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史苑(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邓卫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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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史苑试读：

前言

一世纪沧桑砥砺，一百年春华秋实。作为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清华大学即将走过百年的风雨历程。

一百年来，清华的发展始终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休戚与共，领中国高等教育风气之先，发展并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和优良的精神传统。一代代清华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涌现出众多学术大师、兴业英才和治国栋梁，为中国的社会进步和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百年清华，百年经纬。一个个历史事件、一位位学术大师、一段段典故、一句句格言、一座座建筑、一道道风景，似一条条丝线，织就了百年清华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百年清华的历史，就是一幅丰厚的人文地图。在纷繁的历史脉络中，我们试图挑出几条丝线，搜寻、探求那些更能够触及清华精神、清华灵魂的人与物，给读者呈现更为生动、有趣，视角更为多样的清华故事。

本书由五个系列组成，分别是:

清华园里的第一

记录历史、传承文化是校报的重要职责。自2003年以来，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和校史研究室共同策划组织，于2004年在《新清华》上开设了“清华史苑”专栏，分不同系列讲述百年清华故事。多年来，“清华史苑”栏目因其文章品位高雅、繁简得当、妙趣横生，得到了读者的广泛欢迎和认可，被评为北京新闻奖（高校校报系列）一等奖，成为《新清华》的名牌栏目。“水木千年长清华，云是先朝故侯家。”作为京郊的历史文化名园，清华园的历史故事俯拾即是。能够通过一段段历史故事，浓缩清华百年历史风貌，勾勒清华百年文化精髓，使丰富的校史在一个个故事中生动起来、鲜活起来，一直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本书汇总了“清华史苑”栏目2004年至2009年刊发的文章，并对文字进行了统一的梳理编辑。谨以此书作为我们为清华百年校庆奉上的礼物。

本书由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档案馆、图书馆部分同志参与写作，书中珍贵的图片资料均由校史研究室提供，他们多年来为这个栏目付出了大量心血和汗水。校史研究室徐振明教授为“清华史苑”栏目做了大量策划及审稿工作。先后参与写作的有: 王向田、金富军、刘惠莉、冯茵、王雯、许诺、姚雅欣、朱俊鹏、周襄楠、韦庆媛、茆诗珍、段江飞等。《新清华》的编辑们辛勤编辑，邵默、程曦、余晓东为本书的编辑作出了贡献。本书文章的编写参阅了《清华大学校史稿》、《清华园风物志》、《清华园九十年的变迁》等大量书籍和资料，章节插图选用了汪尧民先生的“清华风物”绘画作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编者2010年12月清华园里的第一

1 清华历史上第一批留美生

1909年8月，清廷设立的游美学务处招考了第一批学生准备直接送往美国，当时有630名考生。游美学务处宁缺毋滥，当时的报考条件颇为严格，要求考生“国文通达”、“身体强壮，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经初试和复试，最后未足原计划的百名之额，只录取了程义法、邝煦堃、金涛、朱复、唐悦良、梅贻琦、胡刚复、金邦正、秉志、张准、王士杰等47人，于同年10月由唐国安率领赴美留学，成为清华历史上第一批留美生。

说到清华第一批留美生，不能不提“游美学务处”和“游美肄业馆”的由来。1901年美国分得“庚子赔款”中的3200万两白银（约合2400多万美元）。之前美国倡议用白银“偿还”，后又“独倡其议”改为以黄金结算（时值白银贬值），使中国再度蒙受巨额损失。清廷驻美公使梁诚本着“省一分之出款，即裕一分之国用，即纾一分之民力”，经“运动劝说”、“全力相搏”，使得美方自认所得“实属过多”，同意将其中的10785296.12元美金从1909年起至1940年止逐月退还。那么这笔还款用来干什么呢？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斯在给当时的总统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提到：中国正临近一次革命。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能够“使用最圆满和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这就是说，使用那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的方式”。他的结论是：“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美政府与清廷谈判过程中，授意梁诚所退款项不得移作它用，务必作为“广设学堂，派遣游学之用”。清廷于1909年6月即在北京设立了游美学务处，由外务部和学部共同管辖，招考合格学生直接送往美国留学。此外同时筹设游美肄业馆，以便经过短期训练后，每年甄别一次，“择其学行优美、资性纯笃者，随时送往美国肄业”。清廷草拟了派遣游美学生规程，呈美公使审查修改后确定：自退款的第一年（1909年）起，清廷在最初四年内，每年至少派留美学生100人，如果到第4年派足了400人，则自第5年起，改为每年至少要派50人，直到“退款”用完为止。

继招考了第一批直接留美生后，1910年招考了第二批赵元任、张彭春、钱崇澍、竺可桢、胡适、庄俊、易鼎新、周仁等70人，1911年招考了第三批姜立夫、陆懋德、杨光弼、卫挺生、吴康等63人，三批直接留美生共计180人。这些留美生因是经过游美学务处进行“品学甄别考试”后送去留美的，故又被称为“甄别生”。

这些直接留美生因文化程度不齐，或按程度插入美国大学的二、三年级，或入美国高级中学补习。他们都是20岁以下的青少年男生，是在清末实行教育改革，引进西方现代教育体制后，经过了5至7年的学习，已经有了一定的自然科学基础，和以前的幼童留美生、留欧生及留日生有显著的不同。到美国后，他们能够迅速接近世界科学技术的前沿，他们中的不少人成为我国现代科学技术事业的奠基者和开拓者。这些留美生并没有像美国期望的那样成为追随美国的精神领袖，而恰恰相反，他们蕴积着更深重的对于民族耻辱的痛感，耻中国科技与文明不如西方发达国家，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挽既倒狂澜，作中流砥柱的气质和爱国奉献的精神”，无一不抱着“振兴中华”的愿望而孜孜苦学，大多放弃了在美优厚的科研条件及生活待遇，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回到祖国的怀抱。

第一批直接留美的47人中，就有金邦正、梅贻琦二人先后担任过清华学校和清华大学的校长，为清华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贡献。梅贻琦为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于1931年底发表就职演说时，他劝勉同学“记住国家危急的情势，时刻不忘了救国的重责”。他所推行的德育，主要是爱国主义和健全人格两大项。第一批留美生中有许多学界名人，值得提及的还有张准（张子高），他回国后曾在清华任教并任副校长，献身于化学教育事业60年，为我国现代化学的先驱之一。他为我国培养了第一代高等教育界的理科人才，仅中科院化学部的学部委员中就有十多人曾是他的学生，他的学生中还有不少人成为高等理科教育和科研的领导。（《新清华》2004年2月27日第1554期第6版）

2 清华的第一次开学

1911年4月，清华学堂在清华园开学上课。这就是清华历史的开端。4月29日为校庆纪念日，每年4月末的星期日为校友返校日，举行纪念活动。延续至今，台湾的新竹清华大学也在同一天举行校庆。

1909年清廷在北京设立游美学务处，由外务部会同学部共同管辖，负责选派游美学生和筹建游美肄业馆。鉴于当时各省建立新制学堂不久，从这些学校学生中考选合格的直接留美生，难以满足按计划每年招考一百名的需要。游美学务处拟专设正规的留美预备学校，先在国内有计划地训练培养，以便择其优者送美留学。1910年11月，游美学务处提出改革游美肄业馆的三项办法：一、将游美肄业馆的学生名额增至五百名；二、学制定为八年，分中等、高等两科，各四年制；三、“高等科分科教授，参照美国大学办理”，毕业生“不仅限于留美一途”（后来事实上所有毕业生一律留美）。同时呈请将游美肄业馆改名为清华学堂。1911年2月，游美学务处和肄业馆迁入清华园，正式将肄业馆改名为清华学堂。清华学堂设正、副监督（相当于正、副校长）3人，由游美学务处的总办周自齐和会办范源濂、唐国安分别兼任。将游美肄业馆改名为清华学堂的子

1911年3月，清华学堂的学生在北京宣武门内学部举行了入学复试，共有468名学生参加复试，其中有由各省经初试录取后保送的184名、在京招考的学生141名和上一年备取的留美生143名。这批学生全部合格入学，其中五分之三被编入中等科，其余入高等科学习，成为清华最早的一批学生。他们当中有许多后来成为著名的学者，如化工专家侯德榜、哲学家金岳霖、中国真菌学的创始人戴芳澜等。金岳霖先生是经过两次初试才参加复试入选的，中等科没有考取，反而考取了高等科，这在清华的招考历史上算是一件趣闻。金岳霖先生在清华园只待了三年便留美了，后来他回忆道：“重要的东西是头一场考试：国文、算学、英文。英文我觉得不怕，算学靠运气，怕的是国文。我在湖南考过留美预备的中等科，湖南的国文题目是《‘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论》，我不知道这是唐朝裴行俭的话，落选了。北京考场的国文题目是《人有不为而后可以有为义》，这就好办了……我考取了（指高等科）。”

各省保送的名额数量因其分摊赔款的多少而定。清华经过公开考选，录取的学生质量是好的，但也有一些鱼目混珠者。因为实际上其中有一部分名额把持在地方官绅势力之手，他们的子弟常被优先录取。以致在后来的清华学生中，兄弟、叔侄、舅甥联袂入学者颇不乏其人。如曹汝霖的儿子是顶替新疆省的名额，未经考试送入清华的。到1925年以后，清华的大学部全部采取公开招考的办法录取新生，一些成绩优异的清寒子弟才得以进入清华之门。由于清华学堂收费少、名声大，所以报考的人很多，几千人中只取几十人，百里挑一。

由清廷管辖的清华学堂，虽然在教学上“所有办法均照美国学堂”，但在行政管理上还是封建王朝的一套。清华校名全称是“帝国清华学堂”，英文校印用TsingHuaImperialCollege。入学考试时，学堂正监督周自齐穿着清朝官服高坐堂上，旁边考试官按省籍唱名：“浙江听点”、“江苏听点”……周自齐就用朱笔点名，十足的科举考场习气。那时的学生，嘴里讲的是洋文，脑后却拖着长长的辫子。

尽管如此，清华学堂一开始就树立了严谨的学风，无论是教学还是生活上都要求学生十分严格。入学堂不久即行甄选和筛汰学生，有未通过甄别考试被退学者，有假满未到学堂上学被开除者。学生在清华是幸运的，在学习及设备上、在住宿和生活上都享受着较为优越的条件。学生入学后所花费用不多，学宿膳费免交，一个学期只交体育费一元，以及预交期终可退还的赔偿费五元，七块钱一月的伙食（相当于当时一个工人的月薪）。清华学生衣着方面较朴素，大都竹布长衫、布袜、布冠。由于清华远处城郊，加上学校斋务处的严管，所以清华学生在生活上比较循规蹈矩，养成了简朴的风气。

清华学堂开学后不久，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11月学堂即宣布停课，清华学堂在清朝仅办了一个学期。半年后重新开学，按照当时北京政府教育部通令，将“学堂”改称“学校”，“监督”改称“校长”。唐国安出任第一任清华学校的校长，周诒春任副校长。（《新清华》2004年3月12日第1556期第3版）

3 清华的第一个校门

在清华东西主干道中央路北，有一座古典优雅的青砖白柱三拱“牌坊”式建筑。该建筑中间大拱门的两侧各嵌建两根陶立克西式立柱，门楣上书刻有清末要臣那桐的手迹“清华园”三个大字，这便是清华建校之初最早的主校门。因1933年至1934年间校园扩建，先后有了新的大门——西校门和南校门，这座最早的校门就被称之为“二校门”了。1933年时的清华校门

清华园曾是康熙皇帝的行宫——熙春园的一部分，1909年清廷将其拨做游美肄业馆（1911年在清华园开学时更名为清华学堂）馆址。1909年10月，游美学务处动工兴建校舍。首先修筑围墙和校门，修建围墙共六百五十二丈（含修补原有六十余丈未倒之墙），“原砌墙高至顶一丈，厚均二尺，下宽上窄”，修筑费用“合银7172两”。至1911年初，随着围墙的合拢，校门随之建成，此时校园面积450余亩。原来，在二校门附近曾有过一座宫殿式的建筑，有大殿一座名“永恩寺”，为园主的家庙。建校时决定将大殿拆除，并由游美学务处发给寺庙主持僧人恤银，将他们遣往他处。现在，尚有两株钻天的古柏和甬路东侧草坪上用水泥板块覆盖着的那口古井，即永恩寺遗物。校门的原负责施工者为斐士（E.S.Fischer）。梁实秋（1915年考入清华学校）曾对早年校门姿貌做过描述：“清华的校门是青砖砌的，涂着洁白的油质，一片缟素的颜色反映着两扇虽设而常开的黑栅栏门。”无论远望还是近观，校门造型精美、线条流畅，外形挺拔清丽又不失巍峨庄重，在背后两棵古柏的俯抚下更显得美丽。

