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述思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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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会的悲伤与勇气试读：
第一章 谩骂不能救中国
请放过旧金山空难女生
一群怀揣梦想的孩子，在学校组织下，花着比正常旅行贵一倍的费用，绕道韩国乘坐便宜的飞机，结果出了意外，两个据说品学兼优的花季女生罹难。这场发生在旧金山的悲剧震惊了全国。
在一个充斥着冷漠和功利的时代，有那么多人能对素昧平生的同胞一掬同情之泪，进行深切哀悼，无疑是值得上《新闻联播》的正能量。
但围观效应像病毒一样持续发酵。她们的身份很快被披露，成群的记者萦绕在其悲伤的家长和同学周围，网络上用近乎人肉搜索的方式对这两个不满18岁的女孩进行深度曝光。或许这些都是出于好心，但有时这样的好心却是通向地狱的阶梯。
对于死于意外的任何无辜者，全世界通用的术语都是“让亡灵安息”。如果你参加过追悼会，就知道你唯一能做的事就是面对死者肃穆默哀，而不是如此痴迷于她们生前美丽的容貌和勤奋好学的光荣事迹。中国是个缺少死亡教育的国度，每个人的死亡都难以摆脱被过度消费的威胁。美国一本名为《死亡课》的教材中，提醒所有悼念者：不要不断去揭死者家属的伤疤，永远不要对他说：我理解你此刻的感受——你永远理解不了。
最值得关注的是那两个女孩的家人，毕竟，那么多同学一起遭遇事故，只有自己的孩子无法生还。你越强调她们生前多优秀乖巧善良，越相当于向其家长伤口上撒盐，无异于在为其尽快接受现实、完成心理康复制造人为障碍。
请记住：出于人道的考虑，这两个孩子不是你发泄个人情感、宣泄个人情绪的工具。你唯一能做的就是默默地为她们祈祷，希望天堂中不再有空难。
更有人借两个冤魂吐槽，说什么能出国游学的都不是普通人，都是权贵富豪的子女，不和广大寒门子弟同甘共苦，去美国送钱，纯属炫富且不爱国。而这样的言论，宛如来自地狱的声音，除了点燃仇恨的烈焰，就是捻灭这世道仅存的悲悯与同情。
围绕这两个女生的过度关注乃至人肉搜索，与其说是社会爱心的一次积聚，不如说是一次集体无意识的情绪宣泄与对别人隐私的一次公然践踏。
其实，这场空难留给人们的有价值的思考有很多，比如学校为啥热衷于组织孩子花大价钱去美国游学，这是对国内教育的反讽，还是利益的驱动？再比如绕道韩国，多飞那么长的时间，竟然比乘坐国内航班便宜，是韩国航空公司为抢滩内地市场进行的促销，还是国内航空公司平时存在牟取暴利的恶行？更重要的是，据美国救援人员披露，其中一个罹难的女孩出事时没有系安全带，不管这是不是疏忽，无疑都能对未来的乘客起到足够的警示作用，尽可能避免悲剧的重演。
但显然，这些真正有价值的反思，都不如两个花季少女的信息有收视率和点击率。但从尊重死者、尊重死者家属、尊重未成年人的角度，这样的关注度显然在挑战这个社会基本的道德法治底线。
在悲剧发生后不久，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对某公子以轮奸罪提起公诉，由于其是未成年人，检方隐去了公子的姓名。对于如此丧尽天良的少年，中国法律尚且尊重其基本权利，何况两个无辜的花季少女呢？她们不需要因为一次意外死亡事故被包装成英雄少女，她们的家长也不需要。再联想起那个在埃及神像上刻上“到此一游”的南京14岁孩子被人肉搜索的全民狂欢，让人感到道德绑架的威力是如此令人惊骇。
如果您真的有生命意识和人文关怀，我可以推荐给您一些关注的对象，比如中国不少死于井下的矿工、亡于尘肺病的农民工都没有留下姓名，而且他们身上也具备了相当多的足以感动中国的品质，请关注他们吧——在一个以人为本的国度，每个生命都不应该被轻易抹去。“这是生者与死者共有的世界，爱是唯一的桥梁。”
中国减税的前提是什么？
“两会”关于减税的呼声水涨船高，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把“实施结构性减税”作为2012年的工作重点之一。财政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税收总收入接近9万亿元，达到89720亿元，同比增长22.6%。与此同时，财政收入首超10万亿元，达103740亿元，增长24.8%。两项指标远远高于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去年GDP增速为9.2%。
这带来两个结果：一是公众的“税收痛苦”加重，幸福感打折；二是本身已困境重重的中小企业又雪上加霜。
因此，减税不仅有利于民生，更有利于发展大局，现在各界将矛头对准了间接税。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会长李子彬在珠三角企业调研后指出，当地企业的税负普遍反映是50%。除了所得税就拿走25%，其余如教育税、城建税、价格调节基金等杂税就有二三十种，费有18大类，60多项。
为了维持企业正常运营，这些间接税和行政收费自然会变相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比如馒头等生活基本资料都含有税赋。全国政协委员、联想集团总裁杨元庆也直言：现在已经不只是高档消费品国外比国内便宜，耐克鞋这些大众消费品也是如此，“我们的联想电脑在国内没有办法卖得不贵，有17%的增值税必须加到价格里面，但产品毛利率只有15%。”他追问：中国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1/10，为何却要多花费20%～50%的价格才能买到同款产品？
即使减税已成社会共识，且具备了相应的国家财力，但要顺利实施，尚需深层制度变革配套。
首先，处于舆论风口浪尖上的财税部门并不能独立完成减税任务。结构性减税意味着“两高一资”的行业就不能减，战略新兴产业就该实施减税，小微企业的营业税和增值税的起征点应该进一步提高，小微企业的所得税减半征收。但要执行到位，就必须由工信部、发改委、商务部等职能部门全力配合，麻烦的是长期以来操作上属于先收再返，往往变相演化成“跑部钱进”局面，为变相权力寻租大开方便之门，最终吃亏的还是权势小、路子少的中小民企。
但真正制约减税的不是具体操作方案。
众所周知，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中央地方分灶吃饭，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国富地穷。广东地税局长王南健代表说：“100元的GDP，中央就拿走了55元。”为了完成不停加码的任务和指标，地方政府只能搞土地财政，增加收费项目，甚至是下达一些不切实际的财税增幅指标，这是逼着地方干坏事。
一个佐证是：现在地方政府债务沉重，总额10万亿元以上。而这些负担往往通过“三乱”等方式转嫁到企业和公众头上。
更严重的问题却在于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代表披露的悲催现实：“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啊！”刘锡荣说，4年前全国公务员是600万人，现在已经增加到1000万人，一年增加100万人。刘锡荣说：“现在有些地方乱设机构，乱定级别；领导职数和公务员人数超标。一些乡镇好几百个干部，小汽车停了好几排；一些地方政府秘书长有十几个，每个秘书长都要给房子、配汽车，这些支出最终都是老百姓埋单。”
其实，这个数据保守了：据《中国2009年人权事业进展》一书中说，截至2009年，中国共有290万少数民族干部，占公务员总数的7.4%。由此算出，中国公务员应该有3918万左右。如果加上变相吃皇粮的事业单位职工、央企高管、政府编外人员，这个数据将更加惊人。
这揭示了税费沉重的一个主要诱因：官员太多了，百姓养不起了。
刘锡荣开出的药方是尽快出台《编制法》，将各部门各地区设官用人的规模纳入法制化轨道，并接受纳税人的监督。
此外，中国干部尽管取消了福利终身制，却一直沿袭福利待遇终身制，形成只进不出的沉重供养负担，与国外总统下台立即需要自谋生路形成巨大反差。当然最根本的举措还是尽快按照“小政府、大社会”的要求，尽快进行行政体制变革，按照服务性政府的要求转变职能，全面依法行政，从与民争利转向为民谋利。
记得上次政府全面机构改革已经是1998年的事了，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说：哪怕前面有地雷阵，有万丈深渊，也要勇往直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因此，中国减税不仅仅是经济政策的全面调整，更有赖于行政管理制度的深层变革。归结为一句话：依法减税的前提是依法收税，而依法收税的前提是依法治官。
大学生撞倒老太后竟变身绑匪
媒体披露，当武汉一个大学生骑车当街撞倒一个82岁的老太太后，知道自己摊上大事了，面对30万元巨额索赔的压力，他在冲动之下，绑架了一位女医生，后被机智的警方控制，等待他的是法律的严惩。
