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辛德勇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纵心所欲：徜徉于稀见与常见书之间试读：
内容简介
本书所收文章都是作者收藏和阅读古代典籍的心得。一部分内容是谈论人所熟知的常见书，还有一部分是讲述作者独具特色的收藏品，但后者也是立足于常见基本典籍来阐释稀僻书籍的特色和价值。作者认为，只有尽可能熟知常见典籍，才能把握历史的背景和文献自身的源流，以此为基点，更好地认识乃至发掘利用稀僻书籍的特色和价值；反过来看，只有尽量拓展对文献史料的视野，充分了解各种类别和形式的典籍，也才能更好地理解并摆正常见史籍的基础地位。
作者简介
辛德勇，1959年生，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兼事中国地理学史和中国地图学史研究。已出版的著作有《隋唐两京丛考》、《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黄河史话》、《未亥斋读书记》、《读书与藏书之间》（初集、二集）、《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两京新记辑校 大业杂记辑校》、《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困学书城》等。
出版弁言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自20世纪80年代初一路走来，已经将近而立之年。
中心创立伊始，我们的前辈邓广铭、周一良、王永兴、宿白、田余庆、张广达等先生曾经共同制定了“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多出成果，快出成果”的方针。全体同仁在这片清新自由的学术天地中勤勉奋励，从容涵育，术业各自有专精，道并行而不相悖。
为有效凝聚学术力量，积极推动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持续发展，并集中展示以本中心科研人员为主的学术成果，我们决定编辑《未名中国史丛刊》。《丛刊》将收入位于前沿、专业质量一流的研究成果，包括中心科研人员、兼职人员、参加中心项目成员和海外长期合作者的个人专著、文集及重大项目集体研究成果等。
致广大，尽精微，这是中心学人共同的方向。我们将为此而努力。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二〇一一年七月
注释
□□□□□
本书中所出现的如上方框同原版纸书。
自序
刚开始读古代文史书学习历史的时候，跟老师学到的治学路数，是读常见基本书而尽可能了解其他各种相关史料。后来有能力有机会买旧书，出于好奇，一直比较侧重搜求稀僻书籍，但读书写文章，却一如既往，还是以常见史籍为重心。现在很少买旧书了，读书生活，依然可以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读人所熟知的常见书，另一部分是倦怠时为换脑子而胡乱翻自己书房里独具版本特色的藏书。
自两年前编成《困学书城》之后，不知不觉之中，箧笥积稿又可以辑为一集。除了最前面谈自己读书经历和对读书、藏书看法的两篇文章之外，收在这里的文章，即分别属于上述两类阅读过程中形成的一些认识或感想，或深或浅，但都是直接因书而生。这两类阅读其实并不矛盾，二者之间，本来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即只有尽可能熟知常见典籍，才能把握历史的背景和文献自身的源流，以此为基点，更好地认识乃至发掘利用稀僻书籍的特色和价值；反过来看，只有尽量拓展对文献史料的视野，充分了解各种类别和形式的典籍，才能更好地理解并摆正常见史籍的基础地位。如果说收在这里的这些十三不靠的文章有什么共同取向的话，那就只有我对待治史和读书的这一点态度。
虽说都是读书，每个人的取向往往会有很大差别，至少可以把读者划分成若干大的类别。人生一世，所谓走自己的路，很难做到；西洋贤哲说要“诗意地栖居”，更是渺不可及。孔夫子为自己规划的人生境界，是希冀到古稀之年以后，能够“纵心所欲”，尽管他老先生小心翼翼地为此附加了一个“不逾矩”的大框框，实际上只是想多兜几个圈子而已，却始终也没有摆脱凄凄惶惶的丧家犬日子。我对人生没有追求，只是希望到书架上翻书时，能够随心之所欲，因此，借用孔子这句话来作书名。书中所配书影，都摄自我自己的藏本。2009年6月9日
与书相随
念书非易
老辈人管上学叫念书，因为上学就是为读书求文化。我是七七级大学本科的学生。七七级入学，较正常学制晚半年，是在1978年的春天，到今年正好三十周年。大学毕业若干年后，听到过一段“钢七七，铁七八，七九、八零豆腐渣”的顺口溜，这显然是出自七七级学生之口的自吹自擂。其实，当年我们进入校门的时候，虽然颇有几分春风得意，但在学校念书的境遇，却并不都那么美满，因此，学术训练往往存在很多严重的缺陷。
首先是念什么书，由不得自己的性子，要服从组织安排。“文革”十年，大学没有通过考试招收学生，到1977年恢复高考时，旷日持久的疏离，致使许多省区的招生部门，竟然会搞错学科的文理属性，我就是这样作为文科的考生而被录取到属于理科的地理系读书。
地理系大一的基础课程，有高等数学、普通物理和普通化学。正因为不喜欢数理化，才执意考文科，一进校门就上这些课，实在让人心烦意乱。不过新知识总是有吸引人的力量，多上几堂课，也就安下心来；特别是对高等数学，还产生了比较浓厚的兴趣。真正的困窘，是校园里张贴有告示，严禁学生到其他系里听课，以便牢固树立所谓“专业思想”。这样要想学习自己更感兴趣的文科课程，就只能依靠自学，虽说很风光地上了大学，在学习方式上，却和从前在家随便乱翻书，并没有太大差别。一开始想学中国古典文学，课外看了一年古代诗文；大二确定要学历史地理学，又连续看了几年历史学的书籍，基本上都是自己找书念，甚至没有想过要去查询历史系的课程设置。清佚名批点乾隆小郁林刻本姚培谦著《春秋左传杜注》
到大三的时候，准备报考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生，古代汉语是必考的基础课，心里没底，忍不住溜进历史系的课堂，偷听了三四次讲《左传》的历史文选课，结果很失望，没发现有什么神秘的招数，进度又缓慢得难以忍受，所以听听也就罢了。唯一完整偷听过的历史系课程，是考古学通论，授课老师是从校外聘请来的考古学者，对学校的规定，不大在意，恰巧我又有过一面之缘，私下请教过问题，就默许我坐在大教室后面的角落里旁听。
