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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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腐败大案回眸（二）试读：
简介
正义终将战胜邪恶，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只是，本书所提供的反面教材是厚重的，它所留下的教训却是沉痛的，它所引起的反思却是永远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呼唤政治的昌明，民主的广泛，法制的健全，监督的规范；呼唤经济的有序，社会的稳定，人心的安定，政府，廉洁；呼唤心灵的明澈，灵魂的纯洁，人性的伟岸，人间的正义，这正是我们所要警醒，所要崇尚，所要营造的现代社会的大氛围。每一次风暴，都将拓展一片新的天地。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让我们去拥抱明天的太阳！
第一章 生活糜烂
一个“人大主任”的权色报应
俗话说：狗到天边改不了吃屎，人的本性真是难以改变。早在20年前我就利用职权奸淫过不少女知青。后来我的官越做越大，就想从此做个正人君子，但心里那份对女人的色心却一直没断了根，总想找机会再风流上几回，却没想到我终于受不了儿子情人的诱惑而对她动了手。判几年刑我倒是认了，丢了人大主任这把官椅我也认了，可这份丢人现眼的丑闻却要让我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了。你知道我现在最怕什么？我最怕出狱，一来我怕那个被我害死的女知青的鬼魂来报应我，二来怕我举目无亲地要一人孤独地走进坟墓……
都说有其父必有其子。我这个市人大主任和我那个在市总工会当副主席的儿子在市里也大小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吧，照理说应该给市民们做出一个好的表率吧，但我也不知造了哪份孽，我们父子俩却都为强奸和流氓罪而丢官入狱，你说这份脸咱还往哪放呀！怪不得在我们父子俩被抓起来以后，W市的老百姓都放起了鞭炮，我这时才知道什么叫恶有恶报——真是报应啊！报应！
白守达开门见山地对我这样说。这是一个中等偏矮的老年男人，前额的头发基本秃光了，脸上的肉开始松弛了，眼睛下面两个泪囊也相当明显了，微微腆着个肚子，估计在他春风得意的时候肯定是个大腹便便红光满面的人。但由于将近两年的劳改生活和来自良心内疚的长期折磨，他迅速衰老了下来，精神萎靡不振，气色非常难看，整个人都显得灰灰蒙蒙的，没有一点生命的气息。他一边抽烟一边不断地咳嗽着，即使他不低头但他也不直眼看我，一直垂着眼皮回避着我的目光。这样一个早就过了知天命年龄的老人，本来是可以安安稳稳地做上几年官然后退下来在家享清福的，但却在人的生命最需要舒适和温暖的年龄段上，竟因为不能克制生理的欲望而沦为一个阶下囚，不得不把劳改农场的几年非常人的生活作为自己生命终点前的最后一站。这是多么令人痛心和不耻的人生经历啊！正如他本人所说的，丢官去职和两手空空都不算什么，而来自社会和人民的舆论谴责才是最可怕的，这份耻辱的印记将一直送他走进坟墓——即使在他离世以后，这一丑恶的名声也会在他亲属的心理上造成巨大的压力。哎！人啊，我真不知道，一个男人在到了他这把年龄上，居然还会犯下这样一个最不可饶恕的罪恶！
20多年前，我在W市最大的乡——那时候还叫公社当党委副书记兼知青管理办公室主任。当时这个乡先后下放了200多名知识青年，其中不乏有许多漂亮的女青年，她们大都是从上海来的。当时所有这些知青都渴望着能早点离开荒凉的农村返回城市，渴望着被招工、提干、参军或是病退。但所有渴望返城的人都得经过我这一关。从经济上说，我在老家的那幢三排四间的大瓦房，基本上都是知青明送或暗帮修建起来的。当时，连我那老母亲去世时所需要的棺材和抬棺下葬的活都是男知青们干的。我当时到哪个村检查工作，哪个村的知青若是招待不周，那就对不起了，今年上面拨下来的救济钱粮就没这个村知青的份了。哎，也不知道有多少女知青先后遭到过我强奸和奸淫、猥亵和调戏，至少可能有20多人吧。这些被我奸淫过的女知青们都顺利地给予优先招工和办理了病退，而那些反抗我的人则被我长期打入冷宫申诉无门。我记得其中有一个叫赵小燕的漂亮女知青就是被我给害死的。
小燕在当时那些女知青中是有名的大美人，她长了一副苗条和纤长的身材，饱满的乳房和修长的大腿。和她同在一个村的那几个女知青都顺从了我的要求，唯独这个小燕却在我摸了一下她的胸的时候，居然打了我一耳光，而且还到乡、县两级革委会去告我的状。气得我终于逮着一个机会强奸了她。小燕是个非常刚烈的女孩子，她在悲愤之余想上吊自杀，但被房东给救了下来，从此就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按理说我应该给小燕办理病退返城的手续了，但我却对前来办手续的小燕父母说，她这是故意装疯卖傻欺骗返城的名额，致使小燕的返城手续一直就没有办成。
后来小燕的病情越来越历害了，经常赤身裸体在乡间的田野上奔跑，哭笑无常，最后溺水而死……
我注意到，此时的白守达的脸上似乎有了一点沉重而痛苦的表情，我想，这只是由于他在成为囚徒以后所对自己往事做出的忏悔吧。如果他还身居一个百万人口城市的人大常委会主任的要职时候，他会在酒足饭饱和灯红酒绿的娱乐中，或是在他宽畅明亮的办公室，抑或是在夜里睡不着觉的时候，能想起这段足以让他的灵魂终生不得安宁的往事吗？为什么人总是在沦落或一无所有的时候才突然恢复人性那善良的一面，才会对自己以往惨无人道的行为进行忏悔和自责？如果不是这种外部条件促使的话，不知道有多少人间的灾难都被以冠冕堂皇的声誉一同带进了坟墓中，被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如果白守达没有今天的下场的话，他会向人们提起这段罪恶的往事吗？
在随后的这十几年中，我不断地被提升，从乡下被调进市里，从一般的干部到人大主任，我也曾想好好工作来弥补一下我在良心上的内疚感，虽说我在平时并不去想这些往事，但偶尔想起来还是有点觉得挺对不住那些女知青的。但过去的事就是过去了，我以为我会在仕途上顺利而风光地走完人生的旅程，以相当的级别告老离休，然后舒舒服服地结束一生。却没想到，在我这把年龄和刚从副主任的位置上被选为人大主任的那天，我奸淫了儿子情人的事件就被公告于与会的各个代表，我是在连一天主任的官瘾都没过成的情况下就被送上被告席的。哎，我白守这在W市可真是丢尽了人了，我想等我出来以后，我是不能再回那个城市去住了，我得迁往他乡去打发我的余生……你说我这是为什么呢？
白守达用双拳击打着额头，表情变得异常痛苦。
事情的起因还得我从我那个不争气的二儿子说起。他叫白志业，在我的关照下，年纪轻轻的就当上了市总工会副主席，前途也是相当光明的。但我这个儿子却跟我遗传了好色的毛病，在外边搞了好几个女人却又不肯结婚，最后在名声有点不好的时候才和一个银行职员小毛结了婚。说实在的，人家小毛是个很不错的女孩子，人长得也好，心眼也好，对我和儿子都不错。就在人家已经怀孕的时候，我儿子却耐不住那种事的突然断档，在外边又和一个叫王秀兰的女工好上了。他俩是在工会组织的学跳交谊舞的训练班上认识的。那个王秀兰你是没见过的，人长得丰满而妖冶，用你们这些文人的话说，她身上有一股艳俗气，从哪方面也没法和人家小毛相比。但我儿子还是和人家有了那种关系，后来秀兰就得寸进尺要求我儿子离婚娶她。我知道她的心思，她是想借婚姻来攀我们家这棵大树好乘凉。但儿子衡量利弊没答应她。这个王秀兰就用心不良地让儿子给她写情书，而且说越肉麻越好。我儿子当时只想摆脱她，也不知这是阴谋，就写了好多肉麻的情书给她，只想应付一下和她一刀两断。这个王秀兰在外边又和一个劳教释放分子大壮好上了，然后她把志业写给她的情书拿给大壮看，让他去报复我儿子。这个大壮就气势汹汹地来找志业，说是你强奸我媳妇，要么你给我三万块，要么我就去告你，而且到总工会和人大去败坏你的名声。我儿子一听就害怕了，也不知道他们只是同居而不是婚姻关系，在经过讨价后就委曲求全地借了两万块打发了那个流氓。但这个流氓却尝到了甜头——因为他本来就没有什么正式职业，自己开了一间小杂货铺，生意也不怎么好，于是他就得寸进尺地竟要求我儿子让他强奸一回我儿媳妇。后来他就真的把我儿媳妇给奸淫了一次。我那个儿子因为有把柄在人家手上，所以就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眼瞅着那个流氓把自己的老婆给糟蹋了……
这就使小毛看清了我儿子的本质，她一气之下去医院做了流产，然后就回了娘家并送来了离婚书。在拖了一段时间后，我儿子只能和人家离了婚。当时我老婆在外地我大儿子那里替他看孩子，家里只剩下我们父子俩，本来盼着儿媳妇能生下孩子给家里添上几分热闹的，谁想到转了圈又只剩下我们父子俩了。这时候那王秀兰又听说了我儿子离婚的消息，就再次主动找上门来要和他做朋友。其实志业已经知道这不是个好女人，但又怕她利用手中的情书来威胁到他的前途，就只能和她虚情假意地应付着。但这个王秀兰却一直纠缠着我儿子答应和她结婚，你想想我们家怎么会要她这种人呢！志业非常烦她，只要见她一进门就说他在外边有事要办，然后拔腿就走人了，有时甚至到办公室过夜以躲避着她。所以每天晚上我儿子一吃完饭就走人了，基本上就我一个人住着这栋两层的小楼房。但秀兰进门后发现儿子不在家时，她并没有走开，而是和我一块坐着看电视。
你可能不知道，我们家的电视是放在二楼的。后来秀兰一来，就直奔二楼坐下来看电视。我说志业在楼下房间里呢，但秀兰却不走，仍然坐在那儿看个没完，她说我用不着整天围着他转，爱情这种事是两个人的事，我不能太宠你这个儿子了。
当时天气很热，秀兰穿着一件柔姿纱连衣裙，里面的身子透过薄薄的裙子隐隐约约地露出来。尤其是在她坐在电视机前的时候，那鼓鼓胀胀的白色乳罩和三角裤衩、粗细适度的腰肢和丰腴的大腿都让我有点心惊肉跳，时间一长我就觉得体内有一股东西在咬我。尤其是来自秀兰身上那股挥之不去的香水味，总是在我鼻子前边缭绕着，所以我就经常在看电视的时候斜着眼偷看秀兰的那些紧要的部位，特别是有时候秀兰大概是故意地还把裙子下摆撩到腿上，把里面的三角内裤也露了出来，我心里那股痒痒劲就甭提了。我当时就想，既然儿子冷落了她，我何必不把她拿过来玩玩呢？眼下正是最好的时机，等老婆回来天天守在家里我想做这种事也没有条件了。
那天晚上秀兰照例又来了，我儿子也照例躲了出去，而且那天秀兰又穿得格外刺眼——她穿了条超短裙，把一双丰腴的大腿全露了出来。她一进来就架起二郎腿坐在沙发上，然后说，这是一部外国爱情片子呀！我就说你们年轻人就爱看这种片子。她却笑咪咪地看着我说，你也不老呀，像你这种年龄的人也需要爱情呀。说完就哧哧地笑起来，然后频频向我抛飞眼。我就没话找话地说，你还挺会说话的呢，你今晚擦得是什么香水啊，这么好闻。秀兰就说，既然好闻我就坐过点让你闻个够。说完就起来挨着我坐下了。这时我就真的控制不住了，于是就伸出手去搂她的肩。但秀兰却挣扎起来，而我却不想松手，双方拉拉扯扯，结果把她的上衣领口给扯破了，里面的乳罩就全裸露在我的眼皮底下。子是我就丧失了理智，使劲把她压在身子底下，于是奸情就发生了。
白守达垂着头，好像不愿让我看到他脸上的表情。我知道他此时才感到了一种羞愧感——假如他真的为此感到羞愧的话。
完事以后，秀兰却哭着说我，好你个白守这，你身为人大副主任竟敢强奸一个良家妇女，我上公安局告你去，我不是一个让你随便玩弄的女人，我是懂法的。说完就往外跑。我当时才突然觉得后悔了，我哪敢让她冲出去呀，那我就完了。于是我就堵住门口说，秀兰你千万别乱来，刚才是我不好，我对不起你，你有什么要求我都可以答应，只要你别出去告我。
秀兰恶狠狠地打了我一耳光说，姓白的，你以为你手里有几个臭钱就能堵住我的嘴？我才不稀罕你的臭钱呢，我要去报案，让法律来惩罚你，想想你这个四处风光的主任就要被以强奸罪坐在法院的被告席上，哈哈，你想想那情景该有多热闹！我当时不知怎么就跪了下来，我抱住她的腿说，求求你秀兰，千万别去告我，我是一时糊涂才做下这种事的，你给我一次机会，你要什么我都会满足你。
秀兰转了一下眼珠说，既然你这么害怕我去告你，那好，我有四个条件你必须要无条件地答应下来，否则我就去起诉你强奸我。
我说可以可以，别说四条，就是十条我也满足你，只要我能办到。
秀兰就说，第一，你必须对今晚的罪恶向我写出一份书面材料，说明你今晚强奸了我，并保证今后不再强奸我和侮辱我。第二，你在明天中午以前要赔偿我三万元的精神损失费；第三，你得把我从工厂里调出来，调到市政府或人大里面去做一个国家正式干部；第四，你得让我和你儿子结婚，而且一定要在三天内登记，要在三个月内举行婚礼。
我说除了第四条以外，前三条我都答应你，最后一条是我儿子的个人私事，我这个当父亲的不好干预他。
秀兰却冷笑着说，儿子和谁结婚的事你不好干预，为什么你就敢把儿子的情人给强奸了——你答不答应？你要不答应任何一条，我这就去告你，要知道我身体里的你的那股脏东西在一个星期以内都是能检查出来的，我还怕你白某人不认这壶酒钱吗？
我当时浑身直冒汗，我知道我今晚算栽在这个小女人的手里了，她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于是我就全都答应下来了，然后就按她的要求先写“保证书”。我写了两份都让她给撕了，说我写得不深刻，要求重写，而且要按她的口授来写。意思就是，我白守达于某年某月某日在家里强奸了王秀兰，这种行为是严重的犯罪，我的强奸手段是极其恶劣的。我像野兽一样撕破了秀兰的衣裙并扯掉了她的乳罩和内裤，而且在她反抗我的兽行的时候在她身上留下了抓伤的痕迹。我对我的行为悔恨，我今后保证不再对秀兰小姐进行这种犯罪行为，保证充分尊重秀兰的人格，我随时要为这次犯罪承担法律的制裁等等。我知道这是一份会要了我的命的东西，但我又不能不写，因为我还想在不久后的人大换届选举中当一把手呢，我还不想为了一个过失而身败名裂……然后我保证在三天内把秀兰调到政府部门工作，半年内转成国家干部，也保证明天中午前付给她三万块钱的精神赔偿费，又保证让儿子在三天内和她登记结婚……在她走了以后，我竟难过地伏在床上大哭了一场，我他妈的这是为了什么呀！
第二天我真的就把三万块给了秀兰，然后我就动员儿子去和秀兰登记。志业非常不理解，说我为什么同意让他娶这么个泼妇。儿子对我讲了王秀兰与大壮串通起来谋算他的过程，我这时才知道这个王秀兰的确是个有心计的可怕女人。但我有苦却说不出来，就说秀兰说了，如果在三天内不登记结婚，就会以调戏和玩弄妇女罪去告志业，因为她手里还有十几封肉麻到极点的情书作为她和志业的“爱情”证据。我那时才知道，我们父子俩都栽在了这个女人的手里，我们只能让她牵着鼻子走。在我的恩威并举的说服下，志业只好答应和她登记结婚。当时我儿子都哭了，说他悔不该和这个像毒蛇般的女人有染，要不怎么会弄成今天这种结局。和她结婚你知道今后的日子该有多难过吗？我一听心里也很酸楚，早知今天又何必当初呢！哎！罪孽啊罪孽！
我在心里也着实叹息一声：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呢！
三天后，儿子就和秀兰办了结婚登记，我出面请她的父母吃了顿饭，并送了彩礼。从这天起，王秀兰就公开以未过门媳妇的身份住进了我们家，虽然儿子不屑与她同睡一间房子而让她单独住一间。为了回避她，儿子原本想干脆搬到单位去住，可我说这哪成啊，你走了就剩下我和这个女人了，一个公公一个未过门的媳妇，这叫外人会怎么说呀。在这种情况下，儿子才勉强同意留在家里，只是各睡各的。
照理说儿子结婚是一家人的大喜事，可我们父子俩知都黑着脸没有一点笑容，这在外人看来倒像刚办完丧事们的。我想我和儿子可能各自都在想着各自的心事吧，因为秀兰手里有我那份“保证书”，她随时都会来向我提条件。哎，我也真是进退两难。倒是王秀兰俨然以家庭主人的角色昂头挺胸地进进出出，而且一定要我们找个小保姆来家专事做饭洗衣收拾卫生等家务，我只得依她找了个下岗女工做钟点工。她在家里指东要西，今天说要吃虾，明天说要吃螃蟹，害得那个女工忙得不可开交，我们的经济也越来越感到难以应付。
