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黎大祥、张振华、黎树科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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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威地区西夏遗址调查与研究试读：
总序
近些年来，西夏学发生了两项重大变化。
一是大量原始资料影印出版。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夏学界的不懈努力下，我国相继出版了俄、中、英、法、日等国收藏的西夏文献。特别是《俄藏黑水城文献》刊布了20世纪初黑水城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献，其中包括涵盖8000多个编号、近20万面的西夏文文献，以及很多汉文及其他民族文字资料，实现了几代学人的梦想，使研究者能十分方便地获得过去难以见到的、内容极为丰富的西夏资料，大大改变了西夏资料匮乏的状况，使西夏研究充满了勃勃生机，为西夏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此外，宁夏、甘肃、内蒙古等西夏故地的考古工作者不断发现大量西夏文物、文献，使西夏研究资料更加丰富。近年西夏研究新资料的激增，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二是西夏文文献解读进展很快。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过国内外专家们的努力钻研，已经基本可以解读西夏文文献。不仅可以翻译有汉文文献参照的文献，也可以翻译没有汉文资料参照的、西夏人自己撰述的文献；不仅可以翻译清晰的西夏文楷书文献，也可以翻译很多难度更大的西夏文草书文献。翻译西夏文文献的专家，由过去国内外屈指可数的几位，现在已发展成一支包含老、中、青在内的数十人的专业队伍。国内外已有一些有识之士陆续投身到西夏研究行列。近几年中国西夏研究人才的快速成长，令学术界瞩目。
以上两点为当代的西夏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西夏文献、文物研究蕴藏着巨大的学术潜力，是一片待开发的学术沃土，成为基础学科中一个醒目的新学术增长点。
基于上述认识，我于2011年初向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和陈奎元院长呈交了“西夏文献文物研究”重大项目报告书，期望利用新资料，抓住新的机遇，营造西夏研究创新平台，推动西夏学稳健、快速发展，在西夏历史、社会、语言、宗教、文物等领域实现新的突破。这一报告得到奎元院长和院科研局的大力支持，奎元院长批示“这个项目应该上，还可以考虑进一步作大，作为国家项目申请立项”。后经院科研局上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办公室，被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领导小组批准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责任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我忝为首席专家。
此项目作为我国西夏学重大创新工程，搭建起了西夏学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资料建设的大平台。
项目批准后，我们立即按照国家社科规划办“根据项目申请报告内容，认真组织项目实施，整合全国相关学术力量和资源集体攻关，确保取得高质量研究成果”的要求，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和宁夏大学西夏研究院为基础，联合国内其他相关部门专家实施项目各项内容。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杜建录为第二负责人。为提高学术水平，加强集体领导，成立了以资深学者为成员的专家委员会，制定了项目管理办法、项目学术要求、子课题中期检查和结题验收办法等制度，以“利用新资料，提出新问题，凝练新观点，获得新成果”为项目的灵魂，是子课题立项和结项的标准。
本项目子课题负责人都是西夏学专家，他们承担的研究任务大多数都有较好的资料积累和前期研究，立项后又集中精力认真钻研，注入新资料，开拓新思路，获得新见解，以提高创新水平，保障成果质量。
这套“西夏文献文物研究丛书”将发布本项目陆续完成的专著成果。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人文分社社长宋月华了解了本项目进展情况后，慨然将本研究丛书纳入该社的出版计划，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成果出版计划给予出版经费支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办公室批准使用新公布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徽标。这些将激励着我们做好每一项研究，努力将这套大型研究丛书打造成学术精品。
衷心希望通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的开展和研究丛书的出版，能够进一步推动西夏学研究，为方兴未艾的西夏学开创新局面贡献力量。史金波2012年8月11日
内容提要
武威在西夏兴亡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国内西夏遗址与文物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武威发现的西夏遗址、文物不仅数量较多，而且独具特色，是研究西夏历史文化的珍贵资料。本书是在长期调研工作的基础上，又经过对百余处遗址的实地考察，并进行深入研究取得的研究成果。本书按照遗址性质分类，对甘肃省武威市及周边县区西夏历史文化遗存的保存现状、出土西夏文物的基本情况以及这些遗址和文物的重要价值及意义做了进一步论述，获得了新的发现和认识。本书核实了已经确认的西夏遗址，确认了一些存疑的西夏遗址；同时也新发现了一些西夏遗址及实物，对武威地区境内的西夏遗址和出土文物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纠正了以往的一些认识误区。
本书对武威市及其周边县区的西夏文化遗址进行了一次全面而系统的梳理与普查，对这一地区的西夏文物遗址进行了认真研究，系统地建立起了武威市及其周边地区西夏遗址档案，既有个案遗址介绍、文物研究，又有对同类遗址性质及其价值的探讨论述，为深入研究西夏历史文化和地方史提供了科学的资料，也为西夏故地其他地区西夏遗址调查与研究课题的实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绪论
