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汤姆·霍兰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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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战火试读：
序言
2001年的夏天，我的一位朋友被任命为一所学校的历史系主任。在9月新学期开始之前，他做出的一系列决定中有一项令我印象深刻。在我的记忆中，这所学校的学生在毕业学年到来之前都被要求提交一篇研究希特勒的专题论文。而此时，在我朋友的提议之下，学校开始进行一些改革。他向同事们建议，应当把希特勒换成一个完全不同的研究题目：十字军。这一激进的提议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他的同事们希望他解释，研究这样一个年代久远且与今天人们所关心的问题不甚相关的题目究竟有何意义。我的朋友回答道，历史系学生应该从研究一个与20世纪的各个独裁者不怎么相关的题目中获益，因为义愤填膺的情绪只能让人激动。其他的教师认为极权主义是一个鲜活的选题，而十字军则绝对不是。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之间的仇恨，东方与西方的仇恨，这些与当下世界有什么联系呢？
仅仅过了几个星期，问题就有了答案，2001年9月11日，19个劫机者心怀某种源自中世纪的怨气，将自己和数以千计的无辜者化为灰烬。至少在奥萨马·本·拉登的眼中，十字军从来没有结束过。“你们不能无视这样一个事实，”早在1996年他就警告伊斯兰世界，“伊斯兰人民一直遭受被侵略的痛苦，这都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与十字军同盟强加给我们的不公与无道。”1本·拉登善于利用现代世界的航空业和大众传媒进行威胁活动，但他一直以中世纪的视角诠释当下的潮流。在他的宣言中，过去和现在的时代仿佛融合在一起：用令人胆寒的罪行来恐吓美国或以色列的做法，混同于重新建立西班牙的伊斯兰教统治或中世纪的哈里发国家的要求。因此不难理解，当小布什总统的顾问们要求他不要再次使用引人憎恨的字眼时，他还是冷不防地在阐述战争政策时轻率地将恐怖主义描述为“十字军”。
当然，美国总统可能比本·拉登等人更不了解中世纪历史的种种细微之处，这并不令人惊讶。但是“9·11”事件之后的几个星期中，很多人都和小布什总统一样绞尽脑汁想要回答一个同样的问题：“他们为什么恨我们？”各个报纸的版面上充满了学者们对伊斯兰世界仇恨西方做出的种种解释，有人追溯美国数十年来朝令夕改的对外政策，有人考察欧洲殖民列强瓜分中东的历史，也有人追寻着本·拉登的分析回到了十字军这个起点。极具讽刺意味的一种观点认为，这样一个发生在21世纪的首例重大危机可能产生于某种让人疑惑不解的古代仇恨。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可能导致历史的终结，反过来，它似乎还将某些令人生厌的幽灵从远古先人的坟墓中唤醒。数十年以来，西方世界一直借助被描绘为对立面的共产主义——东方世界来自我定义；现如今，又回到俄国革命之前的陈旧习惯，将东方描绘成伊斯兰教的天下。伊拉克战争，反移民势力（尤其是反对伊斯兰教势力）蔓延欧洲，以及关于是否允许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讨论，这所有的一切与“9·11”事件结合在一起，酝酿了一种令人不快的意识：在基督教控制的西方和伊斯兰教控制的东方之间存在着一条善恶的鸿沟。
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和哈佛的学者们经常讨论一个话题，这个话题至今仍然充满争论：在新的世纪中，不同文明之间注定发生冲突。然而，至少现在欧洲与伊斯兰世界正在被迫检讨不同文明之间得以有所区别的基础所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认为：“东西有别的武断看法在全球范围中都根深蒂固。”2事实也正是如此，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这种看法是历史上最容易长久存在的假设。这种假设远比十字军的历史更早，甚至早于伊斯兰教或基督教的历史，其久远的谱系几乎可以向前追溯2 500年。历史的诞生就是伴随着这样一个问题而来的：“你们为何恨我们？”因为早在公元前5世纪东西方发生冲突时，世界上第一位历史学家正是带着这个问题开始了他创作一生的著作主题。
他的名字叫作希罗多德（Herodotus）。身为一名希腊人，他诞生于今天土耳其境内的旅游胜地博德鲁姆（Bodrum），当时那里被称为哈利卡纳苏斯（Halicarnassus），发展于亚洲最为边缘的地带。他非常想知道东方和西方的人们为何难以和平相处。表面看来，道理非常简单。据希罗多德记载，亚洲人将欧洲视为不可理解的异族，“因此他们坚信希腊人始终会与自己作对”3。但是这种嫌隙最初产生的原因何在，对希罗多德来讲仍然是个谜。也许这可以怪罪到当初绑架索赎一两个公主的希腊海盗头上，或者怪罪到焚毁特洛伊城的战火。“至少这是亚洲许多民族不断争论的话题——但是谁又能肯定地说自己是正确的呢？”4正如希罗多德所了解的那样，世界如此之大，对一个人来说是真理的事情，对另一个人来说可能是谎言。因此，即使东西方冲突的起源似乎已经迷失在神话之中，但它的影响却没有消减。这些观点直到最近还被不幸地加以证明。差异滋生疑虑，疑虑导致战争。
的确，公元前480年波斯国王薛西斯（Xerxes）入侵希腊的战争是史无前例的，这场战争正好发生在希罗多德开始写作之前30年。这种军事冒险是波斯人长久以来的一种特殊习惯。几十年以来的胜利——迅速而壮阔的胜利——成为他们与生俱来的特权，其战无不胜的神话反映了他们前所未有的征服范围和速度。从前，他们只是生活在今伊朗南部边区的平原和山地上的无名部落；而后来，仅仅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个部落横扫整个中东地区，灭旧国，臣大邑，建立起一个东邻印度、西抵爱琴海岸的庞大帝国。经过这一系列的征服活动，薛西斯成了当时世界上权势最为强大的统治者。对他而言，能够动用的资源似乎无穷无尽，以至于令人感到麻木。直到1944年夏天盟军在欧洲登陆那天为止，欧洲都未曾经历过能够与这次入侵相匹敌的战事。