一个普通的交通民事纠纷再度转化成令人唏嘘的刑事案件，让人无语。在中国，至少部分群众认为，过马路的老人的可怕程度仅次于恐怖分子。尤其彭宇案后，一些路人见到街头跌倒的老人往往避之唯恐不及。
即使主流媒体不断披露勇敢的年轻人搀扶跌倒老人的动人正能量，但卫生部数年前还是向全民发布了跌倒老人官方操作指南。这样的场景，自然与拥有数千年文明史、倡导“尊老爱幼”的祖国形象形成巨大反差。
但弥漫在社会中的如此强烈的不信任和忧虑，自然会对正在大步走向社会的当代大学生产生强烈的心理冲击。但这尚不足以使其丧心病狂地变身劫匪。
最初，在这位陈姓大学生将82岁的太婆樊安兰撞倒后，并没有选择逃跑，而是试图私了——几乎倾其所有将身上带的100元钱赔给老太，但老太拒绝了。事后，关于樊安兰的家属曾要求陈某赔偿30万元的传闻便甚嚣尘上，被一些网友认为是导致小陈铤而走险的直接诱因。后来这一消息被当事人否认。
但显然，不管有没有30万元的索赔，对于出身农村贫苦家庭的小陈来说，家属提出的任何救治费用都是其难以承受的。结合当前农民的生存状态和无比初级的社保情形，又无形中放大了这样的内心恐慌。加上此举不是学雷锋，也不是因病致贫等可以依托亲情去进行自我辩解，因此获得社会救济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小陈便被逼至墙角。
事后，小陈的家人说他小时候从高处摔过，导致脾气暴躁，而他本人也向被其持刀劫持的女医生称自己刚刚失恋。这些言论无非是想在案发后获得社会的同情理解，但遗憾的是法不容情，作为一个成年人，他必须为自己鲁莽愚蠢的行为付出代价。
现在当务之急不是谴责小陈，而是剖析悲剧的成因，避免类似的事件重演。
抛开物质时代人们普遍的冷漠自私以及不信任，而且这样的情绪借助媒体披露的真实案例，进一步放大蔓延，成为各类社会极端事件频现的温床不言，单说当事人，出身农村寒门的小陈能通过顽强拼搏考上大学，无异于鸡窝里飞出的金凤凰，不管目前大学生就业形势多么严峻，“拼爹”现实导致大学文凭贬值多么严重，这无疑是值得全家自豪和荣耀的，而这样的期待也会变成小陈内心沉重的负担——这是一条被各种亲人眼光压迫下的只许赢不许输的拼搏之路，他们为小陈付出了全部，只在等待收获。但不幸的是，小陈出现了意外，他自己又无力承担。
在中国的教育理念和考核体系中，努力学习课本知识，不断获得高分，顺利考上大学就是学校、老师、学生的一切，而寒门的家长沦为这一成才模式最忠诚的拥趸，而青少年所需要的情感教育、美学教育、体育锻炼都被弃如敝屣，导致一大批没有童年、青春的孩子内心如同白纸一样被送入大学，从头开始学习做人。而行政主导化的大学，许多老师还是沿袭传统意义的路径教书，加上学术浮躁、急功近利，根本无暇帮助这些已经成人的孩子去补上这堂关键课程。甚至有学校为了方便管理，竟然出台了恋爱实名制这样“灭绝师太”才能想到的招数，试图帮助学生继续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殊不知，这些孩子即使最后饱读诗书，也会情商不及格甚至沦为法盲。
于是，一个农村贫困大学生小陈，在一个当街跌倒老人无人敢扶的年代，因为一次意外的撞人事件，面对含辛茹苦将自己养大的家人和无力改变的贫困，以及失恋带来的痛楚，决定劫持一个女医生来完成解脱，最终的结果却是挑战了社会的道德底线，更无视法律的尊严。
这的确是极端个案，但结合马加爵、药家鑫、李启铭等一系列发生在当代大学生身上的惨剧，有必要追问：小陈必须为自己的愚蠢负责，而谁又该为他负责呢？
最美的一个富二代
这些年，“富二代”几乎成了中国社会为富不仁、道德沦丧、不思进取的代名词。
当他们炫富、为泡妞械斗、当街飙车将路人撞飞的消息充斥于媒体的时候，无疑又在为加剧社会阶层裂痕、点燃仇富情绪推波助澜。
在此背景下，一个叫周江疆的“富二代”以英雄的姿态登场，便显得夺人眼目。这个28岁的年轻人是典型的“高富帅”，身材高大，皮肤白皙，长相俊朗，是一位开保时捷的建筑公司老总。
深夜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验证了他生命的成色。
媒体报道了那揪心的一幕：2012年7月2日凌晨1时许，通州建筑总公司烟台分公司突然起火。最先发现火情的总经理周江疆，先后两次冲进火场，逐室敲醒正在沉睡的公司员工。10名员工先后获救，周江疆却被烟尘呛倒在地，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身上并没有被大火烧伤的痕迹，很可能是浓烟大量进入呼吸道窒息死亡。一部周江疆跌倒时摔出的手机上，还留有报警记录。
这件事被报道后，感动的潮水在全社会汹涌而出。
不少网民在为周江疆感到惋惜的同时，对他舍己救人的行为表示肯定，将其称为“最美富二代”。一位网友这样说：“虽然他是‘高富帅’，但这种舍己为人的大爱精神感动了我。在生活中我们要尽量给他人多一点帮助，因为我们的一个小小行动就能产生很大的影响，改变我们的生活。”
周江疆的出现，首先完成了对“富二代”整体形象的一次及时的修正，提醒一些穷得只剩下钱的年轻人：真正获得尊严的力量来自人内心的无私和勇敢。社会的褒奖也证明：一个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率先致富的人，完全有能力塑造引领时代价值前行的精神高原。
除了人性瞬间迸发的光芒，我们有理由去认真体味周江疆的成长历程。
作为一名身家千万的“富二代”“高富帅”，周江疆却始终过着低调简朴的生活。公司副总经理张向阳告诉记者，“平时在公司，江疆和普通员工一样，多年坚持每天12元的伙食标准。”在工作中，他总是每天第一个到建筑工地，从建筑构件到一根焊条，他都亲自把关，每天也是最后一个离开工地；至今，一心扑在事业上的周江疆都没有出国旅游过。
首先，周江疆从小深知父辈创业的艰辛，珍惜其打拼获得的优渥生活，接受了良好的家教，并做好了靠自己努力拼搏为社会做贡献的准备。其父杨国兴从小就父母双亡，从小捡别人的衣服穿到20岁，16岁前几乎过着讨饭的生活，改革开放后，靠顽强打拼成为亿万富豪。从周江疆懂事起，杨国兴就给儿子讲述自己童年的困难，听到动情处，周江疆经常会哭。今日，身家上亿的杨国兴坚持做慈善事业，筑桥修路、捐建学校。周江疆经常和父亲去他们捐建的学校看望，资助贫困学生。“儿子经常跟我说，‘我一生要做大事，你是社会慈善家，我会比你做得更大。’”
这说明，苦难和公益比财富更应该成为“富二代”的成长启蒙课。周江疆的办公室里，偌大的办公桌上还有一串葡萄和没吃完的饼干，足以说明他事业心很强，办公桌旁则是一些运动器械，可以看得出他平时喜欢体育锻炼，也折射出他的生活方式单纯健康。周江疆父亲杨国兴说，从年龄上，公司每个人都是他的长辈，这次被他救出来的员工，最大的有60岁，最小的也40多岁，“在那一刻，儿子没把自己当老板，而是当成一个小辈，冲上去救人”。
正因为如此，这个年轻老板获得了企业职工的真心认同。一位员工说：“他是老板，可他每天都跟员工一起吃食堂，每次见了面，江疆都先打招呼，从不低看你……”一向被周江疆称作“陈叔”的公司财务陈玉兵向记者回忆：“他没有‘富二代’的跋扈，也不像‘高富帅’一样整天琢磨怎么消遣时光。”看守大门的王承喜老人的老伴于美丽甚至说：“我愿意用我的生命去换他的生命！”
善待职工、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危难之际舍生相救，这些来自一个年轻老板的品质在劳资纠纷频发、职工权益不时被践踏的今天，显得相当可贵。而这一切是企业能够拥有核心竞争力，进而做大做强的最主要基石。毕竟，任何企业最宝贵的资源都是人，现代企业的第一要义就是保证员工体面劳动，周江疆用生命再度做出了深切的提醒。
年轻的周江疆生前有两个心愿：一是与女友牵手步入婚姻殿堂。二是参军，接受部队大熔炉的历练。据了解，2011年经过层层考验，周江疆加入烟台预备役某师。
而一切都在周江疆勇救10名员工后成为永远的遗憾。
但他留下的一切却必将成为这个时代宝贵的精神财富，给人们带来感动、激励，当然也包括反思和自省。更重要的是，这份正能量需要更多的“富二代”传承，去认真践行电影《蜘蛛侠》中那句名言：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个时代，崇尚竞争，追求效率，但人们更渴望的是相互之间的关爱、关键时刻的托举。
毕竟，人字的结构是相互支撑。
第二章 我常年关心的一些问题
中国式讨薪缘何又掀高潮？
临近春节，与中国文化产业创意贫乏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无奈的农民工为了拿到自己被拖欠的薪水，纷纷开动脑筋，上演了一幕幕神奇的讨薪秀。
媒体报道，2013年1月31日，“愤怒的小鸟”“加菲猫”“唐老鸭”和“财神爷”等5个不同的卡通人物会聚在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外，以静坐的方式讨薪，希望得到社会关注。
此前的2013年1月21日下午，在武汉东西湖区七雄路星光大道音乐会所门前，一群农民工跳起了江南Style骑马舞，引来不少路人围观。原来是年关将至，40多位农民工因为没拿到工钱，被逼无奈才“出此下策”。
在最近录制江西卫视《深度观察》节目时，我在现场遇到了一位来自武汉的职业讨薪策划师，擅长导演跳楼秀，结果帮助很多通过正常渠道讨薪无果的农民工迅速地要回被拖欠的工资。