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体，于公元11世纪至13世纪初，在我国西北地区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宋宝元元年（1038），元昊称帝，定国号“大夏”，自称“大白高国”“白高大夏国”。因其在宋西边，在汉籍中习惯称为西夏，另有唐古、唐兀、河西、弭药等称。与辽、北宋、金及南宋先后鼎立。传10代，至1227年被蒙古所灭。西夏极盛时，疆域包括今宁夏、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甘肃西部、青海东部和新疆东部。其典章制度多仿唐、宋，创制了西夏文字，以儒学治国，崇信佛教，大量翻译汉文典籍和佛教经典，创造了辉煌而独特的西夏文明。但由于蒙元对西夏的毁灭性打击，文物典籍毁坏殆尽，元朝也没有为西夏修一部专史，使这个显赫一时的王朝显得格外神秘。一 武威西夏遗存概述
西夏立国近两百年，丝绸之路重镇凉州作为其陪都，是其立国的基础，也是西部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西夏之所以能创造出辉煌而独特的文化，原因就在于立国后没有中断河西文化，而是在突出党项民族文化的基础上，从河西文化中积极吸取养分，发展儒学，弘扬佛教，使儒学和佛学成为强化其统治的两大精神支柱；对河西地区的回鹘、吐蕃等其他民族文化也是兼容并包，最终形成了多元独特的西夏文明。可以说，西夏文化不仅是对汉魏、隋唐河西文化的一种继承和创新，还极大地丰富了河西文化的内涵。对河西文化的吸收继承，尤以西凉府——武威地区为最。纵观西夏一朝，西凉府在其兴亡的历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境内保存有极为丰富的西夏文化遗存，为揭开西夏神秘的面纱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西夏灭亡后，建立西夏王朝的党项族，以及他们创造的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渐渐消失得无影无踪。首先揭开西夏面纱的是清代著名学者、金石学家武威人张澍。清嘉庆九年（1804），张澍游览凉州大云寺时，在封闭的碑亭中发现了一块石碑，石碑正面的文字“乍视，字皆可识，熟视，则无一字可识”。之后，张澍根据石碑背面的汉文才知道，此碑是西夏天祐民安五年所立的护国寺感通塔碑，正面和汉字相似的方块字正是消失已久的西夏国字——西夏文。张澍也成为第一个辨识出西夏文字的学者。西夏碑的发现，使西夏王朝的身影再次进入世人的视野，从此拉开了近代西夏学研究的序幕。
就在发现西夏碑的第二年，即1805年，金石学者刘青园在武威发现了几坛钱币，其中有西夏文“大安”“乾祐”“天庆”以及汉文“元德、天盛、乾祐、天庆、皇建、光定诸品”。他根据西夏碑上的文字，判断出其中的梵字钱即“西夏文钱”，这是西夏钱币在考古史上第一次有明确文献记载的重大发现，使得西夏钱币在钱谱中初具规模，形成系列，成为人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1909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先后三次从黑水城遗址盗掘走了大量西夏文献和文物，仅文献就有数千卷之巨，其中绝大部分是西夏文文献，今仍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和冬宫博物馆。1914年，斯坦因在黑水城遗址也得到了不少西夏遗物，现藏于大英博物馆。随着西夏文献、文物的大批发现，西夏学研究也逐渐兴起。在20世纪以来的近百年间，国内外西夏学研究的资料和成果大大增加，研究领域也逐渐从语言文字扩展到西夏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军事、宗教、风俗等广泛领域。经过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基本上弄清了西夏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面貌，揭开了西夏王国的神秘面纱。
在西夏文物遗址中，甘肃武威是要特别提及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武威境内又发现了多处西夏历史文化遗存，是发现西夏遗址最多、出土西夏文物最多的地区之一。西夏遗址和大量文物的发现，成为研究西夏历史、揭示西夏文化的珍贵资料。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武威发现了许多西夏遗址，出土了大批的西夏文物，为国内外学者研究西夏历史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1952年、1972年和1989年，在武威天梯山石窟、张义小西沟岘修行洞遗址、新华乡亥母洞石窟寺遗址发现了大批西夏文物文献，出土西夏文、汉文社会文书，西夏文、藏文佛经，西夏文药方，唐卡，造像，印花绢帛，西夏文木牍，竹笔，木刮布刀等文物千余件，为研究西夏社会历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特别是在武威小西沟岘修行洞遗址出土的珍贵西夏文文书和文物，数量多、内容丰富，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首次发现的大宗西夏文物。其中被认为与现代硬笔有某种亲缘关系的竹笔和木刮布刀是国内外绝无仅有的。亥母洞石窟寺遗址出土的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被专家认为是西夏泥活字版佛经，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泥活字印刷实物。修行洞遗址和亥母洞石窟寺遗址也因出土大批西夏文献而被学术界誉为“西夏藏经洞”。
20世纪70～90年代，在武威市西郊附近先后发现7座西夏墓，出土文物百余件。其中出土彩色木板画30多幅，是西夏统治阶层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西夏社会等级差别的缩影，画中人物的服饰、器物、兵器等都是极难得的有关西夏社会生活的实物资料。同时出土的诸多木制家具，在国内也极为罕见。葬具木缘塔更是研究西夏葬俗的珍贵实物。
1981～1994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武威市文物部门在武威市古城乡塔儿湾发掘了西夏瓷窑遗址，出土了大批西夏瓷器。这些瓷器种类繁多，釉色复杂，部分瓷器上还墨书汉文和西夏文题记。这是迄今出土西夏瓷器中种类和数量最多、釉色繁杂的重大发现，证明古城乡塔儿湾瓷窑是西夏西部重要的官办瓷窑。此外，在武威城区发现十余处西夏窑藏，出土金碗、银锭、铜火炮、铜铤、瓷器、铜器、钱币等文物，以及碑刻造像、石磨等，在国内外西夏文物中独树一帜。武威出土的西夏文物，反映了其作为西夏陪都的重要历史地位。
西夏社会笃信佛教。西夏时期的河西，寺院广布，塔庙林立，是重要的佛教中心和佛经译场。据“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汉文碑文记载：“近自畿甸，远及荒要，山林溪谷，村落坊聚、佛宇遗址，只椽片瓦，但仿佛有存者，无不必葺。”皇家寺院凉州护国寺，规模宏大，僧侣众多，香火旺盛。寺内感通塔多有灵瑞，被称为“护国宝塔”和“凉州金塔”。
