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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魏长青

出版社：人民日报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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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卓尼土司制度研究试读：

绪论

一、选题缘起

卓尼地处今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东南部，古属洮州辖地，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生态环境创造出了灿烂悠久的历史文明。唐、宋、元、明各朝曾在这里设置了大量军政重镇及古长城等军事设防遗址，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卓尼是以藏族为主的多民族聚集地，长期以来，在与自然环境和各种封建势力的斗争中，铸就了各族人民淳朴敦厚、诚信友善和热情豪放的性格特征，也积淀了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和民族风韵。卓尼也曾因孕育了开创西藏策墨林传承制度的摄政王——策墨林一世至四世，而被后世称为“藏王故里”。以禅定寺为代表的诸多寺院和卓尼版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的刊印，创造了灿烂的藏传佛教文化。

坐落于卓尼县城洮河北岸台地上的卓尼古刹禅定寺，藏语称“卓尼·丹增达吉林”，当地民间称“卓尼大寺”，距今已有七百多年历史。在其改宗为格鲁派之前，是安多藏区规模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据说香火最盛时期僧侣超过5200余人。禅定寺占地面积近百亩，有大小建筑物一百七十多幢，曾统领洮、河、岷、迭、宕、蒙古等地区大小属寺108座之多。自公元1295年扩建后，在卓尼二十代土司的支持及苦心经营下，成为甘青藏区三大佛教寺院之一。

土司制度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央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一种特殊的统治方式。它渊源于中国传统的羁縻政策，形成于蒙古统一全国、建立元朝的过程中，发展并完善于明朝，衰落并延续至清代和民国时期。卓尼土司始祖些地于明朝永乐年间进京贡马内附，到第二十代土司杨复兴于20世纪50年代废除土司制度，经历了明、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时期，共五百余年的历史。不论从其历史还是从其影响来看，卓尼土司制度在西北土司群中有着典型性。

在平时的学习与研究中，本人对土司制度和西北历史一直有浓厚兴趣。此外，本人来自甘南藏区，搜集史料有地利之便，在不断探讨问题的同时也在该地区进行了田野调查。由于生于斯长于斯，从某种意义上说，选择对甘肃卓尼土司展开研究也可以说是一种使命感的驱动。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卓尼土司是西北土司群中比较具有典型性的一个土司，除了与历代中央王朝保持密切的联系外，还与各方势力及周边势力交往甚密：土司与禅定寺唇齿相依，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与藏传佛教格鲁派拉卜楞寺保持密切往来；西藏策墨林传承制度的摄政王策墨林一世至四世均出于卓尼，卓尼也因此成为有名的“藏王故里”；出于扩大和巩固自我实力的需要，卓尼土司还与蒙古阿拉善亲王多次通婚。基于以上几点，卓尼土司成为历代封建中央王朝及民国政府羁縻控制的对象。

在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中，民族问题始终存在，必须妥善处理。为了将民族地区从由土司管理的间接统治转变为由朝廷直接统治，早在清代就有在西北地区实行改土归流的打算，但土司制度的长期存在与少数民族的部落制度和宗教紧密相连，改土归流难度较大。清中叶以后，由于内忧外患，清王朝逐渐衰微，因此在镇压西北少数民族起义的过程中，由于力不从心，还需借助土司的力量。这样，废除西北土司制度之事，清代难以实现，一直延续到了民国时期。杨氏土司由于以上原因及一些特殊原因，一直到解放初期才废除，这在全国土司中也是少有的。

因此，本文选择以甘肃安多藏区著名的杨氏土司作为研究对象，其目的在于探讨卓尼土司何以在历经明、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时期，五百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做到甘南地区一家独大？其独特的土司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军事制度等各个方面其具体表现是什么？有何特性？同时，卓尼土司作为封建时代中央王朝羁縻统治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个缩影，其自身又是如何从兴起、发展、巩固到最后消亡的？与其他地区土司制度相比较，它的特殊性体现在什么地方？又为何具有这些特点？

对甘肃卓尼土司制度展开研究，其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卓尼土司展开研究有助于正确评价历代中央王朝对藏区的施政状况。

从元到清，中央王朝对藏区的施政举措中，比较重要的一项就是推行土司制度。明朝时期，中央王朝就已经将甘青藏区的施政中心转移到了河、洮、岷地区，该区域成为明中央王朝对广大藏区施政的战略要冲。明廷称甘、青地区的藏族为“西番”，对整个藏区实行“内按诸夏，外抚四夷，一视同仁，咸期生遂”的政策。主要是以政治手段来统治该区域；清朝前期，三藩之乱与准噶尔叛乱接踵而至，清廷用藏传佛教来笼络蒙古的同时，将施政重心放在了藏区。卓尼地处安多藏区，民族众多，卓尼土司制度是甘、青藏族地区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广泛的土司历史文化之一，历经明、清、民国以及新中国四个时期，传承二十代，共达五百余年。以管窥豹，对卓尼土司制度及家族兴亡史进行研究，可以正确评价中央政府对藏区的施政状况以及藏区的政治地位。

第二，卓尼土司发展历程反映了当地民族关系的变迁。

从地理位置看，现在的卓尼县地处甘南藏族自治州东南部，东接岷县、漳县，北靠渭源、康乐、和政，南邻迭部和四川省若尔盖，西通合作、夏河、碌曲，中部与临潭县相接。处于汉藏、藏、回等区域边缘，有藏、汉、回、土、蒙等十万多勤劳朴实的各族人民。而在历史上，卓尼土司所统治的辖区远远大于如今的卓尼县区域。直到清末，杨氏土司的势力已扩展到包括今天卓尼、迭部全境，以及舟曲、临潭及岷县部分地区。

卓尼土司在甘青藏区一家独大，这个壮大过程是极其漫长的，卓尼土司与周边民族始终保持着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土司境内有藏族、回族、汉族、蒙古族和土族等少数民族。各民族之间虽然也有摩擦和冲突，但总体来说是比较和谐的。土司家族注重人才的培养，除了对藏传佛教的扶持外，同时吸收了内地先进的汉文化。此外，还有一些外来户租种了土司的土地，这些外来户很多都是其他民族的贫苦农民。他们通过租田、入赘等多种方式融合到当地百姓生活中。因此卓尼土司家族的扩张历史，就是当地民族关系的一部变迁史。

到了民国时期，军阀混战，第十九代土司杨积庆与西北马家军阀马仲英和甘肃军阀鲁大昌之间发生了很多摩擦，民族关系紧张，尤其是藏、回关系一度陷入低谷。研究当时历史，对我们如何更好处理卓尼地区，甚至甘南藏区复杂的民族关系均能提供借鉴。

