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坦吐姆·科林斯,戴维·西尔弗曼,克里斯·富塞尔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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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能：打造应对不确定性的敏捷团队试读：
推荐序
无论是在商场还是在战场上，快速反应和适应能力都至关重要，在技术和干扰性力量导致变革速度加快的时代更是如此。这就要求有新的沟通方式，有新的协作方式。当今世界，创造是协同合作的产物，创新是团队努力的结果。
任何想在这种新环境中获得胜利的组织，都可以从本书中学到东西。本书生动描述了麦克里斯特尔将军担任驻伊拉克、阿富汗美军司令官时的真实经历，并以此为基础告诉大家，一个组织应该如何重新创造自己，包括打破藩篱、跨部门协作，而且当真正的团队工作和协作达成后，也要对整个系统的敏捷反应进行驾驭。
我在研究数码时代的创新时，就注意到了这种现象。最伟大的创新并非来自单个的发明家，那种自上而下、指挥控制式的解决问题方式也产生不了最伟大的创新。真正伟大的成功，是一群团队为了共同目标协同工作的结果，计算机、晶体管、微芯片和互联网的发明，概莫能外。
很多人都错误地以为史蒂夫·乔布斯是一个孤独的、远见卓识的专制领导者。我曾经问过他在创造的那么多东西里哪件最令他骄傲，当时我觉得他会说麦金塔电脑或iPhone（苹果手机），没想到，他却说这些产品都是协同工作的产物。他说，他所创造的最令他自豪的东西是他所打造的团队——从20世纪80年代在一面海盗旗下召集起来的最初的麦金塔电脑团队，到2011年4月他退休前组建的团队，莫不如此。
今日世界正处于快速的变化中，其标志就是发展速度更快，各种因素彼此依赖度更高。这意味着无论在任何地方，从全球恐怖主义到流行病，从供应链被干扰到颠覆性技术的出现，各类组织都要面临令其目眩的挑战。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建立一支由小团队构建而成的大团队，从而使整个组织具备持续的适应能力。
高速网络和电子通信意味着协作可以实时进行，也必须实时进行。分布式的互联网、去中心化的网状架构使每个人都有能力参与这种协作。同样，实时创新、实时解决问题的必要性，也要求一体化领导、透明化领导，这也使每个团队成员都能获得权力。
这种新的环境也使“基地”组织获得了突出的优势，其网状架构的组织由此能够进行实时快速打击及重新布局，并且实现全球各地行动的一体化。一开始，“基地”组织凭借这种优势压倒了麦克里斯特尔将军率领的特遣部队。而后者作为一支传统的、秘密的、各自为政的、等级森严的军事集团，其设定已经落伍，难以应对新时代的问题。
令人吃惊的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办法在于改变管理架构。美国及其盟国的军队必须彻底改变其特种作战行动集群的运作方式，改变其发动反恐战争的方式。
麦克里斯特尔将军及其同僚们的经历，以及他们对其他人经历的审视，使他们意识到，在我们所处的网络化世界中，规模的复杂性使这种简化式的管理方式在解决相关问题时已经无效。效率虽然是必不可少的，但如果想要成为成功的组织，光有效率还不够。简化式的管理方式在20世纪曾经奏效，但现在诸如恐怖分子、新兴网络公司、病毒式传播这些“小玩家”所具备的快速和夸张的影响力已经迅速压倒了它。
以规划、预测为基础的管理模式不再适应当今的挑战，新时期管理模式的基础须对变化中的各种状况都能够弹性十足地适应。组织必须网络化，而不是条块化，这样才能成功。组织的目标不应当再是追求效率，而是让自己获得持续适应的能力。这要求组织模式和精神模式有巨大的变化，还要求领导层持续努力地为这样的变化创造适宜的环境。
麦克里斯特尔将军领导特遣部队的经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实证：在所有组织里，如何才有可能达成这样的巨大变化。将军及其团队先是认清了“基地”组织适应力强和网络化的特质，他们随即开始探索一个问题：传统组织为何适应力不强？他们得出的结论之一就是，灵敏、适应力强在正常情况下是小型团队才具备的特质。他们开始探索小型团队的适应力能够如此之强的一些特点，诸如互相信任、目标一致、感知类同以及单个成员能获得行动授权。他们同样也认清了传统团队存在的局限性，比如组织中各团队之间的“断点”，协作的链条正是从这里开始断裂。
本书要详细讲述的第一课，是将各小型团队内部存在的适应力强和内聚力强的优点扩大到企业这一级别规模。这包括建立一支由小团队构成的大团队，从而孕育跨部门协作。这样就能在整个组织内驾驭许多团队和个人的观念与行动。创新和解决问题成为团队工作的产物，而不是单个工程师谋划的结果。
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透明度，保证互相理解和感知类同，还经常需要改变物理空间布局和所有人的行为，从而建立互信，培育协作精神。这样就能培养背景分享的能力，使得所有团队去中心化，并且赋能每个成员可以单独行动。当决定向下传达，允许成员快速行动，这种新的方式同样要求改变传统上“领导者”的概念。领导者的角色将不再是“指挥与控制”的宏观管理者，其作用将是创造一个更为宽松的环境。
在多支团队之间，驾驭、分享每支团队所拥有的实力和经验，能够使特遣部队司令部快速适应前线瞬息万变的情况，并且提出创新的解决方法，而这些都不是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所能带来的结果。
正如作者表明的那样，这些课程对于商业组织和其他类型组织一样适用。麦克里斯特尔将军现在正在阿斯彭研究所领导一个项目，该项目使所有美国青年都能获得并满足在军事机构或民事机构为国效力一年的机会和期待。参与到这样一个机构团队中，人们可以学习团队协作、沟通目标，并且被授权自行做出决定，也就是去中心化。当然，学习这些东西的途径还有很多。
无论你在哪个领域，无论你处于哪个领导层级，这些观念和技能都是有必要学习的。除了畅快、缤纷的阅读体验，读者还能通过这本书领略组织变化，深度理解团队协作，因为在今日快速变动的环境下，团队协作是必不可少的。沃尔特·艾萨克森《史蒂夫·乔布斯传》作者
自序
