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爱新觉罗·溥仪
出版社：中国言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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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试读：
中国人的骄傲
一九五九年年末，我蒙特赦，回到了故乡北京。从到北京的第一天起，就不断地收到来自四面八方的问题，人们向我询问，我是怎样受到改造的？我的前半生是怎样过来的？清宫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十四年的伪满洲国的日子是怎么个情形……
我很愿意也有责任回答这些问题。事实上，我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起，就开始准备着我的回忆录的写作了。
我的前半生，本是“无一事可及生人，无一言可书史册”的，但是从一九五七年起，我就日益一日地想把它公诸于世。
我要把充满了罪恶和羞耻的历史，呈现在祖国人民面前。在给了我巨大的宽恕的父老兄弟姊妹面前，我要做再一次的忏悔。由于我的万死不足以蔽其辜的罪恶，直接间接地造成了祖国一千万人口的死亡，千亿元以上财富的损失。
在我这块自愿承当的招牌下，我国的东北也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东南亚各国的战争基地。我也要向那些遭受侵略的国家的人民，表示我的忏悔。
除此以外，我写这本书还有一个不能隐藏的心愿：我要告诉人们，我今天由于新生而得到的欢乐之情。
我得到了新生，这不是肉体的新生，而是灵魂的新生。我得到了做人的欢乐，这不是做任何一种人的欢乐，而是做个今天的中国公民的欢乐。我有了真正的人生乐趣，这并不是任何时代、任何地域都可以有的人生乐趣，而只是在这个国家、这个时代才能有的人生乐趣。
我从前是个什么人？我从前干的是什么事？我从前过的是什么日子？
我，清朝的最末一代皇帝，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的最末一个君王，在刚会跑的时候起，被抱上“宝座”，浑然无知地度过了三年革命的风暴，然后在封建军阀保护下的皇宫中度过了我的童年；在民族敌人的豢养下送走了我的青春，最后终于认贼作父，充当了十四年的傀儡“元首”。四十年间的生活，里面只有罪恶和羞耻，愚蠢和狡诈，凶暴和怯懦，猜疑和迷信……
我的童年时代，到处弥漫着标志“唯我独尊”的黄色，耳边终日是阿谀谄媚的声音。走到我面前的人，不管是多大年纪的，都要比我矮半截，不用脚而用膝盖来支撑他的身体。没有一个用“你”字来称呼我，我的名字根本不能出现于口头、书面上（实不能免时，要“缺笔避讳”）。我的亲骨血肉依法都变成了我的“臣民”，我念书念不好有别人专门替我挨说……这一切都因为，我是个皇帝。
别的孩子已经会放牛，会帮妈妈做饭，会到山里打柴，会给水缸满上水的时候，我还不会给自己穿衣服，不会把饭盛到碗里。
别的孩子已经会把种子埋到土里，会用水灌溉生长的幼苗，别的孩子懂得了桃子不是从来就这么甜，房子不是自己从地里长出来，在这样的年岁上，我就开始受到了这样的教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特赦前有一次我参观一个幼儿园，听到孩子们唱过一支歌，叫“二小放牛郎”。故事是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有一个叫二小的放牛郎，十二三岁的孩子，为了乡亲们的安全，为了民族的利益，把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引进毁灭，同时也献出了自己幼小的生命。我在这个年岁上也有我的思想感情：我从复辟中感到了快慰，又因看见第二次退位诏书而大哭！
那一次，我在乾清宫的“宝座”上只坐了十二天，就莫名其妙地被赶了下来。尽管如此，那些王公大臣、文武百官，那些“太傅”、太妃、太监们还是叫我相信：我是天生的统治者；我的祖宗是喜鹊嘴里的一颗红果掉进仙女肚子里变的。为了证明我是“奉天承运”的皇帝，连神仙也“降坛”在沙子上写过字。因此，我不能只有一个老婆；我不能到戏院里去听戏；我不能喝城里的自来水；我不能穿洋袜子；我不能……
为了让我相信这一切，遗老们一面对我磕头碰地，一面在我身边搭起比紫禁城还厚的围墙。在这道围墙里面，我有了最初的人生目标：我必须夺回“我的”江山，我必须重新坐上太和殿的“宝座”，我必须让全国的人民在我的面前称臣为奴……
在我的师傅中间，还有一位外国绅士——庄士敦爵士，他一面劝我不要脱下清朝袍褂，以供他的东交民巷的朋友猎奇，一面告诉我外国人对我的关心。他的国家经过产业革命已有三百多年，但他认为用中国两千多年前的孟子学说，便可以教会我必需的政治知识。庄士敦爵士曾劝我到英国去，但在一个关键的时刻，英国和日本两个使馆的大门，犹如风箱的两个通风孔，一个打开，正好另一个关上，于是我就钻进了日本人的口袋里。这样，我就成了“租界地”上的特殊居民。
我成了日本驻屯军和日本总领事馆的“被保护者”，也成了在中国土地上驻着军队、派设行政官吏的各国的文武官员席上的“贵宾”。于是，我更加相信我的“恢复祖业”的欲望是有支持的。在那七年间，我拉拢嗜血的军阀，收买亡命的白俄将军，我以清朝的官爵和珠宝赠送效劳的政客，用谥法赏赐死心塌地的鬼魂。在这一切全失败了之后，我把复辟希望放在刽子手身上。
我还没有桌子高，就学会了用别人的灾难来取乐，后来，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人们的痛苦之上，这都被我看做是自己的权利。我可以把祖父般年纪的老太监用水唧筒冲得昏死过去，我可以任意叫“敬事房”把太监打得死去活来。因为一句话不顺耳，我可以叫侄子们跪成一圈，互相抽打耳光，我可以叫一个长辈跪下来。一个孩子大的仆人，因为坐了一下我的椅子，我就叫他跪铁链、站木笼。
我看“善书”，我讲“仁慈”，我的“仁慈”却有自己的一套讲法。
我为了让自己的灵魂将来进入天堂，我连一个苍蝇也不肯打，但同时，千百个母亲和孩子的血，不曾打动过我的心！孟子批评过的“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百姓者”，连这样的人我也够不上……