第三，卓尼土司制度本身具有典型性。

卓尼土司政权是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遵循着世代延续下来的一种习惯法：即“政属于土司，教属于僧纲；兄任民长，管理民政，弟任寺主，主持宗教；土司长子例袭土司，次子例袭僧纲。遇独子时，土司得兼僧纲，政教合而为一。”

由于单传或其他原因，在卓尼大寺的僧纲谱系中，仅有六任僧纲是专职的，其余均由土司兼任。而当土司早亡或一时难以选定继承人，僧纲也可破例承袭土司；土司和僧纲的承袭者均年幼不能理政时，可由祖母或母亲代理政教事务。

但这些承袭制度并不是必须严格遵守，一成不变的。如第十八代土司杨作霖身后无嗣，遂选定侄孙杨积庆来承袭土司职务。因此，同样是政教合一，但卓尼土司的政教合一与西藏、夏河拉卜楞寺的政教合一制有所不同，西藏和拉卜楞寺的政权是低于教权的，而在卓尼，政权高于教权，教权为政权服务。卓尼土司为了发展壮大，牢牢将族权、教权和政权在手中，到必要时候，政权高于一切。

第四，卓尼土司政权与历代中央王朝保持了密切的联系。

卓尼政教合一制度历经五百余年，这与中央王朝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明永乐十六年（1418年），卓尼部落头人些地朝京贡马内附，朝廷封些地为“正千户”，并因功授世袭指挥佥事兼武德将军，总领地方政教大权，从此些地集族权、教权、政权于一身，成为卓尼历史上第一代土司。1508年，第五代土司旺秀赴京觐见皇帝，帝赐姓杨，更名洪，卓尼土司杨姓自此开始。之后杨家土司不断扩张辖区，至清代势力极盛，成为甘青各土司中势力最强者。直至1713年，康熙皇帝召见卓尼大寺主持堪布阿旺赤勒嘉措，授僧纲之职，是洮州五僧纲之一，并御赐“禅定寺”匾额，镌刻于寺门，寺名沿用至今，从此卓尼土司引领安多地区文化扬名藏区。而在清朝改土归流过程中，卓尼土司能始终保持土司政权的存在和稳定。卓尼土司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卓尼土司不定期向朝廷进贡；第二是服从政府征调，平息各路叛军。

在改朝换代过程中，历代土司均能审时度势，处理好各种复杂关系，历经多朝更迭而不衰。卓尼土司以大局为重，定位准确，深谋远虑，这在边疆为数众多的大大小小土司中并不多见。

第五，学界对杨土司及其家族一直缺乏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

土司制度研究学界早已开始，但从内容来看，目光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对于西北土司的研究少而零散。涉及卓尼土司的研究更是少而又少，较成系统的只有杨士宏等学者为数不多的几部。其他研究则多是对第十九代、二十代土司口述资料的整理，而对整个家族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研究明显欠缺。然而，卓尼土司存在五百多年，其“兄任土司，弟任僧纲”的独特政教合一体系放眼全国也非常罕见。而事实上，卓尼土司也因为在甘青地区一家独大而在区域内产生广泛影响。

第六，第十九代土司杨积庆对中国革命贡献巨大。

卓尼土司历代能人辈出，就家族关键人物来说，第十九代土司杨积庆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可说居功甚伟。

杨积庆所处的时代正是时局大变化的时代，辛亥革命由胜利到失败，由此而来的军阀混战、地方割据，使得这位封建土司经受住了政权变幻的严峻考验。1935年9月至1936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先后途径卓尼，杨积庆主动撤退藏兵，并派人开仓供粮，抢修栈道，为实现红军北上战略方针做出了重大贡献。卓尼土司家族在关键时刻以大局为重，最终保全了本部族，也发展壮大了自己，这对今天中国如何处理对外关系和国内各民族团结互助、共同发展提供了借鉴意义。

总之，要想解剖中国土司制度的发展变迁，卓尼杨氏土司家族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案例或代表来进行分析。卓尼杨氏土司家族有非常完整的谱系记载；有非常典型的土司承袭制度；历时500余年与中央王朝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地处藏、汉、回边缘，其区域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特征明显；有独具特色的“兵马田”封建土地制度和军事制度等，同时又与西藏、蒙古和拉卜楞地区保持有法缘关系……这些均有助于我们更多深入地了解安多藏区多民族的历史文化变迁。

当然，卓尼土司的历史文化是整个藏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供研究者借鉴的资料也很丰富，因而对卓尼土司家族制度及其区域发展展开研究，可以极大丰富我国民族史、区域发展史研究的内容。

三、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陈寅恪先生曾就史料整理问题提到“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潮流”。研究中国土司制度自然也离不开对相关史料的整理和搜集，除《明实录》《清实录》《清史稿》等正史外，学界还多从地方志及藏文历史文献中挖掘、梳理有关土司历史、宗教、文化方面的材料。

早在20世纪初，《东方杂志》《地学杂志》等刊物就已经发表了一些关于土司的论述和调查，如《地学杂志》于1911年9月发表的《贵州土司现状》和《东方杂志》于1907年11月、1913年3月分别发表的《土司维新》和《云南土司一览》等，但当时的作者们大都没有受过近代学术训练，文章一般写出来都是泛泛而谈，比较粗糙，算不上严格的学术论著。

具有近代学术意义的关于土司制度的研究应该始于20世纪30年代，其背景之一是民族学在中国逐步兴起，加之内忧外患，时局艰危，开发边疆、改进边政等问题吸引了许多学者的目光，查阅《边政公论》《新亚细亚》《禹贡》《地学杂志》等刊物，学者凌纯声、江应梁、林耀华等人对土司制度均有发声。

凌纯声其时著有《中国边政之土司制度》一文，该文依据《明史》、毛奇龄《蛮司合志》、万历《云南通志》《土官底簿》等史籍文献和调查资料，运用传统治学方法即实证法撰写而成，言之确凿、文章翔实、证据充足，虽仅针对土司制度某一方面理论，但在当时有开创性影响；江应梁《云南土司制度之利弊与存废》一文对云南土司制度起源有所论及；林耀华之《川康北界的嘉绒土司》一文，提出土司发展利用姻亲关系，是对早期土司成长发展普遍情形的一种概括，作者对川康北部的梭磨、卓克基、松岗、党坝四个嘉绒土司的地理位置、周围环境、居住人口、宗教信仰等方面做了很仔细的考察、获得大量资料，同时对四土司的授职时间、承袭世袭、兴衰大事等一一做了简要论述。对四土司以姻亲关系为纽带，盘踞一方，发展壮大的情形进行揭示；周希武《玉树调查记》中对于青海玉树25族设置的土千户土百户情况进行介绍，内容还涉及玉树地理环境与宗教习俗，因作者是驻玉树军队文职人员，所以这也是当时军队利用民族学、人类学对其服务的典范。