“我们当然知道危险，但我们别无选择。”阿富汗内政部长身材瘦削，语调柔和，举止得体，因此他的声明往往使用一种耐心解释的语气，而不是愤怒或辩解的口气。这位内政部长年轻时在对苏战争中失去了一条腿，因此走路时一瘸一拐，有些难堪，但他的智慧和精力毋庸置疑，而他有关重塑“后9·11”时代阿富汗的承诺也毋庸置疑。
他讲话时，我认真地听着。
我们在谈论阿富汗的警察，而这正是穆罕默德·哈尼富·阿特马尔负责的领域。这些阿富汗警察在塔利班肆虐区域各个孤立的驻扎地正在承受着可怕的伤亡率。训练不足，装备不精良，领导不力，新招收的警察又经常沉迷于毒品、腐败，甚至还会沦为暴乱的牺牲品。内政部只能不断招收新的警察，而且还没对他们进行训练就把他们部署到行动区域。看到这种情景自然令人非常有挫败感，但由于一大堆理由的存在，阿特马尔觉得自己别无选择。
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认为，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行事不太明智，希望等到装备全数到位、成员全部经过良好训练后再行出击。但读者会发现，我们所处的局面就是准备不充分的局面。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哪怕在远离战场的领域，我们的领导者和组织每天所面临的也是这种准备不充分的局面。
这个故事发生时，正好是精锐军事组织——联合特种行动特遣部队（本书简称为特遣部队）——在战争中进行彻底变革之际。在这种变革中的我们，犹如一支专业橄榄球队在打一场关键比赛时，上半场摆出攻击阵型，下半场却摆出了防守阵势，不过现实中的变化比这种变化还要剧烈。特遣部队的转变更接近于一支原本打橄榄球的队伍，现在改打篮球，进而忽然发现自己原先养成的习惯和观念必须像橄榄球的保护裤和球鞋一样被扔掉。
但橄榄球也好，篮球也罢，无非就是一场游戏、一项运动，而全球反恐战争从20世纪70年代后不断发酵，未曾止歇，并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后进入白热化阶段。特遣部队为此先是在阿富汗厮杀，然后随着战事扩大，导致更广阔的中东都成为战场。
2003年春天我们进入伊拉克。一开始这是一次大规模常规军事行动，目标在于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政权。但到了2003年秋季，这场战争逐渐变成了苦战：越来越多深怀挫败感的逊尼派穆斯林开始团结在颇具个人魅力的约旦极端分子阿布·穆萨布·扎卡维的麾下。第二年，我们（我在2003年10月再次加入特遣部队）发现自己正在陷入一场苦战，而且这场苦战从一开始就不单单是血腥的，而且是让我们晕头转向的。
特遣部队没有主动选择变化，而是被逼着变化的。我们拥有海量资源，并且训练有素，却还是败给了敌人。按照以前的估计，对付这些敌人，我们应该是占据绝对优势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逐渐意识到，相对于敌人，我们却在一个方面处于更为不利的态势：我们受训及制订计划时所针对的环境，与我们实际面临的环境存在根本性差别。事态的快速进展和各因素的互相关联形成了新的动态，而这种动态正在侵蚀我们所建立的以时间至上为宗旨的做事方式和文化。
在我们的彻底变革中，很少有计划之中的事，也很少有计划是因为我们的事先预见而制订出来的。我们开始不断地进行“改变——评估——再改变”这样的快速循环。直觉和得之不易的经验成为我们的明灯，虽然它昏暗朦胧，但还是指引着我们走出迷雾、走出分歧。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意识到我们并未寻求完美的解决方案，事实上也不存在完美的解决方案。我们正处于一个新环境中，21世纪多种因素和人类永恒互动的综合作用，使得我们需要充满活力，需要不断适应新环境的做事方式。对于一名西点军校培养出来的军人工程师而言，我难以接受这样的观念：一个问题在不同的时间可以有不同的解决方式，但这就是事实。
幸运的是，与我一同效力的专业人士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对于完成任务有着近乎难以解释的狂热。伊朗人质危机让人们意识到美军的失败之处，于是特遣部队应运而生了；而“沙漠一号”行动中坠毁的飞机以及烧焦的美国军人尸体的照片，也使得特遣部队有强烈的取胜欲望。于是，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我们在苦战中不断地寻求变化，先是遏制住了伊拉克“基地”组织造成的威胁，接着又削弱了这种威胁。
到2008年年初，目标已然可见，特遣部队不断地进行适应，让自己改头换面，从而成为一个全新的组织——一个通过完全不同的程序和关系运转的组织。我们对作战如此投入，以至一直在思考和谈论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但这种经验若想成为真正关注的焦点，必要前提是我们有机会对这种经验进行解构、研究，然后据此得出有效的结论。这也是本书的切入点所在。
2010年我退役了，和几个前同事一起开始探寻一个问题：我们共同的经验是独一无二的一种巧合，且只能在2003年后的伊拉克出现，还是这其实是一个更广阔的、已经有所改变的环境的缩影，并且能够对今日世界的几乎每一个组织都能产生影响？我们怀疑后者是真实情况，但还是决定开启一段旅程去发现真相。
这本书是4位完全不同的作者的劳动结晶，其中3位作者有战争经历，而另一位作者与我们一样痴迷、狂热于这一课题。戴维·西尔弗曼1998年毕业于海军学院，并且成为海豹突击队队员。他先是在伊拉克作战，于2009年突然被调到阿富汗与我一起在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司令部服役。克里斯·富塞尔也曾经是名海豹突击队队员，他在海军特战开发小组效力了十多年，其中一年还在特遣部队中担任我的副官，之后又前往位于蒙特利尔的海军研究生学院学习多组织融合细胞。坦吐姆·科林斯或者说我们所认识的“泰迪熊”，是我稍后遇到的一位。我在2010年以后一直在耶鲁大学教书，坦吐姆·科林斯是一名领导人培训班的本科学员。他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促使我们向他提出，希望他在毕业后的第一年（之后他要前往英国，以马歇尔奖学金获得者的身份进入剑桥大学学习）负责总结我们的经验，并且负责领导这本书所要探讨的问题的研究工作。在这曲“四重奏”中，我起到的是锦上添花的作用，与同人相比，这本书对于我而言更具里程碑意义，在对这个关键性的创意进行检视的过程中，我在团队中与其说是老师，不如说是学生。
