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书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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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简史试读：
死亡简史
作者赘言
自有人类以来，迄于今日，已有850亿人先后死在这个星球上。他们全是我们的亲族父祖。
一代又一代的生者，都在埋葬着先他们而去的长辈，有时是他们的同辈甚或晚辈。
这是一个绝对不可逆转的过程。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所以，当查士丁尼用大把的金子去诱使掘墓工人更卖劲地干活时，工人们丝毫不为所动：谁知道他们自己将在何时，又将由谁来埋葬呢？当整座城市的大街小巷里都塞满了腐尸，当几分钟前还说着话的同伴晃晃悠悠就倒毙了，这时候谁说话才算数？死神，还是罗马皇帝？查士丁尼的金山能挡住死神沉重的步伐？尽管如此，工人们毕竟没有停止掘墓工作，丛葬坑中的殓尸工人也在尽力把腐尸摆放整齐——这是生者对死者的尊重，也是对死亡的敬畏，今后，别的人也会如此对待自己。但是，埋葬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死亡的步伐。人们不得不将堆积如山的尸体直接推向大海，以致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海面上，浮尸如同厚厚的泡沫，覆盖了冰冷的海水……
这是在公元6世纪中叶，当瘟疫笼罩在君士坦丁堡之时出现的情景。在那次瘟疫肆虐中，罗马帝国失去了三分之二的人口。瘟疫在同时期的中国被称作“伤寒”。东汉末年伤寒制造的尸体数量，竟到了“填塞道路”的程度，医家张仲景一家即死去一百多口，“伤寒十居其七”，因此愤而著医书《伤寒论》，以图悬壶济世。
那么，有谁问过，在人类如此大规模速死中被埋葬的死者，他们生前过得快活吗？他们愿意死吗？他们死得自然安详吗？答案恐怕会令所有生者惊恐不安：在全部已死的人类中，只有极少一部分死于衰老。就是说，绝大部分死于意外：要么是天灾——例如饥馑、瘟疫和其他生存环境的恶化；要么是人祸——例如战争、动乱、暴力和其他形式的自相残杀。
战争的结果是父亲埋葬儿子，白发人送黑发人；长期的社会动乱，可能导致流血飘橹尸骸如山，中原百里不闻鸡犬之声。谁愿意在饥荒中成为饿殍？谁愿意在兵燹中变为枯尸？因此可以说，在全部已死的人类中，绝大部分生前并不快活；他们的死是非正常死亡，而且死的时候很痛苦。
在自然力量的打击下，人类是渺小羸弱的，孤立无助的。人类死于天灾，就像森林焚于山火，也许这是天意：以大规模速死的方式，来维系生命的更新。
人确实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另一个不争的事实却是：人类也是愚蠢的，不理性的。人类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一部战争史，一部暴力争斗史。
认为人类的历史是文明史的观点，只在下述实指中才有意义：人类为战争确立的游戏规则完善一些了，公平一些了；国家行为开始试着接受理性的约束；统治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社会控制更有效一些了……因而，人类在死亡过程中，非正常死亡的比例有了下降的趋势。这大概就是文明的成果。
更有效地避免非正常死亡，建设快活的人生，应该是人类共有的追求，中国人称此为享尽天年，享足死福。
然而人类是怯懦的。由于死亡是无法重复操作的、人无法表达对其感受的未知状态，因而人对死亡有着本能的畏惧，总是期冀着能延年益寿，推迟死亡的来临。特别是在科学至上的时代里，在欧罗巴文化席卷全球的眼下，由于科学家宣称人可以活到200岁甚至更长，外科医生甚至可以为一个人换头，人类再一次地变得痴迷可笑——他们想抵抗死亡。但是，假如科学真的可以延迟甚至阻止死亡，生命质量就将下降，乃至失去意义。
死亡被人类深深地误解着。其实，死亡是温柔和安详的，它有着无比宽广的胸怀。人类能够死，真是不可思议的奇迹——茫茫宇宙，哪里能够找到死亡？如果没有死亡，哪里能够出现生命？死亡是美丽庄严的。
人类如果不再自己制造祸端，如果能够更理性更成熟地对待生命，人类就能学会如何死亡，庄严地、体面地、自然安详地走向死亡——这是人人都应该学习的，每个人都有这样去死的权利。第一章死在东西方——阳世对冥界的窥探
古埃及人：为死而忙碌
用象形文字写成的古埃及经文
这行经文被译为：
他说，
安宁地来到这里并穿越天空的人，
就是太阳神拿破仑在埃及对他的远征军将士说：
士兵们，在这些金字塔顶上，有四十个世纪在注视着你们！
这时候，这位法兰西未来的幼稚皇帝并不知道，对他们的注视来自下面而不是上面：他脚下的土地中，正安静地沉睡着几十个世纪以来陆续会聚在一起的伟大法老们，他们的脸上都刻着永恒而又迷人的微笑。
征服埃及，进而瞄准远东，这是拿破仑的问题。法老们的问题是：你不觉得这有点可笑吗？
一次精彩的历史对话，也许应该说是死者对生者的教育，就此拉开了序幕……
因为上帝执意要让拿破仑圆他的埃及梦，所以尽管纳尔逊（Horatio Nelson，1758～1805）的舰队在外海曾与法国舰队两度相遇，但这位雄狮般的英国海军统帅，却鬼使神差似的没有发动攻击，居然让法国人渡过了地中海！
1798年7月1日，法军突然在亚历山大登陆，惊慌失措的埃及总督率部投降。拿破仑没有耗费一枪一弹，就从奥斯曼的土耳其人手中接管了埃及！法国人声称，奥斯曼帝国对中近东地区的统治，是违背上帝意愿的，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要解放埃及，把埃及交还给埃及人民！
但是接下去，这支法军的日子并不好过：8月1日，停泊在阿布基尔（Aboukir）港的拿破仑舰队终于遭到纳尔逊的猛烈袭击，几至全军覆没；9月，土耳其军队开始在叙利亚集结，准备反攻；10月21日，开罗当地人群起暴动，反对“解放”，拿破仑的有名战将迪皮伊（Dupuy）将军死于骚乱中；最可怕的是，军中开始流行热病和痢疾，士气已经非常低落……
此时拿破仑做出了破釜沉舟的决定：从陆路直接进攻奥斯曼首都君士坦丁堡，同时重组舰队准备返回法国。就在这样艰难的时刻，土耳其军队抢先实施了在阿布基尔的强攻登陆。战斗开始前，拿破仑召见米拉将军，告诉他“这是一次决定世界命运的战斗”——米拉感到这句话有点莫名其妙！
在艰苦卓绝的攻防战中，许多法国人都不知道自己大老远地跑来干什么，在亚历山大附近修筑罗森塔（Rosette）要塞的工兵，却从残墙背后挖出了一块玄武岩石碑，碑上有三种不同文字的铭文：无人能够识读的象形字和科普特文，最下面则是一段希腊文。随军学者们根据希腊文辨识出，铭文是托勒密五世（Ptolmys V，前203～前181）在公元前196年发布的一道诏令。那么，合乎逻辑的推论是，希腊文是碑上另两种文字的译文；换句话说，托勒密五世的诏令是用三种文字镌刻的。
这个猜测具有两层含义：自中世纪以来就无人能够解读的埃及象形字，在“死了”一千多年之后，似乎出现了被破译的一线希望；第二，托勒密五世的诏令要用三种文字颁行，说明象形字在他那个时代就已经濒临绝境了，尽管此前它已经存在了三千多年。另一份资料说明，在克丽奥佩特拉（Kleopatra，前69～前30）时代，埃及王宫中只有她一人懂得象形字……
那么，这种写在人类历史首页上的文字，是从什么时候褪色以致完全隐没的呢？
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前356～前323）征服埃及。在随后的年代里，埃及进入了希腊化时期……
公元前47年，恺撒（Caesar，前100～前44）攻占了亚历山大城，纵火将城中藏书达70万卷的世界最大图书馆焚毁，许多与法老时代有关的埃及文献，在那次灾难中化为灰烬……
公元391年，罗马皇帝提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Ⅰ，346～395）颁布法令：关闭帝国境内除基督教以外的所有异教神庙，作为罗马行省的埃及自然不能例外。于是，埃及最有学问的群体——祭司——就此消失了……
公元641年，阿拉伯人占领了埃及，尼罗河神礻氏，被世界彻底遗忘了；象形字，无人能识了；神庙，坍塌了；法老们深藏在地下，进入了沉沉梦乡……
埃及酣睡了一千多年之后，把一本象形字课本发给了远道而来的拿破仑。这就是他远征埃及的全部收获。而拿破仑居然就和所有他那个时代的学者们一起，规规矩矩地从字母开始了启蒙学习。
法国人当时可能并不知道，他们已经得到了开启历史隧道的钥匙，下一步就得看他们如何使用这把钥匙了……
尚波里庸（Champollion，1790～1832）——法国年轻的东方学者，首先想到并且发现：国王托勒密五世的名字，就在罗森塔碑上！按照埃及人的习惯，法老的名字有一圈边框。后来，这个带边框的名字再次出现在菲莱岛的方尖碑碑文中；另一个带边框的名字，被辨认出是埃及艳后克丽奥佩特拉。
经过对比，尚波里庸从这两个名字中发现了四个语音符号，并由此排列出了其他字母。根据这个字母排序表，很多带边框的名字被核实了身份，牵出了一揽子希腊罗马人。同时，一个枝繁叶茂的法老群落渐渐浮现出来，使现代世界惊愕不已！
实际上，以尚波里庸为代表的法国学者，从一开始就找到了正确的路径：叩问法老！
法老在哪里，埃及就在哪里。法老在想什么，埃及就在想什么。法老怎样存在，埃及也就怎样存在……
随着象形字被逐步破译，法老家族渐渐凸现，埃及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1850年，来自法国布洛涅的一位中学教师马里埃特，在萨卡拉发现一座已被沙漠掩埋了半截的斯芬克斯像。接着是第二座，第三座……就这样，斯芬克斯指引着他找到了孟菲斯巨大的地下神牛墓。此举相当于拿到了埃及地下世界的首张门票！这一惊世大发现，使这位业余埃及学新手成了杰出的考古学家，并在日后荣任埃及文物局局长。
1881年春天，马里埃特的继任者加斯东·马斯佩罗爵士在古尔纳居民中发现，有个秘密盗墓团伙一直在向掮客提供珍贵文物。他果决地逮捕了首要分子。盗墓贼供出了在德尔巴哈里神庙附近的峭壁上，有一座不为人知的法老墓穴……
为此，埃及总督指派了一个调查委员会，成员包括博物馆馆长、前局长马里埃特的助手布鲁施，以及一位监察官。他们在盗墓贼带领下，吃力地攀上峭壁，从一道被砂石严密掩蔽的岩缝中钻进去，在这里有一条孔道直通山的深处。
走过长长的甬道，在地下大约11米深处，委员们发现他们走进了第18和第19王朝的墓室！布鲁施借助手中的烛光，如同酒醉一般，边走边读刻在石棺上的法老名字：阿摩西斯一世（Amosis Ⅰ），图特摩斯一世（ThoutmosisⅠ）、二世、三世，阿门诺菲斯一世（AmennophisⅠ），塞蒂一世（SetiⅠ），拉美西斯二世（Ramses Ⅱ）、三世；王后尼菲塔丽（Nefertari）、阿谢普苏（Hatshepsonut）、阿霍特普（Aahotep）等等也都在这里。此外还有王子、公主和王室成员以及宫廷内的高官大臣们！
布鲁施不止一次怀疑自己的眼睛，然而眼前的一切确实是真的：数不清的石棺，各种各样的陪葬品，存放在罐子中的法老的内脏，以及当时用于葬礼的帐篷……马斯佩罗闻讯赶到现场，后来曾向朋友这样描述了他当时的感受：
这些阿拉伯人发掘出整整一地窖的法老！真正的王中之王！图特摩斯三世，塞蒂一世，解放者阿摩西斯，征服者拉美西斯二世！如此贴近他们，布鲁施以为自己产生了幻觉。而我看到并摸到这么多人物的遗体时，也以为自己在做梦。本来，我们只可能知道他们的名字，而不可能再知道别的啊！
如果对法老们的身世哪怕很粗略地知道一丁点，也就可以理解马斯佩罗当时为何着了魔似的激动。在突然呈现出来的法老群之中，随便举出一位都是曾在人间呼风唤雨权倾天下的人物，例如——
