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籍精华(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闻明,张林

出版社：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学苑音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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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籍精华试读：

编写说明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史、又充满着生机与活力的泱泱大国。中华民族早就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前赴后继，绵延百代。

中华文明曾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伟人巨匠，英雄豪杰。

鲁讯先生曾说过：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可谓博大精深，流光溢彩，每个中华儿女无不为拥有这份丰厚而珍贵的文明遗产感到无比自豪。中华文明是我们民族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智慧结晶，是我们灵魂的生发与归依，是我们内在生命的本源。它滋养了我们的心灵，激发着我们的创造力，并孕育着我们民族的未来。传承中华文明即是在延续我们民族的灵魂。在21世纪的今天，新一代的中国人更需要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明中汲取营养，提高人文素质，树立文化自信。《中国历史百科》的编辑出版的意义即在于此。《中国历史百科》在吸收国内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中华文明悠久历史沉淀下来的丰富的图文资料融为一体，直观的介绍历史发展进程，全书以2000多幅珍贵图片，配以300多万字的文字叙述，全方位介绍了中国历史的基础知识，内容涵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科技、法律、宗教、艺术、民俗等领域。

全书共分为24册，具体内容如下：中国历史百科之一：文明历程中国历史百科之二：王朝世系中国历史百科之三：赫赫天朝中国历史百科之四：大事录要中国历史百科之五：皇权典制中国历史百科之六：官称衙署中国历史百科之七：皇权刑律中国历史百科之八：千年重农中国历史百科之九：考选科举中国历史百科之十：国门内外中国历史百科之十一：自足经济中国历史百科之十二：百家沉浮中国历史百科之十三：青史垂名中国历史百科之十四；皇宫留谜中国历史百科之十五：疑案寻踪中国历史百科之十六：状元全录中国历史百科之十七：阉宦兴衰中国历史百科之十八：优伶春秋中国历史百科之十九：典籍源流中国历史百科之二十：刑具淫威中国历史百科之二十一：史籍精华中国历史百科之二十二：史海温故中国历史百科之二十三：逸趣名人中国历史百科之二十四：谈闲说怪

因本书规模较大，编写时间仓促，书中难免存在错误，敬请广大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中国历史百科》编委会2008年2月

先秦史学典籍

《逸周书》

先秦史籍。本名《周书》，隋唐以后亦称《汲冢周书》。今本全书10卷，正文70篇，其中11篇有目无文，42篇有晋五经博士孔晁注。各篇篇名均赘“解”字。又序一篇，各本或在卷端，或附卷尾。序与《尚书》序相类，分言各篇之所由作。正文基本上按所记事之时代早晚编次，历记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成王、康王、穆王、厉王及景王时事。

书之来历，汉刘向、 《隋书·经籍志》及刘知几《史通》皆以为是孔子删削《尚书》之余篇。今人多不信从，而以为是战国人所编；各篇写成时代或可早至西周，或晚至战国，另有个别篇章，可能还经汉人改易或增附。如《时训》以雨水为正月中气，惊蛰为二月节气，与汉以前历法相左。该书在汉代已散佚不全。刘向校书，即谓存者45篇。今传60篇本，盖又经后人改编。有人认为今本盖后人合旧本与晋太康间汲冢所出之周书而成，故有《汲冢周书》之名。但多数人认为称今本《周书》为《汲冢周书》，是一种误解。《逸周书》内容庞杂，各篇体例不尽一致，性质亦有不同。如前三篇《度训》《命训》《常训》，皆以王者师的口吻，讲为政牧民之道；第五篇《籴匡》和第十一篇《大匡》，讲救助灾荒的措施与制度，第六篇至第十篇《武称》《允文》《大武》《大明武》、《小明武》及等三十二篇《武顺》、第三十三篇《武穆》和第六十八篇《武纪》，均类兵家言；而自第十一篇以下，各篇又多以“维（王）某祀（或某月）”的形式开头，记事或言。第三十至第五十篇，主要记伐商前后事。如《酆谋》记伐商前的准备，《和寤》记伐商途中事，《克殷》记克殷的经过及善后，《世俘》主要记伐殷战果，《商誓》主要记武王训告商旧臣诸侯之辞，《度邑》记周公规拟伊洛而定“天室”之事，《作雒》记营建成周之缘起及成周之制。第五十一篇《月令》是有关天文历法的文字。第五十二篇《时训》记一年中二十四节气及七十二时之物候。第五十四篇《谥法》言给谥的法则。第五十八篇《官人》与《大戴礼记·文王官人》文同而人异（《大戴礼》为文王与太公望，此为文王与周公旦）。第五十九篇《王会》，记成周之会的盛况及各方贡献。第六十篇《史记》，记历史上诸王国灭亡的原因与教训。第六十二篇《职方》，即《周礼·夏官·职方氏》文。第六十三篇《芮良夫》，记芮良夫训诫厉王之辞。第六十四篇《太子晋》，记周景王太子晋行事。第六十七篇《周祝》，则又称为韵语，纯系说教。

今存59篇中，属于或基本属于西周作品者大概有：《世俘》《商誓》《皇门》《祭公》《芮良夫》等篇。这些篇记事当较可靠，此外，《度邑》所记之事在周初铜器何尊亦有反映，《克段》所记，朱右曾以为“非亲见者不能”，也当有较可靠的根据，此二篇皆为《史记·周本记》所采用。即使时代较晚各篇，也有研究价值，如《度训》等篇对于研究孟子、荀子等人的思想渊源，《程典》等篇对于研究古代伦理思想，类兵家言的几篇对研究先秦兵家，《王会》对于研究古代少数民族的分布及民族关系，均有特殊意义。

由于《逸周书》部分内容及思想与儒家道德理论相违背，其书迄清代一直不甚为人所重，故乏精校，版本文字脱误严重。今传世本有十余种，以元至正十四年（1354）嘉兴路学宫刊本为最古，但不易得。《四部丛刊初编》所收为明嘉靖间四明章檗刊本。清乾隆间卢文弨合众本校刊，是为抱经堂本，世推“最善”。清人著者数家，以朱右曾《周书集训校释》流传最广，然其注较简，且说多本丁宗洛《逸周书管笺》。另有潘振《周书解义》、陈逢衡《周书补注》、唐大沛《逸周书分编句释》，及王念孙《读逸周书杂志》、俞樾《周书平议》、孙诒让《周书斠补》、刘师培《周书补正》和陈汉章《周书后案》，均可参考。

《春秋》

中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按年记载了春秋时鲁国从隐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或十六年间（前722~前481或前479）的历史大事。该书略有残缺，尚保留一万六千多字。其纪年依据鲁国，记述范围却遍及当时整个中国。内容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天文气象、物质生产、社会生活等诸方面，是当时有准确时间、地点、人物的原始记录。如它记载的37次日食，就有30次同现代天文学推算完全符合，证明《春秋》确是当时信史，绝非后人所能杜撰。

旧说《春秋》为孔子所作。但近代学者研究证实，它应为鲁国历代史官世袭相承集体编录。因早在孔子出生前就有《春秋》流传，并已具备约定俗成的一套传统义例，即所谓“书法”。当时晋、齐、楚、宋等国均有这样的史官建置和类似的史书编著，其体裁及“书法”也大体一致。《春秋》所以能记载各国大事，就是这些史官相互通报的结果。另外，《春秋》中有违反“书法”、为权位开脱罪责的曲笔讳饰之辞，也有与孔子观点相反的记载，还有一些缺文讹误，甚至记录了孔子的生卒年。这些都说明《春秋》不可能是孔子所作。《论语》

《左传》

现存《春秋》分别载于《左传》

《公羊传》

《谷梁传》

旧说与《公羊传》、《谷梁传》同为解释《春秋》的三传之一，实为记载春秋历史的重要史学名著。亦称《左氏春秋》《春秋左氏传》《春秋内传》。传为春秋末鲁人左丘明作，实际成书时间当在战国中期。春秋时中国已有专职史官用简练的文字记录重要史事的纲目，《春秋》就是流传下来的一种。另有称为瞽矇的盲史官，记诵、讲述有关这些题目的具体内容及远古传说，口耳相传以补充和丰富文字的记载，左丘明即为瞽矇之一。约在公元前4世纪中，魏国的孔门后学以《春秋》为纲，依据瞽矇的讲史记录

