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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14 23: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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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爽

出版社:中国画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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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潜规则大全集

历史潜规则大全集试读:

前言

当今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人际关系越来越复杂。如何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游刃有余,获得人生的主动?借古鉴今,学习历史潜规则,掌握为人处世的技巧,有利于我们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中立于不败之地,有利于更好地生存下去。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没有人能够脱离社会和群体独自存在。生活在这个纷繁的大千世界里,我们不可避免地需要和身边的人接触、打交道。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在事业上大成就,在生活上一帆风顺,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和一定的社会声望,但事实上,有的人确实能够很好地处理这些问题,并且游刃有余、乐在其中,有的人却只能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其结果是庸庸碌碌,一事无成。这两类人的差距到底在哪里呢?智力因素和勤奋程度虽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起决定作用的是他们是否了解生活中的潜规则,是否能灵活运用“潜规则”。

潜规则其实是相对“无规则”和“明规则”而言的。所谓潜规则,就是指看不见的、明文没有规定的,但又是被人们广泛认同、起实际作用的一种规则。潜规则是著名学者、中国“潜规则概念之父”吴思先生在《隐蔽的秩序:拆解历史弈局》一书中提出的著名概念。这些规则是约定俗成的,是人们必须遵循的。都说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动物,即使是面对面,我们也不一定能够知晓对方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每个人都不遗余力地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努力奋斗着,但并不是只要努力就会成功。社会有其固有的、复杂的规则,没有经验就会吃亏,不懂规则就难以生存。只有看清楚形势,懂一些为人处世的艺术,才能活得明白、活得坦然。只有清楚地了解这个世界的潜规则,我们才能事半功倍,顺利获取成功。

很多人对于潜规则抱着一种仰望的态度,觉得它是聪明人才掌握得了的学问,深奥晦涩;还有的人对潜规则抱着鄙夷的态度,觉得按潜规则做事是圆滑世故的表现,违背道德准则。其实,这两种态度都不可取。我们应该摆正心态,用积极客观的心态来看待潜规则。因为这个世界纷繁莫测、鱼目混杂,我们只有充分了解存在于表象之后的事实真相,才能自如地应付各种棘手之事,在社交圈中左右逢源、应付自如。

潜规则所具有的神秘性和不公开性,我们或多或少都会对它抱着一定的窥探心理,而这本《历史潜规则大全集》就给了我们一个绝佳的机会,让我们揭下它神秘的面纱,一睹它的真实容颜。本书语言简洁易懂,形象生动,摆脱了其他类似书籍单纯说教、枯燥乏味的叙述形式,在讲述一个个历史小故事的同时展示了为人处世的艺术和成功生存的法则:脚踏两船有备无患,当仁不让也是一种高明,扯下面子该耍赖时就耍赖,老好人也要绵里藏针,关系是攀出来的,弯腰有时比站直了更高,先把人看坏、再与人处好,夹起尾巴做人带着脑袋做事,这些观点犀利大胆,评析一针见血,寥寥数字就点出了我们可能需要一辈子才能参透的道理……

书中的很多说法都打破了我们的常规思维,从全新的角度诠释为人处世的绝妙法则,处处透着哲思,处处闪烁智慧。本书从历史的视角告诉我们,适度妥协是一种智慧的“张扬”,“无为者”无所不为,而“潜行隐世”其实就是“伺机而动”。全书辩证的思维、犀利的论述、精妙的剖析,让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感受到智慧的交锋,领悟到为人处世的学问。本书不仅帮我们拨开层层迷雾,使我们看清历史的本质与真相,让我们可以用最少的时间和精力洞穿历史的内核,它还使尘封的历史复活,让我们在感受历史人物命运及日常生活细节的同时掌握潜规则,探索日常现象背后的为人之道、处事之法。

第一章 老实人总是在圈外

踏实人被爱,老实人被欺

我们从小时候起就受到老师和家长的谆谆告诫:做事做人要踏实,要老实本分。踏实没错,踏实肯干的人往往受到青睐器重,老实没错,人人都喜欢和单纯老实的人相处交往,因为和这样的人相处比较安全。一位伟人说“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就是最老实的人”,老实是君子必守的一条准则。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度,过于老实就会让自己受到伤害,没有心机,缺少防人之心就会被人利用,就像历史小说《三国演义》里的鲁肃一样。

鲁肃在《三国演义》里是一个性格忠厚、老实谨慎的老好人,周瑜曾说:“子敬乃诚实人也。”从《三国演义》的一些片段中,我们就可以看出鲁肃的老实来。

仁厚老实的鲁肃,得知周瑜想害诸葛亮,要他去聚铁山断粮道时,鲁肃实在不忍心,于是专门拜访了诸葛亮,看他是否知晓周瑜用意。席间,诸葛亮却说了不屑周瑜的话:“周公瑾但堪水战,不能陆战耳。”鲁肃回去后如实转告,周瑜被激怒,扬言要亲自去聚铁山断粮道。

后来,周瑜得知是诸葛亮故意戏他,又听到他对当下局势的分析后,越发觉得应铲去祸根,这一次,鲁肃又拦住了他:“今用人之际,望以国家为重。且待破操之后,图之未晚。”

当鲁肃再次被周瑜派去试探诸葛亮,问对周瑜之计的看法,鲁肃如实转告后,周瑜妒忌;鲁肃又欲劝阻,这次周瑜不听,命令诸葛亮在数天之内造十万支箭。

但诸葛亮是谁?他聪明得连周瑜都妒忌,他知道鲁肃老实,没什么心眼,肯定会把自己对他说的话转告周瑜,激怒后的周瑜必定会行下策,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正因为如此,便有了著名的历史典故:草船借箭。

纵观整个过程,我们不得不说,成全诸葛亮的计谋和安全,鲁肃的善良老实发挥了很大作用。诸葛亮就是利用了他这一点。

在如今的时代,“老实”一词很难说是褒义或者贬义了。有的时候,说你这个人太老实,那无异于说你是个笨蛋。往往事都是你做的,可最后好处全都是人家的。因此常言道:“老实人常吃亏,老实人常被欺。”

太老实是一种木讷、一种保守、一种顽固,太老实的人不懂得人情世故,不知道规划自己的人生,太老实的人只知道按部就班地生活,没有创新、没有突破,从来不去想要主动干什么,只知道按照别人的吩咐去做事情,甚至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这样的人,一生能有多大的成就?太老实的人一生都处于被动中,也注定其一生都平庸无为。不是没有机遇青睐他,而是机遇来到他的面前时他根本看不见,更不用说主动去创造机会了。

有人说,踏实人被爱,老实人被欺。当今这个社会,处处需要竞争,很多利益需要你争我夺、分毫不让才能获得。如果太老实的话,就会经常受人“欺负”,事事都不敢去和别人争,事事都让着别人,这样的话,就会失去很多的机会。所以说,做人不要太老实。几手准备,有备无患

几手准备在生存谋略中,是难得的处世远见。平日里它可以让你左右逢源,不会因有失偏颇而疏远了一方,甚至脱离了圈子;危急时又因与各方都曾熟络或互利过,便能让人拉上一把,摆脱困境。春秋时期管仲、鲍叔牙、召忽三位好友分侍二主,进退有路,就是很好的例证。