与这种空前的毁灭相比，希腊则显得小国寡民且众邦林立。希腊这个称谓仅仅是一种地理概念的表述：它并不是一个国家，而是由一系列争论不休且常常盲目自大的城邦拼凑起来的。的确，希腊人认为他们是由语言、宗教和习俗结合起来的一个民族；但是看起来这些不同城邦之间最大的共同习俗就是热衷于彼此攻伐。波斯人在崛起的早期过程中看到，征服那些生活在今土耳其西部地区的希腊人——包括希罗多德的故乡——将这些地区纳入帝国领土易如反掌。甚至连希腊本土的两个主要势力：民主雏形的雅典和严苛的军事国家斯巴达，两者都看似装备低劣，难以有效作战。波斯国王下定决心要一劳永逸地使这些生活在他的庞大帝国西部边陲的蛮夷小族接受安抚，这一切的结局貌似已经注定。
然而，令人震惊的是，面对这支有史以来最为庞大的远征军，希腊本土却成功地抵挡了进攻。侵略者被赶了回去，希腊捍卫了自由。凭借一己之力抵抗强权并将其击退的传奇对希腊人来说一直是最为不同寻常的故事。他们如何成功做到这点？又为何能够如此？起初，又是什么原因致使这场针对他们的侵略战争被发动起来？解答这一类的问题即使在40年之后也依然紧迫，它们促使希罗多德完整地运用小说体裁对这一段历史进行研究。历史上第一次有一位编年史学家全身心地投入于追问这次冲突的起因，而并不将之归结为一个遥远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传说，也不将之解释为某些神祇的心血来潮或智慧，更不认为这是命运的安排，而是将它解释成一些能够亲自检验的道理。通过转述幸存的知情者和见证人的述说，希罗多德得以完成此书，他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位人类学家、第一位研究性的报告人、第一位驻外通讯记者。5他称自己所从事的事情为“询问”——这是“历史”一词的最初含义。“我在此记录下这些内容，”他在人类第一部历史著作的开篇写下这样的句子，“目的在于保存有关过去的回忆，我的手段是记述希腊人与外邦人非凡的功绩——首先要说的是他们如何走向战争。”6
当然，历史学家常常喜欢讨论材料的重大意义。以希罗多德为例，他的看法经历了2 500年的考验。在这段时间里，这些看法所依靠的假设——希腊人和波斯人之间发生的大战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意义——得到了充分的证实。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指出，“马拉松战役即使在英国历史中也仍然具有比黑斯廷斯（Hastings）战役更为重要的意义”7。黑格尔则用德国哲学家更为宏大的口吻声称，“整个世界历史的关注点都在平衡中战栗”8。事实的确如此。任何有关不屈反抗的传奇故事都令人热血沸腾，但是人们的紧张程度则取决于该传奇所达到的难以估量或无可比拟的程度。与薛西斯眼中的恐怖主义国家大杂烩所拥有的独立性相比，在波斯人试图征服希腊本土的过程中，势如累卵的危急关头显然更引人入胜。作为一个异国君主统治的对象，希腊人绝不可能有机会发展它们独特的民主制度，培育希腊文明独特地位的许多因素也因此不复存在。之后，罗马帝国所继承并流传至现代欧洲的重要遗产也将不可遏制地被削弱。这不仅意味着西方世界第一次失去了为争取独立生存而进行的胜利斗争，而且，不幸的是，一旦希腊人在薛西斯的入侵中屈服，这个世界从此就不会再有“西方”这个实体了。
因此毫无疑问，波希战争的故事成为欧洲文明的神话之基石，是自由战胜奴役和淳朴的市民美德战胜衰弱的专制制度的完美典范。当然，在宗教改革之后，“基督教世界”这个词汇已经失去了号召力，因此马拉松和萨拉米斯（Salamis）战场上的英雄气概开始打动众多的理想主义者，完全取代十字军成为西方人美德的光辉典范。更为重要的是，战争毕竟是抵抗而非侵略；为自由而战胜过为狂热而战。作为一个篇章，一小队希腊人在守卫温泉关（Thermopylae）小道的可怕战役时——“三百勇士对抗三百万大军”9，正如希罗多德笔下所写的那样——表现出惊人的神奇力量。许多亚洲人部落被迫加入战斗，一位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Leonidas）决心非胜即死，他的300[1]名同乡在阵亡时表现出视死如归的勇气，这个故事说明了一切。早在16世纪，伟大的法国随笔作家米歇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就曾经说过，虽然希腊人进行的其他战斗都是“世上所有的最光辉的胜利，但是他们从来不敢将这些荣耀与列奥尼达国王和他的战士们在温泉关进行的防御战所赢得的荣耀相提并论”10。250年之后，拜伦勋爵惊闻当时希腊将要沦为奥斯曼苏丹治下的一个省份时，他清楚地知道运用何种历史典故可以发出最为振聋发聩的战争号召：
大地！为了报答你的哺育
我们斯巴达人战死疆场！
百人余一，
仅仅为了坚守温泉关！11
不仅如此，拜伦随后身体力行，效仿列奥尼达的榜样，为希腊自由之故光荣地战死疆场。拜伦之死所具有的魅力，现代第一例真正意义的名人之死，仅仅增加了列奥尼达的荣耀，更加有力地确立了温泉关战役的地位，使之在后世成为为自由而殉难的典范。小说家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在20世纪60年代初踏访这座关隘，尽管斯巴达这座城市自身是如此的“乏味和残酷”，他又为何觉得如此激动不安？
首先，这不仅因为人类精神会直接对一个关于牺牲和勇气的故事产生反应，就像酒杯会随着小提琴声发生共鸣一样，而且还因为在非常久远的历史长河中，这支队伍站在了历史线索最为恰当的地方。列奥尼达所具有的意义中的一小部分就是使我今天能够到任何我想去的地方，也能写下任何我想说的话。他的贡献在于令我们拥有自由。12
换句话说，还有一个事实——如果我们冷静地反思，戈尔丁的赞美之词可能也会很好地为阿道夫·希特勒的煽动所用。对纳粹来说，温泉关战役同样也是希腊历史中最为辉煌的篇章，这一点与蒙田的观点一样。300名守卫关隘的战士被希特勒认为是真正优秀种族的代表，这个种族为战争和崛起而生，根据希特勒更为异想天开的推测，甚至连斯巴达臭名昭著的肉汤也完全起源于日耳曼人居住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地区（Schleswig-Holstein）。1943年，当斯大林格勒战役正酣时，希特勒明确地将德国第六集团军比作300名斯巴达勇士，但是后来，当他的将军投降之后，狂怒的希特勒说他的战士们的英勇行为“被一个平庸的懦夫一笔勾销”13。希特勒盛怒之下否定了列奥尼达，纳粹德国的国防军也失去了一个将自身重塑为新的斯巴达人的机会。