已有900多年历史的张掖大佛寺，是西夏修建的众多寺院中至今仅存的一座。寺内的大卧佛，基本上是西夏原塑，是全国现存最大的室内卧佛。永昌御山圣容寺等也是西夏重要的佛教寺院。西夏中后期，藏传佛教走出青藏高原，传播到河陇地区，为蒙元时期“凉州会盟”的成功举行奠定了坚实的宗教基础。莫高窟在西夏人心目是佛教的“世界众宫”。河西走廊成为西夏京畿之外最为重要的佛教中心。西夏景宗和仁宗还亲自到凉州巡察，并在此烧香礼佛。
西夏文化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武威西夏文物遗存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级别高、价值大，是推动西夏学深入研究的珍贵资料，更是甘肃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重要内容，是推动甘肃文化旅游事业大发展、大繁荣的特色资源。二 武威西夏文物及遗址研究状况
对武威境内西夏遗址和文物的研究，肇始于1804年张澍在大云寺发现西夏碑。国内外对武威西夏遗址的研究状况，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804年至20世纪初期
1804年，著名学者武威人张澍在凉州大云寺发现了“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拉开了西夏学研究的序幕。他撰写了《西夏姓氏录》《凉州府志备考》《西夏纪年》。1805年，武威当地发现一坛窖藏货币，金石学者刘青园从中发现了西夏“元德、天盛、乾祐、天庆、皇建、光定诸品”，他根据西夏碑文字，判断出其中的梵字钱，即“西夏文钱”，从此，西夏铸造的钱币正式列入中国钱币书谱。1898年，法国人戴维理亚发表了《凉州西夏碑考与西夏王国的文字》，提出“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的西夏文与汉文不是简单的对译关系。英国人卜士礼通过“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推断出居庸关石刻为西夏文。1923年，罗福成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全文发表了“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的汉文和西夏文碑文，以及西夏文碑文的译文。第二阶段：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
1953年3月，浙江美术学院教授史岩先生参加中央美术学院敦煌文物考察队，1954年7月对天梯山石窟的13个洞窟进行了调查，1955年发表了《凉州天梯山石窟的现存状况和保存问题》，对窟内西夏时期的遗物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和介绍。1952年，天梯山石窟大佛洞发现了一批西夏文献。1958年，在天梯山石窟搬迁过程中，又发现了一批西夏文献和壁画。陈炳应先生《天梯山石窟西夏文佛经译释》一文对此进行了介绍和研究。1964年，日本学者西田龙雄重新翻译了“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的西夏文碑文，校正了罗氏译文的多处错误。1972年，在武威张义乡小西沟岘修行洞发现了一批西夏佛经、医药方、占卜辞、日历、请假条、竹笔、钱币等，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首次发现大量的西夏文物，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发现一批西夏文物》对此进行了介绍，王静如、史金波、白滨先生先后撰文对其中的文献进行了详细考证研究。1977年，在武威西郊林场发现了两座西夏墓葬，出土了大量西夏文物，宁笃学、钟长发撰写了简报，国内相关学者对其展开了研究。1978年，武威地区文物工作队对永昌县境内后大寺西的一处遗址进行了清理发掘，发现了西夏千佛阁遗址。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
这一时期，随着武威城乡建设和第二次文物普查工作的开展，武威发现了许多西夏遗址。1980年，在南营乡发现了瓷器窖藏，钟长发撰写了发掘简报；同年，在武威针织厂发现了一批西夏窖藏，出土了铜火炮、瓷器等文物，党寿山发表了相关论文；1984年、1987年、1992年、1993年，武威地市文物部门及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塔儿湾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孙寿龄、党寿山、黎大祥等对其进行了介绍和研究；1984年，史金波先生通过研究“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的碑文，发表了《凉州感应塔碑西夏文校译补正》，对“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的西夏文碑文进行了重新译证，使碑文的译释更准确、更全面；1987年，新华乡缠山村村民在亥母洞发现了一批西夏文献文物，武威市博物馆对其进行了清理发掘，孙寿龄、黎大祥、史金波、陈炳应等对出土的文献文物进行了考证研究；1987年9月，在武威城内署东巷发现了一批西夏窖藏文物，出土银锭、金碗、金钵、金撮、金链、宋代钱币、瓷片、铁器等文物，党寿山、黎大祥对此进行了研究；1981年、1989年、1997年，在武威体校、西郊十字路口、奔马饮料厂、西关武警支队家属院先后发现了五座西夏墓葬，出土了木棺、灵骨瓶、瓷器、买地券、钱币等诸多西夏文物，宁笃学、孙寿龄、朱安、姚永春等发表了清理发掘简报，陈炳应、史金波、黎大祥等专门就出土文物进行了研究。
武威境内出土的西夏文物，在全国西夏文物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为学术界解读西夏历史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西夏学界都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其中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西夏探古》，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西夏文化》《西夏社会》，牛达生《西夏遗迹》，陈育宁、汤晓芳《西夏艺术史》，黎大祥《武威文物研究文集》《武威文物精粹》对武威境内西夏遗址和文物研究着力最多。但是，总体而言，目前学界的研究，还没有从整体上全面、系统地把握武威境内的西夏遗址和文物。三 武威地区西夏遗址调查研究
