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估国学的价值(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纪宝成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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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估国学的价值试读：

编者前言

纪宝成校长曾在多个场合提及，他不是国学研究专家，更不是所谓的“国学大师”，只是一个国学爱好者和国学教育的倡导者。纪宝成校长所谈的国学，并不是国学某个领域的学术问题、具体问题，他更多地是从整体上和宏观上关注国学的地位、价值、意义和作用，关注国学教育的探索、实践、创新和发展。

在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十一年间，纪宝成校长和全校师生一道，做了不少大事。重振国学、创办国学院、高举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大旗，就是其中的一件大事。2005年5月26日，纪宝成校长在《南方周末》发表《重估国学的价值》一文，一石激起千重浪，国学问题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烈争论，这篇文章也被认为是新时期重振国学的历史性文献。五个月之后的10月16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正式宣告成立，这是新中国第一所国学院，标志着近百年来被冷落、被排斥、被边缘化的国学重新回归到高等教育体系中来。

中国人民大学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重镇，有着深厚的学术积累。因此，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成立并不是无源之水、空中楼阁。实际上，纪宝成校长上任伊始，就采取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举措，包括在全国高校率先竖立孔子像，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举办孔子文化月活动，率先倡议纂修《清史》、编纂《儒藏》，提议将传统节日定为国家法定节假日，编写《中国古代治国要论》，等等。有了这些积累和铺垫，国学院的成立也就水到渠成了。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创立和发展，得到了季羡林、冯其庸、饶宗颐、任继愈、何兹全、叶嘉莹、南怀瑾、许嘉璐、杜维明、成中英、袁行霈、张岂之、李学勤、汤一介、欧阳中石、范曾、庞朴、方克立、傅璇琮、刘梦溪、吴光、周桂钿、陈祖武以及人民大学戴逸、李文海、方立天、张立文等海内外学术前辈及著名专家学者的热情支持和无私帮助，冯其庸先生还应邀担任首任院长，可谓群贤毕至。这在任何一所大学新成立的学院中都是少有的。

创业维艰，筚路蓝缕，国学院的建设和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受到了一些人的质疑、非议、反对乃至责难；也遇到了学科制度上的障碍和限制。对于这些问题和困难，纪宝成校长顶住压力，迎难而上，他常常提起南怀瑾先生给他的信中的一句话：“若有求全之毁或不虞之誉，皆当付之一笑，不足论也。”纪宝成校长一方面指导国学院埋头苦干，踏踏实实做好国学教育和研究各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奔走呼吁，为国学教育和研究争取更加有利的社会环境和制度环境。

七年过去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术出版、国际交流、社会服务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全社会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已大为改观，“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国学的春天正快步走来。纪宝成校长也因重振国学、呼吁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而被媒体称为“国学校长”，有人评价道：“经济学出身的纪宝成，提出重新认识国学的价值，呼唤国学的回归，走向国学的重建。在一个文化失落的年代，大学改革与国学热呼声日嚣，二者在学者纪宝成身上合二为一，他成为变革时代的一个文化的符号。”“变革时代的文化符号”实际上指明了纪宝成校长引领了新时期国学回归和国学教育重建的时代潮流。如果没有远见、胆识、勇气、责任感和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重估国学的价值》一书，就真实地记录了纪宝成校长重振国学、重建国学教育的心路历程和印迹，反映了作者对国学的态度和理解，展示了作者对国学面临的重大历史和时代问题的认识与解答，体现了作者振兴国学教育、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所付出的心血和汗水，表明了一个大学校长对文化传承创新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也折射出21世纪初中国社会对待自身传统文化态度的变化和思潮的变迁。

在纪宝成校长眼中，重振国学并不是守旧，更不是复古。他所理解和倡导的国学是今人眼中的国学，是国际视野中的国学，是现代形态的国学，也就是“大国学”和“新国学”。对于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思潮，对于弘扬国学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以及国学学科的内涵等尖锐问题，纪宝成校长在书中都予以反驳、回应和解答。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的今天，对于如何在全球视野中认识自身的传统文化，如何处理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关系，中华文化如何走出去等问题，费孝通先生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主张，纪宝成校长对此也有自己的认识和判断。他认为，首先，我们在“各美其美”方面做得还不够，“各美其美”是文化自觉，就是要认识、了解并认同自身的传统文化，这方面还存在分歧；其次，“美人之美”不应是单向的，应该是双向的、互动的，否则“美人之美”就有可能变异为单相思式的“崇洋媚外”、“崇洋美外”，只有不同文化之间真正实现相互尊重、相互了解、相互理解乃至相互认同，“美人之美”才有意义。这或许是“重估国学的价值”所延伸出来的价值和意义吧。《重估国学的价值》一书收录了作者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以来有关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讲话、发言、文章和部分访谈。某些已发表的文章收入本书时有个别的文字改动。中国人民大学杨慧林教授、黄朴民教授、孙家洲教授等专家学者分别对本书部分文稿的成稿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刘向兵、胡娟、侯书栋、李立国、万静等同志参加了书稿的整理和审校工作。

文化是民族之根、民族之魂，是民族的脊梁。在当代条件下，脊续文脉，重振国学，弘扬中华文化，正是一项宋儒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事业，这一伟大的事业才刚刚迈开步伐，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复兴，必定是中华文化的复兴。我们都期盼着这一天的到来，就像冯其庸先生在送给纪宝成校长的一首诗中写的那样：