这些黑色幽默在无情地追问：为什么中国式讨薪再掀高潮？又为什么依法讨薪效果远远不如行为艺术？
2003年10月27日，一次意外掀起了本世纪初全国最大的清欠风暴的序幕。
一位叫熊德明的农妇用她渴望的手拉住了总理温暖的手，只是为了拿到他们家应该得到的东西——她老公被欠了一年的工钱。
在温总理的关心下，熊德明一家当晚就拿到了工钱。在为这温暖的一幕感动之余，其实更多的被欠薪者明白：普天之下没有几个人能有这样的好运。
9年过去，中国一直在致力于构建更完善的清欠制度，甚至在刑法中设立了恶意欠薪罪，但始终没有遏制住中国欠薪高发的势头，并伴随着经济持续下行的压力，在2013年春节前迎来新的峰值。
其实有这样一个数据可视为严厉的预警：2012年全国劳动监察系统共督办欠薪案件21.8万件，追回被拖欠的工资200.8亿元，比上年增加29.5%。
没有人知道这个数据包含的被欠薪的农民工的比例，但近期连续上演的农民工讨薪风暴却不断地刺痛着人们的神经。
先是一个模仿外交部发言人的讨薪视频红遍网络，后是一批娃娃被大人们导演了一次引发媒体广泛关注的讨薪秀，再后来在汕头一个被欠薪的职工为泄愤一把火烧死了14名无辜的女工，最近来自陕西富平的130余名农民工于县人民广场集体下跪讨薪。
这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事件背后是更多的农民工为拿回自己该得的东西在奔走呼号——和熊德明最初的愿望别无二致。
2013年欠薪事件高发呈现了一个崭新的特点：过去主要是建设领域，而去年以来，纺织、船舶制造、风电等行业企业都出现了一定数量的欠薪事件，其中中小企业、个体经济尤甚。
这与国内整个经济形势依旧严峻，尤其是外贸企业仍未脱困有关，当然，也有伴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自然淘汰带来的新的失业压力。但在一个法制逐步完善的国家，这些都不能成为企业侵害职工基本权益的理由，都该依法严惩。
但仔细深究下去，却远没有这样简单，比如建筑领域，很多工程的主导者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在不规范的工程发包过程中，往往充满权力寻租和吃拿卡要，经重重转包后，基层的建筑商经常陷入被拖欠工程款的窘境——为了获得利润，他们要么在施工中偷工减料，要么拖欠工人工资。
而欠薪的广大中小企业主，相当一批又遭遇到政策、资金的歧视，普遍陷入高税负、融资难的困境，最终铤而走险，拔刀向更弱者，走向欠薪这样的危途。
如果不通过深化改革，找出欠薪的真正罪魁并彻底根除，很难保证这些企业从此走向遵纪守法、自觉捍卫职工权益的阳关大道。像武汉信义兄弟那样的道德高尚者毕竟是少数——没有制度支撑的崇高必然行而不远。
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中国治理欠薪的法规越来越健全，从事职工维权的公务员队伍越来越庞大，但仍有相当数量的职工为了讨薪，游离于解决问题的正当渠道之外，更愿意以极端的姿态登场，成为中国社会一道道另类风景线。
除了法治的启蒙需要加强外，我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媒体报道，来自湖北黄冈的农民工宋斌是名油漆工人，2012年2月起在东莞“麦拓装饰有限公司”做装修业务。年底本想着拿到工钱回家欢喜过年，没想到工程完成后，老板却跑了。为了讨薪，工人们两天跑了六个政府部门八趟路，最后只讨到了个“等”字，让“跑断了腿”的工人们更伤心的是：“政府部门为啥不愿理我们？”
虽然这是一个极端个案，但也暴露出一些职能部门面对农民工的合法诉求，麻木不仁，敷衍塞责，却鲜有听到如此不称职的官员被严厉问责。
面对可以逆料的欠薪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近日表示，对10人以上的集体劳动报酬争议，要当天立案并加快结案，其中人均涉案金额1000元以上的案件，由仲裁委员会主任挂牌督办。
谁来执行，不执行者该如何问责呢？
自2011年5月1日起，新修订的刑法修正案规定恶意欠薪入刑以来，一年多时间，全国仅有80余人因为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被法律制裁，而拥有1000万左右农民工的东莞直到2012年年底才有了首次判决。
要化解愈演愈烈的新一轮欠薪风暴，有必要在督促企业主、讨薪农民工尊重中国法律之前，让我们的地方公权力率先扮演遵纪守法的模范——无论以推动发展的名义，还是所肩负的维护职工权益的责任。
中国孩子最缺啥？
功利化和工具化是中国教育的两大顽疾。当了父亲，突然对一句诗有了更深刻的感悟：在中国，你生下来就老了。也许没有一个国家的父母像中国家长那样溺爱孩子，但中国孩子的成长史却是一部与家长的对决史。
有西方教育专家将中国家长称为“直升机父母”——将孩子当成赌注，以爱的名义做掩护，去逼迫他们完成自己未竟的人生目标，而毫不顾及其兴趣爱好。而现行的应试教育体制又往往鼓励家长们对孩子的公开绑架。
有首很有名的儿歌，说孩子们是花园里鲜艳的花朵。真正的花园应该是每一朵花都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地绽放，每一种绽放的美丽都应该得到同样的掌声。否则，那些笑脸不过是言不由衷的傻笑。
但当北大清华耶鲁哈佛成为所有孩子必须追逐的目标，当大官大款大腕成为人生成功的唯一标志，所有的孩子便只能努力活成一个样子——他们本来都是与众不同的孤品，每个人身上都有着独特的禀赋和才华。
对于无权无势的平民家长来说，现实的压迫过大，以致无力去为孩子设计未来。毕竟，高考是这个社会赋予孩子们唯一公平改变命运的机会，即使付出的是童趣童真和青春的风采。这些考试水平一流的孩子从千军万马中脱颖而出，无一例外地需要重新补课——承担责任，放飞情感，安放灵魂。
更小的孩子在为上幼儿园、小学择校而全力以赴。背后是他们的家长在为此进行各种关系、财力的较量。
寒暑假来了，被绑在学习战车上的孩子们有了难得的喘息——尽管其中相当一批会被各种作业、社会实践继续围困。这是难得的补课时机——毕竟他们不是读书机器，完成做人的启蒙更急迫。
中国孩子的课外读物的主体往往是各类教辅读物，而电视上则充斥着各类知识讲座和浮华虚假的心灵鸡汤。动画片除极少部分原创，就是各类国外的动漫——其中日本作品最为风靡。作为一个拥有悠久文明史的国家，竟然拿不出像样的开启孩子心智、传承文化的作品，的确匪夷所思。
再比如，韩剧的风靡却往往是中华传统文明的出口转内销，《大长今》和诸多家庭伦理剧都是杰出代表。
从这个角度看，在上一次现代西方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大冲撞时期，当时的教育家还能以开放的心态，坚守传统，使中国传统文明与现代精神实现对接，推动国学的扬弃与传承。民国时期的教材《开明读本》便是一个代表，至今仍让诸多文化精英推崇备至。同期的教育家们希望在一个开放的年代，以此达到“巧用国学、趣味德育、寓教于乐”，学习、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品质、优良的民族精神、崇高的民族气节、高尚的民族情感以及良好的民族习惯之目的。
所幸现在情况有所改变。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站在素质教育的高度来推动教改，更多的文艺工作者则开始了再启蒙的可贵努力。
六十集电视剧《中国孩子之学堂故事》便是其中一个代表。在民国的时代背景下，整个故事围绕着“大智先生”跟他的学生们展开。他在教学中大胆采用新式教学法，鼓励孩子动手动脑，带孩子们去看大自然。借用《弟子规》，反省自身，教育他人，帮助孩子们追寻人生的乐趣和价值。该剧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和传统美德，用现代语言和喜剧艺术形式进行包装，让观众通过一个一个具有鲜明性格的人物、一个一个独立成章的趣味故事、一种轻松的喜剧氛围，明辨是非忠奸、领悟思想真谛。例如主张立志报国的民族精神，建立和谐协调的社会人伦关系，倡导“仁爱”的人道主义精神，提倡基本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而这一切与人类共同情感和价值是琴瑟交鸣的。该剧运用喜剧的艺术形式、动作化的表演风格，并吸收中国水墨画写意风格和诗化意境，更增加了观赏性。
更关键的是，这部作品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以孩子为中心，所有的老师、家长等大人都变成了服务者，认真而小心翼翼地找寻他们的个性、爱好、特长，并真诚而善意地帮助他们完成知识的丰富和内心的丰盈。
教育的真谛在于：不是强加给孩子其无法承受的远大理想和崇高道德，而是尊重他们的个性和特长，与他们一起成长——您不仅在他们面前是个知识渊博的人，更需要在他们面前扮演一个有责任感、正直、忠诚的人，身教永远重于言传。
中国孩子的心愿是什么？