纳粹党同蒙田、拜伦和戈尔丁一样，都能意识到与300名勇士相提并论的做法的确让人热血沸腾，这种类比也暗示出仅仅将斯巴达人描绘成自由的捍卫者也许有些以偏概全。通常情况下，事情的真相比传奇更加复杂且令人着迷。假如薛西斯成功征服了希腊，占领斯巴达，这必将宣告这座骄傲城市的自由之终结——因为所有波斯国王的臣属都是他的奴仆。尽管奴役能够使人保全性命，斯巴达人却认为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命运，而对他们的邻人来讲，奴役是一种宽容的庇佑。希特勒也非常明白斯巴达人的伟大之处建立在对其邻邦无情的压迫之基础上，是对待“劣等民族”的范例，纳粹入侵波兰以及苏联后残忍地效仿了这些做法。波斯君王的精明之处在于，压迫其臣属之敌手当然可视为解放和保护这些斯巴达的邻国，这样充分显示出帝国的慷慨与伟大。对于世代苦于斯巴达人统治的那些人来说，薛西斯的统治可能会让他们觉得获得了自由。
重要的是，这里确实有一个塑造历史的悖论。在某种情况下，被一个外来强权吞并也许会受到欢迎。如果按照希腊人所谴责的那样，薛西斯一定是一个暴君；而在古代伊拉克、阿卡德（Akkad）、亚述和巴比伦地区，千百年来有一个古老的传统：天下诸国，强者居之。薛西斯当然可以顺理成章地继承统治权。伊拉克帝王的风范最为关键的要点始终是薄情寡义、铁腕统治。尽管波斯帝国也是在“攻城略地，铁骑铮铮，灭国无数”14的战斗中建立起来的，但是它在扩张的过程中发展出一种更为精明的应对挑战统治权的策略。通过保证忠诚的臣服者以安定并发出一些号令，向他们表现出公正而合理的驾驭与掠夺的技巧，波斯的国王代代相传，为他们及其子民打下了历史上最为辽阔的帝国。这确实是他们建立的丰功伟绩，为后来的岁月展示了建立一个多种族、多元文化的世界帝国的可能性。故此，他们在历史长河中的榜样力量的影响也一定应当比特殊而转瞬即逝的雅典民主社会要长久得多。波斯诸王所建立的政治模型启发了一个又一个帝国，即使进入了伊斯兰黄金时代也是如此，自称为世界主宰的哈里发们做出了很好的回应，虽然在伊斯兰的成语中有“自负如薛西斯”这样的说法。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古代波斯王权所建立的政治模型在中东地区一直保留到1922年最后一位哈里发——土耳其苏丹——的统治被[2]推翻为止。当然这就是奥萨马·本·拉登的最终目的：见证哈里发制度重新获得统治世界的特权。
当然古代波斯的影响在同希腊比较的过程中常常是被间接地、隐约地承认。1891年，年轻的英国议会议员乔治·纳萨尼尔·寇松寻访薛西斯的宫殿遗址，此地于温泉关战役结束150年之后被亚历山大大帝报复性地焚毁，从此便被废弃于焦土之中。寇松勋爵用一种拜伦式的浪漫口吻写道：“对于我们来说，它充满了历史的严肃教训；它矗立在事物停止存在的篇章中；这些沉默的巨石发出了声音，向我们诉说着废墟无法言表的痛苦。”157年之后，当时已经是凯德尔斯顿勋爵的寇松被任命为印度总督。因此，他也像莫卧儿皇室的继承人一样——这些人的高贵头衔并不被称为国王，而是波斯国王的总督——行使统治权力。英国的统治是由那些自觉的斯巴达式寄宿学校所培养出来的人物进行管理的，但这种统治仍然被“东方所具有的环境和对令人神往的财富的夸耀”16彻底地浸染，这样的特点最终来自于薛西斯宫殿那些消失了的断壁残垣中。它也许会使大英帝国将自己想象为雅典的继承者而感到满足，但在另一方面它也同样受惠于雅典之死敌。
波斯就是波斯，换言之，希腊就是希腊，但有时候双方总会狭路相逢。它们在文明间的初次冲突中成为对立的双方，但是它们的影响跨越千年，余波至今未平，有时令东西方的对立变得更加复杂而不是更加清晰。假如雅典人在马拉松战役中失败，他们的城邦被毁灭，那么世界上将不会有柏拉图，而如果没有柏拉图，那么此人对后来历史上各种神学流派的影响也将不复存在，因此，很难说还会有今日启发本·拉登的伊斯兰教。相对地，当小布什总统声称“邪恶轴心”时，他这种将世界划分为彼此对立的光明和黑暗两部分的看法，从根源上来自于琐罗亚斯德（Zoroaster）这位古代伊朗预言家的思想。虽然希腊人的确最终战胜了薛西斯，这一胜利也让所有欧洲人认识了自己的特质，但是波斯和希腊对历史的影响难以仅仅局限在东方和西方这样狭隘的概念中。一神教以及普世国家的看法，民主和极权主义的观念，这些都可以追根溯源到波希战争所发生的时代。我们有理由将它描述为整个世界历史的一条主线。
然而，今天人们常常忽视这一段历史。彼得·格林（Peter Green）在数十年前出版的精彩作品《萨拉米斯岁月》（The Year of Salamis）是迄今为止比较新的一部为大众读者写作的鸿篇巨制，作者机智的写作风格令这个缺乏关注的题材产生了惊人的效果，
在习惯看法的影响下，人们常常将希腊人在波希战争中的胜利理解为欧洲历史最重要的转折点（这种看法的鼓吹者虽然没有十分强调，假设事情不是如此的话，今日的欧洲可能就是伊斯兰教的天下，但人们仍然能够在字里行间中体会到这一层意思），这种忽略似乎就更加不能理解了。17
或许格林没有到过近年来的鹿特丹或者马尔默；如今即使在雅典也可以见到清真寺和宣礼塔，而仅剩下欧盟首府始终没有穆斯林礼拜场所，这样的事实并不能减少他所表达出来的困惑感。如果有任何外在力量的话，波希战争可能是一段古代历史，但是它也可以是20世纪或者当代历史中未曾发生过的一段。
然而在格林所描述为不可理解的看法中，并不完全如此。虽然影响深远而且富有戏剧性，波希战争并不是一个容易拼凑起来的故事。有一点事实是毫无疑问的，在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我们能够重新完整重现的冲突，但这并不意味着希罗多德告诉了我们有关此事的全部信息；可惜的是，事情远不止如此。历史学家们可以试图从其他古典作家的故纸堆中寻章摘句，弥补一些空白之处；但是这种修补工作需要极端的谨慎才可以进行。许多材料形成的时代距离这一事件几乎已经有成百上千年的间隔，虽然他们都声称要记述这个事件，但是其中相当多的并不是在“询问”，而是在写诗歌或者剧本。艾瑞斯·梅铎（Iris Murdoch）在她的小说《美与善》（The Nice and the Good）中将希腊早期历史描绘成“对循规蹈矩之头脑提出的挑战。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游戏，而游戏者的技巧就在于将规则弄得复杂”18。那些很少看重小说的古风的希腊历史学者们喜欢引用这一段文字：他们致力于实现的任务就是利用那些少得可怜的证据片断来重现那消失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确实类似一个游戏。我们不可能确切地知道在萨拉米斯这样的战役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尤其是所有解释都必须依靠这样的事实，而同时这些事实又处处都是漏洞——这看起来就像是要拼好一个坏了一半的魔方，无论如何研究、转动、重新组装，就是不可能把它拼成，永远不能找到最终的解决方案。尽管萨拉米斯战役以其难以捉摸而闻名，但是表面上仍然充满了丰富的细节，让人觉得可以同斯巴达的早期历史相比较。一位著名的学者曾经直率地承认那个特殊的话题“对最好的思想家也是一道挑战性谜题”19，另一位则称其为必需的“智力体操”20，还有一位更加干脆地直接将一本书的标题称为《斯巴达迷雾》（The Spartan Mirage）。21
