样的国策推行，“吴人亦赖以休息”，吴人也依赖于这种守成而不是扩边的政策得到安居休息。

而吴越钱氏，据有苏浙闽全境或一部，历三代五王，近百年间，也是一个厌战的邦国。

鸩杀大臣事件

唐末五代，藩镇割据，战乱频仍，但南唐、吴越的战略是保境安民、休兵息战。在邦国建设中，农桑、水利，益民之举常有。故五代之乱，江南偏安。这一片广袤疆域为后来的大宋帝国保留了再生的元气。就历史有机性言，南唐与吴越的厌战、惧战，是利于吾土吾民之举，值得对这俩“软弱”的邦国，特别是李昪和钱镠时代，给予一点温情的理解。

但在记录中，李昪也有诛杀大臣的案例。

这是李昪还在叫徐知诰时的事。

吴国杨行密时有个武将名叫周本。此人骁勇异常，年轻时在山中徒手与猛虎格斗，居然将猛虎格杀。威名传扬，江湖皆知。后来在杨行密麾下，作战时几乎不知道生死。攻城略地，往往遍身是伤，全然不顾。等到战斗结束，他自己烧个烙铁，烫治创口，居然还谈笑自若，就像没有疼痛感觉。所以他的部下对他都很服气。杨行密称王后，周本带兵平定浙江，为吴国开疆拓土，立下汗马功劳。在江西打仗时，他曾以七千人击破数万之众。后唐时，被封为西平王，仍然镇守在吴国，辅佐杨溥。

徐知诰要“接受”杨溥的“传禅”后，周本已经七十多岁，退休在家。忽然听到儿子跟从朝中大臣奉书劝进，坚决不同意。他不同意徐知诰代替杨溥。

徐知诰这时候还在做齐王，知道后，在便殿设席宴请诸臣，特意给周本的杯盏里下了鸩毒。周本经多见广，知道这杯酒不是好酒，就拒绝饮用。他的办法是，假装喝醉，然后将徐知诰送来的酒盏拿在手上，又另外取过一壶酒，两下里来回掺和在一起，然后又分成两盏，自己取一盏，进献给齐王徐知诰一盏。

他说：“陛下千万岁！臣敬陛下酒！陛下若不饮此酒，可不符合君臣同心同德的大义！陛下赐酒，臣不敢奉诏！”

此言一出，徐知诰马上变了脸色，很久僵着没有话说。这应该是徐知诰一生至为尴尬的时刻。饮下去，俩人都毙命，肯定不能饮；不饮，就证明了酒中有毒，那么诸位大臣知道，就会对徐知诰有了警惕。对徐知诰来说，那将会造成无可挽回的信用危机。但周本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于是，僵着。

这时，一位优伶名叫申渐高，他知道这件事应该有个结局。他知道应该怎么做，似乎也只有他知道应该怎么做。他想到了，于是决定来做这件事。

他走上前来，故意说一些诙谐幽默的话头，然后将周本手里的两杯酒自己全部喝了。喝完，装醉，将酒盏酒壶塞到自己怀里，急忙跑了出去。

徐知诰秘密地让人带着解药去救申渐高，但是，已经晚了，史称申渐高“脑溃而死”，脑袋溃烂而死。

申渐高之死，是春秋时的士人之风。此中也有大义，他期望用自己的一死劝谏徐知诰不当以此诛杀大臣。

周本知道徐知诰最后还是由杨溥“传禅”做了新君，不禁愤怒地长叹道：“岂能复事二姓乎？”我乃是吴国大臣，岂能再为二姓服务！

在极度的忧郁中，周本病逝，享年七十七岁。

他可能是唯一在李昪篡位活动中“死节”的大臣。

这件事，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故实的主角不是周本，而是徐温的次子徐知询。

徐知询很早就想取代徐知诰摄政，但他人望、能力都不足。徐温死后，他被剥夺了军政管理大权。

当徐知诰用一只金杯装了鸩酒给他喝时，跟他说：“愿弟寿千岁！”

徐知询知道有毒，就用别的酒器平均了两杯酒，跪着献给徐知诰说：“愿与兄各享五百岁！”