《国语》

与《左传》《谷梁传》同为解说《春秋》的三传之一。亦称《春秋公羊传》。旧说创始于子夏弟子齐人公羊高，传五世至西汉景帝时得立于官学。由于它写成于汉初，用的是汉代通行文字“今文”，故属“今文经”，并为“今文经学”主要经典。《公羊传》用问答体解说《春秋》所记史事，着重从政治而非历史学的角度阐述这些记载的是非观，并把它看成孔子政治理想的体现，作为指导后世帝王行事的准则。由于其借对史事的议论发挥自己的政治主张，所以常有一些“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如齐襄公恃强兼并纪国，却被肯定，以为是为其九世祖齐哀公复仇；宋襄公在泓之战坐失战机，丧师辱国，歌颂为“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该书本文二万七千多字，其中有三十七年无传，可能已有残缺。东汉何休依据胡毋生条例所作《春秋公羊解诂》，集两汉公羊学之大成。北宋著录有徐彦所作《公羊传疏》。清人陈立著《春秋公羊义疏》，广搜诸家解说，可供参考。《谷梁传》

与《左传》、《公羊传》同为解说《春秋》的三传之一。亦称《春秋谷梁传》。旧说鲁人谷梁赤“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实际应是孔门讲习《春秋》的若干代学者集体的论议，整理编著成书的年代不晚于汉初。宣帝时，为之立博士。《谷梁传》一般认为属于“今文经”。全书正文两万三千多字，采用问答体解说《春秋》，重点在阐述经义即《春秋》的政治意义，与《公羊传》大抵同调，但在个别具体问题上也有歧异。如鲁僖公四年《春秋》记：齐桓公伐楚，“楚屈完来盟于师”。《公羊传》称：“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以此为王者之事也。其言来何，与桓为主也。……与桓公为主，序绩也。”肯定了齐桓公取得的重大成绩。《谷梁传》却说：“来者何？内桓师也。……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为仅矣。”认为齐桓公成就有限，楚仍桀骜不驯，所论很不相同。

东晋范宁搜辑诸家训释著《春秋谷梁传集解》，标榜兼采众说、择善而从，唐人杨士勋又为之作疏，成《春秋谷梁传注疏》。清人钟文蒸有《谷梁补注》，网罗前人遗说，可供参考。《国语》

杂记西周、春秋时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人物、事迹、言论的国别史。亦称《春秋外传》。旧说为春秋末鲁人左丘明所作，与《左传》同为解说《春秋》经的姐妹篇。近代学者研究证实，春秋时有称为瞽矇的盲史官，专门记诵、讲述古今历史。左丘明即是略早于孔子的著名瞽矇，其讲史曾得到孔子的赞赏。瞽矇讲述的史事被后人笔录成书，称为《语》，按国别区分即为《周语》《鲁语》等，总称为《国语》。西晋时曾在魏襄王墓中发现大量写在竹简上的古书，其中有《国语》三篇言楚、晋事，说明战国时该书已流行于世。今本《国语》大约就是这些残存记录的总集。由于是口耳相传的零散原始记录，其内容偏重于言辞，在国别和年代上也很不平衡。全书二十一卷中，《晋语》九卷，《楚语》二卷，《齐语》仅一卷。《周语》从穆王开始，尚属西周早期；《郑语》仅记桓公谋议东迁之事，亦在春秋之前；《晋语》记到智伯灭亡，已属战国之初。可见《国语》的内容并不局限于《春秋》，但的确记载了不少西周、春秋的重要史事。从传授渊源来看，它也可承认为左丘明所作。《国语》出自瞽矇的记录，为价值很高的原始素材，所以司马迁编著《史记》时曾大量取材于此。三国时吴人韦昭为《国语》作解，总结了汉代学者注释的成果。

《战国策》

战国至秦汉间纵横家说辞和权变故事的汇编。它不作于一时，也不成于一手。战国时，有专门从事外交策略研究者，他们探讨如何揣摩人主心理，运用纵横捭阖的手腕，约结与国，孤立和打击敌国，史称纵横家。他们对于谈说之术非常注重，为了切磋说动人君的技艺，就要不断地收集材料，储以备用，有时并亲自拟作，以资练习。《战国策》即因此而产生。《战国策》中的权变故事，大体可分作两类。一类是早期作品，写作时去事件发生的时代不远，说辞大体符合历史事实，史料价值较高，《战国策》中许多中短篇说辞都属于这一类。不过由于传闻不同，同记一事有时也不免互有出入。另一类是晚出的拟作，拟作者对史事已颇茫然，其中许多都是托喻之言，虚构之事，谈形势则扦格难通，言地理则东西不辨，《战国策》中的许多长篇说辞大都属于这一类。司马迁说：“世言苏秦事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其他人的事迹也有类似情形。《汉书·艺文志》共著录了纵横家十二家，二百零七篇。西汉末年，光禄大夫刘向奉诏校书，见到了皇家藏书中有六种记载纵横家说辞的写本，内容庞杂，编排错乱，文字残缺。它们有《国策》 （并非今本《战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几种不同的名称。刘向依其国别，略以时间编次，定著为《战国策》三十三篇。东汉时高诱为此书作注。隋代已残缺不全，今仅存十篇。

除刘向所见者外，当时还有不少在民间流传的纵横家说辞。1973年12月，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有一部和《战国策》类似的书，由整理者命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这部帛书共27章，有11章见收于《战国策》和《史记》，其余16章是佚书。

由于秦始皇焚书的重点是各国的史书，故《战国策》为后世治史者提供了不可缺少的资料，司马迁就曾采取其中的九十多事载人《史记》中。而且《战国策》所收多是优秀散文，对后代文学有深远的影响。《战国策》在流传中颇有亡佚，到北宋中期已散佚了十一篇，由曾巩访之士大夫家，才重新补足三十三篇之数。今天所见的《战国策》，按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分国编次，共三十三篇，四百六十章，也有分为四百九十七章的。其所记史事，上起公元前490年知伯灭范、中行氏（《赵策一》），下迄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燕策三》），反映了这270年中重要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活动。1900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在新疆古楼兰废墟发现了一张不晚于魏晋时代的《战国策》写本残《战国策》书影片，其内容同于姚宏本《燕策》第一章的末尾和第二章的开头，可见今本流传有绪，大体保存了刘向编订的原貌。《战国策》的版本大致有两个系统。南宋初年，剡川（今浙江嵊县）姚宏校注此书，态度谨严，忠于原作，书成于绍兴丙寅（1146），不久就有刻本。此本在清代经黄丕烈影写复刻，收入《士礼居丛书》，流传极广，今通称姚本，其中包括东汉高诱的残注和姚宏的续注。和姚宏同时，缙云（今浙江缙云）鲍彪也为《战国策》作注。鲍氏改动原文，重新编次，受到后世许多人的讥评。元代吴师道撰《战国策》注，对鲍注订误补缺，释疑解滞，甚便读者。《四部丛刊》初编曾把吴书的元至正十五年（1355）刻本影印收入，其他的重刻本流传的也很多。此本今通称鲍吴本。此后，中外学者研究《战国策》的不少，或零篇短札，或巨制宏文，各有所获。

近人金正炜有《战国策补释》，诸祖耿有《战国策集注汇考》，缪文远有《战国策新校注》。

《竹书纪年》

战国时魏国史书。该书原无名题，后世以所记史事属于编年体，称为《纪年》，又以原书为竹简，也称为《竹书》，一般称为《竹书经年》，亦称《汲冢纪年》《汲冢古文》或《汲冢书》。晋太康二年（281），一说咸宁五年（279）或太康元年，汲县（今河南汲县西南）人不准盗掘当地古墓，发现了一批写在竹简上的古书。盗墓者“不以为意，往往散乱”，并烧竹简照取宝物。后来官府前往，又“收书不谨，多毁落残缺”。《竹书纪年》是其中较完整的一种。

这批竹简由汲县运到京师洛阳，晋武帝命中书监荀勗、中书令和峤负责整理。竹简长度为古尺二尺四寸，以墨书写（或作“漆书”，亦即墨书），每简四十字。对竹简文字当时说法不同，一说为“小篆”，一说为“蝌蚪文字”，一说为“古文”，应是一种较为规范的战国文字。整理工作首先是排比竹简的次第，其次是用当时的文字写出释文，最后是撰著提要。荀勗所撰《穆天子传》提要尚存。《竹书纪年》凡十三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至“今王”二十年为止。荀勗等整理时，据《竹书纪年》本书和战国时赵国史书

