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奇闻录（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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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奇闻录（二）试读：

内容提要

俗话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今天就让我们见识一个不同寻常的奇异的世界……

第一章　卓别林曾被纳入希特勒“死亡名单”

国际在线专稿：作为一个“小人物”，查理·卓别林曾带给人们无数的快乐。然而，纳粹分子却从来不对他的幽默感兴趣，相反独裁者阿道夫·希特勒甚至非常憎恨这个“小个子”。据最近新解密的一本纳粹宣传册显示，卓别林曾被纳粹列为全世界最为杰出的犹太人之一，并出现在“死亡名单”上。

无犹太血统　却被纳入“死亡名单”

这本纳粹宣传册名为《犹太人看着你》，于20世纪30年代在柏林出版，是由声名狼藉的反犹太专家约翰·冯利尔斯编写的。这本95页的书中，囊括了很多激进分子、银行家、经济学家、记者、学者以及企业家等犹太名人的名字和照片，包括爱因斯坦和卓别林。

这本书将于今年3月在希罗普郡拍卖。拍卖人理查德·韦斯特伍德-布鲁克斯说：“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攻击全世界最杰出的犹太人，让德国人相信：这些人正组成一个国际联盟，试图统治全世界。书中列举了每个杰出犹太人的照片和肖像，但是到目前为止，这本书最值得注意和奇怪的地方就是竟然包括了查理·卓别林。他被归类进入‘艺术犹太人’一组，暗示他具有犹太人血统。”

实际上，卓别林并不是犹太人，他祖籍英国，后移民美国。卓别林本人有犹太血统的说法毫无根据，卓别林本人生前从未讨论过这个问题，也拒绝否认他是犹太人。而且他常说假如他有犹太祖先的话他将感到骄傲，因为“所有天才均有犹太血统”。

创作《大独裁者》做出回应

20世纪30年代，一位在柏林工作的电影制作者伊凡·曼特裘发现了这本书的副本，并将它送给了卓别林。卓别林甚至曾专门给曼特裘写过信，感谢他送这本书。卓别林看到这本书后，非常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因为这本书中所列的大多数人都被纳粹分子“清除”了。

尽管害怕被纳粹迫害，但据说这本书为卓别林创造经典喜剧《大独裁者》提供了灵感。在这部1940年上映的电影中，卓别林扮演一名很像希特勒的独裁者阿迪诺德·亨克尔。电影历史学家凯文·布朗洛认为，卓别林创作《大独裁者》就是为了回应纳粹宣传册中列举了他的名字。他说：“卓别林被列入这部书中，很可能导致他创作了《大独裁者》这部电影，以此作为一名演员对希特勒挑衅的回应”。

布朗洛说，从卓别林专门写信给曼特裘可以看出，他对这本书很重视，并的确可能受到“刺激”，从而获得了创作灵感。

第二章　法国教育界拒绝戴高乐包装出来的民族英雄

2007年8月30日，法国各地中小学开学前夕，国民教育部发表最新公报：将2007年10月22日定为二战时作为人质被维希政府杀害的居伊·莫格牺牲纪念日，所有的中小学校学生，不论年级、班别，都必须在当天早上朗读居伊临刑前留下的遗书，各级教育机构应组织相关活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向学生普及二战历史尤其是法国抵抗运动历史。法国总统萨科齐也将于当天访问居伊生前就读的卡诺高中，与学生们一同怀念66年前为国牺牲的小英雄。

公报甫一发表，立即掀起轩然大波。全国中学教师工会、教育业工会联盟两大教师团体首先发难，拒绝执行“朗读遗书”的规定，认为政府此举是“利用历史为工具，以达到党派或个人的政治目标”，将“导致学界知识混乱”，并担忧“政治家的滥用”将使“教师的自由教育权”以及“历史研究方法的逻辑性”遭到史无前例地践踏。随后，各地方教师工会也开始议论纷纷，铺天盖地的谴责声明和抗议信，为开学初的热闹景象又添了一把薪火。

全国上下的争论也蔓延至学术领域，历史学家团体、大学研究机构等权威性部门组成了“警惕公开擅用历史”委员会，指责教育部长达科斯和总统萨科齐“不惜利用有争议性历史人物为年轻一代制造英雄”，或者“给学校创造爱国主义神话，而不是以批判的眼光了解历史”。

这所有的负面言论使得教育部长一时间面临巨大舆论压力，也使得已在各项大刀阔斧的改革中备受责难的总统萨科齐，重新沦为口诛笔伐的对象。但政府并未因此松口，由萨科齐亲信控制的数家电视台已准备将居伊·莫格牺牲纪念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一段介绍英雄事迹、名为《遗书》的两分半钟短片，在2007年10月17至22日每天在法国二台、三台、四台和五台国际频道播出。政府执意将“英雄”活动进行到底，教师与史学家争吵不休，夹在中间的普罗大众，只能在对这段历史的确信与狐疑中继续游移。

居伊·莫格究竟是何许人也？他的故事为何在六十多年后再次受到政府的关注？他的身上究竟有何疑团，让教育界和历史学界都陷入了与政府的口水之争？他的牺牲是否具有历史价值和反侵略意义？或者，更确切地说，他算不算一位真正的国家英雄呢？

少年居伊

居伊·莫格，他的全名是居伊·普罗斯佩·欧斯塔什·莫格，1924年4月26日出生于巴黎一个普通的铁路工人家庭。父亲普罗斯佩·莫格是一名铁路工会成员，也是法国共产党在巴黎地区的骨干份子，拥有巴黎第17区共产党代表的头衔。居伊在父亲的影响下，从小便对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事业抱有强烈的热爱，在刚踏入中学时，便加入法国共产主义青年会。但是，随着世界大战阴云密布，法国共产党遭遇的挫折使这个典型的共产主义家庭难逃四分五裂的命运。

1939年8月23日，苏联面对蠢蠢欲动的德军，为求暂时自保、养蓄实力，与希特勒签署互不侵犯条约，法国共产党随即响应，宣布支持苏联的决定。法国国防部长达拉蒂埃一怒之下，将共产党划为非法组织，下令强行解散。居伊的父亲普罗斯佩·莫格首当其冲，于1940年2月被捕，随即押往位于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政治犯集中营；居伊的伯父亨利·莫格则幸免于难，但也加入了当年夏天成立的法国共产党地下组织。长辈们突然生死未卜，这个家庭的下一代却始终没有放弃父辈的信念，居伊的姐姐罗莎莉于1941年加入地下组织，很快也成长为一名干部。

父亲的被捕给居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年仅15岁、一直保持优等生称号的居伊不得不中止在卡诺高中的学业，与母亲和弟弟塞尔日流亡到法国西部的芒什省寻求政治避难。然而不久后他便只身回到巴黎，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会的地下武装组织。其间，他曾经致信当时的法国国民议会主席哈里沃，要求政府释放父亲，未果。随着巴黎沦陷，维希傀儡政权的建立，共产党成为头号捕杀对象，城内一时间血雨腥风，但居伊仍不放弃地下工作，每天悄悄在街道上张贴反政府传单，秘密组织共产主义宣传会。一切的活动，都在家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着。

然而，尽管行踪极其隐蔽，地下运动的日益壮大还是引起维希政府的警觉。居伊也最终难逃政府间谍网的魔掌：1940年10月13日，他在巴黎铁路东站被3名警察逮捕，罪名是“非法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几天后便押往佛雷斯内少年犯监狱。第二年开春，巴黎青少年法庭对其进行了审判，由于是初犯，行为看来也不甚严重，居伊被法庭勒令“返回母亲身边，并随时接受当地警察局的监管”。但好景不长，他又因宣传共产主义被芒什省警察局逮捕，辗转了好几个监狱之后，于1941年5月15日押解到沙塞尔集中营，重蹈了父亲的覆辙。在那里，关押了几乎所有的从1939年9月到1940年10月期间被捕的共产主义分子。狱中的居伊并不孤独，在10号少年犯监仓，他结识了年纪相仿的赛玛、斯科拉里等人，后者在出狱后，成长为巴黎解放运动的领导者之一。

居伊·莫格（1924.4.26-1941.10.22）

17岁的就义者

牢狱生活并非说明被捕的共产党人便得以暂时免去性命之虞，一场突如其来的暗杀事件彻底改变了包括居伊在内的26名政治犯的命运。1941年10月20日，德国占领部队的一名副官卡尔·霍兹在法国南特被三名共产主义青年会成员枪杀。事件震动了当时权倾法国的贝当元帅，他的部下——内政部长布舍立即下达严厉措施，要求尽快抓捕嫌疑犯归案，他甚至连夜从监狱名册上挑选了61个称为“头号危险人物”的共产党人，组成一份人质名单，声称如果南特暗杀事件的主谋还不自投罗网，名单上的所有人都将遭到枪决。根据现存的历史档案显示，居伊·莫格的名字当时并未列入这份61人名单之中，但在德军审核了名单之后，鉴于本国的“人质策略”标准，将居伊的名字也加了上去，使他成为了名单中最年轻的受害者。第一批15名人质随即被执行枪决，两天之后，暗杀事件仍然茫无头绪，德军占领区总指挥奥托将军暴跳如雷，从剩余的名单中挑选了27个名字充当下一批牺牲者，而这27名人质，都来自沙塞尔集中营，其中便包括居伊·莫格。

1941年10月22日，距离沙塞尔集中营两公里处的萨布里埃刑场上竖起了9根木桩，27名人质被准许在30分钟内写好给亲属的遗书，然后分为3组执行枪决。尽管狱中的共产党人在数个月的关押期间已暗中策划好了暴动，然而面对傀儡军荷枪实弹的包围圈，虽然人们激愤莫名，却不敢有所行动，因为这将招致更大规模的屠杀。为使同胞走得更有尊严，人们唱起了《马赛曲》，包括居伊·莫格在内的27名人质在歌声中被押上了开往萨布里埃的卡车。刑场上，当德军询问是否需要用黑布蒙上眼睛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严辞拒绝，从行刑开始到结束，牺牲者们一直高喊着：“法兰西万岁！”

居伊在遇害前一天写下了一封绝笔信。信的开头写道：“亲爱的妈妈，我深爱的弟弟，我深爱的爸爸，我要死了！我要求你们，尤其是妈妈，一定要勇敢。我希望像走在我前面的人那样勇敢……当然，我宁愿活着。但我衷心希望的是，我的死能达到某种目的……17岁半，我的生命短暂，但除了离开你们，我没有遗憾。”萨科齐总统要求学生们朗读的正是这封信。

居伊之死没有为他的家庭蒙受的灾难划上句号，母亲收到遗书后，担心自己仅存的小儿子塞尔日也会遭到政府迫害，于是将其乔装打扮成女孩，一同逃往邻近省份。12岁的塞尔日不堪忍受长途跋涉、衣食无着的流亡生活，父亲被捕、哥哥被杀的场景一直成为他挥之不去的梦魇，终于在1944年4月19日因感染脑膜炎而死去。他们的母亲朱丽叶侥幸存活下来，随后也回到巴黎，加入了解放运动委员会，并于1945年以共产党员身份当选巴黎市政顾问。同年7月22日，应戴高乐将军的号召，人们为在南特暗杀事件中牺牲的所有人质在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举行国葬，遭纳粹枪杀的所有抵抗运动烈士和英雄们拥有了他们最终的安息之处，和一块表彰爱国主义精神的纪念碑，而居伊·莫格的墓地旁边，则长眠着他那早夭的弟弟塞尔日。

父辈友谊带来死后殊荣

居伊的遗书和生前事迹为人们所熟知，并跻身国家英雄的行列，并不是偶然的。在居伊及其他26名共产党人被枪决后，一位同时关押在沙塞尔集中营的15岁共产主义青年会女战士爱思特·高登，奉地下组织之命搜集所有被害者留下的笔记资料。通过她的努力，居伊的战斗精神和慷慨赴难的动人故事不久便在法国抵抗运动阵营中流传开来，成为人们心目中抗击纳粹、光复法国的爱国主义小英雄。1944年12月28日，戴高乐为居伊·莫格追授二战十字勋章和抵抗运动纪念章，1946年2月9日，又为他颁布了象征为国家做出最杰出贡献的骑士荣誉勋章，并将巴黎17区的一条街道和一座地铁站命名为：居伊·莫格。

至此为止，在沙塞尔集中营所有被纳粹杀害的死难者中，只有居伊一人在身后享有如此的殊荣，其它受害者的名字几乎都从此销声匿迹。而且，在南特暗杀事件牺牲的人质中，居伊并不是年纪最小的一个，据资料显示，在居伊牺牲日的同一天——22号，总指挥奥托将军下令在南特处决了16名人质，在巴黎近郊处决了5名人质，这21名死者中最小的是不到17岁的安德雷·勒摩尔，他在牺牲前勇敢地高呼：戴高乐万岁！然而，他的英勇表现却并未得到戴高乐的青睐。

20多年后，戴高乐去世，人们不禁开始细究他为何当初如此不遗余力地“包装和推销”居伊·莫格。人们发现，居伊的父亲普罗斯佩·莫格在阿尔及利亚期间便与戴高乐相识。在其后的法国抵抗运动中，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法国光复后也是私交甚笃。1956年6月普罗斯佩的妻子朱丽叶，也就是英雄居伊的母亲因车祸去世时，戴高乐甚至亲自写了一封长信表示悼念之情。

质疑英雄

20世纪70年代后期，法国共产党在政坛上逐渐式微，历史学界对法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价值与意义开始重新进行考量，并发出了与传统的理解不同的声音。居伊·莫格的“抵抗运动英雄”称号开始受到质疑，他宣传共产主义是否属于“抵抗运动”的一部分？作为人质被杀害与作为战士被杀害的结局是否存在质的不同呢？

1991年，在南特暗杀事件与人质牺牲纪念日，法国共产党主席乔治·马沙亲自主持纪念活动，此时，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当年参与暗杀行动的青年会成员之一，吉尔贝·布鲁斯林忽然出现在聚集了一万五千人的纪念现场，手中挥舞横幅，上面写道“我是南特事件策划人中的唯一幸存者，我理应在台上占有一席之地”，不仅如此，他还当场痛骂：“马沙！这儿没有你的位置！”这一丑闻当时震动全国。

2000年，《居伊·莫格：被枪决的童年》一书出版，作者详细分析了法国共产党的地下活动是否属于抵抗运动，以及居伊·莫格英雄称号的合理性，使法国共产党历史和小英雄的疑问重新浮出水面。值得注意的是，该书的作者皮埃尔-路易·巴斯便是那位搜集沙塞尔集中营牺牲者资料、将居伊事迹公诸于世的女共产党员爱思特·高登之子。

两年后，历史学家让-马克·贝里耶和佛兰·里埃格发表了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首先，法国共产党由于支持苏德签署的互不侵犯条约，在抵抗运动正式开始后，并没有即时投入对德斗争的阵营，居伊以共产主义青年会成员身份进行秘密宣传工作，只属于党派宣传，而不是反侵略宣传；法国共产党直到1941年6月苏德关系正式破裂后，才投身反纳粹抵抗运动，而此时的居伊已经去世了。其次，居伊是被法国警察逮捕，在法国的法庭进行审判，与德军无关；他“非法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的罪名之所以成立，是援引了国防部长达拉蒂埃为打击法国共产党制订的法律条文，因此居伊的被捕和受审并非直接由于他从事抵抗运动。再次，长期以来人们只关注因南特暗杀事件遭受无妄之灾的人质，而忽略了三名策划和参与行刺的共产主义青年会成员，他们之后的遭遇如何？有没有被德军打击报复？身为组织者之一的吉尔贝·布鲁斯林为何突然现身1991年纪念活动并制造了如此丑闻？作为真正的反纳粹英雄，他们始终被人质居伊的光芒掩盖在历史的角落里，这不得不让人们怀疑“英雄”之名所隐藏的不公正。最后，法国共产党一直以来着力描述沙塞尔集中营里关押的共产党员之惨况，似乎有意转移公众视线，隐瞒1939-1941年间迟迟不参与抵抗运动的事实，但是，沙塞尔集中营的囚徒绝大多数都是在1940年被政府逮捕，罪名大多是从事共产主义活动，与抵抗运动毫无关联，所以集中营的经历也不能为居伊成为国民英雄提供理由。在这个国民信仰普遍没落的时代，为了推出一个国家英雄，我们不惜篡改历史和塑造英雄，这恰恰是对烈士的侮辱。

回到2007年10月22日，居伊·莫格全国纪念日照常推出，尽管教师们反应冷淡，政府组织的各项活动却仍然如火如荼，官方印制的居伊·莫格首日封和邮票也在当日上市出售。2007年10月26日，由于朗读遗书在各地学校都引发争议，教育部宣布自2008年起，10月22日将更名为：抵抗运动青年战士纪念日。政府态度软化，刻意将问题模糊处理，最终使学界抱屈不平的声音渐渐平息，至于居伊·莫格是否真正能够担负英雄之名，将寄望于历史学家们能否通过更深入的研究为公众释疑。一个真正的英雄人物的建立，不仅需要接受几代历史学家的反复质疑，而且必须通过广大民众自身的价值判断和道德拷问，才能终究彪炳青史，为后世所铭记。