佘贻泽《中国土司制度》是早期土司制度研究论著中必须要提到的一部著作，该书十三万多字，依据《史记》《汉书》《大明会典》《皇朝会典》《四川通志》等史籍文献，以史料作证据，对土司制度几个问题做以实证研究，就土司沿革、改流方面做了概略叙述。

其后，蔡美彪等人编著的《中国通史》在第九分册《对南方诸民族的统治》中简单地概述了土司与改土归流问题，但并未明确地提出“土司制度”这一概念。由白寿彝总主编、于毓锉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九章第四节“西南地区的土司制度与 ‘改土归流’”，对土司制度和“改土归流”进行了概括性的论述。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对民族问题研究重视，对土司制度的研究也逐渐热烈起来，尤中《简论“土司制度”》对土司制度的起源和形成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土司制度最早产生于汉武帝时期，汉武帝在 ‘西南夷’地区设置郡县的同时，仍封夜郎王、滇王为王，这些土著的王、侯就是土司。其后，莫俊卿、粟冠昌等人提出“土司始于唐，确立于北宋”；杜玉亭指出在元代，云南土司制度已经形成了。龚荫提出土司制度开始于元代，完备于明代。

这一时期，江应梁《明代云南境内的土官与土司》、吴永章《中国土司制度渊源与发展史》、龚荫《中国土司制度》等著作，均对中国土司制度做了全面、系统、较深入的研究。上述几部著作体现了中国土司制度研究的理论发展，可以说，在整个20世纪，以上理论已经成为一种治理政策的理论。

新中国成立后，土司研究资料据搜集、整理看来，主要牵涉地方有湘西、广西、湖北、四川、云南等地，涉及民族以壮族、土家族为主。

纵观20世纪中国土司制度研究，严格来说，“只能说是刚刚起步，离揭示实质、找出规律还相距甚远”。2．对西南、西北藏区土司的研究

对于藏区土司研究，学界开展比较早，文阶《德格土司之过去和现在》和孤僧《西康之土司喇嘛》很早就对德格土司和西康土司喇嘛进行研究。此后，郑象铣在《西康的木里土司》中调查了西康木里土司的发展以及在该地设置土司的原因。都淦《四川藏族地区土司制度概述》认为土司制度在藏族地区的正式形成始于元代，明代在承认元朝所封土司基础上，又册封了更多土司。赵云田《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沿革史》论及清朝在边疆“因俗而治”时，未提到甘青地区土司，可以说是其中一个很大的遗憾。

任新建《明正土司考略》对明正土司建置及名称由来和家世变迁进行了探讨考证，崔永红《论青海土官、土司制度的历史变迁》认为清代土司制度与明代土司制度大同小异，随着时代的进步，土司制度日益消亡。洲塔、贾霄锋《试析明代藏区土司的朝贡制度》就明代藏区土司的朝贡类型、贡期、朝贡者身份及朝贡人数等方面进行剖析，揭示了明代藏区土司朝贡制度的内涵。

对于川西北藏区的改土归流，李殿元《论四川改土归流及其对民族地区开发的意义》一文探讨了土司制度的缘起和改土归流的实施，肯定了改土归流的历史意义和积极作用；程贤敏《改土归流与康区社会》对康区土司的改土归流作了系统研究；台湾庄吉发《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就乾隆平定大小金川事件展开研究；李家瑞《川西北嘉绒藏族的土屯制度》利用社会调查资料，对乾隆平定大小金川所采取的各种措施手段进行分析。

西南地区是土司制度实施最为广泛的地区，因而对这一地区土司制度的研究历来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相比较而言，对西北土司制度的研究目前还不是很多。

其中李玉成的《青海土司制度兴衰史略》系统论述了青海土司制度的由来、明清时期青海土司制度和19家土司情况以及衰落与废除。桑吉的《卓尼土司制度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认为清政府在甘青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以流管土、以土治番的政策，在安定西北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李建宁的《清代管理青海河湟地区方略简述》论述了清代中央政府在河湟地区完善军政设置，政治上推行土流参治，对少数民族实行“因其教不易俗”的政策。高士荣的《西北土司制度研究》系统阐述了西北土司制度产生的基础——羁縻政策，以及历经元、明、清三代，西北土司制度的发展历程、管理机构、统治特点、土司职责和历史作用等。李清凌的《元明清时期甘青地区的土司制》着重介绍了甘青土司形成的特点、土司与流官的关系以及土司制在制度文化上的创新等内容。

此外，高士荣《明代西北地区推行土司制度刍议》（《西北史地》,1996年第3期）一文，分析明朝在西北地区推行土司制度的原因。张维光的《明代河湟地区“土流参治”浅述》认为河湟地区的土司大约形成于明朝中后期。明朝采取了不同于西南地区以土司统治为主、流官为辅的方式，而在河湟地区是以流官统治为主、土官为辅，并指出了河湟地区土官与西南、中南地区土司有别的根据，进一步论述了河湟地区“土流参治”的作用及影响。朱普选《青海土司制度研究》（《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王晓霞《明清对湟水流域土司的管理方略概述》（《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从不同角度对青海地区的土司制度进行了分析研究。

涉及西南、西北藏区土司的文献与论著还有李茂郁《试论清末川边改土归流》、晏春元《绰斯甲土司制度概述》、陈泛舟《试论明代对川西北民族地区的政策》、勒热格尔玛《格尔底寺与麦桑土司》、雀丹《瓦寺土司历史沿革简介》、益西汪秋《试析木里土司的政治经济结构》等。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对《川滇边务档案资料》的整理以及吴丰培《赵尔丰川边奏牍》的发行使人们对赵尔丰川边新政研究有了可靠的资料来源。其他如黎宗华《安多藏族史略》、李绍民《历代中央王朝在四川藏区的建置》、石硕《茶马古道及其历史文化价值》、陈庆英《明代甘青川藏族地区的政治述略》、洲塔《甘肃藏族通史》《甘青藏族部落社会》（藏文版）等都为藏区土司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材料。3．对卓尼土司的研究

和其他地区民族土司家族研究相比较而言，有关记载卓尼人文地理的文献资料较多，但是针对研究卓尼土司的专著及文章少而零散，而这些论著中，对于第十九代土司杨积庆的研究则占了大宗。

民国时期国内学术界对西北地区的关注与研究，大体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危机紧密相关。抗战开始，尤其是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整个西北和西南成为抗战的后方基地，所谓边政之学兴盛一时，许多学者和考察家以官方或非官方的方式对西北地区进行了不同形式的考察，甘南藏区成为考察的重点之一，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社会等诸多方面。如竺可桢的得意门生张其昀考察甘南夏河期间著有《夏河县志》，马鹤天先生受蒙藏委员会委派，对甘青藏区进行为期三年的考察，著有《甘青藏边区考察记》。1937年，顾颉刚受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和西北移恳促进会的委托，对西北民族地区进行考察，涉足临潭、卓尼、夏河和黑错等地，著有《西北考察日记》。