每个孩子都会有自己的心愿。而且这个心愿往往成为其梦想起飞的最真实DNA。但现实是几乎没有成年人真正在乎。在这个阶层分化、贫富对立严重的社会，寒门子弟在18岁之前只允许有一个心愿：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只要孩子满足家长这个千篇一律的要求，他们就可以获得与之匹配的一切：各种营养品的无限供给，所有家务劳动的免于承担，甚至带有奖励性质的寒暑假去未来的理想归宿——北大清华游览。
在读书这个主渠道之外，总有一些孩子在应试的战车上过早出局，沦为差生，对此，家长们还需要两手准备：有条件的准备银子努力将自己无法在应试中胜出的孩子送到海外，更多的人则需要让孩子掌握一门才艺。
夏天，忙完高考、中考、择校的各年龄段的中国孩子，赢得了难得的喘息机会，在家长的带领下，在为下一次残酷的打拼进行着厉兵秣马。
在地方卫视的综艺节目被安排到夜深人静的时刻后，暑期成了他们扩大收视率的黄金时间——因为孩子们放假了。这些节目宛如社会报考艺校热潮的延伸，借助全民卡拉OK狂欢积聚的草根“麦霸”，向孩子们展示着学业不好另外的关键出路：有才艺才配有梦想。
当下至少有十几档各类歌舞节目在激烈地PK。一夜成名的渴望在一个急功近利的年代，将孩子们的激情瞬间点燃。他们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处境和自己无比相似的人，在经受了导师和编导的反复折腾后，成为万众追捧、身价倍增的新星。
事实上，这样的角逐比高考还要残酷，还要遵循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成功学逻辑——在一个学会唱歌比掌握知识更易成功的年代，靠才艺崛起更容易获得缺乏起码人文启蒙的孩子们的认同。
在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下，本应多元的社会生态便形成了逼仄的二元成才模式：青少年要么成为优秀的考试机器，要么成为歌星舞神。相较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社会，今天的进步还是显著的：除了应试，还有歌舞。
麻烦的是，这个时代稀缺的人才却是创新型的科研人才，是懂市场的企业家，是有人文素养的社会管理者。其稀缺的背后除了社会选拔机制和价值导向的缺陷，更重要的是整个教育启蒙的失败。
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身上都隐藏着独特的禀赋和才华，都有属于自己的梦想和特长。
两千多年前，孔子提出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相结合的伟大理念，两千多年后，为了捍卫社会最基本的公平，在高考唯一的准绳下，有教无类异化成无视社会需求的荒诞应试比拼，而因材施教则被学校、家长、社会改造成无视孩子兴趣特长的才艺训练。
一个被无数次验证的规律是：一个孩子只有被充分地尊重其爱好，发现其特长，才能成为一个社会需要的优秀人才。但现实是自认为万能的“灭绝师太”，按照同样模式对其进行格式化，导致所有的爱好和特长被集中，孩子们被洗脑，然后完成了盲从和适应，上大学以后再踏上发现自我的苦旅——有不少成功的幸运儿，但代价是绝大多数的湮灭。
从这个角度上说，深圳卫视2013年新版电视真人秀节目《饭没了秀》特别值得推荐。这档节目最大的社会意义在于直击当下教育的痼疾，去努力发现孩子们最初的心愿和特长，并以鼓励的姿态，通过平等的交流方式，让孩子们去坚守去彩排。
这是一档试图以孩子为真正意义主体的节目。作为节目品牌的主要标识，宝宝的“童言无忌”和大胆真实的外景真人秀一直备受全国电视观众的钟爱。因此，“愿望清单”版本的节目将延续《饭没了秀》一贯“快乐、励志、向上”的节目风格，充分利用节目十年的品牌吸引力，稳固以往的家庭收视群体，持续增加观众对节目的好感和黏着度。并坚持以“孩子”为主体，紧紧围绕“愿望”这一主题，贴近当下社会背景，勾勒出一个较为完整丰富的孩子世界的图谱。
契合“中国梦”主旋律，融合更多元的社会性热点话题，该节目完成了一个真正多元的梦想展示，在深切地提醒着按照自己的统一意志塑造截然不同的孩子的成人世界：您真的了解孩子的心愿吗？您真正尊重过孩子的内心吗？
或许，结束暑假，这些宝贝会重回应试教育的主渠道，去接受僵化呆板残忍的格式化训练，但曾经荧屏上展示的一切，必将完成一次关键的启迪，会帮助更多沉睡的家长醒来——他们都是爱孩子的，只是忘记该怎样去爱。
韩国民众为何不反对PX？
PX即二甲苯。重要化工原料。它不仅与人们的衣着有关，也是可以直接入口之物，比如药物胶囊，PX就是原料之一。矿泉水瓶等包装材料的主要原料，也是PX。每万吨合成纤维大约相当于7万亩耕地所产的自然纺织纤维。2012年，我国生产合成纤维约2800万吨。如果生产同等数量的自然纤维，则需要耕地近2亿亩。
韩国是亚洲最大的PX生产国，年产能为584万吨左右，出口量近150万吨。2012年，韩国某公司在蔚山建设的世界单体规模最大的PX装置已经正式投产，其产能相当于每年为全球提供32亿套服装。
和中国不同，在韩国，PX不是敏感话题。
在蔚山现代集团的工业园，PX生产基地距最近的居民区只有400米，至少有数万居民与之毗邻而居，却没见群情激奋。
这个集团每年生产的80万吨PX一半以上出口中国，且供不应求，目前正在积极扩张产能。2012年11月，日本JX能源公司与韩国SK合作建立大规模PX生产工厂，预计投产后该工厂年产量将达到100万吨。
但近些年，随着中国公众环保意识的提升，PX项目引发的社会群体事件不断爆发。从厦门、大连，再到宁波、昆明无一例外地引起了当地民众的激烈抗议，最终多在地方政府的干预下被迫搁浅。
这一反差耐人寻味。其结果是中国被迫从国外进口PX，且价格一路上扬。2013年6月，中国PX进口总量较去年同期增长33.5%。据媒体报道，中国PX对外依存度高达46%，背后是难以估量的经济损失。
当前，世界制造业的王者中国成为继美国、法国之后第三个掌握PX核心技术的国家，在PX生产上完全可以达到国外的水准，实现安全无害生产。
而且按照国际惯例，出于节约成本、保护环境的考虑，世界各国PX项目往往秉承“三近原则”建设：离炼油企业近，离下游PTA工厂近，离大江大海近。而满足这些条件的地区，往往人口稠密、环境优美。日本JX化工厂距离东京只有40分钟车程，距最近的居民区只有4000米。
但中国的PX项目建设却步履维艰，耐人寻味。
首先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民众缺乏足够的科学常识。2012年，中国科协数据显示，仅有不到4%的民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加上相关部门启蒙工作相对滞后，高速发展的中国环境危机日益严峻，无形中加剧了公众对化工危害的焦虑，在公众权利意识觉醒的今天形成国际社会罕见的抵制事件。
在蔚山，SK化工项目的相关人员津津乐道的是，过去十年公司投入1000亿韩元为市民建设的蔚山大公园，成为企业肩负社会责任、改善城市环境的真实写照。与之形成反差的是，中国企业在此方面相对滞后，尤其是垄断央企在自身滥发福利等问题频频曝光的情况下，对企业利益关联方之一的民众显得漠不关心，加上体制带来的信息不公开不透明，又缺乏相应的沟通机制，导致公众对其产生怀疑和焦虑，形成集体抵制的温床。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大型化工项目往往在政府主导下进行，而由于行政体制改革的滞后，权力运行存在严重的不公开不透明，社会监督的渠道狭窄和成本高昂，在政府公信力大打折扣的当下，建设这些项目无法形成有效的官民共识，终演变成维稳事件，令人扼腕。而在韩国乃至日本、新加坡、美国，往往建立了完善的法治环境，化工项目从立项到建设生产都在一种相对公开透明的制度环境下进行，从根本上杜绝了剧烈冲突的发生。
在韩国，经过若干年的发展，环保技术已经获得巨大进步，法治下的环评体系日臻完善，公众总体可以对企业投产任何化工项目有最基本的信任感。而中国环保事业即使这些年有长足进步，在GDP至上的惯性思维下，一些政府对环评敷衍塞责，甚至置之不理，导致环保部门沦为摆设——民众频频邀请地方环保局长下河游泳便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黑色幽默，其中意味值得深思。
中国需要PX是事实，这场持续的官民博弈没有赢家，但解决中国PX危机却是一个功夫在诗外的复杂系统工程。
对于决策者来说，如何加快改革，建立一个更加开放透明的决策机制显得时不我待。
中国改革最难点在哪？
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全球瞩目之下，十八届三中全会落下帷幕。
这份公报共出现59处“改革”、44处“制度”、30处“深化”，因此被主流媒体誉为改革再出发。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要完成这一点，关键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这也意味着，无论维护社会稳定，还是实现民族复兴，发展还是硬道理，而可持续有质量的发展必须依赖市场的力量，释放社会活力和创造性，努力营造一个全民创业创富的新浪潮。
