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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泓

出版社：吉林音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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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名人之六试读：

宋朝卷·导读

公元960年，

赵匡胤

北宋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手工业生产有了显著的进步，而科学技术的进步也是显著的。火药兵器的出现，罗盘针在航海上的使用，毕昇活字印刷的新创造，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它们对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但是北宋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也是在急剧发展，这些矛盾加速了北宋王朝的内部危机，于是出现了范仲淹、王安石的变法，也出现了一批立志改革的改革家。虽然这些改革不可能挽救北宋封建专制主义的腐朽统治，但它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

北宋末，女真贵族的骑兵，利用北宋王朝内部的深刻危机，于公元1127年进入汴京，北宋王朝遭到覆灭。宋高宗赵构仓皇逃跑到杭州，建立了南宋政权。于是从此以后，我国出现了南北对立的宋、金两个政权。

两宋时期的尖锐、持续不断的民族矛盾，孕育了一大批抗辽、抗金、抗元的爱国将领，李纲、宗泽、岳飞、文天祥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为保家卫国的正义事业作出了贡献。

南宋王朝于1279年灭亡，两宋共维持了320年。

宋代是词的鼎盛时代，繁花似锦，作者如林。宋代词人把这种原先被人视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艺术形式，运用到反映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北宋苏轼以大胆革新的精神，为词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道路；南宋辛弃疾在苏词革新的基础上，进一步用词来抒写政治情怀，表现自己爱国抗金的事情，促使宋词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其他词人，如本卷中所提到的欧阳修、李清照、陆游等，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两宋时期，史学家和思想家也不缺乏其人，录选本卷的《资治通鉴》主编司马光与南宋大理学家朱熹，就是其代表。赵匡胤

把握机遇 应天顺人

五代后唐天成二年（927年）2月16日，在中州古都洛阳夹马营一位赵姓军人家里，诞生了一个眉清目秀、面方耳大的婴儿，取名匡胤（yìn）。匡胤祖籍涿（zhuō）州（今河北涿县），曾祖、祖父都在唐朝做过官。祖父做过营州、蓟（jì）州、涿州刺史。父亲赵弘殷，擅长射击，任后唐禁军飞捷使，战功赫赫。匡胤出生在官僚世家，自幼从师学文，习读五经四书。但他生性好动，又由于家父家风的耳濡目染，所以幼年的匡胤不爱读书，对舞刀弄枪倒是兴趣十足。

不过，赵家在赵匡胤长大成人的这十几年中却很不景气。赵弘殷本是后唐庄宗李存勖（xù）所宠爱的战将，李存勖在兵变中被杀后，他也就开始受到冷落，十几年里，朝代已是两度更迭，天子也换了五六位，但他的官职却一直没有得到提升。这期间，赵家又添了二男二女，家境也日益艰难。

赵匡胤18岁时，娶了贺景思将军的女儿做妻子。946年，20岁的赵匡胤毅然别离了结发三载的娇妻，浪迹天涯去闯荡世界。

他先是去投奔几位父亲从前的好友。但世态炎凉，他不但没有从这些有权有势的前辈那里得到关怀和帮助，反而受了不少的白眼和冷遇。一次，他来到凤翔节度使王彦超处，希望谋得一个安身的差使，可王彦超却像打发叫花子似的，给了几贯钱就把他赶走了。两年的流浪生活是艰苦的。赵匡胤并没有被压倒，相反，他的意志和性格却磨炼得更为坚强，眼界也变得开阔了。这天，他来到汉水边的重镇襄阳，住进了一家寺院。寺院的主持是一位年近百岁的老僧，饱经沧桑，他看赵匡胤相貌堂堂，气宇不凡，一身破衣，却不带寒酸之态，心中暗暗称奇。待一交谈，更觉得他日后必有大成就。他告诉赵匡胤，汉水以南的各个政权比较稳定，而北方却战乱不止，乱世出英雄，所以应该北上，而不应南下。

乾祐二年（950），赵匡胤来到河北邺（yè）都，投靠在后汉枢密使郭威的手下，作了一名士兵。后汉枢密使郭威同五代十国时期所军阀一样，野心勃勃，正在招兵买马，想早日走马登基当皇帝。英武机灵的赵匡胤很得郭威的赏识和重用。后汉忌惮郭威，暗地里派密使企图杀害他。郭威先下手为强，起兵反汉。在将士的拥立下，撕下黄旗披在郭威身上，攻入开封，灭掉后汉，建立后周。赵匡胤在拥立郭威的闹剧中崭露身手，遂被提升为禁军的一个小头目。

广顺四年（954），周太祖郭威病逝，柴荣即位称帝，是为周世宗。周世宗的即位，为赵匡胤施展才华和实现抱负创造了极好的条件。这一方面因为赵匡胤是周世宗称帝前的的亲信将领，自然会受到重用；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因为周世宗是一个顺应历史趋势的英明君主，他后来所积极从事的统一中国的事业，为赵匡胤一类有才华的文武大臣提供了用武之地。

周世宗即位后，赵匡胤就随之被调到中央禁军任职。同年二月，北汉和契丹族联合对后周发动进攻，赵匡胤随周世宗前往迎敌。双方部队在高平（今山西晋城东北）相遇，展开激战。战斗开始不久，北汉军队就占了上风，后周大将樊爱能、何徽，一见阵势不好，竟临阵逃脱，一时间后周军队阵脚大乱，情形十分危急。此时的赵匡胤却很冷静，在他的建议下，周世宗将身边的禁军分为两部，一部由张永德指挥，抢占制高点，居高临下，以密集的箭压住敌人的进攻；另一支由赵匡胤率领，从左翼直扑敌阵。赵匡胤对部下高喊：大丈夫建功立业的机会到了。说完带领两千骑兵冲入敌阵。北汉军队受不住这突如其来的冲击，纷纷败退，后周军队终于转败为胜，还斩杀了北汉大将张元徵。

赵匡胤以高平之战的出色表现受到了周世宗的进一步赏识。战后，他不但被破格提拔为殿前都虞（yú）侯，成为后周禁军的高级将领，而且还被委以整顿禁军的重任。

也正是在这次整顿禁军的过程中，赵匡胤开始在军队中形成了自己的势力。他利用主持整顿的机会，将罗彦环、郭廷斌、田重进、潘美、米信、张琼、王彦升等自己麾（huī）下的“心腹”之人安排在殿前司诸军任中基层将领，同时又以自己高级将领的身份，主动与其他中高级将领交结，并同其中的石守信、王审琦、韩重斌、李继勋、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王政忠、杨光义结拜为义社十兄弟，形成一个以赵匡胤为核心的势力圈子。

周世宗先后三次大举进攻南唐，逼迫前后将江北十五州的土地割让给后周。在战斗中，赵匡胤表现得最为突出，被提升为忠武军节度使兼殿前都指挥使。

在打仗的同时赵匡胤还利用时间熟读兵书，渐渐成为智勇双全的将军。赵匡胤待人处事上与以前也大不相同了。以前，他只注重在军队中交结武将，现在对文人也比较重视了。赵普、王仁瞻等人都是在这前后被他罗致在麾下，成为他的谋士，除此之外，他自己也开始留意经史，一改从前那种不喜诗书的草莽作风。

显德六年，周世宗病死，临死之前，让赵匡胤担任殿前都点检（禁军最高将领），保卫小皇帝。

周世宗死后，其7岁的儿子柴宗训即位。后周王朝随即出现“主少国疑”的局面，一时间人心惶惶，谣言四起，各地方的将领都暗自积蓄力量，等待机会以防变故。

赵匡胤立即整顿禁军出发。当晚大军开到开封东北40里的陈桥驿，在那里宿营。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和军师赵普派人到军中鼓动兵变，拥立赵匡胤当皇帝。将士们议论纷纷，认为皇上年幼，不能亲理朝政，我们为国出力卖命，有谁知道？不如立赵将军为天子，再北伐。加之赵匡胤平日对将士和气可亲，大家都佩服他，所以将士们齐声高呼，拥立赵匡胤为天子。赵普等又派人飞骑回开封，跟在京师里的禁军头领订好内应计策。第二天天一亮，赵匡胤尚未起床，院子里已经整整齐齐地站满了将校，齐声说道：“诸将无主，愿拥立点检做天子！”赵匡胤似乎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人趁机将一件备好的黄龙袍披在他的身上，将校们齐刷刷地跪在地下，高呼“万岁”。就这样赵匡胤做了天子。

赵匡胤叮嘱将士并且约法三章：“少帝及太后是我所臣奉过的；朝中大臣，是我的同僚；你们不得惊犯宫室，凌辱朝贵，不许劫掠都市，不许抢劫府库财物。”

随之火速回师开封，在早已等候在京城的石守信等人的配合下迅速控制了局势。事已至此，柴宗训再也无计可施，只得召集，宣读了别人几天前就准备好了的“禅位制书”将帝位让给了赵匡胤。

第二天，赵匡胤宣布定国号为“宋”改元“建隆”。这样他也就成了宋王朝的第一位皇帝。

黄袍加身 稳定臣民

刚刚被取而代之的后周宗宣和旧臣势力还很强大，如果处理不好，他们就会联合起兵造反。

面对这种局势，宋太祖赵匡胤和赵普等人认为应采取以稳定京城、笼络后周旧臣为主的方针，以静制动。

依据这一方针，宋太祖对此采取了优抚政策：封小皇帝柴宗训为郑王，尊符太后为周太后，迁居西宫，安排好他们养尊处优的生活；对郭氏、柴氏的后代分别予以封官进爵。宋太祖对后周旧臣实行了官位依旧，全部录用的政策，甚至连宰相也仍由王溥、范质、魏仁浦三位旧相继任。宋太祖宽宏大度，摒弃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世俗偏见，只要不是死心踏地负隅顽抗，一一照原职录用。这一举措有别于历代新王朝所惯用的赶尽杀绝的手段。这表现了宋太祖具有战略家的宽阔胸怀。

为了保证对后周旧臣笼络和收买的成功，对于那些情势欺凌旧臣的新贵们，宋太祖则毫不留情地严加处理。京城巡检王彦升，是当年兵变入城时的先锋，自恃拥立有功，横行不法。一天半夜他以巡检为兵，去敲宰相王溥的门，吓得王溥一晚上没睡。结果王彦升被贬为唐州刺史。宋太祖的这些作法，对稳定后周旧臣的情绪，缓解他们对新王朝的反对，使他们放心地为新王朝服务，起了很好的作用。但不是所有的周旧臣都愿意侍奉新朝的。

