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军辉,王瑛
出版社：西南财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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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范式转换研究试读：
前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的迅猛发展，全球化与国家的关系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中争论的核心问题。就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而言，如何把握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现时代的关系，已经成为新世纪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的新命题。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面临着如何反映时代精神的形态变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提到总目标的高度，这是一个全新的、重大的、具有极高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命题，也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坐标系。本书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的“国家”基本理论进行历史性的动态考察，并通过对国家理论研究范式的比较研究，力求发现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知识体系的建构和理论研究中理论和思维的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反思性地理解自身，认识其发展变化的内在脉络提供理论解释和知识积累。在此基础上，本书提出了重构政党、国家、市场和社会制度并形成多方良性互动的“相对自治”模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结构现代化转型策略选择和相应的制度建构方案。
本书共分七章，主要内容及其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如下：
第一章是绪论部分。本章以全球化中国家因面临挑战而变革为时代背景，以国家理论的当代复兴为知识背景，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指出从范式的视角分析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转变对于考察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自身发展以及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政治改革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第二章分析了范式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范式。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强调的理论与实践的紧密关联性那样，作为改造现实世界的理论工具的“范式”与范式转换理论虽然具有“相对主义”、“不可通约性”等局限，但其从科学发展的社会实践性、历史动态性等方面的变化来建构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式，将科学发展的内部史和外部史辩证地结合起来，因而其理论本身便具有科学革命性。这一性质所赋予范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不仅对研究自然科学知识的发展和变化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对理解、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范式同样具有重要价值。
第三章从范式的视角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经典范式的方法、价值、解释框架以及主要命题。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经典范式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工作者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产生的经典范例。作为一个经典范例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传统范式为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提供了具体指导，并演化成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常规科学研究的基础。梳理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经典范式不仅有利于整体性理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进一步发展和转变的前提条件。
第四章考察了时代变迁与马克思主义国家经典范式转换的需要。随着不断变迁的政治、经济形势，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努力转变自身，以适应社会结构变迁、民主化改革以及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挑战。在此转型过程中，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从早期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了晚期的垄断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国家形态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变得复杂和多样化。同时，社会主义国家也经历了一个从早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如何对当代国家的转型给予深刻的反思和解释，成为当代语境下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历史性任务。时代变迁引发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经典范式转换的需要，促使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范式的转换与创新。
第五章分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对经典范式的创新与转换。从总体上来讲，当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大致在两个维度上实现了对经典范式的创新发展：一个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经典范式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维度，对国家理论进行了创新与发展，形成了诸多颇具特色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批判理论；另一个是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代表，在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经典范式继承的基础上，通过总结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经验教训，创新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建设性维度，为当代马克思国家理论提供了新的内容。然而，在把握创新与范式转换的界限和内容上，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界产生了极大的争议，并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考察当代范式的转换与创新，剖析范式转换进程中的争议，对我们进一步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第六章在总结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创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范式的观点。本章的开始部分，总结和剖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范式创新与转换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存在着的不足。随后，本章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范式转换的动力、转换的基础、原则以及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公共性研究范式的价值取向、基本范畴和具体的路径选择：不同时代实践状况的历史性张力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范式转换与创新的历史性动力，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创新与范式转换应当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基本原则。在此前提下，创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公共性研究范式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应致力的方向。
