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你听我(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高颖盈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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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你听我试读：

自序 一半是记者 一半是孩子

写下这行字，以一种坦然的心境。“一半是记者，一半是孩子”，这是进入大学时，我对自己的定位。至今仍然坚持着。“一半是记者，一半是孩子”，这话应该这样理解：对我而言，记者是实实在在的、表达自己并介入社会的一种方式。我所接受的媒介教育影响着我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为人处世的风格。说“孩子”，也许是我对自己的“纵容”，不求尽善尽美但求不负我心。

现在想来，“记者”和“孩子”有许多共通之处。孩子总是缠着大人讲故事，而记者每天的工作就是倾听然后讲述发生在不同人身上的不同故事。

在现代社会中，疲于奔命的人们，抽不出时间、腾不出心情，倾听别人的诉说和发生在自己身边的酸甜苦辣。然而扪心自问：谁不渴望倾听，谁不渴望共鸣呢？

记得孩提时代，我最爱听故事，而且还“你说，为啥”地问个不停。稍长几岁，认识的字逐渐增多，也不再满足“陈芝麻烂谷子”，我开始自己阅读。但说心里话，我还是很想听别人讲新鲜的故事。于是我迷上了广播，吃饭读书都开着收音机，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时杭州几家电台各个时间段的节目名称。可以说，那是我爱上传媒的开始。哦，那时还没有“传媒”的说法，但我一心想成为记者，因为记者可以听各种各样的故事，还可以在广播中说话，把故事讲给别人听。

现在的我，过着“倾听，然后讲述”的生活。进入大学以来，我做过上百次采访，采访过很多很优秀、很成功的老师、同学。我自认是个不错的倾听者。

一旦与人深入地交谈，我便能完全地放松、完全地投入，寻觅到自己要的平静和幸福。很多朋友告诉我，他们在一般人面前并不爱说话或者话并不多，但在我面前就特别想说、特别能说。不用照镜子——我没有长着一张极具亲和力的娃娃脸，我有的只是女性的细腻、记者的敏锐和孩子的纯粹。

值得一提的是，我的采访者，或者我生活中的朋友，都来自不同的圈层。同样是我尊敬的老师，有的深入思考，成一家之说；有的积极实践，是业界精英。同样是亲密的友人，有的已经张显出强烈的文化人气度，有的则渴望在本十化建设中一展宏图。

有意思的是，不同圈层的人对彼此的成绩相对漠然，或许也有一丝不服气或不屑吧。而我确信，他们能在自己的领域取得成绩，是因为他们具备成才的能力和与之相匹配的性格特征，相得益彰。作为一名记者，我要寻找的是能力与个性之间的最佳平衡。从小，我就不希望因为别人的期待而淹没自己内心的声音。面对我的采访对象，我忘却了别人固有的评价。只有这样，才能静静地倾听他们内心深处的声音；只有这样，才能接近我所寻找的真实；只有这样，才能体会到每一个人的独一无二。

大学两年来，我感受过各种各样的人生定位，开始理解“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内涵，并认真地思考自己今后的发展方向。

可以说，学生记者的经历是我成长道路中巨大的财富。真诚地感谢曾经接受过我采访的朋友。

今年11月8日，就是我们《新锐》城市学院传媒分院院报五周岁的生日了。作为主编，我想为《新锐》、为我的学弟学妹们，留下些记忆和感动。

于是就有了这本《

听你

在整理汇编的这段日子里，我一直在思考：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已经在文坛崭露头角，甚至有的已经光芒四射；同样以文字记录青春，为什么未来名记们还消无声息呢？

仅仅是不同的表达方式造就不同的传播效果吗？

事实之真与反映之真，使新闻与文学区别开来。然而现实生活中，错位的选择比比皆是：热爱文学的却误报了新闻专业，想当记者的只因不到录取分数无奈地退而念中文。曾经年少无知，觉察不出两个专业的异同，而现在身为传媒学人，我一眼就能辩明两种截然不同的专业气质。我庆幸自己没有选错，我热爱新闻这门学科，也深信自己在传媒领域会比其他任何领域更有作为。

文学创作追求的是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相对而言，新闻写作更接近事实本身。作家洁尘说过“有时候做一个阅读者和倾听者胜过创作者和思考者。”想想我写人物专访和写小说的不同经历，洁尘的话有几分道理(尽管我一直坚信优秀的人物通讯也需要艰辛的创作)。我知道做一名倾听者、记者更能发挥我的核心能力，而且这个身份也赋予我“记录时代”、“为历史作注”的光荣与梦想。即使前途充满荆棘，我会勇敢走下去。

也许如今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记者正在默默打拼，还未被大众关注，但这决不意味这代人中出不了著名记者、著名传媒人！

听出版界的朋友说，我的这本小书是第一本“80后记者”(即1980年以后出生的记者)的新闻作品集。呵呵。其实“80后作家”、“80后记者”都只是别人的称呼而已。我不敢妄称为成熟之作，如果能做到抛砖引玉，则是大喜过望了。

谢谢，谢谢您的倾听。高颖盈2005年10月于杭州听你

师长篇：高山安可仰，徒此挹清芬

王立人：求是精神与城院特色的完美结合

近年来，随着国内各大知名高校“百年校庆”的相继举行，大学校长这一群体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而我，生活于象牙塔之中的普通学子，对于高等教育的领军人物不仅充满了敬意，更有幸近距离感受他们的学识和人格魅力，如沐春风。

采访王立人院长是在本书即将完成之时。其实早在暑假期间，就获悉王教授将出任城市学院院长。一方面我迫不及待想见到新院长，另一方面也深谙“说大人则藐之”，反复思忖准备些什么话题。

但是当我坐在王院长面前时，立即被他儒雅的气度所吸引，为他平易的言谈所折服，浑然不记得手中的采访提纲了。“我们自豪，因为我们出身名门”

暑假归来，发现南北校区之间的地下走廊正在举行某个展览。与以往的展览不同，这次的展板选用青灰作为底色，颜色略显暗淡，但是在暗淡中又隐约露着一股希望，仿佛一位经历过大风大浪的长者平静地诉说。我不由自主地停下了匆匆赶路的脚步——“浙江大学西迁历史展”几个大字映入眼帘。

采访王院长，他说的最多的也正是浙大西迁史。王院长告诉我，今年五月在紫金港校区已举办过这个展览，师生反响强烈。他和胡书记来到城院后，认为城院学生应该了解这段历史，继承浙大求是精神。

王院长说：“浙江大学一直有‘在逆境中奋起’的精神。”“在20世纪30年代末，竺可桢校长带领浙大师生进行了一次艰苦卓绝的长征。从1937年到1940年，浙江大学内迁四次，历程2600余公里。出发地点以及行进路线与红军长征上半段路线基本吻合，而落脚点正是对中国革命具有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的召开地，国家领导人彭真把浙大西迁办学称作‘文军长征’”。“1940年，浙江大学迁至湄潭。湄潭县政府将办公用的湄潭文庙让给浙江大学做教导部，在县城、永兴两地，湄潭人民把浙江大学相中的房屋都让出来，供浙大师生教学和生活之用。浙江大学在遵义、湄潭办学的七年，被称为浙大历史上最光辉的七年，是浙大办学史上最重要的发展时期。浙大师生与湄潭人民同饮一江水，同吃一锅食，患难与共，相濡以沫，共同度过了艰苦的战乱岁月。”“那几年是浙大科研思想最活跃、成果最丰硕的时期。许多著名学者如卢鹤绂、苏步青、陈建功、贝时璋、罗宗洛等一生学术上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在那里取得的，最主要的代表性论文也是在那里写成的。生物系谈家桢教授1944年发现了瓢虫色斑变异的嵌镶显性现象，尔后又用两年时间搞清了这种现象的机制和规律。这一成果发表在1946年美国《遗传学》杂志上，在国际遗传学界产生巨大影响，被称为是对摩尔根遗传学说的丰富和发展。”“时任英国驻重庆领事馆官员、后来成为英国皇家学院院士的李约瑟博士到湄潭考察后，曾赞誉浙江大学为‘东方剑桥’，这是广大求是学子所津津乐道、引以为豪的一件轶事。但因现存文字记载上无从查考，故有人质疑李约瑟当年是否的确如此说过。为此，1990年，时任浙大副校长的薛继良教授率团访英时，专程拜访了90高龄的李约瑟博士，并就‘东方剑桥’一事专门求证于博士本人，得到了其亲口确认。后来退休多年、体弱多病的薛校长亲自来到我的办公室，郑重地将当时的谈话记录交给我，嘱我作为重要史证好好保存。”

王院长说起浙大老学长办学的艰辛和取得的成绩滔滔不绝，而我的心情随着他的讲述起伏跌宕。“‘出身名门’并非一种讨人嫌的妄自尊大，而是意味着一种优秀的文化气质传承，这种气质是举手投足间表现出来的。我们推出这个展览也正是想让同学们了解浙大的历史，会因为‘我是求是学子’而自豪！不了解历史，哪来的自豪感呢？”“我从不承认我们是‘二级学院’”

在出任城市学院院长以前，王院长是浙江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城院董事会成员。每年的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他都会参加。——这是采访前我仅有的对王院长的了解。

王院长告诉我，城院创办时，他一直工作在第一线，从参与同当时的市长仇保兴协商到举行新闻发布会、成立筹委会，每一个环节都亲身经历，对城院的情况比较了解，也深知潘校长创办城市学院的理念。“一所大学的风格形成和它的文化积淀有关，而城院短短几年就在国内打响了知名度，也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特色。您认为它的‘捷径’在哪里？”“城院是高起点规范办学。我从不承认我们是‘二级学院’，城院从一开始就有独立的校园，以独立的名义招生，颁发独立的文凭，和一般意义上的‘二级学院’不同。”