闻道梅花是国芳，

先生手植已成行。

更看万代千秋后，

国势昌隆天地香。

竖立孔子铜像 弘扬民族精神——在中国人民大学孔子像揭幕仪式上的讲话

9月的北京，秋风送爽。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孔子思想，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先生向我校捐赠了一尊孔子铜像，这是我校学术建设和校园文化建设的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在新学期开学之际，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孔子铜像揭幕仪式。首先，我代表学校向汤恩佳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孔子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象征。他一生勤奋好学，著书立说，行教逾半个世纪，培育弟子三千，精通“六艺”者70余人。孔子的思想博大精深，核心是以道德为最高价值的“仁义”理论。在政治观上，他主张“为政以德”；在义利观上，他主张“见利思义”，“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在价值观上，他提出“礼之用，和为贵”的中庸思想；在意志观上，他指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在生活观上，他提倡“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乐观精神；在人格观上，他推崇“德”、“智”、“勇”统一的君子人格；在教育观上，他提倡“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和“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思想。他的思想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孔子既属于中国，又属于世界，孔子的思想既是历史的，又是跨时代的。在法国，1687年就出版了拉丁文译本《论语》、《中庸》。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把孔子尊为“真理的解释者”，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在《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引用了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名言。在朝鲜、韩国、日本、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现已形成了庞大的“儒家文化圈”。美国出版的《世界名人大辞典》和英国出版的《人民年鉴手册》，分别把孔子列为十大思想家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可以认为，孔子的思想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生存数字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人类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科学与价值的冲突。1992年，世界上1575名科学家共同发表了一份《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指出“人类和自然正走上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当代人一天的见识比17世纪以前的人一生的经历还要丰富，但同时，我们在社会问题上面临的挑战和困惑也比以往更为繁多和复杂。如果人类要实现科技、经济、社会的全面与和谐发展，就必须在高度重视自然科学的同时，也高度重视人文社会科学。

中国人民大学是以人文社会科学、经济与管理科学为主，兼有理工科的全国综合性重点大学，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是我们党和政府制定方针、政策依靠的重要力量，是我国高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支柱，具有较高的学术地位和教学质量，为我国高等人文社会科学教育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在人民大学竖立孔子铜像，对于我们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贯彻“双百”方针，促进人文社会科学在新世纪的繁荣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特别是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在人大校园竖立孔子铜像，无疑具有不同寻常的深远意义。

弘扬孔子思想的共同愿望，使中国人民大学与香港孔教学院的联系更加紧密。汤恩佳院长向我校捐赠孔子铜像，是我们两校携手深入研究孔子思想的新的开端。我们对汤恩佳先生的这种精神表示敬佩，并希望两校为继续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共同作出贡献。

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走向——在第二届“北大论坛”上的致辞

今天很高兴能有机会参加这次论坛。首先感谢论坛主办方北京大学的盛情邀请。我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对论坛开幕表示衷心的祝贺！

人类文明就像浩瀚的江流，从古到今，充满生机，奔流不息。我们每一个人，在如此浩瀚的长河中，虽然微不足道，却是其中的一分子，是文明的继承者，也是发扬者和创造者。所以，我们关注自己文明的走向，是自然而然的事。但关心并不代表我们就真正了解自己的文明。创造丰富多彩文化的聪明的人类，有时会被自己创造的眼花缭乱的物质外在所蒙蔽，过分关注小的、细节的东西，而忽视一些大的、根本的东西，所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所以，此次论坛主题为“走向未来的人类文明——多学科的考察”，推动大家去思考这样一些大的、根本的东西，意义深远。

拥有悠久而光辉灿烂的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曾经在世界历史长河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我国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发展的作用将越来越令世人瞩目。在全球化背景下，各种文明之间的联系将更加紧密，并出现一些新的特点。自觉地将中华文明放到世界文明长河中去加以考察，多角度地关注和考察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是中国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重要任务之一。

下面，我就人类文明发展和走向的研究简单谈三点个人的粗陋之见：

第一，研究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走向，首先要正确认识和对待文明发展的多样性与和谐性，注意文化的融合与特色。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人类在漫长的历史中创造了绚丽多彩的文明。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由于其地域、历史、传统的不同，创造了具有不同特点的文明，形成了各具特点的语言、哲学、文学艺术、宗教、道德、政治法律思想、科学等。如东方人的筷子和“筷子文化”、西方人的刀叉和“刀叉文化”，很有意思。无论是东方的文明还是西方的文明，不仅都在历史上对人类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彼此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相互促进。一种文化能经千百年流传至今，自然有它的合理性在里面，所以，我们在心里不能先有劣等文化和优等文化之偏见。比如“9·11”，在痛恨恐怖分子采取极端手段伤害无辜的同时，我们也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对自己推行的对外价值判断和政策进行反思。美国的文明中当然有其先进的成分，但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还没有一种文明可以说是完美无缺、不需要从其他文明中吸收营养的。真正强大的文明应当是有包容力的文明，有海纳百川气度的文明。我们在学术上总是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人类文明也一样，要做百花园，要百花争妍、百花齐放，在不同中追求共同，在特色中追求和谐。最近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时，特别提到了孔子的“和而不同”思想，我想是有深刻含义在其中的。《国语》上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不同文明之间彼此尊重，允许对方保持自己的个性与特点；同时加强交流，加深理解，取长补短，才能真正做到和谐相处，不断创新，共同繁荣，达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境界。我很欣赏费孝通先生概括的四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种文化理念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认同。1998年11月14日，联合国第53届大会决定将2001年确定为“联合国不同文明对话年”，其目的就在于通过“对话”推进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尊重，增进了解与和平。应该公正地看待不同的文明，整个社会环境应该如此，我们的研究态度更应如此。