不久，后周的开国功臣、昭义节度使李筠及郭威的外甥、淮南藩镇李重进，趁新朝政权未稳，先后起兵反抗。宋太祖深知，李筠、李重进的反抗，关系到后周地方节镇势力对新政权的信服与否，于是决定亲率大军出征。经过激战，李筠大败，投火自焚，李重进和他的家人亦投火而亡。宋初的“二李之乱”就这样被平息了，至此，宋王朝与后周旧臣之间的矛盾可以说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这年六月，宋太祖的母亲皇太后杜氏因病去世。杜氏出身大家，为人有胆有识，当年陈桥兵变时，有些听到消息的人向她报告，她镇静地说：“我儿素有大志，应当如此。”临终前夕，她突然问一直在身旁侍奉汤药的宋太祖说：“你可知道你为什么能作天子吗？”宋太祖一时语塞，没有回答，但太后偏要他回答，他只好应付道：“这都是先世和太后积德积功的结果。”太后严厉地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你能作天子，那是因为周世宗死后继位的国君年幼的缘故，如果当时是一位年长的人继位的话，你能当上天子吗？我想将来你传位时就应当传位于你弟弟匡义，立年长者为国君，可保国家安定。”宋太祖哭着答应道：“一定按您的吩咐办。”于是由赵普当场记下太后遗嘱，藏于金匮之中，这就是历史上提到的所谓“金匮之盟”。

尽管从感情上说，宋太祖对将来帝位的传弟而不传子不免有些难以接受，但为了保证政权的稳定，太后的这种用心良苦的安排绝非杞人忧天，宋王朝作为梁、唐、晋、汉、周五个短命王朝之后的第六个王朝，还远没有摆脱重蹈覆辙的噩运。

在太后逝世后的次月（七月），皇弟赵光义被任命为开封府尹、同平章事。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任命，五代时期，凡皇位的继承人都要封王任开封府尹，赵光义此时虽未封王，但其任开封已隐然有继位人的地位了。这不但是贯彻太后临终遗嘱的一个重要步骤，更重要的是，宋太祖希望通过此举向臣僚们表明，在未来的皇位交接中，是不会再出现那种“主少国疑”的局面了。

宋太祖深知，五代时期之所以会出现那种朝代更替的现象，与其说是因为皇帝太弱，不如说是因为手下将领拥兵自重，倚仗手中的兵权。篡位弑（shì）主，易于反掌，是威胁皇权的最大势力。为了确保统治的稳固，宋太祖决心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收夺禁军将帅的兵权。“杯酒释兵权”，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一日晚朝后，宋太祖将石守信、王审琦等禁军高级将帅留下，设宴招待他们。酒到半酣，宋太祖慨叹道：“若没有你们出力相扶，我哪能有今天，你们的功德，我是永远不会忘的，可是作天子也太难了，远不如作节度使时快乐。自作了皇帝后，我可没睡过一夜安稳觉。”石守信等人忙问：“这是为什么呢？”宋太祖一字一顿地说：“这还不明白，皇帝的位子，谁都想坐，当皇帝整天提心吊胆害怕有人会来杀我。”一听这话里有话，石守信等人吓得慌忙站起来说：“陛下为何口出此言？”“你们无异心，可你们手下的人呢？一旦他们贪图富贵，将黄袍披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是不想当这皇帝怕也不行吧？”这一番话直把石守信等人给说懵（měnɡ）了，不知如何表白才是，连忙跪地表忠心请皇上指一条路。宋太祖长叹一声说道：“人生就像白驹过隙，转眼即逝。人所追求的不过是金钱美酒，子孙安泰。你们何不去当个地方官，寻个好去处，造些好房院，为子孙立业天天饮酒作乐，以终天年？”第二天，石守信、王审琦等果然都上书称自己有病，不适宜领兵征战了，要求解除兵权。宋太祖十分高兴，对他们赏赐安抚了一番后，随之宣布免去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duó）、罗彦环等的禁军职务，让他们到地方州郡去作节度使。“杯酒释兵权”后，禁军中的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侍卫马步军正副都指挥使等职务不再设置了，只剩下了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和殿前都指挥使这三个不能相互统属的职务。这三个职务互相牵制均直接听命于皇帝。同时指挥使的长官都是由资历较浅的后辈武将担任，使其难以在禁军中形成根深蒂固的势力。

为了“安抚”被释去兵权的石守信等人，宋太祖不但向他们赏赐了大量的钱财，而且表示要同他们结为亲戚，不久，太祖寡居在家的妹妹燕国长公主就嫁给了高怀德，女儿延庆公主、昭庆公主则分别下嫁石守信之子和王审琦之子，通过这种赐婚，这不但使石守信等人在一失一得中获得了一种心理平衡，进而消除了“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之类的疑惧，从此君臣之间的矛盾较为合理的得到解决，上下相安无事。

南北用兵 统一全国

五代十国末期，人们经过长期的战乱，实现安定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统一的历史趋势已经形成。早在后周时期，宋太祖作为周世宗的最得力助手，就曾协助周世宗在推进统一的军事斗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在，当他代周自立，并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之后，自然就把完成中国统一的任务当作主要任务。

从当时的客观形势看，刚刚立国不久的宋王朝周围存在着几个由外族所建立的敌对国家和许多由汉族所建立的割据政权。在北方有契丹族所建立的辽国，在西北有党项族的强大势力，夹在二者之间的则是割据山西一带的北汉，北汉受到契丹的支持，与现在的宋王朝一直处于公开敌对的状态。在江淮以南，则存在着南唐、吴越、后蜀、荆南、湖南。南汉、南平、漳泉等八个割据政权。虽然这些割据政权处于物产丰富、生产相对发达的地区，但由于其各自疆域狭小，又互不联合，因而大都国力衰微，不得不向宋王朝表示名义上的臣服或通好。

宋太祖制定了“先南后北”的统一方针后就开始了武力统一全国的历程。

乾德元年（963），宋太祖任命慕容延钊出征荆湖。临行前，他对慕容延钊说：“出征湖南，必然要借道于南平，南平国势衰弱，可顺便将其攻灭。”

慕容延钊等依计而行，于乾德元年（963）二月，出兵湖南途中攻破江陵，高继冲归降。一个月后，湖南亦被平定。

平定荆湖以后，后蜀这一雄据川中的南方大国已处于坐以待毙的境地了。乾德二年（964）十一月，宋太祖派大将王全斌、曹彬分兵两路，仅用66天的时间就灭亡了后蜀，取得了46州240县的广大领土。

平定后蜀不久，宋太祖两次用兵进攻北汉，都由于遭到强烈的抵抗，无功而返。经过一年多的休整，开宝三年（970）九月，宋太祖决定攻取南汉，继续实施“先南后北”的统一方针。

南汉以广州为中心，割据岭南两广地区达60年之久。北宋平定后蜀后，潘美等宋将就曾攻取了南汉的郴（chēn）州，形成了良好的进攻态势。现在，潘美等接到宋太祖灭亡南汉的命令后，马上就攻陷了贺州，随之攻克昭、桂、连、韶四州，大败南汉军十余万于莲花峰下。至次年二月，即攻克广州，南汉灭亡。宋王朝又取得了60州214县的领土。

南汉灭亡之后，南方剩下的最后三个割据政权个个自危。宋军依照樊若冰的图示在采石用预先造好的战舰架设浮桥获得成功，其主力部队通过浮桥，顺利跨过了长江天险，大败南唐水陆兵十余万于秦淮，直逼金陵城下。与此同时，钱镠（liú）率兵攻克了常州、江阴、润州，形成了对金陵的外线包围，金陵成了一座孤城。不久即攻入金陵，俘虏了南唐后主李煜。

灭南唐是宋太祖统一南方的最后一仗，也是当时最大的一次江河作战。这次战争中的“浮桥渡江”、“围城打援”，是宋太祖战略部署中的经典之作，也是古代战争史上的创举。

967年，宋太祖死去，宋太宗按照宋太祖的既定方针，继续对吴越和漳泉施加压力，终于不动干戈，迫使吴越和漳泉两个割据政权投降。在此基础上，宋太祖一鼓作气，灭亡了北汉，延续了数十年之久的分裂割据局面终于结束了。这时，宋太祖已去世三年。

中央集权 重文轻武

宋初南北用兵、统一全国的同时，宋太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和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首先是“稍夺其权”，即削弱地方势力。乾德元年（963），平定了荆湖以后，宋太祖作出废除荆湖地区“支郡”的规定。宋太祖宣布，新征服地区仍保留节度使，但节度使驻地以外的州郡“直属京师”，“支郡”被取消了。同时，宋太祖逐渐向这些地方派遣文臣出任“知州”，以取代原来掌管州务的武将。最终形成了宋代的“以文臣知州事”的制度。

废罢支郡和“以文臣知州事”，使位尊权重、声势煊赫的节度使的权力受到极大削弱，其实际权力仅等于某一州郡的长官，有时甚至徒具空名，仅是一种荣誉称号。

其次是收归各地的财政大权，乾德二年（964），他发布了一道十分重要的诏令，要求各州除留有必要的经费外，其余财赋中属于货币的部分应全部奉送到京城，不得无故占留。

地方丧失了财权，自然也就无法“屯兵自重”了。在这种情况下．宋太祖与

赵普

宋太祖为了扩大统治基础，改革和推进了隋唐以来的科举考试制度。宋初极力放宽科举考试的范围，无论家庭贫富，门第高低，只要具有一定文化的人，都可以前往应举。同时严格考试制度，以防权贵豪门徇私。

与此同时，又着力改变重武轻文的旧风气。宋太祖即位之初，就下令修复孔庙，开辟儒馆，延用名儒，以劝励教化。针对五代时期文教不兴，学校荒废的情形，他下诏拨款增修国子监学舍，当国子监开学讲书之日，他很高兴地前去看望读书的学生。

随着文教的振兴和开科取士的增多，大批文人进入统治集团。宋太祖认为，乱世用武，治世用文，对这些文臣再也不能像五代时期那样，只是当作点缀摆设，而应切实发挥他们的作用。

这样国家就安定下来了。宋太祖还一直推行广施恩德、与民休息的方针，实行轻摇薄赋、奖励农桑、兴修水利、发展工商贸易，大得民心，极大地保护和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宋朝各地的生产得到迅速的发展。宋代是我国古代史上经济空前发展繁荣的时期。中华民族的四大发明中就有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三项大发明出在宋代。

