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炳贺,符正平,林波,左晓安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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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发展瓶颈——产业与企业的转型升级试读：
前言
顺应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和我国经济的发展需求，传统产业与企业的转型升级行动已在各地全面铺开，这一潮流推动着国家经济向现代化大步迈进。
因不同地区的产业发展环境和不同企业的资源条件与经营目标有较大差异，相应的转型升级内容也大相径庭。另外，不少中小企业管理者或行业基层管理人员对产业与企业转型升级的内涵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此，面对转型升级的困境，不能做到准确无误地谋划和有序且高效地运作。广东省生产力促进中心就产业与企业转型升级专题展开研究，并将阶段性研究成果编写成《突破发展瓶颈——产业与企业的转型升级》一书，希望有关的中、小、微企业管理人员能从该书中获得所需的产业与企业转型升级的基础知识和一些有益的启示，以更好地应对转型升级的挑战。《突破发展瓶颈》一书的内容包括宏观经济、中观产业、微观企业的转型升级三部分，主要阐述世界经济的发展历程和转型特点，产业与企业转型升级的动因、路径与管理方法等，重点介绍与之相关的基本概念和工作方法，并辅以典型案例作为补充说明，力求做到系统性、实用性和可读性兼顾。书中各篇章内容既相互呼应又各自独立，适合读者按需选读。
本书第1篇由左晓安、吴蕃蕤、林波、张寒旭等执笔，第2、第3篇由符正平、吴蕃蕤、林波、张寒旭、彭伟、贾萌、卢禹等执笔，第2篇的第6章主要由周宇英执笔。全书由黄炳贺负责策划、统筹与审稿，吴蕃蕤、林波、张寒旭等负责具体的统稿与修编，曾文胜负责本书的编排及整理工作。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编写组参阅了多部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的论著，并将他们的部分精辟观点纳入其中，使本书可以集中展现不同大师的独特见解。本书编写得到蔡齐祥、王国庆、刘伟、王跃君和台湾地区的苏锦夥、欧长昌、徐天一、郑海监及日本的许卫东等专家的指导与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本书编委会2013年12月第1篇 经济转型发展第1章 近代世界经济的演进
经济是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与政治是人类社会的上层建筑一样，是构建人类社会并维系人类社会运行的必要条件。广义经济学中，“经济”指如何在各种主观与客观、自然与人际条件的制约下，从各种可能的选择中选取代价最小而收效最大的活动。近现代以来，科技的发展促使贸易突破民族、国家和地区局限，形成国际市场，而市场的力量不断将投融资、研发、生产、营销等各个生产经营环节推向全球范围。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不能与社会化大生产完全适应，所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直伴随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为摆脱资本主义发展困境，许多国家和地区选择依靠科技创新、体制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举措来应对。1.1 世界经济的发展概况1.1.1 工业革命与经济发展历程
自新航路开辟后，西方世界的远洋活动开始频繁起来，逐渐打破了各大洲之间相对孤立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世界各地区和各民族间的经济和文化往来，使世界日益成为一个相互影响、密切联系的整体。但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前，自然经济占据统治地位，生产规模狭小，社会分工不发达，整体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因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国际间的商品交换只是个别的、局部的和偶然的现象，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经济。近代发生的三次工业革命，极大地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
1.第一次工业革命与经济发展
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60年代，欧美诸国完成了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被机器大工业所取代，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各部门和部门内部的分工进一步细化，国际间的协作成为发展生产力的重要需求。与此同时，随着轮船、火车等现代化交通工具及通信设备的相继出现，货物交易与长途运输变得更加快捷与便利，这为加强各国的经济联系提供了可能条件，各大洲间的贸易往来也日益频繁起来。仅1702年至1772年间英国的外贸额增长了两倍；在1715年至1771年间法国外贸额增加了4倍多。1770年前，英国的对外贸易大部分是同欧洲大陆进行的，到1775年，其对外贸易的范围已扩大到世界各地，将近2/3的原料来源和贸易对象是在欧洲以外的地区。随着贸易的发展，西欧出现了许多从事国际贸易的繁荣城市。伦敦垄断了英国对亚洲的贸易，是蔗糖贸易中心；阿姆斯特丹不仅控制了荷兰与亚洲、美洲的贸易，而且成为了世界的商业中心和中介贸易转运站；里斯本支配着葡萄牙的对外贸易；加的斯控制了西班牙的对外贸易等。
为了扩大产品的销路和寻求有利的资源供应，欧美经济强国用炮舰和廉价商品冲破民族闭关自守的屏障，原先落后封闭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经济结构被打破，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以机器大工业为中心的国际分工体系很快转化为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力。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是“加工厂”，而亚、非、拉广大地区的落后国家成了它们原料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市场。这种国际分工体系，开始把各国经济结成为一个整体。
第一次工业革命极大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促使各国间的经济开始联系在一起，由于当时的经济联系仍以商品交换为主，还未深入到生产过程和金融领域，而且有相当一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仍处于闭关自守的状态，还未纳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所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尚未最终形成。
第一次工业革命促使经济快速转型，主要体现在传统生产方式改变。如先进技术应用提升生产效率，规模化生产降低生产成本，产品丰富促进商贸服务业发展，工业与服务业发展影响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产业格局，同时也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其中，先进技术与运营模式创新所带来的竞争优势显而易见。
2.第二次工业革命与经济发展
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间，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了以电力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内燃机和电动机代替了蒸汽机，使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更大发展，电力、石油、化学等重工业的出现和发展，使工业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生产社会化、专业化和协作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另外，民族和国家的界限被进一步突破，国际分工不断向广度和深度扩展，进而加强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迅速发展以及世界市场的扩大，使这一时期的世界贸易获得巨大的发展，在1870年至1900年间世界贸易总额增加了约1.6倍。在英国的带动下，一些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迅猛发展，先后完成了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同时，扩大了工业产品的出口，引发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化。在19世纪50~60年代，卷入世界市场的大多是农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它们共同围绕着英国这个巨大的工业中心运转。英国消费它们的原料，同时供给它们必需的工业品。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一批新兴工业国家的出现，英国的贸易垄断地位被打破，世界贸易形成了多中心的格局。1900年，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为：英国19%，美国12%，德国13%，法国9%。此外，这一时期原料和工业制成品的世界贸易额呈现出均衡发展的趋势。在1870年至1913年间，这两类商品的贸易额都增加了2倍多，这充分说明工业发达国家和初级产品生产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以及世界各国间的相互依赖程度进一步加强。
在此时期，工业垄断资本和银行垄断资本融合形成的金融资本实现了对各个经济部门的控制，垄断组织开始大量输出资本。随着资本国际化，金融资本统治的密网遍布全世界，国际垄断同盟不但从经济上分割世界，而且从领土上将世界瓜分完毕，帝国主义殖民体系最终形成。为攫取高额利润，垄断资本家还把大量“过剩资本”输往落后国家或者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资本输出的现象，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就已出现（例如19世纪中叶的英国），到19世纪末有了大规模的发展，资本输出同商品输出一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19世纪末，英国和法国是两个主要资本输出国。英国资本输出在1862年为36亿法郎，1902年增加到620亿法郎。法国的资本输出仅次于英国，在1902年达到300多亿法郎。这些资本绝大部分输往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并且很大一部分采取生产资本（即直接投资）的形式或者借贷资本（即间接投资）的形式。其后，德国、美国、日本、俄国也开始对外投资。随着资本输出的增加和垄断组织国外联系的加强，垄断组织之间抢夺殖民地、划分势力范围的斗争日益加剧。到1914年，英、俄、德、法、美、日、比、荷等国占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面积约占全世界面积的2/3，无所不包的资本主义体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因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扩展而最终确立，世界经济也最终形成。
3.第三次工业革命与经济发展
20世纪中叶起，以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新技术群的产生和发展，引发人类第三次工业革命。电子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成为推动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美国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引领者，以出口高附加值的信息技术和服务、进口低附加值的资源产品为手段，使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