撰写一本书来帮助人们打造、领导复杂的团队，并非一个能够轻易做出的决定。书架上充斥了各种书，其价值也各不相同。商业权威和管理咨询师会通过这些书给老总们灌输各种互相矛盾的建议，从而让老总们晕头转向。但我们在特遣部队服役期间所获得的经验，让我们对自己在过去已经得出的结论重新进行检视，因为各类组织的复杂程度都已经大大增强。
首先，固然特遣部队在伊拉克一地奋战，但不可否认的是，与我们匹敌的是一支世界级的团队。坦率地说，“基地”组织并非一群超人在一个睿智大佬操纵下形成的残忍而极富天才的组织。他们虽然强悍、灵活、韧性十足，但在更多的情况下，他们缺乏训练，而且资源不足。同时，他们固执己见，行为及观点也非常极端。当然，21世纪各种因素的汇集，也使得“基地”组织获益匪浅，他们的力量和能力也因此成倍地增强。与其说“基地”组织通过自身的聪明才智获得了巨额金钱，不如说他们类似于在硅谷车库中崛起的那批暴发户——怀揣着一个创意或者产品，从而积累起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财富。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些因素并非伊拉克所独有，也并非战争所独有，它们几乎每天都在影响我们的生活和各类机构。与父辈相比或与祖父辈相比，我们既不懒也不笨，但适用于他们的经验却就是无法成为我们获取成功的诀窍。我们别无选择，只有理解并且适应这些变化。在未来的几年里，能否做到这一点将决定我们是否能成功。
想要在这个新时代里获得成功，就要面临许多挑战、面对许多复杂的局面，阅读本书并不能减轻上述挑战的难度，也不能使复杂局面有所简化。不过，这本书提供了一扇窗户，通过它你可以了解上述挑战、了解上述复杂的局面；此外，它也描绘出一条道路，使得一个组织能够沿着这条道路到达成功的彼岸。
为了能够有效地剖析这个课题，我们的研究沿着两条线索进行。首先，我们建立了麦克里斯特尔集团，与一些民间公司密切合作，而这些公司自身也需要调整自己以适应日益复杂、快速变化的环境。在此期间，我们聚集起一批有才华、年轻并且成熟的人才，他们有的是民间人士，有的曾经在军队或情报机构服务，有的是专业人士，也有的是学院派人员和实践者，这实在让人惊喜。能够与这些合作伙伴在现场协同工作，我们能够直面所有正在变化的因素——曾经让人感到舒适的常量演变成了变量；曾经可以预见的因素开始难以预测；在领导和管理工作中传统的模式也由此受到挑战；对于许多成功的机构来说，曾经完美运转的事物如今似乎开始趋于无效。
其次，除了直接介入上述领域以外，我们还开始试图研究在其他领域和理论维度中的此类现象，以观察在这些领域和理论维度中，如果我们同样进行仔细的研究是否能够得出类似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确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我们还检视了已经出版的著述，拜访了那些慷慨匀出时间与我们进行交流的专家，并同他们在许多领域进行了探讨。然后，我们把自己的个人经历放在显微镜下进行检视，发现得出的一些结论与他们睿智的论断是相悖的。我们并非学院派，不过我们更愿意让学院派来指导我们得出更站得住脚的结论。一个有关大人物和小人物的故事
固然，在本书中充斥着我们与“基地”组织进行作战的经历，但这并非一本关于战争的书。书中的人物远不只是军人，这是一个关于大人物与小人物的故事，关于蝴蝶、园丁以及象棋大师的故事。读者会看到黏滑的蟾蜍、神秘的野兽、叮当作响的机器以及敏感的生态系统。
我们希望帮助读者理解，在当今世界中哪些东西已经与以前不同，对此我们又必须做些什么。我们认为，人们对于效率依然会孜孜以求，但达到这一目的的方式必须有所变化。效率依然是重要的，但更加不可或缺的是调整适应不确定性并且持续变化的能力。运用我们在战争中的经验，结合商业、医院、非政府机构的一系列案例以及其他各类似是而非的信息来源，我们将问题的表象铺陈出来，并且展示其根源，告诉大家应对之策。我们和其他人在实践中发现，这些应对之策是卓有成效的。读者们将会理解和检视上述这些人和机构所面临的挑战，并且对于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有所启迪。
在本书中，我们不会提供一系列的办法清单，或者关于“该怎么做”的手册，而是会通过五个部分，也就是五个步骤，让读者从看到问题开始，最终抵达解决问题的彼岸。
第一部分，应对不确定性。2004年在伊拉克，全球最为精锐的反恐部队与一群看似低贱的极端分子正在苦战。我们会揭示出令人意外的一点：我们最大的挑战并非来自敌人，而是来自全新的环境，这种环境的变化已经到了令人头晕目眩的程度，而且正是在这种环境中，我们要进行军事行动。同时，挑战还来自如何运用我们自己机构中的一些特征。为了让读者理解这种挑战，我们的视线会回到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的工厂车间中，回溯过去150年间人们如何渴求效率，并且回溯对于效率的这种渴求是如何塑造我们的组织，又如何塑造了管理组织的人。然后，我们会仔细检视当今世界的运转速度在不断加快，各部分之间的联系在不断加强，从而构筑起多层次的复杂性，即便是工业时代最具效率的机构，面对这种复杂性也会感到困扰。而且我们发现，为了应对这种不确定性，组织必须不断地进行调整以便适应，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且即便是大数据也无法缓解这种调整的迫切性，这会令我们感到十分失望。
第二部分，化繁为简。这部分将检视团队中的魔术和秘密。读者首先会发现自己身处布里格姆女子医院的手术室，化身为外科大夫，试图拯救在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中受伤的遇难者；读者会发现自己卧倒在“马士基——阿拉巴马”号的滚动甲板上，身旁就是海豹突击队的狙击手，这些神枪手的子弹从索马里海盗手上救出了菲利普斯船长。一些伟大的小团体之间是如何建立起互信和共同目标的？它们又是如何摈弃把一个个的超人捏合起来形成一支超级团队这样的理念的？我们会剖析这一过程。其次，我们会爬上3万英尺（9144米）的高空，来到1978年12月被噩运笼罩的美国联合航空公司173号航班的驾驶舱里，看看训练有素的空乘人员面临的是怎样让他们头晕目眩的挑战，并且研究一下他们需要进行哪些调整，就好比那些为了应付不断增加的不确定性而冒出来的关键任务小组。最后，让我们进入克拉斯诺威亚这片想象中的陆地，来探查为什么这么多的小团队和公司在成长到一定规模后反而步履蹒跚起来。而且我们会发现，即便是精锐的特遣部队也受到同样痼疾的困扰。