不知道是不是与这种经历有关，我一直以为，在大学里学文科知识，在特别必要的时候，偶尔请老师指点一下路径，再适当听听专题讲座，其馀主要依靠自己读书，或许会比整天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效果会更好一些，效率也会更高一些。问题是这样学习，需要有充分而又便利的图书资料做保证。
对于一个本科生来说，学校的藏书大多应该能够满足需求，可是很多书不允许外借，只能在馆内阅读。谈到大学生活，如饥似渴地疯狂读书，似乎是七七级共同的记忆，也是社会的一般印象，但实际上多数人只是读一些本专业教科书性的书籍，纯粹是为应付考试，在这一点上，与现在的大学生并没有多大区别。我一直无法理解的是，这些不借阅书籍的人，偏偏很喜欢坐在阅览室里背讲义、写作业（当时有固定的教室和固定的座位，并不是没有地方做这样的事情）。阅览室有限的位置，大多被这类人占据；尤其是女生，还很普遍地提前占下座位而姗姗迟来，弄得真正去图书馆看书的人，往往找不到位置。
有一次晚饭后，我和一位同学提前很长时间，来到图书馆门口，等候开馆，结果进入阅览室一看，几乎所有座位都在下午闭馆前被人用书包、坐垫之类的物品“圈占”。我这位同学性格暴烈，积蓄已久的怨气怒火不禁喷薄而出，将此等什物一扫而光，奋力抛出窗口，在楼下散落一地。
借书读书派与背讲义写作业派愈演遇烈的冲突，促使学校做出决定，给各个班级限量配发阅览证。我们班四十位同学，只得到5张阅览证，假如在班级内部平均分配，轮流使用，能够到图书馆去读书的时间，少得几乎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幸好握有分配大权的学习委员，顾念我和那位扔人占座物品的同学读书最为心切，本着“按需分配”的合理原则，将其中两张固定分发给我俩使用，其馀三十七位同学则轮流使用剩下的三张阅览证。当时去图书馆读书亦殊非易事，于此可见一斑。
回想起来，我读本科期间，在学校图书馆读书，确实得到不少意想不到的照顾。像所有大学图书馆一样，有些阅览室不对本科生开放。我们学校图书馆有一间教师阅览室，里面除了老师教学和从事研究需要的深奥学术专著之外，还有一小部分新出版的外文时事和文艺期刊，这是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虽说已经改革开放，但那时还很难看到这些原版国外即时报刊。由于好奇心实在难以抑制，大概是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鼓起勇气，向管理员提出到教师阅览室阅读外文期刊的请求。因为我的专业完全不“涉外”，大概从来没有学生提出过类似要求，管理员老师很是错愕，稍微思索后问道：“你能看懂么？”当我大模大样地做出肯定的回答之后，没有想到这位老师竟然爽快地让我入室读书，只是附加有一个条件：不要对别的同学讲。这样每周我都安排半天时间，蹭到教师阅览室里阅读外文期刊，不仅外文能力有很大提高，而且由此看到了世界的多姿多采。作者抄录《诗词曲语词汇释》的《新华字典》
有些基本书籍，特别是工具书，应当在手边置备一册，不能只是到图书馆查阅，可是，当时有很多书籍在书店里根本无法买到。记得在阅读古典文学作品时，因为买不到张相的《诗词曲语词汇释》，就从学校图书馆借出此书，将其中的重要内容，用铅笔抄录到手边的《新华字典》上。这在当时，并没有觉得有多么辛苦，可是，看看时下大学生们，甚至都无须复印，一点击鼠标，就能够轻松下载阅读各种电子文本的书籍，实在有恍如隔世之感。2008年12月21日记原刊《南方都市报》2009年1月18日BⅡ18版行走在读书与藏书之间——回答《藏书报》记者采访的谈话我不是真正意义的藏书
藏书报：从什么时候开始真正意义上的藏书？
辛：其实我一直没觉得自己是在藏书，如果说收藏的意味多一点的话，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开始买一些线装书。一开始，主要也是考虑自己用，后来看着人家买书收藏，自己也试着买一点不是马上用得着的，但主要出发点还是买一些做研究用的史料，所以和一般的藏书还是有些差别的。
一般意义上的藏书，我理解是要从作者的权威性、著作的经典性与代表性、专题内容的系列性、版本的珍稀性以及较高的可增值性上着眼收藏，而我则更侧重于书的内容，内容要和我从事的专业有关系。所以，我还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藏书，买下的书，主要还是考虑用的，尽管有的不是马上能用的，有的和我专业离得不是太近。
我研究的专业比较窄，但读书的兴趣比较广，这主要和我跟随黄永年老师读书有关系。黄永年老师教我一些目录学的知识，为我打开了比较广阔的学术视野。客观上还有一个原因，即我原来不是学历史的，是学地理的，对历史文献太生疏。读研究生的时候，因为基础比较差，就想多学一些。历史文献的学习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听老师讲，一个是到图书馆去自己找书看，学习历史文献也要求多动手摸一摸。在图书馆的时候，我尽可能多看看，从书架上拿下来摸一摸，但图书馆闭馆以后就不能看了，所以就买一些常用的史料书籍，基本上还是围绕着自己的专业。
我在今天买书，仍然主要侧重历史文献，就是为了自己看书方便。读书与藏书之间
藏书报：去年12月份中华书局出了您的一本书《读书与藏书之间》，是偶然出版的还是本身就想着出这样一本书？
辛：我自己倒没有特别想出。我买到书后，一般要尽可能浏览一下。买回来的书，若是并不稀见的大路货，一般不会就这些书籍写文章，因为没有什么可写的。不过，访书的经历，有时可以谈一谈。例如在这本文集里有一部分内容，是我在日本出差的时候，白天到图书馆看书，或是去书店买书，晚上没有事情干，就随手写一些买这些书的感想。后来有一部分在互联网上公布了，有朋友看了，说还有人感兴趣。我另外还买下一些书籍，或是比较稀见，或是内容独特，有闲暇时间，我就把这些书籍的独特价值和我的感想写下来，这样陆续积累了一些文章。
在我买下的书籍当中，真正史料价值特别大的稀见书籍，我根本顾不上写，已经发表的这些东西，大部分上不是史料价值特别大的。这是因为我主要的精力是放在做历史地理学研究上。
我非常重视收集珍稀史料，但做研究走的是读常见书的路子。我的老师史念海先生和黄永年先生，教我的就是这种路数。所以，即使是从历史文献研究的角度看，也不愿意把主要精力放在读自家独有的孤本秘籍上。