本书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经典范式的梳理和概括、对经典范式的当代转换的审视以及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范式转换的比较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如下：
第一，随着时代的变迁，当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在坚持对资本主义国家批判的同时，需要通过总结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与发展的实践，并结合发展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不断的阐释、创新和范式转换，以提出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的国家理论的替代性规则和价值观。而关注全球化引发的“公共性”问题，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范式的转换，把握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现时代的关系，探索并创建高于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新型社会主义公共性国家理论范式，已经在学术界达成了很大程度的共识。
第二，在文本解释过程中，一方面要建构马克思文本的思想语境，另一方面又要立足现实，积极对苏联国家理论进行反思；还要立足未来，即我们要构建的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此基础上，我们构建出适合中国当代建设的国家理论范式。无疑，做到这一点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对此，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分析、评价和运用范式，对于建设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相关实践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从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范式理论来看，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通过对古代政治思想传统、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理论和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现实的革命性批判及其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经典范式。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经典范式的梳理和架构不仅是对西方理论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缺乏国家理论的流行观点的有力反驳，而且能够为继承和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提供理论依据和评价标准。
第四，随着时代的变迁，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了极大的改变。作为改造现实的理论工具，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正在随着时代的变迁所出现的反常现象而不断地进行创新和范式转换，以期能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当代马克思主义对经典范式的创新和转换无论是在理论基础还是在方法、价值和解释框架以及主要命题方面都已经出现了重大转变。从范式理论来看，这是理论发展所应有的图景。资本主义在发展中已经出现了与经典作家生活时期不同的状况，冷战后社会主义国家又出现了全新的特点，这些变化都需要用新的国家理论范式来说明。不同时代实践状况的历史性张力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范式转换与创新的历史性动力。唯有如此，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才能更好地解释和破解当代社会转型的困境，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才能更具有生命力和发展空间。
第五，任何理论的创新和发展都有其本身的界限，超越这个界限，必将导致理论发展的混乱和理论本身的合法性危机产生。因此，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创新和范式转换应当是在遵循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经典范式的根本立场和价值取向下的不断与时俱进，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范式的创新和范式转换的合理方式应当是在研究范式这个层面上努力，即：在价值取向上追求一种“公共性”目标；在内容范畴上努力阐释一种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包容、共享、共生的公共性理论逻辑与基本范畴；在研究方法上实现从传统教科书考古学式的诠释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转向对马列经典著作的当代解读；在研究范式构建上实现从对国家的实质分析转向对国家实质与功能相结合的公共性研究范式转换；在研究议题上实现从阶级革命议题向和谐治理议题转换。
总而言之，当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研究，需要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在充分吸收和借鉴当代社会的科学知识的同时，保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价值取向。同时，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范式需要正视时代的变迁产生的实践问题在理论上所出现的反常现象和挑战，而不断地进行研究范式的创新与转换。理论指导实践，实践丰富和发展理论。可以预见，随着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建设的实践需要，在遵循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经典范式的根本立场和价值取向下，当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范式必将在理论上不断进行创新与研究范式转换。唯有如此，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才能更好地解释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变换和指导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也才能更具有生命力和发展空间。第一章绪论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当代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和政治民主化在世界各地的风起云涌，人类社会形态及运行发展机制都在发生重大变化：首先，经济中市场元素的加强，民主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使得人类不同主体间的交往日益普遍化和紧密化，“世界性的公共领域空间”日益增长，形成了“跨国社会”；其次，随着跨国资本超越单一民族国家并在世界范围内快速流动，传统的民族国家权力和国家主权正在削弱；与此同时，人的存在也正在日益成为“去中心化”、“去地域化”的“世界公民”。人类社会形态正在发生的这种深刻巨变，构成了本书研究的缘由和主题。一、全球化与国家理论的复兴