第三部分，信息共享。这部分将检视面对不断的变化和极大增加的不确定性，我们该如何自处。这些变化和不确定性本身就以其不可思议的速度在鞭策我们前进。美国航空航天局著名的阿波罗工程将人类首次送上太空，三角洲特种部队的战士在费卢杰奋战，我们就要从阿波罗飞船的发射台上开始，到费卢杰一架被敌人击中的直升机为止，让读者领略什么是“共享意识”：一个组织内部如果具有透明性，并且拥有有效的沟通机制，就能产生意想不到的突出效果，即便是大的集团单位也是如此。而“囚徒困境”理论将揭示，在一个巨大组织中，看似简单的互信其实绝不是能够简单构建起来的。
第四部分，赋能。这部分将揭示在一个组织中赋能的历史、优点以及必要性——在每一次行动中推动处于相应层级的人自行决定、自行做主。读者将登上佩里海军准将那艘笨拙的战舰来到日本海岸，还会与我一起在伊拉克现场谨慎地决定哪些人可以生、哪些人要去死。通过一个15英寸（约38厘米）的塑料模型，我们会探查“双眼紧盯——两手放开”的领导模式。我们会检视传统上我们一直在寻求的那类领导人，并且理解为什么在新的环境中他们会成为濒危物种。最后，读者会与我一道坐在电话旁，看着我曾经如何试图通过电话会议驱动特遣部队，并且跟着我一起前往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小型基地，正是在那里去完成最终的工作。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理解高级领导者崭新且日益重要的角色。
第五部分，走在时代前面。在这一部分，我们首先会仔细检视互信、共同目标、共享意识以及赋能是如何使我们能够成功地寻找到阿布·穆萨布·扎卡维的。我们会与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同行，他举起了镜子照出了美国的面容，他坚持认为在新的环境中，为了获取成功，甚至为了生存，组织和领导者必须进行根本性的变革。效率曾经是指引我们通往成功之路的明灯，如今却要让位于结构、流程以及思想形式的调整，而这些调整往往是令人不适的。
这并非科学研究或者临床实验的结果。我们并未宣称这些理念是原创的，也不是说这些结论是实践专家在历经数年研究后得出的成果。我们承认书中会有谬误，一些结论可能会被挑战。不过，我们运用了其他人的思想来帮助我们解释自己的经历，从而也相信读者能够获得实践经验和理论知识的有效结合，以应对我们所有人都要面临的日益严峻的挑战。持续性挑战要求我们做出改变
2014年初夏，也就是本书即将完稿之际，逊尼派的战士在ISIS，也就是“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的旗帜下展开行动，攻占了伊拉克城市摩苏尔，并且蜂拥南下，如同不可遏制的狂潮一般直扑巴格达。极具领袖魅力的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掀起了ISIS的新一轮狂潮，这个人与阿布·穆萨布·扎卡维类似，后者是我们十几年前面对的一个恶棍，我们会在本书以相当长的篇幅讨论他。媒体上充斥着胜利的ISIS战士走过被废弃的伊拉克军车的场景，这象征着伊拉克政府的防御力量正以让人惊骇的方式崩溃，同样崩溃的还有伊拉克政府的威信。我们这些战争的老兵在远方看到这一切，无疑感到愤怒、受挫。要知道这片土地我们曾经驻足，我们曾经一码一码地用自己的鲜血浇灌，如今却被另一极端运动横扫，而他们的对手是人数和火力都占优势的政府军。
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一个问题：“赢得与‘基地’组织的战争，是不是已经成为一个残忍的幻象？”不过我们知道这并非幻象，我们曾经做过的事都是真实的；相反，伊拉克局势的最新发展印证了我们当初的经验。首先，面对着不给人喘息之机并持续变化着的环境，任何稍微满足于故步自封的人都会惨败。其次，我们控制的组织、我们确定的流程以及我们锻造并培育的关系与我们士兵的身体条件一样不再是一成不变的了，所以我们必须不停地领导一个组织向上攀登，达到其必须具备的状态，必要时甚至要推动组织这么做。如果停止推动并且组织不再前进，甚至安于现状，组织就会倒退。
在开始前，让我们再想一个问题。我们所有人都倾向于将失败归结于自己无法控制的外界因素，比如，“敌人有10英尺（约3米）高”，“我们被不公平地对待”，或者“从一开始这就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同样，对于以前被证明有效的流程，我们也会觉得沿用起来没问题，却不去想这些流程到底还有没有效。如果按部就班地做了以前多次做过的事情，我们就很少会受到责备。不过成功的标准不应该是觉得舒服或避开责备，对于那些勤劳努力的人来说，天堂中或许有他们的一席之地，但在现实世界，成功才是唯一重要的事。如果改变才能换取成功，那么改变就是你的任务。第一部分应对不确定性
战士紧紧纠缠着不停扭曲变化的敌人的躯体。他手上的武器无数次被他用来杀戮，此刻依旧悬挂在他身边。这一次，他依然希望它能够发挥效用。他的双手被太阳晒得黝黑，当他试图把武器握得更紧时，双手一阵疼痛。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他进行着一场不得人心的战争，如今，他要不惜一切代价回到故乡。
墨涅拉俄斯结束了特洛伊战争，正在回家的途中。他是斯巴达国王、阿伽门农勇猛的弟弟、美人海伦的丈夫。当归家的船只在法罗斯岛失事无法行进时，墨涅拉俄斯绝望了。女神厄多忒亚告诉墨涅拉俄斯，她的父亲是普罗透斯——海洋的主宰。如果墨涅拉俄斯想要从普罗透斯口中得知如何才能率领自己的人回到斯巴达，他就必须击败普罗透斯。
击败普罗透斯是困难的，因为这位神灵拥有一种特殊的能力：他是一个变形者，他有着多个外形。为此墨涅拉俄斯和他的手下只能用海豹皮把自己装扮起来，在海滩边卧倒埋伏。当全身遍布盐粒和海水泡沫的普罗透斯从翻滚的海水中出现时，这些人跳起来展开了行动……
普罗透斯首先变成了一头雄伟的、胡子拉碴的狮子——
然后他又变成了一条巨蟒——
又变成了一只黑豹——
接下来是一头咆哮的野猪——
然后是狂怒的海浪——
后来是一棵树，树冠直插云霄——
不过希腊人牢牢地掌控着局势。他们普通的武器几乎已经无用，普罗透斯每变化一次，他们也会改变策略以应对挑战。如果出现的是动物，希腊人就用双腿紧紧夹住动物的头颈；如果出现的是树木，希腊人就把手指插入树枝；如果出现的是跳动的火焰，希腊人就用双手紧紧抱住火球。