王院长把城院快速发展的原因总结为以下几点：

首先，城市学院办学依托了母体浙大的优质师资资源：第二，浙大派出了一批富有管理经验、配合默契的管理队伍：第三，浙江大学的“牌子”对城市学院的办学成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确保了考生、家长与用人单位对一所新办学校的认可度：第四，借用英文的一句套语：“the last but not the least”，城市学院传承了母体学校的文化积淀与精神传统——“求是”校训。“这最后一点十分重要，这是一所大学的灵魂，也是一所名牌大学区别于一所普通大学的所在。林启永远是我们办学的老祖宗，‘求是’永远是我们的校训！”“我不认为，几十年后城院会成为第二个浙大”

关注高等教育的发展，不难发现在社会上有一种流行的观念，认为只有能培养博士的研究型大学才是好的大学，培养本科层次应用型人才的教学型大学只能自惭形秽，抬不起头来。现在很多大学都希望从教学型提升为教学科研型，最后成为研究型大学，认为只有这样才算是办学成功了。

面对这股提升层次的热潮，王院长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导向是错误的，对当前中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是有害的。“作为一个完善的大众化高等教育体系，应该有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大学；这些大学在不同的办学定位上有着不同的使命，而每个类型中都有最好的大学、名牌的大学。”王院长认为，中国眼下缺少这样培养高水平应用型创新人才的名牌教学型大学，但随着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与成熟，这样的大学一定会应运而生，并受到社会(考生、家长及用人单位)的欢迎。由于我们办学的先天优势，只要我们坚持科学的办学定位，厘清思路，勇于创新，把求是精神和城院特色相结合，城市学院完全可以发展成为中国最好的教学型大学。我不认为，几十年后城院会成为第二个浙大：但那时，在浙江大学的系统里，不但有全国最好的研究型大学，还会有全国最好的培养应用性创新人才的教学型大学！”“良好的开端，成功的一半”。作为城院学子，我们坚信：在正确的定位之上，在新一任领导班子的带领下，城院的明天将更加美好。

注释①浙江大学办学史：浙江大学的前身是创建于1897年的求是书院，是中国近代史上效法西方学制最早创办的几所新式高等学校之一。1901年起曾几度易名并一度停办：1927年在原校址成立国立第三中山大学；1928年4月1日改名为浙江大学，1928年7月1日起，冠以“国立”二字，称国立浙江大学，下设工、农、文理三个学院。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浙江大学被迫辗转西迁贵州。在校长竺可桢先生领导下，浙江大学历经艰辛，筚路褴褛，崛起为当时国内有影响的几所著名大学之一，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称誉为“东方剑桥”。1946年秋学校迁返杭州。至1948年3月底，浙江大学已发展为拥有文、理、工、农、师范、法、医7个学院、25个系、9个研究所、1个研究室的综合性大学。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进行调整，浙江大学的学科和院系设置发生了很大变动。其部分系科调整到省外兄弟院校，部分院系或独立成校，或与之江大学、浙江省立医学院等院校组合重新建校。1998年9月15日，经国务院批准，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组建为新的浙江大学。新的浙江大学为教育部直属高校，实行教育部与浙江省共建共管。拥有一流的师资和研究水平，学科覆盖哲学、文学、历史学、教育学、理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等11大门类，是中国目前学科覆盖面最广的高层次、研究型综合性大学之一。

鲁世杰：数学家的人文情怀

有个偏科的孩子，从小就害怕数学老师，怕他们笑她“笨”，怕他们责备她数学考不好还整天“想入非非”。

可是，若干年后，“天意弄人”，她偏偏进了一所由数学家当院长的大学——浙江大学城市学院。从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起，她就忐忑不安了.

两年一晃而过，多愁善感的女孩如今已长大，成为能独当一面的姑娘。她说：“当初的担心真是多余。城市学院的教育不仅有它的应用性，还有创造性、开放性、多样性。我在这里学习、生活得很快乐！”

这个偏科的女孩就是我。我相信，这里还有许多“同病相怜”的孩子。

如果说，数学家的人文情怀是阳光，我们便沐浴在金色阳光之下。合格基础上的扬长教育“一个人最终的成功就是依靠他的优势。所以我们强调在各方面合格基础上的扬长教育。”鲁院长在1999级、2000级同学回校的座谈会上说。

我曾多次在校园的各类媒体上读到鲁院长的这句话。正是在这句话的鼓励下，我渐渐忘记过去，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规划。我确信已经找到自己真正喜欢做的、有能力做好的事，现在要做的只不过是坚持，因为我知道终有一天“守得云开见月明”。“合格基础上的扬长教育”，可以理解为城院的特色，也可以视作城院的优势。它属于浙大，又不完全像浙大——它有着更为宽松的环境、更为自由的选择。鲁院长说：“合格的标准不能定得太高。太高了，学生可能要用所有的精力才能达到标准，哪里还有时间扬长呢？我认为，合格的标准要定得适中，学生用60%的精力就能达到它，剩下的40%可以自由支配。”

在鲁院长看来，“应用型”人才是针对解决实际问题而培养的，与学术型人才并不矛盾。在理工科领域，理论和实践的区别或许还大一些：到了人文社科，有时真的很难区分。“应用型人才并不意味着‘书可以少读一点，脑子可以少动一点’，如果这样认为，那就贬低自己了。”鲁院长微笑着说。一切为了学生成才

2004年城市学院提出一个口号：“一切为了学生成才”。这个口号的提出是学院教育理念、管理理念、服务理念的提升，也是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广大师生心中，鲁院长是一位“亲民院长”，他为学生的成才花费了不少心血。

鲁院长告诉我，在日常工作中，他通过三种方法鼓励学生：一是接受采访、与学生面对面交流、参加学生活动；二是在学生中树立榜样，用榜样的感召力来鼓励学生上进，比如每年新生入学时都会拿到一册《先行者》；三是通过学校的管理者、通过老师，向学生传达他的教育理念。识人于未遇之时

最近，鲁院长正在筹划一部题为《沐浴金色阳光》的作品，作者是“鲁世杰和他的学生们”。这是鲁院长在座谈会上透露的“小秘密”。

鲁院长提到了刘真、杨吉、徐杭平等几个优秀学生在城院学习、成长的经历。说起这些“城院的骄傲”，鲁院长欣慰地笑了。他说还将邀请这些学生共同回忆在城市学院学习生活的点点滴滴，共同完成这部书稿。

座谈会结束了，同学们的讨论却没有因此而结束。有人流露着羡慕之情，他们说：“能和院长一起写书，真了不起！”有人信心大增，他们说：“看来不论在哪个学校，只要认准目标，不轻易放弃，就一定成功！”而我，一个以未来“社会瞭望者”自诩的年轻人，在鲁院长欣慰的笑容里，看到了学生文化群体的崛起。

在这片朝气蓬勃却缺少历史积淀的十地上，做文化，一切从零开始；在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大方向之下，文化与学术，注定了小众的命运。

根据德国传播学者伊丽莎白·诺埃尔－纽曼(E. Noelle—Neumann)的观点，大多数人都有被孤立的恐惧。于是表面上强势的舆论更加强劲，表面上弱势的舆论则更加软弱。所幸的是，城院I say这样的学生文化群体并没有像诺埃尔－纽曼预言的那样，成为“沉默的螺旋”；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城市学院的名片存在着。

鲁院长解释说，这是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中的“学术漂移”现象在城院的反映。新学校总是努力提高自己的质量，缩小与老牌大学的差距，争取更加平等的学术地位。这是学生的要求、教师的期望。人往高处走，而高低自有社会标准、行业标准。处在校园文化群体中的同学，比起一般同学，有着更高的目标和定位，学习也更刻苦。在城院独特的教育理念和办学环境中，他们更容易“冒出来”。

而我知道，“冒出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自身的天赋和意志，外界的支持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素。

当他们获得成功、接受媒体采访时，无不动情地说：“感谢鲁院长的关注！鲁院长是我遇到的老师中最爱才、最会倾听学生心声的老师之一。作为一院之长，他能毫无架子地与学生坐在一起，认真地听取学生的想法、重视且尊重学生，这无疑是给学生最大的支持与鼓励。”

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鲁院长的关爱和“识人于未遇之时”，他们的成长之路也许走得还要艰难，而城院的校园文化建设也难以在短短几年内达到目前的高度。“我血管里流的是教师的血”“亲民院长”这个称号，鲁院长当之无愧，他为城市学院发展所做的贡献有目共睹。

可我觉得，他不仅是个“亲民院长”，还是“诗人气质”的领导，或许这就是他和别的管理者最大的不同。

鲁院长谦虚地说，担任院长以来，只在院庆五周年时挥毫作了一阕词，还谈不上是个诗人，只能说“得益于儿时的家庭熏陶，有诗歌方面的爱好”。

记得作家张炜说过，生活中有许多没有选择艺术的艺术家。而真正的艺术家，只需一眼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显眼的徽章，那就是他的多情和善良，他内在的恬静和热烈。我想，诗人也是如此，并不是手里拿着笔就叫“诗人”，关键是要看有没有诗的情怀。这是我对“诗人气质”的理解。我把自己的看法告诉鲁院长。

鲁院长笑着说：“那你所说的‘诗人气质’，也许是我这个人不爱说套话、官话。”“要是必须要说呢？”“那就少说一点”。

鲁院长告诉我一件往事：那时他还在浙大担任教务处处长。他搞了一次教学质量评估，有些教师不理解了：“你不是整我们吗？”而鲁院长回答说：“我教了几十年的书，我血管里流的是教师的血。”鲁院长认为自己在本质上更接近于教师而非管理者。

在烦琐的行政工作之余，鲁院长还担任博导的工作，至今已指导12名博士生。鲁院长坦言，做院长可比带博士生辛苦多了。做博导是个纯学术的工作，只要爱学生，让学生成才，师生关系就相当融洽。一周一次的讨论课，对学生而言是种激励，鼓励他们自己研究问题，而鲁院长常常坐在一旁安静地听，提问题，或者用简单的例子验证学生的论证正确与否。“学生接受新知识比我快，而我比他们有经验，教学相长嘛。”