中华书局的贾元苏女士看到我的一些谈旧书的文章后，觉得这些东西可以出版，有些读者或许有兴趣看，我就敛一敛，编成了这本文集。书中有四五篇文章，所谈论的书籍是史料价值大一些的，但大多数不是。因为出得比较急，这里面有自己当时一时的想法，还有一些错误，书出版以后我自己看到一些，也有朋友和我谈过，在互联网上一些朋友也指出过，我想如果以后有机会重印的时候，会吸收大家的指教来完善它。借此机会，我要向所有提出批评和帮助的朋友，表示感谢。明末刻本《按浙文告》
我个人对于此书的出版，并没有刻意追求，但我想有机会出版了也好，可以和爱好书籍的朋友交流交流。现在喜欢藏书的人很多，相当多的人很关注书的版本、品相等，但若是要把藏书作为一种文化来看待的话，目前还需要更多的人来写些东西。我这个东西写得不好。虽然时下已经出版过一些高水平的书话类书籍，但还有很多高人，知识丰富，对书的了解极为深刻，却深藏在书山的背后。如果这些人都能把自己对书籍的认识和了解写出来并正式发表出版的话，是会相当精彩的。
藏书报：您怎么看待读书与藏书的关系？
辛：首先要界定什么是藏书。我觉得第一点藏书要有系列，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必须要集中到某一个方面，如果什么都要，那就只能是一个大书库。要经过选择，选择成系列，或从内容上，或从版本上等等。我的书是不成系列的，所以我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藏书。
另外，藏书作为一种收藏行为，对书籍的版本、品相等是要很讲究的，绝大部分书应该按照特定的方式来讲究收藏，对书籍品质上的要求有特别的讲究，不是买来就算的。
真正意义上的藏书家，有的书他是不会轻易打开看的，因为这是一种艺术品。我不是藏书家，我的大部分书籍，都不是按照特定方式讲究的，几乎所有研究文史的教员，和我一样，都有这样一些书。我买的书，即使是最珍贵的书，也是要在清闲的时候来慢慢看的。
先读书再藏书，藏书首先是为了读书，其次才是收藏。这是我自己的做法，但我不仅不否定而且还特别赞赏为收藏而收藏，这才是藏书家。
藏书报：您一直在强调自己不是在藏书，但您知道吗，您的名气在圈子里是比较响的？
辛：其实不是，是我的老师黄永年先生有名气。老师和学生是不能联系在一起的。我的特点是我把有些想法写出来了，真正的藏书家很多是藏而不露的。因为我不是藏书家，也不是版本学家，所以就随便谈谈。从我个人角度讲，是把它作为提高自己的机会，和朋友交流交流。有些东西你若只是想想，往往也就闪过去了，但写文章在落笔时就要慎重一些，要查些资料，这样可以使你的知识得到扩展。清末大藏书家李盛铎手书《木犀轩收藏旧本书目》
藏书报：如果从学者的角度讲，这本书和您的专业联系不是很大，那您的这本书和您做学术研究有冲突还是有联系？
辛：冲突倒是没有，是有联系的。我做的研究很窄，就是中国历史地理。你想做任何一个领域的研究，都有很多相关的知识需要了解，但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用到。我的老师教给我说，要从读书中读出问题来。我不知道会碰到什么问题，这就需要在日常生活中慢慢地积累知识。
历史已经远离我们而去，你贴近历史的最好方法，就是读书。史籍蕴涵的信息量是最大的，应该尽可能扩充自己的视野。我收集这些东西，是要扩展自己对史料学的视野。所以，我感觉自己不是藏书，我始终有“功利”的目的，是为了做研究。我不是马上拿来就用，但我也不是纯粹的读闲书，我是为了丰富自己对历史的认识和感觉。
藏书报：大家感觉您在藏书圈子中有点另类，在学术界中也有点另类？为什么是游离在读书藏书之间？
辛：不是我喜欢这样，是我确实和别人都有点儿不一样。从事学术研究的朋友都觉得我在收藏，搞收藏的朋友虽然没说我不在收藏，但和人家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其实我觉得收藏是件很好的事情，经典的以珍稀版本为主的收藏更是充满诱惑力，只是我没有那个能力，所以就收些自己感兴趣的东西。珍贵的书
藏书报：您自己有多少书？
辛：大概有一万册上下，大部分是和专业有关的，没有关系的很少，和收藏靠得上边儿的古籍，只有百多部。
藏书报：您的这些书中有没有特别珍贵的？
辛：古籍中我没有太早的版本，也没有特别珍贵的。我收藏古籍的多数都是清代甚至更晚的，只有少数明末刻本，嘉靖以前的刻本，就更为稀少了。
值得一提的书籍，可以谈谈清末学者杨守敬的《水经注图》。在这本书里面，有杨守敬本人和他的弟子熊会贞的批改，可以称之为《水经注图》的最终定本，学术界却一直无人知晓。无论是从版本收藏角度，还是从学术研究角度看，都算得上是比较珍贵的名品。不过达到这一档次的精品，实在没有几本，我收藏的多少有些说道儿的古籍，主要是清代中期以后有独特史料价值或版本比较稀罕的本子。此外，还有一些不太知名的清人稿本。这类书籍，能对公立图书馆的藏书，或是对研究个别问题，起到一种拾遗补缺的作用。清末著名沿革地理学者杨守敬手批所著《水经注图》
藏书家大多比较注重“名头”，而我买下的这些书，绝大部分是没有名头的，主要还是注重它的史料价值。我对版本的选择主要还是目录学角度的版本，是由目录学演化而来的版本标准，即选书更看重它是一个稀见的种类，而不在于它版刻有多么精美。这也是因为我没有那个实力。对于形式的东西，不是不喜欢，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版刻特别精美的书籍，谁见到了，眼前都会为之一亮。
藏书报：实际上您藏书也不是在有目的地藏，对吗？
辛：其实怎么说呢，我不是刻意地收藏，主要还是为了读、用，利用书中蕴涵的内容。没有根本不读书的藏书家
藏书报：什么样的人才能算藏书家？
辛：藏书家和普通人在拥有书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但藏书家和普通拥有书的人还是不一样的。藏书家有相当数量的书；藏书家收书，一定要对书籍品质有专门的讲究，不仅仅是能阅读了就可以；藏书家要就某方面的内容形成一个系列。还有，就是对版本的讲究，藏书家要有一批很特别的版本。这样就可以说是藏书家。
藏书报：其实从来就没有根本不读书的藏书家，怎么理解？
辛：藏书家藏书要进行挑选，选书的过程，自然就蕴涵着阅读。有些藏书家的读书和别人没有什么两样，只是他的珍贵藏本不能随便翻看而已；有些藏书家的阅读方式，确实和一般人有所不同，但无论如何总是要读一些。他可能很在意形式的美，就和看画一样，但你不能说看画不是看，这是一种很美好的感觉。有些藏书家或许不是很纯粹地精读，很大程度上是在做艺术的欣赏，他不是要读透书中的内容，把别人的精神吸收到自己的思想中，但其中也有对知识的涉猎，这就足够了。藏书最重要的是兴趣爱好