管仲、鲍叔牙以及召忽三人很要好,决心在事业上互相合作。他们曾经合伙做过生意,但他们更想齐心协力治理齐国。

当时齐王有两个儿子,一个叫纠,一个叫小白。召忽认为公子纠是长子,一定能继承王位,因此对管仲和鲍叔牙说:“对齐国来说,我们三人就像大鼎的三条腿,缺一不可。既然公子小白不能继承王位,那干脆我们三人一同辅佐公子纠吧。”管仲说:“这样等于吊死在一棵树上。万一公子纠没继位,我们三人不是都完了?国中的百姓都不喜欢公子纠的母亲和公子纠本人,公子小白自幼丧母,人们必定可怜他。究竟谁继承王位很难说,不如由一个人侍奉公子小白,将来统治齐国的肯定是这两个人中的一个。这样,不管哪一个当了齐王,我们当中都有功臣,可以相互照顾,进退有路,左右逢源。”于是他们决定由鲍叔牙去辅佐公子小白,由管仲和召忽辅佐公子纠。

后来,公子纠与小白夺权,管仲射杀小白,鲍叔牙叫小白装死。管仲以为小白已死,便从容地陪公子纠回国继位。不料公子小白已先回国当了国王,成了齐桓公,鲍叔牙成了功臣,管仲和召忽成了罪人。

正因为管仲事先想好了退路,所以,鲍叔牙可以在齐桓公面前说情。齐桓公不但没杀管仲,反而让管仲当了宰相,协助自己干出了一番霸主的事业。

试想,如果当时管仲三人全去辅佐公子纠,那么日后若是公子小白掌权,他们三人就会难逃一劫,至少是不会被重用,历史上也就不会出现管仲为相和桓公称霸的局面了。

从古到今,历来如此,多作几手准备,才可游刃有余,久立不倒。

清末陈树屏做江夏知县的时候,张之洞在湖北做督抚,张之洞与抚军谭继洵的关系不太好。有一天,陈树屏在黄鹤楼宴请张、谭等人,座客里有个人谈到江面的宽窄问题,谭继洵说是五里三分,张之洞就故意说是七里三分,双方争执不下,都不肯丢自己的面子。陈树屏知道他们是故意借题发挥,是说不清楚的。他心里对两个人这样闹很不满,也很看不起,但是两人都比自己官大,谁也得罪不起。于是他言辞谦恭地说:“江面水涨就宽到七里三分,而落潮时便是五里三分。张督抚是就涨潮而言,而抚军大人是就落潮而言。两位大人都没说错,这有什么可争执的呢?”听了陈树屏的话,众人一起拍掌大笑,不了了之。

两派对立之时,惹恼了任何一方,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这种情况下,一定要等距离外交,对谁都要笑脸相迎,让每一派都把你当成“自己人”。通过上面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做人切莫太极端,事事都不可做绝,以免与某个圈子的人变生疏甚至结仇。

实际上脚踏两船就是要有远见,懂得未雨绸缪,为自己留足后路。这就意味着看问题时不能只看到眼前的大好局面,而忽略了危机出现的可能性,在任何时候都要做到有备无患、防患于未然。不当糊涂的替罪羊

在古代的政治斗争中,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全自己的利益,在危机中将自己的风险降到最低,很多精明的领导者都会提前为自己培养几个替罪羊,在关键的战役中,让他们去打头阵,让他们承受最猛烈的第一场袭击。而自己则安然躲在幕后谋划布局,直到大局已定,再出场坐收渔利。他们培养替罪羊时,常常会事先给出很多好处,像名誉、金钱之类,让对方放下防备之心,感觉到自己备受重用而无知地去卖命。

三国时期,曹操刺杀董卓失败,马上逃离洛阳,回去整合兵马,会同袁术、袁绍、孔融、马腾、孙坚等十七路诸侯联合讨伐董卓。在这些力量中,曹操拥有较强的实力,且作为发起人,理应以他为盟主,他却主动谦让,把盟主位置让给袁绍,并说什么“袁本初四世三公,门多故吏,汉朝名相之裔,可为盟主”,其实他正是看穿了袁绍的虚荣和较弱的缺点,让他做替罪羊,先去打头阵,助自己把握实权。果然袁绍心中大喜,心甘情愿地当了冤大头,结果在群雄逐鹿中四面受敌,力量慢慢削掉,最后终于被曹操吃掉了。

曹操这套阴谋的好处在于:一是可以借力克力,借势灭势;二是可以暗中操纵,浑水摸鱼,得渔翁之利。通过这次与十七路诸侯的合作,曹操几乎全部摸清了他们的底细,而对方则不知他的深浅。等到公孙瓒、孙坚等人看出他的野心时,已为时太晚。更何况此时曹操又玩了一种更高明的手段。

曹操杀入洛阳、消灭董卓后,便把汉献帝挟持到自己的地盘许昌“供”起来。这一招更高明,他把汉献帝当成皮影,而自己则是耍皮影的人。由于汉献帝的名头,诸侯都不敢对曹操轻举妄动,而曹操更是拉大旗做虎皮,挟天子以令诸侯,自立为大丞相,实则以天子名义对诸侯指手画脚。曹操的这一招,可谓把幕后操纵演绎到了极致。曹操后来的不断壮大,四方贤士猛将皆来投靠,不能不说与此有很大关系。

无论是袁绍还是汉献帝,都被曹操用做了“替罪羊”,或是给戴高帽子,或是武力强迫,都被利用来为曹操打头阵。这种看似“风光”的“替罪羊”,处于风口浪尖上,而得到的不外乎是明枪暗箭、嫉恨攻击,成为众矢之的。而幕后的操纵者不但安然无恙,而且坐收渔利,成为最后的也是最大的赢家。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和精力都是有限的,即便不能做出一番事业来,也不能无知地去追逐虚无缥缈的光环,那样无异是在慢性自杀。若是碰上别有用心之人,就会因这虚荣心被他们利用,当了糊涂的替罪羊,吃了大亏还以为占了便宜,那就是人生的大悲哀了。不要被表面的“真诚”所蒙蔽

真诚是助人攻破他人心房的利器,但有人打着真诚的幌子,掩盖其真实意图,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此所谓真面不真心。因此,如果有人时时对你一副真面孔,你不能老实天真地以为那就是他的真心所想所为,还是要对其谨慎地加以观察甄别为好。

元末农民起义中,群雄割据,其中以朱元璋、陈友谅和张士诚较为强大。公元1366年5月,朱元璋受到陈友谅和张士诚联合对应天的两面夹攻。在双方正进行一场血战的险恶形势下,江北形势骤变。小明王韩林儿和刘福通派出的三支北伐军,遭到元军反击而惨败。小明王退兵安丰后,张士诚却派大将吕珍围攻安丰,情况十分危急。小明王多次派人向朱元璋征兵解围。朱元璋与部将商议,众将都反对派兵,连军师刘基也坚决不同意。朱元璋这次力排众议,对大家说:“我自有安排!”于是毅然派兵去救安丰小明王。

朱元璋为什么愿冒此风险?他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其实,朱元璋自有他的算盘。他认为安丰是应天的屏障,安丰失守,自己的应天就暴露在敌方攻击下,救安丰就是保应天。至于小明王,他在红巾军和群众中影响最大,有号召力,是一面旗帜。朱元璋尊小明王为主,打着他的旗号,一来是利用小明王的影响,争取人心;二来敌方打击的矛头首先冲着小明王,是为了实现他今后的更大图谋。于是,他亲自率军北上,杀退吕珍,保住了安丰。小明王对朱感激涕零。朱元璋乘胜回师,和陈友谅在鄱阳湖经过一场激战,陈友谅兵败身死。朱元璋获得大胜后,打着小明王的旗帜,又被封为吴国公。此后,他要利用小明王的旗号,达到更大的目的。