海洋的主宰被击败了。通过调整适应，希腊人终于能够回到故乡。
一个真实的故事，3000年后发生在法罗斯岛以东860英里（约1384千米）的地方。第一章不确定性已经显现一场行动为我们敲响了“不确定性”的警钟
火红的日出中，在巴格达附近阿梅尔（El Amel）郊外空旷的街道上，5个肌肉强壮、如同午夜一般漆黑的人影正在移动。晨祷的钟声刚刚在镇子里响过，并已融入了浓浓的热浪中。几扇百叶窗打开了，然后又被迅速关上——居民们知道什么时候应该隐蔽自己。街道角落里一间小屋的门被打开，5条壮汉相继进入。
2004年9月30日，这批人所要执行的最重要的军事行动即将展开。
这间小屋看上去毫不起眼，黄褐色的煤渣砖建筑一直延伸到地平线，形成高低错落的波涛，而这间小屋只是波涛上的一朵浪花。然而，这间小屋却是一个神经中枢，整座城市都会向这里传输资料，整座城市都会根据这里发出的指令行事。地图、目标照片以及行动清单铺满了墙壁。个人装备，包括武器和衣服在角落里码放得整整齐齐。警惕的安保人员监视着街道，手中握着武器。新来的斗士们向本团队中的其他成员打招呼，斗士们靠肌肉打拼，而他们的这些同事则以分析和情报能力见长。前者和后者打招呼的方式也很简单——一个个熊抱。然后，斗士们询问后者家人的情况，开着同僚们的玩笑。他们还遇到了团队中的三个新成员，这些新成员刚刚完成训练来到伊拉克。这些年轻的面庞上满是困惑和兴奋，不过老兵们知道这些新兵蛋子的表情很快就会变成恐惧。
这群人在他们安全屋的客厅里走来走去，把那些生活照清理掉，这些生活照属于以前居住在这里的家庭。在曾经是客厅的地方，穿着战斗服的人躺在了淡紫色的豪华沙发上。他们中即便有人看到了这其中所蕴含的不协调和悲怆，也不会提及。他们早就学会了应对战争中的情感，将旁观者的死亡视为“附带损失”，并接受这样的事实：为了追求更为光明的目标，战场上的残酷是不可避免的。柔软的感情和对于战争荒谬性的讽刺感，早就远离了他们。
这个团队里头发最为斑白的一位成员转向了目标区域的地图，以重新审视他们抵达那里的路途。他拿起三个杯托以及在先前的战斗中从地上被炸起的一块碎砖，用这些模拟他们的车辆所要经过的路线，以及几十个可能存在的惹人讨厌的陷阱，他们要避开这些陷阱。
此时他手上的每一个动作，都代表了数周工作的结晶：情报的协调和解密，特种硬件的调集和组装。而他们正在展开的网络战就是一个实例。虽然只有三个人被安排扣动扳机，但对于这次关键军事行动有所贡献的却达到几十个人，他们涵盖了指挥系统中来自不同国家的各个阶层。
战术和整体战略与他们先前对战斗的理解已经有了巨大的不同。过去的战斗讲究的是规划和纪律，如今则更讲求敏捷和创新。现在这支部队的行动基调是自主决策，同时与上级保持密切联络且随时进行转换；上级将在远方关注他们，但今天的这次行动则是屋子里这群人的自发行为，他们将对整个任务全权负责。
出于安全原因，没有记者会被允许“嵌入”这样的一支部队，哪怕这名记者对于这场战争和这群人抱持至为同情的态度也不行。如果有记者“嵌入”这支部队，他们将亲眼见证最为先进的组织架构方式：整个作战部队的机构生态系统，完全是步调协调一致和实时自我调整的结合。在过去的战斗中，这样规模的部队哪怕再精锐，在战略上也是无足轻重的；而到了2004年，他们的火力意味着他们的战术能力十分强大，而信息技术意味着军事行动的相关新闻将在事情发生后几乎是立刻就会被全球观众所知晓。
在经过最终的审核与批准后，沙发上的人站起来，进入厨房拿装备。4个人站在后面，其余7个人负责安放弹药，并负责将他们沉重的战斗背心的带子绑紧。他们谈论着伊拉克目前糟糕的状况；谈论着一旦他们解放了伊拉克，这里又会变成什么样；咒骂着敌人所采取的卑鄙战术。
新来的5个人则一言未发。
行动人员向门口走去，指挥员忽然觉得脚下“咯噔”一下。地板上遗落着一张照片，照片曾经被放在相框中，此时相框已经破碎，玻璃碴子散布在照片四周。照片上是一个女孩，化着浓妆，经过精心的修饰，穿着长袍，戴着头巾。撇开民族上的区别，曾经在这里生活的那个家庭与这些战士所来自的家庭并无不同，即使是未成家的人，他们将来所构建的家庭也大体如是。这家人得到这样的下场并不是咎由自取，他们之所以遭遇这样的命运，仅仅是因为他们在错误的时间待在了错误的地方。指挥员压根儿就不知道他们是谁、如今去了哪里，命运又如何，但他还是希望他即将完成的工作能够带给他们和平，哪怕方式比较曲折、间接。
他打开了前门。
刚过9点，气温已经突破了32℃。在来到他们的车辆附近前，他们已经汗流浃背了。他们穿着平民的衣服，开着两辆现代轿车和一辆大众轿车前往执行任务，此外还有一辆欧宝轿车在后面进行监视——这些车在公路上不会引人注目。
在对装备进行完检查后，驾驶员发动了车辆。
他们的眼睛警惕地盯着每一扇窗户、每一个屋顶和每一个行人。在一周前类似的一次行动中，来自狙击手的一发子弹击碎了挡风玻璃，从驾驶员的额头射入，车内的装饰天花板上立刻浸满了深红色的血迹，那图案有如罗夏墨迹测验图。8天后的现在，车内的一些人已经记不起那位遇害者的脸庞。尽管有这些损失，尽管此起彼伏的爆炸、抢劫和报复依旧存在，但行动队员们还是觉得大局正在好转；尽管好转得很慢，但他们肯定在走向胜利。战争比他们所有人预料得都要艰难，但他们的努力并没有白费。
今天的行动将会很复杂，有许多难以确定的地方，风险也更高。他们肯定会面临敌人的火力进攻，而有关敌人的准确情报也一如既往地缺乏。
轿车在拥挤的街道上缓慢前行，四周都是喧嚣着寻找消费者的小贩、责备孩子的父母，还有一些十几岁的男孩子正在骚扰戴着面巾与头纱的姑娘，空气中弥漫着新鲜食物、腐败食物和流浪狗散发的气味。在此次行动前，这些人员还从来没有来过伊拉克，但这份喧闹带给他们一丝熟悉的感觉。在第30街道拐角处转弯时，一大群人围在新近建立的一家污水处理厂附近，他们在庆祝开张的旗帜下欢呼雀跃。
按照原先的计划，大众轿车和先导车辆应该停车的位置，如今被一辆自动倾卸卡车所占据。于是，驾驶员默默地根据新情况进行调整：两辆现代车围绕着街区转圈，同时大众轿车在附近的尼桑7号大街上找到了一个新停车位。而欧宝车的驾驶员开始倒车，他假装对街边一个售卖中东三明治的小摊很感兴趣，并且努力掩饰自己的口音。他们的活动其实看上去很可疑，但伊拉克街道上的混乱掩护了他们，使得他们没有引起注意。
随即，一辆现代车发现，它行进的道路被建筑物封堵住了。驾驶员于是转向另一条道路，并且盯着他的同事们，确保车里的其他人明白计划有变。一同共事的经历使他们几乎心有灵犀。最终，4辆车全部就位的时间只比原计划晚了12分钟。在3辆负责进攻的车中，行动人员花了一点时间进行祈祷，并审视整个作战计划。
无线电台里响起一个硬邦邦的、斩钉截铁的声音，它发出了一个暗语。这个声音此前曾发出过十几道类似的命令。第一辆现代车的司机深吸一口气后，一脚就把油门踩到了底。