藏书报：近几年藏书比较热，有的人觉得藏书数量很重要，从您的角度能否给新加入藏书行列的人提些建议。
辛：藏书数量很重要，但我觉得不能把着眼点放在数量上，数量是一个结果。如果想在藏书方面有所发展，一定要注重选择。因为数量是必然的，只进不出，一定会有一定的数量，但很可怕的是，如果单纯考虑数量，你就会发现收下了很多垃圾。我刚开始买书的时候，买下的一些书籍就不怎么样。绝大多数人都有这样一个过程，但一开始藏书，就要从主观意识上考虑对质量和内容的选择。清乾隆活字印本孙星衍著《京畿金石考》
对内容的选择，可能有两个不同的着眼点。一个是大家谈得比较多的藏品的保值、增值，还有一个是自己的兴趣爱好。我想既然客观上存在这样两种倾向，就都还是合理的。更多的人注重藏书的保值、增值作用，也有利于书籍被更好地收藏起来，保存起来。但对于一个有品位的收藏家来说，还是应当把收藏的重点放到自己的兴趣爱好上。
所有的收藏品，如果纯粹想要利用它来保值、增值的话，你就很难从事收藏，必须买了以后就很快卖掉，尽可能加快资金周转速度。其实回顾历史，可以看到，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永久的无价之宝，市场一直波动起伏。
最好的境界，是从书籍的收藏中体会到一种精神的愉悦，但这并不等于完全不理会市场价值。谁的资金都是有限的，近代大藏书家也多是进进出出，需要对市场有所判断。只是主要的出发点，还是要放在自己喜欢这一点上。
我见到有一些人过多地跟着别人走，跟着市场走，丧失了自己的判断。市场会有盲目的时候。比如活字本现在卖得很好，有的人是专藏活字本，所以才买活字本，也有的人是买某一种有特殊版本价值的活字本；另有一些人却是不明白所以然，稀里糊涂地跟着买。藏书首先要考虑你自己的收藏爱好是什么，考虑自己的收藏特色，然后再考虑市场价格。不要盲目跟着别人的脚步走，这样才不至于在潮流起伏回旋时对自己造成冲击，甚至受到损伤。翻自己的稀见书题孙人和旧藏初印本《禹贡本义》
湖北宜都人杨守敬，号惺吾，晚年复自号邻苏老人，未及弱冠，即倾心于清儒学术研究，并特别关注山川地理形势。中年以后，杨氏以屡试不第，绝意科名，始专心从事学术著述。首先即着力考证舆地沿革，撰著《隋书地理志考证》；晚年以充任两湖书院教习而寓居武昌菊湾，直至辛亥革命爆发，才不得不逃避海上。邻苏老人在武昌前后生活将近十年，撰述有《水经注疏》，还编绘有《水经注图》，与之相辅而行，并完成《历代舆地图》，都是沿革地理学的一代名著。罗振玉称誉杨守敬氏在地理之学上的贡献，谓足以与王念孙、段玉裁的小学和李善兰的算学鼎足并峙，构成清代三大绝学。假若从当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杨守敬的舆地沿革成果，也可以说是这门学科赖以立足的重要基点，并不能因为今天学术的进步而对它有所忽视。《水经注疏》、《水经注图》和《历代舆地图》诸书，均属煌煌巨册，世人评述杨守敬在舆地沿革研究方面的贡献，自然都要首先论及。不过，学术之博大与精深，常常难得兼擅其美。就考稽精深而言，这几种著述因涉及范围过于广泛，实际上大多只能限止在一定层面上；特别是对于那些重大疑难问题，精义并不多见。《禹贡本义》牌记《禹贡本义》内封
除了上述鸿篇巨制之外，在杨守敬的舆地沿革著述当中，还有一些篇幅单薄的小书，其中就包括这里所要介绍的《禹贡本义》。《禹贡本义》过去只有一种杨氏家刻本，连同邻苏老人两页自序在内，也不过五十番（这是就后印通行本而言，初印本总共只有四十八页），所以全书仅统编作一卷，诚可谓之曰戋戋小册。然而，准以其小，适得其精。民国时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拟续修《四库全书》，版本目录学家伦明为此书撰述提要，称道云：“是书以今证古，明乎分合变迁之故，广征群言，断以己意。”伦氏并且评判说，书中诸条所做结论，(1)“俱确凿不可易”，可谓推崇备至。古往今来，实在没有几部著述，能够得到如此全面的肯定和这样高的赞誉。要是用今天的惯用语来讲，算得上是难得一见的“学术精品”。《禹贡本义》付梓于光绪丙午，亦即清德宗载湉之光绪三十二年，行世传本内封面镌有“光绪丙午刊于鄂城菊湾”字样，杨守敬自撰(2)《邻苏老人年谱》，亦记述是年“刻《禹贡本义》”。这一年杨守敬六十八岁，对于文史研究者来说，正是足以结集上乘精品的黄金年龄（汇集杨氏精粹论文的《晦明轩稿》，所收基本上都是舆地考据文章，亦梓行于前此五年的光绪二十七年），而邻苏老人刊刻此书的地点，则应当就是在他武昌菊湾的宅第当中。
由于刊刻时代很近，加之邻苏老人之学术声望，遐迩闻名，此杨氏家刻《禹贡本义》流布很广，并不稀见，今稍具规模的学术藏书单位，差不多都蓄有其书；甚至直到十年动乱之前，在南北各地的旧书肆上也都还很容易买到。不过，时至今日，古刻旧椠，日渐稀少，普通学人要想置备一册，于枕边厕上摩挲翻检，则已经成为一种迹近梦幻的奢望。
大约十几年前，我在北京琉璃厂书市的乱书堆里，有幸找到过一册这种光绪刻本《禹贡本义》。虽然封皮略有残损，但正文首页钤有“孙人和读书记”朱文印记，知为晚近学者孙人和旧藏。
这个刻本字作清代通行的方体，尽管尚属整饬，但刊刻技艺，殊为平常。对于大多数古董家路数的藏书者来说，像这样的清末学术书籍，通常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版本价值。不过，学人藏书，趣味往往与此有别。孙人和博学多识，治学注重考究文献源流，周一良乃径以“文献学家”称之，因注重蓄藏清人考据性学术著述与学者文集、以及清人精校精刻的经子典籍而颇为并世学者瞩目。上个世纪30年代初期，日本年轻学子仓石武四郎在北京留学期间，大肆搜罗清人学术著作之旧刻佳本，曾借住孙人和家中很长时间。仓石氏有诗句自我标榜云：“词章家每争朱义，藏弆家偏竞宋刊。我是两家门外汉，但(3)沾古泽一心欢。”这样的藏书宗旨，应当是受到孙人和等中国学者的影响所致，而且他寄寓于孙家，也显然是为便于随时求得孙氏的指点。当时旧书铺向老主顾售书，常常是由伙计送书上门，并留下“头本”亦即第一册作为样品，听由买者从容斟酌挑选。仓石武四郎与孙人和同吃同住，耳濡目染，版本学知识和技能都会迅速得到提升。仓石武四郎藏书身后捐赠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日本学者颇以其蓄藏有诸多清刻佳本而自喜，饮水思源，似乎不能不念及当年孙人和氏所施予的恩惠。孙人和旧藏初印本《禹贡本义》正文首页
