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日）盐野七生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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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的故事13：最后一搏试读：
银币故事
在我写作过程中，实在无法想象其笑脸的，就是这位戴克里先皇帝了。当然，本身我们在雕像或银币上看到的人物，一般都是一副严肃的神态。可是在写作这些皇帝事迹的时候，通常还是可以想象得到他们的笑脸的。比如，恺撒大帝会哈哈大笑，奥古斯都则是微笑中带一点无可奈何的样子，而个性阴沉的提比略，想必会是一脸的冷笑吧。
遇事时连当事者的表情都可以想象得到的话，意味着可以近距离地审视他们。但是这位戴克里先皇帝，给人的感觉很模糊，好像站在很远的地方遥望他。
但是，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我都不喜欢以后世的眼光进行评判。我只想在本书里将戴克里先为重振日趋衰落的罗马帝国而作出的所有努力，一一道来。即使这样，我还是会在写作时忍不住感叹：站在他的立场，能做到这一步真是不容易。
盐野七生
2009年初夏于罗马图片版权
铜币故事
在写作罗马通史的过程中，我有两点深切的感受：第一，一个人的幸与不幸与他生活的时代息息相关。资质、才能、努力程度，在时代面前都不值得一提。因此，我不想将这本书当成总结成功经验或者失败教训的读物来写。在我看来，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不是可以简单概括的。第二，无论何种改革，只要不体现当事人的意志，都只能以失败收场。
戴克里先也好，君士坦丁也罢，为了重振江河日下的罗马帝国，都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无论是增强军事力量还是承认基督教，都与传统“罗马式的政策”相背离。也许这种转变，反而正好说明帝国已经穷途末路。
盐野七生
2009年初夏于罗马
金币故事
君士坦丁大帝承认基督教之后，罗马帝国货币的图案上，皇帝的头像越来越多地倾向于采用斜向上的构图设计。据货币专家表示，这是为了表达皇帝仰望神灵的含义。
的确，以前的罗马帝国皇帝，视线总是采用平视设计，取注视众人的寓意，而非仰视神灵。
一边是注视人的领袖，一边是仰望神的统治者，两者的区别显而易见。一些史学家甚至认为，罗马帝国史到君士坦丁就该画上句号了。
不过，我倒认为，与其获知死亡即将来临就趁早离开病房，倒不如守护她到最后，目送她走向死亡更显敬意。所以《罗马人的故事》不是在第十三卷收尾，而是一直写到了第十五卷。但无论如何，看着自己的心头至爱走向灭亡，终归还是哀伤不已。
盐野七生
2009年初夏于罗马
致读者
如果把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5世纪这段时期的史实称为罗马史的话，整个罗马历史按照时间进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王政时期→共和时期→前期·中期帝政时期（元首制）→后期帝政时期（绝对君主制）→帝国末期
本书要讲的故事，史学上命名为“后期帝政时期”，也就是罗马帝国由元首制向君主制过渡时期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此时罗马帝国会过渡到君主制？
事情到底是如何发生的？
它和元首制有什么区别？
这种转变最终会带来怎样的结果？
面对这些必然会产生的疑问，我无法简洁、快速地给出答案，也不想这么做。因为我认为，只有将史实一一叙述开来，才能得出问题的答案。
在罗马帝国，任何事都具有大规模、多样化的特点。繁荣期、鼎盛期是如此，进入不可抑制的衰退期以后，也唯有这一点依然没有改变。
盐野七生
2004年夏于罗马
罗马帝国全图（公元3世纪末期）
第一章 戴克里先时代（公元284—305年）
走出迷雾我们都十分了解公元284年登基称帝后、按罗马风格改名为“戴克里先”的这个人，但是在他登基之前，即他被称为“狄奥克莱斯”时，有关他的事情，史料记载很少。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他是暴毙的努梅里安皇帝的警卫队长。除此之外，只知道他于公元245年前后出生于亚得里亚海的东海岸，现在克罗地亚（Croatia）境内的斯普利特附近，生身父母姓名不详。有说他是农场被释放奴隶的儿子，出身卑微。在罗马时代，17岁意味着成年。到了这个年纪，如果立志参军，那就意味着今后20年会以士兵的身份在罗马军队度过。
但是，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们找不到他凭战功而扬名的一丝痕迹。从士兵升到百人队队长，即指挥百来人的中队长，平均需要五六年的时间，就算扣除这个时间段，还有15年的时间。这15年正是罗马帝国刚刚摆脱公元260年时任皇帝被波斯俘虏的空前危机之后。这一时期的皇帝奥勒良、普罗布斯、卡鲁斯都是军人出身，奉行的是积极作战的方针。换句话说，这正是一个人人都可以在战场上扬名立万的最佳时期。但是，在这段时间内，没有人听说过“狄奥克莱斯”这个名字，而且，这个时期正是他20岁出头40岁不到的年纪，是建功立业的最佳年龄段。
由此看来，我也似乎有些倾向于认同一部分研究人员的看法，即戴克里先的军事才能并不突出。但是，我们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即这个时期他虽然隶属军队，却不是一线上阵的士兵，而是以军团里某类小官的身份在累积经历。军队是一个凡事均需自行处理的地方，这一点在罗马军队里表现得尤为突出，已成为一项传统。军队里不但有军医、建筑工，还有厨师、裁缝。当年，为了使手下士兵退伍后的生活有着落，尤里乌斯·恺撒是第一个在意大利本土以外的地方建设多个殖民城市的武将。一座殖民城市正好迁入一个军团。由于军团已经具有了居民共同体的特征，所以迁入后，能够马上发挥城市的功能。到了帝国时期，这项传统也没有改变。比如，北非城市提姆加德就是一座著名的殖民城市。它由当时的图拉真皇帝下令建设，目的是为了让手下的第三奥古斯都军团士兵在退役后有安顿之地。这座城市由士兵自己在服役期间建设完成。
由此可见，待在罗马帝国的军队里，不只是要拿刀拿枪上战场，也有其他很多忙不完的事情。从戴克里先登基以后一系列的举措来看，他在军队担任官员时，能力应该还是很强的。后来他能登基做皇帝也是源于军团士兵的拥护。士兵的目光通常都会放在带领大家冲锋陷阵的司令员或者指挥官身上。可是，在皇帝暴毙这样的紧急情况下，士兵推举的却是后方的官员。可见，平时戴克里先的工作成绩应该是非常突出，因而在士兵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吧。而且，士兵选择的，不是适合过渡时期的稳重年长者，而是戴克里先。要知道，当时的戴克里先还非常年轻。