在工作方面，我疏通了关系让秀兰到人大政策研究室来做了一个“文书”，她也俨然就开始以人大副主任的儿媳妇的身份对别人颐指气使横行霸道，来了没几天便引起办公室人员的反感，但我也没办法呀。可干了没几天，这个小女人便烦了，说这种活太闷了，她喜欢那种更自由而且手里有实权的工作，所以她又提出要上税务局去工作，而且点着名要当一个税务稽查员。我只好又给她疏通了关系办成了。后来她又向我提出要一套房子，说她不愿住在家里，想一个人图清静，而且指名要市区繁华地段的。可房子这种事并不是那么好办的呀，但我想，让她出去住也好，省得整天左一个窝里心里犯别扭。但秀兰却说这房子一定要有正式的产权证，要用她的名字才行。这分明是敲诈吗，但我又不能不依她。于是我又找了一家机关，他们在繁华地段刚建了两栋干部宿舍，费了好大劲作了许多承诺才从他们手里要了一套两居室的新房，然后又办了房产证，又到公证处作了公证。这才算告一段落。
但即使这样，王秀兰仍不去住，问她为什么，她说那房子是空的我怎么去住，你得给我买上齐全的家具才是，还有电器什么的，反正没有几万块的花销她是决不去住的。可我当时真的拿不出钱来了。赔偿给她的那三万块也都是我在前几年省下来的。你知道人大这边没有什么太多的油水，都是求人的事，何况前不久志业已经为这个女人赔给了大壮两万块，那也是从我手里出去的，你说我还能有多少钱。所以我只能忍气吞声地随她去吧。
我整天就这么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女人还会玩什么花样。我越来越觉得这是一个阴险狡猾的女人，我真是太小看她了，早知她是这样的女人，我何必还会去染指她呢？
当时市人大正赶上换届的时候，我那时非常忙：一来我负责着下面三个区的选举工作，二来我还要为击败三个副主任来为竞争一把手进行活动。而我的这三个竞争对手，都占着年轻、有文凭、知识面广、能写会说的优势，我在这几方面都不太行，我唯一的优势就是关系面广，从书记到下面都有一张关系网，这是我几十年来的辛勤结晶啊；再加上本市一把手对我暗中的支持，所以我还是非常有希望能当上人大一把手的，这可是我梦寐以求了很久的愿望啊。
但王秀兰却一直让我牵肠挂肚的不得安宁，我不知道她对我的敲诈勒索的行为到何时才算有个完。但我知道人的贪婪是无穷尽的，这才几天工夫她就给我提出了这么多的要求，而用她的话说，这仅仅是开始，后边的日子还长着呢！但我却越来越为此睡不着觉了，在那些日子里我人掉了至少10斤肉，外人不知道还以为我是为换届的事情忙的呢，有谁知道我的心事呢？我现在真是骑虎难下了，我甚至后悔不应该给她写那个什么“保证书”，这等于赋予她一辈子敲我竹杠的万能把柄了。而且害得我儿子的婚姻如同虚设，除非等我死了，那时候她手里的这份证据已经没什么用了，那时我儿子才会解脱出来……晚上我一想到这些，就不由的在床上偷偷落泪……
最要命的是，王秀兰显然知道了我想竞争主任的事，她开始向我展开更加得寸进尺的攻势，比如她提出要我拿出五万块给她的新房子添置东西，又要我把她哥哥给转到银行去工作，还要为她父母重新弄一套位于市区中心的三居室新房子，说是让他们离女儿近一点；要让她升任稽查科的科长，要提高她父母的退休金，要给她哥哥一家人再弄一套新房子……我一听头都大了一圈。这不是想要我的命吗？别说我只是一个人大副主任，就是我当上了市委书记或是省委书记，要在短期内办成这些事也不是几个电话就能解决的。而你知道人情这种东西就像一个活期存折，你每帮人家办成一件事，你就等于在存折上存上一笔款子，你帮人家做得越多，你的存款就越丰厚；而你每要求人家为你办成一件事，你就等于从存折上提走了一笔钱，你有求人家的越多，你存折上的亏空就越大。所以说你别看我是一个人大副主任，好像求人办事就是应该的，这年头什么身份的人找人办事也是在欠人情，这种人情早晚都要还的。比如有些人是为了想当官而愿意为你帮忙的，那么在有空缺的时候你就得站出来为他说话，而一说话对方就会想，你白守这为什么对这个人这么热情，你肯定是拿了人家的好处了。这样一来，我就等于又欠了帮我忙的这个人的一笔人情。许多人整天就陷入这种人际关系的应酬上。其实这很没意思，但为了秀兰我义不得不去有求于人家，所以我屁股后边拖欠的人情债也就越来越多，如果我能当上正主任的话，还债的面子就更大一些。道理就是这样。
所以我当时就拒绝了秀兰的得寸进尺，我明确告诉她最近顾不上这些事情，等我开完了人大代表会以后再说吧。她就冷笑着说，我的大公公是不是还想竞争当正主任呢？其实我知道你已经是稳操胜券了，我知道你在暗中把选票都拉好了，但有一票却能致你死地，让你不但当不上主任，而且还得把副主任的交椅都给丢了，你知道这张关键的选票在谁手里吗？
我看着她那张凶恶的脸不由地打了个哆嗦，我不知道她能不能真的要至于我死地。但我想她是一个非常贪婪的女人，她不会在换届之前为这些要求未得到满足而对我发难的，因为她不至于就把我这条生财之路给堵死吧？但秀兰好像看出了我的心事，她警告我说，你别以为我会为了那点小财而不舍得把你送上法庭。恰恰相反，如果你不答应我这些要求，我一定会撕下脸来去揭发你的罪行的，等那时候再看看你的下场吧！你想象一下它的后果吧！
她这么一说，我又有点害怕了，于是我先答应给她弄一笔钱用于装修房子和购买家具，但其它的要求我的确难以在短时间内满足她，我说再有几天就要开人大代表会了，我忙得团团转，哪有时间和心思去给你弄房子转工作呢，等我开完会以后我一定把你的要求都给办了。
王秀兰转着眼珠想了想，也就同意了。她要求最迟明天就把五万块给她，一分钱不能再少了。没办法，我把仅有的一点存款都提了出来，然后又向别人借了点钱，凑足了这笔款子交给了她。当王秀兰笑嘻嘻地从我手中接这笔钱时，我在心里产生了一股杀机——我真想杀了这个臭婊子！我当时以为这回真的没事了，我总可以安心地开会和竞争主任的角色了。三天后，W市换届选举终于拉开了序幕，会址设在人民会堂。市委、政府和政协的三方代表也都来了。当会议进行到第二天下午开始投票选举新一届人大主任时，市委书记第一个投了神圣的一票，然后便是代表们排队上前投票。我当时心里很紧张，结果，我以一票和三票的微弱优势击败了另两位年轻的副主任而当选主任。我心里非常高兴，脸上也情不自禁地堆满了笑容，我觉得这是自打出现了王秀兰事件以来的一次精神补偿。但就在这时候，却有一个打扮入时的姑娘走进会场依次向代表们散发“材料”——一开始谁也没注意她的行为，因为大会服务的工作人员都是从各机关临时抽调的，他们彼此并不熟，何况这个姑娘发材料的速度又非常快，她不是一人一份地发，而是把几份一沓的许多沓分别发给第一排的人，然后让他（她）们再向后排的人传递。当时我突然发现那些拿到材料的代表都满脸诧异甚至是一脸震悸地都低着头聚精会神地看着，然后就纷纷抬起头来用了古怪的眼神看看我。就在这时，那个姑娘就把材料发到了我的手里，我还礼貌地说了声谢谢，谁知我抬头一看，原来竟是王秀兰，我当时心脏一下就提到了嗓子眼，眼睛一阵发黑，我知道我完了——我匆忙一扫那份材料，果然就是我那份“保证书”的复印件以及由王秀兰撰写的“强奸案过程”。
然后就是传讯、拘捕、收监和判刑。
我发现当一堵墙在倒塌的时候，会有那么多人伸出手来一齐去推它——我就是这种感觉。我的经济问题和其他的违法问题也都被调查出来。我的性丑闻被市和省报都作了详细报道，而那个王秀兰却成了以法捍卫女人尊严的英雄，她成为W市人们普遍同情和尊敬的对象。由于我的儿子也因流氓罪被起诉，所以她马上就和志业办了离婚手续，并再次获得了一笔“精神与感情赔偿费”。我们一个好好的家庭都毁在了这个小女人的手里。
您现在还坚持这种说法吗？我问他，您还认为您的晚年和全家人的幸福生活都毁在了王秀兰的身上吗？是的，如果从她的动机来看，她的确是一个不道德的女性，但您的行为又如何解释呢？如果没有您的不道德行为发生在前，包括您的儿子的不道德行为也发生在前，又哪会有王秀兰后来的敲诈勒索行为的发生呢？尽管这是一个颇有心计甚至是非常残忍的女性，但为什么别人没有成为她的牺牲品？而您和您的儿子却给她创造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呢？如果你们父子俩能够在人格上保持着一份做人的尊严，怎么又会发生这么多的事情呢？您认为我说得对吗？
没错，你说的很对，如果我和志业都是那种正派的男人，也不会引发出这么多事情来，害得我和儿子都身败名裂，甚至穷困潦倒。如今我那老婆不仅为此气得大病一场，而且发誓不再回W市了，因为她觉得没脸见人。而我的大儿子也来信和我断绝了关系，说我的罪恶已经影响到他做人的声誉，让他在同事和所有熟人面前感到抬不起头，甚至影响到他媳妇的头上，因为人们从省报和随后各地转载的小报上读到了我的丑闻……
白守达叹息了一声，两股浑浊的泪水就流了下来。
就在我服刑一年多后的前不久，看守突然告诉我说有个朋友来劳改农场看我，他给我半小时的时间到会客室去接见来者。那是一个30多岁的青年人，上身穿一件雪白的衬衣，下着一条笔挺的西裤，脚蹬一双铮亮的黑皮鞋，这身打扮对我这个身穿一身灰国服的人来说好像太势利了一些，让我感到很不舒服。我好像从他的身上看到了一种示威的意思，然而我并不认识这个人。对方脸上却挂着一丝嘲弄的微笑对我说，白大主任，你不认识我了吧？我摇摇头。他说他叫赵小虎，两年前W市新建电视塔缺少资金，我还捐了10万块你还记得吧？我一下子就想起来了，当时有个姓赵的人以个人的名义一下子为电视塔捐了这笔钱，为此市电视台和省新闻单位还相继作过报道。我只听说这是一个神秘人物，据说他在外边做生意赚了很多钱，但到底做什么却没有人知道。因为当时市里几个头面人物想接见他并发给他一块纪念牌却都找不到他，因为他很少在w市露面。只听赵小虎说，我已经在深圳定居了，这次我回w市办点事情，顺便就路过这里来看看你的尊容。我听说你那栋小楼因为扯出经济问题而被检察院给查封了，听说你老婆和大儿子都和你断绝了关系，听说你二儿子在检察院拘留期间患了精神分裂症，是不是这样？
我说是，人就是这样，倒起霉来，喝口凉水都塞牙。我当时说着就流了泪。他却问我，你白某人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我说我这是一时糊涂，不该去染指那个王秀兰。对方却冷笑着说，你白某人恐怕不是一时糊涂吧，早在你老人家未调进W市之前，在XX乡分管知青安置工作的时候，你不就已经是个强奸女知青的色鬼了吗？
我当时吃惊地瞪着他说，你是谁？你怎么知道那些事情的？对方却说，你忘了XX村那几个女知青的事了吧？但你肯定不会忘记有个被你强奸而精神分裂最后溺水而死的赵小燕吧？我是她的堂弟！你知道今天是她的祭日吗？你当然记不得了，但我却没有忘记，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那漂亮的胞姐是怎么死的。你是不是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你要那么想你就错了。过去你在位上我不便动你，而且那时候我在财力上也不具备条件。但现在不同了。这件事才刚刚是开始，等你把剩下的几年劳改做完了以后咱再算账吧！说完，赵小虎就用力在我肩上拍打了两下，然后就走了。
哎，老天，这都多少年的事了，我以为这一切早过去了，谁知道还有人记着这段历史，还没忘记要和我算账——我不能忘记赵小虎在临走看我的那双眼睛，那分明是一双复仇的眼睛啊；还有他对我的拍打，那是一种暗示，告诉我等我出去以后，有我的苦日子受的。他就像那个基督山伯爵一样，君子报仇20年不晚。所以我现在非常害怕我刑满释放的那一天，从他走后一直到现在，我一直都睡不好觉，我的神经衰弱好像越来越厉害了……
您现在还恨那个王秀兰吗？我问他，您有没有想过自己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如果从您的年龄、党龄、资历、理性上讲，您似乎是不应该再做那种事的。但您好像却把以往的历史给重新连接了起来。所以，我不认为这是您的一次偶然过失，而是和您骨子里潜在的那种好色的本能有直接的联系，因为您在年轻时曾利用职权做过这种伤天害理的缺德事，只是那时由于没有人挺身而出揭发您的兽行，使您瞒天过海地逃脱了法律的制裁而一直走到今天。其实您本来是可以平平安安地走完这一生的，虽然我不知道您是否对以往的罪恶做出过真正的忏悔，可您却又一次在女色面前控制不住自己身上的兽性而一失足成千古恨，是这样吗？白先生？
白守达连连摇头叹息，并不停地流泪。
我明白你说的意思，我的确在骨子里仍然有着好色的本能，而我在最应该不再犯这种错误的年龄上却又一次放任了自己的兽性。不过它是否和我那段历史有直接的关系我倒没仔细想过，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我在对知青的性犯罪行为上曾受到过党纪国法的惩罚的话，那么我今天肯定会接受那方面的教训，我会在冲动的时候想起那段历史。恰恰因为当时我的罪恶没有被揭发和暴露出来，所以我侥幸地逃脱了法律的制裁，然后一直升到今天的位置。这就使我在心理上革生了一种无所顾忌的放任思想，觉得凭我当时一个小小科级干部的权力，糟蹋了20多个女知青都没有受到惩罚，虽然赵小燕也曾检举过我，某些人在背后也向上反映过，但最后都不了了之地过去了，所以我想在今天这样的位置上就更有保险系数了；最重要的是，我错误地低估了王秀兰这个小女人的能量，再加上她当时的确有点故意引诱我的倾向，我还以为她对我有那方面的意思，最多是有求于我为她办点事什么的，所以就动了手。谁知道却单单掉进了她精心为我和儿子设置好的陷阱里。
当然，你可以说我完全可以不往这个陷阱里跳啊。这也是个事实。如果我能克制自己邪恶欲望的话，那么什么事也就不会发生了，但我就那么忘乎所以地跳了进去，而且被陷得很深。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的确正如你说的是对我历史的连接行为。也就是说，由于我过去没有在性犯罪方面受到应有的惩罚，所以我在这方面没受到任何挫折，没有对它可能造成的苦果的心理体验。其实“万恶淫为首”这句话是我在被检察院审查的时候才深刻地体验到的，在此之前，如果有人说起这句话的时候，我总是一笑了之，很不以为然的样子，就是我不知道它给一个家庭造成的后果该有多可怕。
您能告诉我您在案发以后的另一种心理活动吗？也就是说，您肯定会在心里觉得非常冤枉，因为您只是强……和她做了那么一回，仅仅是一回，而且您的行为和真正的强奸犯好像还多少有点区别，至少您认为是有区别的。但您却为了这一次冒失或是糊涂的冲动行为付出了如此高昂的代价，这不仅在您，即使在一般人看来也觉得是非常不划算的，您是怎么想的呢？
这倒也是，我承认我事后觉得非常冤枉，也非常不划算。尤其是在王秀兰得寸进尺地向我不断敲诈勒索的时候，我心里的确觉得太冤枉了，因为相对我20年前与20多个女知青发生性关系而未受到任何惩罚相比，这次的代价实在太惊人了。所以我当时突然有了这么一个奇怪的念头，我觉得这是老天对我的惩罚，它故意先让我在20年前尝足了甜头，然后却在我晚年的时候通过王秀兰事件来报复我。你也知道，人们都说年轻吃苦不算苦，老年吃苦才叫苦。在我最应该不吃苦的年龄上，老天却把王秀兰派来惩罚我了。尽管这听起来好像有点唯心主义，但你怎么解释这件事情呢？而这样的解释对我未尝不是一种安慰，使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王秀兰的孤立行为，而是老天对我20年前的缺德行为的一次总报复。要不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在性犯罪方面做了那么多缺德事以后，才勉强遭到了一定的报应，而我才和那个女人做了一次，甚至丝毫没有什么——我的意思是说当时我光忙着如何去制服她的反抗了，而来不及细心体验那种快感的感觉，更不要说是什么幸福的感觉了。可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行为，却让我付出了经济崩溃、地位皆无、声誉扫地、家庭破裂和未来无望的巨大而悲惨的代价。我想任何人知道了我的行为和代价后，他们都会在耻笑我的，谁都认为我是一个真正的冤大头。连我自己也觉得我他妈的就是一个冤大头，除了我之外，我想再没有哪个混蛋能像我这么不走运了。你说这不是老天对我的惩罚还是什么？
所以说，老天是最公平的。有许多人干了那么多缺德事却又相安无事，其实老天不是不报应——有句老话是怎么说来着，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我现在就非常相信这句老话，我在这方面就是一个最好的榜样！
我替您算了一下，等你刑满释放的时候，正好是60岁，您准备怎么度过剩下的余生呢？
