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兰性德词传(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飞,杨寅红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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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兰性德词传试读：

前言

纳兰性德（1655年—1685年），清代满洲正黄旗人，字容若，号楞伽山人。原名纳兰成德，为避当时太子“保成”的名讳，改名纳兰性德。一年后，太子改名为胤礽，于是纳兰性德又将自己的名字改回成德。他是康熙十五年（1676年）进士，是权臣明珠长子。他官至一等侍卫，一生淡泊名利，善骑射，好读书，擅长写词，被称为“清朝第一词人”。

他生于权贵之家，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他常陪伴皇帝左右，却时刻向往平淡的生活；他担任宫廷侍卫，却以文采著称；他身为满洲人，却最爱与汉族文人交往；他对感情真挚，却一生历尽爱情的波折；他可谓著作颇多，却只活了短短的31岁。他的一生就像一个谜一样，充满了诗意和浪漫气息。在这样的人生经历下，纳兰性德在词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他的词作呈现出独特的个性和鲜明的艺术风格。他的词的最大特点就是“真”：写情真挚，写景真实，字里行间充满了悲不自胜的感情。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纳兰词”在词坛上占有光彩夺目的一席之地，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流传至今的名句“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

纳兰性德生于顺治十一年（1655年），按照农历来算，他与一代雄主康熙皇帝同岁。这个时期，清朝贵族经过了多年的征伐，终于在中华大地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中国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经过残酷的内部斗争，顺治皇帝福临一举铲除了摄政王多尔衮，统治得以巩固。亲政之后的顺治皇帝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使清朝由原来的武治向文治转变，中国传统文化也随之得以复兴，并逐步被清朝贵族所接受。汉族知识分子又重新开始受到尊重，并逐渐开始进入统治机构中担任官职。

纳兰性德的家族叶赫那拉氏原本是世居蒙古大草原东北部的蒙古土默特部，经过几千年的艰苦经营，逐渐成为草原上的一个大部族，他们的事迹被零星记载于诸史书中。在纳兰性德的一世祖星垦达尔汉担任土默特部族首领时，土默特蒙古的势力扩张到了东北那拉部女真人的统治区域，不久之后，他们将那拉部消灭，并占领了那拉部的地盘。此后，土默特部接受了女真人的风俗，逐渐融入了女真人的世界。后来，他们在叶赫河旁建立了一座新城叶赫城，族名也改成了叶赫那拉。明朝末年，位于东北的女真人逐渐形成了三大部族：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属于海西女真的叶赫那拉部，在建州女真努尔哈赤起兵统一东北的过程中被兼并，划入了正黄旗，成为清初满族最显赫的八大姓之一。

纳兰家族与清朝皇室的关系非常紧密。纳兰性德的曾祖父金台什为叶赫部贝勒。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金台什的妹妹孟古下嫁努尔哈赤为妃，其子皇太极后来成为后金皇帝。纳兰性德的父亲纳兰明珠是康熙时期权倾朝野的人物。史书记载明珠“初任云麾使，二任郎中，三任内务府总管，四任弘文院学士，五任加一级，六任刑部尚书，七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八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经筵讲官，九任经筵讲官、兵部尚书，十任经筵讲官、兵部尚书、佐领，十一任经筵讲官、吏部尚书、佐领，十二任加一级，十三任武英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佐领、加一级，十四任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佐领、加一级”，而后更赐三眼花翎，居相位十三年。在康熙朝议撤三藩、统一台湾、抗御外敌等重大事件中，明珠都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纳兰家族也因此成为康熙时代的豪门。可以说，纳兰性德的一生注定是荣华富贵的一生，但也许是造化弄人，纳兰性德偏偏是“身在高门广厦，常有山泽鱼鸟之思”。

在纳兰性德幼年时期，明珠就开始让他接受严格而良好的教育，既有文又有武。武是骑射技艺和兵法知识，文包括满语和汉语两方面的文化教育。满族初兴之时，因为战争的缘故，崇尚武功而蔑视文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满族取得天下之后，统治者意识到再也不能用以前的那种方式治理国家了。因为他们已经明白了“马上可得天下，但不能治天下”的道理，要想统治中国，就必须依靠传统汉文化的思想和儒生，要想控制儒生，就必须效仿前朝广兴科举。因此，在顺治皇帝当政时期，已经停开许久的科举制度得以恢复。

纳兰性德自幼天资聪颖，数岁时即习骑射，17岁选入国子监读书，为国子监祭酒徐文元所赏识，被作为门生推荐给其兄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徐乾学。纳兰性德18岁参加顺天府乡试，考中举人，19岁参加会试中举，但因病没能参加殿试。此后三年中，他跟随徐乾学发奋研读文史典籍。在徐乾学的指导下，纳兰性德用两年多的时间主持编纂了巨型文史丛书《通志堂经解》，从此名扬天下。与此同时，他又用三四年时间将品读经史过程中的见闻和学友传述记录整理成文，完成包含历史、地理、天文、历算、佛学、音乐、文学、考证等方面知识的《渌水亭杂识》。

22岁时，纳兰性德参加殿试，考中进士二甲第七名。康熙皇帝深爱其才，没有把他送入翰林院任职，而是授予他三等侍卫的官职，以便让他随时随地跟随自己，以后因功升为二等，再升为一等。作为皇帝身边的御前侍卫，纳兰性德经常随皇帝全国巡视，四方游历，侦察敌情，唱和诗词，译制满汉著述，并因此备受皇帝宠爱，是人们羡慕的文武双全的少年英才，帝王器重的随身近臣，前途无量的达官显贵。但他内心深处厌倦官场和侍从生活，无心功名利禄。

纳兰性德在感情上也经历了诸多波折。性德是一个多情之人，但现实生活却让这个多情浪漫的贵公子无比痛苦。年少时，他爱上了自己的表妹，但突如其来的选秀让性德只能将其深埋心底；成年之时，家里为他娶了妻子卢氏，卢氏的贤惠淑德给性德带来了一段无比深刻的感情，他把卢氏看做是上天补偿他的礼物。可是好景不长，卢氏与性德相处只有三年，便因难产患病去世，这再次给性德沉重的打击。出于政治考虑，家里又让他与官氏结婚，官氏的父亲正是性德的顶头上司。他与官氏并无多少感情可言，这让他感到无比的烦闷。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在随皇帝南巡途中，他与江南艺妓沈宛相遇并相爱。沈宛成为纳兰性德的红颜知己和心灵慰藉，但是由于沈宛的家庭出身以及清朝满汉不能通婚的规定，使这对有情人不能名正言顺地走到一起，性德只能以外室待之。

除了浪漫多情之外，纳兰性德也是个非常注重友情的人。在满汉民族隔阂、南北汉官矛盾尖锐、斗争激烈的情况下，权贵阶层之间的关系，也受民族、地域和利益的制约，大多建立在互利的基础之上，很少有真诚的友情和平等的交往，遇事都会趋利避害，交友嫌贫爱富的情况。纳兰性德却与之相反，出淤泥而不染，无论是对满人压迫汉人，还是对北方汉官打击南方汉官，抑或是建立在金钱、利害基础上的势利观念，都异常反感甚至深恶痛绝。他不受不同民族传统的限制，不因自己是清朝权贵而骄横跋扈，不以品第高低相远近，注重的是彼此的人品和才学，追求的是人与人之间肝胆相照的真挚友情，希望朋友们不因自己是朝廷权贵之子而另眼看待，他锐意结交汉族文士，尤其是江南的汉族失意文人和学者。

纳兰性德在家庭背景、爱情婚姻、朋友之谊和仕途社会中处处遭受着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和矛盾，这让他的一生痛苦不堪，同时也让他的感情相较同时代的人而言更加丰富。这也反映在他的文学作品上，使其在文学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纳兰性德著有《通志堂文集》、《渌水亭杂识》，并与他人共同编著了《通志堂经解》，虽然著作等身，但他最大的成还是在词上。

纳兰性德词作现存348首（一说342首），内容涉及爱情友谊、边塞江南、咏物咏史及杂感等方面。尽管相对作者的身份经历，他的词作数量不算多，眼界也并不算开阔，但是由于他的词中感情细腻，因而佳品频出，备受当时及后世好评。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就给其极高赞扬：“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而况周颐也在《蕙风词话》中誉其为“国初第一词手”。

纳兰性德24岁将自己的词作结集为《侧帽》，后更名为《饮水》，后人则多统称为纳兰词。纵观纳兰性德词风，可以用“清新隽秀，哀感顽艳”八个字总结，与南唐后主李煜相近，而他本人也对李煜十分欣赏。他曾说“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李后主兼而有其美，更饶烟水迷离之致”。此外，他的词也深受晏几道及《花间词》的影响。

纳兰性德与同时代的曹寅（曹雪芹之祖父）有深厚的交情，因此当曹雪芹所著《红楼梦》传世成名之后，和珅向当时的乾隆皇帝进呈《红楼梦》，乾隆读后曰：“此盖为明珠家事作也。”皇帝的一句话，将同时代的两个大家族联系到了一起，虽为一家之言，真实性有待商榷，但也从侧面反映了两家的关系。后代研究红楼梦的学者，必然也会研究纳兰性德及其家族。

纳兰性德在世的时候就因为其文学成就而受举国瞩目，曹寅就曾有“家家争唱纳兰词”的描述；纳兰词也流传到海外，曾有朝鲜学者留下了“谁料晓风残月后，而今重见柳屯田”的评价，将他与著名诗人柳永相提并论。民国时期，纳兰性德作为英年早逝的才子代表而颇得文人欣赏，在很多著作中都被提及。

新中国成立后，受“左”倾思想和阶级斗争思想的影响，纳兰性德因其清朝贵族的出身和哀婉凄凉的作品风格而长期被批判。研究界只关注其作品的政治性而忽略其中的艺术性，认为纳兰性德的词主要内容多为爱情、友情，缺乏对封建统治的批评，缺乏对劳动人民的同情，缺乏革命精神，就连他多首描写边塞风光的诗词，也因笼罩着思乡怀人的个人忧郁感，入不了“歌颂祖国大好河山”的格调。所以，当时对纳兰性德作品的批评中多为“内容单薄狭窄”、“思想境界不高”之类的话，在盛行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纳兰性德和纳兰词多遭批判。

以上的观点，在改革开放之后被重新审视，纳兰性德一生的成就和纳兰词的艺术性得到广泛的认可。尤其在1985年，值纳兰性德逝世三百周年纪念之际，河北承德成立了纳兰性德研究会，把纳兰性德的研究推向一个高潮。1997年8月，台湾历史文学学会和承德纳兰性德研究会在承德共同发起组织了“海峡两岸少数民族文学研讨会”，纳兰性德研究是此次会议的重要议题，纳兰性德的家世、生平、思想及创作等日益得到了全面而精深的研究。人们对他也由批判转为欣赏，对纳兰性德与纳兰词认可和喜爱的人越来越多，甚至与专门研究《红楼梦》和曹雪芹的“红学”相对应地出现了一个专门研究纳兰性德与纳兰词的“兰学”，可谓近况颇佳。如纳兰性德泉下有知，也算是对他苦闷一生的一丝慰藉。

第一章 缁尘京国，乌衣门第：清朝贵胄

第一节 叶赫那拉与爱新觉罗的同时兴起

翻看清朝的词史，谁都可以避去不谈，唯独纳兰性德，便是千言万语也说不尽。他被后人赠与“清朝第一词人”的桂冠。要读懂纳兰性德，且从显赫的叶赫那拉家族慢慢谈起。

当年，纳兰性德亲临祖先浴血奋战的旧战场，一时间感慨万分，于是情不自禁，文思如泉，一首震撼人心的妙词就从笔端流了出来。这首词是纳兰性德的伤感之作，词中充满了哀怨追忆、悲愤之情。在词中，“混同江水”正是他的先祖生活的叶赫河畔。“叹纷纷蛮触”中的“蛮触”一词，出于《庄子》：“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该词一直用来比喻同室操戈，亲属之间的相互攻伐。因此，纳兰性德以隐晦的笔法，痛苦地表述了他的先祖叶赫那拉部被爱新觉罗家族消灭吞并的苦难历史。这段历史对纳兰性德来说，无论出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考虑还是出于自身家族荣誉感考虑，都是不愿意提及的。然而，不幸的家族历史确实对纳兰性德的心灵产生看似微末、实则深重的影响。这种影响日积月累，最终促使纳兰性德对时局和人生的看法比同时代、同背景的人多了那么一抹哀婉凄凉的灰暗色调。

世间之事总是诸多变幻，难以捉摸。纳兰性德本是清朝满洲正黄旗人，但谁能料想，这位“满洲第一才子”的始祖，竟然是世世代代生活在“风吹草低见牛羊”、人们逐水草而居的蒙古人。

纳兰家族所属的叶赫那拉部原本不是女真人，而是蒙古人。他们最初也不叫叶赫那拉部，而是叫土默特部。土默特部，是一个英勇善战的蒙古部族，他们世居蒙古大草原东北部，几千年来繁衍不息。整个部族崇尚武功，四处征伐成为他们生存的习惯，于是，他们逐渐成为草原上一支劲旅，没人敢小看土默特部，他们经常出现在历史学家的记忆里。史书中记载，土默特人把蒙古人勇猛好战和向往自由的天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就像草原天空中飞翔的苍鹰，没有什么藩篱可以羁绊住他们狂野的天性。在纳兰性德的一世祖星垦达尔汉担任土默特部族首领时，他们扩张的步伐踏入了满洲女真人的地盘。当时的女真人还处于四分五裂、小部落互相攻伐的初始发展期，自然不是彪悍的蒙古人的对手，星垦达尔汉率领部族消灭了女真人的那拉部，并占领这个部族的地盘。也许是这个地方太美了，也许是土默特部落多年征伐走累了，在随后的发展中，他们改变了自己原有的那种逐水草而居的风俗习惯，定居在了那拉部的地方，又把原有的姓氏土默特弃之不用，而改姓为那拉（纳兰）氏，逐渐融入了女真人的世界。不久之后，他们在叶赫河岸建立了一座新城叶赫城（今吉林梨树县叶赫乡），作为定居的都城。从此叱咤风云的叶赫国就这样建立了，纳兰性德的家族——叶赫那拉氏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在纳兰性德始祖星恳达尔汉、二世祖席尔克明葛图、三世祖齐尔克尼、四世祖杵孔格和五世祖太杵五代人的辛勤经营下，叶赫国国力蒸蒸日上，到了太杵的儿子青佳努和杨吉努当政时，已经征服周围多个部落。1573年，在叶赫河两岸的险要地带，青佳努和杨吉努两兄弟成东西相望之势，各自建立起了一座城池。其中，青佳努居西，杨吉努居东，二人的封号皆是贝勒（女真语，即首领）。叶赫那拉部称雄海西，成为女真（满洲）诸部中的一个强盛的部族。当然，在叶赫那拉氏不断发展的背后，不知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不知遭遇过多少鲜血与战火的洗礼。可以说，一部叶赫那拉氏的盛衰演变史，就是一部女真民族（满洲）从野蛮时代进入文明社会的发展史。

明朝初年，政府沿用了元朝的政策，对东北地区实施了井然有序的统治。洪武八年（1375年），为了管辖并招抚女真各部，朝廷设辽东指挥使司。永乐七年（1409年），为了加强对东北地区的掌控，在往日明朝的努尔干征东元帅府的旧址上，朝廷设立了奴儿干都指挥使司，对东至库页岛，北抵外兴安岭，南濒日本海在内的大片区域实施了有效管辖。与此同时，朝廷还不断派遣钦差大臣，这就使得东北地区任何风吹草动都能随时传到朝廷。在当时，按照发展规模和活动区域，东北女真可以被分为三个部分：居住在长白山北部、牡丹江和绥芬河流域的建州女真；居住在开原以东和松花江中游一带的海西女真；居住在黑龙江两岸和乌苏里江流域的野人女真（或东海女真）。为了便于统治，明朝廷封当地的部族首领为官，让他们代为管理女真各部。