昔伦明撰《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咏及孙氏时有句云：“不辞夕纂与晨抄，《七略》遗文尽校雠。读罢一瓻常借得，笑君全是为人谋。”伦氏复有自撰释文就此叙述说：
盐城孙蜀丞人和，喜校雠，经子要书，皆有精校之本。所收书，亦以涉及考据者为准。每得一未见书，必夸示人，踵门借者不少吝。(4)卢抱经序《群书拾补》，有益人益己语。
以上所说，似乎尚嫌不够清楚。孙氏藏书，类多钤有图章，除前述“孙人和读书记”外，尚有“蜀丞”、“孙氏人龢”、“盐城孙氏”、“盐城孙人和字蜀丞珍藏”等，身后散入厂肆。十几年来，我陆续经见很多孙人和旧藏，虽然都只是清代中期以后所刊刻，但多属初印精本，往往笔锋清爽，墨色鲜亮如漆，且时有流传尠少之珍稀刊本，于寻常刻本中自有其不同寻常之处，故民国时北京大学即曾影印过他收藏的道光刻本程廷祚《青溪文集》。
因经济条件所限，阅肆所见孙氏故书，余大多无力购藏，然而先后收入寒斋者，尚有乾隆三十二年卢文弨邵州校刻本《孔子家语》，本属长沙叶德辉鄎园旧藏；又有道光二十六所刊安徽泾县学者朱珔的文集《小万卷斋文稿》，本属盱眙吴棠望三益斋旧藏，都是清刻学术书籍当中难得一遇的上乘逸品。
在孙人和收藏的这些初印清代刻本当中，有一部分书籍，与后来大量刷印的通行本字句存在一定差异：或是最初试印样本，尚存留墨钉有待补刻；或是初印少量书籍之后，作者对内容加以增删润色，重新付印时，便按照改定的书稿，剜改修补了书版。譬如乾隆六十年夏陈鳣简庄家刻所著《论语古训》，我曾先后收到过两部印本，一部即孙人和的藏书，另一部为陈氏同时人蒙古族学者法式善诗龛旧藏。法式善藏本的字迹，墨色虽然也相当清晰，但终究不如孙人和藏本更显黑亮清爽；更为重要的是，两相参校，可见法式善藏本较孙人和藏本增添有很多字句，清楚说明孙人和本刷印更早，应是最初的印本，而其书印行未久，陈鳣就在原版上补刻了一些新增的内容。与广泛流通的后印本相比，像这样的初印本，实际仅下于手书原稿一等，是反映作者修改定稿过程的绝佳实物资料。
我得到的这部孙人和藏《禹贡本义》，就是与上述《论语古训》性质相同的初印佳本，其中也有很多内容，与后印本不同。如第十六页“九江”条开头一句话，此初印本为：《禹贡》三见九江，两属荆州，一属导江。
而通行的后印本则改刻作：《禹贡》九江，荆州两见，导山、导江两见。
这是因为原本云“《禹贡》三见九江”，即谓整篇《禹贡》在“荆州”之下提到过两次九江，在“导江”部分提到过一次九江，所说有明显疏误，遗漏《禹贡》“导山”部分也写有“过九江”的记载（“岷山之阳，至于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为迁就已经刻成的书版，改动时要斟酌尽量少更动版面，所以，只是将原版“三见九江两属荆州一属导江”这十二字，改镌成“九江荆州两见导山导江两见”。仔细揣摩，可以看到，由于过分拘泥少重刻版片，“《禹贡》九江，荆州两见，导山、导江两见”的说法，实际上很不通顺；尤其是“导山、导江两见”这句话，甚至可以说存在语病，可以做出两种明显歧异的解释：一种是在导山与导江这两部分记述当中总共出现过两次九江，另一种则是在这两部分记述当中分别出现过两次九江，通常似乎更容易理解为后者，然而，前者才与《禹贡》的记载相符合。依照初印本的句式，这段内容杨守敬本来应该写作：“《禹贡》四见九江，两属荆州，一属导山，一属导江。”文从字顺，根本不会有任何歧义。只有对比前后两个印本，了解其书版剜改过程，才能明白这处文字何以会如此别扭。
类似此书，因迁就剜改版面而致使文气不畅的情况，在古籍刻本当中，其实并不十分稀见，而且清代后期开始使用的西式铅字排版印刷技术，也具有相同的缺陷，对内容的修改，同样需要尽量减少更动版面的范围。了解古籍刊印过程中这一技术因素对文字内容的限制和影响，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文献当中某些看似不甚妥帖的内容。初印本《禹贡本义》后印本《禹贡本义》
在《禹贡本义》的“黑水、三危”条下，初印本与后印本也有一处明显的不同。孙人和旧藏初印本在第三十三页至第三十四页之间，记有如下一段内容：
陶文毅《蜀日记》云：“《禹贡》言黑水有三，一雍、一梁、一至三危入于南海，本非一处，亦犹雍有沮水，兖又有沮水；梁有蒙山，徐亦有蒙山，不必强合为一也。”斯言也，实先得我心，惟以梁州之黑水在马湖，而以导水之黑水为牂柯江，与经例似不合。
其“强合为一也”以下，后印本乃书作：
斯言发自阎百诗，惟文毅以牂柯江当黑水，其流似短；百诗以九江同在荆州，与例不合。
二者之间，差异愈为显著。
今案上文“陶文毅公”为清嘉道间人陶澍，而所谓“阎百诗”云云，说见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禹贡》一书，有南条之荆山，有北条之荆山；有徐州之蒙山，有梁州之蒙山；有荆州之沱潜，有梁州之沱潜；有兖州之沮水，有雍州之沮水。或曰上山水毕竟各见于一州，未闻一州之内水重见也者。曰以山证之，豫州之内有导山之熊耳，在庐氏县；有导水之熊耳，孔《传》以为宜阳县。况九江一为禹所疏，以人工名；一为九水所会聚，以泽浸名，同见荆州内，何不可之有？为禹所疏者，曰甚得地势之中；为九水会聚者，第曰禹经之而已、江合之而已，其书法固自别也。但故道唐犹存，而宋眇然，以致诸公起而辨之。扬州浸曰五湖，张守节《正义》曰盖古时应别，今并相连，余亟赏其通人之言。秦与荆战，取洞庭、五湖，既有洞庭，又言五湖，则是九江既豬九而为五，又会五而为一，水道之变如此，宋儒乃以己所未见而遽疑《禹贡》乎？且蔡氏之尤悠谬者，以今寻阳之地将无所容九江，不知汉寻阳县在大江之北，今黄州府蕲州东浔水城是，东晋成帝咸和中始移于江南，今九江府德化县西十五里是，杜佑曰温峤所移也。譬诸河源本在西南，而张骞乃求之西北，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蔡氏郡邑之迁改、朝代之换易尚所不详，而可与谈水道乎？……余之著斯考也，将以上质紫阳，下亦如道元云，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矣，岂好与蔡氏抵捂者
(5)耶！