第三章　中德美同盟　意在压倒英日同盟

20世纪初，世界局势动荡，各国都在寻求盟友。英国为保住它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被迫放弃孤立政策，于1902年1月与日本结盟。欧洲强国德国为应对时局的进一步复杂化，决定寻求与其他国家联合，共同对付英日联盟。

孙宝琦（右）1902—1905　清朝驻法公使

经过反复考虑，德皇威廉二世选中美国。他与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频繁交流，探讨建立联盟事宜。罗斯福也察觉到新崛起的日本是美国潜在的威胁，主张扩大联盟，吸收中国加入，形成中德美三国同盟。为此，威廉二世秘密会见出使德国的中国公使孙宝琦，告诉他说：“欧洲最强国为德国，亚洲最大国为中国，如果再加上美洲最富国美国成立三角同盟，对世界和平必有伟大贡献。”他的意图很明显，就是想通过中德美联合，压倒英日同盟。

孙宝琦是清朝庆亲王奕劻的儿女亲家，而奕劻是军机大臣，威廉二世之所以秘密会晤孙宝琦，就是想利用这一层关系，直接影响中国政府。然而，如此重要的外交问题，孙宝琦自然不敢作主。他立即打电报请示奕劻，奕劻也不敢怠慢，马上上奏慈禧太后。

孙宝琦（右）1902—1905　清朝驻法公使

经过反复考虑，德皇威廉二世选中美国。他与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频繁交流，探讨建立联盟事宜。罗斯福也察觉到新崛起的日本是美国潜在的威胁，主张扩大联盟，吸收中国加入，形成中德美三国同盟。为此，威廉二世秘密会见出使德国的中国公使孙宝琦，告诉他说：“欧洲最强国为德国，亚洲最大国为中国，如果再加上美洲最富国美国成立三角同盟，对世界和平必有伟大贡献。”他的意图很明显，就是想通过中德美联合，压倒英日同盟。

孙宝琦是清朝庆亲王奕劻的儿女亲家，而奕劻是军机大臣，威廉二世之所以秘密会晤孙宝琦，就是想利用这一层关系，直接影响中国政府。然而，如此重要的外交问题，孙宝琦自然不敢作主。他立即打电报请示奕劻，奕劻也不敢怠慢，马上上奏慈禧太后。

孙宝琦（右）1902—1905　清朝驻法公使

经过反复考虑，德皇威廉二世选中美国。他与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频繁交流，探讨建立联盟事宜。罗斯福也察觉到新崛起的日本是美国潜在的威胁，主张扩大联盟，吸收中国加入，形成中德美三国同盟。为此，威廉二世秘密会见出使德国的中国公使孙宝琦，告诉他说：“欧洲最强国为德国，亚洲最大国为中国，如果再加上美洲最富国美国成立三角同盟，对世界和平必有伟大贡献。”他的意图很明显，就是想通过中德美联合，压倒英日同盟。

孙宝琦是清朝庆亲王奕劻的儿女亲家，而奕劻是军机大臣，威廉二世之所以秘密会晤孙宝琦，就是想利用这一层关系，直接影响中国政府。然而，如此重要的外交问题，孙宝琦自然不敢作主。他立即打电报请示奕劻，奕劻也不敢怠慢，马上上奏慈禧太后。

德皇威廉二世

没想到，慈禧太后却冷冷地说：“这样大的问题，怎能不让英国加入呢？”原来，在鸦片战争中吃了英国大亏的慈禧太后，只知道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国要加入联盟，少不了英国的参与。奕劻更是昏庸无能，搞不清国际形势，便附和慈禧太后的意见，给孙宝琦发电，让他向德皇转达太后的旨意。威廉二世听罢，暗自嘲笑中国外交的幼稚，但表面上却说：“让英国加入未尝不可，但事前宜缜密，让我们三国接洽好再说。”此话的目的显然是为了稳住中国。

慈禧热衷

威廉二世与中国接洽后不久，英国海军少将访问日本。作为对此事的回应，威廉二世决定派太子访问中国。此时，孙宝琦已奉调回国，接替他的是副都统荫昌。清政府对荫昌独自处理中德关系很不放心，特派贝勒载涛以考察德国陆军的名义协助荫昌工作。他们一到柏林，便受到威廉二世的接见。主宾三人在无愁宫密谈了45分钟，主题是协商德国太子访华。同时，威廉二世还建议中国派特使到美国，通报中德接洽的情况。随后，载涛先期回国，向清政府汇报与德皇会晤内容。接着，荫昌也回国，布置接待德国太子事宜。

慈禧太后接到载涛的报告，明白了威廉二世的用意，也赞同其主张。她决定派唐绍仪为访美特使，同时将德国太子访华的大体时间确定为1909年冬或1910年春，并安排文官施肇基、武官蒋百里负责接待。

一切工作准备完毕后，慈禧太后就盼着德国太子的光临。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眼见预定的日期已过，却始终不见德国太子的身影。1911年初，德国突然宣布改派亨利亲王来华。太子改亲王，这就意味着中德之间的约定出现了问题。威廉二世究竟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变动呢？原来这与日本暗中的干预和破坏有关。

日本阻挠计划夭折

慈禧自从洞悉了德国的用心，就对建立三国同盟十分上心。她特意告诫左右：“中德接洽之事，莫让那桐知道。”慈禧提到的那桐，是一位满族新贵，曾在《辛丑条约》签订后担任过清政府赴日谢罪专使。当年日本人见他是个纨绔子弟，爱财好色，便投其所好，拉拢他充当日本在清政府中的内线。慈禧觉察后，刻意对他进行防范。可是，慈禧身边的昏庸官吏，没有多少有责任心的，他们时常谈论中德交往，消息很快传到了那桐耳朵里，致使日本人对中德之间的每次接触，都了如指掌。访美特使唐绍仪还未走出国门，日本朝野早已人人皆知。

对于中德美建立同盟，日本非常忧虑，因此处心积虑地进行阻挠和破坏。

1909年初，唐绍仪前往美国。中途到达日本时，日政府吹吹打打，用极其隆重的礼节欢迎他。此后日本方面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用极优厚的待遇和种种借口羁留他，致使他在日逗留了三个月。等他摆脱了日本人的纠缠前往美国时才得知，总统罗斯福已于3月4日下台，新总统威廉·塔夫脱成了白宫的主人。塔夫脱对建立中德美三国同盟不感兴趣。

此时唐绍仪才意识到，日本留他的目的，是为了拖过美国总统新旧交替的关头，其用心昭然若揭。不过，塔夫脱留给唐绍仪的一段话意味深长，他说：“建立三国同盟这件事我不是不知道，而且也不是不能续谈，不过今非其时。我有一句极重要的话奉告，贵国办理外交，今后应该注意机密性。”

日本在拖住唐绍仪的同时，还利用舆论制造事端。1908年，中国东北发生鼠疫，日本人得悉此事后，欣喜异常。他们借题发挥，花重金在世界各大报纸和刊物上发表言论，声称“中国人家家都有老鼠，随时随地都有传染鼠疫的可能。中国人不讲卫生，与之接触容易感染肺病或其他传染病”。威廉二世从多家报纸看到相同的报道，对日本的宣传深信不疑，于是就放弃了太子访华的计划。此后，由于清政府倒台，建立三国同盟的事情也就烟消云散了。

1952年奥运会：苏联匈牙利水球比赛战到池水翻红

从庞大的苏联代表团于1952年来到奥运会后，苏美争霸就成为奥运会的一个主题，此间不乏美国同情和支持的国家与苏联的冲突在苏联加入到奥运竞技大舞台之前，美国人一直是奥运会上唯一的霸主。这也足以证明，为什么人们说奥运会成绩是国家实力的象征。1952年，苏联人组建了庞大的代表团，参加了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办的第15届夏季奥运会，其中运动员有295名，而美国队的人数是286人。此外，这届奥运会上还首次出现了联邦德国和以色列的代表团，因此，这是一届很难避免政治味道的奥运会。

1947年美国人沃尔特·李普曼的《冷战》一书出版，此后这个词汇很快就在全世界流传开来。为了减少参赛队之间的摩擦，避免奥运会成为政治的牺牲品，国际奥委会官员开始青睐一些“冷门”的申办国。1952年是芬兰，1956年挪到了遥远的澳大利亚，1964年则选择了日本。同时，奥委会还在继续扩大其家族成员，1952年新来的参赛队就包括印尼、香港、泰国、越南，此外还有姗姗迟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因为等待奥委会讨论“应该由谁代表中国”的问题，中国代表团队从北京出发时奥运会就已经开始了，等到赶到赫尔辛基，只有一位运动员吴传玉赶上了预赛，不过他的成绩也不佳。

早在40年代，苏联人就已经参加了一些国际项目的比赛并取得好成绩，苏联人在摔跤、举重等项目上非常有实力，但由于苏联不是这些比赛组织正式的成员国，这些成绩最后都没有记入世界纪录。因此，获得1952年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对苏联运动员来说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比赛场上的阴谋和暴力从来都没有消失过，不同时期只是理由的不同。在种族主义盛行的年代，观看比赛的美国人明目张胆地辱骂和阻挠黑人运动员。在巴黎奥运会期间，法国人跑到他国运动员的宿舍窗下彻夜吹奏。而在现代，足球流氓和恐怖分子一样令人头疼。然而，如果当这个理由上升到国家的高度，它所产生的暴力就更加令人畏惧。国际奥委会一直想竭力避免此类状况。在芬兰奥运会上，这一点做得还不错，虽然苏联人和美国人一直都在争吵，但至少没有发生明显的暴力冲突。

冷战大大削弱了奥运会作为人类最大的和平盛会对整个世界的弥合功能，在随后于1956年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的第16届奥运会上，血腥的一幕终于出现了。由于在奥运会开幕前苏联入侵了匈牙利，在奥运会两国遭遇的水球赛中，比赛很快变成了一场混战。两国运动员有不共戴天之仇，裁判则同情弱小的匈牙利。这种同情很快变成某种偏袒，而赛场上的一小点偏向也会让运动员怒火冲天。匈牙利是水球强国，是连续4届的冠军，他们很快灌了苏联队4个球。于是比赛变成了一场拳击赛，一些摄影师拍摄到了运动员在水下拳脚往来的镜头，整个水池的水泛起了红色，警察很快被调集来制止这场比赛。当匈牙利的射手扎多尔右眼流着血离开赛场时，他向苏联人举起了拳头，这成了奥运会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张照片，它记录和代表了奥运会血腥的一面。

在整个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一直在奥运金牌榜的头牌交椅上轮换。在1952年的首次交锋中，美国队获得了40枚金牌居第一位；而苏联队获得22枚金牌，成为金牌榜上的第二名。但在下一届奥运会上，苏联人就登上了奥运金牌榜的首位。在整个冷战的期间，这两个国家在人造卫星、核弹头、航空母舰、航天飞机，以及奥运会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数字竞争，直到苏联解体为止。经统计，扣除苏联人抵制的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从1954年到1988年的9届奥运会中，苏联人一共6次成为奥运会金牌榜冠军，而美国人为3次。

芬兰人：就是爱跑步

在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的选手席卷世界长跑项目奖牌的今天，一些科学家经过研究后认为，是非洲人优秀的基因使他们更利于长跑和跳远这样的运动项目。中央电视台的编导王凯曾经去过芬兰做过有关奥运会与城市的专题采访，他回来之后的感受是：芬兰是一个非常热爱跑步的国家，赫尔辛基是一个50万人的城市，举行万米长跑时能有上万人参加。而历史上，芬兰出现过多位长跑名将，那位在奥运会上拿过9块金牌的努米更是千古垂名。

那么，芬兰人和埃塞俄比亚人为什么都擅长这项挑战人类耐力极限的运动呢？“芬兰是因为富，而埃塞俄比亚是因为穷。”王凯的回答是，“芬兰人在科技产品方面做得非常好，他们已经富裕到了能够使体育运动充分发展的程度。而埃塞俄比亚，许多人是抱着摆脱饥饿的目的去拼搏的，除了跑步，他们还没有更好的选择。”

芬兰人在奥运历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席位，在标枪和长跑这两个项目上曾产生过传奇人物。在赫尔辛基，有两座与此相关的著名建筑物：一座是纪念马蒂·耶维宁在1932年奥运会夺得标枪冠军的白塔；另一座是芬兰长跑骁将帕沃·努米的青铜雕像，这两座建筑都是1952年为举办奥运会而修建的。

1952年，芬兰人举办了一届令他们引以为傲的奥运会，他们用飞机将圣火从希腊运送到赫尔辛基，再进行了富有芬兰特色的传递。7月19日下午1点，当芬兰人的传奇名将努米高擎火炬进入会场时，全场掌声雷动，另一名长跑明星汉·科勒赫迈宁从努米手中接过火炬，点燃塔上火焰。这一届奥运会的成绩非常突出，在男子田径赛场上，全部24个项目，就有21个被打破或者平了世界纪录，在举重、射击、游泳等项目上也产生了优异的成绩。芬兰人最后获得了第8名，得到了6块金牌。

1952年奥运会的风云人物

人类火车头

捷克斯洛伐克长跑骁将扎托皮克，绰号“人类火车头”，他是上一届的10000米冠军，在赫尔辛基又夺得5000米、10000米和马拉松跑3枚金牌。扎托皮克一家都是超人，在他夺得5000米冠军的同时，他的妻子丹娜·扎托皮科娃也夺得女子标枪冠军。

双枪手

匈牙利射手卡罗林·塔卡克斯原用右手射击，战争中失去右手，遂改习左手，获得了1948年和1952年的手枪速射奥金金牌。

残疾的马术冠军

丹麦女士哈特在1944年怀孕期间被确诊患有脊髓灰质炎，此后她的小腿瘫痪，这位女士上下马需要别人帮助，然而在控马方面却有超人的天赋。她获得个人花式马术比赛的银牌。

找不到国歌

卢森堡运动员罗格·班尼斯特在比赛前默默无名，却夺得了男子径赛1500米的冠军，在赛后颁奖仪式上，乐队发现无论如何找不到卢森堡国歌，于是根据回忆演奏了一曲曲调相似的乐曲。

1989年邓小平戈尔巴乔夫会谈秘闻

1989年2月，邓小平在上海会见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图为会见结束时他应客人请求在俄文版的《邓小平文选》上签名1989年5月15日至18日，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对我国进行了正式访问。邓小平同志与他举行的会见，宣告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最终实现，这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本文作者李景贤亲历了那个特殊而庄重的时刻。

外长互访为高级会见做准备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苏联解体，中苏关系这段历程相对比较短，只有42年零86天。其中，有过不长的美好年代，但更多的是不堪回首的岁月。1988年秋天，随着牵制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逐步得到消除，特别是柬埔寨问题的解决开始有了眉目，作为这一“正常化”标志的中苏高级会见自然就被双方摆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中苏双方商定，两国外长于1988年12月初、1989年2月初先行互访，为中苏高级会见做准备。

中苏两国外长已经有30多年没有来往了。在20世纪80年代，他们只是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曾见过几次面。因此，钱其琛外长把这次出访苏联看得很重，称之为“破冰之旅”。对于姗姗来迟竟达几十年之久的这次中苏外长互访，两国高层自然寄以厚望。

1988年12月1日，钱其琛外长到达莫斯科，开始对苏联进行为期三天的正式访问。这是30多年来中国外交部长首次踏上苏联的领土。中苏两国外长着重就早日彻底解决柬埔寨问题交换意见，并达成了一些共识。

2日，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钱其琛外长。这是他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继1985年春、冬两次在莫斯科会见李鹏副总理以后，第三次会见重要的中国官方人士。此时的戈尔巴乔夫才不过五十七八岁，但入主克里姆林宫已快四年。当时，他正在大力推行旨在使苏联摆脱“停滞”困局的“新思维”。中苏关系正常化即将实现；苏美关系没有太大的波折；东欧“改制”的苗头虽已显露，但戈尔巴乔夫自信仍可维系“华约”集团于不散。他见到钱外长时，在轻松的气氛中，滔滔不绝地讲，国内改革、苏中关系、国际大势，都谈到了，给人一种“春风得意”的感觉。

在交谈中，戈尔巴乔夫主动说：对于苏中之间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苏方“也有过错”。这是在长达1小时40分钟的会见中，戈尔巴乔夫所说的最有分量的一句话。听得出来，此话不是随便说说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有备而讲的。苏联最高领导人正式向我方承认有过错，这在中苏关系史上是比较少见的。

谈及中苏高级会见时，戈尔巴乔夫还主动表示，出于种种考虑，他准备前往北京。鉴于在这次会见前，双方已就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时间表这一关键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钱外长便顺势转达了中国领导人欢迎戈于1989年访华的邀请。参照他的表述，苏方与我方还达成了以下共识：中苏高级会见是指邓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

就这样，戈尔巴乔夫1989年正式访华，与邓小平举行高级会见一事便正式定了下来。

1989年2月2日至4日，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对中国进行了回访。这是新中国成立40年以来，到我国进行正式访问的第一位苏联外交部长。他是苏联最高层第三四号人物。