明朝末年，经过了几百年的统治，明朝已经像一个年久失修的宫殿，空有富丽堂皇的外表，实则已经腐朽不堪，摇摇欲坠了。连年天灾人祸，使明朝民乱四起，党争不断。为了竭力维护自身的统治，明朝将大部分精力放在内耗上，无暇顾及对周围的少数民族的控制，进而逐渐放松，最终导致女真各部依靠朝廷给予的封号，群雄竞起，相继称雄。

女真各部族之中势力最强的当数努尔哈赤领导下的建州女真了。永乐元年（1403年），明朝在建州女真居住的地区设建州卫，任命部族首领阿哈出为建州卫指挥使。永乐十年（1412年），又置建州左卫，任努尔哈赤的始祖猛哥帖木儿为建州左卫指挥使。明朝初期，在几经辗转后，建州女真于正统年间定居于浑河、苏子河上游（今辽宁新宾县境内）。正统七年（1442年），在建州左卫的基础上，明朝廷又增添了建州右卫，由凡察担任总指挥。从那以后，“建州三卫”的名声便流传开来。

明朝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努尔哈赤出生于建州左卫苏克素护河部赫图阿拉城（后改称兴京，今辽宁省抚顺市新宾县）。作为建州左卫第一代，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是受到明朝册封的指挥使。传至其祖父觉昌安（明代译作叫场）和父亲塔克世时，家族仍为建州左卫领袖。

李成梁，也就是当时的明辽东总兵，他为了控制局势，极力利用女真各部落及其他部落间的矛盾进行挑拨离间。李成梁一向玩弄亲近海西女真叶赫那拉部而抑制建州女真的策略，利用海西女真与建州女真之间的矛盾，使其相互牵制、攻伐。

努尔哈赤出生前，他所在的建州左卫势力已经逐渐衰微。建州女真中最强的当属建州右卫，为了保住自己的势力，觉昌安与建州右卫指挥使王杲联姻。努尔哈赤的母亲就是王杲的女儿，因此王杲是努尔哈赤的外祖父。

但是王杲并没有很精明的政治头脑，他在势力扩大之后没有效仿叶赫那拉部与朝廷交好换来更高的地位，而是不断骚扰明朝边境，多次掠夺人畜财物。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时值十月，抚顺遭到王杲劫掠，守备彭文洙被杀。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副总兵奉朝廷之命在五月清剿王杲，没想到中了他的埋伏，身首异处。此后，王杲不断进犯辽东边境各城，杀害守将文官数十人。

朝廷考虑到王杲屡杀官员守将，遂与其断绝边市。万历二年（1574年），王杲以此为由纠集建州诸部，大举进犯辽东，被总兵李成梁击败。王杲逃至海西女真中的哈达，海西女真一向与明朝亲近，哈达酋长将王杲押赴北京献于明朝，万历皇帝亲至午门城楼举行了献俘仪式。万历三年（1575年），王杲在北京被杀，王杲全家被俘，只有儿子阿台章京得以逃脱。觉昌安的孙女嫁给了阿台章京，所以阿台章京既是努尔哈赤的舅舅，也是努尔哈赤的堂姐夫。万历十一年（1583年），李成梁的大军来到了古勒寨。为了劝降阿台，觉昌安和塔克世来到了城内，没想到也成了瓮中之鳖。在李成梁的指挥下，属于建州女真的苏克素浒部的图伦城城主尼堪外兰进行了威逼利诱，阿台终于打开城门。随后，古勒寨被屠。在乱军之中，觉昌安和塔克世也身首异处。

因为气度不凡，身处乱军之中的努尔哈赤和他的弟弟舒尔哈被李成梁相中，收为部下。随后，李成梁的妻子将二人放走。在归途中，族人们无比拥戴努尔哈赤。随后，带着祖、父留下的十三副甲胄，努尔哈赤开始了统一女真各部的伟大征程。在恢复元气回到建州后，努尔哈赤就其祖、父被杀一事，派人诘问明政府。明朝当时已经发觉是误杀，为了表达愧疚之心，不仅将努尔哈赤祖、父遗体归还，并给予了他“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封龙虎将军，复给都督敕书”的赏赐。努尔哈赤有了明朝的封赏和官职，从此东征西讨，逐渐统一了建州女真，成为女真三大部族中最强盛的一支。可以说，明朝这一封赏，为自己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与此同时，叶赫所在的海西女真的势力也在不断膨胀。海西女真各个部落经过不断的兼并发展，最终只剩下了四个比较强盛的部族：辉发、哈达、乌拉和叶赫，其中叶赫国最为强盛。在明朝以夷制夷思想的指导之下，明朝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是扶持少数民族中的一方来打击另一方，使其互相攻击，互相制衡，以达到从中渔利、边境安稳的目的。叶赫因其在海西女真中最为强盛，逐渐被明朝视为制衡努尔哈赤的重要工具，一直得到朝廷的封赏资助。在城主青佳努和杨吉努两兄弟的努力经营下，逐渐成为女真内部唯一能与建州女真抗衡的力量。

但就在努尔哈赤祖、父被杀的同一年，即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十二月，叶赫两个贝勒青佳努和杨吉努也惨遭明朝杀害。事情的起因是，海西女真四部之一的哈达部对叶赫那拉部崛起深感不安，于是和明朝驻辽东总兵李成梁，合伙将杨吉努与青佳努兄弟二人以接受皇帝封赏的名义诱骗至开原城，本来两兄弟带有三千人马，但是李成梁只允许三百人进入城中。当兄弟两人带领三百手下欢天喜地进入城中准备接受封赏时，被埋伏在城中的明朝兵将全部斩杀，城外的两千多人马也很快被明朝联军团团包围，全部杀死，这让叶赫那拉部受到了一次巨大的打击。此后，杨吉努的长子布斋和纳林布禄继承父业，做了叶赫部的贝勒，两人又各据东西二城，继续起了父辈没有完成的事业，也开始由他们代表叶赫那拉部与建州部的努尔哈赤打起了交道。

叶赫那拉氏和爱新觉罗氏注定有着剪不断的缘分。据说早在元末明初时，叶赫那拉氏族就与爱新觉罗氏族之间发生过一场战争。那时候，为了让叶赫那拉氏俯首称臣，爱新觉罗家族的首领手指大地说道：“我们是大地上闪耀无比的黄金！”听到这番话，叶赫那拉的首领一阵大笑，随后说道：“金子又如何，我们是至高无上的太阳之子！”在随后的战争中，叶赫那拉氏大败爱新觉罗氏，实力在女真各族中可谓首屈一指。

对于叶赫那拉族的兴起，企图统一整个女真的努尔哈赤自然不会掉以轻心；对于努尔哈赤，同样抱有雄心，还受到明朝扶持的叶赫那拉氏也没有等闲视之，因为他们同样剽悍威武，势均力敌。两个大族注定要有一场血雨腥风、你死我活的争斗，他们都明白，未来只有一个家族能够称雄女真，他们同时深信，这个家族必定是自己。

第二节 与爱新觉罗家族的联姻

然而，历史的发展难以预见。可能是由于英雄相惜的情结，也可能是因为两大家族都没有作好决裂的准备，叶赫那拉氏族与爱新觉罗氏族究竟是敌是友，就连他们自己也搞不清楚。有时候，他们作为敌对势力战火不休；有时候，他们又开始联姻。至于这两者之间如何转换，要看既定的状况及相关利益。实际情况是，世世代代，叶赫那拉氏与爱新觉罗氏的血统之亲都未曾中断过。努尔哈赤时代的叶赫那拉与爱新觉罗家族并没有操戈相向，反而度过了很长时间的蜜月期，努尔哈赤的母亲是叶赫那拉氏，而他本人的妻子也来自这个部落。

努尔哈赤所在的建州女真在刚进入鼎盛阶段的时候，遭受了一场几乎灭顶的灾难，这就是努尔哈赤起兵反明朝。在最初起兵时，处于落魄中的努尔哈赤曾投奔叶赫那拉部寻求支援，当时在位的叶赫贝勒杨吉努，也就是纳兰性德的曾祖金台什的父亲，对努尔哈赤相当看重。他觉得这个人将来是一个奇才，他非常清楚，目前女真中最强盛的就是努尔哈赤的建州女真和自己的叶赫那拉部，未来统一女真的霸主必然会在这两个部族中产生，到底最终鹿死谁手，他也确定不了。但是他明白，现在两大部落联姻，让叶赫那拉部和爱新觉罗部成为亲戚，无论是对当前的强强联合还是对未来的一决雌雄，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当前两家联合可以共图大业，未来如果是叶赫那拉部取胜，那爱新觉罗部必然是重要的左膀右臂；未来如果是爱新觉罗家族取胜，那作为姻亲的叶赫那拉家族必然也不会遭受灭族之灾，反而有可能成为皇亲国戚。不得不说，杨吉努的如意算盘打得实在太好了，历史也证明了他的决策是英明的。

杨吉努直截了当地对努尔哈赤说道：“我有一个小女儿，等他长大的时候，可以许配给你做福晋。”在当时的叶赫那拉部中，有一位绝色美女——东哥。因她艳丽美貌，被誉为满蒙第一美女，正值青春年华，待字闺中。努尔哈赤对东哥的美貌早有耳闻，当听到杨吉努说出欲招自己为婿的想法后，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也向杨吉努表达了想娶东哥的想法：“您想跟我缔结婚姻，何不把您稍微年长些的东哥嫁给我？”不料这个如意算盘却被杨吉努给拒绝了，理由是东哥虽然年长，但是德行配不上努尔哈赤。实际情况可能是杨吉努和东哥对处于事业低谷中的努尔哈赤不抱绝对的信心，也不敢下这个赌注。心存遗憾的努尔哈赤只好与生于1575年但辈分却是生于1582年的东哥的姑姑孟古定下了婚约，但是，他心里对东哥的惦记并没有消除。

说起孟古，估计大家没有什么概念，但说起皇太极，想必多数人都认识，这个孟古就是后金雄主皇太极的生母，同时她还有另外一个身份——纳兰性德的祖姑姑。不难看出，这完全是一场政治婚姻。人生的命运总是那么奇妙，可怜的孟古在很小的时候就被别人把命运安排好了，但是能嫁给清朝的开国雄主又生了一个做皇帝的儿子，这也是一种福气。那位让努尔哈赤魂牵梦绕的“满蒙第一美女”东哥，虽然有绝色美貌，一直在挑选自己的如意郎君，但最终成了个“大龄剩女”，三十多岁才得以出嫁，嫁后一年便香消玉殒了，不得不说是红颜薄命。

万历十六年(1588年)，时值九月，在身为叶赫贝勒的兄长纳林布禄的护送下，14岁的孟古来到了费阿拉城。为了迎接这位美人的到来，无数民众在努尔哈赤的带领下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努尔哈赤下令杀牛宰羊，婚礼在奢华的宴会中举行。虽然没有东哥那样的绝世美貌，但是作为新娘的孟古很快也显露出了她的过人之处：论相貌，她面如满月，端庄妩媚，风姿独具；论修养，她气度过人，宠辱不惊，举止得体，慎于言行，从始至终都没有半点出格。能娶到这样的福晋，自然让已到中年的努尔哈赤欢喜不已。

虽然两家已经结亲，但是在叶赫贝勒纳林布禄看来，努尔哈赤的崛起始终是个威胁，最好能够在其羽翼未丰、势力不够强大时，遏制住他扩张的步伐。于是纳林布禄派了两个人面见努尔哈赤说，建州的地多，叶赫的地少，努尔哈赤应该把自己的土地任选一处割让给叶赫。努尔哈赤自起兵以来所向披靡，从没受过这样的侮辱，顿时火冒三丈，当即下令驱逐了两个使者。

在纳林布禄看来，叶赫一部独木难支，无力对抗努尔哈赤，于是他联合了海西女真中的哈达和辉发两部，共同向努尔哈赤施加压力，要求得到土地。尽管努尔哈赤是叶赫家的女婿，但是这对他丝毫没有影响，他不屑地对三家来使说：“明朝误杀了我的父祖，他们不但将我父、祖的遗体及时还给我，还给我三十道敕书、三十匹马的封赏，又拜官建州左卫都督于我，不久又授予我龙虎将军的官职，赔偿金也是每年如数发给我。叶赫贝勒的父亲也死于明朝之手，可是明朝向你们做出过补偿么？他们可曾将尸体归还给你们？”努尔哈赤说得慷慨激昂，并把自己的话记录在书信中，派人在纳林布禄兄弟面前宣读，让二人蒙受奇耻大辱。

这下，纳林布禄尝到了努尔哈赤的厉害。软的不行就要来硬的。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叶赫派兵袭击建州三卫的领地，但努尔哈赤率兵将其击败，大获全胜。同年九月，叶赫部东山再起，这次叶赫部集结了哈达、乌拉、辉发、朱舍里、纳殷、科尔沁、锡伯和封尔察，一共九部，三万人马的大军兵分三路，向着建州领地奔驰而去，史称“九部之战”。不料这九部兵马最终被努尔哈赤用诱敌之计各个击破。混战中叶赫首领之一的布斋被努尔哈赤的部下一刀砍死。纳林布禄眼见其兄身死人手，竟吓得从马上跌下。此战过后，努尔哈赤歼敌四千，缴获战马三千余匹，铠甲上千副，大大增强了自己的实力。

战后，纳林布禄向努尔哈赤索要布斋的尸体，努尔哈赤非常气愤，亲手将布斋的尸体分成两半，只给了纳林布禄一半。纳林布禄经受了这样的打击并没有奋发图强，反而日夜啼哭，不久竟然伤心抑郁而亡。从此，叶赫与建州之仇可谓不共戴天。随着叶赫部的布斋和纳林布禄先后死去，布斋的儿子布扬古、纳林布禄的弟弟金台石接替了二人的职位，成为了新的贝勒。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在“九部之战”兵败四年后，海西女真四部共同遣使向努尔哈赤表示通好，叶赫部还表示愿将东哥许配给努尔哈赤。一直以来对东哥魂牵梦绕的努尔哈赤自然是满口答应，立即下聘定亲，等待美梦成真的那一刻。

但事情没有按照努尔哈赤设想的那样进行。在东哥刚出生时，萨满法师就断定她“可兴天下，可亡天下”。如果东哥嫁给努尔哈赤，那么她将与自己的姑姑孟古同侍一夫。她坚决反对这桩婚事，因为她的父亲就是战死于“九部之战”的布斋。东哥向哥哥布扬古贝勒说：“努尔哈赤本是杀父仇人，我怎么能放过他？谁能够杀了他，我就嫁给谁。”布扬古贝勒听完此话后，将东哥与努尔哈赤的婚约毁掉，随后部落发出拿到努尔哈赤项上人头之人即可迎娶东哥的号召。

东哥生下来仿佛就是要挑动那些男人们为她而争斗的。其实这已经不是东哥第一次干出悔婚的事了。她九岁时本来许给了叶赫的仇敌哈达部的歹商贝勒，但这只是一条彻彻底底的美人计：迎亲途中歹商贝勒被叶赫那拉部伏兵所杀。之后，为了诱使乌拉部参与“九部之战”，叶赫那拉部又将东哥许配给乌拉部的布占泰，不走运的布占泰随后便在这场战争中做了努尔哈赤的阶下囚。四年后，布占泰刑满释放，当他回家打算迎娶东哥的时候，才听说了未婚妻东哥被许配给了努尔哈赤的消息，他只好怏怏作罢。

东哥的征婚条件虽然非常苛刻，但是还是有很多部族首领前来应征，最终实力较强的哈达部族首领孟格布禄被选中。孟格布禄早就对东哥垂涎三尺。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五月订下婚约后，孟格布禄正式向努尔哈赤宣战，仅仅四个月之后就兵败被俘，被努尔哈赤诛杀，两年后哈达部彻底被努尔哈赤吞并。