祖国的土地被践踏，成千成万的同胞被屠杀，母亲们和姊妹们被污辱，无数的村庄和工厂被化为焦土，而我在这时候，却认为是“时来运转”，“天与人归”，赶忙在强盗手中的契约上签字，出卖整个的东北，出卖自己的灵魂，以换得梦寐以求的那顶腥臭的皇冠。我向每个新陷入铁蹄下的城市的方向遥拜，祝贺强盗们“武运长久”，称强盗为“亲邦”，派出“谢恩大使”，送出从每户农家缸底挖出的最后一粒粮食，以便让强盗相信我的忠顺驯服……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在共产党领导下，在穷山野营风雪饥寒中，和以最现代化的武器装备着的强盗们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东北人民的一位领袖、共产党员杨靖宇将军战死了，强盗们为了解开这个英雄在困苦中依靠什么来生活的谜，剖开了将军的肚子，找到的只是没有消化的草根。这时，我正吃厌了荤腥，以补针补药度日。我成日吃素念佛，求神问卜，祈祷上天保佑不要叫强盗们抛弃了我，不要叫小小的病菌夺去了我的性命……
在那种年月里，我已不懂得什么叫羞耻。萧伯纳说过：“一个人感到害羞的事越多，就越值得尊敬。”而我是正相反……我已经完全丧失了一个中国人的资格，我已丝毫没有了做人的尊严，我根本不懂得什么叫人生的乐趣。
是谁使我懂得了耻辱，是谁叫我懂得了“人”的含义，又是谁告诉了我怎么样去做人，又是谁给了我认识这一切和重新做人的勇气。
这就是我在那里度过了近十年的“监狱”。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这是那些把人生看成自杀俱乐部的、人住狗洞而狗住洋房的地方所不可能有的“监狱”。这也就是发射着永不消失的光芒的、代表人类最崇高的理想的改造人的政策。
这个要用金字书写在人类史上的政策，是所有先哲圣贤都梦想过的，为了实现这个梦想而提出的各样拯救灵魂的方法，曾写在各种“圣经”上面。但是，是谁把它变为现实的呢？不是别人，正是遭受过历代的嗜血者——北洋军阀、国民党的将军和特务、各个帝国主义的统治者和伪满的汉奸们的镇压而付出过无数鲜血的共产党人！不是别人，正是在那些嗜血者的统治下遭受无法历数的苦难的人民！
到现在，你还可以找到那些受难者遗下的孤儿寡妇，到现在你还可以找到那些苦难的见证人。但是，他们不记旧仇，只要我们确实改恶从善，他们不计算已流失的血汗，而为了拯救罪恶的灵魂又在付出着新的汗水。我永远忘不了，在一个被日本侵略军的细菌部队培养的鼠疫菌夺去了两百多生命的村庄里，一对脸上被旧日灾难刻满了皱纹的老夫妇对我们表现的什么样的宽恕，到现在他们的话还沉重地装在我的心上：那些事都过去了，你好好学习学习吧！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宽恕呢？平顶山的方素荣——惨绝人寰的三千条人命的大屠杀的幸存者，这样说：为了我自己的血海深仇，我见了仇人一口咬死也不能解恨，但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为了人类的崇高事业，为了祖国建设的利益，只要你们重新做人，改恶向善，我原谅你们……
在阳光之下，地上有了生命。在一个伟大理想的实践中，我得到了新的灵魂，我的生命里注入了新的青春。我懂得了什么叫善与恶、美与丑、真与伪。我认识了世界和自己，我知道了何以有的人善良，而有的人心里充满了自私；何以一小撮人凶暴而又脆弱，愚蠢而又狡诈；何以当年那个五岁的女孩方素荣勇敢而又坚强，终于成为胜利者，而又宽宏大量。
我懂得了我历代祖宗所不懂的历史和人生。我懂得了人应该为了什么而生活，懂得了什么叫真理和正义。
真理和正义，对一种人说来是亲切的，而对另一种人说来，则是冷酷的。当我只知道自己，把自己放在一切之上，把自己的生命看做比一切都值钱的时候，我害怕真理和正义；当我懂得了真正的是非曲直，懂得什么是真正的耻辱和荣誉，懂得了生活和真正的命运的时候，真理和正义对于我，正如阳光对于生命一样，才成了有意义的。
造成了这个变化的，便是充满了共产主义人道主义光辉的毛泽东的改造罪犯的伟大政策。当我们说“我爱毛主席”的时候，便意味着我爱真理和正义！
在这个永不熄灭的太阳照耀下，我获得了人生的乐趣。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我们的选民小组长把一张写着“爱新觉罗·溥仪”的选民证交到我的手里，这对我说来，把故宫里所有珍宝加起来也没有它珍贵。我把一张选票投进了红色的票箱中，从那一瞬间，我开始觉得我是一个最富有的人。如果可以这样比方的话，可以说我这是第四次当了“皇帝”——我和我的六亿五千万同胞一起，成了自己祖国的主人。
一九五九年年末，我回到了我的故乡、伟大祖国的首都。当我走在天安门前的时候，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充满安全感地逛马路，我心里充满了自豪感。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公民啊！
在抚顺最后的岁月里，我看见过一幅巨大的招贴画。一个工人用手指着问：“你在祖国的大跃进中做了什么？”我羡慕走过那幅招贴画下的每一个人，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可以用主人公的身份回答这个问题。今天，我也能像他们那样仰头地回答：我是一个园艺工，一个文史工作者，在我的平凡的岗位上，我正为祖国贡献我的微薄的但是全部的力量！
一粒秋海棠的种子，这要以微克来计算的重量，在我的手心里，我明白它的意义。我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最美丽的事业的建设者。我是一个渺小的人，我的分量不过如同花园中的一粒花种，但我却是六亿五千万中的一个。
以前，我曾认为中国人最无能、最愚蠢，只有洋人才最聪明。我的外国师傅给我拿来的平生第一次看见的铅笔，就让我脑子里否定了祖国几千年来的文化。而今天，我才知道做一个中国人的骄傲。
六亿五千万，这不仅是一个数目字的问题。这个数目加上毛泽东思想，这就意味着我们万代子孙的无限美好的前途，这就意味着一切灾难的必将永远消失，这就意味着对世界人类作出巨大的贡献。
这就意味着，像我童年那样只会陪伴蚯蚓和蚂蚁的生活，将永远从我的子孙的未来中排除出去；这就意味着，姑娘的头巾永远鲜艳，孩子的笑声永远响亮，母亲们的心永远的平静、甜蜜。