几十年来，这座校门留下了多少大师名家执教治学的身影，留下了多少清华学子勤奋学习的足迹。它往往是清华人心目中的第一印象，也是清华人心目中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这不仅仅是一种追忆、一种怀念，更是一种向往、一种热爱、一种对未来的希冀。校友徐谦（60级）以《别梦依依二校门》为题写道：“……典雅古朴、庄重晶莹的二校门，这里曾留下清华人的几多情思，过照澜、跨石桥，不由发思古之幽情，校友师生多么希望重温旧梦！”并借唐诗“人生几回伤往事，来如春梦几多时？碧山终日思无尽，绿叶成荫子满枝”抒发自己对二校门深深的相思眷恋之情。校友韩克信（34级）感慨道：“我对二校门怀念之情，更重要的是来自在母校的受教。四年学校教育，一如慈母的哺育……每当我怀念母校时，母校的容颜，正是这端庄典雅、洁白如玉的二校门。”

然而，二校门没有躲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文革”初起时，清华的红卫兵把二校门作为“四旧”，用汽车拉着绳子将其拖倒。多少清华人目睹二校门的遭遇，痛心而又无奈。之后，在该处竖立起一座高大的毛主席身着军装的全身塑像，塑像正面的底座上镌刻着“四个伟大”的题词。这座塑像首开先例，在全国引发了共建毛主席塑像的浪潮。

1991年，在校友们的倡议之下，二校门于建校八十周年前夕重新复建落成。复建费用来自5000多位校友和21个校友会组织的捐款，重建工程及制作捐赠纪念册费用共计人民币85483.35元。如今，二校门又重现了它优美的身姿。校门两侧的干道旁，是成行的银杏树，尤其到了秋天便满目金黄，一如盛装严整的皇家卫队。秋风过处金叶飘零，最勤快的校园清洁工也不忍立刻将其扫去，总是多留几日这美丽的秋景。二校门已然成为清华园中不可不知、不可不游的景点之一了。

作为清华象征的二校门，它见证了清华大学伴随祖国命运的转变，见证了清华大学日新月异的发展和飞跃；它历春夏秋冬，经风吹雨打，默默地迎来送往每一位清华人。每每当你经过这儿，总能看到或有人驻足观赏，或有人摄影留念。每逢节假日或学生毕业时刻，这里更是人头攒动，过往车辆则只能踟蹰前行。清华的第一个校门——二校门，不仅仅是清华园的鲜明的标志，更是长期以来清华人勤奋朴实、荣辱不惊性格的象征。（《新清华》2004年3月19日第1557期第3版，部分史料引自黄延复著《清华园风物志》）

4 清华的第一个体育馆

清华第一个体育馆——西区体育馆，位于校园西北部，清华第一个运动场西大操场的西侧，是清华早期四大建筑之一。有人说，清华的体育场馆大体可分为祖孙三代——第一代，当属20世纪10年代建成的西区体育馆以及西大操场；第二代，则是20世纪80年代落成的东区体育活动中心和东大操场；第三代，自然是在2001年清华90周年校庆前夕竣工的、位于主楼北边的综合体育馆和游泳馆了。早期的西区体育馆

西区体育馆分为前馆和后馆两部分。前馆建于1916—1919年，由墨菲设计，泰来洋行施工，外表采用西方古典形式，馆前有陶立克式花岗岩柱廊；后馆建于1931—1932年，建筑设施与前馆巧妙相接，建筑风格浑然一体。前后馆总建筑面积共4000多平方米。前馆初建时，称“罗斯福纪念馆”，馆外柱廊内还曾嵌有罗斯福（美国总统）的头像和纪念碑文，解放后被作为国耻残迹彻底清除。前馆建成后，曾是国内最先进的健身房，馆内有篮球场、手球场、80码悬空跑道以及各种运动器械，此外还有暖气、热气干燥设备，特别是附设的室内游泳池，实行池水水源消毒，十分清洁卫生。所有这些设施在当时的中国高校中是仅有的，甚至在美国大学中也不多见，清华人曾长期引以为自豪。

清华素有重视体育的传统，西区体育馆在清华体育运动史上更有着独特的地位。1919年体育馆建馆伊始，学校即开始正规的体育课教学，此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它一直是清华师生室内体育活动和比赛的重要场所。作为清华体育运动发展的摇篮，它曾不断地汇聚着我国体育界的精粹，如我国体育先驱马约翰、曹霖生、郝更生以及李剑秋、夏翔等都曾在此长期执教，为祖国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体魄健全的人才，其中不乏体育运动的佼佼者。1921年在上海举行的第五届远东运动会上，清华学生孙立人、邓健飞所在的中国篮球队获得冠军，作为主力队员的孙立人立下了汗马功劳。在1933年举行的全国运动会上，清华运动员罗庆隆、张龄佳、彭永馨分别获径赛800米、铁饼、标枪第一名。

解放后清华大力开展群众性体育锻炼，蒋南翔校长提出“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更是深入清华学子的心中。至1958年底，全校学生基本上通过了“劳卫制”一级，成为最早通过全市和全国“劳卫制”锻炼标准的高校之一，并在各类体育比赛中取得突出成绩。据统计，从1953年到1965年，在北京市举办的21项体育比赛中，清华获得16项冠军、5项亚军，并有11人获得“体育运动健将”称号。如1959年赵希正获“花样滑冰运动健将”称号，1963年自行车运动员张立华两次破全国纪录，荣获“运动健将”称号。这些骄人成绩的取得，除了归功于清华重视体育的传统以外，作为第一代体育运动设施主体建筑的西区体育馆的确是功不可没。

西区体育馆还有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价值，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与之紧密相连。1919年北京爆发了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5月5日，清华学校学生在体育馆前召开全校大会，高呼“收复失地”、“废除21条”等口号，决定6日起罢课。5月9日又在体育馆内举行“国耻纪念会”，宣誓“愿牺牲生命以保护中华民国人民、土地、主权”，会后在西大操场焚烧了校内的日货。“一二·九”运动期间，体育馆曾做过保护进步学生的“掩体”。1935年12月，为反对日本策划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北平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运动。清华学生发出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的呐喊，并积极参与了北平学联组织的游行请愿、罢课、南下宣传等行动。1936年2月29日，数千名国民党反动军警包围了清华园，疯狂逮捕进步师生。在中共地下党的组织下，全校同学绝大多数躲藏在体育馆内。军警进校时，发现全校竟是“空城”一座，几经周折才发现体育馆内有人，于是同学们团结一致同军警进行了机智勇敢的斗争。

抗战期间，日军的铁蹄踏遍了整个北平城，清华园也未能幸免。体育馆遭到严重破坏，前馆被日军作为马厩，后馆又改成大伙房，馆内特制地板全部被毁坏，运动器械都被拆毁弃之室外。1946年清华复校后，因财力不足只对体育馆进行了简单的修整，勉强可用，直到解放以后经过大力修复，体育馆才恢复原貌，成为全校学生体育活动的重要场所。

20世纪50年代初期，清华体育馆曾一度成为毛泽东主席冬季游泳的场所。新中国伊始，主席日理万机，无暇体育锻炼，身体状况令人堪忧，身边工作人员进行了多种尝试，发现游泳对主席的身体健康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但当时中南海只有一个露天游泳池，秋冬季已不适合主席游泳，遍寻北京城，只有清华大学拥有一个安全、清洁、供暖设备齐全的室内游泳池。于是1954年10月以后，毛主席就不定期地在中午12点多或晚上11点以后，“秘密地”来到清华体育馆游泳。这样断断续续持续了一个冬天，直到后来中南海修了室内游泳池为止。这件事当时在清华只有少数人知道，而今已成为公开的秘密。

西区体育馆历经了80多个春秋寒暑，她既有着辉煌的过去，又见证了清华历史的沧桑。如今她虽已不再年轻，同东区现代化的体育馆相比甚至显得陈旧简朴，但是她作为清华早期“四大建筑”之一，作为清华体育运动发展摇篮的地位将永载史册。（《新清华》2004年4月2日第1559期第3版）

5 清华最早的图书馆

清华园里学子们最向往的地方，可以说是位于校园中心的图书馆。现在的图书馆是一个新老建筑完美衔接的楼群，其老馆之东翼即是清华最早的图书馆。

清华学校建校初期，在清华学堂大楼北面平房（原“二院”）中曾有一图书室，仅一大两小3间房间，中西文藏书合计2000余册。1913年，周诒春校长提出了把清华改办成独立大学的计划，并积极进行物质准备，于1916年起主持规划并动工兴建了包括图书馆在内的四大建筑。相对原有的小图书室，当时的清华人把新建的图书馆称为“大图书馆”。大图书馆建于1916—1919年间，费用17.5万元，建筑面积2114.4平方米。由美国建筑师墨菲设计，全部按照欧美新式避火法建造。结构“分上下两层，下层是办公室，同各教员预备室，上层是阅览室两大间，分中西二部，同时可坐220余人。馆后为藏书库，分三层，每层列架数十，可容书十万有余。全馆地面或用软木，或用花石”，馆内的建材或设备使用的大多是美国产品。拾级而上迈入图书馆的大铜门，眼前是宽敞明亮的大厅，可见“墙壁用乌木及大理石，窗悬呢幔。桌椅皆新式，建筑之壮丽，洵为全国之巨擘”。进入后面的书库，深邃宁静，缥缃盈架，地面铺设着翠绿的厚毛玻璃透光地板，至今仍不失建筑界的时尚前卫。清华图书馆早期

大图书馆一开始就延聘受过图书馆专业训练之人主持工作。首任图书馆主任戴超（志骞）曾在纽约州立图书馆专科学校进修，副主任袁同礼是第一位被接受为大英图书协会和牛津图书协会会员的中国人，馆员查修毕业于武昌文华书院及图书管理专科，他们对清华早期图书馆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戴超自上任起，即在内部管理与服务制度上采用了进步科学的方法，破例于1920年开始设立图书预算，购书费用占“岁出数”（全校年支出经费）的2.01％，因有固定经费作保障，图书馆建成后不到两年时间，馆藏量稳步增加，图书达3万余册、杂志270多种、日报50多种。藏书数量和种类较从前更为丰富，内容涉及社会科学至自然科学，文献文种包括中、英、法、德等，后来又增加了日、意、荷、瑞典、丹麦等语种的书刊。

图书馆于1930—1931年间又进行了扩建，为老馆之中部大厅和西翼。由杨廷宝（1921届校友，在建筑界与梁思成一起被誉为“南杨北梁”）设计，建筑面积5588.56平方米。扩建部分与原有者浑然一体，很难看出是先后建造的，被公认为扩建工程中的杰作。然而在抗日战争时期，清华园沦入日本侵略军之手而成为伤兵医院，图书馆第一阅览室作为外科病房，书库被改为手术室。图书馆到处惨遭破坏，遍体鳞伤，直至解放以后才得以完全修复。到改革开放后图书馆又有新的发展，紧接老馆以西建设了新馆。新馆建于1988—1991年间，由我校关肇邺、叶茂煦教授设计，建筑面积20120平方米。新馆与旧馆风格和谐统一，曾获“国家优秀工程设计金奖”和北京“九十年代十大建筑”等多项殊荣。

每当回忆起负笈清华的光阴，清华人总不由地深情提及图书馆。杨绛先生（1933级研究生）在《我爱清华图书馆》中讲道：“我在许多学校上过学，最爱的是清华大学；清华大学里，最爱清华图书馆。”“两弹元勋”彭桓武（1935届）讲道：“清华大学图书馆好比一个阔海，任凭青年之我在其中作各式的鱼跃。如鱼得水，是幸福，是享受，也是养育。”的确，清华图书馆不仅仅是把学生带入知识宝库的大门，更多的时候，她以一种特殊的典雅、博大、亲和之魅力，呼唤着众多学子投入她的怀中汲取营养茁壮成长。那时的学生上课很少有课本，老师讲完课通常开列一些参考书让学生借阅，图书馆成了学生学习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第二课堂。“开矿”，是20世纪30年代清华学生对泡在图书馆学习的谑称。每天晚饭后，图书馆门前挤满了人，门一开，“一个个都没命地dash”，占座位。“病衰愈觉斗牛热，老拙翻怀开矿灯”（“斗牛”是当时学生对自觉锻炼的戏称）道出了那个年代校友的共同感受。“开矿”热与当时“通才教育”的教育思想不无关系，学生选修课多、自学时间多，除了阅读专业方面的图书和参考书，更多的时候学生们是在博览群书。“挥洒珠玉便成篇”的文学大师钱钟书（1933届），曾立下“横扫清华图书馆”的志愿，馆藏的图书甚至英语辞典的借书期限卡上几乎必有他的名字。厚积薄发使得他的巨著《管锥编》出版，震动学术界，该书的参考书目竟多达万种。与钱老同届的著名作家曹禺也几乎读遍了馆中所藏有关戏剧的图书，年仅23岁身为研究生的曹禺在图书馆“西文阅览室大厅的东北边，靠近借书台的长桌”的座位上写出了第一部中国式的话剧剧本《雷雨》。该剧上演后轰动剧坛，历久不衰。还有很多很多……图书馆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清华学子。回顾清华图书馆的变迁，感慨永远不变的是每天图书馆开馆前门口那长长的、悄然无声的队伍，不变的是清华学子贯有的严谨和勤奋。（《新清华》2004年4月23日第1562期第8版）