这就是我这个“一半是记者，一半是孩子”的城院传媒学子眼中的鲁院长。

在键盘上敲击文字之时，正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之日。谨以此文献给我所深爱的城市学院以及即将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学弟学妹们。

在编校本书时，得知鲁院长因为年龄原因，不再担任浙江大学城市学院院长。在此谨以此文表达我对鲁院长的敬意和感激，祝福鲁院长生活幸福美满！[1]

李寿福：钟爱一生

在我还能负载你的时候，钟爱一生。——题记

人生中，若能找到一个钟爱一生的人、一件钟爱一生的事，是何其幸运。也许在老年回首往事时，还会情不自禁笑出声来，我猜想。

李老师说，他没有做过一天新闻记者，但他热爱教育事业，尤其新闻教育这个领域，一直都没离开过。

在我的好奇中，李老师开始讲述他与新闻结缘的故事。结缘

李老师1955年开始在杭州大学中文专业学习。1958年国家课程改革，抽调部分学生提前毕业。李老师也是其中之一，第二年成为助教。

1961年，李老师被中文系选送到中国人民大学文艺理论研究班学习。当时的文学所由著名诗人何其芳担任所长。在人大学习的三年，接触了很多名师，开阔了视野，也为李老师日后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他出版的专著和教材中，文艺学和美学占了多数。李老师坦言，最有研究心得的还是文艺理论。

研究生毕业后，李老师回到中文系任教。1984年起担任文科科研处副处长。1991年调到杭大党委宣传部担任部长(兼任学工部部长)，负责管理校报、校广播台，也接触了相关的媒体和新闻业务，因此才有了之后的与新闻教育的进一步“亲密接触”。

那是1993年，杭州大学在原新闻系的基础上，与浙江日报社、浙江省广播电视厅、浙江省新闻工作者协会、浙江省新闻出版局、新华社浙江分社一起，共同发起成立杭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李老师被任命为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系主任，负责学院组建的筹备工作。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他开始广泛接触新闻媒体，熟悉各家地市报的情况，同时还担任媒体专家组成员、正高职称评委，参与媒体的职称评定。再加上一届届的毕业生分配到媒体工作，也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媒介人脉”。情牵

作为老一辈的新闻教育工作者，李老师目睹了我国新闻教育的变迁，尤其是杭州新闻院校的成长。

听李老师讲新闻教育的发展和历史中的人，拾起已经淡忘的有关新闻史的记忆。

李老师告诉我，杭州大学新闻系创建于1958年，是国内比较早开办新闻专业的院校之一。1962年，和大部分学校一样，因为国民经济调整的需要，新闻教育机构相应进行整顿，只有复旦和人大两所大学的新闻系保留下来。杭州大学新闻系学生转入中文、政治等专业继续学习。

1982年，杭州大学中文系重建新闻专业。这可以说是我们思维中“新闻从属于中文”观点的由来。

1988年，杭州大学以新闻专业为基础，补充力量，重新成立新闻系。1993年扩系建院。

在新闻学院建立起来以后的第二学期，李老师在繁忙的管理工作之余，开设了《马列新闻原著选读》这门课程。这是他真正的新闻教育工作的开始。他说：“一则是促使自己的新闻理论研究，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二则是尽快进入新闻教育的状态。”

1999年，城市学院成立。浙江大学新闻系主任黄旦老师非常希望李老师能到那儿去发挥余热。李老师觉得，和年轻学子交流是件好事，能使自己保持年轻的心态。于是返聘来到城市学院，开辟“处女地”。“我刚来城市学院筹备新闻系的时候，校园面积比一般的高中还小，就只有校门进来到医务室这么点地方，只有教一、教二两幢教学楼，科技楼还搭着脚手架。”李老师描述道：“新闻系只有我一个老师，浙大的老师上完课就走，像张老师、黄老师他们都是2000年过来的。”

的确，传媒分院的发展离不开李老师这个领军人物，在他的领导下，短短六年时间，从成立之初的45个学生发展到如今的1025人，从当初的新闻专业一枝独秀到如今的新闻、广电、广告、文秘、艺术设计五个专业共同发展，从当初的新闻系扩展到如今的传媒与人文艺术分院。他亲历了这里的成长，带领传媒人创造了属于我们的辉煌。寄望

学姐张弓曾经对我说，李老师是省内比较早的新闻教育工作者，拥有着广阔的媒体人脉。她大学四年都在媒体一线实习，而这些机会都是李老师给予的。一方面这是老师对她的关心和爱护，另一方面分院领导也希望有几个他们认为不错的学生为城市学院新闻系打响牌子。

李老师说，虽然现在新闻从业人员素质良莠不齐，但他坚持我们分院毕业的学生不能停留在通讯员水平，必须是专业并且敬业的新闻工作者。为了达到这个标准，在大学这个打基础的阶段，就要有意识地培养自己多方面的素质：要具有扎实的文学基础、文字功底，这是我们的“看家本领”；深厚的哲学底蕴，发挥“酵母作用”；还需要经济、法律相关知识，这是今后工作中肯定会涉及的；当然还要有激情，热爱生活、热爱事业；同时要有健康的身体，能够随时冲在新闻第一线。

因为热爱，所以出色。我坚信，在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传媒届届都有才人出”。[2]

钱诚一：在传道授业解惑中收获快乐

据说今年年底，钱诚一老师就要退休了。一个热爱教书的人，即将走下讲台，半辈子的教书生涯，钱老师肯定有很多故事可说。“教书是个良心活”

生活在校园中，高校教师评价机制是我们必然关注的。今年3月12日，上海交大一名普通讲师晏才宏因肺癌去世，终年57岁。他去世3天内，交大校园bbs发表千余篇悼念文章，学生还自发筹资为他出版纪念文集。就是这样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好老师，由于没有发表论文，去世时还仅仅是个讲师。

和钱老师聊天，很想听听他的看法。

钱老师坦言，现在的高校教师评价机制是有问题的，过分侧重科研，轻视教学；在这种评价体制下，大家热衷写论文、出专著，倘能出现精品，也很好，但可惜作出了大量粗制滥造的次品，甚至是“学术垃圾”。

我曾经在很多课上听到老师对此的不同看法。有的老师说：“应该设立教学和科研两套评判标准，能发论文的可以评教授，上课上得好的也可以评。”而另一些老师说的也不无道理：“进入了这个圈子，就要服从游戏规则。”“人各有志吧”，钱老师淡然地说。“人各有志”，在我的日常用语中，它等同于“道不同不相为谋”，等同于面对不良现象却又无可奈何。而在钱老师，一个经历过世事变迁的长者，说起这句话，仿佛“轻舟已过万重山”。“教书是个良心活啊”，钱老师说，“我准备第二天要上的课，可以花2小时、4小时，也可以根本不准备，毕竟教了那么多年了。但讲课的效果就完全不同了，你们学到的东西也就不一样了。”正因如此，钱老师会认真地做准备，生怕年纪大了，记性不好，万一记错就误人子弟了。

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钱老师的教学生涯也有些遗憾：曾经担任杭州大学宣传部副部长、学工部副部长、校长办公室副主任、合作办学办公室主任、新闻系党总支书记，大量的行政工作，占去了他宝贵的教学和科研的时间。也许是“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他来到城院，他说“我是来当老师的，教好最后几年书”。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他的使命、他必须坚持的位置，只有在那里，他才能表现出最佳状态，发挥出最佳水平。坐拥书城的钱老师、传道授业解惑的钱老师，才是我们最期待的，学生需要这样的老师。“做学问要屁股坐得牢”

钱老师自从1979年研究生毕业后，一直留在高校工作。钱老师告诉我，他是恢复研究生招生后的第二届学生。考研前，他已在工厂工作了10年，只有高中学历，是以同等学力考上研究生的。他说：“当时很多人去打扑克，在玩乐。但我在看书，我相信知识不会没有用处。只有我们随时做好准备，抓住机遇，不可能机遇等待我们。”

读研究生时，钱老师的女儿才一岁。钱老师为了读书，只能狠心把她送去全托。到了放学时间，小朋友都急切地等在幼儿园门口，巴望着早点有人来接。钱老师的女儿人小，挤在后边看不见，情急之下咬了前排男生一口。等钱老师赶到时，幼儿园的老师和小朋友正在“批斗”他女儿。女孩开始还挺坚强，见到爸爸却“哇”地哭了出来。

尽管时隔多年，钱老师讲起这些还是有些辛酸。“我这个女儿，我是要好好待她、补偿她”。

就像钱老师说的“做学问要屁股坐得牢”，要想开好一门课不容易，要对一门学科有点发言权，起码得花10年时间好好研究才行。而这10年里要放弃、要割舍掉多少东西呢？那真是甘苦自知。媒介是人体的延伸

媒介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记者的社会价值表现在哪里？钱老师课上讲到的优秀记者的作为，是否还适用于当今高速发展的传媒行业？这问题困扰我很久。

窦文涛说，媒体的责任是“揭示真相”！也许有人会把“揭示真相”与“揭露丑闻”联想在一起。在我的理解中，很多事实容易被误传、误读，这就需要媒介搭建相互沟通的平台，澄清事实。

曾经有学妹向我倾诉对新闻专业的失望，理由是钱老师说“媒体宁愿要中文系的，也不要新闻系的。”而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中文系都不那么纯粹了，名牌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又很识时务地直奔政经媒体，不屑于综合性日报。学妹很郁闷。据我了解，正是这句话使部分同学产生误会：不是认为钱老师“看不起新闻系的同学”，就是认为钱老师“太守旧，不了解当今大传播的趋势”。