我们正处于经济的全球化、政治的民主化迅猛发展的时代。伴随着这一历史语境的政治学领域的一个重要事件是出现了国家理论研究的复兴。在最近20多年的政治学知识增长中，大量持各种不同立场的政治理论家正在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对当代国家形态做全新的思考。全球化资本对传统民族国家的冲击、改进民主治理形式与培育公民社会等各种具体的国家理论研究议题，成为表达新时期历史语境下国家理论复兴的主导话语。自由化的发展和现代世界经济当中市场成分的加强，不仅意味着社会公共空间的扩大、私有部门和社会部门之间竞合程度的加深，而且意味着国家权力与非公共权力的此消彼长和社会权力的重新布局形成。其中，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全球科学技术进步和国家（政府）权力改革之间的联系：现代通信工具强化了社会联系的纽带，技术进步引发了社会组织系统运行的复杂性，这一系列的变革导致了国家管理工具的改进以及国家观念转变。无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最近20年里所进行的国家权力改革和国家机关改革，都使得国家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首先，现代公共哲学成为新全球化时代国家理论的新哲学形态。当今世界，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以民主、自由、平等为核心理念的和平与发展是主流趋势。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政治结构日益由传统社会的“国家话语时代”走向现实的“个人话语时代”、由“造成的承诺”走向“自我身份塑造的价值承诺”、由“意识形态话语空间”走向真正的“公共话语空间”。公共主体的多元化、公共问题的全球化、公共领域的复杂化、公共精神的多层化，引发了人文学科领域展开对社会公共生活秩序与个性自由、社会公正等带有普遍性问题的反思与争论，“交往共同”成为理想的实践的人类生活方式。其次，新全球化的技术进步冲破了地域差别和民族差别的限制，使个人获得了同整个世界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的可能性，既可以使人们通过利用全球的全面生产获得拥有丰富、全面的现实关系，又可以使各民族各地域的生产发展为一种公共财富的生产，成为各地城各民族共享的世界文化。无疑，全球化带来了新的思想方式和技术手段，已经形成并正在描绘一幅以人类生存为本位价值取向的“公共世界”的图景。“就对我们所有人都一样而言，就不同于我们在其中拥有的个人空间而[1]言，‘公共’一词表明了世界本身。”
时代变迁出现了新的历史环境，新的历史环境产生了新的历史语境。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打破了传统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共同体”，削弱了它对社会的政治统治和地域性的强力控制，国家职能转而进一步向社会领域发展。在反思和批判中提出并建构体现公共理性和人类公共利益指向的哲学理念，是当代政治哲学表征自身存在和实现自身价值的主导方式。“从多样性中看到统一性的人类学意识、把人类视为在同一生物圈中有共同人性的生态意识、对我们所共有的责任和团结的公民意识以及基于一种批判精神和对相互理解的需要的对[2]话意识”成为当今人类普遍持有的四种基本意识。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表明了当代政治哲学的价值正在不断趋向于为人类生活、人类社会合理和谐的秩序提供哲学意义上的论证，也即提供表征人类生存理想的精神家园，以及与之相应的思维方式。作为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构成，必然伴随着研究[3]客体的这种变化而处于运动之中和历史的重新安排之中。无疑，我们需要建构新的国家理论“坐标系”，加强马克思主义对当代文明的理念和模式进行批判性反思的能力，以考察和解答当代人类的生存困境。解答威胁人类文明进步的全球性问题，实现自己在新世纪的历史使命，已成为当今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的重大课题。二、当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
在全球化时代，关注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对国家的影响，已经成为政治学研究领域中争论的核心问题。全球化对于传统国家的内涵、传统国家的地位和作用产生了巨大影响，诸如“国家的销蚀”、“国家的削弱”、“国家的终结”以及“国家强化”、“全球治理”、“世界公民”等概念，被频频提起，受到了理论界的普遍关注。在全球化迅猛扩张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在实践和理论方面不断遇到新的挑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形态变革，形成了反映时代精神的创新性成果。当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的重点已经转向关注当代全球化引发的社会结构变迁，重新考察当代全球化中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当代国家的新角色和作用以及民族国家的未来命运。许多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改变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解释方法，积极参与全球化与国家问题的争论，在理论的对话中作出基于自身理论的独特解释和批判，是一个涉及马克思主义当代可能性的重大问题。当今，我们迫切需要关注和研究以下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基本问题：
1．国家的实质问题
众所周知，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虽然国家是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仍然属于一个重要的理论范畴，只是由于各种原因，经典作家没有对它做体系建构。但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却极为薄弱，以至于在一些当代政治理论研究的学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总是倾向于一种反经验的立场，没能有效地[5]分析自由民主政治的复杂性。几十年来，尽管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极大地发展了编年史，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无非是教条式地坚持了如下主张：资本主义国家服务于资本家阶[4]级的利益。当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的僵化思维模式，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在政治理论研究领域中式微。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对现代国家的复杂现象给予了相当大的关注，认为现代国家除了阶级性，还具有公共性。国家的行为既表现在国家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上，也表现在平衡各阶级利益的自主性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充分论述了源自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形式上的制度分离，经济统治阶级与政治统治阶级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委托—代理关系。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关国家理论的阐述仍存在大量未能充分重视和详尽论述的资源，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当代发展必须充分阐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这些理论资源。
2．全球化引发的当代国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问题
伴随全球化市场经济的世界扩张以及国与国之间的资源争夺，资本正从分散的、地方性的形式发展到今天强大的、全球性的支配劳动的力量，劳资双方流动性上的不对称更加强化了劳资力量的不对称。资本全球化所建立的全球生产体系强化了资本对劳动力的控制。当代社会日益凸显出生态恶化、民主赤字、社会不公、贫富分化等现象，世界变得更加碎片化和走向两极分化，民主、自由与和平受到了严重威胁。而资本的进入所带来的就业机会和当地经济繁荣，增强了各国政府对资本的偏好，全球化经济发展淡化了政府干预社会贫富分化的愿望。在招商引资的压力下，政治信念让位于现实需求，政策也会出现重大改变甚至颠覆。“任何事情，只要有损于国际资本和大企业的利益，就会被认为不切实际而遭搁置，或干脆拒不考虑（例如有关控制资本的各种方案）；任何事情，只要对金融有利，就毫不迟疑地采[6]取行动。”1999年的盖洛普国际新千年民意调查，在60个国家询问了5万多人，仅有不到1/3的人对他们的国家是否由人民的意志统治这一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1/10的人认为，他们的政府会对人民的意志[7]作出回答。我们要看到，这些矛盾和不协调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化推广的民主治理模式所产生的。由于资本在世界的肆意横行，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都面临着全球化冲击下的国家合法性困境。大公司与母国政府、东道国政府以及受惠于公司的工会相互配合，要求劳动者以就业的灵活性和改革社会保障体系来适应资本的需要。因此，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国家批判的同时，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组织方式，并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民主治理的替代性规则和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理应“提供一个他们赞成什么的连贯回答”, [8]“没有一个不同社会的远见，事情不可能有任何基本的改变”。换而言之，现时代赋予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的任务在于努力探索并创造一个超越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体制的新型社会主义民主国家体制。