后来的事，有申渐高解决了。

申渐高，是吴国乐师，善于吹奏三孔笛。

李昪鸩杀大臣事件，虽然是践祚前的恶习，但也可以看作是人的复杂性所致。人，不是一个面孔；李昪，也不是一个面孔。

叁 李璟

初用兵生擒乱贼

公元943年，李璟即位，史称“南唐中主”，改元保大。

龙衮《江南野史》记载，李昪封齐王时，接受了吴国的禅让，做了皇上之后，曾请善相的术士来给自己的儿子们看相。据说相者指着四子李景达说：“此人虽不及于公，但却是一个善持守者。”这人虽然不能达到你所有的成就，但也能够做到守成之君。李昪又令他看长子李璟，相者说：“只恐此人不了公家事。”意思就是李璟不能完成李昪的事业。但李昪没有相信术士的意见，却听从了自己的内心感觉。他喜欢李璟，李璟又是长子，最后还是立了李璟为太子。

李璟本色是词人。

按词家说法，传统中国填词者有“三李四人”，乃是唐末李太白，南唐李璟、李煜，宋之李清照也。李璟词传至今日虽然只有四首，但细细观览，可以窥见此人作词确有天分。马令《南唐书》引一个说法，说李璟少有至性，怀高世之量。曾命人在庐山瀑布前建构一个书斋，为他日终老之计。于此可见，李璟实在也是一个风流才子、性情中人。文学史论此类事甚详，这里按下不表。

且说李璟即位后，时当中原大乱，后唐、后晋、后汉打得不可开交。李璟忘记了老爸的千叮咛万嘱咐，有了染指中原的“雄心”。

李璟在位初时，赶上个“妖贼张遇贤”作乱。

这位张遇贤作乱的地点本来在南汉，南汉辖境不过在两广一带，没李璟这边什么事。但张遇贤听信妖言，往北发展，一直到虔州（今江西赣州），这里已经属于南唐地界。李璟就得管管这事了。

据说张遇贤原来不过是一个小县城的小吏，但是忽然有“神”降临县城的民家，跟人谈祸谈福，预卜吉凶，往往还很准。张遇贤也前往祷告。这位“神”说：“遇贤是罗汉，可留事我。”张遇贤是有功德的罗汉再世，可以留下来侍奉我。这时也正赶上南汉有乱，岭南有起事的“盗贼”千余人没有首领，有人就问这位“神”谁当为主。“神”言：“张遇贤。”于是，张遇贤就被众人推为大帅，号“中天八国王”，改元永乐，置官属。起事者都穿红色衣服，攻略岭外各地。当这一伙子人物没有了战略方向时，又来问“神”该往哪儿发展。“神”曰：“当过岭取虔州。”于是张遇贤就率众来袭虔州附近的南康。在一个叫白云洞的地方，张遇贤开始造宫室，此时“中天八国王”已经“有众十余万”。连续两个月时间，这位张国王居然连着攻陷了江右好几个州县。

边烽传来，李璟派出两员大将洪州营屯虞候（略相当于南昌驻军巡营宪兵司令部干事）严思、通事舍人（略相当于外交部礼宾司司长）边镐，率兵平叛。唐兵虽然多年不打仗，但好歹也是经由训练的“国军”，而张大帅这里不过是些乌合之众。所以南唐兵马一动，张遇贤的末日也就到了。

据说唐军来攻虔州之后，张遇贤再向那位“神”请教该如何应对，“神不复语”。连“神”都不说话了。史称“群盗皆惧”，唐军遂生擒张遇贤到金陵正法。

这件事对李璟有了一个心理暗示：他可以武力解决一些问题。所以，当后来南部有乱时，他忘记或故意忘记了李昪临终的教诲，开始用兵了。

“巧佞”之徒薛文杰

王审知死后，长子王延翰继任。

不久，兄弟王延钧杀掉王延翰继任王位，开始称帝，在福州建都。

这是大闽帝国的开始。“帝国”，比“王国”要高一个规格。从王审知的“大闽王国”到王延钧的“大闽帝国”，是一个自我膨胀中的疯狂跨越。一个邦国，疯狂以后，就有了走向覆亡的惯性力量——惯性力量，是无法终止的，就像惊马拉着失去了闸控的大车飞奔下坡，无法制止。