6 清华的第一个办公场所

1909年，清廷在京设游美学务处，1911年2月，游美学务处与肄业馆（后改称清华学堂）迁入清华园，办公场所由史家胡同迁到了清华园中的工字厅。工字厅成为游美学务处和清华学堂最早的行政办公场所和教职员宿舍，因此被当时的外籍教员称为“yɑmen”（衙门）。学务处负责肄业馆生源的考选等事务，考生入学通知就张示在工字厅前的布告栏。辛亥革命后清华学堂又改名清华学校，游美学务处被撤销，所掌事务归属清华学校。从此，工字厅成为学校管理中心、文化和对外交往中心。1949年后至今，这里成为学校党政机关的办公场所，校长办公室等校机关各部办公室的所在地，对内外接待室、会议室也设于此，是学校主要的对外窗口。工字厅

工字厅原称“工字殿”，始建于1762年，以它为主体的一组清代皇室园林即是最早的“清华园”，距今已有近250年的历史。工字厅所在地属当时清康熙帝的行宫熙春园的东半部，熙春园的建园时间约与圆明园同。在道光初年，道光将熙春园一分为二赐予两个弟弟。西半部名为“近春园”，即后来的“荒岛”（因同圆明园一样遭破坏荒芜而得此名）、现今的“近春园遗址公园”；此园赐给皇四弟绵忻，俗称“四爷园”。东半部仍袭用“熙春园”名，赐给皇三弟绵恺；绵恺无子，将道光五子奕过继过来，于是由奕承袭熙春园，俗称“小五爷园”。1851年咸丰即位，咸丰（道光四子）与其弟关系甚好，特将熙春园易名为“清华园”，现今工字厅入口门庭上方所悬的匾额即是咸丰御墨。在清华初建时，“清华园”的叫法在当时尚不如“小五爷园”的名气响亮。所以1910年老学长章元善得到清华学堂的入学通知，拿着行李到西直门，对招揽生意的赶驴者说“我要去清华园”，听者面面相觑而言道：“没听说过。”结果章元善以一吊钱的代价却被误带到万牲园（今动物园），后来路人听他提到“洋学堂”的字眼，很有把握地建议他奔“小五爷园”，这才找到了清华园。

清华园初建时有两道宫门，其大宫门在现今的停车场偏东一带，二宫门即今天的“工字厅”大门。工字厅是清华园的主体建筑，园内有前后两个大殿，因此两殿中间以短廊相接，俯视恰似一个“工”字而得名。现在人们提起工字厅，多指以工字殿为主体的整座古式园子。除了工字殿，院中有院的园中尚有许多其它的房屋建筑。院内曲廊迂回，奇花异石，树木扶疏，青竹成荫。古色古香的园内“有房屋135间，游廊69条，垂花门一座（根据当时修理房屋的工程单据）”。关于这些房屋的初建年代，早年的记载未见提及。但在“样子雷”（清代一家传世的雷姓宫廷建筑设计工匠）所藏的一幅绘于道光二年的“熙春园”平面图中，已经完整地存在；加之《养吉斋丛录》的作者吴振棫（生于乾隆年间）提到，嘉庆年间这座园子曾大加修葺，故有人推测这些房屋似应最早建成于嘉庆年间。

工字厅是学校重要交往中心，原先其后厅常有重要外宾驻足。1924年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应梁启超之邀访华时，就曾在此下榻半月有余。同时这儿又不乏浓郁的文化气息，因为早期各小院的房屋多是教师住宅；他们给自己的小屋都起过一些雅号，如“三省庐”、“四丁香院”等等。其中，从后厅到以“三步廊”、“花灯窗”相接的“西花厅”，初建时“是一所书房，自领一小院，院内紫藤罥架，棂外红莲映窗，是工字厅大院内最幽美的所在”。1914年秋，梁启超曾在这里“赁馆著书”，起名“还读轩”。后来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便出自他当年所作题为《君子》的演讲。1925年起吴宓在此居住，取名“藤影荷声之馆”，又名“空轩”。后来叶公超住藤荷西馆，与吴比邻，“一浪漫，一古典，而颇为相得”。这里，遂成为校内外文人沙龙之场所。

打开工字厅后厅北面的厅门，可见一脉青山、一池秀水、一塘碧荷、两座古亭。这正是校友们常与颐和园的“谐趣园”媲美的、称为园中园的“水木清华”，其出自晋人谢混的诗句“水木湛清华”。厅门外上方正额“水木清华”四字，传说是康熙帝御墨（尚待考证）；两旁朱漆圆柱悬有清咸、同、光三代礼部侍郎殷兆镛撰书的名联：“槛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去来澹荡洵是仙居（‘文革’期间，楹联被当作‘四旧’取缔，现在这副是后人摹写的）。”梁实秋回忆这里的景致道：“徘徊池畔，有‘风来荷气，人在木阴’之致……我在这个地方不知消磨了多少黄昏。”

现在，工字厅一带的园林建筑是熙春园仅有残存的遗物了。工字厅的建筑经历了多年风雨，曾几次维修过。2000年为迎接90周年校庆，对工字厅进行了改造重建。我校建筑学院和美术学院设计，本着“整旧如旧”的原则，“从保护古文物出发，尽量恢复工字厅的原貌，突出其原来的古建筑特色”。如今，工字厅这座古建筑，作为清华历史的见证正焕发出新春。（《新清华》2004年5月28日第1566期第3版）

7 清华的第一个礼堂

位于清华园的中心、毗邻清华学堂的北面，有一座简朴的建筑——同方部，它是清华最早的礼堂。

同方部是清华建校初期首批建筑物之一。据《中国近代建筑总览》之北京篇的大事记所载，它与清华的一院大楼、二院、三院、北院住宅及校医院等，均建成于1911年（宣统三年）。同方部整个建筑灰砖墙身，红瓦坡顶，欧式风格。其西部为单层建筑，占地面积较大，有一个朝南的正面门廊；东部为二层建筑，独自另有一个朝南开的门。也许为便于大家看到它的名字，“同方部”的匾额没放在正门，而是悬挂在西部朝向大礼堂草坪的西边大门上方。同方部“同方部”的名字，并非伴随着楼房建筑的完成就开始有的。建校初期它被当作礼堂用，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年的8月27日被作为祭祀孔子的地方。1923年学校成立“德育指导部”，该建筑才有了“同方部”的名字，作为课外训育活动的场所。关于“同方部”的含义有不同的解释，一种说法是：由于当年“清华学堂”为留美预备生而设，并无专业，“同方部”可能是今日的“基础课部”之意。更普遍的则认为，“同方”两字源于《礼记·儒行》中“儒有合志同方，营道同术，并立则乐，相下不厌……”；“方”作“道义”、“法则”解，“同方部”就是“志同道合者相聚的地方”。

1925年改办大学以后，由于有了新建的大礼堂（1920年建成），同方部被用作小礼堂开展一些讲演、聚会和社团活动。30年代新生入学时，梅贻琦校长曾常在这儿接见新生。如今，透过同方部古朴陈旧的外表，我们依然能够清晰地采集到许多珍贵的历史画面：

1914年，当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先生来到清华大学，在同方部给清华学生做了题为《君子》的演讲。梁先生援引了《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两句话，来激励学生刻苦学习、修身成才。从此，“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为校训、成为一种清华精神的象征，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清华人为了理想而努力奋斗。

1936年10月鲁迅先生逝世时，清华文学会在同方部举行追悼大会，闻一多、朱自清等出席并做了讲演。闻一多称赞鲁迅“除了文章以外还要顾及国家民族永久的前途”，因此一想到他“不先想到他的文章而先想到他的人格”。

也正是在同方部，1948年7月，清华学生自治会召开闻一多遇害两周年纪念会。会场挂着闻一多画像，长髯飘拂，口含烟斗，栩栩如生，气氛庄严肃穆。朱自清在《挽一多先生》中写道：“你是一团火，照见了魔鬼；烧毁了自己！遗烬里爆出个新中国！”刻画出了闻一多民主斗士的光辉形象。而不久1948年8月朱自清逝世时，清华人又在同方部同心哀悼这位令人尊敬的一代文学家。同方部的四壁挂满了校内外的挽词、挽联和来自全国的吊唁电文。其中杨人楩所致挽联“为青年师为青年友望重人寰犹有风格垂世范，精语体诗精语体文学通今古此中薪火付谁传”，道出了全体师生对朱自清先生在为人和治学方面完美人格的深切怀念。

在老校友曹禺的眼里，同方部是演戏的地方。1933年春，他与同学在同方部合演由他亲自翻译的、英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约翰·高尔斯华绥创作的话剧TheFirst&theLast、《最后一计》等。曹禺还在这儿主演了易卜生的《娜拉》，他男扮女装、惟妙惟肖，受到欢迎和好评，此后而得“娜拉”雅号。“九一八”之后，日本帝国主义步步逼近华北。1933年国民党政府与日方签订了《塘沽协定》，实际默认了日本对东三省和热河的占领。清华师生为抗议日本暴行，特将同方部命名为“九一八纪念堂”，并有横额悬于门楣之上。数年后迫于日本人的压力，横额被迫摘下，但清华师生心中的抗日怒火是任何力量也扑灭不了的。随着全国抗日声浪的高涨，清华学生分为两派。大多数同学（如蒋南翔等）主张坚决抗日，经常在大礼堂开会，被称为“大礼堂派”（亦称“救国会派”）；另一派同学支持国民党政府，由于人数少不得不退守一隅到同方部去开会，被称作“同方派”（又称“小礼堂派”）。

1947年秋，建筑学大师梁思成先生首次将他的“理工与人文必须结合”的教育理念带到了清华。在同方部，梁思成先生做了题为《理工与人文》的演讲，提出学理工的人应当加强人文科学素养，过分地重视技术，不理解人文，以至于社会伦理道德沦丧，不懂得人文科学的人只能称之为“半个人”。梁先生的许多学生颇有感触地说，梁先生的这一观点对自己的成长“影响很大”，这个命题至今仍“发人深省”。

同方部一直是公共活动的场所，改革开放以后曾是教务处所属教材发行组的办公地，之后在此还举办过艺术展、科技成果展以及建校八十周年的校史展览。目前，同方部西部单层建筑部分作为清华美院一年级学生的画室，东部两层建筑部分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清华大学后备军官选拔培训工作办公室。如今“同方”二字又焕发出新的青春，以此命名的“清华同方公司”已成为清华最大的校控股份有限公司之一，在促进清华科技成果转化、发展我国民族高科技产业等方面，“同方”二字蕴涵着巨大价值。

2001年底，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第5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清华名列其中，同方部、清华学堂以及早期四大建筑榜上有名。朴实的同方部，同样见证了世纪清华发展的风风雨雨，留下了众多清华学子的匆匆足迹。（《新清华》2004年7月9日第1572期第4版）

8 清华的第一个校训

步入雄伟庄严的清华大礼堂，抬起眼来你就会看到正额高悬的清华老校徽，这是一个巨大的圆形图案，上面雕刻着清华的中、英文校名和清华的第一个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清华的校训，源于我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学者梁启超在清华的一次演讲。梁启超与清华保持了长久的密切关系，从1920年起，开始在清华系统地讲学，1925年被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教授（通称“导师”）。他有三个儿子先后在清华求学：梁思成（1915—1923）、梁思永（1916—1924）、梁思忠（1918—1926）。1914至1917年间，梁启超曾出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期间，他数次来清华演讲，还不时来清华小住，著书立说。在1914年11月5日一次以《君子》为题的演讲中，他鼓励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培养完全人格，要做“真君子”。他说：“《鲁论》所述，多圣贤学养之渐，君子立品之方，连篇累牍势难胪举。周易六十四卦，言君子者五十三。乾坤二卦所云尤为提要钩元。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推本乎此，君子之条件庶几近之矣。”又说：“乾象言，君子自励犹天之运行不息，不得有一曝十寒之弊。坤象言，君子接物，度量宽厚，犹大地之博，无所不载。”他勉励学生：“清华学子，荟中西之鸿儒，集四方之俊秀，为师为友，相蹉相磨，他年遨游海外，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所谓君子人者，非清华学子，行将焉属？”“深愿及此时机，崇德修学，勉为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梁启超引经据典，慷慨激昂，使听者为之动容。

梁启超先生这番激励清华学子做“真君子”的话，与清华创建时深刻的历史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清华学堂（清华学校）的创建源于美国退款办学，在美国通常被叫做“赔款学校”，美国退款办学，原想通过这种方式“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使类似（义和团运动）的事件难以再生”。因此对于中国人来说，清华从诞生之日起，就背负着民族耻辱的印记。每一个有爱国心的清华师生，都不能不为祖国的、学校的命运而苦苦求索，他们在不断地寻找自己的精神支柱。1914年，清华校刊上曾登载过清华同学的十“不愿”，提出：“（一）吾不愿清华学生待友不诚；（二）吾不愿清华学生对师不敬；（三）吾不愿清华学生专事外表；（四）吾不愿清华学生藐视国学；（五）吾不愿清华学生学假仁义；（六）吾不愿清华学生争名夺权；（七）吾不愿清华学生多看闲书；（八）吾不愿清华学生多说闲话；（九）吾不愿清华学生不读报纸；（十）吾不愿清华学生沿途食物。”同时还提倡十个“不可不”，其中提到“……为人之道不可不知；远大之志不可不存”。后来又有人对即将留美的学生提出：“不可染侈华……不可忘祖国……不可不勤学业……不可不慎言行。”可以看到，清华早期学子在道德精神上在不断地反复进行着自省自察。