安丰一战后,朱元璋决心把小明王控制在自己手中。他先把小明王迎到滁州。在滁州给小明王建造了巍峨的宫殿,安排了威武的銮驾仪仗、丰美的食物和华丽的服饰。对小明王态度十分恭谨,完全是真心诚意地顺服。小明王本来对朱元璋已是感激不尽了,对滁州这样的安排,使他由感激发展到感恩。他哪里想到,朱元璋迅速安排亲信对小明王实行封锁、隔离,甚至把侍奉小明王的宫中人员全部换成自己的部下。从此,小明王的一切统统在朱元璋的掌握之中。

随着朱元璋节节胜利,兵多地广,他野心大发,干脆取消小明王给他的吴国公封号,自立为吴王。朱元璋觉得小明王已无多少利用价值,而且越来越成为绊脚石,他不甘心在名分上还是别人的臣子,于是策划了借刀杀人的诡计。不久,朱元璋派专使到滁州晋见小明王。专使在朱元璋的指使下,对小明王说,朱如何关心小明王的身体、生活,如何日夜企盼与小明王在一起,又如何在应天已做好准备,迎接小明王回驾应天,等等。小明王听得心花怒放,他感到朱元璋安排得如此周到,如此忠心,真是难得的忠良!他满口答应下来,准备回应天过皇帝的安乐日子。

小明王准备停当,高高兴兴坐上了专使派的船,向应天进发,行进中,江上风平浪静,小明王兴致勃勃地站在船头观赏水天景色。突然,船身一震,颠翻在江中,小明王及随侍宫女掉进江中,全部被淹死。临死时,小明王还念念不忘感激朱元璋的迎驾之德呢!他哪里知道是朱元璋的密令害死了他。

朱元璋接到小明王淹死的消息后,为掩人耳目,把船工斩首示众,还假惺惺地痛哭了一场。两年后,朱元璋在应天正式登上皇帝宝座,国号大明,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称帝的野心。

朱元璋的奸计之所以能够得逞,缘于他自始至终都以“真诚”为幌子,采取蒙蔽手段,先是临危救主,继而周到侍奉,即使在小明王丧生之后,朱元璋也不忘“真诚”地演绎一场哭戏,在世人眼中留下一个“忠心事主”的光彩形象。

朱元璋的歹毒、阴险当然是要摒弃的,但用真诚的态度来帮助自己成功却值得仿效。开诚布公绝非上策

对一个要认真对待的人开诚布公,就是要直言不讳,这完全是为了对方好,其用心值得称赞。但这样的做法并不总是正确的。之所以说它有错,并不在于“开诚布公”,而是在于如何进行“开诚布公”。如果对别人开诚布公,无所隐瞒,却又不讲究说话技巧,那么碰上性格固执或脾气急躁之人,就可能因“诚”得罪人,起到完全相反的效果。

即便与朋友相交,开诚布公很多时候也并不能维系彼此间的感情,实现良好的沟通。事实上,老练圆滑的手腕,反而能避免伤害彼此间的感情,使一切尽在不言中,达到“劝谏”或沟通的效果。如果直言根本就无所助益,那么此时的开诚布公,不仅多此一举,更糟糕的是,还真会“好心没好报”,伤人更伤己!

古时有一个官位叫做监察御史,它是负责监察百官、巡视郡县、纠正刑狱、肃整朝仪等事务的一个官职,虽然官阶不高,但可以直接向皇帝弹劾违法乱纪和不称职的官员。实际上,这也是一个专门得罪人的差使,过于正直、开诚布公,搞不好便会遭受打击报复。唐玄宗时期,有个正直的官员周子凉担任此官,就因开诚布公地反映众臣意见,惹了皇上而获罪。

周子凉是经当时的宰相张九龄推荐当上监察御史的。张九龄是唐代有名的贤相,他推荐周子凉担任监察御史,一定是欣赏他的正直。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周子凉后来却因此丢了性命。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张九龄遭奸相李林甫排挤,被罢免宰相之职,降职为尚书右丞相。李林甫随即将胆小怕事毫无政见的牛仙客推上了宰相之位。牛仙客的平庸自然招致朝臣们的不满。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四月十七日,监察御史周子凉向唐玄宗呈交了一份弹劾牛仙客的奏折,直截了当地指出牛仙客不是宰相之才,让他担任宰相是用人失误。想必是为了增强说服力,周子谅在奏折里还引用了一句武则天时期的谶语,说姓牛的人当宰相不吉利,将会导致龙蛇相斗,血流成河。没料到唐玄宗看了奏折勃然大怒:“小小的监察御史竟敢诬告宰相,还引妖谶为证,真是胆大妄为!”他立即下令将周子谅抓来,当庭杖责。周子谅被打得皮开肉绽,史书中一说当场毙命,一说因伤势过重死于流放瀼州途中。可怜一位秉公直言的监察御史就这样惨死在他所效忠的职位上。

开诚布公、直言不讳的人,往往是出于善意的。诚实和正直也的确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应该推崇。然而,一旦我们过于诚实或正直,或时机不对,对象有别,这样往往会给自己和别人带来不好的结果。

所以,我们应当在准备开诚布公之前,学着问问自己:直言不讳,真的对事情有所帮助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就保持现状,继续对此沉默不语;或者多加观察,巧言迂回地委婉“谏言”。如此才能真正达到“开诚布公”所追求的效果,这才是上策。该“秀”自己时就别犹豫

人们常慨叹时光易逝、人生短暂,若要取得些成就也实属不易。但我们是否知道,在这短暂的一生中,很多人之所以平凡无为,正是在那些本可以让自己闪光的时刻犹豫不决,才错过了做出成绩的时机和创造价值的机遇!

其实,自古功成名就之人的成长事迹也正告诉我们,不甘于碌碌无为过日子,而是敢于大胆自荐、融入上层圈子的人,他们的人生才会与众不同!

战国末期的毛遂曾在平原君门下待了三年都一直默默无闻,总得不到施展才能的机会。

一次,碰上秦国大举进攻赵国,秦军将赵国都城邯郸团团围住,情况十分危急,赵王只好派平原君赶紧出使楚国,向楚国求救。

平原君到楚国去之前,召集他所有的门客商议,决定从这千余名门客中挑选出20名能文善武、足智多谋的人随同前往。他挑来挑去最终只有19人合乎条件,还差一人却怎么挑也总觉得不满意。

这时,只见毛遂主动站出来说:“我愿随平原君前往楚国,哪怕是凑个数!”

平原君一看,是平常不曾注意的毛遂,不大以为然,只是婉转地说:“你到我门下已经三年了,从未听到有人在我面前称赞过你,可见你并无什么过人之处。一个有才能的人在世上,就好像锥子装在口袋里,锥子尖很快就会穿破口袋钻出来,人们很快就能发现他。而你一直未能出头露面显示你的本事,我怎么能够带上没有本事的人同我去楚国行使如此重大的使命呢?”