聚集在污水处理厂附近参加开张典礼的人群中，外面一层大多是孩子，与倾听政治家们大谈经济复兴相比，他们更喜欢互相嬉戏打闹。人群的中心部分则是孩子们的父母。他们包裹在黑色头巾和黑色头发中的笑脸在热浪中闪亮着。
当现代车全速冲入人群时，一些幼小的身体撞在车的挡板和前照灯上。驾驶员在按下起爆器时再次轻声念了一下祈祷词。无线电信号从他的手掌穿过后排座椅，传入了车尾行李箱。或许在那一刻，他看到了伊拉克沦落血腥的“圣战”给他所带来的光荣；或许，在车尾行李箱中爆炸的丙烷罐头和BB弹（一种军用武器）撕开轿车的骨架，并将他也撕碎的那一刹那，他心中的愤怒会让位于悔恨。
街道上此时不仅遍布着汽车碎片和血腥残肢所构成的拼图，还充斥着哭喊声。母亲们发疯般地寻找自己的子女，敌人——美国人——从街区尽头冲到现场。他们开始设立隔离区，并且治疗伤员。
在一片悲号怆痛的惨象中，大众车悄无声息地驶近。它猛地加速冲入士兵和孩子们中，这些人刚刚来到现场，目瞪口呆地整理残骸、鉴别遗体。大众车随即引爆了他们所装载的炸药。
就这样，35个孩子倒毙于地，10个美国人和140个伊拉克人受伤。当最后一部车辆直接猛冲向现场时，联军部队开火了，车辆在目标正南方引爆。
第三辆车尽管未能完成任务，但对于第四辆车中的人来说，这已经无关紧要了。几乎不存在完美无缺的军事行动。当他们驾车远去时，驾驶员把腿上的引爆器放了下去。如果他的行动人员在行动时有任何犹豫，他就会用这些引爆器触发他们的炸药。副驾驶位上的人刚才把袭击的过程摄录了下来，此刻他在看回放画面。几个小时后，这些画面将被传到网上——其震撼性的效果又将使几十个新的人肉炸弹加入这项事业中。
对于伊拉克“基地”组织而言，这次行动是成功的。优势也会失去掌控
就在污水处理厂爆炸案发生的当天，我就坐在萨达姆时代修建的、巴拉德机场厚度加倍的混凝土飞机掩体里，这里位于阿梅尔以北60英里（约97千米）处。笔记本电脑和等离子显示器被遍布在胶合板墙壁和桌子上的电线连接了起来，这些都是我们在前一年的春季匆忙修建起来的。天线和卫星信号接收锅所组成的“农场”将大量信息塞到如同篮球场大小的行动中心里。专家们仔细审核监控视频和拦截到的信息，并获取文件和人力情报报告，将伊拉克“基地”组织的形象一块块地拼接在一起。他们所编纂的报告被递交到我和我麾下指挥官的手上，我们会据此制订计划，派出我们的特种作战人员展开奇袭。这里就是联合特种行动特遣部队的前沿指挥部。
那时我刚满50岁，统领这支特遣部队已经接近一年。对任何一名军人而言，能够待在这个职位上都是一种荣耀。1980—2003年，总共有9名颇受尊敬的两星少将承担起这项重任，其中有5人一直做到了四星上将。这些人都是美军中极为卓越的规划者、协调者以及战略思想家，他们树立了非同寻常的榜样。
这些人所立下的卓越军功使得我们能够响应国家的号召，来到这里与日益猖狂的伊拉克反叛者作战，尤其是伊拉克“基地”组织，可谓美国入侵伊拉克后冒出来的众多恐怖行动组织中最为突出和凶残的极端组织。美国和联军进入伊拉克是为了推翻萨达姆·侯赛因，这一点他们很快就做到了。但伊拉克“基地”组织很快给我们构成了另一种威胁，他们是一支小巧、灵活而且分散的武装力量。与他们作战，需要我们的部队施展出自己所具备的特种技能。
一次大灾难催生了特遣部队：1980年，伊朗革命者劫持美国人质，我们的营救行动却以失败告终。特遣部队使得全球最强大军队的特种行动部队都被融入了一个组织里。40年的经验和40年卓越的功绩，无论以任何标准来看，特遣部队都是全球特种作战部队中的翘楚——可谓优中之优。但这些过往的东西如今对我们毫无用处。我们刚刚经历了一次失败——35个孩子死亡，我们正在输掉一场战争，而对手是资源丰沛度还不如我们的极端分子。
从表面上看，伊拉克“基地”组织与我们特遣部队之间的战争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的较量。我们拥有一支规模庞大、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部队，而伊拉克“基地”组织不得不招募当地人，并且通过危险而靠不住的通道一个个地将外国战斗人员偷运入境。我们坐享强大的通信技术，而他们为了减少被发现的风险，只能面对面地会面或者派信使传递信息。我们的战士都经历过历史上最为苛刻的特种作战训练的锤炼，而他们只是在遍布阿拉伯半岛和北非的各类训练中心学了些三脚猫功夫。只要愿意，我们可以使用别人无可匹敌的火力、装甲车辆以及尖端监控设备，而他们的技术主要是在“安全屋”里用丙烷罐头和过期的苏联迫击炮弹组装简易爆炸装置。
在纪律方面我们也堪称楷模。我们占据优势的资源并没有让我们骄傲自满，我们正以前所未有的努力让我们的优势向达成目标的方向行进。我们的行动人员会在白天醒来，检查计划以及情报，并且向指挥层做简报。当黄昏来临之际，他们会穿戴上装备，直升机的螺旋桨也会开始转动。在黑夜，小股部队就开始工作了，一个晚上要向两三个，甚至10个目标出击，每次行动都经过谨慎的规划和执行，唯恐一旦行动失败，行动者性命不保。到了清晨，疲惫的勇士会倒在床上睡上几个小时，然后重新开始新一个轮回，就这样周而复始，几个月不停。
特遣部队独特的能力使得我们有必要在伊拉克的战斗中处于领导者地位，但执行任务的规模是我们从来不曾遇到过的。在我们20多年的历史上，我们曾经成功地执行过规模小、如同外科手术般精确的军事行动；不过我们还从没有奉命去指挥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9月30日污水处理厂的悲剧让我们郁闷地意识到，尽管我们有着优良的传统、精良的装备和坚定的责任心，但事态还是正在脱离我们的掌控。
关于爆炸案的信息不断地涌入，重要行动报告中的精练叙述，还有特遣部队散布在伊拉克全境的联络官所发回的有价值信息，让我们觉察到一些细节，包括死者的背景和年龄，以及欧宝车里的人是如何从我们的指尖溜走的。我们争论着该怎样回应。
但我们还不得不回答一些更为深刻，也更让人困惑的问题：如果我们是“优中之优”，那为什么这类袭击还会不断发生，甚至愈演愈烈？为什么在一群资源获取情况不如我们的人面前，我们会束手无策？为什么我们正在经历失败？小团队与大组织
这些问题和我们所找到的答案，以及它们与特遣部队之外的世界所产生的联系，共同构成了本书的基础。在面对伊拉克“基地”组织时，我们其实面对的是一种全新的威胁，而这种威胁是由全新的环境孕育出来的。我们不得不进行的这场战争，与其他国家进行的战争不一样，与20世纪爆发的任何一种战争也都不一样。叛乱者、恐怖组织、极端组织的历史和军事冲突一样古老，但到了2004年，这些现象与新的技术变量结合，从而产生了全新的问题。幸运的是，大多数人不用与暴虐的叛乱者作战，不过那些让伊拉克“基地”组织获取成功的技术和社会变化却在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