梁启超的演讲深深打动了清华师生，“行健自强”、“厚德载物”之语正是清华师生内心呼声的升华。之后不久，清华学校就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定为校训，以激励师生。清华校歌中亦有“自强，自强，行健不息”之语。

校训，是学校规定的对师生有指导意义的词语，也是一个学校精神、校风的内涵体现。清华的第一个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清华精神的集中代表。清华自建校以来，一直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自强不息，要求清华学生具有奋发图强、勇往直前、争创一流的品格；厚德载物，要求清华学生具有团结协作、严于律己、无私奉献的胸怀。

在不同的时代，清华师生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八个字自励、自勉，演绎出体现时代精神的清华校风、学风和清华文化。在民族危亡的时候，清华人“自强不息”，是为了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拯救祖国于水火之中。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中，清华与北大、南开风雨同舟，共组西南联大，以“刚毅坚卓”为校训，在学习、工作、生活各方面体现出刚强、果敢、坚忍不拔、卓然不群的精神。“刚毅坚卓”，可以说是清华曾经有过的第二个校训。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历史任务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蒋南翔校长提出“培养红色工程师”、“又红又专”的思想。在1980年刘达校长曾提倡发扬清华“民主、科学、艰苦奋斗”的校风。清华人以时代的责任为使命，听从祖国的召唤，不务虚名、不贪利禄，兢兢业业、埋头苦干。80年代中期，学校正式提出了“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清华学风，要求清华学生摈弃浮躁、懒惰、粗枝大叶、墨守成规等陋习，辩证地塑造了清华学生的行动与思辨、学习与创造、务实与求新相结合的作风，成为清华毕业生在各个工作中取得良好声誉的坚实基础。这些不同时期不同的提法都是对清华历代相传的优良校风的高度概括，也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神在新时代的演进。正是在这样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熏陶下，清华大学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治学、兴业和治国之才。

1999年4月24日清华88周年校庆之际，1958届校友捐资建立了校训壁碑，镶嵌于图书馆老馆门厅正中。在清华中央主楼大厅面壁上和东大门校牌背面也镌刻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个大字。清华的第一个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已成为清华永久的精神力量、博大的道德力量、强烈的感召力量。她历久弥新，启迪陶冶了一代代清华人，鼓舞着他们为民族振兴和国家强盛贡献力量。（《新清华》2004年9月24日第1579期第4版）

9 清华的第一个楼——清华学堂

在清华大学二校门北面的大草坪东边，矗立着一座式样别致的二层楼房。此楼为德国古典风格，青砖红瓦，坡顶陡起，这就是清华校园中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清华学堂大楼。在清华建校初期兴建的第一批校舍中，清华学堂大楼被称为“一院”或“一院大楼”。

1909年清廷成立了游美学务处，负责直接选派学生游美，同时着手筹设游美肄业馆。1910年11月，游美学务处向外务部、学部提出了改革游美肄业馆办法。其中提到，因已确定清华园为校址，故呈请将游美肄业馆名称改为“清华学堂”。12月，清廷学部批准了这个改革办法。之后，清末兼管学部和外务部的军机大臣那桐于宣统辛亥年（1911年）为清华学堂题写了校名。我们今天看到的清华学堂大楼大门外，正额“清华学堂”四字即为那桐手书。早期的清华学堂

清华学堂大楼分西部、东部两期建成。其西部建于1909—1911年，学校同期兴建的还有二院（在清华学堂以北、电机馆的西边，现已拆除）、三院（在大礼堂以北，现已拆除，在其原址扩建新图书馆）、同方部等一批建筑。这批建筑基本竣工后，清华学堂于1911年4月29日在清华园开学，这就是清华历史的开端。周诒春校长到职后积极筹备改办大学，在任职期间（1913年8月—1918年1月）又盖了一批适应未来大学需要的高标准建筑（清华著名的“四大建筑”——大礼堂、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均始建于周诒春任内）。其间，1916年清华学堂大楼向东进行了扩建，扩建后总建筑面积达4560平方米。当时清华学堂是清华园内第一座“大楼”，虽然高不过两层，但因四大建筑那时还未落成，故在当时的校园建筑中已是鹤立鸡群了。

清华学堂大楼西部建成后成为高等科学生的教室，东部建成后曾是高等科毕业班的学生宿舍，所以历史上也称“高等科”。高等科宿舍的设施相当华丽舒适，有闪闪发亮的打蜡地板，能抵御北方风沙的双层拉窗。据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的梁实秋先生回忆：“临毕业前一年是最舒服的一年，搬到向往已久的大楼里面去住，别是一番滋味。这一部分的宿舍有较好的设备，床是钢丝的，屋里有暖气炉，厕所里面有淋浴有抽水马桶。不过也有人不能适应抽水马桶，以为做这种事而不采取蹲的姿势是无法达成任务的……”在这里，当时清华学校的学生在毕业留洋前，已可以预先领略一下西方的生活方式了。

上个世纪20年代，清华学堂曾是培养国学人才的摇篮。1925年，曹云祥校长执掌校政时，清华增设新制大学部和国学研究院。学校特别注意延聘名师，先后聘请了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著名学者担任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他们和考古学家李济、文学家吴宓等荟萃于清华学堂，培养学生分别研究中国文、史、哲诸学。国学研究院开设了古史新证（王国维先生）、中国通史（梁启超先生）、方言学（赵元任先生）、人文学（李济先生）等课程，除中国通史在同方部外，其余课程均在清华学堂117号教室讲授。由于种种原因，清华国学院于1929年终结。国学院存在的时间虽短，但为我国培养了一代国学专家，其中成就卓著为人们所熟知的有：姚明达、罗根泽、陈守寔、刘盼遂、刘节、陆侃如、谢国桢、王力、高亨、王静如、徐中舒、姜亮夫、戴家祥、蒋天枢、朱芳圃等。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学校的教学、行政等领导机构基本都设在清华学堂大楼里。解放初期，学堂西部仍是校领导机关（校委会）所在地，东部的一部分曾用作中共清华党总支的办公室。50年代以后，以梁思成为主任的清华建筑系迁入此楼，清华学堂大楼成为建筑系专用系馆。那时，人们步入清华学堂，会看到门厅和长廊上悬挂了琳琅满目的名画，感受到浓厚的文化艺术气息。然而在“文革”期间，清华学堂大楼因年久失修遭到了严重损坏。“文革”结束后，关于如何处理这座残旧的建筑，曾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在刘达校长的坚持下，由张维副校长亲自向技术室下达修缮加固任务。1978年底学校基建处许大华等人经丈量重新绘制了档案馆目前仅存的清华学堂的建筑图。在翻修过程中拆除了一楼腐朽的木地板，填平了积水的地下室，为了抗震还用钢材加固了二层楼板和整体结构，外观也被修葺刷新。如今清华学堂建筑面积仅有3600平方米，作为清华园内早期的文物建筑被保留了下来。但是屋面原为红瓦，现为（内侧）灰（外侧）红两色瓦。外部砖石经历多年风化侵蚀，现开裂剥落较多。清华学堂是校园里最引人注目的早期建筑之一，保护修复它，仍需做很大努力。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里曾为精密仪器系工程制图教研组所用，并有全校公用制图教室。目前，清华学堂大楼是学校研究生院、教务处、科技处、注册中心等机构的办公场所。

清华学堂大楼作为早期清华的象征，始终保持着她那特有的历史魅力，留在了一代代清华学子的心中。（《新清华》2004年10月8日第1581期第4版）

10 清华的第一批校友纪念物

美丽的清华园绿草如茵、树木葱茏，她哺育了万千清华学子；学子们把清华园比作母亲，深深地眷念她。他们在毕业时或毕业以后留下的纪念物，如明珠般散落在清华园，默默地诉说着对母校的依恋之情。其中，1919级喷水塔、1920级日晷、1922级喷水塔应是清华园内最早的一批校友纪念物了。这批纪念物寄托了清华早期校友对母校的怀念和感激，见证了清华园的时移世迁，也显现了清华人自强不息、求真务实的情怀。

清华园内最早的一批校友纪念物之一是1919级的石柱喷水塔，它位于体育馆南侧、马约翰纪念像旁西南处。这是1919（己未）级学生毕业时献给母校的礼物。喷水塔下座正面刻有“养源”二字，背面是英文“ISERVE”，表达了同学们不忘母校养育之恩和毕业后报效社会报效祖国之志。著名校友钱端升、笪远纶、钱昌祚、乔万选等均出自这个年级。

在大礼堂前草坪南端、清华学堂与第二教学楼之间，竖立着1920（庚申）级同学毕业时献给母校的纪念物——日晷。1920级是清华学校时期优秀的毕业年级之一，著名的经济学家陈岱孙，化学家曾昭抡、陈可忠、萨本铁、赵学海，植物学家张景钺，政治学家萧公权等，均出自于这个年级。1920年春，庚申级同学毕业前夕，大家商议要做一纪念品向母校献礼，经反复磋商后选定了日晷方案。日晷仪由同学们集资建造，摆放在高等科教室（即清华学堂）前的草坪上。它可供同学们上下课守时的参考，同时亦含有惜阴、即一寸光阴一寸金的意思。日晷

据当时主持其事的庚申级校友华凤翔回忆，上部的日晷盘由美国数学教员海晏士（Heinz）依照北京经纬度绘制，委托北京著名景泰蓝厂老天利以银胎珐琅烧成。其晷底座用汉白玉请工匠在校内雕作而成，并四面刻文，为二中二洋。其正面（南面）中文“庚申级立”，背面（北面）英文为“Class1920”。一侧中文“行胜于言”，另一侧为“行胜于言”的拉丁译文“FactaNonVerba”。中文请庚申级同学邹宗彦之兄邹宗善书（邹宗善为南开大学生，曾与周恩来总理同学），外文由华凤翔学长书写。经过数月的精心制作，1920年暑期日晷完工，摆放在高等科教室右侧草坪上。

日晷伴随着清华经历了几番坎坷，日晷自身也历经沧桑，数十年间三易其盘，一银二石，其座亦数易其位。解放前（约在1948年），日晷就摆放在大礼堂草坪前，当时的日晷盘变成石刻的了，原来的银胎珐琅盘已不知去向。后来“文革”期间，学校多次在大礼堂前草坪上召开批斗大会，为扩大场地把椭圆形草坪切成长方形，并把日晷拆除移去。原来放置日晷的地方，被补上水泥，日晷亦不知流落何处。直至“文革”结束后，学校逐步收复清华旧物，日晷才被从乱石堆中找出，但日晷盘已不见了。现在看到的日晷座已是修补过的，而日晷盘则是后来新作的，清华七十周年校庆时方与校友们再次见面。

在红墙灰瓦的图书馆新馆处，庭园中央有一池碧水，池内竖立着一座样式古朴的铜质喷水塔。其基托下面雕刻有“Class1922”字样，这就是1922（壬戌）级校友毕业时献给母校的纪念物。1922级是清华历史上留美预备部期间毕业人数最多的一个班级（毕业学生为94人），其中包括闻一多、罗隆基、高镜莹、萨本栋、时昭涵、吴泽霖、黄子卿、高崇熙、雷海宗、梅贻宝、潘光旦、时昭瀛、闻亦传等著名校友。铜质喷水塔原建于图书馆老馆东门前，后来曾一度移到别处。1986年修缮校园时被搬回到图书馆老馆西门前，为配合新馆的环境又移置于新馆大门前的水池中，与图书馆楼群交相辉映。

1922级学生中闻一多、罗隆基等33人原属1921（辛酉）级。1921年6月，正当学生迎接毕业考试、准备赴美留学时，北京教育界爆发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教师“索薪”斗争。当时北洋政府连年军阀混战，国库空虚，以致拖欠国立大专院校教职员薪金长达半年之久。生活无着的教师们组成了以李大钊为首的“北京八校教职员索薪团”，请愿游行遭到了北洋政府的血腥镇压。为支援教师们的斗争，城内各校学生纷纷罢课。清华因有庚款保障并未拖欠薪金，本可置身事外，但清华学生激于义愤，决定实行“同情罢考”。校方遂以开除学籍相威胁，然而学生表示“利害不论，是非必争”，尤以1921、1922级学生最为坚决。闻一多等二十多人被校方宣布开除。后在各方压力下，校方被迫让步，却要被开除学生写悔过书方可复学；闻一多等人表示“无过可悔”，最后校方也只好不了了之。但校方坚持给不肯悔过的学生“留级一年，推迟出洋”的处罚，这些1921级的学生被推迟至1922年赴美留学。闻一多在斗争中始终坚持原则、坚持真理，不屈服于威逼利诱，他呼吁同学们好好想一想：“天下的事还有比出洋更重要的没有？”（载《清华周刊》第244期，1922年4月21日）