我在前边跟你说过了，反正我是没脸回W市了，何况我那座小楼也被没收了，我不能让人整天指着我脊梁骂我，你看就是那老流氓把他的儿媳妇给那个了！我想谁也受不了这个，事实上，我一见别人看我的那种眼光都受不了。人都是有尊严的，我现在才知道尊严对一个人的重要性。但我又不能去找我大儿子，尽管他可能在事隔这么多年后会原谅了我，会可怜我的无处可去，但我却无法面对老伴、大儿媳妇和我那大外孙女的脸啊。你知道这种事不像经济犯罪那样，它是不好见人的丑闻呢。除此之外我还能上哪呢？我这把年龄既不能经商也不能再去跑什么业务，何况，除了做官，我什么本事什么专业都没有，国家要是不养活我，我自己恐怕也养不活自己。所以我不知道再过几年出去后我该上哪去，我也不知道我该怎样度过我剩下的日子，难道我要沦落到街上去乞讨为生吗，我会像个老乞丐那样在大街上给人到处磕头讨一点小钱吗？到那时候，还有谁会认识我白守达呢？有谁会相信我曾经是一个百万人口城市的人大主任呢？何况还有赵小虎的惩罚在等着我。我现在每天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总在想这件事。而日子却在一天天地过去，所以我现在非常害怕刑满释放的这一天，我现在倒宁可留在劳改农埸，毕竟这里可以让我有饭吃和有床睡，我的安全也有保障，可等我在60岁那年出去以后，我还能再做什么呢？我真的到了在死后都无人认尸的地步吗……
直到在我离开会客室的时候，白守达还在那里流着泪絮絮叨叨地说个不停。听管理人员讲，自从那个青年人来看过他以后，他就开始变得这么有点神志不正常起来，他好像受了什么刺激。但医生却又检查不出他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他自己则始终没对外人说什么。但他的行为却开始变得古怪起来，只要别人一提到刑满释放这种事，他就这么自言自语地絮叨个不停……
贪婪无禁的女处长
1993年7月，北京市第六次廉政大会刚开过不久，一位女处长就对本市农口某企业奶牛处的负责人说：“我为你们跑前跑后的（指落实奶牛生产风险基金）不容易，应当给我一万元的‘辛苦费’。”7月6日再次登门催要。这位负责人问：“你要支票还是要现金？”“要现金。”“要现金签字吗？”“要现金谁给你签字！”“如果不签字只能给支票。”于是，两天后，女处长从奶牛处拿走一张8500元的支票（因该处资金紧张，要1万元只给8500元），7月12日她到某村办企业以“会议费”名义开了收据，并取出了现金。
1993年8月，中纪委二次全会刚刚闭幕，这位女处长第3次来到奶牛处，在谈落实奶牛生产风险基金的同时（请注意：当时钱还没有拨到企业），又提出要1万元“劳务费”，企业只好照给。这样，女处长又亲自取走一张三万元的支票。9月3日，她还是到那个村办企业，以“会议费”名义开了收据，取了现金。
以上两次索要的18500元人民币，女处民并没有独吞，其中行贿用去一部分；给本处3名干部和有关人员分了一部分；自己装了一部分。
1993年10月，女处长又给该企业的畜牧处负责人打电话，以同样借口索要现金4000元，这次是100%地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但是，万儿八千元女处长感觉不解渴，不过瘾，所以，她仍然不肯放过这个企业。于是，1993年12月下旬她再次光临，这次嘴张得更大了，向奶牛处要3万元，向畜牧处要1万元，名义是还“借款利息”（她确实为这两个处从财政“周转金”中解决过低息贷款），条件是“给现金，不签字，要保密，不能走漏风声。”
面对这种近似疯狂的勒索和不留痕迹的犯罪行为，企业负责人终于被激怒了。1994年1月8日，他们向北京市纪委控告了这位女处长。她，就是市政府农林办公室农贸处处长贾桂兰。
市纪委接到举报，立即组成调查组核实取证。在有关领导的支持下，初查告捷。
1994年3月11日，北京市纪委将贾桂兰受贿案移交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立案侦查；3月12日，贾桂兰被检察机关依法拘留；3月22日转捕。
说贾桂兰胆大妄为，不是夸张，有事实为证。1993年，贾桂兰伙同农贸处苏铁军通过市财政局为某企业承包人陆某解决了50万元周转金，陆某作为回报，于6至11月共向贾、苏二人行贿人民币28000元，贾从中收受17000元；8月，责向某县农办索要人民币3000元，收受某县农办人民币1000元；10月，向某县财经办索要人民币3000元，收受某县农办人民币1000元……
1994年春节期间，贾收受养鸡专业户何某人民币3000元；收受某县财经办人民币1000元；收受某乡种子场人民币2000元；收受某县农办1000元；向农口某局索要人民币2000元……
上述事实都发生在中纪委二次全会以后。贾桂兰在这段时间，索贿、受贿52000余元，占她犯罪数额的一半。这大概可以算顶风作案的典型了吧！
在贾桂兰实施犯罪的时候，不是没有人提醒过她，但她听不进去。一次，她向某单位索贿，有人劝她说：“现在风声紧，不要撞在枪口上”。但她满不在乎，照要不误。1993年11月，某村办企业负责人给她送去一台日产松下25英寸画王彩电，她的丈夫和孩子担心出事也劝他，她说：“我的事不用你们管。”彩电照收。
说贾桂兰贪欲无禁，不是无凭无据。请看：从1992年5月到1993年5月，一年时间内她已经索贿、受贿54370元，贪污1500元。
按说此时，她的钱袋已经膨胀起来了，但与此同时，她的私欲也膨胀起来了。到了中纪委二次全会时，她已经上瘾了，所以会后她还在玩儿命他索贿、受贿，至案发时，她的犯罪数额又翻了一番。
再看两个犯罪数额以外的数字：打开贾桂兰家里的组合柜，里面装满了高档衣料和包装完好的高档套服。有的是她借出国之机到下边要来的；有的是她穿着破旧衣服下乡时在下边哭穷哭出来的……总之，服装和衣料的数量之巨，或多或少标志着她的贪心。
1994年3月11日，检察机关对其住所进行搜查时，起获存款单、人民币、外币折合人民币17万余元。认定为赃款的达93460元。
贾桂兰作为一个年过46岁、参加工作26年的处长，何以如此大胆，如此贪婪？请看她在《监所反思》和供词中的三段独白：其一，“收入的严重失衡，也是自己触犯党纪国法的一个原因”，“我1968年参加工作……到现在每月收入加起来才600元左右，比起唱一支歌就拿几万几十万的，就差远了，即使比起郊区农村的收入来，也是比较低的。”于是她认为“太亏了”。她说：“人们劝我，不要太死板了，不要太个色了，看看周围，都是如此，于是我思想开始动摇了。”看来，贾桂兰在钱的问题上是比高不比低，比多不比少，比个别大款，不比大多数老百姓的。恰恰是这种攀比心理，强烈地刺激了她对金钱的占有欲，而这种占有欧一己和不择手段结合起来，便使她走向了沉沦和经济犯罪。
贾桂兰在查找犯罪原因时谈到了外界因素，即管理上的漏洞，说什么“各种不健康的东西，就没有防线可挡，趁虚而入。”不错，管哩上的漏洞确实给贾桂兰贪污、受贿提供了一个侥幸得手的机会。贾杜兰从1992年5月至案发为止，在19个月的时间里，所实施的24次经济犯罪活动都得手了，尤其到了1994年春节期间，得手的频率越来越高。当然频率越高，对人民犯罪越大。现在执纪执法机关将依据党纪国法惩处贾桂兰，对她仍然是个挽救。倘若任其继续下去，恐怕有一天她连脑袋也保不住了！
在贾桂兰为自己索贿、受贿行为开脱辩解时，曾几次出现“我为他们办那么多事，他们给我点儿钱，给我点地东西是应该的、正常的”等类似的语言。这恰恰说明她在法律上的无知和对自己犯罪行为的放纵。这些谬论只能欺骗自己，聊以自慰，但不能欺骗法律，欺骗视听。有人说：“你可以在有的时候蒙骗所有的人，或者在所有的时候蒙骗有的人，但你绝不能在所有的时候蒙骗住所有的人。”贾桂兰当属其中一例。“以人为镜，可明得失。”贾桂兰作为一个先得后失，非法所得越多，失败越惨的典型，作为一个把权力和私欲融为一体，闯红灯，涉禁区，无视党纪国法的典型，作为一个“攀比一犯罪一侥幸一落网”的典型，不失为人们的一面镜子。
建国以来福建省最大的贪污公款案
一
超豪华的日产公爵王轿车在榕城大街卜奔驰着。张建平，这个一夜之间摇身变成千万富翁的“大家（福州）石材工艺有限公司”总经理，正忧心冲忡地赶往工作单位——中国（福建）外贸中心集团矿化部。
夏日的骄阳发出通人的热浪，闪着炫日的强光。通常这种时候。
张建平总是待在他花费20余万重金购买的花园式公寓里，在舒适、凉爽的超豪华装修的卧室里闲暇地呷着人头马酒，但是目前的情况远非寻常。一是因为他的辞职报告，并没有像他自己所预料的那样很快地获得批准；二是也是更重要的，一个神秘电话传来了令人心惊肉跳的事实：福建省“廉政公署”——反贪污贿赂工作局，已经开始对他进行侦查。想到这里张建平心里一阵阵紧缩。
在福建外贸中心大厦17层楼矿化部石材科。当张建平刚刚走进，还没来得及打量周围的一切，甚至还来不及回头望望紧随他进来的人是什么模样，眼看就出现几个威风凛凛头戴大盖帽的检察官，张建平只觉眼睛一片模糊……
不久前，曾经为他创办“大泉福州石材工艺有限公司”提供资信证明的某港商，入境时突然失踪，据传被公安部门传讯，张建平顿时惊惶失措，他顾不得收拾金银细软，匆匆溜到外地躲风头。在一家涉外店里，他时不时拨通福州热线电话，打听那位港商的下落和详情。
真是度日如年啊！张建平担心那位深港内情的港商一旦透露什么，他的未回就来临了。
好消息终于来了：这位港商的失踪与司法机关无关。张建平毫不迟疑，立刻打道回府，没想到等待他的却是一付冰冷的手铐。
在检察官面前，这位暴发的“富翁”一副俨然不可辱的架势，他信誓旦旦地宣称一手创办的大泉公司并没有丝毫违法行为，如果查实，甘受党纪国法制裁。他自信自己布下的这个牌局无人能解，而“反贪局”拿不到证据，就没法定他的罪。
这是一个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主儿。当“反贪局”的检察们将大量的物证放在他面前时，张建平的精神防线崩溃了，他的头一下子垂到胸前。
二
1992年7月，一封来自外贸公司的群众举报信，放到了省“反贪局”领导的案头。“张建平，勾结××县石材厂厂长，伪造托收凭证，假进账单等，转账套取公款，贪污70万余元……”
侵吞国家钱款如此之巨，这不是一只隐藏在外贸系统的“硕鼠”？
与此同时，《福州晚报》的一则外贸注册登记广告，引起省外贸中心集团领导的关注，这则广告称：“港商独资企业大泉（福州）石材工艺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建平……”
外贸中心集团及所属的公司与“大泉”没有任何关系，张的总经理头衔从何而来？领导当即指示集团监察室深查。《福州晚报》的这则广告，同时也被心细如发的检察官收入敏感的“智慧电脑”中。
两路人马齐头并进，调查工作在积极稳妥地进行着。
然而，张建平并非束手待擒之辈。他知道，如果一旦真相大白，等待他的将不会是什么鲜花美酒。于是，他一方面急欲辞职，同时却百般阻挠“反贪局”和外贸中心集团对矿化部账目审计的开展。甚至在外贸中心集团领导派人清查矿化部石材料账目和清理仓库库存时，还收买歹徒非法行凶，殴打清仓人员。他叫嚣3000元买一条胳膊，2000元买一条大腿。
省检察院郑义正检察长听取了这个案件汇报，立即指示：此案应列为重点案件，重点查处，并确定由检察院毕振东副检察长亲自负责此案侦查组织工作。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抽调“反贪局”侦查处负责人到外贸中心集团所在地的鼓楼区任副检察长，加强办案力量。
办案人员在一大堆杂乱无章的陈旧发票中发现一叠发票的纸质与众不同，显得很新，似乎才夹进去不久。他们抽出这叠发票，力图找出些蛛丝马迹。这叠进帐单上的字迹全是一模一样的，不同地区、不同厂家的进帐单，开单人的字迹竟然像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
这只有一种解释，这叠进帐单和托收凭证等早已被悄悄“换包”了，它们全是伪造的。
终于找到了案件的突破口。
三
在省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工作局的档案里有这样的记录：张建平，男，1954年出生于福建仙游县一个农民家里。他从小争强好胜，期盼着出人头地，1976年，张建平终于赶上了“工农兵学员”的末班车，成为厦门大学76级外语系学生。毕业时由于成绩优异被分配到当时最热门的行业——省外贸五矿公司。凭着不甘人后的个性，再加上灵活多变的脑袋，张建平不断在外贸业务上取得成就，赢得广客户的信赖，创汇业绩较佳。1989年，外贸体制改革后，张建平成为新组建的中国（福建）外贸中心集团矿化部石材科科长。
张建平曾不止一次地幻想经过艰难困苦不懈追求后取得成功的宏伟前景。然而如今事业上的顺利与成功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大的喜悦。
望着社会上一夜暴富、一掷千金的大款，再对比自己的寒酸，他的心理开始不平衡起来。他在事业上所付出的艰辛和获得的成功，与眼前的这一切，反差是如此之大。
金钱，这个被莎士比亚称为可以改变一切的东西，开始触发他心中的私欲。贪婪像渐渐膨胀的毒苗，在他的心中悄悄萌生。张建平开始追求金钱，追求物质享受了。
在外贸部门工作，经手数十万、数百万的美元，张建平对金钱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按国际商业的惯例，外贸部门也有严格规定的佣金制度。即对介绍生意的中介客户给予一定佣金，张建平把自己贪婪的目光和一双黑子悄然伸入这个领域。他要将自己的“发财梦”付诸实施。于是他联络了香港达丰行经理以给予利润5%为条件，非法组建了假冒的港商独资企业大泉公司，并以大泉公司介绍日本客户购买石材为名，巧立名目，从矿化部将7.9万余美元做为大泉公司的“佣金”汇入公司帐户，而张建平为大泉公司在我工商部门注册时，又谎称这笔款是境外客户的投资款。狸猫换太子的诡计得逞了。张建平眼见自己帐户上如此迅速的增长数十万元，心里涌现出前所未有的冲动。虽然他也曾惊悸过，“这可是违法的啊”，但随着一幅幅充满诱惑力的美好“前景”不断地在脑海中闪现，他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金钱的航力。于是他多次采取内外勾结的手段，将原始验收单毁掉，制作了大批的假帐，并指使同伙伪造香港达丰行的佣金协议及授权委托书，转眼间便把数一十万美元据为己有。他还先后伪造省外贸中心集团的指令，公然违反外贸部门关于外汇货款必须在中国银行结算的制度，通过厦门某外资银行，于1992年9月至1993年1月，分16次汇款292.6万余美元到由他任经理的大泉公司。而这些巨额公款，却通过大泉公司的空壳，悄悄转入他的帐户。张建平的丑恶灵魂也悄悄完成了公对私。权对钱的演变。
然而，此时的张建平在外表上还是那么“廉洁奉公”。他早出晚归，工作勤恳，而骨子里却为满足金钱欲置外贸有关制度、法规于不顾。他独揽石材料的佣金批审大权，既是石材科发放佣金的审批人，又是佣金的收益人，从中大肆攫取不义之财，他还以所谓的补差价款和假托收方式从省外贸公司汇出数百万人民币的巨款给各石材生产厂家，以堵住各厂家的嘴巴，使外贸公司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摇身一变为“千万富翁”的张建平，处处显示出“超级大腕”的风采。他拥有3辆价值七八十万元的进口超豪华轿车，在外商开设的高档海鲜酒楼里，每晚数千元开销的酒宴算是家常便饭。而每日的“夜生活”更是多姿多彩，不是在KTV包厢里点歌，就是在夜总会里和“公关小姐”厮混，而桑拿浴、按摩室等，更是他休闲解烦的常去之处。他频频出入于高档娱乐场所，被他的情妇称为“三厅”厅长（宴会厅，舞厅、OK厅），他以陪同外商洽谈生意为名一掷千金。一次在高档的海鲜酒楼，他对酒楼老板慷慨一笑，以大亨的口吻一语惊人：“今晚这里所有与我石材有关的客人开销，全记在我的帐上……”又一次在夜总会，他为了博得一个外地女歌星的青睐，竟和一名风流台商争风吃醋，大送鲜花花篮……张建平已有公司分配的一单元宿舍，但他还以亲属名义购置了融侨花园等私宅，并进行了超豪华装修，大理石地面，柚木板镶贴，嵌式彩色玻璃吊顶，他还在屋里安置了传真机、中英文打字机、大班桌等，作为遥控“中录”的办公地点。尽管案发后张建平转移了不少财物，但检察部门在依法对他住处进行搜查时，仍找出不少财物，如人头马XO。轩尼斯、威士忌等名牌洋酒，名牌金笔，巴黎香水，四季时装，品种之全之多，足以开一间小型的名牌连锁百货店……
有句大家都熟悉的古语叫“多行不义必自毙”。张建平疯狂地为自己敛财找寻捷径，同时也在为自己建造坟墓。
四
1993年1月6日，专案组同张建平展开了第一次交锋，当问及大泉公司的投资情况时，心怀鬼胎的张建平支支吾吾，无法自圆其说，他声称大泉公司注册资金是境外客户提供的，已投资了3万多美元。实际上这笔钱是张建平以假佣金的名义汇入“大泉”帐户的。
后当张建平从检察机关的传讯中嗅出了危险临近的异味，就把事由起源都推到达丰行经理身上。他暗自庆幸，那经理远在港岛，“大泉”事件就会被束之高阁，案情也就因无明确人证物证而不了了之。