2004年，我们才刚刚开始领略这种变化的严重性，但几个月后，我们就开始明白，如果要击败伊拉克“基地”组织，就必须向这个组织学习。我们喜欢把“90后”和“00后”称作“数码原住民”，将这批人的父母称作“数码移民”，而伊拉克“基地”组织就是这个信息富集、联络密切的21世纪的原住民。他们的行事方式与我们所认为“正确”、“有效”的行事方式有着天壤之别，但他们的行事方式的确有效。
在这场战斗中，我们被迫清空大脑，因为我们认为的那些战争和世界的运行方式已经失效。我们必须抛弃所熟悉的组织结构，并且沿着几条完全不同的线索重建它们，将我们刚强的架构置换成灵活的机体，因为面对复杂威胁正在掀起的巨浪，这是唯一的制胜之道。比如，我们必须按照极端透明的信息分享原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共享意识”）重新搭建我们的部队，并且进行决策权力的“去中心化”（也就是“赋能”）。我们消除了障碍——各单位间的隔绝壁垒和我们等级制度的天花板——而这些障碍曾经使我们效率颇高。我们观察我们最小部队单位的行为，并且想办法将这种行为模式拓展到拥有几千名成员的组织身上，这种组织甚至遍布三块大陆。我们成了所谓的“小团队构成的大团队”：一个巨大的指挥机构，但是其所具有的敏捷性，是原先小型团队才会具备的。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几乎都与军事传统和一般的组织实践原则相悖。许多原则在20世纪把我们塑造成了有效率的部队，如今却统统被我们放弃，因为21世纪的游戏和游戏规则已经完全改变了。
2004年，我们在伊拉克的努力也不例外——这是一种新的模式。主宰20世纪的、让无数组织获取成功的行为模式其实是植根于工业革命的；而现在，简单地说世界已经改变了。追求效率——投入最小的能量、时间和金钱，获取最大的效果——曾经是一个值得称道的目标，但在今天的世界，获取成功的办法更多的是应对持续变化的环境，而不是根据一堆已知的或者相对稳定的变量进行选择。敏捷性必须成为我们首要的素质，而不是效率。
今天，我们特遣部队所面临的挑战，同时代的其他组织也难以幸免。这些组织在应对旧世界的环境时拥有强悍的能力，只可惜旧世界已经一去不复返。2010年，我离开了军队，建立了麦克里斯特尔集团。从那时开始至今，我和同事们研究了大量商业组织和其他类型集团试图在一个已经变化了的世界里图生存、谋发展时所遇到的困难。我们在下文会讨论为什么今天大多数组织难以应对这些挑战，同时我们也会一步步地展示我们在伊拉克的经历，展示我们在伊拉克发现的一些行之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过展示我们所做的相关研究，能够将我们在伊拉克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运用到更为广阔的领域里。
但在2004年，这些问题的答案还没有出现。我们正在努力了解我们的敌人，这些人没有固定的地点，没有统一的制服，他们在网络上招募人员进行宣传，来无影、去无踪，不可捉摸。通过艰苦而危险的战斗所获取的情报，其有用性却在烈日下被蒸发得干干净净，就如同9月30日消失在巴格达街道上的那辆欧宝轿车一样。但我们的确有一个起点——一个名字：阿布·穆萨布·扎卡维。这是一个化名，但这个人却是真实存在的。伊拉克“基地”组织
5年前（1999年），死海以东30英里（约48千米）处的约旦沙漠中，高度戒备的苏瓦卡监狱的大门打开了。几十个人走了出来，其中有一个安静的男人，他那身飘逸的阿富汗长袍与四周穿着囚服的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就是艾哈迈德·哈雷勒，日后他以另一个名字在外部世界恶名昭彰——阿布·穆萨布·扎卡维。
艾哈迈德出生在约旦工业城市——扎卡——一个普通、随和的家庭，但他本人在小时候就走上了一条不寻常的辍学之路，并且沉溺于毒品和酒精。他的母亲最后把他送到了一座清真寺中，而这座清真寺以其萨拉菲教派倾向而闻名（萨拉菲教派是伊斯兰教逊尼派中极端保守的一支）。在那里，他发现了真正能激发自己热情的东西：“圣战”。他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去追寻“圣战”的光荣，希望在与异教徒入侵者（当时是苏联）作战的过程中，扮演一个光荣的角色，但他来得太晚了，苏联已经从深陷10年的战争泥沼中抽身。艾哈迈德于是回到了安曼，并与那里的极端伊斯兰教社区建立了联系。他参与了反对约旦的密谋，从而被关押进苏瓦卡监狱，在那里他待了整整5年。这5年坚定了他的决心，增加了他的体重。他背诵《古兰经》，用酸去除了年轻时在身上留下的象征着叛教的文身。10年前，他的母亲把他送到那座清真寺中，无意中开启了他成为独具人格魅力的恐怖分子指挥官的旅程，而在苏瓦卡的监狱中，艾哈迈德最终完成了这段旅程。狱友们对他很敬畏，监狱当局也害怕他。慑于他的影响力，监狱当局允许他不穿传统的囚服，而可以穿纱丽克米兹（Shalwar Kameez），这是一种优雅的阿富汗传统服装，长衫、松裤，在腰部和脚踝部收束起来。这只是他新身份的一个标识，另一个标识则是他的名字——阿布·穆萨布·扎卡维。当这个33岁的男子走出监狱时，他已经注定会成为“后9·11”反恐战争中的核心角色。
他回到了巴基斯坦，在那里，一个名叫“基地”的组织正在形成。受到启发，他成立了一个类似的组织——“团结和圣战组织”（TWJ）。这个组织先是试图插手巴基斯坦和车臣当时正在酝酿的战争风暴，但很不成功，之后TWJ在阿富汗的赫拉特省建立了一座训练营，对激进分子进行体质训练，教授他们制造炸弹和进行化学战的技能。“基地”组织对TWJ产生了兴趣，两大恐怖集团之间的关系变得密切起来。
对于扎卡维来说，美国入侵伊拉克简直是美梦成真，他终于有机会证明自己的价值了。伊拉克逊尼派是伊拉克的少数派，在萨达姆倒台后被突然剥夺了政治权力。TWJ充分利用了伊拉克逊尼派的这种恐惧和无助，出现在反抗美军的最前线。2003年，扎卡维导演了一连串成功的炸弹袭击，导致数百人死亡。当时联军正试图让巴格达安定下来，扎卡维的举动无疑是扇了联军一记耳光。一辆满载着炸药的卡车在联合国位于运河宾馆的总部爆炸，导致22人死亡，死者包括联合国派往伊拉克的特使——塞尔吉奥·维埃拉·德梅洛。两个月后，一连串经过精心策划的自杀式爆炸共导致35人死亡，受伤人数超过200人，一辆满载炸药的救护车则被用来袭击国际红十字会的总部。