公元976年，宋太祖赵匡胤亲率大军对北汉发起了第三次攻势。10月，正在激战中，这位胸怀统一大志、正置“天命”之年的杰出君王在刀光剑影中不幸暴病身亡，年仅50岁。

宋太祖赵匡胤戎马一生，南征北讨，励精图治，奠定了两宋300年的基业。他不愧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不愧为动荡分裂的时代力挽狂澜的一代明君。赵普

策划陈桥兵变

赵普（922—992），字则平，幽州蓟县（今北京西南）人。生于五代后梁末帝龙德二年，当时国家动荡，群雄蜂起，各自割据为政，赵普为战乱所迫。随父赵迥（jiǒnɡ）离开原籍，迁居常山（今河北正定），不久又移居河南洛阳。

赵普读书不多，年轻时与赵匡胤交游，彼此引为知己。后被聘为后周的永兴军节度使刘词的幕僚，受到刘词的赏识。刘词去世时，遗表向朝廷推荐了赵普。不久，赵普又成为赵匡胤幕府中的重要人物。

显德三年（956），周世宗柴荣亲征淮南。滁（chú）州地势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大军过淮水后，周世宗命令禁军统帅殿前都虞侯赵匡胤率部强攻，袭破清流关（今安徽滁县西北），占领滁州（今安徽滁州市）。宰相范质根据刘词的推荐，奏请任命赵普为滁州军事判官，就这样赵普在滁州与赵匡胤相处了一段时间，赵普的才智受到赵匡胤的赏识。当时捕获盗匪百余人应当斩首，赵普怀疑其中有无辜的，就细心核察，又请赵匡胤亲自审讯，不少人因而得以免去死罪。由此，赵匡胤更加重视赵普的才能。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在滁州患病时正值赵匡胤出征，赵普早晚奉侍汤药，尽心照料，弘殷因此以同宗看待他。平淮南后，赵匡胤的父亲领同州节度使时召赵普为推官；赵匡胤移镇宋州时又任赵普为掌书记，赵普已成为赵匡胤幕府中的中坚人物。

屡建战功的赵匡胤，更加得到周世宗的信任和器重，显德六年（959），被提升为殿前都点检，这个职务是总领禁军及统帅出征诸军的最高指挥官，是军队中最高的权力机构，担负着重要的军务和责任。

显德六年（959）六月，周世宗柴荣去世，其儿子，年仅七岁的宗训即位，也就是龚帝。即使有顾命大臣的辅佐，但主弱君轻之势已成现实，此种形势给掌握有禁军大权的赵匡胤无疑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一个拥立赵匡胤做皇帝的行动正在密锣紧鼓地筹备着。

显德七年（960）正月初一，朝廷得到契丹勾结北汉大举进犯中原的消息。宰相范质、王博未察虚实，决定派赵匡胤带军征讨。正月初三赵匡胤整军出发，当晚宿营在开封东北的陈桥驿。驻扎之后，军中将士开始议论纷纷，军心思变。当一些将士簇拥着赵匡胤弟弟赵光义和赵普要求立赵匡胤为帝时，老谋深算的赵匡胤还想试一试军中拥立他当皇帝的呼声到底有多高，于是他就厉声说自己忠于皇帝，如果知道你们谋逆，不会宽恕你们。然而众将士的表态十分坚决。赵普为进一步激励将士，又故意说如今外寇压境，应首先杀敌，拥立之事待凯旋归来后再议。诸将士又齐声说不可。赵普见已水到渠成，便对诸将说出自己的真心话：“兴王易姓，虽说是天命，实在存在于人心。”于是赵普开始进行一番周密而紧张的布置：一方面提出要求约束将士，不许掠劫，保证都城人心稳定，使各方面不发生骚动；另一方面派遣军使飞驰入京，密告赵匡胤亲信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都虞侯王审琦准备内应；又命令陈桥夜宿的将士全副武装，时刻待命。第二天黎明，拥立之声震荡原野，赵匡胤在酒醉酣睡中猛醒。赵普、赵光义已带领武装将领破门而入，对赵匡胤说诸将无主，愿立殿前都点检为天子。并不由分说便把象征皇位的黄袍加在赵匡胤身上，大家跪在地上叩拜，高呼万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军队返回京城后。后周在朝百官见大势已去，无可奈何，便承认了现实，以宰相王溥。范质为首的百官降阶跪拜降服。赵匡胤就这样成了宋朝的开国皇帝，而直接参与策划指挥这一兵变的赵普也理所当然成了开国元勋。

“先南后北”战路

赵匡胤取代后周后，改国号为宋，即为宋太祖，建都对梁（今河南开封），改元建隆。赵普有辅佐拥戴大功，授右谏议大夫，充枢密直学士。

宋朝取代后周，基本上是以不动干戈的平和方式。为了进一步稳定政权，赵普支持宋太祖对后周旧臣采取诱之以官爵的措施，使他们改奉宋朝，于是京城迅速安定。但即便如此，领兵在外的一些地方官员仍然倚仗手中重兵，据有数州权势，不甘心降宋，采取与宋对抗的行为。

建隆元年（960）三月，盘距在晋南的昭义节度使李范，联合北汉，率先起兵反宋。宋太祖决定亲率大军出征。赵普认为这次出征事关重大，对稳定局势、巩固宋朝初建政权具有重要政治意义，请求随太祖亲征。太祖笑道：“你能胜任打仗的事么？”当大军到达荥（chú）阳时，赵普向太祖建议乘敌不备，迅速出击。宋太祖采纳了赵普的意见，加快进军速度，一举攻克泽州城。李筠投火自焚而死，其子李守节投降宋朝。平定李筠后，赵普因功被任命为兵部传郎、枢密副使，赐第宅一区。

八月，扬州的后周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又起兵反宋。宋太祖作了周密的军事部署后，于十月亲率大军出征。出征前，宋太祖问赵普征讨扬州之策。赵普认为，李重进虽然据有地形和防御工事方面的优势，但“士卒离心”、“外绝救援，内乏资粮”，应该迅速攻击取胜。太祖对赵普意见点头称是，于是发兵东下，进军神速，不久即包围了扬州，于十一月攻下扬州，李重进走投无路，全家投火自焚而亡。

后周这两股反宋势力被赵匡见很快镇压下去，这为赵宋王朝稳定的国内局势奠定了基础，从而在军事上又为进一步开展统一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宋朝初建时，所继承的后周疆域只不过拥有黄河中下游地区，在它周围还盘踞着许多大大小小的割据政权。在北方，有势力雄厚的辽国，有盘踞太原的北汉；在南方，有南唐、吴越、后蜀、荆南、湖南、漳州等封建割据势力。宋太祖有统一天下的雄心大志，但究竟应当从何入手，他日夜筹思，耗尽心血。

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里，宋太祖带着弟弟赵光义微服出访赵普，赵普见太祖冒着大风雪到自己家来，急忙添炭、烧肉，置酒款待。赵普问：“这么寒冷的深夜，陛下为什么出来？”

宋太祖直截了当地说：“我睡不着，一榻之外，都是他人的地方，因此来见你。”

赵普说：“陛下认为天下小吧？南征北讨，应该是统一的时候了，愿意听您的计划。”

宋太祖试探地说：“我打算收太原。”太原是北汉都城，太祖的意思是采取“先北后南”的策略，从北伐开始。

赵普表示了相反的看法，他认为：“太原当西北二面，太原攻下，西北二面便由我们独力去抵挡，不如暂且等到诸国平定．太原弹丸之地，怎能逃出我们的手掌呢？”这就是赵普提出的“先南后北”的战略，太祖笑着说：“我的意思也是这样，特意来试试你的。”

赵普的话更使宋太祖下定了决心，为统一天下旷日难决的战略方针就这样被君臣二人定了下来。

经过一番军事上的周密准备，宋太祖于建隆三年（962）开始“先南后北”的统一战争。在赵普的精心布置下，赵宋首先进攻南方中实力最弱的荆南和湖南，结果取得完全的胜利，这两个割据政权完全被消灭，使宋军占据极为有利的地位，争取到更大的主动权。继而又挥师指向后蜀，作为下一步进攻目标。乾德二年（964）宋军向后蜀发起进攻，只用两个月时间就占据了成都，后蜀灭亡。不久，又于开宝三年（970），挥师征讨南汉，第二年正月，宋军直逼广州，南汉虽困兽犹斗，但在宋军强大攻势下伤亡无数，广州遂迅速被占领。及后宋又平定了岭南，南汉灭亡。开宝七年（公元974年），宋太祖派十万大军进攻南方最强大的割据势力南唐，南唐对宋军的进攻缺乏准备，因而宋军的推进也比较顺利。过长江天险后迅速包围南唐都城金陵（今南京），经一年左右，金陵被宋军所破，南唐灭亡。在宋军一连串军事胜利的威逼下，南方剩下的吴越、漳州割据势力，也慑于宋军强大威力，先后降宋。至此，宋朝已经完全统一了南方。

开宝九年（976）二月，群臣为庆贺平定南方的巨大胜利，一起上表要给宋太祖加尊号“一统太平”。太祖坚决不同意。这年秋天，宋太祖下令征讨北汉。正当宋军已经逼进太原城，胜利指日可待之际，宋太祖却于同年十月不幸猝然去世，征伐北汉的军事行动暂行停止。宋太祖在世未能实现北伐计划，但宋太宗即位后，继续实行宋太祖的大政方针，决心完成统一北方的事业。太平兴国四年（979）春，兵分四路。向北汉都城太原发起包围，并且一举成功地击败了契丹对北汉的援军。四月，宋太宗赴太原督战，北汉坚持到五月，终于力竭城破而投降。

攻取北汉的成功，再一次显示了赵普制定的“先南后北”战略方针的正确。

赵普并非一味主张对外军事征伐，宋太宗灭掉北汉后，决定乘胜收复后晋石敬瑭（tánɡ）割给辽国的燕云十六州。宋太宗在太平兴国四年（979）、雍熙三年（986），先后两次出兵，希望收复燕云十六州，但均被辽军击退，尤其是第二次战役，宋军死伤惨重，全线崩溃。当时赵普对出兵燕云就持反对态度，在雍熙三年上疏太宗时提出：首先，不能低估辽的实力，出兵燕云失败，就是明证；其次，太祖平息了割据势力并剥夺了最高将领的兵权，但自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自立为政，酿成内患的情形足资借鉴，这是长期用兵可虑的问题。赵普认为，北征燕云是朝廷奸邪小人欺君的结果，要求追查兴兵主谋，对首恶者“早正刑章”。