而且，这位军队官员，不是所谓的小公务员那一类型的人。很多人讨厌别人干涉自己负责的事情，戴克里先却不一样。“知人善用”是皇帝戴克里先的基本国策。如果冷静而透彻地评估帝国当时的现状和他自身的资质，我们会很自然地认同他的这一做法。但是，并不是谁都能做到这一点。
公元284年戴克里先登上帝位时，这位罗马皇帝要处理的迫在眉睫的问题很多。其中，戴克里先最为重视的，是以下两件事：
第一是安全保障；第二是帝国内部的结构改革。
具体来说，第一项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处理与东方大国波斯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前皇帝卡鲁斯时，曾经跨过幼发拉底河攻入波斯境内。但因为卡鲁斯后来遭雷击死亡，使战争无法再继续进行，罗马大军只好向西撤军，在没有与波斯签订休战条约的情况下结束了战争。因此，战争随时有死灰复燃的可能。不过，由于卡鲁斯率领的罗马大军在他去世前已经给波斯军造成了重大打击，波斯王应该无法轻易举行反攻。根据目前的状态，戴克里先判断这个问题可以暂缓处理。
不过，有一个问题却是当务之急，就是如何对付居住在罗马帝国北方防线莱茵河、多瑙河对面的蛮族。当罗马军队主力集中在东面与波斯作战时，北欧各部族蠢蠢欲动，认为再次大举进攻罗马的时机到了。远征东方的罗马军，是由皇帝卡鲁斯率领的。既然是皇帝亲征，那罗马精锐肯定随行。蛮族判断当下帝国西面防守最为薄弱，是入侵的大好时机。于是，他们马上付诸实践，开始进攻。
此外，在帝国边境防线上，需要严密坚守的已经不仅仅是北方防线。在帝国南部北非一带，面对不时出现的沙漠游民的袭击，也有必要进行认真对待。南方的危机和北方蛮族的袭击一样危险。虽然这个时期还没有演变成外敌进攻后占领该地并长期盘踞于此的程度，对方仅仅是采取掠夺人口、家畜和财产，然后带回领地这样一种模式，即盗匪似的抢劫模式。但如果任由这种情况持续，边境将无人敢继续居住。恐慌的居民为了逃避危险纷纷涌入城市，这样一来，地方人口越来越稀少，城市人口越来越密集，如此将带来帝国内城市和农村人口分布失衡的后果。原先人口适度分散的平衡被打破，必然带来生产力低下、失业者增多的恶果。要阻止这一切，唯一的办法就是保障边境安全，即大力做好防卫工作，维护地方和平。公元3世纪初，帝国北方防线，即莱茵河、多瑙河沿岸，开始出现农村人口流失严重而城市人口过度集中的现象，随后这种现象逐渐蔓延，到3世纪末已扩散至帝国南部的北非沿线一带。
当时，在辽阔的北方，犹如源源不断涌现的云雾一样的蛮族，不断向气候温暖、土地肥沃的罗马境内入侵。对此，罗马帝国总计投入了16个军团的力量进行防卫。与此相对，南方的北非防线长度与北方防线不相上下，却只配备了1个军团的防卫力量。这个军团以现在阿尔及利亚境内的龙柏斯为基地，被称为第三奥古斯都军团。从名称来推测，这个军团应该是由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创建的。北非防线蜿蜒绵长，以现在的摩洛哥为起点，经过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最后至利比亚。如此绵长的防线，在过去300年的时间里，仅仅依靠6000人的主力军团兵在守卫。他们能够完成守卫任务，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沙漠游民的数量比北方森林蛮族要少得多，另一个原因要归功于地区的防卫布局。整个地区以主力军团驻扎基地为轴心，周围辅以退役士兵以集团形式移居组建的殖民城市，再加上原住民的城镇，它们之间通过大道连成网状。大家在各险要处设置战略据点，据点上建设城池和碉堡进行防卫。如此由点及面，构成整个地区的防卫体系。这个体系在当时发挥了重要的防卫功能。但是，300年后的3世纪末期，这个功能逐渐失效了。
3世纪末的罗马帝国，受到越过莱茵河、多瑙河入侵的北方蛮族的强烈威胁，已经没有余力来增强防卫力量抵抗实力较弱的北非沙漠游民。话虽如此，形势也不允许帝国对此弃之不理。在罗马时代，北非一带绿草如茵，是以农业为中心的大型产业区。其中，埃及是小麦的主要产地，埃及以西的北非各类商品更是丰富，从小麦、橄榄油、水果到手工艺品，应有尽有。因此，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较高，连接意大利半岛和北非的航线上，商船更是常年络绎不绝。换句话说，罗马帝国的根据地——意大利半岛是一大消费区，那么北非则是一大生产地。双方的关系比意大利与西班牙的关系还要密切。现在北非一带也开始受到威胁。对罗马帝国而言，事情已经不是派遣增援部队赶走盗匪就可以了结那么简单的了。
而且，对3世纪末的罗马帝国而言，即使击退外敌也无法恢复到“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时期的状态了。换句话说，帝国内部也开始出现“敌人”。帝国内的敌人，并不是指行省叛变反抗罗马中央政府，而是指罗马境内盗匪横行，让政府苦于应对。特别是在高卢行省，盗匪不仅组成了大规模的集团到处作乱，甚至就连多佛尔海峡的警备军舰也被他们夺下，使得暴力范围波及不列颠行省。
这种流氓集团的实力之所以能够如此强大，有一种有趣的说法是，因为盗贼的“素质”提高了。原先的盗贼主要是威胁农民、拦路抢劫的流氓，如今却是罗马正规军队中退役原因不一的士兵和蛮族中激进分子的联合。简单地说，这些人不久前还是隔着防线对峙的敌人，现在却轻易地为了财物而互相勾结，组成暴力集团到处横行霸道。这伙人原本就熟悉武器使用和攻击技巧，而且他们的首领，就是不久前还在担任多佛尔海峡警备任务的罗马军队指挥官。这个人从军官改行做强盗的原因，据说是因为与蛮族作战后的战利品分配不公。也许我们可以说，盗贼集团素质的提升起因于罗马军品质的下降。不管怎么说，现在这个时代，恐怕就连处理盗贼问题，也要皇帝亲自出马率领正规军来解决了。
该如何对付上面这些“敌人”，是登基后的戴克里先要马上解决的问题。只不过，这些都还算不上攸关生死的大问题。要知道，20年前罗马帝国刚经历过时任皇帝被敌所俘、帝国一分为三的空前危机。后来通过前线出身的军人皇帝们的奋力作战，虽说没有完全克服危机，脱离惨状，至少使国家大势恢复到了以前的状态。与当时的情况相比，现在所面临的危机，危险度要低得多。在挽回帝国颓势上，功劳最大的要数奥勒良皇帝。他处理问题的方式总是将事情按照轻重缓急排序，然后毫不拖延地跑遍每一条战线，亲自解决所有的问题。奥勒良与戴克里先都出身于社会底层，都来自巴尔干地区，但处理问题的方式很不一样。这种不同，一方面来源于两位皇帝性格上的差异和才能上的区别，另一方面与两人面临的危机严重程度不同有关。“两帝共治制”
早在称帝之前，戴克里先就有一位亲密好友，此人与奥勒良皇帝一样，出生在多瑙河附近的塞尔曼（现在的科索沃北部城市米特罗维察），也就是说他同样出身于占据公元3—4世纪罗马皇位的巴尔干地区。由于出身于社会底层，也是通过参军走上仕途的，也同样具备称帝的资格。他的名字叫做马克西米安，据说他的年龄比戴克里先小5岁左右。