这次针对污水处理厂的袭击是可怕的，但在2004年的伊拉克，这没有什么不寻常之处。到了12月，伊拉克境内所发生的重大恐怖袭击的数量，已经超过2003年全世界所发生的恐怖袭击数量。在2005年，伊拉克的恐怖袭击总共导致8300人死亡，是“9·11”事件死亡人数的3倍，要知道伊拉克的人口数量只有美国的1/10。伊拉克的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例不到0.5%，但这个国家在2005年所发生的恐怖袭击数量以及所导致的伤亡数量，却占全世界的几乎1/3。而且事情还在变得更加糟糕：2006年春季，每个月都会有超过1000人因为恐怖袭击在伊拉克横死街头。读者可能还记得前文中提到的，那间被恐怖分子占据的小屋里曾经的主人，类似这样的家庭变故，在爆炸案频发的当地已经是家常便饭。
萨达姆被驱逐，并且受到了审判，然而，在2003——2005年伊拉克的街道上并没有看到秩序有所恢复和民主萌芽有所滋长，相反我们看到了许多让人沮丧的景象：商店关门，道路荒废，在公开场合走动的人越来越少，自杀式爆炸袭击越来越多。2003年，石油资源丰富的伊拉克经济萎缩了超过20%，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只有449美元，仅相当于美国的2%。电视新闻报道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结论是：局势“是令人沮丧的”。
伊拉克人没有在电视上看到这些。对他们而言，这些消息就是发生在身边的事。脆弱的萨达姆政权垮台后，电力短缺让巴格达瘫痪，电灯、冰箱和空调全都无影无踪。在这座城市的夏天，白天最高温度可以超过50℃，裸露在外的皮肤如果不小心碰到被太阳烘烤得灼热的金属，立刻会觉得火辣辣的疼，可想而知，没有电力、没有冰箱和空调意味着什么。淡水生产厂和污水处理厂被荒废，人们产生的生活垃圾在街道上堆积，于是令人恶心的臭气弥漫在城市的所有角落。
这里曾经是文明的摇篮，其历史之悠久不亚于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如今，它已经变成了人间地狱。
这种残酷和骚乱是一种战略的产物。扎卡维的目标是在伊拉克的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挑起一场教派内战。他认为，两个教派如果斗得两败俱伤，则世俗国家的遗存也会被彻底清除，这样，他就有机会去建立其理想中的伊斯兰政教合一国家。他把矛头指向伊拉克什叶派，这等于点燃了火药箱，教派冲突于是席卷了伊拉克。他很聪明地使用了杠杆原理，伊拉克“基地”组织每一次的袭击目标都是精心挑选的，它所引发的系列报复使得伤亡被成倍地放大。除了自杀式爆炸的袭击者，伊拉克宗教冲突双方的手上都会染上鲜血，从而造成更多的伤亡：在地下室，有人遭到虐杀，被电击致死的尸体和被肢解的人体残骸也堆积在那里；在堆满垃圾、人迹罕至的小巷里，尸体的头上还套着让他们窒息而死的塑料袋。
即便是“基地”组织，也开始对扎卡维的极端行为感到不舒服。但这个约旦人为伊拉克“基地”组织积累起强大的军事力量，“基地”组织领导人对此也无可奈何，只能希望善加利用。“基地”组织领导人如果想在伊拉克施加影响力，就必须与扎卡维合作。2004年10月，扎卡维向乌萨马·本·拉登宣誓效忠，作为交换条件，拉登允许这个曾经名叫“艾哈迈德”、来自扎卡的无名小卒使用“基地”的标识。伊拉克“基地”组织就此诞生。在无序中寻找关系
特遣部队传统上就是针对恐怖分子发动攻击的组织，我们却也不得不把伊拉克“基地”组织的成功归功于扎卡维，并且将其称为“伟大的理论家”。不可否认，扎卡维聪明、能干，他挑拨逊尼派和什叶派互斗的战略闪耀着邪恶的智慧之光，不过，所出的主意却很低劣。将军们坐在扶椅上，提出怎样赢得战争的建议，其中有些建议相当聪明，但只有那些能够真正锻造、指挥一支部队来执行任务的人，才能最终取得成功。逊尼派的恐惧情绪、伊拉克人对美国占领军的憎恨、宗教狂热、暴虐的混乱所带来的普遍疯狂，都让扎卡维的伊拉克“基地”组织获益，其崛起的速度和广度也让人震惊。扎卡维能够将一小群愿意献身的个体，打造成具有凝聚力的恐怖组织，这一点并不让人吃惊，但他还能利用令人恶心的、空洞的鼓噪，来把极小一群人变成受到广泛支持的，并且在战略上十分高效的叛军，这一点需要更深入地解释。我们检视了所有可能的变量——宗教历史、伊拉克“基地”组织理念的蛊惑性及其所采取的无下限的战术——但这些变量都不足以解释如今我们在战场上看到的一切。
当初在巴拉德建立特遣部队总部时，我们几乎在每一面墙上都挂满了地图。对军人来说，地图是神圣的。在军事指挥部总部，士兵们有如神祇般带着敬意地悬挂、保存着这些地图。一张标注清晰的地图能够使得士兵一眼就看清楚敌我态势以及未来的行动计划。借助地图，指挥官只要再简短地说几个词，就能把所发布的命令表达清楚。有一个段子是这样说的：在对五角大楼的办公室进行翻新时，工人们移除了一堵挂满了地图的墙，结果发现这堵墙后面是另外一堵挂满地图的墙，而这堵墙上地图的时间都是关于前一次战争的。在历史的大多数时间里，战争与地形、领土占有、地缘目标息息相关，而地图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不二工具。
然而，巴拉德总部中悬挂的地图，却无法告诉我们具体在哪一片战场、哪一栋房屋、哪一片地区，我们的敌人把视频上传到网上，也无法告诉我们在哪一片战场、哪一栋房屋、哪一片地区，我们的敌人把载满炸弹的车辆驶入街道。一面面白色书写板开始出现在我们的总部，代替了地图的位置。很快，到处都能看到白色书写板。站在白色书写板四周，手上拿着记号笔，我们大声交流，分析哪些是我们知道的，哪些是我们怀疑的，哪些又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亮白色的书写板上布满了各种颜色的语句和图画，然后被我们擦掉，又再次被我们涂满。我们不再画静止的地理特征，不再画事物本身，而是画易变的关系，画事物之间的关系。
我和我的家人过去在漫长的旅途中会玩一个游戏：在一张比较大的照片里寻找熟悉的景象。在特遣部队中，我们则试图在伊拉克的混乱局面里找到熟悉的结构和模式。尽管这些东西看不到、摸不着，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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