但是无论希腊历史的源头多么不完整，但总归是希腊人自己写作的。波斯人则例外，他们没有写下任何我们可以认定为有关真实事件的记录，尽管保存了帝国的官僚铭刻的石板，还有镌刻在宫殿的墙壁上的皇家公告，当然还有这些辉煌的宫室自身的遗迹。然而，如果我们试图对波斯人和他们的帝国做任何思考的话，我们必须大量地依赖他人的记述。由于希腊人经常受到帝国军队的侵略、征服和掠夺，所以他们所记叙的内容并非为了敏锐而公允地描绘波斯人的性格及成就。但是希罗多德这样好学而视野开阔的人则是这条规律的例外。一位愤怒的爱国者用“Philobarbaros”——意思是“喜欢蛮族的人”——的头衔称呼他，22这个词在古希腊人的口中相当于今天人们说的“自由派老好人”。但即使如此，在希罗多德写到语言不通的远方特殊民族时，人们也不得不容忍他偶尔表现出来的错误、偏见和时常想把波斯的早期历史看作神话故事的倾向，这些问题都是现代的历史学家不敢贸然犯的错误。
学者们面对挑战表现出来三种明显的反应。第一种就是表面上承认希腊人的偏见，将波斯人描绘为衰老而懦弱的人，不可思议地征服了世界。第二种则谴责希腊人所写的一切关于波斯的内容，将其视为宗教主义、欧洲中心论以及其他所有思想罪行的责任根源。第三种反应是最具有建设性的，考察希腊人对他们伟大的对手产生误解的程度，并通过这一点发现被扭曲了的真相：波斯人如何生活和看待他们的世界。一群令人敬佩的学者正是采取这样的态度，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整个帝国被重新赋予生命，从历史的尘埃中被拯救出来。为了表示对这一可信的结果的敬意，一位历史学家写下了这样的话：“这是可以立足之处。”23而如果将其比作一项发掘古墓的工作的话，其价值堪与开启图坦卡蒙的陵墓比肩。
但是，波斯人仍然被包裹在重重迷雾之中，也许这并不令人感到惊奇。这里并没有黄金尸面罩可以令其再现生辉，仅仅有卷帙浩繁的著作和文献供学者们查阅。波斯学研究甚至比希腊学研究更为依赖于细致地筛选可靠证据，深入分析材料和极其精细地衡量并选择参考文献。在这个领域中，几乎每个细节都可能引起争论，某些话题——例如波斯诸王的宗教信仰——则好比变幻莫测的深渊，即使是目前最为著名、最为卓越的学者在冒险进入这些领域的时候都会感到棘手和心虚。
无知者无畏，但是即使如此，我希望努力沟通学院派和大众读者的这一尝试，看起来不会像薛西斯从亚洲向欧洲架设起那两英里长的浮桥一样充满虚荣心，并最终贻笑于希腊人。请读者们注意，本书叙述所赖以维系的那些细节依然是不确定和充满争议的，而文中草率之处一定如同垃圾堆上盘旋的苍蝇一样多不胜数，我在文中也提出了对这些问题的总体意见。然而在承认我们难以准确复原一个遥远年代这一事实的同时，比这种无知更令我们震惊的或许是我们竟然可以完成这样的尝试。我在这本书中寻求证明某种东西而不仅仅是叙述它，这是我的野心，想要沿着希罗多德的脚步继续走下去，描绘出整个世界——包括东方和西方——陷入战争的全景画面。读者在被带到希腊之前先会被带到亚述、波斯和巴比伦；在谈到斯巴达军国主义和雅典民主制度之前先要看到第一个统治世界的王权的兴起；到了全书的中部才会开始对波希战争的阐述。传统叙事中从一方开始谈起的方式现在可以被忽略了，尽管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也是含混不清，但是我希望有充足的理由尝试将众多散落、晦涩的证据片断拼接起来，对这场战争如何发生、有何人参加等问题形成新的阐释。这毕竟是一部同古代文学中任何其他作品一样有力而杰出的史诗；尽管有许多无法说明的地方，它不是一部神话，而恰恰是历史的一部分。
[1] 据准确统计，列奥尼达在温泉关战役中率领的士兵，死亡人数为298人。
[2] 哈里发制度于两年后，即1924年被废除。波斯帝国希腊和爱琴海地区
异乡的过客啊，
请带话给斯巴达人，
说我们忠实地履行了诺言，
长眠在这里。——西摩尼得斯1呼罗珊大道灾难降临到血腥城池
众神不愿将世界塑造成一马平川的样子，而更想将它一分为二。对于那些居住在扎格罗什山区（Zagros）的人来说正是如此，高大连绵的山脉恰好将新月形沃土同伊朗高原的山地分开。然而这些山区虽然贫瘠荒芜，但是并非不可跨越，而且的确有一条道路蜿蜒其中：这便是世界上最为著名的呼罗珊大道（KhorasanHighway），它横亘东西，连接了太阳升起和落下的地方。它时而随着扎格罗什山脉起伏，时而沿着河床延伸，有时穿越犬牙交错的山岩和峡谷，有时则狭窄如小路，但无论如何，对于那些行走其上的路人来说，这已经是一个伟大的奇迹了。人们一般认为只有仁慈的神才能将这样一个惊人的事物创造出来。但是没有人明确知道是哪一位神在什么时候完成了这项功
[1]绩，不过可以肯定，这一定是非常久远的事情了，也许，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像时间本身一样古老。数千年来，呼罗珊大道上留下了无数行人的足迹：游牧部落、商队，还有国王们出征的大军。两河流域和伊朗
特别是有这样一个帝国，数百年来始终是冷酷和战无不胜的代名词，它不断地向这片地区扩张，并且残忍地宣称自己“像鲜血染红羊毛”一样染红这里的群峰。1亚述的居民此时居住在今伊拉克北部地区，生活在平坦的冲积平原地区的城市中。他们的国王——那些征服者们——将战争带来的恐惧和灭亡扩展至远达埃及的地方，扎格罗什山脉对于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个屏障而构不成任何挑战。亚述诸王将自己看作令人骄傲和充满智慧的文明庇护者，他们拥有许多奢华的宫殿和花园，修建多条运河，他们一直将征服边境以外的蛮荒之地视为己任，这些蛮荒之地激起他们无尽的欲望。虽然拥有无坚不摧的武器，亚述人却无法征服所有的山地部落——这些人居住在扎格罗什山中，他们可以像动物一样攀上高峰，也能隐匿于茂密的丛林深处，他们落后到可以完全依靠橡果为生，其野蛮程度甚至不值得惊动圣听。然而，多次征伐之后，这些人还是怕了亚述人的名字，亚述掠夺的战利品使帝国日渐强盛。年复一年，那些在征战中被俘获的虚弱的战俘，被赤裸裸地捆绑在一起，成队地带回亚述人故乡那些神圣的城池：亚述古城（Ashur）、尼姆罗德（Nimrud）、尼尼微（Ninevh）等。渐渐地，亚述人形成了一种习惯，就是在帝国境内四处迁移人口，把被打败的敌人迁移到另一个被放逐的民族的居住地，令其洒扫整理前者的房舍，清除碎石中的杂草或者耕耘那些荒芜的焦土。