毛遂并不生气,他心平气和地据理力争说:“您说得并不全对。我之所以没有像锥子从口袋里钻出锥尖,是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像锥子一样放进您的口袋里呀。如果您早就将我这把锥子放进口袋,我敢说,我不仅是锥尖子钻出口袋的问题,我会连整个锥子都像麦穗子一样全部露出来。”

平原君觉得毛遂说得很有道理且气度不凡,便答应毛遂作为自己的随从,连夜赶往楚国。

到达楚国,已是早晨。平原君立即拜见楚王,跟他商讨出兵救赵的事情。

这次商谈很不顺利,从早上一直谈到了中午,还没有一丝进展。面对这种情况,随同前往的另外19个人只知道干着急,在台下直跺脚、摇头、埋怨。唯有毛遂,眼看时间不等人,机会不可错过,只见他一手提剑,大踏步跨到台上,面对盛气凌人的楚王,毛遂毫不胆怯。他两眼逼视着楚王,慷慨陈词,申明大义,他从赵楚两国的关系谈到这次救援赵国的意义,对楚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他的凛然正气使楚王惊叹佩服,他对两国利害关系的分析深深打动了楚王的心。通过毛遂的劝说,楚王终于被说服了,当天下午便与平原君缔结盟约。很快,楚王派军队支援赵国,赵国于是解围。

事后,平原君深感愧疚地说:“毛遂原来真是个了不起的人啊!他的三寸不烂之舌,真抵得过百万大军呀!可是以前我竟没发现他。若不是毛先生挺身而出,我可要埋没一个人才呢!”

清朝的和珅也可谓是自我推荐的高手。

和虽然家世不佳,但有股聪明劲,好读书,史书上说他少贫无籍,为文生员,在官学中读四书五经。他对汉族文化和历史有所了解,对中原的地理沿革、风土人情、文坛掌故都很留心,而且生性乖巧,能说会道,还爱耍些小聪明。

和粗通中原文化,这点知识帮了他的大忙。还在给乾隆帝当銮仪卫听差时,就因读过四书五经而受到乾隆帝的喜爱。

一次,和在乾隆帝的轿前听差。乾隆急于起程,仓促间却找不到黄龙伴盖。乾隆帝发了脾气,问道:“这是谁的过错?”銮仪卫的轿夫和侍卫你看我、我看你,不知怎么回答,也不知该怎么办好,这时和却应声答道:“典守者不得辞其责!”

乾隆看了看这个说话的人,见他长得眉目清秀,仪态俊雅,回答时口齿清楚,语言文雅,对他颇有几分好感。心想,听差的行列中,竟有这样才气的人。问起来,才知道他是满族官学的生员,名叫和。

清代从圣祖康熙开始就很重视程朱理学,很重视文化教育和思想统治的作用。学堂里一律把四书作为必读教材,科举考试的经典。

另外一次,乾隆坐在行进中的銮舆中询问了和一些四书中的问题,和一一作答。乾隆听了,十分满意。从此,乾隆让和总管仪仗队,不久又升为侍卫。这官虽然不算大,但很重要,宫中的事务差不多都由他管理,这也是和得以在权力阶梯上攀爬的基础。

今日社会,市场经济越来越成熟,竞争也愈发激烈,尤其是面对人才市场的激烈竞争,一个人想要使自己跻身人才之林,得到最佳发展空间,就要学习毛遂自荐的精神,去主动地展现自己的聪明才智,而不是一味地埋头苦干,或是等求“伯乐”来发掘自己。

所以,要显示出自己人生的价值,就必须主动地自我推销,毕竟,发光的金子才更容易被看到。“圆滑”是一种高效的变通

圆滑为正人君子所不齿,但有些时候“圆滑”一点,打破常规思考一下,反而更容易从困境中轻松脱身。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变通才能解决问题,没有圆融的处世态度会让自己坐以待毙。

蒯通是范阳人。陈胜、吴广揭竿而起,诛灭暴秦,蒯通也乘时而起。当时,武信君武臣受命进取赵地,声势浩大,蒯通见事有可为,白头巾红臂带打扮一番去见范阳县令,范阳令几日来正胆战心惊,见蒯通如此打扮,觉得很奇怪。“白巾者,为吊你县令大人;红带者,为贺你县令大人也。”蒯通说,“天下大势不可阻挡,不过,幸亏遇上了我蒯通,说不定还能逢凶化吉呢!”蒯通将反秦形势、范阳形势、县令既往乃至何去何从分析得头头是道。又许诺保证只要他归降武臣,依然可做县令。然后,蒯通又出城找武信君去了。这时候的蒯通连武信君都没见过呢!

幸亏武信君早已闻知蒯通贤士大名,很恭敬地向他请教平治之策。蒯通说,一味攻打,自然也可胜利,但时间慢,代价也大。莫若劝降纳降,不战而屈人之兵。武信君很是赞成。于是,派他招降范阳令。

范阳令开门归降,轰动燕赵各城,一时间,各县令争先恐后献城开门,武臣兵不血刃,传檄而下燕赵之地三十余城。

蒯通初试锋芒,声名大振。但接下来几年,他却又回家隐居了,他想待势而起。

汉王三军,大将军韩信进军齐国,正待渡河之际,郦食其劝降齐王成功,韩信欲罢回军。蒯通星夜去见韩信,劝他继续进军齐国,必将大胜,可惜韩信不听其计谋。

蒯通之所以力劝韩信攻齐,是因为他预见到了天下即将出现的三分格局。当时,楚汉相争,你死我活而难分胜负,主动权实际已落入韩信之手。助汉则汉胜,助楚则楚胜。所以,韩信已成为双方拉拢争取的重点。蒯通则有自己的打算,他希望韩信能据齐自强,崛起于楚汉之间,鼎足而立,养精蓄锐,扩大力量,一旦天下有变,即可发兵出击楚汉,收拾残局。应该说,有此帝王之策而又遇天赐良机,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但是,蒯通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失算了。韩信拒绝了蒯通的建议,他认为汉王待自己不薄,自己也没有多大的野心,不必招致天下非议。任凭蒯通如何劝说,韩信只是不听。蒯通害怕起来,只得佯疯避祸,做了巫师。

后来,韩信被吕后设计擒获,这时才后悔没采纳蒯通的计谋。蒯通也因此受累,被刘邦抓捕后下令烹杀。

蒯通不甘,他连呼冤枉,搬出跖犬吠尧,名为其主实为自己辩护,竟然又死里逃生。不仅免于被烹,后来还当了相国曹参的幕客。

正是圆融使蒯通逢凶化吉,摆脱了生命危险,如果他不善于有效地变通,还用常理思维来处理问题,就很难全身而退,化不利为有利。

现实中很多人也未必不知变通,不过常常不能实现高效变通罢了。当前社会人口流动性大,每个人的社交圈子越来越大,若不能圆融变通,就会在某些场合得罪人,因为一件小事就让自己陷入不利的境地,在不知不觉中树敌,并因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必要时圆滑一点,这不但是一种高效的变通,也是变相的自我保护。在暗流涌动的社交场合,“圆滑”是最坚实的外衣。做好人,但不做滥好人

在人际交往圈中,我们每个人都喜欢好人,欢迎好人,期望遇到好人,也想让自己成为好人!因为好人不具侵略性,不会伤害别人,有时还会为了别人的利益而让自己作出很大的牺牲!这种好人岂止能用一个“好”字形容?

要想获得好人这个美名,当然也要付出代价。当代价超过心理承受底线时,多少会令人难以承受,所以好人难当。做好人也要讲原则。当好人成了“好好先生”时,往往面临的是“好心不得好报”的尴尬。

所以在现实生活中,有一点我们要引以为戒:不可以滥做好人!