孟格布禄的下场悲惨极了，可这并没有让那些迷恋东哥的男人们死心，他们依然前赴后继地拜倒在东哥的石榴裙下。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辉发部的首领拜音答礼贝背弃了与努尔哈赤之女的婚约而与东哥订婚。努尔哈赤怒不可遏，他随后率兵血洗辉发，辉发部被斩草除根。

随后东哥又与乌拉部贝勒布占泰订下了婚约，布占泰不久之后重蹈覆辙，身死国灭。如此一来，海西女真除了叶赫尽被建州所并，努尔哈赤在实力大增的同时也领教了巫师对东哥“可兴天下，可亡天下”的预言。他虽仍然迷恋东哥的美貌，但是他已经知道这个女人是万万不能娶了。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东哥已经33岁，大大超过了一般人出嫁的年龄，人们私底下都叫她“叶赫老女”。布扬古认为东哥的婚事不能再拖了，在没有征得东哥的同意下，把她远嫁给了蒙古喀尔喀部达尔汗贝勒之子莽古尔岱。

努尔哈赤知道后，诅咒东哥道：“此女生不祥，哈达、辉发、乌拉三部以此女构怨，相继覆亡。今明助叶赫，不与我而与蒙古，殆天欲亡叶赫，以激其怒也。我知此女流祸将尽，死不远矣。”

也许是努尔哈赤的诅咒发挥了效果，东哥在嫁给莽古尔岱后一年就一病而亡了。东哥绝对算得上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奇异的人物之一。她似乎是专为给建州女真统一东北制造借口而降生的，一旦使命完成，她也就被上天召回，离开了人世。

如同东哥一样，孟古也是红颜薄命之人，她比东哥更早离开人世。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孟古病重，这时她最大的愿望就是想见母亲最后一面，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努尔哈赤派出使者传达相邀之意，可惜彼时的建州与叶赫已经仇深似海，最后叶赫竟然连这个小小的要求都没有答应。带着对母亲的思念，以及对丈夫与娘家之间不休的争斗的无奈，可怜的孟古撒手人寰，享年29岁。

孟古仙去，努尔哈赤遭受重大打击。为表达哀思，他命昔日孟古的四个婢女生殉，杀牛羊百只用于祭祀，并将孟古葬于自己居住的院内长达三年之久，之后葬于十尼亚满山岗。天命九年(1624年)，努尔哈赤迁都东京城，孟古的遗骨也随之迁到东京陵。但孟古能与太祖努尔哈赤同葬福陵地宫，其神位也能供于太庙，都是她的儿子皇太极的功劳。虽说她确备受努尔哈赤宠爱，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并不能让她得到至高无上的待遇。如果皇太极没能即位，孟古只能附葬或陪葬于福陵，更不要提以孝慈高皇后的谥号享受祭祀了。

不管怎样，在爱新觉罗家族和叶赫那拉家族几百年的争斗中，终于有了一个幸福的插曲。这也让两个家族的恩怨纠纷又进一步延续了数百年——虽然叶赫部最终被征服，但是自皇太极之后的大清（后金）君主，身上都流淌着一半叶赫那拉氏的血液，抛开历史过程中的悲惨，在我们现在看来，老贝勒杨吉努当年的联姻政策绝对是正确、明智的。

第三节 叶赫那拉部的灭亡

这首《浣溪沙·小兀喇》，上片描绘小兀喇的奇观异景和风俗民情，下片则转为抒发兴亡之叹。这首词是纳兰性德在康熙二十一年壬戌（1682年）二月至五月扈从东巡，经过当年纳兰家族的领地兀喇（今吉林省吉林市兀喇街）有感而写的。

在跟随康熙，经过先祖曾经的领地之时，词人不能不联想起当年叶赫那拉部被爱新觉罗部灭亡的往事。此词前扬后抑，不免消极沉郁，难言隐恨寓于其中，然而，词人纳兰性德也只能隐恨而已，毕竟，那个一度强盛的叶赫部，已在历史的沧桑中化为烟云随风而逝了。

东哥和孟古，这对让努尔哈赤魂牵梦绕的叶赫那拉氏美女，在叶赫那拉和努尔哈赤两家的分分合合中，相继去世了。她们的去世，除了带给努尔哈赤无穷的思念和悲痛之外，也让这位志在统一整个女真的雄主心中完全没有了羁绊，他对叶赫那拉家族已经没有丝毫的感情了。

就在东哥死去的那一年，即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终于下定决心彻底与叶赫部和明朝决一死战。此时的女真大部已被努尔哈赤统一。他在赫图阿拉称“覆育列国英明汗”，定国号为“大金”（史称后金）。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因明朝朝廷偏袒叶赫部而心生不忿，愤然颁布“七大恨”，起兵反明，并攻打叶赫部。

大金国主臣努尔哈赤诏告于皇天后土曰：我之祖父，未尝损明边一草寸土，明无端起衅边陲，害我祖父，此恨一也；明虽起衅，我尚修好，设碑立誓，凡满汉人等，无越疆土，敢有越者，见即诛之，见而顾纵，殃及纵者，讵明复渝誓言，逞兵越界，卫助叶赫，此恨二也；明人于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岁窃逾疆场，肆其攘夺，我遵誓行诛，明负前盟，责我擅杀，拘我广宁使臣纲古里方吉纳，胁取十人，杀之边境，此恨三也；明越境以兵助叶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适蒙古，此恨四也；柴河三岔抚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众，耕田艺谷，明不容留获，遣兵驱逐，此恨五也；边外叶赫，获罪于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使遗书诟言，肆行凌辱，此恨六也；昔哈达助叶赫二次来侵，我自报之，天既授我哈达之人矣，明又挡之，胁我还其国，己以哈达之人，数被叶赫侵掠，夫列国之相征伐也，顺天心者胜而存，逆天意者败而亡，岂能使死于兵者更生，得其人者更还乎？天建大国之君，即为天下共主，何独构怨于我国也？今助天谴之叶赫，抗天意，倒置是非，妄为剖断，此恨七也！欺凌实甚，情所难堪，因此七恨之故，是以征之。

在努尔哈赤颁布的“七大恨”中，与叶赫部有关的竟然就有四条，与其说“七大恨”是与明朝政府决裂的宣言，不如说是写给叶赫部的挑战书。

面对努尔哈赤的建州女真不断强大，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从没正眼瞧过那些“蛮夷”的大明朝廷终于坐不住了，他们再一次实施了“以夷制夷”的政策。在明朝的支持下，时任叶赫贝勒的金台什（杨吉努之子，纳兰性德之曾祖）的儿子率军进攻了努尔哈赤统治下的后金。第二年（1619年）正月，努尔哈赤出动大军以雪当日之耻。同年，明朝感觉叶赫部已经靠不住，便亲自出动兵力，派辽东经略杨镐率四路大军前往征剿，这次征剿爆发了历史上有名的“萨尔浒大战”。叶赫也来到战场，打算助明军一臂之力。结果明军不幸战败，叶赫见此情景，狼狈逃窜。此战过后，明朝丧师失地，为挽回辽东的颓势，明朝改派熊廷弼为辽东经略。努尔哈赤利用明朝新败之机，调转兵锋，集中力量进攻助明的叶赫。八月，努尔哈赤发誓“不克叶赫，誓不回师”，率大军进攻叶赫。

叶赫初战不利，金台什和叶赫部另一个贝勒布扬古分别固守东、西二城。努尔哈赤命后金军掘地为穴，随后城墙倒塌，金军相继攻入城内。金台什自认为不可轻弃祖宗基业，所以他登上高台据守，拒不投降，最终在后金大军的包围之下自焚而死。布扬古见东城已破，金台什已经自焚，自己身处孤城无援的绝境，在得到努尔哈赤降后不杀的承诺后，他终于出城投降。然而，对致力于统一女真甚至全中国的努尔哈赤来说，一个盟誓又算得了什么？不过是骗人的把戏而已，为防止叶赫部东山再起，他没有履行诺言，而是以种种借口杀了布扬古。至此，与建州女真齐名，叱咤风云数百年的叶赫部遂告灭亡。努尔哈赤将叶赫的平民迁到建州，入籍编旗，变成了自己的臣民。

据传，布扬古临死前曾对天发誓：“叶赫那拉哪怕只剩下一个女人，也要向爱新觉罗讨回血债。”因此，据坊间传言，叶赫那拉与爱新觉罗世代为敌，清廷后宫也流传着祖制，不选叶赫氏女子入宫。如果这个诅咒是真的话，努尔哈赤一定很愤怒。但是，历史的奇妙之处就是它能让所有的事随着时间而淡去，不管这个诅咒是否存在，努尔哈赤及其继任者还是选择了招抚叶赫那拉部族，毕竟，叶赫家有很多有才之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周围原来依附于叶赫的小部族都在观望——如果努尔哈赤善待叶赫，那他们也会归降，反之，他们必然会拼死不降。

事实上，清朝的历代君王都有姓叶赫那拉的妃子，清廷内不少位高权重的大臣也都是叶赫的子孙。金台什的儿子德尔格勒，被授佐领，予三等男爵；其弟尼雅哈——也就是纳兰性德的爷爷——授佐领，予骑都尉世职；孙子南楚，任护军统领，袭三等男爵。尼雅哈的儿子明珠是康熙手下有名的权臣，由侍卫授銮仪卫治仪正，迁内务府郎中，后擢升为内务府总管，再授弘文院学士，又历任刑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使、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后赠太子太傅，晋太子太师。南楚的儿子穆占率兵征湖南，平云南，后授正黄旗都统，列议政大臣。

不过，在清朝后期的时候，这个诅咒又开始流传于宫闱市井之中，不可思议的是，清朝最终确实亡于叶赫那拉氏之手。统治了中国五十余年的慈禧太后，就是叶赫那拉氏，清朝的灭亡也与她的保守和固执脱不开干系。更诡异的是，最终签署清帝退位条约的隆裕皇太后是慈禧太后的侄女，也是叶赫那拉的族人。

相传慈禧太后刚入宫时被封为兰贵人，因其美貌、智慧出众深得咸丰皇帝的喜爱。不知什么时候，咸丰皇帝听说了那个诅咒之后，就对兰贵人日渐冷淡，几近打入冷宫。但是最终兰贵人还是因为自己的儿子成为皇帝而逐渐得势，控制并一步步断送了大清的江山。

从东哥、孟古，到金台什、布扬古，再到慈禧太后、隆裕太后，其间所有的故事，无论是巫师的预言，还是布扬古的诅咒，抑或是市井的流言，莫不一一实现了。难道所有预言和诅咒都能以此解释？估计纳兰性德也悟不出其中的道理，只能做几首哀悼先祖的词来表达自身的忧伤。在历史中，存在即合理，或许，这就是叶赫那拉氏和爱新觉罗氏摆脱不了的宿命和缘分！

第四节 父亲明珠与母亲觉罗氏

命运仿佛跟叶赫那拉氏开了一个黑色玩笑。在经历了叶赫贝勒被杀、部落被消灭和部民被编入旗籍的惨痛阶段之后，被后金征服的叶赫那拉氏随着清朝的入关，身份由被征服者忽然又变为了征服者，由清朝的一般旗民又变成了统治集团贵族成员，这要特别感谢叶赫那拉氏的那位伟大女人——孟古，正是她生下的皇太极接替努尔哈赤成为八旗领袖，才使得叶赫那拉家族成为了皇亲国戚，地位急剧上升。

归顺之后的叶赫那拉家族划归皇帝直接掌管的正黄旗，因为功臣和皇亲辈出，成为与瓜尔佳氏、钮钴禄氏、舒穆禄氏、董鄂氏、辉发氏、伊尔根觉罗氏和马佳氏齐名的清朝八大家族之一。到纳兰性德出生之后，因为其父明珠的关系，叶赫那拉家族一时间权倾朝野，成为八大家族之首。这样的家世背景，对纳兰性德性格及文风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纳兰明珠，纳兰性德的父亲，即康熙时期掌权十三年的明相，字端范，满洲正黄旗人。他就是当年在高台上宁可自焚也不向努尔哈赤投降的叶赫贝勒金台石之嫡孙。看过纳兰明珠的履历，我们不得不承认，他的仕途只能用平步青云来形容。

是什么让纳兰明珠的仕途如此顺利？是因为他的家族背景吗？

不可否认，纳兰明珠确实是皇亲国戚，也是一个“官二代”。虽然叶赫那拉家族在投降努尔哈赤之后得到了重用，后又成为清朝中的望族，并且他的岳父是多尔衮的亲哥哥，也就是后来被封为英亲王的阿济格，但是，这些看似荣耀的家世背景并没有给青年时代的明珠带来什么好处。他一生取得的成绩都是靠自己两手打拼出来的。

纳兰明珠的父亲尼雅哈，也就是金台什的次子，在叶赫部灭亡之后，随其兄长德尔格勒归顺了后金，又享受起了锦衣玉食的贵族生活，但后金及其后的清朝统治者始终对他们兄弟两人持有戒心，不给他们大权重兵。努尔哈赤仅授予尼雅哈牛录额真的小官，后来才勉强升至骑都尉的四品世职，但是，就是这四品世职也跟明珠扯不上半点关系，因为尼雅哈死后，他的职位由长子振库继承，而不会由只是排行老三的明珠来继承。

而贵为正统皇族的岳父阿济格在明珠的青年时代甚至是他升迁的绊脚石。英亲王阿济格一生战功赫赫，但欠缺政治谋略。多尔衮死后，他想继任摄政王，并为此胁迫多尔衮的属下归顺，结果以“谋乱夺政”之名被人告发。顺治帝亲迎多尔衮灵柩回京之时，他又身怀佩刀，可谓“举止叵测”。为此，议政王大臣会议将其囚禁。没想到，阿济格竟然想挖洞越狱，并声称要放火烧掉监牢。顺治帝亲政后，宣布了多尔衮的十二大罪状，为绝后患，又将阿济格及其已获亲王爵位的第三子劳亲赐死，次子镇国公傅勒赫削除宗籍，其余八子均贬为庶人。显而易见，明珠与阿济格之女成婚可谓铤而走险，这场婚姻带给他的绝不是仕途的顺利，反而可能是阻碍。“一切都要靠自己”，这句话对明珠来说便绝对是金玉良言。明珠踏入仕途的第一个官职是侍卫授銮仪卫治仪正，这是一个很小的官。但明珠正如他的名字一样，是一颗璀璨的珠子，无论在哪儿都会发光。他不光聪明干练，且善解人意，并能事事谨小慎微，又通满、汉两种语言，能言善辩，遇人不忘嘘寒问暖，为人处世圆滑，很快就得到了内大臣遏必隆的赏识。康熙皇帝——也就是那个和纳兰性德一年出生的玄烨——即位之后，遏必隆成为四位顾命大臣之一，掌握了政治大权。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明珠自然也得到了升迁，被任命为内务府郎中，后又一步步走向了权力的顶峰。

纳兰性德是明珠的第一个孩子，且自小天资聪颖，明珠对他宠爱有加。纳兰性德对父亲崇拜不已，因为世人对明珠的溢美之词充满了他的童年，他幼小的心灵并不能分辨那些谄媚和真正的欣赏之间的微妙区别。

在纳兰性德一生之中，父亲对他的影响十分深远。父亲的权势虽然让纳兰性德身处荣华富贵之中，但从小就在儒学土壤中成长起来的他却律己甚严。他淡泊名利，平日里以贫贱为安身立命之本，逐渐养成了志洁行芳的品性。在漫长的少年时代，对纳兰性德来说，父亲永远是那年上元节里慈祥而才华横溢的父亲，同时也是议撤三藩、收复台湾的功臣，是安邦定国的社稷重臣。但事实上，父亲却不是纳兰性德想象的那般纯洁。纳兰明珠得势之后，结党营私，大肆受贿，纳兰性德对父亲结党营私、排斥异己的做法，肯定是有所不满的。对于父亲的行为，他激愤难当，但又无可奈何，只能以诗言志：乘险探王阳，叱咤来王尊，委身置歧路，忠孝难并论。有客赍黄金，误投关西门，凛然四知言，清白贻子孙。