王延钧喜好神仙之术，追求长生不老，生活又极为奢侈。

在王延钧称帝之前，有个军官叫薛文杰，史称是一个“巧佞”之人。他看到“大闽国王”的皇帝生活糜烂，干脆投其所好，就用搜刮民财的方式来迎合。王延钧见此人敛财有道，就任命他主管国家财政。薛文杰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他暗中探查哪些是有钱人，哪些有钱人有什么罪过，而后就来颁布其“罪行”，抄没他们的家财。如果富豪不承认有罪，就施用酷刑，其中一种酷刑就是：用烧红了的烙铁，在胸背同时灼烫。这样，没有谁能受得了。

建州有个大土豪叫吴光，来朝拜闽主。被薛文杰一眼看中，就多方搜集他的罪过，准备处置他。但吴光没有那么俯首帖耳，他在怨恨恼怒中，率领自己的家族、徒众，差不多有上万人，反叛大闽奔入吴国。

薛文杰的“巧佞”还很阴毒。他看到闽主好鬼神，当时的大巫师盛韬等人都很得宠，就开始设套坑害自己不喜欢的对手。

他先对王延钧说：“陛下身边有很多奸臣，但他们一个个都隐藏得很深。如果咱不问问鬼神，简直都没法判断谁是真正的奸臣！大巫师盛韬善于见鬼，可让他去注意察看。”闽主认为这个意见好，就让盛韬来干这个事。

过了一段时间，薛文杰看到枢密使吴勖总是生病请假，就来了主意。

原来，他一直厌恶吴勖，但他忍着不说，从不在脸上表露出来。枢密使的职务很高，比他这个财政部长的职务还高，轻易不能动。但这一次，让他的“奸佞”有了用武之地。

他先假装去探望吴勖，对他说：“主上因为您总是生病，有想罢免您枢密使职务的意思。我对主上说您不过患头痛，小病，已快要好了。估计主上要派人来探问，请您慎重，不要说有其他疾病。”

吴勖不察其中的诡密，也是利令智昏，答应下来。

第二天，薛文杰就来唆使大巫师盛韬，让他上奏大闽国王说：“刚才我看到先帝在阴间审讯吴勖呢，说他要谋反，正在用铜钉子钉进他的脑瓜顶，用的是金锤子。”闽主虽然信鬼，但还是有点惊讶，就把此事告诉薛文杰。

薛文杰一脸正气道：“嗯，不一定可信！最好还是派人去查问一下。”

王延钧派人去查看，吴勖果然回答说“头痛”。

闽主一看正应了大巫师白日见鬼的风景，即刻将吴勖拿下，然后又派薛文杰和狱吏用各种酷刑去撬他的口供，吴勖熬刑不过，承认了所有诬陷给他的罪恶，于是，全家问斩。

吴勖在大闽国算是口碑比较好的。此事一出，举国不宁，士庶知道是薛文杰作恶，恨不能生吃了这个“巧佞”之徒。各地开始出现零星的“造反”事件。薛文杰为了让大闽国稳如泰山，开始制作各种刑具。其中专门设计了一种押送犯人的槛车。他嫌过去的槛车里面太空荡，于是要人在里面按照人体工程学原理，安上了铁刺。人坐在木笼子里，一动不能动，一动，就有铁刺扎过来。刚刚设计好，还没有来得及用，闽国出事了。

他以前准备查账加罪的那个吴光先生，跑到吴国信州地界，拜见了信州刺史蒋延徽，诉说了大闽国的荒谬和国情，请求出兵灭了这个混蛋国家。信州在浙江境内，与福建接壤，大军出动，可以朝发夕至。蒋延徽闻听此事，觉得是个绝佳战机，不容错过，于是不向朝廷汇报，直接就带着兵马来攻打建州。这时的吴国执政是徐知诰也。