秦始皇长子扶苏的性格悲剧就足以证实这一点。

扶苏是秦始皇的长子,年少时的扶苏机智聪颖,生就一副悲天悯人的慈悲心肠,因此在政见上经常与暴虐的秦始皇背道而驰。他认为天下未定,百姓未安,反对实行“焚书坑儒”和“重法绳之臣”等政策,秦始皇偏执地认为这是扶苏性格软弱所致,于是下旨让扶苏协助大将军蒙恬修筑万里长城,抵御北方的匈奴,希望借此培养出一个刚毅果敢的扶苏。

几年的塞外征战果然使扶苏成长得与众不同,他身先士卒、勇猛善战,立下了赫赫战功,敏锐的洞察力与出色的指挥才能让众多的边防将领自叹弗如。他爱民如子、谦逊待人,更深得广大百姓的爱戴与推崇。

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冬,秦始皇巡行天下,行至沙丘时不幸病逝。秦始皇临终以前,曾为玺书召令扶苏至咸阳主持丧事并继承帝位。但中车府令赵高和丞相李斯等人与秦始皇的小儿子胡亥阴谋篡改始皇帝的遗诏,立胡亥为太子,即皇帝位。同时另书赐蒙恬和扶苏死,并列举了诸多罪状。

扶苏虽是个具有政治远见的人物,但却毫无政治经验,又忠君爱民,一副老实人的样子,加上在复杂的政治背景下无法应对,就决定选择自杀。大将蒙恬毕竟经验丰富,起了疑心,力劝扶苏不要轻生:“请复请,复请而后死,未暮也。”但扶苏为人宽厚仁义,不愿背礼,说:“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旋即自杀于上郡军中。

扶苏平白无故地被害死是件极其可悲的事,试想他若不那么死心塌地地当个实在人,不滥好那么一次,凭其受到人民的推崇和爱戴,怎么会揭不破胡亥等人的阴谋呢?那样的话,中国历史可能会是另一番模样了。

扶苏有些滥好人的特点,但滥好人绝非如此“简单”,这类人的特点可以概括为:没有原则、没有主见。这种人不知是性格因素,还是有意以好人的姿态去讨别人欢喜,反正是对他人有求必应,也不管自己该不该去做;有时候,他也想坚持自己的意见,可是别人声音一大,他马上就软下来;因为缺乏原则与坚持,导致是非不分,当事情不能妥善解决的时候,便以牺牲自己来成全大家;他有时也想强硬一点,可是还没付诸行动他就开始自责,检讨自己……

照此看来,做滥好人实在不宜。那么怎样才能判断自己是个理智的好人,还是个滥好人呢?那些滥好人应该怎么办?

从扶苏的死也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格决定了他的行为,因此,滥好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试着改变自己:了解自己做滥好人的苦果;了解拒绝和坚持并不一定会得罪人,而且还能保护自己;学会拒绝和坚持,如果自己跳不出性格的限制,可请旁人不时暗示、鼓励自己,以强化你不做滥好人的动机和决心。

当下次面临他人的求助时,当再次施舍自己的仁善友爱之时,请考虑一下,你是否是个理智的好人,还是又充当了滥好人的角色?深藏不露,不可藏过头

精明的人善于深藏不露。喜怒不形于色,是成事的有效手段,也是我们常推崇的谦虚的一种表现。但有时一味讲究深藏不露,藏得过了头,不仅会失去别人了解你的机会,反而可能引起别人的逆反心理,结果必然适得其反。

民国初年,袁世凯一心想登上皇帝的宝座。他指使党羽大造舆论,一时间谣言四起。袁世凯心中暗自高兴,但表面上却向别人表白自己是拥护共和、忠于民国的。即使在他的心腹大将冯国璋、段祺瑞面前也是如此。

据说,冯国璋曾专程赶到北京向袁世凯探听虚实。袁世凯装得一本正经:“不妨对你明说,总统的权力和责任已经与皇帝没有区别,除非为儿孙打算,实在没有做皇帝的必要。我的大儿子身带残疾,老二想做名士,我给他们排长做都不放心,能够委以国家重任吗?”

冯国璋听后插言道:“总统说的是肺腑之言。可是,将来总统功德巍巍,到了天与人归的时候,只怕要推也推不掉哪!”

袁世凯装成很生气的样子说:“不,我绝不干这种傻事!我有一个孩子在伦敦读书,如果有人一定要逼迫我,我就出国到伦敦,从此不问国事。”

冯国璋听了袁世凯如此“诚恳”的表白,自然也就不存任何疑心了。

然而,冯国璋刚刚离开袁府,袁世凯就气冲冲地回到书房,大骂冯国璋忘恩负义。

冯国璋自恃跟随袁世凯多年,他把袁世凯的一番假话当成了肺腑之言。但纸是包不住火的,冯国璋刚回南京,活灵活现的帝制机关筹安会便公然通电成立了。冯国璋不禁跳起脚来发火说:“老头子真会演戏!他哪里还把我当做自己人!”从此与袁世凯分道扬镳。真可谓“聪明反被聪明误”,袁世凯深藏不露,机关算尽,结果只落得个部下离心离德、众叛亲离的可悲下场!

深藏不露是好事,但要注意分寸。一切智术都需加以掩盖,因为它们招人猜忌,“深藏不露”更应如此。人际交往中的欺诈行为十分常见,所以你务必小心防范。但你又不能让人知道你的防范心理,否则就有可能失去他人对你的信任。藏过了头就易使这种防范心理暴露出来。人们若知道你有防范心理,就会感到自尊心受了伤害,反会寻机报复,带给你意料不到的祸患。

深藏不露会让自己更安全,不会成为众矢之的,同时你可以积蓄力量东山再起。但是藏过头了反而会弄巧成拙,让自己再无出头之日。让自己表现得有点城府

人生处世成事,一定要有城府。面对纷繁的社会,面对沿袭已久的人情世事,心机不是世故圆滑,城府也不是老谋深算,而是一种审时度势,是一种进退自如的处世策略。相反,少了城府和心机,天真老实地跟人家袒露心迹想法,既是没有雄心和魄力的外化,也是不懂得自我保护的表现。一个人有了城府,才能将远近尽收眼底,才会了解“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人生真谛,并真正领略“凡事三思而行”的智慧。

做人有城府,有点心机,才能让对手难以揣测到你的真实想法。这在个人境遇不好的时候尤其重要。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刘备就是一个极有城府的人。

当年刘备尚未发达之时,曾到许都投奔曹操,又恐被曹操谋害,便在后园种菜,以韬光养晦。当时,曹操的谋臣劝说曹操早日除掉刘备,以除后患,曹操却说:“他在我的掌握之中,有什么好怕的?”

虽然他嘴上这么说,但心里还是不太放心。要知道,刘备的仁义之名天下皆知,身边还有像关羽、张飞这样的虎将。曹操决定考验一下刘备,于是就有了“青梅煮酒论英雄”的一段故事。

有一天,曹操邀刘备到府中青梅亭,盘置青梅,煮酒对饮。忽见天色阴暗,骤雨将至,刮起了龙卷风。曹操与刘备凭栏观望,只见那风柱垂天而挂,恰似一只如云的巨龙。

曹操指着那龙卷风柱,说:“刘使君知道龙的变化吗?”