但是事情的发展完全与张建平的愿望相反，我检察机关通过有关渠道，迅速将滞留境内的达丰行经理“请”进了闽江宾馆，那经理证实，“大泉”公司的成立，达丰行从未投资过一分钱，仅是提供达丰行的香港资信证明。交换代价是达丰行不介入公司业务，张建平则将公司盈利的5%，划归达丰行所有。“打蛇打七寸”。专案小组乘胜追击，迅速对大泉公司进行全面的搜查，在大泉的帐户上竟发现有169万美元和386万人民币的巨额款项。检察人员还发现一家“左泉”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董事长是达丰行经理，总经理竟然也是张建平，莫非是“狡兔三窟”？
专案组随即对张建平的同伙采取强大的攻心战，使他们逐步认清了自己的错误，全面交待了张建平的所有犯罪问题。
公司业务员供出了张建平曾多次指使她以香港达丰行经理名义，伪造申办港商独资大泉公司等材料，包括伪造香港达丰行“佣金”协议等细节，还提供了张建平将省外贸中心集团出口日本的176万美元的货款汇到香港用于大泉公司购买汽车的犯罪事实。
××县石材厂厂长则交代了他为张建平申办“大泉”、“左泉”两公司的全部内幕；在张建平的授意下，这个厂长伪造该厂向外贸托收石材产品的货物清单和假发票，从外贸中心集团矿化部套收64万余元用于左泉公司的征地款和开办大泉公司的费用。
专案组同时还发现张建平付给××县石材厂的补差价款多处违反了外贸的常规。原来，张建平利用职权和主办业务的便利，把属于省外贸中心集团业务科的业务改为代理大泉公司出口，将省外贸收汇的数百万元的巨款汇入了大泉公司。张建平同时将补差价款314万余元人民币和假托收清单的212万余元人民币用于支付大泉公司应付给各石材厂的收购贷款，以此达到他脱胎换骨、金蝉脱壳的“洗钱”的勾当。这个本省最大的贪污公款的丑剧黑幕终于被彻底撕开。
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张建平利用职便，多次贪污公款共计274万美元、64万人民币，挪用176万余美元，是建国以来福建省贪污金额最高的一只硕大的“官仓鼠”。张建平从“超级富翁”到阶下囚的贪污“神话”已经破灭，善良的人们是否从中吸取些深刻教训呢？
第二章 全力以赴 一举破案
首钢船务公司原总经理邵军特大受贿案
1992年3月24日，首钢船务公司总经理邵军带着3名业务骨干从岗位上不辞而别，去向不明。一时间，“邵军等人携巨款潜逃国外”的传闻在首钢十几万职工中不胜而走。事隔3个多月，邵军一行4人又悄然回到了北京。然而，此时的邵军已非昨日。他身带异国护照，出入高级饭店，令人惊诧不已。
早在邵军出走之前，就曾有群众举报邵有经济问题。此后，由首钢监委、纪委、公安处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就展开了调查工作。1992年7月8日，一叠厚厚的举报材料送到北京市石景山区检察院。检察机关连夜审阅材料分析案情。次日，邵军因贪污嫌疑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
7月9日晚，从异国他乡回京的邵军，在宴散人离后，得意忘形地踏进家门时，被检察机关依法拘留。
这是一块难啃的骨头
邵军，男，40岁。论年龄与资历，他都是首钢下属八大公司经理中最年轻的一个。20万首钢职工，谁个不知邵军的鼎鼎大名！船务公司从无到有，从白手起家发展到现在拥有六艘万吨级远洋货轮，北军为此立下了汗马功劳，公司的业绩，那军的名字，报纸上有字，广播里有声，电视上有影。善良的人们想不到年轻有为、功绩卓著的邵总会有违法行为。
1992年7月8日，首钢总公司纪委、监委、公安处联合进报的那军3条线索，虽然数额巨大，但其行为均发生在境外。邵军被立案侦查前，曾带领船务公司的3名业务骨干离开首钢，投靠了国内一家实力雄厚、影响很大的公司，并被委以重任。有人预言：此案难办，邵军难查。
从举报材料看，3条线索中只有1条线索比较成形：1985年4月，邵曾以船务公司名义从香港某公司总经理刘××处借过4万元港币，此款去向不明。其它几条线索均没有足够的证据，而境外调查难度很大。“邵军专案组”组长、贪检科科长王春艳，主要承办人刘建国、李站等人，都是在反贪一线上工作数字的“老侦察”。按照现有线索，他们决定分头行动，一方面，尽快查清4万元港币的真相；另一方面，抓紧搜查，扩大线索。
调查香港某公司总经理刘××借给那军4万元港币是否已归还是本案选择的第一个突破口。检察院办案人员约见了港客刘××，刘承认邵于1985年4月以支付靠港费为由，向他借过4万元港币。从香港某公司的账目上看，借款有借条，有收条，一借一还有账可查。
案件的侦破工作陷入了迷惘。可时间不等人。转眼间，拘留审查时限已到，认定邵军有罪或无罪的主要证据均未掌握，怎么办？人是捕是放？需要立即抉择。
就在进退两难之际，搜查组传回了消息：邵军的住宅陈设豪华，各种高档电器价值人民币5万余元，家中还有美元存款3.16万元。
按那家的正常收入是绝对攒不出这笔钱的。专案组决定：重新选择突破口，集中力量突击3万多美元的来历。
3.16万美元来自何方3万多美元来历不明，说法不一。邵妻王丽芳解释说：其中一万美元是台湾大伯王××回山东老家探亲时给的，另外2万美元是1991年邵军去香港时，大伯托表哥王××带给邵军的，说是给她母亲治眼病和危房改造用的钱；而邵军在审讯室供述：3万美元是香港某公司的谭老板托他在北京买房子作办事处时给的。二人供词出入极大。
识别真伪，兵贵神速。据香港来的消息：邵军交待的谭老板确有其人，但他早在一年前就死了；据山东老家的消息：1991年台湾大伯王××回大陆时，正赶上在大陆的女婿去世，老人含泪只给了女儿50元钱，他根本拿不出3万美元给一个远房的侄女，而且，王××回大陆时，在报关单上只填报了200美元。香港及山东两地的调查结果发现，夫妇二人一是把钱的来源推到死者谭某身上，意图是死无对证；一是把钱的来源推到大伯身上，以证明钱的来源合法、合情、合理。可是没过多久，当再次提审邵军时，他突然翻供，对家中美元的来历，与其妻的说法基本吻合了，但供述的细节仍漏洞百出。显然，有人在暗中串供（经查证果真如此，通风报信者已被依法处理）。
8月23日，办案人员与台湾取得电话联系。王××否认见过邵军，也未去过香港，只是与邵军通过电话，同时证明从未给过邵军美元。
防线将被突破，谎言将被揭穿。当再次提审时，邵军仍沉浸在自己编织的谎言中。就在邵军自以为得计时，办案人员适时播放了与台湾通话的录音：“你是王丽芳的表哥王××先生吗？”“是的……”只两句话，王××那熟悉的声音，便像一记重相，重重地落在了邵军的心头，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办案人员会和台湾取得联系并找到了王××。邵军终于低头了，他承认并交待了通过看守所内人员为他和爱人串供的事实。然而，邵军还是一口咬定钱是香港谭某给的。
绕过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了起点。3.16万美元的来历仍是一个谜。
打一场境外攻坚战
号称首钢八大金钢之一的邵军，年龄虽然木大，但职位高，阅历深，经验丰富，应变能力强。在审讯中，他态度蛮横，气焰嚣张，心理防线十分坚固。面对审讯人员，他不是夸夸其谈自己对公司的贡献、功绩，就是不屑一顾闭口不语，他时而口出狂言，说什么“查出问题你们枪毙我”；时而扬言出去后要召开记者招待会等等，给侦查部门施加压力。他自信地认为，与他打交道的都是海外商人，只要自己不承认，检察机关根本奈何不了他。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侦查人员走访了国内所有与邵军有业务往来的单位，查阅了近万份材料，询问证人近百人次，但收效甚微。
这不能不引起办案人员的思索。在专案组的碰头会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各抒己见，最后一致认为，要“突击口供”，先拿下口供，然后出国取证，打一场跨越国境的攻坚战。检委会制定了作战方案。“串供事件”暴露以后，邵军被秘密换所羁押。从此，切断了他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面对检察人员不露底细的提问，邵企图通过讯问探听虚实的妄想也落空了，一时间，恐惧和烦躁笼罩了他，他心里明白，以前的交待都是往死人身上推，想把案子引入死谷，现在看来这一招不灵了。此时的邵军在访惶、窥视。这正是对其审讯有利时机。
提问集中在家中美元的来历上。这时邵军已失去了往日的潇洒，说起话来语无伦次，极尽敷衍搪塞。检察人员摸透了他的心思，断定已到了对他进行政策攻心的最佳时刻。“亲爱的爸爸，您好！我已有四、五个月没有见到您了，您身体好吗……刚开学，我的学习成绩下降，为这件事，老师请了一次假……我很想您，您不老的日子里，我妈也出去了，您知道她在哪里吗？”邵军再也坐不住，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儿子。看了儿子的信，看到录像中儿子消瘦的脸庞，邵军流下了眼泪。纸里包不住火。如果不老实交等，必将受到严惩。
有强有力的政策感召下，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邵军终于开口了：“好，我交待，我今天不但谈清自己的问题，还要揭发别人……”邵军终于交待了自己在业务往来中收受新加坡某公司总经理赖先生1.5万美元的犯罪事实。
初战告捷。奔走了近3个月的专案组成员感到了获胜的喜悦。然而，大家明白，这仅仅是开始。从外围获取的材料看，邵军绝不可能只收这一点钱。种种迹象表明，邵还没有彻底交待罪行，必须乘胜追击，拿下口供。
首钢北钢公司总经理助理杨立宇、副总经理赵东祥因受贿罪被判刑的消息公布以后，邵军的态度有了新的转变。他又陆续交待了一些问题。邵军在境外共接受新加坡赖某、香港吕某、王某贿赂款4万美元。侦破工作出现了柳暗花明的局面。
出境取证以证定案
没有证据，犯罪事实就无法认定。
1993年1月27日，新加坡。一行几人神色严峻，离开机场后，匆匆乘出租汽车直奔新加坡警署。他们就是公安部国际刑警中心局、北京市检察院、石景山区检察院以及首钢公司等有关人员组成的“邵案出国调查组”。他们中许多人都是第一次踏上这个有“花园城市”之称的美丽国度。然而，他们中却没有一个人在繁花绿荫中沉醉。经国际刑警局中国中心局与新加坡中心局联系，调查组的同志们在新加坡刑侦局商业罪案处的协助下开展了紧张的工作，这是北京市检察机关首次以中国警方身份进行涉外取证。
根据新加坡的法律，赖先生的行为不违法，如果赖先生执意不见调查组或见面不谈，我方和新方都毫无办法。赖先生是个精明的生意人，凭借世界航海协会会员的便利条件，并作为邵军的航务代理，承揽航运业务，为邵军的公司赚了不少钱，自己也在代理业务中获得了高额利润。调查组第一次与他谈话，他就只谈与邵的业务情况，只字不提经济往来，并一再强调控中国的政策，邵军是个“好干部”。取证毫无结果。第二天，再次找赖先生谈话时，我方出了邵军部分口供的录音，赖听后摇摇头，只说了一句话：“现在科学技术……”便不再言语。经新加坡警方给赖做工作，我方又一次找到赖某时，赖却向我方提出：谈是可以谈，但有三个条件：第一，如作证，他本人不受指控；第二，不到中国法庭作证；第三，只谈邵军交代的1.5美元和镭射机的事。经向市院领导请示，向赖某作出书面承诺以后，他才打消了顾虑，证实了邵军收受1.5万美元和镭射机的事实。
据邵军交代，1988年3月，在吕某（船务公司在香港的分支机构——香港某船务有限公司副经理）的推荐下，首钢“钢城”轮决定在王某（香港某修船公司老板）的公司修理。为此，王、吕二人给了邵军10000美元。
在香港取证同样一波三折。调查在香港廉政公署的配合下，找到两位当事人王荣和吕某，两人均否认此事。路，又被堵住了。经过商讨对策，调查组决定找香港那家公司的另一当事人陆某取证。经过与陆某接触，发现此人犹豫不决，欲言又止，并提出要先踉廉署的人谈谈。原来，他怕自己触犯香港的刑律。在廉署的协助下，陆某透出了在买三条轮船的过程中，邵军指示从中提钱的事实。调查组再次找到吕某。吕某终于讲出了事情的原委：——1988年初，邵军召集香港这家公司吕某、陆某开会，要求他们设法弄点钱。当年3月，首钢购买“金乡”轮时，吕、陆以加大船务费用为手段，多加货款8000美元，提出钱后全部交给了邵。
——1989年4月，吕某、陆某去土耳其购买“金田”轮，再次加大费，多提了9000美元，后交给邵5千美元，另外4千美元两人私分。
——1988年至1989年间，首钢在香港王某的公司检修四艘轮船。其间，吕、陆多次向王某索要好处费共计42万港币，与邵三人平分，每人14万元。
这些都是邵军未曾交代过的新情况。就在调查组为取证的结果感到欣慰的时候，香港廉署又获得了新情况。他们通过向香港有关银行查询，发现了邵军以自己的名字在美国××银行有近15万美元的存款。
新的发现迅速电传给北京。一直在等候消息的国内专案组立即提审邵军。在铁的事实面前，邵再次低下了头。他不仅承认了收受吕某、陆某1.3美元及14万元港币的犯罪事实，而且对于15万美元存款的来历也作了交待。1990年初，为了方便在以后的业务往来中给邵提取好处费，新加坡赖某在香港的美国××银行以“邵军”的名字开了帐户，从1990年初到1992年6月，赖某一共向此帐户里打进153万美元，其中有6万美元，邵汇往上海××银行。
为了搞清巨额存款的真相，调查组于1994年5月27日再次飞往新加坡。在新加坡反贪机构的密切协助下，调查组第二次找到赖某，他终于证实多次给邵军提取“佣金”以及在××银行邵军帐户里存钱的事实。
案子真相大白，调查组满载着取证的收获回到北京。至此，一条企图发迹国外的“蛀虫”，终于现出了原形。
邵军在亲笔供词中写道：“我不是一个天生的罪犯，我有人生追求和抱负。首钢船务公司成立之初，我一心想的就是干一番事业。公司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上洒下了我的血和汗……”。可是，就是这样一个有理想有抱负、年轻有为的人，在他频频出国以后，心中开始充满了对国外那迷离世界的渴望，心灵的天平开始倾斜。“赖某、吕某他们凭什么能有汽车、洋房、美元，而我却只能拿着每月600元的所谓‘高工资’呢？”邵军这样想着，私欲开始在他的脑海中急剧膨胀。在他大肆地通过权钱交易谋求私利的时候，他的灵魂已经丧失了。他忏悔：“向我提供钱财的人正是看到我的弱点，才千方百计贿赂我，以达到他们的最终目的——为他们挣大钱开方便之门。”只可惜他的悔悟为时太晚。
但愿那些至今仍在权钱交易的漩涡中沉浮的人们，能够在失足者的忏悔声中警醒。共和国的法律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存有侥幸幻想“蛀虫”。
肆无忌惮 生活糜烂
管志诚，男，首钢北钢公司原党委书记。因犯有受贿罪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一
提起管志诚，熟识的人都知道他的资历不浅：工龄40年，党龄36年。
不仅如此，他在事业上的成就也咄咄逼人，引人注目。早在1980年8月，不满50岁的管志诚被任命为首都钢铁公司总经理助理。以后，他在首钢所属的初轧厂、炼钢厂、民产公司和山公司担任过党委书记。从1989年4月始，他荣升首钢北京钢铁公司党委书记。一时间，罩在管志诚身上的光环愈发耀眼。
然而，管志诚还有另一副面孔。
据侦察核实，从1986年至1990年4月间，管志诚利用职务之便，索贿、受贿人民币151.9万余元（审判机关最后认定管志诚受贿额141.83万元，贪污公款8.21万余元）及港币2万元。
在“利用职务之便”时，管志诚没有赤裸裸的作为，而是“巧立名目”、“巧取豪夺”。1988年6月，首钢矿山公司、江苏吴县富有物资公司和北京军区后勤部工厂局三方联营，建立了宏城工贸实业部。其时，身为矿山公司党委书记的管志诚便成为该公司的董事长。
不过，这只是一个“短命”的公司。在它生存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大抵只作了3笔记800余吨的钢材生意。管志诚一方面行使他在首钢内的职权，将这些钢材批售出来，一方面又向宏诚实业部提出要求：在支付这笔钢材货款的同时，还要按每吨钢材另加100元“计划外运输费”而且必须用现金支付。
800余吨钢材预示着“计划运输费”即达8万余元。宏城实业部不敢怠慢，赶忙通过当地几家集体和个体帐户兑换出现金，然后，由正、副经理专程送到北京，交到管志诚手中。