第二，研究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走向，应当有问题眼光，要以问题研究为中心。人类总是在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中前进的。马克思曾指出，对一个时代来说，“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这一论断非常精辟，非常深刻！我们所讲的“问题”主要不是指一般的、抽象的问题，而是指与时代紧密联系的，在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亟待解决的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以问题为中心，就是说我们不仅要重视一般理论的研究，更要关注现实，特别是要关注和研究时代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重大问题，把握住时代发展的脉搏。

文明的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实践的问题、社会的问题。文明同社会实践密切相关。正如恩格斯所说，“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一种社会品质”。研究现时代的文明及其发展，必须立足于时代发展和社会实践，抓住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关注与文明发展相关的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不管哪一个民族的文明，不管哪一种类型的文明，不管是儒家文明还是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都有与时代和社会实践相关联的问题。不抓住问题，也就不能把握时代的脉搏。不抓住文明发展中的问题或矛盾，也就不能把握文明的本质规律，从而不能通过研究和解决问题来寻求文明发展的出路。只有善于发现、分析和解决人类文明发展中出现的突出的问题，才能使我们深刻地了解各种文明的本质特点、发展规律，进而才能使我们采取适当的措施化解文明之间及文明内部的各种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和保证文明的健康发展。

随着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的迅速发展，人类文明面临的问题层出不穷，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从世界范围来看，我们应该关注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关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类型的文明或文化之间的关系，关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关注宗教与民族的问题，关注生态危机、贫富分化、文化霸权主义等问题。这些问题的研究与解决，对于消除世界各大文明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化解传统与现代、科学与人文、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全球文化与民族文化等各方面的矛盾，都是必不可少的。

从国内来看，必须研究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面临的各种问题，特别是注意研究如何塑造民族精神、解决诚信危机、加强道德建设，以及如何借鉴吸收国外先进的文化成果等问题。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有助于搞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有助于推动中华文明的传承更新和发扬光大。最近，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也特别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因此，具有问题眼光和问题意识，研究和解决人类文明进程中突出的问题，无论是对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还是对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研究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走向，应该加强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从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我们的学科就开始细分，如果说几个世纪以前还有达·芬奇那样的“通才”的话，现在大概没有人敢说自己是“通才”了。学科的精深当然有它的好处，不断揭示物质运动的规律并服务于人类。但是，人类行为对人类自身生存环境的各种意义上的破坏，要求我们在微观上创造精神、物质文明的同时，在宏观上也要思考人类文明的走向并促进其健康发展。正如20世纪初学科的发展趋势为越来越细，如今，学科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就是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它是防止因为学科越来越细而导致的弊病的重要保证。但导致这种交叉融合趋势的根本原因是现在科学研究的对象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文明内涵的丰富性和文明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对它的研究必须是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要求我们通过多学科的交叉研究，用多维视角去观察和思考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

文明工程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进行哲学、历史学、文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范畴内的具体学科的研究，需要进行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等自然科学范畴内的具体学科的研究，更要将这些研究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性交叉型研究。这样一种综合性交叉型研究，可以认为是当今创新的必由之路。而没有创新，就没有文明的进步。其中，存在处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关系的问题，也有处理一类科学中具体分支学科之间关系的问题。因此，我们应当而且必须提倡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结合、不同学科紧密合作，以服务于揭示真理这同一目标。《周易》有言，“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表明，古人已认识到，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天文与人文、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都是不可缺少、并行不悖的。1917年蔡元培先生在执掌北京大学时即已可贵地提出治学者不可“侷守一门”，并将此直接体现在北大课程的设计上：他取消了原北大文、理、法三科的界限而设系，重视自然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并驾齐驱，所以北大才能有今天的成就。北大为蔡先生骄傲，整个中国教育界也为他骄傲啊！大家知道，美国的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英国学者斯诺、汤因比等也曾对文化的融合作出过精深的阐述。他们的观点对我们今天处理科学与人文的关系仍然很有借鉴意义。

我们论坛主题的副标题是“多学科的考察”，正好体现了文明研究的多学科、跨学科的特点。我们期望在这次论坛上，在座的哲学家、经济学家、语言文学家、历史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人类文明进行研究，并发表自己的高见。

最后，预祝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谢谢！

弘扬孔子思想 培育民族精神——在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成立庆典暨 “孔子与当代”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成立庆典暨“孔子与当代”国际学术研讨会。首先，我代表学校对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光临此次会议和庆典活动表示热烈的欢迎！

我相信今天将会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之一，不仅是因为如此多的嘉宾让我们蓬荜生辉，更是因为孔子研究院成立之意义深远，它的深远意义或许并不是我们今天能完全预料到的。

孔子是中国古代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教育家，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杰出的导师代表，由他开创的儒家学派的思想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干，对中华民族价值体系的形成及发展有着极其重大、极其深刻的作用和影响。作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一，孔子与穆罕默德、耶稣和释迦牟尼一起，被称为缔造世界文化的“四圣哲”。孔子既属于中国，又属于世界，他的思想既是历史的，又是跨时代的。譬如他的“和而不同”思想，对指导今天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和解决国家之间的矛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江泽民同志最近访美，也特别提到各个国家相处要“和而不同”。这只是孔子思想海洋中的一颗水珠，他的思想精华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学习、去吸纳、去实践、去弘扬。

我们曾经要“打倒孔家店”，但孔子的思想是那样深刻地植根在我们的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中，流在我们的血液里，“历久而弥新”。不好好继承孔子文化的精华，作为一个中国人，就很难形成一种全面的成熟的文化观。孔子研究院的成立，是我们自觉继承和弘扬孔子思想精华，自觉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象征和具体实践。