当马斯佩罗和他的同事们从极度兴奋中缓过劲来以后，立刻就产生了疑惑：这么多法老和重要人物，为什么都集中在德尔巴哈里？在开会？像这么些重量级的人物，如果都待在各自的陵寝中，以他们的“级别”而言，什么样的“待遇”不能享受？什么样的豪奢场面不能拿来摆谱？可现在，却如此寒碜地挤在一起，就好像在防空洞里躲炸弹似的！
也许，这是死者的聪明所在：他们知道活人贪婪，会掠走金银器物，但是不会抢劫木乃伊。事实正是如此，自公元前12世纪起，底比斯的埃及人就开始了他们的盗墓生涯。第21王朝的祭司们害怕盗墓者惊扰法老，因此把当时他们所掌握的法老木乃伊，悉数转移，藏匿在不为外界所知的地方。果然，法老们的陵墓在以后的岁月中，几乎都被盗掘了。有趣的是，盗掘者取走了法老的财物，但财物始终不会消失，只是转来转去而已，盗掘者自己却死了——这是不是也算一件逗引法老微笑的事情？
1912年，慧眼识人的马斯佩罗推荐画家霍华德·卡特（Howard Carter）担任监理，在国王谷那反复挖掘过的工地上，再度发掘。经过十年的探寻，1922年11月4日，卡特找到了一道被墙堵死了的门。石膏墙上盖有守卫者的印鉴和一位人们很不熟悉的法老的印鉴：图坦卡蒙。
图坦卡蒙（Tutenkhamon，公元前1333～前1323在位），埃及第18王朝一位年轻的法老，死时只有19岁。有现代学者认为，法老死于一次谋杀——因为王后两次流产，并且全是女婴，而帝国需要男性继承者。弑君者是握有重权的宰相埃耶。为了掩盖篡权的罪行，埃耶曾经千方百计地做下手脚，试图从历史中抹掉图坦卡蒙的痕迹。后世对图坦卡蒙知之甚少，原因正在于此。可以想象，历代盗墓者的“工作计划”中根本就没有列入图坦卡蒙这一“开发项目”——这一次，法老可是真让现代世界开眼了：数不清的财宝和珍贵文物，在陵寝中满箱满柜满缸满钵地塞紧了大大小小的空间，从法老的椅子，到女神的河马大床；从王后流产的公主胎婴，到国王的肝脏，什么都有。为了把它们一件件完好无损地搬出来，发掘者用了整整四年时间！
此后，对埃及地下世界的发掘，就再也没有停止。人们是否问过：这样做法老会不安吗？
在任何一种有关埃及历史的文献中，奥赛里斯（Osiris，旧译乌色里斯）都是被作为第一主角来叙述的。即使是普鲁塔克在书中讲述奥赛里斯，也是使用严谨的春秋笔法而并非抒情文体。没有奥赛里斯，就没有埃及的一切。但是他的故事却有多种版本。比较趋于一致的情节是这样的：
奥塞里斯是大神们的爱子，埃及之王。因为他，埃及得以繁衍生息、富足祥和。而他的弟弟塞特（Seth），却觊觎着王位。有一次，塞特将一个美丽的大箱子抬到奥赛里斯的宴会上，让大家轮流进去试试，看谁最适合躺在里面。当奥赛里斯在箱子里躺下后，塞特立即扣死了盖子，并将箱子推到了尼罗河的出海口……这件事发生在哈斯月的第十七天，一个双重不吉利的日子。奥赛里斯就这样结束了他在阳世28年的生活。可是他的妻子爱西斯（Isis）在悲哀之余，决心要找回丈夫的遗体。第二年春天，她在比布罗斯找到了那只箱子。她把箱子运回埃及，藏在一个秘密的地方。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她从奥赛里斯的尸体受孕了。紧接着，塞特发现了藏箱子的地方，赶去将奥赛里斯的尸体砍成碎块，遍撒于埃及各地。爱西斯再度踏上了寻找丈夫遗骸的旅途。历尽千辛万苦，一处处地寻找搜集，她总算把奥赛里斯的遗体拼凑完整了。了却这桩心愿的同时，她生下了儿子贺鲁斯（Horus）。贺鲁斯长大成人之后，挑战塞特并将之擒获。后来，母子俩把奥赛里斯制成木乃伊，在大神的帮助下，奥赛里斯得以复活，成为主管阴间的冥神，与拉神（Ra，即太阳神）一起主宰世界。
由此，奥赛里斯告诉了他的人民：制作木乃伊，是为了复活。爱西斯无论如何也要找到尸体，正是为复活做准备。贺鲁斯从死亡那里获取了自己的生命，证明生命是可以穿越生死之门的。死亡，只是另一种生活的开始；人会得到永生……
奥赛里斯以自己为榜样，印证了自古以来埃及人就坚信不疑的真理：人能获得永生是因为，人的身体中住着巴（Ba）。巴的状貌是一只人头鸟，面容跟死者一样，有人的双臂。人死后自然成为巴，或者通过祭司祈祷转化为巴。巴可以自由行动，可以变成它愿意的任何形状。肉体只能在地上活动，或与巴结合后在冥界游走，巴却可以自由飞翔。为了死者的复活，巴必须每天夜里与肉体结合。《亡灵书》中说：“我看见我的巴朝我走来，它再次看见了它的身体并栖落在它的木乃伊上……”
卡（Ka）是寄存在每个人躯体中的监护神。卡的象形字符号是两只举向天空的手臂，象征拥抱与保护。卡既是生命的活力，也是生命的欢乐。当克努姆神（Khnoum，创造人的神）在制作人的时候，把每个人都做成了同样的两份，一份是这个人的躯体，另一份也就是他的卡。埃及人祝酒时说：“为了你的卡，干杯！”卡终其一生都与本人同在。只是人将死时卡会先到来世去。所以死者最要紧的是与他的卡重新建立联系。
人的心是理性、情感、意识、记忆等等的源泉，也是自由意志之源。因此，心可能反对神以及神建立的秩序，所以在进入冥界时要通过末日的审判，将死者的心放在天平的一端，另一端是正义之神玛奥特（Maat）。心也可能遗弃人，把人的意识和意志带走。对于死者来说，心就成了最重要的器官，必须严加保管。
阿赫（Akh）是人在来世中经过神化的生命形式，只有当人死了以后才可能获得阿赫，因为要成为阿赫必须经过奥赛里斯的审判。没有制成木乃伊的死者也不能成为阿赫。
人的自然之躯被称为喀哈特（Rhat）。喀哈特虽然跟灵魂是有联系的，但由于它会物化，所以要特别精心地照料。从《亡灵书》第162节中可以看到，亡灵是如何地重视自己的木乃伊，它向特姆呼告，祈愿木乃伊能够获得永存：
哦，我的父王奥赛里斯！我来此并用香料涂抹全身，我和父王一样不再腐朽。哦，来吧，让我呼吸……我的话卡大神会相信的，他决不会拒绝我，不会将我们丢弃……哦，我的父王奥赛里斯，我的肉体不会化去，不会生长蛀蚀的毒虫。我不会散去，不会枯萎，不会化去，我会常葆血肉之永恒……
如此，每个人都有一个自然之躯，一个神灵之躯，以及心灵、精灵和经过审判的来世灵魂。它们是不可分割的。其中之一幸福，“整个人”也会幸福。保存自然之躯，是为了亡灵的再生。只有严格按照仪式归葬，灵魂才会愉悦。伟大仁慈的奥赛里斯，会在冥界悉心照料每一个亡灵。没有人是不死的，包括太阳神在内；但是没有人是不会再生的，人人都能永生。对于法老来说，奥赛里斯将在冥界微笑着等待他们：他们将会成为奥赛里斯的一部分——因为宇宙和世界的秩序是神建的，当一位法老死去之后，他就成为奥赛里斯；新的法老则是奥赛里斯的儿子贺鲁斯的化身。将来这位法老死了，也会成为奥赛里斯，新的贺鲁斯又会接替执政……秩序就是在这样的循环中保持平衡的。
那么，通向冥界的路在哪儿呢？让太阳引导你吧……
通往冥界的路沿着太阳的旅途从日落后开始。当阳光渐渐消逝，太阳将世界留在自己的身后，把光带到看不见的深处。穿过死亡之国后，它在每天早晨复出，重新充满活力。
——《亡灵书》
太阳在旅途的最后一个小时，将从一条巨蛇的尾部进入蛇身。在穿越整个蛇身时，每往前走一步，他就会年轻一轮，当他从蛇口出来时，就像刚出生时那样充满活力。人跟太阳一样，同属黑白两界。当灵魂去天国的时候，肉体去冥界。但是两者都不会消亡，死只是将两者暂时分开罢了，它们终将在来世合而为一。肉体与灵魂在来世的结合当然有赖于太阳神周而复始的旅行，黑夜中，他从冥界带走新的生命……
为了使新的肉体更强壮伟岸，人必须非常精细地制作木乃伊，或者用塑像的方法来重塑肉身。当木乃伊制成后，它就应该有个非常坚固的永久住所。特努大神跟亡灵之间有过这样的对话：
亡灵：我能活多久？
特努：你应有上亿年，上亿年之久……
——《阿尼纸草·第68片》
在什么地方能找到上亿年的住所？公元前2670年，埃及第四王朝法老胡夫（在位时间约为华夏上古时的黄帝）在尼罗河西岸为自己建造了一座金字塔，即胡夫金字塔。此塔高146米，底面正方形，边长230米，塔身为等边三角形。为了建造这座宏伟的巨塔，平均2.5吨的巨石共用去260万块，10万埃及人辛勤建造了30年方告成功。像这样建起来的规模不等的金字塔，迄今还保存着60余座！
而踏遍埃及全境，竟找不到任何一处从历史上保留下来的居处建筑，就连当时的王宫，也不过是用坯泥建造的，现在早已化为泥尘了！可见，埃及人从不关心生前的居处，那只不过是他们的旅店而已，唯有陵墓，才是他们永久的住所。
作为神的宠儿，法老们必须留下自己的不坏之身：宏伟的塑像以及安宁肃穆的木乃伊。在底比斯，在卢克索，在卡纳克，法老们的塑像和神庙、法老们的永久居所金字塔都在告诉阳世：请不要惊扰我们……
一个为死亡付出了那么多智能和心血的民，一个将冥神放在最高地位的民族，一个把惊世之美奉献给了亡灵的民族，他们有权把自己几十个世纪的信仰坚持下去，已经长眠地下的亡灵，有权不受骚扰地继续住在自己的永久居所内。他们应该得到尊重……
中国人：盘旋在死亡头上
中国人与西亚，甚或北非之间，肯定有着某种幽深的瓜葛。20世纪下半叶发现的三星堆，应该就是这种瓜葛的明证。浓眉大眼高鼻梁的青铜面具，决不是“后现代”艺术作品：它必定表达了某一人种的特征。
难怪有学者认为，三星堆一度曾为世界的宗教祭祀中心。
如果仅就现有的史料来看，则华夏民族较之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和尼罗河畔的埃及人，以及北非闪、含两系，无疑是个晚得多的后起民族。可能也正因为这一点，它比那些更古老的民族显得成熟理性，且有头脑。在解决人类同时面临的生与死这个“第一课题”时，华夏民族显示出它特有的“超越”神韵，特别是对待死亡的态度，尤其卓尔不群，独树一帜。
中国文字史前史结束甚晚，史家研究上古时期，往往苦于史料匮乏。从神话中清理文化脉络，是一条无奈之中开辟的蹊径。《山海经》即是学者们挖掘的矿藏之一。
又北二百里，曰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狡。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
——《山海经·北山经》
炎帝幼女女娃，溺毙于东海，死后化作红爪白喙的精卫鸟。精卫衔西山木石欲填东海，往来不息……精卫填海的故事，被后人演绎成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意志力量。也有人认为它表达了古人对死亡的抗争。更有人认为，这是彰显精卫战天斗地改造自然为民造福的精神！认真说起来，上古时期的人恐怕不会有那么高的觉悟，或者那么“形而上”的哲思。其实这个故事传达的信息很清楚：
人是会死的，比如溺死在海里。“死”之后是什么呢？一只鸟？或别的什么？
人与山川日月、江河湖海同在；万物有灵，皆可相通。
那种稀奇古怪的动物，莫名其妙的死亡，变幻叵测的自然，毫无来由的杀戮，在《山海经》里比比皆是——
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为泽溪。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
——《山海经·海外北经》
东次四山之首，曰北号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狼，赤首鼠目，其首如豚，名曰，是食人。有鸟焉，其状如鸡而白首，鼠足而爪，其名曰雀，亦食人。
……
又东北二百里，曰剡山……其状如彘而人面，黄身而赤尾，其名曰合窳，其音如婴儿。是兽也，食人，亦食虫蛇，见则天下大水。
——《山海经·东山经》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腹生禹……
——《山海经·海内经》
洪水滔天、怪兽食人、杀戮攻伐……死亡无时无刻不与人相伴。先民们并不需要特别的聪明，很容易即可注意到：无论自己的族类还是异类，都不能摆脱天地自然。岩画上的日月星辰，殷商祭器上的饕餮之相，都是先民们把自己置于天地宇宙的朦胧表达。
儒之思想萌芽，无疑植根于先民的上述观察与想法。因此，《易·乾·文言》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人本由天地生成，自应服从和遵循天地之道，并进而将人的终极道德原则，与宇宙自然的最高法则涵化为一体。“天生庶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诗·大雅》）如果人德齐于天德，则归于天人同德。那么，人的生死，实际上归属宇宙生死大化。