此间对卓尼地区考察较多的当属李安宅夫妇和明驮。藏学家李安宅夫妇在西北考察期间，通过实地调查，著出大量反映藏族文学和民情风俗的文章。李安宅在《川甘数县边民分布概况》中对卓尼族群的分布进行了介绍，于式玉的《黑错、临潭、卓尼一带旅行日记》以游记的形式也对该地区详加考察。1935年，范长江以《大公报》记者的身份采访卓尼，其后发表了很多关于杨积庆的事迹的文章，包括后来出版的《中国西北角》中均有对卓尼第十九代土司杨积庆的记载。

针对“卓尼”一词的来源，明驼在1941年1卷1期《边政公论》上发表《卓尼之过去与未来》。文中指出，大约明朝初年，一部分康藏人搬进卓尼，因看到当地有两棵马尾松树（藏语称“交相”），遂把该地称为“卓尼”（从“交相”转音而来），后来的学者也多持该说。笔者注意到，“卓尼”一词的来源与树木有关的说法，均来自嘉木样协巴《卓尼（丹珠尔）目录》和智观巴·贡却乎巴饶吉《安多政教史》的记载。不过学者宗喀·漾正冈布在《卓尼生态文化》中认为该说“都还是猜测，并无可靠之根据”，原因是“马尾松为喜温植物，其较西分布在四川中部大相岭东坡，西南至贵州贵阳，毕节及云南富宁一带，在卓尼是否有此种树木生长有待考证。”

此后，涉及卓尼土司研究的论著有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著，吴均、毛继祖、马世林翻译的《安多政教史》、嘉木样协巴·久美旺布《卓尼政教史》、丹曲、谢建华《甘肃藏族史》、洲塔《甘肃藏族部落的社会与历史研究》、马永寿《卓尼史话》等论著。传记类有杨士宏《卓尼土司传略》、贡保旺杰《卓尼土司史略》（藏文版）；地方志《洮州厅志》《河州志》《卓尼县志》《安多古刹禅定寺》等；学术论文主要有刘继华的《民国时期甘肃土司制度变迁研究——以卓尼杨土司、拉卜楞土司群为例》，以及谷苞的《卓尼番区的土司制度》、明驼《卓尼之过去与未来》、王继光《安多藏区土司家族谱辑录研究》、刘进《羁縻与渗透：抗战时期国民党政权处理西北民族问题策略透视——以1937年甘肃卓尼事变为例》、杨勇《试论卓尼大寺在安多藏区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等；论文集有《吴均藏学文集》《李安宅——于式玉藏学文论选》《祝启源藏学研究文集》等。这些文献资料都对卓尼土司制度做了一定范围的研究，为本论文撰写提供了很大的参考价值。

卓尼土司传承二十代，能人辈出，就家族关键人物来说，第十九代土司杨积庆对中国革命贡献巨大，学界对此研究较多。

1935年至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红一方面军和红二、四方面军先后途经甘南，横跨当时由卓尼土司杨积庆所管辖的迭部达拉、腊子等7个旗（乡）。1935年9月，红军到达迭部俄界村，蒋介石派遣胡宗南赴西固堵截红军，甘肃军阀鲁大昌固守腊子口。同时，又让时任洮岷保安司令的杨积庆出动所有藏兵在迭部全力狙击红军。

杨积庆自知卓尼弹丸之地，兵力不强，弹药不多，恐不是红军对手，而鲁大昌又在岷县虎视眈眈。经过一番艰难的抉择，杨积庆表面遵照电令执行，暗中主动撤退，开仓供粮，抢修栈道，为实现红军北上做出了重大贡献。

对杨积庆本人的研究，多见于一些口述资料及文史资料选编中。20世纪80年代，中央召开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会议，确定要对民族地区史料及1949年以后史料进行征集。要求撰稿人忠于历史，秉笔直书，不为亲者讳，尊者讳，不溢美，不贬损。正是在此背景下，甘肃省市、自治州和其他地区一样对当地文史资料进行搜集。

其中，《甘肃文史资料选辑》共编辑出版了五辑，当时是内部发行，所以印数很少，由于选辑多已无法找到，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于1986年开始重印五辑，满足了甘肃近现代史的研究。关于杨积庆的研究，除在《甘肃文史资料选辑》中有零星记录外，《甘南文史资料选辑》和《卓尼文史资料选辑》还保存了一些丰富珍贵的口述材料，如杨北辰《卓尼北山事件》、苗滋庶《卓尼博峪事变》、贾大均《关于田昆山查办卓尼兵变案的经过》，杨生华《杨土司支援红军过卓尼迭部》《卓尼卜峪事变的前后》《保甲制度在插岗的破产》《卓尼解放前后的杨复兴》等都为我们了解杨积庆的一生提供了非常珍贵的材料。年轻学辈中，中央民族大学索南草的硕士论文《卓尼土司杨积庆研究》一文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及处理各民族关系五个方面评述了杨积庆一生的功过得失。这些史料论文都为我们了解卓尼土司，尤其是土司家族消亡的历史提供了非常珍贵的材料。

卓尼土司与禅定寺政教合一，其统治之所以五百余年屹立藏区不到，禅定寺也保持其在安多藏区的宗教势力影响，很重要的两个原因是：卓尼孕育了四任西藏策墨林摄政王，卓尼成为“藏王故里”；另外，卓尼第十一代土司杨汝松和十四代土司杨声时期曾刊刻卓尼版《大藏经》，成为清代《大藏经》刊刻印版里善本之一。

在藏族历史上，除了达赖和班禅两大活佛系统外，还有其他比较重要的活佛转世系统，最著名的便是策墨林活佛系统。一世策墨林阿旺楚臣出生于卓尼洮砚乡下达勿村；二世策墨林阿旺降贝楚臣出生于卓尼柳林镇；三世策墨林龙布嘉措是卓尼唐噶川村人；四世策墨林阿旺土登克珠格勒嘉措系卓尼靥盖族村人。策墨林活佛系统在清代藏族历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三次荣任甘丹寺赤巴，三次出任代理达赖喇嘛之摄政王，两次任达赖喇嘛之经师，这一活佛系统为清王朝巩固西藏地区统治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学界对于四任策墨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二世策墨林诺门汗，二世策墨林阿旺降白楚臣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六月至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六月近26年的时间里，担任西藏摄政，代理达赖喇嘛掌办商上事务。其间，由于其利用手中权力侵犯了达赖、班禅及西藏主要政教力量的利益，导致西藏地方内部的政治纠纷，时任驻藏大臣的琦善将策墨林诺门汗革职流放，不准其转世。