刘备摇摇头,说:“不知道。”曹操说:“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当今是春夏之交,时节更替之时,龙便会乘时变化。龙就好比是世上的英雄,得时得志就纵横四海。玄德君,你走过的地方多,经历的事情也多,必定知道当世的英雄,不妨说来听听。”

刘备谨慎地说:“我这凡胎肉眼,怎么能看清英雄呢?”

曹操正色道:“不要谦虚嘛。”

刘备依然说:“我承蒙皇恩,有幸为朝廷效命,不知道。”

曹操说:“即便不认识,也应该听说过一些吧?”

刘备想了想,说:“我听说淮南的袁术,兵多将广,而且粮草足备,称得上是英雄?”

曹操大笑,说:“坟墓中的枯骨而已,我早晚必定拿下他!”

刘备又说:“河北的袁绍,四代里面有三代位列三公,门生故吏遍布天下,如今就占据了冀州,手下能人很多,可称得上是英雄吧。”

曹操又大笑,说:“袁绍虽然有谋,但不够果断,做大事就怕死,见小利就不要命,这样的人算不上英雄。”

刘备愣住了,说:“刘景升名声传于九州,可为英雄?”

曹操脸上显出鄙夷的神色,说:“刘表虚有其名,不是英雄。”

接着,刘备又说起孙策、刘璋、张绣、张鲁、韩遂等人,曹操都摇头否决了。

说到最后,刘备摇了摇头,说:“除了这些人之外,我实在想不起来了。”

曹操正色,说:“英雄人物,应该有包藏宇宙的谋略和吞吐天地的大志向。”

刘备听后,摇摇头,说:“要是这样的话,谁还能配称英雄?”

曹操静静地看了看刘备,然后用手指了一下他,接着又指了一下自己,轻声说道:“当今天下的英雄就只有你我二人而已。”

刘备一听脸色大变,吃了一惊,手上的筷子都掉落在地上。恰好这时响了一声雷,顿时风雨大作。

曹操看见刘备筷子都掉了,便问:“你怎么了?”

刘备调整了一下情绪,从容地弯腰捡起地上的筷子,说:“没想到一声震雷,竟然有如此恐怖的威势,真吓人啊!”

曹操微笑着说:“堂堂大丈夫,也怕雷吗?”

刘备说:“孔子是圣人,他也怕打雷,更别说我了。”

曹操听了哈哈大笑,从此对刘备的戒意大大减轻了,认为天下再也没有人能与他争雄了。

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刘备是极具城府的谋略家。在“青梅煮酒”的过程中,曹操如升龙,跃于云上,虎视天下,所谓视天下无一物。而刘备似隐龙,因为时机未到,羽翼未丰,便在谈吐中步步后退,以隐藏自己的心思。如果刘备缺少城府,就很容易引起曹操的戒备,从而被当做对手除掉。在曹操追问他天下英雄时,刘备假装糊涂,处处设防,凭着深沉的城府以及随机应变的机智胜过了曹操。

古语有云:“三思方举步。”当听到了不好的消息时,冷静下来思考,这样才能使自己的眼光更宽、更远,不至于走错路。

一个有城府的人,喜怒不形于色而埋于心,似端坐云台,又似潜游水底。他们在想什么、想干什么,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而单纯之人,一如陋室,一览无余,即便不说话,只要看其神色与动作,其内心想什么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这样的人虽然坦诚,但是生活得很不安全,也难以成大事。

这些运用到职场上也极其适用,在工作中我们还是应该有点城府,没有城府就难以处理好与同事、上司及客户之间的关系。那些单纯而没有城府的人,往往做事不周全,说话不在意,很容易坏事伤人。因此,无论是出于保全自己、掩饰自己的目的,还是维护职场关系,都少不了城府。当仁不让也是一种高明《论语》中有一段关于“仁”的论述。孔子说:“当仁,不让于师。”而何为“仁”呢?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曰:“恭、宽、信、敏、惠。”孔子的意思就是:只要能够在天下实施谦恭、宽厚、诚信、敏捷、施惠五种品德,就是仁了。“仁”发自内心,这五种品德就是“仁”的外在体现。

在这里,孔子把实现“仁德”放在了第一位,把“仁德”作为衡量一切是非善恶的最高准则。只要把维护“仁”作为个人行为的最高准则,只要是符合上面五种仁的表现,就不管是朋友、同事,甚至是长辈、老师都不必谦让。在实际与人交往中,当仁不让,是恪守和维护“仁德”的体现,也是获得自己正当利益所必须做到的。这种春秋战国时代推崇的竞争是宽宏大度、自信自强、公平的竞争,在该争的时候,是不必谦让的。虽说礼尚辞让,但在为仁这样的事上,则要勇往直前,无所辞让,即使在老师面前也一样。

而再说得明白些,当仁不让,就是做你应当做且有能力做的事,并得到你所应得到的东西。

可是还有一点值得一提,这种“当仁不让”的思想在封建时代前期是被当做理所当然的事情,在后来的谦恭礼让的传统下,似乎变得不为人们所推崇了。只是在近代西方文明进入中国后,再一次被唤起。我们清楚地看到,过分地谦让会让你显得虚伪。

历史上“何为复让”的故事,讲的就是当仁不让的道理。

晋人王述被调任尚书令,朝廷的任命令一到,王述就即刻赴任。王述的儿子得知后,对父亲说:“您应该谦让一下,把职位让给杜许吧。”王述反问儿子:“你说我能胜任这个职务吗?”儿子回答:“您非常合适,但是能谦让一下总还是好些吧,至少在礼俗上也应该谦让一下呀!”王述摇着头,不无感慨地说:“你既然认为我能够胜任尚书令一职,为什么又要我谦让呢?别人都说你将来会胜过我,我看你到底还是不如我啊!”王述本是个“安贫守约,不求闻达,性沉静”的人,但在国家需要自己承担重任时,却勇当不让,他并不是追逐名利,而是一种责任感和自信的表现,因而在历史上一直被人们所称道。

新官上任,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有许多烦琐的礼节。王述当上了尚书令,儿子希望他从名士荣誉的角度出发,将职位假意谦让出去,以获取更高的声誉,想法是对的,但是结果可能未必会很好。如果上级以温婉言辞嘉许,自然对王述有好处,但是如果真的改为任命他人,那王述只有后悔莫及了。王述在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选择直来直去的方法,是应该肯定的。在管理组织的不同部门中,礼节各有不同,如果都要去谦让,只能降低系统的整合程度和行政处理的效率。好的职位是经过艰苦的竞争取得的,当然不能随意让出,而且在新官上任之后,更应该拿出“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气势。一旦不能在上任伊始树立自己的威信,以后的工作肯定是磕磕绊绊,成效大打折扣。当然,除非特殊时期,必要的礼节是应该遵守的,但是必要的礼节不包括谦让职位,而且过多的谦让只能表现出矫情的一面,并不能给当事者带来什么益处。

要做到“当仁不让”,首先要修养身心,而且要有明辨是非的洞察力,是“仁”则为之而不须让,不“仁”则拒而不沾;其次,还需要保持旺盛的进取心,是“仁”则孜孜以求,锲而不舍。“当仁不让”,表现在工作上就是要不分分内分外的工作,都要竭尽全力地做好,对不属于自己的则不作非分之想。修养是“仁”的前提,“仁”又是言行举止的前提,要在现实生活中学会运用中庸思想,与人交往中将“仁”用最佳的方式表达出来,那么,人际关系也会达到最佳的境界。