中国是世界七大文明古国之一，而且是唯一历史没有中断过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不仅哺育了中华儿女，而且还深刻地影响了整个东亚以及西方世界。在五千年历史中，中华文化充分展现了其生生不息的创造活力和吸纳外来文化的包容能力。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文化之根、民族之魂，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生存数字化、文化多元化的当今世界，如果我们不能以开放性的、建设性的态度来继承和弘扬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那么我们中华民族就很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所以，我们成立孔子研究院，不仅要研究、继承和弘扬孔子思想，而且要通过此举来研究、总结、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所有精华的东西，服务于新时期民族文化的形成、民族精神的塑造。

中国人民大学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一直站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事业的最前列，一直站在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和追求祖国富强事业的最前列，一直继承和发扬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开拓奋进的宝贵精神。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学校一直在考虑，在新的世纪，中国人民大学如何继续保持心系民族兴亡、服务社会大众的光荣传统；如何在回应中国社会改革和发展所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课题方面，在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培育、丰富中华民族精神方面继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当今中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阶段，伴随着“庶之”、“富之”的逐步实现，“教之”，即八方教化的问题，也愈发显得迫切。社会的发展变化，日益从自在走向自为，对社会科学指导作用的依赖和需求日益提高。随着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快速变革，解决人的精神世界的问题也越发重要。党的十六大报告审时度势，明确指出加强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并指明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大力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重镇，中国人民大学应当发挥自己的作用，努力推动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双丰收，推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协调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为了落实上述思想，学校新近成立了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人文奥运研究中心、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和孔子研究院。在加强人文学科建设和弘扬传统文化方面，我们首先采取了一些象征性的举措：

第一，在2001年9月19日，我们接受社会捐赠，在校园内竖立了一尊高3.3米的孔子铜像，孔子铜像祥和沉默。这一举措具有不言自明的象征意义，它表明了中国人民大学在新的时期，在进入新的世纪的时候，对待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态度。回顾近一个世纪以来我们中国人对待孔子、对待传统文化的风风雨雨，我们是否可以说，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被认为是思想解放的一种标志；而在21世纪之初，中国人民大学为孔子竖像，同样是思想解放的标志。我们的举措得到了人大广大师生的赞同，得到了教育部的坚定支持，得到了海内外华人的高度评价。

第二，我们新建了一个百家园。这个动议在前年年底提出，去年开始施工，前不久全面竣工。我们把中国传统文化重要奠基者的先秦诸子中的孔子、老子等9人请进了百家园，让我们的学生时常与先贤先哲会话，从中国文化的历史源头汲取无穷的智慧，使我们培养的人才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继承者。同时，我们也把古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等9位哲人请进了百家园，目的是让我们的师生海纳百川，放眼世界，汇中外学术，凝古今正气。

在上述象征性举措之后，我们成立孔子研究院就是后续的实质性举措。研究院集中了一批在此领域有着深厚修养和精深造诣的学者教授，并有一批学有专长的中青年学术骨干负责部门工作和承担研究任务。我们的目的，是想以这样一个学术机构，整合全校之人文研究力量，外借社会贤达、专家学者之助，对孔子的思想和学说扎扎实实地进行全面的、系统的研究，通过我们的努力，架起现代与传统的文化桥梁，充分凸显和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性价值。孔子研究院已经提出了具体的研究规划，结合我校的“211工程”二期建设，近期将开展“中国孔学史”、“孔子与中华民族精神形成史”、“孔子学说在世界传播和影响史”等课题的研究。我们相信，这些研究的成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进一步形成，都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经过慎重研究，我们还积极策划和筹备启动《儒藏》编辑出版工程，这是一项意义重大、工程浩大的文化事业，我们呼吁政府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我校孔子研究院的这一创议，我们希望全社会和海内外华人都来支持、参与这项事业。孔子研究院的另一个牌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我们的研究对象还要从孔子扩展到整个中国传统文化。

今天，我们“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共同研讨“孔子与当代”这样一个富有深刻思想内涵和时代意义的重大课题。这使我想起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复兴，但这种复兴不是对古代文化的简单照搬，而是通过创新，让古老的智慧在与新的时代的摩擦中碰撞出火花，释放出新的光和热。文艺复兴对欧洲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都曾起到过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我想，如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以积极、健全、理性、开放的心态对待我们的传统文化，开发取之不竭的传统文化宝藏，根据时代特点和要求，像孔子当年或“因”或“损”或“益”地辩证对待其时代的传统文化一样，古为今用，继承创新，也一定会对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的进步和繁荣，对人民生活水平特别是精神生活的提高，对我们的民族、我们每一个人的价值观念、处世修身、安身立命都会大有裨益。不仅如此，对于世界良好文化格局的形成，对于处理世界各文明之间的关系，也都具有重要的资源性价值。我诚挚地感谢与会的诸位专家学者，也祝愿大家的研讨活动成果丰硕。回想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校从事中国哲学教学和研究的同志，曾经举办了改革开放以来首次纪念孔子诞辰的活动，当时与会的梁漱溟等国学大师百感交集，激动不已。那次会议开得很成功，“物是人非事不休”，我相信，在新的世纪我们开的这次高层次的孔子思想研究的盛会，也一定会取得圆满成功。

孔子研究院的成立，得到了国家领导人和教育部领导、北京市领导、兄弟院校领导的支持，得到了张岱年先生、任继愈先生等学界著名人士的支持，得到了孔子后裔孔黛碧小姐等人的支持。在此，我代表学校，衷心地感谢各位的支持。祝愿此次会议取得圆满成功！祝各位专家学者精神愉快！