大闽国闻讯，吃一惊，赶忙向吴国的邻国吴越国求救。

但蒋延徽大兵进展神速，很快包围了大闽国的首都建州。闽主于是派出骠骑大将军带兵万人前来救援。但援军走到半路，忽然哗变，形势就跟当年唐玄宗走到马嵬坡一样。士兵扬言：“得不到薛文杰，别想让我们去讨贼！”就像当年马嵬坡的士兵扬言要得到恶人杨国忠一样。

援军首领大惊失色，赶紧将军情汇报给闽主。

闽主还想袒护薛文杰，但太后和当时的福王、太子王继鹏，都涕泣着说：“薛文杰盗弄国家权柄，随意残害无辜士民，现在举国上下对他的怨愤已经很深很久了。吴兵已经深入我境，抗敌士兵不肯前行，社稷江山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一旦倾覆，留着薛文杰有什么好处！”

说这话时，薛文杰也在场，他还在很自信地为自己辩解，据说此人能掐会算，认为自己没事，死不了。

闽主无奈，看着他说：“我不想把你怎么样了，这样，你自己看着办吧。”

薛文杰很从容地走出宫殿，太子王继鹏暗中跟着他，在宫门外，用象牙制作的朝笏把他击倒，当即找来一辆刚刚设计完毕的槛车，把他装了进去。槛车里都是铁刺，薛文杰一进到里面就从昏迷中醒来了。他在自己设计的槛车里开始体验“作法自毙”的滋味。

大街上的人们看到这货出来，纷纷用瓦砾向他投掷。

薛文杰对押送他的人说：“我已算过，只要过三天，我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押送他的人听到这话，啊！那哪成啊！于是脚上给力，加快赶路，结果只用了两天，就将这位“巧佞”之人送到了援军之前。士兵见这货到了，一声叫喊拥上来，愤怒地将他的肉割了吃，肉少人多，没有分到肉的，就来嚼他的骨头。

随后，闽主的赦令到了，但世上已无薛文杰。

荒诞的闽国大帝

话说蒋延徽攻建州，就要攻克，但这时候刚刚取得吴国执政权力的徐知诰听说了消息，他知道蒋延徽是吴国太祖杨行密的女婿，在吴国境内广有交往，如果他攻克建州，说不定就会恢复吴国。于是派遣使者召他停战撤退。

蒋延徽也听说闽国的援军已经在附近，而吴越国的救兵也要到了，于是，带着信州将士，撤退。

徐知诰派遣使者到闽国，求和。

有此一战，王延钧不但不思改悔，反而变本加厉。连吴国都来跟我闽国求和了，一群巫师们又在架弄这位国王称帝，弄得王延钧越发自命不凡。他上表给当时的后唐朝廷说：“吴越国的钱镠要是死了，请朝廷让我做吴越王；南楚的马殷要是死了，请朝廷任我为尚书令。”后唐朝廷见他行文如此荒诞，干脆不搭理他。他一看朝廷不理，从此断绝了朝贡。

这时闽国有人来上表说：闽王未做国主之前，所住宅子里出现了龙，请求将这个宅子改名为龙跃宫。王延钧就借着这个由头称帝了。

两年后，王延钧被儿子王继鹏所杀。

王继鹏自立为帝，给自己改了个名字叫王昶。

这时后晋石敬瑭朝廷，听说远在福建的这档子事，煞有介事地开始以宗主国自居，派出了以左散骑常侍卢损为册礼使的“册封团队”，向王继鹏发去了册命诏书，名号是：册命闽主王昶为闽国王。还特意给王昶带去了一套天子穿用的赭黄袍。但这位新上任的闽主听说后，派遣进奏官通过册礼使向后晋石敬瑭告白：我们大闽国皇帝已经承袭了闽国的帝号，现在要辞掉您给我们的这个王号。

更牛气的是，卢损作为后晋朝廷的册礼使，千山万水到达福州后，闽主王昶假称有病，不予接见，只让他的弟弟主持招待晋国来使。但为了不直接闹翻，还是派遣了他的礼部员外郎带着表章，跟随卢损入朝、进贡。