不过，这两人的性格可以说是截然相反。与内敛、不轻易将内心想法示人的戴克里先相比，马克西米安不仅会把内心所想表现在脸上，而且还会马上付诸行动。
假如两人同时听到屋外有异常声响，戴克里先的表现是不动声色，先设法探知声音的起因，而马克西米安则会立马拿着武器冲出去。这样的两个人为什么会成为好朋友，原因不得而知。不过，马克西米安内心极为钦佩戴克里先是毋庸置疑的，而戴克里先则是最了解马克西米安才华的人。他的才华，就是身为武将的战斗才能，战无不胜。因此，他很受士兵拥护。对马克西米安，士兵不仅是尊敬，更多的是对他的爱戴。战场上，大多数司令官是站在后方发号施令，而马克西米安的身影永远出现在战斗的最前线。
公元283年夏天，皇帝卡鲁斯在对波斯的战争途中遭雷击死亡。
同一年秋天，卡鲁斯之子努梅里安皇帝在从美索不达米亚撤军至小亚细亚的尼科米底亚（现在的土耳其西部城市伊兹米特）时，被发现暴毙在行军的马车中。随后，士兵们拥立戴克里先为皇帝。
第二年，即公元284年夏天，卡鲁斯的另一个儿子卡里努斯也在战争中死去。至此，卡鲁斯家族灭亡，从此退出了政治舞台。
戴克里先刚满40岁，就登上了罗马帝国的最高权力宝座，而且当时无一人可以威胁到他的地位。
对于刚刚到手的罗马帝国最高统治者的权力，一般人是绝对不会马上分给他人共享的。但是，戴克里先这样做了。同年秋天，他就任命马克西米安为“恺撒”，开始了“两帝共治制”。
长期以来，“恺撒·奥古斯都”的称号代表皇帝，“恺撒”的意思是皇位继承人。不过这种情况下，通常双方要有20岁左右的年龄差。恺撒作为次任皇帝，有一定的年龄差是必要的。但是，戴克里先需要的，并不是继承人，而是在位期间能辅佐自己的得力干将。戴克里先实际上将与皇帝同等的权力分给了小自己5岁的朋友。他的这一举动也意味着马克西米安被委以解决帝国西方各项问题的重任，而戴克里先自己则专注于帝国东方的治理。这一时期，帝国的东西分界线大致在埃及和意大利之间。如此一来，多瑙河防线属于戴克里先的责任范围，马克西米安则要负责高卢、不列颠、西班牙以及北非一带。将天下一分为二进行治理，是因为戴克里先认为，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无法解决当前面临的所有问题，故而作出这样的决定。戴克里先清楚地知道，自己没有奥勒良皇帝那样卓越的军事才能，可以在短短五年时间里就将分成三块的帝国重新统一起来。这个时期，他的这一判断之准确，令人赞赏。顺带说一下，奥勒良皇帝一马平川、纵横四海的时候，戴克里先的年龄在25—30岁之间，正是人生当中学习的黄金期。虽然当时的戴克里先还是无名小卒，但已经具有了相当敏锐的观察力。
象征“两帝共治制”的纪念币
即使有洞察自我极限的能力，并能够以此为依据制定出相应的方针策略，但是在时机成熟的情况下能毫不犹豫地付诸实践，还是需要果敢和魄力的。戴克里先正是这样一位极具魄力的男子汉。
戴克里先任命马克西米安为“恺撒”，委托他全权处理帝国西边的问题，即使保留一段时间作为观察期，看看这位“左右手”能否作出成就，也一定不会遭人异议，马克西米安本人也不会有任何怨言，毕竟他受托整顿恢复帝国西边秩序才半年不到的时间。虽然这期间，马克西米安的军事行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要取得值得大书特书的成果，半年的时间还是太短了。换句话说，被封为“恺撒”后的马克西米安，还在建功立业的表现阶段。尽管如此，戴克里先又做出了进一步的行动。现在看来，应该说是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公元286年4月1日，他升任马克西米安为“恺撒·奥古斯都”，即皇帝。要知道，此时戴克里先自己登基称帝还不满两年。马克西米安升任皇帝并不是士兵推举的结果，而是皇帝戴克里先个人的决定。至此，41岁和36岁的两位皇帝同时治理帝国东方和西方的统治体系形成。当然，戴克里先并没有将帝国分裂为东、西两块的意思。
同样，虽然两人都被称为“奥古斯都”（皇帝），但戴克里先的称谓前加上了“约维乌斯”（Iovius），意为最高神朱庇特，而马克西米安称谓前加上的是“赫拉克勒斯”（Hercules），是半人半神，希腊神话中英雄的名字。当前，在自己的名字上添加神灵或者半神的名字并不表示大众就要把这个人当成神灵来崇拜。
对戴克里先来说，要维持帝国统一的局面，就不能给民众造成两位皇帝并列执政的印象。古代人一听到这些名称马上就能理解，冠上神灵与半神的名字只是为了显示两人地位上的差别。当时的罗马人也喜欢给自己的别墅冠上神灵的名字。可是即使这套别墅被称为“维纳斯”，并不表示这就是爱与美的女神维纳斯的住处。提比略皇帝虽然将卡普里岛上的别墅命名为“朱庇特”，但他是历代罗马皇帝中唯一死后拒绝被神化的人。不过，罗马人这种多神教传统以及神灵的亲民化风格，的确会刺激到信奉一神教的基督教徒的神经。因为即使是为别墅命名，也不会有基督教徒取宙斯、耶稣基督或者马利亚之类的名字。
言归正传，一直以来，赫拉克勒斯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位气势雄壮的大力士，得了这个称号的马克西米安也备受鼓舞，表现异常突出，成绩斐然。原本他只是一位在战场上冲锋陷阵、表现不俗的武将，加上出身又只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农家，可是现在一跃成了万人之上的两位皇帝之一。志得意满的马克西米安没有花费多少时间，就完成了恢复帝国西方秩序所需的军力重整工作。看来，与“次任皇帝”相比，“现任皇帝”这一称号促动力更强，效果更明显。之后，马克西米安挥师进入莱茵河流域。
从现代角度来看，莱茵河发源于阿尔卑斯山脉，之后穿越瑞士、法国、德国、荷兰，最后注入北海。自尤里乌斯·恺撒征服高卢、定莱茵河为国界后，350年来这里一直是罗马帝国最重要的防线之一。在2000年后的今天，沿这条大河而建的重要城市，大都起源于罗马时代的军团驻地。现在的斯特拉斯堡、美因茨、波恩、科隆，在当时都是罗马军团的驻地。
2000年后的今天，这里依然可以供人居住。原因在于：一方面，建设之初，罗马人在地势的选择上判断精准；另一方面，建设城镇时，罗马人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规模宏大而且完善、彻底。即使在帝国末期到中世纪期间，因蛮族的多次侵略而遭到破坏，有些设施已经完全不能使用，但坚固的石壁依然能够为幸存的人们提供遮风避雨的场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石壁内，无论是原先的广场、竞技场，还是水道、桥梁，都逐渐被划分为小块，成了一般民众的住家。这些居住下来的人逐渐发展，规模扩大，慢慢地也就演变成了现代的城市。不过，这种现象只有在气候宜人的欧洲才能产生，北非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那里无人居住的城镇，包括其周边在内，因为无人整顿，最后唯一的下场就是等着沙漠化。但是，从现代考古学界来看，欧洲的城镇被深埋在现代都市之下，想要挖掘难如登天。而北非的城镇，只要挖开那些沙土就可以重见天日，倒是更适合作研究。