这一切又取决于能否顺利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推动依法行政，构建现代服务政府，彻底理顺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关系，为市场核心地位的确立创造前提。
毋庸置疑，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背景下创造了经济总量增长142倍、城镇居民收入增加71倍（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10倍）的发展奇迹。
但随着经济社会双重转型的困局降临，各类矛盾日益凸显，贫富差距逐步加大，社会阶层渐趋固化，在落后的政绩考核体系下，经济发展方式粗放已在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尤其是随着中国公众公民意识觉醒，参与社会事务的热情高涨，尤其崇尚独立自由的80后、90后逐步走上时代中心舞台，对“中国梦”有更高的预期，对社会公正、权益保护等现代文明的诉求已远远超越父辈的温饱安稳。
令人忧虑的是，在落后的行政管理体制下，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始终不清晰，权力越位错位缺位现象严重。尤其是2008年以后，伴随着美国金融危机波及全球，政府进一步主导了经济发展的主旋律，投资战车借助超额信贷在创造了高增长短期效应之余，留下了巨大的后遗症：一是留下巨大通胀隐患，直接危及民生；二是变相推动国进民退，抑制市场活力；三是权力寻租暗流涌动，腐败丛生激起民怨高涨。
确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以来，中国出现了一个可怕的回潮：占尽上游资源优势的垄断央企一路高歌猛进，大批民企要么苦苦挣扎，要么携款外逃，寒门子弟不愿创业纷纷加入“国考”大军。
在权力一统江湖、包打天下的态势下，市场和社会受到双重抑制，既得利益集团迅速膨胀，不仅危及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增长，甚至成为危及社会稳定的主要诱因。政府的急功近利与全社会的浮躁速成、拜金主义交织一处，投机主义披着投资的外衣一路狂奔，对亟待转型升级的实体经济完成沉重一击。
新一届领导集体上任以来，政治上加大反腐力度，倡导群众路线，推动勤俭节约，经济上推动简政放权、回归市场，一场自我革命就此大幕拉开。
2013年5月15日，中国政府网公布《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取消和下放133项行政审批等事项，表明新一届政府加快转变职能的坚强决心。
6月19日，李克强总理在例行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又决定对新组建国务院机构再取消和下放32项行政审批等事项，包括取消能源企业发展建设规划审批、铁路客货直通运输审批、出版单位变更登记，下放电力业务许可、港澳台在内地设立独资医院审批等。
9月11日，国务院进一步公布《关于取消76项评比达标表彰评估项目的决定》，在前一阶段已经取消和下放两批共计13项评比达标表彰评估项目的基础上，再次取消76项。政府转变职能和简政放权迈出了新的步伐。
10月25日国务院部署推进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降低创业成本，激发社会投资活力。这是改革的一次有力的延续。
李克强总理曾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地方政府抓经济，不是当“司机”，不是直接开车上路，而是要管好“路灯”和“红绿灯”，当好“警察”。“路灯”就是为所有的企业照亮道路，对所有的企业一视同仁，不厚此薄彼。“红绿灯”就是讲规则，该走则走、该停则停，也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
但他也深知自我革命的艰难：“2013年5月份以来，各地新一轮简政放权取得积极成效，但受地方和部门利益影响，也出现了一些‘错放、空放、乱放’等现象。有的只下放复杂的、管理责任大的，‘含金量’较高的仍然留在手中；有的放权有水分，动辄上百项，但‘干货’不多。”
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便有了着眼点和立足点，全面指的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五位一体”统筹考虑、系统谋划，体现了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为权力退出市场全面布局——改革自上而下、注重长远的色彩浓烈。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也体现了中央主导未来改革进程的决心。
全会提出，“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以及“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这些都是具有突破性和建设性的说法，期待未来有具体细则出台并得到贯彻落实。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新一轮改革的成败取决于权力是否真正被装到制度的笼子里，最终实现还权于民，而这注定是一场攻坚战，无比艰辛曲折。
对于一个利益分化、矛盾尖锐的社会而言，随着中国改革的全面深化，公平正义的实现方式也会更加清晰。市场和政府都应扮演推动者：市场创造起点公平——万类霜天竞自由，每个人都能获得在公开、公正、公平的环境下创富的机会；政府负责结果公平——维护公平的市场秩序并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分好财税蛋糕，真正造福公众。
白菜为何卖出“猪肉价”？
2013年年底，大白菜牛起来了。新华社报道某地：“五花肉才10元一斤，一棵白菜却卖到15元，都顶得上一斤半猪肉了。”人民群众戒肉还是有传统的，想想改革开放前，能天天吃肉的没几个。但戒白菜却显得空前绝后。和前段日子“向钱葱”不同，大白菜此轮疯涨却怨不得找不到出路的民间游资。
原因不复杂，一是天灾。2013年春季部分蔬菜主产区持续低温寡照，加之病虫害加重，导致部分蔬菜产量降低、价格上涨。二是两个官办机构推波助澜：一是天天哭穷的“两桶油”在发改委配合下顺利涨价，导致油价每上涨4%，蔬菜种植的成本就要增加3%。以从昆明、南宁运往海南的蔬菜为例，油价上涨后每公斤运输成本分别增加了0.54元和0.50元。还有就是老问题：农产品流通中间环节多、“最后一公里”等顽疾也推高了菜价。具体说，蔬菜从农民“菜园子”到市民“菜篮子”，一般要经过“菜农—小贩—产地批发商—长途运输户—销地批发商—小贩—市民”等多个中间环节，每个环节至少加价5%。尤其是“最后一公里”，有时菜价会上涨一倍。
各种因素共同推动，白菜比猪肉贵也就显得不可避免。不过遗憾的是，除了消费者叫苦不迭外，按以往的惯例，农民也未讨得丝毫便宜。
从2010年开始，中国大白菜的价格就像坐过山车一般起起落落。最初是在韩国泡菜危机等传言的推动下，白菜的价格一度达到历史高位。这一波极端行情让很多菜农尝到了甜头，于是2011年菜农纷纷扩种，没想到扩种却直接导致菜价的暴跌。当年11月，从一元跌至一角，大白菜真的卖出“白菜价”。史称“菜贱伤农”。
谁料现在白菜金贵了，竟出现“地头菜贱，摊头菜贵”的奇观。
有专家分析说，由于缺乏农业保险、组织化生产和分工协作，农户分散经营更像是一场与市场和天气的豪赌。当发生自然灾害、种植面积过大等导致价格波动时，各级经销商则通过自身对蔬菜定价的影响能力，把大部分风险转嫁到了农户身上。但更深层次原因是地方政府组织化产销机制建设的滞后和信息服务的缺失，单靠农民个体是很难完成现代化生产营销和准确供需判断的。
既然白菜涨价同时坑了农民和城市百姓，那就是民生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影响社会稳定，目前这已成考量各地各部门执政智慧的难题。
因此，从长远看，要想彻底解决蔬菜季节性价格暴涨问题，首先还应立足于提升农民的现代化生产和营销能力。前提是政府积极作为，大力推广优良的种植技术和防治病虫害技术，建立全国性的市场信息服务平台，通过平价菜店、农超对接等方式尽量实现“菜园子”与“菜篮子”无缝对接，大力减少中间环节。目前直接与超市进行对接的农产品只占所有农产品的15%，大多数农产品还是摆脱不了经过层层中间环节层层盘剥才走上市民餐桌的销售模式。当然，取消收费公路、彻底治理公路“三乱”、降低物流成本才是治本之策。另外，天天高呼肩负社会责任的“两桶油”终于降价了，希望此举能真正变成农民和市民的福音。
农村孩子上大学难就业更难吗？
“人家有的是背景，我有的只是背影。”这是一句引发广大寒门子弟同声唏嘘的网络流行语，对于出身农村家庭的大学毕业生而言，这句戏谑一语成谶。中国社会科学院2013年12月26日发布《社会蓝皮书：201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指出，农村家庭普通本科毕业生就业最困难，失业率高达30.5%。