中苏两国外长就早日彻底解决柬埔寨问题继续交换意见，又达成了一些新的共识。

由于小平同志4日将在上海会见谢瓦尔德纳泽，中苏两国外长便于3日一起飞抵沪。在会见中，老人家说出了已成为“世纪经典”的八个大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他还扼要点明了：与戈尔巴乔夫见面时，大体上讲些什么，怎么讲。后来，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会见时所发表的那篇运筹帷幄达三年多、成竹在胸的“5·16谈话”，便是他与苏联外长这次谈话的深化与扩展。

谢瓦尔德纳泽在交谈中说，戈尔巴乔夫建议5月15日至18日访华，两国外长已经谈了这个问题。他显然是想打个马虎眼，让小平同志先确认戈访华的日期，使之成为既成事实，然后避开苏方依然感到有点棘手的柬埔寨问题。小平同志当即识破了苏联外长的这个小计谋，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两位外长的谈话还未结束，希望你们继续工作。老人家还幽默了一句：访问日期由两位来定，“我听你们指挥”。

2月6日，双方发表了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声明，同时宣布戈尔巴乔夫将于1989年5月15日至18日正式访问中国。

有位智者曾精辟地指出，中苏外长互访标志着两国关系实现了“半正常化”。

将近20年过后回想起来，在这一去一来的两国外长互访中，我方与苏方就柬埔寨问题谈得很艰苦。在这里，我想举两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钱外长访苏期间，在戈尔巴乔夫将要会见他的头一天晚上，双方就柬埔寨问题长时间进行磋商，但总是谈不拢，卡在一个关键问题上。第二天清晨4点来钟，钱外长因国外的环境特殊，“无法运筹于帷幄”，只好顶着莫斯科严冬零下20多摄氏度刺骨的寒风，同两位主要顾问，在那堆满着雪的宾馆院子里“遛弯”，“决策于穹庐”。此时，其他随行人员还在梦乡。我跟随钱其琛同志在莫斯科谈判多年，记得很清楚，以“遛弯”这种独特方式进行内部沟通，乃“家常便饭”。

在苏联外长访华之初，双方本来就已商定，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声明和戈尔巴乔夫访华的日期同时发表和宣布。但是，商定戈访华日期后，苏联外长却突然变卦，不愿发表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声明。为此，钱外长与他在北京谈，在上海也谈，在从沪返京的包机上亦谈，在首都机场贵宾室还在谈，坚决要求苏方信守诺言。

钱外长后来忆及这次外长互访时曾说过，那三四天在莫斯科和北京，“几乎夜夜无眠”。

两个具有政治含义的礼仪

在中苏高级会见的准备工作中，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有两个具有政治含义的礼仪安排：

其一，对苏联人仍以“同志”相称。

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之前，中共与苏共无论在口头上，还是在书面上，均以“同志”相称。在新中国成立后很短一段时间内，中苏双方在书面上曾互称“先生”。毛泽东主席1949年底至1950年初第一次访问苏联时，苏方在公开报道中就称他为“先生”。听说，国内有些人当时对苏方这一做法感到不可理解。对此，我求教过长期主管对苏工作的余湛副外长。他解释说：这只是一种策略考虑，以免西方怀疑我国是苏联的“附庸”。为此，双方事先有专门约定。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之后，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双方在书面上就改以“同志”相称。

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双方以“同志”相称。赫1964年下台后，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对苏联人是否仍以“同志”相称，便成了一个比较敏感的政治问题，但我们也没有称其为“先生”。1969年春夏在两国边境地区发生严重的流血冲突后，当年9月11日，周恩来总理在首都机场会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时，第一句话就是：“你好吗，柯西金同志？”戈尔巴乔夫1985年入主克里姆林宫之后，双方都希望使中苏关系由冷转暖，而且，两国实际上依然承认彼此的社会主义性质。于是，对苏联人是否称“同志”，问题就不像过去那样敏感了。在小平同志请人给戈尔巴乔夫所带的口信中，对他就以“同志”相称。

尽管这样，鉴于中苏关系长期严重恶化，在戈尔巴乔夫来访及此前的两国外长互访时，对苏联人究竟以何种敬语相称，还是作为一个问题提了出来。有些人认为，对苏联人可以称“同志”，因为苏联仍然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在那里执政的依然是共产党。但有些人则指出，中苏对立、对抗了20多年，甚至还兵戎相见过，党际关系早已中断，彼此间毫无“同志”情感可言。

对苏联人究竟如何称呼，最后是这样定的：在访问日程表、宴会请帖上，称戈尔巴乔夫及其他苏联人为“同志”；在会见、会谈中，不妨也称一两次“同志”，但不可过于频繁；在新闻报道中，对苏联人一般以职务相称。

写到这里还应提一下，小平同志1989年5月16日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在讲完“结束过去”后说：“目的是让苏联同志们理解我们是怎么认识‘过去’的”。

1991年8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他便成了我们称为“同志”的最后一位苏联最高领导人。

其二，与苏联人见面时“不拥抱”。

谈及与戈尔巴乔夫访华有关的问题时，小平同志曾特别交代：与苏联人见面时，只握手，不拥抱。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礼仪问题，它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

小平同志是我党对外关系的决策人之一，与苏共及其他共产党的领导人多次举行过谈判。他对国际共运的历史十分了解。见苏联人时“不拥抱”，这是老人家针对20世纪下半叶那段曲折的国际共运史和中苏关系史有感而发。“不拥抱”这三个字形象地勾勒出中苏关系未来的定位：睦邻友好合作，而不是20世纪50年代的那种结盟“抱团”。

后来我听一位苏联朋友说，中方礼宾人员曾把这一提醒特意透露给苏联驻华大使馆，特罗扬诺夫斯基大使又立即将其报告了戈尔巴乔夫本人。1989年5月16日10时，戈尔巴乔夫见到邓小平同志时，确实没有忘记这一“提醒”，只与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握手。不过两人握手的时间相当长，有位朋友看电视直播时掐着手表算了算，整整35秒钟。

口译工作的特殊安排

对于小平同志与苏方客人会见时的口译工作，外交部领导做了周密安排。记得1989年元旦一过，钱其琛外长就对我说，谢瓦尔德纳泽外长来访时，小平同志要见他，可考虑安排一位精通俄语、经验丰富的老同志当翻译，同时也让一位年轻有为的翻译在场“见习、见习”。过后不久，他指定了这两位高翻的人选。

大约在3月下旬，钱外长又特地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交代了一项不太寻常的任务。他说：小平同志2月初与谢瓦尔德纳泽外长交谈时，听苏方译员百订林讲的汉语感到比较费劲。老人家很快就要会见戈尔巴乔夫了，要想个办法，让他所说的每句话都能够清清楚楚地传译给小平同志，以便老人家听起来不再感到费劲。我听后提出了两种方案：

一种方案是：小平同志说的话由苏方译员翻，戈尔巴乔夫说的话则由我方译员翻。这种口译方法在20世纪50年代比较常见，但后来很少用了。况且，我担心苏方译员译小平同志的话时，翻得不够全面和准确。

另一种方案是：中苏两位最高领导人所说的话，由我方译员一个人翻译。但苏方未必会接受这种办法，因为在国际上有条不成文的“规定”，大国领导人相互交谈时，如遇语言不通，则“各翻各的”（由本国的译员翻译本国领导人所说的话）。在近20年中苏会见、会谈的口译实践中，都是这样做的，无一例外。

钱外长赞成后一种方案。他说，要努力与苏方人员沟通好，讲清楚这是“一次性的特殊安排”。我与苏方人员几经沟通后，对方终于对这种“一次性”安排的“特殊性”表示理解和尊重。于是，钱外长便指定外交部俄语界的后起之秀宫建伟作为邓戈会见的唯一翻译。

写到这里，顺便说一个小插曲：5月16日10时一过，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入座前的两三分钟，我与苏方主翻百订林作为双方的主要记录人，在两位领导人所坐的沙发后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百订林故作“怒”状，操着一口并不太生硬的“京腔”，用手轻轻捂着嘴冲着我说：“我早就猜到，肯定是你这小子给我使的坏，剥夺了我今天在头儿面前显摆（指给戈尔巴乔夫当翻译）的机会！”我跟“老百”很熟，即使在中苏关系最为艰难的日子里，我们两人也保持着一种不错的个人关系。于是，我立即挑了几个挺“油”的俄文词，给他回敬了过去，汉语的意思是：“您也忒会‘抬举’人啦！您的忠实仆人（俄语的自谦词，常用于熟人间开玩笑）哪儿来的这份能耐？”

往事并不一定如烟

邓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定于1989年5月16日10时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始举行。

8时20分，我与两名高翻宫建伟和张喜云，因为怕堵车，早早就离开了钓鱼台国宾馆前往人民大会堂。

9时10分至20分，李先念、姚依林、吴学谦、阎明复等领导同志和钱其琛外长陆续来到了东大厅。他们握手寒暄后，都默默地坐下，等候即将举行的历史性会见的主角——邓小平同志的到来。

往事并不一定都如烟，重要的历史“镜头”会永久留在人们的脑海里。中苏间整整40年的风风雨雨、恩恩怨怨，此刻，一幕幕似乎在我眼前“回放”：

——从十年友好，到十年对立，再到十年对抗，直至兵戎相见，双方的伤亡都很惨重。由于“冷战”转入“热战”，盟国成了敌国，“本是同根生”，却“相煎”一二十年，双边关系几乎陷入“山穷水尽”的绝境。

——20世纪70年代末，小平同志复出后，着手实行强国富民、缓和世界局势、与各国友好合作的务实政策。调整对苏关系这一影响战略全局的大事，自然也就进入到他的视野中。差不多与此同时，苏联与美国争霸已经力不从心，逐步从对外扩张的顶峰往下跌，从而被迫实行战略调整，也开始思考如何缓和对华关系。这两大因素客观上使得双方“相向而行”，中苏关系“绝处逢生”因而也就露出了一些曙光。

——勃列日涅夫传来“绝唱”（去世前发出改善中苏关系的信号），小平同志通过多种渠道作出回应，并采取高屋建瓴、坚持原则、稳健灵活、锲而不舍的对策。

——在小平同志的不懈推动下，经过长达六年异常艰难的中苏政治磋商，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威胁中国安全这一关键问题上的态度，终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下决心卸掉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这个历史大包袱，从而消除了牵制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最大障碍。

经过异常艰辛的十年对话，“山重水复”已达一二十年之久的中苏关系，终于迎来了“柳暗花明”……

9时35分，小平同志在女儿萧榕同志的陪同下来到了东大厅。李先念等领导同志纷纷上前与老人家握手问候。小平同志频频举手、点头向在场的人员致意。他老人家都快85岁了，可精神还是那么矍铄。小平同志十分安详。曾听人讲过，每次在大战前夕，胸中自有雄师百万的邓政委，总是那样“心静如止水”。还听人说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当被迫害致重残的爱子来到江西小平同志的身边时，老人心里虽滴着血，可神态却显得异常沉静。

小平同志安详地坐着，话不多，但有一句我一直记得。老人家告诉大家：请人给戈尔巴乔夫带口信以来，在这三年多时间里，“就想着今天怎么样跟他谈”。遵钱外长之嘱，我除了要记录小平同志会见戈尔巴乔夫时的谈话外，还要记下老人家在会见前的内部谈话内容。我这是第一次“零距离”站在这位伟人的身旁，感到无比兴奋与自豪。望着他那安详的面容，我心里想，老人家也许在这最后一刻，还在思考着过一会儿“怎么样跟他谈”。

9时45分，贵宾车队离开国宾馆18号楼。礼宾司司长江康根据通过步话机传来的信息，不断地向站在会见大厅正门内侧的小平同志，报告着贵宾车队来人民大会堂的“行踪”。我站在小平同志的身边，只听得老人家频频地说：“噢，出钓鱼台啦，好！”“噢，过西单啦，好！”萧榕同志和小平同志的助手先后对老人家说：与戈尔巴乔夫握手的时间最好长一些，好让记者们拍电视、照相。

9时55分，车队过了六部口。我们在东大厅的人员被告知：从此刻起，中央电视台开始向全世界直播邓戈会见的实况，要大家注意举止仪容。听一位“老礼宾”说，这种电视直播在我国外交史上尚属首次。

10时差一两分钟，小平同志破例到东大厅正门外迎客。此时，已在那里等候多时的中外记者，黑压压地一大片站在又宽又高的大梯子上，有些人的脑门儿几乎顶到离地面十几米的天花板。

10时整，戈尔巴乔夫来到小平同志跟前，中苏两位最高领导人的手握在了一起。一二百盏镁光灯顿时闪成一大片“银色火海”。

结束过去　开辟未来

10时过了三四分钟，宾主入座。小平同志一开始就表示，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他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两国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接着，小平同志开门见山地指出：“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他说：现在结束过去，过去的事情完全不讲恐怕也不好，“总得有个交代”。对于中方的看法，“不要求回答，也不要辩论”，“可以各讲各的。”

小平同志扼要地回顾了列强侵华的历史之后，花了四五十分钟时间，着重谈中俄、中苏关系，回顾了近一二百年来两国关系的演变。

小平同志指出：沙俄“侵占”了150多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从中国“得利最大”，“以后延续到苏联”。“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

小平同志谈及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论战时，说自己是“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他指出，经过20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对于这场大论战的是非，我国从未作出过正式表态。在会见中，小平同志代表我们国家首次作出了这样的评价。

小平同志指出：从60年代中期起，中苏关系恶化了。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中国“很自然地”“得出了结论”。

小平同志强调：历史账讲了，这些问题就“一风吹”，“把重点放在未来”。

中苏关系正常化包括两国、两党关系的正常化。两国当时依然承认彼此的社会主义性质。在会见中，小平同志花了将近20分钟时间专门谈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两大问题。他指出：马克思去世以后100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他还说：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在苏联正面临着复杂局面的紧要当口，小平同志特意与戈尔巴乔夫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我领会，这是有很深用意的。这表明老人家热切期盼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不断发展，“十月革命”这面旗帜能在十月革命故乡的上空继续飘扬下去。

两个半小时的“超长”会见

12时整，会见已进行了整整两个小时。小平同志此时谈兴还正浓。过了大约四五分钟，萧榕同志递上了一张纸条。我坐在老人家后面的椅子上，纸条上写的五六个字看得一清二楚。女儿这是在提醒父亲：会见的时间已过。但小平同志连看也没有看一眼，就把条子推到了茶几的一边，继续兴奋地谈着。可以感觉得出来，萧榕等同志在那里干着急，紧接着还有四场大活动呢，而且还是一环紧扣着一环：下午1时小平同志午宴，2时、5时戈尔巴乔夫分别与中国总理、中共中央总书记会谈，7时总书记晚宴。

12时20分，萧榕同志又递上了一张纸条，提出午宴时再边吃边谈。老人家还是没有理会，继续在谈着。只是大约过了10分钟之后，小平同志才拿起一张条子看了看，略带歉意地说：“哦，时间过了，人家在催我呢！好吧，现在就吃饭去，好在等一下子还可以边吃边谈。”

12时30分，中苏高级会见结束，历时2小时又30分钟，比原定的“超长”会见时间还超出了半个小时。

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三大上辞去了党中央和中顾委的领导职务，这次是以“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的身份会见戈尔巴乔夫的。1989年9月4日，与戈尔巴乔夫会见后不久，小平同志就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恳切希望中央批准”他辞去“现任职务”。老人家保留了上述两个职务到与戈尔巴乔夫会见，这表明他对与这位苏联最高领导人举行会见，共同宣布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的热切期盼与高度重视。

下午将近1时，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设宴款待戈尔巴乔夫。双方参加宴请的官员很少，气氛十分庄重。这次午宴与此前的会见一样，显得特别不同寻常。中苏两位最高领导人继续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交谈。

邓戈会见后不久，萧榕同志有一次宴请苏联客人时让我去作陪。她将我介绍给苏方客人时说，她与我都是邓戈会见的“见证人”。席间，萧榕同志回忆起邓戈会见的情景时对我说，她父亲为了这次会见准备了好几年时间，那天见到戈尔巴乔夫特别高兴。中苏关系最终实现了正常化，老人家感到十分欣慰，与他谈了两个多小时还不愿打住，随后，午宴时也在谈，一直兴致勃勃的。

钱外长预见到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将是我党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事先便专门交代我和两位俄语高翻，要聚精会神地把老人家的谈话“全部”、“如实”地记录下来。

我把小平同志的谈话逐字逐句地记了下来，连个语气词都不落下。会见后，我立即又逐字逐句地将其还原成会谈记录。记录整理出来后回过头一读，感到这是一篇绝妙的文章。它立意高远，大气磅礴，论证充分，结论中肯，逻辑性强。每个字、每句话，宛如照片上扫描出来的每一点、每条线，都早已“照相制版”，“刻印”在老人家脑海里（借用季羡林赞姜椿芳语）。谈话中所提到的大量中外史实，时间、地点、人物、国别、事情经过，样样都极为准确。这篇“文章”不是写出来的，也不是照稿读出来的，而是“即兴”讲出来的，小平同志当时手头连一张小纸片都没有。