这是以汉代太守杨震以“天知、地知、我知、子知”拒不受贿的典故而写的的五言诗《拟古》。在诗中，纳兰性德表明自己“委身置歧路，忠孝难并论”的态度，并隐晦地希望父亲能够以“清白贻子孙”。这也表明了他与父亲之间存在某种难以言说的复杂感情，是子谏父不从，还是芥蒂，抑或是隔阂？

纳兰性德的母亲历史上并未留下名字，只留下了一个姓氏——觉罗氏。这个姓氏表明了她其实是一个皇族。觉罗氏确实是皇族出身，是一个血统纯正的大清格格。她是英亲王阿济格的第五女，也就是多尔衮的亲侄女。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阿济格在多尔衮死后，企图叛乱，被顺治皇帝镇压，议政王大臣会议定阿济格之罪，将其幽禁，除去其子的王爵之位，降为贝子。在幽禁期间，阿济格不仅没有半点收敛，反而愈加粗野不羁，并在监房内私藏大刀，暗掘地道，声称要放火烧毁监房。顺治八年（1651年），诸王以阿济格悖乱至极，留之恐贻后患为由，建议将其立即处死。随后，顺治帝命其自尽。觉罗氏从一个生活优越的格格，成为叛王之女，家道突然中落，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她为了寻找一个归宿匆忙嫁给了明珠。明珠最初也是一个无名小卒，但是觉罗氏仍然无怨无悔。婚后，觉罗氏笃信佛教，每日吃斋念佛，她只想过平静的日子，只想有一个安稳的家庭，她已经没有了父母的庇护，只有依靠她的丈夫明珠。随着明珠地位的不断提高，觉罗氏又过上了尊贵繁荣的生活，这使得她对明珠和来之不易的幸福更加依恋，生怕再次失去，她不允许任何潜在的威胁夺走她的幸福。

据记载，虽然明珠为当朝权贵，但觉罗氏对明珠管教甚严。有一次，明珠与觉罗氏在闲谈中无意提到一个婢女的眼睛长得很好看，觉罗氏当时并没有说什么，第二天，她派人给明珠送去一个锦盒。明珠打开一看，竟然是一对被挖下来的眼睛。原来，觉罗氏听到明珠赞美这个婢女，心生嫉妒，害怕明珠纳其为妾，就派人将她的眼睛挖了下来。明珠虽然生气，但也无话可说，从此再也没有提过类似的事情。

这只是一个小故事，但是，觉罗氏的极端及狠毒可见一斑。

然而，归根结底，纳兰性德毕竟是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熏陶的读书人，虽然对父母的种种行为有所不满，但是他仍然恪守孝道，平时晨昏定省，病时躬侍汤药。据纳兰性德的老师徐乾学在《纳兰性德墓志铭》中写道：

纳兰明珠曾经偶尔得了一场并不太严重的小病，纳兰性德一直侍奉左右，从父亲得病到痊愈，从没有脱过衣服睡觉，以至于身上衣服的颜色都变成了黑色，一直到明珠治好了病，纳兰性德才又恢复了日常作息。

第二章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少年英才

第一节 冬郎降世

词，与诗歌赋一样，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文学形式。在我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词以其长短相间的句式、变化万千的韵律以及抑扬顿挫的节奏而获得了众多文人雅士的喜爱。它产生于晚唐，初兴于五代，在宋代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产生了大声吟诵“大江东去浪淘尽”的苏东坡，也产生了浅斟低唱“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柳屯田，因此词常被称作“宋词”，后因蒙古入侵中原，在元明之时逐渐衰落式微。经过几百年的沉寂，词这一灿烂的文学形式在清朝建立之后得到了世人的重新重视，号称“中兴”。同时也出现了一大批著名词作家，承前启后，极大地促进了清代词的发展，纳兰性德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被誉为“清朝第一词人”。

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在历史上似乎是平静的一年。经过了多年的征伐，清朝贵族终于在中华大地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中国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经过残酷的内部斗争，顺治皇帝福临铲除了摄政王多尔衮，安安稳稳地当起了皇帝。顺治亲政之后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汉文化也随之得以复兴，并逐步推广到清朝贵族之中。

一切都在按照规划有条不紊地发展，但是这一年发生的两件事，为将来中国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第一件大事是一个孩子的出生。

农历三月十八日，春光明媚的紫禁城景阳宫中传来了一个婴儿嘹亮的啼哭声。据史书记载，这个孩子出生前，一股奇异的香气缓缓弥漫开来，久久不散，孩子出生后，一团紫色祥云便随着孩子的降生升腾而起，直达皇宫上空……这个孩子是顺治的第三个儿子，他的名字叫做爱新觉罗·玄烨，当然他还有一个更为著名的称号——康熙大帝。当然，这个孩子的出生并没有引起顺治皇帝的特别关注，因为这已经是他的第三个皇子了，他已经没有了初为人父的那种激动喜悦之情了，更何况这个孩子只是佟妃而并不是他最宠爱的董鄂妃所生的，在他心中只有董鄂妃才是最重要的。就在前一年的八月二十五日，他刚把皇后废为静妃并准备立董鄂妃为新皇后，在遭到多数官员反对的情况下才最终作罢。顺治皇帝在毫无喜悦之情中接受了百官对新皇子诞生的朝贺。此时，他哪里知道，这个不起眼的三皇子就是后来开启“康乾盛世”并且叱咤中国几十年的康熙大帝呢？

与百官或真或假的恭贺和顺治皇帝装模作样的高兴相反，皇宫中有一个人心里却是满心欢喜——当然，不是因为皇帝新生了三皇子，清朝又添了接班人，而是在宫中当值的他刚刚得知，自己的新婚妻子也已经有了身孕，不久他也会成为父亲，想到这些，他压制不住心中的喜悦。在给皇帝朝贺行礼时也格外的开心，开心得让顺治皇帝都注意到了，皇帝以为这个臣子是为自己高兴，暗暗为大清有这样的“忠臣”感到欣慰，并记住了他的名字——纳兰明珠。

第二件大事也是一个孩子的出生，而且这个孩子与纳兰明珠有莫大的关系，他就是明珠的儿子。

明珠得知妻子有了身孕，在又惊又喜的心情中熬过了九个月。这九个月中，除了在宫中尽职尽责地当值以外，他就是细心呵护有孕在身的妻子觉罗氏。经过全家的辛勤照顾，觉罗氏肚子一日日地大起来。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腊月十二日，这几乎是一年中最冷的日子，位于北京的纳兰明珠家中一片欢腾喜庆，明珠的夫人觉罗氏为明珠产下长子。刚满二十岁的明珠怀抱婴儿喜极而泣，为这个婴孩的诞生，也为自己荣升父亲，更为纳兰家族后继有人。这个婴儿就是纳兰性德。在明珠为长子诞生感慨万分的时候，他如何能想到，这个婴儿将来竟会成为清朝第一词人；他更不会想到，此子的文学成就将千古流芳，盛名远远超越了日后为相十三年、权倾朝野的自己。

满族人有以景物、季节和动物为新生儿命名的传统。如起兵反明奠定大清基业的太祖努尔哈赤名字的意思是“野猪皮”，驰骋疆场的摄政王多尔衮名字的意思是“獾子”。此时，明珠在中原已经待了很多个年头，他已经渐渐地爱上了汉族的文化，因为喜欢藏书，热衷研究汉族文化而在清朝贵族中颇有盛名。在为孩子起名字的过程中，明珠既想遵循旧制，又不想搞得太粗鄙，这着实让他思索了好几天，最后他决定先给孩子起个乳名，因为这个孩子出生在寒冷的冬季，明珠暂时为孩子取小名为“冬郎”，等日后再另择嘉名。毋庸置疑，纳兰明珠夫妇为小冬郎倾注了无限的爱，此时的明珠，虽然尚未发迹，只承袭父亲爵位担任了小小的云麾使，但是仍然为冬郎的成长提供了最好的条件。

一个是政坛大帝，一个是文坛巨擘，玄烨与冬郎出生于同一年，注定有抹不掉的缘分。与玄烨的君臣岁月中，铸就了冬郎的文武功绩，也导致了他忧愁苦闷的性格，更让他邂逅了一位凄凉纯美的红颜知己，为他的生命增添了浓浓的几笔重墨。

第二节 幼年启蒙

在无忧无虑中，纳兰性德，也就是冬郎，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光。父亲明珠在官场上的平步青云，使冬郎的童年生活相当惬意，他不必为生计发愁，只需静静地享受着自己的荣华富贵即可，这对世人来说，是一件多么难得的事啊！但是年幼的冬郎并不像其他纨绔子弟一样养尊处优，而是孜孜不倦地学习着各种文史经典。

作为一个清朝贵族子弟，冬郎之所以能够逐渐成为日后的清朝第一词人纳兰性德，与其父明珠对汉族文化的重视密不可分。作为满洲贵族，明珠深受汉文化濡染，精通满汉两种文字，做事富有远见。从青年时期开始，明珠就喜欢上了汉族的传统书画和典籍文化，凡是他经常待的地方，无论是住处还是办公值班的地方，一定会把屋子里放满书籍，随时可以阅读，这些表现受到了时人的赞赏。作为一个拥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汉化满人，明珠对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冬郎寄予了厚望。他不想让自己的长子变成纨绔子弟或者是赳赳武夫，浑浑噩噩地度过一生，而是想让他从小就接触汉族文化，通过科举走向仕途，既有富贵荣华，又有风流文采，改变在人们心目中满人威武雄壮而风貌不文的形象，在文化方面赶上甚至超过汉人。

满族初兴之时，由于战争的缘故，崇尚武功而蔑视文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满族在取得天下之后，统治阶层逐渐意识到再也不能用以前的那种方式治理国家了。他们已经明白了“马上可得天下但不能治天下”的道理，要想统治中国，必须依靠传统汉文化和儒生，要想控制儒生，就必须效仿前朝广兴科举。因此，在顺治皇帝当政时期，恢复了已经停开许久的科举制度，但只在汉族人中实行，满族旗人不能参与。顺治八年（1651年），礼部上奏皇帝，认为八旗子弟中也有很多英才，可以依照汉族科举，在乡试和会试中择优授予官职，从此，满族八旗也可以通过科举来进入仕途。但满族的科举与汉族的有很大差别，首先，满族八旗单独设榜；其次，八旗子弟要先进行骑马射箭的测试，只有骑射合格者，才能进行下一阶段的考试，这是根据统治者“文事不妨武备”的理念而设定的。

因此，在冬郎五六岁时，明珠就开始让他接受严格而良好的教育，既有文又有武，武是骑射技艺和兵法知识，文包括满语和汉语两方面的文化教育。

明朝的体制，在清朝沿用了下来。官方并不设立教育儿童的小学，而是有钱家庭自行聘请教师在家设私塾教育子女，兼收亲友邻里儿童就学。已经小有家资的明珠，自然是聘请教师专门教育自己的孩子。

冬郎的儿童时代，明珠主要是从伦理和礼仪上对他进行基本常识的教导，所学除骑马射箭之类的武学之外，主要教授他熟读诸如《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之类的启蒙读本，这对冬郎以后性格的形成影响深远。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明珠命令冬郎练完了武就去读书，读累了书就去练武，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着。而在小冬郎的心里，骑射训练虽然有趣，而书中的知识更能让他感觉到快乐。冬郎从小汉语说得像母语一样流利，仿佛这才是他的母语。

对一个孩子来说，启蒙老师是很重要的，冬郎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老师是丁腹松。

丁腹松，字公木，北京通州人，是个典型的读书人，虽然学识渊博，但性情太过耿直，不善变通，不善攀附，所以，30岁时考中举人后屡试不第，一气之下赋闲在家。明珠清楚他的性格和学识，所以特地请他作冬郎的私塾教师。丁腹松进入明珠府之后，丝毫没有顾忌自己的学生冬郎贵族公子的身份，一方面经常严加训斥冬郎，一方面勉励冬郎早立志向赢得功名。同时，在学业上传授知识，严格要求，督责不懈。明珠得知之后，对这位丁腹松更是另眼相看，时常看望他，嘱咐他对冬郎不可骄纵，务求从严，以期早日成才。同时又要求冬郎尊敬老师，听从教导，以便将来成为匡扶大清朝的栋梁之材。启蒙老师丁腹松给年幼的冬郎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长大成人后，他说过这样一番话：“古人所看重的情谊有三种，师生、亲子和君臣，这是因为父母生育并抚养了我们，老师教导我们成人，国君接受并实现我们的理想。”

丁腹松教授冬郎的主要内容，除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练习写作摘取功名的八股文章。

八股文发源于北宋。王安石变法时，认为唐代以来的以诗赋取士的方式不堪实用，于是并诗词明经多科为进士一科，考试内容为经义，文体并无规格。元代科举考试形式基本沿袭宋代。明代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下诏开科取士，对科举的制度、文体都有了明确规定。成化年间，经多名大臣提倡，逐渐形成比较严格固定的八股文格式。此后由明中期开始一直沿用到清代，直到戊戌变法后，才随着科举考试的停止而废除。

八股文有严格的要求，每篇文章包括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八部分，每股都有一定的格式字数限制。“破题”是用两句话将题目的意义进行解释。“承题”是承接破题的意义再进行阐述。“起讲”为议论的开始，开头一般用“意谓”、“若曰”、“以为”、“且夫”和“尝思”等固定的词。“入手”承接“起讲”更进一步地阐述自己的思想。“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才是这篇论文的主体部分，其中“中股”为全篇重心。在这四股中，每股又都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故名八股文。科举的题目和作答都来源于四书五经，不能随意抒发自己的思想。一篇八股文的字数，最初为三百至五百字，清代顺治时定为五百五十字，康熙时增为六百余字，后又增至七百字。八股文注意章法与格调，本来此古体散文以说理为主，而又与骈体辞赋合流，构成一种新的文体，在文学史上自成一派。但从教育的角度而言，作为考试的文体，八股文从内容到形式都很死板，无自由发挥的余地，不仅使士人的思想受到极大的束缚，学风也遭到败坏。

八股文并非一无是处。在研习八股文的过程中，读书人受到了儒家伦理道德的熏陶，他们沉迷于四书五经的世界，心怀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并以之为人生的前进方向。明代是八股文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是知识分子最为光辉和悲壮的时代。这些自小研究儒家文献和八股文的儒生，不说明朝前期的方孝孺、于谦和海瑞，他们因高风亮节留名青史，就是晚明的文震孟、黄道周、杨廷枢、金声和陈子龙等人，临危授命，大义凛然，也流芳百世。满人入主中原后，极尽怀柔之能事，而顾炎武不事二姓，归庄野服终身，黄周星变名隐逸，方以智削发为僧，具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同样不胜枚举。不可否认，这些瑰奇英烈之士的产生，都与儒家经典和八股文的熏陶脱不开干系。

在这种背景下，小冬郎谨记父亲的教诲，尊师重友，刻苦学习。史书记载，他从小就聪明敏捷，读书的时候只要看过一遍就不会忘记，并且善于领会老师的讲解。仕途的不得志使丁腹松逐渐看破世间，心中怀有佛道思想。在丁腹松的影响下，性德除学习儒家经典和八股文章外，也杂学旁搜，涉猎佛家和道家的著作，只是当时他还是个英气勃勃的少年，未受人生忧患的折磨，对佛道著作浸润不深。

丁腹松在教授冬郎之时，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功名，最终考取进士而辞馆。此时的冬郎在丁先生的指导和自己的刻苦努力下，已经有了一定的文化修养了。

第三节 7岁发生的四件大事

顺治十八年(1661年)，小冬郎刚满7岁，虽然他已经开始读圣贤书，但仍然是个懵懂的幼年顽童，在这一年，大清朝发生了震动历史的四件大事。

第一件发生在正月，顺治皇帝死亡，玄烨即位，改元为康熙，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辅政。