国家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然的客观产物，是影响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人们或赞赏它或反对它，但却无法回避它。因此，国家自产生以来，就成为政治理论所关注的对象。自柏拉图到马克思再到当代的各种政治思潮，国家理论虽然几经沉浮，但却一直是政治理论的核心议题和主要内容。然而，如何定义国家这个既具有抽象性又实实在在存在的矛盾体？针对这个问题，人们给出了许多不同的答案：有学者将国家界定为领土控制者和社会权威资源的垄断者，有学者将其归类为具有新近历史起源的一系列政府机构的总称，也有学者将其视为具有至善伦理道德的共同体，等等。理论界围绕着国家的起源、本质、特征和活动范围，至今仍存在许多严重分歧，从而形成了形形色色的国家理论流派以及理论流派内部相异的研究方法。本书的目的旨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国家”基本理论进行历史性的动态考察，并通过对国家理论研究范式的比较研究，力求发现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知识体系的建构和理论研究中理论和思维的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反思性地理解自身，认识其发展变化的内在脉络提供理论解释和知识积累。
因此，本研究主要围绕三大主题：（1）回归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重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国家理论的基本知识；（2）评估当前社会的各种政治现象和不同国家理论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之间的关联程度；（3）寻找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在当代发展的各种制约因素，努力探求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更好的方法和策略。三、相关理论研究综述
马克思主义理论起源于19世纪西方社会科学。其中，构成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基础的主要是对古典政治经济理论、德国哲学和法国大革命的经验批判性研究，而对黑格尔的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观点的批判则是其理论的转折点。在《莱茵报》时期的政治斗争和社会生活现实进一步促使马克思在随后的《克罗茨纳赫笔记》（1843）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得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中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发展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而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论述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解释国家理论的基本框架。在此解释框架内，在《革命与反革命》、《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以及《路易·波拿巴的五月十八日》论著中，马克思在不放弃阶级分析的同时展示了国家内部制度的变换过程。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再次提出：“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资产阶级事务的委员会罢了。”随着阶级的对立，作为最先进阶级，无产阶级将通过革命取得政权，并从无产阶级专政过渡到人类的解放，国家职能将由政治统治转变为社会管理，社会组成自由人联合体。
除了马克思本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以及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论著在强调国家的阶级统治工具的同时，论述了国家在稳定社会秩序中的作用。恩格斯认为，国家是一种制度，这种制度与经济剥削同时而且同样地出现。列宁则通过对国家的统治工具的认识，发展出了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列宁认为，组织严密的阶级政党无论是对无产阶级革命还是建设而言，都具有重要意义。在这点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早期代表人物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与列宁的国家理论具有相同之处。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国家职能的调整和斯大林主义的发展，国家的工具主义解释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在这方面分歧更大。（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
1．传统主题的演变之一：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分析
随着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的转变和社会主义革命在落后而不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生，从20世纪初以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进入了一个反思的时代。葛兰西的《狱中札记》分析了20世纪初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经验，强调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充当阶级统治工具的同时，还具有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葛兰西提出了“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的观点，率先展开了具有西方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此后，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的深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界产生了各种分歧和争论，形成各种理论流派。其中，密利班德（Palph Miliband）和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之间爆发的国家理论争论更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现象，对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普兰查斯从经济的多元决定论出发，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是经济和政治环节的各自独立性，提出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具有相对自主性的观点。在《政治权力和社会阶级》（1969）一书中，普兰查斯坚称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国家是一种阶级关系，资本主义国家从整体上说，具有自身的意识形态，是一个为权力服务的客观系统，有摆脱统治阶级的相对自主性：“国家在一种社会形态中的调和因素的综合作用，是和一种社会形态不同方面的特殊形式，也就是指严格的名副其实的经济、意识形态和政治（也就是政治上的阶级）冲突的，也只能就它们的相互关系从理论的角度来理解，即从国家的综括政治作用来理解。”密利班德认可了普兰查斯的国家相对自主性观点。但与普兰查斯不同的是，密利班德更多地强调了国家的本质及其限度。密利班德在《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1977）中指出，在马克思的相关政治理论著作中虽然有对国家相对自主性的论述，但国家具有自主性并不表明有一种超阶级的国家。正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国家所剖析的那样，资本主义国家只不过是“管理资产阶级事务的委员会罢了”。国家的这种相对自主性丝毫没有减少国家的阶级性质。相反，这种相对自主性倒是有助于资本主义国家以适当的和灵活的方式行使阶级的任务。因此，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特征。