同样，多瑙河沿岸的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这些东欧国家的首都，也是由2000年前的罗马军团驻地发展起来的。莱茵河、多瑙河对罗马人来说，已经不单单是河流，也是守卫帝国的“城墙”。顺带说一句，在罗马人的语言拉丁语中，莱茵河（Rhein）叫做莱姆斯河（Rhemus），多瑙河（Donau）则叫做多努布河（Danubu）或多努维乌斯河（Danuvius）。
我在《罗马人的故事12·迷途帝国》中已经谈论过陷入“3世纪危机”中的罗马帝国。虽然莱茵河防线对罗马帝国来说非常重要，但当时这条防线已经残破不堪。这种残破不堪的情况，并非仅仅体现在4个军团守卫的莱茵河防线一处，就连投入了10到12个军团的多瑙河防线，也是不堪一击。老实说，3世纪末的罗马帝国，安全保障上岌岌可危，情况的严重性，已经到了不是投入一员猛将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的程度。
但是，既然承担了解决问题的责任，那么当务之急是要消除眼前的恐慌，然后再慢慢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东边的一号皇帝戴克里先，西边的二号皇帝马克西米安，在公元286年至293年的7年时间里，便忙于处理这些危机。
首先，我们来看马克西米安负责的帝国西方，他本来就是一位在战场上极其活跃的人物，在战线推移过程中也自始至终保持着积极的作战方针。
他打败了渡过莱茵河向西入侵的法兰克人，并乘胜追击，渡过莱茵河向东进攻，将北方蛮族一个主要部落的根据地化为灰烬。
如此在确保大后方稳定的前提下，他再掉头专心对付横行高卢地区的盗匪集团。盗匪集团的成员复杂：有被罗马军队开除或直接逃离的士兵，有脱离原属部落的蛮族，有因社会动荡而无法进行耕种因而舍弃耕地的农民，有因帝国经济恶化导致公费、私费资助的公共娱乐活动减少从而失业的角斗士，甚至还有因农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而丧失谋生手段的城市居民。这就是3世纪末盗匪集团的成员结构。也因此，他们的组织更为严密，袭击方法也更加巧妙。此外，政府长期忙于对付蛮族和波斯等强敌的入侵，无暇顾及国内治安状况，也是盗匪集团猖獗的原因之一。“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固然代表着由罗马帝国确立起来的和平，但“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体制之所以能得到那些被帝国征服的行省民众的支持，是因为政府不但能抵御外敌的入侵，也能成功维持国内的治安。
当年哈德良皇帝在位期间，大半时间都用于巡视帝国全境，尤其是边境地带，他也因此而享有盛名。而哈德良皇帝在巡视期间，并不带军团随行。既然是皇帝，肯定至少要带个警卫队，但人数绝对不会多到让受访地区疲于接待的程度。显而易见，到包括哈德良在内的五贤帝时代，“罗马统治下的和平”还发挥着良好的作用。
原因在于，当时的罗马统治者长期将治安和防卫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现在即使治安败坏，有钱有势的人还是有办法自保。因为他们有财力去组织私人警卫或者雇用保镖，但普通民众就没有办法了。因此，如果放任这种状态不管，首先就会导致从事生产的人减少。即使生产出东西也会被夺走，还有谁愿意劳动呢？其次，旅途安全不能保障的话，就会导致人员、物资交流不畅。长期以来，最终带来经济活力下降、失业者增多的恶果。正因如此，维护治安和保障国家安全，都是“公家”的职责所在。哈德良皇帝在世的公元2世纪，和戴克里先统治的公元3世纪末期，两者差别在于以前击退盗匪根本不需要皇帝出马，而现在则很有必要。所以，当马克西米安皇帝将蛮族赶到莱茵河对岸后，就立刻回头积极准备对付盗匪。这在当时的罗马人看来，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当时的盗匪集团不仅人员素质有所提升，而且数量庞大。该如何消灭他们，这似乎比将蛮族赶到莱茵河对面还要耗费时间。高卢土地广袤，按现代国别来说，包括法国、比利时、瑞士的西半部、德国西部的四分之一以及荷兰的南部，另外，高卢北部、莱茵河最终流入的北海沿岸，也亟须派兵讨伐。因为这一带近年出现了一个名叫撒克逊的部落。无论出现哪个部落，对罗马帝国来说都必须要出兵严防，以阻止蛮族和盗匪相勾结。
好不容易处理完高卢剿匪工作的马克西米安，又开始将战线移向北非。虽然有几个盗匪团伙渡过多佛尔海峡逃到了不列颠，不过对罗马帝国统治者来说，恢复北非的秩序要远比恢复不列颠的秩序重要得多。因为北非距离帝国中心的距离要比不列颠近。
北非虽然是罗马帝国的南方边境，却没有一位皇帝率领军团来过这个地区。
当地人只是听说有一位哈德良皇帝来这里巡视过。北非出身的塞维鲁皇帝衣锦还乡的模样，长期以来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还有一位与北非渊源甚深的皇帝戈尔迪安一世，只可惜这位皇帝仅仅在位半个月。虽说北非是帝国的重要地带，但自从打败迦太基之后，450年来，这里的民众一次也没有见过率领军团行军的皇帝。也就是说，常年只需要一个军团就可以守卫的北非，现在也必须要皇帝亲自率军支援。时代真的是不一样了。
不过，由皇帝亲自带兵介入事态，的确取得了不一般的效果。将沙漠游民驱赶到沙漠另一端的战斗，所花时间上要比扫清高卢境内盗匪短得多。如此一来，负责罗马帝国西边事务的马克西米安皇帝，将初期任务暂时完成了。
与此同时，负责帝国东方事务的皇帝戴克里先也是一样，忙得不可开交。不，也许应该说他比小他5岁的同事更忙，因为他还要往来于气候、地势都截然不同的各个地区巡视。在东方事务中，首要任务是要击退突破多瑙河防线入侵至境内的蛮族。在各项史料中都找不到戴克里先亲自指挥作战的记录。由此可见，他应该是在后方坐镇、将实际指挥的权力交给了属下的将领。话说回来，御驾亲征，哪怕只是在战场的一角，这一消息也会给战斗中的士兵以莫大的鼓舞。多瑙河发源于阿尔卑斯山脉，横贯中欧、东欧，最后注入黑海。就防线来说，的确蜿蜒绵长。将越境南下、大举入侵的蛮族赶回多瑙河北边，花了戴克里先两年的时间。
解决这一问题之后，戴克里先又马不停蹄地向东部挺进。当然，除了留下必要的守备军外，其余兵力全部带走。在他的规划中，除了使用战争打击敌人，还包括依赖军事力量向敌人施压谋求谈判的策略。不管采用哪种手段，最终目的是要逼迫波斯国王交出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区域（被称为“美索不达米亚”的广袤地区）的北部。他的目的倒不是为了扩张罗马的领土，而是要进一步强化与莱茵河防线、多瑙河防线并称罗马三大防线的幼发拉底河防线。