阎若璩的学术水平和声望，以及《尚书古文疏证》的影响，都要大大高出于陶澍及其《蜀日记》之上，而且两相比较，可以看出，在论《禹贡》山水之同名异地这一问题上，阎氏所说亦较陶澍更为明晰透彻。更为重要的是，杨氏在《禹贡本义》的自序中讲述其研治《禹贡》的心得时，通篇只是“历举本书异地同名不能合一之证”，以为在阐释相关记载时，“离之两美”，此乃“治《禹贡》者所不可(6)不知”之通用法则，可见这一点正是杨氏研治《禹贡》最为得意的见解。因此，杨守敬本来应当首先具体引述阎若璩的观点，适当展开讨论，然后再附带谈及陶澍的相近看法。可是，他在撰稿时却疏忽未能顾及于此，而在雕版事竣开始刷印之后，才发现这一重大漏洞。为图省工省事，已不便改刻过多内容，才只好像这样勉强牵合上下文义。
杨守敬原稿中如此明显的纰漏，正说明学术研究是一项令人遗憾、甚至有时还很令人尴尬的事业。这里没有神，也从来就没有神话，任何一项成果都难得尽善尽美，或多或少总会留下一些瑕疵，即使是像《禹贡本义》这样精湛的学术著作，也绝不可能如伦明所称赞的那样，其全书每一个观点都会成为永世不可移易的定论。这也就意味着绝大多数传统的问题，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恐怕都还难以轻易终结，即使不去另行寻觅新的领地，吾辈也大可不必为缺乏足够的立足空间而忧惧惶恐。
像这类后印时剜改初印本文字的情况，本来随便哪一部著述，都有可能出现，但《禹贡本义》的情况，还是稍微有些特别。其特别之处，一是剜改频繁，远不止一次；二是杨守敬的其他著作，也普遍存在这种情况。
我本人前后收下过三部《禹贡本义》，除了前述孙人和旧藏本的刷印时间明显先于其他两部印本之外，另外两部书的印行时间，也不相同，在此姑且以次印本、后印本别之。这三部印本墨色的鲜亮程度，依次递减，即使不比对内容，也可以清楚看出其时间序列关系。初印本《禹贡本义》次印本《禹贡本义》后印本《禹贡本义》
当孙人和旧藏初印本由杨氏家中向外流布的时候，杨守敬对这种初印本曾经做过校改，但只是简单更易一二单字，可以说，大致上应当属于文字校订和词语修饰性的改动，或者说这只是将初印样本视同校样，对它做了最后一次更为彻底的校对。杨氏命工匠将改订后的内容，以另纸逐一粘贴到初印本相应的地方。这种情况，在孙人和旧藏初印本上，可以看到很多。
在所谓次印本上，杨守敬此前改订的单字，同样还没有在书版上改刻，也就是说，这个次印本的版片，实际上与初印本并无差异，只是从墨色上可以看出，其刷印时间要稍微迟晚一些而已。但与孙人和旧藏本不同的是，有几处涉及实质性内容同时也更动较多字句的重大修订，被用剜改后的新版刷印出来，粘贴到原来相应的纸面上，这就包括前面所列举的两项内容。另外，还有初印本“三江既入震泽底定”这一条目，次印本也用空白纸条，将“既入震泽底定”六字遮盖，只剩存“三江”二字作为条目名称，与通行的后印本完全相同。这些情况说明，在这部书从杨守敬家流出的时候，书版已经剜改，并且曾用改刻过的书版，刷印有新本。《禹贡本义》大量印行的后印本，较诸次印本又做有更多改动，最为突出的是“三江”条的内容，几乎已经完全重新改写，所述观点出现明显变化。如初印本、次印本并谓《汉书·地理志》所记扬州之北、中、南三江，乃“足知其缀《职方》，而非以说《禹贡》”（并见第十四页），而后印本则论述说：《汉志》：毗陵，北江在北，东入海，扬州川；芜湖，中江出西南，东至阳羡入海，扬州川；吴，南江在南，东入海，扬州川。三言“扬州川”，则固明明以为扬州之所独。说者谓其缀《周礼·职方》，是也；然亦何尝非以诠《禹贡》？盖《禹贡》扬州本有“三江既入”之文也。（见第十三页）
前后所说，判若两人，对比着看，恰像在打自己的耳光。内容改写后，篇幅增大许多，为此不得不新增添“又十三”和“又十四”两个页码，这样便不必因新增版面而依次改动下面各个版面的页码，虽然不甚美观，却可以减少一些麻烦。这也为此番改刻书版，留下了再明显不过的痕迹。后印本《禹贡本义》新增之“又十三”页
杨守敬自中年以后，连连有新著问世，都由他本人出资，鸠工在家中雕印。杨氏出身寒微，且终生未能获取功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要靠授馆卖字为生，亦曾绍承祖业，经管过商铺，因此在经济上颇为精于算计，绝非寻常酸腐书生。他还有过开纸行的经历，自然熟悉印刷用纸事宜；又曾于困顿之中以出售所刻本人自纂《楷法溯源》，(7)从而获知“卖书亦颇得利”，后来还在日本帮助黎庶昌操持刊刻《古逸丛书》，愈加谙熟刻书业务。因此，杨守敬曾不止一次为人代刻书籍，这与他自己的著述稿一甫成，即匆忙刊刻行世一样，恐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出于售书获利的考虑。这样一来，势必要在家中常年养有刻工，武昌菊湾的杨宅，便会有几分类同于书坊。事实上，版刻史上之所谓家刻与坊刻，从来就不一定都有十分清楚的界限。南宋时唐仲友以士大夫之身份，在家中既开“彩帛铺”，同时又刊刻售卖书(8)籍，杨守敬出身商户而常年在家刻书的情况，与之颇有几分相似。
反过来看，正因为家中常年豢养有刻书工匠，杨守敬的著述才有条件想刻就刻，随写随印；同时，也正因为付梓往往过于匆促，书稿尚存有诸多瑕疵，刷印后也才需要不断订补，而邻苏老人因自恃挖补便利，版木能够随改随修，愈加放手赶刻赶印赶卖自己的书籍。这样一来，杨守敬的著述便大多都像这部《禹贡本义》一样，随修补随刷印，前后不同时期的印本，内容常常会有很大出入，即以我个人经眼的地理名著而论，《水经注疏要删》和《水经注图》的书版，即均叠有挖补。
在杨守敬这些著述当中，有个别书籍，如《水经注疏要删》，他本人留有记述云，曾“以《要删》所录间有谬误者挖改之，又以续有(9)所得，补刊二次”，因而或许能够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但其馀大多数书籍，并没有这样的记录，学者利用就很容易惹出麻烦。譬如湖北出版社出版的《杨守敬全集》，整理者在点校《晦明轩稿》时，就对各图书馆收藏的同一版本书籍之篇目内容互有差异而感到困惑不已，虽尝试做出种种解说，却始终未能中其肯綮，不知道这本是古书刊印过程当中经常会出现的情况。因此，我在这里介绍《禹贡本义》的版本情况，也希望能够引起大家注意，在利用杨守敬包括地理文献在内的各种学术著作时，要特别留意其传世印本的复杂性。2009年1月4日记原刊徐少华主编《荆楚历史地理与长江中游开发——2008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
(1) 柯绍忞等《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北京，中华书局，1993）之《书类》，页289。
(2) （清）杨守敬《邻苏老人年谱》（上海，大陆书局，1933，《近代名人年谱丛刊》本），页45。