武威在西夏兴亡中占有重要地位。迄今为止，在武威发现的西夏遗址、文物不仅在数量上全国最多，而且独具特色，是研究西夏历史文化的珍贵资料。所以，对西夏西凉府境内的西夏遗址进行一次彻底的调查与研究，有助于全面掌握西夏遗址的概况，有助于学术界进行西夏历史、地理、经济、政区、宗教、葬俗等各个方面的深入研究。201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史金波先生担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西夏文献文物研究”获准立项。鉴于武威丰富的西夏文化遗存及其在西夏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武威市西夏遗址、文物、文献研究受到项目组关注。后经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院长杜建录教授提议推荐，武威市博物馆黎大祥馆长、武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张振华所长作为项目负责人联合申报的“武威地区西夏遗址调查与研究”，经专家委员会评审，作为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西夏文献文物研究”重点项目子课题予以立项资助。“武威境内西夏遗址调查与研究”立项后，课题组根据过去武威考古发掘情况、西夏文物的出土情况，并在以往三次文物普查资料的基础上，全面梳理了武威市所辖凉州区、民勤县、古浪县、天祝藏族自治县及武威周边的金昌市永昌县、白银市景泰县境内的西夏文化遗存及考古资料。课题组几经讨论，先后数次修改课题大纲及方案，自2012年5月开始，在相关文博单位的配合下，历时两年多，实地考察了百余处遗址，核实了已经确认的西夏遗址，确认了一批存疑的西夏遗址，同时也新发现了一些西夏遗址，进一步丰富了武威西夏历史和西夏文化遗存，系统地建立起了武威市及周边地区西夏遗址档案，为以后深入研究武威境内的西夏历史文化提供了科学的考察资料。
在考察报告的基础上，本课题按照遗址性质分类，对文化遗存的保存现状、出土西夏文物的基本情况、遗址和文物对于揭示西夏历史文化的重要价值及意义进行了深入的论述。总之，“武威地区西夏遗址调查与研究”既是迄今为止对武威及其周边地区西夏文化遗址最为全面而系统的梳理与普查，又是对这一地区西夏文物遗址的科学研究。经过课题组的努力，取得了新的发现和研究成果。
一是发现了一批新的西夏遗址。在本次调查中，课题组对一些疑似西夏时期的遗址进行了详细的实地考察，结合出土文物，确认并新发现了一批以往没有确认的西夏遗址。如在古浪县古丰乡西山堡村寺屲山调查时，发现了一处大型西夏寺院建筑遗址。该处遗址以剔刻花瓷器残件、黑釉或白釉瓷碗残件、绿釉建筑构件等为代表的西夏文化特征明显，规模较大，是近年来武威地区西夏考古研究中的又一重大发现。特别是在文化层中发现的一佛二弟子瓦当，为研究西夏建筑艺术提供了新的材料，填补了西夏建筑艺术的空白。新发现的“敏公讲主江南求法功德碑”，为研究元代武威西夏遗民提供了新资料。通过实地勘察、走访耆老，结合出土遗物，提出由原武威市政府大院搬迁至现武威海藏寺的凉州府衙署大堂，是西夏时期西凉府大堂建筑遗存，为研究西夏官府建筑提供了实物材料。
二是确认了一批西夏遗址。武威地区西夏遗存中，古城遗址以往都没有受到关注。如，在历次的文物普查和研究中，凉州区的高沟堡城址和团庄营儿城址，民勤县的东安城址和红沙堡城址，古浪县的干城古城，以及天祝县的松山古城等，都被定为明清时期的军事营堡。但通过课题组的实地调查，结合古城地表遗存和地方志记载，上述古城应该是西夏时期修建、明清时期再次被利用的。特别是凉州区团庄营儿城址、高沟堡城址，民勤县红沙堡、东安堡的西夏、元代文化遗存较为丰富。这些古城遗址的确认或发现，填补了武威西夏遗址中的空白，为研究西夏时期武威及其周边地区的军事防御和聚落遗址提供了新材料。对永昌县花大门石刻遗址的首次全面调查研究，确认其是一处西夏、元、明时期的藏传佛教石刻塔群遗址，纠正了以往地方文博部门认为其是元代遗址的观点。在梳理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建筑遗存特点，提出现存的武威文庙是在西夏西凉府圣庙的基础上扩建而来。
三是对主要或尚未研究的西夏文物进行了详细考论。如，“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是西夏学研究中的重要碑刻资料，以往的研究都集中在对碑文的考释及其价值上，但碑座独特的天马、麒麟、双狮、莲花浮雕艺术却被忽略。这次的研究，在介绍碑座发现过程与图案的基础上，还进一步讨论了浮雕图案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同时还对“感通塔”的名称源流进行了详细考论，丰富了“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研究的内容。为使学术界全面了解西夏护国寺的全貌，还详细梳理了凉州护国寺的沿革变迁。
总之，“武威地区西夏遗址调查与研究”课题的开展，既是对武威及其周边地区西夏文化遗址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普查，也是对该地区西夏历史文化的系统梳理和研究，既有具体的文物研究，又有对同类遗址性质及其价值的探讨论述，为学术界进一步探究西夏历史文化提供了科学的资料，也为以后西夏故地其他地区西夏遗址调查与研究课题的实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第一章碑刻造像
半个多世纪以来，从考古出土的西夏文献以及相关的史籍记载来看，西夏的碑刻造像种类几乎与中原王朝一样齐全，特别是考古发现的一些碑刻造像，已成为西夏社会发展各个方面最为原始和真实的记录，十分珍贵。西夏文字碑刻，始于1036年西夏颁布文字。西夏亡国（1227）以后，西夏文字仍为党项族所使用。明末仍有西夏文石刻。20世纪初，大批西夏文献出土，引起中外学者的重视。西夏文字有篆书、楷书、行书、草书四种字体。篆书多用于碑额，楷书则用于石刻正文，草书只用于文献稿件等。全国现存多处西夏文石刻，保存在今甘肃、宁夏、河北、北京等地。甘肃省保存的西夏文碑刻中，保存最完整、文字最多、最有研究价值的要数武威出土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正面为西夏文，背面为汉译文；其次为敦煌莫高窟、榆林窟、永靖县炳灵寺石窟的西夏文题刻；此外还有莫高窟、永昌县圣容寺的元代六体文字碑刻，西夏乾祐七年（1176）立的汉、藏文碑刻张掖“黑水建桥敕碑”，以及至正二十一年（1361）立的汉、回鹘文碑刻酒泉“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等。这些碑刻和题记是西夏学研究的第一手资料。至于西夏石雕造像，甘肃境内的主要保存在敦煌莫高窟、榆林窟、张掖马蹄寺、永靖县炳灵寺等石窟群。
武威发现保存西夏时期的碑刻造像较多，也比较重要。近年来，通过对西夏遗址的调查，又发现了一批新资料，特别是西夏碑碑座、“敏公讲主江南求法功德碑”的发现，对杂木寺摩崖石刻造像、覆钵式石塔龛造像以及花大门藏传佛教石刻塔群的调查和研究，为西夏碑刻造像研究提供了新的历史资料，进一步确立了西夏时期石刻造像的历史地位。第一节 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西夏碑”，全称“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清嘉庆九年（1804），金石学家张澍先生在武威城北大云寺封存的碑亭内发现该碑，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先后有戴维理亚、罗福成、王静如、陈炳应、史金波等国内外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该碑是目前国内所存内容最为丰富、研究应用最多的夏、汉文字对照碑刻。由于碑额汉文残缺，西夏文碑额为篆书，学术界对该碑称呼不一。张澍依据汉文碑文中的年号，称其为“天祐民安五年碑”，学界也称其为“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史金波、陈炳应先生根据汉文内容和西夏文铭文的译释，将其校正为“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根据汉文和西夏文碑文内容，西夏天祐民安三年，凉州发生大地震，将皇家寺院护国寺内的感通塔及其他寺院建筑震毁，西夏崇宗和皇太后梁氏发愿，调拨大量人力物力对其进行了大规模修复，竣工后举行了盛大法会，并立碑庆赞，这就是著名的凉州西夏碑。一 国内外西夏碑研究进展