这一计划算是成功了一半。虽然没能让波斯国王把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让给罗马，但是迫使他默认了罗马帝国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权。此外，罗马成功扶持亲罗马派的提里达特斯三世登上了亚美尼亚王国的王位。
亚美尼亚王国的立场是偏向东边的波斯还是西边的罗马，是东边的统治者还是帕提亚王国时，对罗马帝国来说，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外交问题。如果有了亚美尼亚的协助，罗马除了能从西侧的幼发拉底河监视之外，还能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更深处的山岳地带监视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而且，如此一来，罗马军队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随时挥军南下，进入曾经的帕提亚王国，现在的波斯王国首都所在地——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从战略角度来说，意义极其重大。顺带说一下，曾经的亚美尼亚王国，大约相当于2000年后今天的土耳其东部地区。现在的美国政府也是极力拉拢土耳其，力促他们加入NATO（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原因就在于以伊斯坦布尔为中心的土耳其西部，控制着连接黑海和地中海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不过这还不是唯一的原因。在苏联解体前，这个地区的战略意义更为重要，现在则相对减弱了许多。不过，土耳其东部还衔接着伊拉克。
到公元288年，戴克里先成功地强化了这一地区的防卫。首都元老院也在这一年通过表决，决定颁赠意为“波斯征服者”的“Persicus Maximus”称号给戴克里先。虽然这场军事外交没有经过任何战争就取得成功，但是元老院之中还是有人能正确理解其重要意义的。但是，戴克里先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没有返回首都。登基4年来，戴克里先一次也没有来过罗马。这一年，戴克里先率军从叙利亚的安条克向西返回，前往多瑙河和莱茵河上游的雷蒂安地区。他的目的是要屯兵莱茵河上游，确保正在高卢和盗匪作战的马克西米安的后方安全。
公元290年，高卢剿匪结束以后，戴克里先和他的军队再次移师东进。这次的东方之行，是为了消灭罗马帝国叙利亚行省内开始出现的萨拉森人强盗。当帝国灭亡后，中世纪的主角正是撒克逊、法兰克、伦巴底、萨拉森等部族，如今这些部族的名字已经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了。
对萨拉森人的战斗很快就结束了，第二年，即公元291年，戴克里先已身在埃及。他的目的既不是观光，也不是考察旅游，而是要率领罗马的正规军击退从尼罗河上游袭来的土著。埃及，作为罗马帝国的粮仓，有一个军团的常驻兵力。但是现在，就连在埃及地区，仅凭常驻兵力也已经无法对抗以前被视为“零星威胁”的敌人了。
在埃及的任务也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第二年，即公元292年，戴克里先又返回到多瑙河防线。这次的目的是要击退跨河南下的北方蛮族之一萨尔马提亚人。
以上记载就是从公元286年开始到292年结束的7年时间里两位皇帝的转战经历。在这7年的时间里，两位皇帝只见过一次面。当时正值公元289年到290年间的冬天，两人在罗马时代被称为梅迪奥拉努姆（Mediolanum）的米兰一起度过了屈指可数的几天时间。当时，正值马克西米安准备转战北非、戴克里先准备前往叙利亚对付萨拉森人之前，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非常时期。
总而言之，在这7年时间里，如果从戴克里先登基那年算起，该是8年时间里，帝国面临的重大问题算是暂时都解决了。这足以证明，帝国东、西方由两位皇帝共同管理的“两帝共治制”，在实际应用中能够发挥功效，起到良好的作用。但是这时，47岁的戴克里先又在构思一个更加缜密的政治制度了。“四帝共治制”
公元293年5月1日，戴克里先在他的根据地，小亚细亚西部的尼科米底亚，马克西米安在其驻地意大利北部的米兰，同时发表声明，开始了历史上叫做“四帝共治制”（tetrarchia），即四个人分担统治的体系。
即在两位“奥古斯都”之下，再各自任命一位“恺撒”。
帝国西方的“奥古斯都”马克西米安任命的“恺撒”是君士坦提乌斯·克洛鲁斯。这两个人之间没有年龄差距。
帝国东方的“奥古斯都”戴克里先任命的“恺撒”是伽列里乌斯。这个人出生在公元260年前后，和戴克里先有15岁的年龄差。
不过，得到“恺撒”称号的君士坦提乌斯和伽列里乌斯，似乎都是由戴克里先一人挑选决定的。因为这两个人的作用，并不仅仅是作为皇帝次任者选出来安定政局那么简单。
首先，这四个人都来自罗马军队，是身经百战的“武将”。其次，这四个人均出身于多瑙河到亚得里亚海之间，即现在的巴尔干地区，在当时这个地区因良将辈出而闻名于世。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农民的儿子。
总的来说，这四个人既是容易沟通的老乡，又有能力，特别是在战场上，都是响当当的武将，而且他们的出身，与个人主义、消极情绪浓厚的经济利益既得阶层无缘。从年龄上来看，四个人都处于体力、精力旺盛的壮年期，再加上丰富的经验，从各方面看都比较理想。相信这也正是戴克里先选人的基准吧。
在这之前，我们可以把“奥古斯都”理解为“皇帝”，“恺撒”理解为“次任皇帝”，但是实施“四帝共治制”之后，称之为“正帝”、“副帝”更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当然，这只是我们的理解，在当时的记录资料上，依然还是和以前一样，记为“奥古斯都”（Augustus）和“恺撒”（Caesar）。戴克里先保留了旧的称号，但实质内容已经变了。“恺撒”不再是等待继位的皇储，而是和“奥古斯都”一样，具备了相同的职责。这一内情，可以从四个人的年龄上看出端倪。“四帝共治制”的实施开始于公元293年，现将四个人的年龄罗列如下。由于资料记录不详，所以这里所列数字后面得加上“左右”两个字。
帝国东方 “正帝”戴克里先，48岁。 “副帝”伽列里乌斯，33岁。
帝国西方 “正帝”马克西米安，43岁。 “副帝”君士坦提乌斯·克洛鲁斯，43岁。