其实，凡是首钢批售的钢材，尽管有计划内和计划外差价区别，但在安排铁路运输时，均按铁路运价率统一收费，并由首钢连同货款一并向客户结算，而无什么另外运费和车皮费，同时，首钢也从未委托第三承运或转运。显然，管志诚是在巧立名目，肆意索取贿赂。
如此“巧取豪夺”还不算，管志诚在涉及巨额贿赂款的帐目处理上也费了一番脑筋。8余万元钱拿到手后，他找到一同乡王某——北京房山区豆各庄熔炼厂厂长，为他开具了8万元的收款凭据，而宏城实业部也用此假发票将这笔票外款下了帐，时间在4个月之后。
细心的办案人员全面审查了这个私人企业的帐目，发现自1986年起苏州、石家庄、唐山北京等一些单位先后打入“熔炼厂”帐户的款项有7笔，金额总计43万元（其中只有1万余元与熔炼厂的业务有关）。据该厂厂长王某介绍，这些巨款均由管志诚一人掌握。由管志诚借用，出于依赖“管书记”的心里。每当一笔款项打入，厂方即为管志诚开票。
为了掩人耳目，从1989年11月份开始，管志诚又以“华城公司”（一联合经济体，厂长也是管志诚）的名义，在北京房山区崇各庄信用社偷偷立了一个帐户。在以后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广东、山东、山西、河北以及北京等地的一些单位，相继汇入该帐户24笔款，金额达59万余元之巨。
经周密调查证实，管志诚在批给华城公司钢材时，故伎重演，以需要支付铁路部门，“计划外车皮费”为名，从每吨钢材中索取现金60元。华城公司在经销2000吨钢材时，向客户取了票外款（现金）15万余元。随后，这笔巨款又落到管志诚的手中。
管志诚的胃口太大了！他索取贿赂已达到疯狂的地步。
1986年底至1987年，管志诚分3次批给河北丰润第二轧钢厂150吨平价支农盘条。让人不解的是，这批盘条每吨价格只有800元，相当于当时市价的一半。显然，这样的“优惠”需要付出代价。
管志诚提出，除了支付货款外，每吨盘条还要另加400至450元的，“钢材补差费”。这样，总价不过12万元的盘条出手后，管志诚竟从中搜刮了6.5万余元，并全部据为己有。
手段似乎是同样的：管志诚有权批售钢材，也有权索取高额贿赂，只是名目各有不同。什么“劳务费”、“加工费”、“计划外运费”和“利润分成”等等，不一而足。一些客商为了买到钢材，只能忍痛相允。
胆量似乎也超乎寻常：1989年8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出限令经济犯罪分子投案自首的“通告”后，管志诚的贪欲丝毫没有收敛，依然顶风作案。这期间，他竟然接连作案5起，索取贿赂款额达五万元之巨。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年秋天，北京钢铁公司召开大会，敦促有经济犯罪问题的人员前去投案自首，而作此“动员报告”的人恰恰是他管志诚。
管志诚木是普普通通的党员干部，而是一个拥有8万余名职工的大型企业的党委书记。他的作为与他平日所作的那些冠冕堂皇的，“报告”大相径庭。无疑，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蛀虫”。他不仅侵蚀了国家、集体的财产利益，更严重的是，他所进行的“权钱交易”的罪恶勾当，危害了国家机关（企业）的正常活动，败坏了社会风气，直接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形象。
二
1990年4月18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传讯了管志诚。
一时间，知悉此情的人不禁感到意外。在首钢，管志诚不啻是一位响当当的人物，大抵没有多少人会相信他能“出事”。
是夜，东城区人民检察院的办公室门外，传来一阵阵女人的哭叫声。人们循声望去：一个约莫三十四五岁的妇女在拼命地喊叫，声称要看望她“爹”。
这个女人名叫于惠荣，她要看的“爹”即是管志诚。
管志诚，年近60岁，体态已明显臃肿，但脚步仍然有力。他经常身着一身中山装，一副气宇轩昂的神态，透着他有一番饱经风霜、临阵不乱的经历。
管志诚有自己的家。他的结发妻子给他生了4个儿女。可是，他的心思很少放到家里，回一次家也是“例行公事”。他声称，他的婚姻是不幸的，系旧社会父母包办，因而没有“家庭乐趣”可言。
那么，管志诚的“家庭乐趣”在哪里呢？原来，在他的两个“干女儿”身上。于惠荣，34岁，是首钢北京钢铁公司联合经销处调运科运输计划专业员，系管志诚一手提拔“重用”的。1981年，她拜管志诚为“干爹”，随后开始了他们的姘居生活。
杨娣，25岁，原来是北京石景山区一家幼园的保育员。几年前，她拜管志诚为“干爹”后，将名字改为“管小娣”。她辞去了保育员工作不久，即被那家“宏城实业部”聘为董事长，以后又出任厦门九州华城公司董事长秘书兼业务经理（这两家公司的“董事长”均为管志诚）。“干爹”和两个“干女儿”除了床策之事外，还合伙干了一桩桩“权钱交易”的罪恶勾当。于惠荣的职责非同小可，握有实权。首钢出厂的大部分钢材一般都由她作出车皮计划，然后才能发运。当初，管志诚批给“华城公司”的2000吨钢材“出手”后，那笔15万余元的外款，管志诚连点都没点，就交给了于惠荣。于又将这笔赃款存在银行里，其中一部分存在了管志诚名下。杨娣也是管志诚的好帮手，“宏城实业部”向管志诚交纳的8万余元“钢材计划外运费”，即由杨娣一个包办。
这两个女人是管志减收受巨额贿赂的“同伙人”和“知情入”，也是最终为管志诚效力的忠实走卒。
1990年4月17日，在管志诚被依法传讯的头一天，于惠荣和杨娣从管志诚的办公室里，慌慌张张地提走了五六个皮箱。后经查明，在于惠荣的母亲家藏匿的一个手提密码箱里，即有银行存。单、现金及金银首饰，价值折合人民币30余万元（记在管志诚名下的存单有4万元）。杨娣则在逃往广州之前，将5个密码箱悄悄藏到她二姐夫家中，内有价值10万余元的财物和大量的票据、印鉴及合同书。随后，她又在家中急急忙忙烧掉了一批票帐。
不久，于惠荣和杨娣也落入法网。
管志诚在女人身上花的钱财和功夫实在太大了！在追查管志诚受贿款的去向时，办案人员注意到了这个事实：1988年11月，管志诚花费4.5万元，买了一套两居室住房，供他和杨娣姘居之用。
1989年12月，管志诚又从他在崇各庄信用社的黑帐户里，拿出11.59万元，在石景山永东小区购置一套两居室住房，供他和两个“子女儿”姘居之用；1990年3月，管志诚动用10.4万元，购得了居室住房一套，供杨娣使用。可惜，该房内装修还未完毕，管志诚即被拘留，尚来不及受用。
在管志诚两个“干女儿”的住房里，彩电、电冰箱、录像机、电话机等生活用品一应俱全，一盒盒“蜂王浆”等高档补品则记录着他们的醉生梦死。不仅如此，管志诚还给于惠荣人民币43万元，给了杨娣11万余元，可谓“出手大方”！
该有的似乎都有了。于是，管志诚又想到了晚年的生活。他从房山区豆各庄熔炼厂帐户里提出37万余元，“投资”到“华城公司”，以便进行营利活动。他幻想，这笔巨款的“股利”足以使他晚年丰衣足食，颐养天年。
对“公仆”和“贵族”的含义，管志诚是再明白不过了。不过，他说的与做的完全是两回事。管志诚自恃有权有势，为聚积巨额不义之财，过花天酒地的生活，不惜以身试法，一步步走上犯罪的歧途。这样的一条沉沦之路能不让人深思吗？
三
管志诚走上贪污、受贿的沉沦之路，对他自己来说，也是始料不及的。
毕竟，他在人生历程上有一段辉煌的时光。
1951年，管志诚不满20岁，便在当时的北京石景山钢铁制作所白灰石矿当搬运工。小伙子聪颖好学，人缘亦佳。3年后，他光荣入党。以后，他又当上了技术员、矿长助理。“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也挨整，但为人处事的坚定信念没有改变，直至成为首钢经销处的处长。
进入80年代，为首钢开始向经济腾飞的目标大踏步迈进时，管志诚以他历经半个世纪风雨雨的人生经验。凭着他担任多家企业党委书记，进而对政工、人事、保卫工作了如指掌的经历，参与了首钢的改革和建设，他呕心沥血，成绩卓著。他参与总结的“企业管理六字法”受到了国内外企业界的重视。当年，首钢轧钢厂的生产设计能力仅为61.5万吨，身为厂党委书记的管志诚，及时地发现了问题的症结，遂大刀阔斧地进行革新，使轧钢年产量达到200万吨。
可是，管志诚并没有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全部用在正路上，反而一步步地走向自我毁灭。
1984年，当经济体制改革由农村扩展到城市，并带来一阵阵“经济热”时，管志诚的人生观出现波动，对“钱”的注意力开始加重。于是，送礼的人不再让他讨厌，递“红包”的人亦被另眼看待，他认为，现在的价值重心在“钱”上，而权势又能生出“钱”来。
1989年春，管志诚被任命为首钢北京钢铁公司党委书记。这是首钢所属6大公司的一大“龙头”企业，在当年首钢实现的19亿生产利润中，80%即由北京钢铁公司创得。然而，此时亦恰恰是管志诚收受巨额贿赂近乎疯狂的时期。
说起来，管志诚曾界定过人生观的三大要素：一要定向，立大志；二要创新，敢于探索；三则是处理好婚姻家庭关系。可悲的是，他最终丧志，为舒适、享乐的生活意念所击倒，为人们所唾弃。
权力欲——金钱欲——享乐欲，构成管志诚实施犯罪的内部成因。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犯罪又往往与他的政绩混在一起。这样，管志诚的犯罪行为又带有了欺骗性、隐蔽性和严重的危害性。
应该指出的是，“一叶障目”以及缺乏有效的监督恰恰是管志诚实施犯罪的外在因素。
管志诚收受巨额贿赂案被揭露后，首钢党委在给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无论是宏城公司还是华城公司，都是管志减利用职权挪用公款背着领导擅自搞的，没有经准许，管志诚也从大问首钢领导汇报过这方面的情况。可是，这两家公司又正是管志诚”纵横排图“大发横财的两张王牌。对此，没有人提出异议。实际上，管志诚在收取帐面款的同时，还收取了大量的账外敷，后者往往无账可查，管志诚不光通过亲自批售钢材收取巨额贿赂，还授意他人为某某”关系户“售钢材，他则收取好处。他在这方面的权力买太大了，没有人敢违背”管书记“的旨意，在”领导交办制的庇护下，管志诚的硕大胃口一次次得到满足。
其实，对管志诚近几年肘所作所为，不少人还是有所察觉的。曾有人当面正色劝告他：反映你的问题的举报信已不少了，你要多注意喽！
只是这般苦口婆心的“劝告”，没有相应的足以震慑犯罪的具体措施，所以效果欠佳。不错，党纪、监察、物价监督部门的作用不可低估，甚至在一些大型企业派驻的检察室也功力不凡。然而，对一些握有实权的“大人物”并不是轻易能触动了的，尽管其实施“职务犯罪”的事实确凿无误。
令人不安的是，如今，人们对某些人以权谋私乃至违法犯罪的“心理承受力”已大大增强，以致对一些坏人坏事熟视无睹，从而使正气得不到扶持，邪气压不下去，甚至一些举报人惨遭打击、迫害。
监督——对国家工作人员实行外部的强有力的法律监督，才能遏制经济犯罪的泛滥。今天，通过对管志诚收受巨额贿赂的深思。人门对此再一次提出热望。
刘青山、张子善都是经历过革命战争严峻考验的领导干部，曾经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过自己的贡献。然而，建国仅仅16个月后，即在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的腐蚀下，贪污腐败，蜕化变质，最终落得人头落地的下场。这个教训是深刻的：来自“糖衣炮弹”的袭击比激烈的战争更令人眼花缭乱，情势也愈发惊心动魄。每个共产党员都要经得起执政的考验，而不能有一丝懈怠。
今天，曾经为首都钢铁公司的改革和建设作出贡献的管志诚，因收受巨额贿赂走向自我毁灭，更应引都人们的深思，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在当今改革、开放的年代，依然面临严峻的考验，依然要同消极腐败现象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
令人欣慰的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坚持从严治党，惩腐倡廉，加强党内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尽管各种经济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段狡猾、隐蔽，但终究逃不脱“伸手必被捉”的命运。管志诚的下场即是证明。
权欲、钱欲、色欲是首钢北钢公司党委书记管志诚犯罪的三部曲，也是他走向死亡之路的内在因素。管志诚一边大肆索贿受贿，生活糜烂，一边用政绩的外衣，紧紧裹住贪污腐化的实质。因此，他的犯罪活动带有很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对党的事业具有极大的危害性。所以说，“一叶障目”以及缺乏有效的监督，恰恰是管志诚犯罪的外在条件。
外因通过内因，促使管志诚人头落地。
管志诚的悲剧告诫我们，对领导干部实行有效的监督，是防止腐败的重要条件之一。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的今天，钱与色的攻击远比炮火硝烟危险得多。每个党的领导干部都面临着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金钱与女色的诱惑，依然要与消极腐败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
抚顺市钢铁公司原生产处长兰玉清受贿36万元案
只剩3天，就是1994年元旦了。
然而，53岁的兰玉清——原抚顺市钢铁公司生产处处长兼总调度长，却因受贿罪，被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36万元，没费劲便得来的巨款，曾给兰玉清带来过一种“暴富”后的喜悦；而今，这笔钱化为了过眼烟云。给他留下的只是一片迷茫后的悔恨……
1993年，在兰玉清人生道路上可算是变幻莫测的一年。年初的几个月，他神奇地变成了一个家匿36万巨款的富翁。谁想，几个月后，他竟变成了人民的罪人。角色的转换是那般神速，以至于都没有个品味咂摸的余地。
只要有权力，何愁无机遇？
1993年初始，兰不清隐隐地感到自己敛财的机遇降临了。事实证明，兰王清的这种感觉并非空穴来风。
由于市场供求矛盾突出，钢材的价格一蹦三高，打着滚地往上蹿。一吨钢坯2000～2400元，加了成角钢和螺纹钢后，可卖到4000～5000元，每吨扣除费用和损耗，纯利可愈千元。于是各路兵马纷纷集结于倒腾钢材这一“发财”的疆场。
抚顺钢铁公司生产处的大门前，骤然间聚满了各类车辆。人们围在生产处门口，嚷着要见见兰处长，要会会这位能使自己早日圆了发财梦的人。
兰玉清其实很普通。而此时他在那些带着钢坯前来加工的人眼中，却不啻于一尊“财神”。数千吨的毛钢坯呼啦啦地运至兰玉清的地界，他兰处长稍许替你活动活动心眼，便可使你在最短的时间里拿到成品钢材。这样，你就可以早赚钱、赚大钱。
做生意的人心眼多，别看眼下横竖都赚，可谁知哪天来了一股刹车风，钢材价格说跌就跌，本可以发大财的人或许转瞬就成了蚀大本的人。“机遇里有风险，风险里有机遇”，人们在这“叫人心跳”的环境中，领会着这当中的精髓和玄机。“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效益”。再木讷的人，只要来到生产处的门前遇上一遭，也会被熏染成个急性子。赚钱、机遇、时间、风险。它们仿佛是既有规律而又无序地牵在一起的连环套，谁知道什么时候眼睁睁地看准了一个赚钱的环节，捉到手后却落得了个亏本的结果。魔幻般的现实以其诡谲的面孔炙灼着人们的心。这些置身商海的人很明白，眼下，兰玉清是促成好运罩住自己的关键人物。于是他备受瞩目……
兰玉清本是个十分谨慎自重的人，他凭自己的资历熬到了这个职位上。个人在生活上很节俭，不吸烟不嗜酒，日子过得平淡无奇，是个一分钱也没曾乱花过的人。
1990年7月，他初登处长高位时，还时常要亲自跑外给厂里揽活，为了能让车间“吃”得饱，他不知流过多少汗水。而今不同了，带料加工者挤破门槛，可以坐堂经营了。
兰王清稳住了神，他一下子就瞧见了那些有求于他的人们眼神中推笑背后所蕴蓄的宝藏。机遇面前是“平等”的，你们发财也不能少了我兰玉清。他在心里断言。
权力繁衍出的一种“巧合”
有人说，机遇喜爱那些善于捕捉它们的人。可是，兰玉清却成了被机遇寻找的人。