杯酒释兵权

宋太祖一方面在筹划统一天下的大事，一方面又在思考另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建立起来的宋朝会不会成为五代之后的又一个短命王朝？

建隆二年（961），宋太祖在一次召见赵普时问道：“天下自唐朝以来，数十年间仅帝王就换了八个姓氏，战争不息，生灵涂炭，这是什么缘故？我想消除这种频繁的战争局面，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又有什么办法？”

赵普回答说：“出现唐末这种混乱局面的原因，就是藩镇太重、君弱臣强所致。要想解决问题，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只有剥夺藩镇的权力，制约他们的钱谷，收取他们的精兵，那么天下自然会安定。”赵普说的藩镇当然包括握有兵权的禁军宿将，这些人自五代以来常是改朝换代的主要策划者。赵普认为，只有使他们丧失叛乱的条件，才是对付藩镇惟一的好办法。太祖完全领会了他的意思。于是君臣二人密谋，开始实施一系列的措施。

兵权是藩镇赖以生存的支柱，因而“收其精兵”便成为宋太祖和赵普首先要解决的头等重要问题。

建隆二年（961）闰三月，宋太祖和赵普乘殿前都检点慕容延钊和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由淮南回京的时机，解除了二人所掌禁军的兵权，收归皇帝所有，改任慕容延钊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改任韩令坤为成德节度使。这是收兵权的第一次行动。

同年七月，赵普数次向太祖提出收回石守信、王审琦等人带领禁军的权力、安排其他职务的请求。宋太祖开始有些犹豫，认为他们都是旧日故人，交情深厚，绝不会背叛。赵普提醒太祖说，我也不认为他们会背叛，不过据我了解，他们都没有驾驭部下的本领，恐怕不能制服部下。倘若军中万一有人作乱，到那时他们也就不可能控制得住，只能任人摆布了。赵普的弦外之音，太祖很明白，是担心这几员大将的部下也会重演“黄袍加身”的故剧。

太祖下定了决心，要解除石守信等的兵权。于是有一天，他在宫中摆下丰盛的酒宴，请石守信等几员大将入席饮宴。喝到兴头上时，宋太祖屏退左右，对石守信等人说，我没有你们的鼎力帮助，不会当上皇帝，你们的功劳我永世难忘。但当天子也有很大难处，还不如做节度使安乐自在，我从来没有一夜睡过安稳觉。石守信等人听了以后茫然不解，忙问是什么原因。太祖回答道，皇帝这个座位谁不想坐啊。石守信等人急忙跪下连连叩头说，陛下为什么说这样的话，现在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太祖说，你们虽然没有异心，一旦你们部下贪图富贵，把黄袍加在你们身上，到时就是你们不愿意，难道能摆脱得了吗？石守信等人听了此话惊恐万状，连连叩头，请求太祖指出一条生路。太祖说，人生在世有如过眼烟云，是很短暂的，其实追求的也不过是富贵，多弄一些钱，尽情地享乐，使子孙永远不过穷日子而已。你们何不交出兵权，到外地封为官员，在那里广置良田美宅，为子孙建立永久家业。再多养一些歌儿舞女，每天歌舞升平、欢度晚年。我再和你们联姻结亲，使君臣上下无猜，相安无事，这不是很好吗？石守信等将领心领神会，连连叩头拜谢感恩。第二天他们便相继称病，请求解职。宋太祖派人对他们抚慰一番，又赏赐很多财物，安置他们到外地去做节度使。历史上有“杯酒释兵权”之说法，指的就是赵匡胤君臣所导演的这一幕。

这以后收兵权的行动继续在进行。乾德元年（963）春，对几十个异姓王以及带相印的节度使通过死亡、迁徙、告老、遥领他职等方式夺了他们的权，以文官取代其职位。开宝二年（969）十月，乘凤翔节度使王颜超及诸藩入朝之机，宋太祖在皇家后苑摆下酒宴，又通过微妙的暗示，迫使王颜超等人自动请求辞官归家养老，罢去了他们握有重兵的藩镇职务，夺了他们的兵权。

在大肆剥夺诸藩、将领兵权的同时，宋太祖和赵普又在国家军事体制方面进行了调整、整顿，这些措施对进一步巩固赵宋王朝的中央集权，消除悍将强藩对朝廷的威胁，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禁军将领，权任极重，容易威胁皇权。在调整中取消了殿前都点检、殿前副点检等高级禁军将领的建制，改由职位较低的殿前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指挥使统辖禁军，称为“三衙”或“三司”；“三衙”只负责军队的管理和训练，没有调兵权。调兵权仅属于枢密，但是枢密院又无指挥权，军队指挥必须完全听命于皇帝。征战之时由皇帝临时点将，将帅在战场上一切的军事举措，完全听命于皇帝的远地指挥，无权独立作战。征战结束后，兵归宿卫，将还本职。这样将帅就不得专其兵，兵也难附属于将帅，但皇帝却专有统帅全军的最高权力。

作为直接保护皇帝安全的禁卫军，是一支重要的军队，为提高禁军素质，在赵普的策划下裁掉了禁军中的老弱病残者，选拔精壮士兵加以补充。禁军头目的任命，由皇帝确定，太祖诏命殿前侍卫二司，挑选所属士兵中的骁勇者升为上军；又命令各州选拔精壮的士兵送至京都补充禁军。禁军的素质提高了，地方军队的作用也随之削弱了。

赵普对军制的精心安排、调整，的确起到了强干弱枝、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禁军“皆以一当百”，武器精良。诸镇对自己手下的兵力决非京师之敌这一点心里很清楚，因此也就不敢轻举妄动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弊病，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中央集中兵权，使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皇帝在远地摇控指挥，大大削弱了将帅的主动作战能力，从而影响了在战场上的作战效果。赵宋王朝在以后与西夏、辽、金的作战中，屡屡败绩，就是明显的例证。

赵普十分清楚仅削夺藩镇的兵权，并不能彻底解决藩镇强霸一方的问题，藩镇往往兼管几个州，有经济基础，有财政来源，有司法大权，可随时委派亲信为镇将，控制州县官吏，实际上就是地方上的上皇帝。于是他奏请宋太祖革除这种弊病。

乾德二年，朝廷下令规定各州的财政收入除留下作本地领费支出以外，其余的全部上交京师，不许藩镇任意截留地方财政收入。乾德三年（965）在全国各路设置了转运使，掌管各路财赋，节度使所属的官吏不得参与。地方司法由提点刑狱官监临，节镇不得干预。五代以来，节度使常常委派亲信为镇将，使他们与县令对抗，实际就是取代县令而自成体系。赵普决定恢复县令的权力，地方一切事务都统一由县管理。这样一来，中央收回了以前节度使统领几州的权力，使各州直属于京师，并由中央委派文臣朝官充任知州。同时又在各州加设了通判官，与知州共同处理政务，起到了互相监督和制约的作用。为避免州久任一地形成割据势力，又规定了“三年一易”的轮换制度。这样一来，地方的封建割据就很难形成了。

赵普采取的这些果断措施，进一步从各个方面削弱了藩镇的权势，各地节度使几乎成了没有实权的虚衔。与此相反，中央的统治权力得到极大的加强，强干弱枝的形势已经形成，中央和藩镇的关系和唐五代相比，已经是大不一样了。

出自对加强皇权的需要，赵普又对中央作了较大调整。在禁中设立中书，称为政事，由中书管政事；设立了枢密使专掌军事；另设三司使（盐铁、度支、户部称三司）总管全国贡赋和财政。过去是由宰相总揽的行政、军事、财政大权，现在一分为三，相权大为削弱。而皇帝除统领中书省外，还统领枢密院、三司等机构，皇权极为加强。为加强中央对司法权的控制，朝廷规定，凡是要处死刑的案件———大辟案件必须录案上报刑部审核。

一系列调整和改革，有效地解决了君弱臣强的内部机制，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到空前加强。赵普在为赵宋王朝的权力得到巩固、加强方面确是竭精弹虑，不遗余力，正由于此，宋太祖视赵普为左右手，对赵普无不言听计从。乾德二年（964）四月，宋太祖为协助独居相位的赵普处理政务，特地设立了“参知政事”一职作为副相，并拜任薛居正、吕余庆为参知政事，但参知政事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权力是有限的。

十四年居相位

在宋太祖时期，由于赵普的贡献极大，所以职务提升很快。建隆三年（962）出任枢密使；乾德二年（964）正月，拜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宰相。太祖视赵普为股肱，事无巨细，都要与他商议。于是赵普也更加尽心竭力，参与制定了北宋初期的所有重大决策。

赵普勤于相业，不管是辅佐宋太祖还是宋太宗始终都是忠贞不二。他曾多次与宋太祖、宋太宗讨论理政治国之道，他认为君主应怀有爱民之心，而且要贯彻始终。有一次，宋太祖在与群臣宴饮时，忽天降大雨，开始太祖有些败兴，及后雨越下越大，太祖已经怒形于色，左右群臣怕得罪，谁也不敢吭声，唯有赵普对太祖说，这场雨对大宴并无妨碍，可对老百姓却很难得，他们都在盼雨，这场雨可以滋润禾苗，他们一定很高兴，实在是值得庆贺，请求乐官为之奏乐。经赵普这么一说，太祖马上高兴起来，命令乐官为喜雨而奏乐。

赵普还认为，治国之道应赏罚分明、大公无私，他把大公无私比作大自然的天，说：“天发生于春夏，杀于秋冬，不私一物，此所以能长久，王者所应当效法。”

赵普辅佐太祖、太宗对官吏严加选拔和考核，他请求太祖对官员进行考绩，提出以后拜节度使及武官等职必须要求立有战功，对宰相以及以下的百官应每年进行考绩。赵普选拔官吏，刚毅果断，敢于据理力争。他生平举荐过许多人，发掘过许多人才。他曾上疏太宗推荐张齐贤任宰相，以后张齐贤两次担任宰相，任劳任怨，工作相当出色。赵普曾发现一个人很有才能，上奏向宋太祖推荐这个人做官。太祖看了奏章后决定不录用。但上朝时赵普又递上了同样内容的奏章，太祖大怒，把奏章撕破扔在地上，满朝文武都大惊失色，赵普面色不变，跪在地上将碎片拾了回来。隔些天，赵普将奏章碎片粘贴在旧纸上照旧奏荐。太祖终于领会过来，任用了这个人。