我的亲侄女慧生因恋爱问题死在东京，她的母亲为此痛不欲生。但我的弟弟溥杰当时就能明白，如果他的爱女生长在祖国，就绝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爱新觉罗的后代里，现在有立了功勋的前人民志愿军的战士，有正在保卫着祖国边疆的人民解放军的军官，有医生，有护士，有人民教师，有女子摩托车运动员和击剑教练。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有成排成连的红领巾。在十月一日那天，我和他们在同一个队伍里，一同行进在天安门前……
我从爱新觉罗氏的家谱上查出，孩子们的命运是这样：在我祖父奕这支的后代中，不成年的儿童在大清帝国时代末期夭折占出生的百分之三十四，中华民国时代是百分之十，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是零！
在我们的国度里，没有人操作着U-2型飞机去到别人的领空上侦察，也没有什么秘密用途的火箭，我们有的是用自己的腿登上珠穆朗玛峰、公格尔九别峰的青年登山队。我的一个外甥，他就是一个大学的登山队的队长，他现在正和同学们向祖国一座美丽的雪峰前进！我在这里预祝他们的成功！
和共产党人变成血肉关系的人民，这是养育出董存瑞、黄继光、罗盛教、刘文学、徐学惠……这些英雄的人民。最近三年我们经历了连续的大自然灾害。这在历史上的任何朝代，就是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卖儿鬻女、析骸易爨。但是，这样的历史是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用自己的双手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无论是自然的灾害，还是帝国主义的封锁，对于中国人民都成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增益其所不能”的锻炼。现在，看看我们又长满了青苗和庄稼的田野，看看改变着我们每个人家乡面貌的沟渠，看看矗立在旧日荒原上的烟囱。我们用拖拉机加木犁、水泵加水车，我们用意志和每滴汗水争取的这一切，而且还要让“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不但在战胜着灾害，而且正为我们的儿孙开辟着未来。
诚然，我们面前摆着困难，然而我们从来也没有幻想过，我们的建设事业面前会有一条现成的柏油马路。世上有一种人，好像是第一次看见大海的老鼠，他看到了平生初遇的海潮，吓得目瞪口呆，大叫说大海在向他“挑战”，等到潮水离去的时候，他又嘲笑起来，说大海在“崩溃”，在“毁灭”。这种嘲笑未免出口太早，因为下一次的海潮必定还要按时来到。
诚然，对我个人来说，今天的吃食穿着比不上从前的“御膳房”和“四执事库”，但从前那是“鬼”的生活，而现在是真正的人的生活。享用自己的劳动果实，在互助友爱中进步，内心里充满了未来。
过去，我从来不懂得什么叫做友谊，更不懂得什么叫做爱情。过去只有“君臣”“主奴”，没有什么“夫妻”“朋友”。如今，我有了朋友，有了真正的伴侣。一九六二年的“五一”节，我和李淑贤建立了我们的温暖的家。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有了真正的家。
我们这六亿五千万颗心，是和各个地方的争取独立、民主、和平的人民的脉搏相连的。我们从自己经历过的历史苦难中，深切了解那些苦难还存在的地方的人民的愿望。我们不遗余力地声援那些英勇人民的斗争。每次我都力争直接参加这些声援的斗争，每次我都以此自豪。当我列身于百万人的支援日本人民反对日本垄断集团和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的行列中，我由于参加了人类的共同事业，由于为英勇的人民做了一点儿事而感到了幸福。当我看到祖国各族人民的支援，在日本、古巴、刚果、阿尔及利亚和其他进行火热的斗争的地方引起的反响时，我觉得自己和祖国是处于同一个光辉之中！
这就是自从我懂得了生活，懂得了人的尊严，懂得这些平凡的真理之后，又得到的越来越浓的人生的乐趣。我要像对待母亲似的，忏悔出我的历史罪恶，我又要像对待知心的朋友似的，倾诉出我何以会得到今天的幸福。
我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准备，过了不久即着手零星片断地写作。在写作过程中，由于不断地又有新的感受，又不断地修改、增删，以至重新着手。特别是一九五九年来临的出乎意料的特赦，使我把前半生公诸于世的愿望变得更加强烈，而对自己已写出的东西却又更加不能满意，于是又重新思索，重新起稿。这样，用了四年多时间，才把它写成。由于时间过于久远，历史资料颇多散失（比如伪满宫廷材料，糟蹋了不少），自己的文学修养不够，特别是认识水平不高，写出的成品，仍有不少词不达意之处。理解和认识上不深不对，更是难免。我对那些教育了我，帮助了我取得新生的正面人物形象的描绘，未能达其万一，尤其不能满意自己，感到自己笨拙之可气。但是，老拿不出来，也不像话。拿出来，请大家评论，那倒是取得新的进步的最好方法。何况拖得太久，连我自己都是受不了的。因此，送去出版了。
这里我要特别提出来的，是我在写作过程中取得的各方面的热情帮助。这种帮助，如果放在旧社会里，那是不可思议的事。这种帮助不但使我对过去的历史的许多事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而且也使我得到了个人活动所得不到的宝贵资料。给了我这样帮助的单位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抚顺战犯管理所、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国家档案馆、历史博物馆、东北烈士馆、故宫博物院、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长春图书馆、辽宁图书馆、辽宁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新闻社等单位。
同时，许多旧日的朋友以及我的家族，也给我提供了很多宝贵的资料。我的二弟溥杰，无论在特赦前特赦后，他都不倦地帮我回忆、记录、翻阅日文材料以及和我共同研究认识那些过去的事件。我对他和所有给我任何帮助的人，致以深切的谢意！
在我得到了自己的小家庭之前，我还有三个“家”，这就是我住了十年的抚顺管理所，我第一次和劳动人民一起生活、劳动的北京植物园和我现在工作着的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这三个“家”从领导到每个工作人员，对我的写作和对我的成长一样，都灌注着同样的热情，从他们对我的写作的关怀上，我感到那也是他们对我的教育的一部分。今天在我脱稿之际，我所要向他们表示的，已不是一句感谢所能包括得了的。我把他们看做党、政府和人民的代表者。因此，我把这本书首先献给他们。爱新觉罗·溥仪一九六二年二月于北京第一章我的家世（1859—1908）一、醇贤亲王的一生