《世本》

由于竹简散乱，以及战国文字“于时即已不能尽识”，《竹书纪年》的整理仍存在争论和问题。晋惠帝时，秘书丞卫恒又从事“考正”，尚未完成即在一次统治者的内部争斗中被杀。他的朋友佐著作郎束皙续成其事，对这批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卫恒、束皙的“考正”内容，有些从现存《竹书纪年》佚文中还可以看出。如荀勗、和峤认为“今王”是魏襄王，卫恒、束皙却认为是魏安釐王；古墓也被分别看作是魏襄王和魏安釐王的坟墓。佚文中有“梁安僖（釐）王九年（张仪）卒”，所据即是卫恒、束皙的“考正”本。因此，《竹书纪年》当时有初释本和考正本两种，也可称为荀和本和卫束本。考正本可能名为《汲冢书抄》，《竹书纪年》是其中的一种。但后来通行的，一般还是荀和本。《隋书·经籍志》著录有《竹书国异》一卷，似为后人据两种不同本子所作的校记。《竹书纪年》有不少地方与传统记载大异，比较接近史实，如“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和干王位”等。此外，有的还与甲骨文、金文符合。《纪年》记“（殷）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与《史记·殷本纪》等以中宗为太戊不同，但与甲骨文“中宗祖乙”的称谓却完全相合。《史记》所记战国年代往往混乱矛盾，如齐国的桓公陈午，《六国年表》、《田敬仲完世家》两处都说在位六年，《纪年》作十八年，金文陈侯午敦记载有陈午十四年事，足证《纪年》为是。清朱右曾和当代陈梦家、杨宽等重谱战国年表，所根据的基本上是《竹书纪年》。《纪年》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在中国史学史上也是一部重要著作。古墓不在魏都大梁而在汲县，不应是魏襄王或魏安釐王的坟墓，出土古书有《易》，史书《国语》《琐语》《纪年》等又与近年长沙马王堆汉初古墓所出古书近似，可能是魏国贵族的坟墓。《纪年》作者当是魏襄王时的史官。《竹书纪年》原简可能在永嘉之乱时亡佚，但初释本和考正本仍继续传抄流行。直到唐玄宗开元以前此书仍旧存在。宋《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已不加著录，可能在安史之乱到唐末五代，传抄本也逐渐散佚。元末明初和明朝中期出现的《竹书纪年》刻本，春秋战国部分均以周王纪年记事，一般称为“今本”。清钱大昕等指其为明人伪书，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更推断为明嘉靖间天一阁主人范钦伪作。南宋初罗泌《路史·国名纪》戊注曾引《纪年》桓王十二年事，已不用晋国纪年，除多一字外，与今本全同，故今本最迟在南宋初即已出现。

清朝以来，据今本研究《竹书纪年》的人很多。嘉庆间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开始辑录晋以后类书古注所引的佚文，加以考证，称为“古本”。此后，王国维在朱书的基础上辑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范祥雍又有《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1981年，方诗铭、王修龄重新辑录为《古本竹书纪年辑证》，内容方面又有新的考证和补充，并将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收入，是现在较为完备的本子。《世本》

战国时赵国史书。以避唐太宗李世民讳，唐代改称《系本》或《代本》。该书记载黄帝以来的史事，原十五篇，有《帝系篇》、《王侯世》、《卿大夫世》、《氏姓篇》、《作篇》、《居篇》等。

《汉书》

《穆天子传》

先秦的历史神话典籍之一。西晋初年，在今河南汲县发现一座战国时期魏国墓葬，出土一大批竹简，均为重要文化典籍，通称“汲冢竹书”，其中有《穆天子传》、《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后合并为至今流传的《穆天子传》。《穆天子传》主要记载周穆王率领七萃之士，驾上赤骥、盗骊、白义、踰轮、山子、渠黄、骅骝、绿耳等骏马，由造父赶车，伯夭作向导，从宗周出发，越过漳水，经由河宗、阳纡之山、群玉山等地，西至于西王母之邦，和西王母宴饮酬酢的神话故事。其中的宗周，经学者研究，认为是指洛邑（今河南洛阳）；穆王的西行路线，当是从洛邑出发，北行越太行山，经由河套，然后折而向西，穿越今甘肃、青海、新疆，到达帕米尔地区（西王母之邦）。《穆天子传》所提供的材料，除去神话传说和夸张的成分，有助于了解古代各族分布、迁徙的历史和他们之间的友好交往，及先秦时期中西交通径路以及文化交流的情况。它说明远在汉武帝刘彻派张骞通西域以前，中国内地和中亚之间就已有个人和团体的交往接触。这一点，已有不少考古材料可资证明。

《晏子春秋》

记载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晏婴言行的书。一说成书于战国时期，也有人认为是原籍为齐的秦代博士所写。该书采用史料和民间传说编纂而成，其中晏婴劝告君主不要贪于逸乐，要爱护百姓、任用贤能和虚心听取不同意见等统治经验，常为后世所取法。晏婴本人恪守传统礼制，生活节俭，也常为后世统治者所称道。该书中许多生动的情节描写，表现了晏婴的聪慧和机智，如“晏子使楚”等，曾在民间广为流传。书中还通过总结政治经验，分析了“和”“同”两个概念。晏婴认为对君主随声附和即“同”，不足可取；只有敢于向君主提出建议，补其不足，也就是“和”，才是正确的。这一具有辩证法思想的论述在中国哲学史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晏子春秋》曾经刘向整理，共内、外八篇，二百一十五章。清代校定者有七八家，清未有苏舆《晏子春秋校注》、张纯一《晏子春秋校注》；近有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材料较全。在日本也有不少研究著作和注本。

《尸子》

先秦杂家著作。《汉书·艺文志》杂家有“《尸子》二十篇”，班固自注：尸子“名佼，鲁人，秦相商君师之。鞅死，佼逃人蜀”。刘向《荀子书录》说尸子著书“非先王之法，不循孔氏之术”，似曾有法家倾向。《隋书·经籍志》杂家记载：“《尸子》二十卷、目一卷。梁十九卷。秦相卫鞅上客尸佼撰。其九篇亡，魏黄初中续。”可见原书在三国时已亡佚一半，所以黄初（220~226）中才续补了九篇。《后汉书·宦者吕强传》李贤注说：“（佼）作书二十篇，十九篇陈道德仁义之纪，一篇言九州险阻、水泉所起也。”这里说十九篇陈道德仁义，显然与刘向《别录》所说的商鞅师尸佼的思想不合。隋唐以来流传的《尸子》，虽非汉以前《尸子》之旧，却反映了魏黄初中人续补的内容。这个本子到宋代又已亡佚，宋末王应麟所见《尸子》只存一卷。惟《群书治要》中尚残存十三篇佚文。清代辑《尸子》的有许多家，《心斋十种》本为惠栋辑，任兆麟补辑。《平津馆丛书》本乃章宗源辑，孙星衍补辑。《湖海楼丛书》本为汪继培辑。《尸子》佚文的思想兼宗儒、墨、名、法、阴阳，的确算是杂家。但书中保存先秦《尸子》的多少内容，难于辨析。

《荀子》

战国末期的儒学大师荀子的著作。荀子，名况，字卿。赵人。古书中多作孙卿，《史记》作荀卿。其生卒年皆不详。根据一些记载的推测，约在齐闵王末年，荀子曾到过齐，后离齐去楚。到齐襄王时，荀子又至齐，《史记》说他“最为老师”，“三为祭酒”，表明他在稷下已是一位资历很深的首领人物。楚考烈王八年（前255），楚相春申君以荀子为兰陵（今山东莒南）令。后又离楚至赵，赵以荀子为上卿。不久又返楚。秦昭王时，荀子赴秦，见到昭王和范雎。楚考烈王二十五年（前238），春申君死，荀子病居兰陵。其卒年当在此后不久。《盐铁论》以为李斯为秦相时荀子尚在则不确。