为了不使该活佛转世系统中断，卓尼杨土司及禅定寺在二世策墨林圆寂之时，多方活动并与西藏策墨林拉章共同商议寻找二世的转世灵童，禅定寺按照仪轨认定卓尼唐噶川村龙布嘉措为二世转世灵童，杨土司和禅定寺为其举行了隆重的坐床仪式，进入禅定寺显宗学院。为了得到清朝的认可，杨土司及禅定寺与西藏色拉寺及策墨林拉章共同奏请驻藏大臣松溎代奏光绪皇帝，最终获得清廷恩准获封。对此事件的研究中，比较重要的是顾祖成的《论二世诺门汗阿旺降白楚臣嘉措事件》、张庆有的《琦善与策墨林诺门汗》《琦善治藏及其同掌办商上事务策墨林诺门汗纠葛评述》和日本学者铃木中正的《关于1844年的拉萨政变》。但铃木将此次事件评述为“西藏的叛乱”，显然选取了一些带有偏见的材料，相比之下，国内学者则比较中正客观。

对二世策墨林的出生年月，国内外学界并无异议，但对其流放地点，圆寂时间、地点以及三世策墨林活佛的出生年份一直论争不断，仅二世圆寂地点就有黑龙江、土尔扈特、卓尼原籍等多种说法，周学军的《策墨林诺门汗二世卒年辨析》《二世策墨林诺门汗活佛圆寂日期与地点续考》通过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的查找，找到了有关的两件奏折，廓清了二世策墨林诺门汗的圆寂时间。李晨升的《策墨林诺门汗事件考证》认为，“长期以来，由地方政府、贵族和寺院等三大领主组成的统治集团远非铁板一块”，策墨林诺门汗事件成为说明中央王朝与西藏地方关系的一个极好的案例”。

学界还对卓尼版《大藏经》的产生及发展进行研究。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第十一世土司杨汝松耗时10年主持刊印《甘珠尔》；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第十四世土司杨声耗时21年主持刊印出《丹珠尔》。卓尼木刻版藏文《大藏经》，可说是清代诸版本中的善本之一，扬名于国内外。卓尼大藏经的刻印凸显了卓尼土司政教系统，大大提升了土司的声望及文化、政治诉求。如今，只有美国华盛顿国立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北京图书馆、北京民族文化宫、南京图书馆收藏有卓尼版《大藏经》。

在这方面代表性的文章有东主才让的《几种藏文 <大藏经>版本的异同比较》、丹珠的《卓尼版 <大藏经>以及禅定寺的印经业》。此外，杨茂森在《卓尼版 <大藏经>》一文中将卓尼木刻版藏文《大藏经》称之为清代诸版本中的善本之一，同时廓清了学界个别学者论争的“卓尼旧版”和“卓尼新版”之说。4．对土司家族及关键人物的研究

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有许多影响深远的少数民族土司家族。在甘肃地区，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连城鲁土司家族、青海民和李土司家族、河州何土司家族，此外还有云南纳西木氏土司家族、四川木里土司家族等。这些少数民族土司家族均长期占据一定的区域，世袭罔替，雄踞一方，对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发展产生过非常巨大的影响。

这方面的著作中，多以近年来青年学者居多，如齐德舜的博士论文《唃厮啰家族世系史》对在西北地区的历史中传承近千年并具有巨大影响的唃厮啰家族进行研究。该文以唃厮啰家族的世系传承为主线，以中央王朝在西北地区的民族政策为辅线，自北宋初期唃厮啰的出生一直写到新中国建立之后末代土司赵天乙的悲剧人生，时间跨度长达近千年；扎西当知的博士论文《吐蕃噶氏家族研究》全文采用藏文撰写，对吐蕃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噶尔·东赞宇松（即汉文史料记载中的禄东赞）及其家族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李小凤的硕士论文《福建陈棣丁氏回族文学家族研究》将研究的视角转向了家族文化，从地缘和血缘两方面探讨空间地理和家族文化对丁氏家族的影响，分析该家族在保存民族文化历程中的不断调整，最后对古代回族文学家族的创作特征及成因作初步探讨。但令人遗憾的是该文对丁氏家族文化的研究仅限于文学层面，未作深层次的挖掘，尤其是伊斯兰教对于该家族的重要影响以及作为少数民族家族与周边闽南汉族家族间的联系与不同等未能详细论述。

此外还有兰州大学何威的博士论文《河州土司何锁南家族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索南草的硕士论文《卓尼土司杨积庆研究》、中央民族大学赵晔的硕士论文《永胜土司研究》、四川师范大学梁爽的硕士论文《木氏土司研究》、云南师范大学蒋芳春的硕士论文《论明代丽江木氏土司的家族教育》等对少数民族家族及首领均有论及。（二）国外研究述评

政教合一的土司制度、气势恢宏的禅定寺、卓尼版《大藏经》、四任西藏策墨林摄政王以及众多卓尼籍高僧大德，使卓尼土司扬名全国藏区乃至全世界。国外学者专门对卓尼土司制度研究的论著几乎没有，更多的是将重心放到对卓尼地区的考察和游记上。

最早将卓尼土司介绍到国外的应算是美籍奥地利植物学家和人类学家约瑟夫·洛克。1925年，洛克来到卓尼，卓尼第十九代土司杨积庆全力为他的科学考察提供帮助，卓尼、迭部等土司辖区成为洛克的考察基地，他还为美国国会图书馆购买了卓尼版《大藏经》，在美国《国家地理》上发表了他在卓尼的见闻和杨积庆本人的照片。其时，洛克著有《生活在卓尼喇嘛寺》,1928年发表于《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此外，洛克还于1933年发表《迭部的土地》，该文对卓尼从历史地理方面进行研究，同时也是对自己以往考察的一份研究报告。

以洛克为代表，西方人早期对卓尼地区进行考察，更多原因可能是卓尼是从内地到藏区的门户，从洮州出发可前往青海，经卓尼也可南下四川，这条道路被称为“洮迭古道”。早期在卓尼境内进行考察的西方人多为传教士，美国传教士金斯顿和帕克于1877年从兰州到洮州旧城传教，后来前往拉卜楞和西宁。传教士在卓尼土司辖区传教的中心区域主要是洮州旧城和岷县，此外，卓尼录巴寺也是当时他们传教的中心之一。这些传教士在卓尼地区生活多年，回国后写的一部分文章比较有深度，如美国埃克瓦尔在《CulturalRelationson TheKansu TibetanBorder》一文中提到“卓尼土司，通过村落里面的头人管理本地区事务。最终的司法裁定在他那里。当地人们天生就非常讨厌缴税，尽管土司也收税，但税款要比周边的洮州地区轻得多，这些税都到了土司那里。除非特殊情况，这些钱财不会交到汉人政府那里”，这些论述为我们了解卓尼土司辖区徭役赋税制度提供了很大帮助。1923年被派驻到拉卜楞的传教士格里贝诺也提到卓尼土司对当地传教士生活上的帮助。