又有一次，许多官员当提升，太祖素来对其中一个抱有恶感，不打算给他升迁，赵普认为应升迁，坚持请求，太祖发怒说：“朕决心不让他升迁，你能怎么样？”赵普说：“刑罚是惩办作奸犯科的，封赏是酬劳有功绩的，从古以来都是这个道理。何况刑赏是天下的刑赏，不是陛下的刑赏，岂能以陛下喜怒好恶来决定。”太祖大怒，站起身来就走，赵普跟随在后。太祖进入后宫，赵普在宫门外伫立，久而不去，终于得到太祖的同意。

赵普对禁军将领的选择特别精心谨慎。乾德元年（963），宋太祖要提升天雄节度使符彦卿管禁军。赵普了解符彦卿在节度使任上专横放纵，恣意不法。他认为符彦卿的名位已经很高了，不应该再授给他兵权。但太祖不听。发出了委任诏令，并不许赵普再谏。赵普把诏令扣留在自己手里，第二天上朝还给了太祖，劝太祖要深思利害。太祖问赵普为什么对符彦卿这样疑忌，太祖认为符彦卿不会有负于自己。赵普只好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太祖听了以后默默无言，于是中止了提升符彦卿的做法。

赵普也很重视法制，建隆三年（962）朝廷决定更定刑统，命令兵部尚书窦仪主持这项工作，《宋刑统》于第二年终于完成，经赵普的斟酌修改，连目录31卷，计12篇，502条。这是专属刑事法规，凡与刑名无关的敕令，另编有《建隆编敕》四卷，与《宋刑统》一起颁布天下。在封建专制社会里，皇权往往等于法，所谓“口合天宪”说的就是皇帝的权力凌驾一切。但即使如此，赵普还努力劝说太祖、太宗依法办事。太平兴国年间有一个卖药的骗子陈利用得到了宋太宗的信任，官至郑州团练使。此人专横骄纵，目无国法，坏事干尽，还拉拢一些爪牙为其张目，朝中许多大臣敢怒而不敢言。赵普派人查清了他的恶迹，审讯时陈利用也都供认不讳并且表示服罪。赵普奏请朝廷把陈利用处斩，但太宗却下诏将其流放商州，不久又要让他回来。赵普说陈利用罪大恶极，处置如此之轻，天下何以能服，留这样的佞臣贼子有什么用？太宗反驳说，作为万乘之主，怎么就没有保护一个人的权利？赵普答道：“此人犯了十几条死罪，陛下不杀，他必然要混淆天下的法律，法应当爱惜，此人有什么可爱惜的？”太宗不得已命令陈利用在商州自裁，但随即又后悔了，急派使臣送去免死的命令，但赵普在使臣未到时就已经把这个恶棍杀了，此事大快人心。

由于赵普独居相位达九年之久，朝政独断，威权日重，骄横之气也日盛，出现了刚愎自用、独裁专制的现象。他常在衙署座位后边，放置两口大瓮，凡是不合他意的内外表疏，就随手扔在瓮内一烧了事，为此他也得罪了不少人。赵普虽然善于举贤荐能，但也有嫉贤妒能之时。宋太祖曾夸奖过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冯瓒（zàn）是当世罕有的奇士，要重用他。赵普出于妒能之心，先是把冯瓒弄到梓州去做官，又想用卑鄙的手段置冯瓒于死地，幸好宋太祖出面进行了保护，冯才幸免于难。

开宝六年（973），宋太祖有一天亲临赵普的府第，见廊下放置十个瓶子，太祖问是什么，赵普回答说是刚才吴越王钱谬派人带来书信时送来的海产。太祖说：“海产必然是好东西。”即命打开，里面装的都是瓜子金。赵普诚惶诚恐地叩头说：“臣还没有拆开书信，实在不知道。”太祖叹口气说：“受之也无妨，他还以为国家大事都是由你们书生作主呢。”显然矛盾已经出现了。在这以后，就有人告发赵普私购官禁的秦、陇大木材，用来扩建府第；赵普的儿子娶了枢密使李崇矩的女儿为妻，违反了宰辅大臣子女不得通婚的禁令；赵普还包庇过受贿和拒不赴任的官吏等等。太祖大怒，决定借此机会分赵普的相权，诏令参知政事轮流与赵普知印、押班、奏事。开宝六年（973）八月太祖干脆就罢了赵普的宰相，出任河阳三城节度使，检校太傅、同平章事。

太平兴国二年（977），宋太宗诏令赵普入朝，改任太子少保，迁太子太保，留在京都供职。在留京师的开始几年，因为中书侍郎卢多逊的诋毁，宋太宗对赵普怀有猜疑之心，赵普郁郁不得志，一直没能入相。后来赵普冲破卢多逊的障碍，积极支持宋太宗对秦王廷美（太宗弟）的斗争，才使宋太宗和赵普的关系有所改变。太平兴国六年（981）九月，赵普被任命为司徒、兼侍中、又出任宰相。太平兴国（983）八年十月赵普又被免去宰相职务，出任武胜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侍中。以后开封尹陈王元僖上疏太宗，推荐赵普再次入相。端拱元年（988）二月赵普再任兼侍中，淳化元年（990）正月自己主动要求免去宰相职务，以太保兼中书令充西京留守河南尹。以后封为梁国公，又改为许国公。

史书记载，赵普年轻时懂得官吏的事务，读书很少，当了宰相后，太祖常劝他多读书，增长学识。赵普深有领悟，他孜孜不倦，有志于学，甚至到了晚年也手不释卷。有人曾讥讽他以半部《论语》治天下，据说他对此也默认，其实赵普通过勤奋的学习，吸收了不少治理天下的道理和方法，又加上他善于审时度势，多谋善断，在事业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淳化三年（992），赵普拜为太师，封魏国公，当年七月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一岁。宋太宗听到这一消息时非常悲痛，因此罢朝五日。追赠赵普为尚书令，追封真定工，谥忠献。太宗并亲自撰写了神道碑以纪念他，并以八分书亲笔书写。

寇准

宋太宗之魏征

寇准（961－1023），字平仲，华州下邽（ɡuī）（今陕西渭南东北）人。先世曾居太原太谷（今山西太谷）昌平乡，后移住冯翊（yì），（今陕西大荔），最后迁至下邽。父亲寇湘于后晋开运年间（944—946）考中进士甲科，因屡建功勋，被封为三国公，追赠官职至大师尚书今。

寇准少时英俊豪迈，又兼勤苦功读，十四岁时，已经写出不少优秀诗篇；十五岁时就能精习《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等。太平兴国五年（981），年仅十九岁的寇准来到京都汴梁（今河南开封）应试考中进土甲科并取得参加宋太宗殿试的资格。当时因宋太宗喜欢录用中年人，有人教寇准虚报年龄，寇准回答说：“我刚开始求进取，怎么可欺君瞒上呢？”如实申报，结果一试得中，受任为大理寺评事，实任大名府成安县（今河北成安）知县。

寇准在知成安期间，政绩卓著。他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征收赋税和徭役，禁止巧立名目摊派，每次遇到赋役，从不出拘捕文书，只要将乡里的百姓姓名在县衙门前公布，百姓没有敢延期的。

由于他任职努力，数年间屡屡升迁，作到判吏部东铨。宋太宗在位之际，时常诏命群臣直言极谏。一次，寇准上朝时正逢众官商议与契丹议和的事情。他听了之后，当即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契丹屡屡侵扰，只应加派精兵驻守，不可与之讲和，并将战和的利弊一一列出，受到太宗的重视，被提升为枢密院直学士。

宋太宗在处理重大问题时，常常征询寇准的意见，寇准也直言相告，挽衣留谏的佳话就是在这一阶段发生的。一次，寇准奏事，说话不称太宗的意，太宗发怒而起，寇准拉住太宗的衣服，叫太宗仍旧坐下来，事情决定后才走。太宗息怒以后细思寇准忠直言行，十分赞赏地说：“朕得到寇准，犹如唐太宗得到魏征。”

淳化二年（991）春，天大旱，又闹蝗灾。宋太宗邀请近臣问时政得失，许多大臣都推说是“天意”，虚词搪塞。寇准说：“《尚书·洪范》篇讲天人之间影响，大旱可以证明刑罚有所不平。”这实际上是借题发挥，指责朝政。宋太宗怒容满面，站起身来进入后宫。过了一会儿，宋太宗稍稍心平气和，又传命召见寇准，问他刑罚不平的情况，寇准要求把中书省、枢密院二府长官召来由他当面评议得失。宋太宗立即宣唤二府长官王沔（miǎn）等人前来。寇准面对这些权要大臣，严辞指出：前不久祖吉、王淮枉法受贿的事发，祖吉得赃不多被判处死刑，而王淮监守自盗，侵吞国家资财多至4万，却因是参知政事（副宰相）王沔的弟弟，只受到杖刑，事后照样为官，这是明显的执法不平。太宗当即质问王沔有无其事，王沔连连叩头谢罪，于是太宗对王沔痛加斥责。

从此，宋太宗更觉得寇准忠直正廉，可委以大任，先后授任为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等职。不久，又把用通天犀（xī）制做的两条珍贵玉带赐给寇准一条。

淳化二年（991）九月，寇准任同知枢密院事。在任期间他与知枢密院事张逊不合，张逊也一直想找机会整寇准。淳化三年（992）夏末，寇准与另一位大臣温仲舒出郊而行，途中遇一疯人拜在他们马前呼“万岁”。当时他们并未在意。但此事却被张逊乘机抓住，唆使其心腹王宾向宋太宗告发，肆意指责寇准存有非分之想。宋太宗一看奏章，勃然大怒，立即传讯寇准，斥责他居心叵测。寇准请温仲舒作证，张逊命王宾单独上奏。在朝廷上张逊和寇准激烈争执，唇枪舌剑，互相揭发对方的隐私，相持不下。太宗恼怒双方有失大臣体面，一怒之下，把张逊贬为右领军卫将军，而贬寇准为青州（今山东益州）知州。

拥立太子是寇准一生中的一件大事。

宋太宗进入暮年之时，身患脚疮很严重，十分痛苦，同时他也为立太子的事未能谋划决定而烦燥不安。原先曾有个叫冯拯的与别人一起上疏，表示请皇帝尽早立太子，不仅遭到了太宗的反对，而且还把他们这几个大臣贬到了岭南。从此后大家吸取教训，再没有人敢提立太子一事了。