1804年，张澍在大云寺发现了西夏碑，湮没已久的西夏王朝和神秘的西夏文字重新被世人关注。
西夏碑的发现激发了张澍对西夏历史文化探索研究的热情，“此碑自余发之，乃始见于天壤。金石家又增一奇书矣！”他先后撰写了《书西夏天祐民安碑后》《又书西夏天祐民安碑后》两篇跋文，还致力于编纂一部西夏专史。其著作《凉州府志备考》首次收录了西夏碑[1]汉文碑文，并整理撰写了《西夏纪年序》。
1805年，金石学者刘青园在武威发现了几坛窖藏钱币，从中找到了西夏“元德、天盛、乾祐、天庆、皇建、光定诸品”。他根据西夏碑文字，判断出其中的梵字钱，即“西夏文钱”。这是西夏钱币考[2]古史上第一次有明确文献记载的重大发现。
1896年，在英国驻华军事使团任职的卜士礼发表了《唐古特的西夏王朝，其钱币和奇特的文字》，他依据西夏碑拓片，断定居庸关石刻上的文字是西夏文。他还通过将汉文与西夏文对照，解读出了西夏文“大安二年”“大安八年”“三宝”“宝塔”“千缗钱”“天祐民安甲戌五年正月十五戊子日”“八万四千舍利”“黄金十五两”“白金五十两”“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八百二十”“年”，并根据西夏文碑文，识别出其中一枚西夏文[3]钱币是“大安宝钱”。1896年，法国人戴维理亚通过法国驻中国公使热拉尔得到了一份凉州西夏碑拓片，后于1898年发表了《凉州西夏碑考》和《西夏或唐古特王国的文字》两篇论文。他根据凉州西夏碑正面的文字，也认为居庸关石刻上那种尚未解读的文字是西夏文。除此之外，他还指出了凉州西夏碑的西夏文和汉文碑文不是简单的对[4]译关系。
1932年，罗福成对西夏碑上的西夏文和汉文进行了抄录，根据已公布的俄藏黑水城文献《番汉合时掌中珠》，首次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4卷3号）上全文发表了西夏碑的汉文和西夏文碑文，以[5]及西夏文碑文的译文。1964年，日本西田龙雄在其所著的《西夏国语研究》上卷中对西夏碑的西夏文也进行翻译，对罗氏译文多有纠[6]正。20世纪80年代，我国著名西夏学专家史金波在《西夏佛教史略》[7]一书中对西夏的碑文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录文、翻译、考释，对前人研究中的错误进行了纠正。其有关西夏碑的论述，成为学术界研究、引用西夏碑最为权威的资料。陈炳应的《西夏文物研究》在史金波译释的基础上，纠正了录文和译释文的部分错误，并从社会历史、官阶制度、语言文字、土地制度、民族关系、宗教信仰等诸方面对西夏碑[8]进行了全面的研究。黎大祥对发现西夏碑的重要意义进行了论述。[9]
通过对西夏碑研究成果的回顾，可以发现，西夏碑的研究源于学者对西夏文字的解读。晚清至民国时期，主要是借助西夏碑夏汉文字对照的优势，来辨识其他西夏文金石碑刻。俄藏黑水城出土的夏汉对照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公布以来，西夏学学者开始对西夏碑的汉文、西夏文进行全面录文、校对、翻译工作。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夏学研究的深入，西夏碑所蕴含的丰富信息开始被学术界所重视。学术研究转向西夏碑所反映的西夏社会历史、宗教信仰、皇帝尊号、国号纪年、职官制度、语言文字、土地制度、民族关系、社会经济、地震等重要信息。可以说，学术界对西夏碑碑文的解读和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全面揭示了西夏碑碑文的价值。但是，西夏碑是由碑身和碑座构成的，对碑座的研究还没有展开，而且对碑座图像等问题的认识还有诸多误区。西夏碑碑座的浮雕艺术和构图意境，目前还没有专门的解读和研究。二 西夏碑发现的重大意义（一）西夏碑的发现
1804年，著名学者武威人张澍先生与朋友同去凉州（今武威）大云寺参观游览，在大殿后院左边无意中发现一座被砖封闭的建筑，不知里面有什么东西。张澍感到奇怪，就问寺内和尚。他们都说：不清楚，听说很早以前就是这样，谁也不敢打开，否则，将会招来风、雹等灾祸。张澍不相信鬼神，又求知心切，一再要求拆砖看看，并表示自己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和尚们为他的真诚所感动，也为自己的好奇所驱使，才允许打开。拆掉前面封闭的砖块，原来是一块大石碑。清除碑上厚厚的尘土，去看碑文，猛一看，跟汉字楷书体一模一样，都是大家熟悉的方块字；可是仔细一看，却一个字都不认识。张澍命人拆除后面的封砖，看到汉文碑文，才知道这是西夏天祐民安五年（1094）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碑一面不认识的文字，就是西夏自己创造的文字——西夏文。因此，以后也将此碑称为“西夏碑”。1927年，武威发生大地震，大云寺内古代建筑被震毁，西夏碑亭倒塌。20世纪30年代，贾坛、唐发科等人将此碑从大云寺移至武威文庙（现武威市博物馆）保存。1961年，西夏碑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二）西夏碑的发现使世人知道西夏创有文字
西夏文是记录党项羌语言的文字。在元昊称帝前，野利仁荣便受命创制了西夏文，时称番文、番书。大庆元年（1036），为了巩固民族语言文化，增强民族意识，元昊将野利仁荣等仿汉字创的6000多字，颁行境内，并尊为国字，广泛使用，“凡国内文艺诰牒尽易蕃书”。西夏曾用这种文字大量编纂字书和韵书，编写历史和法典，创作文学作品，翻译佛经和汉文典籍，从事文移往来。目前所看到的西夏文献文物就有：佛经、儒家典籍、文学作品、历史著作、字典辞书、官府文书、民间契约、杂记便条、法律典籍、兵法兵书、历日、占卜辞、医药处方和医书、官印、符牌、钱币、铜镜、瓷器、石窟题记、碑刻木牍、审判记录等。总之，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所不包，凡是需要使用文字的地方，都有西夏文字的踪迹。可以看出，由于统治者的重视，西夏短时间内创造出来的新文字，很快在西夏统治地区普遍应用。
蒙古族兴起后，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铁骑攻灭西夏。因为他的死与攻西夏都城兴庆府（今银川）有关，西夏遭到了征服者更加残酷的镇压，西夏的文化典籍被毁坏殆尽。加之西夏地处边陲，作为丝绸之路上的神秘王国，中原学者对其了解甚少。西夏灭亡后，元人没有为西夏修一部专门的史书，而是在宋、辽、金三史内附以传。