第三次工业革命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往，人们主要是依靠提高劳动强度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在新科技革命的条件下，主要是通过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劳动者素质和技能的不断提高和劳动手段的不断改进来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随着电子计算机等新技术的应用，生产工具和机器设备等劳动资料的性质、结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人们研制具有特殊性能和结构的新型材料，使劳动对象也发生了变化。与这种变化相适应，对劳动者的文化素质和技术水平的要求也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依靠科学技术而高速发展，因此说科学技术不仅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近代的科技进步已成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例如，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西方国家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率仅为1.7%，而在1950年至1972年间增至6.1%，其中，科技进步的贡献在20世纪70年代约占60%，而在80年代已增长至80%。又如在20世纪60年代，苏联对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各种因素中，采用新技术的贡献约有40%，到70年代，这一比例上升到约67%。
第三次工业革命促进了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生活结构的变化，它使第一、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而第三产业的比重上升。为了适应科技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强化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大大加强了对科技的扶持。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的衣、食、住、行、用等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发生了变革。作为直接物质生产部门的第一、第二产业的产值和就业人数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相对下降，而非物质生产领域的第三产业的产值和就业人数急剧上升。第三产业不仅仅指传统意义上的服务业、商业、运输业、通信业以及文化教育事业等，而且还包括大多数与信息工业相关的部门。据统计，1970年至1979年间，美国从事农业的人数从占人口总数的5%下降到3%，从事制造业的人数从占30%下降到13%，从事服务和信息行业的人数，从占15%上升到72%。
纵观近代历史上三次工业革命在推动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进一步得到证实。21世纪是科技竞争更加激烈的时代，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国家想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更加有利的地位，科技领先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1.1.2 当前经济的发展态势与面临的问题
1.当前经济的发展态势
自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发展呈现东方上升西方下降，南北两极分化继续扩大的趋势，全球治理结构发生变化，20国集团影响力上升，发达国家经济衰退，世界经济重心由大西洋向亚洲地区转移，中、印、巴、俄等新兴经济体崛起，话语权增强，世界经济不断向多极化发展并呈现出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趋势。目前，世界经济发展态势的主要表现包括以下方面。（1）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
随着全球要素资源的快速流动和世界贸易的迅速发展，加快了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资本融合化、产业组合化、企业集团化和跨国化加速发展，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的影响具有全球性特征，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应对。例如，在应对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和2010年欧债危机中，由于有了各国各地区的通力合作，危机的影响才得以化解。
在这两次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出现了试图改变战后至今一直以美国为主导的格局，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模式或将面临结构性的调整，这无疑将进一步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同样，金融危机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冲击的同时，也对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带来发展。当前，全球成立的区域性双边或多边经济合作组织已经超过100个，形成了以西欧、北美、亚太三大区域组织为主的相互依赖、相互竞争的局面。其中，欧洲联盟是横跨东西欧27国、一体化程度最高的一个区域性集团；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是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组成的统一大市场，是南北双方通过区域合作实现共同增长的典范；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是由21个成员国组成的亚太地区最具影响的经济合作官方论坛，开创了区域经济合作的新模式。
欧债危机的爆发使欧元区国家深刻认识到欧洲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分离的致命缺陷，认识到只有在财政一体化方向上迈出更大的步伐才能真正解决欧债问题。目前，欧盟27国已就推动欧元区建立更紧密的财政联盟达成共识。当然，欧洲经济一体化是一项艰巨而庞大的工程，它将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干扰，其中主要来自于各国之间的经济政策协调的难度。
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挑战，亚洲各经济体以加强金融合作来应对危机的呼声和决心明显加强。2009年2月，在东盟各国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东盟共同体2009—2015年路线图宣言》以及东盟政治与安全、经济、社会与文化蓝图等文件的签署，使东盟共同体建设进入更加具体和实质性的阶段。2009年3月，有关各方就建立初始规模为5亿美元的由中韩牵头的CGIM（区域担保与投资机制）基金达成共识，亚洲债券市场建设取得重要进展。2009年5月，中、日、韩三国财长就筹建中的区域外汇储备库出资份额达成共识，为实现亚洲金融一体化跨出了重要一步。2009年7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正式公布实施，人民币的区域化加强了中国与东亚各经济体之间的经济来往与相互依赖程度。（2）国际货币体系嬗变
欧债危机使建立在衍生产品过度膨胀基础上的发达国家金融业严重受损，加强金融监管、控制金融风险成为发达国家的金融政策主题，而新兴经济体金融实力开始提升，有力冲击着旧国际货币体系。
金融危机以来，各国政府的大规模救助行动导致国家债台高筑，对经济增长形成制约，使国家信用每况愈下，债务危机频频爆发，财政紧缩势在必行。但是，财政紧缩反过来又制约经济复苏，影响着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心，对经济复苏形成掣肘。以美国为例，目前，美国国家债务高达15.23万亿美元，已占美国GDP的100%，债务困局已呈现常态化趋势。长期预测显示，美债的增长速度将快于经济发展的速度。为应对巨额债务，美国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美元贬值，这一措施对其他国家货币形成了升值的压力，从而引发与他国的货币较量战。因此，改革“美元霸权”下的国际货币体系，建立多元货币体系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其中，由于中国经济实力快速上升，且拥有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人民币国际使用范围日渐扩大，人民币国际化已初具态势。（3）贸易保护主义盛行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等发达国家成为全球主要消费市场，在进入21世纪后，高收入国家民众最终消费支出占世界民众最终消费支出的80%左右，这主要得益于美国等发达国家长期形成的负债消费模式。自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随着房地产和资本市场泡沫的破裂，企业和个人资产大幅缩水，发达国家的负债消费模式受到很大冲击。2009年，发达国家消费模式发生了改变，从而弱化了消费需求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为此，发达国家纷纷调整外贸发展模式，注重扩大出口和利用贸易保护限制进口。美国、法国先后提出以针对新兴市场国家为目标的“碳关税”，以应对气候变化为名，行限制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出口之实，这对以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和对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国家来说将极为不利，而贸易保护主义导致贸易摩擦案件上升，贸易出口受到更多的限制，世界经济也因此可能进入增长放缓、竞争加剧的新周期。（4）新兴产业集群式发展
新兴产业是伴随新技术的发明、应用以及新需求的产生、拉动而出现的。当前，以新技术群为基础的新兴产业群包括电子工业、生物技术工业、航天工业、海洋工业、新材料与新能源工业等“朝阳产业”，它们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新兴产业更多依赖于可再生资源、新能源，且具有集群式发展、极强的规模经济性和范围经济性等特征。例如，美国硅谷拥有世界上最具创新能力的信息产业集群，集聚了一大批如微软、网景、英特尔、雅虎等世界知名企业。20世纪90年代初，硅谷电子信息企业产品的出口额相当于美国电子产品出口额的1/3，为美国经济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又如，英国的生物技术产业集群，主要集中在伦敦、牛津、剑桥、爱丁堡等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密集的地区，拥有欧洲生物技术公司的1/4的企业，位居欧洲第一，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有力地推动了英国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
2.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各主要国家采用各类财政、金融刺激措施，以促使经济从谷底回升。但由于发达经济体在前期过度依赖量化宽松政策，导致财政状况不断恶化。随着量化宽松政策执行力度的减弱而又得不到新的支撑，发达经济体一直处于经济低速增长、就业率低下的状态。在欧洲和中东一些地区，危机的影响向社会政治领域蔓延，这种复合型危机使当地政府宏观决策难度加大，牵制经济发展的因素增多。
在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一方面利用其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向外转嫁危机；另一方面，美联储采取积极主动的货币政策，改革金融体系，并力推再工业化，如开展汽车业改造和新能源开发行动，使消费与投资信心有所回升，经济有效回暖。
欧债危机使欧盟多国的财政状况不断恶化，对西方乃至全球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在欧债危机不能全面得到有效控制的背景下，欧盟经济的全面复苏难以想象，也将严重拖累世界经济复苏的进程。中、短期内，欧元区经济将失去动力，投资微弱，信心滑落，就业形势恶化，尤其是欧元前途未卜，近期成员不缩反扩，虽有政治意愿，但无政治行动。尤其是，目前欧元区权力分散，无权威领袖，决策观点分歧大，执行力度弱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甚至悲观地认为，未来“欧洲面临持续十年经济低迷甚至更糟糕局面”。
虽然日本经济在前一段时期逐渐摆脱了长达近20年之久的衰退困境，但2011年发生的严重地震和海啸及其后的核泄漏危机，又将日本经济带入了一个既要恢复经济又要进行震后重建的艰难时期。另外，人口老龄化、日元不断升值和其经济结构性问题以及政府频繁更迭等负面因素影响，未来日本经济出现反复的可能性也存在。长期低迷趋势或难明显改观。