寇准虽然被贬，但没有失去太宗的信任。后来寇准奉皇帝之诏回到京城朝见太宗。等寇准行过参拜之礼后，太宗掀衣解袜给寇准看，并说：“卿怎么来得太迟？”然后就继承王位一事征求寇准的意见。寇准不便直接回答大宗的问题，就说：“陛下为天下选择君主，不能与妇人、宦官去商量；不能与近臣去商量；只愿陛下选择能符合天下所仰望的人。”太宗听罢，低头想了很久，然后屏退左右，对寇准说提出襄王元侃这一人选，寇准以“知子莫如父”的说法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并督促太宗早下决心。立太子一事就在君臣二人的这次商谈中决定了。

因协助太宗确立了太子的人选，使太宗了却了一桩心事，淳化五年（995）九月寇准拜为参知政事。

至道元年（995）八月，宋太宗任襄王元侃为开封府尹，改封寿王，立为皇太子。此后寇准还机敏地避免了一场骨肉相恶。太子到太庙祭告行礼回来，京城人民都聚集在道路上观看，十分高兴雀跃，说：“真是个少年天子！”太宗得知后心中不高兴，说道：“人心一下子都归化了太子，那将把我摆在什么地位呢？”寇准立刻再拜并祝贺说：“太子众望所归，是陛下的决策英明，是国家百姓的洪福。”太宗入宫后说与妃等知道，宫中的人也都前来道贺。太宗再从后宫出来，邀寇准饮酒，醉得很厉害才罢。

不久，寇准又加官给事中。

至道年间（995—997），寇准还曾安抚秦州（今甘肃天水一带）的蕃民骚乱。

自唐代末年以来，渭水南边住着一批少数民族，古称“番民”。宋太宗晚年时，番民经常骚乱。太宗委派大臣温仲舒作秦州知府，温仲舒把番民集中到渭北，建栅栏、堡垒限制他们自由进出。番民对此十分不满，酝酿寻隙滋事。温仲舒自以为事情办得漂亮，撰写奏章向朝廷报功。

宋太宗读完温仲舒的奏章后不高兴，说：“古时羌戎在甲、洛一带和中原百姓杂处，蕃夷不大安分，一旦有事，将会重新困我关中。”他令寇准来询问。寇准回答说：“唐朝的帝王注重汉、番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大臣们也主张不赏边功，终于形成边疆的安定局面，也出现了开元年间的太平盛世。而今封疆大吏贪赏过功，轻易地制造事端矛盾，怎能不招致祸乱呢？此事不可不防！”太宗听取了他的意见，把温仲舒调往凤翔府（今陕西宝鸡中部），改派寇准前往渭北安抚。寇准到了秦州，把当地番民首领招集在一起，经过多次协商，决定迅速拆除渭水北岸的栅栏、堡垒，恢复了番良的帐篷、庐舍，调解了当地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从此秦州境内出现安定、和平的局面，各族人民和睦相处，相安无事。

至道二年（996），宋太宗在京师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大礼，朝中和地方的官员都得到加官进秩。寇准身为副宰相，所引荐的官员多得到地位高而职司重的台省要职，所不喜欢的或者还不了解他的才能的人，也抑低序列而升官。比如彭惟节的位次一向在冯拯之上，冯拯不服，列衔在彭惟节之上。寇准很是气愤，指斥冯拯扰乱朝廷制度，冯拯也怒不可遏地弹劾寇准擅权，并且列举出岭南任官不公平的几件事例，宋太宗对此大为不满。参知政事张洎（jì）原来与寇准的关系不错，因害怕受他的牵连，也落井下石地检举寇准诽谤朝政。就在这时，广东转运使康戬（jiǎn）又上告说宰相吕端、参知政事张洎、李昌令都是由寇准引荐升官，吕端与寇准结为至交，张洎一向曲意奉迎寇准，李昌令软弱不堪，因此寇准得以随凭个人意图扰乱法度。

宋太宗很是忿怒，责备宰相吕端，吕端也不争辩。寇准上朝时，太宗问他冯拯所讲的问题。寇准毫不相让，在朝廷上仍力争不已，还拿出中书省文书为凭，争论是非曲直。太宗斥责他在朝廷上强辩有失执政体面，但寇准仍然喋喋不休，在太宗面前大论是非曲直。太宗颇觉无可忍耐，叹息说：“鼠雀还知道人意，何况是人啊！”

当年七月，宋太宗贬寇准为邓州知州；次年迁任工部侍郎；后又历任河阳、同州、凤翔、开封等知州、知府。

促使真宗亲征

至道三年（997），宋太宗病逝，太子赵恒即位，即宋真宗。

景德元年（1004）七月宰相李沆去世，宋真宗任命毕士安为参知政事，并准备进一步拜他为宰相。在毕士安进殿谢恩时，真宗还就另一个宰相人选征求他的意见。毕士安推荐寇准，说寇准忠诚可嘉，资历深厚，善断大事。

真宗说：“朕听说他刚愎自用。”

毕士安说：“寇准忘身为国，坚持正道，打击邪恶，因此受到小人的诽谤与排挤，是不奇怪的。现今天下百姓虽然安居乐业，但北部边境有院兵骚扰，危害深重，现在正是起用寇准的时候。”

真宗点头称是，于是在当年八月同时任命寇准、毕士安为宰相。

寇准与毕士安同居相位，二人志同道合，合作得很好。寇准忠直不阿、嫉恶如仇，屡受奸邪小人的弹劾诬陷，多亏毕士安一一为他辩解，才得以免受真宗的怀疑。

景德元年九月，辽兵入侵宋朝北部边境，派小股骑兵在深县（今河北深县）、祁（qí）县（今河北安国）一带掠夺，作战稍有不利，便引兵逃走，还来来回回似没有发动进攻的意向。寇准得知这一军情后，认为这是敌兵大举入侵前的惯用伎俩。当即上奏说：“这是敌兵要麻痹我们，使我们不再重视，请练兵命将，选择骁锐，占据要害之地，以为防备。”宋真宗采纳了寇准的建议，派遣杨延昭（zhāo）、杨嗣（sì）等将。分别把守边关要塞，严密监视敌人。

同年十一月，辽兵果然大举南侵。辽国萧太后、辽圣宗亲统大将萧达揽，领兵20万，进犯贝（今河北清河）、魏（今河北大名）诸地，包围了瀛（yínɡ）州（今河北河间），兵锋直指黄河北岸的澶（chán）州（今河北濮［pú］阳）。敌兵步步深入，朝野十分震惊。边关的告急文书有时一天要送到五封。在群臣惶恐之时，寇准却十分镇定，他有意将告急文书扣留不发，饮酒谈笑自若。但有一小部分臣僚惊惶失措，忙把告急文书转奏给宋真宗，真宗大为惊骇，召问寇准，寇准认为皇帝御驾亲赴澶州就可以很快取胜。毕士安也从旁附议，力劝真宗身赴前敌。真宗召集群臣商讨进兵方略时，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主张皇帝南避金陵；大臣陈尧（yáo）叟（sǒu）是四川人，请求真宗躲往成都。真宗本来就顾虑重重，再听到这两种意见，不免动摇起来。寇准知道是二人的计谋，佯作不知道，说：“谁为陛下谋划这一计策的，其罪可诛。今陛下神武、文臣武将协力同心，若御驾亲征，贼寇自然逃遁。不然，出奇兵以破坏他们进攻的计划，以挫伤他们的锐气，一劳一逸之势已成，我当稳操胜券。怎么能丢弃宗庙社稷于不顾而幸楚、蜀边远之地？如果人心离散，贼寇乘机深入，天下还能保得住么？”宋真宗认为寇准的话有道理，便决心御驾亲征。

景德元年十二月，宋真宗率军北上。行至半路，又有人议论起南幸金陵之事，真宗又犹疑了，召来寇准商议。寇准说：“目前陛下只可进尺，不可退寸。河北军民日夜盼望圣驾到来，士气倍增；如果退回去，万众士气瓦解，敌人乘虚而入，恐怕连金陵都要守不住了。”为消除宋真宗的顾虑，寇准还动员将领前来表态，终于使真宗坚定了决心，来到黄河南岸的澶州南城。这时辽兵的声势很大。请真宗驻跸以观察军事形势。寇准力排众议，坚决请求说：“陛下不过河，则人心更为动摇，贼寇的气焰不杀，不是取得决胜之策。况且，杨延昭、杨嗣、王超等将领已经率领精兵分屯在中山等地；李继隆、石保吉等将领也已经排开大阵迎击辽军；四方各镇赴援的将领也纷纷赶来；陛下此行万无一失，为何迟疑不进呢？”于是真宗同意渡河北。宋真宗到达澶州北城后登上城楼检阅河北军民。河北将士和百姓望见御盖，踊跃欢呼，辽兵见到这种情况十分惊愕（è），队伍不能成行。

在前线，宋真宗把军事大权都交给寇准，寇准果断，号令严明，军队士气振奋。有一天，几千名辽军骑兵进城，宋真宗亲自登城督战，杀死、俘虏了一大批敌兵，剩余仓皇逃走。宋辽旷日相持，宋军无懈可击，辽兵孤军深入，希望速战速决，统帅萧达揽亲自到阵前督察军情时，被北宋大将李继笼部下的威虎军首领张环用强弓劲弩射死。萧达揽一死，辽军士气大挫，宋军更受鼓舞，双方战局陡然发生变化。

萧太后不敢久陷在中原战场，景德元年十二月秘密派使臣来到澶州北城，请求议和。宋真宗在战场也是卧食不宁，巴不得速速结束此役。他对辽方提出的土地要求不予同意，但同意给钱。寇准的态度则非常坚定，不但连馈送金银之事也不同意，而且想让辽国称臣并献出幽、蓟十六州土地（幽、蓟十六州为后晋石敬塘所割让）。为此事曾向真宗提出建议，但宋真宗无心久战，推脱说不忍生灵涂炭，希望早成和议。许多大臣也早想脱离干戈之地，纷纷在真宗面前进谗。有人甚至说寇准主战，是为了借机抬高自己的身价。寇准万般无奈，只得忍痛放弃有利时机，同意与辽国讲和。宋真宗派亲信曹利用出使辽营，并授意只要辽方退兵，每年可赠他百万金银布帛。寇准得知后，把曹利用召至自己帐下，严厉地叮嘱说：“虽然皇上允许百万，你所谈的银两不得超过三十万，超过三十万，回来后我要砍你的脑袋。”曹利用到了辽营，经过严辞力争，最后以每年交给辽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的条件达成协约而返还，双方约为兄弟盟国，辽国在结盟之后带领军队回去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澶渊之盟”。