从西夏灭亡到元代亡国的140多年中（1227～1368），由于元朝统治者把党项人划入社会地位比较高的色目人，党项人也多聚族而居，得以继续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元代曾大量印施西夏文佛经，元末北京居庸关六体石刻、敦煌莫高窟六体文字石碑，均刻有西夏文字，明代尚有西夏文经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一部分党项民族分散而居，还有一些与当地的其他民族通婚，关系密切，因而民族特性逐渐消失，与其他民族融合。独特的西夏文字也逐渐远离人们的生活。明代中叶以后，西夏文字停止了使用。人们已经不认识西夏文字，甚至不知道历史上还有西夏文字的存在。西夏文字逐渐失传，成为无人能识的死文字。19世纪初，在武威大云寺发现了西夏碑，世人才知道西夏有自己的文字，史学界才看到了西夏文字，进而开始对西夏的历史和文化产生兴趣，从而展开西夏学的研究。（三）西夏碑的发现揭开了西夏学研究的序幕
武威西夏碑立于天祐民安五年（1094）。西夏末年，由于蒙古灭西夏战争的残酷，寺院内的僧人为避免灾祸，才将西夏碑封闭起来。封闭了几百年的西夏碑，被张澍先生发现，不仅使人们看到了西夏文字的原貌，更重要的是为近代人确认、辨识和重新认识西夏文字提供了第一手实物资料，从而揭开了西夏学研究的序幕。在西夏碑发现之前，当人们看到北京居庸关云台门洞内元代至正五年（1345）所刻六种文字中的西夏文时，还误认为是“女真文字”；敦煌莫高窟六体文石碑中的西夏文以及西夏铜钱的铭文，人们都不认识。西夏碑是西夏文和汉文合璧碑，使人们认识了西夏文，这些问题就得到了解决。
西夏碑的发现，是西夏学研究的重大收获。张澍在《书西夏天祐民安碑后》中自豪地说：“按史言，夏国字其臣野利仁荣所造。或云元昊作之，未知其审。此碑自余发之，乃始见于天壤。金石学家又增一种奇书矣！”从此他开始了西夏学的研究。他把当时发现的西夏碑汉文内容收录于《凉州府志备考》一书中。他著有《夏书》（有手稿5捆，可惜未能传世），还著有《西夏姓氏录》《西夏纪年》等。《西夏姓氏录》收集了西夏的各种人物姓名、事迹等，有的还略加考释，是一部研究西夏历史、民族学的珍贵史籍，被罗振玉先生收入《雪堂丛刊》。《西夏姓氏录》为张澍先生所著的《姓氏五书》之一，《清史稿》还称“姓氏五书，尤为绝学”，可见此书的价值。《西夏纪年》全书共有两卷，详细记述考释了西夏党项羌拓跋思恭到元昊称帝后几代君主的历史纪年、重大事件等，收入张澍所著的《凉州府志备考》。以上都是张澍在发现西夏碑之后，在西夏学研究领域取得的成果。西夏碑发现之后，他还作了四首诗，以记事咏怀。其中的一首为：“昔我曾编夏国书，未成而废感焚如。摩碑今日排尘土，译字何人辨鲁鱼？野利仁荣为作者，曩霄兀卒亦参诸。艺林从此添新录，却笑兰泉箧未[10]储。”张澍不仅发现了迄今所知全国乃至全世界唯一保存完整的西夏文碑刻，而且他是近代确认、辨识西夏文字和西夏学研究的第一人，他的发现和研究，为以后西夏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今天，西夏学能在国内外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张澍先生的功劳是很大的，武威也应为此而感到自豪。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武威西夏碑的发现和张澍先生的研究，在中国乃至世界，西夏学的研究可能要推迟一个多世纪（从1804年发现西夏碑到1908年科兹洛夫在我国内蒙古黑水城发现西夏文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在这百年当中发现的西夏文文籍和史料，有可能因无法识读而得不到足够重视，可能会有失传的危险。（四）西夏碑的发现为西夏学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西夏碑高2.5米，宽1米，厚0.3米，两面撰文。一面为西夏文篆书题铭，两行八字，意为“敕感应塔之碑铭”；正文为西夏文楷书，28行，每行65字。一面为汉文小篆题铭，3行12字，全称为“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正文为汉文楷书，26行，每行70字。题铭两侧各有一线刻伎乐菩萨，作翩翩起舞状；题铭上端为云头宝盖；碑文四周以线刻卷草文装饰。西夏碑现存西夏文和汉文各1800多字，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唯一的、西夏文和汉文对照文字最多的碑刻。西夏碑的大部分篇幅记载了一个神奇的故事。故事的大意是：印度阿育王起普天下造塔八万四千奉安舍利，武威郡塔即其数也，自周至晋已有一千余载，中间兴废，经典莫记。前凉张轨修宫殿，正修在此塔遗址上。到张天锡时，宫中多现灵瑞，天锡很诧异，有人告诉他：今天的宫殿修在了阿育王造的故塔基之上。张天锡遂舍宫置寺，复建其塔。西夏统治凉州时，经历了800多年的古塔已倾斜，正要加以修缮，当夜风雨大作，周围的人听到有斧凿声，第二天一看，宝塔已经直立如初；先后之朝（西夏惠宗时期，1069～1086年），西羌攻打凉州，夜里亦有雷电，在昏暗中，塔上现出瑞灯，羌人一看，非常惊骇，慌忙退兵。天祐民安四年（1093）冬天，凉州大地震，又把宝塔震倾，西夏崇宗下令修缮，还未动工，塔又自行恢复原状。西夏崇宗对佛教十分重视，他会集工匠，修饰佛塔，使之焕然一新。碑文歌颂了皇帝、皇太后“发菩提心，大作佛事”的善举，还记载了塔修成后所举办的各种活动，以及当时西夏境内佛塔林立的盛况和书写碑文、篆额、主持或负责修饰塔寺人员的职务和姓名等。图1-1 “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西夏文碑文
碑文的西夏文部分，描述更加详尽，更富有民族特色。碑文开始用对仗工整的语句，宣扬了佛教的教义，接着叙述了凉州护国寺的兴废经过。在记述感应故事时，记载了具体时间，情节上比较详细、生动。在描绘塔修成后的景象时，更显得多姿多彩，美丽庄严。修辞上用对偶句式宣扬佛法，赞美重修宝塔的功用，如行云流水。图1-2 “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碑头
西夏碑碑首呈半圆形，两面正中用汉文和西夏文篆额，两边阴刻对称的伎乐舞女，体态丰满，翩翩起舞，动作优美，造型生动；舞女胸和手腕上有饰物，赤露上身、双肢，下着长裙，婀娜多姿，具有同敦煌飞天一样的艺术特色。碑上的云头宝盖、卷草纹图案，线条流畅，刻工精细；西夏文楷书、篆书结构严谨，书体工整，与生动活泼的伎乐舞女和谐地融合在一起，都是不可多得的西夏线刻和书法艺术珍品。碑座长98厘米，宽80厘米，底沿宽98厘米，高59厘米，石材为当地易风化砂石。四面均采用高浮雕技法，表现了四幅不同主题的画面，正面是双狮舞绣球，背面为缠枝莲花，碑座右侧为麒麟，左侧为飞马，画面形式独特，具有极强的象征性和独特的民族地域性。
西夏碑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在19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的一百多年中，是国内外学者了解西夏文字、探索和研究西夏学的唯一的实物资料。1908年苏联探险队成员科兹洛夫在我国内蒙古黑水城遗址发现西夏文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之前，要了解和认识西夏文，西夏碑是唯一的资料。因此，西夏碑当时被人们称为了解和研究西夏文字的“活字典”。19世纪，法国人毛里斯（M.G.Morlsse）发现了西夏文《妙法莲华经》，通过西夏碑，他知道了300个西夏字的读音和含义，并总结了西夏语语法的某些规则。中国人鹤龄就通过西夏碑推断一些西夏文字的意义，并用以译注西夏文《妙法莲华经》的一页。这一时期，中国发现的西夏文资料、铜钱等也都是通过西夏碑来解读的。