这些策略最终产生了效果。公元前18世纪后期，呼罗珊大道所在的范围正式被纳入王国并处于亚述官员的管理之下。亚述最伟大的国王萨尔贡二世（Sargon Ⅱ）夸耀道：“他们匍匐在我的脚下，祈求我庇护他们的生命。他们知道如果不跪倒并亲吻我的双脚，我就会毁坏他们的城池。”2
而俘虏并不是在扎格罗什山区发现的唯一财富资源。虽然山区蛮荒而且丛林密布，气候恶劣，但这里的村庄却以牧草丰茂而闻名。数百年以来，这里越来越经常地被一些自称为雅利安的部落袭击，雅利安人是一些驯养马匹的游牧民族，他们从东部高原上来到这里。3这些外来者后来虽然定居下来，但是仍然保留了很多他们祖先的特点，他们在新的定居山谷中饲养了大群的长角牲畜，只要地理环境允许，他们更喜欢生活在马背上。亚述人自己并不饲养马匹，总是会用惊讶的词汇形容扎格罗什山区的那些牧马者拥有“无数的骏马”4，而亚述军队当然也会非常容易地顺手牵羊，在掳掠部族人口的同时将这些良马收入囊中。其中人们公认以米底人（Medes）驯养的马匹最为优良，这是一个由一些定居在呼罗珊大道两旁的雅利安部落组成的松散联盟。亚述人重视这一地区并不令人感到惊奇，他们控制了米底地区，5就能让他们掌控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通道，也能令他们的军队以更加迅速和猛烈的速度前进。到公元前8世纪为止，骑兵对于亚述维持军事霸权已经至关重要。那些来自山区的骑马部落成为这个国家继续强大的生命源泉。即使与最为富饶的银矿相比，这些扎格罗什山脉上的牧马部落仍然更加珍贵。
然而，亚述的霸权为其自身的衰落埋下了种子。这条山脉是不同民族杂居的地方，既有雅利安人也有其他民族，而米底人本身也是由多个互相争斗的小酋长所统治。异族人的征服最终推动这一地区形成统一的政权，开始激励这些互相攻伐的部落联合起来。到公元前670年左右，由于受到一个正式的米底人联盟首领的威胁，亚述人在扎格罗什山脉上的防线开始告急，他们获得的贡品逐年减少，而索取贡赋变得越来越危险。公开的反抗如星火燎原一般爆发。随后的几十年里，亚述国王雇来记录自己胜利的文书官员们几乎完全不再提到米底了。
这种沉默掩盖了一个令人惊骇的发展。公元前615年，一位国王宣布建立统一各个米底部落、超越酋长权力的王权，他的名字叫基亚克萨雷斯（Cyaxares），此人联合了帝国其他叛乱的臣属，让自己的联盟部队从他们的要塞直接攻入亚述帝国东部侧翼。山民们这样突然暴动的后果是毁灭性的。战争仅仅过了3年，就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尼尼微，这座亚述帝国最为强大的堡垒被攻破并被夷为平地。令帝国臣属们感到惊异和高兴的是，这座“血腥城池”在米底骑兵的铁蹄之下变成废墟。“刀光闪闪，长矛猎猎，骑兵冲锋陷阵，主宰生杀，死者如山，尸横遍野！”6
4年之后，曾经令整个近东地区长久笼罩在其阴影之下的庞大的亚述帝国终于崩溃了。而对于战胜者来说，肆意劫掠是非常自然的事情。米底人在一夜之间登上了权力的顶峰，他们占据了原来帝国北部的大部分地区。米底人的国王们不再是原来的小酋长，现在他们可以正当地在赢得的地位上肆意挥霍了——扩张势力、炫耀权力。公元前610年，米底人攻入叙利亚北部，一路烧杀抢掠。公元前585年，他们又将战火烧到了吕底亚（Lydia，吕底亚人生活在今土耳其西部地区）境内，但由于战场上空发生了一次日食，所以交战双方各自罢兵。根据一项匆忙达成的协议，米底和吕底亚两个对立的帝国以哈里斯河（Halys）作为他们的边境分界线，在随后的30年里，近东地区的势力均衡所带来的和平局面一直没被打破。7
米底新国王阿斯提阿格斯(Astyages)却丝毫没有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想法。现在他的心思转移到与别的大国作战的事情上去了，他将注意力转向帝国北部和东部远离新月形沃土的偏远地方。沿着之前亚述诸王的足迹，他开始向亚美尼亚和今阿塞拜疆地区的荒山野岭进军，想让这些国境之外的野蛮人学会敬畏他的圣名。8从其他的方面来看，米底人还保持着过去准部落和游牧民族的习俗，虽然他们对于近东地区大国的传统还不算熟悉，却能够激起米底国王的野心。毕竟像阿斯提阿格斯这样的人物，他的权威并不比吕底亚国王或者埃及法老的权威小，很难想象他会甘心在一个帐篷中治理他的帝国。古代的帝王们都将宫殿财富和坚固的首都视为理所当然，阿斯提阿格斯自然也想拥有这一切：用黄金和石头宫殿来证明他的辉煌事迹。
沿着呼罗珊大道登上山顶的旅行者们都能看到，在通向前方伊朗高原的道路旁，在如画的风景中矗立着一座宫殿，七重宫墙闪闪发光，每一重都涂上了不同的色彩，最里面的两层建有镀银和镀金的城垛，这就是埃克巴坦那（Ecbatana），米底国王的要塞，建成仅仅100年就成了世界的中心。9这里可以控制东西方的贸易，而且为它的主人敞开了通向扎格罗什山脉及其背后所有地区的大门。对于米底人的部落酋长们来说，这更是一个令人担心的建筑。虽然他们得到绝对的保证，自身的自由不受王家琐事约束，个人领地不受党派斗争干扰，但是他们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变成了被阿斯提阿格斯宫廷控制的附庸。在宫殿的七彩围墙建立起来之前，埃克巴坦那曾经是各个部落自由聚会的公共场所，在它的名称中保留了这一功能的含义：“聚会点”。但是现在这些时光已经远去，米底人为了争取自身自由同尼尼微的暴君斗争了那么久，如今却成了一个离家园更近的暴君的臣民。
不必惊讶于在后代的记忆中，阿斯提阿格斯成了一个食人魔鬼，也不必惊讶于当试图解释失去自由的原因时，米底人将埃克巴坦那当成奴役的象征和发源地。10世界的主宰
据说，即便在所有证明其伟大的证据中，阿斯提阿格斯仍然被一个预言的重重鬼影所包围：他不断梦见自己受到折磨，不断有迹象警告他国家将被毁灭。米底人将这归结为一类幻觉，而所有在世的祭司们都在试图占卜这到底可能意味着什么。这些宗教方面的专家善于趋吉避凶之术，他们向国民保证人们性命无忧，因为对这个虔诚而规矩的民族来说，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即使在最明亮的光芒之下也会有黑暗的阴影。而对于祭司们来说，好像全世界都已经对这一显而易见的真理熟视无睹。在遥远的地方，人们守护着一束永恒的火焰，它既不在最寒冷的泉水旁边，也不在最高的山峰之上，这束火焰燃烧在一处不被尘世污浊之物污染的纯净地方。造物主同时带来了黑暗和光明。蝎子、蜘蛛、蜥蜴、蛇、蝼蚁……各种爬虫和蠕虫都是从无处不在的阴暗中自然生长出来的，而祭司的职责就是只要见到这些生物就消灭它们，同样也要保卫人们尤其是国王的梦境免遭黑暗的侵扰。“空气中充满了鬼魅，它们飘浮在人的呼吸中，现形在那些被幻觉惊扰的人的视线里”11，伟大的国王也需要像圣火一样得到精心照料。