1992年2月2日，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某商场副经理李某，与抚顺钢铁公司生产处签订了1000吨带料加工角钢的协议，为了能让兰玉清尽快安排生产计划，李某托人专程送给兰玉清现金1万元。
也是2月2日，哈尔滨道里区一家公司的业务员杨某在与生产处签订了带料加工2000吨角钢的协议后，也是为了能尽早拿到成品，专程奔赴兰玉清家，送上现金1万元。
如果说这是一种“巧合”，那么这类“巧合”就此便追随上了兰玉清。
同年3月16日，沈阳市某物资公司王经理为了使签订的加工角钢1700吨的协议早日落实，亲自到兰玉清办公室，交给他“好处费”1万元。4月中旬，王经理得知自己的钢坯还没加工，当晚索性亲访兰家，又送上9000元“好处费”。
3月19日，沈阳另一家物资公司的经理在签订了加工5000吨角钢协议后，当场交给兰玉清1万元。4月底，该经理又以过“五·一”节的名义，“慰问”了兰处长5000元。5月3日早8时许，该经理再次来到兰玉清的办公室，又送上“好处费”5000元。
一笔笔成沓垒摞的票子，就这样悄悄地流入兰玉清那辐射着权力磁性的口袋。
握有权力的手腕是灵活的
只在加工钢材的过程中给予时间上的关照，虽然可以显示权力的分量，却展现了不出兰玉清手腕上的技巧，他需要自我展示了。
3月下的一天，鞍山市一家贸易公司总经理杨某到兰玉清的办公室，谈妥要加工角钢3000吨。4月4日，杨某又到兰的办公室告知钢坯已发运，很快可到半成品库。兰玉清用一股无奈的神情表示歉意，以库位已满为由让杨某停止发运钢坯。为了避免经济损失，使钢坯顺利入库，杨某即从随身的拎兜里拿出现金1万元交给兰玉清，请他务必想办法解决难题。兰玉清收下后，事情也就顺利了。10天后的一个晚上，杨某为了感谢兰玉清的帮助，同时也为一下一步设好“伏笔”，又给兰玉清送去现金1万元。
3月22日，河北省肃宁县某金属公司副经理葛某与生产处签了加工角钢2000吨的协议。4月初，钢锭陆续进库。5月初的一个上午，兰玉清在库里看到这批钢锭有短尺现象，便准备通知葛某中止协议。葛某得知后，赶紧于当天下午5时到兰玉清的办公室。再递上现金1万元后，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一次，盘锦市某材料公司经理找兰玉清洽谈加工角钢业务。在吃午饭时，兰玉清指着满桌的佳肴说，自己这里招待费紧缺，要求对方设法给解决一下。很快，兰玉清在办公室分两次收到现金2万元。
兰玉清，尽管对有些事也摇头，但那完全是出于对权力的表面责任。只要疏通了关节，那摇头时的无奈便烟消云散，他玩弄权力的“手腕儿”是灵活的。
索贿，他竟敢打上工人的旗号。那时无论是对送上门的，还是卡要来的钱财，兰玉清一概来者不拒，但他并没有以此为满足。他明白，在别人有求于己的时候，自己就是金口玉牙，说什么对方都会满口应承n说点什么好呢？于是他又出奇招了。当铁岭一家公司的一名业务员找到兰玉清商谈加工业务时，兰王清对他说：“你们的来料与规格不符，每吨另加50元，省得工人有意见。”半个月后。现金9000元送到兰玉清手中。也许少了点，3用上旬。当钢坯运到后，兰玉清找到那位业务员，又以原料规格不会要求为由，竟自己来到送料单位提走了现金1.5万元。3月中旬，当该公司再次要加工5000吨角钢时，兰玉清又以同样理由向对方索要“给工人”的辛苦费3万元。
不久，盘锦市某公司来加工3000吨角钢时，兰王清以现在的工人劳动量过大，不给他们些“赶工费”，怕是保证不了时间为由，又捞得现金3万元。
然而，这笔笔“辛苦费”、“赶工费”分文也没有交给车间和工人手里，全被兰玉清一人独吞了。
明目张胆地倒手创“贿”
兰玉清受贿、索贿的手段不断翻新，可他还嫌不够刺激，他还要“下海”赚钱。
某材料公司加工了100吨螺纹钢，兰玉清竟没通知对方，便私自将其中的87吨加价出售给了别的单位，自己从中获赃款2万元。
接着，兰玉清又在这家材料公司提取另一批成品角钢时，要求将未提走的46吨角钢通过自己卖出去。对方经理岂敢不应，以每吨3100元的价格让给了兰玉清，他马上让儿子每吨加价600元卖给了抚顺市某单位，又从中获得2万元。
3月31日，铁岭一家材料公司在提运自己的一批成品螺纹钢时，得到了兰玉清的指令，从中留下100吨。兰玉清将这100吨螺纹钢加价卖给铁岭县某公司，又从中获赃款2万元。
4月间，兰玉清打电话给沈阳某修造厂总经济师，要求低价购买100吨加工出的角钢。对方虑及日后的业务来往，忍痛答应下来。兰王清又通过自己的女婿，以每吨加价250元的价格，卖给了新民县的一家工业公司，从中获利2.5万元。
就这样，兰王清自1993年2月起全5月间。共收受贿赂27笔。
累计36万余元。
这期间，公司纪委和副经理曾找他谈过话，可他却大言不惭地说：“我受党教育多年，是不会给党抹黑的。”他用自己的性命和党籍做赌注，与法律和党纪开了一场危险的玩笑。
兰玉清的面具很快被揭掉。4月下旬，兰玉清终因案发被依法逮捕。10月28日，兰玉清被开除党籍。12月28日，他被判处了死刑。
兰王清，捞来捞去捞自己。他最终捞到的恰是他理应得到的。
第三章 手莫伸，心莫贪，手长心贪进“铁窗”
吉林省总工会原副主席薛景文贪污受贿案
薛景文，男，42岁，中共党员，原省总工会副主席。在任此职前，于1985年2月至1992年12月近8年的时间里，连任国有大型企业石机造纸厂厂长。
他任厂长期间，利用职权大肆贪污、受贿。检察机关从其家和办公室搜查出大量款物。其中有人民币、美元、港币、马克、日元、韩币等现钞和存折，还有国库券、高息债券、股票等各种有价证券。
为了不露马脚，他把存折藏在被里，缝在衣服领子里，把股票、高息债券藏在办公室抽屉自制的夹层里。此外，搜查出各种手表140多块，摄像机3部，照相机7部，高档录放机2部，彩电2台，录音机6台，黄金饰品及其他各类实物近200余件。检察机关现已认定，薛贪污公款公物折合人民币14万元，收受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1.9万元。
薛景文生活糜烂，严重腐化堕落。他曾与多名女人乱搞两性关系。在上班时间，利用独院独楼的住宅条件，门前拴一条大狼狗，在家中与一些女人大搞淫乱活动，并把丑行录了像。到外地出差的机会也不放过，在宾馆房间的门外挂上“请勿打扰”的牌子，在室内与女人鬼混。调任省总工会副主席后，他还携带摄像机到某市与一情妇边搞边录像。检察机关从其家搜出了4盘淫秽录像带，其中两盘是他与8个女人摘淫乱活动当场录制的，情景之下流不堪入目。
一
1993年9月初，石岘造纸厂纪委发现，薛景文调省之后，于1月9日让厂办秘书张建刚从储蓄所提出张个人存款13万余元。州纪委对此很重视，当即派人进厂了解情况，并采取措施对张建刚进行调查。张交待，这笔钱是薛景文1992年4月至12月期间交给他的，薛让他以个人名义用4个存折存入石砚镇内两个储蓄所，存折由张保管。存款后，薛嘱咐张：“没有我的指示不能动，要严格保密”，“这是人命关天的事！”1月9日，薛与张核对了4个存折的余额后，让张将钱全部取出交给了他。当天，薛又让张从工商行储蓄所取出为其保管的另一个存折的1.2万余元，加上13万元利息款1千元共1.3万元，编了一个“文刚”的名字，分活期、定期两个存折转存到石帆镇建行储蓄所，存折由张为其保管。这13万元是公款还是私款，张说不清，厂领导班子成员均木知此事。
9月18日早晨，省纪委分管案件工作的常委接到延边纪委书记打来的电话。电话中说，州纪委最近办案中发现一笔十几万元的钱款下落不明，涉及省里一名副厅级干部。具体情况电话不便讲，已派人乘车出发，专程到省纪委汇报。省纪委几位领导听到情况后，敏锐地感到这一情况和有关线索很重要，决定由主管副书记、两名常委亲自听取汇报，有关案件检查室负责人参加，便于及时决策。
延吉市距省城千余里。延边州纪委、石机造纸厂纪委三位同志连续行车10多小时，晚8点30分才到长春，晚饭没顾上吃，就直奔省纪委常委会议室。已等了3个多小时的省纪委几位领导同志，立即听取了汇报。
二
薛景文是个在延边州、吉林省乃至全国有名气、有影响的人物。
他既不同于一般党员，也不同于一般厅级党员领导干部。他的头上戴有5顶桂冠：1987年被延边州政府授予劳动模范；1988年被国家计经委、国家体改委、团中央评为全国“十佳”优秀青年企业家：同年被全国总工会授予“五一”劳动奖章；1989年荣获全同劳动模范和省特等劳动模范称号。动这样一个人物，不是没有风险的。
他曾为石岘造纸厂的建设和发展作出过贡献。在他任厂长期间，造纸厂由一个普通的国有大型企业晋计为国家二级企业。八年间，企业年均创利税上千万元，最高时达9000万元。在薛的主持下，该厂在延边州率先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他还主持决策一厂一项投资高达3个亿的重大技改工程。任厂长期间，群众看到的是，他每天起早贪黑，经常工作十几个小时；作风深入，经常到车间，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及职工生活状况。在个人廉洁方面，群众对他没有不良反映，有关部门也没有收到关于他个人违法违纪问题的举报。他的伪装和欺骗性，无疑增加了立案的难度。
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以后，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对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集中查办大案要案十分重视，进一步提出了明确要求。省委书记何竹康同志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强调指出：“要集中查处大案、要案，严厉惩处一批腐败分子。不管什么人，只要违法乱纪，都要严肃查处。”省长高严同志在省纪委：二次全会上要求；“要把反腐败斗争作为重大的政治任务抓紧抓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执法部门，都要按照中央和省委的部署，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对违法违纪案件特别是大案要案的查处工作。”省委副书记王金山同志强调“在反腐败斗争中，重点在于大案要案的查处”。这些指示，表明了省委、省政府惩治腐败的决心和态度，更加坚定了省纪委领导立案查处薛景文的决心和信心。
当晚，省纪委领导同志听取延边州纪委汇报后，立即对薛景文的案件线索进行了填密的分析：以个人名义存的这13万元，私款的可能性小，公款的可能性大；薛在省里已下令调离的情况下，拿走了这笔钱，贪污的可能性极大；存款折上虚构的“文刚”名字，恰是分别取了薛景文、张建刚两人名字最后一个字。大家一致认为，这是涉嫌贪污巨额公款的重大问题。
省纪委的两位副书记在研究案情时说：“我们俩都算是老同志了，省委把我们放到纪委的岗位上，就是希望我们在反腐败斗争中能更好地担负起职责，充分发挥作用。现在案情紧急，如果优柔寡断，就会坐失良机。必须争分夺秒，做好准备，快速出击，赢得主动权。”省纪委领导和有关同志，连夜起草关于对薛景文立案检查的请示报告，制定立案检查的实施方案，分析办案中可能遇到的问题，研究有关防范措施。两位副书记当即提出：不搞打草惊蛇的案前检查，也不搞拖延时间的“外围战”，必须直接对薛景文进行立案检查，确保万无一失。薛景文问题，由省纪委直接查办，州纪委、厂纪委协同配合，长春、延边两条战线同时展开，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不要孤立地办一个案子，还要注意“案中案”。
大家离开办公室时，已是次日凌晨。
第二天是星期天，省纪委专门召开了由省纪委常委、省监察厅领导参加的紧急会议。会上，一致通过对薛景文进行立案检查。
会后，省纪委两位副书记马上向省委联系纪检工作的副书记王金山同志汇报。当时王金山同志正在下边检查工作，听到省纪委有要事汇报，立即赶回来，到省纪委机关认真地听取情况汇报。之后，明确表示完全同意省纪委对薛景文立案检查，并指出党员领导干部违法违纪，无论职位多高，名气多大，都要一查到底。金山同志又和省纪委领导细致地研究了防范措施和检察机关协同问题，并具体指示：“切断薛景文的联系，动作要快，防止意外。”当时，省委书记何竹康同志正在国外考察，王金山副书记马上与在吉林市检查工作的省委副书记、省长高严取得了联系，随后他和省纪委领导同志到省政府等候高严同志。下午5时，高严同志返回长春一下车，没顾上吃晚饭，立即听取汇报。听后立即表态：案件线索具体，真实可信。支持省纪委的行动，同意对薛采取相应措施，并提出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
至此，从省纪委接到报案、立案到省委领导批准查办，仅用21个小时。
三
薛景文是一个很难对付的检查对象，他荣誉多，名气大，一身傲气；头脑灵活，能言善辩；经多见广，善于周旋；联系广泛，上上下下有不少“铁哥儿们”。
办案如同打仗，指挥如何，兵力如何，起着重要的作用。查办薛景文案件，由省纪委两位副书记和一名常委直接指挥，组织了一支政治思想、工作作风、办案业务“三过硬”的办案队伍。办案组由省纪委一名常委任组长，从有关室选了9名同志参加。其中副厅级干部1人，处级干部6人，科级干部3人。当晚（周日），办案组的同志临时接到通知后，一个小时之内就从分散的住地赶到机关。其中有的同志爱人患癌症住院，有的同志老人病危正在抢救，也都按时赶到。
在省纪委几位领导主持下，办案组连夜开会确定了总的办案原则：要自始至终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工作，做到耐心细致，不焦不躁，不搞逼供信，不采取有利于法律的任何强制性措施和手段；围绕已掌握的重要线索，紧紧扭住薛涉嫌13万元的问题不放，搞清来龙去脉，不面面俱到撒大网；注意抓住薛谈话的漏洞，顺势进攻，选准突破口；坚持正面教育，以政策攻心打破薛的心理防线；搞好调查取证，不急于对难以定性的问题定性。大家分析估计了与薛交锋会出现的两种可能：一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对抗检查；二是说“小”不说“大”，应付检查。办案组做好了啃硬骨头的思想准备。
第二天，办案组与薛进行了首次交锋。
一开始，薛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说：“谈啥呀？有啥可谈的！我都能说清楚。”接着，他带有威胁口吻说：“谈吧，咱们以后再说也……”
办案组长严肃地向薛宣布：经省纪委决定，省委领导批准，我们对举报你在石机造纸厂工作期间的经济问题进行立案检查。同时，对薛提出了三条纪律要求：一是要端正态度，忠诚老实，要说真话不说假话；二是集中时间尽快谈清问题；三是要集中精力思考问题，积极配合检查。
这时，薛显得有些紧张，但刚接触正题，却封了口。他拍着胸脯说：“我当了8年厂长，对自己要求比较严。一没犯政治错误，二没贪污受贿，三没生活作风问题。我很庆幸自己没犯错误”，“我在基层工作不容易，得罪人多，组织不信任我，我感到很委屈！”办案人员反复做思想工作，他仍一再表白“个人没有任何经济问题”。
对薛的这种态度，办案组事先估计到了，早有思想准备。办案组同志严肃地对他指出：“你是州、省乃至全国都有影响的干部。如果没有根据，组织上能轻易立案检查你吗？”“你要珍惜组织上给你的这个机会，不要抱有侥幸和幻想，要争取主动，尽快说清问题。”
这次谈话，他虽然仍没开口交等问题，但傲气被打掉了。
中午，薛的思想斗争很激烈。在宾馆的餐厅里，薛自言自语地前咕：“根本没啥事，尽他妈的瞎整！”面对丰盛的午餐，他毫无食欲，抓起个小馒头只咬了几口，盛一小碗饭又拨回去一大半。饭后，他坐在床上佯装着报，眼睛却盯在前面的墙上。这些都被办案人员看在眼里。办案组立即开碰头会，研究下步谈话的策略和方法。决定抓住时机乘势而上，再加点思想压力；寻找其谈话中的破绽，见机抛石。与此同时，办案组通过长途电话与延边州纪委联系，以妥当的办法，及时地切断了薛景文与延边方面有关人员的联系。
经过认真地研究和准备，办案组对薛景文展开凌厉的攻势。薛一反常态，时而抱头不语，时而长吁短叹。一再要求“点明具体问题才好谈话”。显然，他在摸底。谈话同志故意引而不发。经过一段僵持，薛开口说：“可能是有些事，组织上对我有误解。”办案人员抓住这一点，让薛专门谈谈“误解”，他又不谈。于是，办案人员点了动用公款应酬招待方面的问题。这时薛讲了一大堆所谓企业行为的问题，慌乱中说出了厂办秘书张建保管的小金库这一重要线索。