弘扬优秀传统 培育民族精神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实践“三个代表”、发展先进文化的具体体现。在新的世纪，如何保持心系民族兴亡、服务社会的光荣传统，如何在回应中国社会改革和发展所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课题方面，在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培育、丰富中华民族精神方面继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是摆在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成立孔子研究院就是为了研究、整理文化遗产，弘扬优秀传统，培育民族精神。研究院集中了一批在此领域有着深厚修养和精深造诣的学者，并有一批学有专长的中青年学术骨干负责部门工作和承担研究任务。我们的目的，是想以这样一个学术机构，整合全校之人文研究力量，外借社会贤达、专家学者之助，在对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基础上，架起现代与传统的文化桥梁，充分凸显和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性价值。

孔子研究院成立以来，积极策划和筹备启动《儒藏》的编纂出版工程，并建议将《儒藏》编纂列为国家重点文化工程。这是一项意义重大、工程浩大的事业，我们吁请政府有关部门重视孔子研究院的这一创议，我们希望全社会、海内外华人都来支持和参与这项事业。《儒藏》编纂并不是简单的古籍整理，而是培育民族精神的基础性工作。在五千年的历史中，中华文化充分展现了生生不息的创造活力和吸纳外来文化的包容能力。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文化之根、民族之魂，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生存数字化、文化多样化浪潮汹涌发展的当今世界，如果我们不能以开放性的、建设性的态度来继承和弘扬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那么我们中华民族就很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历史上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较大的为儒、释、道三家。就这三家而言，儒家的影响最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家对中国古代哲学、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的发展均产生过非常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以至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儒家思想培育了中华民族仁民爱物、尊老敬贤、重信守义、中正宽厚的道德品质和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儒家的优良传统现在仍然具有生命力。所以，编纂《儒藏》，既是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平的需要，也是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需要。

通力协作，共襄纂修清史之盛举——在中国人民大学两岸学者清史纂 修研讨会上的讲话

纂修清史是弘扬中华文明、繁荣中国学术文化的一项盛举，是新世纪一项重大的学术工程，规模宏大，任务艰巨，需要海内外炎黄子孙通力协作，共襄盛举。

我国有优良的修史传统。有“正史”之名的二十五部史书系统详细地记录了数千年的中国史，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清朝统治中国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与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紧密联系、息息相关。当代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都要追溯到清代才能够了解问题的根由。

2002年11月，国家作出了启动清史纂修工程的重大决定，并成立了由文化部、中宣部、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家计委、财政部、教育部、人事部、新闻出版总署、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物局、国家档案局、国家图书馆、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和编纂委员会主任组成的清史纂修领导小组。2002年12月中旬，清史编纂委员会成立并在京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清史编纂委员会由清史学界的专家学者组成，全面负责清史纂修的学术组织工作。编纂委员会由历史学家戴逸先生担任主任，马大正、朱诚如和成崇德三位专家担任副主任。

这项工程由政府财政划拨专项资金资助，预计用10年左右时间完成。作为新世纪的一项标志性学术工程，清史主体工程的任务是在充分吸收史学传统和现代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集合海内外清史研究人才，编纂出一部规模在3000万字左右的清史巨著，一部能够反映当代学术水准、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传世之作。围绕主体工程，还将进行清代档案和文献的整理与出版。清代档案保存至今的共有2000多万件，分藏于海内外。整理利用这些档案，既能为此次纂修清史提供重要的史料，同时也是一项意义重大的文化工程。清代历史文献汗牛充栋，极为丰富，大规模的文献整理和出版，不但可以满足清史纂修的需要，还将起到抢救、保存和继承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作用。

几十年来，清史研究硕果累累，为纂修清史奠定了丰厚的学术基础。两岸学者交流广泛，取长补短。这次会议将极大地促进两岸学术交流活动的开展。

修史工程，体例先行，确定体裁体例是当前最为紧迫而重要的任务，直接关系到清史的质量。台湾学者对清史研究造诣很深，在《清史稿》校注及明清档案整理方面有令人瞩目的成就。因此，我衷心希望各位专家学者在为期三天的研讨会上畅所欲言，共商清史纂修大计。

中国人民大学一直重视清史纂修这一宏大的学术工程。当年国家倡导修史时，我校戴逸教授就是七人编纂委员会中最年轻的一位。为了纂修清史，国家还专门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几十年来，清史研究所一直在严谨求真地进行科学研究，尽心尽力地为清史纂修做准备；去年我们正式向国家提出了纂修清史的建议并被采纳。目前，工程已经启动，中国人民大学更要一如既往地对这一事业给予全力的支持。作为校长，我在这里要郑重地表这个态！

《中国古代治国要论》序

对于现代的国家和国民来说，知识的来源原本有三个方面：一是纵向借鉴，从历史学；二是横向借鉴，从他国学；三是自己摸索，从实践中学。这三个支点，缺一不可。但长期以来，我们实行“拿来主义”、“摸着石头过河”似乎多些，很少青睐我们祖先留下的思想宝库和治世经验。有没有可能在我们拄着借来的拐杖、摸着石头过河时，蓦然回首，却发现千百年前的古桥就在不远处立着呢？

汤因比曾说：“在我看来，对于任何一个将成为历史学家的人来说，尤其是对出生于这些时代的人来说，古典教育是一种无价的恩惠。”在我看来，这样的意义不仅限于历史学家，它也适用于当代社会的每一个人，尤其是作为社会管理者的公务员。以史为鉴、“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嘉善矜恶，取是舍非”，向来是一种人文精神，也向来是经世济用之正途要术。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向来都是高水平领导者必备的基本素质之一。