而有“仁”之后,重心就要放到“不让”之上了。“谦让”并不是一味讲退让、忍让,在道德信条中,“谦让”是指在名利、权位上的让,谓之“君子不争”。而在原则问题上,在展露自己才华的场所,在寻求进入优秀的人才圈子时,高明的人就会推崇“当仁不让”。生活中的“当仁不让”就是在该争取的场合就别想着迁就他人,要积极努力地争取,否则难免会平白地丢弃了自我发展、建功晋升的机会。

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会为自己的利益考虑,都在追求工作晋升时获得更多的利益,所以在关键时刻更不可老实退缩,而应主动请缨、当仁不让。要做就做墙头草

世事复杂难料,宦海尤其沉浮不定,若缺少了“墙头草”品质,只是做个老实人,想在其中事事打理得合乎人心,又能与人相处得左右逢源,确为不可能。“墙头草”就是风势来临时,能够顺势弯曲而屹立不折。做根墙头草,随风而动,看似柔弱实则坚韧,才是在风云诡谲的人生路上的自我保全之法。

清末民初被人称为三朝元老的徐世昌在慈禧掌权时,曾做过军机大臣;载沣当政时,他做过邮传尚书;袁世凯任总统时,他做过国务总理;段祺瑞执政时,他做过总统。为什么他能一直屹立不倒、大红大紫呢?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一派是皖系,以段祺瑞为首;一派是直系,以冯国璋为首。徐世昌则不属于任何一个派系。

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黎元洪下台,冯国璋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任政府总理。冯、段二人貌合而神不合,双方谁也不买谁的账,虽说段祺瑞把持政府,掌握实权,但据此想把冯国璋当做黎元洪一样成为他操控的机器,是不可能的。冯国璋也同样处处拆段祺瑞的台。

段祺瑞对南方用兵,想统一天下,派皖系军人傅良佐入主湘中,而冯国璋则指示直系军队不战而退,使皖系军队失利。

冯国璋与段祺瑞之间的关系日趋恶化,梁士诒请徐世昌出面调解,徐世昌说:“往昔府院明争,我能解;今乃暗斗,我办不到。”他不想得罪任何一方。

南北双方再战,北洋军直系的后起之秀吴佩孚一路取胜,一直打到衡阳。但不久,吴佩孚就通电主和,公开攻击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实亡国之政策”。为了倒冯,段祺瑞表示要与冯国璋同时下野,这样给冯国璋一个面子。

正在双方斗得不可开交时,徐世昌却当选为总统。

有人说这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有人说徐世昌的总统是捡来的。但不管怎么说,他终归是总统。

徐世昌做官时间长,对上层的钩心斗角了解最深。所以他做官尽量避免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对官员们能保则保,能帮则帮,是个“大好人”。

徐世昌是1905年进入军机处的,在军机处时,他也行“中庸”的做官之道。

当时的军机大臣是庆亲王奕劻,他与袁世凯关系密切,当时与奕劻和袁世凯对立的是瞿鸿机。瞿鸿机与袁世凯、奕劻对立,对徐世昌却颇有好感,他“独信徐世昌,谓其谨厚”。另一位军机大臣鹿传霖,又以乡谊与徐世昌亲近,因此徐世昌在军机处颇为得意。

徐世昌与瞿鸿机亲近,与袁世凯更近,在清末著名的“丁末政潮”中,岑春煊对慈禧言贪黩误国,要求罢免奕劻,但后来奕劻保住了自己的权位,还与袁世凯一起反击,结果岑春煊被罢职。而徐世昌为保奕劻是出了大力的。

徐世昌不得罪奕劻,也不得罪瞿鸿机。奕劻和袁世凯商议,以瞿鸿机当时兼领外务部尚书为由,派他出洋,他自然无法推卸,只能离京启程。奕劻、袁世凯让徐世昌在军机处提出此议,瞿鸿机听了徐世昌的话,一下子就明白了,他说:“我老了,不能远涉重洋,还是让年富力强的人去吧!”徐世昌随机应变,立即改为自请成行,给了瞿鸿机一个台阶下,瞿鸿机对徐世昌十分感激。

后来,徐世昌见上层斗争太激烈,难以应付,就请调东北三省总督,远离了官场激烈斗争的旋涡。

1908年,光绪、慈禧相继去世,溥仪入继大统,其父载沣做了摄政王。

载沣为了打击北洋势力,将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徐世昌在此危急关头,急流勇退,采用以退为进的方法,疏请开缺,清廷却以他向来办事认真为由驳回了他的辞职申请。

不久,徐世昌离开东北,入京就任邮传部尚书。

1910年,载沣又提拔徐世昌任军机大臣,授体仁阁大学士,享受了清代文臣的最高荣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派北洋军前去镇压,但北洋军“只知有宫保(袁世凯),不知有朝廷”,因而作战不力,很快南方各省纷纷独立。

这时,精明的徐世昌看到,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历史时机,必须靠他的密友袁世凯出山,收拾残局,于是他开始加紧活动。后来有人说,袁世凯下野后,徐世昌是他在北京的“灵魂”,此话有一定的道理。

徐世昌通过科举之路,靠“中庸之道”,左右逢源,在仕途上飞黄腾达。虽说有些做法颇具两面派的意味,但宦海风波,恶浪滔天,如果没有一点心机,光凭做个老好人,是难以生存下去的。

因此,既然抵不过大风的威力,与其被吹折,倒不如干脆做一棵随风而屈的墙头草,懂得因时、因势变通,在各种圈子、各类人群之间灵活生存。新规划要紧随新变化

是不是真正的朋友,风平浪静时也许看不出来,但到了患难的时候自然就被检验出来了。这正是“患难见真情”这句话所表达的意思。当你地位变了的时候,就要重新审视与你相交的人,就要随着新变化去重新规划你的人际网络图。相反若是仍抱着老眼光,怀着那种不变通的交往心态去接触,不免就显得太天真了,结果也往往会碰得一鼻子灰,吃亏了也只有后悔的分。

晋国大夫文子曾遇到过投奔谁的难题。

文子流亡在外,经过一个县城。随从说:“此县有一个啬夫,是你过去的朋友,何不在他的舍下休息片刻,顺便等待后面的车辆呢?”文子说:“我曾喜欢音乐,此人给我送来鸣琴;我爱好佩玉,此人给我送来玉环。他这样迎合我的爱好,无非是为了博得我的好感。我恐怕他也会出卖我以求得别人的好感。”于是他没有停留,匆匆离去。结果,那个人果然扣留了文子后面的两车人马,把他们献给了国君。

北宋时,王安石实行新法,任用了吕惠卿等小人,而排挤司马光等保守派。司马光写信给王安石说:“忠信的人,在你当权时,虽然说话难听,觉得很可恨,但以后您一定会得到他们的帮助;而那些谄媚的人,虽然顺从你,让您觉得很愉快,一旦你失去权势,他们当中一定会有人为了自己的私利出卖你。”

果然,王安石被罢免了相位后,吕惠卿当上了宰相。他很快便与王安石发生矛盾,甚至企图将王安石置于死地。这正应验了司马光信中的话。王安石养了一条恶狗,现在成了气候,要反过来咬主人了。