尽管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形势大大好于发达经济体，仍将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速，依然是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但发达国家经济陷入泥潭，新兴市场经济无法独善其身。不断升温的通胀压力和全球范围日益加剧的贸易保护主义，正严重阻碍着新兴经济体的进一步复苏。
世界经济发展面临众多的挑战，包括：历史原因造成的与发达国家间巨大的发展差距；发达国家在当今世界体系、国际秩序和规则制定领域内的主导地位；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短期内难以撼动；新兴经济体依赖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改变；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发展中国家之间利益摩擦增多；众多发展中国家间悬而未决的矛盾，包括领土、资源争端和民族、宗教矛盾；西方国家的分化打压，包括挑拨离间、“妖魔化”、制裁、利益诱惑等。因此，发展中国家争取主导权、话语权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
对中国而言，依靠国际产业转移实现发展的历史机遇已经过去，各国地区之间竞争性的、站在同一起跑线的平行发展的低碳经济与产业创新时代正在开始。面对复杂多变、相互依存而发展前景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经济，各国必须进行政策调整，制定新的发展模式，寻求经济转型，以增强自身竞争力，赢得市场先机。为应对此轮世界经济格局大调整，美、欧、日等发达国家都在调整经济发展战略。西方国家推出经济再平衡战略，提出重返高端制造，重视实体经济，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他们将新兴战略产业（包括制造业）的高端留在本国的意愿和趋势越发明显，而新兴经济体则推出内需拉动战略，努力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并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各国各地的发展战略调整，将使国际经济环境更加复杂，对我国未来发展带来新的挑战。1.2 世界经济的运行特点1.2.1 经济运行模式的变化
1.生产模式的变化
工业革命前，由于工业规模太小、市场范围狭窄和人们对工业技术的轻视等多种因素的制约，生产模式以手工工场生产方式为主，经济发展缓慢。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到来，蒸汽机、飞梭、纺纱机、平版印刷术、锅炉、矿工灯等技术发明密集性爆发，以使用机器的工厂化生产取代了传统的手工工场生产，工业化呈现出产品标准化、生产规模化，组织系统化和分工细化的特征。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传统的“单件作业”方式逐步向“流水线作业”的大规模生产方式转变。
前两次工业革命的工业生产都是以集中化的工厂生产为基础，采用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模式，大权掌握在少数工业巨头手中。第三次工业革命，正悄悄改变着以大企业为主导的传统生产方式，使分散式的社会化生产成为可能。例如，随处可见的可再生能源装置，自行进行能源生产转换，并将盈余通过能源网络进行整合和分配，改变了传统石化能源巨头控制和操纵能源生产与分配的生产方式。又如，以3D打印为基础的数字化生产可以使每个人建立起家庭式工厂，通过在线交流进行相关产品的研发、设计和制造。与传统工厂经营模式不同，在新型智能化工厂帮助下，网络用户不需要生产车间就可实现设计的量产和销售。这种分散式的生产方式将更有助于实现经济民主、改善收入分配和生产社会化。第三次工业革命促使生产方式变化的主要特征包括自工业化和可持续化。其中，自工业化的发展是基于云计算的超级电商平台，但又不仅仅限于电子商务业务，而是在巨大数据量的云计算平台支撑下，形成一个数字化设计和制造的自工业化公共平台。而可持续化是针对当代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不相协调局面而提出的“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的行动指南。可持续发展理论被普遍接受并以循环经济、低碳经济、清洁生产作为在新技术群支撑下的生产方式。
2.组织模式的变化
经济组织包括企业法人和非法人经济组织。企业作为经济组织类别中的一种，对经济的发展作用巨大，其自身也随着组织形态和治理模式的改进而不断发展。
在16世纪至17世纪期间，西方一些封建社会制度的国家逐步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变，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加快，促使家庭手工业向资本主义工场制转变。工场手工业是企业的雏形。
在18世纪，西方各国相继开展了工业革命，大机器的普遍采用，为工厂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771年，英国人理查德·阿克赖特（Richard Arkwright，1732—1792）在克隆福特创立了第一家棉纱工厂。到19世纪30年代后，英、德等国家的工业生产普遍采用工厂制。工厂制的主要特性是：实行雇用工人制度，劳动力大规模汇集，采用大机器进行规模化生产，劳动分工细化，生产走向社会化。工厂制的建立，标志着企业这一经济组织形式的真正诞生。其时，企业的规模绝大多数属于中小型，企业一般都为独资企业或合伙企业，而且，企业资产所有者一般又是企业经营管理者。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区域和企业间的竞争加剧，企业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新技术应用，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生产力不断发展，促使自由资本主义逐步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也由此产生了大规模的垄断企业，典型的大企业包括美国摩根、洛克菲勒、梅隆、杜邦、库恩-洛布、芝加哥、波士顿和克利夫兰等八大财团，日本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四大财阀”和德国通用电气、西门子电气、莱茵-威斯特伐里亚煤业等巨头，而国际联合企业、跨国公司等新经济组织形式的出现是大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必然结果。随着对企业治理模式的不断探索和改进，公司制被认为是目前现代企业制度的典范。公司制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确保了权益制衡有效、决策和管理制度化，因此，企业可自如应对市场需求变化并不断成长。一般来说，创业初期以有限责任公司为较佳选择，而做大做强则以股份有限公司为最佳选择。
从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进程来看，技术经济范式的更迭不仅是制造技术的变革，更是与这些技术相适应的经济组织形式的变革。与新制造技术相适应的企业管理方式决定了其在生产领域应用的广度和深度，同时也与制造技术的先进性一道共同决定了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一国的产业竞争力。同样，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随着大规模定制、社会化生产、平台型企业、网络化组织、开放式创新等的不断发展，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互动更为紧密，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反应显得尤为重要，企业组织正渐渐地发生着更为深刻的变革。
3.营销模式的变化
企业营销市场范围从局部地域市场向全国统一市场进而再向全球市场发展。在机器化生产方式下，经济快速发展则要求形成统一的全国市场。就一个国家而言，手工场生产方式时期所面对的是处于分割状态的、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的、狭小的当地市场。例如，19世纪初德意志境内各邦自行其政，对资本主义发展和工业化的推进形成极大的阻力，直到1834年成立了以普鲁士王国为首的德意志关税同盟，才在推进德国全境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方面迈出关键一步。
而在工业化的中后期，工业制成品极大丰富并可不断销往海外（包括殖民地国家和非殖民地国家），例如在19世纪后期，英国产品销往非殖民地市场所获利润远远高于销往殖民地市场的利润。由此可见，生产方式的变化促使市场规模极大的改变，在手工场生产时期无法产生大规模生产工业制成品，也不存在强劲的工业制成品购买力。1.2.2 经济运行格局的变化
1.诸强争雄
英国拜工业革命之赐，最早步入工业文明时代。紧随其后，一批欧美国家，如比利时、瑞典、法国、德国、俄国、美国等，也先后开始进行工业革命。在19世纪60~80年代，法国、美国、德国紧随英国先后完成工业革命，并与英国成为世界经济四强。同时，工业革命造就的现代工业文明由英国扩展到西欧、北美发达资本主义诸国，成为加速世界市场形成进程最重要的推动力，不但推动国内生产关系变革，而且带动了国际经济关系的演变。到20世纪上半叶，发达资本主义列强凭借殖民扩张和廉价机器制产品，打入以农业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亚、非、拉国家，让后者成为其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逐渐将各国纳入一个相互依赖、相互联结的国际经济有机整体。
日本通过变法维新，以富国强兵最终避免了殖民地化的厄运，并在工业化的道路上迅速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日本工业化有几个特征：一是其进行工业革命比欧美等经济强国晚，它在工业化刚起步时恰好遇上并抓住欧美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浪潮中技术成果迅速向外扩散这一机遇。事实上，日本的工业化几乎是同时利用两次革命的成果来推动的。二是日本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在吸收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时，注意有选择地引进高水平且适应本国实际需要的技术。三是日本国土狭小、资源匮乏，具有浓厚军事封建色彩的统治集团为解决资本主义大工业对原料、市场和资金的迫切需要，一方面注重发展国际贸易;另一方面将推进工业化与对外侵略扩张紧密结合，走上侵略包括中国及其周边国家的军国主义道路。
2.一国独霸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间，美国凭借时局的机遇与富有远见的经济发展战略而成为世界经济的霸主。“二战”前，欧洲国家凭借先进的工业技术和雄厚的经济实力，以殖民统治和海外贸易为手段，建立了以欧洲为中心、世界其他地区为外围的世界经济体系。在19世纪末以后，由于美国和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欧洲的世界经济中心受到挑战，但直至“二战”爆发，这一经济格局仍未改变。“二战”不仅中断了世界经济的正常发展，而且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使原有的世界经济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战争结束时，德国、意大利、日本这些战败国几乎成了一片废墟，战胜国中的英国、法国也是遍体鳞伤。唯独美国在战争中大大膨胀起来，远离战场使它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遭受战火的破坏，反而为它的军火生产和过剩的农产品打开了销路。在“二战”期间，美国的工业生产能力提高了1.2倍，实物出口量增加了2倍，进口增加了20%，资本输出增加了34.1%。到1945年，美国独占资本主义世界工业产量的60%，占对外贸易的32.5%以及黄金储备总量的59%。这种压倒性优势，为美国争夺世界经济霸权提供了物质基础，使美国得以按照自己的设想构筑战后世界经济体系。1944年7月，在美国的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了有44国参加的国际货币金融会议，通过了《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的最后协定书》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两个附件（总称“布雷顿森林协定”）。1945年底，在华盛顿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即世界银行WB）。简单地说，“布雷顿森林协定”建立的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实际上是一种国际基金汇兑本位制，包含两个基本要素：一个是美元与黄金的自由兑换；另一个是美元及其他货币的固定汇率制。这就意味着美元成了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可以替代黄金作为国际支付手段，确立了美元在战后资本主义世界金融领域的中心地位。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两个组织内部均实行按缴纳资金的份额多少决定各国投票权力大小的原则，美国凭借资金优势实现对这两个金融机构的控制。“布雷顿森林协定”虽然损害了一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但对战后经济的稳定和贸易的迅速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