办案人员抓住其露出的马脚，让他说清楚这个问题。他交待说，这个小金库有1万多元，但在其离厂时，都处理清楚了。他虽然开了口，却又自感失言，仍否认自己有问题。办案组感到，再拖一厂去很不利，便一针见血地点出了1月9日他让张建刚取钱的事，同时指出他交待的数额和组织上掌握的相差甚远。这一下击中了要害。薛听后脸色红一阵，白一阵，长时间抱头不语。办案人员不焦不躁，有意给他一些时间思考，也不时敦促他抓紧时间，尽快谈清楚。经过几个小时的“挤牙膏”式的谈话，薛陆续交待出1万、4万、7万直到11万元的问题。案情有了较大进展。
当晚，省纪委领导同延边州纪委同志联系得知，他们已把有关证据材料拿到了手。
第二天，薛的态度又出现了反复。上午谈话一开始，他就表现得十分焦躁和不耐烦，反复倾述其任厂长8年兢兢业业，含辛茹苦的满腹委屈。在这突破案件的关键环节，办案组提高了谈话人员的层次，由省纪委一名常委直接与薛谈话。一方面对他能够交待一些问题给予肯定，一方面指出他思想还有顾虑，问题还没有全讲。向他交待了党的政策，提醒他要珍惜这次谈话机会，对组织不要有所保留，拖下去是不利的。要求他尽早说清楚，争取宽大处理。
这次谈话不到10分钟，薛心理防线开始崩溃了。他低头沉默了片刻，流了泪，情绪很激动，要求与这名常委个别谈话。谈话中，他交待了私存厂奖金款13万元，调离时将其中3万余元据为己有，还将2万元小金库款以他个人和张建刚的名义私存起来；还交待了组织尚未掌握的一笔贪污7700元的问题。这样，在24小时内，薛景文一案有了重大突破。
薛交待问题后，办案组一面抓紧分析研究州纪委电传过来的证据材料，与薛核实问题，一面立即派出4名办案骨干昼夜兼程去延吉市、图们市、石岘镇等地。他们在48小时内连续找30多人调查取证，及时地拿到了证据材料，确凿地证实了薛景文的犯罪事实。
四
在省委领导批准查办薛景文问题的当天晚上，省纪委一名副书记连夜向省检察院有关领导同志传达了省委领导对查办薛景文问题的重要意见，通报了掌握的重要线索。检察院立即确定派1名同志提前介入，参与办案工作。
办案的第五天，获取薛严重违法犯罪的证据后，经省纪委领导出面联系，召开了省检察院主要领导和反贪局负责同志参加的薛案联席会议。
会上，省纪委领导和办案组向检察长、反贪局负责人通报了情况。由于检察机关派人提前介入，早已掌握了案情，研究不到1个小时，检察长便明确表态：省纪委查证事实清楚，现有本人供述，同案人证词，还有旁证，薛的行为已构成贪污犯罪，检察机关可以马上立案。并果断决定，立即履行法律手续对薛依法拘留，同时采取措施进行搜查。
当晚6时，为顺利将薛移交检察院，省纪委两位副书记亲自赶到办案组驻地，直到薛上了反贪局的警车被带走后，他们才放心地离开。薛景文在日记中哀叹道：“从天堂到地狱”。在日记中，我们还看到薛景文对省纪委办案人员对他的态度以及给予他生活上的关心和照顾非常感激。
当晚，省检察院迅速派人对薛的住宅和办公室进行依法搜查。对这一行动，薛景文的妻子感到非常吃惊。她对省检察院的同志说：“知道你们是会来的，以为再快也得两三天以后才能来，怎么也没想到来得这么快！”当时，他正在销毁录像带，已经毁坏了两盘。在薛家，省检察院的同志进行了12小时的搜查，获取了大量赃款赃物，使薛案又扩大了战果。
省纪委对薛景文立案的当天，薛的同伙、石岘造纸厂办公室主任吕宝库来到长春，后因找不到薛景文，急如热锅蚂蚁，惶惶中预感到要出事。在检察院搜查的前夕，他跑到薛景文家，转移了薛的一箱赃物，后被追回。
薛景文被移送检察机关后，省纪委确定一名副书记、一名常委、一名室主任，继续与检察院、反贪局保持经常性联系，注意掌握有关动向，及时向检察机关提供重要线索，不断扩大战果。省纪委了解到薛的“铁哥们”石岘造纸厂办公室主任吕宝库道德败坏、流氓成性，曾因乱搞两性关系被开除党籍和公职。薛当厂长后不顾班子其他领导的劝阻，对吕一再提拔重用。二人称兄道弟，不分彼此。薛出事后，吕情绪反常，流露说“压力很大”。提出停薪留职，未被批准，却有班不上，行踪不定。在薛被拘留后，吕来长春，行动可疑。省纪委一名副书记亲自和检察机关通报了这些情况，并建议对吕采取措施。检察机关采纳了这一建议，及时将吕拘留。由此，查出吕贪污、受贿数万元等犯罪问题，将其逮捕。通过提审吕宝库，又掌握了薛贪污受贿等问题的多个重要线索，使薛案又有了新的进展。
1994年9月，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贪污罪、受贿罪、流氓罪判处无期徒刑。省纪委决定并经省委批准，开除薛景文党籍、公职。
全国最大的一起套汇诈骗案
三名年轻人利用外汇调拨单做手脚，与海南薛根和承兑汇票上做手脚，鲸吞国家资金的手段如出一辙。这样的案子在银行系统发生已不止一、两件。近几年随着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刺激了一些人心理追求，竟不惜以性命做赌注，铭而走险。这样的事情屡屡发生且都能成功一时，不能不使人深思。各级银行系统，要完善和改进业务监督机制，严格管理，制定一系列措施，保护国家财产，不让犯罪分子有机可乘。
恶魔伸出利爪，瞄向国家外汇金库，一次又一次大量鲸吞国家外汇，套汇诈骗外汇额度总数竟达8000万美元，非法获暴利1.3亿多元人民币，使国家金融部门蒙受重大经济损失。
此案因数额特别巨大，是建国以来罕见的套汇诈骗案，从而引起了国务院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在公安部领导的直接指挥下，公安部刑侦局会同北京市公安局刑侦处、公安分局，仅用两天时间，即一举破案。通过干警辛勤努力，追缴赃物总价值1亿多元人民币，挽回了绝大部分损失。破案人员荣立集体一等功。
公安机关是如何迅速捕获这伙嚣张一时的恶魔的呢？
国务院有关领导下达指令
1993年10月9日下午，有关单位接到工作人员的紧急报告，清查帐目中发现有些外汇额度调拨单上的印章有问题，金额总计4000余万美元。
中国银行总行领导闻知此事，十分震惊，犯罪分子已将黑手伸进了国家外汇金库，真是贼胆包天。他们深感问题严重，立即向国务院领导报告。
得知情况后，公安部领导带领公安部刑侦局、北京市公安局刑侦处及公安分局的领导赶到中国银行总行。他们细细查看了那些国家外汇管理局外汇调拨单上盖的“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央业务处”印章，注意到票据上分别有三个人的签名，名字是：许建洪、吕静、马静，其中许建洪的签名最多。
怀疑使用伪造印章的调拨单，立即被送往公安部权威的科研机构鉴定。刑侦科技人员的技术鉴定很快得出结论：印章系伪造。
这起案件不同于一般的盗窃、诈骗案，而是一起有计划、有预谋，使用技术犯罪手段，直接鲸吞国家外汇金库巨额外汇的套汇诈骗案。
国务院领导听取汇报后，指示公安部：全力以赴，尽快破案，减少损失。遵照国务院领导的指示精神，公安部刑侦局会同北京市公安局刑侦处，抽调20名精干的侦查员成立了“10.9”专案组，连夜采取侦破行动。
连夜出击摸查线索
1993年10月9日，一下午5点多钟，“10.9”专案组发出第一道命令：连夜速查许建洪、吕静、马静三名重大嫌疑人的具体情况。
这三名嫌疑人的性别、年龄、工作单位侦查员都一无所知，从何查起？在专案组研究分析的基础上，侦查员们按照3名案犯的年龄在22-35岁之间，具有较高的文化层次，有接触财会、金融系统的条件，通过调查，发现全市叫许建洪的就是40多名，其中有男有女。究竟哪个是要追查的许建洪，侦查员拉出名单进行筛选排队，有5人纳入了侦查员的视线，排在榜首的许建洪是北京经贸大学毕业生，现在某总公司财会处工作，今年28岁，住海淀区该公司宿舍。
叫马静的同名同姓的人也有几十个之多，当晚侦查员认定某总公司财务处的马静为重点。只有吕静一时还难以确定具体的侦查目标。
侦查员们将排列出要查找的重点嫌疑人名单和简要情况马上报告专案组领导，领导们对侦查员的分析判断表示同意，指示侦查员分头查找许建洪、马静的下落，各司其职，一查到底，不得贻误战机，走露半点风声。
侦查员小尹带着一组直奔海淀某总公司的宿舍楼，此刻已是晚上10点多钟，宿舍楼内家家户户灯火通明，人们享受着周末家人团聚的幸福。
身着便装的侦查员从楼房管理员那里了解到，许建洪搬走已有两个多月了，细心的侦查员要来了住房登记簿，在许建洪的那一栏里，竟意外地发现了吕静的名字，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原来，许、吕两人是夫妻，结婚后一直居住在这里，最近许建洪交了辞职报告，退出了单位的住房。邻居们都说不清他们搬到哪去了，但提供吕静原是某幼儿园教师，辞职“下海”了。吕静的父母亲就住在石景山区八角村一带。
侦查员在派出所查许建洪迁入地点，不巧正赶上户口微机出故障，不练活，一时没法查清许建洪下落。十分焦急的侦查员只好乘着夜色赶到八角村派出所，查找吕静的家。管界民警当晚没在所里值班，所领导派人把家住东郊的管界民警找回来，配合侦查员工作。管界民警回所已是深夜两点多钟。在管界民警的协助下，侦查员查找多处也没有发现吕静和许建洪的踪迹，但获知他们近日一直没有回家。当晚两条线索都断了。
另一路侦查员也在紧张地查找马静。分队长老吕带领侦查员敲开马静的家门时，房已换了主人，马静已搬走一年多了。他父亲单位分了新房，她已搬入了新居，新居的具体地点邻居都不知道。侦查员换查一夜，费尽周折，也没有弄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参战的侦查员们白天工作一天，晚上又连续奔波了近10个小时，已是精疲力尽，加上晚上没吃晚饭，有的侦查员头晕，方便面又找不着汗水冲泡；有的侦查员吃几口苹果就又呕吐出来。直到深夜3点多钟，侦查员们才找到开水，冲开方便面，吃下这顿“晚饭。”
黎明前4点多钟，专案组领导调回侦查员研究制订下一步摸查重点：1。想方设法迅速查清许建洪、吕静的落脚点；2。继续查找马静下落；3。去某总公司调查许建洪、马静的情况。专案组要求：现有人员不换，充实力量，明天一早继续工作，直到模上线索为止。
全力以赴一举破案
第二天，1993年10月10日星期日。一大早，侦查员在某总公司人事处查清：许建洪，男，28岁，是总公司财务处会计，负责申报外汇额度工作，1993年8月份递交辞职报告，此后一直没来上班。
要查找的马静，女，26岁，与许建洪同一个单位，也是财务处会计。
摸清了二人的情况，认定了他们作案的重大嫌疑，更加坚定了侦查员们破案的信心。
早晨8点多钟，分队长老吕在访问群众和走访马静的父亲单位后，很快弄清了马静搬入朝阳区胜古在宿舍的情况。马静结婚后，小两口就一直住在这里。中午11点多钟侦查员们潜伏在马静家的楼下，巧妙地得知马静今天休息未外出的消息。事不宜迟，老吕当机立断带人上楼，敲开了马静的家门，将她送进了警车。
带回马静后，老吕和侦查员立即对她进行突审。几个回合下来，马静供认：她利用工作之便帮助许建洪办理过外汇额度；追问许建洪下落时，马静称近来与许建洪设有来往，不知他的藏身处。
由此推断许建洪是此案的主犯，查找许建洪的任务更加急迫、更加艰巨。侦查员小尹与战友们干方百计寻找许建洪的踪影，很快摸清许建洪户口迁往朝阳区东坝河南队28号。侦查员于是马上奔到朝阳区将台派出所（东坝河一带属此所管辖），打开将台派出所的户口簿，里面没有记录许建洪办理入户手续。许建洪没办入户手续，但他肯定与这个院有内在的联系，要下功夫在这里获取有价值的线索——侦查员们这么想。这个责任区民警上任时间不长。为慎重起见，侦查员们将星期日休息在家的老管界民警呼回派出所。
侦查员以分局治安处检查外来人口申报暂住证为由，与管界民警小王一同找村里干部了解情况，发现许建洪两口子并没有住在这里。事后查明，许建洪要花16万元买下这个小院，翻盖成豪华别墅。
许建洪、吕静另有住处，那这个住处在哪儿呢？侦查员反复琢磨着……
下午，专案组领导指示侦查员，今天要千方百计地查清许建洪、吕静的底，摸清他们在什么位置。抓捕主犯刻不容缓，一旦案犯闻到风声，逃之夭夭，转移赃款赃物，销毁罪证，将对侦破案件造成难以想象的困难。
侦查员小伊按照专案组的指示，再次布置将台派出所民警在东坝河南队的管界内继续深入摸查许建洪、吕静的线索，无论如何要以各种理由，在5点钟以前模查一遍。并留下了联系电话和BP机号，要求随时保持联系，绝对不能漏掉线索，部署后，小尹带侦查员奔石景山吕静父母家去查找，从中摸取线索。
将台派出所民警虽然还不知道要抓的这两个人是什么样的重大案犯，但他们对部署模排的任务一丝不苟，认真负责。下午5点多钟，派出所管界民警小王在深入摸底走访中，获悉许建洪、吕静二人在某宾馆有包房，便立即将这条重要线索，报告了专案组。
专案组接到报告，马上接通了某宾馆保卫部的电话，现代化的宾馆管理系统只几分种就检查出许建洪确在宾馆包租了两套公寓住房。
某宾馆保卫部在专案组的要求下，派出多名宾馆保安员严密控制住许建洪的住处，许建洪如果在场，插翅难逃。
北京市公安局刑警队李副队长也带领侦查员赶到某宾馆，在保卫部的密切协作下，包围了许建洪的住处。一名侦查员守住楼梯口，李副队长和徐分队长径直来到许建洪的住处，他们在门口稍停一下脚步，侧身听到房内有说话的声音，断定许建洪就在里面。身高体壮的李副队长果断地猛然推开房门，敏捷的冲进房内，只见靠门口的单人沙发上坐着一个圆脸、戴眼镜、身着西服的男青年正要起身。根据特征，他推断这个人就是许建洪。
许建洪未等起身，李副队长一只有力的大手已死死地按住了他的肩膀，厉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许建洪两眼闪动着惊恐的目光。他不止一次地想到这上天会到来，但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天会来得如此之快，如此突然。他望着侦查员锐利的目光，无奈地回答：“许建洪。”“证件？”许建洪从西服兜内拿出身份证。
徐分队长听见卫生间里有“哗哗”的流水声，立刻堵住卫生间的门。稍许，出来一个抱着孩子的少妇——她就是许建洪的妻子，同案犯吕静。
侦查员们当场搜出赃款人民币27.4万元；收缴现金和存折人民币650万元，美金116.84万元、港币261672万元；各种债券16万多元，还搜查出存放在宾馆院内价值数百万元的高档豪华轿车卡迪拉克一部、宝马两部、奥迪2.6E型一部，2.2E型一部，以及6部手持电话等大量赃物。此后，市公安机关又收缴和扣押了许建洪用赃款购买的汽车40部。以及股票、存单等，总价值1亿多元。
萌生贪念倒卖额度
抓捕三名案犯的当晚，北京市公安局公安分局抽调多名精干预审员，连夜开展专案审讯。
经过预审员连续数十个昼夜卓有成效的审讯，查清许建洪、吕静合伙套汇诈骗案的犯罪事实。许建洪是此案的主犯，他伪造印载套汇诈骗50多笔，诈骗外汇额度8000多万美元，倒卖后获赃款1.3亿多元人民币。
马静曾帮许建洪申报过外汇额度。在审查期间，预审员还深挖出马静利用工作之便，大肆贪污公款的罪行，遂将其移送检察机关另案处理。
许建洪是如何从一名大学生演变成一个十分自私而又极其贪婪的犯罪分子的呢？翻开预审员许征的审讯记录，可以清晰地看出许建洪从一个质朴的农民子弟而成为阶下囚的犯罪轨迹。
许建洪是江苏省武进县贫困地区的农民娃，1984年他以优异的成绩告别了家乡，考入了北京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会计专业。三年后他毕业留在了北京，分配到某总公司财会处，当了一名会计，此后他调入下属一家B公司，负责办理公司申报使用外汇额度的工作。或许是经常过手大笔的款项，他渐渐地窥见倒卖外汇额度是既安全而又能迅速发大财的捷径。由于他工作有便利条件，进出帐由他一人管理，做起手脚，别人难以发现。
许建洪开始试着小打小闹，倒卖本公司的外汇额度。如此一来二去，他得到可观的物质利益，大笔的现金像变戏法似地成了他的囊中物，这对在农村生活了十几年的许建洪来说如同梦境一般。由于他精通会计业务，手段隐蔽，所以没有露出破绽。侥幸心理使他对金钱的贪欲迅速膨胀。
许建洪手里的外汇额度，对某些企业和个人，如同救命的草，一些急需外汇的部门，以及也想从中分一杯羹的人，纷纷找上门来，使许建洪发了大笔不义之财。后来，许建洪听说总公司要调他回财会处，他很不情愿，他守着B公司这块肥缺不愿走，是啊，离开这里就失去了便利条件，如同断了财路，他并不满足已经猎取的超过他工资数十倍、上百倍的套汇款，他还要拥有更多的金钱财富。
私刻公章猖狂鲸吞
他终于想出一条妙计：以假乱真。
1992年10月，他搞到了一枚可以乱真的假印章，这使许建洪有了通向国家外汇金库的“万能钥匙”。他知道只要盖有这枚印章的外汇调拨单就可以瞒天过海，直接套取国家宝贵的外汇，转手倒卖出去，白花花的银子就会滚滚而来。