密利班德和普兰查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争论，引发了马克思主义群体中著名的“工具主义”与“结构主义”之争，最终导致了理论内部长期分裂的观点。后来的新李嘉图主义与基础主义之争、国家垄断主义与资本的逻辑学派之争的产生，都可以视作这场争论的延续。所不同的，密利班德和普兰查斯集中于国家的政治功能争论，而后者则集中于国家的经济功能争论。另外，“国家相对自主性”观点仅以国家权力同社会各阶级，其中主要是社会的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来规定国家的相对自主性，而不是从国家权力的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特殊机制来说明。因此，其国家自主性的理论显得比较狭窄，同时也未能明确国家相对自主性的概念及界限所在。
虽然密利班德和普兰查斯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自主性理论存在着不足，但国家自主性理论作为对当代国家的有效分析工具受到了理论界的重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国家权力与国家机关的科学划分以及对国家具有“相对自主性”的分析，能有效地解释当时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政治经济成功的调解作用。如奥菲的Structural Problems of the Capitalist State:Class Rule and the Political System. On the Selectiveness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n the State:Critical Concepts（1984）和哈贝马斯的《合法化危机》（2000）都运用了“国家相对自主性”概念，提出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系统危机理论，指出了资本主义国家在发挥相对自主权中所面临的困境，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本质与大众民主之间的根本矛盾及潜伏其中的危机。在哈贝马斯和奥菲看来，资本主义国家表面上的普遍利益与实质上代表资产阶级特殊利益的冲突导致了社会冲突和社会危机的发生。这种冲突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多次发生，表明了资本主义的国家实质上难以维持自主性的合理幅度，不可能在维护资本利益和获取群众忠诚的功能上作出恰当的选择。资本主义国家的自主权的左右摇摆，是引发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化危机和社会系统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哈贝马斯和奥菲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批判，虽然没有论及资本主义国家表面上代表社会普遍利益和实质上代表资产阶级特殊利益之间的矛盾，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意识形态和民主制度掩饰这一鸿沟的事实未予充分重视，但他们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对合法性问题的论证，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国家自主性理论，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发展。
2．传统主题的演变之二：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分析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流派对国家相对自主性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流派的代表人物和相关研究成果丰富，其中代表著作有Evans P. B., Rueschemeyer D．和Skocpol T．于1985年编辑的《复兴国家》一书。后马克思主义在借鉴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因不满于新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理论的抽象研究，转而以制度研究和政策分析为方法，以国家能力为测量尺度，提出了国家潜在自主性的范式。Skocpol T．的《国家与社会革命》（1979）通过比较法国、俄国和中国的在18—20世纪发生社会大革命的原因、过程及后果，认为以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没有能够做到有效地解释现实政策的失败，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社会的革命或者说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原因在于他们没能将各种潜在的自主因素结合起来分析。于是，后马克思主义转而通过构建或强调国家具有“潜在自主性”这一概念使之应用到两个方面的研究：一方面是通过对国家的“强”、“弱”分析来解释现实国家的革命；另一方面是通过对国家机构不平衡发展的研究来分析国家政策问题。Skowronek S．在Building a New American State:The Expansion of National Administration Capacities（1982）中认为，可以依据重要性大小的排列从三个方面来衡量国家的强弱力量：一是政府组织的倾向性；二是程序惯例，即将既定组织计划中的机构联系在一起的能力；三是政府人员的知识才能。而Evans P. B., Rueschemeyer D．和Skocpol T．的On the Road Toward a More Adequate Understanding of the State在对后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学派研究进行分析时指出，由于一个国家的能力在某一时间或整个时段上是不平衡的，因此一个国家难以在对整个社会经济生活领域的干预中拥有平均能力，而决定一项政策是取得成功还是失败的最决定性因素是职业官员及其赖以依托的组织结构力量的不同。
后马克思主义把国家看做是相对于社会阶级自主的组织角色，从而揭示了国家作为一种独立力量同社会不同阶级之间的复杂关系，为更深入地分析现实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影响力量与相关作用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但由于对国家的定义模糊，那么究竟在何种范围内可以把国家看作是一个统一的组织？这一问题导致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陷入了抽象国家概念与具体国家机构设置不统一的研究困境；此外，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绝对区分未能反映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同时，后马克思主义把国家机构视作能够左右事件的约束者而非当作各种政治事件的参与者，也是对国家制度的过于简化的分析。
3．传统主题的演变之三：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当代综合研究走向
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内部存在的争论和矛盾，与各个流派之间在方法论上的差别集中体现在行动与结构的冲突上。杰索普在《资本主义国家》（1982）、《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2002）等著作中，通过继承普兰查斯的国家理论基础，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将国家定义为一种社会关系，为各个阶级力量的竞争提供制度化的竞技场，同时国家也发挥着元治理的作用，从而发展出一种国家综合策略关系理论。在杰索普的国家策略理论中，通过分配给制度单一的物质属性来克服普兰查斯在阶级方面的弱势，将普兰查斯关于“社会关系”的概念中没有得到解释的状况作了进一步澄清。然而，杰索普也没有清楚地表明哪种类型的实践和机制可以对阶级和阶级权力进行物质转化，成为国家的物质化制度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方式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的转变，在史丹利·阿若诺威兹和彼得·布拉提斯所编著的《逝去的范式：反思国家理论》（2002）一书中以范式的视角进行了反思。《逝去的范式：反思国家理论》以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内阁里出版《帝国》（2002）为契机，通过对密利班德与普兰查斯那场争论的检讨入手，展示了在新形势下国家理论是如何改变自身以适应目前的政治变革。史丹利·阿若诺威兹和彼得·布拉提斯认为，在全球化的帝国的要求下，地形学、政治学及社会学的空间都被迫发生了变革，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内阁里的帝国理论虽然看到了全球化在重组地域关系时对民族国家的冲击，但是民族国家的力量仍将处于核心地位，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内阁里的帝国理论忽视了国家在全球化中充当的机构调停作用。