此外，1909年，英国植物学家威廉·波顿受哈佛大学阿诺德植物园派遣，来中国北部和汉藏文化边界一带考察，从1909至1912年3年间，波顿从北京开始，经过天津、山西，经陕西到达甘肃卓尼，他考察的主要地域在洮河流域，拍摄了大量反映卓尼地貌的图片。同时他以一个民族学家的眼光审视这片土地，尤其对卓尼地区妇女传统服饰的照片，现在看来显得尤为珍贵。同时，他对卓尼大寺“羌姆”法舞大会的照片也反映了土司辖区昔日的盛况，其作品《世界屋脊上——汉藏边缘的一次植物探险》回顾了它在这片神奇土地上的种种探险。

四、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对甘肃卓尼土司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宗教文化制度和军事制度）及其兴亡背景展开研究，论述时间从明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中央王朝授予些地土司称号始，终于1950年中国共产党卓尼自治区工作委员会成立，杨复兴宣布在卓尼废除土司制度。历经明、清、民国、新中国四个时期。（一）研究内容

1．卓尼土司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以“兵马田”和“户世田”为代表的封建土地经济制度、对藏传佛教的扶持及与周边僧俗势力的法缘关系、独特的“兵马田”军事制度；

2．土司谱系、禅定寺僧纲谱系研究；

3．卓尼土司与中央王朝、地方武装势力关系；

4．卓尼地区改土归流；

5．对卓尼土司与其他土司进行比较研究。（二）研究方法

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运用已是当代学术发展的主流趋势，由于本文议题涉及民族史、考古、家族谱系研究、政治、宗教文化、军事等诸多领域，多学科领域之间的交叉和渗透势为必然。本文将从民族史的视角，综合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田野调查、口述实录等内容，探讨卓尼土司家族的兴衰发展及其制度的典型特色。

在材料运用方面，本文力求档案文献与实地考察相结合，史籍材料与口述实录互证、中外文献史料互证，利用档案、史料、地方志、时人论著、回忆录和文集相互采借补证。尽量做到对第一手资料进行排比考证，坚持实证加历史的科学研究方法。

在叙述方法上，采取以时间为序列，围绕土司制度核心问题，对事件进行展开分析，对超出论题范围的概不涉及，以避枝蔓。论述遵从“论丛史出”，运用具体分析与综合归纳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五、研究框架

本文除绪论和余论外，正文共有六个章节，拟通过对卓尼土司其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制度的研究，探讨土司家族如何在大时代大背景下兴盛、发展、灭亡的全过程。绪论部分交代个人研究动机和方法，资料收集过程，心得和感想，并就所搜集文献进行介绍。

正文部分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对卓尼土司制度进行探讨。

从空间维度来说，六个章节分别涉及土司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制度，一是着重讨论卓尼土司内部承袭、结构与管理，土司封建土地经济制度等；二是着重于土司与外界的联系，包括与中央王朝的互动，与西藏、蒙古、拉卜楞等区域的宗教文化关系，与甘肃地方军阀之间的斗争关系等。通过卓尼土司家族对区域社会的影响，来展现卓尼土司的特性。

从时间维度来说，文章涉及卓尼土司的兴起、发展和消亡，以此展现卓尼土司如何做大做强，成为甘青地区一家独大的历史过程。

第一章是卓尼地区概况及卓尼土司的兴起。这一部分主要涉及卓尼历史沿革和卓尼土司的兴起，重点放在对卓尼藏族族源的探讨上。

第二章涉及卓尼土司政治制度及与禅定寺的法缘关系。卓尼土司与禅定寺紧密结合，孕育出独特的政教合一制度，采取“兄任民长，弟任寺主”的家族式统治。卓尼土司要不断发展壮大，必定要在家族内部增强内聚力，消除兄弟阋墙的隔阂，实现家族内部的顺利交替，同时借助宗教的力量使教权、神权、族权牢牢掌握在土司的手中。这一章节是全文的重点，卓尼土司从第一代土司些地投诚明朝，到末代土司杨复兴宣布废除土司制度，历经明、清、民国，直至新中国的成立，大约五百余年。在中国历代土司家族中颇具典型性和独特性。

第三章重点探讨政教合一制度下的封建土地经济形态。土司作为中央王朝在民族地区的代理统治阶级，虽“受天朝爵号，实自王其地”，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决定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土司要做大做强，就要扩大土地。卓尼土司土地经济形态有“兵马田”、“户世田”、“香火田”等多种经济形态。正是通过这种土地与人的依附关系，土司才能将民众紧紧抓在手中。

第四章探讨卓尼土司军事制度及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卓尼土司军事制度和土地制度结合紧密，“兵马田”既是一种经济形态，同时也是一种军事形态。而与中央王朝之间的互动，使得卓尼土司屹立历史长河而不倒。杨氏土司历时二十代，其间也有过危机存亡，他们在卓尼地区面对的不仅仅是生存的问题，更多的是如何发展，如何扩大祖宗的基业，这些都考验着每一代土司的智慧。而在二十代土司中，第一代土司些地、第九代土司杨朝梁、第十九代土司杨积庆和末代土司杨复兴等均在历史关键时期对土司家族的生存及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其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定期或不定期朝贡，二是服从征调。同时，通过朝贡，土司获得政治地位；通过征调，土司收服各地叛军，逐渐扩大自己领地和统治范围。

第五章论述卓尼土司对藏传佛教文化的扶持及与地方僧俗势力的关系。这章涉及土司宗教文化制度，卓尼土司可以被称之为“文化土司”，他们重视对家族子弟的培养。除了对汉文化的吸收外，更多的是对藏族文化发展的贡献。这主要体现在卓尼版《大藏经》的刊印。此外，卓尼土司的发展进程与地方势力及周边民族关系息息相关。为了维持其在安多藏区的稳固地位，卓尼土司除了与禅定寺绑在一起，还直接与拉卜楞寺和西藏保持法缘关系、与阿拉善蒙古亲王多次通婚。而西藏四任策墨林摄政王的出现，也使得卓尼名扬四海，成为“藏王故里”。

第六章主要讲述卓尼地区改土归流和土司制度的消亡。第十八代土司杨作霖时期，清廷已经有对卓尼地区改土归流的打算，但基于各种原因一直未能实施。民国时期，甘肃地方军阀试图染指土司辖区，国民政府趁此对卓尼改土归流，但由于土司制度在藏区深入人心，致使改流最后并不彻底。直到新中国成立，第二十代土司杨复兴宣布废除土司制度，统治卓尼、迭部、舟曲各地的卓尼土司制度才彻底消除。而在此之前，第十九代土司杨积庆身处时代漩涡，审时度势，与甘肃军阀鲁大昌斡旋，支援红军入甘，对中国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余论就卓尼土司制度与四川木里土司制度展开比较研究，木里土司也是政教合一，但在具体承袭制度方面又与卓尼土司有差别，而正是这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使得卓尼土司与其他地区土司一样长存于历史长河。作为“甘青地区最大土司”，卓尼杨氏对当地区域的发展变迁无疑有深刻的影响，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区域的发展与卓尼杨氏家族的变迁始终息息相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个个体的发展反映了一个家族的兴衰，而家族的兴衰同时折射了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变迁。