美国积极推动贸易自由化，在1947年，筹组了一个多边性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简称关贸总协定），主张大幅度削减关税及其他贸易障碍，取消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其实际目的是趁在国际上没有竞争对手之时，借此举大量输出美国商品。关贸总协定为战后美国的对外经济扩张提供了便利，在客观上对推动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该协定作为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补充，连同“布雷顿森林协定”，被统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即以外汇自由化、资本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多边经济体制，是成为美国实现其经济霸权目标的工具。
对西欧和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以扶植策略来维系其领导与控制地位。1947年6月5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大学的援欧演说中提出了旨在促进欧洲经济复苏的“复兴欧洲计划”（后来被人们称为“马歇尔计划”）。到1952年6月，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共向西欧拨款131.5亿美元，其中贷款约1/10，其余部分为赠予。事实上“马歇尔计划”的实施成效是相当显著的。在1949年，美国为日本制定了促进经济复兴的“道奇路线”，即在“占领地区救济基金”和“占领地区经济复兴基金”的名义下，向日本提供了大量借款和援助，同时迫使日本在经济上对美国开放，为美国控制日本打下了基础。
对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美国则采取新殖民主义的手法。1949年1月20日，杜鲁门在其第二届就职演说中提出了援助和开发落后地区的“第四点计划”。美国通过对亚、非、拉国家的经济与政治渗透，不断扩展势力范围。
对社会主义国家，美国实行经济和技术封锁，遏制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二战”后，形成了一个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受战后初期美苏两国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对立的影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不但没有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关贸总协定，拒绝了美国的贷款和“马歇尔计划”，而且采取了与美国针锋相对的措施。例如，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签订贸易协定和双边条约，并在1949年初成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早在1947年，美国就宣布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战略物资禁运。1949年11月，美国又操纵英、法、意等15个西方国家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严格控制向社会主义国家的出口，导致了东西方经济关系的隔绝。在这一时期，社会主义经济成为世界经济中区别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另一体系，但从长期发展来看，社会主义经济没能影响世界经济的基本格局，也没有融入世界经济的主流体系，不仅对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发展带来较大困扰，而且给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
3.三足鼎立
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不断恶化，并多次爆发美元危机。尼克松政府于1971年12月和1973年3月两次宣布美元贬值，西方各国货币对美元的关系由固定汇率制转为浮动汇率制。这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然而又无法建立一个新的、相对稳定和统一的体系来替代它，因此引发货币汇率剧烈动荡，国际经济环境趋于恶化。
1973年10月，在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阿拉伯石油输出国以石油为武器，打击以色列和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具体措施包括减少石油生产，大幅度提高油价（从原来的每桶3.01美元提高到11.65美元）和对一些国家实行禁运，这一行动严重冲击了国际贸易原有的价格体系，对国际贸易的实际增长速度产生较大的影响。
长期推行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使资本主义国家连年出现庞大的财政赤字，各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刺激经济增长措施开始带来日益增大的消极作用，因此发达国家逐渐陷入了通货膨胀、失业率上升而经济增长缓慢的困境。1973年爆发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其间美国的工业产值16个月持续下降，降幅达15.1%；日本的工业产值同样16个月持续下降，降幅达19.3%，而英国受此次经济危机的影响长达27个月。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战后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结束了。在渡过这场经济危机后，西欧和日本与美国的经济实力差距逐渐缩小，世界经济强权格局也因此由美国一国独大向美国、欧洲共同体（EC，简称“欧共体”）和日本三足鼎立的格局转变。（见表1-1和表1-2）。表1-1 1961—1980年间美日欧经济增长速度的比较（%）资料来源：《美国总统经济报告》（1988）表1-2 美、日、欧三大经济中心力量对比（1977年）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主编的《世界经济年鉴》（1979）
从表1-1可以看出，美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增长率一直慢于大多数西方国家，这些西方国家的经济实力发生了不利于美国的变化。此外，按贸易量计算，60年代，美国的出口年均增长速度为5.9%，远远落后于日本的17.3%和联邦德国的8.8%。在1960年，美国、欧共体和日本各占世界出口总额的16.2%、23.6%和3.2%，到1970年，美国出口所占的比重下降到13.8%，而欧共体、日本则上升为28.6%和6.2%。可见，正是美国的扶植为自己造就了竞争对手，造成美、日、欧三方经济发展水平均衡化。20世纪70年代后，美、日、欧在贸易、金融、投资领域的矛盾和斗争日益尖锐突出，美国受到西欧、日本的强劲挑战。1971年，美国首次出现贸易逆差，此后，除个别年份外，赤字一直居高不下。1985年，外围拥有的美国资产超过了美国拥有的外国资产，美国从最大的债权国变成了最大的债务国。
4.多极化
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有着密切的经济关系，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停滞也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严重的通货膨胀、沉重的债务负担和日益恶化的国际经济环境等不利条件，只有东亚地区少数成功者（如新加坡、韩国和中国的台湾地区与香港地区）抓住了美、欧、日等较发达国家因自身产业转移的调整机遇，承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相关技术、设备和资金，同时融入世界产业链中，扮演新“世界工厂”的角色，而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促进世界经济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在战后世界经济的演变进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1982年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开始回升，但增长速度不高。在世界经济不稳定、增长速度减缓的大背景下，为应对经济环境的变化，不同类型的国家都进行了经济调整与改革。其中，发达国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并使之高级化。发展中国家在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同时，更着眼于对经济体制和战略的调整。中国从1978年开始实行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开创了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探索，并逐渐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同时扮演新一轮“世界工厂”的角色。在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保持强劲增长，中国的GDP于2012年超过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充分显示出“后来者居上的经济实力”。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2009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首次超过了发达国家，占全球经济总量的51.87%。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过去的30%升至目前60%以上。尤其是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金砖五国的贡献率从1990年的-0.6%上升到2010年的60%多。新兴经济体崛起和发达国家经济困境，使世界经济重心出现由西向东、由北向南的大转型，并呈现出多极化的世界经济格局。第2章 新中国经济的演进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自然而然地采用了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实践证明，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权力过于集中，机制过于僵化，不利于调动各方积极性，不能有效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在探索中一步步发展，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经济体制使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优化配置资源的各自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国内外市场、资源和资金得到充分利用，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历30余年粗放式外向带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为中国带来约9%的GDP年均增长率，但该发展模式潜力发挥殆尽。在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强大冲击下，世界经济在徘徊动荡中酝酿新的大调整，各国纷纷对自身的实体经济发展战略进行相应的调整，全球贸易投资再平衡格局也在重构中。面对新经济形势，中国最优的应对选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再塑全球竞争优势。2.1 新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大致可分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时期（1949—1956年）；经济调整时期（1957—1966年）；经济停滞、畸形过渡时期（1966—1978年）；国民经济的快速飞跃时期（1978年至今）。从经济体制变化角度考虑，新中国经济发展可划分为改革开放前、后两大阶段。2.1.1 改革开放前的经济转型