有此认识，又何须畏死？但儒家同时还提出了终极价值目标：天道至善。于是人生便负载了责任：以道德学问的修养，自洽于“天下有道”这一目标的推进，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乾》）现世也就具有了极其重要的意义；来世，在儒学的观念世界中则没有存在价值，故儒家无“来世”之说。孟子在论及天道与人生时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孔子说得更其直白：“朝闻道，夕死可矣！”哪怕生命短促到朝夕之间，只要能与道共生，也就无复他求了……
儒家不追求来世、永生，儒家追求不朽。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春秋左传》
为天下有道而立德、立功、立言，这就是所谓三不朽。若无建树，等于虚掷了生命，所以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可见，儒家虽轻言生死，却意在超越。对儒者来说，重要的问题不在死或不死，而是以什么名义死。
当同时期的希腊人还只是些“半开化的蛮子”（丹纳语）之时，中国人已经在思索如何完善道德规范。仁、义、礼、智、信、勇，或曰忠、孝、节、义，逐渐凝为儒者所追求的品格。由于这种个人的道德追求被赋予了终极价值的意义，因而是高于生命的。孔子倡导士人毕其一生追求道德实现，如果事属不能两全，则以死成就道德：“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已为己任，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孟子则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这就说得更加清楚：我留恋生命，渴求有义，如果两者不能同时拥有，那么我舍弃生命以获取义的实现！
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自此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慷慨赴死的理由；当儒道这一精英文化渐变为主流意识形态以后，“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则成为中国人普遍推崇的高尚气节。《左传》宣公二年载：晋灵公暴虐无道，正直大臣宣子（赵盾）屡屡谏止，灵公假意表示将改过自新，其实已暗生杀机，终于支使去刺杀赵盾。结果，死的却不是赵盾：
宣子骤谏。公患之，使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
为赵盾的品格所动，不愿对高节之士下手，但又不能失信于灵公的委托，只好舍生取义。赵盾的高节本在义理之中，可敬的是前去杀他的！由此可以看出，舍生取义的道德准则已从读书人中扩展至天下壮士。《史记·刺客列传》所载，即多为轻生死而重侠义的豪杰，并非都是士人。聂政，屠夫而已。但为“义”所驱使，竟可以死得壮烈非凡：严仲子为韩国卿士，结仇于韩相侠累，恐遭其暗害，遂流亡至齐。闻聂政名，携重金往访，欲使聂刺杀侠累。聂因老母在堂，奉养之责未竟，因而坚辞不受。而严仲子则始终如一，以优礼待聂政。直至老母去世之后，聂政才慨然应允——
久之，聂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聂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严仲子乃诸侯之卿相也，不远千里，枉车骑而交臣。臣所以待之，至浅鲜矣，未有大功可以称者，而严仲子奉百金为亲寿，我虽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贤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亲信穷僻之人，而政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终，政将为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阳，见严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许仲子者，徒以亲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终。仲子所欲报仇者为谁？请得从事焉！”
于是严仲子以实情告。聂政知此行必死，人多无益，乃不带伴从，只身入韩，直取侠累——
杖剑至韩，韩相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卫侍者甚众。聂政直入，上阶刺杀侠累，左右大乱。聂政大呼，所击杀者数十人，因自面皮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
——《史记·刺客列传》
聂政事败自杀，但死法未免太酷烈：先以刀割毁脸面，挖出自己眼睛，然后剖腹……侠累将聂政暴尸于市，千金悬赏知其来历者，竟无人知悉。事至此本已了结，未料又起波澜：聂政之姐聂荣，在齐听到了韩国发生的事后，断定乃聂政所为。于是立即前往辨认，果然是聂政！聂荣大哭道：这是轵地深井里人氏聂政啊！韩国人大惊，对她说：你怎么还敢前来认尸！就不怕受牵连吗？聂荣哭着说道：他这样毁容自污，蒙羞受辱，正是因为他怕连累姐姐啊！可是我又怎么能为保全自己性命而埋没他的英名呢？接着大喊三声，死于聂政尸旁！
刺客中更为国人熟知的，当推荆轲。荆轲，卫人，好读书击剑。燕太子丹曾在秦国为人质，受辱归国，燕、秦誓不两立。秦将樊于期得罪秦王，入燕投奔太子丹，燕、秦愈益交恶。强秦之下，燕国势若危卵。太子丹经田光引荐结识荆轲，欲谋刺秦王。事属机密，太子诫田光“勿泄”，田光乃自杀以释太子疑。此后太子奉荆轲为上卿，车骑美女任其所欲。荆轲为诓秦王而需樊于期人头，太子不忍杀之，樊将军却慨然自刭以献……临行，太子知荆轲此去必不能生还，于是身着缟素，与知其事者相率送行于易水之上，以壮其行——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史记·刺客列传》
至秦，荆轲重贿蒙嘉为己游说，得见秦王。佯献叛将樊于期头，及燕之割地督亢地图。秦王展阅地图，图穷而匕首见。荆轲就势以匕首刺秦王，不中，绕柱追逐，秦王以剑回击，断荆轲左股。荆轲犹作困兽之斗，终于力不能敌——
荆轲废，乃引其匕首以掷秦王，不中，中铜柱。秦王复击轲，轲被八创。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于是左右既前杀轲，秦王不怡良久。
——《史记·刺客列传》
事发后，秦引兵攻燕，燕大败，秦穷追太子丹。燕王杀太子以谢罪于秦。秦并天下之后，荆轲昔日知交高渐离，以善音律被秦始皇召见，赦其死罪，令随侍击筑。高渐离暗以铅置筑中，寻机击杀始皇帝，然因其目盲而未果，高渐离亦被诛杀……
因“刺秦”事件而纠集起来的这一干人等，都先后身殉其事了。但他们当初介入这个事件的动机，以及他们的勇气，却长留青史，令后来者为之动容。驱动他们的力量只是一个字：义。为义而赴死的卓行，在历史发展中渐渐转变为庶民社会的操守，最终又潜入江湖，再变为江湖中的最高价值目标。
而朝堂之中的士人群体，则多为“仁”所驱策。王子比干，明知殷纣王“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行为已近疯狂，前不久才“醢”了九侯又“脯”了鄂侯——一个被他剁成了肉酱，另一个被割成一条条地晾了肉干，三名内阁成员就死了两名，而且现摆着吓人的“炮烙”刑具：有敢再多言者必不宽贷！而比干就是傻透了要寻死——
纣愈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大师、少师谋，遂去。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
——《史记·殷本纪》
殷纣以其暴虐不仁，天下群起而攻之。领头攻击的人，便成了天下四方的新主子——周天子。然而并不是所有士人都拥护这场“革命”，伯夷、叔齐兄弟俩，就是持不同政见者。他们认为，以暴力手段推翻殷纣，是以暴易暴，同样不仁。如果兄弟俩生于今日，则他们的观点应表述为：政权不应当被暴力夺取，暴力是非法的。作为殷人，为抗议新朝，他们“义不食周粟”，隐入首阳山。在他们行将饿死之际，唱出了这样的咏叹之词：“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歌毕而死在首阳山上……可能是对这唱词不以为然，孔子认为“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伯夷叔齐不是为追求仁而赴死的吗？现在已经成仁了，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这是为秩序、为争仁政而死。公元前547年，齐国权臣崔杼心怀不轨，在家泡病假。齐庄公趁探病之机，欲私会崔妻姜氏。崔杼本谋逆已久，庄公等于自蹈陷阱，被射杀于崔宅……事发后，崔杼迅速收拾政局，立杵臼为齐景公，自任右相，庆封为左相，乃一手遮天，齐国无人敢言。负责国家档案的齐太史不动声色，秉笔直书“崔杼弑庄公”。崔杼大怒，杀了太史官。太史之弟继任为太史官，第二次在史册中直书“崔杼弑庄公”，结果也被杀了！第三任史官是两位殉职太史最小的弟弟，他知道崔杼不准曝光谋杀国君的事，也知道自己的两位兄长为何赴死。他提起笔来，毫不犹豫地把那五个字再度写进史册……
崔杼杀不下去了。他所面对的，不是这个史官世家的几兄弟，而是士人的浩然正气，是比生命还要沉重的直节。
直节垂范千载，历来为士人推崇、庶民景仰。因节而勇、因节而刚者，历朝历代在在有之，已成为中国人精神中的脊梁，可以玉碎，宁折不弯。当蒙古大军势若狂潮，席卷长江南北之际，文天祥以一介书生督军抗击，若无死节之志，怎能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绝唱？史载文天祥“美皙如玉，秀眉而长目，顾盼烨然”，如此清朗俊秀人物，却生就一副铮铮铁骨。南宋覆灭，文天祥在广东被俘，元军将其押解至京，已降了蒙古人的前宋恭宗皇帝赵显，还有前丞相留梦炎，都来劝天祥降了算了，天祥不为所动。元朝重臣阿合马、丞相孛罗，轮番与之斡旋，天祥义薄云天，矢志不降，回答说：“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此后在兵马司羁押三年之久，始终端坐不卧，脚不沾地……世祖忽必烈知其死志难移，于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八日（1283年1月8日）最后一次召见劝降，志不改，次日，文天祥在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就义，年止47。刑前，天祥从容地对吏卒说：“吾事毕矣。”死后数日，仍面色如生。其衣带上有自留绝笔：“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真是感天地而泣鬼神！
对于南下的蒙古人来说，也许这是他们第一次真正领略骨子里的华夏精英文化。一个军事上强大的民族，击败了一个文化发达的民族，胜利者就会碰上文天祥式的囚徒。同理，能以巧取豪夺得天下者，未必能尽得天下读书人。明洪武后，靖难兵起，至建文四年，惠帝朱允不知所终。成祖朱棣新即位，大肆收罗人心，召用惠帝侍讲学士方孝孺。孝孺死活不干，被关了起来。为使其就范，成祖派人再三劝谕，仍不屈。成祖更亲自慰问，不料老先生竟当面声讨起皇上来了！结果自然不问可知——