但是像米底这样强大的帝国，崛起、获得独立并走向强大之后，还不到一个世纪就再次屈服于外来统治，这在很多人看来难以置信。对于米底人来说，却有很充分的理由了解本地区令人痛苦的大国角逐规律：盛衰无常。没有一个帝国，包括亚述，能够击败所有与之抗衡的力量。在近东地区，那些掠食者潜藏在各个角落，捕捉弱者的气息，伺机发动攻击。古老的国家不断消失，新兴的国家取而代之。那些编年史学家们在记录他们曾经赞美过的帝国的毁灭时，可能觉得自己正在描绘一些古怪的年代久远的陌生民族。
这当中有不少人和米底人一样同属于雅利安人，这是一些在历史上很少被记载的游牧部落移民。例如，公元前843年，亚述人曾经在他们帝国北边的山区与一支自称为帕尔苏阿（Parsua）的部落战斗过；200年后一个名字非常相似的民族在南方——古老的安息王国的废墟之上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其位置在扎格罗什山麓和波斯湾闷热的海湾之间。没有一位编年史学家能够说清楚他们是否是同一个民族。12这些新到来的人只能扎根于此，吸收所取代民族的某些文化，最终才能被那些资格更老的邻居们接受。如同以往一样，人们提到这个地区总会谈到那些数百年来难以改变的积习；但是这些外来者在称呼他们的新故乡的时候，不由自主地更愿意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命名。因此从前被人们称为安息的地方逐渐变成了另一个不同的名称：帕尔萨或者波斯，意为波斯人的土地。13
公元前559年，当阿斯提阿格斯还统治着米底帝国的时候，一个年轻人登上了这个突然崛起的帝国的宝座。他的名字叫居鲁士，此君可以概括为：鹰钩鼻、志大、才高。甚至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经被戴上了伟大的光环，如果你相信故事的话，正是他被预言为伟大的米底人的克星。可能阿斯提阿格斯曾经在梦中看到过这一切，他在幻觉中看到，他的女儿芒达妮正在撒尿，可是尿出来的却是止不住的金色液体，整个王国差点都被淹没。第二天早上，国王将这个梦讲述给他的释梦祭司，祭司面色苍白，警告国王，芒达妮所生下的任何儿子都可能威胁到米底帝国的统治。于是阿斯提阿格斯将女儿匆忙地嫁给了一位波斯人臣子，此人是一个落后的无关紧要的小邦的君主，阿斯提阿格斯希望这样可以抵消不幸的预言。但是当芒达妮怀孕之后，阿斯提阿格斯第二次做梦：这次他看见从女儿的两腿之间生出葡萄藤来，葡萄藤不停地生长，直到将整个亚洲都覆盖在它的树荫之下。他在惊恐之中等待着这个外孙的降生，并且立刻命人将这个刚生下的男孩处死。这类故事总会发生一些意外，这个命令并没有被执行。婴儿被抛弃在山边，却被一位牧羊人发现并抚养长大；或者可能如传说中那样，是强盗发现了他；或者甚至是一条母狼用自己的乳汁喂养了他。无论这些细节怎样，成长中的神奇特点都会明示这个弃儿得到神宠的未来——当然，因此也证实了居鲁士活下来并发展壮大。当他长成成年男子的时候，他天性中的高贵为他赢得了波斯的王位，这正是阿斯提阿格斯用尽计谋想要避免的事情，从此米底帝国的命运就注定了。
或许，这就是传说的表达方式。伟大人物总是被夸张的故事加以渲染，也许居鲁士早年的命运并不像波斯人后来声称的那样明确。14即便如此，不管是否有这样的预言，居鲁士的能力一定足够引起阿斯提阿格斯的警惕：米底人是扎格罗什山区的霸主，非常警惕那些臣属们的崛起，所以当这位外孙登上波斯王位几年之后，如果继续对居鲁士坐视不管的话，他很可能变得极具威胁。鉴于此，公元前553年，阿斯提阿格斯召集了强大的骑兵南征。尽管人数处于极大的劣势，波斯人仍然顽强地抵抗。在他们就要屈服时，他们的妇女走上战场鼓舞居鲁士和他的战士们继续战斗下去。战争持续了3年，整个扎格罗什山区都动荡不安，但却在公元前550年突然停止了。连众神都对此感到惊讶，他们开始在邻近国家国王们的梦中散布消息，“居鲁士以弱胜强，击退了米底人的大军，并且生擒了米底人的国王阿斯提阿格斯，将他作为俘虏带回了家乡。”15自从亚述帝国覆灭以来，还没有什么消息能引起这样大的动荡。
这是如何发生的呢？的确，居鲁士证明了自己是一个意志坚定、不屈不挠的竞争对手，他的臣民们则习惯于贫困艰苦而变得坚忍不拔，从不抱怨条件困难——甚至以“茹毛饮血”闻名。如果没有遭到背叛，拥有一个强大帝国所有资源的阿斯提阿格斯当然可能继续他的辉煌。而他遭到背叛的事件非常怪异，时光流逝使得这次事件变得愈发离奇和诡异。但事情的关键问题还是非常清楚的，部落酋长中的杰出人物，米底军队的统帅哈尔珀格斯（Harpagus）变节投向居鲁士，并在作战中带领一支叛军俘虏了阿斯提阿格斯。为何会发生这样的叛变呢？传说是由于哈尔珀格斯虽然是阿斯提阿格斯的亲属，但是他同时和波斯国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根据米底人的记载，正是哈尔珀格斯被指派杀害婴儿时期的居鲁士，而这项任务并没有完成但他却上报自己已经做到。几年之后，当事情真相大白的时候，阿斯提阿格斯狂怒不已，展开了血腥的报复，他将哈尔珀格斯的儿子杀死并将其尸体剁碎，把它当作羊肉赐给这位不知情的父亲。哈尔珀格斯吃了自己的孩子，也吞下了凌辱的苦果，继续作为一个驯服的臣子服侍他的国王——或者这只是他伪装出来的样子。他的行为显然非常可信，所以在同波斯的战争爆发之后，国王仍然指派他为自己军队的最高指挥。显然这不是明智的用人之道，或许真的如此愚蠢荒谬。
那么这样一个夸张的故事怎么会有人相信呢？也许在这出令人难以置信的谣言般的皮影戏中有一丝真相？阿斯提阿格斯和居鲁士之间的家族关系反映出米底人和波斯人之间紧密的文化以及血缘纽带。这两个民族都属于雅利安人，而对于雅利安人来说只有所谓的非雅利安人（anairya），也就是外族人。因此，阿斯提阿格斯那些犯了思乡病的廷臣只有南望故国，才能一瞥“过去的好时光”。而波斯人和他们的米底人表亲一样，内心深处仍然是游牧民族，他们的故土上“到处都是良马，到处都是善良的人民”16，这样的国家实际上只是一个由不同部落组成的联盟而已。虽然居鲁士是“安息国国王”，但他声称自己的王冠是凭借人民最伟大的酋长的地位获得的，他是阿黑门尼德（Achaemenids）家族的族长，这个家族是波斯最强部落帕萨加第（Pasargadae）的统治家族；他既通晓近东宫廷中各类死板的仪式，也擅长组织不拘小节的骑手们进行露天聚会；他是古代城市、群山和原野的主宰，他既是波斯人未来的掌控者也是他们过去的记忆与习俗的主人；居鲁士在扮演诸多角色时游刃有余，因此波斯极大地避免了曾经折磨米底的那种冲突：国王无法忍受民族传统的部落结构，而贵族们仍然坚持以前的特点。米底人的部落酋长们注意到阿斯提阿格斯中央集权的野心而为此痛心疾首，随着时间的流逝，前面我们提到的阿斯提阿格斯和居鲁士之间的对比，逐渐引起了他们的重视。几乎一定出于这种原因，促使哈尔珀格斯迈出了上述至关重要的一步，“从此，以前作为米底人奴仆的波斯人翻身成了米底人的主人”17。居鲁士进入了埃克巴坦那，收获了他隐忍、敏锐而又令人愉快的性格结出的果实。