这时，不仅“正帝”，东、西方两位“副帝”也有明确的防卫区域划分。按照地图显示，帝国由西向东划分如下：“副帝”君士坦提乌斯所辖区域，包括不列颠、高卢、西班牙，以及隔着古代被称为“赫拉克勒斯之柱”的直布罗陀海峡相对的非洲西北部。首都设在莱茵河支流摩泽尔河上游的特里尔。这个地方现在位于德国和比利时的国界线附近。“正帝”马克西米安所辖区域，以现在德国南部多瑙河上游一带为起点，跨过阿尔卑斯山脉到达意大利本土，又经过科西嘉、撒丁、西西里群岛，以现在的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的北非地区为终点。首都定在米兰。据说选择米兰是因为从这里出发，无论是跨越阿尔卑斯山脉北上，还是前往帝国的首都罗马，交通都极为便利。“四帝共治制”时代的罗马帝国略图
有趣的是，在古代人眼中，地中海不是交通的障碍，而是连接目的地的道路。在2000年后的今天，还抱有同样想法的，只有出身北非、将生命依托给小船和橡皮艇的难民了。
再把话题转到帝国东方，“副帝”伽列里乌斯所辖区域，包括多瑙河防线以南全境。这个地区当时又细分为潘诺尼亚、米西亚、色雷斯三地。整个地区以多瑙河为北界，以亚得里亚海、爱奥尼亚海、爱琴海为南界，囊括了希腊在内的整个巴尔干地区。从地图上看，这个区域是四个人当中最小的，却担负着多瑙河防线这一号称“罗马帝国安全保障指数测量器”的最重要防线的维护重任。戴克里先将四个人当中最年轻的伽列里乌斯安排在这里，正是出于这一用意。首都是塞尔曼，距离多瑙河20公里不到，意味着总司令可以随时前往前线。
虽然实行了“四帝共治制”，但是“大奥古斯都”（senior Augustus）戴克里先的优势地位并没有变。“四帝共治制”并不是把帝国分裂成四块，而只是分配给四个人去承担整个帝国的防卫任务。而且，四位皇帝之间的地位并不平等，等级划分得很清楚。“大奥古斯都”戴克里先居最高位，其下为“小奥古斯都”（iunior Augustus），接下来才是两名“副帝”，呈金字塔形。由于在军事上，两位副帝被赋予了与正帝同等的权力，所以如果等级不划分清楚，帝国马上就会真的分裂成四块了。
四个人当中居首位的正帝戴克里先所辖范围，是以“奥利恩斯”（Oriëns）为总称的东方地区。以小亚细亚为起点，跨过叙利亚、巴勒斯坦，一直到埃及的整个区域。这片区域最强大的敌人当属波斯。在罗马历史上，东方防线的边防长官通常都把官邸设在叙利亚的大城市安条克，但戴克里先并没有把这里设为首都，而是把都城设在了小亚细亚西北部的尼科米底亚。因为尼科米底亚作为海港城市，即可以由此向西渡海，向多瑙河防线输送援军，又可以借由海路通往东方的叙利亚、南方的埃及，交通极为便利。
四位皇帝都将自己的大本营设在接近帝国防线的位置，或者容易驰援防线的地方。由此可见，“四帝共治制”设立的最大目的是出于帝国防卫安全的考虑。亦即，明确划分四个人的责任区域，使四个人可以同时肩负罗马帝国的国防重任。
因此，四个人当中的戴克里先的地位，和“两帝共治制”时又有了区别。他不再是“约维乌斯”，而是“大奥古斯都”，当然，这并不是说，他在四个人当中年龄最大，而是说，在帝国军事方面，四个人共同分担，但在统治处理帝国事务方面，仍然由戴克里先一个人说了算。这也是“四帝共治制”的构成实质。
在戴克里先的思想里，他应该是坚信，帝国防卫只能采用“四帝共治制”，才能达到长治久安，“两帝共治制”只能应付一时的蛮族入侵，维持短暂的和平。这一点，从罗马的国防安全体制演变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其实，帝国和皇帝统治的国家并不能画等号。“帝国”一词源于拉丁语“imperium”，这个词是由含有“支配”、“统治”、“命令”等含义的动词“imperare”派生出来的。一个国家，共和制也好，王政也好，不管政体如何，只要是把其他国家或民族纳入自己支配下的霸权国家，它就成了“帝国”。因此，当古代的罗马人在公元前2世纪打败大国迦太基，并趁势收下地中海周边，将地中海称为“我们的海”、“内海”时，虽然当时罗马还是共和时期，罗马人已经开始自称“帝国”，并留下了书面记录。因为他们已经将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周边国家和民族纳入自己的霸权统治之下。
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到戴克里先实施“四帝共治制”的公元4世纪初，罗马的防卫体系的演变，大体上按下图所示：
罗马帝国防卫体系的演变
为什么戴克里先如此看重帝国的防卫工作呢？因为他虽然出身于社会底层，但做了皇帝以后，想法也就和历代罗马皇帝一样了。那就是，身为帝国之首，一国之君，最大的责任就是要保证帝国内所有子民的人身安全，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么还谈什么国家，做什么皇帝呢？乍看之下，这个想法太过理所当然，甚至没有说明的必要。但是，当一个国家深陷危机之中，要想摆脱，就必须立足于最根本的问题来制订方针、政策。这种立足根本的做法，在处理问题时，不容易偏离方向，有助于优先解决眼前的当务之急。不过，做任何事情都要讲一个度，如果过分专注眼前的事情，就容易忽略长远的目标。“四帝共治制”就是戴克里先针对眼前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构建的政治体系。
在解决这一最重要问题上，“四帝共治制”的确起到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四帝共治制”的特点是，四位皇帝都将据点设在靠近防线的地方压制敌人，这一战略效果有目共睹。公元3世纪，蛮族大举入侵，攻入帝国腹地，使当时的罗马人陷入绝望之中，这样悲惨的情景，现在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虽然防卫形势没有恢复到公元1、2世纪那样，可以越过防线攻入对方阵地的程度，但是至少3世纪那种任由蛮族跨过莱茵河、多瑙河大举入侵，攻入帝国腹地烧杀劫掠后，才反击成功的境况已经成为过去。有相当一部分历史学家认为，戴克里先的出现，以及之后他推行的“四帝共治制”，使罗马帝国进入了伟大的复兴时期。
如果单就国防来说，的确如此。不是敌人消失不见了，而是局势逆转了。罗马帝国从被敌人压制的一方，变成了压制敌人的一方。这一点可以从蛮族再也不能侵入帝国内地清晰地反映出来。这也意味着国内恢复了安全、和平的状态。戴克里先登基后一个人治国的时间为一年多，然后他推行的“二帝共治制”维持了7年时间，再加上“四帝共治制”存在的12年，一共是20年的时间。在这20年里，百姓不用担心蛮族或者盗匪侵入自己家中，也不用担心自家的院子沦为罗马军队驱逐敌人的战场。可以想象，当时的罗马人是多么放心。和平，对人类来说，是最宝贵的东西。但是，如果无所作为，它很快就会溜走。
罗马帝国西部
从罗马时代称为“特雷维鲁姆”（Treverorum）的特里尔，沿着摩泽拉（Mosella）河即现在的摩泽尔河顺流而下约100公里，即可到达莱茵河防线。摩泽尔河入莱茵河，两河合流之处叫做科布伦茨，这个名字也是从罗马时代的名称，意为“合流处”的“科富伦特”（Confluentes）一词转变而来。另外，城中的罗马大道，使这里和莱茵河防线上的各主要基地之间的往来变得极其便利。