召用孝孺，不肯屈。系狱。一日遣人晓谕再三，终不从。又召草诏。及见，悲恸彻殿陛。上降榻劳曰：“先生无自苦，余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文皇曰：“渠自焚死。”孝孺曰：“成王不在，何不立成王之子？”文皇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文皇又曰：“先生无过劳苦，此朕家事耳。置之。”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大批数字云云，投笔于地，又大哭，且骂且哭曰：“死即死！诏不可草！”文皇大怒，命磔诸市。孝孺为绝命词曰：“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时年四十六。复诏收其妻郑，郑先自经死。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
文天祥47岁就义，方孝孺46岁赴死。孝孺死得极其惨烈：先是当场被削去脸颊皮，以免再开尊口，后才是磔刑——被人一刀刀地剔下肉来，直至只剩下骨架！就这一段史实而论，方孝孺似乎死得有些不值：朱棣都说了，他跟朱允，叔侄之间；叔叔打跑了侄子干外人何事？谁做皇帝，是朱家的家事，你方老先生操的是哪门子心呢？但以政治信仰的独立而论，则方孝孺无疑给皇帝上了一课：即使打得下江山，你也不能尽数收买人心！不过为这“授课”付出去的未免太多了：方家873位族人掉了脑袋！
然而，与方孝孺同样死节者，是整整一大批清流士人！这些人不独为国家栋梁，也是明初的知识精英。恐怕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在皇帝易人之际，出现这么多优秀人物为道德慷慨赴死！死节人数之多，殃及家眷亲友之广，施刑之酷虐，实为罕见。而牺牲者是在拒绝新朝高官厚禄招用的情况下选择死的！“壬午殉难”，是一次中国士人轻生死的儒者精神的大检阅。这段史实，至今读来犹能感觉何谓中国人的脊梁，《明史纪事本末》简略地记载了一些死节者就义的情景，如——
铁铉，37岁，建文帝的兵部尚书，被俘后押解至京，在庭上始终背朝新皇，不屑正视。朱棣令人割下他的耳鼻蒸熟后强使铁铉自己吃下，问他：“甘否？”铁铉厉声答曰：“忠臣孝子肉有何不甘？”于是令人将他“寸磔”——一刀一刀地慢慢割下肉来，铁铉骂声至死方绝。朱棣仍未解恨，令人架上大镬，熬油数斛，将铁铉尸体投下去炸成焦炭。不料铁铉浮尸在热油上仍旧背朝朱棣，朱棣大怒，命令内侍用十几根铁棒把尸体翻过来，夹住使其向北，说，现在你总算参拜我了吧！话音未落，尸体在油锅中爆裂，沸油溅起丈余，烫得内侍弃棒逃窜。此事令朱棣郁闷不已。随后，官方将铁铉83岁的老父铁仲和母亲薛氏、儿子福安一并流放至海南后杀死；铁妻和两个女儿并发教坊司充做官妓……
卓敬，户部侍郎，金川门失守后被捕，罪名是没有在燕军进城时及时表态拥护新政。卓敬回答说：“先帝若依敬言，殿下岂得至此？”朱棣大怒，本想一杀了之，但又惜其有才，于是监禁起来，不断做他的思想工作，启发他认清形势，弃暗投明。卓敬只是流涕而已，深责自己不能力挽狂澜保全社稷，但求早死。朱棣不得已而杀了卓敬，诛其三族。抄家时发现，生前当了那么大的官，家里财产仅仅是图书数卷！此令朱棣感慨不已：“国家养士三十余年，不负其君者，唯卓敬耳。”卓敬是壬午殉难中死得较为体面的一位。
陈迪，礼部尚书，受建文帝命督军储于外，本来可以逃走的，闻事变却立刻回京，共赴国难。朱棣召陈迪责问，陈抗声指斥对方。结果被判决连同儿子凤山、丹山一起“磔于市”。临刑，儿子凤山叫屈说：“父亲连累了我！”陈迪厉声呵斥，叫儿子闭嘴，并大骂朱棣。上边命令割下两个儿子的鼻子和舌头，强令陈迪吃下去，陈仍谩骂不已，于是加重刑罚为凌迟处死——活剐了……
暴昭，刑部尚书，被执后“抗骂不屈，文皇大怒，先去其齿，次断手足，骂声犹不绝，至断颈乃死”……
景清，左佥都御史，曾受建文帝命前往燕王府探看动静，所以朱棣与之相熟。事变发生后，景清假意归附新主，朱棣大喜曰：“故人也，厚遇之。”让景清仍做原官。八月十五日，景清身着红衫，袖藏暗器，伺朱棣出御门时奋身行刺，为左右力士制服，搜出佩剑。景清见事已败，乃挺身大骂。朱棣令人先敲掉他的牙齿，他却连牙带血喷向朱棣。最后，景清被剥皮至死，骨肉剁成了酱，整张人皮内楦上草，缝合后套上械具铁链锁在长安门示众。奇怪的是，“驾过长安门，索忽断，所械皮趋前数步，为犯驾状。上大惊，乃命烧之。”那具皮草人居然会断其锁链扑向朱棣？！此后朱棣噩梦不断，认为是景清作祟，下令清洗他的家乡，杀光他所有的族人乡党。结果追根溯源，层层相牵，株连了大批无辜死于非命，以致村落成为废墟——“命赤其族，籍其乡，转相扳染，谓之瓜蔓抄，村里为墟。”……
练子宁，右副都御史，被捕后自己用手抠断舌头，蘸血书四字于地：成王安在？朱棣大怒，命处磔刑；搜捕其宗族151人，处死后剁成小块撒布于市。同时，又捕获其九族之内“亲家之亲”者数百人，抄没其家，流放边疆。这种“转相扳染”、网罗无辜的连坐并罚手段，被称为“瓜蔓抄”。几年之后，吉水籍的钱习礼在朝中做官，有人举报钱与练子宁有姻亲关系，属漏网罪党。朱棣说，如果练子宁还在，我一定会用他，何况是钱习礼！看来朱棣似有悔意。
黄观，礼部侍郎，奉命在上江诸郡征兵，抗击燕师。行至安庆，闻金川失守，痛哭道：“我妻性情刚烈，必然寻死！”于是先在江上为妻招魂。第二天家人果然来报，说家已被抄，夫人翁氏带领二女及家属十余人在通济门淮清桥投江而死。黄观得报后，自投罗刹矶江中。其家被籍没，姻亲族党百余人被流放。
姚善合，苏州知府，镇常、松四郡守。事变之后，姚放言“善职守土，义当与城存亡。”后被手下出卖，朱棣亲自审问，说你一个小小知府，怎敢举兵对抗我！姚厉声答道：“臣各为其主耳！”慷慨领受磔刑。他的朋友黄钺在家里听到姚善合就义的消息后，遂登川桥拜祀，而后从容整冠，奋身入水死。
王叔英，翰林修撰，奉诏募兵，行至广德，闻建文帝逊位，大哭，自缢于妙观银杏树下，夫人金氏亦自尽而亡，二女投井自杀。
王良，浙江按察使，闻燕师入京，恸哭欲死，而心存犹豫。妻问何故，王说他不知道如何处置家室。妻笑道：“吾何难！君为男子，乃为妇人谋乎？”她自己果决地投水而死。王良于是关上家门，屋子四周架上木柴，举火抱印，一门俱焚。兵部郎中谭翼亦是投身火海，自焚而死的。
刘，谷王府长史，刘伯温之子，博通经书，深谙兵略，曾被太祖朱元璋视为奇才。朱棣将其从家中押解至京，许以高官，要他出来为新朝做事，刘不冷不热地拒绝了，并且在言谈间继续称朱棣为“殿下”，而不称陛下，因而被关入大狱中。一夕，用自己的发辫吊死牢中。
陈思贤，漳州府学教授，闻朱棣已在京称帝，恸哭曰：“明伦之义，正在今日。”乃率领他的学生伍性原、陈应宗、林珏、邹君默、会廷瑞、吕贤，集合在明伦堂，为建文帝设位哭临。后被执送京师，一并处死。
高巍，参军断事，洪武时被旌表的孝子，主动上书给朱棣说：“臣窃自负，既为孝子，当为忠臣，死忠死孝，臣愿也。”城破之日，高巍缢死在驿舍。
庐原质，太常少卿，与方孝孺交游，朱棣召见，拒不变节，被处死，宗族连坐。教授刘政闻方孝孺死，痛哭绝食而死。刑部右侍郎胡子昭被指为方孝孺同党，临刑受戮，吟诗曰：“两间正气归泉壤，一点丹心在帝乡。”
茅大方，右副都御史。率众抗击燕师，兵败被俘，审讯中拒不屈服，结果与其三个儿子同日被杀，并被“弃市”；两个孙子死在狱中，妻张氏发教坊司充做官妓，病死后弃其尸。
司中，佥都御史，朱棣召见，意欲劝其归顺，不屈。于是命左右用铁丝帚刷其皮肉，直至刷出骨头而死。陪同司中一起受刑而死的，还有他岳家和宗族80多人。
胡闰，大理寺少卿。事变之后，朱棣为了收拾局面，笼络人心，因此做出开明姿态，意欲争取前朝名流出来为新朝做事。朱棣首先召方孝孺草诏，就是因为方是士林领袖；草诏，意在宣告江山易主了，皇帝换人了，号召天下效忠新主。方孝孺至死不肯草诏，于是朱棣打算另请高明，就宣召了胡闰和高翔。二人接召后，却为建文帝披麻戴孝，一身丧服入殿，并且大声号哭。朱棣耐着性子，先召胡闰晋见，谕令他把丧服换了，胡回答：“死即死，服不可更！”朱棣威胁说难道你不怕被“族诛”？胡闰仍不屈，朱棣命力士用金爪击落其齿，牙齿全部被击落，胡骂声不绝。朱棣大怒，缢杀了胡闰，用碱灰浸渍其尸体，致使皮肤整体脱落，然后楦入干草，悬在武功坊示众；胡全家死难270人，只有一四岁女儿漏刑得免。
高翔，监察御史，与胡闰一起被召，丧服入见，临殿大哭，不屈被杀。后家产籍没，一族尽死；下令今后凡高姓者经营之产通通加税，好让姓高的世世代代都骂高翔！这还未解恨，又掘了高翔先人之墓，将遗骸杂入犬马骨头烧成灰，扬弃于野。
侯泰，刑部尚书，督军饷至淮安，闻京师失守，行至高邮被逮，下锦衣卫，不屈而死。妻会氏配与象奴，弟敬祖、子侯皆死，家籍没。
董镛，监察御史，被执论死，女发教坊司，族人受死及流放者230人。
魏冕，监察御史。燕师将攻入，宫中火起，有人劝其赶紧迎附，冕厉声曰：“使吾改臣节，明君亦不用也。奈何自污！”遂自杀，朱棣下诏诛其族。与魏冕同乡的邹朴，闻冕死，亦绝食自杀，时称永丰双烈。
大理寺丞刘端、刑部郎中王高，相约弃官逃匿，被逮，朱棣亲自审问道：“方孝孺、练子宁是何种人？”刘端回答：“是忠臣。”朱棣说：“你们这样逃走，忠不忠？”刘端说：“保存自己是为了将来谋图举事！”朱棣命令将二人鼻子削了，说，现在你们还有人样吗？刘端骂道：“我犹有面目，即死可见皇祖！”朱棣大怒，立捶杀之，流放其家。
何申，中书舍人，奉使到四川，至三峡，闻金川失守，恸哭吐血，几天后即去世。
程本立，佥都御史，被委派为江西副使，还没有上路，燕师已渡江而来，程悲愤自缢而死。朱棣诏夺其恩典（即剥夺政治权利），籍没其家，查抄时发现，他只有几件旧衣裳。
龚泰，给事中。燕兵渡江，奉命巡城，龚泰知形势危急，嘱咐妻傅氏带领幼子远走，或者一起投井，决不能被俘受辱。宫中火起时，泰急忙赶赴，被燕师兵校阻止，于是自投城下摔死。
指挥张安被逮，半道上脱逃，隐入山中采樵。闻京师陷落，卓侍郎被杀，呼天号哭道：“国既就篡，我不愿为其民。”于是扔下所砍的柴，投水而死。
张安国，工部侍郎。当燕兵逼京师之时，与妻贾氏商议说：大势已去，我不是军人，不能率众应敌，又不能屈膝投降，怎么办？妻说，只有当隐者。夫妻二人乃乘舟隐入太湖，忽而听说京师陷落，建文帝自焚，张安国大恸，对妻说道：“食人之禄而存身于新主之世，耻莫大焉！”乃凿舟以自沉……
如此死节者，真是举不胜举。仅见诸史籍者，就令人目不暇接，更遑论公卿以外、士林之中名不见经传者！一些处于事变中心的人物，史籍上也只能寥寥数语，如“监察御史巨敬被执不屈，死之，诛其族。”区区十五字，意味着朝廷监察部门首长巨敬和他的整个家族全部被杀。
可笑的是，这次靖难兵起之时，建文帝在南京的大臣们个个慷慨激昂，纷纷相约以死节。而中间也有一些人，两眼正偷觑着北京南来的燕军；听说朱棣快要渡江了，便赶紧暗自打点，通关节，找门路，向“叛贼”那边频送秋波，私下表态，拟迎新主，谁还较了真的要“勤王”？……据《天顺日录》云：“文皇过江，胡广、金幼孜、黄淮、胡俨、解缙、杨士奇、周是修俱约同死。是修具衣冠，诣应天府学拜宣圣遗像，自为赞系衣带，缢东庑下。后缙（一说为杨士奇）为周作传，戏谓其子曰：‘当时若同死，谁与尔父作传邪？’”这几位名公之中，只有周是修老实，东庑下投环去了。其余都是人精，活得特别滋润。解缙更觉理直气壮：因为是他后来为周作了传，所以他对周子说，要是当时真的一起死了，谁来替你老子作传？另据《琐缀录》，解缙与几位义士相约死节之后，扑腾扑腾心跳，派人去胡广家打探动静。探子回报说：胡老爷从厕所出来，问家人猪喂了没有？解缙立马放松下来，笑曰：“一猪尚不舍，肯舍性命乎？”
解缙、胡广式的聪明人，虽然工于盘算，但毕竟俗流，徒为后人笑。儒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每于国难来临之时，便见端倪。明亡时，抵抗清兵至最后时刻的弘光礼部尚书黄道周，兵败被俘，于1646年在南京问斩。刑前，黄撕下衣襟，以指血书：“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黄因身材高大，刽子手够不上力，刀在手中颤抖不已，只好跪请黄坐下受死，黄颔首曰可。抗清义士夏完淳，被俘时年止17，竟也能含笑赴死；柳如是，一风尘弱女子，毫无惜死之态，拥此红颜，“国家栋梁”钱谦益当羞愧死！儒之精神，已然积淀在中国读书人灵魂深处，由此可见一斑。
……