事后的这十八九年来，每每忆及此次谈话，自己对这位伟人的崇拜之情便油然而生：这篇滴水不漏的大“文章”，小平同志似乎是一字一句地“背”出来的，那时老人家已经是八十有五的高龄！我想，这不仅是由于小平同志的记忆力惊人，而且是因为他为了这次会见，足足准备了三年多时间。正如老人家所说的，这三年多以来，“就想着今天怎么样跟他谈”。为了一次谈话，花上了上千天时间进行那么认真、充分的准备，这在古今中外恐怕是不多见的。

小平同志三年准备的一篇大“文章”

戈氏犹如拜见长辈，毕恭毕敬

在此次中苏高级会见中，据我观察，戈尔巴乔夫对小平同志是很尊敬的。

5月15日中午12时，戈尔巴乔夫飞抵北京。这是继赫鲁晓夫1959年9月30日到北京参加中国国庆十周年活动后，苏联最高领导人30年来首次踏上中国的领土。他在首都机场发表了一篇颇有亲和力的谈话。他说：苏中两国有个一模一样的民谚：“百闻不如一见”。对于中国的改革，真可谓已经是“百闻”了。今天，我与拉伊萨·马克西莫芙娜（戈尔巴乔夫夫人）正是为这个“一见”而来的。我将同中国的领导人谈谈，与老百姓聊聊，尽可能多看看。

16日上午10时刚过，戈尔巴乔夫在小平同志的陪同下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时，表情显得有点紧张。他一边落座，一边打开随身带的手提箱。一支笔突然从箱内掉落在地，发出小小的响声。戈尔巴乔夫当场对这个小“闪失”显得有些尴尬，连忙弯下腰去捡起那支笔，定了定神后庄重地说：“我们政治局全体都赞同您那句著名的话”（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坐在这位曾震撼过世界的“传奇人物”身旁，戈尔巴乔夫的崇敬之情显而易见。他一直聚精会神地听老人家在讲，不时边听、边记、边点头，连连说：“对”，“是的”，“同意”，“完全赞同”。他偶尔也插插话，比如，当小平同志忆及三年前请人给他带口信时，他“幽默”了这么一句：“三大障碍”——三年时间，正好一年解决一个。当小平同志谈及对中俄、中苏关系一些问题的看法时，戈尔巴乔夫或者声称，苏方对此有不同意见，但今天不准备争论；或者表示，这些年没有白过，弄清楚了不少问题。看着坐在前面只有半米远的戈尔巴乔夫，我脑子里突然闪出了这么一句：在一位85岁高龄的长者跟前，一个58岁的“后生”毕恭毕敬！

面对俄中关系三四百年的风风雨雨和苏中关系三四十年的恩恩怨怨，戈尔巴乔夫讲了三层意思，对小平同志有关中俄、中苏关系的谈话做出了回应：一、对俄中、苏中关系中某些问题的成因，苏方有自己的看法；二、对两国间在不太久远的过去所产生的某些问题，苏方“也感到有一定过错和责任”；三、同意过去的问题就讲到此为止。

应该说，戈尔巴乔夫这番话说得还是比较得体的。谈到中俄、中苏关系的历史时，小平同志虽然从负面角度点了“沙俄”、“苏联”的名，有些话说得还相当重，但戈尔巴乔夫没有进行争论。如前所述，他于1988年底曾向往访的钱其琛外长承担了苏方对苏中关系恶化的责任。但是，他这次当着小平同志的面说出了苏方“也感到有一定过错和责任”，我觉得，这显示出对改善两国关系的某种真诚愿望。

对于中国当时在政治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困难，戈尔巴乔夫在公开场合采取了一种高姿态。他曾对记者说，对于中国内部的事情，他“不能充当裁判”。还说，中国有关各方正在进行对话，希望他们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大约两年过后，一位曾经跟随戈尔巴乔夫到中国访问的苏联朋友在莫斯科对我说：戈尔巴乔夫到北京是去“朝见”邓小平的。他在内部曾说过，邓小平传奇的一生充满着智慧，在邓小平面前，无论从哪方面看，他都是个“小字辈”。

李鹏总理详细了解邓戈会见情况

邓戈会见一结束，我遵钱外长之嘱，去钓鱼台国宾馆向下午2时就要与戈尔巴乔夫举行会谈的李鹏总理汇报。李鹏总理一见面就告诉我，他已经知道，小平同志今天兴致很高，同戈尔巴乔夫谈了很长时间。他还说，老人家为了这次谈话，准备了好几年时间。

李鹏总理让我先扼要汇报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谈话的主要内容，之后再“细细地”讲小平同志是怎么说的，戈尔巴乔夫用俄语又是怎么讲的，还说：“最好采取对话的形式讲”。当我汇报到小平同志谈及俄、苏侵占中国领土，历史账讲完后一风吹，并对中苏大论战作出评价时，李鹏总理把小平同志所用的一些词、所说的一些话复述了几遍，有时还让我再重复一下。

当我汇报到戈尔巴乔夫说，对苏中关系过去的一些事情，苏方“也感到有一定过错和责任”时，李鹏总理用俄语重复了好几遍，并问我ВИНА（过错）这个词，俄语说得是否很重？我答道：“这个词与汉语的‘咎’字差不多，‘过’、‘错’两层轻重意思都有。我觉得，戈尔巴乔夫刚才对小平同志这样说，话讲得还是比较重的。”

戈尔巴乔夫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其功过是非自有后人去评说。不过，他的中国之行顺应时代的潮流和中苏两国人民的愿望，完成了一项重大的历史使命，这在中苏关系史上“应当被浓墨重彩地记上一笔”（钱其琛同志语）。但是，中苏关系正常化之所以能够得以实现，两国间新型关系之所以能够得以确立，主要应该归功于邓小平同志的英明决策和多年的不懈推动。这位伟人的这一历史功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第四章　马克思的《资本论》曾提到一个中国人

马克思从来没有到过中国，但在他的巨著《资本论》中却提到了一个中国人。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中，马克思讲到铸币、价值符号、直接从金属货币流通中产生出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时，写了一个编号为83的附注，这个附注的译文是：“户部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换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了严厉的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

王茂荫，安徽歙县人，清嘉庆三年（1798年）出生于一个徽商家庭。他幼年入私塾，读书非常勤勉。道光十年（1830年），长辈决定，让他赴潞河管理茶庄店务。他边管理边读书，第二年即以监生资格进京应试，中了举人。过一年再参加会试，又高中进士，备官户部。

但在此后长达15年的时间内，他都是在户部任“主事”、“行走”一类的中低级官职。直到50岁才被升补为户部贵州司员外郎。其后提升为户部右侍郎兼理钱法堂（铸造和印制货币）事务，成为清廷主管财政货币事务的重要官员。

值得一提的是，王茂荫任京官前后达30年，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一直没有携眷属随任，一人独居在京城歙县会馆，以两袖清风、直言敢谏闻名。

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起事之后，清政府的财政、货币危机加剧。咸丰元年九月，王茂荫在陕西道监察御史任内给咸丰上了《条议钞法折》，正式提出了改革币制、缓和危机的主张：即有限制地发行可兑换的钱币。

清政府于咸丰三年（1853年）五月发行了民间无法向政府兑现的“户部官票”，同年年底发行了同类性质的“大清宝钞”和各类大钱，使通货膨胀愈演愈烈。

面对如此局面，王茂荫焦虑不安，苦思补救对策。咸丰四年（1854年）三月初五，他向咸丰皇帝上了《再议钞法折》，目的是为了“通商情，利运转”。他对物价规律和投放货币之间的关系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他是试图用兑现的办法来刹住继续增发不兑现纸币的势头，制止通货膨胀，以挽回纸币的信用。

王茂荫两次主张货币改革，遭到咸丰皇帝的训斥，成为当时轰动朝野的一件大事。这件事被当时驻北京的俄国传教士巴拉第得知。巴拉第是俄国19世纪的汉学家和传教士。作为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的神职人员，他利用其特殊身份和地位，从清廷中搜集到有关王茂荫的货币改制过程与有关奏折事项，由下属叶夫拉姆皮译成俄文，编入《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第三卷，于1857年出版。

1858年，德国人卡尔·阿伯尔和阿·梅克伦堡将《论著集刊》前三卷选译，并重新起了个书名，出版了德文版《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这本书被马克思注意到了。马克思就是根据该书德文版，了解到王茂荫及其货币观点的，并将其写入自己的《资本论》中。

我国第一个翻译《资本论》的陈启修先生，把马克思笔下的Wan-Mao-In译为“万卯寅”，而日本的学者则译为“王猛殷”或“王孟尹”。万卯寅是何许人也？在清代的大臣里面查无此人。

由于对伟大著作《资本论》的高度重视，也为了深入研究的需要，《资本论》中译本在20世纪30年代一问世，考证工作便开始了。经过郭沫若等历史学家的细致考证，人们才知道马克思《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一个中国人，便是清朝咸丰户部右侍郎王茂荫，老家就在安徽歙县。在20世纪50年代，吴晗更是把王茂荫誉为“清代货币改革者”。一些历史学家还对安徽歙县进行考察，从王茂荫后代那里收集和抄录了有关奏折等第一手资料。

第五章　何谓斯里兰卡政府军攻陷？

翻阅都市报国际版，《斯政府军攻陷“猛虎”老巢》的标题闯入眼帘，不禁一愣：怎么是“攻陷”呢？赶紧看同一天的日报（党报），用的也是“攻陷”。上网搜看：只有某网转载《京华时报》版本，用的是“攻占”，另有一家报纸用的是“攻入”，绝大多数报道用的都是“攻陷”，就是没有站在政府军一边的“攻克”或“克复”。

看过冯小刚的新片《非诚勿扰》吗？里面有一情节是“葛优”相亲，与一台商的女儿在杭州相见，那女子叙述家世说，1949年大陆“沦陷”，“葛优”马上打断她的话说，我们这边叫“解放”；后来两人打哈哈说，意思一样，角度不同。“沦陷”与“解放”，“江山”易手的意思确是一样的，但说话人的表达“角度”却是立场决定的。孔夫子的所谓春秋笔法，就是通过这样的关键性词语来表达褒贬立场的。用“攻陷”一词，无疑是说政府军非正义，对被打败而失地的一方表示同情。

可这是中国政府的立场吗？绝对不是！按斯里兰卡的风俗，点头和摇头的含义与中国相反，点头表示不是，摇头表示是。难道这“攻陷”的表达也是反着来的？可这汉语新闻是写给中国人看的哟！

斯里兰卡，即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旧称锡兰，中国古称师（狮）子国或僧伽罗。这个东南亚的热带岛国、佛教之国，历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好邻邦。从1957年2月两国建交以来，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高层往来不断。2007年是中斯友好年，两国领导人来往并签约互助。而斯里兰卡的共产党“人民解放阵线”（原锡兰共产党），1990年代以来已调整政策，不搞武装起义，选择了议会斗争道路。至于以民族独立为诉求的反政府的“猛虎”组织，主要是占全国约18%的泰米尔族与占74%的僧伽罗族之间的冲突，已持续20多年，国际社会普遍支持和平进程，希望双方重新回到谈判桌旁来。中国从未支持过这个反政府武装。

所以，这则新闻用“攻陷”一词，肯定是用错了。现在，有些人遣词造句根本不管褒贬色彩，乱用一气，这可以说是中文的“沦陷”。我们知道，央视主持人朱军称别人的父亲为“家父”，文化大师余秋雨将“致仕”（解职退休）解为入仕做官，那是个人的文化修养不到家，一人之误。电影《梅兰芳》经过了那么多人集体创作和审查，居然将尊称对方的“阁下”用作第三人称（鬼子翻译官对牢房中的梅兰芳转述日酋的话，说阁下要你如何如何），这就匪夷所思了，但也不涉及国际关系。可斯里兰卡军攻占“猛虎”老巢，是哪门子的“攻陷”呢？“攻陷”的词性到底是贬义还是中性？“为着工农劳苦群众解放，为着中华民族之彻底独立与解放，和帝国主义国民党英勇作战的工农红军，最近全綫获了新的伟大的胜利：在鄂豫皖，红军连下黄安、商城、六安，近日更占领了安徽的正阳关、霍邱；在赣东北，红军攻陷了崇安及浙边的华埠——”

第六章　古代日本人为何千年不吃肉

日本古代朝廷于八世纪首次发下“肉食禁令”，之后天皇又持续发下数次诏书，贵族阶级才完全改掉肉食习惯。而当时的庶民都是在寺院学习文字，生病时也仰赖僧侣医治，在庶民眼里看来，僧侣是无所不能的“知识分子”，集众望于一身。因此，受僧侣教育影响的庶民阶级，也逐渐远离肉食。往后一千二、三百年左右，日本人一直没有吃肉食习惯。然而，实际上真是所有日本人都不吃兽肉吗？并且持续了一千多年？当然不可能。只是，除非万不得已，否则庶民们绝对不吃兽肉一事，倒是事实。例如生病时，或天生身体虚弱的人，人们会默许他们吃兽肉，甚至鼓励病人吃食这些“补品”。病人以外，则有一部分所谓的“美食家”，是支撑猎户生计的主顾。

12世纪日本开始进入战乱频繁是武士社会，首先上演的是同为天皇后裔的源、平两大武士集团的激烈战争。源平时代的人们究竟吃些什么？就从这个疑问着手调查吧！

似乎，平家被击败的原因并不仅仅限于公卿化的腐败堕落，食物的差异也是其另一要因。对于此方面的深究，想必大家也是很有兴趣！

治承四年（公元1180年），平家撤至水鸟的羽音，于此进行源平时代决定性的战役——“富士川合战”，恰恰是这一年，以京都、滋贺为中心的关西地区发生史无前例的大干旱，饥谨顿起，连平日间农民们最珍惜的种子都被当作粮食吃掉，如此一来，第二年开始，连续三年颗粒无收，关西一带饿殍遍地，哀声四起（又是三年自然灾害啊！）。连续三年的大灾害，不仅夺去了无数下层农民的生命，也威胁到武家公方的统治。

那么，平家和源氏的人们在此期间，究竟吃了些什么呢？

首先介绍在饥谨发生前，有关于他们日常饮食的内容。平家作为武士阶层的同时，也慢慢地蜕变为高居庙堂的优雅公卿。贵族华丽般的生活已经浸淫他们的身心，原先朴素良好的生活习惯早已抛诸脑后，日常生活习惯等皆陷入病态的恶性循环。

当然，他们的饮食在步入优越的贵族社会水准时，理所当然的产生不少贵族病。平家的人们常常喜欢所谓远方各国进贡的食品，而这些食品为了保质，盐份多且坚硬难以消化，比如，撒有大量盐份的咸鱼干，蒸干的玄米之类。平家人吃饭时，几乎不碰蔬菜，象征性的用筷子略夹一些而已。营养的失调可见一斑。

由于佛教和迷信的束缚，往往导致营养不均衡，并且饮食在佛教思想中卑微的地位，常常控制住人们的欲望，不令摄取更多有益身心的营养。由此所引起的恶果大概就是政权灭亡的伏笔吧。《源氏物语》和《枕草子》对于饮食一事几乎不怎么提起（这可以与我国的《红楼梦》相对比）。平安末期的饮食生活中，肉食这一块渐渐谈出，常常连吃鱼都要禁止。在藤原家定的《明月记》中有着“得病就是因为吃了鱼，我耻于此事啊”这样的忏悔。文学中关于食物调理，味觉享受等事情，除了在日记以外，几乎没有更多的描述，这与今天媒体中铺天盖地的饮食文化介绍天壤之别。

另外，平家的人们经常过着足不出户、运动不足的生活，并且不喜欢沐浴，毫不讲究个人卫生。特别是女性，由于住在内府深宅，不与外界接触，常常死于结核病，并且脚气和皮肤病也往往困扰着她们，而我们平时所看到如浮士绘上幽雅公卿的腐败生活，其实与现实相差很远。

那么，与此对比的东国武士们的饮食生活又如何呢？

讲究饮食质量可以说是东国武士们的特征，他们摆脱了佛教、迷信的束缚，既吃鸟兽类等肉食，摄取大量动物性蛋白质，也常常喝味噌汤、吃梅干等一些酸咸类以助消化。

并且，通过在东国大山中不懈的武艺锻炼和长途跋涉的修行，有着健康良好的生活。仅此一面，就可以比较出两家武士在体力上的差别。如女性般体格的平家武士，恐怕很难战胜强壮如牛般的东国武士。

再加上，从公元1180年开始的三年饥谨，仅发生在关西地区，东国却是一片丰收良景，形势更有利于源氏。不过，对于要备战筹集军粮的赖朝源氏来说，完全靠在东国收集粮草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准备数万军马的粮草变得非常困难。

当时，士兵每人每天所需粮食为八合至一升，原则上自备，但进入长阵后则可由主君供给。大体上是干饭加水、汤之类浸泡着吃，其他的如味噌丸子是最适宜补充盐份的食物，这在战国时代可谓是至宝，信长、秀吉、家康夺取天下无不是靠此。