显然，大闽帝国在与后晋帝国抗衡，意思是：我们大闽国也是帝国，跟你的大晋国是平起平坐的。石敬瑭自己已经一屁股烂事，更加“大闽帝国”鞭长莫及，只能一笑了之。

闽主对大国无礼，对卢损不敬，有人就觉得这个小小的“大闽帝国”有点昏。有个修习礼法的士人就看不惯，曾私下对卢损说：“我的国主不侍奉他的国君，不爱护他的亲人，不体恤他的士民，不崇敬他的神祇，不敦睦他的邻邦，不礼遇他的嘉宾，这样的人，能持久吗！我准备穿着僧服，向北逃走了！以后会同您相见在中原啦！”

闽国的谏议大夫黄讽，看到闽主如此荒淫暴虐加疯狂，觉得应该尽点大臣的责任，便和妻子诀别后入朝，进谏，要求闽主停止目前这种昏乱，要做到政治清明等等。

闽主听了，要用廷杖处罚他。黄讽说：“我若是惑乱国家而不忠，即使死了也无怨言；若是因直言进谏而得到杖罚，我不能接受！”

闽主王昶大怒，干脆罢了他的官，史称“黜为民”，将一个国家干部，罢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

这位新科闽主，甚至嫉妒他两个叔叔前建州刺史王延武、户部尚书王延望的才名，恰好有个跳大神的巫人跟王延武有过节，就假托鬼神的话说：“王延武、王延望将要叛变。”闽主连劾查手续都不走，直接派出精壮的亲兵进入二位叔叔的府邸，连同他们的五个儿子一齐杀掉。

几年后，王继鹏也即王昶，又被属下朱文进兵变所杀；王继鹏叔父王延曦继承帝位。朱文进等又在几年后杀掉王延曦。

朱文进未敢称帝，暂时降格，自称闽王。闽国又由“帝国”回归“王国”。

但不久王审知的另一个儿子王延政起兵，在建州（今福建南平）称帝，改国号为大殷，改元天德。大殷国土面积在五代十国中最为狭小，实际管辖领地只有三个州，其中还有一个州是由县升格而来。等到大宋最后平定江南，行政区划调整后，人们发现，原来这个大殷国，实际势力只在福建南平市附近五个县左右。大殷建立时，有一天曾设伶官作戏，有尖酸的伶官“现挂”（曲艺演出称现场编词为“现挂”）道：“只闻有泗州和尚，不见有五县天子。”以此来嘲讽大殷国土的狭小。故坊间往往称殷国大帝王延政为“五县天子”。

随后，朱文进被部下所杀，王延政进入福州，又将大殷恢复为大闽。但国都仍在建州。闽国，实在是一个不必继续存在的地方政权了。

与南汉相仿，它的昏庸有荒诞的性质。

这里再说闽主王延曦为政时的一个故实。

王延曦也算个酒鬼，动辄长夜饮。饮酒时，有个叫李光准的宰相，也醉了，说话大约不中听了，闽主便命人把他绑到街市问斩。但下边的官吏知道闽主也醉了，不敢杀他，暂拘在狱。翌日，闽主酒醒上朝，又召李光准来恢复职位，就跟没事似的。后来，又有晚宴，翰林学士周维岳说话又得罪了王延曦，又要杀头，被暂拘下狱。属吏打扫干净狱房接待他说：“那天宰相也在这儿住过，大人不必忧虑。”果然，闽主酒醒，也把他放了。不久，再宴，陪侍大臣因醉酒散去，周维岳还在。闽主说：“周维岳身材矮小，咋能喝那么多酒？”左右有人说：“能喝酒的都多一个肠子盛酒，不一定长得高大。”王延曦听了命人拿下周维岳，要割腹看他那个多出来的酒肠子。有人又说：“陛下要是杀了学士，就没人陪您痛饮啦！”王延曦想想也对，才放了周维岳。