儒不畏死，亦不关心“死后”。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就是这意思。然而儒家重视为什么而死，以什么名义死——为天下有道，因仁与义。因此现世具有积极意义，“立德”、“立功”、“立言”，不朽始于现世……孔子死时从容安详，正可说是实践了儒之大道。《礼记·檀弓上》载，孔子梦见自己坐奠两楹之中，预感死期将至，早起出门，拄杖而行，且走且唱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子贡知道孔子要去了，赶紧趋前伺候，孔子于是从容地交代了身后之事。
以对死亡的态度而论，柔与刚，儒家属刚；智与勇，儒家为勇。此为华夏文化之一翼，另一翼无疑是道家。
道家所谓的“道”，并非儒之“天道”。孔子向老子请教什么是道，老子回答说：“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此其道与！”（《庄子·知北游》）就是说，道是事物之所以为事物的本源之理，道就是一切，一切即是道。道高于儒家所说的天。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很明显，人以天地为法，天地以道为法，而道法自己；天地人三者皆由道生，道则“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老子·二十五章》）。实际上，道家的道论，就是宇宙本体论，是关乎宇宙理论的最高框架。
道家在这个框架内如何放置人呢？据庄子说，老子曾教导孔子曰：“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谬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衰之，人类悲之。解其天，堕其天帙，纷乎宛乎，魂魄将往，乃身从之，乃大归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
——（《庄子·知北游》）
这是说，一个人在天地间的存在，有如从缝隙中看白驹跑过，只是瞬间的事，理同蓬蓬勃勃万物竞生，不经意间已然萎谢。变生而死，变死而生，生物为之哀号，人类为之悲鸣。无如卸下贪生的包袱，解开怕死的疙瘩，让灵魂飘向天涯，让躯体埋入地下——这才是返归本源；当初降生无形变为有形，死之时则有形归于无形。这乃是人所共知的常识。
老子认为天地万物皆在变化中，没有什么是可以长久不变的，“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老子·二十三章》）庄子祖述老子，亦强调万物“有待也有死，有待也有生”，“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庄子·达生》）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生命降临，也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死亡带走它。不过，庄子认为生死并非矛盾，死亦并不可怕，此乃一而二、二而一之事，只不过同一变化呈现出的两相而已：
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圣人故贵一。
——《庄子·知北游》
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庄子·大宗师》
在庄子看来，生与死是相连属的事情；“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无非气之聚散。死乃是安息。所以庄妻死时，惠施前往吊丧，却正遇庄子“箕踞鼓盆而歌”——仿佛在庆祝什么似的！惠施大不以为然，庄子却认为，生死一如春夏秋冬四时运行，是不得不然的事。西晋郭象对此解释说：“夫死生之变，犹春秋冬夏四时行耳，故死生之状虽异，其于各安所遇一也。今生者方自谓生为生，而死者方自谓生为死，则无生矣。生者方自谓死为死，而死者方自谓死为生，则无死矣。”对生说来，生是生，对死说来，生是死；对生说来，死是死，但对死说来，死是生……由是，能做到“生时安生，死时安死”，就可算是顺应自然，超越生死而与道同一了。
显然，在探究如何超越生死的途径上，庄子与宗师老子略异其趣。老子认为，人如果不在乎生，反倒能全其生。生贵乎自然，贵乎与道同体。人如果改变了道原初的面貌，则无异于加速死亡。“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植物在生发之初，都很柔弱，但却生机盎然，待到它们高大茂盛之时，也就离死不远了，所以老子说：“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老子·三十章》）一切强盛的事物，都正在离道而去，也就为时无多了。所以老子主张回到事物生发之初的状态，即柔弱的状态。因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则事物的本源当溯归为一；万物归一，可与道同体。故老子提出：“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为天下贞。”（《老子·三十九章》）得一的结果，“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老子·二十二章》）——委屈、压抑、卑下、朴拙、少索取，结果可能得到保全、伸张、充实、生机和额外的赐予。
老子之所谓“抱一”，和他所说的“从事于道者，同于道”，也就是通过得道而超越生死，达于“死而不亡”的最高境界。庄子之“生死齐一”，同样追求“一”的境界，实际上这正是道家对生死的超越，同时也是对死亡的审美观照。
道家通过对生死的探究，进而将人性引入自然之境，力倡人之天性伺服自然。伯乐以精于相马而得意。然而，为伯乐“相”中之马却大不幸！千里马所以能千里，乃是自然赋予它的本性，并非为方便人役使。伯乐相马，实则害马——
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无所用之。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絷，编之以皂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
——《庄子·马蹄》
马以其蹄跑雪踏冰，全身披毛挡风御寒；渴觅甘泉，饥寻茂草；有敢犯者以后腿尥蹶子自卫。这就是马的自然天性。不幸的是马被豢养起来，纵有高楼大殿，马并不喜欢。更不幸的是伯乐出来说：“我的专长是收拾马！”于是马开始接受准备阶段的整治：烧烙杂毛，修剪鬃鬣，削足钉掌，火印打号；安笼头、衔嚼铁、系缰绳；捆扎背、胸、腋、腹、臀。之后，拖入马棚关进槽枥……经过这般折腾，约占二三成的马匹，因为傲岸不驯而被收拾致死。其后进入第二阶段强化训练，结果在耐饥训练中饿死一批；在耐渴训练中又渴死一批；训练长时间快速奔跑，累死了一批；快跑中再令其突然加速，又暴毙了一批。这尚且未完，一些天性难抑的不良分子被称作害群之马，当众屠杀以儆效尤。如此一来，马之死者已过半数。有少量侥幸“毕业”者，从此嘴里横卡着嚼铁，刺唇硌牙；浑身上下绳捆索绑，任由鞭打……
这还是不是漠北草原上那引颈嘶鸣的自由之马？
人与马无异。如果人汲汲于功名，胶胶于生死，有太多追求，有太多向往，势必心为物累，伤身害命。一个声名富贵毕于一身的人，也就是一匹披挂着华丽鞍鞯的驯马而已；一个与自然相抗衡，实现抱负、有所作为的人，也就是自取败路、追求速死的人。“勇于敢则杀”，“强梁者不得其死”。老子一再强调盛势有力、功勋业绩，对性命乃是最大威胁，如欲珍惜性命，全生以避害，则应“安时而处顺”，做到顺乎自然，无为而不争。唯有如此，才能远离死亡的威胁。《老子·十三章》云：“吾所以有大患，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无身，意谓身归自然，无所欲求。如果连“身”都没有，纵使黄金的鞍鞯笼头，于我又往何处披挂呢？故而老子主张清虚自守，唯道是从，“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抱慈守拙，不出风头。即使一不当心闹了个荣华富贵，也当功成身退，赶快回归自然状态。对于老子主张“无为”、全生以避害的观点，庄子论证说：
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
——《庄子·骈拇》
伯夷死于名，盗跖死于利，追求目标不同，但其害了自己性命则毫无二致。有鉴于此，庄子主张，人应当从世俗世界的价值观中彻底超脱出来，不为物累，亦不为形骸智巧所累。超脱，则心性可以甘于寂寞，恬淡而无为；无为则无忧，然后清虚近于道……庄子同样重视生命，力主全生避害。他认为，人生应当是这样一种状态：
圣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不为福先，不为祸始；感而后应，迫而后动，不得已而后起。去知与故，循天之理。故无天灾，无物累，无人非，无鬼责。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虑，不豫谋。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神纯粹，其魂不罢，虚无恬淡，乃合天德……
——《庄子·刻意》
庄子在这里说的意思是：生由自然，死随物质变化。静似阴柔，动如流光。不预先祈福，不为祸肇端。有感然后回应，见迫而后动作，因不得已事方兴发。去机巧、顺自然。庶几无天灾，无身外羁绊，无人非议，无鬼神见责。生时如同浮沫，死去恰似安息。无所思虑，不必谋划。闪亮然而不刺眼，信实但无待外求。睡觉不做噩梦，醒来亦无忧愁。心灵单纯，精神不疲。清虚恬淡，与自然特性相合……
安时处顺、自然无为、清虚自守、全生避害，成为道家倡导的人生观和幸福观。究其要义，在与自然归一，在对现世的超越，以此升华自我，齐于天地，齐于自然，齐于宇宙。不仅如此，道家还以其对社会、对儒家“入世”与“进取”的批判，为失败者开辟出一条“出世”的回归坦途。针对儒家推崇的道德仁义，礼智忠信，老子严厉地批判说：
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老子·三十八章》
任何时代，如果社会竭力提倡什么东西，那恰好证明这个社会没有那样的东西。在老子看来，儒家所提倡的东西，都是大而无用而且有害的东西。老子希望看到的社会，是“小国寡民”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这个社会“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有交通工具，但是人们却不太需要；有军队，然而派不上用场，甚至这个社会“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概言之，这个社会是自给自足的，人民安居乐业，不愿迁徙，所以舟舆无大用；人们淳朴无欺，无为不争，所以用不着武力；日子过得恬淡寂寞，因而老死不相往来……这是个不文饰、无智巧的社会，靠无为而治。老子切齿痛恨的是暴力，是那些为建“文治武功”而伤民的当政者。“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庄子对儒家的批判尤为激烈。儒家轻死，庄子重生；儒家动辄以死抗争，庄子认为死得愚蠢——
世之所谓贤士，伯夷、叔齐，伯夷叔齐辞孤竹之君而饿死于首阳之山，骨肉不葬；鲍焦饰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谏而不听，负石自投于河，为鱼鳖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后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六子者，无异于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离名轻死，不念本养寿命者也。世之所谓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谓忠臣也，然卒为天下笑。自上观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贵。