风风雨雨之宦途

澶州之盟后，宋辽罢兵，两国边境相对较为平静，宋真宗对寇准也更加器重，全权委托他处理朝中大政。寇准辅政，一向赏罚分明；举贤任能，破格用人；惩治邪恶，罢黜庸吏。有一次任命官员，属下拿着官吏名册，打算依次晋升。寇准却说：“宰相之责，在于提拔忠良贤才，罢黜奸邪馅媚的无用之人，倘若按名册先后用人，这是一个小小官吏就可以办到的，那还要我这个宰相作什么？”由于寇准治政有方，到景德二年（1005），宋真宗给他加官中书待郎兼工部尚书。

自从澶州结盟之后，寇准也不免有些飘飘然起来了。因而也给人以可乘之机，他以后在上层集团的斗争中接连走下坡路，其根源也在于此。

王钦若等佞臣自从劝真宗避金陵遭到寇准痛斥之后，一直忌恨在心，如今见寇准权重朝班，更是愤愤不平，时刻伺机诬陷寇准。

景德三年（1006）的一天，宋真宗会见文武百官。散朝之后寇准先自退班，宋真宗因敬慕寇准，注目远送他出朝。这一情景被王钦若看在眼里，他对真宗道：“陛下如此敬重寇准，想必是他立下保卫国家的大功吧？”真宗点头称“是”。王钦若出其不意地说：“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反以为寇准有功于国，究竟是何道理？”宋真宗感到惊愕，王钦若接着说：“城下之盟，为《春秋》所耻。澶渊之盟正是在大敌逼进城下而签署的盟约。陛下以大国皇帝的尊严，竟然订城下之盟，世上还有比这更大的耻辱吗！？”这话使宋真宗是脸色大变，现出羞怒之色。王钦若继续火上浇油，说道：“陛下想必听说过赌博的事。赌徒快要输光的时候，倾尽家产来作赌注，这叫作‘孤注一掷’。澶渊会战时，寇准正是拿陛下来孤注一掷的，这岂不是危险吗！？”

王钦若的挑拨，使宋真宗渐渐地疏远了寇准。不久，宰相毕士安病逝，寇准又失去了一位益友的帮助。景德三年（1006）二月，真宗罢免了寇准的宰相职务，贬官为刑部尚书，出任陕州（今河南陕县）知州，任王旦为相。

后来，寇准又改任户部尚书，兼知天雄军。有一次萧太后派遣的使臣路过此处，见到寇准后，明知朝廷忠奸不分，使贤臣蒙屈遭贬，却佯作不知，挑拨地说：“寇公德高望重，因何不在中书省做官，却到天雄军来呢？”

寇准听了上言，感慨万端。但他却不动声色，巧妙地回答：“如今朝廷无事，不需要我居中任职。皇上认为天雄军是北门锁钥（yuè），非我执掌不可。”

景德三年（1006）寇准罢相之后，王钦若、陈尧叟等人治国无方，惑主有术，更加上一班佞臣狼狈为奸，营私舞弊。大中祥符元年（1008），王钦若建议用封禅来“镇服四海，夸示我国”。封禅要有天瑞之应，他们合谋伪造“天书”，企图用以自欺欺人，然后就封泰山，谒孔庙，祀汾阳，尊道祖。三司使丁谓附会王钦若，奉献了《封禅祥瑞图》；经度制置副使陈彭年、内侍刘承等则协助陈尧叟讲古典，大修宫观。林特十分攻于心计，为他们搜刮财贿。这五个人沆瀣一气，吹吹拍拍，扰乱朝纲，被称为“五鬼”。宰相王旦看在眼里，气在心头，然而敢怒不敢言。

大中祥符七年（1014）六月，枢密使王钦若、陈尧叟终因罪恶昭彰被免官。宰相王旦趁机推荐寇准，把他请进京师，委任为枢密使。寇准上任后又与五鬼之一、新任三司林特势不两立，多处发生冲突。林特当时正蒙厚宠，以河北道岁输绢匹不够数，督促地方缴纳很急。寇准却在暗中帮助转运使李士衡从中阻挠，还请求惩治三司长官及其属吏。由于不能满足朝廷的奢侈费用，引起宋真宗的不满，对王旦说：“寇准性情偏激和从前一样。”王旦不敢违抗圣意，只得批评说：“寇准喜欢别人感激他的恩惠，又要人惧怕他的威望，都是当大臣所忌讳的，而寇准却反而认为这是自己应该做的，这是他的短处。”王旦所说的的确是事实。王旦自己不仅能容忍寇准平日的挑剔、顶撞，而且竭力保护这个刚正、贤能的人。他曾多次向真宗褒扬寇准，但僵局仍无法挽回。大中祥符八年（1015）四月，寇准终于又被免职，左迁为武胜军节度使、同平章判河南府，徙永兴军。

天禧三年（1019）三月，为讨宋真宗的欢心，巡检朱能与内侍都知周怀政通谋，伪造了“天书”，放在长安西南的乾佑山。当时寇准已调往此地任永兴军长官。宋真宗很想得到所谓的“天书”，但一些大臣极言此事虚妄无稽，一再劝阻。真宗问王旦，王旦说：“当初最不信天书的是寇准，如今天书降世，须令寇准进献，官民才能信服。”于是，真宗命周怀政晓谕寇准。寇准原先并不愿做这种荒诞不经的事情，但由于其女婿王曙从中怂恿，寇准勉为其难。当时，有个门生鉴于朝中群小猖狂、人情险恶，况且寇准又过于刚直，日后难以免祸，于是献计说：“您走到半路假称有病，上书坚决请求补为外官，这是上策；如果在见到皇帝时立即揭发天书是假的，就可以保全平生名声，这是中策；倘若进天书而晋身为宰相，是下策。”寇准功名心重，听不进门生的劝告，宋真宗见寇准进献“天书”，自然大喜过望，亲自将他迎入禁中。天禧三年（1019）六月，王钦若因罪免相，寇准接任宰相，兼任吏部尚书。

当时陕州有个隐士、诗人魏野曾就进献天书一事，写诗讽刺寇准。寇准后来也深悔莫及，曾写律诗《赠魏野处士》，在诗中对自己身陷名利不能自拔感到懊悔。

真宗天禧三年（1025），南郊祭天地，进寇准为尚书左仆射、集贤殿大学士。此时真宗得风疾，刘太后参预朝政，寇准请屏去从人，奏说：“皇太子众望所归，愿陛下念宗庙社稷之重，传以帝位，选正直振奋臣辅佐。丁谓、钱惟演都是小人，不宜辅佐少主。”真宗认为寇准说得很对。寇准密令翰林学士杨亿起草表章，请太子监国，还打算请杨亿辅佐。后来这个计划泄露，寇准罢太子太傅，封莱国公。当时周怀政惴惴不安，担心获罪，便策划谋杀大臣，请罢太后于政，奉真宗为太上皇，传位太子，恢复寇准的相位。客省使杨崇勋等将此事报告丁谓，丁谓当夜微服乘牛车到曹利用家商议，次日上明奏闻。周怀政被处死，寇准降为太常卿、知相州，徙安州，贬道州司马。真宗起初并不知道，过些天问左右说：“我好久没有见到寇准，这是怎么回事？”左右不敢回答。真宗驾崩时也说只有寇准和李迪可以托付后事，可见真宗如此器重寇准。

远出朝廷 客死雷州

寇准到达道州贬所以后，每天早上起来，身穿朝服升堂理政。公务之暇，他又专门起造了一座藏书楼，在里面放置经、史、佛、道等方面的书籍，常常在这里手不释卷地反复吟诵。遇有宾客到来时，寇准热情招待，谈笑风生，经常是通宵达旦。这时的寇准，自然没有了当初庙堂显贵时的显赫际遇，但过得潇洒自如。

然而，祸不单行，寇准再次遇到了麻烦。

丁谓知道李迪与寇准的关系很好，担心日后大局有所变化，身为宰辅的李迪会将寇准推荐给新皇帝。于是，丁谓就勾结刘皇后，在当年四月再次把寇准贬为雷州司户参军，同时又凭空捏造李迪私结朋党，也把他贬为衡州（今湖南衡阳）团练使。为把李迪驱逐出京，丁谓简直是丧心病狂，不择手段。有人觉得不忍心，对丁谓说：“李迪如果死在贬所，丁公如何受得了读书人的舆论？”丁谓放肆地回答：“他日好的事书生记述此事，也不过写上‘天下惜之’四序而已。”

为了把寇、李二人赶上绝路，丁谓又挖空心思想出一条毒计：在传达刘皇后懿（yì）旨时，故意在中使（太监）马前悬挂一内插宝剑的锦囊，并有意让剑穗飘在外面，使人误认是降旨赐死的样子。李迪为人耿直，一见就误以为是降旨赐死，便主动要求自裁。幸好遇到他儿子和宾客的救护，才避免了枉送性命。中使来到道州时也是如法演试，但寇准并不是傻子。当时寇准正在和郡中下属在府内痛饮。众人见到中使到来时杀气腾腾的样子，惊慌失措，十分惶恐，寇准却神色自若地对中使说：“朝廷如果是赐下臣死，下臣要亲自看看圣旨。”寇准镇定自若地按规矩在院庭中进行了叩拜，然后起身继续宴饮，已年逾花甲。

乾兴元年六月，丁谓也因伙同内侍雷允恭擅自改动建造皇帝陵墓的计划，获罪罢官。及后又查出他勾结女道士刘德妙欺君罔上的罪行。两罪并罚，丁谓被贬为崖州（今海南岛）司户参军。

丁谓到崖州的中途要经过雷州，寇准听到丁谓到来的消息，就派人携带一只蒸羊，在雷州边境送给丁谓，一方面借以表示自己的胸怀，另一方面是将丁谓拒之于门外的意思。寇准听到家僮谋划为他报仇之事，叫他们赌博，不得出门，等丁谓走远了才罢。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寇准忧病交加，卧倒在病榻之上，他在病中写了一首诗，表达了他一生的志向和际遇，凄怆感人，诗题为《病中书》，诗曰：多病将经年，逢迎故不能。书惟看药录，客只待医僧。壮志销如雷，幽怀冷似冰。郡斋风雨后，无睡对寒灯。