事实上，除了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内阁里，新制度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都存在着这方面的缺陷，其原因一方面在于许多研究者把制度看做社会活动的参与者，另一方面，研究者们把制度看做了一个为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某些法规通过的原因而存在的独立变量，无须作更深入的研究和解释。相对于这些观点，史丹利·阿若诺威兹和彼得·布拉提斯认为，应当在继承并超越密利班德与普兰查斯争论的基础之上，通过不断反思，将国家理论从具体化转向对国家的存在、国家权力和形式的合法性等问题的解释，从而把它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本体，也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的制度化转向指出了一个明确的方向。但是，史丹利·阿若诺威兹和彼得·布拉提斯所编著的《逝去的范式：反思国家理论》中，缺乏对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探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事实上，全球化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实践经验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历史材料，总结中国国家转型的历史与经验，将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进一步转换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二）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理论与实践
随着全球化的扩张，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的国家转型成为理论界的热点和重要研究对象。理论界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的总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如邹永贤的《国家学说史》（1986）对历史上的国家学说进行了回顾和总结；王沪宁等人的《政治的逻辑》（1994）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系统梳理的基础上，构架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框架，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性工作；刘军的《国家起源新论——马克思国家起源理论及其当代发展》（2007）通过对马克思国家起源思想的梳理，提出了国家起源的“综合一线”理论，同时通过将马克思国家起源思想与诺齐克的国家起源思想的比较与综合，作者认为，当代中国国家的未来图景应当是“小国家、大社会”，国家的政治职能在逐渐消亡的历史过程中，国家的一些功能应当回归市民社会；郁建兴教授的《马克思国家理论与现时代》（2007）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在系统地梳理整个马克思的国家思想的同时，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历史命运和新发展的考察，回答了全球化时代马克思国家理论在当代的可能性问题。作者认为，在全球化时代，我们应当通过“解释学”的方法，不仅要“回到马克思”而且要将当代马克思主义以及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作为我们建构、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一个重要参照系。作者正是基于以上方法，运用杰索普的国家策略关系理论以及新制度主义的国家治理理论，从制度与策略的双重视角提出了建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理论的路径和策略。另外，尹树广的《后结构·生活世界·国家》（2001）、陈炳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2004）则介绍并阐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主要观点。而罗许成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新发展——一种国家治理的视角》（2009）总结了改革开放30年来，尤其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以来，党所提出的一系列新理论、新思想、新观点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发展意义。该著作以全球化中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面临的挑战为切入点，分析了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以来国家理论的实践转换——党建、执政与国家治理和建构，提出一种走向社会治理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在论文方面，郁建兴等人的《国家理论的复兴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2001）、《论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2007），肖扬东、周利兴的《全球化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当代转型》（2009），何自力等人的《全球化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新议题——兼论民族国家的历史命运》（2010）、《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创新与发展》（2010）等通过考察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历史进程、基本内容、新的理论发展和国家面临的新议程，阐发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结构中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同时，这些作者试图通过借鉴和整合社会科学的新理论，积极回应全球化给人类政治组织和政治结构带来的巨大变革，并力图在方法论上实现自觉的转变，从而为未来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确立一种新的规范基础；而有的学者则围绕当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作为国家治理的价值取向，论述了国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和谐治理价值取向。如夏禹龙的《从构建和谐社会视角解读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2007），黄亮宜的《和谐社会建设与国家理论创新》（2007），王光森的《和谐社会视野中的国家作用分析》（2008），杨永庚的《中国国家哲学指导作用的实证研究》（2007），汪玉凯的《党内和谐、公共治理和谐与社会和谐》（2006）等论文则从和谐社会与马克思主义国家创新的角度出发，认为我们要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视角，联系历史经验，解读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创新。
总而言之，随着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关国家理论分析方法的精髓，同时通过广泛吸收和借鉴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甚至当代的非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的合理性内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而在最近，理论界探讨马克思主义国家相对独立性理论甚至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的国家“自主性”理论的文献也日益增多。同时，学者们根据世界变化了的现实，努力尝试创新和转换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以分析和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国家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为我们进一步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三）国内外研究述评