——《庄子·盗跖》
伯夷、叔齐，算得上世所称道的贤士了，他们却放着孤竹国的国君不做，跑到首阳山上饿死，连尸骨都不能入土。鲍焦抨击世俗，为标榜清高抱树而死。申徒狄因为君主不听劝谏，愤而背着石头跳河，喂了鱼了。介子推忠至极点，连自己大腿上的肉都能割给晋文公吃，文公还是疏远了他，介子推因而自焚。尾生与女子约会于桥下，女子未来而大水来了，尾生抱着桥梁柱不走，为一个信字而淹死了。此六人，与被杀的狗、淹死的猪、讨饭的丐没有什么不同？他们都是为名而死、不顾根本不惜性命的人，这样的行为不值得尊崇……
在道家看来，生死苦乐全在乎依违自然。依从自然，即获自由；违背自然，其苦不堪。南海神与北海神忽想报答中央陆地神混沌对他们的善待，有一次他们聚在陆上，也就是混沌的肚子上商议说，人都有七个孔窍，用来吃饭、听话、呼吸、看世界，而混沌却没有，不如我们帮他凿出七个孔。于是他们在混沌身上一天凿出一个孔，凿到第七天，混沌死了。事在《庄子·应帝王》中：“南海之帝为，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与忽时相遇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与忽谋报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混沌之死，说明了“苦在于自然之未能顺”。而与忽虽然好心想帮混沌，最终却得到“苦心劳形，以危其真”的结果。
道家通过与儒家在持论上的对立，阐释了他们对生命、对死亡的不同看法。有些主张几至水火不容。正是由于其不同，因而存在着极大的互补作用，而两者在处处不同之外，却又在更高层次上相互整合为价值目标的相同——即对死亡的超越。
几千年来，中国士人总是以儒、道为其灵魂的两翼。在性情与处世态度上，随处可见儒、道气质。读书人在踌躇满志、春风得意的时刻，乃儒家心态，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如若受挫失败，身居困厄，则幡然悟道，超脱出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一个向往正义，一个追求自由。中国士人终其一生，或则先儒后道、先道后儒，或则儒道互参、亦儒亦道。东方朔为汉武帝宠臣，每以滑稽向武帝荐儒道，而其人却道家风骨，声言他是“避世于朝”——为躲避俗世而隐居在朝廷。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回家“采菊东篱下”，喜欢“悠然见南山”，但他毕竟也出来做了一回小官，有过“用世”之经历。特别是在性命攸关之际，儒、道往往同时毕现。比如——
宋明帝赐王景文死，敕至之夜，景文方与客棋，看敕讫，置局下。待争劫竟，乃敛子纳奁中，已毕，徐言“奉敕见赐以死”。因出敕示客而举赐鸩，反谓客曰：“此酒不可相劝。”遂仰饮而绝……
——《初潭集·师友》
宋明帝刘，南朝恶名昭彰的暴君。因为忌惮母舅王景文权重位高，所以逼王自己了断。敕令是晚上送达王家的，其时王景文在跟朋友下围棋，棋局正逢“打劫”，一子之争而双方你来我往，欲罢不能……王景文看过敕令之后，塞在棋盘下面，继续他的“劫争”。终于见出胜负，结束棋局。王将黑白棋子分别盛入匣中，收拾停当之后，才淡淡地对朋友说：“刚才接到赐我死的敕令。”王让朋友看那敕令，同时斟满了官家附送的剧毒鸩酒，举杯抱歉地对朋友说：“这酒我不能劝你饮。”接着一仰脖子，尽饮而死。
王景文，崇儒耶？奉道耶？
石崇与潘安仁为孙秀构陷，同日受死，相遇刑场。一个富甲天下，一个盖世风流。石崇调侃曰：“天下杀英雄，卿复何为尔？”潘应声答曰：“俊士填沟壑，余波来及人！”——英雄被杀，你来干啥？这边回答说：天才倒地，波及俗人。死到临头了，两人还像刚洗过桑拿，躺着品茗闲话。没有一肚子诗书和一辈子的彻悟，何来如此神韵？
这种非儒非道、亦儒亦道的人格，频见于后世文人中。明季儒者罗伦曾大言曰：“生必有死，圣贤无异于众人。死而不亡，与天地并久，日月并明，其唯圣贤乎！”正可见一斑。
金圣叹，江苏苏州人，明末秀才，一生以读书著述为务。满人入主后，金对时政多有讥刺。清顺治帝死，大臣设幕哭临；金集合儒生百余人赴孔庙行哭，上揭帖请逐酷吏任维初，实则抒发亡国之恨。事觉被捕，同年底以倡乱罪处斩，妻子家产籍没。哭庙案中同斩诸生共十八人。圣叹狱中有言：“杀头，至痛也；籍家，至惨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以此观之，金纯粹一儒生。但其博览群书，绝意仕进，生性狂放不羁，似又宜作道家论。传言圣叹遗书中有云：“花生米与茶干同啖，有火腿风味。此法若传，我死无恨。”
滑稽突梯，更何来杀头之痛？可以说，在面对死亡时，儒家帮助人体验崇高；道家则帮助人感觉自由。
泰戈尔说，我将死了又死，以明白生是无穷无尽的。南亚次大陆，正是一块不断产生辉煌，又不断埋葬辉煌的地方。它先是以印度河流域的灿烂文明令后人魂牵梦萦；接着又出现了伟大的吠陀——婆罗门文化。当历史还来不及消化的时候，这两者都已悄无声息地隐没了。代之而起的是照亮世界的佛光——佛教文化。然而自佛踏上世界旅途之日起，它在印度即淡漠以致完全消逝……
佛之东渐，当在后汉之时。跟佛诞生的环境一样，其时华夏充满了离乱忧思。饥馑与杀戮，战祸与瘟疫，轮番发作在中原大地：黄巾起义、董卓酷政、高平陵屠城、八王之乱、五胡乱华……致使生灵涂炭，民有倒悬之苦。人自作恶，则诉之鬼神，志怪小说因而滥觞于两晋南北朝；鬼神不应，则反求诸己，禅心玄谈因而风行于士林百姓中。佛说，人世乃大苦难，人由于“无明”（不觉悟）而不能脱离苦海。弘扬佛法即是解脱……于是皈依者日众。
综观整个佛说，根本要义在“了生死”和“入涅”。生死所以为佛家“大事”，乃由于生与死是人生一切苦难的缘由。以佛法而论，人之生、老、病、死、恩怨相会、所求不得、穷、灾、祸、乱，诸般痛苦都由“生”而来。有生必有死，必有死后的再生。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人在这片苦海中沉浮漂泊，孤苦凄惶，无所凭依，找不到一块可以永驻的安乐之境。佛祖释迦牟尼曾将人世之苦，列于四大真理之首：苦谛、集谛、灭谛、道谛。苦谛以人世为一大苦海，世界是苦集之场，众生不能安乐，为无常患累逼迫。人生就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欲断除诸苦，唯生死能了；生死未了，忧悲苦恼哪能得了？因而佛高悬“了生死”这一宗旨。
人生诸苦缘何而起？据佛说，有十二因缘——无明、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死。《阿含经》反复论证一偈：“此有则彼有，此生则彼生；此无则彼无，此灭则彼灭。”其中“此”即是“因”，“彼”即是“果”。任何现象，皆由内在作用（因）与外在作用（缘）结合而生。十二因缘按排列，呈循环的因果关系，每一条既可是原因，又可是结果。如“无明”（无知，不明佛理），是“行”（个人意志行为）的因；“取”（追逐）是“爱”（贪欲）的果。若要脱离死亡，先须脱离生存；欲求了悟，先脱“无明”。这便是所谓集谛。
解脱之道是为灭谛。肉体解脱的途径是死亡，而死与生相续——
前识灭已，后识生时，或生人中，或生天上，或堕傍生、饿鬼、地狱。大王：后识生时无间生起，彼同类心相续流转，分明领受所感异熟。大王：曾无有法能从此世转至后世，然有死生业果可得。大王：当知前识灭时名之为死，后识餐起号之为生。大王：当前识灭时无有去处，后识餐起无所从来，所以者何？本性空故。
——《大乘流转诸有经》
这是佛对摩揭陀国王就人死后的去向讲法：人临死时，最后一念意识灭后紧跟着就会产生下一念意识。就像生时前念灭而又生后念，其间不会停顿。死后意识相续而生之际，将受其生前行为之“因”所种下的果报，生于天、人、鬼、畜、狱五道中。尽管从今生中没有转移什么东西到后世去，后世的生命也并非今生的生命，但今生与后世之间，却有因果相续的关系。前念已灭，名之为死，后念续起，名之为生。生死相续的轮回，本性是空，没有固定不变的东西在实受生死。为什么呢？只要你审视一下眼前念头的生灭——前念灭后到哪里去了？后念续起又从何而来？生死也是如此，当觉悟“空”的本性啊……
可见肉体之死与灵魂无关。灵魂在生死轮回中仍为十二缘起所困，若要灵魂脱离轮回，除非入于涅。涅，即是灭——灭生死之大患，灭生死之因果，无为空寂，灵魂达于冥然无形的超然状态、入于无境之境。东晋慧远和尚称此为“冥神绝境”。此境有常、乐、我、净四德，为极乐世界。关于涅，小乘佛教有“有余”、“无余”之说：“漏尽心解脱，任持最后身，名有余涅。诸行犹相续，诸所受皆灭，寂静永清凉，名无余涅。”（《本事经》）即是说，修行者已断除此生烦恼，证得阿罗汉果，但还依于宿世业报所由生的肉身，并因此而尚有小苦小不自在，此谓有余涅。已脱肉身羁绊，永享极乐，谓之无余涅。大乘佛教更于此两种外，有“无住涅”之说——
无住处涅，谓即真如出所知障，大悲般若常所轶翼，由斯不住生死涅，利乐有情，穷未来际，用而常寂，故名涅。
——《成唯识论·卷十》
大意是，得无余涅，而又超越其寂灭之境；以慈悲济众生，入生死不住生死，入涅不住涅，度化众生永无了期。
关于进入涅之法，早期佛说甚为烦琐，要求渐悟，修持过程中，有所谓八正道、四念住、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支，共三十七道品。其中如“八正道”有：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此八正道要求修持者“正”自己的见解、思维、言语、行为、起居、意念和禅定……其烦可见一斑。
佛在中国历五六百年，完成了与华夏文化的整合，形成了颇具中国特色的佛教理论。在诸多流派中，以唐时慧能所创禅宗影响最大。禅宗的脱颖而出，正在它提出了“顿悟”，从烦琐冗长的修持中跳脱出来，将佛说化为人人都可了悟的道理：“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佛。”成佛之途，全在一念之悟；克服“无明”是瞬间的事情，此即“顿悟”。所以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说。
禅宗对生死的理解甚为明了，即“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佛性就是人之本性，明了人之本性即可洞见佛性。慧能说：“汝等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禅宗认为，人能自觉把握生命的内在本体，就可达到成佛的境界，超越生死。只要“以无念为宗”，存于世而心不被外境所迷，“不于境上生心”，则“挑水砍柴无非妙道”，此即佛境。
对于禅宗来说，人生固然也有生老病死之苦，但若不以此为苦，则苦无所生，苦海也就与“极乐世界”无差别，要有平常心。平常心即超生死之道心。
至此，佛学在中国已然完全汉化。从佛学登陆初期的形神之辩、薪火之喻等等玄思清谈，到隋唐时各宗各派对佛理佛法的深入探讨，佛学得以成为一门成熟的宗教。虽然佛教谈六道轮回，三世因果，最终它仍被导入了儒、道两家共有的价值体系——超越生死。
古希腊罗马人：厌恶死亡
希腊人的历史，可以上溯至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青铜时代中期。印欧人种向北迁徙的漫长过程，止于他们在喀尔巴阡山和乌拉尔山之间找到了欧罗巴(Europe)大草原。这些蛮子当中的一小部分，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到达了今天的阿尔戈利斯湾(Argolide)，当时海湾附近的勒纳(Lerne)已经发展得像模像样了。传说中的怪物许德拉(Hydre)，就是在那里被赫克力士杀死的。这些被称作爱奥尼亚人的印欧移民，一度曾是迁徙地文明的破坏者。他们毁灭了除克里特岛以外的所有文化，而以自己创造的文化覆盖了希腊。