光绪三十二年，即公元一九〇六年的旧历正月十四，我出生于清朝的醇亲王府。我的祖父奕，是道光皇帝旻宁的第七子，清朝的第一代醇亲王，死后谥法“贤”，所以，后来称做醇贤亲王。我的父亲载沣，是祖父的第五子。因为第一和第三、四子早殇，第二子载湉被姨母慈禧太后接进宫里，当了皇帝（年号光绪）。所以，祖父死后，由父亲袭了王爵，他是第二代也是末一代的醇亲王。我是第二代醇亲王的长子，三岁那年的旧历十月二十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病笃，慈禧突然决定立我为嗣皇帝，承继同治（载淳，是慈禧亲生子，载湉的姨兄弟），兼祧光绪。我入宫后的两天内，光绪与慈禧相继去世。十二月初二，我登极为皇帝——清朝的第十代，也是最末一代的皇帝，年号宣统。宣统三年辛亥革命爆发，我退了位。
我的记忆是从退位时才开始的。但是，叙述我的前半生，如果先从我的祖父和我的老家醇王府说起，事情就更清楚些。
醇王府，在北京曾占据过三处地方。咸丰十年，十九岁的醇郡王奕奉旨与懿贵妃叶赫那拉氏的妹妹成婚，依例先行分府出宫，他受赐的府邸坐落在宣武门内的太平湖东岸，即现在中央音乐学院所在的地方。这是第一座醇王府。后来，载湉做了皇帝，根据雍正朝的成例，“皇帝发祥地”又称为“潜龙邸”的地方须升为宫殿，或者空闲起来，或者仿雍王府（雍正皇帝即位前住的）改为雍和宫的办法，改成庙宇，供养菩萨。为了腾出这座“潜龙邸”，慈禧太后把什刹后海的一座贝子府赏给了醇王，拨出了十六万两银子重加修缮。这是第二座醇王府，也就是被一些人惯称为“北府”的那个地方。我做了皇帝之后，我父亲做了监国摄政王，这比以前更加了一层搬家的理由。由此，隆裕太后（光绪的皇后，慈禧太后和我祖母的侄女）决定给我父亲建造一座全新的王府，这第三座府邸地址选定在西苑三海（即南海）的集灵囿紫光阁一带。正在大兴土木之际，武昌起义引起了风暴，于是醇王府的三修府邸、两度“潜龙”、一朝摄政的家世，也就和清朝历史一起告终。
在清朝最后的最黑暗的年代里，慈禧太后给醇王府造成了荣华富贵，醇王一家给慈禧太后做了半世纪的忠仆。我的祖父更为她效忠了一生。
我祖父的亲生母是道光皇帝的庄顺皇贵妃乌雅氏，生于道光二十二年，死于光绪十六年。翻开皇室家谱“玉牒”来看，醇贤亲王奕在他哥哥咸丰帝在位的十一年间，除了他十岁时咸丰登极被封为醇郡王之外，就没有得到什么可说的“恩典”，可是在咸丰帝死后那半年间，也就是慈禧太后的尊号刚出现的那几个月间，他忽然接二连三地得到了这一大堆头衔：正黄旗汉军都统、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后扈大臣、管理善扑事务、署理奉宸苑事务、管理正黄旗新旧营房事务、管理火枪营事务、管理神机营事务……这一年，他只有二十一岁。一个二十一岁的青年，能出这样大的风头，当然，这是由于摊上了一个好亲戚，妻子的姐姐当上了皇太后。但是事情也并不如此简单。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听说过一个故事。有一天，王府里演戏，演到“铡美案”最后一场，陈世美被包龙图的铡刀压得鲜血淋漓的时候，年幼的六叔载洵吓得坐地大哭，我祖父立即声色俱厉地当众喝道：“太不像话！想我二十一岁时就亲手拿过肃顺，像你这样，将来还能担当得起国家大事吗？”原来，拿肃顺这件事才是他的事业的真正起点。
事情发生在距今整一百年前。一八六一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屈辱的议和告以结束之后，逃到热河的咸丰皇帝已经卧病不起，临终之前，召集了随他逃亡的三名御前大臣和五个军机大臣，立了六岁的儿子载淳为皇太子，并且任命这八位大臣为赞襄政务大臣。第二天，咸丰帝“驾崩”，八位顾命王大臣按照遗命，扶载淳就位，定年号为祺祥，同时也就把朝政抓在手里，发号施令起来。
这八位顾命王大臣是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和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等五个军机大臣。掌握了实权的是两位亲王和一位协办大学士，而肃顺更是其中的主宰和灵魂。肃顺在咸丰朝中很受器重，据说他很善于擢用“人才”，后来替清朝出力镇压了太平天国的汉族大地主曾国藩、左宗棠之流，原就是由他推荐提拔的。因为他重用了汉人，受他排挤的贵族们对他极其嫉恨。有人说他在太平军声势最盛的时期，连纳贿勒索也仅以旗人为对象。又说他为人凶狠残暴，专权跋扈，对待异己手腕狠毒，以致结怨内外，种下祸根。其实，肃顺遭到杀身之祸，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由于他是取得朝廷实权的这个集团的主宰，而这个集团正对当时新形成的一个势力采取排斥的态度，换句话说，他们没有认清楚在北京正和洋人打交道的恭亲王这时已经有了什么力量。恭亲王奕，在咸丰朝本来不是个很得意的人物。咸丰把奕丢在北京去办议和这件苦差事，却给奕造成了机遇。奕代表朝廷和英法联军办了议和，接受了空前辱国丧权的《北京条约》，颇受到洋人的信任。这位得到洋人支持的“皇叔”，岂肯甘居在肃顺这班人之下。再加上素来忌恨肃顺的王公大臣的怂恿，恭亲王于是跃跃欲试了。正在这时，忽然有人秘密地从热河离宫带来了两位太后的懿旨。
这两位太后一位是咸丰的皇后钮祜禄氏，后来尊号叫慈安，又称东太后，另一位就是慈禧，当时又称西太后。西太后原是一个宫女，由于给咸丰生了儿子，后来提升为贵妃，儿子载淳是咸丰的独子，当了皇帝，母以子贵，她立时又成了太后。不知是怎么安排的，她刚当上太后，便有一个御史出面奏请两太后垂帘听政，但是遭到肃顺等人的狠狠驳斥，说是本朝根本无此前例。这件事对没有什么野心的慈安太后来说，倒无所谓，但在慈禧心里却结下了深仇。就像她当妃子时要取宠咸丰一样，既有了欲望，不达目的是誓不甘休的。她首先让慈安太后相信了那些顾命大臣心怀叵测、图谋不轨，然后又让慈安同意，秘密传信给恭亲王，召他来离宫商议对策。当时肃顺等人为了巩固既得势力，曾多方设法来防范北京的恭亲王和离宫里的太后。关于太后们如何避过肃顺等人的耳目和恭亲王取得了联系，有种种不同的传说。有人说太后的懿旨是由一个厨役秘密带到北京的，又有人说是慈禧先把心腹太监安德海公开责打一顿，然后下令送他到北京内廷处理，太后们的懿旨就这样叫安德海带到了北京。总之，懿旨是到了恭亲王手里。恭亲王得信后，立即送来奏折，请求觐见皇帝。