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加上这些年中国高校盲目扩招，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与日俱增，2013年更是被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季”。如果所有学子公平、公开、公正地承受这一教育与社会转型之痛，想必不会引起民意激烈反弹，成为加剧社会鸿沟、激化阶层对立的严峻课题。
现实无比残酷：蓝皮书“高校在校生与毕业生就业、生活及价值观追踪调查”指出，家庭的城乡背景对毕业生的就业机会有明显影响，城市家庭出身的毕业生就业率（87.2%）明显高于农村家庭出身的毕业生（81.2%）。
其中，普通本科院校毕业生就业率的城乡差异最大，城市家庭出身的毕业生就业率（87.7%）与农村家庭出身的毕业生就业率（69.5%）相差18.2个百分点，而重点本科院校和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率的城乡差异则分别为5.2个和6.5个百分点。
这意味着，三成来自农村家庭的大学毕业生注定要接受“毕业即失业”的悲催命运，相当程度上仅仅因为自己的父母是农民。
如果就此得出背景PK掉知识，成为决定命运的核心要素未免武断。比如城市家庭出身的毕业生进入外资企业的比例（10.4%）也比农村家庭出身的毕业生（2.5%）高，这似乎与多种要素有关，比如外语口语水平、综合素质、阅历视野等都会发挥作用。
但如下数据却极易让人产生“拼爹”、拼关系的联想：城市家庭出身的毕业生进入公有部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比例（47.8%）远高于农村家庭出身的毕业生（31.1%）。而在重点本科和高职毕业生中，这种差异则不太大。城市家庭出身的重点本科毕业生月薪（3910元）只比农村毕业生（3849元）高61元；而城市家庭出身的高职毕业生的月薪（2218元）比农村家庭毕业生（2241元）则低23元。前者说明，在当下高等教育格局下，重点如“985”和“211”与普通高校在分配上的鸿沟持续加大；后者则表明，由市场主导、企业决定的分配却可以超越城乡界限，实现公平选拔。
因此，公有部门今后在选拔大学毕业生上如何改革用人机制，实现透明化并接受社会监督已成当务之急——即使目前有了相对公平的各级“国考”，但在白热化的竞争下，怎样避免权力、关系、人情的暗中干扰，实现真正意义的公平公开仍需付出艰苦努力。
存在于城乡大学毕业生之间的巨大就业落差，是转型中国日益拉大的城乡差距以及贫富分化、阶层固化的缩影。如果任由其发展下去，势必阻碍人才的自由流动，加剧社会不公，进而危及社会整体稳定。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高考从恢复之日起就发挥着打破城乡界限、公平选拔人才，促进社会公正的作用，更有大批优秀人才承载着改变整个家族乃至乡村命运的使命，脱颖而出，为这些社会底层人群延续着希望，并成为各行各业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
遗憾的是，伴随着大学教育逐渐褪去精英化光环，教育理念的滞后和与市场的严重脱节都在考验着中国大学毕业生的成色。但无论如何，对于寒门尤其是来自农村的底层家庭而言，勇闯高考独木桥还是现今社会提供的唯一的接近公平博弈的机会，考试过程中的各类加分和自主招生环节的各类黑幕已在动摇高考的基石，假如在关键的就业环节他们再被各种权力关系组成的潜规则击败，最终备受诟病的高考将丧失存在的必要。
此前，“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表明，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不断下滑。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清华2010级农村生源仅占17%。由于城乡发展的先天差距和教育资源的严重失衡，近些年大批农村生源弃考已成社会一景。这些本来可能进入高校深造的青年，即使进入城市务工，也会遇到户籍等先天壁垒，无法真正享受市民待遇。保守估计，当下在中国城乡之间漂泊的农民工有两个亿。
实现城乡大学生就业平等远非大学招生分配制度和社会招聘制度变革所能承载，更有赖于深层系统的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顶层制度设计。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新型城镇化开启航程，农村集体用地变革大幕拉开，消除城乡户籍壁垒、实现社保统一等变革将率先在三、四线城市上演，希望这样的背景能成为打破乡村贫困世袭、形成就业公平的崭新契机。
未来中国奋斗的目标，不仅仅是致力于整个社会能依法公正地分配财富，更在于所有人都能在市场和就业中获得公平博弈的可能。
第三章 让我们感到沉痛的现象
官员的隐私在哪里？
官员财产公示在艰难试水，公众等不及了。本着对党和政府反腐大业高度负责的态度，他们积极行动起来，将矛头指向官员名下房产，成果是显著的。大批房妹、房姐、房叔、房祖宗现出原形，其名下住房从十几套一路飙升至192套。无一例外，这些落马的官员都受到了党纪国法的严厉追究。一时间，部分地区官员抛售豪宅的消息充斥网络。
面对复杂情绪的蔓延，有些地方迅速行动起来，加紧出台了房屋信息查询规范，这些规范对输入人名查询名下有多少套房的“以人查房”方式做出专门约束。比如除本人、公检法、住房保障部门、律师等通过一定程序查询外，工作人员对房屋权属信息的内容保密。
此举引起巨大民意反弹，“官官相护”的指责不绝于耳。
为此，政策出台者辩护说：“引发了部分市民对个人住房信息安全的担忧。”各国一般都允许公开查询登记信息，但一般都限于“以房查人”，“以人查房”受到严格控制。
问题是：结合中国特殊国情，没有健全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很难界定其房产是不是涉嫌侵害公众利益。
而且我相信一般百姓不会担心被查房，会不会反对的都是官员和大款？对于大款，如果财产合法并严格遵守了限购令，自然应该加以保护，这对于有关部门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对于官员，却要另当别论。
还有一个受官员追捧的观点是：正常情况下，官员与社会公共利益无关的纯私人生活应享受隐私权保护，不得随意披露。
遗憾的是，这只适合于没有公权力的中国普通群众。在目前权力运行不公开、不透明的背景下，加上社会依法监督的渠道不畅、成本高昂，很难真正理清权力和公共利益的边界。
对于普通人而言，健康状况是隐私，但官员得了艾滋病就不是——因为人民会担心你会不会因此丧失为公众服务的能力。
目前，国际上有很多国家针对一些政府部门的高级官员，都有财产收入申报制度。我国《刑法》第39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相对而言，中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已经严重滞后，如果再没有事后强制公示措施的跟进，并借助社会监督大力推动，无疑会为各类权力寻租和贪腐大开方便之门。
因此，当务之急不是限制公众“以人查房”，而是官员主动公开房产乃至整个家产，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进而取信于民。真的，一旦被选定为官，就应该做好牺牲普通人隐私权的准备——在法制不健全的转型年代，人民公仆本应有更高的觉悟，主动自觉地接受社会监督。
这既是对清正廉洁好官的保护，又是对政府公信力的救赎。
当然，要真正维护官员的隐私权，还需要通过深化体制改革，推动民主化进程，实现官员任前财产的公开透明。毕竟，事后再清算家产会支付高昂的社会管理成本。
公款吃喝是哪门子“内需”？
中央提出“八项规定”以及“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是深受群众欢迎的，目前成果喜人。其连锁反应是：停在高档楼堂馆所前的公车少了，站在这些场合门前说醉话和剔牙的官员少了，捎带脚连茅台等天价烟酒和高档茶叶都出现了身价暴跌的景象。
一个服从中央、敬畏人民的政府正在浮出水面，希望继续。
谁料竟有如下令人震惊的声音从官场传来：官员们不替人民吃喝，内需堪忧。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3年1—2月，出口和投资保持了23.6%、21.2%的两位数增长，但是作为三驾马车之一的消费增速放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12.3%。其中，餐饮业收入增速仅为8.4%，限额以上企业餐饮收入甚至下降了3.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在商务部2月份的一个例行发布会上介绍说，据抽样调查，高档餐饮企业的营业额，北京大概下降了35%，上海市下降超过20%，宁波市也下降差不多30%。