顺治皇帝与康熙皇帝父子两个都是充满谜团的皇帝。正月初七，顺治皇帝突然病逝，顺治的死，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坊间对他的死有各种传闻。有一种传闻比较令人信服，顺治皇帝死于被当时称做不治之症的天花。

顺治共有八个儿子，出类拔萃的是这两位：二皇子福全和三皇子玄烨。他们两个不仅年龄相仿，表现也不分上下，就连他们母亲的地位也都是一样的。顺治比较喜欢福全，想选他为继承人，但是孝庄皇太后却倾向于立三皇子玄烨。

双方意见相持不下，只好求助于第三者西洋传教士汤若望。汤若望多年来与顺治皇帝及孝庄皇太后之间保持着亲密的联系，甚至被皇帝尊称为“玛法”（满语“爷爷”）。旁观的汤若望很快就帮孝庄皇太后和顺治皇帝作出了选择，立三皇子玄烨为帝。理由很简单：玄烨已出过天花，对这种病终身免疫。而皇二子福全则不然，一旦发病，说不定会龙体有恙，引发悲剧。

在考虑皇位继承人问题时，天花依然在北京城内肆虐，由于玄烨出过天花，对病毒有抵抗力，这变成了他竞争皇位的绝对优势。对于汤若望的建议，顺治予以了采纳。因为满脸长满了麻子，8岁的玄烨登上了帝王之位，历史就是这样荒诞而简单。

康熙以8岁虚龄践祚，他面对的，是前辈们留下的一个危机四伏的泱泱大国。朝廷内部，“强人政治”的时代尚未过去，鳌拜等权倾朝野、独断专行的大臣相继出现，对皇权构成巨大威胁。在这风雨飘摇的时代，朝廷需要一位呼风唤雨的君王出现，来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从康熙日后的功绩来看，他是当之无愧的天之骄子。

第二件是苏松等地的“奏销案”。

明代以来，江南赋役一直比其他省份重得多，其中又以苏州、松江为最，再加上明末清初多年战乱，民不聊生，因而完不成赋税的省份非常之多。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顺治皇帝福临驾崩，鳌拜、索尼等四大臣辅政，年幼的康熙昭告吏部、户部：“钱粮系军国急需，经管大小各官，须加意督催，按期完解，乃为称职。”这个谕令一颁布，催收赋税便与政绩挂了钩，官员们放开了手脚，可是却苦了老百姓。为清偿积欠，皆卖田典屋，倾家荡产。此后百姓苦于赋税，官吏也骑虎难下，很多府县官员到任不久，就被撤换。汉军正黄旗人朱国治任江宁巡抚后，以追讨欠粮为名，将欠粮者，不分欠数多寡，在籍绅衿按名黜革，秀才、举人、进士，凡钱粮未完者，皆被革去功名；现任官吏概行降两级调用，共计黜降1.3万余人。

江南士绅不断发动的抗清斗争，一直是清廷备感头疼的问题，松江府反抗最为激烈。江南士人遭受了战火硝烟，损失惨重，后来抗粮、欠粮成为他们对抗清政府的主要手段。显而易见，江南士子表面归顺，心中不服，许多反清志士藏匿于民间，随时准备展开反清复明的大业。对此，清朝政府心知肚明。于是，借口江南抗粮，清政府决心采取行动，慑服人心。清政府将打击的对象，重点放在缙绅及他们的兄弟、亲戚、宗族身上。许多江南望族、世家大户家破人亡。寒窗苦读的士子书生，遭此横祸后，功名尽革，颠沛流离。一时之间，斯文丧尽，哀鸿遍野，富庶繁华的江南大地，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中。“奏销案”使江南笼罩于恐怖之中，人人自危，沦为阶下囚的名士多受屈辱，徐乾学（冬郎后来的老师）、徐元文、韩炎、吴伟业、汪琬等士绅人物，几乎全部罗织在内，探花叶方霭欠一钱，亦被黜，故民间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说。当时，四府一县的士绅名士，得免者无几。康熙元年（1662年）十一月十五日，讹传上谕限积欠钱粮于本日完足，欠者籍没，全家流徙，消息一经传开，人心大震，这天从早到晚，完纳者争先恐后，官府应接不暇。后来知道为谣传，然而此时江南反清之心大落，江南士子从此一蹶不振。

第三件是七月的“哭庙案”。这起案件实际上还是“奏销案”的继续，是异族统治的清朝朝廷对江南汉族地主阶级及知识分子的一次镇压。

作为苏州一带的习俗，哭庙流传已久。当地经济发达，人文荟萃，来自殷实之家、中产阶级的读书人成为一股重要的社会监察力量，当官府有不法之事、不当之举，士子们聚集文庙，作《卷堂文》，向孔子哭诉后，召集民众向上级官府申告。在明朝，人多势众的“哭庙”申告往往能令官府不敢小视，但是清朝统治者显然不能容忍这一做法。

顺治十八年（1661年）二月，苏州官员借顺治帝驾崩之机，在府学文庙（明伦堂）完成哭庙仪式后，前往苏州府府堂呈递揭帖，要求将强迫民众完粮的吴县县令任惟初免职。从《辛丑纪闻》来看，二月初一那天，顺治驾崩的哀诏传到了吴县，府衙上下一片哀悼，三日未见笑颜。

二月初四，薛尔张撰文，丁子伟从府学教授程邑那里取得钥匙，于是文庙大开，先后蜂拥而至的百余人痛哭不止，敲锣打鼓，驱逐县令任惟初。巡抚大惊，叱左右部下逮捕这群乌合之众，众人四散而去，只有倪用宾等十一人锒铛入狱。

两余月后，金圣叹也受到牵连而沦为阶下囚。当时参与受理此案的江南巡抚朱国治，与吴县县令任惟初为一丘之貉。案发后，朱国治千方百计地为任惟初消灭罪证，竭力为其开脱。因为曾经参劾过任惟初，府学教授程邑也被他视为眼中钉。

四月初八，第一次会审展开，任惟初并未出庭，只有倪用宾等十一人遭受了严刑拷打，程邑遭受牵连，不料初审无果。四月十三，第二次会审展开，又将“以病归里”的吏部员外郎顾予咸，解送到江宁受审。顾予咸本来与哭庙事件全无干系，只因顾予咸向道台王纪说，任惟初不适合担任一县父母官，结果遭到任惟初的忌恨，也被押解到江宁。由于议政王的关照，顾予咸后来得以从轻发落，从罪名中开脱。

顾予咸的项上铁索得以取下之时，“时当盛暑，汗流积项成膏，腐肉满铁索，其苦有不忍言者”。与此同时，丁子伟、金圣叹二人被程邑告发，称金圣叹的《哭庙文》中写到，任惟初伙同部曹吴之行，偷卖公粮，罪行发指，遂往文庙以哭之。朱治国震怒不已，丁子伟、金圣叹再次锒铛入狱，遭受三十板的苦刑。悲愤交加之下，金圣叹高呼先帝，被掌嘴二十，打入监牢。

临刑之时，金圣叹写下一联：莲子心中苦，梨儿腹内酸。上联的“莲”与“怜”谐音，意为看到儿子痛苦的神情，不禁悲从中来；下联的“梨”与“离”谐音，意为与儿子永别心中极度不舍。百姓知道后，无不潸然泪下。一直都没有证据，能确定金圣叹是否参与“哭庙”事件，从他的表现和言谈来看，多数老百姓都觉得他是冤枉的。

后来，清廷又如法炮制了“通海廷案”。在一系列残酷打击下，“吴下公子，好持公论”的风气荡然无存，留下的只不过是鲁迅笔下的“主子与奴才”罢了。

第四件发生在同年末，吴三桂杀朱由榔，明朝政权彻底灭亡。

明王朝覆灭后，包括弘光政权、隆武政权、鲁王监国、绍武政权和永历政权在内的多个地方性政权在十八年内先后于南方建立，统称南明政权。

顺治元年（1644年），时值五月初三，明福王朱由崧在马士英、史可法等人的拥护下于南京监国。五月十五日即帝位，改年号为弘光。朱由崧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孙子，福王朱长洵的长子，起初被赐予德昌王之名，后来又位及世子。崇祯十七年（1644年），民兵部队大举进犯京城，明宗室逃往南方，朱由崧无奈之下向淮上狼狈而去。此时，明朝残余势力集结于南京城，商议拥立明朝宗室成员称帝，定都南京，然后誓师北上。在拥戴谁为帝的问题上，出现了拥潞王与拥福王之争，最后马士英依仗强大的势力逼史可法等同意立福王朱由崧为帝。弘光政权之所以会出现，要归因于明王朝末期的大官僚与军阀间的派系斗争。由于拥戴之功，马士英等人掌握了朝中重权，领导着不少阉党余孽搜刮民脂民膏，与高弘图等东林余党缠斗不休。顺治二年（1645年）三月，以奉太子密诏清君侧之名，南宁候左良玉于武昌起兵向南京进发，目标直指马士英的项上人头。与此同时，在接连攻破徐州并渡过淮河后，南下的清军兵临扬州城下。随后，大军又渡过长江，镇江也就此陷落。弘光帝被迫逃到芜湖依附黄得功营。五月十五日，守臣赵之龙、王峰、钱谦益等人宣布投降，将南京城拱手让出。二十二日，清军俘获朱由崧，押赴北京处死，弘光政权建立仅仅一年就被清军灭亡了。

顺治二年（1645年），时值闰六月初七，奉唐王朱聿键之命，明朝福建巡抚张肯堂、礼部尚书黄道周及南安伯郑芝龙、靖虏伯郑鸿逵等人宣布于福州监国。闰六月二十七日，天子称帝，福州被更名为天兴府，当年被改为隆武元年。作为明太祖朱元璋的九世孙，端王朱硕熿的孙子，朱聿键于崇祯五年（1632年）受封唐王，崇祯九年（1636年）因率兵勤王擅离南阳而被定罪，随后于弘光政权后得以全身而退。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在弘光政权覆灭的大背景下，郑鸿逵等人逃离战火来到杭州，随后迎接朱聿键入闽。隆武政权初期，朱聿键可谓励精图治，在与众位大臣商议抗清之策后，他定下留下十万士兵守卫福建，派出十万士兵主动出击的计划。即位不满半月，朱聿键就下诏率兵亲征，这在当时引起了极大反响。随后，江浙、安徽、江西各地的义军也纷纷响应，以抗清之名揭竿而起。不过，当时的军权掌握在地方军阀郑芝龙的手里，朱聿键也受制于人，所以未能闯出一番大业。顺治三年（1646年）七月，在攻下浙江东南部后，清军南下福建，吓得郑鸿逵向着浦城狼狈逃窜，将仙霞关拱手让出。在暗地里进行了一番讨价还价后，郑芝龙宣布投降，随后撤兵至安平镇。在不幸遭到出卖后，朱聿键随后死于清军之手，隆武政权也就此覆灭。

顺治二年（1645年），时值闰六月二十八日，鲁王朱以海得到了浙江余姚、会稽、鄞县等地的义勇军及过去明朝官绅们的支持，宣布监国于绍兴。作为明太祖朱元璋十世孙，鲁王朱寿镛第五子，朱以海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月承袭王位。随着政权的建立，浙东绍兴、宁波、温州、合州等地均在他的掌控之下，浙中义军及原明朝总兵方国安、王之仁部的兵权也被他牢牢攥在手心。凭借着钱塘江的险峻地势，他曾经发兵进攻杭州等地。可惜，鲁王也是昏君一个，在皇统正嗣这一问题上争得不可开交，在抗清一事上自然无法同心协力。顺治三年（1646年）六月初，在渡过钱塘江后，清军兵临绍兴城下，拥兵十万的荆国公方国安不战而败，朱以海向着至周山狼狈逃去。随后，清军顺利拿下浙东，建立不到一年的鲁王政权就此覆灭。

顺治三年（1646年），时值十一月初二，在大学士苏观生、隆武辅臣何吾驺等人的扶持下，朱聿键之弟唐王朱聿粤称帝，改元绍武。清军李成栋于同年十二月十五日攻入广州，取下朱聿粤等人的项上人头，存在仅四十一天的邵武政权也宣告覆灭。

顺治三年（1646年），时值十一月十八日，在明朝两广总督丁魁楚等人的拥戴下，桂王朱由榔于肇庆称帝，翌年改元为永历元年。作为明神宗的孙子，桂恭王朱常瀛的少子，朱由榔也是望族之后。短时间内，包括云南、贵州、广西三省全部，湖南、四川两省大部，广东、江西、福建、湖北四省各一部，永历政权控制了中国的大片区域，南明时期的第二次抗清斗争达到了高潮。永历十年（1656年），南明内部的一场激烈的内讧因为孙可望的密谋篡位而展开，永历帝在大将李定国的拥戴下来到了云南。翌年，势单力孤的孙可望部队在李定国的大军面前溃不成军，只能宣布投降。随后，孙可望将西南军的战备情况悉数供出，清军对云、贵两省的情况已是了如指掌。

永历十二年（1658年），时值四月，清军主力兵分三路，从湖南、四川、广西三地出兵，目标直指贵州。年末，吴三桂率兵来到云南，并于次年正月将昆明拿下，狼狈不堪的桂王向缅甸逃去。在磨盘山上，李定国布下了天罗地网，意图将敌人一网打尽，不料消息走漏，未能如愿，这就是有名的磨盘山血战。此役后，南明精锐损失殆尽。永历十五年（1661年），吴三桂大举压境，要求缅甸国王交出朱由榔。迫于压力，缅甸国王于十二月将朱由榔送出，在次年四月的云南昆明，吴三桂将朱由榔及其子处死。

这几件事情发生在清朝入关初期，顺治与康熙年之交。实际上是新侵入的少数民族政权与传统汉族士大夫势力交锋的表现，结果清政府用高压政策压服了南方各地的反抗，沉重打击了明朝残余势力，使全国初步得到统一。但是统一的背后却是汉族知识分子对清政权的仇恨和敌视的不断加深。如何获取汉族知识分子的效忠，保证国家的长期安定，是摆在年幼的康熙皇帝和如冬郎一样的清朝贵族知识分子面前的一道难题。

第四节 与表妹的传世爱恋

自古文人多情愫。纳兰性德在自己短暂而又辉煌的一生中，柔情似水、痴情如缕。同时，他也著有大量的一往情深、两心相悦式的爱情诗词文章，在这些著作给我们带来心灵愉悦和慰藉的同时，我们也能得出一个结论：他是封建时代对婚姻恋爱自由的热烈拥护者，我们也可以推断，多情的纳兰性德在情窦初开时，已经有过情意缠绵甚至私订终身的恋人，最终这个恋人离他而去，使他在一生中饱尝相思之苦。这首词就是纳兰性德描写自己与初恋情人而一见钟情的场景。

辘轳金井，是纳兰性德在作品中经常使用的意象，对于身为名门之后的纳兰性德来说，这本是寻常不过的事物，但是在这首词中，井台也被赋予了不寻常的意义。“正是”二字分量极重，而“满砌落花红冷”则将环境的浪漫及纳兰性德与初恋情人的相遇季节一一托出。落红铺满金井周围的石阶，不仅勾起了词人的怜惜之情，也写出了他多愁善感的心绪。红色本是暖色调，但诗人通过“落红”让画面转冷，突出了信中的寂寞与哀伤，也象征着这段爱恋的终结。世间最美也不过落花随风飘落，世人无力挽留，只好静品余韵。

春意阑珊的时节里，两人偶遇，“暮地”道出了心中的意外与惊奇，不可阻挡的情愫在其间暗暗生根。我们知道古代有“男女授受不亲”之说，所以这种刹那间产生的爱恋妙不可言。可是，从“心事眼波难定”中可以看出，女人心海底针，一见钟情过后，词人被内心的纷扰吞没。“谁省，谁省，从此簟纹灯影”，由于对方的心思难以捉摸，词人犹如从天堂坠入深渊，刹那的喜悦过后便是无尽的忧愁与不解，恐慌也随着对未来的不确定油然而生。于是，午夜时分，又多了一位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痴情男儿。