就是这样一个活宝般的人物，居然在做着闽国大帝。

五代十国，这类荒诞故实比比皆是。这类人物和“国家”的倒台好理解，不好理解的是，这类活宝般的人物何以会取得政权？

李璟智昏南唐衰微

且说南唐李璟得知闽国大乱，于是开始议兵。

但这个期间，南唐也开始了内部的钩心斗角。说来复杂，但也简单，其实就是古来宫廷那些闹哄哄的老套路，为了大大小小的权力而互下绊子而已。而李璟与乃父比起来，要昏得多。他任命了冯延巳为翰林学士、冯延鲁为中书舍人、陈觉为枢密使，魏岑、查文徽为副使。而这五人史称“皆以邪佞用事”，都因为邪痞奸诈而被封赏做官。故南唐有识者称他们是“五鬼”。

有一个名流，翰林学士，老臣常梦锡，出于对国家安危的担心，多次对李璟说这五人不可用，但李璟听不进去。不仅听不进去，不久后李璟还下了一道昏庸到离谱的诏令：中外军民大政，都委托齐王李景遂——李璟的兄弟——参决；平日奏事，只有陈觉、查文徽二人可以面见李璟，其他群臣，没有召见，不得入。

这就等于取消了沿袭多年的早朝制度。

李璟昏政令一出，即遭到先主老臣的反对，宋齐丘等人开始一个个上书切谏，李璟没有听。最后有个侍尉都虞候（中央警卫团纠察部主任）贾崇来宫中求见，他说道：“臣事先帝三十年，孜孜不倦地询察下情，还是担心上下壅隔。陛下刚刚即位，委托的都是什么人啊！而顿与臣下疏绝到这步田地！”

说得呜咽流涕。

还不错，史称“帝感悟，命坐赐食”，并收回了那个昏庸的诏令。

但南唐此时，各个山头已经立起，各个山头党羽已成，与李昪政令清明的时代比较，有了老大官僚的习气，故在尔虞我诈中，开始呈现出内部消耗的低效率。而这种低效率，让南唐在不死不活中，暮气沉沉，再无朝气焕发。

宋齐丘在李璟时被召为相，陈觉、魏岑等人，都被宋齐丘所引用，而二人不合，魏岑就到李璟那里去败坏陈觉，不久宋齐丘也罢相，为浙西节度使。宋齐丘不得意，求放归九华山。

闽国大乱，李璟下决心派出枢密副使（国防部副部长）查文徽、待诏（朝廷秘书）臧循发兵攻建州。到第二年开春，又增派何敬洙为福建道行营招讨（福建前线总司令），祖全恩为应援使（后勤部部长），姚凤为诸军都监（略相当于政委），与查文徽合兵进讨。半年后，在一个出现日食的日子里，唐兵攻克建州，抓住了闽国大帝王延政，一直将他押送到金陵。

五代十国的十国之一闽国亡。

这之中，有个叫李仁达的闽国将领，跟“换单位”似的反复投张三投李四，不断地改换门庭，变戏法似的夺取了福州政权。李仁达想自立又担心众人不服，于是拥立一位寺庙僧人卓俨明为帝，李仁达则负责调兵遣将，自称“威武留后”。之后，又来来回回地和南唐、吴越、后晋等国称臣通好，每一次称臣都改一次名字，跟南唐好时叫李弘义，跟吴越好时叫李达，跟后晋好时叫李弘达。南唐封他为威武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当南唐要他入朝时，他又反南唐投后晋，权知闽国事。但又觉得后晋鞭长莫及，改向吴越称臣，求吴越出兵抵抗南唐。

吴越兵初到福州，李仁达又派出间谍去建州见查文徽，假传消息，告诉他说，吴越戍卒叛乱，杀了李仁达，弃城回吴越啦。

按陆游《南唐书》说法，查文徽跟傻子似的，一听即信，率剑州刺史陈诲共赴福州，陈诲率水师至福州城下，小胜，击败福州水军，并擒获吴越将军马先进等三人，送归金陵。

查文徽率步骑后至，李仁达派数百人到城外敲锣打鼓，假装欢迎，但却在西门设伏以待。查文徽不疑，还以为世上已无李仁达，传令直接进城，陷入埋伏，大败，坠马被活捉，送到吴越国都钱塘（今浙江杭州），将士死者万余人。