给于士兵每人一日一升米，一万兵每日需要二百五十俵（一俵合四十升），十万兵每日就必须两千五百俵，再加上军马所需的大豆，一头每日约需三升（马比人吃得多）。如此考虑下来也是相当庞大的一个数字。

接着，我们通过一些数据来旁证饮食的重要性。

以下介绍的是各时代天皇、武将、一般人（公家、普通武士、僧侣等）平均寿命的差异。（事故及战死者剔除）

天皇　武将一般人

平安前期：54岁62岁61岁

平安中期：41岁70岁57岁

平安后期：38岁66岁64岁

镰仓时代：44岁56岁64岁

可见平安中后期开始，自然死亡的年龄推前，这与当时耻于肉食的风尚脱不了干系。接着介绍各时代男性的身高

绳文时代：159.1cm

古坟时代：163cm

镰仓时代：159cm

室町时代：156.8cm

江戸时代：157.1cm

明治初期：155.3cm

也不难看出身高从古坟时代起，以后逐渐降低，这与动物性蛋白质的摄取有着莫大关联，如此，源平两家在食物摄取方面的不同所最终导致其命运的不同。所以，在政治、军事等问题的背景时，联系当时的社会生活实际也不无必要。

在战国时代，由于战争的频繁，饮食也变得以服务武士为先。原先在公卿贵族中是不食用肉类的，肉类食品是没有身份的农民猎人才吃的。渐渐的公卿们变得营养不良，而什么都捕食的农夫或猎人就显得健康多了。

打仗的武士们用自己的性命和身份相比，可能觉得是性命和肚子比较重要。而且鹿肉更是美味中的美味，因此就出现了名菜胡椒盐烧鹿肉。不过胡椒盐烧鹿肉不适合作为干粮，而且要做好这道菜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在战场上就有些不合适了。一到打仗时，战士们就会把打仗所需的食物带到战场上去。因为握寿司在短时间内就能吃，而且也很容易能填饱空腹，所以被当成非常重要的粮食。握寿司是一种用米饭包着馅，外面再包一层海带一类东西的团子。虽然很容易能填饱肚子，可是也很容易使武士们口渴，武士们就携带着烤后的味噌块，上战场时只要把它溶于汤后便能饮用。于是在日本料理里面绝对不可或缺的味噌汤就诞生了。就一份味噌汤也能喝的津津有味的武士们来看，挂面就是份奢侈品了。

挂面是室町时代以前从中国传入的，在当时除了酱油、酒之外，像柴鱼、昆布等的调味料也有发明，更增添了汤汁的美味。提到了面条，不能不说说甲斐之虎——武田信玄。武田信玄的甲州军队所喜爱的食品就是把像是乌龙面一般的面条和蔬菜一起煮，然后用味噌来调味，这对于要用体力决胜负的军队士兵们是极有营养的。我们不能不考虑一下，当初在川中岛时，武田军撑了那么长的时间会不会就是因为面条的威力。

当时日本的可利用资源很少，农业生产力都是很低的，很多领主之所以不断掠夺其他人领地，其实是为了抢夺其他领地内的资源。至于老百姓，可以说几乎都是吃糠喝稀的多，所以很多百姓都干脆放弃了种地，前去打仗，如果运气好也许还能获得功劳得到赏赐。当时日本全国对于家禽和家畜的饲养并不普遍，很多家禽和家畜也只有大地主家才拥有，一般百姓捕到鱼也不会自己吃，因为他们还要交纳赋税给领主，所以对于鱼这样的荤腥一般卖而不吃。百姓平时大多是吃蔬菜有的甚至就只有喝稀粥。

在寺庙里，无论是本愿寺的一向宗还是旧宗，都是以素食为生。在镰仓时代就开始的用油及味噌做出的油豆腐逐渐的变成了僧侣们的主菜。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用小麦粉制作非常简单，还是僧侣们受到了中国北方风俗习惯的影响，挂面、乌龙面、豆沙包等等用小麦粉所制成的食物都被当成下午茶的点心。

附：促使日本走向近代化的明治维新时，明治天皇才十五岁。而将政权转让给明治天皇的德川十五代将军德川庆喜，当时才三十岁，在位仅一年。

五年後，混乱的社会逐渐稳定，明治政府才解除持续有一千二百年之久的“肉食禁令”。只是，即使禁令被解除，国民也无法马上习惯吃肉食，於是，明治天皇只得以身作则给国民看。

不过事实上，明治天皇很讨厌吃肉。但是因为得跟西方人接触，又得示范给国民看，才勉强在公众场合吃食肉类。

第七章　俄视频网站公布日右翼刺杀政治家录像

环球时报驻俄罗斯特约记者梁小逸报道在1960年日本东京一次选举会上，日本前社会党领导人浅沼稻次郎被日本右翼分子刺杀，而当时的整个过程都被拍摄了下来，俄罗斯一家视频网站近日公布了那段录像。

俄视频网站“目击者”报道说，当时行凶者是一名17岁的右翼分子，名叫山口矢二，他在浅沼稻次郎在会议上发表讲话时突然冲上主席台，用日本军刀刺穿浅沼稻次郎腰部导致其死亡。

浅沼稻次郎出生于1898年，在早稻田大学读书期间曾组织学生运动，毕业后参加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曾加入矿工工会，因参加足尾铜山罢工而被捕入狱。浅沼稻次郎反对《日美安保条约》，在中日建交前就多次率团访问中国，曾提出“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共同敌人”的口号。

第八章　最古老月球图可能出自英国人早于伽利略

据美国宇航局太空网报道，英国牛津大学历史学家宣称，最古老的月球图出自英国人之手，比伽利略还要早几个月。

这一研究结果来自英国牛津大学历史学家艾伦·查普曼教授，他在皇家天文学协会杂志2009年2月的天文与地球物理学专刊上撰文阐述了自己的发现。查普曼声称，哈里亚特的月球图不仅在伽利略之前，他的月球表面图的精准度也比后者起码领先了十年。

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是通过天文望远镜观察天空并画出天体图的第一人，事实上，虽然他称得上该领域的先行者，但算不上第一位。早在1609年7月，英国人托马斯·哈里亚特就根据自己使用天文望远镜所观察到的情景画出了月球图，这一时间比伽利略早了几个月，迄今已有整整四百年的历史。

哈里亚特生于1560年，卒于1621年，就读于牛津大学圣玛丽学院（现为奥利尔学院的一部分），1580年获得学士学位；后来他成为一名数学教师，并为探险家沃尔特·莱利爵士充当助手。16世纪90年代初，莱利从英国皇室失宠，被关押在伦敦塔里，哈里亚特则转投到诺森伯兰郡第九伯爵亨利·珀西门下。后者虽然本身因为受1605年一次宫廷阴谋的牵连，却一直坚持资助哈里亚特，让他住在位于现在伦敦西部锡安公园的住宅内。据查普曼研究，哈里亚特在数学方面的研究居领先地位，他的代数学理论赢得了欧洲科学家的极大尊重和认同。

到1609年时，哈里亚特已经拥有了他的第一架“荷兰象鼻”——因当时世界上第一部天文望远镜刚于1608年在荷兰发明而得名。那年7月26日，他将望远镜的观察目标对准月球，成为世界上第一位通过天文望远镜观察某一天体后并将其绘制下来的天文学家。

这张月球草图展现了月球上的明暗分界线轮廓，还有月球上很多特征物，如阴暗部分丰海、静海、冷海等。随后哈里亚特又在1610年至1613年间陆续绘制了多幅天体图，其中部分图画并未标注日期，不过可以看出绘图的细节不断改进，到1613年时他又画两幅整体月球图，其中许多轮廓现在都已得到确认，尤其对月面环形山的形状和相对位置是非常精确的。

当时哈里亚特和伽利略使用的是世界上第一批天文望远镜，由于其视野非常窄，意味着每一次只有看到月球的极小一部分，要想完整准确地绘制全图是相当不易的，因此之后数十年的月球图都未能有所超越。尽管哈里亚特的工作极富开创性，但的知名度并不高，因为他并未象伽利略那样将画作结集出版，直到2009年国际航天年来临、纪念天文望远镜400周年之际，人们才开始真正关注它。

查普曼将这归因于哈里亚特身为慷慨富有的贵族资助的哲学家，拥有可观的薪水，据称“数倍于牛津大学瓦德海姆学院的水平”。在锡安农牧宅院里，哈里亚特居室舒适，在顶层还有专门观测天体的房间，这一切都与伽利略窘迫的经济条件大相径庭。有趣的是，买不起天文望远镜的伽利略自己算出光学值并造出了一架天文望远镜，他同样也观测了月亮，还发现银河并不是“希拉的乳汁”，而是由单独的星星组成的。伽利略还发现了围绕木星运转的四颗卫星，花费很多时间观测并绘制出太阳黑子。

查普曼称，“托马斯·哈里亚特是科学史上的无名英雄，他绘制的月球图标志着现代航天史时代的开启。当时的天文望远镜不论大小都能让我们对自己所生活的宇宙带来新的信息。”皇家天文学协会主席安迪·法比亚对此也表示同意，“作为21世纪的天体物理学家，回首往事时不禁感叹象托马斯·哈里亚特这样17世纪科学家杰出的工作能力。值此天文学国际年来临之际，大家在纪念伽利略的同时，也不应忘了迈出第一步的哈里亚特。”

第九章　日本私立美术馆竟然获准开在美军基地

一年前，一个难得的机会，我踏上去冲绳的旅途。从东京飞往冲绳首府那霸的飞机上坐满了身着校服的中学生。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机场里热闹的合影，时而轻松、愉快，时而懒散的神态，预示着一次度假式的“修学之旅”的开始。冲绳，这个亚热带岛屿今天已经俨然成为日本新的旅游胜地。明媚的自然风光、朴素的地方风情、独特的历史文化，带来一种异国情调式的新鲜感。“慰藉的岛屿”——这是厌倦了现代的逼仄而去冲绳寻求片刻安宁的日本人赠与冲绳的称号。但对于中国人来说，冲绳似乎有着另一副面孔。冲绳在电视新闻里的出现常常与当地美军基地的性暴力丑闻联系在一起。而冲绳的古名称——琉球，则更能唤起中国人对这个古中华文明影响下的岛国一丝模糊的亲切感。

当几个朋友开车行进在那霸的公路上时，两方面的冲绳形象都得到了印证。明媚的阳光，湛蓝的天空，随时可以望见的大海，茂盛的热带植物，一切给人以畅快、明朗的感觉。另一边则是公路两旁延绵不绝的铁丝网，巨大的停机坪、军械库，来往不绝的军车以及头顶上时而传来的轰鸣声。仅占日本国土面积0.6%的冲绳集中了驻扎日本的美军基地的75%，整个冲绳几乎就是一个军事基地岛屿。公路常常只能在基地的夹缝中穿行，路两旁点缀着一些依托基地而生的超市、弹子房、借贷机构。这混合着的“风景”被称为“暴力与资本的结合”。

到达那霸后的第三天，朋友带我们去参观一座私人美术馆——“佐喜真美术馆”。美术馆的位置似乎有些偏僻，车子离开大路后经过一段弯弯曲曲的小路才绕进了它的前院。就像冲绳其它公共建筑一样，美术馆的外墙也用坚固的石材筑成，让人想起战时的碉堡。附近没有别的建筑物，四周是茂密的绿色植物和冲绳常见的高大铁丝网。稍后我们才明白，这个美术馆其实是嵌进军事基地中的，与它紧邻的就是远东最大空军基地之一的普天间基地。我们前一天还在一个瞭望台上眺望过它的全貌。

这个位于冲绳岛中心位置的空军基地建成于1945年“冲绳战”后期，自建成之日起就在远东地区承担着重要的军事使命，从朝鲜战争到越南战争再到伊拉克战争，从这个基地起飞的战机覆盖整个亚洲地区。不过，近年，迫于民众压力，美国政府已经决定将基地归还日本政府，交换条件是要在冲绳北部的边野古填海建造一个新的空军基地。这个决定遭到了当地民众的激烈反对。如今，抗议的高潮虽已过去，但日常形式的抗争无时无刻不在坚持着。而身处与基地一墙之隔的美术馆，我们最感到好奇的是为什么在普天间基地的领地内会嵌进一个私人美术馆？这里会陈列什么样的艺术品？

被遮蔽的历史细节

走进美术馆，颇感意外的是迎面看到几幅珂勒惠支的版画作品挂在走廊两侧。珂勒惠支几乎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外国版画家，她的名字和鲁迅，以及鲁迅开创的中国左翼木刻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1936年鲁迅临终前，曾亲手编订《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收入她的作品21幅，并对每幅作品详加解说。在遥远的异域，特别是陌生的冲绳，突然见到珂勒惠支的版画，亲切之余更让人感到这背后存在着某种历史关联。后来我们了解到，“佐喜真美术馆”的主人佐喜真道夫是日本收藏珂勒惠支版画最多的藏家，而且这些版画也是他确立收藏理念之后的首批藏品。

佐喜真道夫收藏美术作品的历程始于1972年——就是冲绳回归日本的那一年。从1945年冲绳作为日本唯一“本土”战场被美军占领后，直到1972年回归，其间的27年，冲绳一直是被美国军政府直接管辖的区域，美军以租借或者强行征用的方式确保了大片美军用地。而1972年冲绳回归日本之后，根据日美地位协定，要由日本政府为美军提供军用地，即由政府出面和军用地主签订租借合同。日本政府为了确保冲绳美军用地的延续，更进一步是为了确保日美安保体系不受冲击，而将军用地使用费大幅度提高5倍。优惠的租借政策使得许多冲绳人突然获得了一大笔收入。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土地的佐喜真道夫也成为这个优惠租借政策的受益者。

如何支配这笔意外之财？佐喜真道夫的选择是用它来收集美术作品。原本不太懂美术的他首先只晓得购买日本浮世绘。然而，随着收集艺术品的行为从自动转向自觉，更深的思考浮现出来，那就是：用祖先留下来而曾被美军征用的土地所换来的租金到底应该购买什么样的画？什么样的作品才是与这片土地相称的？由此，他的目光逐渐集中在珂勒惠支、上野诚、乔治·鲁奥等几个艺术家身上。珂勒惠支是影响东亚左翼木刻运动最深的艺术家，鲁迅称：“她以深广的慈母之爱，为一切被侮辱和损害者悲哀，抗议，愤怒，斗争。”上野诚作为日本的木刻家是在战时通过中国青年木刻家了解到鲁迅和中国的木刻运动，从中受到启发而拓展了自己的创作。这些不同国度、不同时期的木刻作品在创作立场、精神气质上体现着一种血脉的联系。

美术馆另一批重要的收藏是日本画家丸木位里、丸木俊夫妇的作品。从1950年创作《原爆之图》开始，这对夫妇就将绘画的题材定位在现代历史上发生的各种人间惨剧：战争、屠杀、污染等，像《南京大屠杀之图》（1975年）、《奥斯维辛之图》（1977年）、《水·原发·三里冢》（1981年）、《冲绳战之图》（1983～1987年）、《足尾矿毒之图》（1987～1989年）、《切尔诺贝利》（1990年）。这些作品尺幅巨大，常采用系列组画的方式，以“地狱变”的构图对一事件加以全景性展示。

我们去参观时，正值南京大屠杀70周年，美术馆将《南京大屠杀之图》、《冲绳战之图》等作品展放在正厅之中。巨大的画幅远看像是一团团浓烟薰烤而成，空气里似乎也弥漫着一股焦灼的气息。大厅的地板上，数十名中学生席地而坐，倾听讲解员对作品的解说。他们大概也是来自各地做“修学旅行”的学生吧。据说，最多时，美术馆每年可以吸引5万“修学生”来这里参观。这些学生是美术馆最重要的观众群。对于身处美军基地，缺乏企业赞助的一所私立美术馆，这几万观众的存在是美术馆得以生存下去的保障。而美术馆提供给这些观众的并非一般的艺术品，更重要的是提供一个呈现历史记忆与精神记忆的场所，让那些在历史叙述的表象中已经淡化或被遮蔽的历史细节和情感重新得到安置，重新寻求理解。

冲绳战的冲绳记忆

佐喜真道夫收集丸木夫妇作品的冲动来自于他个人寻求作为冲绳人的自觉和传达冲绳经验的漫长历程。在丸木夫妇创作的《冲绳战之图》中，他看到了自己作为冲绳人难以传达的对冲绳战的特殊感觉。

所谓“冲绳战”是指1945年日军和美军为争夺冲绳岛而展开的为期3个月的激战。约10万战斗人员和10万当地百姓在这场战役中丧生。这场所谓唯一的日本“本土”战役，其实是以保卫真正的“本土”而牺牲“不是日本”的冲绳为宗旨的。但是与这个真实的宗旨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军在撤离冲绳的过程中不断要求当地居民实行“集团自决”，即整村、整户的老百姓以自相残杀的方式宣誓冲绳臣民对天皇的效忠。

以冲绳为牺牲保存“本土”的基本结构在战后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甚至一直延续到今天。但是，这个结构却在“本土”被隐藏起来。就在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的60年代，佐喜真道夫向“本土”的同学们提起“冲绳战”时，即便是“全共斗”的一代也没什么反映。他们认为“冲绳战”和美军轰炸东京没什么区别。