1.第一次经济转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次经济体制转型期大致始于1949年，结束于1956年，前三年主要目标是稳定和恢复国民经济，后四年主要任务是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和所有制改造。
此次转型的实质是对旧经济体制的改造。从体制转型的角度看，这一过程的核心内容包括改变所有制的成分和各种成分之间的比例结构以及改变计划与市场在经济体制中的地位。在所有制成分及其比例结构方面，新中国成立时是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不过，其成分及比例结构从那时起就开始发生变化。其中，最关键的变化是新政权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起国营经济。除国营经济之外，当时还存在其他四种经济成分，即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此外，还有一些外资企业。对这些不同的经济成分，在1949年颁发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国民生计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在实际运行中，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国营经济在金融、工业和交通能源等方面很快取得了领导地位，但不影响私营和个体经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据统计，1949年的私营工业（不包括个体手工业）的固定资产占全部工业固定资产17.8%，其产值占工业总产值48.7%，1952年的这组数据分别为14.8%和30.7%，变化不大。在吸纳城市就业人数方面，私营、个体经济有突出的表现，1949年在这部分经济中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为95.53%，1952年为92.27%。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年处于一种既有计划又有市场的混合状态。国营经济从一开始就实行计划制度，少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实行半计划制度。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体制下，市场仍在发挥作用。从1953年起，中国走上了经济体制转变的快车道，在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同时，也开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简称“三大改造”）。最初的设想是，这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运动大约需要10~15年，但实际只用了三四年的时间。1956年，中共八大正式宣布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理由是中国的经济已形成了以国营和集体为绝对主体的单一公有制，并开始全面实行计划经济制度。
按照最初的设想，“三大改造”将是一个持续10余年、由低级阶段逐步向高级阶段转变的过程。其中，农业合作化要经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三个阶段，手工业合作化要经过小生产、供销生产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三个阶段。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主要采用公私合营方式，是否实行公私合营则遵从国家需要、企业改造的可能和资本家自愿等基本原则。从1953年初至1955年上半年，“三大改造”基本都是按照上述设想进行的。
经过“三大改造”，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形式的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大大提升。这种情况反映到国民收入的结构上，例如，1956年国营和集体经济占国民经济总值的92.6%，其中，国营经济的占比由19.1%上升到32.2%，合作社经济由1.5%上升到53.4%，公私合营经济由0.7%上升到7.3%，个体经济由71.8%下降到7.1%，资本主义经济由6.9%下降到接近于零。在工业总产值中，社会主义工业占比由1952年的56%上升到1956年的67.5%，国家资本主义工业产值占比由26.9%上升到32.5%，资本主义工业由17.1%下降到接近零。在商品零售额中，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商业的占比由42.6%上升到68.3%，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和合作化商业的占比由0.2%上升到27.5%，私营商业由57.2%下降到4.2%。与之相适应的各种集中管理的经济部门被建立起来，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覆盖了整个中国的经济体系。包括城市和农村的区域，也包括工业、农业和商业部门。
其中，国家计委统一管理、直接下达计划指标的产品，在1953年为115种，1956年为308种。国务院各部门直接管理的工业企业1953年有2800多个，1957年增加到9300多个。国家统配的物资，在1951年为33种，1953年为112种，1956年为342种。另外，自1953年起金融系统实行“统存统贷”的信贷管理体制，各银行发放贷款严格按计划发放。
2.第二次经济转型
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中期，中国维持计划经济制度的时间长达20余年。在这一阶段，国民经济的发展大起大落。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计划经济体制的缺陷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事实上，在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后不久，也曾为克服该体制存在的缺陷而进行过一些改革尝试。例如，在1958年曾向各级地方政府下放权力，变中央计划经济为地方政府计划经济，主要措施包括下放计划权、企业管辖权、物资分配权、基建项目审批、投资和信贷管理权、财政权和税收权、劳动管理权。由于这次改革造成了经济管理上的混乱，因此在1961年进行了调整，重新将经济管理大权收归中央，经济管理恢复到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轨道上来。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有限的经济改革尝试都是在计划体制框架内进行的，始终无法摆脱“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
在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20年中，中国先后制订了四个五年计划，除“一五”计划执行情况较好外，其他三个五年计划并未真正得到落实，主要原因是受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战备等因素的影响。其深层次原因则是对复杂的经济活动，政府不可能预制周密的、符合实际的指令性计划。计划体制虽可以通过行政手段来动员各种资源，却无法有效地配置资源，这一点已在实践中充分显现出来。2.1.2 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转型
1.经济转型的历程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其中的“改革”主要针对的就是旧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中国第三次经济转型期。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初思路是建立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体制，不能排斥市场经济的思路事实上就已形成。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改革试点工作逐步展开，其主要内容是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企业开始有了自行安排部分生产资料采购、产品生产和销售的权力，并拥有一定的浮动定价权。计划外生产和销售的出现，为市场的培育和非公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和条件。
当改革在城市中摸索前行之时，农村的包产到户改革取得了突破，进而形成了农产品自由市场和农村乡镇企业。1982年，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的论点被写进了新宪法，至此，个体经济恢复了合法地位。而随着经济特区的建立，外资企业在中国获得发展机遇。
乡镇企业、个体私营经济、外资经济是原来的计划体制之外的微观经济主体，随着它们的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的经济体系，同时不断冲击着旧的计划经济体制。
从1984年起，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导向日趋明显，经济运行双轨制成为这一阶段最重要的改革特征，实行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并行管理形式，并根据“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放活”的原则，逐步缩小了指令性计划的范围。
在1987年，中央已明确了要加快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和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继续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的改革方向，但还没有捅破那一层遮盖市场经济的“窗户纸”。
在改革最初的13年里，市场的力量不断壮大，从而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其中，计划经济的社会覆盖面日趋缩减，计划经济体制的主导地位日渐动摇。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性突破发生在1992年，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这意味着中国的改革从此告别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进入了全面推进的阶段。
1993年秋，中国为经济体制改革制定了总体规划和行动纲领。1997年秋，解决了改革中所遇到的一些理论性问题，特别是关于所有制的问题。随后，有关改革的基本思想作为一项修正被写入宪法。
在进行上述一系列改革时，中国吸取了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极其重视国家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因此，在1993年至1995年，当通货膨胀压力再次来临时，政府及时出台了强有力的应对措施及时整顿金融秩序，并在1996年实现经济“软着陆”。随后，在1997年后又成功地化解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通货紧缩。面对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的复杂环境，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着快速增长，这表明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体制已日趋完善。至此，中国第二次经济体制转型已基本完成。在201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指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为中国经济转型再发展确定了方向。
2.经济转型的特点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据国际经济环境变化与自身的发展条件，渐进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其运行特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1）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相结合