正如当初从欧亚大陆侵入伯罗奔尼撒半岛，希腊先民们并没有从此定下心来过安分小康日子的打算。他们很快就扩张到了爱琴海对面，在安纳托尼亚沿海的米利都(Milet)、科洛丰(Colophon)，以及叙利亚-腓尼基一带，建立起了自己的势力范围。滚滚财富迅速汇入爱琴海西岸，把这个多山的岛国变成了人间天堂。爆发于公元前13世纪末的特洛伊(Troie)之战，起因并非传说那样，斯巴达王后海伦被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拐骗，而是阿开亚人(Acheens)觊觎特洛伊的巨大财富。
不难想象，这个矫健地驰骋在大海上的民族，是何等地志得意满：他们有挺拔健硕的身材，聪明过人的头脑；他们有用之不尽的财富以及惊人的创造力；他们的头顶上是湛蓝的天空，脚下是蔚蓝的海洋，中间有雪白的云……这个对美有着天生敏感的民族，不创造出蔚蓝色的文明才是怪事！他们是海之骄子！置身在这样一个人文环境，谁不热爱生命？谁不留恋生活？谁又能指责古希腊人厌恶死亡呢？如果把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拖向死亡，这个孩子难道不会又哭又喊地挣扎？
罗马人跟希腊人一样，精神上他们是一个族类。不同只在，罗马人是从北方回归到意大利半岛的。他们在印欧人向北迁徙的过程中，比希腊人的祖先走得更远：他们一直走到了斯堪的那维亚。因此罗马人的祖先多费了些时间，晚至公元前1000年左右才到了罗马附近……
对死亡的厌恶，自希腊罗马时代开始，逐渐演变成为西方世界的传统心理。与东方人对死亡的态度相较，反差之剧已近乎黑白。例如，在战争中，西方军队的统帅会要求他身陷绝境的士兵向敌方投降，以保住性命；美国人为了救一个士兵竟不惜采用一切手段（可观看《拯救大兵瑞恩》），此举为中国人所大不解。前文所述文天祥、黄道周，正是在与蒙古人和满族人的战争中兵败被俘，拒绝投降而命丧黄泉的。在中国人看来，他们的行为天经地义，死得其所。这是在抵抗异族入侵的战争中，为道德完善而牺牲性命。文官不爱财，武将不惜死，本就是中国庶民对经国安邦者的期望。
文化背景与传统心理的差异，导致东西方人在如何对待生命与死亡的问题上，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态度。
在《荷马史诗》中，赫克托尔之死是整个特洛伊战争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这时战争已持续快十年了。由于赫克托尔在战斗中杀死了希腊战将帕特洛克罗斯，使希腊人悲痛万分，尤其是帕特洛克罗斯最挚爱的朋友、希腊猛将阿喀琉斯为此痛不欲生——
阿喀琉斯听见这个消息，立刻落进了漆黑的绝望深渊。他用双手抓起地上的黑土，把它撒在他的脑袋上，他又拿土涂抹他那美好的脸庞，那件香喷喷的短褂子上也撒满了肮脏的泥土。然后他滚倒地上，像个被打倒的巨人似的躺在那儿，弄脏了他的头发，并且拿他自己的手去拔下它来。他从帕特洛克罗斯俘虏来的那些女仆们都大吃一惊，一齐尖叫着跑出门去。她们都拿手捶胸，到她们那高贵主人的身边去扑倒在地上。在旁边，安提罗科斯眼泪汪汪地正在哭出他那个高贵的心，一面抓着阿喀琉斯的双手，防他要拔出剑来自刎。突然，阿喀琉斯发出一声可怕的狂叫……
怀着如此悲痛的心情，阿喀琉斯率领希腊军向特洛伊人发起了猛烈进攻，直至将特洛伊人追击到了他们的城堡。而这时候，特洛伊人的主将赫克托尔却有意留在城堡外不肯躲避——尽管父王和母后都在城头捶胸顿足地要他赶快回来。他觉得由于自己的固执而牺牲了军队，已经“没有脸面回去见我的国人和那些拖着长裙的特洛伊女人们”，他想跟阿喀琉斯在战场上决一雌雄，“或者是我杀了他，活着回家去，或者是我自己在特洛伊城前面光荣地战死”。他也曾想到把海伦交还给希腊人，那样就可以跟阿喀琉斯讲和；或者把特洛伊的财富分给敌人……但他那“不可制服的灵魂”不同意那样做。那么能不能向阿喀琉斯哀求呢？“他将不会可怜我，也不会顾念我的身份，却要把我像个赤裸裸的、没有武装的女人一般立刻杀死”。思前想后的结果，使赫克托尔终于认清了他已没有任何退路，他必须冒死迎战阿喀琉斯。尽管他鼓起了勇气，但当接触到阿喀琉斯时，他还是“簌簌发抖”地逃开了；他围着自己的城堡跑了三圈，而且意识到死已不可避免，他大声地嚷起来了：“啊呀，那么是神招我来就死的了……死已经离我不远了，它正对着我的脸膛审视，我是无法躲避的了。宙斯和他那个当射手的儿子虽然那么好意地对待我，那么地帮助我，可是他们一定早就决心要这样的了。所以现在我要遭遇我的死亡了。至少让我这条命卖得贵一些，不要走上一个不光荣的结局，也好传些赫赫的声威到未来人的耳朵里。”
赫克托尔最后拼死一战，终于不敌阿喀琉斯，被刺中倒下了。这时他恳求阿喀琉斯在他死后将他的尸体交还给特洛伊人，但遭到了暴怒的阿喀琉斯的拒绝。赫克托尔断气前谴责了阿喀琉斯的铁石心肠，随后“死把赫克托尔的话截断了，他那脱离躯壳的灵魂张开翅膀飞往哈得斯之宫，一路痛哭着它的命运和它留下来的青春和壮志……”
这位希腊人的主要对手，特洛伊的英雄主将，死的时候全无人们希望看到的慷慨激昂、气壮山河的场面。相反，英雄在死亡面前曾畏首畏尾，仓皇战栗；也曾设想过向敌人乞求，甚或出卖国家……总之，平素里隐藏甚深的怯懦，在死亡将临时突然暴露得一览无遗。这就是复杂而又健全的人性——人的本能是乐生恶死的，特别是天真烂漫的古希腊人。
对生命留恋和对死亡憎恶的人，决不仅止于赫克托尔，《荷马史诗》中所有的希腊英雄个个如此。克尔吉女神命令奥德修到地狱去寻找盲人泰瑞西阿，以听取他的预言，奥德修却意外地看到了自己母亲的亡灵——
……我真想要拥抱我死去的母亲的魂灵。我三次向她跑过去心想要抱住她，但是三次她都像影子的幻梦一样，从我手中溜走了。这使得我心里更加痛苦。我对她激动地说道：“我的妈妈，我很想拥抱你，虽然是在阴间，你为什么不能留下，让我们彼此拥抱，让我们冰冷的悲哀得到安慰呢？你难道是可怕的波瑟丰妮遣来的一个幻影，只来增加我的悲伤与痛苦的吗？”
我这样说。我的尊贵的母亲回答道：“啊，我的最不幸的儿子，宙斯的女儿波瑟丰妮并没有欺骗你。一般世人死后都是这样的。人死后骨肉分解，被烈火的强大力量消灭掉。一旦生命离开白骨，灵魂就像梦幻一样飞走，到处飘浮。你快快回到阳世去吧，你要好好记住这一切事情，以后好告诉你的妻子。”
母亲的魂灵消逝后，奥德修又从排队等候喝羊血的鬼魂中，认出了希腊联军统帅阿伽门农和英雄阿喀琉斯的魂灵：
在女神波瑟丰妮把那些柔弱妇女的鬼魂驱散到各处之后，就来了阿特留之子阿伽门农的鬼魂。他面容沉郁，四周集合着同他一起在埃吉斯陀家里死去的战士的鬼魂。他喝了乌黑的羊血，开始认出是我。他大声痛哭，流了很多眼泪，向我伸出手，希望能够接触到我。可是他不像从前那样身体矫健，这时已经没有力气了。我看见他，感觉怜悯，流下泪来……
在与阿伽门农泪眼相向之际，阿喀琉斯和另外几位希腊英雄的魂灵也来到了。奥德修对阿喀琉斯的魂灵说：“阿喀琉斯，我看从古到今没有比你更幸福的人了。你从前活着的时候，我们阿开亚战士对你像对天神一般尊崇，现在你在这里又威武地统率着鬼魂们。阿喀琉斯，你虽然死了，你也不必悲伤。”
我这样说，他立刻回答道：“光荣的奥德修，我已经死了，你何必安慰我呢？我宁愿活在世上做人家的奴隶，侍候一个没有多少财产的主人，那样也比统率所有死人的魂灵要好……”
此时的阿喀琉斯，对死亡是那样的厌恶，以致宁可人间为奴，也不做鬼王。但是他在生前，却毫无悲悯之心地杀死了赫克托尔，并且将他的尸体倒拖在战车后，残忍地撕扯着赫克托尔父母的心。在《荷马史诗》中，死亡在人心灵中引起的震颤，是最令人难以忘怀的——
就像这样，赫克托尔的脑袋在尘埃里打滚儿。他的母亲看见他们这样对待她的儿子，就扯她自己的头发，大声痛哭着把她那个漂亮的面纱从她头上拉下来丢掉了。他的父亲伤心得不住呻吟，他们周围的人也一齐接声痛哭，整个城市都陷进绝望中了。从它那高峻的城头直到最低的街巷，大家都在那里哭，就连伊利翁整个都着起火来也没有这么大的哭声的。那普里阿摩斯在恐怖中奔往达耳达尼亚的城门，意思是要出城去，大家好容易把他阻拦住了，他就爬行到粪堆里，一个个叫着名字向大家哀求。“朋友们，随我去吧，”他说道，“你们照顾得我太过分了。让我独自到阿开亚人的船上去吧。我要去向这个没有人性的怪物求告，他也许会因赫克托尔的年轻而感到羞愧，因我年老而觉得怜悯……我那许多儿子都正在年轻力壮的时候被他屠杀了。这许多的儿子我都要痛哭，可是有一个我哭得更加厉害，使我更觉伤心，简直要把我伤心到坟墓里去的，那就是赫克托尔了。啊，我恨不得他死在我的怀抱里啊……”
这就是那普里阿摩斯痛哭流涕说的一番话。所有特洛伊的公民都加进了他们的哭声，现在赫卡柏也领导着一班特洛伊女人开始一场辛酸的恸哭。“我的孩子啊！”她哭道，“啊，我真命苦啊！现在你已经死了，我为什么还要活在这里受罪呢？你在特洛伊，无日无夜地都是我的骄傲……现在死和命运已经把你带走了。”
为了阻止阿喀琉斯把赫克托尔的尸体拿去喂狗，年迈的父亲决心放弃国王的尊严，不顾赫卡柏王后和全体特洛伊人的反对，携重金去到了希腊军营中，匍匐在仇敌的膝前，双手抱住对方的膝头，连连亲吻仇敌那双杀了他许多儿子的手。他哀哀地求告道：“最最尊敬的阿喀琉斯，”他说道，“想想你自己的父亲吧，他是跟我一般年纪的，除了悲惨的老景之外，是什么都没有了的……但是他，至少总还有一种安慰。他知道你还没有死，是天天可以指望他的爱子从特洛伊回去的。至于我，我是完全破产了。我本来有过这个广大国土里最好的儿子，现在一个都不剩了……我带上这些辉煌的礼品到阿开亚人的船舶来，就是为要向你把他赎回去。阿喀琉斯啊，你要敬畏神明，可怜可怜我，想念想念你自己的父亲，我比你的父亲更应得到怜悯，因为我已经迫不得已做了一件从来不曾有人做过的事情了——我已经把那杀我儿子的人的手抬到我嘴唇上来过了。”
这是魔鬼听了也会心软的哀告！为了得到儿子的尸体，贵为国王的父亲，竟不惜亲吻那双杀过自己儿子的仇敌的手！希腊统帅阿伽门农，却经历了另一种刻骨铭心的痛苦：为了遵照神谕，他必须杀掉自己的女儿，否则希腊舰队不能出航。女儿伊菲革涅亚并不知情，只是感觉到父亲要杀害她。一个稚嫩的少女，面对死亡时感到了极度的恐惧——“父亲哟，假使我有俄尔甫斯的可以感动石头的神异声音，我将用雄辩的话引起你的同情，但是，唉，我没有这能力！我只有哭泣并用双手代替橄榄枝抚摩你的双膝。不要让我这么年轻地就去死，大地的光辉是可爱的，不要逼我走进黑暗的地府里去……将你的心肠放软些，怜惜我吧。对于人，再没有比生命更可爱的！在悲惨中生活也胜于最光荣的死！”
——斯威布：《希腊的神话与传说》
在悲惨中生活也胜于最光荣的死！这就是古希腊人对生死的经典看法。唯其如此，他们才会毫不遮掩地表达他们对死的厌恶。悲剧大师欧里庇德斯（Euripides，前485～前406）曾在他的著名悲剧《美狄亚》中，用大量篇幅着力渲染了死的可怕：美狄亚毒杀了夺去她丈夫的情敌，有人向她报告了公主死时的惨相——
这时候我看见那可怕的景象，看见她忽然变了颜色，站立不稳，向后面倒去，她的身体不住地发抖，幸亏是倒在那座位上，没有倒在地下。那里有一个老仆人，她以为是山神潘或是别的神在发怒。等到她嘴里吐出白沫，眼里的瞳孔向上翻，皮肤上没有了血色，她便大声痛哭起来，不再像刚才那样叫喊……那可怜的女人由闭目无声的状态中苏醒过来，发出可怕的呻吟。因为那双重的痛苦正向她袭来：她头上戴着的金冠冒出了惊人的、毁灭的火焰；那精致的袍子，你的孩子献上的礼物，更吞噬了那可怜人的细嫩的肌肤。她被火烧伤，忽然从座位上站起来逃跑，时而这样、时而那样地摇动头发，想摇落那花冠，可是那金冠越抓越紧，每当她摇动她的头发的时候，那火焰反加倍地旺了起来。她终于给厄运制服了，倒在地下。除了她父亲而外，谁都难以认识她，因为她的眼睛已不像样，她的面容也已不像人。血与火一起从她头上流下来，她的肌肉正像松脂泪似的，一滴滴的叫毒药的看不见的嘴唇从她的骨骼间吮了去，这真是个可怕的景象！