荀子学识渊博，继承了儒家学说，并有所发展，还能吸收一些别家之长，故在儒家中自成一派。

在人性问题上，荀子主张性恶，和孟子的性善针锋相对。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因而不可能有天生的圣贤；人性善是受教化的结果。在天道观方面，荀子受老子的影响，以为天没有意志，不过是能生长万物的自然界，不能决定人事的吉凶、祸福。提出人应该顺应自然但也可改变自然，即所谓“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的思想。《荀子》书影

荀子对礼很重视。礼是指纲常和伦理道德，他认为礼在调节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中起重要作用。他宣扬儒家的王道思想，主张以德服人，反对用强力来压人。王道的具体内容是礼义和仁政。他继承了儒家“为政以德”的传统，认为治国应该“平政爱民”。他将君主比作舟，庶民比作水，认为“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即提醒君主，如果聚敛、刑杀无度，就会遭到覆舟的报复。虽然他主张治国要用王道或礼义教化，但也认为完全有必要采用刑罚。所以荀子是礼法兼用、王霸并重，和他以前的儒家有明显的不同之处。荀子的学说思想，对西汉经学的发展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如《礼记》、《韩诗外传》等书中部分内容即抄自《荀子》。由于荀子有些论点和儒家传统说法不合，故受到后人指责和非议，如唐韩愈就说荀学是“大醇而小疵”。到宋代则为程朱理学所不容，出现了扬孟抑荀的现象。到清代末年，梁启超、章炳麟等则对荀子的学说思想重新作出评价，肯定了它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所占据的重要地位。《荀子》经西汉刘向编定，共有三十二篇。唐杨惊改为二十卷。杨氏以为书中的《大略》到《尧问》的六篇，当是后人所作。按今人研究的结果，认为书中如《劝学》、《王霸》、《性恶》、《天论》、《解蔽》、《正名》、《礼论》、《乐论》等篇，都应该是荀子的作品。《荀子》一书有唐人杨惊的注解。清代学者为该书所作的校刊注释工作不少，清末王先谦汇集清人的这些成果，作成《荀子集解》，该书是许多注本中最好的一种。近人梁启雄作《荀子简释》，内容简明易读。

《墨子》

中国古代思想家、墨家创始人墨子的著作。墨子，名翟。春秋末战国初鲁国人。墨子出身低贱，一生中除著书立说和教授门徒外，还参加过一些政治活动。他曾仕于宋，为大夫，又到过卫、齐、楚、越诸国。楚惠王时，公输般作攻战之具，打算为楚攻宋。墨子闻讯，行走十昼夜，到楚加以阻止。楚惠王晚年，墨子曾向惠王上书。他和楚贵族鲁阳文君相友善。目前所知墨子事迹仅此。

墨子有著作传世。《汉书·艺文志》著录《墨子》有七十一篇，后亡佚十八篇，故今本《墨子》仅五十三篇。其中较能代表墨子学说和思想者有《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等。其余大都为墨家后学所作。其中《经》、《经说》和《大取》、《小取》，均属名辩之作，以讨论人的认识论和逻辑学等问题为主，可能成书于战国晚期，故为集名辩大成之作，是今天研究战国名辩之学的重要材料。《备城门》、《杂守》等十一篇，主要讲城守之术，应为兵家作品，也是墨家善守御的一种见证。还有如《亲士》、《修身》、《所染》，前人多疑非墨家所作。《淮南子》说，墨家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墨家和儒家都以《诗》、《书》为经典，但儒家尊周，墨家尊夏，两家不但在学术渊源上不尽相同，而且长期以来一直互不相容。儒家辟墨，墨家非儒。墨自儒出的说法是靠不住的。

据《墨子》可知，墨子的学说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兼爱非攻。所谓兼爱是要求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并认为社会上出现强执弱、富侮贫、贵傲贱的现象，是因天下人不相爱所致。二是天志明鬼。宣扬天命鬼神的迷信思想是墨家的一大特点。墨子认为墨子像天是有意志的，它不仅决定自然界星辰、四时、寒暑等的运动变化，还对人世的政治起支配作用。因“天之爱民之厚”，君主若违天意就要受天之罚，反之，则会得天之赏。对于鬼神，墨子不仅坚信其有，而且认为它们对于人间君主或贵族也会赏善罚暴。三是尚同尚贤。尚同是要求百姓上同于天子。墨子认为，国君是国中贤者，百姓应以君上之是非为是非。他还认为上面了解下情也很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赏善罚暴。尚贤是要求君上能尚贤使能，即任用贤者而废抑不肖者。墨子把尚贤看得很重，以为是政事之本。他特别反对君主用骨肉之亲，对于贤者则不拘出身，提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主张。四是节用。节用是墨家非常强调的一种观点，他们抨击君主、贵族的奢侈浪费，尤其反对儒家看重的久丧厚葬之俗。认为君主、贵族都应像古代大禹一样，过着极为俭朴的生活，而且要求墨徒在这方面也能身体力行。

墨家在战国是一重要学派，和儒家一道被称为显学，其徒属遍天下。墨子弟子中较有名者有禽滑釐、县子硕、公尚过、随巢子、胡非子等。

《韩非子》

当时人称活动于齐、鲁、宋等地的墨徒为东方之墨者，称活动于楚、越者为南方之墨者。墨徒进入到秦国者也不少，从惠文王时起，若干墨者受到秦的礼遇和信任。今《墨子》中的《号令门》篇即出于秦国墨徒之手，表明墨徒在秦国具有较大的势力。

墨徒对自己要求较严，《庄子》说他们“以绳墨自纠，备世之急”。特别在生活奉养上提倡“以自苦为极”的牺牲精神，从而形成了墨徒与别家所不同的一种独特形象。墨徒之间还组成纪律严格的组织，以精于墨理者为首领，号曰“钜子”。“钜子”死则另传他人。墨徒以钜子为圣人，“钜子”权力很大，可依墨家之法处置犯了过错的墨徒。《淮南子》说“钜子”可以指挥其徒属“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楚悼王死后，阳城君等贵族反对吴起而失败，墨家“钜子”孟胜效忠于阳城君，其徒属八十三人都和他一道死难。

从西汉开始，墨学不再为世所重，故很少有人为《墨子》作注释，仅西晋鲁胜曾为《经》、《经说》作注。宋郑樵说《墨子》还有乐舌注，不过鲁、乐之书都未流传下来。清代学者因治经而兼及诸子，于是卢文弨、孙星衍、毕沅等又都为《墨子》作校注。清末孙诒让《墨子间诂》为各种墨注中之最佳者。《韩非子》

战国时期法家韩非的著作总集。又称《韩子》。该书在韩非生前即已流传。司马迁说：韩非“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又说，秦王（即秦始皇）读《孤愤》、《五蠹》等篇，极为赞赏。西汉刘向校书，羼人了几篇他人著作，如《初见秦》、《有度》和《存韩》的后半篇。定《韩子》为五十五篇。《韩非子》书影

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总结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三家的思想，提出了一套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认为君主应凭借权力和威势以及一整套驾驭臣下的权术，保证法令的贯彻执行，以巩固君主的地位。他还继承了荀子的人性恶说，主张治国以刑、赏为本。《韩非子》中，《解老》、《喻老》两篇，用法家的观点解释《老子》，集中表述了韩非的哲学观点；《五蠹》把历史发展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个阶段，认为时代不断发展进步，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都要发生变化，复古的主张是行不通的；《显学》则记述了先秦儒、墨显学分化斗争的情况，认为“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主张禁止一切互相矛盾的学说，定法家的学说于一尊。关于《韩非子》的注释，有清人王先慎《韩非子集解》，近人陈奇猷《韩非子集释》、梁启雄《韩子浅解》等。

《公孙龙子》

战国后期名家公孙龙的著作。《汉书·艺文志》著录《公孙龙子》十四篇，现存六篇。其中第一篇《迹府》是后人编集的有关公孙龙的事迹，其余五篇基本可信是公孙龙的作品。其中《白马论》所提出的“白马非马”的命题，以及《坚白论》所提出的“离坚白”的命题，是公孙龙名辨思想的中心。该书着重探讨了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以及事物的共性和个性所具有的内在矛盾，夸大这种矛盾并否认两者的统一，因而得出了违背常识的结论。这种探讨促进了人类认识的深化，是哲学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指物论》论述了指与物的关系。所谓指，就是事物的概念或名称，所谓物就是具体的事物，它们的关系也就是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通变论》论述了对运动变化的看法。《名实论》专门讨论名与实的关系。这五篇著作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学说体系。关于《公孙龙子》的注释，有宋人谢希深注本，清人陈澧《公孙龙子注》，近人王琯《公孙龙子悬解》，陈柱《公孙龙子集解》，王启湘《公孙龙子校诠》，胡曲園、陈进坤《公孙龙子论疏》等多种。