由此北上，可以到达罗马时代的“波恩纳”（Bonna），即现在的波恩。向东，可以到达罗马时代被称为“摩根提亚肯”（Mogontiacum）的美因茨。东南方，与罗马时代被称为“阿根图拉特”（Argentorate）的斯特拉斯堡相连接，顺着罗马大道向西行，通过兰斯、亚眠，就可以到达多佛尔海峡。无论是兰斯还是亚眠，都是罗马大道的交会点，因此，在罗马时代，是比巴黎还重要的城市。虽然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只是横贯德国、比利时、法国的一条路线。时代不同，地理感觉也会变化。也就是说，这只是个“习惯”问题。想必在罗马人的脑海中，很自然地放着一幅罗马帝国的全境图。即使在现代有汽车可开的年代，也会觉得这么长的一段距离，往来很费事。但副帝君士坦提乌斯经常往返于这条路上。而且，他甚至还要渡过多佛尔海峡到达不列颠，在那里征讨蛮族和盗匪。可以想象，对君士坦提乌斯来说，在担任副帝的这12年，恐怕就是不断奔波于东、北、西三方的日子吧。但也正因为如此，高卢和西班牙才能享受和平。
实行“四帝共治制”之后的12年里，有副帝君士坦提乌斯横刀立马，纵横沙场，身为西方正帝的马克西米安，相对过得比较安稳、平和。
罗马时代的梅迪奥拉努姆，即现在的米兰，这里既不是罗马军团基地，也不是退役兵的殖民城市，却被西方正帝选为根据地，这本身就体现了罗马帝国后期军事状况的变化。因为这里有罗马大道通过，容易派兵穿越阿尔卑斯山脉，前往莱茵河上游或者多瑙河上游地区。假如守护犹如腹部要害般重要地带的日耳曼长城没有弃守，还能发挥作用；亦或，3世纪后半期没有经历过蛮族侵入意大利本土的惨痛经历，米兰也不会成为身兼总司令的皇帝的根据地。时代的变迁，也连带使中心地带发生了变化。
北非地区在500年后将属于伊斯兰文明圈，而意大利半岛现在属于基督教文化圈。实际上，在这两个地区染上这两大一神教色彩之前，其实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当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危险度下降之后，身在米兰的皇帝马克西米安的注意力很自然就会移到北非上。而且他在任期间，也的确花了很大的气力，重整责任区内的北非防卫体系。因此，北非地区民众的支持，几乎全部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不过，对于首都罗马，尽管在其管辖范围之内，但是他从不轻易涉足。马克西米安曾让人质疑，是否因为虚荣心作祟，才跑到北非去让有钱的农场主奉承。但这一点正体现出他对年长的好友戴克里先的尊重、守礼，某种意义上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忠诚、守规矩的人。如果没有戴克里先在场，他绝不会踏入帝国首都罗马一步，也因此，虽然罗马和米兰之间的距离，按现在快速列车计算，只有5个小时的车程，但首都罗马的居民长年过着看不见皇帝的日子。
帝国东方的副帝伽列里乌斯是四位皇帝之中最年轻的一位。但也正因如此，他被赋予了守护帝国生命线难度最大的多瑙河防线的防卫重任。在他担任副帝之后，花了两年的时间来整顿防务。光是防线长度就有西方副帝君士坦提乌斯经常往来的莱茵河、多佛尔海峡、不列颠之间距离的两倍多。而且，多瑙河防线以北居住的蛮族，无论数量还是彪悍程度都是其他防线不能比的。但是他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就修复了如此漫长、难以防御的多瑙河防线，成功阻止了蛮族的入侵。由此可见，伽列里乌斯的军事才能的确非同凡响。他甚至还在正帝马克西米安的责任区，成功阻止了多瑙河上游地区蛮族的入侵，帮助马克西米安减轻了工作负担。同样的，正帝戴克里先原本待在尼科米底亚，随时准备派兵支援马克西米安，而伽列里乌斯的行为也减轻了他的负担。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虽然戴克里先自觉军事才华不足，但在选拔优秀军事人才方面，还是很有眼光的。
话说回来，副帝表现不俗，正帝戴克里先也没有借机躲在尼科米底亚的皇宫里享乐。他不仅去了叙利亚、埃及，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开始着手推动仅有他握有实权的帝国结构改革的工作。关于改革详情，容待后叙。也正因此，戴克里先要尽早处理好各类事情，减少不必要的担忧，因为也许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冒出更多烦心事。而事实，也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与波斯的关系
三年前，波斯王位交替，新换了国王。在君主专制国家，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君王一人手中。当新王继位时，即使过渡平稳，也必然会产生反对派。新任国王为了压制国内反对势力，必然要对外表现强硬。自古以来，对外作战都是调和国内矛盾的特效药。即使幼发拉底河对岸的主人从帕提亚换成了波斯，但他们展现强硬的对象依旧还是罗马。再加上这个时期的波斯，背负着8年前受戴克里先军事胁迫、心有不甘地默认北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归于罗马旗下的旧恨，这一地区对波斯来说，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罗马取得该地区因而获利，就代表波斯方面失手陷于不利的境地。古往今来有许多兵家必争之地的存在，对罗马和波斯来说，必争之地就是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以及北方的亚美尼亚王国。
公元296年，波斯国王亲自率领大军北上美索不达米亚，攻入属于罗马帝国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而且，还趁势将亲罗马派的亚美尼亚国王拉下王位。
帝国的东方，现在称为中东地区，是正帝戴克里先直接负责防卫的区域。一旦这个地区受到敌人侵袭，率军迎战的正是他本人。但是戴克里先把手下作战的主力军迁移到了叙利亚的安条克，而把迎敌作战的指挥权交给了从多瑙河防线调来的副帝伽列里乌斯。
这一年的伽列里乌斯36岁。从军以来，他所熟悉的地区，除了既是出生地又是作为副帝全权负责的多瑙河南部巴尔干地区以外，就是在“两帝共治制”时期跟随戴克里先南征北战的中东地区。戴克里先将击退波斯军的重任交给伽列里乌斯，一方面是看到了他在整顿多瑙河防线这两年里取得的成绩，另一方面也是看重他在东方累积的经验。选择对波斯作战的武将，伽列里乌斯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