我在教育领域工作多年，对我们的教育在这方面的欠缺有着深刻的体会。源自20世纪初的反传统思潮带给了我们面向西方的视角和革新的勇气，也成为历史虚无主义和“左”的流毒的根源之一。反映在我们的教育中，就是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古典教育的缺失。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看到自己的青年在欣赏西方古典文学艺术的同时，却不具备欣赏唐诗宋词的能力时，心里不能不涌起一种痛楚；看到自己的青年在解决理论方法和问题时总是习惯于探询西方世界，却很少光顾自己的民族文化宝库时，心里不能不涌起一种遗憾。当这种痛楚和遗憾所面对的对象是一个民族的几代青年时，这是何等巨大的损失！

其实，历史是无法割裂的，只是肯不肯自觉地去认识罢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告诉我们：尊重历史才是尊重现实，懂得如何自觉探询历史的民族才会真正懂得如何理性地探索未来。只有在善于向西方学习的同时，还善于向我们的古人、前人学习，我们才有可能后来居上、引领时代。

到了该补上这一课的时候了，以我们补科学教育一样的志气和热情。所以，自2001年我国正式实施公共管理硕士（MPA）学位教育以来，我作为全国公共管理硕士学位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就一直想要从MPA教育领域入手，编一本专业领域内的历史教科书，让故纸堆中的历史鲜活起来，展现我们传统文化精粹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命力和功用，在公共管理硕士学位教育中加入“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的理念，让我们的MPA学员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尽可能精要地了解中国历史上治国安邦的经验和实践，从中获得色彩纷呈的治国理念、政治智慧和制度设计等方面的广泛启迪，加强他们在专业历史知识方面的修养，或者至少是提供这么一种概念，让他们能更自觉、更自如地学习和运用祖先的智慧。

在中国古代博大精深的学术体系中，“治国安邦”之学应该是地位最为尊崇的学术，也是内容最为丰富的学问。中国古代丰富多彩的治国理念、纷繁凝重的治国实践实在是一座宝藏。而长期以来，我们对这一宝藏很少有过像样的开发利用。关于中国古代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典籍浩如烟海，却鲜有现代人编写的系统介绍中国古代治国思想、制度和实践的专门书籍，这方面的知识当然也就难以系统地出现在大学的讲坛上。为了弥补这方面的缺憾，两年多前，我和我的同仁们开始了这方面工作的探索，直到今天这本书的出版。

工作开始后，我们深刻地体会到编写实践的不容易，特别是面对着这样一座璀璨的宝藏，挖掘和取舍都是很大的挑战，而如何选择最具有现实借鉴意义的历史资料更是挑战，这需要我们的作者不仅有历史的眼光，还要有现代的眼光；不仅要有历史知识的积淀，还要有公共管理知识的涵养；不仅要有丰富的综合知识，更要有运用这些知识的能力。所以，这本书的出版，只能说是我们尝试着迈出的第一步，这方面的研究，还需要继续。

传统节日：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象征

文化是历史发展的标志，是文明演进的积淀，它既包含物质文明的创造、制度文明的建设，也包含观念思想的构筑，更包含社会生活方式、民俗风情的世代相传、感化挹注。它既由社会精英引导方向、规范价值取向，更由广大群众参与创造、展现精神风貌，反映着全民族的心理认同，成为一个民族的本根与灵魂。从这个意义上考察，我们就能够清醒地理解，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历经数千年沧桑，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断地为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正在于我们这个民族拥有博大厚重、无与伦比的传统文化，它作为我们的民族之“根”，起着推动社会进步、促进文明升华、强化民族凝聚力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灿烂辉煌的中华传统文化中，流传至今的春节、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乃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和生动的表现形态，它们集中体现了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突出反映着中华民族的心理认同，是广大民众精神世界的生动展示，也是国家历史积淀与文明性格的具体象征。一、传统节日：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多彩画卷

中国的传统节日宛如一幅幅绚丽多彩的画卷，展现着历代民众的人文意识与审美情感，成为中华文明的亮丽风景线。而这幅多彩画卷的鲜明特色，突出反映为其历史的悠久、大众的参与、文化的集萃、民族的认同以及国际的影响。

历史悠久性。中国传统节日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长期积淀凝聚的产物，具有十分深厚的历史底蕴。考察中国传统节日的起源和发展，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早在上古时期即已因生产活动、原始崇拜而初露端倪，后又随着神话传奇故事的融入，宗教文化因素的影响，以及一些历史人物被赋予永恒的纪念意义而渐渐确立。

到了汉代，我国主要的传统节日大都已经定型。如汉章帝时，曾下诏将正月十五定为元宵节，在司马迁制作的“太初历”中，元宵节作为重大节日也赫然见于记载，至东汉明帝时，更出现了在元宵之夜燃灯观赏的社会风俗。又如清明节，起源于春秋时晋文公为缅怀纪念介子推而推行的禁火寒食的风俗，到汉代时，则成为民众普遍认同并参与追忆先人的特定节日。再如端午节，尽管有关其起源的看法多有分歧，有纪念屈原说，纪念伍子胥说，纪念曹娥说，南方吴越民族图腾祭祀说，恶月恶日趋避说等，但是，它起源于先秦时期，定型与普及于汉代，乃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传统节日由来已久，绵延不绝，早已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恰恰是这种历史悠久性，使得传统节日能够历久弥新，深入人心，发挥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作用。