在这方面,蔺相如认识得却相当准确。

蔺相如曾是赵国宦官缪贤的一名舍人。缪贤曾因犯法获罪,打算逃往燕国躲避。蔺相如问他:“你为什么选择燕国呢?”缪贤说:“我曾跟随大王在边境与燕王相会,燕王曾私下握着我的手,表示愿意和我结为朋友。我想,如果我去投奔燕王,他一定会接纳我的。”蔺相如劝阻说:“我看未必啊。赵国比燕国强大,你当时又是赵王的红人,所以燕王才愿意和你结交。如今你在赵国服罪,逃往燕国是为了躲避处罚。燕国惧怕赵国,势必不敢收留你,他甚至会把你抓起来送回赵国的。你不如向赵王负荆请罪,也许有幸获免。”缪贤觉得有理,就照蔺相如所说的办,向赵王请罪,果然得到了赵王的赦免。

缪贤以为燕王是真的想和自己交朋友,他没有考虑到自己背后的一些隐性因素,比如自己当时的地位、对燕王的可利用价值,等等。可是现在他成了赵国的罪人,地位已经变了,交朋友的价值也就失去了,他贸然到燕国去,当然很危险了,看来还是蔺相如社会经验丰富,考虑问题全面。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我们的人际体系,如果不随着客观事物的变化而变化,就会逐步处于落后、陈旧的状态。因此,一个合理的人际结构,必须是能够进行自我调节的动态结构。动态原则反映了人际结构在发展变化过程中要因时制宜的客观要求。

所以,要不断检查、修补关系网,随着部门调整、人事变动及时调整自己手中的牌,修补漏洞,及时进行分类排队,不断从关系之中找关系,使自己的关系网一直有效。切不可只是老老实实地守着原来的人脉关系,而不去加以丰富调整,否则容易固步自封,断了自己的前程。随心,而不任性

人天生就喜欢依自己的本性处世生活,而不乐意顺着外界制定的条条框框束缚身心。可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很多事并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而且,人与人之间的思想兴趣差异常常很大,若是单纯地随性做事,难免在无意中得罪他人,到头来遭人排挤憎恨,甚至引来祸患。因此,做人可以随心,但不能任性,要时时考虑别人,克制自己,藏锋露拙,这样才能在各种社交、事业圈子里如鱼得水。

唐朝诗人刘禹锡,学富五车,为人爽直,但有时做人不够圆通,惹来不少麻烦。当时有个风俗,举子在考试前都要将自己的得意之作送给朝廷有名望的官员,请他们看后为自己说几句好话,以提高自己的声誉,称之为“行卷”。襄甲有位才子牛僧孺这年到京城赴试,便带着自己的得意之作来见很有名望的刘禹锡。刘禹锡很客气地招待了他。听说他来行卷,便打开他的大作,毫不客气地当面修改他的文章。不料,牛僧孺是个非常自负的人,从此便记恨于心。后来,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刘禹锡仕途一直不很得意,到牛僧孺成为唐朝宰相时,刘还只是个小小的地方官。

一次偶然的机会,刘禹锡与牛僧孺相遇在官道上,两个便一起投店,喝酒畅谈。酒酣之际,牛写下一首诗,其中有“莫嫌恃酒轻言语,憎把文章逼后尘”之语,显然是对当年刘禹锡当面改其大作一事耿耿于怀。刘见诗大惊,方悟前事,赶紧和诗一首,以示悔意,牛才解前怨。

刘禹锡后来感叹道:“我当年一心一意想扶植后人,谁料适得其反,差点惹来大祸。”

好为人师是人的一种本性行为,稍不注意就会表现出来;而清高自大就是太过实心任性,算是种过分的单纯了。

三国时期,名士祢衡年少才高,目空一切。建安初年,二十出头的祢衡初到许昌。当时许昌名流云集,司空掾、陈群、司马朗、荡寇将军赵稚长等人都是当世名士。有人劝祢衡结交陈群、司马朗。祢衡说:“我怎能跟杀猪、卖酒的在一起?”劝其参拜赵稚长,他回答道:“荀某白长一副好相貌,如果吊丧,可借他的面孔用一下;赵某是酒囊饭袋,只好叫他看厨房了。”这位才子唯独与少府孔融、主簿杨修意气相投,对人说:“孔文举是我大儿,杨德祖是我小儿,其余碌碌之辈,不值一提。”由此可见他何等狂傲。

献帝初年间,孔融上书荐举祢衡,大将军曹操有召见之意。祢衡看不起曹操,抱病不往,还口出不逊之言。曹操后来给他封了个击鼓小吏的官,借以羞辱他。一天,曹操大会宾客,命祢衡穿戴鼓吏衣帽当众击鼓为乐,祢衡竟在大庭广众之下脱光衣服,赤身露体,使宾主讨了个没趣。

曹操恨祢衡入骨,但又不愿因杀他而坏了自己的名声,便把祢衡送给荆州的刘表。祢衡替刘表掌管文书,颇为卖力,但不久便因倨傲无礼而得罪众人。刘表也聪明,把他打发到江夏太守黄祖那里去。祢衡为黄祖掌书记,起初干得也不错,后来黄祖在战船上设宴,祢衡说话无礼受到黄祖呵斥,祢衡竟顶嘴对骂。黄祖是个急性子,盛怒之下把他杀了。其时,祢衡仅26岁。

祢衡文才颇高,他自恃一点文墨才气便轻看天下。殊不知,一介文人,在世上并非有甚不得了,赏则如宝,不赏则如败履,不足左右他人也。祢衡似乎不知道这些,他孤身居于权柄高握之虎狼群中,不知自保,反而放浪形骸,无端冲撞权势人物,最后因狂纵而被人杀害。

人聪明有才是件好事,但是要善于隐藏自己的聪明才智,决不可任性而为。

如果一个人不懂得适当隐藏自己的才干,过于实在地向其他人显露,那么他必然会遭受很多挫折和打击。在现实生活中,做人只有善于适当地克己圆润、藏锋露拙,才能让自己在人生这个大竞技场上长久地立于不败之地。失意人前莫说得意话

人生得意须尽欢,哪一个意气风发的人不是如此?但是人生在世,不可能事事如意,更何况人无完人,谁都有失意的时候。当人失意的时候,情绪本来就很低落,如果再有人不合时宜地说些风凉话,那只能雪上加霜。所以,谈论你的得意事时要看场合和对象。

在失意人面前,说话一定要把握好分寸,那些损人不利己、伤人又伤己的“得意”话可千万莫出口。有哪些话莫说呢?沾沾自喜的话莫出口,炫耀显摆的话莫出口,嘲笑挖苦的话莫出口。为人处世须谨记,话出口前要注意;失意人前莫得意,伤了别人伤自己!因此当你面对失意的人时,应学会换位思考。

在与人交往中应该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才能得到别人的信任和尊敬。世事难料,也许伤心事会很快落到你的头上,若你在这种情况下受到别人的冷嘲热讽,你作何感想?“恶言不出于口,念言不返于身”这句话不无道理。失意者需要一种精神支持,从失败的深渊中走出来,而不是有意或是无意的打击。当有人遇到挫折或失败时,我们不应该在旁边风言风语或是夸耀自己,而是应该伸出友谊之手,热情地劝慰鼓励,使之觉得温暖,鼓起勇气,走出阴霾。

明朝嘉靖年间,有一位大臣叫艾自修,他与张居正是同科中举的,但艾自修是倒数第一名。一次闲谈中,张居正很随便地对艾自修说有一副上联请教:“艾自修,自修没自修,白面书生背虎榜。”“虎榜”即是最后一名的意思。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张居正说完就忘了,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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