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前496～前406）在描写死亡时，手法跟欧里庇德斯略有不同，他要人们去体验死亡的痛苦，而不是去观察。在《特剌喀斯少女》中，他让赫拉克勒斯直接上场，展示了濒临死亡时的惨痛：赫拉克勒斯的妻子被怪兽诓骗，将它沾血的长袍送给丈夫穿上，结果长袍被火一烤便像无数毒蛇咬噬赫拉克勒斯，使他“痛得连骨头都战抖起来”。痛苦不断加剧，到了他完全不能忍受的地步，最后已使他近于发狂了——
宙斯啊，我到了哪里了？我躺在什么人中间忍受这无穷尽的痛苦？哎呀呀！这可恶的病痛又在咬我！哎……
……你们是哪里人，希腊人中最忘恩负义的东西！我这苦命的人多少次为希腊人在海上、在各处树林间清除妖怪，累得我要死。但如今，在我害病的时候，怎么没有人带着火或剑来使我免于痛苦？唉，唉，怎么没有人愿意前来，从我这可怜的身体上使劲砍下这颗头颅？哎呀呀！
儿啊，你在哪里？这样，这样抱住我，扶我起来。唉，唉，我的命运呀！
这可怕的病痛又冲上来，冲上来毁灭我，这无法医治的恶毒的病痛啊！
冥王啊，请你接待我！宙斯的闪电啊，请你烧毁我！主啊，扔下你的霹雳，父亲啊，扔到我的头上吧！因为这毒物又在咬我，又在恶化，蔓延！我这双手啊，这双手啊……
哎呀，哎呀，我完了！毁灭了！再也看不到阳光了！哎呀……
这就是英雄之死。
那么普通人的死呢？痛苦吗？如果目睹他人之死呢？如果亲手杀死他人呢？阿喀琉斯因为朋友帕特洛克罗斯被杀而伤心欲绝。可是他自己不但很快就杀死了赫克托尔，而且当众侮辱赫克托尔的尸体。太阳神阿波罗是人类理想男子的标本，可是如此俊逸的美男，却能毫不手软地剥掉敌人的皮！罗马的圆形竞技场内，成千上万酷爱自由、礼赞生命的漂亮公民们，会一致对胜利在握的角斗士大喊：“杀死他！杀死他！”他们渴望看到血，看到格斗中失败的一方被残酷地杀死，而且死得越痛苦越好！直到今天，人们仍能够从西班牙的斗牛场中，看到衣冠楚楚的绅士淑女，或高智前卫的时髦男女们嗜血的本性。
对于古希腊罗马人的民族性格，大多数哲学家有一种共识：他们是发育健全的儿童：纯真、质朴，充满活力。这看法也许是对的。不过这儿童却有着孩子的残忍——他们会亲手撕碎一只蝴蝶，或将一只小鸟吊死。他们也许还很倔犟，一定要把伙伴摁到地上才肯罢休——这种天性被称为“勇敢”，或者更斯文的说法是“尚武”。这就是特洛伊战争能打起来的原因；这也是亚历山大能够席卷欧亚非三大洲、斯巴达人能够抗击波斯的原因……
怕死，然而好斗；珍视生命，却并不设计彼岸；爱美，但却可能作恶。希腊人也许是世界上最具创造力的民族，同时也是最早意识到人性恶的民族。关于这一点，不妨听听他们的哲学家怎么说……
当今一切被称为“现代”的文化，都跟希腊有关。因为眼下是欧风美雨的季节——西方文明在领导着全球现代化。毫无疑问的是，希腊文化是全部西方文明的母本，哲学与科学都诞育在那里。
然而在论及死亡这样沉重的课题时，得天独厚的希腊哲学家，却未必能有他们的东方同行那么从容睿智，那么高蹈空灵。希腊太自由了，哲学家太幸福了。爱琴海西岸有取用不竭的国家财富，爱琴海东岸有工蜂一样的亚细亚奴隶。神给哲学家分配的工作就是沉思、辩论、演说，以及晒太阳和用锡杯喝葡萄美酒……
安纳托尼亚沿海的米利都，就是这样一个喝酒晒太阳的好地方，因而从这个小小的城邦里产生了世界绝对一流的学者，如泰勒士、阿那克西曼德、毕达哥拉斯之类精英人物。
泰勒士（Thales，前624～前547）被人们誉为世界第一哲学家，因为比他还要早的职业哲学家似乎没有见诸史册。人们容易记住泰勒士是因为两件事：他让那些嘲笑哲学无用的人亲眼看到，只要哲学家愿意，就能凭借知识赚很多钱——他根据气象观察，在橄榄油生意中狠赚了一大笔；第二是，他只用几个字就树起了一面旗帜，引来无数天才的思想家奉献出毕生智能。这几个字就是刻在科林斯神庙中那句不朽的格言——“认识自己！”泰勒士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水。这很容易理解，对于生活在海边并且命运与航海有着密切关联的人来说，水乃是他们肉体与精神两方面的依托。在泰勒士看来，人的灵魂也是由水构成的某种具备运动能力的东西。
这样，泰勒士就提出了一个粗线条的理论框架：水是万物的本原，万物终将归复为水。跟泰勒士基本上同时代的米利都另一位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ros，前610～前546)，则提出了“气本原”论，认为世界本原是气，人的灵魂由气所派生、构成。爱非斯学派的领袖人物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前540～前480）却认为，灵魂是一种由湿气里蒸发出来的火性物质，渗透弥漫在人的全身，没有边界，有思想感觉，甚至有认识能力……
与此不同的是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前580～前500），这位向世界贡献了a2＋b2＝c2的“真理发现者”坚持认为，数才是世界的本原。“一”可以产生“二”、“三”、“四”……这些数产生点，点产生面，面组成体，体产生火、水、土、气四大元素。四大元素结合生成太阳月亮及万物。而日、月所分离出来的冷、热两种元素，就凝成了灵魂。
毕达哥拉斯学派集合了众多学者，论证了灵魂的构成：灵魂有表象、生气（即生命或精气）和心灵三个部分。动物只有表象和生气，唯有人类三者俱全。生气在人身上居于心；表象与心灵居于脑。后来这个学派的菲罗劳斯又发展出三魂说：第一为生长灵魂，在人的脐部；第二为动物灵魂，位在心脏；第三为理性灵魂，在脑中——这是人所独有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同时还认为，人死后仍能存在并可转世的，只是灵魂中的心灵和理性部分。灵魂与肉体的结合乃是一个悲剧：肉体是灵魂的囚笼，灵魂在肉体中得不到自由；更糟的是肉体死后灵魂受命运支配，还会寄居于新的肉体继续被囚禁折磨，永无了期！
从上面那些哲学家的论述看，有个较明显的共同点：他们都关注自然和物质世界，力图从物质范畴抽象出灵魂学说。至于毕达哥拉斯的灵魂不死论，则明显来源于他游学埃及时，从祭司老师那里获得的启示。在这种侧重于物质世界的思辨中，已经闪耀着科学因子的光芒，所以，现代科学产生于希腊是毫不足怪的。
把哲学家的注意力从自然转向人自身的智者，是苏格拉底（Sokratesl，前469～前399）。他重新提出了泰勒士“认识自己”的口号，并把它解释为“关心和改善自己的灵魂”。苏格拉底根据巴门尼德“一”的哲学观，对灵魂的本质、结构以及作用提出了一套系统深入的论证。他认为，灵魂乃是单一的本原，所以不朽，也不可分解；灵魂是无形无影的，是自由和自动的，它永不寂灭。同时，灵魂是运动的本始，“一切无灵魂的物体由外力而动，但有灵魂的则自己动，因为这是灵魂的本性。”（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在苏格拉底看来，灵魂中居住着心灵和理智，因而人的灵魂各有高低不同：肉体欲望越重灵魂越轻；反之灵魂越高。灵魂最高级的人是哲学家，因为他们直接面对真理，摆脱了感性世界的羁绊。苏格拉底是灵魂、肉体二元论者，他的灵魂解脱之道是牺牲肉体。由此出发，他主张哲学应当帮助人学习如何死；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学习死亡。苏格拉底最终因政治缘故而被处死，死前非常安宁，就刑之前还在跟学生探讨学问，颇像中国圣哲孔子……
苏格拉底死后，他最出色的学生柏拉图（Platon，前427～前347）继续对灵魂问题进行探讨。柏拉图把灵魂分为理性、激情、欲望三个部分：理性在脑，激情在胸，欲望在腹。三者始终处在斗争与倾轧中，和谐的时候极少。灵魂须与肉体结合，只有理智部分是独立在形体之外的。因为灵魂先于形体存在，它具备某些先验的东西，当它回忆那些东西时，也就形成了人对理念的认识，“灵魂在取得人形之前，就已在肉体之外存在着，并且具有知识。”（《斐多篇》）同时，灵魂受自身好、坏两种力量控制：当灵魂被坏的力量控制时，人变成卑鄙小人，成为受肉体欲望摆布的“自己的奴仆”。所以人必须发扬灵魂中好的一面，即理智的一面，抑制欲望，为灵魂获得自由而“当自己的主人”。
据柏拉图自己说，他曾受到东方神秘宗教的影响，因而坚信灵魂不死，并会因生前行为而于死后在冥界接受审判。在其所著《理想国·卷十》中，通过战士沙尔死而复活，柏拉图描写了肉体死后灵魂的去向：沙尔说，灵魂游离后，在冥界他看到地上有两个洞，天上也有两个洞，中间是审判席。亡魂逐个通过其间，主审者根据其生前行为的善恶，在它们背上贴上标记。善者从右孔升入天堂，恶者由左孔坠下地狱。沙尔在那里看到，希腊的英雄们通过拈阄选择再生之体。比如，生前为女人所害，深怀怨恨的弗沃斯灵魂，不愿再进女人的肚子，因而选择了做一只雁。沃狄塞斯的灵魂回忆起生前太劳累，所以选了一位懒散的闲人过下辈子……
看来，古希腊的哲人们都很关注灵魂。但他们在论证灵魂的时候，方法未免太“科学”了。在构建灵魂的“彼岸”时，他们的建树远逊于他们在其他领域内的创造。然而，对灵魂的探讨，却使希腊的哲人们充分认识了人性：他们认为人性是恶的——赫拉克利特在论证世界本原的过程中，不忘指出人性的本质：“世界由火组成，一切皆变，多数人是邪恶的”；苏格拉底警告人要“关心和改善自己的灵魂”；柏拉图基于人性恶的认识，提出：“没有法律，人无法将自己区别于野蛮人”；亚里士多德说：“人更近野兽而远离神灵，多数人生来愚昧、懒惰、贪婪、残忍。”
幸运的是，西方人并未止于这一认识，而是以此为出发点，孕育出了极为强势的伦理道德文化和理性的社会、法治思想。沿着这一思路，西方产生了一连串的思想家，试图重塑“人”的形象。西方文明，就是在这样的人文精神指引下走向现代的。跟希腊先哲们同时的东方哲学家，也曾产生过恶的观念，但其人文精神却没有因此而得到拓展。波斯占星家查拉图斯特拉（Zarthustra，前628～前551）率先提出，善与恶是宇宙中的两大基本力量。可惜这个观点却仅止于附丽在远古的光明(Light)与黑暗(Darkness)二元对立论基础上，没有发展出新意。倒是东正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从查拉图斯特拉那里吸收了道德世界善恶对立的思想成果，补充了各自的教义……
当霍布斯说“人与狼相似”的时候，他是否想到了罗马人？不得而知。但罗马人自己却欣然承认，他们是母狼哺育的后代。
甚至奥古斯都（Augustus，前63～前14）还在位时，罗马人的军事光荣就开始退潮了。原先隐藏在尚武精神后面的“狼性”，有时候就会龇牙咧嘴地闪现出来。
提比略（Tibreius，前42～37）派到巴勒斯坦去的总督彼拉多(Pilate)，是个名副其实的“帝国主义分子”。他上任时居然命令军队高举着画有罗马皇帝肖像的旗帜，浩浩荡荡开进犹太人当中。第二天，全巴勒斯坦就出现了骚乱。接着他又动用犹太教圣殿的库银，用来修一条水沟，结果导致愤怒的教徒包围了他的官邸……
如果彼拉多稍许有点政治头脑，他就会注意到：巴勒斯坦人早已在暗中酝酿着反对罗马了；在犹太教各派中，最激进的是法利赛人（Pharisees），相对说来耶稣的教派还算是较为温和的。法利赛人曾问过耶稣，该不该向罗马交税？耶稣握着一枚有恺撒头像的银币说：“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神的物当归给神。”(Render to Caesar the things that are Caesar’s，and to God the things that are God’s.)可见基督教派对罗马当局是抱合作态度的。彼拉多要瓦解反对罗马的敌对力量，就应该拉拢耶稣，搞点统战工作。但他没有那样做，因为他的狼性其时正处于活跃状态——他逮捕了耶稣，做了一点审讯的表面文章，就把耶稣钉上了十字架。这样一来，彼拉多就等于把犹太教内一个叫基督教的小派别，推上了世界舞台；也把他用来行刑的十字架，点化成了人类救赎的崇高旗帜。耶稣之死，自此成为这个世界上人类学习死亡的最经典的几本教材之一。据《新约全书》中最近于原始材料的《马太福音》载，耶稣死得很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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