清华园内这些最早的一批校友纪念物，见证了清华园内的风风雨雨。如今日晷已成为清华园中一处重要景点，游人如织，人们喜欢在日晷旁留影纪念。吸引他们的不仅仅是周围秀丽的风景，日晷传奇般的经历、优美的造型，更因为日晷上镌刻的“行胜于言”四字，道出了清华校风的一大特色——“实干”。而今这种实干精神，仍然能够清晰地从清华人的身上闪现。“行胜于言”体现的不仅仅是清华人务实的精神，也反映出清华人不畏艰难、顽强拼搏，一步步奔向目标的那种永远向上的活力。（《新清华》2004年10月22日第1583期第4版）

11 国学研究院——清华的第一个研究机构

清华第一个研究机构（院）当是清华学校时期的研究院，即国学研究院。国学研究院成立于1925年，到1929年结束，历时四年。吴宓为首任研究院主任，但1926年3月吴宓即辞职，主任职务由校长曹云祥“兼理”；同年5月由教务长梅贻琦“兼管”院务。国学研究院与大学部、旧制留美预备部组成当时清华学校三个相对独立的教学单位。国学研究院招收大学毕业及同等学力的学生，主要研究中国经史古学，培养各级学校的国学教师以及终身从事学术研究之人才。国学研究院部分教师：前排从左至右分别为李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后排从左至右分别为章昭煌、陆维钊、梁廷灿，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与陈寅恪四位学者共同被称为“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

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胡适就提倡“用西方科学方法”研究“本国固有文化”，北京大学于1921年创建了研究所国学门。自清华建校之后，屡被指责忽视中国文化和国情知识的研究。梁启超就曾说：“清华学生除研究西学外，当研究国学，盖国学为立国之本，建功立业，尤非国学不为功。”同时，前期出洋留学归来者也认为“虽把留美作为入清华的目的，可是留美已不是最终目的了”。在学校方面，也将为中国造就领袖人才作为清华教育的方针，并且鼓励学生研究国情。于是，1925年2月，校长请吴宓任研究院筹备主任，开始筹建国学研究院。吴宓在《清华开办研究院旨趣及经过》一文中指出：“本校设立研究院之初意，详见曹校长所著《西方文化与中国前途之关系》小册中……曹校长之意，约分三层：（一）值兹新旧递嬗之际，国人对于西方文化，宜有精深之研究，然后可以采择适当，融化无碍；（二）中国固有文化之各方面（如政治、经济、哲理学），须有通彻之了解，然后于今日国计民生，种种重要问题，方可迎刃而解，措置咸宜；（三）为达上言之二目的，必须有高深学术机关，为大学毕业及学问已有根柢者进修之地，且不必远赴欧美，多耗资财，所学且与国情隔阂。此即本校设立研究院之初意。”同时，还提出研究院的研究方法及内容：“惟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实时人所谓科学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之研究国学者也。”总之清华学校创办国学研究院的主导思想，就是要吸取中西方文化之精华，融化阐发以创新，其主要宗旨是“以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

国学研究院主要招收对象，除“国内外大学毕业者或具有相当之程度者”外，还有“各校教员或学术机关服务人员，其有学识及经验者；各地自修之士，经史小学等具有根柢者”。学生经录取后，须按期到院，常川住宿，屏绝外务，潜心研究，笃志学问，尊礼教授，并不得有逾越行检，妨害本院之行为。研究期限以为年为卒，但遇有研究题目较难、范围较广，而成绩较优者，经教授许可，可续行研究一年或二年。研究院四年间共收四届，录取74人，除有2人退学和4人病故外，实际完成学业68人。他们后来有的执教于大中学校，有的任职于文化学术机构，都在为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而尽心尽力。

研究院在教学上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其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致使学生与教授关系非常密切。而学员在此短期内，于国学根底及治学方法均能确有收获。为此研究院聘请宏博精深、学有专长的学者前来任教。于是就有了著名的“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他们就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四位学者，另外还有一特别讲师李济。教师与学生之间主要教学活动，是通过普通演讲（即课堂讲授）和指导学生进行专题研究的方式来进行。比如，王国维的普通演讲有“古史新证”、“古今文字”、“尚书”、“礼记”等，梁启超有“中国通史”、“历史研究法”、“儒家哲学”、“读书示例——荀子”等，陈寅恪主讲“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梵文——金刚经之研究”、“高僧传之研究”、“梵文文法”、“唯识十二论校读”等，赵元任有“方言学”、“普通语言学”、“中国音韵学”和“音韵练习”等，李济主讲“人文学”、“人体测验”和“考古学”。从他们所讲授内容来看，无不是各自之研究精华，正所谓“出其平生治学之心得，就所最专精之科目讲授之”。每届学生入学后，各教授都要用自己的亲身体验向学生进行学习和选定研究题目的指导，以助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志向兴趣学力之所近”，去自主地选定自己的学习方向和研究课题。这种方法启动了学生学习和研究的积极主动精神，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研究院师生勤于研究，著述甚丰，成果多发表于自己所办的刊物上。研究院的出版刊物主要有三种：（一）教授主编之丛书，比如王国维的《蒙古史料四种校注》、陈寅恪的《大宝积经论》、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李济的《西阴村史前的遗存》等；（二）《国学论丛》，到1929年3月共出版二卷六期，内容除本院教师之著作外，凡学生之研究成绩，经教授会同审查，认为有价值者及课外作品之最佳者，均予登载，比如刊载有吴其昌的《宋代之地理史》、周传儒的《中日历代交涉史》、刘盼遂的《说文汉语疏》等；（三）学生主编的《实学月刊》，他们本着“经以明圣贤之心，攻诸史以寻治乱之迹。汇百家之学，集万国之观……洽于古今，通乎中外”的宗旨，前后共印行六期，这些学生的著述，受到校内外学人的瞩目。其中代表性著作如：高亨的《韩非子集解补正》、吴其昌的《三统历简谱》、王镜第的《周官联事考》等等。这些研究成果以及对我国国学研究的贡献，都大为可观和令人称道。

1929年6月，国学研究院第四届学生毕业之时，也意味着清华国学研究院正式结束。关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停办的原因甚多，比如，失去王国维、梁启超两位教授，大学部与研究院学生之间的利益冲突等。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校内资源分配冲突，即大学部与研究院学生利益之间的冲突。1928年，国民政府委派罗家伦出任校长。在罗到职前，清华学生会成立了校务改进委员会，在教师的支持与帮助下，推派代表带着改进意见书赴南京与罗进行谈判。当时提出了八点意见，其中第五点就是：“停办国学研究院，从速筹备大学毕业院。”所以，罗家伦在1929年清华毕业典礼上致辞时说：“这次毕业共有三班，大学部有八十四人毕业，这是第一次；留美预备部有三十七人毕业，恰巧又是最末一次；而国学研究院的同学，这也是最后的一班。”这就等于正式宣布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结束。

虽然国学研究院仅办四年，但是其研究之成果颇丰，并对我国国学研究产生了极大影响。在研究院学习的60余位学生毕业后，大部分奋斗在教育战线，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教学和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国学研究院的研究和人才培养，是清华建校以来在国学研究和人文教育上的一项重大成就。（《新清华》2004年10月29日第1584期第3版）

12 清华首次改办大学的计划

清华学校于1925年9月设立大学部，至1928年成为国立大学，而最早改办大学的计划是清华学校的第二任校长周诒春先生于1916年提出的。周诒春是清华学校历任校长中任期较长（1913年8月至1918年1月）的一位校长，尽管清华改办大学是在他离任之后完成的，但他筚路蓝缕，实在功不可没。

周诒春校长热心教育，具有强烈爱国心、进步的社会思想与教育主张，是一个“有宗旨、有计划、有理想、有希望的人”。他主张收回教育主权，争取教育独立、学术自由，指出“过去我们必须依赖西人所提供的学术刺激”，而现在是我们准备学术独立的时候了。1916年7月在《详外交部文为逐渐扩充学程预备设立大学事》（见下图）中，他请求扩充原有学程，设立大学。提及扩充的理由是：

一、“可增高游学程度，缩短留学年期以节学费也。”当时的公费留美生，由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每月发给80美元（一般学习期限5年），自费留美生每月发给40美元（一般学习期限3年），还有服装费、差旅费、实验实习费、医保费、学杂费、补助费等，每个留美学生的花费是相当大的。因此如学生在国内大学毕业后直接赴国外大学深造，可缩短留学时间，相应节省了大半费用。

二、“可展长国内就学年限，缩短国外求学之期，庶於本国情形不致隔阂也。”当时留美生均为20岁以下的青年或幼年，国学的根底尚不够牢固，且对中国的国情也不甚了解。若能在国内修完大学，巩固国学基础，又熟悉本国的需要，再去留学，才谈得上通古今、贯中西，谈得上回国后学以致用。

三、“可谋善后以图久远也。”清华办学费用源自庚子赔款（分39年还清）之“退款”部分，年年赔付，再年年按月返还。至1940年庚款还清后，“退款”就没有了，清华的经费将无以为继。用缩短留学年限所省费用尽早扩充学校的规模，建立完全大学，才有可能谋得清华的存在和发展。《详外交部文为逐渐扩充学程预备设立大学事》

最后他说：“我国地大物博，已设之完全大学，寥寥无几。当此百度维新之候，尤宜广育人才，以应时需。”不出一个月时间，外交部指令照准了清华改办大学的设想。

清华的改办大学，是与当时国家和社会对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相适应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教育界爱国人士掀起的教育改革运动，促进了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界出现了“改大潮”。1912年全国公立和私立大学仅为4所，1922年有19所，到1925年增为47所。清华的改办大学，就是在此时代大背景下实现的。加之，当时一批学有专长的早期清华“留学毕业回国学生，日见其众”。他们极力支持改办大学，成为拥护改办大学的积极力量。

在得到外交部的照准之后，周诒春校长立即着手改办大学的各方面准备，诸如：按照大学的规模筹建四大建筑、延揽教员、改革课程、重视校风建设（如倡导德智体三育并进）等，诸事开头难。然而遗憾的是，1917年，周诒春校长被捕风捉影地无端指控：“校费浩大，任其挥霍……”、“妄靡巨款，营私害公”等数种“罪名”，受到排挤而被迫辞职。周诒春校长的离任引起师生的不满和惋惜，后来校内曾兴起邀他复职的热潮，然终未实现。

清华的改办大学计划是在曹云祥校长任内完成的，他多方改革，受到广大师生的欢迎。1923年曹云祥校长又提出了一个《十八年（1923—1940）计划》，筹划逐步改办大学的具体方案。清华从1920年起停办中等科，1924年起停招高等科，1925年起设立大学（普通）部和研究院（国学门），大学部学制两年或三年。是年，大学部共招收大学普通科研究一年级学生（称新制生）132人，报到者有93人，这便是清华大学历史上的第一级学生。当中有后来成为名人的王淦昌、夏坚白、李健吾、张大煜，及“三一八”惨案中牺牲的烈士韦杰三等。

1926年起规定学制4年，大学部改成四年一贯制正规大学。1926年大学部共设17个系，其中已开出课程的有11个系，即：国文学系、西洋文学系、历史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教育心理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农业学系、工程学系。暂未开出课程的有6个系：哲学系、社会学系、东方语言学系、数学系、体育学系、音乐系。至此，清华改办大学的初步框架形成，到1928年成为国立清华大学，开始了新的发展里程。（《新清华》2004年11月5日第1585期第4版）

13 清华的第一批大规模建筑

清华建校初期兴建过一些校舍，规模不大且多为单层建筑，“清华学堂”两层的大楼算是校园里最高的建筑了。为了适应改办大学的需要，1914年学校专门设立工程处进行校园建设。1916至1920年间，学校耗资约百万元，先后兴建了图书馆（老馆东半部）、体育馆（前馆部分）、科学馆和大礼堂，时称“四大建筑”，是清华建校以来第一批大规模建筑。有“中国第一建筑师”之称的庄俊（1910年游美学务处第二批游美生），配合美国建筑师墨菲设计并且监造了这批建筑。这四大建筑多为红砖青瓦、铜门钢窗，精雕的梁柱、恢弘的穹拱等欧式古典建筑的元素尽含其中。她们和稍早建成的清华学堂、同方部组成了清华早期校园的主要建筑群，为校园中心区建设奠定了欧式的建筑风格，同时为学校发展成为大学奠定了物质基础。这些建筑群，也是上个世纪初我国首批引进西方建筑科学技术建造的近代建筑，现在已被列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

这批建筑从外形到内部都极力欧美化，甚至许多建筑材料和内部设备也是欧美的舶来品。再加之，当时学校的学制、课程、教材、教学方法、课外活动等，几乎全部仿效美国，于是英国哲学家罗素有了“清华学校恰像一个由美国移植到中国来的大学校”之深刻印象。