对于这位姑娘的身份和最终归宿，纳兰学研究者和爱好者们极为关注。清朝《赁庑笔记》中记载的纳兰性德与表妹的爱恋变成了人们争相传诵的故事。

这个表妹是寄居在纳兰性德家里的，自幼父母双亡。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个是翩翩美少年，英姿飒爽，写得一手好文章，一个是大家闺秀女，冰清玉洁，才貌双全，弹得一手好琴。两人情窦初开不免产生了超越亲情的感情，只可惜，对他们来说，这段爱恋只是昙花一现，因为他的表妹必定要经过选秀这一关。

统一女真的过程中，在女真人原本的狩猎组织的基础之上，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了八旗制度。这是军政合一的制度，发挥了生产、军事、行政等诸多作用。黄、白、红、蓝等四色作为标志，组成了镶黄、镶白、镶红、镶蓝、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八旗。入主中原后，清朝旗人又分八旗和内务府包衣三旗，以示区别。包括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在内，共二十四旗，奠定了清政府的江山。从旗人中挑选女子充实后宫的制度也是清代独有的。清代后宫中，无论皇后还是宫女，无一例外都是从旗人女子中选出的。从顺治开始，清朝便有规定，凡是满族八旗人家中13至16周岁的女子，必须参加每三年一次的选秀，选中者将成为皇帝的嫔妃或皇室子孙的福晋。如果有八旗女子未参加选秀，将终生不得嫁人。

最终，相貌出众的表妹作为秀女被选入了皇宫。一入深宫，两人顿成陌路。纳兰性德与表妹青梅竹马的爱情，被现实击得粉碎，再想相见，真是比登天还难。从秀女中万里挑一的丽姝淑媛一入禁城作了妃嫔，就仿佛进入了幽深的堡垒，终身难出，几乎与世隔绝。受限于感情、精力和生理等诸多原因，皇帝不可能对数以百计的女子宠爱有加，只有少数嫔妃能有幸得到宠幸。于是，多数处于美妙年华的嫔妃终其一生都无法与皇帝接近，情感和生理本能双双受到压制，只能孤老终生。

机会终于来了，适逢康熙皇帝的皇后赫舍里氏国丧，皇宫要大办道场，每天都有无数的喇嘛进宫诵经。纳兰性德买通了进宫诵经的喇嘛，把自己打扮成僧人，夹杂在人群中偷偷地混进了皇宫。纳兰性德怎会不知假冒喇嘛，混入皇宫，偷见内眷是满门抄斩的重罪。但他还是去了，皇天不辜负有情人，纳兰性德终于见到了表妹。表妹在人群之中，也发现了纳兰性德。作为纳兰性德的初恋，表妹在纳兰性德的生命中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她想要开头呼唤爱人，却又怕，想要述说心中悲苦，却只能拔下玉钗轻叩回廊。强忍着泪水，两人无语对视，这便是两人的最后一面。

相传，纳兰性德的这个初恋表妹就是生下皇长子的惠妃。

当然，有很多的纳兰性德研究者认为这只是一个传说。在当时的制度环境下，后宫妃嫔一旦入宫，基本上不能和除皇帝之外的男性接触，纳兰性德也不可能在重重检查之下假冒喇嘛入宫。这个传说能够盛行，除了人们对纳兰性德那种凄柔多情的性格喜爱之外，还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之后，清王朝的腐朽已经暴露无遗，处于内外交困、岌岌可危的境地。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也日渐走向高潮，在各个领域都有所建树。利用满汉间的隔阂与误解，兴中会、兴汉会、光复会等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团体领导的民主革命，援引明太祖朱元璋讨伐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时檄文中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其后内涵改变，打击对象转为“残害汉人的满洲人”和清政府)。从狭隘的民族感情出发，有些汉人望文生义，将其简单地理解为排斥满族，并由此肆意发挥，以各种方式散布种族主义思想，诋毁以清朝皇室为代表的满族统治者。于是，在清朝开国历史中，传播有关清朝的野史和宫廷轶闻的记载随之出现，并逐步成为制造舆论以动员民众反抗清朝封建政权的方式。在这样的背景下，诸如清朝皇室始祖为乌拉特与佛库伦野合而生、孝庄文皇后与小叔子多尔衮偷情求欢、康熙帝乱伦常立姑为妃、雍正帝死于吕四娘之手、乾隆帝淫妻嫂瞒天生龙子、同治帝寻花问柳而夭亡等荒诞无稽而混淆视听的流言铺天盖地，以揭露满族先世“秽德”的手段来发泄对当时清朝统治者的不满情绪。纳兰性德为恋人入宫之说，也由此而生。因为这隐含着对康熙的夺爱之恨，刚好适合一些有排满思想的汉人来读。况且纳兰诗词本身思想复杂，却在表现手法上追求简约，作者的本意很容易被曲解。也正因如此，纳兰性德为恋人入宫之说在辛亥革命前后被广泛认可。

第五节 进入国子监

随着年岁的增长，冬郎已经逐渐长成一个大孩子了，明珠明白，到了给自己的爱子取名的时候了。在明珠翻遍四书五经，访遍众多高士大师之后，终于为冬郎取了一个好名字——成德。从此冬郎就不再是冬郎，而是成德了。

成德这个名字符合了满族人起名寄托美好期望的习惯，它的满语原意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但从汉语意义上，意为盛德、全德或成年人应有的品德。成德来源于《尚书》和《礼记》。《尚书》伊训篇有云“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训于王”，《礼记》之士冠礼篇亦云“弃尔幼志，顺尔成德”。

自古读书人是有名有字的，纳兰成德年长之后，为自己取字为“容若”。容若一词，应当是佛教中“容有释”和“般若”的合意。“容有释”又作“容有之说”，意思是在正道之外容许有别的学说存在。“般若”亦作“波若”，意为智慧、超世俗的认识。成德以此为字，既与父亲相赐之名相协调呼应，又表明他心中除了有儒家正统学说之外，也有佛道思想，只有这两样共存，才能发挥他超世俗的智慧。名与字，都包含了成德追求的目标——成为全德之人，大彻大悟，超脱自我。

康熙十一年(1672年)，为了进一步深造并获取功名，17岁的纳兰成德在又念了几年的私塾之后，以“补诸生”的方式，进入了国子监成为一名贡生。

在中国古代，国子监是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学府，通俗地讲，就是中央大学。朱元璋初定金陵之后，便着手改应天府学为国子学，这是国子监的雏形。明朝灭亡正式建都南京后，朝廷又在鸡鸣山下大规模扩建校舍，改国子学为国子监。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明成祖朱棣夺取帝位之后迁都北京，改北京国子监为京师国子监，因此，明朝就产生了两个国子监，分别称为南监、北监（亦称南北二雍）。南京国子监规模宏大，史书记载“延袤十里，灯火相辉”。学校内部建有射圃、仓库、疗养所和储藏室，还建有教室、藏书楼、学生宿舍和食堂共2000余间。教学和管理设有五厅六堂，分别为绳衍厅、博士厅、典籍厅、典簿厅和掌馔厅五厅；率性堂、修道堂、诚心堂、正义堂、崇志堂和广业堂六堂。由于当时明朝国力强盛，文化发达，深受邻邦朝鲜、日本、琉球和暹罗等国敬慕，不断派留学生到国子监学习。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有学生8000余人；到永乐二十年（1422年），在国子监学习的学生更是达到了9900余人，盛况空前。

清朝继续沿用了明朝旧制。据《清史稿·选举志》记载，顺治皇帝当政后，清朝开始重视汉族传统文化体制，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其中就包括重整北京国子监，设置祭酒、司业及监丞、博士、助教、学正、学录、典簿等官。祭酒和司业是国子监的正副校长，监丞是该机构掌管校规的官员，相当于现在大学中的教务处长，博士、助教和学正是国子监的教师，不过当时的博士和助教跟现在的博士和助教还是不一样的。

贡生相当于举人副榜。在明清时代，中央挑选府、州、县生员（秀才）中成绩或资格优异者，升入京师的国子监读书，称为贡生，意思是将优秀的人才贡献给朝廷。清代的贡生分为六种，恩贡、拔贡、副贡、岁贡、优贡和例贡。每遇皇室庆典，据府、州、县学岁贡常例，加贡一次选出来的贡生称为恩贡，清朝特许先贤的后裔入国子监的，也被称为恩贡。比如，朝廷每年都会给孔氏后裔一定的贡生名额，以示尊孔崇儒。每一年或两三年由地方选送年资长久的廪生入国子监读书的，称为岁贡，由于大都挨次升贡，故有“挨贡”的俗语；每三年各省学政就本省生员择优报送国子监的，称为优贡；每十二年（原定六年）各省学政考选本省生员择优报送中央参加朝考合格的，称为拔贡；乡试举人副榜直接送往国子监的，称为副贡。比如说写了《聊斋志异》的蒲松龄，就是一个“岁贡”，又叫“挨贡”，就是做廪生时间长了，排队挨号挨上了贡生。理论上，做了贡生就可以直接当官了，蒲松龄得到一个虚衔儒学训导。儒学训导是什么官衔呢？当时的学校分好几级，国家一级是国子监，省里面有府学，县里面有县学，儒学训导就是县学的副长官，如果想官至高位，还需自己考取科举。

成德虽然身为贵族子弟，明珠长子，但是进入国子监成为一名贡生还是费了很大的周折。

清朝初期规定，满蒙八旗每届只挑选两名贡生入国子监学习，遴选学生的标准是：“无论官兵子弟，不许瞻徇情面，择其资性颖秀，可以读书上进者”，由各旗佐领、参领保送，都统等再次考核，非常严格。在满洲、蒙古十六旗中仅仅选拔和“起送”二名优贡，绝对是千里挑一，相当严格，为世人所重视。即使经过了八旗官员“起送”后，国子监官员还是会对候选贡生进行各种考试后才能入学。纳兰成德经过层层考试能被选中，即表明他确实品行出类拔萃，文采超凡脱俗，非同一般。

是金子到哪里都发光。成德进入国子监不久，因为他对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已经有很深的见解，并且在日常的考试中总是名列前茅，再加上一手俊美飘逸的书法，很快受到了时任祭酒，也就是校长徐元文的重视。

第六节 廉洁刚直的祭酒徐元文

徐元文（1634年—1691年），字公肃，号立斋，其祖先世居江苏常熟，后迁居昆山。徐元文是明末清初杰出思想家顾炎武的外甥，顺治十六年（1659年），他高中状元。其兄徐乾学于康熙九年（1670年）考中第三名进士（即探花）；其弟徐秉义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也考中进士第三名（探花），在当时被传为美谈，世人羡慕不已。兄弟三人号称“昆山三徐”，为天下士子的楷模。

清朝入关初期，各地反清情绪高涨，清廷采取了很多军事行动打击中原汉族，制造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惨案。于是，一些知识分子及遗老遗少标榜“华夷之防”，激扬驱除鞑虏的民族感情，或毅然带头抗清，或消极隐居不出，三徐的舅舅顾炎武就是其中代表人物之一。徐元文幼年时期就经历了这一沧桑巨变。

徐元文并没有像舅舅顾炎武那样坚持不仕清朝，而是很积极地参与到了科举中。顺治十一年（1654年），徐元文乡试中举，顺治十六年（1659年），由于在殿试中表现优异，徐元文被点为状元。在乾清门，顺治皇帝亲自召见了他，回宫后对孝庄皇太后说今年得了个好状元，欣喜之情溢于言表。随着清王朝笼络汉族知识分子政策逐步得到实施，顾炎武对三个外甥的入仕也表示了默认。

高中状元后，徐元文官至翰林院修撰。在任职期间，他数次得到顺治皇帝召见，时常陪皇帝在南苑游玩，并被赐予御马乘骑。一日，徐元文跟随一心向佛的顺治皇帝造访蕉园方丈，被问及对佛经的看法时，徐元文明确表示对佛教不感兴趣，顺治帝也没有难为他，还为他开脱道：“这个人有很深厚的知识，他的状元是我亲自授予的。”

顺治皇帝死后，爱新觉罗·玄烨即位，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康熙皇帝。在四大臣辅政期间，徐元文家族受到了追缴江南税款的“奏销案”的强烈冲击。当时清廷下旨严肃处理，江南一万余士绅被革职治罪，并将其中情节严重的三千余人全部披枷带锁，押解京师。身为与徐元文同科及第的“探花”，叶方蔼因为欠朝廷一厘银子的税款，居然被革去功名。徐元文也在追缴税款的名册中，依例受到处罚，被降为銮仪卫。

清初，朝廷对汉族知识分子的态度时有变化，徐元文的仕途也遭遇了几度浮沉。“秦销案”过去四年后，徐元文官复原职。康熙八年（1669年），陕西乡试正考官一职由徐元文担任，他随后也升职为秘书院侍读。在主持乡试过程中，徐元文注意选拔人才，录取的多数是出身卑微的知识分子，这在陕西当地引起了极大反响。当地人流传着一句话：“学子奋厉读书，至此榜始。”康熙九年（1670年），徐元文被提升为国子监祭酒（中央大学校长），担任皇帝经筵讲官。当时，纳捐是贡生的主要收入来源。对于这一情况，徐元文解释说，这是朝廷为了平定三藩（吴三桂、尚可喜之子尚之信、耿精忠）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同时，他指出捐纳造成的三大弊端：捐纳造成了官员能力平庸；纳捐导致“沮寒士攻苦之心，长富儿骄情之气”；纳捐使选官制度混乱。他上疏请求等到收复云南后，立即降诏停止捐纳。皇帝令吏部商议，最后决定：捐纳之事“自河工外，得一切停止”。

在徐元文担任国子监祭酒期间，他大力推进招生和教学改革，废止了纳捐贡生制度，强调提高教学质量，促进了清初国子监的繁荣发展。

徐元文同时还与其他学者们一同致力监管国子监。他举止文雅端庄，学富九车，讲经释义信手拈来，声音洪亮，深受学生们的爱戴。自他从国子监调离后，康熙帝曾对诸臣说：“夕朕用徐元文作祭酒时，他事事谨慎严肃，我八旗子弟无不认真刻苦，且督学严格，责骂鞭挞，时至今日，监生们提到他仍心存畏惧，如此人才，日后难在的啊。”康熙十五年（1676年），朝廷计划举行武科考试，康熙皇帝正好有事要外出，离京前封旨留给大臣们说：“我已经给你们挑选好了主考的人选。”大臣们开封后，发现主考官就是徐元文。

徐元文向天子请求，希望能够以顺治爷八年（1651年）或十一年（1654年）的旧例，自各省择优录取一批学生，再从中择取一批佼佼者，并且依照顺治时的要求，于各省举行乡试，录取些许副帮生，送入国子监。如此天下之才皆得进入国子监，然后大力培养，以获得经世致用之才，朝廷思虑再三最终通过徐元文的建议，并颁布实施。

康熙十三年（1674年）五月，徐元文被提拔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康熙专任他为修订《太宗实录》的副总裁。翌年四月，擢升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还被康熙帝亲指日讲起居注官。每日在弘德殿讲演，康熙帝对其作出高度评价。经筵结束以后，康熙帝要来徐元文的讲义，希望得以时时浏览，提高知识水平来帮助处理国家大事，这对康熙皇帝日后立下丰功伟绩的事业有极大影响。

康熙十九年（1680年），徐元文官拜都察院左都御史。他恪守己责，从不阿谀逢迎，如魏征般敢于直谏。“三藩之乱”平定后，朝中大臣对康熙大帝的赞许声不绝于耳，请求皇帝封禅泰山，但徐元文对此毫不苟同。他递上奏折道明缘由，此次“三藩之乱”刚刚平定，正值国家需大力恢复建设之时，皇帝应该趁此功成之际，申谕大小官员严于律己，一同开创盛世，去除过去种种因循苟且的不良风气，改革官僚作风。奏折起草完毕后，同僚认为谏言太过刚直，可能会使龙颜不悦，徐元文却毫不在意，执意上奏。康熙帝对徐元文的谏言大加称赞，取消了原定的泰山封禅。