六、研究创新与研究难点

土司制度是封建时期中央政府管理各地少数民族地区的有效手段。这一制度的贯彻实施同时也受到各地社会文化领域方面的影响和制约。就目前全国土司制度研究来说，学者关注的重点主要是西南地区，对西北地区土司研究少而零散，并且也仅有兰州大学、西北民族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少数几所科研院校对此展开研究，而在西北土司研究中，又更倾向对河州土司、宕昌土司等的研究，对卓尼土司的研究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盲点。然而，卓尼土司雄踞西北五百多年，对区域影响非常之大，对其开展深层次、多角度、系统性的研究显得尤为必要。

卓尼土司横跨明、清、民国、新中国四个时期，世守忠贞五百年，在甘青地区一家独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是本文所要着力阐述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回到卓尼土司制度本身。卓尼土司最明显的制度，也为外人所熟知的是它“政属于土司，教属于僧纲，兄任民长，管理政务，弟任寺主，管理教务，如遇独子，土司兼任僧纲”的政教合一制度。而对于其军事制度、封建经济制度等方面的探讨少之又少。

卓尼土司可以说是一个文化土司，作为藏区土司的代表性家族，卓尼第十一代土司杨汝松和十四代土司杨声耗费巨资刊印了卓尼版《大藏经》，这对藏族文化的传播影响非常深远。而禅定寺建寺700余年，土司与禅定寺之间形成了密切的关系，二者相辅相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禅定寺对安多藏区藏传佛教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与卓尼土司的扶持是分不开的。

卓尼土司制度废除之后，其支系后裔散布兰州、北京甚至海外，这在全国土司群体中都具有一定代表性，纵观学者对卓尼土司的研究，鲜见系统性的呈现。除一些对十九代、二十代土司口述资料的整理外，对其家族政治、经济以及婚姻、文化等领域的研究非常欠缺，在这一方面，本文希望为全国土司制度研究提供一种范式。

杨氏土司家族生活在藏、汉、回多民族边缘地区，他们有自己所辖的区域，有自己所管的属民，更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历代中央政府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均十分注意处理与杨氏家族的关系，杨氏土司家族的命运同历代中央政府的民族政策息息相关。这对当下如何合理处理民族关系也提供了借鉴意义。

从论文的难点来说，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学界对卓尼土司研究成果较少，所以在搜集整理此类资料方面颇费周折；二是国外学者对于西北土司尤其是卓尼土司研究几乎没有，在东西方学术对比方面，笔者难以得到借鉴，这也成为本论文的一个遗憾；三是很多有关卓尼土司的重要史料（如信函、通告等）由于毁于兵燹，缺乏第一手的资料，多从二手甚至三手引用过来，无论在时间或是数据方面，难免会有出入与疏漏之处；最后，本研究涉及丰富的史料古籍，国内外研究成果，实证性的研究需要有翔实的资料和充分的论据，收集并整理相关研究资料也是本研究课题的一个难点。

七、使用术语的解释

土司制度起源于中央王朝实施的羁縻政策。元代在全国普遍设立土司制度，始创蒙夷参治之法，以防止土司统治区形成相对独立的王国；明代对土司的设立，土官的任用、管理、义务等日趋完善，土司制度也得到充分发展；清代中央集权不断加强，土司制度逐步走向衰落。（二）卓尼土司：对于一般论著中出现的“卓尼嘉波”或是“卓尼横布”，本文一律采用“卓尼土司”，这是因为：1．汉文史料中，一般都沿用中原王朝体系名称，如“土司”、“土官”等；2．藏文史料中，对于“卓尼土司”称呼不一，容易引起混淆，如《安多政教史》中称为“卓尼贡玛”或是“横贡玛”“横布”等；嘉木样《卓尼 <丹珠尔>目录》中称为“赞普”、“嘉波”或是“横”等；3．在卓尼地区，藏民称卓尼土司为“横布”，而汉民称之为“大爷”。“横布”的意思是“王”，没有官员的意思，故我们在文中一律统称为“卓尼土司”。（三）关于历代卓尼土司姓名的汉语写法，沿用杨士宏《卓尼杨土司传略》中的写法。原因在于：关于卓尼土司的藏文史料多来自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安多政教史》，嘉木样协巴·久美旺布的《卓尼 <丹珠尔>目录》；汉文史料中《明实录》、《清实录》和《洮州厅志》等均有不同记载。藏汉典籍中对土司事迹记载不详细，很多事迹与名号记载有出入。杨士宏先生本是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人，熟知卓尼历史掌故，同时精通藏汉双语，加之《卓尼杨土司传略》是研究卓尼土司的一本不可或缺、比较系统的论著。第一章甘肃卓尼地区概况及杨氏土司的兴起

唐以前，我国西北地区一直是历代政权所依托的经济与政治的屏障，西北区域也在中国的版图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自明以降，情况更是如此。明军西进，故元官吏和边疆少数民族首领纷纷归附，作为经略西北地区重要的一环，明廷授他们为土司，以俟筹边。有学者论到，“历代筹边以时势之变迁，自有异同，惟始终以和为依归则无二致，兹分为消极与积极两方面。自秦汉以降，迄于明代，载在史册可以稽考者，殆皆属于消极方面，如秦筑长城、汉主和亲，唐亦师汉策略，而有文成金城公主之远嫁，舅甥同盟之碑文，宋则玉斧划江，羁縻名州，明亦增筑长城，划地自守，历观各代，对于边缴，虽不免时有兵戎之兴，然苟不遭侵扰，即从事玉帛之议，或饵以利禄，或封以爵位，仅具朝贡通好之虚名，决未尝尽一筹边政策之能事。对其内政，绝不过问，一听其浑浑噩噩，自为部落，以相统治。”其实，纵观历代筹边，中央王朝对边疆治理倒也非无所作为，只是与中央王朝自身强盛与否相关。“我们知道，无论哪个国家，当他强盛的时候，一定是边疆最安全的时候，因为国家的强盛，必须先要把边疆做成金城汤池，使敌国外患无由侵入，然后中枢的威权才能巩固，整个国家的安全，才算有了保障。”因此，对一个国家主权安全来讲，边疆问题研究始终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卓尼地处甘肃甘南，位于藏、汉边缘地带，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明代改行省为布政使司，太祖洪武年间，置洮州军民千户所。整个卓尼县境全部属于洮州千户所管辖。洪武十二年（公元1397年），升所为卫，洮州卫隶属陕西都司。基于洮州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众多复杂的民族情况，明廷在西北地区着力推行土司制度。