科学馆为三层建筑，总面积约3550平方米，暗红砖墙，灰色坡顶，大门上方刻有“SCIENCEBUILDING”及“科学”。科学馆初期只是学校理科课程的实验场所，馆内设备相当先进。从1926年物理系及1929年清华理学院成立，一直到1999年新理学大楼建成，均以此处作为系馆，科学馆现仍为物理教学楼。到1931年时，馆内全部实验室约有仪器3000种、价值6万余元，是国内最先进的物理教学楼之一。当时，首任理学院院长、人称“科学馆主”的我国著名物理学家叶企孙先生，聘请了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萨本铁、黄子卿、李继侗、周培源、赵忠尧、霍秉权、任之恭、施汝为等一批名家，使清华物理系成为高水平的人才培养和科研基地。后来算学系也设在科学馆，数学名家熊迪之、杨武之、赵访熊、郑桐荪、孙光远曾在此执教。这里曾走出了王淦昌、周同庆、龚祖同、华罗庚、赵九章、王竹溪、翁文波、钱伟长、彭桓武、钱三强、何泽慧、王大珩、郁钟正（即于光远）、葛庭燧、林家翘、江泽涵、段学复、陈省身、周光召、曹本熹、何祚庥等众多杰出的科学家。从这些闪光的名字中可以看到，科学馆不愧是中国现代科学的摇篮。

大礼堂建成时是国内高校中最大的礼堂，建筑面积1840平方米，高44米。大礼堂的建筑最具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古罗马和古希腊艺术风格，罗马风格的穹隆主体，开敞的大跨结构，汉白玉的爱奥尼克柱式门廊。整个建筑下方上圆，庄严雄伟，象征着清华人“坚定朴实、不屈不挠”的精神，是清华的集会中心。大礼堂是清华“最有光荣历史的建筑物之一”，在20世纪30年代是支持共产党坚决主张抗日的“大礼堂派”学生集会之地。现在校内的会议、讲座及娱乐演出，仍经常在此举办。

与科学馆、大礼堂一样，体育馆和图书馆也是当时国内高校中设备最为先进的建筑之一。当时的清华学校曾以“三好”学校而闻名，这“三好”指的是“校舍好、英文好和体育好”（也有一说是“要求严、英文好、体育好”）。无论是在图书馆里的“开矿”，求增进知识才干；还是体育馆内的“斗牛”，以健壮身心体魄，这些都是铭刻在老学长心中的美好回忆。

继最早的这四大建筑之后，1928年起清华第二个“四大建筑”——生物馆、气象馆、图书馆（扩建部分）、明斋（新宿舍）相继开始修建。这些建筑是由中国第一代建筑师中的佼佼者、“中国近现代建筑设计开拓者之一”杨廷宝（1921届）设计的，其中二期图书馆的扩建设计堪称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杰出代表作。

抗战期间，清华园沦陷于日军之手，校园建筑及财物遭到野蛮破坏和大肆掠夺。体育馆被当作马厩、伙房和仓库，图书馆被当作“长官疗养室”、伤兵医院，明斋充作耳鼻喉科病房，化学馆、生物馆是外科室。日军投降离开之时，这些建筑里面已经没有一本藏书，地面上的木板被拆卸精光，设备器械被抛弃室外，整个校园已是满目疮痍。1946年清华复校后，学校投入了很多财力，经过多次的修复，终又恢复了她们的原貌。

如今校园建设快速发展，截至今年3月，学校占地总面积达到404.4公顷，建筑面积达到218.7万平方米，与建校初期的总面积450亩、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的规模相比，校园扩大12.5倍、建筑面积增加近54倍。“建筑是石头的史书”，她们记载着清华的沧桑与辉煌。从校园里早期的中国古典园林建筑（工字厅一带）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西方古典建筑（大礼堂为中心），到60年代的仿苏建筑（主楼为代表），（这些建筑曾被清华人戏称为“封、资、修”建筑），再到90年代的主楼以南、新起的科研教学区的现代建筑（经管学院大楼、建筑馆、技术科学楼、法学院明理楼等），以及校园东北部的学生公寓楼群，均是清华“人文日新”发展的轨迹与见证。至今，和校内鳞次栉比的新楼相比，早期的四大建筑仍独具特色而不失光彩。当我们走进这些依旧朴素庄重，或是书香醇厚的建筑，仍然能够感觉到“先知的话语在寂静之声中轻轻地传递”，此时你能不油然心生感动和崇敬吗！（《新清华》2004年11月12日第1586期第4版）

14 清华的第一个学生会

清华于1919年12月23日成立了第一个学生会，它诞生于五四运动爱国、民主、科学的洪流中。此前清华学校初期，还没有全校性学生会组织。

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美英法日等国，无理地拒绝了中国人民“废除二十一条”的正当要求，还公然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让与日本。丧权辱国的北洋政府竟同意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来，举国愤慨，1919年5月4日北京城内3000余名学生举行了反帝爱国示威游行。当晚，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传到清华园，一向沉静闭塞的清华学校顿时沸腾起来。高等科二年级学生闻一多连夜工笔抄录了岳飞的《满江红》词，贴在高等科饭厅门口，表达了“从头收拾旧山河”的决心。第二天一早，有些同学在宿舍门口贴出红笔写的大字报，要求立即行动。当日（5日）高等科和中等科科长立即召开全校各会社负责人联席会议，决定成立清华学生代表团，派代表与各学校互通声气，与北京学生采取一致行动。清华学生代表团于5月7日正式成立，代表团团长为顾德民，清华学生代表团随即领导清华学生投入反帝爱国运动。5月9日，清华同学在体育馆前举行了“国耻纪念会”。会上决议通电巴黎，要求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庄严宣誓：“口血未干，丹诚难泯，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中华民国八年五月九日，清华学校学生，从今以后，愿牺牲生命以保护中华民国人民、土地、主权，此誓。”

当时全国各地纷纷进行抵制日货的活动。1919年11月15日，日本驻福州领事馆竟派出便衣警察和浪人殴打参加抵制日货活动的学生；16日，又打死打伤学生和市民多人，制造了“福州惨案”。国人闻之莫不愤恨异常，福建罢市、罢学，京津沪等地学界也奔走呼号予以声援。27日清华各级学生重选代表，商议起草学生会章程，“以便重组代表团与京中学界共同进行”，并于29日组织清华学生赴城内与各校学生上街游行。12月17日，全体学生大会通过了学生会章程；23日晚，清华全体学生聚集在饭厅，举行学生会成立大会。清华学生连续参加学生运动引起了学校当局的不满，校长张煜全竟派巡警干涉学生会成立，乘学生开会之际派人关掉电灯以迫使学生散去，想不到此举激怒了学生。在几支洋蜡烛的照耀下，清华学生会庄严成立。学生会设评议部和干事部，由刘驭万、罗隆基为评议部正、副主席，时昭泽为干事部主席，干事部下设总务、交际、文牍、会计、新闻五科，其中文牍科正、副主任为闻一多、潘光旦。随着学生会的成立，学生活动日益活跃，校内刊物《清华周刊》也由学校派定学生编辑改为由学生自选编辑，各种学生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兴起。

清华学生会初期的组织形式模拟的是资产阶级议会政治，即“三权鼎立”。评议会是全校代议机构，行使立法权；干事部行使行政权；司法的权力还掌握在学校斋务处手中。随着五四以来新思潮对学生影响的增长，学生们对于校方家长式的严厉管束越来越不满。1919年10月，一位姓李的斋务长因开除学生，遭学生诘问并被打。同年12月，校长张煜全因干涉学生会成立大会，遭到学生反对而被迫去职。学校传统的管理方式被动摇，1920年起学生对自治展开广泛讨论，认为“学生自治，是由学生组织团体去练习学生管理自己”。到1922年3月，学生通过学生会提出要求，成立了学生法庭，选出了审判官和检察官，“三权鼎立”随之形成。学校还拨了一笔钱，为“法官”们缝制了“法服”。穿戴上峨冠博袖的服装，学生法官们审理学生间争执事件甚至处理学生违反校章的事件。1925年学生法庭被停止。1929年《国立清华大学学生会章程》规定“本会最高权力机关为全体大会，立法机关为代表大会，执行机关为执行委员会”。

清华学生会的成立与实现自治，一方面，由于五四运动唤起了清华学生的爱国热情和自我意识的觉醒，“年轻的学生们经此刺激震动而突然觉醒了，登时表现出一股蓬蓬勃勃的朝气，好像是蕴藏压抑多年的情绪与生活力，一旦获得了迸发奔放的机会，一发而不可收拾，沛然而莫之能御”。另一方面，也可从中窥见清华学校早期的教育目的，清华学校的教育目标不仅是培养留美预备生，同时还寓有造就“领袖人才”的意义，希望“成一造就中国领袖人才之试验学校”。对于这种领袖人才，清华校长曹云祥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天赋之才，精明强干，随机应变，善于治人。”学校在加强管理的同时，也提倡和鼓励学生组织各种社团，开展课外活动，包括对外交涉、演说辩论、开运动会、请人演讲、编杂志、出级刊等。学校以学生团体活动为手段来培养学生的组织、办事能力，而清华学生会以后的日益发展以及参与左右校政、领导学生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等行为恐怕已非校方的初衷了。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学生的爱国热情高涨，清华学生会领导学生参加了一系列的爱国反帝运动，逐渐成为清华爱国学生运动的领导核心，在以后的“一二·九”运动、“一二·一”运动、抗暴运动、“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解放前的护校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清华》2004年11月19日第1587期第4版）

15 清华园内第一批入校女生

清华自1914年就开始选派女生赴美留学，然而这些女生多为直接考取的庚款留美生，亦称“专科女生”，她们虽是清华女同学，但未进入过清华园内学习。所以真正意义上的清华园内第一批入校女生，应是从1928年，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时才开始的。

清华学校时期，以中等科的学生为主，高等科学生不多。由于当时的中等学校一般都是男女分校，所以清华除了少数外籍女教师和教师家属外，校园里没有女性。然而清华由于受西方教育现代文明的影响，校内上下男女平等的观念却很牢固。清华的经费来自庚子赔款，理论上女同胞也应该有受教育的权利。所以从1914年（民国三年）6月起，基本上每隔一年就要招收一批“专科女生”，派往美国留学。其中，1914年10人、1916年10人、1918年9人、1921年10人、1923年5人、1925年5人、1927年5人，到1928年停止，此间录取直接留美女生总共七批54人。她们大多是民国早年女青年中的佼佼者，回国后大都成为我国较高层次女知识分子的先驱人物，比如，曾任上海暨南大学英文教授的张端珍（1914年留美）、曾任上海大同大学图书馆主任兼教英文学的胡卓（1918年留美）、曾任湖南大学数学教授的陆慎仪（1921年留美）等。

关于“清华男女同校”的呼声，早在1921年（民国十年）前后即已在校园内发出，然而仅议而未行。1923年，曹云祥校长在回答记者“男女同校是否可行”这一问题时就说：“大学可招女生，惟今年不招插班生，女生一时亦难添招，至民国十六年（1927年）以大学一年级改为二年级，再添办三年级，届时可兼招女生。”可见招收女生之事早已列入学校议程，只是未曾办理。同年记者在采访梁启超教授时，亦问到“男女同校”问题，“梁先生露出不满意的神情说，清华倒行逆施。梁先生的意思，认为男女同校应当立刻实行，不过中学可以暂缓”。

1928年（民国十七年），当时的国民政府决定改清华为国立大学，任罗家伦为校长。当时清华学生会成立了校务改进委员会。由于罗家伦尚未到校赴任，学生们在教师的支持与帮助下，推选代表赴南京与罗交谈。学生代表带去的《改进意见书》中提出了数点要求，其中一点就是：“即年起招收女生。”罗家伦答应了此项要求。但是在他到校时，招考期（9月）已过，于是罗家伦校长决定在10月份举行第二次招生，并开始招收女学生，清华的“女禁”自此开放。当时学校大学部已有了三个年级，所以这批入学的同学被称为“第四级”，其实这是清华男女同校的第一级。为此还专门写了《四级级歌》，在《级歌》中写到：“春来大地兮遍紫黄，共坐春风兮男女一堂，男女一堂兮吾级始创，始创，始创，吾级之光。”由此可见，当时这是在清华园内颇有影响的一件大事。清华1928年第一次所招女生

第一批入学时共录取女生11人，有叶叶琴、黎宪初、李家瀛、尹萃英、沈胜、袁行义、沈谌、卢蕴青、吴靖等。另外还有4个第三级的转学生，她们是宋丽璟、马静蕴、赵奇和董粹。这十几位女同学在全校同学中极是稀少，故曾一度被同学们视为“稀宝”。据吴靖学长回忆：“大概是因为男同学占优势，所以叶叶琴被称为‘叶大哥’，而我被称为‘二哥’。”