《吕氏春秋》

战国末年，秦相国吕不韦组织门下学者集体编纂的杂家著作。亦称《吕览》。成书于秦王政八年（前239），时当秦统一六国前夕。分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计二十余万言。该书宗主道家，取老子顺应客观的思想，舍其消极避世的成分，兼采儒、墨、法、兵诸家之长，初步形成了包括政治、经济、哲学、道德、军事等各方面内容的理论体系。作者意在综合百家之学，总结历史经验，为行将出现的统一全国的专制中央政权提供长治久安的治国方案。该书提出的“法天地”“传言必察”“疑似必察”“别宥”等思想，和适情节欲、运动达郁的健身之道，具有惟物主义倾向。它还保存了许多旧说佚闻，在理论上和史料上都有很高的价值。但书中宣扬了天人感应等迷信思想，又因出于众手，对先秦诸子的思想，也有未能融会贯通的地方。

司马迁在《史记》里将《吕览》与《周易》 《春秋》《离骚》等并列。东汉高诱曾为其作注，认为该书“大出诸子之右”。《汉书·艺文志》将该书列人杂家，此后不少儒家学者以其“杂”而不予重视。《吕氏春秋》注释本有清人毕沅《吕氏春秋新校正》，近人许维通《吕氏春秋集释》、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等。

西汉六朝史学典籍

《史记》

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汉司马迁撰。初名《太史公书》，亦称《太史公记》《太史记》。

司马迁字子长，其父司马谈于汉武帝建元、元封年间为太史令，掌管文史星历，管理皇家图书，曾有志编写古今通史，但未能如愿，去世前嘱咐司马迁继承其遗志。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任父职，在太初元年（前104）参加制定《太初历》后，开始撰写《史记》。经十余司马迁像年努力，终于成书。

该书记事起于传说中的黄帝，讫于汉武帝，历时三千余年。所述史事，详于战国、秦、汉。据《太史公自序》记载，全书一百三十篇，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是全书纲领，按年月记述帝王言行政绩，兼录各方面重大事件。其中先秦诸篇按朝代成篇，秦汉诸纪则按帝王成篇。项羽虽然不是帝王，但他一度主宰天下，分封侯王，政由羽出，所以把项羽也载人本纪。“表”采用表格形式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以清脉络。其中包括世表、月表和各种年表。“书”叙述各种制度沿革，内容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世家”记载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兼及个别地位与侯王相当的著名人物。“列传”主要是社会各阶层代表人物的传记。少数篇章为中国少数民族以及与中国互相往来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历史记录。本纪和列传是全书主要部分，与表、书、世家相辅相成，融为一体。

该书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谓“究天人之际”，就是探索天道和人事之间的关系，作者在书中批判了前人的“神意天命论”，而代之以“帝王中心论”。所谓“通古今之变”，就是研究历史的发展和变化，作者提出了“忠”——“敬”——“文”这一朝代更替的周而复始的固定公式。这种认识并不科学，不过当时人们也只能达到这种认识水平。

该书取材丰富，对《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及诸子百家多所采摘，又利用了国家收藏的档案、民间保存的古文书传，并增添了亲身采访和实地调查的材料。作者在广泛取材的同时，又注意鉴别和选择材料，淘汰无稽之谈，表现了审慎的科学态度。在撰写过程中，“不虚美，不隐恶”，力求实事求是。

汉代以前，出现过多种体裁的历史著作，但就记事的久远、内容的广泛、史事的详实、材料的系统、组织的完善来看，都不如《史记》。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该书堪称第一部规模宏大、体制完备的中国通史。由它开端的史书纪传体影响深远，后来历《史记》书影代的“正史”都采用了这一体裁。它的大部分文字生动精炼，写人叙事形象鲜明，对中国后世的散文和传记文学有良好的影响。

司马迁死后，了解该书的人并不很多。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杨恽祖述其书，公布于世，从此开始流传。东汉时已有残缺，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说缺少十篇，有录无书。三国魏张晏认为所亡十篇是《景帝纪》《武帝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并说汉元帝、成帝时褚少孙补作了《武帝纪》 《三王世家》《龟策列传》《日者列传》。对张晏的说法，司马迁墓有人持有异议，但该书有残缺，则是可以肯定的。今本一百三十篇羼杂后人续笔，如书中“褚先生曰”即为褚少孙所作，文字粗陋不可取。

后代有很多人训释该书，南朝宋骃以徐广《史记音义》为基础，吸收儒家经传和诸子百家之说，又摄取前人成果，撰成《史记集解》八十卷，为现存最早而又完整的旧注。唐司马贞又采各家旧注作《史记索隐》三十卷，注音与释义并重，提出不少新见解。唐张守节以毕生精力撰《史记正义》三十卷，训释详备，质量又有提高。清梁玉绳作《史记志疑》，侧重考证书中史事。日本泷川资言撰《史记会注考证》，汇集了各家注释和考证成果。水泽利忠又撰《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以补充《会注考证》。

该书现存早期的版本之一南宋黄善夫家塾刻本，被公认为善本，经商务印书馆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明嘉靖、万历时南北监刻的《二十一史》本，毛氏汲古阁刻的《十七史》本，清乾隆时武英殿刻的《二十四史》本，都是质量较好、流传较广的刻本。同治时又出现金陵书局刻本，此本是张文虎在钱泰吉校本基础上参酌众本形成的，错讹较少。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标点校勘本《史记》，便于阅读，所据底本即金陵书局刻本。《汉书》

纪传体西汉断代史。共一百篇，其中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后人析为一百二十卷。作者班固，字孟坚。其父班彪撰写《后传》六十五篇，作为《史记》续篇。光武帝建武三十年（54），班彪去世，班固开始整理《后传》。他认为《后传》不够详备，便在《后传》基础上，着手撰写《汉书》。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班固卒时，尚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完成。和帝命其妹班昭续撰，后又命跟随班昭学习《汉书》的马续踵成之，据司马彪《续汉书·天文志》所载，马续补修的仅为《天文志》。

该书体例与《史记》大略相同，都是纪传体。但《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断代史，首创断代为史的编纂方法。同时，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书”改曰“志”；又不用“世家”，载人《史记》“世家”的陈涉、外戚和汉代诸王一律编人“传”内；“列传”简称为“传”。这些体例上的变化，对后来的一些纪传体史书影响很大。《汉书》是研究西汉历史的重要史籍。班固曾任兰台令史，负责掌管皇家图籍，典校秘书，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资料；又加上编写《汉书》有《史记》《后传》作为主要依据，因此，使《汉书》保存的历史资料比较丰富。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记载，虽然《汉书》基本上移用了《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一，移用时也常常增补新的内容。如《贾谊传》增加了“治安策”，《晁错传》补入了“教太子疏”“言兵事疏”“募民徙塞下疏”“贤良策”，《路温舒传》增收了“尚德缓刑疏”，《邹阳传》增补了“讽谏吴王濞邪谋书”，《公孙弘传》补人了“贤良策”等，在不少人物的传记中增加了一些史事，提供了新的史料。另外，《汉书》还在《史记》之外新立了一些篇目，仅纪传部分就增加了《惠帝纪》和王陵、吴芮、蒯通、伍被、贾山、李陵、苏武等传。至于汉武帝中期以后的西汉历史，班固在《后传》的基础上，博采其他书籍，斟酌去取，缀集成篇。就保存西汉历史资料来说，现存的史籍以《汉书》最称完备。《汉书》还第一次创立了《古今人表》和《百官公卿表》。《古今人表》收录人物从传说时代的太昊到秦朝的吴广，区分为九等，加以评价。《百官公卿表》首先叙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它篇幅不多，却比较清楚地反映了当时的职官制度和官僚的变迁，是研究秦汉班固像宫制不可缺少的资料。《汉书》的志尤为人们所重视。由《史记》八书演变来的一些志，内容与《史记》也多有不同。如《食货志》是由《史记》的《平准书》演变来的。它有上下两篇，上篇言“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篇谈“货”，即商业和货币情况，不仅是记述西汉经济的专篇，而且对汉以前的情况有所追述，内容超出了《平准书》。在八书内容之外，《汉书》又创立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系统地记载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古代兵刑不分，该志又兼述了古今兵制的沿革。《五行志》专载五行灾异，剔除其中天人感应的迷信色彩，志中保留的有关自然灾害、地震、日月蚀的记载，是研究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户口数字以及各地物产、经济概况、民情风俗。《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派别的源流，载录了存世的书籍，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汉书》的志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又在篇目上有所创新，扩大了历史研究领域，因而受到后人的推誉。《汉书》始出，学者莫不讽诵。但由于它喜用古字古训，比较难读，东汉末年，服虔、应劭已开始注音释义，魏晋南北朝以后出现的《汉书》音注更多。唐颜师古汇集了前人23家的注释，纠谬补阙，完成了《汉书》新注。至清末又有王先谦作《汉书补注》，征引的专著和参订者多达67家。颜、王的注本，是《汉书》旧注的代表作。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汉书》标点校勘本，它以《汉书补注》本为底本，参校北宋景祐本、明末毛晋汲古阁本、清乾隆武英殿本、同治金陵书局本，并吸取了前人考订成果，辨正了文字方面的谬误，是《汉书》流传过程中一种较好的版本。