钱老师解释说，这真是误会。当时讲的是“媒体的一线同志说，新闻毕业生上手快后劲不足，而中文系的同学正好相反。在两者的比较中，媒体更希望是后者。”而且现在媒介的选择余地很大，还有经济系、法学系的毕业生愿意在媒体就业。钱老师说“我讲这些，只是想提醒我们的同学，要好好努力，完善知识结构，夯实基础，一点没有看不起同学的意思。”[4]

著名记者黄远生说过，记者要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即“四能”。钱老师认为，“即使处于网络传播时代，‘四能’还是必需的，无非是改用键盘写、改用汽车奔走。”这使我想到麦克

[5]鲁汉所说的“媒介是人体的延伸”。

钱老师说“你要替我对同学们说说啊，让他们明白我的意思”。我想我会的，这是《新锐》的责任、我的责任。读者视线到不了的地方，我愿做他们的眼睛，替他们去看，然后用我的笔告诉他们。

余式厚：答案是丰富多彩的

怎么样的人，才能称之为“知识分子”？答案是丰富多彩的：“板凳甘作十年冷”的是，“知识创造财富”的业界精英也是。

怎么样的人才配得上“单纯”？答案是丰富多彩的：“幽居在空谷”的是，历经沧桑不改本色的也是。

如果我们能放弃一些我们的固执、狭隘，甚至所谓的一些优势，我们可能会得到更多。

这是一位教授朋友给我的启示。之所以敢如此大胆地称呼长辈，是因为他习惯性地称呼我们“小朋友”，我们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说实话，他要不开心、不生气勃勃也难：教书之余，他把视线投向小朋友们，策划少儿节目：生活之中，他的身边总是围绕着一群年轻的学生朋友。[6]

他叫余式厚，浙江省逻辑学会常务副会长、省口才学研究会会长。世事洞明皆学问

天下无贼，仅仅存在于电影，一个易碎的美丽梦想。现实生活中，总是有那么多残酷和灰暗，不因我们拒绝听、拒绝看、拒绝想，而消失得无影无踪。它们躲在某个角落，冷不丁地偷袭，让少不更事的我们措手不及、喘不过气。

太理想化的人是幼稚的，太现实的人也不见得高明。人生的智慧在于寻找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平衡。在余老师的课堂上，既有充满市井气息的“PMP理论”：“高明的马屁百发百中，不高明的马屁百分之五十中”：也有正儿八经的“幽默感是保持童心，对功名利禄淡然处之，乐观面对人生的残酷”。即便是表达妇孺皆知的“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的意思，余老师用的也是独特的“余式腔调”：“人性的本质是自恋，所以要给人以优越感”。

当然，他大胆的表述和接近于实用主义的风格，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值得一提的是，我曾经baidu搜索资料，意外看到三位校友的blog。大学老师的名字出现在学生的blog中，实属少见，原本以为他们可能会提到余老师教书之外的社会活动或和学生的交情，结果出乎意料，他们不约而同写了余老师课堂上的这几句话。想想余老师确实不容易：无论学生是否赞同他的观点，至少他的话学生听进去了，记住了，并且在思索。也许让学生思考的原因，只有一个：他用他独特的方式成功地经营着他的事业、他的生活，无人能模仿；而年轻的我们，正在“摸着石子过河”。传媒人的瞭望

还记得2002年得高考作文吗？圆形、三角形、半圆形、非对称图形，哪一个与其他三个类型不同？当年苦思冥想、奋笔疾书的考生，现在开始在卧虎藏龙的社会寻找多姿多彩的答案了吧。要是余老师不说，谁也不会想到这个题目源自余老师的创意。

在很多人眼中，余老师可以说是明星式或者文化商人式的教授。除了课堂教学外，他做出版、做电视、做公司，忙得不亦乐乎。细细琢磨，余老师的社会活动还是围绕知识分子、大学教授的角色身份展开的，他所涉及的也是都在文化传播领域，尤其面向青少年。

用余老师的话说：“我是知识分子。很多人不懂什么是知识分子！不是取得博士学位就可以称作‘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要心里想着公众，用自己的学识为社会服务！”

多年来，余老师一直实践着他的知识分子理想。少儿节目难办，收听率、收视率上不去，学播音主持、学编导的年轻人都不愿“涉足”少儿节目，这已是“公开的秘密”了。而余老师“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据说余老师策划、组织高中生节目已有十多个年头，比较出名的像“高中生电视辩论赛”已经连续举办几年。

5月21日至27日，浙江卫视播出余老师策划的首届校园幽默大赛实况。“幽默大赛是全国首创，我很有成就感”，余老师得意地说，“中国人太缺少幽默感嘞！培养幽默感要从小开始哎！在这次幽默比赛中我发现了不少幽默人才。”说到这里，余老师有些如释重负：他5年前就向电视台提出这个创意，电视台一直很犹豫，如今终于做出来了！

名校教授、社会活动家，余老师兼负两种身份，名声在外，于是企业的邀请、赚钱的机会也就络绎不绝。余老师的态度是：有意义的事不给钱——我也做：没意义的事——给再多钱我也不做！人情练达即文章

余老师2001年来到城市学院工作，担任口才学、逻辑学、时尚研究等课程的教学工作，深受学生喜爱，连续三届被评为城院“我最喜爱的老师”。

原因何在？仅仅是余老师上课幽默生动吗？

工夫在课外。

曾经听说，有一位学生因醉酒被送往医院，当时他身上没有什么值钱的物品，只有一张余老师的名片。当余老师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时，他想都没想就说了句“救人要紧，所有费用都由我负责。”也许在成千上万的学生中，余老师并不记得这位学生的相貌、姓名，但是就在这位学生处于生命危难之时，他伸出了援助的双手。不为别的，就是那句：“因为，他是我的学生”，很多人感动了。

余老师说：“如果学习上有难题，可以找我；如果情感上有困惑，可以找我；如果生活上有困难，也可以找我。”在余老师的眼里，学生就是应该关心的晚辈、应该交心的朋友。

张兰欣：亦师亦友新锐缘

喜欢我的学生就像喜欢我的孩子，

喜欢我的孩子就像喜欢我的学生。——题记

曾几何时，行走在大学校园的我们，习惯了淡漠：始终与老师保持着距离，缺乏必要的沟通、交流，更不可能充满“闲情逸致”地去了解老师的内心世界。

而我，因为《新锐》、因为访谈，结识了不少好老师和优秀学生。在他们的叙述中，我确信：遇到一位与自己投缘的老师，将终生受益。[7]

传媒分院党总支副书记张兰欣老师对我而言，可以说是亦师亦友。不仅是我，很多学生干部以及其他经常与她接触的同学也都觉得她其实很随和、很喜欢与学生交流，并不像大家想像中的那样“严肃”、“难以接近”。

也许家里有一个正处于青春叛逆期的儿子，张老师比别人容易用母亲的立场来看待我们、包容我们。对我而言，她既是主管《新锐》的分院领导，又是我们可亲可敬的长辈，“亦师亦友”或许是最恰如其分的评价。

时间可以改变一切。

记得去年的这个时候，我第一次见到张老师。那是在极度尴尬的情境之下，我并不知道这个一脸严肃、打扮得体的老师竟然是传媒分院的党总支副书记，只是感觉她很凶。

一年后的今天，我竟然可以在她面前侃侃而谈，谈《新锐》也谈我的理想和规划，聆听她作为过来人的意见。

心理的障碍就是一层纸，捅破了也没什么稀奇。我不记得是在哪次交谈之后渐渐地与张老师“熟络”起来，但张老师对我的开导和对《新锐》的帮助，每一次我都清晰地记得。

可以说，没有张老师的支持和关注，我开展工作也许不可能像现在这样顺利，《新锐》可能还停留在内容定位的纠缠上，无法在几期内脱胎换骨，办出传媒人的特色，建立起自己的品牌。

也许有人会曲解我的意思。在他们看来：一个非科班出身的老师怎么可能指导你们做报纸，更何况你又是“专业精神至上”的？

不可否认，这种怀疑也是人之常情。毕竟在高校，能在学生们心中树立权威的是学术，而主管学生思想的党总支书记的工作性质恰恰没有这种权威性。在一部分同学因为她的权力和威严本能地远离她的同时，也会有恃才傲物的同学对她的工作表现出不屑。可偏偏这份工作是围绕学生来开展的，她必须直面各种各样的学生，因势利导。

这正是我最佩服张老师的地方。她很谦虚，从不会因为自己是领导而高高在上、听不进学生的意见。她告诉过我，她在学生时代也喜欢写文章、也做过报纸，但毕竟时隔多年，当初的体验和心得不一定适用于现在，她希望我们还是要多听取专业老师的意见。如果不清楚应该如何把握报道的口径，或者不理解学院的相关举措，她倒是可以耐心地给我们解释，与我们探讨。

作为传媒分院的机关报，是传媒分院党政和团委的“喉舌”，比比校园中其他同类媒体的“严肃性”，《新锐》还是挺贴近学生、挺有校园气息的。这和张老师的正确领导分不开。张老师说过，我们的报纸不仅要让领导爱看，更要让学生乐意看，这样才能真正体现报纸的价值，才能架起学生和校方沟通的桥梁。

张老师在来城院工作之前，一直在浙大湖滨校区从事两课的教学工作。她说自己是“干一行爱一行”，既喜欢当老师、上讲台，也喜欢做行政管理工作。比起老师课堂上的教书育人，党总支书记对学生的教育和关心是随时随地的。她的工作经常被老师、同学的来访打断，剩余部分不得不带回家完成。

张老师常说“我办公室的门开着，随时欢迎同学们来找我聊天”。的确，她的办公室一直是最热闹的，常常有老师、同学在那儿一坐就是一个小时。对我们来说，向张老师“诉诉苦”、听听她的安慰和鼓励，也许她能提供我们新的思路，也许她能给予切实的帮助，即便暂时没有显而易见的效果，至少我们表达过了、交流过了，心里的“疙瘩”消除了。