肃顺等人用“留守责任重大”的“上谕”没堵住他，他已跑到热河来了，肃顺忙用叔嫂不通问的礼法阻他和太后们会见，但是在慈禧的第二步安排下，这次阻拦又告失败。这又有几种传说。一种说法是恭亲王化装成“萨满”（经常进宫祭神的满族巫婆）进去的。一种说法是恭亲王直接将了肃顺一军，说既然叔嫂见面不妥，就请你在场守着好了，肃顺一时脸上下不来，只好不再阻拦。还有一个说法是恭亲王祭拜咸丰灵位时，慈禧太后让安德海送一碗面赏给恭亲王吃，碗底下却藏着一张纸条，这就是慈禧给奕的阴谋计策。总之，什么奇怪的传说都有，但是人们却都没注意一个很重要的情况，便是我的祖父祖母当时也在热河，慈禧做了太后，和自己妹妹见面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这个通讯员比什么太监、饭碗等自然更加靠得住。不管哪个传说可靠，反正恭亲王和太后们把一切都商议好了。这个商议的内幕虽然无案可查，但是从后来的事件发展上看，一切也就很明白：太后们回到北京，封奕为议政王，八个“顾命王大臣”全部逮捕。两个亲王赐自尽，肃顺砍了头，其余的充军的充军，监禁的监禁。同时，载淳的年号改为“同治”，意思两太后一同治政，从此开始了同光两代四十七年垂帘听政的历史（也开始有了“洋枪队”去打太平军，有了洋务派，有了“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一套政策）。我的祖父在这场政变中，为慈禧建立的功勋是捉拿了肃顺——那时他奉命护送“梓宫”（咸丰的棺材）正走到半壁店。“半壁店拿肃顺”这出戏，给我祖父带来了前面所说的那一串头衔。
同治三年，奕被赐以“加亲王衔”的荣誉，同治十一年正式晋封为亲王。同治十三年，同治皇帝去世，光绪皇帝即位，他又被赐亲王“世袭罔替”，意思是子孙世代可以承袭王爵，而不必按例降袭。在光绪朝，恭亲王曾几度失宠，但醇亲王受到的慈禧太后的恩典却是有增无已，极尽人世之显赫。
然而，醇亲王对于这些恩荣和自己的处境，是个什么样的心情呢？
我在醇王府里看见过祖父留下不少亲笔写的格言家训，有对联，有条幅，挂在各个儿孙的房中，有一副对联是：“福禄重重增福禄，恩光辈辈受恩光。”当时从这一条上看，觉得祖父似乎是心满意足的。但我现在却另有一种看法，甚至连前面说到的那个看戏训子的举动，我看都是另有用意。
如果说，二十一岁的醇郡王缺乏阅历，对于难于见面的懿贵妃是无从了解的话，那么，经历了同治朝十三年的醇亲王，就该对于当了太后的姻姊有了足够见识了。特别是关于同治帝后之死，醇亲王身为宗室亲贵，必定是比外人知之尤详、感之尤深的。
在野史和演义里，同治是因得花柳病不治而死，据我听说，同治是死于天花（翁同龢的日记也有记载）。天花虽非必死之症，但同治在天花病中受到了过度的刺激，因此发生“痘内陷”的病变，抢救无术而死。事情经过是这样：有一天，同治的皇后去养心殿探病，在同治床前说起了婆婆又为了什么事责骂了她，失声哭泣。同治劝她忍受着，说将来会有出头的日子。不料这些话都被慈禧听了去。原来慈禧早已不喜欢这个儿媳，对儿子和媳妇早设下了监视的耳目。这天她听说皇后去探视同治，就亲自来到养心殿东暖阁外，偷听儿子和媳妇的谈话。这对小夫妻万没料到几句私房话竟闯下滔天大祸，只见慈禧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一把抓住皇后的头发，举手就打，并且叫内廷准备棍杖伺候。同治目睹这幕惨剧，立刻昏厥过去。虽然慈禧因此没有对皇后用刑，可是把同治病危责任全部安到皇后的头上。同治死后，慈禧下令不许送饭给皇后吃，两个月后，皇后也死了。皇后死后，慈禧的怒气不消，把皇后的父亲崇绮的侍郎也革掉了。第二年，有个多事的御史上了一个奏折，说外边传说很多，有说皇后死于悲病过度，有说死于绝粟，总之，节烈如此，应当表彰，赐以美谥云云。结果皇后的谥法没有争到，这位御史把自己的官也丢了。
在同治死前，慈禧同治母子不和已是一件公开的秘密。我在故宫时就听到老太监说过，同治给东太后请安，有时还留下说一会儿话，但在自己亲生母亲那里就不同了，不请安不去，请完安待的时间也长不了。老太监说这些事的时候当然不敢加以分析，但我相信在当时的真相也是瞒不过人的。同治亲政时，慈禧在朝中的亲信羽翼早已形成，东太后又一向不大问事，皇帝办起事来如果不先问问西太后，就根本行不通。这就是母子不和的真正原因。慈禧舍不得丢开到手的任何权力，只要可能，她还要把它扩大到可能达到的任何程度。对她说来，所谓三纲五常、祖宗法制只能用来适应自己，绝不能叫它束缚自己。为了保持住自己的权威和尊严，什么亲血骨肉、外戚内臣，一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同治帝后之死，可以说是慈禧在八个顾命王大臣事件之后进一步暴露了她的内心。我祖父如果不是看得很清楚，他绝不会一听说叫儿子去当皇帝就吓得魂不附体。参加了那次御前会议的翁同龢在日记里写过，当慈禧一向王公大臣宣布立载湉为嗣，我祖父立即“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
按照祖制，皇帝无嗣就该从近支晚辈里选立皇太子。载淳死后，自然要选一个溥字辈的，但是那样一来，慈禧就成了太皇太后，再去垂帘听政就不成了。因此她不给儿子立嗣，却把外甥载湉要去做儿子。当时有个叫吴可读的御史，以“尸谏”为同治争嗣，也没有改变她的主意，只不过许了一个愿，说新皇帝得了儿子，就过继给同治。当时一位侍读学士的后人，也是我家一位世交，给我转述过那次御前会议情形，说那天东太后没在场，只有西太后一人，对那些跪着的王公大臣们说：“我们姐儿俩全商议好了，挑个年岁大点儿的，我们姐儿俩也不愿意。”连唯一能克制她一点的东太后也没出来表示意见，别人自然明白，无论是“尸谏”，还是痛哭昏迷，都已是无用的了。
从那儿以后，在我祖父的履历上，就出现了很有趣的记载。一方面是慈禧屡赐恩荣，一方面是祖父屡次的辞谢。光绪入宫的那年，他把一切官职都辞掉了。王爵的世袭罔替的恩典是辞了多少次才接受的。这以后几年，他的唯一差事是照料皇帝读书，于是慈禧又赏了他“亲王双俸”，“紫禁城内乘坐四人轿”。后来恭亲王失宠，革掉了议政王，慈禧太后命军机大臣们今后凡有重大政务要先和醇亲王商议，这等于给了他比过去更高的职务。按例，男子结婚便算成年，光绪结了婚，太后理应要归政，这本是慈禧不情愿的事，就在光绪大婚之前，由奕带头向太后叩请继续“训政”。清朝创建新式的海军，奕接受了这个重任，海军初成之后，他要代表太后去海上检阅，偏要拉着一位太监同去，因为这位李莲英大总管是太后的心腹之人。太后赐他夫妇坐杏黄轿，他一次没敢坐进去。最有意思的是，他在光绪二年写了一个奏折，控告一个还没有对象的被告，说是将来可能有人由于他的身份，要援引明朝的某些例，想给他加上什么尊崇，如果有这样的事，就该把倡议人视为小人。他还要求把这奏折存在宫里，以便对付未来的那种小人。过了十几年之后，果然有个吴大澂被他说中了，太后也果然拿出他的奏折来训斥了吴大澂。有人猜测这个奏折是在太后的授意下由我祖父补写的。如果这个猜测属实的话，那么，给我祖父造成的心情就更糟糕了。