但偏偏这个时候，伽列里乌斯的年轻气盛给他惹了祸。军情固然危急，但并不代表大胆行事就是好事。当伽列里乌斯赶到安条克与等待的戴克里先会合以后，在未作任何周密部署的情况下，仅仅带着当地的驻军，就匆忙上阵杀敌去了。渡过幼发拉底河之后，行军速度也丝毫未减，直接朝着波斯军占领的北部美索不达米亚行进。而就在这里，他们遇上了波斯国王率领的军队。
罗马帝国东方
副帝伽列里乌斯，倒是没有忘记罗马军队里多国军队联合作战的传统模式，他马上与刚从亚美尼亚流亡出来的国王提里达特斯进行了会合。但是，在战场的选择上，则没有动太多的脑筋。他居然选择了幼发拉底河东面的一片沙漠地带，作为与波斯国王作战的战场。这样一来，局势对于习惯在沙漠作战的波斯军来说，变得非常有利。
在第一场、第二场战役中，双方还处于胜负未分的状态。不过若要归功于罗马军队的勇敢善战，还不如说是跟随国王出征的亚美尼亚士兵，习惯在烈日炎炎的平地上作战。但是，因为这些士兵都是跟随国王匆匆出逃而来，所以人数并不多。在第三次战役中，伽列里乌斯率领的罗马军也就一败涂地了。
唯一幸运的是，战场靠近幼发拉底河。被波斯骑兵围困而与自己士兵离散的亚美尼亚国王提里达特斯，急中生智，连人带马跳进河里，拼尽全力游到对岸，再策马飞奔至安条克，才捡回一条命。伽列里乌斯的情况虽然没有这么惊险，但是败军之将的身份是逃不掉了。在安条克等候的戴克里先，对盟友亚美尼亚国王隆重欢迎，热情款待，对伽列里乌斯则十分冷淡。正帝乘车出行时，按照惯例，副帝应该在旁边骑马随行，但伽列里乌斯被要求徒步跟随。也就是说，伽列里乌斯在众目睽睽之下，彻底地接受了败军之将的惩罚。不过，51岁的正帝后来还是给了36岁的副帝一次雪耻的机会。这个雪耻的机会，定在第二年，即公元297年的春天。
这一次，伽列里乌斯格外慎重。首先，他调来了多瑙河防线上受他指挥过的3个军团，并且，还调用了战败后被收编的哥特人骑兵团。即使现在的敌人从北方蛮族换成了东方的波斯大军，但是，这2.5万人的将战斗当成日常生活的精锐部队，还是堪当一雪前耻的主力军的。
其次，伽列里乌斯对战略也重新进行了调整。上次他是选择渡过幼发拉底河后向东直行，在沙漠地带进行作战。这次他要从上游渡过幼发拉底河，然后沿着山路迂回地接近敌人。地势越复杂，对于习惯了多瑙河边复杂作战地形的士兵来说，越容易发挥战斗力。问题是，该如何诱使波斯大军前来呢？一年前大败罗马大军，波斯国王正志得意满。这时，对于罗马骑兵的挑衅行为，并没有深究其真实的意图就贸然出兵了。这样，在公元297年，罗马和波斯之间的战斗，虽然战场还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但上一年是在接近幼发拉底河附近地区，而这次则相反，跑到底格里斯河附近去了。
与此同时，伽列里乌斯还增添了另一种作战方法，那就是日落后夜袭波斯军。与没有夜间作战经验的波斯军相比，罗马军队已经习惯了这种作战方法。当然，就在不久前这还是敌人针对罗马军的袭击手法，只不过现在善于夜袭的高手——哥特人骑兵团，却在罗马军队的阵营里了。
但是，利用夜间袭击敌人的策略，需要有赌徒的冒险精神才能制胜。因为一旦夜袭开始，中途就不可能再作任何改变。伽列里乌斯强悍的性格，这次起到了正面的作用。
波斯阵营先是受到哥特骑兵的奇袭，之后又遭到罗马精锐部队的攻击，早已乱成一团，根本无力组织还击。士兵只顾自保，就连国王的警卫队也只能勉强将受伤的国王带离战场，而无力顾及其他。现场一片混乱。按照东方的习惯，国王御驾亲征时都会带着妻妾和子女同行，在国王营帐和附近的华丽帐篷里，现在这些惨遭遗弃的人，也只能缩在那里惊恐地发抖。
在明亮的火把映照下，看着眼前被士兵带上来的妇女和孩子，那一瞬间，也许伽列里乌斯想起了600年前战胜波斯国王的亚历山大大帝吧。他当众宣布，以王妃为首的女眷，以及诸位王子和公主，虽然身为俘虏，但是人身安全将得到保障，并且可以得到与身份相符的待遇。随后他也确实做到了这些承诺。
当然，伽列里乌斯没有忘记一早派快马向身在安条克的戴克里先传去捷报。战争获胜以后，就该轮到正帝出面解决善后事宜了。捷报上也明确要求正帝移驾尼西比斯。尼西比斯（Nisibis）位于土耳其东部边境，邻近叙利亚国界，现代名叫努塞宾（Nusaybin）。这个地方是亚历山大大帝当年远征波斯时，由希腊人建设的城市。600多年来，虽然统治者由原来的帕提亚人换成了波斯人，但这个地方依然是东西贸易的集散地和中转站。在东方有不少拥有同样历史的希腊裔城市存在，尼西比斯就是其中之一。基于防卫上的需求，罗马人在占领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之后，就把这里作为军事基地，修筑要塞设施，当地居民对此也并不抵触。或许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希腊后裔，觉得与其被东方君主使唤，还不如归在罗马人旗下。既然尼西比斯有这样好的条件，安全方面也就无须顾虑，作为罗马帝国东方正帝和副帝会面的地方，自然颇为合适，而且，这里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北部，用来接见波斯特使，无论距离还是时间上都比较合适。
伽列里乌斯身在底格里斯河附近的战场上，从这里出发，只要南下一小段路就可以到达尼西比斯，距离很近。而戴克里先从安条克出发，要先取道向东，渡过幼发拉底河，绕过大半个美索不达米亚北部，才能到达目的地。如此一来，自然是伽列里乌斯比戴克里先先到达。而且，在戴克里先到达会面地点之前，波斯国王已经一早派特使来到了尼西比斯，想必是非常担心被俘的嫔妃、儿女。此外，对东方男人来说，女人、孩子为敌所虏而不夺回是一种耻辱。但是，很显然，波斯军队现在已濒临崩溃，短期内无法再采取任何军事行动。特使前来尼西比斯，目的在于代替波斯国王向罗马皇帝提出议和的请求。
由于戴克里先尚未到达，伽列里乌斯只能一个人接见了波斯特使。特使首先代表波斯国王，感谢罗马方面对本国王妃及其他王室成员的优待。但是，特使接下来的话，证明他也只不过是个东方君主专制国家的内廷文人：
罗马和波斯这两大帝国，就好像世界的两只眼睛，不管缺少了哪一方，世界都会残疾，失去其完美的面孔。
伽列里乌斯听了这段话之后立刻火冒三丈。他毕竟还年轻，才37岁，刚刚经历过一年前的大败，手下将领、士兵死伤大半。他听了这话自然也就不客气了。
我们还轮不到你们波斯人来教导什么是宽容的美德。你们对不幸的瓦勒良皇帝（罗马帝国第一位被波斯俘虏的皇帝。——译者注）的态度，真不知该如何评价。罗马皇帝并非在战场上战败被俘，而是被阴谋诡计欺骗才沦为俘虏，可是你们一再地羞辱他，给予他与身份完全不符的待遇。而且这期间，波斯国王完全无视周遭各国君主劝告释放的声音，依然我行我素，直至瓦勒良皇帝不堪羞辱而逝世。最后将他的遗体弃置于民众的嘲笑声中的，又是谁？
然后，副帝伽列里乌斯又接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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