(3) 仓石武四郎《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北京，中华书局，2002），页2。
(4) 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页103。
(5) （清）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清乾隆眷西堂刻本）卷六上，页70b—72a。
(6) （清）杨守敬《禹贡本义》（清光绪三十二年杨氏家刻初印本）卷首《禹贡本义自序》，页1a—2b。柯绍忞等《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北京，中华书局，1993）之《书类》“禹贡本义”条，页289。
(7) （清）杨守敬《邻苏老人年谱》，页24。
(8)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公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刻本）卷一八《按唐仲友第三状》，页20a—27a。
(9) （清）杨守敬《邻苏老人年谱》，页47。薛季宣的《未央宫记》与汉长安城未央宫
南宋永嘉学派宗师艮斋先生薛季宣，曾撰写过一篇题作《未央宫记》的文字，系统记述西汉长安城未央宫的兴建始末与宫城内殿堂台阁的建置情况。这篇文章，篇幅并不很长，全文总共还不到两千字，收录在薛氏诗文别集《浪语集》当中。
薛季宣这部集子，最初是在宋理宗宝庆二年八月，由其侄孙师旦、(1)师石兄弟共同编纂，刊刻行世。然而，由于永嘉学派所宣扬的思想观念与后来成为官方主流意识的朱子学说颇有违异，从而在后世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如清末学者孙诒让所云，至艮斋门人陈傅良身殁之后，“先生之绪绝而弗续，元明以来，晦蚀尤甚，遗书虽流传未绝，(2)儒者几不能举其凡目”。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薛氏此集，“自明(3)以来，刻本遂绝”，不再有人重新雕版印行。因此，明代以及清代晚期以前各地著名藏书家所著录的传本，凡明确标注版本者，如明末(4)(5)祁氏澹生堂藏本、清代瞿氏铁琴铜剑楼，都是只有源自宋刻的抄本；甚至清乾隆时官修《四库全书》，多方搜求公私藏书，也只能找(6)到所谓“两淮马裕家藏”的一部传抄本，用作著录的底本。
其实，即使是这一类抄录本，也还往往残缺不全。如明万历《内(7)阁藏书目录》所著录者即已经是“阙二册”的残本；祁氏澹生堂收(8)藏的明代抄本，原书三十五卷，也只存有三十四卷，后来这部书传入丁氏善本书室时，则仅剩有三十卷，又有四卷在流传过程中毁失不(9)存。然而，公私书藏却依旧珍重存储，其书在世间流通之尠少，可(10)想而知。这在宋代著名学者的诗文集当中，是十分少见的特例。
直到清同治十年（辛未）至十一年（壬申）间，始经温州瑞安人孙衣言呈请李鸿章出面主持，并由李氏“捐奉属桂芗亭（案即桂嵩(11)庆）观察刊之金陵书局”，而当时实际从事校勘事宜者，则是孙(12)衣言的儿子著名学者孙诒让。这也是当今所见薛氏文集的最早刊本。金陵书局版刻事竣之后，刷印无多，李鸿章即命以书版归诸孙衣言，听由孙氏以之汇印入所辑录温州乡邦文献汇刊《永嘉丛书》，“使浙中学士大夫得读先生之遗集，而世之有志于永嘉之学者亦有所(13)津逮”，此书方在世间得以广为流布。盖孙衣言怂恿李文忠公刊刻此书，本来就是出自仰慕乡贤的心意。《浪语集》中所收《未央宫记》首页金陵书局本《浪语集》内封面金陵书局本《浪语集》牌记
在同治金陵书局刻本问世以前，由于写录传本难得一见，除了像黄宗羲、全祖望撰著《宋元学案》以及厉鹗作《宋诗纪事》这样特别专门的研究，不能不花大力气多方搜讨，以求一览其书，其馀大多数清代学者在从事相关研究时，往往既无从了解亦无法利用《浪语集》当中的有用资料。即以这篇《未央宫记》而言，薛氏所记，本来对考订西汉长安城的宫室建置，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可是，乾隆年间毕沅在校刻《长安志》和《三辅黄图》时，却都没有引证此文，这就应当是基于上述原因。另一方面，现代学者在研究相关问题时，由于过分崇信清代学者在文献校勘方面所具备的功力，也没有人想到，竟然还会有如此专门的记述却未曾被清朝学者所知，从而也一直没有人注意到薛季宣这篇文章对长安城宫室研究的史料作用。
下面，将首先对《未央宫记》的文字，加以点校，然后再来分析薛季宣的撰著意图和它的文献价值。一、《未央宫记》校读
薛季宣《浪语集》的通行版本，现在有两种。第一种是前述清同治金陵书局刻本。这种版本又分为两种印本。一种是书版刚刚刻成时在南京刷印的初印本，内封面背后镌有“同治辛未二月金陵书局开雕”牌记，当时印制数量十分有限，传留于今世者更寥寥无几，故政治与学术地位尊崇如张之洞者，在光绪初年撰著《书目答问》的时候，尚且无缘寓目，乃标注《浪语集》之版本云：“止见传抄本。今(14)温州人议刻。”甚至在傅增湘的遗著《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书目》当(15)中，亦同样未有著录。这在晚清刊刻的重要学术著述当中，是十分罕见的特例，故业师黄永年先生曾讲授说，完全有理由将此金陵书局印本《浪语集》列为晚清刻印的善本。这一书版印数较多的另一种本子，是孙衣言将书版带回温州以后作为《永嘉丛书》零种印行的本子。钱塘丁氏《八千卷楼书目》将前一种印本称作“金陵局本”，而(16)将后者著录为“《永嘉丛书》本”，其实只是同一部书版早晚不同时间的印本。《浪语集》在今天比较容易阅读的第二种通行版本，是台北影印的《四库全书》文渊阁写本。
根据孙诒让的记述，金陵书局本付梓时，是根据钱塘藏书家丁丙收藏的祁氏澹生堂旧藏“明抄残本”和浙江仁和藏书家朱学勤结一庐(17)所藏另一“旧抄本”，相互参合两本所勘定。曾有研究薛季宣的学者，谓此孙氏父子刻本，系“采用南宋宝庆二年薛季宣侄孙薛师旦刻(18)本为底本，校以丁丙所藏明抄本和朱学勤所藏旧抄本”，所说自属明显疏误。又如前所述，《四库全书》的底本，是“两淮马裕”亦即扬州藏书家马曰琯、马曰璐兄弟小玲珑山馆藏本。朱氏结一庐的藏本，其抄写质量如何，没有见到记述；马氏兄弟小玲珑山馆所藏《浪语集》，四库馆臣尝做有评议曰：“藏书家辗转传抄，讹脱颇甚。”(19)其他传本，若瞿氏铁琴铜剑楼所蓄“旧抄本”，同样也是因“辗转(20)传抄，讹夺甚多，无从校正”；而孙诒让在校勘金陵书局本时更清楚讲述说，薛氏此集“明以来梓本久佚，藏书家辗转传抄，脱误最