毫无疑问，自从光绪入宫以后，我祖父对于他那位姻姊的性格会有更多的了解。在光绪年间，她的脾气更加喜怒无常，光是太监也不知杖毙了多少。有一个陪她下棋的太监，不过说了一句“奴才杀老祖宗的这只马”，她立刻大怒道：“我杀你一家子！”就叫人把这个太监拉了出去活活打死了。慈禧很爱惜自己的头发，给她梳头的某太监有一次在篦子上找到一根头发，不由得心里发慌，想悄悄把这根头发藏起来，不料被慈禧从镜子里看到了，问他干什么，他越是心慌越回答不上来，这也惹恼了慈禧，一声令下，这位太监也是立毙杖下。掌嘴、打屁股，这几乎是家常便饭。伺候过慈禧的太监都说过，除了李莲英之外，谁轮着在老佛爷的跟前站班，谁就提心吊胆。慈禧年岁渐老，有了颜面肌抽搐的毛病，她最不愿意人家看见。有个太监大概是多瞧了一眼，她立刻问：“你瞧什么？”太监没答上来，就挨了几十大板。别的太监知道了，站班时老是不敢抬头，她又火了：“你低头干什么？”这太监无法回答，于是也挨了几十大板。还有一回，慈禧问一个太监天气怎么样，这个乡音未变的太监说：“今儿个天气生冷生冷的。”慈禧对这个“生冷生冷”听着不顺耳，也叫人给这太监一顿板子。除了太监，宫女也常挨打。
奴仆挨打以至杖毙，在北京王府里也不算什么稀奇事，也许这类事情并不足以刺激醇亲王。如果这都不算，那么，光绪七年的关于东太后的暴卒，对醇亲王就不是一件平常事了。我听到的各种传说内容都是差不多的，说咸丰去世前就担着心，恐怕载淳即位后，野心勃勃的懿贵妃做了太后，会恃尊跋扈，那时皇后必然应付不了她，因此特意给皇后留下一道朱谕，准备在必要时，用以克制。生于侯门而毫无社会阅历的慈安，有一次无意中把这件事向慈禧泄露出来，慈禧便下尽工夫向慈安讨好，慈安竟被她哄弄得十分相信，终于拿她当好人，当她的面烧掉了咸丰的遗诏。过了不久，东太后就暴卒宫中，有的说是吃了慈禧送去的点心，有的说是喝了慈禧给慈安亲手做的什么汤。这个传说如果确实，在醇亲王的心中，慈禧的可怕就不仅是她的已表现出来的性格，而是这种性格今后要更加肆无忌惮地发展。无论如何，这是一个肯定的事实：我祖父后半世的表现，更加谨小慎微、兢兢业业，把取信讨好慈禧，看做是他的唯一的本分。例如他负责建设海军的时候（那位著名的李鸿章，是会办大臣），为了让太后有个玩的地方，便将海军经费挪出来修建颐和园。颐和园修建工程最紧张的阶段，正值直隶省和京师遭受特大水灾，这时的醇亲王一声不响，御史吴兆泰因为怕激起灾民出事，建议暂时停工，立刻被夺了官，“交部议处”，这都是《东华录》上有案可查的。我祖父真是为西太后尽忠一世，他逝世那年（一八九一年）也正好颐和园完工。但他死后不久，他首创的所谓海军也就惨败于甲午之役。花了几千万两白银所建造的船只，除了颐和园的那个石舫，大概也没剩下别的了。
真正支配我祖父言行的思想，我看到一条家训中露出了一点：“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问题不在钱财，而是怕招灾惹祸。他用“退省斋”给新盖的书斋命名，在书斋里条案正中摆着的“欹器”（一种铜器，水半满则器平衡，水全满则倾斜而水溢出）上刻着“满招损谦受益”的铭言，他把自己正房命名为“思谦堂”，等等，无一不带着自我表白的心理痕迹（这种心理更特别反映在他的演戏活动上。当时满族贵族世家普遍有在家里自己演戏的风尚。我祖父晚年自己爱演的是郭子仪的戏，有一出是《卸甲封王》。元戎郭子仪晚年位极人臣，享尽荣华富贵，但是我怀疑他的心理和我祖父有相通之处，我认为与其说他“卸甲”交兵权是出于忠心，倒不如说是出于避嫌疑。这出《卸甲封王》我没看过，但从《打金枝》这出戏里却进一步认识了祖父所欣赏的人物。郭子仪的儿子因为公主媳妇拿架子，不给公公拜寿，打了她一下，公主一气跑到娘家找皇帝告状去了。驸马倒不在乎，可是公公吓坏了，忙把儿子绑了去请罪，这位位极人臣的王爷的胆小的心理，我想是和祖父相似的。他如此愿意扮演这类人物，如果不是一种有意的迂回表白，至少也是某种郭子仪的心理反应，虽然，他并无郭子仪的功劳和本领）。二、外祖父荣禄
醇贤亲王有四位“福晋”，生了七子三女。他去世时，遗下的三子一女，最长的是第五子，即我的父亲载沣，那年八岁，承袭了王爵。我的两个叔父，五岁的载洵和三岁的载涛，同时晋封为公爵。我家从此又开始蒙受着新的“恩光福禄”。然而，醇王府这最后十几年的“恩光福禄”，比过去的几十年掺和着中国人民的更多的苦难和耻辱，也同样地和慈禧这个名字不能分开。
一件大事是慈禧给我父母亲的指婚。这次的“恩光”也可以说是戊戌政变和庚子事件的一件产物。首先，这是对于戊戌政变中给她立下大功的忠臣荣禄的恩典。我外祖父荣禄是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咸丰年间做过户部银库员外郎，因为贪污几乎被肃顺杀了头。不知他用什么方法摆脱了这次厄运，又花钱还运动上候补道员的衔。这种做法就是后来兴起的“捐班”，是与“科举”同样合法的出身。同治初年，我祖父建立神机营（使用火器的皇家军队），荣禄派去当差，做过翼长和总兵，经过一番累迁，由大学士文祥推荐授工部侍郎，以后又做过总管内务府大臣。光绪初年，升到工部尚书。后来因为反对慈禧太后自选宫监，同时又被告发贪污受贿，革职降级调出北京（这也算是惩罚）。甲午战争这年，恭亲王出办军务，荣禄借进京为慈禧太后祝寿的机会，钻营到恭亲王身边，得到了恭亲王的信赖。甲午战后他推荐袁世凯练新军时，已经当上了兵部尚书。他这时已远比从前老练，善于看准关节，特别肯在总管太监李莲英跟前花银子，因此渐渐改变了慈禧太后对他的印象。他回北京的第二年，得到了复查慈禧陵寝工程雨损的差事，这个工程先经一个大臣检查过，报了需三十万的修缮工费。据说这位大臣因为工程原是醇亲王奕生前监工督办的，不便低估原工程的质量，所以，损毁情形也报得不太严重。但荣禄另是一个做法，他摸准了太后的心理，把损毁程度夸张了一番，修缮费报了个一百五十万两。结果太后把那位大臣骂了一通，对已死的醇亲王的忠心也发生了疑问，自然荣禄从此又进一步得到赏识。