《后汉书》

纪传体东汉断代史。共一百二十卷，包括纪十卷、传八十卷、志三十卷。纪、传为南朝宋范晔撰。志为晋司马彪撰，一般称《续汉志》。范晔，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淅川东南）人。生于晋安帝隆安二年（398），曾为刘裕之子彭城王刘义康的参军，累迁尚书吏部郎。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因事触怒刘义康，左迁宣城太守，郁郁不得志，遂以著述为事，撰写《后汉书》。后又陷入刘义康与宋文帝刘义隆的权力之争，于元嘉二十二年遇害。司马彪，字绍统，晋宗室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卒于晋惠帝末年。

范晔撰写《后汉书》以前，已经出现了多家后汉史作。东汉明帝至灵帝时，经过班固、刘珍、伏无忌、边韶、马日、蔡邕等几代人的相继撰述，写成了纪传体《东观汉记》，记载了东汉光武帝至灵帝的东汉史。此后，吴谢承和晋薛莹、司马彪、刘义庆、华峤、谢沈、张莹、袁山松、袁宏、张璠等都有著述。范晔在各家基础上，博采众书、斟酌去取，成一家之言。其中对《东观汉记》吸取尤多。他原拟效法《汉书》，撰写十志，但因被杀而未及完成。范书记事简明扼要，疏而不漏，后来居上。因此，它传世后，除袁宏《后汉纪》外，其他各家后汉史作相继失传。《后汉书》纪、传的编次与《汉书》有所不同，纪的最后一篇是《皇后纪》，相当于《汉书·外戚传》。皇后由传人纪，袭自华峤《后汉书》。这一变化，固然与东汉女后多次临朝称制有关，但也出于对君权的尊崇。传于《汉书》之外创立了七篇类传，包括《党锢传》《宦者传》《文苑传》《独行传》《方术传》《逸民传》《列女传》。这些类传都是根据东汉社会的实际情况和思想风尚设置的，有的类传为后世纪传体史书所效法。

志中《舆服志》为《汉书》所无。《汉书》有《百官公卿表》，记述西汉职官制度。司马彪改“表”为“志”，创立《百官志》，叙述东汉分官设职情况。这两篇志，后人修史多有因袭。志中未设《食货志》，漏载一代经济制度。后来《晋书·食货志》追述了前代经济状况，多少弥补了这一不足。

南朝梁刘昭第一个集各家后汉史书同异以注范书，并从司马彪《续汉书》中抽出志，也加以注释，补人范书。唐高宗之子李贤和张大安、刘纳言等为范书作注，征引广博，训释简当。李贤等人的注行世后，刘昭的范书注不被人重视，遂至散佚。司马彪志的注基本流传下来，仅缺《天文志》下卷和《五行志》第四卷的注。清惠栋作《后汉书补注》，多有创见。此后王先谦以惠栋注为主，吸取各家成果，撰《后汉书集解》，对旧注进行了一次清理。

今存最早刻本是南宋绍兴本，其中残缺五卷。商务印书馆曾加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所缺五卷补以别本残册。此外，明毛氏汲古阁本、清武英殿本也是较可靠的旧刻本。1965年中华书局出版标点校勘本，采用商务印书馆影印的南宋绍兴本为底本，校以汲古阁本和武英殿本，并吸取了前人研究和校勘成果，是一个质量较好的本子。

《汉纪》

记载西汉历史的编年体史书。共三十卷，东汉荀悦（148~209）撰。悦字仲豫，喜好著述。献帝时，侍讲禁中，累迁秘书监、侍中。著有《申鉴》等书。

献帝认为班固《汉书》文繁难读，建安三年命荀悦根据《左传》编年纪事的编纂体例撰写《汉纪》；建安五年书成。全书约十八万字，不到《汉书》字数的四分之一。记事起于汉元年（前206），止于王莽地皇四年（23）。因为荀悦撰写该书主要是对《汉书》剪裁删润，去繁就简，所以内容基本不出《汉书》范围。但也间有增补，如卷二十六汉成帝永始元年谏议大夫王仁疏、卷二十九汉哀帝元寿元年侍中王闳谏，都不见于《汉书》。记事也偶有不同。《汉纪》的贡献，在于它继《春秋》和《左传》之后，再次采用编年体，使这种修史方法渐臻成熟，成为与纪传体并重的两种基本的史书体裁。书中以“荀悦曰”的形式撰写的史论，多因事评论为政得失，言简意赅，写法灵活，为后人所称道。该书以《四部丛刊》本较为常见。

《后汉纪》

记载东汉历史的编年体史书。共三十卷，东晋袁宏撰。宏字彦伯，东晋孝武帝太元初年卒，时年49岁。曾在安西将军谢尚处参议军事，累迁大司马桓温府记室，又自吏部郎出为东阳太守。善为文章，著有《竹林名士传》等。

该书记事起于淮阳王刘玄更始元年（23），止于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袁宏撰该书前，已有刘珍等人的

《东观汉记》

记载东汉光武帝至灵帝一段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因官府于东观设馆修史而得名。它经过几代人的修撰才最后成书。汉明帝刘庄命班固、陈宗、尹敏、孟异等共撰《世祖本纪》。班固等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迹，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上。这是该书的草创时期，著书处所在兰台和仁寿闼。安帝时，刘珍、李尤、刘等奉命续撰纪、表、名臣、节士、儒林、外戚等传，起自光武帝建武年间，终于安帝永初时期，书始名《汉记》，写作地点从此徙至南宫东观。此后伏无忌、黄景等又承命撰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表和南单于、西羌传，以及地理志。桓帝时，又命边韶、崔寔、朱穆、曹寿撰孝穆、孝崇二皇传和顺烈皇后传，外戚传中增人安思等皇后，儒林传增人崔篆诸人。崔寔又与延笃作百官表和顺帝功臣孙程、郭镇及郑众、蔡伦等传。至此，共撰成一百一十四篇，始具规模。灵帝时，马日殚、蔡邕、杨彪、卢植、韩说等又补作纪、志、传数十篇，下限延伸到灵帝。

范晔《后汉书》问世前，该书影响较大，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人多诵习。范书流行后，才逐渐被人忽视。据《隋书·经籍志》著录，全书一百四十三卷。《旧唐书·经籍志》著录为一百二十七卷，可见唐代官方收藏本已减少十六卷。《宋史·艺文志》著录为八卷，已散佚殆尽。

清姚之骃曾辑集佚文八卷，所据之书限于《续汉书》十志刘昭注、《后汉书》李贤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五书，遗漏很多。乾隆时修《四库全书》，馆臣以姚辑本为基础，参以《永乐大典》诸韵所载，又旁考其他各书，补其阙失，所增达十分之六，厘订为二十四卷，其中包括帝纪三卷、年表一卷、志一卷、列传十七卷、载记一卷、佚文一卷，刊人《武英殿聚珍版丛书》。该辑本比姚辑本完备，但仍有一些脱漏，如《稽瑞》、《开元占经》、《事类赋》、《记纂渊海》等书所引的某些条目没有采人。由于辑者使用的《北堂书钞》是陈禹谟的窜改本，所以被陈禹谟删去的《东观汉记》条目，该辑本也没有收录。