即使在这样一次巨大的胜利之后，居鲁士也没有放弃平衡政策。历代的亚述君王为征服荒蛮的山峰、履行自己的传统权力而头疼不已，经过严密的算计，居鲁士采取了更加宽容的政策。将米底贵族中的一部分人吸引到自己阵营中的同时，他经受住了将对手变成奴隶的诱惑。甚至对待阿斯提阿格斯，他也没有采用剥皮酷刑、喂食野兽或者投入监狱这样的方式，而是为他提供了一份相当体面的俸禄供其安度余生。当然，埃克巴坦那城中的财富被洗劫一空，所有物品都被运回安息，但它并没有遭受尼尼微那样的命运。居鲁士不打算摧毁这座扎格罗什山上最为险要的城市。虽然冬天严寒难耐，暴风雪封锁山路，但是到了夏天，当波斯的平原地区受到烈日炙烤的时候，埃克巴坦那则是一派令人愉悦的绿色天堂，它身后的群峰依然覆盖着白雪，而高墙之外的山坡上则层层叠叠布满了果园和花园，空气干净而又清新。这座城市曾经是米底帝国的都城，如今它变成了在炎夏时节最适宜避暑的波斯帝国首都。因此米底人能够感觉到，即使不是同那些征服者们完全平起平坐，至少也是共同联合在新国王统治下的一种大胆投机，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
随后一系列振奋人心的事件证明一切才刚刚开始。像阿斯提阿格斯这样伟大的国王被推翻，在整个近东引起巨大的冲击。不仅米底帝国本身，甚至连多年以来建立起的国际关系也被彻底破坏。突然间，这里看似充满了可以争夺的对象，彼此相邻的大国们还难以将波斯人看在眼中，他们开始考虑自己的开价能得到多少战利品。公元前547年，吕底亚国王克里瑟斯（Croesus）带领一支庞大的军队跨过了哈里斯河，想试探对手。居鲁士异军突至，从扎格罗什山迅速赶来同他会战。居鲁士经过一座座曾经设有哨卡的亚述城市废墟，那里如今只剩下尘土飞扬的凌乱土堆，沉默地见证着权力的脆弱。这样的教训对于一位雄心勃勃的人来说，既是一种警示，也是一种激励，对于目前已经在战场上失去先机的居鲁士来说，仍然迫不及待地想要同克里瑟斯一决高下。当年吕底亚人和米底人遭遇的战斗并没有最后的结局；但这次，没有任何日食，战争更不会中途停止。相反，由于冬天到来，克里瑟斯撤回到自己的首都萨迪斯，他没想到居鲁士居然敢于追击自己，因为这座城市距离西边爱琴海只有三天路程——而对于米底的边界来说距离非常遥远。可是波斯人却没有退却，他们冒着严寒，兵临城下，克里瑟斯没料到敌人会出现，根本没有时间召集自己的军队，只能龟缩在城中等待敌兵散去。随后在居鲁士的攻势下，萨迪斯陷落了，克里瑟斯召集仅有的零星部队殊死抵抗。但是这是一场令人绝望的战斗，吕底亚人把全部的希望押在最后一场骑兵冲锋上，但结果只是萨迪斯陷入混乱，克里瑟斯本人被俘。在遥远的两河流域，此事被记录下来，但简练的言语几乎看不出这件事的轰动效果：“（居鲁士）击败了（吕底亚）国王，占据了他的财宝，并将自己的军队驻扎在这里”。18克里瑟斯倒台的消息在吕底亚帝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以至于据说一位神庙中的女祭司听到这个惊人消息之后居然长出了胡须。如果只是如此倒也罢了，但仅仅6年之内，波斯就从一个小国寡民、落后且默默无闻的民族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强盛的帝国。
胜利不仅属于他们自己。米底骑兵装备了为冬季作战而准备的羊皮大衣和耐力很好的山地马匹，这已经超出了坚守岗位的需要。米底人的将领也是如此。战场上哈尔珀格斯向居鲁士提出了最好的建议，他提议在吕底亚骑兵发动总攻之前，将辎重骆驼安排在波斯人战线的前锋上。居鲁士依照建议下令，吕底亚人的马匹受到骆驼发散出的陌生臭味的惊吓，纷纷掉头逃窜，这场战斗也因此获胜。居鲁士受到这次胜利的激励，因此也并不奇怪他希望像以前安抚米底人一样安抚吕底亚人，虽然这些新的臣民属于非雅利安人（anairya）。克里瑟斯和阿斯提阿格斯一样免于处死，他被接纳为征服者的扈从，他那些丰富的宝藏则被完好保存在萨迪斯，甚至当地的税收也被放心地交给当地显贵管理。然而吕底亚人显然被这样的宽宏大量惊呆了，将这看作软弱的表现；居鲁士刚刚返回埃克巴坦那，最受到他的信任而被委任看管此处财富的贵族就发动了叛乱。这是一次致命的误判。居鲁士将这样的行径看作最为低劣的背叛和忘恩负义，面对挑衅他立即发动远征作为回应。新令下达，新兵迅速从埃克巴坦那开出，但这次再也没有任何仁慈可言。取而代之的是得到命令的波斯人要用更为传统的手段来证明他们的统治：犁庭扫闾，叛乱的首领被处死，追随者成为奴仆。这些都是按照波斯国王的指示完成的。
尽管居鲁士展示了自己报复的力量，但并没有放弃帝国政策的根本。如果不再有吕底亚人，那么米底人仍被他当作令人赞扬的新政的参与者。出于这样的安排，哈尔珀格斯这位居鲁士外国侍从中最显赫、最有价值的人被派往西部统率帝国的军队。这个机会是即使他继续忠于阿斯提阿格斯也永远不会得到的，因此这位来自扎格罗什山脉的部落酋长抵达吕底亚，公开使用了“海洋大元帅”19这种惊人的头衔。他以惊人的效率在自己的官邸开始工作，为了在“苦海”20（爱琴海）的亚洲边缘尽快建立起标准，他迅速收拾了吕底亚人。沿着海岸线布满了美丽而繁荣的城镇，波斯人称当地居民为亚乌
[2]那人（伊奥尼亚人）。几百年来，这里的居民主要是从希腊来的移民，伊奥尼亚人和他们隔爱琴海相望的母邦同胞们一样，仍然明确坚信自己属于希腊人。他们彼此争吵不休，不能形成统一的阵线，对于哈尔珀格斯来说，这样的人如同俎上之肉一样。他将这些城市一座接一座地收入囊中。的确，他的大名对于很多伊奥尼亚人来说都是一种威胁，如果不想臣服于波斯人的统治，他们只能选择逃到海外，迁往西西里岛或者意大利半岛上。有一座城市佛士亚（Phocaea）甚至迁走了全部人口，“妇女、儿童和可以带走的财产，实际上所有的东西……只给波斯人留下一座空城”21。哈尔珀格斯给伊奥尼亚人的心里留下了巨大的阴影，他要到来的回忆长久以来成为一个梦魇，即使在最私密的愉快场合中也是如此：
当冬季降临，你躺在炉火边柔软的沙发上时，
四周都是美食，一边嚼着干果一边饮着美酒，
这时你一定会问：“你来自何方？告诉我你多大了？
当米底人来到的时候你的年龄多大？”22