但是，基于冲绳民众的立场，这两者的体验是完全不同的。让佐喜真道夫苦闷的是如何传达这种不同。而当他看到丸木夫妇创作的《冲绳战之图》时，一种体验的共鸣油然而生，原先无法解释的关于冲绳战的特殊感觉似乎在画中直观地呈现出来。因此，他想到这个由14幅图画构成的系列作品理应陈列在冲绳人自己的展示空间中。事实上，丸木夫妇也一直想把这个系列作品赠送给冲绳，但却迟迟得不到冲绳地方政府的回应。于是，佐喜真道夫决定独立接受这个系列作品，并要将它们在冲绳展出。恰恰是为了要展出这组巨幅画作，佐喜真道夫才萌生了筹建自己的美术馆的想法。

问题是，这个美术馆如何才能建成？昂贵的用地租金就是一个障碍。而且建筑设计师提出的方案需要一块600坪的土地，同时还提出了一系列设想：要绿色环绕、能够看见海、有祈祷场所、与祖先的坟墓相连。哪里有能够满足所有这些条件的地方？就在这看似走投无路的情形下，佐喜真他们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将被美军征用的祖先土地要回，用来建设美术馆。1992年正是土地租借合同更新的时候。佐喜真道夫直接向美军管理设施局提出交涉，请求收回自己已被划入普天间基地的500坪祖地。出乎许多人的意料，管理设施局了解了用途计划后批准了这一请求。于是，两年后，像奇迹一样，一座嵌在普天间基地里的私立美术馆建成了。这就是今天的“佐喜真美术馆”。

了解到这些背后的故事，更令我们对美术馆本身的构造产生了浓厚兴趣。登上美术馆的屋顶平台，眺望全景，大家对美术馆的设计理念有了直观的把握。屋顶拾阶而上的一层层平台有一种庄严的仪式感。站在最高层的开放平台上，可以俯瞰普天间军事基地。而将目光越过眼前的基地放远至最远处，看到的则是一线蓝色的大海——那是冲绳人的“原乡”。在顶台高耸的柱石中有一个显眼的圆孔。

据说，每年6月23日，即“冲绳战”的终战日，日光都会从这个圆孔中穿过。那时，这个顶台就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祈祷场所。祈祷在冲绳的文化中占有特殊的位置，即便是海边一块普通的岩石也会成为冲绳人因陋就简的“祈念”场所。与祈祷同样重要的是身体和灵魂的归宿。在冲绳常可以见到一种巨大的“龟甲墓”。这种墓外观呈乌龟甲壳状，也有的说是像母体的子宫。它通常都是整个家族的墓地。在美术馆的院落里就有这样一座巨大的“龟甲墓”，这正是佐喜真家族的墓地。这个已有270年历史的墓地未在战争中遭到毁坏，并在50年后回到了后代的手中，成为“佐喜真美术馆”一个独特的组成部分。

真实的创作

美术馆的空间就像一个装置，将众多现实、历史、文化因素聚焦在一起，让它们相互交织、映照。整个美术馆的构造不是一个简单的建筑物，而是渗透着冲绳人对自身历史、文化的理解。身处这个有意味的空间中，不禁想起前一晚刚刚拜访过的这个美术馆的设计师：真喜志好一。

我们是在他的工作室见到他的。原本以为一个著名建筑设计师的工作室一定很现代、堂皇，却没有料到它简陋得像一个临建房，屋里堆满乱七八糟的资料，那些完成的建筑作品的模型被贴在天花板上，大概是没有地方放。工作室的主人兴致勃勃向我们介绍的不是他的建筑作品，而是他手头正在从事的一项工作：即，充分搜集资料证明在边野古建设新的军事基地将对当地环境造成毁灭性影响，据此依照美国法律在美国提起反对新基地建设的诉讼。

原来，那些堆积如山的资料都是他搜集、整理出来打官司用的。他把这场看起来有些异想天开的官司称之为自己的“创作”，一个真正的创作。他真的像对待一个建筑作品那样，认真、严谨、满怀热忱地去实现他的设想。更重要的是，这个设想本身就像当年馆长申请从美军手中要回祖地一样充满想象力。这个想象力的基础不是对现实的“超越”，却是一种在冲绳“生的具体性”中生长出来的扎实而坚韧的抗争，是面对真实状况的想象力。

无论是馆长还是建筑师，他们理解的“艺术”、“创作”都不是抽象存在于书本上的定义，而是那种面对现实状况显现出价值的存在，这才有了作为“现场”的佐喜真美术馆。在这样的空间中，作品与展示空间的关系既不是寄居的关系，更不是占有的关系，作品在这里是要融入这里的土地。馆长曾说，一部作品需要10年才能与它所在的土地融为一体。从《冲绳战之图》在美术馆展出，到冲绳本土人第一次拍摄采访冲绳战遗属的纪录片，其间恰恰间隔了10年。迄今，美术馆仍然坚持非常严格的展览、收藏标准。它所提供的不是一个一般的展览场所，它更多的是要把冲绳人对自身历史、现状的理解，以及由此出发对艺术的理解，乃至冲绳与世界的连带，展示给参观者。

事实上，越是深入了解，我们越能从这个美术馆看到冲绳与中国的密切关系。由于古代中国曾长期是琉球王国的宗主国，琉球文化深受中国古代文化影响。因此，一般冲绳人对中国人有一种格外的亲近感。而佐喜真馆长本人原来是学中国近代史出身的，对中国有着更深的了解。这也许与60年代日本左翼青年对革命中国的向往有着一定的联系。而创作《冲绳战之图》的丸木夫妇也和革命中国有着密切关系。他们早在50年代就曾在北京举办作品展，毛泽东等人曾亲临现场参观。他们的绘画风格影响了像周思聪这样的中国画家。随着馆长给我们一一介绍，我们仿佛在冲绳这个看似偏远、边缘的角落重新发现了中国的存在，不是作为崛起的“大国”的中国，而是在革命传统中主动与一切被压迫地区连带、共同抗争的中国。而今天的中国还会重新瞩目、理解冲绳这样的地方么？

今年，耀眼的奥运光环尚未褪去时，我们重新在北京见到了来自冲绳的朋友们。佐喜真美术馆的上间加那惠女士也在其中。她借来北京之机与鲁迅博物馆就举办珂勒惠支版画展的计划进行了商谈。也许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在北京看到佐喜真美术馆收藏的珂勒惠支版画。更令人惊喜的是，真喜志好一起诉基地建设计划的诉讼一审胜诉了。这个结果对坚守在边野古抗争现场的民众显然是巨大的鼓舞。当然，真的想要阻止新基地的建设还要走漫长的路。这是冲绳人的生活，也是他们的“创作”，然而，还有比这更真实的“创作”么？

第十章　揭秘“空姐万米坠地奇迹生还”谎言的幕后真相

奇迹：

空难坠入雪地大难不死

据报道，威斯娜于1971年5月成为塞尔维亚JAT航空公司的一名空姐。1972年1月26日，由于公司排班表疏忽，当天本该轮休的威斯娜顶替了另一名空姐，登上了364航班——一架从瑞典斯德哥尔摩飞往贝尔格莱德的DC-9-32喷气式客机，客机上包括她在内总共只有28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客机起飞不久，威斯娜给乘客供应完午餐后，打算坐下来休息一会儿。但数分钟后，当客机飞到原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斯布斯卡·卡梅尼斯村时，突然爆炸失事。威斯娜当场失去了知觉，并且在未系降落伞的情况下，最终坠落到当地的一片雪地中。

威斯娜的颅骨裂成了两半，双腿、胳膊和3节脊椎全都被摔断。她的身体被深深埋在雪地中。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威斯娜居然奇迹般地没有摔死！威斯娜整整昏迷了3个星期，腰部以下身体一度瘫痪。而在医院里恢复意识后，她又住了8个月医院。但令人惊讶的是，威斯娜最终竟奇迹康复，依然从事空姐工作直到1991年退休。时年22岁的她被公认为塞尔维亚民族英雄，后来又入选“全球10大奇迹生还者”之一，并且创造了“自由落体生还”——即在未系降落伞的状态下坠落距离最长生还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不过，威斯娜却患上了短期失忆症，她只记得自己登上这架飞机前的事情，而对坠机事件本身却毫无记忆。美国好莱坞曾想将她的故事拍成电影，但却遭到了威斯娜的拒绝，因为她只想过一种默默无闻的平静生活。她不但重新搬了家，并且还改了名字。威斯娜在1975年结了婚，但10年后又离了婚，此后她独身生活到了今天。原因：“恐怖炸弹万米引爆客机”

除了威斯娜之外，飞机上的其余27名机组人员和乘客全部不幸遇难。按照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官方的说法，客机在10000米高空爆炸后“碎裂成数段”，空难的罪魁祸首是一家名为“克罗地亚国家运动”的前南斯拉夫民族主义极端组织，该组织安放的炸弹导致飞机失事。

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媒体报道称，客机失事时，威斯娜坐在机舱尾部，爆炸发生后，她像秤砣一样坠落了约10000米之后，最终以322公里的惊人时速着陆。

当时的尸检报告称，机上其余27人在爆炸的一瞬间就已立即死亡，因为所有人的肺都因飞机内急剧膨胀的空气当场爆裂。由于威斯娜伤得非常严重，当救援人员找到她时以为她早已死亡。幸好最初找到她的护林员很有经验，他很快就发现威斯娜仍在呼吸，并意识到不该随便挪动她的身体，一直等到医生赶来抢救。

真相：

捷克空军击落“入侵敌机”

然而近日，2名来自捷克首都布拉格的记者彼得·霍恩昂和帕维尔·希因纳，经调查发现，这个发生在“冷战”期间的神话竟是一个由原捷克斯洛伐克当局精心包装的弥天大谎！

捷克民航的绝密档案显示，捷克斯洛伐克空军当年误将那架DC-9-32喷气式客机当作“入侵敌机”，于是出动“米格”战斗机将其击落。

为了掩盖这一真相，原捷克斯洛伐克当局当时嫁祸于“克罗地亚恐怖组织”。霍恩昂称：“一种极大的可能性是，捷克斯洛伐克空军由于失误，而将客机击落。为了掩盖真相，秘密警察编造了飞机（因炸弹爆炸）坠落的故事，随后又将这个离奇的故事扩散到全世界。由于故事如此完美和动人，从来没有人对此提出过质疑。”更让人深信不疑的是，为了打击国内恐怖势力，这个故事同样得到了当时南斯拉夫秘密警察的“配合”。

事实上，根据当年飞机坠落地点附近的村民反映，失事客机残骸的散落半径并不大，由此可以判断，其失事时的飞行高度不超过800米。此外有目击者称，飞机失事时位于云层下方，下坠时机身完好，并非传说中的“碎成数段”。而且生还者威斯娜被发现时身体卡在机舱的中段，而非官方所说的机尾。一名吉尼斯世界纪录发言人日前在接受德国《TAZ日报》采访时表示：“吉尼斯组织当时很可能受到了欺骗，就像世界上其他媒体那样。”

第十一章　朝鲜皇室曾计划“反清复明”

朝鲜李朝孝宗忠宣大王李淏，早年跟他哥哥朝鲜昭显世子一起，曾经被入侵朝鲜的皇太极掳到盛京当了很久的人质。1644年，明朝灭亡，清朝入关，定鼎中原。十一月初九，清朝摄政王多尔衮在北京紫禁城武英殿召见作为人质的昭显世子李澄（李淏的哥哥，当时的朝鲜王储）和凤林大君（李淏），说：“未得北京以前，两国不无疑阻。今则大事已定，彼此一以诚信相孚。且世子以东国储君，不可久居于此，今宜永还本国。凤林大君则姑留与麟坪大君相替往来……”同时，清朝还宣布减少朝鲜的岁贡币物。

1645年三月，久居满清做人质的昭显世子返回汉城，随行清使勒令朝鲜仁祖李倧出城迎接“天使”到来。忠于明朝的朝鲜两班朝臣士大夫对此心生忌恨。五月二十一日，昭显世子虽被宫人在饵饼中下毒，暴毙于昌德宫中。李倧心知肚明，但是讳言此事，怕多尔衮深究，向清朝上报“世子病亡”。六月初七，被多尔衮释放的凤林大君回到汉城。昭显世子在清廷为质近十年，历尽艰险，亲眼目睹了明亡清兴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积累了处理朝清关系的丰富经验。多尔衮对其去世“深为惊悼”，并对其暴毙颇感可疑，但是在朝鲜使臣众口一词的“确系病殪”的说辞下，也不得不信。1645年十一月十四日，清朝册封李淏为朝鲜世子。

送还质子，减少岁贡，本是清朝为缓和两国关系而为，但是经过1627年和1636年的两次战争，朝鲜对清朝产生了很深的民族仇恨。在朝鲜一方，明朝灭亡本是调整对清朝外交政策的良机，但是，反清分子利用朝鲜民族对满族的仇恨心理，推行名分主义的外交，延缓了两国关系的改善。

朝鲜李朝视清朝为犬羊夷狄，私下称清帝为“胡皇”，称清使为“虏使”。除对清朝的公文贺表之外，一切内部公文，包括王陵、宗庙、文庙祭享祝文，仍用崇祯年号。朝鲜的《仁祖庄穆大王实录》，在明亡前用崇祯年号，在明亡后用干支纪年和国王在位年号。在仁祖之后的历代朝鲜国王《实录》，只书干支纪年和国王在位纪年。至于私人著述，直到清末，仍有人书写崇祯年号，以至于竟然有“崇祯二百六十五年”的纪年。历代封建统治者和儒家最看重的“正朔”问题，朝鲜就是这样处理的。

当时朝鲜君臣认为：“我朝三百年来，服事大明，其情其义，固不暇言。而神宗皇帝（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再造之恩自开辟以来，亦未闻于载籍者。宣祖大王所谓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实是真诚痛切语也。”李朝孝宗则以光复大明天下为己任，倡议北伐。他对大臣说：“群臣皆欲予勿治兵，而予固不听者，天时人事，不知何日是好机会来时。故欲养精兵十万，爱恤如子，皆为敢死之卒，然后待其有衅，出其不意，直抵关外，则中原义士豪杰，岂无响应者！”对大臣“万一蹉跎，有覆亡之祸，则奈何”的担心，他说：“以大志举大事，岂可保其万全也。大义则明，则覆亡何愧，益有光举于天下万世也。且天意有在，予以为似无覆亡之虞也。”

为了北伐，孝宗首先采取措施，扩军备战。驻汉城的都城御营厅军由7000人增加到21000人。禁军由600名增加到1000名，全部改编为骑兵。御营厅增加了大炮攻坚部队，还计划将守卫汉城的训练都监军增加10000名，御营厅军增加20000名。由于财政困难，未能实现（韩国姜万吉《韩国近代史》）。

李朝君臣确信“胡人无百年之运”的儒家格言，将地震、彗星等自然灾害视为清朝灭亡的征兆，对南明政权、吴三桂和三藩分裂势力、台湾郑成功、准噶尔蒙古等反清势力寄予厚望，准备派使臣渡海联络，策划夹击清朝。台湾郑氏多次请日本联合出师伐清复明，朝鲜对日郑联合乐观其成，甚至建议“假道朝鲜，出送援兵”（《仁祖大王实录》）。李淏的儿子显宗李棩（音“渊”）和孙子肃宗李焞（音“吞”），对联日伐清之事也很积极。1650年，李淏向清廷奏报“日本近以密书示通事，情形可畏，请筑城训练为守御计”，企图以防御日本为由扩军备战。清朝警觉到朝、日、南明联手组成军事同盟的危险，于是派遣密使前往朝鲜核实情况。结果查明朝鲜与日本素和好，奏折不实，顺治皇帝下诏斥责朝鲜国王，罢其用事大臣。这就是朝鲜历史上有名的“六使诘责”事件。

由于朝鲜财政困难，军备薄弱，北伐大计难以实施。而且由于新兴的清朝连续有顺治、康熙两位励精图治的皇帝，不仅巩固了全国的统一，而且为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基础。朝鲜反清派期望的汉民族武装反抗、清朝统治土崩瓦解局面一直没有实现。1683年，清朝统一台湾，南明残存势力灭亡，影响中、朝、日关系的不确定因素消失，作为实际行动纲领的朝鲜北伐计划寿终正寝。朝鲜没有介入中国内战，也没有铤而走险联合日本跨过鸭绿江入侵辽沈，冒犯正处于全面上升和旺盛时期的新兴满洲军事强权。这是朝鲜的大幸，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北伐虽没有成为事实，但是加重了朝鲜的财政负担，延缓了中朝关系改善的步伐。朝鲜的北伐论者不想肯定中国在清朝统治下的文化和经济先进性，以后还几乎全面封锁了对中国文化的引进。

明朝灭亡后，李朝王室一直进行各种追思活动，仁祖不忘宫中焚香望阙之礼。1704年甲申，明朝灭亡60周年，李朝肃宗自宜春门诣禁苑坛，以太牢祭祀崇祯皇帝。又命汉城府在后苑春塘台设“大报坛”，祭祀神宗皇帝。“大报”出于《礼记》郊特牲，是郊天之义，且兼有报德之意。1749年（乾隆十四年）又以明朝太祖、神宗、毅宗并享大报坛，并于三帝即位、忌辰日行望拜礼。这种祭祀活动每年进行，直到李朝末年。