在经济管理和资源配置方面，中国采用的是政府指导市场调节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与日本和韩国所采用的“东亚模式”有相似之处，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由于国有经济在经济体系中发挥着主导和核心的作用，因此，中国政府比日本和韩国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更大。中国逐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政府部门通过编制经济发展规划和宏观财政、货币、产业政策等方式对市场的运作进行引导和干预，以促进经济健康发展。显然，如果仅靠市场来推动工业化进程，或仅靠价格机制来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必将缓慢得多，但是如果通过政府正确的引导来推动工业化进程，社会资源将有效地集中在经济发展的关键领域，必能有力地推动经济的发展。采用这种发展模式的缺点是政府直接参与社会资源的配置活动，容易滋长社会腐败现象；另外，一旦政府的决策不当，对经济发展不但无益，反而有害。
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国家体制的改革使企业从被动地完成上级的经济指令活动向自主开展创造性的经济活动转变，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和民营企业的发展使得经济的微观架构得到彻底改造，作为经济主体的企业拥有自主经营权，企业高效率运营使之能并且更迅速地应对市场的需求变化。
中国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正确引导和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市场调节本身所固有的自发和盲目的弱点，从而确保了经济的稳定和高速发展。（2）大投入高产出
改革开放后，中国选择了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即通过大量地投入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来实现产值的高速发展，所投入强度是其他发展中国家难以比拟的。例如，在劳动力的投入方面，1980年中国投入到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分别为7707万人和5532万人；2009年，这组数据已分别达到21684万人和26603万人。这意味着在中国人口年自然增长率不到1%的情况下，投入到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以每年3.63%和5.56%的速度增加。又如，在资本的投入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基本上都以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递增，在2000年以后，中国固定资产的年增长率基本都在20%以上。再如，在自然资源投入方面，1980年中国年能源消耗量为60275万吨标准煤，到了2009年中国年能源消耗量是306647万吨标准煤，这意味着中国能源的消耗量以每年5.77%的速度增长。
正是有这种以大量的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投入为基础，中国自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实现并持续保持经济繁荣和高质量的就业，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超过9%，人均GDP从1978年的381元增长到2011年的35181元。到21世纪10年代初，全国已有44个城市（其中的人口超过2亿人）人均GDP超1万美元，完成了经济增长和体制转型的双奇迹。
如图2-1所示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历程图。图2-1 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历程（3）发展外向型经济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于发达国家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逐渐将低附加值高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转向发展高附加值高技术密集型产业。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从封闭状态向开放状态转化。当时正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在市场的调节下，中国沿海地区的企业充分利用中国劳动力充裕和成本竞争优势，承接由发达国家转移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设备和技术，以加工贸易的形式大量生产和出口低附加值产品，中国也因此融入了世界产业链。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中部和西部的农民工涌向了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形成了世界上罕见的劳动力大规模跨地区迁移的浪潮，推动了中国加工制造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国成为“世界的加工厂”。到2009年，中国出口贸易已居世界第一位。正是对外贸易的发展，使中国的就业得以提升、资本得以积累、生产能力提高、经济迅速增长，成长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4）引进外国资本
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各级地方政府对引进外国投资方面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以各种优惠措施吸引外国公司来华投资。外国投资逐年增加，1992年我国实际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首度超过了100亿美元，至2001年底，我国已经连续11年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吸收外资国，2010年底已经突破千亿美元大关。外国投资成为补充中国经济发展资本缺口的一个主要来源，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资本保障。2.2 中国经济的发展现状与调整路径2.2.1 中国经济的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经济总量不断增大，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经济质量逐步优化，总体发展水平逐渐提升。统计数据显示，在2003年至2011年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10.7%，而同期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速为3.9%；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从2002年的4.4%提高到2011年的10%左右。201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519470亿元，超过日本的5.3万亿美元，成为在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人民群众对物质与文化的需求稳步升级，而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生产要素优势弱化、生态环境约束加强、产能过剩突出等问题，但整体而言，中国经济体系仍处于健康、快速发展状态。主要表现如下。
1.经济保持增长势头
中国创造了政府宏观调整与市场调节共同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中国政府以扩大内需和实行积极有效的财政货币政策，化解了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对我国经济产生的不良影响，尽管自2013年初已显示出发展放缓趋势，但整体依然保持良性发展势头。
2.经济体制逐步完善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到了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强有力的体制保障。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制度，其中，国有经济发挥了积极的主导作用。在企业内部治理方面，现代企业制度已成为国营和民营企业走向国际、走向强大的治理模式。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虽然得到了一定的完善与发展，但市场垄断、分割等现象依然存在，仍需进一步改革，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并逐渐完善，才能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市场经济体制的生机与活力。
3.分配制度改革见效
我国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多种经营方式、多种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机制等决定了多种分配方式的并存。我国的分配制度改革已取得较大进展，包括明确了劳动力、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明确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但分配制度的多样化也造成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富差距悬殊等社会问题。因此，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对资本、劳动力、土地、管理等生产要素作出正确的评价，使所有生产要素都能得到相应的收入，同时也要兼顾社会的公平与效率问题。只有合理调整收入差距，才能确保社会稳定与人民幸福。2.2.2 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与调整
1.经济发展的问题
中国经济发展举世瞩目，但环境的新变化影响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在国际环境方面，大规模国际产业转移目的地已转向他国，发达国家在新兴战略产业形成新的竞争优势，经济危机导致国际间的贸易萎缩。在国内环境方面，资源与人口的优势渐失，产业结构有待进一步调整，外需减少与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归纳起来，经济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1）体制改革问题
经济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因此，经济体制与运行机制必须为顺应经济发展需求而不断进行调整。在政策的市场经济环境下，需要减少政府部门对市场运行直接干预的权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无所作为。恰恰相反，在市场体系建设、社会服务与管理方面，需要政府部门发挥其不可或缺的作用，而目前，政府部门在这些领域的管理存在许多的不足。例如，有的地方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传统格局没有根本改变；或只追求本地区经济利益，特别是只从增加地方税收考虑问题；或片面追求GDP增长“政绩”，导致政府管理部门走向经济活动的前台而不愿从根本上转变政府职能。又如，有的地方政府对质量、安全、能耗以及污染排放等社会性管制工作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再者，有的地方政府对市场体系的建设不尽如人意，对劳动力、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不能做到有效配置，造成的问题包括：要素资源价格未能真正体现价值，农村劳动力在缺乏社会保障前提下成为低成本劳动力供给的重要来源；资金市场由于实行利率管制，名义利率偏低，人为压低了资金运用成本；地方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通过对土地的“低征高卖”获取利益。（2）发展方式问题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起步于“三来一补”，早期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来的产业大多为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制造业，这种以大量消耗资源和破坏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高能耗、高环境成本的后遗症。据统计，2009年中国每万美元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8倍，是美国和日本的3.97倍和7.92倍，该水平处于中等收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之间。2011年全国六大高耗能行业（即非金属矿物制品、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增加值比2010年增长12.3%，而当年的GDP增长率为9.2%，耗能增长率高出GDP增长率3.1个百分点。一方面，我国能源资源紧缺；另一方面，能源大量消耗产生大量污染环境的废气排放。据统计，2008年中国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占比约为8.9%，是美国的3.56倍，是日本和德国的17.8倍。仅从2013年全国大部分地区出现长时间的雾霾污染事件就可看到，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对环境所产生的直接而巨大影响。