九月，六十三岁的寇准与世长辞。宋仁宗任命寇准为衡州司马的诏书在他死后才到达。

寇准的妻子请求允许将寇准归葬到西京洛阳，得到了批准。灵柩经荆南公安，县人都在大路上祭奠痛哭，还为寇准立庙，逢年过节祭祀。寇准没有儿子，以侄子寇随为嗣（sì，子孙）。寇准去世后十一年，恢复太子太傅，赠中书令、莱国公，后又赐谥忠愍（mǐn）。仁宗皇祐四年（1052），诏令翰林学士为寇准撰《神道碑》仁宗篆书碑额“旌（jīnɡ）忠。”

范仲淹

切言直谏 关心民瘼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祖先是邠（bīn）州（今陕西彬县）人，以后迁到江苏吴县（今江苏吴县）定居。他生父范墉（yōnɡ），在宋太宗端拱初年作过武宁军（今徐州）节度掌书记，端拱二年（989年）范仲淹出生在徐州。他两岁时父亲去世，以后家境日益贫困，无法维持生活，母亲谢氏不得不带着范仲淹改嫁到淄州长山（今山东邹平县）姓朱的家里。范仲淹从此改姓朱，起名说。

范仲淹在朱家逐渐长大成人，他从小就有志向操守，刻苦好学。二十一岁时就读于淄州长白山麓醴（lù lǐ）悄寺，寒寺孤独，环境特别艰苦，每天以粥和咸菜度日。范仲淹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全用在读书上，学业进步很快。二十三岁时，范仲淹得知母亲改嫁朱家的身世，就感伤地挥泪，毅然辞别母亲，离开朱家，去南京（今河南商丘）应天府书院求学。

应天府书院，是宋朝著名书院之一。原先是著名儒士戚同文讲学的地方，真宗大中祥符初年，应天府富户曹诚在其地修建学舍一百五十间，聚书一千五百余卷，朝廷赐额曰“应天府书院”。书院广招学生，延师讲授，学习气氛非常浓厚。范仲淹进入书院以后，不分昼夜地苦读，感觉疲倦了，就用冷水浇头，提起精神再读。有一次真宗朝拜毫州太清宫时路过，南京同窗都争着出去看皇帝，但范仲淹不为所动，依然全神贯注地读书。他在书院以粥度日，生活极为艰难，一位同学深感同情，给他带来一些好的饭菜，但范仲淹却婉言谢绝。说自己安于食粥已经很久了，若今天享受这样的丰盛饭菜，恐怕以后喝不下粥了。范仲淹忍受着别人不能忍受的穷苦生活，却以读书作为最高的乐趣。寒窗五载苦读，使自己成为精通《六经》、善诗文、有志于报国的人才。

大中祥符八年（1015），范仲淹以其渊博的学识，一举及第，这年他正好二十七岁。中举后，朝廷授他广德军司理参军，不久改任为集庆军节度推官。范仲淹做官以后，便把老母接来赡养，同时恢复了范姓，改名仲淹。

真宗天禧五年（1021），范仲淹又被调任泰州西溪镇盐仓作盐税官，两年后，晋升为大理寺丞。此时，他因母亲病逝而离职服丧。第二年，晏殊主管应天府时，听到范仲淹的名声，推荐他为秘阁校理。

乾兴元年（1022），真宗去世，年仅十三岁的仁宗即位，因不能亲政，便由刘太后垂帘决事，刘太后于是独揽大权。到了天圣七年（1029），仁宗本来可以亲政了，但刘太后仍然把皇帝当成傀儡，还准备在这一年的六十一岁寿辰接受朝拜大礼时，由仁宗亲率文武百官为刘太后上寿。范仲淹上疏着重论述了对这件事的看法，并且说：“在内宫侍奉亲人长辈，自当用家人的礼节，现在却让皇上与百官排在一起，向南朝拜太后，这种礼仪不能成为后世的礼法。”而且还上疏请刘太后把朝政大权交还仁宗，但没有得到答复。范仲淹出任官职是由于晏殊的举荐，晏殊被范仲淹的这种大胆举动吓坏了，怕他惹出是非牵连到自己，因而斥责范仲淹自大妄为。范仲淹很严肃地对晏殊说：“我担任这种职务，经常担心自己没有尽到职务，给知心朋友丢脸。不想今天反因忠直在此得罪您。”晏殊不作声。接着范仲淹又给晏殊写去一封信，申述了自己犯颜直谏的道理，晏殊感到羞愧，向范仲淹道歉。范仲淹也确实因此得罪了刘太后，任官职不到一年便被贬为河州府通判，同僚好友在都门为他饯（jiàn）行时赞扬道：“此行极为光荣。”

仁宗明道二年（1033），刘太后死去，范仲淹被召回京担任了右司谏。但到了年底又因进谏阻仁宗废郭皇后而被贬知睦州。同僚朋友在长亭为他饯行时又赞扬道：“此行尤其光荣。”第二年范仲淹又迁至苏州。

最祐二年（公元1035年）范仲淹被召回任尚书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在这段时间里，他与权相吕夷简发生了一连串的冲突。

仁宗亲政后，吕夷简继续为相，时任右司谏的范仲淹对吕夷简擅权专事、玩弄权术、拉拢私人、排斥异己的作法极看不惯，在郭皇后的废立问题上就曾和吕夷简展开过斗争。吕夷简因与郭皇后有过私怨，他利用郭皇后失宠的机会，怂恿仁宗废掉郭皇后。范仲淹上疏认为不能这样做，但废后一事已成定议。吕夷简便命令下属不得接受有关讨论废后之事的奏疏。范仲淹见状，便率领御史和谏官到垂拱门前，伏奏皇后不当废。然后他又面对面地和吕夷简展开了激烈辩论。第二天，范仲淹等人准备在殿廷上再与吕夷简展开论争，然而，就在范仲淹等人到待漏院时，皇帝就传下诏旨，贬范仲淹知睦州。范仲淹这次还朝，吕夷简暗中曾派人警告范仲淹，说他现在是待制侍臣，不是官了，不必对朝政妄加讨论。范仲淹表示议论朝政是侍臣份内的事，今后更要恪尽职守。吕夷简得知范仲淹不接受警告，便叫他去做权知开封府事。开封府是京城所在地，也是最难治理的地方。吕夷简的目的是这样可让范仲淹事务缠身，无暇议论朝政。如果一有失误，立即免职除官。然而范仲淹到开封府后，整治有方，兴革有序，只个把月时间就把京城治理得井井有条。

吕夷简当宰辅时，重用和提拔的官员多是他的亲信。因而吏治腐败透顶。范仲淹对此极不满意。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范仲淹绘制了一幅《百官图》，进献给仁宗，指着图中升调次序说：“这样是按次序的升迁，那样是不合次序的提拔；这样进用是公道，那样升迁是私意。况且提拔和斥退皇帝身边的近臣，凡是超过制度规定的，不应当全部都委托给宰相处置。”范仲淹这些无情的揭露，使吕夷简大为恼恨，便向仁宗控告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对吕夷简加给他的罪名，据理力辩，一一驳回。但仁宗还是偏听了吕夷简的诬蔑（wūmiè），把范仲淹贬出知饶州。范仲淹的才干和胆识深得朝中一些大臣的赞赏，因此范仲淹这次被贬，在朝中引起强烈反响。密书丞余靖、太子中允尹诛、馆阁校勘欧阳修等都出来为范仲淹说话。亲朋好友这次为他在郊外饯行时赞扬道：“此行特别光荣。”范仲淹笑着回答说：“仲淹前后已经光荣三次了。”以后他又徙知润州、载州。

在这为官十多年间，范仲淹三上三下，相当部分时间是在地方官的任职上度过的。他关心民间疾苦，为民排水患、修水利、开仓赈灾，作了许多益于国计民生的事，政绩卓越。

范仲淹出任泰州西溪镇盐仓监官时，黄海海堤久废不治，不仅良田时被海涛冲毁，而且村舍也频遭破坏，人畜也有死伤。范仲淹毅然超越职权上书江淮制置发运副使张纶，请求修复海堤。张给对范仲淹建议极为赞同，便奏请以范仲淹知兴化县，主持修复海堤全部工程。有人对修复海堤提出反对意见，认为修复海堤只能防堤外海浪之灾，却不能排堤内积水之患，是得不偿失的举措，但张纶坚持认为修复海堤利大于弊。仁宗天圣元年（1023）由范仲淹主持，这项工程开始了。但动工不久，天降特大雨雪，海面上惊涛骇浪，很多民工散失，百余人死亡，工程遭到严重破坏。反对者趁此机会旧调重弹，继续反对修复海堤，朝廷也派人下来检查要停罢这项工程。修复海堤的工程面临流产。朝廷诏令淮南转运使胡令仪与范仲淹讨论这项工程能否继续进行，范仲淹力主继续动工，胡令仪也很支持范仲淹意见。最终这项工程没有停歇，在工程进行中，范仲淹虽因母丧而离去．但他歇工期间却时时刻刻关注着工程的进度，他曾给张纶写信。反复申述修复海堤的好处，坚定张纶的信心。张纶接替范仲淹主持全部工程，经过将近四年的努力，共修复海堤180里，防止了海潮的严重灾害，使流亡于外地的2600余户人家重返家园，当地百姓非常感念张纶、范仲淹的恩德，为二人建立祠堂，海堤名为“范公堤”。

明道二年（1033），江南路、淮南路和京东广大地区发生严重虫灾和旱灾，范仲淹奏请朝廷，派遣使臣前往灾区视察以便及时解救，但未有下令。范仲淹对朝廷这种漠视民间疾苦的行径极为气愤，他找了一个机会请问仁宗：“宫中如果有半天吃不上饭，陛下应当如何？如今几个州县没有饭吃，怎么可以置之不理？”这几句话触动了仁宗，使仁宗很难过，便派范仲淹到江淮灾区慰问。范仲淹所到之处，开仓赈（zhèn）济灾民，使那些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百姓得以活命。同时，禁止百姓搞荒唐的祭祀活动。他还奏请朝廷减免灾区丁口盐钱。他回到朝廷时，把饥民所食的乌味草进献给仁宗，使仁宗体察民间疾苦，力戒奢侈之心。

景祐元年（1034），范仲淹知苏州，正赶上暴雨成灾，苏州靠近太湖，地势低洼，积水至秋不退，民田水淹无法耕种，范仲淹急百姓之所急，不顾各种阻力，招募大量民工疏通五条河，引导太湖水注入大海，从而使苏州地区，甚至太湖周围地区解除了水涝的威胁，保障了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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