朝鲜对清朝的鄙视仇恨和恪守藩属朝贡制度同时并存，且反清复明计划和北伐准备是在隐蔽状态下进行的，清朝政府知之甚少。由于以追求实利为标准的外交传统始终在朝鲜起作用，清政府又主动采取种种善意举措，1683年清朝统一台湾后，中朝关系终于进入了稳定发展的时期。

第十二章　古埃及鲜为人知的15件事

据美国listverse.com网站报道，古埃及充满着神秘色彩，除了象征性的古埃及文明是人们所熟知的，比如：金字塔、狮身人面像等，仍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为了不让苍蝇落在法老王身上，法老王会让身旁的奴隶赤裸身体，身体涂上蜂蜜；埃及男子和女子都喜欢化妆，喜欢涂绿色或黑色眼影等。

1、法老王从不让别人看到自己的头发，他总是戴着王冠或者一种叫做“nemes”的饰头巾，这是一种斑纹色彩的饰头巾。

2、为了不让苍蝇落在法老王身体上，佩皮二世要求几个奴隶赤裸身体站在附近，并在他们的身体上涂上蜂蜜。

3、埃及儿童小的时候根本不穿衣服，直到他们长到十几岁时。古代埃及气候炎热，是没有必要穿着太多的衣服，成年男性会像女性那样穿着短裙。

4、抗生素并非是从20世纪初开始使用，早期人们的医药包括使用发霉的食物或土壤，用于治疗伤口感染。比如：在古代埃及，人们用发霉的面包来治疗伤口感染。5、埃及男子和女子都要化妆，通常涂抹绿色或黑色眼影，这种绿色眼影主要是由铜构成，黑色眼影主要是由石墨构成。埃及人认为这种化妆具有身体康复功能，起初的化妆是用于抵御阳光照射，而并非是装饰之用。

6、富有的埃及人会戴着假发，然而其他等级的埃及人会将自己的头发留得很长，或梳成猪尾巴形状。在12岁之前，埃及男孩通常会将头发剃光，除非梳成辫揪形状。将头发剃光可以避免虱子和跳蚤。

7、迄今仍不清楚究竟是谁损坏了狮身人面像斯芬克司的鼻子，1737年的斯芬克司草图中就显示其没有鼻子。这早于拿破仑进入埃及60年，更早于英国和德国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交火数百年时间。研究人员猜测可能是伊斯兰传教士撒伊姆阿尔达赫尔损坏的，他于1378年以故意破坏罪被处以私刑。

8、埃及人认为地球是扁平和圆形的，就像是一张薄烤饼，而尼罗河正是流过这张“薄烤饼”的中心位置。

9、埃及士兵担当着国内警卫部队的角色，此外，他们还负责替法老王征收税款。

10、当一具尸体进行木乃伊化处理时，死者的大脑将从鼻孔中移除，他的肠子等内脏器官也会被移出，放置在单独的罐子中。唯一不会被移除的器官就是心脏，其原因是埃及人认为心脏是人们的灵魂所在。

11、在远古埃及的每一处寺庙中，法老王通常被假定执行高级牧师的职责，但是他们的职位通常是由首席牧师来担当。

12、第一座金字塔——左塞金字塔的台阶建造于公元前2600年，最初是由34英尺高的墙壁围绕着，这些墙壁上有15个门，然而仅有1个门能够打开。13、古代埃及女性喜欢在法律上和经济上与男性平等，然而，她们并不喜欢与男性在社会地位上平等。

14、人们通常会认为建造金字塔的劳工是饱受奴役，但事实上却恰恰相反，从挖掘出土的劳工骨骼分析来看，建筑金字塔的劳工实际上都是埃及人，他们很可能是法老王长期雇用的劳工。依据一些涂鸦显示，至少一些劳工以他们的工作为骄傲，称自己是“胡夫法老王的朋友”等话，显示出他们对法老王的效忠。

15、拉美西斯法老王有正式的8位妻子，还有近100位情妇。他的年龄超过了90岁，去世于公元前1212年。

第十三章　英国女王40年前遭谋杀　专列撞上木头险出轨

中国日报网站环球在线消息：澳大利亚一名退休侦探近日宣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大约40年前在澳大利亚险遭暗杀，当时阴谋策划者试图让女王乘坐的火车在经过山路时出轨。

据法国媒体1月28日报道，澳大利亚前高级侦探克利夫·麦克哈迪对当地媒体《LithgowMercury》表示，有人事先在女王夫妇乘坐的火车要经过的铁路轨道上放置了一根大木头。

麦克哈迪称，1970年4月29日，一列火车载着伊丽莎白二世和她的丈夫菲利浦亲王前往奥兰治镇，途中在位于悉尼西北部大约150公里的蓝山博文菲尔斯地区撞上大木头，但万幸的是火车并没有出轨，只是速度慢了下来。《LithgowMercury》报道说，火车撞到木头后，列车员进行了刹车操作，但火车在惯性驱使下又跑了大约200米，最终在博文菲尔斯站附近完全停了下来。而在这个过程中，木头一直被火车前轮“推着跑”，这就是此次阴谋没有能够得逞的关键所在，也是这起事件的奇特之处。

现年81岁的麦克哈迪称，该案已经过去了将近40年，然而阴谋策划者仍然逍遥法外。他之所以打破沉默，是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最终看到案件的水落石出。他说：“这是我职业生涯最大的遗憾之一，我们从未抓获真正的犯罪嫌疑人。为了保密，我们在向人们征询线索的时候总是遮遮掩掩，不能告诉别人我们的真正意图，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破案工作。”

麦克哈迪表示，女王遭遇的火车撞木事件不可能是意外或者是简单的破坏行为。据称，为了安全起见，澳大利亚当局在女王夫妇乘火车之前，已经让一列火车事先对女王专列要经过的路段进行了隐患排查，那根大木头是在安全排查结束后被人蓄意放在铁轨上的。

事发后不久，麦克哈迪等人立刻着手案件侦破，曾圈定爱尔兰共和军的同情者为阴谋策划者，但始终找不到证据确凿的嫌疑人。爱尔兰共和军当年正在北爱尔兰暴力抵抗英国统治，因而与之相关的嫌疑人最有作案动机。

第十四章　历史上十大最严重的瘟疫

据国外媒体报道从古至今，人类遭遇了无数的瘟疫，其中有些瘟疫特别严重，对人类后代的影响特别大。国外一家网站为我们盘点了历史上十大影响最严重的瘟疫。

1、黑死病（1347-1351）黑死病在人类历史上是最致命的瘟疫之一。普遍认为是由一种名为鼠疫的细菌造成的。但最近有人认为是由其它一些疾病引起的。关于鼠疫的起源在专家中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一些历史学家认为黑死病开始于十四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或中亚。在随后的数年内由商人和士兵携带到俄罗斯南部克里米亚。在十四世纪四十年代，流行病从克里米亚传到西欧和北非。黑死病造成全世界死亡人数高达7500万，其中欧洲的死亡人数为2500万到5000万。

黑死病的一种症状，就是患者的皮肤上会出现许多黑斑，所以这种特殊瘟疫被人们叫做“黑死病”。对于那些感染上该病的患者来说，痛苦的死去几乎是无法避免的，没有任何治愈的可能。

引起瘟疫的病菌是由藏在黑鼠皮毛内的蚤携带来的。在14世纪，黑鼠的数量很多。一旦该病发生，便会迅速扩散。在1348～1350年间，总共有2500万欧洲人死于黑死病。但是，这次流行并没有到此为止。以以后的40年中，它又一再发生。

14世纪20年代当此瘟疫细菌再次爆发之前，它已经在亚洲戈壁沙漠中潜伏了数百年，之后迅速随老鼠身上的跳蚤中的血液四处传播，从中国沿着商队贸易路线传到中亚和土耳其，然后由船舶带到意大利，进入欧洲。欧洲密集的人口成了此疾病的火药筒。3年里，黑死病蹂躏整个欧洲大陆，再传播到俄罗斯，导致俄罗斯近三分之一至一半的人口死亡。

2、第三次鼠疫大流行（1885-1950s）第三次鼠疫大流行是指1855年始于中国云南省的一场重大鼠疫。这次世界性大流行以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超过了前两次而出名。这场鼠疫蔓延到所有有人居住的大陆，先从云南传入贵州、广州、香港、福州、厦门等地后，这些地方死亡人数就达10万多人。中国南方的鼠疫还迅速蔓延到印度，1900年传到美国旧金山，也波及到欧洲和非洲，在10年期间就传到77个港口的60多个国家。单在印度和中国，就有超过1200万人的人死于这场鼠疫。据世界卫生组织透露，这次大游行一直延延续到1959年，这时全世界因鼠疫而死亡的人数减少到200了个左右。这次流行的特点是疫区多分布在沿海城市及其附近人口稠密的居民区，家养动物中也有流行。

几乎所有的中外学者都一致认为第三次世界鼠疫大流行起源于云南，并认为云南是一个古老的家鼠鼠疫疫源地，但又都断言云南不存在鼠疫自然疫源地，并认为云南的鼠疫是输入性的。即从印度和缅甸直接或辗转传入的。然而，1974年，云南鼠疫工作者从云南剑川县的中华姬鼠中分离出鼠疫菌，证实了滇西存在着鼠疫自然疫源地，学者们称为滇西纵谷大绒鼠齐氏鼠疫源地，这为第三次鼠疫大流行提供了进一步的的科学根据。

现在，鼠疫已非常罕见，但并不没有完全消失，因为它仍然会在鼠类之中传播，一有机会还会传播给人。在20世纪80年代，非洲、亚洲和南美洲每年都有发生鼠疫的报道。1996年印度爆发的鼠疫还成了世界性的重大新闻。目前，每年大约有1000到2000人感染鼠疫。即使在美国，平均每年也会有10多人从野外鼠类感染鼠疫，1/7的患者死亡。尽管鼠疫已非不治之症，也容易控制，但是历史惨剧在人们心中留下的阴影却难以消除，它仍然被许多人视为最恐怖的疾病。

3、查士丁尼瘟疫（541-542）

查士丁尼瘟疫是指公元541到542年地中海世界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鼠疫，它造成的损失极为严重。但是此次瘟疫对拜占庭帝国的破坏程度很深，其极高的死亡率使拜占庭帝国人口下降明显，劳动力和兵力锐减，正常生活秩序受到严重破坏，还产生了深远的社会负面后果，而且对拜占庭帝国、地中海、欧洲的历史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公元4世纪以后，曾经盛极一时的罗马帝国渐渐分裂为东西两部分。雄距东部的拜占庭帝国的历代皇帝一向以罗马帝国的正统继承人自居，所以一直试图收复失地，重新统一罗马帝国，再现往日的辉煌。到公元6世纪时，拜占庭帝国的皇帝查士丁尼决定采取行动实现这一梦想。于是，查士丁尼于公元533年发动了对西地中海世界的征服战争。然而就在他横扫北非、征服意大利，即将重现罗马帝国辉煌的时候，一场空前规模的瘟疫却不期而至，使东罗马帝国的中兴之梦变为泡影。公元541年，鼠疫开始在东罗马帝国属地中的埃及爆发，接着便迅速传播到了首都君士坦丁堡及其它地区。

当时出现了许多诡异恐怖的情景：当人们正在相互交谈时，便不能自主地开始摇晃，然后就倒在地上；人们买东西时，站在那儿谈话或者数零钱时，死亡也会不期而至。而最早感染鼠疫的是那些睡在大街上的贫苦人，鼠疫最严重的时候，一天就有5000到7000人，甚至上万人不幸死去。

官员在极度恐惧中不得不向查士丁尼汇报，死亡人数很快突破了23万人，已经找不到足够的埋葬地，尸体不得不被堆在街上，整个城市散发着尸臭味。查士丁尼自己也险些感染瘟疫，在恐惧之中，他下令修建很多巨大的能够埋葬上万具尸体的大墓，并以重金招募工人来挖坑掩埋死者，以阻断瘟疫的进一步扩散。于是，大量的尸体不论男女、贵贱和长幼，覆压了近百层埋葬在了一起。鼠疫使君士坦丁堡40%的城市的居民死亡。它还继续肆虐了半个世纪，直到1/4的罗马人口死于鼠疫。这次鼠疫引起的饥荒和内乱，彻底粉碎了查士丁尼的雄心，也使东罗马帝国元气大伤，走向崩溃。

4、伦敦大瘟疫（1665-1666）伦敦大瘟疫是指一场于1665年到1666年发生在英格兰的大规模瘟疫。在这场瘟疫中，有七万五千到十万人丧生，超过当时伦敦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它在历史上被确定为淋巴腺鼠疫（bubonic plague）引起的大面积黑死病，由人通过跳蚤感染了鼠疫耶尔森菌。1665年这场传染病是淋巴腺鼠疫在英格兰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爆发。

瘟疫的来源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来自法国，1665年4月，两个法国海员昏倒在伦敦西区特鲁里街与朗埃克路口，后来他们身上携带的病毒引起了大范围的传染。另一种说法是说鼠疫病毒来自荷兰，这种疾病自1599年起就在荷兰当地传播了。瘟疫袭击的第一个地区是伦敦的圣吉尔斯教区。1664年底至1665年初的冬天，就已经有病例在那里出现，但直到1665年开春，由于人口的大量增加和卫生条件的急剧恶化，疾病才大规模迅速地传播开来。到了1665年7月，瘟疫已经遍布伦敦城。当时的国王查尔斯二世以及他的家人都被迫离开了伦敦前往牛津郡，但市长和参事仍在坚守岗位。而一部分神职人员、医生和药剂师也因此忙碌了整个夏天。满大街都是负责瘟疫的医生，虽然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没有执照。

由于这场瘟疫的蔓延非常之快，人们不得不将患病者所住的房子都连人封死，在紧闭的大门外漆上红十字，上面写上“上帝保佑”的字样，严禁任何人出入。每天只是在限定的时间，由专人从窗口送进食物和水。成千上万的病人就是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凄惨地死去，最多时一周死去的就不下万人。时至9月上旬，原来熙熙攘攘的伦敦城竟然完全变成了一座寂静的死城。所有的店铺关了门，街上几乎看不到行人，路旁长满了茂盛的杂草。城内唯一能够不时打破沉寂的工作，便是运送尸体。每到夜晚，运尸车“咕隆，咕隆！”的车轮声和那哀婉的车铃声，让人听了毛骨悚然。最初，这项掩埋工作只是在深夜进行，后来死者人数太多了，不得已也在昼夜进行了。死者的尸体被横七竖八地装到运尸车，运到各处的埋尸坑。在那里，负责埋尸的工人们往往蒙面捂嘴，摇着铃，口中念着：“安息吧！”匆匆把尸体倒入坑内，掩上薄土后，匆忙离开。

记录显示伦敦的死亡人数从每周1000-2000人持续上升，到1665年九月，平均每周已经有7000人死亡。到深秋时候，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到1666年二月，城市被认为安全到可以迎接国王了。而同时，由于与欧洲大陆的商贸交流，瘟疫传到了法国。此后直到1666年九月，瘟疫仍在温和的流行。9月2日和3日，伦敦城遭遇了一场大火，烧毁了大部分遭到感染了的房屋，这是状况好转的开端。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大部分被感染的人群都已经死亡了。此后伦敦城在大火的基础上重建，在这场瘟疫过后又获得了的新生。

5、美洲瘟疫（16世纪）欧洲人到来之前，这里居住着400万到500万的原住民，其中大多数都在16世纪几十年间死去，有历史学家甚至称它为“人类史上最大的种族屠杀”。不过，夺取印第安人生命的最直接杀手不是欧洲人的枪炮，而是他们所带来的瘟疫。当哥伦布抵达新大陆时，欧洲人就已经经历了多次致命传染病的浩劫，也从中找到了治疗一些传染病的方法。但是，美洲之前长期与欧亚非大陆隔离，印第安人也几乎与这些疾病完全隔绝。欧洲人的疾病随着哥伦布的第一次美洲之旅后开始蔓延到新大陆。腮腺炎、麻疹、天花、霍乱、淋病和黄热病等，这些早已被欧洲人适应的疾病对印第安人来说却极具杀伤力，因为他们的免疫系统几乎缺乏抵抗力，尤其是麻疹和天花。因此阿兹特克人等中美洲原住民即使拥有欧洲人攻不破的城墙，但却被外来的瘟疫打败。

瘟疫摧毁了阿兹特克。1521年，当墨西哥殖民者的军队开始围攻墨西哥原住民阿兹特克人的堡垒时，他们遇到了顽强的抵抗，进攻一次次被击退。受到重创的西班牙人原以为阿兹特克人会趁机发动致命反击，但是城堡里的军队却迟迟不见有什么动作。这给了西班牙人喘息的时间，8月21日，他们发动了新的攻势，却并没有遇到任何反抗。而城堡里的情形让他们自己也难以置信：死尸遍地，到处弥漫着腐尸的气味，比西班牙军队更致命的力量已经横扫过这个城市，那就是瘟疫。