西夏碑的拓片传世后，国内外专家学者更加重视对西夏碑的翻译和研究。对西夏碑进行过著录的有：清《凉州府志备考》《筠清馆金石记》《铁桥金石跋尾》《八琼室金石补正》《金石续编》《西垂石刻录》《语石》《陇右金石录》等。从1898年法国学者戴维理亚的论文《西夏国字研究》开始，研究者络绎不绝，几乎所有的西夏学论文、著作都要引用它、提及它，可见它在西夏学研究中的价值。
1908年发现西夏文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后，1912年，我国学者罗振玉在日本会见当时苏联彼得堡大学教授伊凤阁，得见《番汉合时掌中珠》一页。罗振玉深知该书的重大价值，次年即向伊凤阁借得《番汉合时掌中珠》9页，付诸影印，始在学术界流传。1922年伊凤阁到天津，罗氏又借得全书照片，命其子罗福成抄写，1924年由贻安堂经籍铺刊行。1932年，罗福成根据《番汉合时掌中珠》，首次把西夏碑的西夏文译成汉文，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全文发表西夏碑的汉文和西夏文，以及从西夏文翻译的汉文。其后学术界始知西夏文的意义和读音。学术界称《番汉合时掌中珠》是一把打开西夏学研究大门的钥匙。1964年，日本西田龙雄在其所著的《西夏国语研究》上卷中对西夏碑的西夏文也进行了翻译，对罗氏译文多有纠正。此后，著名西夏学专家史金波的《西夏佛教史略》、陈炳应的《西夏文物研究》都对西夏碑进行过全面的翻译、考释，对前人研究中的错误进行过纠正，对西夏碑的历史价值进行过详尽的论述。西夏碑在研究西夏的社会经济、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西夏国名、帝后尊号、纪年和官制方面，当时的民族关系、佛教盛况方面以及西夏的语言文字、文学方面等，都是丰富而珍贵的资料。
随着西夏学研究的兴起和旅游业的发展，西夏碑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注和学者的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夏碑拓片作为西夏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多次出国展出；宁夏西夏博物馆、甘肃兰州碑林、武威市博物馆复制仿刻了西夏碑，以满足游人参观及西夏学研究的需要。三 护国寺“感通塔”的名称源流
通过西夏碑，可以知道凉州大云寺是西夏的皇家寺院护国寺，而且在该寺内还有一座七级木塔——感通塔。那么，感通塔的名称是怎么来的呢？（一）“感通”源于护国寺的前身：隋代凉州“感通下寺”《魏书·释老志》载：“有王阿育，以神力分佛舍利，役诸鬼神，造八万四千塔，布于世界，今洛阳、姑臧（今武威）、临淄皆有阿育[11]寺，盖称其遗迹焉。”这与武威博物馆所藏“唐景云二年凉州大云寺功德碑”和“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碑文记载相同。“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汉文碑文记载：“阿育王起八万四千宝塔，奉安舍利，报佛恩重，今武威郡塔即其数也……张轨称制……天锡宫中，数多灵瑞，天锡异其事，时有人谓天锡曰：‘昔阿育王奉佛舍利起塔，遍世界中，今之宫乃塔之故基之一也。’天锡遂舍其宫为寺，就其地建塔。”由此可知，凉州大云寺最早为建有佛舍利塔的阿育王寺。前凉时的宫殿就建在塔寺遗址之上。张天锡执政时，弃宫建塔修寺，是为宏藏寺。
1980年5月，在武威城东北角城墙下发现了一块唐天宝元年（742）刻立的“凉州御山瑞像因缘记碑”，碑文记载：隋大业五年（609），隋炀帝西征返回长安时，曾前往凉州番禾县瑞相寺（今永昌县圣容寺）朝拜，遂改名为感通寺。碑文称：“驾还幸之，改为感通寺”，一个“还”字，把隋炀帝至寺的时间讲得非常清楚，这和史书的记载是基本一致的。据唐释道宣撰《续高僧传·释慧达传》记载：大业五年隋炀帝西征，“躬往礼敬厚施，重增荣丽，因改旧颜为感通寺”（也有写作感通道场的），故令模写传形。因此碑残缺，在碑最后还载“□初止此地后，便以此处为白马寺。至宇文灭法，其地之俗居者不多安，遂复施为感通下寺”。据专家研究，此碑的出土地（今武威北城壕附近）原为武威古感通下寺，碑为寺内之物，原置于“感通下寺”中，亦即隋唐时的“凉州大云寺”内。其依据是：“碑发现地和唐大云寺东南角的钟楼相对，并隔后期城墙形成的一线，组成一个寺院。在出土物中，有汉到魏晋，以至隋唐时期的陶瓷残片，至今在该处还随时可得，说明古代人们在此活动的时间久长。同时据碑记载，唐代僧人元明，先曾为御山谷中感通寺僧，后为凉州大云寺僧，居于大云寺；又从御山瑞相的组成，有凉州七里涧的佛首运往。如此[12]等等，我们认为碑文所说的‘感通下寺’当即为唐时的大云寺”。由此可见，隋大业五年炀帝西巡，到凉州番禾县的瑞像寺，御笔题额为感通寺之后，更令天下“模写传形”，使凉州瑞像寺成为海内外名寺，因此出现了许多神话故事。随后，将前凉时的宏藏寺改为感通下寺。到唐代，又将《凉州御山石佛像因缘记》的神话故事勒石刻碑，置于感通下寺内。由此可知，西夏护国寺在隋代时称为“感通下寺”，“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的“感通”之名，最早来自隋炀帝御笔题写之“感通寺”。（二）“感通”源于“凉州御山瑞像因缘”故事
隋炀帝为何将其易名为“感通寺”呢？这还与凉州御山瑞像的预言故事有关。《续高僧传》记载：
至元魏太武太延元年，（刘萨诃）流化将讫，便事西返。行及凉州番禾郡东北，望御谷而遥礼之。人莫有晓者，乃问其故，（慧）达云：“此崖当有像者现。若灵相圆备，则世乐时康；如其有阙，则世乱民苦。”迭行至肃州酒泉县城西七里石涧中死……尔后八十七年，至正光初，忽大风雨，雷震山裂，挺出石像。举身丈八，形相端严，惟无有首。即选石命工雕镌别头，安讫还落，因遂任之。魏道陵迟，其言验矣！逮周元年，治凉州城东七里涧，忽有光现，彻照幽显。观者异之，乃像首也，便奉至山岩安之，宛然符会。仪容雕缺四十余年，身首异所二百余里，相好还备，太平斯在。保定元年，置为瑞像寺焉。乃有灯光流照，钟声飞响，相继不断，莫测其由。建德初年，像首频落，大冢宰及齐王躬往看之，乃令安处，夜落如故，历经数十，便以余物为头，终坠于地。后周灭佛法，仅得四年，邻国殄丧，识者察之，[13]方知先鉴。虽遭废除，像犹特立。