这是南唐立国以来遭遇的最大一次败仗，对南唐君臣打击甚大。一时间，南唐君臣无法接受这个事实。灭张遇贤、亡大闽国，摧枯拉朽，风扫落叶一般，怎么会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后闽国”折戟沉沙？

当时李璟这边派出了枢密使陈觉为福建宣输使，要李仁达入朝，李仁达不从。陈觉见查文徽已败，未经请示李璟，竟擅自发周边四州的兵士趋福州。李璟后来知道消息，也没有办法，更需要重振南唐“国威”，于是，顺着这股急欲翻牌的形势，另增派王崇文、魏岑、冯延鲁等人与陈觉合兵一处赴福州决战。

吴越与南唐，在原闽国的地盘上，展开了争夺闽国旧地的战争。

三战败北南唐折将

吴越国这时刚刚立了一位少年君王名钱佐，年方十三。开始时，吴越诸将都有点瞧他不上，但钱佐抓住机会办了几个不法的将领，一下子让人刮目相看。

李仁达派人来吴越称臣求救时，钱佐召诸将计事，诸将多年不用兵，没有人愿意平定闽国叛乱与南唐交兵。

钱佐奋然：“你们都不去，但我做元帅，不能举兵吗？诸将历来为我钱氏畜养，竟没有人肯于先我征战吗？别的不说了，听我号令，有不从者，斩！”

于是派遣统军使张筠、赵承泰等领兵三万，誓师后，水陆并进，开赴福州。一路上，号令齐整，军威四播。

南唐陈觉等人都有争功的想法，互相之间没有配合。冯延鲁首战迎敌，既无侧翼保护，也无后续援军，更无情报分析，等于孤军直入，全无章法。结果是，一战即溃，被吴越斩获万余人。前有查文徽之败，今有冯延鲁之败，连败两场，损失数万人，这消息连在一起，就有了传染性。一时间，南唐全线溃散，吴越遂取福州，军威大振，吴越少主钱佐威望空前提高，史称“诸将皆服”。

李仁达在得到吴越支持，战败南唐后，又觉得吴越不可靠，计划杀死吴越派来的戍将鲍修让，然后再以福州作为砝码投降南唐。结果被鲍修让看出破绽，提前动手，引兵袭入李仁达府第，杀死李仁达及其全家。

闽国正式并入吴越版图。

南唐灭了闽国，但等于为吴越做了嫁衣裳，除了损兵折将，一无所获。

李昪当年的预言应验。

这两仗打痛了南唐，但南唐并没有就此收手。

不过李璟惦着查文徽，于是派遣使者归还陈诲擒获的马先进，要求交换查文徽。据说吴越王答应遣还，但在查文徽行前，为他置酒送别，酒里下了慢性毒药。查文徽回到金陵后，药毒发作。李璟派出最好的御医诊视，御医用珠子放到查文徽嘴里含着，一会儿，发现珠子变黑。御医说：“病不可治啦！但慢慢调治，可以十年不死。”查文徽从此不能发声，变了哑巴。但李璟仍然给他一个工部尚书让他退休。据说他死时年七十，距遇毒之年，正好十年。

李璟暴师闽国前后两年，损兵折将，便宜反被吴越这个蕞尔小国得去，越想越怒。想来想去是陈觉等人擅自发兵，战时争功没有互相照应所致。于是，在陈觉等人返朝之前，就派使者前往福建锁了陈觉、冯延鲁等，一路押回金陵。而这时候冯延巳正在做宰相，宋齐丘也从九华山被召回为太傅，他俩与陈觉、冯延鲁或为旧交，或为兄弟，于是赔了多少小心、说了多少好话，这才稍稍缓解了李璟的愤怒，把陈觉流放到蕲州（今湖北蕲春）、冯延鲁流放到舒州（今安徽安庆），暂时留下了二人的脑袋。

闽国之战，南唐元气大伤。有意味的是，中原正巧大乱，如果不是急于征服闽国的话，王师北上，虽然未必就能入据中原，但很可能在蝴蝶效应中，推演另外一种局面。南唐已经永久性地失去了这个机会。