徐元文任左副都御史三年，恪尽职守、兢兢业业。他平常与同僚的关系特别亲密，遇事则据理力争。在涉及八旗的事情上，朝臣大多畏惧不言，唯有徐元文敢于谏言，敢于坚持己见。他先后告发福建总督姚启圣贪赃枉法、浙江副都统高国相管兵不严、两淮巡盐御史徇私枉法、包庇贪官。八旗将军马哈达曾向康熙皇帝提出很多逃犯藏匿在民间，主张应该由八旗士兵进行抓捕，不宜移交地方官府。徐元文认为不可，他说：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既定制度已经明确了八旗与地方的关系，现在八旗士兵以搜捕逃犯为名干预民生，必定会扰乱地方。满族大臣主张，应当令将军会同地方官一同处理。徐元文再次上书直陈己见：认为这样依然是八旗武官为政，容易造成八旗干预地方行政，不利于满汉团结，应该令地方官会同将军一同处理。双方为此争论不休，最后康熙皇帝采纳了徐元文的意见。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明珠失宠于康熙皇帝，被剥夺相位，徐乾学被提升为刑部尚书，徐乾学是纳兰性德的老师徐元文之兄，也是明珠的主要政敌。第二年，康熙皇帝又任命徐元文为文华殿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兄弟二人相继为相，成为轰动全国的一件大事。其实，徐元文与其兄徐乾学两人在性格上大相径庭，徐乾学善于揽权纳贿，结党营私，而徐元文则恪守为官之道，门庭肃然。在此期间，明珠余党虽然遭到沉重打击，但仍然具有很强的势力，他们要对徐乾学进行报复。于是，明珠余党罗织罪名，预致徐氏兄弟先死而后快，徐乾学首先被剥夺相位。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徐元文随后成为其兄徐乾学朋党之争的牺牲品。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七月，康熙皇帝以所奏各项罪名不实为由，命令徐元文休致（退休）回籍。

徐元文乘船回归原籍，中途经过临清关，遭到明珠余党的挟私报复，明珠余党指使人令徐元文停船接受检查。上船以后一通乱翻，甚至连徐元文夫人的私人日常用度都没有放过，却毫无收获，只查出各类书经数千卷和私财300两，官吏们纷纷称赞徐元文为官清正廉洁。徐元文性格刚烈，这次却遭受不法官吏的无端羞辱，心中恶气难平，以致咯血不止，归家后就一病不起，于康熙三十年（1691年）闰七月二十七日病逝，时年仅58岁。

徐元文一生勤于治学，著述甚丰，曾任《明史》监修总裁官，《大清一统志》副总裁。他一生热衷文学，积书万卷，忙罢公事就捧书夜读，作书尤其严谨，即使便纸小札，也不曾有一字潦草。所著诗、文、奏疏颇丰，有《含经堂集》传世。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徐元文所撰写的《俄罗斯疆界碑记》被刻于格尔必齐河畔。

第七节 高中举人，得遇名师

徐元文曾经在别人面前称赞纳兰性德道：“司马大人之贤公子，绝非常人！”司马大人指的是纳兰性德的父亲明珠，因为当时明珠任兵部尚书，相当于古代的大司马。以徐元文的人品，他称赞纳兰性德，绝对不是为了讨好明珠，而是从文学的角度出发，认为纳兰性德确实是一个难得的人才，日后纳兰性德在文学上所取得的成就，也印证了徐元文是一个眼光独到、善识宝马的伯乐。

康熙十一年（1672年），纳兰性德进入国子监几个月之后，顺天府的乡试开始了，在祭酒徐元文和父亲明珠的鼓励下，纳兰性德踌躇满志地报名参加了考试，这是他人生第一次真正面对梦寐以求的科举考试。乡试分武试和文试两个阶段，武试主要考察骑马和射箭等军事技能，这对日常没有放弃训练的八旗子弟纳兰性德来说不是问题，顺利地通过了武试所有科目；在第二阶段的文试中，由于纳兰性德在四书五经上下过很大功夫，对朱熹等人的著作烂熟于胸，对八股文章的习练勤奋不懈，能将经义、策论、诗赋融合在一起，有高超的文字表达能力。因此，在文场他更是游刃有余，顺利地通过了三场考试，最后金榜题名，获得了举人的头衔。

纳兰性德获得举人头衔，无论是对朝廷还是对家庭来说，都具有非凡的意义。

清朝初年，八旗贵族一直是以战胜者的姿态示人的，有很强的优越感。他们重视武功忽视文化，企图按照满族的思想来改造汉族，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屑一顾。以八旗强大的武力作后盾，针对汉族强行推行圈地、投充、逃人法、剃发易服及压制江南汉族文人的高压政策，这些都是八旗贵族崇武抑文的具体表现。在官员的挑选和任命方面，按照“首崇满洲”的政策，满族官员居上，汉族官员只能惟满族官员马首是瞻，更使满族子弟产生虚骄的优越感，不注意对汉族传统文化的学习。即使有少量喜爱汉文化者，也是从军事需要出发，仅仅阅读《三国演义》、《三略》等跟战争有关的满文译本书籍，至于学习汉族深层次的文化，有兴趣者寥若晨星，屈指可数。

出现这种状况，并不是满族青年不愿意学习汉文化，而是清朝统治集团所推行政策的必然结果。纳兰性德生活在康熙年间，康熙以前的历代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都强调“满洲为国家之根本”，而“国语（指满语）骑射”又是“满洲根本”。清太宗皇太极最担心的是子孙日后忘掉满族旧制度，废除骑射，效仿学习汉族风俗。

顺治皇帝为了延续满洲尚武精神，曾多次发布谕旨赞扬满洲官兵，他认为满洲八旗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九死一生，理应得到优遇。就连热爱汉文化的康熙皇帝也一再直言不讳地说“满洲是国家根本”，在政治方面应予以优待。为了使满洲八旗永久成为清王朝维护内外统治的中坚力量，清政府又规定“国语骑射”为满洲的根本，要求满洲军民讲满语、用满文，自幼学习弓马骑射，否则轻者不予任用，重者拿送有关部门问罪。至于学习汉文化，则视为可有可无之事，甚至为维护满洲旧习而人为设置障碍，防止满人汉化。清朝初期，时而发布谕旨停止八旗子弟学习汉文，时而不准满人参加科举考试。

顺治八年（1651年），清政府开始准许八旗子弟通过考试，进入顺天府学学习，但这个规定在实行了六年之后就被废除了。原因是清政府害怕八旗子弟崇尚汉文化，倦怠武事，下令停止他们进入顺天府学，更不许参加乡、会两试。直到康熙六年（1667年），才又规定八旗子弟中有愿意进行汉文化考试的人，由各旗都统将他们集中送到顺天府学学习，但是几年之后这一政策又被废除，直到纳兰性德去世之后才恢复。纳兰性德正好赶上了政策允许的时期进入顺天府学。虽然在此期间明珠已官居兵部尚书，但纳兰性德并没有依靠父亲的势力而是通过自身的实力获取功名的，这无疑给满洲贵族青年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

纳兰性德中举无论对家庭，还是对父亲明珠来说，无疑都是一件天大的喜事。明珠对纳兰性德尽心竭力的培养，就是希望他有朝一日能够科举高中，光耀门楣。十几年来，明珠也一直是按照这个想法来培养自己的长子的。而现在，明珠的愿望终于变成了现实，虽然只是第一步，但明珠知道，纳兰性德必定会给叶赫那拉家族带来更大的荣耀。

在徐元文看来，纳兰性德已经成为举人，不适合继续在国子监内学习，因为国子监中的博士也没有能力继续对纳兰性德进行教育了，他需要一个更高层次的人来引导他走向更高层次的学习。于是，徐元文将纳兰性德引荐给自己的兄长徐乾元。

徐乾学（1631年—1694年），字原一，号健庵、玉峰先生，江苏昆山人，清代著名的学者和官僚。徐乾学出生于明崇祯四年（1631年），是顾炎武的外甥，与弟徐元文、徐秉义被当时的人们称为昆山三徐。徐乾学在康熙九年（1670年）的殿试中考取进士第三名（探花），授编修，先后担任日讲起居注官、《明史》总裁官、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等职位。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擢升左都御史、刑部尚书。曾主持主编《明史》、《大清一统志》、《读礼通考》等书籍，著《憺园文集》三十六卷。家有藏书楼名叫传是楼，是中国藏书史上著名的藏书楼。

实际上，纳兰性德在徐元文引见之前，已经认识了徐乾元。按照惯例，纳兰性德高中举人之后，去参加了顺天府组织的鹿鸣宴。鹿鸣宴起源于唐代，是地方官为祝贺学子考中贡生或举人而举办的饮酒宴会，为明清所沿用，一般在乡试放榜第二天举行，同时吟诵《诗经》中《鹿鸣》篇，所以被称为鹿鸣宴。在鹿鸣宴中，徐乾学作为本次乡试的考官，也参加了这次宴会，端坐在正堂接受了举人们的拜见。在众多举子中，徐乾学一眼就看见了纳兰性德，纳兰性德也一眼就看见了徐乾学，两人心里都暗暗感叹对方的风采，初次见面便互生好感。

纳兰性德崇拜徐乾学，一是倾心于他渊博的学问和超绝的文章；二是对以儒家为核心的汉族精英文化的倾慕与向往。徐乾学也早从其弟徐元文那里听说了纳兰性德，有心要栽培他。不过在纳兰性德拜见他时，徐乾学表面很冷漠，有意要试一试他的才学，于是，他要纳兰性德说说关于“经史原委和文体正变”方面的问题。纳兰性德虽然看起来稚气未脱，但是他早已胸有成竹，根据自己的知识，在一代宗师徐乾学面前口若悬河且妙语连珠，徐乾学被这个年轻后生的机变与学识所折服。临走之时，为了防止纳兰性德因少年得志，骄矜傲慢，把他带到书房，让他观看自己所藏的宋元诸家的经解著作。这一次轮到纳兰性德目瞪口呆了，自家藏书跟徐府的比起来简直是九牛一毛，而且里边的书自己大多根本没有看过，这会儿纳兰性德才明白“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的道理，心想：“谁知道这徐老师有多深的学问啊，绝不是自己能比的！”回到家，父亲明珠忙询问他鹿鸣宴的盛况，纳兰性德只是嘴里念叨“我今天得了一位好老师啊”，却绝口不提鹿鸣宴有何盛况，因为他心里只想着要好好跟徐乾学学习了。

从此以后，纳兰性德每月的三、六、九，都会骑马早早到徐乾学的府上跟着徐老师学习、探讨。纳兰性德通过熟读徐乾学所藏的宋元经书，学业更加突飞猛进，自然是更加佩服起徐乾学来。纳兰性德的目的当然是要从老师这里学到汉族的传统文化知识，反过来说，徐乾学对纳兰性德诲人不倦，和他的朝廷显贵家庭背景不无关系。徐乾学也多少有些想通过给纳兰性德授业解惑结交朝廷权贵的想法，但这些都不足以否定徐乾学对纳兰思想上甚至人生观的影响。

第八节 徐乾学其人其事

实际上，徐乾学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一方面，他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对清廷选拔人才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另一方面，他也是清代朋党之争中的知名人物。

康熙十一年（1672年），徐乾学身为副考官，与蔡启観一同监考顺天府乡试。他从已被放弃的试卷中挑出了韩菼等人才，可以说慧眼识英雄。后来韩菼夺魁，一跃成为状元。后来，由于副榜遗漏汉军卷未取，遭杨雍建弹劾，徐乾学、蔡启観二位考官均被降一级调用。康熙十四年（1675年），徐乾学官复原职，并担任日讲起居注官。不久，因父母双亲故去而回老家丁忧。康熙十五年（1676年），徐乾学在与他人的合作下，开始编纂一部与丧礼有关的重要著作——《读礼通考》，共计一百二十卷，他广采诸家之说，剖析义理十分透彻得当。书成之后多次校订修改，但他却在书成之际撒手人寰，他的儿子完成他的遗愿，开始刊行。康熙十九年（1680年），他协助纳兰性德搜集唐、宋、元、明诸学者的解经之书，纂辑成《通志堂九经解》一千七百九十五卷。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徐乾学被指派为为《明史》总裁官。

康熙皇帝当时对徐乾学十分青睐，他以奖拔读书人，慧眼识英才而为世人所知。因此，不时有学子投其所好。在他位于绳匠胡同的宅子旁租房居住，每到五更时分，故意大声诵读经书以取得他的注意，以至于绳匠胡同的房价船随水涨，比其他地界高出很多。徐乾学权势盛极一时，虽然不再亲自主持科举考试，但评考官都对他言听计从。凡是得到他推荐书的考生，大多登科及第。一年，有个杨姓的翰林主监顺天府乡试，试前，徐乾学派人给他送来名单一卷，要求出榜之时名单上所列诸人不得有遗漏。杨某一数，徐乾学名单所列的人数已将名额全数垄断。揭榜之日，京师哗然，有人大街小巷各处张贴匿名帖，指名道姓揭露徐乾学的不轨之举。康熙皇帝闻知，派人专程问询，徐乾学派人曲意逢迎，说：“大清建国初年，曾将重位授予汉人，但无人问津。如今汉人苦读多年以求登科，足见天下归心，应该为此而庆贺。”康熙皇帝竟默然不语，后来，此事不了了之。

徐乾学为官期间热衷于党派争斗，他先是依附宰相明珠一派，反对索额图。在脱离明珠之后，他自成一个派系，与明珠的北党相抗衡。据李光地说，徐乾学谲诡奸诈，是朝中的危险人物。索额图丧失权势后，徐乾学又与索额图勾结，反对明珠。后来徐乾学因收受湖广巡抚张湃贿赂而遭到弹劾，被解除官职，但是仍然留京，主持修书。诏令采购遗书，徐乾学汇集宋、元两朝经解，李焘的《续通鉴长编》，以及唐朝《开元礼》等书，或缮写或用古本，综合这些书籍体要、条例奏进，受到了康熙皇帝的褒奖。他与学士张英每日侍候左右，凡有著作皆出于他二人。康熙帝皇认为他二人学问渊博、通达，特谕令他们如遇到巡抚出现空缺，不要推辞。不久，徐乾学升任礼部侍郎、值讲经筵。有一年，朝鲜使臣郑载嵩依例来朝，他控诉朝鲜国王受到冤屈，言语悖妄不羁。徐乾学上疏说，郑载嵩恐怕长处外藩，跋扈惯了，弹劾他言语失辞。康熙帝看过疏奏，夸奖徐乾学所说有关国体，不久，朝鲜国王上疏谢罪。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徐乾学就任左都御史，很快又升任刑部尚书。在担任刑部尚书期间，他大力整顿，弹劾了甘肃、山东两总兵。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出任会试考官。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副都御史许三礼上疏，奏请治徐乾学“既无好事业，焉有好文章，应逐出史馆，以示远奸”之罪。对此，徐乾学上书自辩说平时喜欢研究讲论忠孝大义，招致群臣不满，用良好的口才申明了自己的态度。康熙皇帝经过审查，回绝了对徐乾学的弹劾，并下罪副都御史许三礼，将其降职调用。许三礼再次上书皇帝，弹劾徐乾学于朝廷中安插心腹、横行霸道、独掌大权等。康熙皇帝深思熟虑，又将许三礼留任，免调用。此后徐乾学多次受到此人弹劾。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徐乾学感觉树敌太多，上书告老还乡，想以退为进。康熙皇帝允许他回家养病，同时命他携带众多书籍回家继续编辑，并赐给徐乾学御书“光焰万丈”的匾额。徐乾学返回家乡养老期间，并没有闲着，一方面继续编纂《一统志》及《资治通鉴后编》；另一方面，他通过各种方式，希望继续回到朝廷担任官职。但是朝廷和地方上不断有人弹劾告发他收受贿赂、欺压百姓的劣迹，他儿子及奴仆也凭借他的势力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康熙三十年（1691年），朝廷查出徐乾学曾给前任山东巡抚钱钰写信，请他徇私包庇犯了贪污罪的朱敦厚，结果几人被一并革职。后来嘉定知县被县民告发，负责此案的按察使高承通过审问得知徐乾学的儿子徐树敏私收礼金，罪当论绞刑，幸亏康熙皇帝得知此事之后下旨让众官员不要因私怨相互报复，他的儿子才得以免死。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康熙皇帝在一次朝会上提及计划在翰林中选学问超众、卓著而擅长文章的人担任要职，大学士王熙、张玉书等趁机再次举荐徐乾学等人，康熙皇帝下旨召徐乾学返京复职。圣旨还没有送到，徐乾学就通过京城好友的私信提前得知了自己将要官复原职的好消息，每日率领奴仆家人在家等待圣旨到来，谁知圣旨久久不到，徐乾学焦急郁闷加之年事已高，竟一病不起去世了。家人将他的遗疏及所编纂的《一统志》呈给朝廷，康熙皇帝知道后恢复他原有官衔，抚恤有加。