从国内外有关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的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正在通过不断创新与转变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契合了当今的社会科学越来越以自我反思作为发展动力的理论特点。毋庸多言，作为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越来越体现出一种开放的知识形态建构特征：（1）从研究的方法来看，当代马克思主义在建构新的国家理论方面，更加注重积极参与当前的重大理论争论与对话，实现了从抽象的理论探讨向历史研究和现实研究的转变，发展出了一种将规范研究和实体研究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2）从研究的内容来看，当代马克思主义在建构新的国家理论方面开始从工具性转向注重国家治理能力、国家制度建设对推进民主政治作用的研究。（3）从理论形态来看，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正在不断地根据现实实践的需要转换自身的理论形态，并在哲学、历史和政治科学中，较为详细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对自由民主国家所作出的分析，在与优秀的现代社会科学进行竞争中获得能解释和指导现实实践的科学知识。
纵观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现状，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正在随着历史的变革和时代的变迁而不断调整自身的理论形态，以便能更有效地解释和指导现实实践。但理论研究目前仍存在着不足，理论的自我反思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创新与转变还需不断推进：（1）在研究的方法上，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的思维方式仍有待进一步转换；（2）在研究的内容上，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创新与发展还没能确立一种新的规范基础，相关理论范畴还有待深入研究；（3）在研究的深度上，国家理论和政治理论作为一个理论整体，对国家的解释仍处于萌芽阶段。
综上所述，当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在坚持对资本主义国家批判的同时，通过总结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与发展的实践经验教训，正日益变得丰富和完善。而关注全球化引发的“公共性”问题，结合发展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通过不断地阐释和创新，提出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的国家理论的替代性规则和价值观还有待系统化。因此，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创新与转换，把握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现时代的关系，积极探索并努力创建社会主义国家理论的公共性研究范式，已经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需要致力的方向。这就需要我们在文本解释过程中，一方面要建构马克思文本的思想语境，另一方面也要对我们自己的“前见”与“旨趣”进行修正，并为马克思哲学当代形态的建构做出自己的贡献。无疑，做到这一点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正如彼得·布拉提斯所说：“我们离达成目标还有很远的距离，国家理论[9]和政治理论作为一个整体对于国家的解释仍然处在萌芽阶段。”
本研究的目的即希望在国家理论研究学术界已有的研究基础上，通过借鉴范式理论，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的“国家”基本理论进行历史性的动态考察，并通过对国家理论研究范式的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发现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知识体系的建构和理论研究中理论和思维的转变。同时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当代转型构建一种新的、普遍性的公共话语体系，以便实现对资本主义传统和社会主义传统的综合与超越，创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公共性研究范式。最终目的则在于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和实践反思性地理解自身，认识自身发展变化的内在脉络提供理论解释和知识积累。四、研究方法和思路
本书通过遵循马克思主义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总体性”方法论与社会事实的历史比较分析方法，分析了随着时代变迁，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如何改变自身以适应目前政治经济变革，同时运用范式思维方式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范式转换及其当代意义，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提供理论资源。（一）研究的方法
本书在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范式转换过程中所进行的研究，是在吸纳和借鉴西方范式理论的基础之上，尝试进行的综合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将遵循马克思主义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总体性”方法论与社会事实的历史比较分析方法：（1）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分析方法。国家概念是一个历史范畴，只有坚持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才能真正揭示其发展规律，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然要求。在马克思看来，从最单纯到最复杂的抽象思考法则，是与实际的历史过程相符合的。“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10]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恩格斯也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11]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而事物的普遍联系性则要求理论的研究不仅要看到分析和综合、归纳和演绎、抽象和具体、逻辑和历史的辩证统一关系，而且要从总体上把握其内部和外部的关系，也就是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研究方法论。所谓总体性，指的是“事物的诸方面（属性、要素、关系、运动）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不可分割性”，其核心内容“是从抽象到具体的上升。这里，抽象是指科学抽象，具体是指思维具体，上升是发展、[12]转化、升华等等的总和”。这正是考察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发展历史进程中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基本途径。（2）以总体性的方法论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进行历史比较分析。马克思认为，科学的研究必须揭穿事物的“表现”而去发现“事物的真实关系”或事物的“隐蔽的本质”，即分析应从现实开始。因此，了解理论的真实状态，我们不能只限于考察它的“静态”。相反，我们必须对理论的诸种不同的发展形态做一种历史的“比较”研究，也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动态”或演变状态的研究，通过比较进一步升华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当代发展和转换的认识。（二）研究的思路
本书以当代全球化发展为知识背景，通过运用范式的思维方式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实践的反思性理解，阐述了随着时代变迁，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如何改变自身以适应目前政治经济变革。在此基础上，本书论证了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理论，仍需要在理论工作者们已经为我们建立的基础、标准和概念性的理论武器上，进一步转换思维，深入和系统地研究当代国家形态和发展趋势，从而对现实中的国家问题作出科学的解释，并为民主化和全球化中的中国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提供理论参考。五、研究创新和价值