《三国志》

记述魏蜀吴三国历史、基本属于纪传体的史书。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含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共六十五卷。在古代纪传体正史中，与《史记》、《汉书》和《后汉书》并称为前四史。

陈寿（亦作长寿，233~297），字承祚。蜀国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仕蜀时为散骑黄门侍郎，人晋后曾任著作郎、治书侍御史。晋灭吴后，陈寿著《三国志》，受到大臣张华的称赞，并说要把晋史也托付给他。《三国志》成书年代不能确定。当时魏、吴两国先已有史，如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此三书当是他依据的基本材料。蜀国无史，由其自采资料。《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魏志列在全书之首，称曹操、曹丕、曹叡为帝。吴、蜀君主即位，都记明魏的年号，以明正朔所在。东吴只有孙权称主，孙亮等都称名。这是因为晋朝受禅于魏，晋的史家尊重本朝的合法性，就必须以魏为正统。孙吴为晋所灭，孙皓乃晋之降臣，因而如此处理。蜀汉刘备父子称先主、后主，不同于孙吴，多少反映陈寿对于蜀汉的故国之思。

前人责难陈寿，说他向丁仪、丁廙的儿子乞米不得，因此不给丁氏兄弟立传；因有憾于诸葛亮，所以说他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实际这些责备缺乏根据。丁氏兄弟附见王粲传，而诸葛亮传中充分肯定了他的功绩，还收录了亮集目录，为全书特例。说诸葛亮将略非其所长，当时其他人已有类似评论，而且也是公允的。但《三国志》对于晋朝皇室的叙述时有曲笔，对于魏晋禅代之际司马氏的所作所为，尤其显然加以粉饰，多所回护。

三国时期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有关系的人物，以及在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上有贡献的人，书中都记录下来。此外也记载了国内少数民族以及邻国的历史，《魏志·倭人传》就是日本古代历史的重要史料。《三国志》没有关于典章制度等方面的志，是一个缺陷。陈寿对于史料的取舍选择，比较审慎谨严，文字也以简洁见长，所以前人说其书“裁制有余，文采不足”。

裴松之（372~451），字世期，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祖父时已迁居江南。刘宋初官中书侍郎，奉命作《三国志注》，元嘉六年（429）奏上。他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说，陈寿的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但又指出它“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所以裴注不仅解释地理名物等，更主要的在于补充原书记载的遗漏和纠正错误。同一事几家记述不同的，他都收录进来，以备参考。对于史事和人物，裴注有所评论；对于陈寿议论的不当，裴注也加以批评。裴注搜罗广博，引书首尾完整，不加剪裁割裂。所引用的书达一百四十余种，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今天已经亡佚的。对于三国时代历史的研究，裴注的重要性不下于陈寿本书。

《晋书》

记述西晋、东晋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含本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共一百三十卷。叙事自司马懿始，到刘裕取代东晋为止。并用载记形式兼叙割据政权十六国史事。

从西晋未经东晋南朝，不断有人编写晋朝历史，达数十种。唐修晋书时，旧晋书尚存者十八家，如王隐、虞预、谢沈、臧荣绪、萧子云各有《晋书》，陆机、干宝、曹嘉之、邓粲、刘谦之、徐广各有《晋纪》，何法盛有《晋中兴书》，孙盛有《晋阳秋》，檀道鸾有《续晋阳秋》等等。其中或只叙述西晋历史，或延续到东晋而未完，或只记述东晋几朝。只有南齐臧荣绪的《晋书》包括西晋、东晋，分为纪、录、志、传，共一百一十卷，最为完备。宋谢灵运、梁沈约也都著有《晋书》。唐修《晋书》完成后，这些旧《晋书》逐渐亡佚。十八家《晋书》中，某些种有清人辑本。

贞观二十年（646），唐太宗李世民下诏撰修《晋书》，二十二年成书。今本《晋书》题作唐太宗文皇帝御撰，因书中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陆机、王羲之四篇论赞出于唐太宗之手。实际上主持编纂工作的，是司空房玄龄、中书令褚遂良、太子左庶子许敬宗。分头执笔的，有中书舍人李义府、起居郎上官仪等。最后由令狐德衎、敬播等审阅订正，全书体制多取决于德衎。《晋书》主要以臧荣绪的《晋书》为依据，又采择诸家旧史和晋代文集中的材料，以及

《十六国春秋》

刘知几《史通》对于唐修《晋书》颇表不满，主要理由是：一是取材于晋代杂书，记述了一些诙谐和神怪的故事传说，不符合圣贤之道。二是论赞的文体和内容不求笃实，仿效南朝徐庾体，失于轻浮，不如《史记》《汉书》的论具有补充奉文的作用。第二点批评有一定道理。但《晋书》旁搜博采，从广泛保存史料，以供知人论世而言，是有益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受刘知几影响，认为《晋书》之大量采录《世说新语》乃是“稗官之体”，不得称为史传，显属偏见。

该书后附唐何超所撰《晋书音义》三卷，有天宝六载（747）杨齐宣序。《音义》引用了包括字书在内的一些亡.佚的古书，有助于古典文献和文字音韵的研究。吴士鉴《晋书斠注》将后人对《晋书》的有关考证一一收入，广列异说、补充遗漏并订正错误，可供读《晋书》时参考。

《南史》

汇合并删节记载南朝历史的《宋书》

《南齐书》

《梁书》

《陈书》

李延寿，生卒年不详，出于陇西著姓，世居相州（今河南安阳）。父太师，熟悉前代旧事，以为南北朝互相隔绝，各朝史书详于本国而略于他国，有褒贬不当和失实处，因而有意按编年体记述南北朝史事，未成书而死。李延寿追承父志，记述从宋永初元年（420）到陈祯明三年（589）的史事，称为《南史》，于显庆四年（659）成书，与所纂从魏登国元年（386）到隋义宁二年（618）的

《北史》

《宋书》

汇合并删节记载北朝历史的

《魏书》

《北齐书》

《周书》

李延寿（生卒年不详），唐初相州人，官至符玺郎。《北史》的撰著始于其父李太师（编纂经过见《南史》）。李氏世居北方，见闻较近，所以《北史》中不见于正史的材料较《南史》稍多。如据魏澹《魏书》新增西魏三帝纪及后妃等传。所增北齐史事中有很多有意义的轶事，且多口语。在编纂体制方面，以西魏为正统，与魏收所撰《魏书》不同。南朝宗室流入北方者，汇为一卷，详记其事迹，而在《南史》各帝诸子传中，只附见其名，或略叙数语，两史配合较好。对著名大族采取家传写法，即在诸臣传中一般都将其子孙附载于一传，不论所处朝代。但出郦道元于酷吏传，附陆法和于艺术传，也可看出安排的用心，与《南史》一仍旧贯有所不同。《宋书》

记述南朝刘宋一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梁沈约撰，含本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共一百卷。今本个别传文有残缺，少数列传是后人用唐高峻《小史》《南史》所补。八志原排在列传之后，后人移于纪、传之间，并把律历志中律与历两部分分割开。

沈约（441~513），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西）人，出身江南大族。历仕宋、齐、梁三朝，曾自称“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史”。齐永明五年（487）时，任太子家令兼著作郎，奉诏撰《宋书》。他依据宋代何承天、苏宝生、徐爰等修撰的《宋书》及其他记述宋代历史的书籍，增补宋末十几年的事迹，只用一年时间，到六年二月就完成纪、传七十卷，后又续修八志三十卷。沈约以文字称世，有文集九卷。《宋书》收录当时的诏令奏议、书札、文章等各种文献较多，保存了原始史料，有利于后代的研究。该书篇幅大，一个重要原因是很注意为豪门士族立传。沈约在宋时曾撰《晋史》，未成。当时流行的诸家《晋书》，记述典章制度的极少。他在《宋书》诸志中的叙述，往往上溯到魏晋，可以补《三国志》等前史的缺略。礼志把郊祀天地、祭祖、朝会、舆服等合在一起，乐志详述乐器，记载乐章，都是较好的体例。州郡志对于侨州郡县的设置分合记载简略；律历志详细记载杨伟《景初历》、何承天《元嘉历》、祖冲之《大明历》全文，从中可反映当时自然科学水平。特设符瑞志，从远古叙起，既乖体例，又荒诞不经；缺食货与艺文两志，亦是该书的缺点。《南齐书》