不，也许应当注明“当波斯人来到的时候，你的年龄多大？”——这就是哈尔珀格斯给伊奥尼亚人留下的困惑印象，即使当他们已经臣服于这些新的统治者之后依然如此。甚至很久之后，当希腊人提到波斯人的时候，仍然称他们为“米底人”。这种混淆一点也不令人惊讶。扎格罗什山区民族的复杂情况对于一个遥远地方的人来说的确难以弄清。这些西部海滨城市意识到自己臣服于一个从未听说过的民族，这样的事实意味着一个崭新而动荡的时代的来临。世界似乎突然急剧地缩小了，以前从未有过任何一个人能将势力扩展到如此遥远的地方。但居鲁士不仅没有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反而产生了不安和焦虑。因为所有这些胜利，以及自己想象中潜伏在身后的危险令他感到恐惧。从萨迪斯返回之后，他将注意力转向东方的地平线。如果忽略了这个方位的事务，即使是最杰出的征服者也会发现自己的功绩只不过是建立在流沙之上。在担心游牧部落的劫掠以及从伊朗高原传来的雷鸣般马蹄声的同时，没有一个帝国能够保证自己完全安全。有谁能比波斯人更了解这一点呢，因为他们自己就来自于游牧部落。
所以居鲁士亲自镇压了吕底亚的叛乱后，就踏上与埃克巴坦那相反的方向，沿着呼罗珊大道朝着东方进发。23对波斯人和米底人来说，这同样是一次回到自身历史的征途，朝着他们祖先传说中的故土前进，“水草丰美，宜牧牛羊”24，这里的一切看起来都气势宏大，原野辽阔，群山巍峨。居鲁士进军到高原之上，最终将目光瞄准了兴都库什山脉（Hindukush），它能够越过中亚的群峰看到东方太阳升起——“这永不熄灭的、如骏马一样矫健的太阳，正是它最先身披金色盛装，攀上美丽的山顶，并从那里用慈善的目光俯瞰着雅利安人的居所”25。自从很久以前波斯人离开了这片“雅利安人的居所”，这里就成了一些骄纵贵族的乐土，和他们那些住在扎格罗什山的表亲相比，这些人虽然落后但或许更加富有，并且十分好战。一旦居鲁士成功地令这些人臣服，他们将给他带来令人敬畏的巨大人力和财富资源。这片荒芜的土地绝不会失去自身混沌的特点，他们的新主人如以往一样善变，小心地将自己扮演为当地传统的继承人，任由当地贵族继续他们喧哗的行事方法，但从此以后效忠于波斯国王。这虽然松散，但是居鲁士巧妙地掌握着方向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不仅仅是军队和黄金，还有一片缓冲地带。他在这片从兴都库什山脉到咸海的巨大弧形地带中建立起许多省份，在东北方向为波斯提供了一道屏障，保护了波斯从前面对中亚草原来的入侵者敞开的最脆弱的地区。健陀罗（Gandhara）、大夏（Bactria）和粟特（Sogdiana），这些地方原来都是危机四伏、动荡不安的流血之地，如今成了波斯军事力量的堡垒。
堡垒有很多条件。蛮族和开化的各族都认可居鲁士在遥远荒芜的世界边缘为自己指定的领地，否则可能发生的事变仍然会带来一大堆麻烦事。例如米底人的民间传说中就保留了一个故事，他们的帝国在最为强大的时候曾经遭到“斜眼”的斯基泰人（Sakas）的奴役，这些人如同他们居住的草原一样以野蛮、残忍和不可教化而著称，米底人被他们控制长达28年。当居鲁士后来从粟特向今哈萨克斯坦进发的时候，发现自己面对的正是当年米底人遭遇过的同一群魔鬼，人们很容易认出这些人，他们头戴高高的尖顶帽子，善于使用斧头发出警告，这是一个严重的危险信号。居鲁士俘虏了斯基泰人的一个首领，并用高贵的骑士风范对待他，这个首领臣服于入侵者，斯基泰人为波斯国王效力，后来成为帝国军队中最残忍的力量。但是这仅仅是一个部落。在它的家乡以外有辽阔的原野，那里盗匪出没，危机四伏，其幅员之辽阔嘲弄每一个试图征服此地之人——甚至是那些我们已知的最伟大的征服者的野心。有些人说，没人能说清楚那片原野延伸到何处，也没人知道它的边际何在；那里有长着人身羊腿的部落，那里都是冰天雪地的蛮荒之境，那里的居民每年需要冬眠6个月时间，在那个地方以外流淌着环绕世界的兰加大河（Rangha），这条河如同大海一样宽阔。26居鲁士在跨越景色单调的草原时，显然没有预料到要推进到这样遥远的地方。最后，当他发现一条大河挡住了他的去路时，便在布满泥沼、蚊虫肆虐的岸边休整，并最终停止了前进。这条河就是药杀水（Jaxartes River，今锡尔河），河水很浅而且岛屿众多，为勇敢的人提供了天然的边界；因此居鲁士下令，依山河之险，补其不足，建造7座边镇，并将其中最大的一座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叫“昔罗波利斯”27。从此以后，这片人迹罕至的蛮荒草原就像一名奴仆一样，被打上了波斯国王的印记。
将他的身份烙印打在斯基泰人土地上的做法彰显了帝王的双重意思。药杀水之外那些好战的野蛮群体不再被允许南下侵略，而这条边界之内的居民也不必再为自身的安危而担心。居鲁士的战略总能起到威吓敌人、安抚臣民的双重效果——到公元前540年，当东方的边界稳固之后，居鲁士觉得可以准备回头完成自己最后的任务了。于是他返回扎格罗什山脉，将自己掠食的目光转向每一个征服者雄心壮志的终极目标——今伊拉克南部肥沃的平原，它从亚述延伸到波斯湾，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众多辉煌城邦角逐的舞台。在征服这片古老的中心地带之前没有人会被人承认为世界的霸主——作为新贵的居鲁士非常了解这一点。他还知道这里的居民不是暴君宣传控制下落后的边地愚民，相反，这些人认为波斯人才是蛮族。居鲁士善于扭转人们的先验观念，决定面对这个新的挑战。他侵入敌人的疆域，却宣称要保护这里；他带领庞大的军队，却表现得仿佛和平保护神一样。因此，所到之处无不敞开大门欢迎他的到来。
波斯的武力就是一切，这是抵抗者所能做出的唯一理智抉择。曾经有一支军队试图抵抗侵略，但已经完全被消灭；居鲁士曾经在吕底亚向世人展现过，如果他觉得有助于实现良好愿望的话，并不反对偶尔使用残暴的手段。当然，大体上说他更喜欢按照自己高调的宣传行事。一旦建立起统治，就不再会有杀戮。刑罚也将被控制在最小的限度之内。他的命令以一种和缓仁慈的口吻颁布。对于那些古迹星罗棋布、烟火缭绕的城市来说，居鲁士将自己表现为“正义和公正”的楷模，他的“普世统治的权力”来自于众神的回馈。28但到底来自于哪些神祇呢？居鲁士冷静地装作受到所有人的悦纳。各地祭司寻章摘句适时地将他拥戴为自己人，各族人民也将他看作自己传统与观念的继承者——这都是他成为世界主宰的完美粉饰。他既是阿黑门尼德家族中的新贵部落酋长，也是乌尔或乌鲁克这些古老城市的庇护人——完美无缺。即使上溯到创世之初，人们也无法在历史记载中找到另一个如此迅速地达到这种崇高地位的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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