有人曾经认为，是落后的武器和技术让美洲印第安人败给西方殖民者。因为在传统观念中，欧洲人的先进武器一直是他们获胜的关键，但是当时的西方火枪并不先进。印第安人很快发现，虽然火枪威力巨大，但要瞄准却不容易，他们对于新武器的畏惧感也随之消失。而且印第安人弓箭的远程威力也并不逊色。在15世纪时候，拉美印加文化就已经达到了鼎盛，他们修建田地，社会分工明确，造就了繁荣的经济，他们的天文地理知识足以让现代人惊叹。然而，就这这样一场瘟疫却让这样一个并不落后的种族在短短几十年间濒临灭绝。

实际上，欧洲传染病的蔓延速度完全超过了殖民者向美洲大陆的推进速度，那些从海岸居民口中得知欧洲人到来的印第安人，多半也同时被感染上了新的疾病。因此，当殖民者在16世纪20年代抵达智利时，这里的印加文明已经遭遇上了天花的重创，整个王室几乎都被瘟疫夺去了生命。而新的王位之争将整个国家一分为二，这才使得西班牙人有可乘之机。

对疾病的抵抗力也是当时瘟疫导致盛行的原因。传染疾病菌多从动物身上变异而来，先传染给人，然后才在人类群体中传播。由于欧洲农业历史悠久，家畜众多，在几千年来与病菌的频繁接触已经形成适应性；印第安人则不是，农业的欠发达让他们先天缺乏和家畜接触的经验，肌体很少遭遇此类病菌，也就全然没有免疫力，所以在天花面前溃不成军。而非洲人由于较早和欧洲人接触，也拥有相似的免疫系统和抵抗力。而疾病的传播也可以是双向的。当时，唯一一种从美洲传入欧洲的疾病是梅毒，它夺走了大量的欧洲人的生命。

6、米兰大瘟疫（1629——1631）1629年至1631年，意大利爆发了一系列的鼠疫，通常称为米兰大瘟疫。包括伦巴和威尼斯，此次瘟疫造成大约28万人死亡。米兰大瘟疫是黑死病开始后的所有流行性瘟疫中的最后一次大瘟疫。

1629年，德国和法国士兵将传染病带到意大利曼图亚。在三十年战争中，威尼斯军队感染了疾病，当他们撤退到意大利中北部时，将疾病传染给了当地人。当时米兰总人口为13万，在这次瘟疫中染病而死的人数高达6万人。

7、雅典鼠疫（公元前430——前427）公元前430到前427年，雅典发生大瘟疫，近1/2人口死亡，整个雅典几乎被摧毁。有专家认为此疫即鼠疫。雅典鼠疫是一场毁灭性的传染病，袭击了整座古希腊罗马城。

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对这场毁灭雅典的瘟疫的进行了这样的描述。“身强体健的人们突然被剧烈的高烧所袭击，眼睛发红仿佛喷射出火焰，喉咙或舌头开始充血并散发出不自然的恶臭，伴随呕吐和腹泻而来的是可怕的干渴，这时患病者的身体疼痛发炎并转成溃疡，无法入睡或忍受床榻的触碰，有些病人裸着身体在街上游荡，寻找水喝直到倒地而死。甚至狗也死于此病，吃了躺得到处都是的人尸的乌鸦和大雕也死了，存活下来的人不是没了指头、脚趾、眼睛，就是丧失了记忆。”

8、古罗马“安东尼瘟疫”（公元164—180年）古罗马“安东尼瘟疫”是因为传染而引起的。据史书描述得此传染病的症状为：剧烈腹泻，呕吐，喉咙肿痛，溃烂，高烧热得烫手，手脚溃烂或是生了坏疽，感到难以忍受的口渴，皮肤化脓。

在近东打战士兵回到罗马帝国，带来了天花和麻疹，传染给了安东尼的人们。传染病夺走了两位罗马帝王的生命。第一位是维鲁斯（Lucius Verus），于169年染病而死，第二位是他的继承人马可·奥勒略·安东尼（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做帝王做到180年，也因被传染难逃厄运。

9年后瘟疫再次爆发。据罗马史学家迪奥卡称，当时罗马一天就有2千人因染病而死，相当于被传染人数的四分之一。估计总死亡人数高达5百万。在有些地方，瘟疫造成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死亡，大大削弱了罗马兵力。

瘟疫对罗马帝国的社会和政治也有着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对文学好艺术领域的影响。上面这幅图上的坑里的遗骸就是传染病死者的尸骨，让人触目惊心。

当时正处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二年，正当雅典胜利垂手可得时。据说鼠疫由比雷埃夫斯传入雅典，比雷埃夫斯是雅典的港口城市，也是主要的食物和日用品来源地。斯巴达和地中海东部一些地方也受到疾病的袭击。

此瘟疫曾于公元前429年和427年冬天两次死灰复燃。现代历史学家不同意鼠疫是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败的原因的说法。然而，人们普遍认为，战争的失败为马其顿的胜利铺平了道路，最终，建立了罗马帝国。据史料记载，此次瘟疫以多种形式爆发，包括伤寒，天花，麻疹，以及中毒性休克综合征等。

9、马赛大瘟疫（1720——1722）1720年，马赛遭逢瘟疫侵袭，这是该市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灾难，也是18世纪初欧洲最严重的瘟疫之一。

1720年，法国马赛突发瘟疫，影响了整座城市和周边城市，造成10万人死亡。这场瘟疫来得快，去得也快，马赛很快从瘟疫中恢复过来。经济只用了短短的几年就恢复了，并发展很快，贸易扩展到西印度群岛和拉丁美洲。截至1765年，人口增长恢复到1720年之前的水平。这场瘟疫不像14世纪发生的黑死病破坏性那么大。

10、莫斯科黑死病（1971年）莫斯科最初出现鼠疫迹象是在1770年底，到1771年春季变成流行性大瘟疫。当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譬如设立隔离区，销毁被污染的财产，关闭公共浴池等。此次大瘟疫造成市民的极度恐慌和愤怒。整座城市的经济陷入瘫痪，主要是因为许多工厂，市场，商店，和行政大楼已被关闭。接下来是粮食严重短缺，造成大部分莫斯科人的生活水平日益低下。为逃避瘟疫，贵族阶级和有钱人纷纷离开莫斯科。1771年9月17日早晨，大约1000人再次聚集在Spasskiye门口，要求释放被俘的反政府武装分子和消除隔离。军队试图驱散人群，但无法驱散，最终只能再次镇压暴乱。大约300人被监禁。9月26日，卡拉辛奥尔洛夫（Grigory Orlov）手下的一名政府官员被派往莫斯科恢复社会次序。为减轻瘟疫带来的影响，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为市民提供工作机会，发放食物给他们，最终平息了莫斯科民众的不满情绪。

这场瘟疫结束得快与法国政府采取的强硬措施不无有关。政府规定如马赛市民与普罗旺斯和其它地方的人有任何来往或沟通将会被处以死刑。为加强隔离，还建立了瘟疫隔离墙。

第十五章　揭秘百年前金属飞艇背后的神秘故事

据英国《新科学家》杂志报道，从古至今，人类对天空充满向往，并为飞天梦想不断努力。如今，人类的自由和挑战精神在高高的蓝天上得到升华。然而，回顾历史，人类航天探索之路充满艰辛，金属飞艇便是一个典型例证。

航空史上最古老的概念

1844年，巴黎人口袋里只要有多余的钞票，便会毫无迟疑地来到市郊，购买参观伊姆帕斯街（Impasse deu Main）一栋神秘建筑的门票。伊姆帕斯街是一条位于蒙帕纳斯新火车站后面的狭窄街道。在一个空旷的飞机库内，老板埃德蒙·马莱-蒙戈（Edmond Marey-Monge）领着一帮工人在干活，他们将长长的金属片焊接起来，组成一个巨大的球体。

在看过设计图后，你才会清楚这一球形装置的用途：用以导入氢气的真空管和乘客吊篮的附件暗示这是一种新的交通工具。马莱-蒙戈宣布，这个闪闪发光的球体是“ballon de cuivre”，即黄铜气球。金属飞艇是航空史上最古老的概念之一。早在1670年，意大利数学家弗朗西斯科·拉纳（Francesco Lana）就在一篇文章中探讨过制造有舵和帆的飞艇的可行性。

拉纳提议，从几个密闭铜制球体中抽出空气，按照他的推理，抽出空气的球体重量一定低于周围空气，这样就能升空飞行，直至它们的重量达到与周围大气达到平衡。拉纳估计，四个真空球体（每个直径为7.5米）可以吊挂一个能携带六名乘客的吊篮。拉纳是耶稣会牧师，由于所承担的传教责任，他本人无力把飞天梦想实现。他解释说：“我愿意制造金属飞艇，但没有时间和金钱投入其中。”

拉纳的概念并不完全是异想天开。近年来的试验表明空气有重量，1650年，德国发明家和科学家奥托-冯-果利克（Otto von Guericke）曾将几个铜制半球焊接在一起，由于密闭性超乎寻常，几匹马也不能将它们拉开。制造一个直径50厘米的球体和制造一个可升入空中的直径7.5米的球体毕竟存在差异。正如拉纳的同胞吉奥瓦尼·博列利（Giovanni Borelli）所指出的，如果拉纳的球体足够的轻，可以飞行，那么所用的铜壳则必须薄如纸，可是，这样一来，在抽出空气时，铜壳可能会被大气压压扁。“铁气球违背时代精神”

尽管如此，拉纳的概念仍让欧洲人倍感吃惊。到1672年，描述拉纳气球的翻译著作和雕刻品已经在德国出现。在伦敦，英国人罗伯特·胡克还将其翻译成英文版本。一个世纪以后，拉纳的铜制气球仍只能在诗中被赞颂。它们还出现在1744年一部有关星际旅行的德国纪录片中，这部纪录片描绘了探索火星之旅。另外，还出现在1768年一首拉丁文史诗中，预言它们将用于去拯救那些“被地震不断侵袭的灾民”。

1783年，随着热气球在巴黎上空的飞行首次获得成功，拉纳有关真空飞艇的概念似乎完全被人遗忘。但是，巴黎人并没有将它忘记。1844年，发明家马莱-蒙戈在《Comptes Rendus》杂志中写道，“空中航行可以担负同海军一样的责任，像我们的舰船一样，气球一定要做好抗击恶劣天气的准备，在军中服役10年或15年。”与采用织物材料的气球不同，金属飞艇可以无限期地在空中飞行，实施商业或军事任务。

经过在伊姆帕斯街10号的飞机库内长达三年的努力，马莱-蒙戈做好了实现拉纳梦想的准备。马莱-蒙戈不是从多个球体中抽出空气，而是计划向一个巨大的球体充入氢气。马莱-蒙戈的气球直径可能达到10米，用焊接在一起的0.1毫米厚的黄铜板制成。马莱-蒙戈说：“我更喜欢球形，因为球形的表面积最小，但容积却最大。”

如此一来，球体从里面气体中获取的升力最大。升力正是马莱-蒙戈所需要的，因为尽管金属壳十分薄，但气球重量仍达到400公斤。马莱-蒙戈的金属材料还存在其它几点缺陷：弯曲的黄铜板很难焊接在一起，同时法国铸造厂不能制造出他需要的长而薄的铁板。马莱-蒙戈必须从普鲁士的铸造厂进口每块长5米、宽50厘米的黄铜板。

另外，他只能设计一个临时木制构架，让工人们在上面建个球体。更糟糕的是，黄铜片由于很薄，上面产生无数小孔，为避免这些小孔漏气，马莱-蒙戈被迫用薄薄几层绵纸、胶水和清漆将里面一层糊住，这样一来，气球的重量无形中又增加了16公斤。

巴黎人纷纷购票争相观看这个巨型怪物，不仅如此，该项目还捕捉到国外媒体的广泛关注。英国的汽艇驾驶员还对金属气球的优点进行了激烈辩论，其中一人给《机械杂志》写了封信，称直径400英尺（120米）的“铁气球”“违背了时代精神”。

无畏换来耻辱性结局

马莱-蒙戈计划在1844年6月2日发射金属气球。从气球内部抽取出木头支架要极为慎重，气球外壳只有薄薄一层，很容易遭到损坏。最终，这个庞然大物似乎做好了起飞的准备。马莱-蒙戈打开阀门，气球充满了523立方米的氢气，这样，气球便可以摆脱地球的约束高飞。不过，马莱-蒙戈的梦想没有实现，金属气球没有飞起来。

马莱-蒙戈通过气球底部一个大洞进入其中。球体底部的空气非常适于呼吸，以致于他整整在里面呆了15分钟也没问题。马莱-蒙戈在里面全神贯注思考重力的残酷性。将剩余宝贵的氢气抽干也毫无帮助：他再次一头扎进里面时，能听到气体通过黄铜外壳泄漏发出的嘶嘶响声。马莱-蒙戈的气球永远没有起飞，他最终将这些黄铜当作废品卖了。这个项目持续了三年时间，耗尽马莱-蒙戈一生的积蓄，留给人们无尽的思考。

尽管结局是耻辱性的，但黄铜外壳气球却激发了维多利亚时代人们的想象力。有些人开始申请金属飞艇的专利，包括1887年有关一艘126米长的钢制软式飞艇（blimp）的提议。但是，连马莱-蒙戈最终也无奈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获得足够轻的金属以用于气球外壳之前，金属飞艇的漏气问题肯定得不到解决。

到1897年，一个候选方案呈现在大家面前。德国在齐柏林气球设计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设计师戴维·施瓦兹（David Schwarz）提出了一个大胆方案：为何不用铝制材料制造飞艇？在制造了两个原型以后，施瓦兹得到了普鲁士飞船营（Prussian Airship Battalion）的帮助，从柏林的滕佩尔霍夫试验场发射了一艘38米长的飞艇。这艘飞艇具有熟悉的“软式飞艇”外形，0.2毫米厚的铆接铝板外壳装有一个个氢气包。

重大缺陷注定悲惨结局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施瓦兹的尝试竟然成功了。1897年11月3日，施瓦兹的飞艇徐徐升空，航行6公里进入德国乡村。但是，机械问题及苛刻的设计意味着，这个金属庞然大物不能轻轻地停下来，反而会一头撞向地面，需要花费巨资进行修复。尽管如此，坚固性仍是铁壳飞艇的最大吸引力之一。由于外壳不会在高速下受损，金属外壳飞艇的飞行速度应该快于覆盖织物的软式飞艇。

Goodyear公司最早的飞艇设计师拉尔夫·乌普森（Ralph Upson）肯定这么认为。1929年，乌普森创建了铁壳飞艇公司（Metalclad Airship Corporation），专门给美国海军制造铝制氦动力飞艇ZMC-2。尽管很难“驾驭”，但绰号“罐头泡”（Tin Bubble）的ZMC-2飞艇每小时的速度可以达到100公里，在1941年退役前，飞行时间达到2200个小时。

从此以后，再没有金属外壳的飞艇飞上蓝天：一方面制造成本过高，另一方面难以操作。但是，金属气球的梦想并没有因此永远地消逝。乌普森手下的工程师弗拉基米尔·帕维勒卡（Vladimir Pavlecka）仍不断申请各种创新的专利，希望再次发射金属飞艇，直至1980年病逝。其他设计还包括一项1964年专利，这项专利描绘了“喷气推进可驾驶飞艇”的美好蓝图。时至今日，飞艇设计者仍在一些会议上探讨这种概念的可能性。

令人好奇的是，最终不相信金属气球飞天梦想的不是别人，恰恰是弗朗西斯克·拉纳本人，他对金属飞艇的用途充满忧虑。拉纳写道：“城堡和城市从此不再牢不可破，金属重物、燃烧弹和炸弹可以从高空扔下来。”尽管当时人们认为飞艇有朝一日定会成为现实，但这位牧师却在1670年断言，由于飞艇极具破坏性，这意味着人类永远不会离开地面。拉纳最后写道，“想必上帝永远不会让这种机器研制成功。”

第十六章　从穷途末路重回穷途末路　希特勒到底是怎么死的

曾几何时，这个出生于1889年4月20日的奥地利人，把世界拖入了空前的深重灾难，最后，在全球人民奋起浴血抗击下一败涂地，从穷途末路出身，重又回到穷途末路，于1945年4月30日下午3点30分，也就是65年前的今天，自尽于柏林总理府掩体地堡。他创立的第三帝国，一个星期后也随之覆灭。

但是，希特勒真的自尽了吗？抑或仅仅是“消失”了？

对希特勒之死，斯大林分外关注。他一直怀疑希特勒没有死，而是逃亡了隐藏在某个角落。“自杀”可能是预先精密设计的骗局。

鉴于各方证人证言多有出入甚至相互矛盾，疑团重重，一时各种推断、猜测、似是而非的“事实”源源而出，莫衷一是。“希特勒自杀”成了一个不解的世纪之谜……

苏联导演米哈伊·齐阿乌列里1949年拍摄的电影《攻克柏林》，对于希特勒之死未作正面描写，只有这样的镜头：刚刚与希特勒举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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