李璟从公元943年登基，到公元947年四年间，发动了灭“妖贼”张遇贤、平建州王延政、与吴越“逐鹿闽国”三场战争，先后损兵折将近三万人。战争中占有的建州、福州，最后反而落到吴越手中。李璟实在是心有不甘，早把乃父啮指告诫放到脑后，到公元951年，他又开始了经营西部的战争。

乱加赋敛百姓遭殃

南唐的西部是楚国。

楚国，又称马楚、南楚。最初有位节度使马殷被大唐王朝封为武安军节度使。后梁时他主动称臣，被封为楚王。后唐时他主动称臣，再次被封楚王。马殷于是在潭州开府，史称“长沙府”，成为楚国国都。国都内修宫殿、置百官、封王后，成为“五代十国”中的一国。

马殷建国时，以儿子马希声判内外诸军事。马楚有个高人名叫高郁，是马殷的老部下。邻国荆南首领畏惧高郁，就派来间谍挑唆高郁与马殷的关系，马殷不上当。荆南又来挑唆高郁与马希声的关系，散布谣言说：“我们荆南听说楚国用高郁，大喜，将来灭亡马氏的就是高郁这个人啊！”马希声一贯愚蠢，以为然，赶紧夺了高郁的兵权。高郁大怒道：“我跟从君王很久，现在老了，赶紧到西山去营建我的退隐之地。犬子长大了，能咬人了！”马希声听到后，假传马殷的诏令，杀了高郁。马殷已经老了，不知道高郁已死。

据说，那一天潭州大雾四塞，马殷奇怪，对左右说：“我过去每次杀害无辜之人，天必大雾。难道国内有冤狱吗？”第二天，有人告诉他高郁被杀。史称马殷拍着胸脯大哭道：“吾荒耄如此，而杀吾勋旧！”我老糊涂到这个地步，居然让人杀了我的功勋老臣！然后又对左右说：“吾亦不久于此矣！”完啦，我也会不久于世啦！

第二年，公元930年，马殷去世，其子马希声继位。

马殷有遗命：去掉建国之制，改复藩镇之旧。

这个意思是：马殷不仅不要“帝国”，连“王国”也不想要，更低一个规格，只做“省部级”的藩帅。这是因为马殷意识到后人无大能，不想再让后人称王、称帝，以免生祸。于是马希声被后唐授为武安，静江军节度使。

马希声乃是一代荒唐之主。听说后梁太祖朱温爱吃鸡，他也学着吃鸡，据说一天要吃五十只鸡，御膳房每天要把这五十只鸡做成各种花样，供他食用。甚至在马殷灵柩下葬前，他还在吃鸡。楚国大旱，庄稼无收，马希声就到各庙祈祷，但是神仙并不帮他，就是不下雨。马希声一怒，把辖内所有神庙全部封门，令神仙们不再享用人间烟火。

两年后，马希声去世，死后被谥为楚王。死后往往会升一个格，表示优惠死者。他的弟弟马希范继位。

马楚之地多产金银，各地种茶，获利颇丰，朝廷财货还算丰厚。但马希范奢欲无度，逐渐将邦国弄得财政紧张起来。

马希范的夫人彭氏，相貌一般，有点丑，但治家得法，马希范惧内，对她有敬畏。但不久这个夫人病逝，马希范从此自由自在，开始纵情声色，通宵宴饮欢乐，聚会中，男女不分。有个商人的妻子很美丽，马希范听说后，就杀了这个商人，要占有他的妻子，但这个女士很刚烈，管你什么节度使、楚国王，人家不爱，并誓死不受玷辱，威逼中，自己上吊而死。

这个无道之君喜自夸大，曾将长枪大槊的外面装饰黄金，拿着倒是好看，但并不禁用。又招募长得丰满漂亮的有钱人家子弟八千人，专设一个部门：银枪都。估计都在使唤银枪。他的宫室也极尽奢华。曾经做一个九龙殿，用沉香木雕刻为八龙，装饰黄金宝器，长十余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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