也许是在高校工作的缘故，张老师每天都在关注和思考与教育有关的问题。

于是就习惯性地用对待学生的标准要求自己的孩子，用引导学生的方式教育自己的孩子。比如有一次孩子上学迟到，张老师这样说的：“要是妈妈的学生上课迟到了，就对妈妈的不尊重。你当然不希望别人这样对待妈妈。所以你也就不能迟到，不尊重你的老师。”张老师告诉我，这样的语言孩子比较听得进去，以后再也没有迟到过。

这并不是小题大做，而是希望孩子从母亲身上更多、也更早地体会学校、老师对学生的期望，更加适应学校教育。

曾经和朋友讨论过一个问题：将工作和生活分开比较幸福呢，还是将两者融合更幸福？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无法说服谁。

在张老师身上，我发现：把工作的心得带进生活，把生活的体验融入工作，不失为一种智慧。

王玉生：向左走，向右走

生命中充满了巧合，两条平行线也会有相交的一天。——题记

迷宫般的城市，让人习惯看相同的景物、走相同的路线、到相同的目的地，习惯让人的生活不再变化。习惯让人有种莫名的安全感，却又有种莫名的寂寞。而你永远不知道，你的习惯会让你错过什么。

几米笔下的故事，有关追寻。他说：“就像城市里的大多数人一样，一辈子也不会认识，却一直生活在一起……”

而我笔下的访谈，有关延伸。我想，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有些人就这样凑合着过或者麻木了，而有些人却不甘心。于是，他们进行着向左、向右的选择，他们知道：不同的方向将延伸出不同的风景。

2000年城市学院专门组织人员赴沈阳招聘教师。现任传媒分院[8]副院长、来自传媒一线的王玉生老师，就是在那个时候决定前往美丽的西子湖畔。

王玉生老师正式来到城市学院是2001年。这次“南迁”算是完成了他多年的“南方情结”。南下：角色转换

大学毕业后，王老师曾经在青岛工作，之后回到了家乡长春。多年的新闻工作经历，从记者、编辑到主持人、评论员，从新闻中心副主任、广播电视厅宣传管理处副处长再到新闻台副台长，获得中国广播一等奖等诸多奖项。好像与新闻有关的各种工作都做过了，该得的奖也都得了。王老师希望能有所改变、有所超越。

正好当时城院面向全国招聘老师，王老师便萌发了南下的念头。

然而，这绝不是轻松的抉择。来杭以后不仅要完成角色的转换，而且面对的是全新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氛围。可是王老师对自己的决定充满信心。他说：“一则，做教师是自己的兴趣爱好；二来，我很看好城市学院的发展势头。”

有赖于做记者时走南闯北的经验，再加上学院各方面领导的关心和照顾，王老师很快融入新环境，并没有感觉到不习惯。“只是忙，忙得都没有节假日了！”，王老师笑着说。偶有闲暇，也都献给媒体了——王老师还兼任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杭州广播电视集团专家组成员，经常为媒体发展献计献策。

正是这样的双重身份、独特的传媒视野，王老师对于杭州传媒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杭州媒体把内容做得很细腻，很有江南水乡的特色。但是地域特色太明显了，尤其方言类节目，像我这样的人就很难接受了，语言不通嘛。其实这样做，很难扩大影响力。这点和东北很不一样。在东北，在这么大的面积上使用的语言都是一样的，体会到的风情都是相同的，做不出地域特色。”工作：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王老师在传媒分院诸多老师中最与众不同的一点就是：他既做行政工作，又要上讲台教书，工作量特别大。但是王老师并不偏废，他既是卓有成效的行政领导人，又是广播电视学科带头人。连续五个学期课程教学考核一等奖，2002年评为城市学院首届“我最喜欢的老师”。

王老师开的课涉及很多领域，既有“老本行”的“广播学”、“新闻评论写作”，又有最近探索研究的“新闻发言人”。在这么多课程中，王老师自认为最得心应手的就是广播学，做了十多年的广播，不用教材、不准备也可以讲下来。当然，这是玩笑话，王老师每天上课前还是会花大量的时间上网搜集最新的资料，补充到原有的讲课材料中去，所以他掌握的最新资讯比我们这些时常泡在网上的学生还全面。生活：信赖创造美好的世界

王老师工作很忙，几乎没有闲暇，但他还是很关注公共事务，尤[9]其是环保事业——王老师还担任着绿泥人环保新闻记者团的顾问呢！“我和环保特别有缘，一方面我获得中国广播最高奖的就是环保题材的作品；另一方面我特别喜欢小动物。”

说到小动物，我的第一反应：“是不是喜欢狗？”王老师摇摇手：“不是的，我喜欢猫。”聊到猫，便找到了王老师的另一个兴趣点，也看到了王老师可能并不为人知的另一个侧面。“我家楼下有只流浪猫，都是我喂的。每次我回来，它听到我的脚步声，就钻了出来，粘着我不肯让我走了。”“既然这么喜欢猫，为什么不把它带回家养呢？”“猫很难养，我现在没时间。等退休了，一定养猫！”

不仅每天照顾楼下的流浪猫，王老师一直惦记着新加坡的一群“朋友”。

2002年，王老师作为赴新加坡交流学生的带队老师，在新加坡生活了几个月。王老师说，新加坡对猫管得很严，发现猫就逮。在新加坡义安理工学院，王老师曾经照顾过一只母猫和几只小猫。它们挺怕人，躲在人们找不到的角落。王老师在从食堂走回宿舍的路上发现了它们，从此就结缘了。

王老师每天都会在食堂点一条鱼，自己吃一半，另一半留给猫。起初它们也害怕王老师，要等王老师走远后才敢偷偷出来。几次之后，知道王老师不会伤害它们，便大大方方的了。

这让我想到了冯骥才说的：“信赖往往能创造美好的世界”。

采访手记：

几米说：“生命中充满了巧合，两条平行线也会有相交的一天。”

在我看来，每个人都有几个不同的侧面，平常时间并不冲突也不相互干涉。一旦出现重大发展机会，你张扬自己的哪个侧面，这便是选择。但不论做出任何选择，结果怎样，这些不同的侧面算是相逢了。今后他们还会不断地相遇，因为选择还在继续。

向左走向右走。祝愿王老师的每一步都能收获他想要的美景。

张卫中：漫步在古典文学的后花园

不知为什么，人们爱把新闻系学生和中文系学生放在一起比较，说是“学新闻的上手快，后劲不足，学中文的则刚好相反。”作为新闻学子的我，面对人们乐此不疲的评说，虽然有些不高兴，但也无可奈何。因为我的确看到不少学中文出身的成为传媒领军人物，比如沈灏：同时我也看到不少研究文学的人转到新闻传播领域成为著名学者，比如黄旦老师。

而真正让我走近中文专业的，还是发生在身边的小事。按照传媒大类的培养计划，2004级同学将分到新闻、广电、中文三个专业继续学习。在分专业时，选择中文的人数相对较少，分院出于教学和学生就业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考虑，将第二志愿填中文的同学分到了中文系。

对此，有些同学表示不理解。出于《新锐》报道的需要，我把视线投向了这个“有城院特色”的中文专业，也走近了中文系主任张卫[10]中老师。差异化生存的办学之路

城市学院中文系成立于2003年9月，是传媒分院最年轻的系(与艺术设计系同时成立)。创办之初，它就选择了一条与浙大中文系截然不同的道路。

张老师告诉我，当初创办中文系，决定开设高级涉外文秘方向，正是考虑到浙江大学只开设汉语言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影视文学专业等，城市学院开设高级涉外文秘方向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且，这与城市学院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也是一致的。“可能同学们对这个专业以及它的发展前景并不了解，所以04级选专业时才出现了中文系需要调剂的现象。其实，文秘人才需求量很大，前途也很光明。很多领导都是秘书出身的。”“另外，我们是本科层次的文秘专业，起点高，在同类专业中有一定的竞争力。虽然办这个专业时间不长，但我们很快就进入了这个圈子。2003年10月，我第一次参加中国高教秘书学会专业委员会，就当选为常务理事。我们聘请了中共杭州市委副书记叶明、中共浙江省委副秘书长陈一新、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冯波声、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伍彬等为兼职教授。我们还发起成立了浙江省秘书学学会，由浙江省政协秘书长俞文华出任会长，秘书学学会办公室就设在城市学院中文系。现在我们与政府、企业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拱墅区政府等单位都表示愿意与我们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非常欢迎我们的学生前往实习。”张老师说。

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这是现代竞争的差异化生存之道，各行各业都是如此，文秘专业的发展和学生的成长也不例外。尽管这个专业才刚刚起步，在没有过来人的经验可供参考，中文系同学还是凭借自己的专业优势，在学生会和社团活动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开辟了自己的天地，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开学之后中文系的第二届学生，将和他们的学长学姐一样，在张老师的带领下，创造中文系更加美好的明天。从古典文学到文化传播研究

在城市学院，张老师不仅开设了中国文化概论、古代文学、现代汉语、文化与传播等课程，还带着2个传播学硕士研究生。

从古代文学转到文化传播，张老师自认为这个转变进行得还算顺利。这也许得益于他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经验。1988年张老师考上杭州大学中文系研究生，从湖南来到杭州。研究生毕业后曾在绍兴文理学院学报编辑部做编辑。博士阶段攻读文化史。毕业后分配到杭州大学新闻系。为了熟悉新闻业务，张老师曾到浙江电视台做过一年的早新闻。“学古代文学的人，静得下心来”。张老师总结自己多年学习、工作的心得时说。张老师的大学时代

和很多人一样，张老师说起自己的大学时代也是滔滔不绝。不同的是，他常年学习、工作在高校，亲历了高校教育普及之后的学生思维方式、精神状态的变化。听张老师讲他的学生时代，别有一番滋味。