初招女生时，清华尚未有专门的女生宿舍。故把古月堂暂时作为女生宿舍，同时学校开始筹建女生专用宿舍。古月堂与工字厅的西院毗邻，是一处独立的小庭院，总建筑面积约670平方米，建于清道光二年前后。初建时古月堂是园主的专用书房，清华建校后做过教师宿舍，梁启超、朱自清等都曾在这里居住。1928年古月堂改作女生宿舍后，迎来了学校首批入校女生。汪健君先生（1925年在校教务处工作，1958年转到图书馆）有诗记曰：“古月堂前几变更，昔年济济聚群英。一从女禁开黉畲，两度繁花共月明。”1932年，学校专用的女生宿舍建成，也就是如今位于原近春园与清华园交界线上的静斋（同期建设的还有明斋等）。最初女生宿舍并不叫“静斋”，名称改变于1935年学校第九十六次校评议会决案：“……4.四院改称明斋；5.五院改称善斋；6.六院改称新斋；7.七院改称平斋；8.女生宿舍改称静斋。”各斋名皆源自《大学》之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国治而后天下平。……”其中寓意不言自明。自此，全校女生及部分女教师迁入静斋居住。

当时的女生宿舍管理非常严格，不管是校内校外的男士，一般不准擅自进入。要想会客，必须经过通报，并在指定的地方会见。在静斋建成以前，女生宿舍没有专门的会客室，男士来访必须在门外守候，钱钟书和杨绛的首次邂逅就是在古月堂门口。静斋建成后，设有专门的、设备考究的会客厅，但要想会见往往也不是很顺利，所以男同学都把静斋谑称为“堡垒”。后来学校订了一个制度，每年校庆当天，开放女生宿舍，供校内外男士参观。于是以后每到这天，参观者如“朝圣”般络绎不绝，静斋也变得异常热闹而充满青春活力。

清华开放女禁，体现了当时社会上要求提高女权、教育平等的思想，同时也为美丽的清华园增加了一份亮丽的色彩。正如《四级年刊》中所说：“若夫古月女儿，怡春小娃，飘香曳裾之资，掩袖回眸之艳，北地胭脂，南都粉黛，男女一堂，吾级始创；自是水木多情，山河变色，春风秋叶，柳岸花阴，是诚难言也矣。”从此之后，清华大学为祖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巾帼豪杰，她们中有为民族解放事业牺牲的女英烈，如陶守文、纪毓秀、潘琰等；有在科学技术和工程技术上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中科院和工程院女院士，如何泽慧、池际尚、李敏华等；有在管理工作中成效卓著、独当一面的女领导，如彭珮云、刘延东、吴启迪等；还有学者、研究员、体坛精英和其他知名人士等等。她们和所有清华学子一样，秉承“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精神，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前仆后继、无私奉献。（《新清华》2004年11月26日第1588期第4版）

16 清华园里发出第一声爱国救亡的呐喊

1935年12月，日寇铁蹄已肆意蹂躏东北，并虎视华北。在山河破碎、国难当头、中华民族危急的历史关头，时为清华学生的蒋南翔（1936级）奋笔疾书，起草了《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鞭挞当局的不抵抗主义。在《告全国民众书》中发出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悲愤呐喊，这从清华园里喊出的第一声爱国救亡的呐喊，振聋发聩，表达了清华学子的共同心声，也唤醒民众千百万，成为传诵久远的名句。这声呐喊对唤起全国爱国学生奋起抗日救亡产生了重要作用，并激励着一批热血青年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的行列之中，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告全国民众书》

校友韦君宜（1938级）在所写回忆文章《我所认识的蒋南翔》中提道：“那一句‘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当时已经传诵国内，见诸报端，甚至成了‘一二·九’运动的旗号，但始终没有人知道是出自于蒋南翔之手。因为他从来不向人说是他写的。他这个人就是这个作风。”

12月9日，满腔热血的北平（现为北京）学生6000余人游行示威，清华大批学生也勇敢地参加其中。爱国学生们沿途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反对华北防共自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并向当局提出6项要求，但是遭到军警镇压。清华学生队伍当天清晨由黄诚、吴承明等带队，步行至西直门，军警紧闭大门，学生们在城门外，向市民做抗日演说，散发抗日传单，直至傍晚才回校。12月16日，学生们又奔向阜成门、广安门，城门也都关着。后从西便门绕进城内举行了游行示威。从此，抗日救亡的烈火燃遍中国大地，这就是震撼全国的“一二·九”爱国民主运动。

在“一二·九”运动中，清华的党组织是领导核心，清华地下党党员姚依林（原名姚克广，1938级）是北平学联的秘书长，蒋南翔同志当时任清华党支部书记。后来，蒋南翔写下一首自述诗，朴素而感人地叙述了他参加“一二·九”运动的情况。诗中写道：“奋力为前驱，开路披荆棘。春夏勤播种，秋冬号角鸣。寒冬十二月，慷慨传檄文。搏战危城下，不辞冒锋刃。踊跃齐冲锋，突破西便门。古城起风暴，举国奋人心。救亡宣传团，跋涉下农村。建队高碑店，抗击伪宪警……星星地下火，曾为举火人。”

在“一二·九”运动时期，正在清华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学习的蒋南翔已经由一个专心读书、喜爱“斗牛”（20世纪30年代，清华特有的一种篮球运动）的质朴青年，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1935年暑假，他当选为学生进步刊物《清华周刊》总编辑和清华暑期同学会主席。他思维敏捷、才华横溢，利用《清华周刊》这个舆论阵地，推动清华学生积极进行抗日救亡运动。同年10月，他接任清华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并参加北平西郊区委，领导了“一二·九”运动前后的清华地下党和学生运动。“一二·九”前夕，在中共北平市委工作的何凤元（清华1934级学生，清华地下党前任书记）从城里赶回清华，找到蒋南翔，要他赶紧起草一篇对外宣言。蒋南翔立即躲到清华一院大楼（清华学堂）地下室的印刷车间，闭门凝思，怀着满腔激情，写出了著名的《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他一边写作，一边不能自已地泪流满面，痛陈华北危机，大声疾呼：“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后来，他积极地参加和组织了“一二·九”和“一二·一六”两次示威游行。

为了扩大抗日宣传，根据中共北平市委的指示，北平学联发起组织“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清华和燕京、辅仁、中法大学等校编为第三团，蒋南翔和黄华（燕京大学学生）为负责人。后来在清华，以南下扩大宣传团团员为骨干，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清华大队”，成为清华学生运动中的一支骨干力量。

经过“一二·九”运动的洗礼，清华大学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如杨学诚、黄诚、姚依林、蒋南翔、李昌（原名雷骏随）、纪毓秀、凌则之、康世恩、荣高棠、杨述（原名杨德基）等。其中，杨学诚、黄诚、纪毓秀、凌则之等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姚依林、蒋南翔、康世恩、荣高棠等则在以后的长期革命斗争中锻炼成长，成为了党和国家各条战线上的领导人。“爱国、奉献”始终是清华的传统与精神。（《新清华》2004年12月10日第1590期第4版）

17 华北地区最早获得解放的大学

1949年1月10日下午2时，清华大学2000多名师生员工齐集大礼堂，共同等待一个庄严时刻的到来。当大家听到北平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主任钱俊瑞宣布：“今天清华大学从反动派手里解放出来，变成人民的大学，是清华历史上的新纪元。从今以后，它将是一所中国人民的大学了”时，师生们群情激昂，为清华大学回到人民怀抱而由衷地发出的掌声经久不衰。清华师生迎接解放

这一时刻，来之不易。从1947年起，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在蒋管区加紧了对人民的控制与迫害。素有革命传统的清华师生们也和全国人民一样奋起反抗，爱国民主运动不断高涨。与此相配合，清华学生进步社团，如“大家唱”歌咏队、剧艺社、民间舞蹈社、读书会、“一二·一”图书馆等活跃于校园内外，成为在“争民主、反内战”的斗争中团结、鼓舞广大师生群众的一支重要力量。

1948年下半年，在清华地下党的组织与引导下，师生们为迎接解放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一方面，地下党员积极宣传革命形势，发动、组织群众成立纠察队护校，保护学校财产和文物档案；另一方面，他们分头和学校中享有名望的知名人士谈心，介绍和宣传党的各项政策，说服动员他们留在北平。

1948年11月24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督学来北平，与清华、北大校长商谈有关“迁校”事宜。清华地下党组织得知后，即通过各种学生社团在壁报、传单上进行揭露斥责。教授们乃至绝大多数校领导也都反对“迁校”。这一阴谋破产后，国民党政府又紧急制定了“挽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计划，于12月14、15日派专机接人南下。但是最终，清华大学除了3位教授和2位讲师乘飞机南去外，全校近270位教师全部留校等待着解放的曙光。

此时，人民解放军已完成对北平的包围。12月13日，解放军到达北平西郊。中午时分，已进入万寿山和圆明园遗址之间平川地带的解放军，突然遭到圆明园附近丛林中敌人的猛烈炮击。当得知前面是清华、燕京后，前线司令部命令部队避开圆明园古迹和学校区，从万寿山以西打开通路绕道前进，并于14日下午5时占领了丰台。当时，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在得知清华园一带遭炮击的消息后，于15日凌晨2时加急电令亲笔指示：“请你们通知部队注意保护清华、燕京等学校及名胜古迹等。”之后，毛主席又两次来电，重申这一指示。为此，解放军在这些地区作战一律不用炮击，而用步枪、刺刀和手榴弹同敌人展开了近战和肉搏，许多战士献出了鲜血和生命。15日解放军进驻海淀镇，清华园获得解放。清华大学成为华北地区最早获得解放的高校。

清华园一解放，清华地下党组织即与解放军取得联系。他们派党员庞文弟前往13兵团48军144师驻地青龙桥，向政治部主任吴彪汇报情况，并递交了清华党组织预先调查绘制的地形图，以便配合解放军进一步军事行动。12月18日，解放军第13兵团政治部在清华大学西校门及体育馆前张贴布告，谓“清华大学为中国北方高级学府之一，凡我军政民机关一切人员，均应本我党我军既定爱护与重视文化教育之方针，严加保护，不准滋扰，尚望学校当局及全体同学，照常进行教育，安心求学，维持学校秩序”。当天晚上，前线部队两名干部来到梁思成教授家，请梁思成在军用地图上标出北平地区重要古建筑和文化古迹的位置，画出禁止炮击的地区，以备不得已而攻城时使用。

清华接管前后，学校师生的工作和生活一直较稳定。1948年12月17日，在原校长梅贻琦离校后，学校第95次校务会议推举冯友兰为校务会议临时主席，代理主持校务。1949年1月10日，清华大学被北平市军管会接管后，立即取消了国民党反动训导制度、停止国民党三青团的反革命活动。同年5月4日，北平市军管会决定成立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为校内最高权力机关，任命物理学家叶企孙为校委会主席，主持校务。

与此同时，清华师生投入到迎接北平和全国解放的工作中。12月28日，学校成立了“迎接解放人民服务委员会”，学生及教师分别编为五个大队及艺术、研究生两个别动大队，首先到附近农村开展宣传。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后，清华大学2000多名师生志愿组织了“迎接解放服务大队”，前往城内进行了为期两周的广泛宣传。不久，同学们又纷纷响应党的号召，投笔从戎，有250名同学参加了“南下工作团”，为全国的解放作出了贡献。

开国大典前夕，清华大学的进步教授和民主人士张奚若、梁思成、费孝通、吴晗等，参加了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大会采纳了张奚若关于新中国国名由“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议。

1949年10月1日，清华大学同全国人民一道，沉浸在欢庆新中国成立的无比喜悦之中。凌晨3时左右，一列20多节敞篷车厢的火车载着2000多名师生，浩浩荡荡地从清华园出发，去天安门参加国庆大典。广场上，人山人海，歌声、口号声、欢呼声此起彼伏。下午3时整开国庆典开始，当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全场欢声雷动。之后开始了阅兵式，接着是群众游行。轮到清华队伍时，已是晚上八九点钟。只见清华大学校旗领先，数十面红旗紧跟于后，师生们手提红光闪闪的红五角星灯笼，跟随阔步走在最前面的总领队马约翰，精神抖擞地快步走过天安门。毛泽东主席用那浓重的湖南口音，挥帽向清华师生高呼：“清华的同志们万岁！”大家激动得跳起来，频频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从此，清华大学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清华踏上了新的征程。（《新清华》2004年12月17日第1591期第4版）

18 清华的第一批外籍教师

清华早期作为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对于英语及有关西方人文和现代学科教育的重视自然不言而喻。在清华学校办学目的中就曾提到：第一，教导充分的科目，俾学生可以直接升入美国大学；第二，引注美国的风俗习惯和教授法，俾学生到美不致感不便。所以在建校之初，清廷外务部就由美国青年会（YMCA）推荐聘请教师来清华任教。1911年2月，共有17名美籍教师（男8人、女9人）到校执教，这是清华第一批外籍教师。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多数学生因战乱而四散回家，这些美国教师也纷纷避居日、韩，直到1912年初才返校复课。

最初，清华学制定为八年，分高等、中等两科，各为四年制；高等科分科教授，参照美国大学办理。上课以清华学堂为教室，学校的设备、课程、教授法都刻意模仿美国中小学校，其中西文学科，更是使用英文教科书，以英文直接教学。当时英国哲学家罗素在参观清华学校后，就认为：清华学校恰像一个由美国移植到中国来的大学校。