一些大吃大喝成性的官员私下里从臊眉耷眼变得理直气壮起来，甚至扬言：不能抹杀公款吃喝的另类贡献。
这个逻辑和前些年流行的“适度腐败有利于经济增长”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整治公款吃喝可能会让消费和内需受到一定影响。但别忘了，政府部门靠国家财政供养，是不创造社会财富的。在现代法治社会，其任何开支都要服从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原则，都要接受全社会的监督。
从这个角度讲，中国高端餐饮财富的支柱之一公款消费显然与之背道而驰，不仅成本高昂，且不可持续，如果再缺乏约束和监管，还会败坏社会风气，成为腐败滋生的可怕温床。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近年来公款大吃大喝现象屡禁不止，更有愈演愈烈之势，其规模、范围和程度已经到了不得不严加整治的地步。有学者估计，全国三公消费总额已达到9000亿元，相当于2012年全年财政收入的10%。每年喝掉的高档名酒就相当于一个西湖。
如此饕餮不仅民怨沸腾，其实也成为官员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结合不少基层官员因为陪酒光荣成为烈士的奇闻，说明大吃大喝不仅戕害自己身体，还会因忙于应酬接待上级领导牵扯太多精力，影响正常工作。
不过，即使中央三令五申，公众群情激奋，社会影响巨大，仍有官员顶风作案，试图暗度陈仓。《人民日报》报道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发区的鸿翔路一带，由于高档饭店扎堆，被称为“吃喝一条街”。春节前后，在相关政策影响下，这里清静了不少。但最近记者观察发现，这里车水马龙，各大饭店门前停满车辆，公款吃喝、铺张浪费现象又有抬头。
另外，据港媒披露，在福建一带，官员公款吃喝已经转入地下——私人会所、内部食堂和农家院，装修接待条件不亚于五星级酒店，还能洗桑拿。官员们说：“只要躲开媒体和百姓，上级不会把我们怎么样。”
出现这样的回潮，一方面提醒纪检监察部门加大日常监督问责力度——毕竟在当下行政管理体制下，党政监督还是反腐主渠道，必须在特定历史时期真正肩负起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另一方面要尽可能为社会监督铺路搭桥，形成体制内外遏制公款吃喝的联动机制。
更重要的是，要构筑遏制公款吃喝风的长效机制，还有赖于精兵简政，实现依法行政，推动权力运行公开，落实李克强总理关于公开预算账本的要求——以百姓能看懂的方式公示，从源头上刹住公款吃喝风。
中国不需要公款吃喝带来的有毒内需，而需要政府自我约束，提供优质高效服务带来的公正社会秩序。只要政府能廉洁高效，厘清权力和市场边界，真心为人民服务，着力构建公众正常的收入机制和牢固的安全网，经济快速健康增长何愁？中国内需何愁？
84岁卖粥奶奶捐助灾区令人无比沉痛
芦山强震，193名同胞罹难，全民爱心再度汇聚，悲伤伴着浓烈的人间温情诠释了正能量的真实含义。有这样一幕令人震撼不已：一个来自长春的84岁的孤苦奶奶，将卖粥积攒下的200元钱无私地捐助给了灾区人民，并被当地媒体深情报道。
她叫于萍，没有亲人，靠每天卖粥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除了赚出日常花销，还要负担房租，被大家称为“卖粥奶奶”。
请注意报道中这样一个细节：老人蹲下身，从一个角落拿出一个塑料袋，笑呵呵地递到记者手里。记者接过手沉甸甸的，原来里面又包着3个塑料袋，1毛、5毛、1元的硬币各一袋，还有60张1元的纸币。
显然，相对于可以一掷千金、可以占据媒体显著版面的富豪名企，这次捐助的金额可谓少得可怜，但同样弥足珍贵。这位孤寡老人在风吹日晒雨淋中，每天平均赚五六十元钱。但她却说，能帮助别人，自己就很开心，这不是钱能衡量的。
必须承认，她靠自己的善行再次完成了一次关于慈善的启蒙：行善是一种道德的自觉，与金钱地位身份性别年龄无关，目的是获得内心的快乐。这足以让那些将慈善当成宣传手段与工具的人，那些管理善款却总是无法向公众说明善款去向的人，那些自己一分钱不捐却总是逼迫别人献爱心的人汗颜。
或许，这样的人会像过去很多生计艰难但良知闪耀的草根爱心人士一样，在媒体曝光后，被推上时代道德楷模的舞台。
但我在感动之余，还是感到一种深切的悲悯和哀愁。
试想，一个84岁的老人，在任何一个社会保障完善的国家，都应该在各级帮扶组织的关爱下安度余生，而不是像80后年轻人一样站在街头卖粥为生，多么励志，多么悲壮，多么坚强。按说，她更应该出现在各类创业讲台上，饱含深情地讲述自己在无人关爱的情况下，怎样不抛弃不放弃，为总是抱怨社会、厌弃生活的人鼓起生活的风帆。
从这个角度上，她应该是一个英雄奶奶，是中国1亿多老人的杰出代表——都这样自尊自爱自强，面对中国银发浪潮的不断进逼，全社会经常发出的沉重养老负担喟叹就是一个天大的伪命题。
因此，当人们习惯性为一个活在生活最底层的人，将自己的养命钱无私献出，成就世间最动人的爱心故事鼓掌之余，似乎应该思考一个问题：这样的爱心是否值得我们鼓励？这样的鼓励是否有违基本的人道？尤其是在理性救助成为最强音的当下，思考上述问题尤为迫切。
抛开卖粥奶奶金子一般的心灵、菩萨般的情怀不言，只要认真思索下去，背后隐藏的这样一个事实就会浮出水面：她伫立街头久矣，以84岁的高龄发出热切的叫卖声，承受着本应由社会承受的生活压力，万千的路人经过，其中可能有媒体，可能有相关机构的负责人，他们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当成合理应该的现实，直到地震爆发，善良的奶奶拿出了本应用于糊口的所有积蓄200元，转瞬成了大家钦佩的爱心模范——这只是一个亟待救助的耄耋老人借助特定重大新闻事件意外获得瞩目的方式。虽然老人是淳朴无私的，但其余人不能不因为这样的忽视而羞愧。
这份沉重的爱心其实验证了一个特殊群体的存在：他们年事已高，多数丧失了基本劳动能力，加上家庭的破损、丧失，长期被社会保障体系屏蔽在大门之外，救助他们比歌颂他们的爱心重要。
衷心地希望充满慈爱的“卖粥奶奶”能在社会的帮扶下长命百岁。如果不积极行动起来，她今天的命运就可能是我们的明天。
如果有关部门不能对84岁的爱心奶奶进行有效帮扶、妥善安置，那我呼吁在为其爱心欢呼鼓掌的媒体，对全城进行呼吁：行动起来，每天都将她辛苦售卖的热粥抢购一空吧——这是对她这份沉重爱心的最正确回馈。
当道德遭遇质疑
当代国人聪明过头，发明了“见义智为”一词，但结合当下道德沦丧的现实，遇到不明身份的陌生人有难，如果开动脑筋，认真思考，多数必选择明哲保身。古人发明“见义勇为”一词不是愚蠢鲁莽，而是证明危急时刻行善是基于人性的良知，不假思索，扶危济困。
完善立法，加大对讹诈者的惩罚力度固然必要，却很难从根本上唤醒扭曲病态的心灵。
一味地在道德范畴强调法治，发展下去，只会形成以毒攻毒、以恶治恶的恐怖循环。面对千夫所指，蒋老太一家拒不忏悔，老人仍坚称自己是被小孩撞倒的，她觉得自己被冤枉，甚至赌咒：“如果我说了假话骗人，我全家死绝。”面对公安机关的处理决定，老人一家表示不服，将申请复议。这充分证明依法严惩并未起到“治病救人”的作用，毕竟，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对有道德瑕疵的同类不是将其送进地狱，而应帮助其重返人间。
更重要的是，蒋老太无视警方严惩，继续抵赖，除深陷道德困境之外，也有深层社会诱因：这场挑战事关整个社会的良知和正义。参与者之众，情绪之热烈饱满，既说明对良知、正义渴望之深切，也说明其匮乏之严重。所有的欢呼和谴责者在现实生活中或许没几个有勇气当街扶起老人。
老人之所以受尊敬，不仅因为年长，更由于岁月磨砺带来的心智成熟和内在良善。孩子之所以受关爱，不仅因为年幼，更由于涉世不深带来的天真无邪和人性纯洁。
一次意外，将一个老太和三个孩子的命运捆绑在一起。在媒体笔下，老人如恶魔附体，孩子因纯良受惊。
其实，这注定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蒋老太以耄耋之身，为老不尊，化身灭绝师太，对脆弱的道德完成致命一击，而且此类事件已经屡屡发生，严重挑战人性底线，背后成因耐人寻味。令人战栗的是，有其母必有其子，在她的培养下，其子决心将讹诈进行到底，甚至不惜进班房，自私冷漠颇有代代相传的意味。
三个备受惊吓的孩子在法治的护佑下，终于讨回公道，尽管声称以后还会搀扶跌倒老人，但这次磨难估计会使他们增添一些自我保护的经验，不再冲动。遗憾的是，这次本属道德范畴的善举再次麻烦法治做出裁决，恰恰说明道德已危如累卵，而法治作为人类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只能完成对恶的惩处，却无力完成对善的托举。
如果所有的道德命题都交付给法治处置，则社会无法支付其高昂的成本。在三个孩子怒讨公道的过程中，惊动了多名证人、多名警察、多家媒体和千万网友，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和强大的监督合力，方挽狂澜于既倒。恕我直言，不是所有的搀扶老人被诬者都能如此幸运。