抛开徐乾学人品不谈，他是一个著作颇丰的学者。康熙朝钦定的官书，多数都是由他监修总裁的，这一点被世人所看重。

第九节 因病得福著名书

纳兰性德自从中举之后，除了到徐乾元处学习之外，每天便是等待着会试和殿试的到来，他已经为自己金榜题名作好了准备。

会试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的中央级考试，只有各省中举的举人及国子监监生才有资格应考，在每次乡试的次年举行，考中者称为贡士。贡士们随后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殿试为科举考试中的最高级别，中举者成为进士，进士分为三个级别，即三甲。前三名称为一甲，就是我们平常所熟知的状元、榜眼和探花，赐进士及第；次者为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再次者为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进士中举后会立即授职，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其他进士，按殿试名次，分别授以庶吉士、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博士、推官、知州和知县等职。明朝后朝廷形成了惯例——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因此，进士又号称“储相”，被读书人看成是出仕的正途，受到很高的重视。

康熙十二年（1673年）是一个会试年，纳兰性德怀着欣喜的心情去参加了。朝廷大臣杜立德、侯文然和熊赐履等人担任了主考官，所出试题为：“所谓平天下一节。樊迟问知一章，尽其心考一节。”纳兰性德凭借自己深厚的学识再次中举，他的试卷还被作为优秀试卷推荐给了朝廷。

就在纳兰家为纳兰性德再次中举而欣喜若狂并为他参加殿试而忙碌打点准备时，纳兰性德却病倒了。他所患之病被诊断为寒疾，就是现在的感冒肺炎之类的疾病，大概是因为心中焦虑而偶染风寒的原因，本来是个小病，可纳兰性德生怕耽误自己金榜题名，一来二去，竟然严重到卧床不起，耽误了殿试的时间。殿试三甲就是科举路途的终点，此后便可以由学入仕了。以纳兰性德当时的儒学水平，考中进士是手到擒来的事情，但没想到卧病失期，功亏一篑。最终，和他同为贡士的韩菼廷试考取状元，王鸿绪（原名度心）为榜眼、徐秉义（徐乾学之弟）为探花，徐元梦、徐倬、顾汧等人则为进士，这对他是个不小的打击，病榻之上，他做了这首《幸举礼闱以病未与廷试》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明珠当时已经成为武英殿大学士，一面安慰纳兰性德修养身子，一面劝他莫要气馁消沉，而要更应发愤图强，更加努力地研读四书五经之经典，为了宽慰儿子，他对纳兰性德说：你还小，没事的，可以稍微等一等（吾子年少，其少俟之）。虽然如此，纳兰性德的心里仍然觉得未能参加殿试，失去了光宗耀祖的机会，因此异常苦闷遗憾。当然，他心中还是知道自己并非如此不堪，他明白，自己此番未能金榜题名并非是自己学识不如三甲，而是由于生病错过了机会，同时也向老师徐乾学表明了自己的想法，希望继续得到老师的指点。纳兰性德对下次殿试充满了信心，相信经过自己的努力一定能获得功名。

此外，这首《临江仙·谢饷樱桃》也是纳兰成德在病中所作：绿叶成萌春尽也，守宫偏护星星。留将颜色慰多情。分明千点泪，贮作玉壶冰。独卧文园方病渴，强拈红豆酬卿。感卿珍重报流莺。惜花须自爱，休只为花疼。

这首词乍一看像是描写男女爱情之作，实际上是纳兰性德为了感激恩师徐乾学前来探望和慰问的词作。纳兰性德因病耽误了殿试，作为老师的徐乾学心痛之余只能前来慰问，虽然自己的亲弟弟徐秉义考取了探花，但这份欣喜并不能减少他对纳兰性德的惋惜之情。

一句“独卧文园方病渴”形象地描述出纳兰性德病卧榻上的情景。这个时候，他病恨交加，恩师徐乾学关心学生，取新科进士樱桃宴的风俗以樱桃相赠，是一种慰藉，更是一种勉励。纳兰性德感知到恩师拳拳关爱之情，感动之情溢于言表，又怕自己的病让恩师过于牵挂，便反过来宽慰恩师一番。“感卿珍重报流莺。惜花须自爱，休只为花疼”，说到这里，纳兰性德与徐乾学的师生之情便一目了然了。最后以珍重之语作结，也对应了“谢饷樱桃”题目的含义——这首词是以一种书信体的形式对恩师送樱桃之举表示答谢。

纳兰词向来以平直如话著称，但其中也不乏这样用典精深、曲折巧妙的作品。归根结底是纳兰性德对历史典故的应用已经到达一种收放自如的境界，由此可见，有些诗词看似复杂，实则简单；有些诗词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纳兰性德用典，处处围绕着主题樱桃，把典故运用得百转千回，明暗莫测。如果不知樱桃的典故，根本不能理解这首词的深意，这才是用典最高超的手法。谁会想到，在如此平凡貌似男女感情的两个字里居然藏着这样一个典故？

纳兰性德虽然因病耽误了殿试，但是三年的空闲时间却正好成就了他的一番大事。

在错过殿试之后，纳兰性德每天继续刻苦读书，吟诵诗词，好不惬意。他发现自己越是学习越觉得自己无知，顿悟学海无涯的道理。随着阅读的深入，他渐渐发现流传到现在的宋、元、明书籍已经错误百出，严重影响了知识的传播。他在自己的著述里说道：“前代的书籍流传到现在，只保存下来十分之一，太可惜了，我曾经大量地购买古书，也得到了一些，但是那些雕版毁坏得都十分严重，有的很难辨认了，手抄本更是错误百出。”纳兰性德在到徐乾学家读书期间，把这个现象告诉了自己的老师。徐乾学对纳兰性德在学习过程中能够辨别错误感到非常欣喜，于是把自己三十年来所收藏和校订的书籍全部借给他抄阅，这些书中只有少量是唐代之前的，绝大多数为宋、元、明时的学者所著，这让纳兰性德眼界大开。在抄阅这些藏书过程中，纳兰性德逐渐萌生了将里面有价值的著作搜集编辑一部丛书的想法，这个想法得到了徐乾学的支持。师徒两人立刻就开始了行动，纳兰性德出资四十万两银子，徐乾学利用自身影响力四处搜罗书籍，并招纳了许多志趣相投的文人一起来做这件事。

纳兰性德在徐乾学的指导下，仅在当年的八月至十月，就按照年代初步拟定l40种、1792卷书籍目录，可见纳兰性德对这件事的重视程度。这些书目中有徐乾学家中所藏，有纳兰性德与徐乾学四处搜集得来，也有文人朱彝尊家藏的部分资料。

朱彝尊是当时有名的藏书家。他嗜书如命，一年收入的大部分都用于采购书籍，为了得到书籍，他甚至会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朱彝尊曾经为了得到一本书，便请来能写得一手好字的同僚王纶，到秘史馆以借阅为名私自抄录馆中所藏的孤本典籍，被管理秘史馆的官员抓了个正着，审讯之后，朱彝尊受到阵级的处分。但当时的读书人不认为朱彝尊犯了什么错误，反将这件事称为“美贬”。后来他干脆辞官回乡专门藏书，在纳兰性德与他相识之前，他的藏书已经达到八万余卷。朱彝尊在纳兰性德和徐乾学的盛情相邀之下，除了允许自己的图书被借阅之外，还亲自参与到了丛书的校订和编辑的工作中。

经过两年的共同努力，这部煌煌巨作终于完工。由于这部书的编订是性德首先发起并拟定了书目，并且还出了40万两银子的巨资，大家一致推举纳兰性德为这部书的主持人，并请性德为丛书命名，纳兰性德经过深思熟虑，按众文人志向相通之意，把丛书取名为《通志堂经解》。鉴于此，纳兰性德原名花间草堂的藏书室，从此更名为通志堂，表明他愿意与汉族文人通力合作，为维护民族团结奋斗一生的志向。

纳兰性德曾因患寒疾耽误了殿试而懊恼不已，此时他的心中已经没有丝毫的懊恼了。一方面，在编著《通志堂经解》的这两年中，他趁机博览群书，对宋明理学的认识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另一方面，《通志堂经解》面世之后，他作为主持人瞬间便名满天下，为世人所重，康熙皇帝也对这个年轻人称赞有加。

第三章 我自终宵成转侧，忍听湘弦重理：感情曲折

第一节 新婚燕尔

一部《通志堂经解》，让年仅20出头的纳兰性德一时之间成为全大清知识界最耀眼的明星，他的风头甚至盖过了当年的状元、榜眼和探花。父亲明珠对儿子的成就看在眼里，笑在心里，他明白，儿子已经是一个大人了，是到了给他成个小家的时候了。

该给儿子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做妻子，明珠夫妇早有自己的打算。此时，明珠已经位极人臣，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明相，自己的亲家也应该是官宦大族，儿媳妇一定要是三从四德的大家闺秀。最好儿子能够得到皇上的垂青当上驸马，做天子的女婿，可惜皇帝岁数太小了，没有待嫁的公主，那么娶个王爷家的格格也不错，再不济各位京中大员和地方督抚里比较有前途的，也可以将就一下，重点一定要是门当户对，对纳兰家的发展有所帮助。然而，在对待婚姻问题上，纳兰性德有自己的想法，他的心仍然被已经入宫做了妃子的表妹占据着，这是他内心深处无法言明的深深的隐痛，在短时间内他的心里还容不下别的人，除非这个人跟表妹一样，是自己一见钟情的那种女孩子。纳兰性德不想通过父母包办，他想自己寻找未来的妻子，不要什么门当户对，只要彼此心意相通，能够共度一生，也就足够了。

但纳兰性德出于对父母孝心，最终还是顺从了父母，同意他们为自己张罗婚事，因为他明白，作为当朝太傅纳兰明珠的长子，他没有资格去奢望什么自由恋爱、一见钟情，他的责任是尽快成家立业，为家族延续香火。纳兰性德想到这些，不禁苦笑，“多少人羡慕我的出身，可谁又知道，我本不是人间富贵花！”

在康熙皇帝的安排下，明珠和徐元文一同被授予一个兼任的新职：经筵讲官，也就是担任了康熙皇帝的儒学老师。徐元文官拜此等要职是实至名归，明珠则有点滥竽充数的嫌疑——只是讲官行列中必须要有一个有分量的旗人大臣，而明珠在旗人里也算得上是一代儒臣。康熙皇帝和纳兰性德同龄，两位老师一个是纳兰性德的父亲，一个是纳兰性德的校长，这样纳兰性德与康熙皇帝的关系在无形中也被拉得近了。

后来，由于“三藩之乱”战事吃紧，明珠从左都御史位上调为兵部尚书，成为大清的国防部长。从表面上来看，左都御史和兵部尚书都是从一品，属于平级调动，但这其中深意可是无法一一言明：此时，朝廷和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康熙皇帝有意备战，此时将明珠摆在兵部尚书之位，很明显要在双方开战后倚重于他，可以说日后明珠必将崛起，笑傲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峰，必将成为全天下注意的焦点。

从古至今，中国官僚的嗅觉就格外灵敏，早在正式调令还没有发布之前，明珠身边就围绕着大批的巴结者。如此一来，身为明珠长公子的纳兰性德顿时身价倍增、一时炙手可热。在朝为官者都想把女儿许给纳兰性德。抛去家族利益不谈，在这些单纯美丽的少女心中，早都把他视做白马王子、值得托付的对象。全京城的贵公子里，没有第二个人能像纳兰性德这样成为众多妙龄少女垂青的对象了。

明珠最终选择了担任过两广总督加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使衔卢兴祖的女儿。

卢家是清朝汉军八旗中的大族，卢兴祖出身汉军镶白旗，是清朝入关后培养的第一代文化人。顺治三年（1646年），身为国子监官学生的卢兴祖被授予工部启心郎（后改称郎中，部下辖各司的司长）。顺治皇帝亲政之后，苏克萨哈因带头批判多尔衮而得到皇上的宠信，升任镶白旗护军统领，卢兴祖作为苏克萨哈的部下，也得到了重用。顺治九年（1652年），朝廷下令增设汉军巡城理事官五人，卢兴祖被任命为西城巡城理事官，负责维护治安，听取诉讼。五年后（1657年），表现优异的卢兴祖又升任大理寺少卿，成为大清最高法院的副院长，有资格参加由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合称三法司）共同审理的大案。

顺治十八年（1661年）五月，卢兴祖出任广东巡抚，走马上任后，他立即恢复了前朝旧例加派粮饷，按丁亩征收。其次，为阻止沿海居民和郑成功发生联系，实行海禁政策，大举将沿海居民迁往内地。这两项措施虽然导致沿海居民怨声载道，却得到朝廷的赏识，因此卢兴祖又在康熙四年（1665年）升为广东总督。随后，苏克萨哈等觉得卢兴祖勤于汇报情况，能够按照自己的指令办事，认真贯彻执行自己的政策，于是，裁撤了广西总督，设广东总督兼管广东、广西两省总督事务，卢兴祖成为历史上第一任两广总督，明珠正是在这个时候与卢兴祖定下了婚约。

卢兴祖出任两广总督后，尽职尽责，做了一番事业。但仕途总是风云变幻，谁也预料不到未来会发生什么。康熙五年（1666年）十二月，卢兴祖的后台苏克萨哈和四大顾命大臣之一的鳌拜因更换圈地的事情矛盾激化，进行了激烈斗争。结果苏克萨哈在朝廷中的势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支持苏克萨哈的大学士兼户部尚书苏纳海（正白旗满洲人），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总督朱昌祚（镶白旗汉族人），直隶巡抚王登联（镶红旗汉族人）均被处以绞刑，苏克萨哈其余追随者巴喀、喇哈、祖良栋、英俄尔岱、鄂莫惠等或被革职或被降级调用。卢兴祖为保全自己，被迫以“盗劫案日多”，自己没有能力处理为由，自请罢官。

卢兴祖自请罢官之后，依据清朝制度回到京城，他的家眷包括女儿，也就是纳兰性德的未婚妻，跟随他回到了北京城，纳兰性德专门作了一首《茉莉》来描述当时他与未婚妻见面的情景——“南国素婵娟，春深别瘴烟”。明珠夫妇趁着卢兴祖带女儿回京的时机，迫不及待地给儿子举办了婚礼。

权臣明珠要为儿子办喜事的消息很快传遍了京城。黄道吉日那天，纳兰府处处张灯结彩，人来人往，异常热闹。明珠与夫人身着喜庆华服，热情地与各位来参加婚礼的达官贵人说笑着，真可谓是应接不暇。

纳兰性德迎娶卢氏时，正值明珠权势熏天之时，宦海沉浮二十余年，如今成为一国之相，皇上恩宠无以复加，门生故吏遍及天下，多少人平时想巴结都巴结不上，今天趁着这个机会，无论认识的不认识的，全都带了重礼前来祝贺。纳兰性德见父亲借为自己办喜事之机，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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