运用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主义范式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阐释、创新已成为目前理论界的一大研究热点。然而，从目前研究现状来看，现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其中尤其是国家理论研究文献，都还停留在反思和创新准备阶段，缺乏具体的理论建构模型。本书在充分把握现有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文献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重建了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范式理论。在此前提下，本书概括出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经典范式和当代范式的理论基础、方法和分析框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经典范式转换的动因、转换的基础、原则和具体的路径。本书尝试为当前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的范式转换确立一种新的规范基础，在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同时，希望能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国家转型实践提供理论参考。（一）研究的创新
本书研究创新如下：（1）研究视阈的创新。本书的整体框架力图超越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发展的教条主义与封闭思维。本书从范式视角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形成、发展做了历史和动态的考察，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发展历程划分为经典范式、常规演变到当代范式三个阶段，并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在当代实践的转换过程做了深入、系统的研究。（2）对范式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审视与重建。本书以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为立足点，不仅分析了库恩的范式理论的合理性与局限性，而且对范式理论进行马克思主义重建，明确提出以下观点：范式应当看做是指导人们科学改造世界的意识模式，具有社会物质和社会文化的双重属性。与此相对应，范式转换是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真理辩证统一的科学革命。（3）在对范式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审视与重建的前提下，本书运用范式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进行了系统梳理，概括出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经典范式和当代范式的理论基础、方法和分析框架。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和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4）在总结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经典范式转换的动因、转换的基础、原则和具体的路径；本书努力尝试为当前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的范式转换确立一种新的规范基础。（二）研究的价值
社会结构变迁、民主化和全球化引发的日益复杂动荡的国内外环境中，国家问题成为我们在理论研究和现实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不容回避的一个重要课题。加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创新与转换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研究方式，对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改进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都具有极大的价值。
首先，从改进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践来看，创新与转换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范式，对当今中国社会主义国家转型至关重要：①在全球化资本流动加速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社会资源的占有与控制已呈现多元化态势：社会自由流动资源加速，社会自由活动空间扩大，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形成了独立于国家的社会物质生产形式和社会交往实践方式。国家需要适应这一形式而转变自身。②在社会资源占有与控制的多元化趋势下，个人受组织、身份的限制趋于减弱，寻求自身发展的选择余地不断增加，个体独立性状况较以前有所增加，个人财产权、言论权、隐私权以及其他社会权利需求相对扩大。国家需要积极回应这些需求。③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结束和市场经济发展而释放出来的新的各种社会力量的发展壮大，在社会正式行政组织之外的民间社会的组织化过程大量涌现：各种领域的非营利组织和各种非行政化营利性经济组织日益成为国家不能忽视的社会主体。国家需要正确对待这些社会力量。总之，社会结构的变化，要求国家权力的运行在保持社会秩序有效供给和保障社会资源有效调控的基础上，逐渐进行国家权力结构、功能的调整，努力提高国家权力的运行效率及其服务水平，以充分适应社会的多元化利益需求。全球化促使中国不断转型和制度化，并且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在实现国家职能的转变程度上以及在国家的全面制度化建设方面，中国仍然面临着重大的挑战，需要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注和研究。
其次，从理论意义上来说，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民主化改革浪潮以及全球化中国转型所面临的挑战，迫切需要一种适合中国国家转型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虽然在理论与实践过程中，中国已逐渐实现国家职能的社会化调整，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职能逐步调整或过渡到以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服务社会为主的社会职能上来，并且党的执政方式也从代表统治阶级利益转变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和政治理论作为一个整体对于全球化国家的解释仍处在萌芽阶段，相关的研究方法、理论范畴和主要议题方面仍待进一步加强研究。因此，作为一个整体科学知识重要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工作者们已经为我们建立的基础、标准和概念性的武器上，进一步转换思维，以深入和系统地研究国家问题，从而对当代的国家现实问题作出科学的解释，并为民主化和全球化中的中国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提供理论参考。第二章范式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范式库恩及其他的科学范式理论代表了西方科学观念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为当前英美的实践哲学走向开辟了新的道路。从库恩从科学研究和科学革命的视角提出“范式”（Paradigm）和“范式革命”问题至今，“范式”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哲学范畴，它不仅广泛用于科学哲学研究，而且也成为不同学科和理论内部自我反思的一种视角、思路和方法。“范式”概念与理论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赞誉，被誉为“学术界的一块里程碑”。但与此同时，库恩的科学观与科学发展理论在学界又引起了极大的争论，受到同时代的科学哲人的强烈批判，成为引发20世纪西方科学战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以科学的态度分析、评价和运用范式，对于建设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思考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面临的相关实践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本章拟通过将范式注入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深刻检视范式及其范式转换的内在逻辑、实质、合法性以及限度意识，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的创新与范式转换提供合理的依据和明确的方向。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