北魏太武帝太延元年（435），高僧刘萨诃西行弘法，至凉州番禾郡御山时，预言此山以后当有像现，宝像出现时，若身首完备，预示着世乐时康；若宝像残缺，预示着天下离乱，黎民饥馑。他一路西行，到达肃州酒泉县城西圆寂了。正光初年（约520），忽然天降暴雨，雷震山裂，番禾御山岩崖上挺出一尊石像，身高一丈八尺，形象端庄威严，只是没有佛头。当地官员和居士选择石料，请工匠雕塑一个佛头。佛头安装在佛像上，不久就掉了下来，人们只好听任佛像无头。此时北魏政道衰颓，世乱民苦，刘萨诃的预言应验了。到了北周保定元年（561），凉州城东七里涧忽然有神光出现，昼夜通明。看到的人觉得很奇异，就前往看看究竟，却是一个佛像头，僧俗把佛头迎送到番禾县御谷山进行安装，结果“飞而暗合，无复差殊”，于是官民“悲欣千里”，从此，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这正好又应验了刘萨诃“宝像身首俱全，预示着世乐时康”的预言。到了北周末年，石佛的佛首多次跌落，僧俗惊恐，朝廷知道后，派齐王亲自前往调查。过了不长时间就出现了饥荒、兵乱和北周武帝禁寺灭佛的事。这就又证实了刘萨诃“若宝像残缺，预示着天下离乱，黎民饥馑”的预言。敦煌莫高窟第72窟南壁通壁绘有《刘萨诃因缘变相》，即以刘萨诃预言凉州番和郡御山谷出像为主，反映了刘萨诃的其他事迹，画面就有石佛像出现、僧俗另制佛首安装复落、凉州七里涧出现佛首、僧俗抬送佛首到御山安装等场景，画面上有“圣者刘萨诃和尚”“盘和都督府御谷山番和县北圣容瑞像”等题记30多处。凉州御山瑞像的故事在吐蕃占领时期开凿的第231窟和第237窟佛龛录顶东坡，画中有两个画像，榜题：“盘和都督府仰御山圣容像”。在五代初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开凿的莫高窟第98窟、五代末曹元忠及其妻翟氏开凿的第61窟、第55窟北屏的后面，都画有以上内容。而在武威第十陆军医院附近出土的《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石碑就明确记载了这一故事。此外，在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绢画中，也有以番禾御谷山中石佛瑞像故事为内容的画面。莫高窟彩塑雕像中，还有几个窟是以番禾御谷山中石佛瑞像作为窟室主尊佛像而雕造的，如莫高窟第300窟等。根据“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碑”碑文记载，隋大业五年（609），崇信佛教的隋炀帝西巡至凉州御山瑞相寺时，闻听了刘萨诃预言御山瑞像故事后，有感于御山瑞像的感应神灵，遂将寺名改为“感通寺”，并令天下“模写传形”，凉州宏藏寺也随之改名为“感通下寺”，武周时期又更名为大云寺，西夏统治时期则为皇家寺院护国寺。图1-3 “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汉文碑文（三）“感通塔”之名来源于佛塔数次显灵
据西夏碑记载，凉州护国寺之感通塔，前身是阿育王分佛舍利在中国所建佛舍利塔之一。前凉王张轨执政时，将其宫殿建在凉州佛舍利塔之上，其孙张天锡登基后，“宫中数多灵瑞，天锡异其事。时有人谓天锡曰：昔阿育王奉佛舍利起塔，遍世界中，今之宫乃塔之故基之一也。天锡遂舍其宫为寺，就其地建塔，造七级宝塔”。北周保定元年（561），凉州七里涧出现御山谷中佛像之首。吐蕃统治时期，“塔属番地，常为修治，求福供养，乃现瑞像，可为国土支柱。”西夏大安二年（1075），“塔基欹仄。识净皇太后，珍陵城皇帝等，供给种种，命遣监、匠等。每欲荐整，至夕皆风大作，塔首出现圣灯，至天明自然已正如前。”西夏大安八年（1081），“东袭汉，心体具备，大军一发，包围□□。”“羌军来攻凉州，其时，黑风漠漠，伸手相执莫辨，（忽然）灯光煌煌绕塔，二军自然败走，由此莫敢窥视。”天安礼定二年（1086），“频频烧香，布施愿文等，令载不绝。再巡汉地，皇太后所乘坐骑一出，尔时夜灯光大放，一出一灭，光明如过午日，乃深入汉之地望。”西夏天祐民安三年（1092）冬天，“武威地震，塔又震仄，凌云势挠，欲治工亿，龙天护持，何假人力。”凉州大地震，又把塔震斜了，西夏崇宗下令修缮，还未动工，塔又自行恢复原状。崇信佛教的西夏崇宗和其母梁太后听闻凉州护国寺金塔种种灵瑞神异之后，认为“所作大瑞，前前后后多所现者，皆此不可思议”，这是一座护国宝塔，随即于天祐民安四年下诏，调拨工匠和财物，对凉州护国寺的感通塔进行了一次彻底的维修。竣工后举行了盛大的佛事庆典活动，并将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的历史渊源、显瑞事迹以及这次的重修经过立碑纪念。
感通塔名称由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自宝塔建成以来，“灵瑞数起，应感既彰”，前凉张天锡改宫建寺、刘萨诃预言凉州瑞相、隋炀帝御笔题名“感通寺”，以及西夏时期感通塔的数次护佑功德，都与凉州大云寺宝塔的感通灵瑞有关，正所谓“塔之感应，不可殚记”。所以，西夏占领凉州后，鉴于该塔数次显瑞，佑护西夏军队击退宋、吐蕃对凉州的进攻，保佑西夏梁太后两次率军深入宋朝境内，大败宋军，遂将凉州大云寺更名为“护国寺”，寺内金塔命名为“感通塔”。天祐民安五年所立重修庆赞碑的名称为“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四 西夏碑碑座图像的构图意境（一）碑座的发现
2004年6月，新建成的武威市西夏博物馆开始文物陈列布展，为充实展览内容，提升展览效果，经报请国家文物局，计划将原在文庙石刻展厅陈列的西夏碑搬迁至西夏博物馆展览。在搬迁过程中，发现在地表以下还深埋着碑座。碑座的发现，展现了西夏碑的全貌，为研究西夏艺术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历史上，西夏碑立于武威东北隅的凉州大云寺，它又是什么时候搬迁到武威文庙的呢？
1925年，北京大学的陈万里随美国哈佛大学旅行团到敦煌考古，根据其《西行日记》记载，4月19日，陈万里西行考察到凉州，在参观完罗什寺后，还专门到清应寺去考察著名的西夏碑。“寻西夏天祐民安碑不得，询之居民，谓在大云寺，始知嘉庆间张澍氏所记在武威城内北隅清应寺者，误也。其所以误大云寺为清应寺者，以清应紧邻大云，且均有十三层之古塔一，坐是易致错误耳。遂至大云寺，[14]于大殿后院见碑屋二，在左者，西夏碑赫然在焉。”说明1925年时，西夏碑还在大云寺。吴峰天认为，西夏碑是在1927年武威大地震后[15]从清应寺搬运到武威文庙的。
据原武威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党寿山回忆，1934年，为保护武威文物遗迹和“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等文物，时任武威县副县长的唐发科和地方贤达人士贾坛等人将西夏碑等文物搬入当时的武威群众教育馆（武威文庙）保存。陈列在武威文庙石刻展厅中的“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的侧面有几行石刻题记，记载了贾坛等人发现高昌王碑并搬运至文庙的经过。其文如下：
此元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也，为虞仁寿集奉撰文，康里文忠夔夔书丹，赵文忠世延篆额，三公皆元代名臣大儒。而康里字体遒劲，峻整在率更、清臣之间，洵可宝也。碑文详《道园学古录》及《元文类碑》，则于清季被土湮没之地中，后复凿其半为碾磨。癸酉秋，始于高昌乡石碑沟访得其处，掘出之移置教育馆。夫是碑既遭摧残，又复湮没，不幸甚矣！今得其半，意者犹有鬼神守护欤，抑物之可珍者，显晦有时，不终埋没欤！愿后之学者永护惜之，以存国粹，岂第为一乡荣光哉。
民国二十三年嘉平月邑人贾坛、唐发科敬跋，赵士达敬观石工周兆平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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