大众参与性。中国传统节日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凝聚人心、构筑民族心理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于它们亦雅亦俗，亦庄亦谐，为广大民众所喜闻乐见，成为普天共庆、全民参与的盛大礼典。随着历史的演进，民众文化意识的自觉，传统节日中原始崇拜、禁忌迷信的色彩越来越淡化，逐渐变成纯粹庆贺意义上的日子。这种文化现象大致出现在隋唐时期，当时，传统节日已经普遍转化为娱乐礼仪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佳节良辰，充满喜庆欢快的气氛，各种丰富多彩的体育、娱乐活动内容伴随着相应的节日而成为时尚，广为流传，这就极大地吸引了普通民众关注与参与传统节日的庆祝活动，从而全面拓展了传统节日的群众基础，使它们拥有了更强大的活力与生机。王安石曾写诗讴歌春节：“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里的“千门万户”正是普天同庆、万众参与的形象写照。春节是如此，元宵、端午、清明、中秋、重阳等节日同样没有例外，像元宵节“何处闻灯不看来”、“花市灯如昼”的绚丽，清明节“著处繁花务是日，长沙千人万人出”的热闹，端午节“画鹢四来合，大竞长江流。建标明取舍，胜负生死求”的奋发，都是大众积极参与传统节日庆典的生动体现。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传统节日具有“寓教于乐”，凝聚与振奋民族精神的巨大功能。

文化集萃性。中国传统节日的绚丽多彩，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展示，也与它具有深厚文化内涵密切联系。具体地说，它们乃是文化大传统（精英文化）与文化小传统（大众文化）的有机结合。历史上无数诗人骚客都把传统节日作为自己吟诵讴歌的重要对象，这使得对传统节日的吟诵成为中国古代优秀文学的集中载体之一。他们或借这些吟诵表达自己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与向往：“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或借这些吟诵反映自己对亲情、乡情的深沉眷恋：“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或借这些吟诵申诉自己对历史现实的真实感慨：“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从而留下了许许多多文学史上脍炙人口的经典名篇。这些经典名篇因传统节日而产生，而流传，同时反过来又为传统节日增添了更深厚的文化内涵，提升了更强大的文化感染力与影响力，激发起广大民众对传统节日的更大文化心理认同。事实也正是如此，只要提起清明节，人们脑海中就会浮现杜牧“清明时节雨纷纷”的美妙诗句；只要提起中秋节，人们也必然生发出苏东坡“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瑰丽联想。以这个意义上说，传统节日已凭借古代文人的生花妙笔，而得以深深植根于亿万人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文化归附意识的具体象征。

民族认同性。一体多元是中华民族的显著特征，民族大融合、大团结是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基本途径。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中国传统节日也起到了无形但却强大的纽带联结作用。换言之，传统节日不但是汉族民众的重大庆典礼仪，也是许多少数民族共同拥有与庆贺的良辰佳节。如朝鲜族、满族、黎族、纳西族、侗族、毛南族、达斡尔族、拉祜族、锡伯族、白族等少数民族大都与汉族一样，将春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列为自己民族的节日，尤其是春节，更是这些少数民族热烈庆祝、愉快欢度的大喜日子之一。当然，这些少数民族除了欢度汉族传统节日之外，也有属于自己民族的特殊的节日，即使是过春节、中秋节等节日，各个少数民族也有不同于汉族的庆贺方式，其实这也恰好反映了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优良传统。而少数民族对春节等传统节日的认同与接受，也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文化具有博大的包容性与强盛的生命力，传统节日在促进民族大融合、巩固民族大团结方面的意义于此可见一斑。二、传统节日：中华民族精神意识的形象写照

中华民族长期发展过程中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是传统节日得以形成与丰富的深厚土壤，它们作为中华文明在民间社会最直观、最生动的表现形态，业已成为民族主体意识的主要载体与鲜明象征，是中华文化价值取向与理想追求的形象写照。这种文化主体意识，大体而言，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勤劳奋斗意识。从本质上讲，传统节日与社会经济活动密切相关。古代中国以农业立国，这一特点，决定了许多传统节日直接来源于农事节令。二十四节气中的四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二分（春分、秋分）、二至（夏至、冬至），不仅与四季变化有关，而且在农事节令中起着界标性的作用。《礼记·月令》和《四民月令》分别代表了官方与民间重视农事节令的传统，在立春之日进行的“迎春”活动，曾是国家大典，“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礼记·月令》）。突出强调了“天子亲耕”的“藉田”之礼。这种礼仪自先秦一直延续至清末，它本身就具备着动员民众准备投身生产的积极意义。春节，古称正月“元日”，或称为“元旦”、“岁旦”，被视为辞旧迎新的显著标志，同时也含有提醒人们在欢乐之后准备新一轮农事的意义。所以春联中往往有“瑞雪兆丰年”之说法。唐代诗人孟浩然《田家元日》一诗，就反映了这一内涵：“昨夜斗回北，今朝岁起东……田家占气候，共说此年丰。”中国古代文化中的重农勤耕色彩显而易见。这表明许多传统节日与农事活动密切相关，由节日所构成的系列活动，环环相扣，在农业社会中，起到了传授生产知识，规范农事活动，推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的巨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节日与社会生产直接相关，体现的是中华民族吃苦耐劳，勤勉进取的民族性格与文化意识。

第二，寻根爱国意识。传统节日凝聚着浓厚的亲情、乡情、爱国情，是中华民族热爱生命、热爱家园、热爱生活、寻求归属之价值本位意识的集中体现。“我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这是小至个体生命，大至国家民族需要寻求解答的共同命题。传统节日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意识的形象诉求，也是中华民族寻找本根、尊老爱幼、爱家爱国诸多传统美德的形象诠释。我们知道，慎终追远，敬祖报本是一个民族得以存在、得以发展的重要前提与基本动力，在这方面，中华民族具有优良的传统，始终把“以孝道教化天下”作为政治伦理的核心原则。这种价值取向同样要在传统节日的庆祝纪念中反映出来。换言之，中国的许多传统节日，其本质意义在于慎终追远，通过感激先人赐予生命，缅怀先人的道德风范，实现先人的理想追求等方式，表达自己的寻根心理与归属意识。而清明节、重阳节就是敬祖报本、尊老事孝意识宣传弘扬的具体载体。在烟雨迷蒙、万象更新的清明时节，踏青扫墓、怀念先人，实际上寄托了生者对生命的敬畏，对往昔的尊重，反映了人性中最美好、最真挚的情愫。至于重阳节登高赏菊，则是热爱生活、追求健康、珍惜生命等积极意识的表现形式，它为广大民众提供了表达敬老尊长情感的最佳机会，使得人们内心深处的报本情结得以舒缓、释放。可见历经千百年，清明、重阳等传统节日依旧能够吸引无数民众来参与、来共庆，其谜底就在于这些节日是美好人性的见证，是中华民族美德懿范的缩影。