张老师是17岁那年读大学的，是他们班上年龄最小的同学。然而，他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表现出这个年龄特有的顽劣；相反，大学时代的经历，为他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当时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清晨坚持跑步，因此身体很好，连感冒都很少。每天晚上坚持自修，很多经典著作我都是在大学阶段看完的。”

一直以来，很多同学(包括我)，看到张老师这么年轻就当上教授，想当然地认为他一定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其实不然，张老师说：“那个时候的娱乐活动很少，但大家都玩得很尽兴。我读的湖南师范大学，就在岳麓山下，我经常和同学相约去爬山。”“当时还有一样娱乐特别流行——溜冰。我们几乎每周都去溜冰。那时候班集体活动也很多，每逢节日和开学之初，都会搞一次聚会，同学自编自导，表演节目。可能是我们那时候娱乐活动太少了，反而很珍惜。”

记者手记：

张老师是个很和气的人。记得我发邮件给他，约时间做访谈，他很快回复我。他说：“咱谈不上成功，但很喜欢和学生交流。”这条短信，我一直保存着。张老师不仅能在课堂上传道授业解惑，给我们专业知识上的启迪，与张老师交流同样让我受益匪浅。我相信在张老师身上，我们能学到很多东西，尤其是他的执著与刻苦。

黄先义：且行且珍惜

缘字终难猜透，才进心里，却已然离去。没有谁能忘记，这真挚情谊：你会祝福我，我也会祝福你。且把泪水轻轻拭去，期待再相遇。就算相见无期，在某个夜里，你会想起我，我也会想起你。默契永存你我心底，情缘系千里，且行且珍惜。——题记

作为传媒学人，我时常在思考：传播的全球化究竟有怎样的力量使我们对大洋彼岸的某个明星的逸事远远甚于对自己身边的同学。我知道这不是最佳的生活状态，但也未曾想过要刻意改变。

只是传媒学人的角色定位以及校园媒体的种种，又不时提醒我关[11]注身边的人事物，比如这次采访班主任黄先义老师(我大一、大二时的班主任——作者注)。

此前我根本没想到黄老师有那么多故事，尽管我现在也不能说是很了解黄老师，但至少渐渐开始理解他的一些做法和心态。知识改变命运

坦白说，以我的个性是不太喜欢这样的论断的，当然我的成长历程中也没有类似的体验。知识对于我，并没有那么沉重。

一日与黄老师网上聊天，黄老师说到“知识改变命运”，深有体会的样子。我想这就是两代人之间的差异，经历不同，感受自然不同。

黄老师老家在安徽宣城，一个我未曾听到过的小城市。1994年考研来到杭州。在此之前，他做过乡镇小学教师、初中教师。

黄老师告诉我，他小学、初中的成绩都很好，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考不取中专的初中生才去读高中，他有幸没去读高中，但不幸的是不能上大学。他19岁中师毕业，就参加了工作。

眼见昔日的同窗(包括很多成绩不如他的同学)都考上了大学，分配了好的工作。他于心不甘，就发誓考研，超过他们，“因为我比他们强。事实证明，我现在确实还是比他们厉害。哈哈，这些都是往事了，年轻时争强好胜，可以去做比较难的事情。”——这是认识黄老师以来第一次看到他“不谦虚”。

黄老师说，他一直没有放弃学习。在工作之余，他参加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自学考试，拿到了毕业文凭。同时坚持自学英语，高中英语、许国璋英语、新概念英语一路学来，后来居然也当过初中英语教师。

功夫不负有心人，1994年他考取了杭州大学中文系汉语史专业研究生。平平淡淡才是真

在我的印象中，黄老师一直很低调，不愿多说自己的事。这次却因为我出书而破例了。

黄老师喜欢平平淡淡的生活，一杯茶，一本书，烦闷时吹吹乐器，练练书法。自认为是一个传统的人，不刻意追求名利，不善于趋炎附势，能够宽厚待人，不计较得失。“当然也有许多缺点，比如不善于表达，创新精神不够。”“我已经奔4了，所以不再想名利了，实在地工作就行。”黄老师笑着说，“我现在的定位是做一个有价值的人而非世俗意义上成功的人，尽我的能力帮助有需要的人。”

当然对老师而言，要帮助别人可能最直接的就是关注自己的学生，帮助自己的学生。于是我们聊到了传媒分院的学生和新闻系的发展。黄老师说，在传媒分院五个系当中，新闻系似乎确实活力不足，其他专业都有作品展示出来，学生动手能力强，而新闻系由于没有新闻采编实验室，学生缺乏实践能力的训练，专业特点没有显示出来。“新闻系目前的状况，缺乏试验条件是主要原因，但更主要的是学生缺乏激情，缺乏主动创造性。另外，教师的压力大、任务多，指导不够也是个重要原因。我想这些以后都会慢慢有所改善。”黄老师说。

黄老师就是这样，他话不多，但句句在理，同时不忘给人以期盼，很明亮很温暖。[12]

张健康：脚踏实地是一种苦行僧似的智慧

在城院，有句名言是代代相传的。那就是“法学的学生、传媒的老师”。可见传媒分院的老师在学院里的影响力和人气。而问起谁是[13]近期传媒分院最热门的人物，我想非张健康老师莫属了。

在2005年3月16日—18日召开的中国会展财富论坛暨2004第二届中国产业年度评选颁奖盛典上，张老师荣获年度会展理论人物奖。

张老师是我院广告系主任、会展研究所所长、浙大传播研究所在读博士。学术专长：广告传播、会展研究。我们的访谈就从会展开始。张老师的会展教研

会展行业在国内刚刚起步，会展教育还在摸索阶段，主要表现在会展学科体系还不成熟、师资队伍还很匮乏等等。但城市学院聚集着一群时代的“弄潮儿”。早在三年前就开始了会展教学的探索之旅。

作为我院广告系主任、会展研究所所长，张老师在传媒分院领导的指导和带领下，积极推进在广告专业下的会展专业方向的建设。从2002年开始，传媒分院联合佳德国际展览集团，尝试开展会展教学。2003年在广告专业开设会展方向，并成立会展研究所，开展会展理论研究工作。在教学上，努力推进与业界的互动，先后在杭州市和平会展中心、汽车城、义博会等设立了会展教学实践基地，聘请业界资深人士来校授课或讲座。

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8月，由传媒分院老师主编的“21世纪会展系列教材”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该套教材包括《会展概论》、《会展的组织和管理》、《会展设计与布局》。该套教材被认为是“国内较早的会展方面系列教材，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国内会展教材空白的局面”。而张老师在这套教材的出版上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并且主编了《会展概论》，参编了《会展的组织和管理》。

同时，张老师还在《中国会展》等业内权威刊物上发表了《突破会展教育发展的瓶颈》、《推进双元制会展教育》、《德国会展教学体系考察》等有影响的论文。另外，张老师还主持了杭州市政府课题《杭州市会展业竞争力提升研究》、校内课题《会展专业方向教学改革》。“这些成果是领导重视和支持、广告系老师共同努力的结果。”张老师强调说。不为人知的经历

闲谈时谈论老师，是学生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次张老师获得年度人物称号，自然是成为学生话题的中心。

除了“年轻有为”，大家谈及张老师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便是“书生气”。所以，有人告诉我“张老师以前是做学生工作的”，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怎么可能？我相信大多数人都和我一样。“我本科是在原杭州大学读中文的。毕业时因为学习、社团工作各方面还可以，所以被选留到新闻系做学生工作。”张老师告诉我这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当时选择留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可以有更多的机会继续深造。那时李寿福老师在新闻系担任系主任，对年轻人的培养很重视(现在也是如此)，所以我能够顺利地进行硕士、博士的学业……”

繁琐的学生工作和寂寞的学术研究，是截然不同的状态。问及张老师更喜欢哪个工作或更适合哪一个时，他说：“在做学生工作时我是很努力的。这段经历对我的成长很有帮助。搞一个活动看似简单，但实际上策划、筹备都需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事情。这对我是很好的锻炼。所以，我觉得学生参与一些社团、院系工作，对自己的成长是有好处的……现在担任专业老师，我也是努力并喜爱着。”

在张老师的叙述中，我想到了一句话：“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而鸟儿已飞过”。“努力扮演我的角色”

以我们的年龄和阅历看，张老师拥有了我们遥不可及的成就。当我把同学的羡慕表述给张老师，并向他寻求经验时，他腼腆地笑了：“现在还谈不上‘成就’，不是谦虚，确实还谈不上。……惟一可说的是可能我还算得上努力，脚踏实地地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我觉得脚踏实地是一种苦行僧似的智慧。任何的创新，或是伟大的事业，都是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践行的结果。我希望同学们在学习、工作上也都能脚踏实地，努力而为，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觉得张老师的这段话最能代表他的生活状态，同时也算是过来人的鼓励吧。

张老师在同学中的口碑很不错，我想这是同学对他努力工作的肯定。就像他说的，每个人都有他的角色从，而他现在最用心扮演的两个角色：一是老师，二是爸爸。

作为老师，他一方面通过学术研究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另一方面也十分重视在教学中的育人工作。张老师总是能够热心、耐心地解答学生的各种疑问，指导学生科研和考研。曾经有学长学姐告诉我：和张老师聊天就会备受鼓舞，学习动力大增、信心大增。我们聊到令老师们头疼的2003级，张老师说：“我相信2003级同学通过努力，计算机二级、英语四级的通过率就能够有很大的改观。至于专业才能上，毕竟才大二嘛，还是低年级。真正有所作为要到大三呢！”虽然是平平淡淡几句话，但对于听多了“03级不如04级”的我们，感觉被人期待着，还是很开心。