(21)甚”，所说“脱误最甚”之辗转传抄本，自然要包括祁氏澹生堂旧藏本在内。《未央宫记》附记宫区内各项建置名录
可见，就文字内容的准确性而言，清代学人所见《浪语集》，已经远不足以云善本，孙诒让亦尝自述云，尽管他在校勘此书的时候，是以“精校付刊，复录其异同，为《札记》□卷，然讹缺尚未能尽补(22)正也”。《未央宫记》篇幅虽然很短，但也有一些字句颇显窒碍，似应存有舛讹；另外，在不同传本之间，其文字也略有参差，凡此，都需要稍加校理。在此仅以金陵书局本（简称“金陵本”）为基础，参校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简称“四库本”）以及清虞山张燮小琅嬛福地旧藏抄本（简称“小琅嬛本”），试对《未央宫记》做一初步校读，以便进一步分析利用。
未央宮记
丞相先酇侯臣何，昧死再拜，言皇帝陛下：“陛下從天下義兵，誅亡道秦，西都關中，以根本制枝葉，天下幸甚。京師，諸夏之父母也，要令四方諸侯，知有所法。今咸陽遭項氏殘滅之後，堂殿泯毁，櫟陽、興樂承秦故①，雖靡敝一時之制②，非法度之宫也。臣不勝大願，昧死請陛下，詔有司度長安地，作天子之宫曰未央，爲漢家建萬世亡窮之業③。臣何昧死再拜以聞。”制曰：“可。”尚書令下御史將作，按地圖以詔書從事，丞相裁處其宜，太卜卜筮並吉。【校勘】
① 堂殿泯毁，櫟陽、興樂承秦故，此“興樂”，四庫本作“長樂”，小琅嬛本此句作“堂殿毁，櫟興築承秦故”。案據宋敏求《長安志》卷三引西晋潘岳《關中記》，漢長樂宫“本秦之興樂宫”。
② 雖，金陵本原作“雍”，小琅嬛本同，文義不通，此據四庫本改。
③ 亡，小琅嬛本作“無”。
七年，初作宫長安，因龍首山以抗前殿①，東西五十丈，南北十五丈，其高三丈五尺。殿北營宣室殿，爲帝者之正處。掖庭宫在其内，有漸臺以供眺望。曲臺殿石渠、天禄、麒麟三閣，藏先代典籍及名臣勳著。承明殿廬爲文儒著作之地。織室、暴室、凌室爲織文、染練、藏冰之所。其外周廬環列，繳以徼道。宫垣有闕門二，正北端門曰玄武闕，其東蒼龍闕。四面設公車司馬，典受四方章奏。立太倉、武庫，所以儲國用、謹兵防也。宫周二十二裏九十五步五尺，疏山以爲臺，殿不假版築，高出長安城。【校勘】
① 前，小琅嬛本闕此字。案此處記事多據晋人葛洪之《西京雜記》，《西京雜記》卷一作“因龍首山制前殿”。
其二月，上自平城至，見長安宫室壯麗，怒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宫室過度也？”丞相何曰：“天下未定，故可因以就宫室。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悦，即自櫟陽徙都長安。
九年十月，未央宫成。上朝諸侯王，置酒前殿，上爲太上皇壽曰：“始者，大人常以臣不如仲能治産業，今臣之業孰與仲多？”殿上皆稱萬歲。
自古帝王興建都邑，未嘗不爲子孫久長經遠之度，是故詒遠莫若儉。禹都安邑，湯徙亳從先王居①，周文、武作都豐鎬，周公營洛邑，其始未嘗不卑宫室、謹法度；降及後世，瑶臺瓊室興焉。且富不期驕，人情好泰侈大，生於安逸，此理勢然也。作法於儉，其弊猶奢；以奢示人，而謂子孫不吾加者，丞相之計，豈不疎哉！豈不疎哉！【校勘】
① 徙，小琅嬛本同，四庫本作“作”。
抑嘗聞先生長者言，高祖、項羽皆楚人也，漢始都洛，五年夏，上感留侯良、奉春君敬説，即日駕之關中，居櫟陽。其秋擊燕王荼，六年取楚王信，七年征韓王信，上皆行幸關東，至洛陽。初，項羽既燒秦宫室，或勸羽自王關中，項王見秦宫室皆已燒殘破，心思東歸。高祖雖居關中，自言遊子悲故鄉，吾萬歲後，魂魄猶樂思沛，蓋其心未嘗一日不在東也。酇侯作宫宏侈，因貳以濟，殆託辭決定都之計，旨哉①！【校勘】
① 旨，小琅嬛本同，四庫本作“者”。
雖然，猶有憾焉。令何稍知古今、畧法先王而通其變，以安上志，高祖樂於從善，使後嗣知所準則，可亡奢侈之弊。且高祖以漢太祖，而猶出言詫大①，何法宫乃復窮奢極靡，子孫安取制哉？其後孝武帝新作宫殿，孝成帝興建昭陽，土木被金珠，楹桷加文鏤，增高極於雲漢，窮幽達於泉壤，侈過天道②，超越振古，財用殫竭於上，人力困窮於下，其視孝文皇帝惜百金費罷營露臺遠矣！【校勘】
① 出言詫大，“詫”四庫本作“誇”，又小琅嬛本“出言”作“出此言”。
② 天道，小琅嬛本同，四庫本作“寰宇”。
初，未央宫世世增廣，有臺殿四十三，池十三，山六。其臺殿三十二、池十二、山五在外，餘在後宫。門闥中、外凡九十五，而掖庭有月影臺，雲光、九華、鳴鸞三殿，開襟閣，臨池觀，不在簿籍。成帝又增後宫八區，爲内殿十四。宫城開拓，後至二十八里，宫館益盛，而漢業衰矣。詩曰：“商邑翼翼，四方是極。”高祖有焉。又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孝文皇帝近之矣。
臣愚，學不足以通古今之志，顧何以書漢先帝積累之業，惟以列職太史，典司著述，敢效《周書》“明堂”、“作洛”，謹昧死記未央宫興治本末如上。
未央宫。亦曰紫微宫。
殿：前殿 宣室 麒麟 温室 金華 承明 武臺 壽成 萬歲 廣明 清涼（亦曰延清室①） 永延 壽安 平就 宣德 東明 飛雨 通光 曲臺 白虎 延年 回車② 宣明 長年 見德 神明 玉堂（亦曰白玉堂③） 含章 神仙 昆德 高門（亦曰高門宫④） 温調 龍興 敬法（有敬法闥⑤） 朱雀
右三十五殿在外。按《漢宫殿疏》，溫室在長樂宫。《漢宫閣記》⑥、班固《西都賦》在未央宫。《三輔黄圖》二宫皆有温室⑦。玉堂，《漢書》在建章宫，《三輔黄圖》未央宫⑧、建章宫皆有玉堂，而建章宫曰内殿⑨。【校勘】
① 亦曰延清室，小琅嬛本同，四庫本闕此五字。
② 回車，小琅嬛本同，四庫本作“四車”。
③ 亦曰白玉堂，小琅嬛本作“亦曰玉堂”，當脱“白”字，四庫本闕此五字。
④ 亦曰高門宫，小琅嬛本同，四庫本闕此五字。
⑤ 有敬法闥，小琅嬛本同，四庫本闕此四字。
⑥ 閣，小琅嬛本同，四庫本作“闕”。
⑦ 案四庫本在“《三辅黄圖》”下增有“後”字。
⑧ 未央宫，小琅嬛本同，四庫本闕“宫”字。
⑨ 建章宫曰内殿，小琅嬛本同，四庫本“曰”作“自在”。
椒房 昭陽 飛翔 增城 合 蘭林① 披香 鳳凰 鴛鸞 安處 常寧 茝若 椒風 發越 蕙草 鉤弋
右十六殿在後宫掖庭。按鉤弋殿與鉤弋宫名同，《三輔黄圖》宫别在直門南。又成帝後宫八區，又增至十四殿，而椒房、鉤弋二殿不在其數中，未詳。【校勘】
① 蘭林，小琅嬛本作“林蘭”。
堂：朱鳥堂① 畫堂
室：非常室② 暴室
閣：宣室 石渠 麒麟 天禄 增盤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