中国大学的病态在哪里
都知道中国大学有病，但没料到竟病成这样。
原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最近专门撰文，直陈大学五种“重病”，分别为市场化、项目化生存、平面化、官场化、多动症。五大顽疾并发，足以将一个人送进ICU，但中国大学表面上却一派繁荣景象，不断扩军还扩招，遍地教授，还不屑于给本科生授课。
这一神奇反差的背后是中国高等教育GDP化。只要面子，不要里子；只要增长，不要发展。现在中国经济都转型了，政绩观也变成科学发展观，整个社会的理想家园——大学却裹挟着世俗的恶臭狂飙突进，着实令人忧虑。
其实，温教授能如此坦陈大学病灶固然难能可贵，但这“五化”顺序却值得商榷，且不少因素不能简单并列，有些是因，有些却是果。
认真诊断，其中“两化”就足以使中国大学彻底沦丧。
一是市场化，其实无非是经营化。在教育经费整体投入不足的背景下，许多大学变成学校卖文凭、教授卖“风骚”的生意场，骗科研经费、抄袭论文、走穴敛财成为时髦的生存方式，斯文尊严扫地却浑然不觉。
二是行政化。过去大学校长往往靠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确定，现在却全面推行官本位，书记校长大权在手，吃个饭按级别排座次，如果安心学术，不仅生活待遇低下，且很难获得由行政主导的课题项目，下场往往很悲催。刚刚仙逝的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便是生动例证。因此，为了获得更好的生存空间，中国大学曾爆出数十教授争夺一“处座”的奇闻。原北大校长周其凤写作《化学之歌》备受身边人吹捧，却广受社会非议，其实是被官本位害苦了。
更可怕的是，当两者之间没有制度防火墙的时候，便形成了可怕的权力市场化，俗称权力寻租。在经济领域这样的联姻会加速行政垄断，催生腐败，在高校不仅会带来学术腐败，造假成风，还会完成对大学精神的致命一击。
不少学者认为古代大学是翰林院，即使在封建皇权严苛统治之下，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士人也讲求风骨和操守。现代大学更是有北大蔡元培先生开创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民主之风，清华陈寅恪倡导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高贵气质。现如今，衙门直接开到了大学里，北大在习惯性地炫耀自己培养了多少大款，而清华直接将教学楼冠名某廉价服装品牌。
因此，中国大学之所以重病缠身，是由于痛彻的精神沦丧。古今中外，大学之所以被形容成象牙塔，主要是因为这里是全社会思想的先导，理想的源泉。统治大学的力量往往是超越金钱、地位的人文精神，普世价值。
越是在剧烈体制转轨时期，越是市场经济发展，社会物欲横流，大学越应该替全社会恪守道德和学术的底线。一切皆可卖的时代，不卖的东西最贵！
中国大学之所以集体“患病”，核心在体制之祸。去行政化，重建符合教育规律的大学治理结构已经渐成社会共识。不过，即使如此，价值重构却更加艰难，随着高校里的人文大师、科学大师逐渐逝去，谁来建构这个繁华时代的高贵？
所幸高校还有宽容，至少温教授还敢炮轰自己的母校北大而不担心被打击报复，我从来没见过有关部门的官员敢炮轰自己单位。这也说明，中国高校去行政化还是有希望的。
溺爱的百姓是刁民？
在佛山“两会”上，一位叫方明的人大代表语出惊人：“百姓是教好的，不是养好的，就像溺爱的孩子不可能是孝子，溺爱的百姓也可能比较刁民。”此言在新华网上披露后，掀起轩然大波。
如果这番话出自一个封建官员之口，尚且可以理解，毕竟，在漫长的中国封建历史长河中，皇上是万岁爷，大臣是父母官，老百姓只能当孙子。作为皇权统治下的晚辈，百姓自然得被管教，被严格要求，不然怎么能乖乖地当孙子、被奴役呢？
刚刚过去的2011年是辛亥革命百年祭。这也标志着中国封建帝制已经被埋葬了一个世纪。但显然，在一些人心里，它可怕的幽灵还在徘徊。在中国改革开放33年后，如果从新中国诞生算起，中国人民已经当家做主63个年头了。
令人惊讶的是，说这话的却不是官员，而是一个本应肩负监督政府、为民请命职责的人大代表。有网友讽刺道：以“教”与“养”的口吻谈论百姓，该雷人代表显然是以百姓之“母”自称了。政府和百姓的关系如同家长和小孩的关系？搞颠倒了吧？百姓可是“衣食父母”。
方代表之所以本末倒置、大放厥词，自然是由于忘记了自己的职责，完全站在政府立场思考问题，将官民描绘成管理和被管的尊卑分明的关系。官员成为威严圣明的父母，而本来的主人则彻底沦为被教育的晚辈。在这个前提下，不溺爱孩子，使其在严格管理教育下成为孝子而非刁民便顺理成章。
如果是一个为转型期各类矛盾所困，天天只想着向上爬，而将人民群众所有合理诉求都当成绊脚石的当代昏官，自然会对手下有如此善解人意的马屁代表深感欣慰。
但遗憾的是，现在党和政府的理念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总书记甚至对各级官员谆谆叮嘱“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在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下，民生指标已取代过去的单纯GDP政绩考核，成为官员升迁最主要的依据。
因此，如果不能顺应潮流，摆正自身位置，不重视群众利益并畅通其合法诉求的渠道，一不留神听信了方代表的蛊惑，真把自己当高高在上的父母，以管教人民为己任，不服管就赐予别人一个刁民的恶名，一定会为此付出惨重代价。广东乌坎村近期发生的村民与村官的冲突便是镜鉴。
相信这番极不靠谱的言论不会造成严重社会危害，但其中隐藏的潜台词却足以使我们警醒：该不该进一步完善地方人大代表制度，将更多来自基层一线、有大局观、对人民群众有感情，且能勇于并善于履职的人选上来，而不是靠明星大腕撑门面。
在构建现代服务性政府已是大势所趋，社会管理创新积极推进的今天，方代表平日认真听取过选民正当合法诉求没有？还是仅仅甘于当个举手机器或完全沦为公权的附庸？她恰恰忘记了，政府官员手中的公权是貌似身处弱势的欠管教的百姓赐予的，包括你的人大代表身份。
当然，方代表还做了如下解释：只有市民提出的不合理要求被政府满足了，才叫溺爱，（因为）如果不合理的要求被满足了，那会有更多的人提出更多不合理的要求。现在的麻烦是：谁来界定这些要求合不合理？在行政化轨道上处理官民矛盾，刁民自然会大批涌现，并不能带来稳定和谐。
在一个公民意识迅速成长，权利诉求越来越主动充分的年代，出现一些新问题甚至新矛盾都是正常的。政府职能不应是忙着教化子民，而是立足于立法行政，对自身理念体系进行大胆创新，为社会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使民众的合法权益得到最大程度的重视和保障。
我相当感慨：在佛山，方明代表不是什么达官显贵、商界巨贾，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学教师，本来真正了解基层群众情况、能替其表达合法诉求的声音就不充分。当下全国约有3亿农民工，只有3个全国人大代表，但她却将这个宝贵的权利放弃了，甚至对穷人反戈一击。其中深层原因耐人寻味。
中国高考公平正在崩溃吗？
截至2013年6月28日，31个省市区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已经发布。
在总分为750分的25个省市区中，北京一本文科线为495分，理科线为477分。如果抛开自主命题等因素，此录取线仅仅比内蒙古和青海稍高。比近邻河北的文科572分、理科564分分别低77分和87分。
这一情况已经持续多年。在20多年前，我参加高考的时候，属于全国统一命题，文科总分640分，理科总分670分。在北京同样一所知名重点高校的宿舍里，外地考生比北京室友高出100分的情况司空见惯。
即使如此，拥有全国最多知名重点院校的北京、上海，本地生源在数量上也拥有无与伦比的优势。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研究表明：广东、安徽考生考进北大的概率只有北京考生的1%，而上海考生考进复旦的机会是全国平均机会的53倍，山东考生的274倍，内蒙古考生的288倍。众所周知，在这个贫富差距拉大、阶层逐步固化的年代，高考被誉为中国“最公平考试”，是草根们改变命运最主要的机会之一。
2012年，福建考生甚至喊出“考过高富帅，战胜富二代”的震撼口号，但遗憾的是，要实现这个遥不可及的目标，先要捍卫高考的起点公平。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之时，录取率仅有可怜的2%左右，今天已经达到惊人的70%，高考独木桥变成了名校独木桥，但地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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