如图2-2所示为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占比图。（3）产业结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较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转移到中国，促使中国外向型经济大发展，中国三次产业的比例结构也逐步得到改善。随着科技的进步，高技术化正悄悄改造着传统制造业，服务业对经济的贡献率也逐步提升，但制造业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发动机”。这一结论，可以从2012年中国的GDP数据中得到证明：该年度第一产业对GDP的贡献为52374亿元，第二产业的贡献为235162亿元，第三产业的贡献为231934亿元，它们对GDP总量的贡献分别为10.08%、45.27%和44.65%。图2-2 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占比
随着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也逐步提高。2010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了4270美元的水平，首次超过世界银行当年界定的中、高收入国家3976美元的分界线，但这个数据仅为美国的10%。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渐渐逝去，利用低劳动力成本参与国际分工将使我国陷入了“贫困的增长”之中。与日本的情况作比较，从1950年至1980年的30年间，日本的经济快速增长期，其工资的增长速度比美国快70%，到19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而从1978年至2004年经济高速增长的26年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却只有日本的1/24。这种以牺牲劳工利益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模式将带来不断增加的社会矛盾。造成这种社会现象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产业的技术结构问题。中国经济的大发展是以处于国际产业链附加值低端的制造业为基础的，这种技术结构缺乏竞争力，缺少话语权，经济效益低，由其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劳动生产率较低，人均国民总收入不能跟上国家GDP的高速增长。（4）驱动模式问题
消费、出口、投资被称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由于对外贸易和投资是中国经济主要增长极，因此，中国在贸易、能源、资源等方面对国际经济体系有较强的依赖性，在美国次贷危机与欧债危机爆发前，中国进出口贸易额占GDP的比例高达67%。长久以来，美、欧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在世界金融危机后的数年间，美国失业率一直徘徊在9%左右，欧元区失业率也达到了近10年来的最高值。美、欧居民消费能力持续下滑，直接影响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采取了扩大投资和其他经济刺激措施。这些行为虽化解了世界金融危机的正面冲击，却导致了中国在后期出现高地方债务风险、高房价、高铁路投资负债率等问题，充分暴露了中国现行这种以出口和投资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存在严重问题。（5）技术依赖问题
我国在推动技术进步方面做了许多努力，在诸如航天等一些新兴产业和战略制高点也取得世界先进的地位，在各产业的技术及产品创新方面也有突飞猛进的成就。以2011年中国专利申请量为例，该年度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占全球27.6%，居全球第二。尽管如此，由于在改革开放初期，大量外资企业到中国投资的一个主要动力就是中国拥有低成本劳动力，中国沿海地区的大多数中小企业也迎合国际产业转移需求，承接转移来的产业低端设备和技术，同时大量引入内地的农民工来生产低技术含量的低附加值产品。30年过去了，相当一部分企业在技术和产品上的创新并没有取得重大突破，而只是进行有限改良。这种主要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参与国际产业链分工的发展模式，必将导致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而且没有竞争力。因此，当金融危机来临时，引发一波缺少竞争力的中小企业倒闭浪潮。例如，受金融危机影响，广东省在2008年1月至10月期间倒闭的企业总数达7148家。虽然有大量使用廉价劳动力的工厂依然存活，但由于企业自身没有能力突破技术依赖的发展“瓶颈”，且缺乏核心技术优势，因而在产业价值链中一直处于绝对劣势。（6）老龄社会问题
在物质快速丰富和医疗水平快速提高的改革开放后，中国也快速进入老龄社会，中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从7%上升到14%所花费的时间为27年，而美国、澳大利亚同样的历程所花费的时间都为79年，法国则为130年。据统计，2010年中国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负担老年人的比例为19%。一般来说，老龄社会问题属社会研究而不是经济研究的范畴，但老年人的健康与养老服务却是经济发展需要考虑的问题。事实上，中国老年化先于工业化，这一进程给当今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巨大压力，当然，这也给发展生活性服务产业提出一个新的课题。
2.经济发展的机遇（1）战略发展机遇
西方提出的“中国威胁论”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9·11事件”后，美国把主要注意力暂时转移到“反恐”事务，中国获得了十年的战略机遇期。“9·11事件”十年后的2012年，美国宣布重返亚太地区，并高调介入南海争端，协同日本在东亚制造紧张气氛。事实上，美国的经济实力在下降，而最根本的因素是中国的综合国力显著提高，在与周边邻国扩大经贸往来的同时保持军事威慑。中国周边邻国不太敢向美国一边倒，美国也难以下决心在东亚挑起与中国的直接对抗。因此，有专家预测未来十年仍是中国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2）创新发展机遇
中央非常重视企业层面的创新体系建设，重视企业的转型升级，并采取措施调整房价，引导热衷房地产的投资人转为投资实体经济，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进行技术升级，以形成技术竞争优势。因此，可以说，未来将是更多企业的创新发展机遇期。（3）国内市场发展机遇
据统计，1949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在20%左右，这意味着在当时的人口中，农民占80%，城市居民占20%。到2009年，城镇常住人口大约占到人口总数的46%。随着东南部地区工业高度化并向中、西部扩张，工业化带来的劳动力汇集将加快城镇化建设进程，因此中国未来的城镇化发展潜力很大，其中也隐藏着巨大的商机。（4）金融资本发展机遇
从国际层面看，21世纪的金融危机使金融市场持续动荡，不少发达经济体内部出现了严重的结构性经济问题，而美元的持续贬值又引发了全球市场的混乱，美元的地位与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的可靠性受到了质疑。在此背景下，作为拥有外汇储备最多的新兴经济体，中国的一举一动无疑会受到高度关注。从国内层面看，近30年来，中国基本上是以世界工厂的角色参与全球经济活动的，由此所形成的资本积累已达到相当规模，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已进入实践的探索期。自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供求结构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借助金融主导权调整之机，调整产业资本，做强金融资本，既有外部契机，又有内部需求，更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因为从生产大国向金融大国的发展是所有经济强国的必由之路，中国也不例外，亟须抓住这次机会。
3.战略调整的路径
经济转型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在一定时期内发生的根本变化，经济转型的路径主要包括经济体制转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和经济结构转型。
经济体制转型一般是指由政府制定国家宏观和微观经济的计划经济转向在市场制度下利用市场机制调节资源的市场经济。我国已经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进展和成果，改进的路径主要是深化市场化改革。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是指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的增长方式。其中，粗放型增长方式是指在生产要素质量不变的情况下，单纯依靠扩大生产场地、添加机器设备、增加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来实现经济的增长，而集约型增长方式是指依靠生产要素质量和使用效率的提高，以及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提高资金、设备、原材料的利用率等来实现经济的增长。粗放型增长方式几乎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国际分工中依靠国际市场取得经济高速发展必经的发展阶段，但这种增长方式相应地带来环境压力大、资源损耗多等弊端，反过来将严重制约经济的发展，因而必须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型。其中，产业结构调整重点是：调整农业、工业、服务业结构化比例满足社会发展需求；调整技术结构向高级化发展；实现农业现代化、传统产业特色化、服务业科技化；挖掘内需，形成内外互补的市场结构等等。
经济结构转型是指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型，经济结构的内容主要包括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市场结构、供求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和区域布局结构等。
4.战略调整的举措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这里所讲述的经济转型，主要是指对物质与精神产品的生产、销售及与之相关服务活动的实体经济转型。一般来说，完善的经济转型必然有虚拟经济的积极贡献。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基本目标可以归纳为：充分利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累积的较好基础，适应后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变化发展趋势，把握经济转型面临的时间窗口和机会窗口，化解当前和可预见未来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实现经济社会发展质的突破。
具体而言，中国实体经济要实现转型，必须把推动力从以经济增长为核心转向以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核心，作为各级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推动经济转型发展。具体举措主要包括：（1）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市场主体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改革发展的过程，也是不断增强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的过程。目前，我国国有大型企业治理结构还不完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过多的现象仍然存在，使市场主体的活力受到制约。因此，需要加快改革步伐，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具体举措包括改善市场环境，减少各类审批程序，扩大对外经济开放，有效限制行业垄断等。（2）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经济转型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美、欧诸国“再工业化”产业再造行动实施，我国那些缺乏技术和品牌竞争力的制造产业体系面临被淘汰的风险。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以制造业为例，就是要淘汰落后产能，实现产业的高级化，即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技术、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转型。同时，在组织系统上形成产业协同发展的系统优势，并以之参与国际竞争。（3）内需驱动经济发展