这些外籍教师在学校的教学工作中起着主导作用。他们多数在来清华前就曾在中学或大学任教，都具有一定的学术训练和教学经验。他们担任的主要课程包括：英语、法语、德语、罗马语、拉丁语、物理、化学、数学、科学、生物、经济、历史、地理、演说学、音乐、绘画、手工、体育教练等，另外还兼任校医等职务。从授课及兼任的工作不难看出，当时这些外籍教师在学校处于中心地位。

这些外籍教师在教学之余，还积极参加学生的课外活动。他们或充当顾问；或指导演说辩论，并担任演说和辩论比赛的裁判员；或组织音乐和戏剧社团，指导学生练习、排演和演出；或定期向学生演讲，介绍美国的教育和文化。有时也邀请学生到他们的住所去喝茶聊天，与学生建立亲密的感情。同时，他们也进行各种问题的研究和参观访问，常在《清华学报》、TheTsingHuaJournal、TheTsingHuaAnnual等刊物上发表文章，或充当编辑。在这些外籍教师中，有个别人不受学生欢迎。比如，一位生物学教师兼校医，缺乏医德、致人死命，受到批评和指责，由于其在学校大搞“查经班”、“主日礼拜”，在学生中发展基督教徒，所以被学生讥为“不救肉体，专救灵魂，使更多灵魂早升天界”的人。

美籍教师在清华早期的教职员中待遇最优，其次为西文学科的中国教师，再次为职员，然后才是中文学科教师。美籍教师月薪平均是中国教师的三倍多。在美籍教师中，男女待遇亦有差别，男教师的年薪起薪比女教师多出银洋600元，最高年薪比女教师高出2000元。在清华服务每满三年加薪一次，每次最多为600元，至年薪最高数时为止。

在住房条件上，这些美籍教师与中国教师亦有天渊之别。与“清华学堂”同期建造的北院住宅区，是学校专门为美籍教员建造的高标准住宅，他们可以免费居住，所以又称为AmericanTeacher’sResidences。这批建筑造价高昂，有整套的卫生设备，区内还有俱乐部、体育场，每套住宅都有五个以上房间，后院还配有“下房”，人们当时常讥之为“小租界”。而数十位中国教职员中，大部分教师和家眷是自己租赁附近民房居住，仅有少数分到中式住所，其中有的也须付租金。随着改制大学，美籍教员逐渐减少，北院也住过一批著名的教授和学者，如梁启超、朱自清、叶企孙、陈岱孙等。如今这处校园中最古老的住宅区已不复存在，只能从《北院幽深》这首诗中还能些许体会出当年北院的风姿：“酷暑初消北园深，小雨偶来草地淋。劲风古柏在歌晚，石堆山脚展现新。点点翠竹千般绿，几条小路尽文人。花台透露红珠落，彩蝶双飞护粉尘。”

1925年前后可以说是清华教师队伍结构变化的转折点，中国教师逐渐成为清华教师队伍的主角。一方面因清华准备提升学校层次，使自己有能力培养大学生及研究人才，教师队伍成员与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另一方面则是此时早期清华留美生纷纷返校服务，加上留欧生和从其他大学招揽的中国教师增多。中国教师逐步取代了外籍教师的优势地位，分别担任起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主要课程。其中清华出身之教授，不论在教学研究和行政决策方面，更是居于主导地位，如王文显、梅贻琦、庄泽宣、陈达、金岳霖、叶企孙等。而外籍教师则只能担任西洋文学、历史及音乐等课程，这些在清华早期教学上的主角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

历史上，外籍教师到校任教，对清华发展产生了影响。而如今，在清华大学讲堂上仍有许多外籍教师在辛勤耕耘，每年都有一些国际知名的外籍专家、学者，来到清华大学传道、授业、交流、合作。清华大学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也必然会吸引更多的外籍知名专家学者前来任教讲学，这也是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体现。（《新清华》2005年1月14日第1595期第4版）

清华历史上的今天

1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立纪念碑

1946年3月2日，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决定在原址立碑纪念的日子。虽然当日距今日已有59年之久，但是西南联合大学那段在战火中光辉的岁月和西南联大人顽强的奋斗不息的精神仍然为我们所怀念、所敬仰。

原址立“三绝碑”纪念珍贵往昔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三校开始准备北上复员。为了纪念西南联大这一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壮举，学校决定在原址留碑。1946年3月2日，梅贻琦校长召集冯友兰、闻一多、朱自清等人文名家共商此事，并请当时的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写碑文，纪念三校“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的这一段珍贵岁月。

1946年5月4日，联大师生在新校舍图书馆前举行结业典礼，典礼在《西南联大进行曲》中结束。之后到校园后山处（今云南师范大学校园东北角）举行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揭幕式，“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冯友兰在揭幕式上宣读了受校方委托撰写的碑文。碑文简明地叙述了抗战及三校离合的经过，阐述了联大可以纪念的四个方面；通篇洋溢着浓厚的爱国热情，高度颂扬了中华民族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充分抒发了对“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满怀信心的壮志豪情。碑文气势宏伟，诵读难忘，被称之为“三绝碑”。而今在云南师范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仍巍然耸立在原址的绿树掩映之中。纪念碑的碑身呈圆拱状，高约5米、宽2.7米，中嵌石碑；石碑的正面为冯友兰撰写的碑文，碑文阴刻分别请中文系教授闻一多书丹篆额、中文系主任罗庸楷书碑文，共19行、1178字。石碑的背面是由联大校志委员会编纂，并请中文系教授唐兰写篆额，数学系教授刘晋年书丹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上列834名从军学生名单。五十多年来，千百位昔日联大学生、今日已为海内外著名专家学者的人士，络绎不绝前来瞻仰此碑，追抚往日联大的校园生活，缅怀先师们对自己的教诲。

弦歌不辍三校患难与共书写中华精神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华北告急！平津告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奉命合迁湖南，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1月1日在长沙开课。然而战事继续恶化，上海、南京陷落，1938年1月20日，临大常委会决议迁往昆明；1938年4月2日，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5月4日开始在昆明上课。西南联大设文、法、理、工和师范5个学院共26个学系，以及两个专修科和一个先修班，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高等学校。联大不设校长，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校长和联大秘书主任组成常务委员会领导学校，常委梅贻琦主持校务。

正如冯友兰先生碑文中所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但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值得永远铭记！西南联大融合了北大的“民主自由”之风韵，清华的“严谨求实”之风格、南开的“活泼创新”之风貌，表现出了高度的凝聚力。西南联大学习、生活条件的艰苦是难以想象的，师生患难与共，“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以其“刚毅坚卓”的品格，为国家培养出一代国内外知名学者和众多国家建设所需的优秀人才。据统计，自1955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建立至1979年恢复重建，共有473位学部委员，其中西南联大的师生即有118人。西南联大光荣奋斗的传统，优良卓越的学风，博大精深的学术，是我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宝贵的精神财富。

分别立碑让联大精神永垂青史

为了纪念这段难忘的历史，三校又分别在各自校园内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西南联大纪念碑”。首先在1987年11月，西南联合大学建校50周年之际，在南开大学马蹄湖西侧，竖起了“西南联大建校50周年纪念碑”；纪念碑由三面石碑连成一体，三面分别镶嵌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徽，三足鼎立，以此纪念那段三校共同走过的艰辛而光荣的岁月。

1988年4月24日清华大学77周年校庆日，清华校友总会举行了“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落成礼，近百名返校校友参加了典礼。纪念碑建在“工字厅”南、“甲所”与“丙所”之间的广场林木丛中，清华的纪念碑篆书庄重古朴，碑上刻有“西山苍苍，南国荡荡，联合隽彦，大学泱泱”字样，字头组成“西南联大”四字，碑文简略记叙了西南联大的历程。

北京大学为重现西南联大精神，1988年决定复制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为此派专人赴滇采集相同石质的碑体运至北京。制作后将纪念碑立于北京大学大西门南边，于1989年5月4日举行了此碑的揭幕仪式。（《新清华》2005年3月4日第1596期第3版）

2 在“三一八”惨案中献身的清华

第一位英烈——韦杰三很多人还记得在鲁迅先生的名篇《记念刘和珍君》中记述的“三一八”惨案的惨烈和爱国志士的激愤吧——在惨绝人寰的“三一八”惨案中，韦杰三，这清华的第一位英烈与刘和珍等并肩战斗，最后倒在反动派的枪口下。

立宏志“读书救国”考进清华园韦杰三烈士

韦杰三（1903—1926），广西蒙山县人。自幼聪明好学，但因家贫，小学毕业后无力继续升学，乃辍学到乡里做小学教员。半年后考入广西梧州省立师范学校，结业后又到广州培英中学求学。

他在努力学好各门功课的同时，积极从事社会工作，曾担任校刊编辑、学生自治会干事等职。1921年夏，为了实现其在乡间创办“模范学校”的抱负，他又转学先后来到东南大学附中、吴淞中国公学读书。1923年他又为经济所迫不得不休学回到家乡，担任蒙山县立中学英语和音乐教员。其间和进步教师一起开设“源生和”书店，出售《向导》、《新青年》、《学生杂志》等进步书刊，传播科学民主新思想。

1924年秋天，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使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为滚滚的时代洪流所吸引，韦杰三抱着“读书救国”的宏愿，再次设法来到上海，投奔到进步力量较强的上海大学，进入英文文学系学习。不久上海爆发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各校学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韦杰三积极投身到这场斗争之中，奔波于上海的大街小巷进行演讲、募捐。“五卅”运动过后，上海大学因学生积极参加反帝爱国活动而被强令解散，韦杰三不得不再次考虑转学。就在他痛苦彷徨之时，适逢北京的清华学校增设大学部，招收新制大学本科一年级新生。韦杰三欣然赴考，以优异成绩被录取，于1925年秋成为清华学校大学部第一级新生。

二十三岁抛洒热血写春秋

就在韦杰三沉浸在清华园浓厚的学习氛围中，如饥似渴地吮吸知识的甘露之时，北京爆发了被鲁迅先生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的“三一八”惨案。1926年三月中旬，日本军舰侵入我国内海，遭到驻大沽口国民军的炮击。日、美、英等八国联合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惩凶”、“赔偿”等无理要求，并发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答复，激起全国人民的公愤。

北京各界民众在李大钊、陈毅等人的领导下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并游行请愿，要求段祺瑞执政府以强硬的态度驳回帝国主义的无理要求。3月18日，清华学校的同学们徒步进城参加全市的统一行动，韦杰三积极勇敢地参加了这场斗争。当游行队伍到达段祺瑞执政府所在地铁狮子胡同时，遭到事先埋伏在此地的卫队袭击，顿时枪声大作，鲜血飞溅，尸陈街头。

扫射历经半小时之久，47人惨死、200余人受伤。清华学生伤20余人，韦杰三腹部连中四弹，被同学们急送协和医院抢救，终因伤势过重于21日壮烈牺牲，年仅23岁。

烈士长眠而爱国情思永存

韦杰三牺牲的噩耗传到清华园，举校哀痛，全体师生员工为烈士举行了隆重的祭奠仪式，并纷纷在《清华周刊》、《清华年刊》上发文悼念这位清华的第一位英烈。《清华年刊》（1925—1926）登载的《韦烈士杰三行述》中有如下文字：“烈士聪敏，尤擅才艺。诗文书画，著作盈箧。富感情，喜怒哀乐趋其极。与人交，则爱护知己，有逾骨肉，常劝同乡出外求学，且多方援助之。理事有系统，而力求彻底，丝毫不苟。工辞令，出入心肺，娓娓动人。好批评，议论是非；而对社会学校之服务，亦勇往不遗余力。……”可谓对烈士品行才情的高度评价。

尤为难得的是，时任清华国文教授的朱自清先生对烈士的伤逝给予了深切的关注，先生特地于20日赶往协和医院去探望病危的韦杰三君，可惜晚到了一个钟头，而错过了探视时间，只好怅惘而归；而当得知韦君去世的噩耗，先生又赶到旧礼堂韦君灵柩处去见上“最后一面”；嗣后先生又在《清华周刊》上撰文《哀韦杰三君》，文中三次提到韦杰三君“是一个可爱的人”。这一切只因韦杰三烈士入清华后仰慕朱自清先生的学问，曾几次登门求教，他的好学上进、静默坚忍、温文尔雅给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今，这位“可爱的人”与“三一八”诸烈士一同长眠于圆明园内，而母校为纪念韦杰三烈士，特意从圆明园废墟上移来一根大理石断柱，竖立在“水木清华”北山之阴的校河畔，是为“三一八断碑”。碑上镌刻着烈士临终遗言：“我心甚安，但中国快要强起来呀！”（《新清华》2005年3月18日第1598期第3版）

3 1953年4月2日创刊的校报——《新清华》

1953年4月2日，是我校校报《新清华》创刊的日子。

笔者意外地发现，到今天刊发此文的《新清华》正是出刊的第1600期。

这是一个让人惊喜的巧合。《新清华》应时代的需求而生

走进位于同方部东侧小楼的《新清华》编辑部，翻开在编辑部保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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