荣禄有了李莲英这个好朋友，加上他的妻子很会讨好太后，常被召进宫去陪伴太后聊天，所以，他对慈禧的心理越摸越熟。他深知慈禧光绪母子不和的内情，也最深知这场不和对他自己地位的影响，当然，他更愿意在这场内讧中给慈禧出主意。在光绪皇帝发出变法维新的各种上谕，那些被罢黜的和担心被皇帝身边人挤掉了位置的人向他哭哭啼啼的时候，他早已给慈禧安排好计策。当时有人把皇帝太后身边这两派势力称为帝党和后党，荣禄是当权派后党的首脑，翁同龢是没有实权的帝党的首脑。维新派之所以能够和皇帝接触上，就是由于翁同龢对康有为的推荐。慈禧按照计策，先强逼光绪叫他的老师翁同龢退休回家。据说翁同龢突然接到解职的上谕之后，荣禄还握着翁同龢的手挥泪问他：“您怎么会把皇帝给得罪了啊？”翁同龢离开北京不几天，荣禄就走马上任，做了文渊阁大学士兼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这是相位之首又统辖近畿三军的职位。荣禄得到了这个职位，第二步本想用六部九卿联名上疏太后的办法，废掉光绪，由太后恢复听政，但从甲午战败之后，这些当权派一直受到各方面的攻击，有人很怕这个举动引起更大的反响，不敢赞同。于是，荣禄又策划出一个另类办法，准备在太后和皇帝到天津检阅新建陆军时，实行政变。这个消息叫光绪知道了，他连忙通知维新派去想办法。维新派如果把这件事情公开出去，也许事情不至闹成后来那样，但是这些书生们却秘密地去找袁世凯这样的人物。袁世凯在朝野以谈维新为时髦的时候，参加过维新派的团体强学会，这时是统率着七千新军的头目。翁同龢回家经过天津时，袁世凯还向翁同龢表示过对皇帝的忠诚，这些举动都使维新派人士对他产生了幻想。光绪召见了这位直隶按察使，破格升他为兵部侍郎专司练兵事务，然后维新派谭嗣同又到他的寓所，说出了维新派的计划：在慈禧和光绪阅兵时，实行兵谏，诛杀荣禄，软禁慈禧，拥戴光绪。袁世凯听了，慷慨激昂，一口承担，说：“杀荣禄像杀一条狗似的那么容易！”谭嗣同对他说：“你要不干也行，西太后那边告发了，也有荣华富贵。”他立刻瞪了眼：“瞧你把我袁世凯看成了什么人！”可是他送走了谭嗣同当天就奔回天津，向他的上司荣禄作了全盘报告，荣禄又连忙乘火车北上，在丰台下车直奔颐和园，告诉了慈禧。这次戊戌政变的结果，光绪被幽禁，谭嗣同等六位维新派人士被杀，康有为逃到日本，百日维新昙花一现。而我的外祖父，正如梁启超说的，是“身兼将相，权倾举朝”。《清史稿》里也说是“得太后信仗眷顾之隆，一时无比，事无细巨，常待一言决焉”。
荣禄对慈禧太后的忠诚，在庚子那年，慈禧利用义和团杀洋人，又利用洋人杀义和团的一场大灾难中又有所表现。慈禧为了除掉光绪这个祸根，政变后曾经用假药方散布光绪病重消息，给谋杀光绪准备条件，可是被人识破了，后来闹到洋人出面要给光绪看病，结果慈禧不敢惹洋人，让洋人看了病，也证实了阴谋。她一计不成，又想出先为同治立嗣再除光绪的办法。她选的皇储是端王载漪的儿子溥 ，根据荣禄的主意，皇储不叫皇太子，《清史稿》说是“患外人为梗，用荣禄言，改称大阿哥”。他们的计划是，到元旦这天，请各国公使来道贺，以示对这件举动的支持。可是李鸿章的这次外交没办成功，公使们拒绝了。这件事情现在人们已经很清楚了，不是公使们对慈禧的为人有什么不满，而是英、法、美、日各国公使不喜欢那些亲近后党的势力过分得势。当然，慈禧太后从上台那天起就没敢惹过洋人，洋人杀了中国百姓，抢了中国的财宝，这些问题对她还不大，但现在洋人既保护了康有为，又反对她废光绪和立大阿哥，这就是直接表示反对她的统治，这就使她忍受不了。于是，她听了急于想叫儿子当皇帝的载漪的主意，要使用反对洋人的义和团了。
义和团不断地和洋人教会和清廷军队进行斗争，这时已成为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朝廷里几次派去军队镇压，都被他们打得丢盔卸甲。对团民是“剿”是“抚”，成了慈禧举棋不定的问题。载漪和大学士刚毅为首的一批王公大臣主张“抚”，理由是军队既然应付不了义和团，而义和团主要目标是“灭洋”，正好加以利用，让它把干涉废立的洋人赶出去。兵部尚书徐用仪和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等人完全反对这种办法，认为利用团民去反对洋人必定大祸临门，所以主张“剿”。两派意见正相持不下，一件未经甄别的紧急情报让慈禧下了决心。这个情报把洋人在各地的暴行解释为想逼慈禧归政于光绪。慈禧大怒，立刻下诏“宣抚”团民，下令进攻东交民巷使馆和兵营，发出内帑赏给团民，悬出赏格买洋人的脑袋。为了表示决心，并且把主“剿”的徐用仪、立山、联元等人砍了头。后来，东交民巷没有攻下，大沽炮台和天津城即先后失守，联军打向北京来了，慈禧却又拿出了另一手，暗中向洋人打招呼，在炮火连天中派人给洋兵送水果点心。北京失陷，她逃到西安，为了进一步表示和洋人作对的原来不是她，她又下令把主“抚”的刚毅、徐桐等一批大臣杀了头。在这一场翻云覆雨中，荣禄是完全看慈禧的颜色行事，而给洋兵送水果点心以及一面承旨调他的毅军参加进攻洋兵，同时又让炮兵只打空炮，这都是荣禄的“杰作”。荣禄的最后一件“杰作”就是授计负责和联军议和的李鸿章和奕劻，在谈判中掌握一条原则：只要不追究慈禧的责任，不让慈禧归政，一切条件都可答应。就这样，签订了赔款连利息近十亿两，让外国军队驻兵京城的《辛丑条约》。荣禄办了这件事，到了西安，“既至，宠礼有加，赏黄马褂、双眼花翎、紫貂，随扈还京，加太子太保，转文华殿大学士”。除了《清史稿》这些记载外，还应补上，就是西太后是在这时为荣禄的女儿“指婚”，嫁与醇亲王载沣为福晋。
关于我父母亲这段姻缘，我后来听到家里的老人家说起，西太后的用意还不仅为了表示对外祖父的宠信。政变以后，西太后对醇王府猜疑颇深。这种猜疑可以从砍伐白果树的故事看出来。在我祖父园寝（墓地）上有棵白果树，长得非常高大，不知是谁在太后面前说起醇王府出了个皇帝就是由于醇王坟地的风水好，有这棵白果树，“白”和“王”连起来不就是个“皇”字吗？慈禧听了，立即叫人到妙高峰把白果树砍掉了。这时我的第一位祖母、慈禧的妹妹已经故去了，我的亲祖母刘佳氏为这件事简直吓得要死。
但是，引起慈禧猜忌的，还不止这类无聊的迷信。在庚子事件前，她就觉得可怕的洋人有点倾心于光绪，对她却是不太客气。庚子后，联军统帅瓦德西提出，要皇帝的兄弟做代表，去德国为克德林公使被杀事道歉。德国人如此“重视”光绪的兄弟，德国皇室还给以礼遇，这使慈禧大感不安，她想不到洋人不懂什么叫过嗣，只认得血缘关系，这一点更加深了她心里原存的疑忌，光绪的亲血骨肉就成了她心中的隐忧。这种来自内部的忧患，是比外部的康有为维新派更叫她担心的。为了消除这个隐患，她终于想出了办法，就是把荣禄和醇王府撮合成为亲家，西太后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凡是她感到对自己有一丝一毫不安全的地方，她都要仔细加以考虑和果断加以处理。她在庚子逃亡之前，还不忘叫人把珍妃推到井里淹死，又何尝不是怕留后患而下的毒手？维护自己的统治，才是她考虑一切的根据。就这样，我父亲在光绪二十七年在德国赔了礼回来，十月到开封迎上回銮的慈禧，奏复了一番在德国受到的德国皇室的种种“礼遇”，十一月随驾走到保定，就奉到了“指婚”的太后懿旨。三、慈禧太后的决定