采访的最后，张老师和我谈到了研究和生活质量的关系。“这两者应该是不矛盾的。当你喜爱科研工作，在研究的过程中感到愉快，并通过科研使自己的教学和其他工作被同学和同事认可，那你的生活质量应该是很高的。”

王艳：腹有诗书气自华

王艳老师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同时又富有实干精神的人。她身上特有的优雅与激情的融合，一直深深吸引着我。

那天在浙大城市学院“首届白领女性塑型班”学员会议之后，我终于找到机会与忙碌的王老师聊天。培养未来优秀白领女性

都说“城院出美女”，就这事儿鲁院长还专门写了文章，他说：“美女是父母的功劳，才女才是学院的功劳。”

于是，在大家的支持下，以培养“德才兼备”的未来优秀职业女性为己任的城市学院首届“白领女性塑型计划”应运而生了，王老师便是这项活动的总策划人。当时在课堂上听说有这么个创意，我的第一反应是：“一定是王老师搞出来的。”和我有同样想法的同学还真不少。的确，在我们心中，王老师是最具有“新蓝丝袜女郎”气质的。(即时尚而且具有文化艺术品位，并不断学习提升自己的女性白领——作者注。)

王老师介绍说，“白领女性塑型班”是专门为适应女大学生个性化培养需要而设置的一种非专业教学形式，是在专业教育之外、利用休息日进行的课外兴趣班。其目的是为了培养“秀外慧中、学贯中西、品位高雅、多才多艺”的未来优秀白领职业女性，提升女大学生的综合素质。这个课外兴趣班将组合杭州高校及社会各界的雄厚师资力量，内容包括书画、音乐、戏剧等赏析和女性公关礼仪、女性自我认知、化妆艺术、形体与舞蹈训练等。

然而，一路走来，这个班级的开设并不轻松。策划授课内容、联系校外老师、组织同学等等，工作量都很大。王老师和其他几个年轻的女老师一起，凭着一腔热情和激情，本着想为同学办点实事的精神，硬是在繁重的教学、科研之余把这些工作都“撑”了下来。而且，每个双休日的活动，忙前忙后，她从来没有缺席过。从“江南诗童”到“十佳研究生”

王老师是在光环当中长大的……

八岁那年，她写的诗歌获得华东六省一市创作比赛最高奖。上海电视台还为此拍了专题片，由她自己来朗诵和演绎诗歌内容，这个节目后来在上海电视台、中央电视台都播出过。而且，从少年时代起，她就是市级青少年艺术团的晚会主持人和话剧演员。

大学期间，她获得过全国大学生征文比赛一等奖、浙江省大学生摄影大赛一等奖等诸多奖项，还连年获得优秀学生一等奖学金，同时是中文系学生会主席、校文学社社长。本科毕业时，又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免试保送研究生。并且在研究生一年级，就从当时几千硕士、博士生中脱颖而出，当选为浙江大学“十佳研究生”……

当我在网上搜索到王老师那么多资料时，还是吃了一惊。虽然以前和王老师有过多次交流，我能感觉出她的与众不同，但没想到她少年成名，也没想到她各方面都有发展。

王老师听我提到这些往事，则很谦虚地说，学生时代，她还算努力在做一个好学生。至于获奖等等，那是“马太效应”，荣誉总是连锁而来，而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是尤为重要的。世界无限大

无论是学生时代还是在高校任教以后，王老师都没有拘泥于学校。对她而言，世界无限大。

早在本科时候，王老师就从数千名竞争者中经过选拔，成为浙江省学联主办的首届“新世纪人才学院”学员。据说，这个班级被称为“浙江省人才库”。那年暑假，由团省委推荐，她在北京全国学联“中国大学生电脑大赛”新闻中心工作。当时，为北京几十家媒体写新闻通稿、策划新闻发布会、为北京电视台做专题片、当全国性大赛特刊主编，忙得不可开交。她说，那一段经历特别锻炼人。以至于后来在新华社浙江分社半年毕业实习，以及研究生一年级就创办《浙大研究生》，并成为首任主编，这些传媒实践都变得相对轻松了。在担任《浙大研究生》主编期间，她还组织团队参加了“全国高校学生刊物网络版大赛”，并拿到全国最高奖，把“浙大”的获奖名字印在了《中国青年报》上，也为团队拿到万元奖金。

按理说，王老师毕业后可以有更好的发展，当时机会也比较多，而且她本来也认为在社会上工作比在高校工作要成长得快，但她最终还是选择了到城市学院当老师，根据这段心路历程写成的《我自信我成功——一个女研究生的毕业求职历程》一文，后来还发表在《钱江晚报》上。

成为大学专业老师后，她还是坚持理论研究、课堂教学、行业实践互相促进。几年来，她一直没有间断自己的大众传播社会实践和社会服务。同时，她还把自己的实务心得与课堂教学巧妙结合，受到同学们的欢迎。她至今已经连续三年(六个学期)获得城市学院“课程教学质量”一等奖，2004年10月获得城市学院首届“优秀教学奖”。

随着“整合营销传播”在商业社会行业实践中的越来越被重视，她又开始修读自己的第二个研究生专业——香港大学IMC(整合营销传播学)研究生课程，同时大胆而前瞻性地在城院尝试开设该课程。大传播时代的大作为

有三个英语单词press、journalism、communication放在一起比较，特别有意思。事实上，这三个词也反映出我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变化：从培养报社记者，到增加广播电视专业，再到广告人才的培养，不仅是专业的细分，而且是理念上的进步。

关于李希光在《畸变的媒体》中提到的“传媒人才不等同于新闻人才”，我曾经请不同的采访者谈谈这两个不同概念的差异。王老师的意见是“传媒人才包括新闻人才”，毕竟现在已经是“大传播时代”了。

王老师经常在课上鼓励传媒分院的同学，“你们是大传媒背景下的新闻专业(或者广告专业)学生，你们比其他学校过于细分的相关专业同学有优势。而你们现在要做的是，尽早规划，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这种优势。”很少有老师这样评价我们，我们除了高兴，对她的远见也很佩服。我知道，这样的认识来自于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前年，王老师受邀赴香港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对香港的新闻传播教育进行了考察。她说，香港中文大学的新闻传播学院放在“社会科学院系”里面，而内地高校绝大部分是放在“人文科学院系”里面。和王老师聊到这，她感叹现在传媒教育并不尽如人意。她个人比较倾向香港中文大学的做法。不过，内地的新闻教育体制有它的历史必然。从新闻院校的发展来看，新闻专业是从中文专业里分出来。“母亲”属于人文学科，那“孩子”很可能划归人文学科了。但事实上，新闻与传播必须直面社会、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应该属于社会科学。好在城市学院作为新兴院校，我们传媒分院可以在教学和科研上走出自己的道路。

王老师从学生时代就开始出书，至今已经参与了多部书的写作。读书、写书、教书，一直是她喜欢的生活方式。古人说“腹有诗书气自华”。让我们衷心祝福王老师拥有书香弥漫的美丽人生！[15]

沈彬：聆听“野狐禅”

依稀记得他曾经在课堂上说，社会学家分两种，一种是很好玩的，另一种是很严谨的。

如果可能，他自己愿成为哪一种呢？

我宁愿不问答案，留给自己慢慢猜。

他是杭大哲学系的高才生，毕业时获推荐免试研究生资格，就读于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哲学专业。在多家房产公司兼职，担任企划经理，[16]写过千字千元的专栏。他就是沈彬，传媒分院公共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备受学生关注和崇拜的年轻教师。

坦白说，大学期间做过的诸多访谈，而这次采访沈老师却是最紧张的一次——别误会，沈老师没有摆任何架子：只是我面对心目中真正的青年才俊，不由得紧张：而他的回答和表述也的确是我之前未曾听到、未曾想到的。“I SAY这个公司”

把学生社团比作公司，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沈老师是学生文化社团I SAY的指导老师。在他看来，社团和公司没有太大差别：在初创时期都必然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之后几任与他相比可能平庸一些，但他们完成的是制度的完善、游戏规则的明确。在此之后将出现一个下坡。在下坡之后可能迎来第二次的发展高潮，出现第二位强有力的领导。当然，这个人肯定会经历相当多的磨难。至于改革是否能成功，则看机构的包容性了。

毋庸置疑，I SAY已经成为城市学院的一张名片，谈及校园文化，I SAY是不容回避的名字。它把分散在城院各个角落的有表达欲望并言之有物的同学聚在一起，学生文化群体由此崛起。对于文化的创造者，我一直充满敬意。毕竟，我们脚下的十地还太年轻，还没有历史和文化的积淀。然而他们不仅没有因此而成为校园中的“沉默螺旋”，反而出了不少“风云人物”，这本身就是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对于我的评价，沈老师却并不那么认同。他说，ISAY的影响力并没有我想像的那么大。在他的理解中，“I SAY也只是吸引了原本就会被她吸引的人。这就是大学，会有各种各样小众群体的存在。和公司一样，规模大了，反而感觉不是自己的，也就不好玩了。所以I SAY现在要做的不是扩大影响力，而是增加内部的凝聚力。”“另外，也不要把城院看得太低了。并不是因为这里是城院，I SAY才‘小众’：即使在北大，也是一样的。”

更出乎我意料的是，聊到学校对学生文化群体的关注和重视程度，一向崇尚精英教育的沈老师却认为：“不应该再给予学生文化群体更多的关注和支持，他们的能力和个性使得他们自己摸索着成长更好。真正重视这个群体，则应该促使形成适合他们的生存环境，比如多开讲座：而不是针对个人，为他的成长提供更多的机会。”“这也许是我比你们更自由主义的地方”，沈老师笑着说。学术的同路人

随机采访几个同学：“沈老师哪一点最吸引你？”答案五花八门。有人向往他的生活方式，有人羡慕他的实践经验。扪心自问，沈老师最值得我学习的，应该是保持清醒的状态，正确审视自我。