在以投资和外需驱动经济发展模式不能持续的环境下，必须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内需来拉动经济发展，形成内需、外需与投资三者协调驱动的局面。其中，拉动内需的具体措施包括稳妥推进城镇化建设，解决城乡之间、不同区域间居民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生活条件的差距问题，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也包括大力发展新兴的生活性服务产业，如健康与养老服务、旅游与娱乐服务等产业，还包括新兴的生产性服务产业，如现代物流、电子商务等产业。（4）增强创新驱动力
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我国在高端技术创新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科技成果不多，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的机制也不顺畅，如不改变这一状况，在新一轮全球价值链分工调整中将更加被动。增强创新驱动力，就是要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创新体系，占据产业技术“制高点”，发展诸如高端设备制造、高端电子电器设备、制药与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现代物流、电信增值服务等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依靠创新驱动提高质量、效率和效益。同时，在高新技术的应用方面进行二次创新，利用现代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实现传统产业高度化和特色化，既保持我国在传统制造产业的竞争优势，又逐步改变我国长期处于技术依赖的局面。第3章 日、韩与中国港、台地区的经济转型
在当代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涌现了一批经济适时转型的“成功者”，比较典型的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客观分析相关国家和地区在经济转型发展方面的做法，借鉴其成功经验，避免在经济转型中的失误，对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3.1 “二战”后日本产业结构调整与中小企业振兴3.1.1 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二战”前，日本通过体制改革，跟上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步伐，使其国力大增，并成长为亚洲的经济强国，尽管“二战”使其经济受到重创，但在美国的帮助下，日本以制造业为投资亮点，并对经济战略进行了多次调整，使得经济迅速复苏，GDP快速攀升，终于在1968年超过德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步入由第三产业主导的后工业化时代。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国内消费市场疲软、经济监管制度僵化和调控手段失策，日本经济出现了逐步萎缩的趋势，具体体现在：金融机构出现信用危机，重量级企业赤字膨胀，生产设备大量积压等。而在国际市场上曾一度独领风骚的日本产品受到了来自欧美发达国家和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强劲挑战，极大地动摇了人们对日式企业运营模式所持有的高度信心。虽然2012年的日本经济总量落后于中国，但作为一个资本、技术、生产、贸易和消费大国，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依然举足轻重，是一个跟随型后发经济强国的典型。
1.产业结构转型历程
自“二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历程可根据增长速度和产业结构转型的成因划分为四个时期。（1）经济复苏期“二战”中盟军和中国取得的胜利，彻底摧毁了日本军国主义时代的战时体制，也沉重打击了日本的经济基础。1945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跌为1943年的54.2%，其中工业生产和对外出口分别跌至34.9%和7.4%。
为了实现经济复苏，在美军授意之下，战后的日本实施了经济民主化改革，出台一系列促进经济民主化改革的措施，包括：
(1)“财阀解体”。即解散旧式垄断财阀（政商），并通过向社会低价处理战时军国政府大量储备的生产资料和设备，鼓励民营企业的创立和竞争，以形成市场经济体系。
(2)“农地改革”。主要做法是限制地主拥有的土地不超过5公顷，其余作价转让给农户，以瓦解地主阶级对农村经济的封建支配来扩大自耕农的地位，刺激农业生产。
(3)“劳动改造”。主要是通过制定劳动法规，创建和扶持工会组织来保障劳方的合法利益。
此外，作为政治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女性参政”制度的出台从侧面上也起到了配合经济民主化改革的积极作用。针对战后物资极度短缺和基础产业脆弱等客观情况，日本优先发展煤炭、化肥、钢铁产业，向重点企业发放低息贷款。随着复兴事业的发展，市场供求关系逐渐改善，企业经营的好转则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特别是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军工产业的大批“特需”订单给日本的加工出口市场提供了发展机遇，并向自律性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大工业的启动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1956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恢复到了战前的水平。（2）经济高速增长期
1955年之后，日本经济走上高速增长的轨道，制造业的超常高速发展，奠定了日本攀升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基础。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日本的重工业成为主导，原料生产工业的发展带动深度加工业同步发展。到1973年，钢铁和机械等关联产业成为工业发展的主轴，石化和建筑等关联产业成为工业发展的副轴，形成了庞大且门类齐全的工业生产体系。随着工业品种类的迅猛增长及质量的提高，家用电器和小轿车开始进入千家万户，产品出口呈现爆发式增长。1973年日本的出口总值为1955年的55倍。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日本通过跨地区的大型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平衡了区域之间的经济差别，同时引导各类新经济要素向大城市聚集，以保持联系世界经济网络和中心市场的地理优势条件。随着企业经营成果的扩大以及国际企业知名度的提高，日本对企业的治理规范化以及企业文化的建树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重视。终生雇用制、年功序列制和劳资协调型工会运作被作为规范劳资关系的准则，加上集体决策原则、逐级上报制度和全员参与组织效益化活动等规则的推广，逐渐演变成日式企业经营和管理模式。（3）经济安定增长期
1973年的石油危机使资源贫匮的日本在经济上受到沉重的打击，1974年的经济出现了战后第一次负增长，私人住宅需求上升为拉动消费市场的主力。随着超市、连锁店等各类服务业的出现，经济增长进一步向内需主导型倾斜，技术要素推动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也逐步上升，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16%上升为70年代中期的32%，接近资本投入的增值效益。（4）“泡沫经济”期
迫于欧美的压力，在1985年签订广场协议后，日本放松对外汇交易市场的干预，日元对美元的汇率直线攀升。日元升值对日本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作为对策，日本企业纷纷到亚太地区设厂投资，利用当地的人力与资源低成本来增强其产品的竞争弹性度。锻压、冲压、铸造、研磨、模具等基础性技术企业外迁，加速了日本“产业空心化”现象的蔓延，促使大而全的产业技术体系发生结构性变化。另一方面，日元升值提升了购买力，极强烈地刺激了消费者对高档品的消费欲望，加上以美元估算资产账面的虚度升值，引发了一场由金融市场和不动产市场牵头、借贷额度恶性膨胀为基调的“泡沫经济”现象。由于“泡沫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过度脱节，约定期限到期的贷款回收无法兑现，市场、企业和个人信贷发生资金周转不灵的连锁反应，金融环境急剧恶化，导致“泡沫经济”破灭，伴随而至的是“二战”后持续时间最长、情况最严重的经济全面衰退的局面。“泡沫经济”的发生与崩溃出现在调整时期，既有日本经济的竞争力在国际上受到挑战的外部因素，也有日本经济面临结构转型的内部因素，而其经济体制的僵化和监管制度的疲劳，则大大削弱了日本的应变能力和社会信心。
2.经济的发展现状
近代日本的加工贸易兴盛，推动制造业日渐强大，尤其是汽车、电子、造船以及钢铁等产业，在世界居于较高水平，拥有多家国际知名大企业。工业用机器人等自动化设备的附加价值很高，日本工业用机器人的生产量约占世界的70%。工业高度机械化，使日本制造业具备高生产效率。供应商、生产商和经销商组合成强大的企业联盟参与市场博弈，这是日本形成强大产业竞争力的一个诀窍。日本三菱是其典型代表中的一个。2007年仅在三菱旗下的世界五百强企业就达到了11家，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通用的超级企业财阀。包括日本的电子产品制造商索尼、松下、佳能、夏普、东芝、日立和汽车制造商丰田、马自达、本田、日产等，这些大型企业群体形成了日本制造王国的核心。
日本的服务业，特别是银行业、金融业、航运业、保险业以及商业服务业对GDP的贡献最大，而且处于世界领导地位，其中，日本拥有世界上资产最庞大的银行，如邮储银行、三菱UFJ金融集团、瑞穗金融集团和三井住友金融集团在世界金融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经济趋于不景气，主要原因是80年代末的过度投资造成资产膨胀和证券及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化”，最终在逾放比过高与日元不断升值双重压力下，导致泡沫经济瓦解。多届日本政府所进行的经济改革没有收到立竿见影的成效。直到2002年前后，日本经济有所复苏，并创下了战后最长的景气复苏期纪录。但在2007年后，随着世界经济进入衰退周期，日本经济又陷入困境。而2008年的经济危机加速了日本经济的衰退，体现在工矿业生产指数下降，家庭消费支出减少，零售消费者价格指数下滑等。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日本经济部门都处在危机的旋涡里，例如，本田汽车公司等企业顺应时局的变化，逐步摒弃依据大而冗的产业结构来营造竞争优势，而注重通过发挥国际分工优势保持稳定的经营效益。日本的家电、汽车制造等支柱产业进行自主改革行动，调整发展战略，在战略性技术领域有新突破，确保了在下一轮的国际市场竞争中日本能继续发挥工业大国的作用。应对“泡沫经济”给日本带来较长周期的经济持续低迷局面，日本引以为豪而实际较为僵化的终身雇用制和年功序列制等企业制度，已经开始被企业放弃，以谋求更多的利润。
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政府对产业发展政策也有较大的调整，一改过去死抓亮点产业的思路，转向积极扶持创新型产业的发展，政府对开发基金的分配也做出相应的调整。在日本经济企划厅制订的长期发展计划中，今后的发展重点将由以重工业为主导向信息与通信、医疗福利和文化生活关联产业为主导转移。21世纪10年代后，日本政府进一步加大对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企业重塑国际竞争力，希望借此促使日本的新兴产业进一步发展。3.1.2 日本中小企业振兴支援及其启示
1.中小企业振兴支援的背景
在日本，对中小企业定义的范围，依行业的不同，其所对应的资本金数与从业人员数也不同，如表3-1所示。表3-1 日本中小企业的界定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