庚子后，载漪被列为祸首之一，发配新疆充军，他的儿子失去了大阿哥名号。此后七年间没有公开提起过废立的事。光绪三十四年十月，西太后在颐和园度过了她的七十四岁生日，患了痢疾，卧病的第十天，突然作出了立嗣的决定。跟着，光绪和慈禧就在两天中相继去世。我父亲这几天的日记有这样的记载：
十九日。上朝。致庆邸急函一件……
二十日。上疾大渐。上朝。奉旨派载沣恭代批折，钦此。庆王到京，午刻同诣仪鸾殿面承召见，钦奉懿旨：醇亲王载沣著授为摄政王，钦此。又面承懿旨：醇亲王载沣之子溥〇著在宫内教养，在上书房读书，钦此。叩辞至再，未邀俞允，即命携之入宫。万分无法，不敢再辞，遵于申刻由府携溥〇入宫。又蒙召见，告知已将溥〇交在皇后宫中教养，钦此。即谨退出，往谒庆邸。
二十一日。酉刻小臣载沣跪闻皇上崩于瀛台。亥刻小臣同庆王世相鹿协揆张相袁尚书增大臣崇诣福昌殿。仰蒙皇太后召见。面承懿旨：摄政王载沣之子〇〇著入承大统为嗣皇帝，钦此。又面承懿旨：因穆宗毅皇帝未有储贰，曾于同治十三年十月初五日降旨，大行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现在大行皇帝龙驭上宾，亦未有储贰，不得已以摄政王载沣之子〇〇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并兼承大行皇帝之祧。钦此。又面承懿旨：现在时势多艰，嗣皇帝尚在冲龄，正宜专心典学，著摄政王载沣为监国，所有军国政事，悉秉予之训示裁度施行，俟嗣皇帝年岁渐长，学业有成，再由嗣皇帝亲裁政事。钦此。是日住于西苑军机处。
我从西太后宣布自己的决定的头一天，即十九日起抄录这段日记，是因为十九日那句“致庆邸急函”和二十日的“庆王到京”四个字，都与这个立嗣的举动大有关系，都是西太后为了宣布这个决定所做的安排的一部分。为了说清楚这件事，不得不从远处说起。
庆邸或庆王就是那个以办卖国外交和卖官鬻爵而出名的奕劻。在西太后时代，能得到太后欢心就等于得到了远大前程。要想讨西太后的欢心，首先必须能随时摸得着太后的心意，才能投其所好。我外祖父荣禄用贿赂太监李莲英的办法和利用太太陪伴太后游乐的机会，得到不少最好最快的情报，因此，他对太后的奉承和孝敬，总是比别人更让太后称心满意。如果说奕劻的办法和他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奕劻在李莲英那里花了更多的银子和珍宝，而奕劻的女儿即著名的四格格也比荣禄太太更机灵。如果西太后无意中露出她喜欢什么样的坎肩，嵌镶着什么饰品的鞋子等的话，那么，不出三天，或者说在西太后的趣味还没有消失以前，那个正合心意的坎肩、鞋子之类的玩意儿就会出现在西太后的面前。奕劻的官运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在觉得称心如意的西太后的赏识下，奕劻一再加官晋爵，以一个远支宗室的最低的爵位辅国将军，逐步进到亲王，官职做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他得到了这个左右逢源的差事，身价就更加不同，无论在太后眼里和洋人的眼里，都有了特殊的重要性。庚子事件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在他和李鸿章向八国联军议和的过程中，他既为西太后尽了力，使她躲开了祸首的名义，也让八国联军在条约上满了意，从此他有了外国后台。当时人们议论起王公们的政治本钱时，说某王公有德国后台，某王公有日本后台……都只不过各有一国后台而已，但是一说到庆王，都认为他的后台谁也比不上，计有八国之多。因此，西太后在庚子后非常看重他。光绪二十九年，他进入了军机处，权力超过了其他军机大臣，年老的礼亲王的领衔不过是挂个虚名。后来礼亲王告退，奕劻正式成了领衔军机大臣，他儿子载振也当了商部尚书，父子显赫不可一世。贪赃枉法卖官鬻爵，朝野为之侧目，尽管有反对他的王公们暗中扳他，御史们出面参他，都无济于事，奈何他不得。有位御史弹劾他“自任军机，门庭若市，细大不捐，其父子起居饮食车马衣服异常挥霍……将私产一百二十万两送往东交民巷英商汇丰银行存储”，另有位御史弹劾说有人送他寿礼十万两，花一万二千两买了一名歌妓送他儿子。结果这两个御史，一个斥回原衙门，一个夺了官。
西太后对奕劻是否就很满意，根据不少遗老们侧面透露的材料，只能这样说：西太后后来对于奕劻是又担心他，又要依赖他，所以也动不得他，并且还要笼络他。
使西太后担心的，主要的倒不是贪污纳贿，而是从贪污纳贿中嗅出来的袁世凯和奕劻的特殊关系。单从袁在奕劻身上花钱的情形来看那关系就很不平常。袁世凯的心腹朋友徐世昌后来说过，庆王府里无论是生了孩子，死了人，或是过个生日等红白大事的一切开销，全由直隶总督衙门在背后包着。奕劻正式领军机处的前不久，有一天庆王府收到袁家的人送来十万两（一说二十万两）白银，来人转述袁的话说：“王爷要有不少开销。请王爷别不赏脸。”过了不久，奕劻升官消息发表了，人们大为惊讶袁世凯的未卜先知。
经过戊戌政变，西太后对袁世凯是十分重视的，几年工夫把他由直隶按察使一直提到兵部尚书，又授了军机大臣，恩遇之隆，汉族大臣中过去只有曾、胡、左、李才数得上。另一方面，西太后出于本能，对这个统率着号称精锐的北洋新军且以投机出名的汉族大臣，并不放心。当她听说袁世凯把大量银子向贪财如命的庆亲王那里送，她就更要用心想想这个复杂问题了。
西太后曾经打过主意，要先把奕劻开缺。她和军机大臣瞿鸿机露出了这个意思，谁知这位进士出身后起的军机，太没阅历，他无意间把这件事告诉了太太。可巧这位太太又有位亲戚在一家外文报馆做事，这个消息竞辗转传到外国记者的耳朵里，北京还没有别人知道，伦敦报纸上倒登出这条消息来了。于是，英国驻北京的公使就据此去找外务部询问，有无此事。西太后这才想起了奕劻是有洋人朋友的关心的，不但不敢承认，而且派铁良和鹿传森追查，结果，瞿鸿机被开了缺。《清史稿》里说他罪名是“直言忤太旨”，指的就是这件事。
西太后弄奕劻不成，同时奕劻也有联络外国人的用途，因此不再动他，但对于袁世凯她不想再犹疑下去了。光绪三十三年，她叫满族的亲信大臣铁良接替了袁的兵部尚书，另调袁为外务部尚书，同时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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