中国文化的特征之一是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亲情、乡情的扩充、放大，便是爱国之心的萌生。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的发展、丰富，便是治国、平天下理想追求的提出。这种文化理想与价值取向，自然也是传统节日所要表达的重要主题，端午节无疑就属于这方面的典范。关于端午节的起源，闻一多等学者曾作过翔实的考证，结论是它起源于南方吴越民族的图腾祭祀（参见《端午考》与《端午的历史教育》诸文）。这从学理上说当然是有根据的。但是，人们的主流看法仍坚持认为端午节缘起于纪念屈原，而屈原之所以被纪念，则在于他那种“亦余心之所向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爱国情操值得歌颂，值得弘扬。由此可见，对亲情的倾注，对乡情的依恋，对爱国之情的执著，是传统节日的文化主题之一，也是使传统节日超越时空界限，永葆魅力，始终发挥民族精神作用的深层次原因。

第三，安定圆满意识。中国历史上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农耕自然经济社会结构，形成了安土重迁，追求稳定的民族文化心理，对和平的热切追求，对安定生活的真诚向往，始终是民族深层心理的普遍认同。这一民族性格，决定了中华民族热爱生活，企冀安定，向往祥和圆满的文化价值取向。毫无疑义，这种美好愿望必然在传统节日中得到强烈表现。春节、中秋节等良辰佳节的核心内涵，便集中于家庭的团聚，生活的祥和，未来的美满。如春节风俗中倒贴“福”字，书写春联，其意义在于祈求来年的福运，寄托过上安定美好生活的殷切心愿；除夕之夜挑灯守岁，大年初一燃放爆竹、相互拜年，图的也是温馨祥和，大吉大利，即所谓“历添新岁月，春满旧山河”的“良辰美景”，“屠苏成醉饮，欢笑白云窝”的“赏心乐事”。至于中秋节，人称“团圆节”，更蕴涵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孜孜追求。是夜，人们仰望着万里苍穹中如盘似的皎洁明月，自然会期盼家人团聚，生活祥和；而在他乡的游子，也同样会滋生“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感慨，寄托自己对故乡和亲人的深沉思念之情。这种对生活的热爱，对幸福的向往，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方式维系着人们对家园的感情，而它长期感化挹注的结果，乃是使得中华文明的传承、传播有了最深厚、最有力的保证。“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在一年一度中秋佳节来临之际，我们从大文化的视野，用现代社会的理念对传统节日的内涵与价值进行发掘，无疑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因为这对于我们在今天继承民族文化，保持民族特色，弘扬民族精神，增添民族凝聚力，实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众所周知，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离不开自身丰厚优秀的历史文化资源作依托，而传统节日作为这笔资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并进行积极利用。要知道在这个激烈竞争的世界上，“数典忘祖”乃是对历史的唐突和背叛，也势必会受到未来的惩罚。

中国传统节日应设为法定节假日

传统节日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文化长期积淀的产物，并自诞生始即成为民族传统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它独具的喜闻乐见、全民参与的特点，决定了它在弘扬民族文化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大凡历史文化悠久的国家或民族，都有自己丰富多彩的传统节日。

中国的传统节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流传至今的节日风俗，都具有特定的文化内涵，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体现着中华文明的特点，千百年来发挥了传承、传播中华文明的重要作用。世界各地的华人都非常重视中国传统节日。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虽在近代曾脱离母体很长时间，但一直保留着一些重要的传统节日。在香港，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和重阳节为五大传统节日，被规定为法定假日；在澳门，春节、清明节、中秋节和重阳节被规定为法定假日。新加坡华人同样非常注重春节、清明节、端午节和中秋节等中国传统节日，每年举行各种各样的活动进行庆祝。可以说，华人走到哪里，就会把重要的传统节日带到哪里。每逢佳节，身处世界不同地方的华人都会以相同或相似的方式举行庆祝活动。所以，传统节日对华人来说，除了传承文化，还起到了一个文化纽带和精神桥梁的作用。

在当代中国，要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首先就要注重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而重视传统节日并发掘其内涵，对于我们继承民族文化、保持民族特色、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无疑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但现在中国的法定节日中，只有春节反映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特色，其他的一些传统节日，虽然在民间有所保留，但并未被规定为官方法定节日，没有法定假期。由于重视程度不够，一些传统节日近年来有逐步衰落的迹象。一方面是一些传统节日在走向衰落；另一方面则是随着现代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休闲时间的增加，仅有春节已经远远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很多城市青年开始引进西方的节日，如圣诞节、复活节等。对自己的传统节日缺乏了解或兴趣而盲目引进西方的节日，这样的现象不能不引人深思。所以，我们要充分重视和发挥传统节日在今天的作用，使之服务于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有鉴于此，加上与世界很多国家地区相比，我国的法定假日偏少，只有10天（如法国与英国每年有13个法定假日，香港有12个法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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