卓尼藏族在形成过程中，其中一支留居于作格地方的吐蕃后裔移民部落的酋首率部迁居于卓尼县城附近，后凭借内附朝廷之功、宗教寺院之力而逐渐发展成为统治卓尼各部落的土司，这个人就是卓尼第一代土司——些地。明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朝廷授予些地世袭指挥佥事，明武宗时期，第五代土司杨洪进京，明廷准其建置军民千户所，实授土千户，准其世袭，隶属于洮州卫，由陕西都司巩昌府管辖。由此拉开了卓尼土司历经明、清、民国、新中国四个时期、世守忠贞五百年、传承二十代的土司基业。第一节卓尼地区历史沿革一、卓尼地理位置界定

据《卓尼县志》记载，卓尼县位于甘肃省南部、甘南藏族自治州的东北部，东面靠着定西地区的漳县和岷县；南面是迭部和四川若尔盖地区；西面和甘南碌曲、夏河县相继，北面睦邻临夏回族自治州，与康乐和定西地区渭源；中部地区与甘南临潭县环接，“两县边界参差交错，互有两块‘插花地’”。

卓尼地处古洮州西隅，从疆界上来说，历来建置与废置非常频繁，羌、戎、吐蕃、吐谷浑等少数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聚居于此，迁徙游牧，疆界游移不定。自元代以来，整个甘南地区在宗教文化上呈现多元的局面，其中以藏传佛教为主的藏文化、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汉文化和以伊斯兰教为主体的回族文化成为甘南地区的三大主流文化。所以无论从宗教还是部落联盟的管理上来说，都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纽带关系。一直到明朝卓尼土司投诚朝廷，该区域在政教合一的管理范围下才将历来疆界习惯线得到朝廷和地方政府的认可并为广大民众所熟知和遵从。

对于卓尼地区疆界划定，首先要分清楚两个概念，一个是明清时期卓尼土司辖区，一个是现如今卓尼县疆界。

明永乐年间，卓尼第一代土司些地献地投诚内附，此后，历代土司筚路蓝缕，将疆界扩大至后来所统领的四十八旗辖地，至此，卓尼土司疆界始趋于稳定。同时，土司疆界也与“洮州昝土司、卓逊小杨土司、岷州赵、黄土司、会川赵土司、岷州后土司等辖地插花交错”。

据《卓尼县志》记载，卓尼土司辖区“共辖520族，13750户。两万多平方公里，居民62750人。”而到第十九代土司杨积庆时期，辖区包括今卓尼、迭部全境以及舟曲、临潭、夏河、岷县等大部分地区，总面积为三万五千余平方公里。

具体来说，卓尼土司东界至今西湾壕与岷州、洮州为界。东南面从小板子村一直延伸到马烨仓再越过迭山一直到下迭部桑巴沟，最后与赵土司辖地腊子、西尼沟相接。

南面至阿夏沟垴以岷山珠峰与若尔盖相接，一直向南延伸至达拉沟，与若尔盖划出界；东南面的博峪、铁坝、黑番四旗以及博峪沟的杨家卡子村与四川南坪和文县相接；西面的塔乍安古儿村与夏河下巴沟为界，西北直到完科洛村与夏河美武为界限；卓尼北界有甘青著名的“明代边墙”，与河州沙马、思巴、大马家滩、小马家滩、麻山诸关相接；中部是洮州辖地，疆界与昝土司辖地相错。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全国行政区划均有不同程度的变更，解放初期规定各县县以下的行政区划多沿用旧制，随即不久先后废保甲，重建区、乡（镇）、村三级人民政府。本着政治、经济、民族分布等原则，基本上是以历史习惯线为准则，对各地区疆界未重新划界，并且对于地方政府以及当地民众所承认并遵守的疆界予以承认。

卓尼亦遵循这条原则和行政区划的变更，“南随迭部县的分治而将界线缩至迭山一带，东随藏巴哇地区的划入而至黄香沟外甘川公路一带。其余地域因无区划变更而沿袭原疆界。”

具体而言，卓尼东面至柏林乡与漳县塔儿窑村为界，一直向南面延伸到卓尼洮砚乡石旗村又与岷县堡子乡为界；再往东面是洮河又与临潭县陈旗乡为邻；南面自木耳乡阿角沟沿迭山走向至西到石巴沟与迭部县为界，又西至尼巴乡江车沟与四川省若尔盖县为界；西面自扎古录乡与夏河县下巴沟为界，再向南至江车沟与碌曲县为界，向北至完冒乡与夏河县美武乡为界；北面自康多乡与和政县为界，向东一点与康乐县为界；又向东至藏巴哇乡与渭源县峡城为界；中部的完冒、阿子滩、扎古录、申藏、卡车、柳林、木耳、洮砚诸乡（镇）均与临潭县环接，插花为界，呈犬牙交错状，所以，卓尼县境内有临潭县属的基层行政建制与卓尼县属的基层行政建制交叉并存。

现今卓尼县南北长120公里，东西宽87公里，总面积约为5419.68平方公里，只占原土司辖区的五分之一。除藏族为主体外，还杂居着回、汉、土、蒙古等其他民族。据数据统计，截至2006年，全县人口10.2万余人，其中藏族人数占62%。

卓尼耕地面积占全县面积的4.03%；林地面积占总面积的31.59%；草地面积占总面积的61.32%，从地质结构上来说，卓尼县为秦岭古生代褶皱地带，地势由西南到东北倾斜。境内山脉纵横，南有迭山山脉；北有尖石山、白石山，中有斜藏山。

境内水力资源丰富，水域面积30平方公里，占全县面积的0.55%；洮河从西面向东贯穿卓尼全境，主要支流有车巴河、卡车河、大峪河、冶木河等。根据其流域结构及地理位置，可将全县划分为4个地理类区。

南部洮河区 位于卓尼县境南部，包括木耳、刀告、柳林、尼巴、纳浪、喀尔钦6个乡镇和扎古录镇的一部分。南部洮河区占全县面积的59.79%。

东部新洮区 位于卓尼县境东部，包括藏巴哇、洮砚2乡。区域面积427.48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7.89%；

西部诸河沟区 位于卓尼县境西部，该区域即为与临潭县插花交错之地。包括申藏、完冒、阿子塘3乡的全部和扎古录镇的部分地区，占全县面积的12.57%；

北部冶木河地区 位于卓尼县境北部，有3个乡，分别是康多、杓哇和恰盖，占全县面积的19.75%。卓尼属于高原性大陆气候，四季不是很分明，年平均温度只有5.9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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