并非故作姿态——课堂上，他的观点让耳目一新，他的经历让我心驰神往。但静下心来拜读沈老师的文章，不知不觉中被沈老师的学贯中西、旁征博引所吸引。其实，阅读与思考才更贴近他个性，才更符合他知识分子的角色身份。他之所以能在课堂上引人入胜、在社会中游刃有余，正是他的教育背景和知识结构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尽管，他作为知识分子的角色和严谨的治学精神往往容易被我们忽略，忽略在对他生活方式、生活品质的羡慕之中。

坐在沈老师面前，忐忑地提出这些看法，沈老师却谦虚地说自己并没有我所说的“严谨的治学精神”。他目前的角色定位是做学术的同路人——能看懂学术，但不一定自己要从事学术研究。

他认为最理想的工作是图书馆馆长、基金会秘书：手中有些资源可支配、可以投资学术研究，帮助需要帮助的、真正的知识分子。

沈老师说，一个好的社会应该是每个社会成员都能找最合适的位置，做最合适的事情。“批判者有，也不会太少：鼓吹者有，但不会很多；最多的还是站在最中间的建设者。”

他希望自己是建设者：凭能力开创出属于自己的事业，过着自己想要的优质而自由的生活。他解释说，正确审视自己的能力之后，便自然而然地看淡一些东西。

在沈老师心目中，真正的好老师是像战争年代西南联大教授那样的。他说，以他的年龄和阅历，还很难做到。当然，周围也缺乏这种环境。但对学生而言，无论是仰慕他的还是并不喜欢他的同学，都承认在他的课上常能感受到思想的冲击，这对于一个刚上讲台不久的年轻人来说，能做到这一点真的很不容易。从这种意义上讲，这个“学术的同路人”用他的方式做着重大的建设呢。

作家洁尘说“有时候做个倾听者和欣赏者，胜过思考者和创作者”。学术的同路人也是如此。

但愿沈老师的生活，与学术同行的每一天都精彩无限。[17]

李康：机会垂青有准备的人

不知你是否有类似的感觉：一个你习惯称呼“学长”的人，忽然间得改称“老师”了，而且你不知道他怎么就“转变”了。除了不习惯，还觉得有些陌生。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奇妙的感觉引发了我采访的念头。[18]

第一位接受我采访的毕业留校工作的老师是院宣传办的李康老师，他是新闻系1999级学生，是我们自己专业的学长。

记住他的名字，是一年前，浏览城院新闻网时；对他印象的加深，则是这学期的新闻发言人课，老师常提到他，间接了解他的工作：而对这个人的好奇，是在筹备新锐沙龙、寻找《新锐》历史时，意外发现《新锐》的前三期报纸，看到了他的访谈，原来他还是新闻系足球队队长呢！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我想过很多种可能。

没想到促成访谈的竟然是他本人。他来课堂拍照，老师是这么介绍他的：“这人认不认识？你们的大师兄。”“大师兄”，好亲切的称呼——原来我们并不遥远。大师兄的留校经历

从留校到从事外宣工作，对一个新闻专业的毕业生而言，感受一定不同于其他人。“其实，我当时是想去媒体的”，李老师告诉我，“后来赶上学校招聘学生辅导员，要求获得两次三等以上奖学金、两次“三好生”及“优秀学生干部”，我刚好符合这些条件，于是就留校了，最初是在党政办实习。”

那时正好在进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他的工作是协助党政办老师编“保先”简报。好在曾经担任《学工动态》的主编，对这方面工作驾轻就熟，加之是在学院学习、生活了四年，对学院上下也比较了解，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经验，工作完成得比较出色。

实习结束后，他的下一站便是——信电分院，担任学生辅导员。从学生摇身一变成为要管理四五百人的辅导员，这个转变不可谓不大，做学生只要“独善其身”就可以，现在却要负责分院团学联工作以及两个专业、12个班级的学生工作，李老师说，这一年他收获极大，虽然辛苦，但学到了很多东西。

一年后，学院一个外宣岗位招聘，李老师也去尝试了一下，毕竟是学新闻的学生，心中还是存着一份对新闻工作者的向往。当时有10多人竞聘。而李老师最具优势：首先，他有新闻的专业背景；其次，他在城院读书四年、工作一年，他是和城院一起成长的；另外，他还有一个媒介的朋友圈子，为他的工作提供诸多便利。于是，他成功了。

我想，故事之所以动听，是因为起承转合衔接得天衣无缝。李老师讲述这些时，神情淡然，仿佛在说别人的故事。我相信有人会说他发展得很顺，近乎水到渠成。而事实上，诚如他所言：“机会垂青有准备的人。”没有学长学姐的日子

1999级学生，他们是城院的开拓者，他们的成长之路没有学长学姐的帮助。

聊起大一的生活，李老师说“很压抑”。他们是第一届，只招了四百多人，其中杭州本地人更是占了近一半，每到周末，杭州学生回家了，学院里空空荡荡，一点都不像是一所大学。这还不是最苦恼的，没有过来人提供经验，这让很多学生觉得迷芒，很多老师来自浙大，上完课就走人，和学生的交流也很少。他们的交际圈限定在同龄人中。最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他们居然要六点半起床做早操，晚自修时间不能出校门，过的是高中生般的生活。

正是在这种两点一线的状态中，李老师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学习上，他属于1999级最早过英语四级和六级的那批人。说到这儿，李老师不是得意而是有些惆怅：“现在回忆大学生活还是有些后悔。如果重来一遍我会抓住更多学习的机会。过了六级以后，看到身边一些同学还在为四级拼搏，不知道自己该学些什么了，就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其实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

没有前人的经验传授，一切都得靠自己摸索，难免要多走些弯路。但性格朴实的李老师却谦虚而坦白地说：“有些事，别人告诉你，也不见得有用，还是得自己经历了才明白。”

坐在我面前的李老师，没有老师尤其是负责外宣的老师的架势，一身休闲的装束，平和的语气，邻家大男孩般亲切的气质让我完全放松下来，与他聊大学生活，聊现在的媒体，也聊他的工作。为学院代言

现在李老师的工作包括三块内容：作为通讯员向媒体发稿、拍摄新闻照片、城院主页的日常维护。

作为新闻专业的毕业生，以通讯员身份出现在媒体和以记者身份出现在媒体，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尤其对一个曾经向往过媒体的人来说。我一直很好奇他心中是否有遗憾，是否向往别样的生活。

我们谈到了新闻自由。毋庸置疑，在媒体更自由一些。李老师解释说，这是由工作性质决定的。“现在我从事外宣的工作，和从事记者工作相比，立场不同，我是为学院发布信息，为学院代言”。正是这个原因，他经常联系杭城的各大媒体，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很多媒体和我们学院合作得很愉快，写稿时经常会想到城市学院。

说到未来的打算，李老师有机会也许会考研，会选择更好、更适合的发展机会。就像当初从信电分院来到宣传办一样。

他说“机会垂青有准备的人”，而我相信“有的鸟儿是关不住的，它的翅膀注定了要自由地飞翔。”

戴笑笑：边走边唱

有位老人儒雅渊博，对古董古玩极有研究。按想，他家里不说珍藏无数，至少也会有相当可观的藏量吧。却有一日知道，他根本没有收藏什么。别人以为他吝啬不让人看。他不紧不慢地说：“真没有。不喜欢的不要，喜欢的又都给人了。”别人不解，既是喜欢，为什么给人？他说：“还不是怕自己太喜欢了，怕负不起那样的喜欢啊。”——莫小米《流水收藏》

莫小米在文章结尾处写道：“别的收藏家到老来都像是富翁，只是面对着物化了的过去的岁月，未免负担太重。只有他，曾见识过、曾拥有过难以计数的珍宝，却只让它们丰润过自己的生命，便交给流水岁月去收藏。”

以我的年龄和阅历，还无法想像老者的生活，体会他的心境。但我可以联想：身边一些师长、朋友，的确热爱某项事业，同时也具备天赋和机会，却还是没有选择以此为生。诚然，各有各的理由。有意思的是，我在一些人身上，品到了几分莫小米笔下那个收藏家的味道。

当然，作为传媒学人，我接触的人更多的是来自新闻媒介和新闻院校。说真的，有些气质真的是掩饰不了的，言谈举止间流露出的新闻人才有的风格、展现的新闻专业独特的思维方式是那么自然、那么真切。即使他们现在从事的工作与新闻并没有密切的联系，但我依然愿意视之为前辈，虚心向他们学习。[19]

传媒分院年轻而美丽的戴笑笑老师就是这样一个“不在新闻圈内的新闻人”。

作为城市学院“黄浦一期”1999级新闻系学生的她，毕业留校，先后在城院教育发展公司、传媒分院学工办、传媒分院教学办工作。和戴老师交流是件愉快的事，无论是聊生活，还是聊传媒。新闻教育，受益终生

临近毕业，戴老师先后在《光明日报》浙江记者站、香港《大公报》浙江记者站实习。

她说，原本以为，会拿着香港《大公报》的记者证，奔跑亮相在新闻第一现场。而最终选择放弃一直以来的记者理想之后，又深感惆怅。

可是当她把学了四年的一些新闻采访写作技巧、待人处事、察言观色、思维模式带到新的工作当中，才愈发觉得新闻之学的妙处。

戴老师说，这些都源自新闻系的老师所传授，他们的举手投足、一笑一颦都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和自己的老师成为同事之后，戴老师依然时刻牢记自己是他们的学生。在“理性大厦”中行走

李希光教授在《畸变的媒体》一书中提出“新闻人才”、“传媒人才”之分。

戴老师对此的理解是，现在媒介的生存和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的是传媒人才。她说：“我们的新闻教育和学生实践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新闻采写上，而是与时俱进，重视和涉足媒介经营管理。”这点我赞同——越来越多的新闻院校开设了原本属于商学院的相关课程，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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