许建洪至今仍然没有忘掉第一次用伪造印章套汇诈骗的每个细节。1992年11月中旬，他为某新技术公司诈骗外汇额度230万“美元，转手之间，他就得赃款130万元人民币，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在他套汇诈骗的50多笔”生意中，他最多一次套汇诈骗高达315万美元，获取暴利280万元人民币。
吕静得知丈夫用假章弄来大笔现金，曾经担心过，但沉甸甸、闪着迷人光彩的金钱，也使她心旌摇落。吕静再也不回她当了几年教师的幼儿园，去过那平淡的生活。她辞去公职，跟随许建洪一起“下海捞世界”。
握有非法获得的雄厚资金，许建洪已开始开公司、办企业。他在国家机关工作，一时还不能在外兼职，但他四处联络，与人洽谈生意，每成功一笔，则由吕静出任企业、公司法人，在合同单上签名画押。他们夫唱妻随，一时也红红火火。1993年4月以来，他们就成立了经营汽车配件、日用百货、五金交电、印刷、餐饮等业务的商瑞贸易开发公司、北京金瑞火锅城、金瑞美术摄影中心等八家。
许建洪工作多年，未能捞得一官半职，心中愤愤不平，他知道手中有钱就大不一样。靠着钱的娃力，他给自己戴上了一顶又一顶总经理、董事长的帽子。他从天津保税区购进一辆气派十足的黑色加长美国卡迪拉克高档轿车，出人乘坐得意非凡，高兴时自己开着兜风玩耍。吕静出入也有最新款式的高档宝马牌轿车侍候。
许建洪花了350多万元，购买了5部奥迪2.6E、一部2.2E轿车，招聘了6名司机，为他服务；通讯设备，全部使用“大哥大”。
不仅如此，许建洪还挥霍巨资购买多处房地产。他在上海金山区圈地45亩，投入332万元人民币。在河北省三河县燕郊，他看上了一幢面积443平米的豪华别墅，花费416万元人民币买下。在北京方庄小区，他买了三套三居住宅，又抛出去153万元人民币。
钱来的容易，花出去也从不感心疼，他挥金如土，一掷千金。一次，他在自由市场闲逛，看上几个清代花瓶，卖主嘴要价30万元，他连价都不还，甩出30万元，抱着花瓶扬长而去。他看一个精制的鸟笼子要价20万元，他就像花20元那样轻松，提走了鸟笼子。他还花巨款130万元买了一套五件翡翠首饰。
许建洪胃口大，什么都要玩一把，他想在股票市场上大显身手，就购买了上海各种上市股票200多万元。
有横财必有横祸
许建洪在木断鲸吞国库的外汇同时，也在积累着罪恶，在作一场毁灭性的人生赌博。俗话说得好，有横财必有横祸。巧取豪夺人民的血汗，是不会有好结果的。1993年7月份，当他套汇诈骗数额已升到了8000万美元的时候，他内心也曾感到极度的恐慌：说不好哪一天就陷了。他对预审员说：“那些日子一听到警车的叫声，就心惊肉跳，以为警车奔我而来。”
自私与贪婪相结合，会孵出许多损害别人的毒蛇。许建洪妄图给自己塑造成一个年轻有为的企业家，他要依仗经商，把自己打扮成董事长、总经理，以改变原有的社会地位，并打着为慈善事业捐赠的幌子，提高知名度，赢得人们的尊重，收买人心，为最终走入政界改换门庭捞取政治资本。他梦想有了名誉、有了地位，得到了一个巨大的“保护伞”，就不会使他发家的罪恶行径败露于市。可惜，他的美梦太短暂了，在全国整顿金融秩序、疏通国家经济血脉中，他的美梦彻底破灭了。金融体制的改革，放开了外汇市场，人们可以按照需要自己交易，从而也堵塞了那些企图利用外汇额度坑骗国家、集体财产的人的“致富之路”。
许建洪的堕落完全是咎由自取，他由一个农民子弟的蜕化成损害别人的毒蛇。多行不义必自毙。许建洪为自己铸造了一副沉重的镣铐，他将戴着这副镣铐走到人生黑暗的终极。
唐建武贪污挪用530万元案
1993年11月8日，长沙市工商银行南门口办事处计划科长唐建武；这个贪污挪用公款530多万元的“钱魔”，被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个小小职员，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股级干部，何以能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侵吞如此之多的巨额公款？让我们一起去追寻唐建武的犯罪轨迹，用正义之剑揭开这个谜吧。
一
唐建武，1962年出生在长沙市一个干部家庭。优越的家庭生活和父母的娇生惯养，使他从小就养成了一种任性妄为的习性。1980年，他高考落第，但不久就招干进了长沙市工商银行南门口办事处（下称南门口银行），成了众人羡慕的信贷员。照理，他应该好好工作，可他是泥塑的菩萨身，既经不起风雨的冲刷，又受不住“香火”的膜拜。人家找他贷款，他便要钱要物，要吃要喝；请他出差，他则要坐软卧、乘一等舱。为此种种，他被调离信贷岗位。
1983年，与“关系”联姻的幸运之神又一次垂青于他，他成了省金融职大的首批学员。带薪读书，这实在是打起火把也难寻的好机会，可他根本无心上学，只想混一张文凭就万事大吉。他津津乐道的是如何赚钱，如何享受。在人前，他怦然是一个文化人，而于人后，却是活脱脱的一个市井无赖。学校本是读书的地方，他却溜到附近农民家去偷鸡摸狗，到处寻衅闹事。一次，他拳脚相加，无故将一农民打成重伤。为此，他赔偿了上千元医药费，并受到学校和单位的警告处分和经济处罚。
一混3年，他混得了大专文凭，回到了原单位。有了文凭，唐建武像只土蛤膜一下子窜到了牛粪上，自觉高大起来。在他看来，当个计划员，简直是水泥电杆作筷子，大材小用，太委屈了，他觊觎着科长的位子，幻想着权钱交易的种种奥妙。
1988年初，南门口银行筹备班子改组，唐建武认为时机已到，便紧锣密鼓地活动起来。他先是有事没事地往新主任身边跑，套近乎，拉关系，再是投其所好，大谈什么金融改革。凭着三寸不烂之舌，他竭尽吹拍之能事，很快就博得了新主任的好感。
接下来，他挖空心思，挤走了计划科长。
1988年4月，当他坐上计划科长的位置时，他好不威风，好不得意啊！
二
唐建武玩弄权术颇有心计，但他接手科里的工作却似盲人骑瞎马。他对工作既无本事，也无兴趣。他的一门心思是以权换钱，以钱通神。
一次，他听说某个基层银行在偷偷地搞超规模的委托放款，顿时如获至宝，忙不迭地跑去取经，回来后便起而效尤。新主任不懂业务政策，任凭他把上级禁止的“委放”说成是金融改革。在主任同意试试后，他又提出要搞就让他一个人搞，别人不要插手。
当时正发“公司热”，资金短缺现象十分突出，许多单位“等米下锅”，一些个体户更是告贷无门。唐建武的“委放”一出宠，那些单位便闻风而至，个体户更是趋之若鹜。他把“委放”的大权独揽于怀，一夜之间似乎就成了“财神”，人们求他，吹他，喂他，唯恐巴结不上，就是他的顶头上司要贷“人情款”也得请他“高抬贵手”。
对于众多的告贷者，唐建武术问对方的用途，也不管人家的资信情况，只要别人“烧香”，他便有求必应。自然，贷款的多少全看“贵品”的宇薄，他铁定的规矩是“贡多多贷，贡少少贷，无贡不贷”。他要享受的是当科长的荣耀和气派，要品味的是权力带来的实惠和甜蜜。
盛夏，某公司营业处给唐家送去一台丹尼福根电冰箱和一台豪华鸿运扇。他当即大笔一挥，放贷数十万元。
某商店承包大罗某先天晚上给他提来进口录放机等物，第二天唐建武就投桃报李，慷国家之慨，为之非法贷款25万元。
又一天晚上，唐建武邻居的女同学带她哥哥胡鸣德来唐家求贷。“你是个体户，银行不能立帐户。”唐建武官腔官样。“那你就以集体的名义帮我开个帐户啦！”这个外号叫胡长子的试探道。“嗨，那就难哪！”唐建武并没有将门堵死。留下一条线缝让胡长子去钻。
胡氏子从唐建武那贪婪的眼神中备到了希望，过了两天，便带人带物来到唐家装修房间。又是铺地毯，又是装顶灯，贴墙纸，将唐建武的卧室上上下了装修一新。这番投资自然不会白费。两天后，唐建武便约地到银行，亲自给他填写了“集体企业长沙市市区南方百货商店”的开户申请书他存款印鉴卡，然后又带他到会计科办了手续。
胡长子又少不得打点一番。千把块钱的红包，十几克的金戒指，如此等等全做了约饵。一来一往，胡长子在南门银行又以集体企业的名义开设了另一个帐号，专门用于在南门银行借钱进帐。此后，胡长子到南口银行借钱提现金便畅通无阻。唐建武一次就批给他现金18万元。
在短短几个月里，唐建武随心所欲地批“委放”，金额多达上千万元。国家资金流失了，他个人的腰包却鼓鼓地胀起来了。
三
时过数月，违纪“要放”被上级有关部门查禁，唐建武这个“瘾君子”像断了鸦片一般难受。那上千万元的巨款一时之内由他一人大进大出，所带来的形形色色的诱惑，更加撩拨起他对金钱的贪婪和攫取。银行不能搞“委放”，我何不利用自己的码头个人搞呢，他想起了“东方不亮西方亮”的俗语。
一番周密谋划，他很快就开始了私设帐户——非法揽储——高息借贷的犯罪三步曲。
1989年9月，外号“狗哥”的个体户谭建明找到唐建武借钱倒卖彩电、冰箱。唐以公家的名义帮“狗哥”立了帐户。9月24日，唐建武要计划员罗某将省路桥公司的100万元为期半年的定期存款转到由他主管的一个帐户上。9月28日，他便将此款偷偷地转到了“狗哥”的私人帐户上，以9%的月息借出。一进一出，他赚得利息差回1.8万元。
唐建武私人放贷的消息，在长沙市南门口、黄兴路段的一些个体户中口耳相传。那些想发横材的人们如蝇逐臭般地盯着唐建成。
个体户陆荣坤盗来北区新胜界百货商场的公章和财务人员的私章。找唐建武立帐户借钱。他先送去一套加士拿面服和一件狗皮大衣“意思意思”。这点“意思”自然喂不饱唐建武。直到后来再喂进4000现钞，他才从抽屉里摸出借款借据叫陆荣坤填写。第二天，陆荣坤的帐户上就魔幻般地变来了25万元巨款。
12月3日，唐建武来到长沙市南门口房屋修建工程处，以南门口银行需款为由，用计划科的公章立据借款15万元，又私下借给了个体户陆荣坤。这样移花接木，公款变成了私钱。彼此狼狈为奸，各谋其利。
唐建武假借国家银行的名义，利用工作中与一些单位和人员结成的特殊关系，大肆非法揽储，高利放贷，实际个人做开了钱生意。
四
有道是，骗子可以骗人一时，不可骗人永远。唐建武要瞒天过海，自然也有黔驴技穷之时。
那是1989年2月，“狗哥”谭建明从唐建武手里借贷的100万元，到了限期而无力偿还。唐建武内心恐慌，四处活动，总想弄点钱来填上这个洞。于是，他以“充实银行铺底资金”为由，跑到长沙市南区城建公司揽储50万元，骗到空白付委后，就将这笔钱转到了“狗哥”的帐上。正当他到柜上进帐时，被存款单位的会计陆某发现，当场收回了付委。唐建武着实吓出了一身冷汗。没过两天，陆某又到南门口银行兴师问罪。问起来龙去脉，唐建武无言以对。危难之际，他想起了找副主任甘炳奇出来挡驾的主意。
甘副主任一请就到，这早在唐建武的意料之中，甘炳奇为其兄贷“人情款”，是唐建武一手操办的。此后，又合伙挪用了10万元公款为甘的哥哥还贷，这笔“人请贷款”还有二三十万元未还，刀把还捏在唐建武的手里呢。
甘炳奇将陆某请到自己的办公室，泡茶递烟，极力劝说，又亲自出具银行收据，加盖银行的公章，才劝得陆某将那50万元公款存入南门口银行。
露馅的事终被遮掩过去。甘炳奇又趁机打起了“小九九”，他利用职权到柜上拿了一份空白付委，要唐建武将这50万元付到个体户胡长子的帐上，还他哥哥的帐。唐建武却将钱转给了“狗哥”。不懂银行业务的甘副主任好长时间还蒙在鼓里。过了一段，甘炳奇发现之后，虽然气愤，但无办法，只得擅自将省财政厅的30万元存款提前办了支取手续，叮嘱唐建武，把钱转给胡长子，还他哥哥的帐。他好“过门”。屁股上吊算盘的唐建武同样没有放过这一揽钱的机会。
又将省财政厅30万元的存款，连同一个月的利息2835元，一并付到了个体户胡长子的“美力土”帐户上，按15%。的月息，收取胡长子利息2.7万元。尔后，他又将这笔息钱借给了另一个体户。
小偷遇大盗，甘炳奇两次作案挪用资金80万元，没想到都被唐建武给叼走了。最后，他一同被推上被告席，落得个判刑5年的结果。
唐建武的贪欲在不断膨胀，犯罪也在不断升级。他感到单枪匹马难弄大钱，需得有个贴心帮手，而且这个帮手最好是个年轻妹子，上床可以贪欢，下床可以贪钱。和他玩权一样，他弄色也颇为里手。
二十出头的女大学生罗××从财经学院毕业分到计划科不久，唐建武便开展“感情”攻势，时常施以小恩小惠，不惜甜言蜜语蒙哄，进而寡廉鲜耻地求婚，没多久就将她拉下了水，玩弄于股掌之间。
他贤淑而老实的妻子知情后，苦口婆心地相劝，甚而拜天哭地般相求，可唐建武非但不认错，反而凶神恶煞，还财大气粗地吼叫：“老子花10万元，把你休了。”
唐建武把罗××弄上了床，接着又诱骗她上了贼船。几个月里，罗××揽储5笔180万元，都一一流进了唐建武的“私人银行”。1989年3月底，罗××在省远洋公司骗得70万元存款的空白付委。唐建武接过来按12%。的月息（银行利息9%。）借给了个体户谭建明。到9月底，省远洋公司这笔半年期的存款到期，唐建武为掩盖犯罪事实，便又要罗××到这家公司揽储50万元，耍起用别人的钱还别人的帐的鬼把戏。单这番吃进吐出，他就轻轻松松地赚了1.26万元息差钱和谭建明“意思”的1000元现金、一台进口收录机及东芝吸尘器。
就在“两院一部”通告公布之后，唐建武的犯罪活动非但没有丝毫的收敛，反而顶风作案，又两次挪用90万元，转贷给个体户。
自1988年8月到1989年9月，唐建武贪污挪用公款17笔，达530多万元，获非法利息收入7万多元，受贿1.5万元，给国家造成了128万元的重大经济损失。
唐建武罪恶的一生，留给人们的思索是沉重的。但愿我们的法制进一步健全，纪律进一步严明，对权力和要害部门的监督制约更加坚强严密，党风和整个社会风气进一步好转，不出或少出几个像唐建武这样害国害民又害己的败类。
1亿元与35万元的交易
宋连柱私自开出承兑汇票一个亿，用公款冒险给自己捞了35万，同时结束了政治生命，把自己变成了死囚。宋连柱是什么人？何以有这么大的权力？他为什么冒着生命危险去干这种勾当？个中原由一言难尽。
办公司赔钱，越干越窝囊
1990年，锦西市工商银行南票办事处主任、共产党员宋连柱刚满40岁。不惑之年的他，在商海浪潮的拍打中，却越发感到迷惑，他就不明白，别人趁机赚钱发财为什么那么容易，轮到自己却损兵折将，赔个稀里哗啦。本来机关成立的“南票青年金融劳动服务公司”想倒腾几批物资赚点零花钱，没想搞了批进口录放像机，还没等卖出去，关税就由100%涨到130%。由于机关干部不懂经商，也不了解市场行情，刚进了几十台冰箱，抢购高潮过去了，又是经销冰箱的淡季，230万元一下子就赔了进去。面对仓库落满灰尘的积压物资，宋连柱几股心火一起串上头来：一是中央禁止党政机关经商办企业风声又紧，二是动用银行资金办起的公司难以维系，银行的帐目就要出窟窿，三是出了问题自己的乌纱帽就要移交他人，如何是好？
想来想去，他决定把这个棘手的烂摊子甩给南票区工贸公司的经理张正吾，这人虽然和自己关系不错，危机转嫁他人有些说不过去，但是祸已临头，还顾什么情分呢？张正吾果然面有难色。宋连柱说：“你为难什么？有我银行做靠山呢！又不马上管你要钱，只不过把亏损帐目过到你公司去替我塘一下，你帮了我忙，日后我还能扔下你不管么？”张正吾觉得似乎有道理，可又一想，你说话不算，日后守着一难卖不出去的物资和一本亏损帐，我找谁去？宋连柱见他支吾不语，看穿了他的心思，拍着他的肩膀说：“放心吧，帐一过去，我就给你找合伙经销单位。”烂摊子总算推出去了，可宋连柱心里还是沉甸甸的，他上哪去找合作伙伴呢？
与款爷交往，越套越近乎
锦西是一个美丽的海滨城市，宜人的气候，良好的地理位置吸引了众多的投资者。广东中山某物资经销公司经理周老板，首先看中了南票区这块地方，他公司的人数木多，资金还是十分雄厚的。当然人没有满足的时候，他来到这里的目的，就是寻找一个合作的伙伴，确切地说，能给他的生意贷更大一笔款，赚钱就赚个轰轰烈烈。
周老板要想在南票站住脚，当然不能空手来，他还引来香港的黄老板，在锦西考察一圈后，准备在此办个毛线厂、铝线厂和其他合资厂，并准备投资上亿元。周老板的能量被宋连柱看在眼里，宋连柱的权力也让周老板感到了非同小可的分量，二人有结识后便如漆似胶了。
宋连柱看周老板不同于一般商人，可他觉得这人做生意路子广、朋友又多，资金雄厚，更重要的是他办事言而有信，为人也很义气，根本不像有些人说的那种“无商不奸”的人。周老板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人，香港一带跑得烂熟，他觉得内地虽然开放得晚些，做生意脑瓜笨些，但是人都很实在，一个心眼。有事特别好商量，少动点钱一忽悠，预期的目的基本就能达到。两人各有所图，很快就拜了把兄弟。一个公司老板，一个国家干部，感情投机了，剩下的权钱交易便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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