记述南朝萧齐一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梁萧子显撰。全书六十卷，现存五十九卷，含本纪八卷，志十一卷，列传四十卷，佚失的一卷大约是含有作书义例和目录的序录。某些传中也有缺文。

萧子显（约489~537），字景阳，南兰陵郡南兰陵县（今江苏常州西北）人，南齐豫章王萧嶷子，齐高帝萧道成之孙，仕梁官至吏部尚书。兄弟几人在梁朝都以文才著称。他曾采诸家《后汉书》，考正同异，著《后汉书》一百卷，已亡佚。《隋书·经籍志》等旧史称该书为《齐书》或《齐史》，宋人曾巩等始加南宇，称《南齐书》，以区别于李百药所写的《北齐书》。南齐初年设置史官，檀超、江淹等奉诏编集“国史”。在萧子显撰写齐史之前，已有不少南齐旧史，如刘陟《齐纪》、沈约《齐纪》等，还有诸帝的起居注，这些大概是他写《南齐书》时所本。《南齐书》州郡志每州之下除地理建置沿革外，还简略叙述风土人情，史料价值颇高。《宋书》特设恩倖传，《南齐书》沿袭而有倖臣传，为前史所无，反映了宋齐时皇帝重用寒庶掌握机要这一社会政治现象。《宋书》记述北魏历史的部分称为索虏传。《南齐书》称为魏虏传。虽以丑名相呼，记载也不无传闻失实之处，但其中包含北人所撰北朝史书中所没有的材料。祥瑞志的记载荒诞迷信，没有多少价值。但如记永明十一年（493）白象九头出现于武昌，与其他记载配合，可以考察5世纪时长江流域的动物分布和气候情况。《梁书》

记述南朝萧梁一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唐姚思廉撰，含本纪六卷，列传五十卷，共五十六卷。

姚思廉（557~637），本名简，以字行，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父姚察，在梁朝以文才著称。陈时任吏部尚书，领大著作。陈灭后人隋，任秘书丞，隋文帝杨坚命他继续修撰早已着手的梁、陈两代历史。史称其“学兼儒史，见重于三代”。大业二年（606）姚察死，遗嘱思廉继续完成这两部史书。贞观初，姚思廉任著作郎、弘文馆学士。后官至散骑常侍。三年（629），奉诏撰梁、陈二史。他参考诸家著述，贞观十年撰成《梁书》。书中有二十六卷梁朝前期人物列传的卷末论赞称“陈吏部尚书姚察曰”云云，可以推想，这些部分是姚察的原稿。姚思廉受唐太宗诏撰《梁书》时，已年过七旬。太宗命秘书监魏徵主持梁、陈、北齐、北周、隋五史的修撰，并参预撰写论赞，所以卷六敬帝纪后总论梁朝一代兴亡的论赞署名“史臣郑国公魏徵”。《宋书》未立文学传。《南齐书》和《陈书》各有文学一卷，而《梁书》文学传两卷，共收25人，反映了梁代文学的兴盛。《陈书》

记述南朝陈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唐姚思廉撰，含本纪六卷、列传三十卷，共三十六卷。是二十四史中卷帙最少的一部。姚思廉（557~637），本名简，以字行，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父姚察曾撰陈史，隋大业时未成而死，遗嘱思廉继续完成。武德五年（622），姚思廉奉诏修陈史，迁延未成。贞观三年（629），又奉命修史，贞观十年成书。

陈时修史学士顾野王、傅縡开始撰陈史，完成了武帝、文帝本纪。以后中书郎陆琼继续撰写，而失于繁杂，姚察曾就陆书加以删改。姚思廉根据其父旧稿，续补成书。《陈书》只有第二、三两卷的卷末称“陈吏部尚书姚察”，与《梁书》将近一半的论赞署名姚察者不同，可见思廉所据他父亲的旧稿不多。《陈书》虽也由魏徵总其成，但编次笔削主要出于思廉之手。该书篇幅不大，而需时如引此之久，可能与时代过近，史臣顾虑有关。《魏书》

记述北朝拓跋氏所建立的北魏及东魏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北齐魏收撰，含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二卷，志二十卷，共一百二十四卷。原分为一百三十一卷，北宋时，例目一卷和纪传志中的二十九卷已亡佚。今本卷三太宗纪和天象志的三、四两卷，是宋人分别用隋魏澹《魏书》和唐张太素《魏书》所补。其余各卷乃用《北史》、高峻《小史》（亦称《高氏小史》）、《修文殿御览》所补。另有二十九卷中也还有缺文。

魏收（506~572），字伯起，钜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人。北魏中兴元年（531）曾以散骑侍郎典起居注，并修国史。东魏时期一直参与修国史。北齐受魏禅后，魏收任中书令，仍兼著作郎。天保二年（551）受诏撰魏史。四年任魏尹，但不理郡事，专力于魏史的修撰。五年三月奏上本纪、列传，十一月奏上十志。自北魏未经东魏到北齐，魏收参与修史达二十余年。前后协助其修史的，有房延祐、辛元植、刁柔、裴昂之、高孝干、綦毋怀文、眭仲让等。但由于魏收“性憎胜己”，所援引的房、辛等都是依附他的人，多非史才，编修中没有起多大作用。

魏收从天保四年专任史职，到次年奏上全部《魏书》，不过年余，这是因为北魏修国史和起居注的工作，自魏道武帝拓跋珪以来始终未断。从开国到孝明帝末年部分，魏收都有所凭借，沿用旧史。只有北魏末和东魏共约二十年间的事迹，需重新搜集编写。至于东晋和十六国各传，是利用了崔鸿《十六国春秋》、孙盛《晋阳秋》、檀道鸾《续晋阳秋》等。沈约《宋书》和萧子显《南齐书》，魏收都可能得见，但宋齐时代相，去不远，事实易于稽考，他又蔑视南朝文人，所以岛夷刘裕、萧道成传完全看；不见袭用南朝沈、萧著作的痕迹。

魏晋以后，佛教逐渐兴盛，影响深入到中国社会、思想、文化之中。道教也在政治、社会方面起相当作用，都应在史书中有所反映。但魏收之前的裴松之注《三国志》，以佛家事附于东夷传。沈约《宋书》附于蛮夷传。《魏书》中始设释老志，不能不目为卓识创举。北魏时鲜卑部族蕃衍，太和以后又有改鲜卑姓为汉姓之举。魏收师汉人氏族谱牒之意，结合北方民族部落族姓的风习，设官氏志，于百官之外兼志氏族，是适应时代特征的处理方法，为后人研究北魏历史提供了极大方便。《魏书》本纪、列传相连，而志列在最后，符合刘知几《史通》所谓：“本纪所书，资传乃显，表志异体，不必相涉。”列传的类列和次第，也都各有其意义。书中收录的诏令奏议，大都关系政治，其他文章，也足供考察作者身世和为人。而当时流行的轻浮诗文，所取极少。这些都是《魏书》的显著优点。

魏收在北齐时修魏史，北齐继承东魏，他不得不以东魏为正统，因有不少挂漏，对高欢也多溢美。例如地形志以文书散佚为理由，不依据北魏最盛的宣武帝延昌年间版图，反而采用偏安的东魏武定之世为标准，给后代研究北魏历史造成很大困难。魏收为人恃才傲物，利用修史凌侮别人，“迁怒所至，毁及高曾”。因而申诉其不公平者百有余人，称其书为“秽史”。实际上，作为封建史家，在政治上的荦荦大端，魏收的观点和当时统治阶级公认的看法是相一致的。例如传说他因受金而为尔朱荣作佳传。但《魏书》尔朱传中对他的专横残暴似及给魏朝统治带来的祸害，都有充分的描述和足够的谴责。“秽史”之说，只是一些门阀士族斤斤于自己祖先在书中的反映，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北齐书》

记述北朝高齐一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唐李百药撰。原名《齐书》，宋代始加北字，以示与《南齐书》相区别。含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共五十卷。该书北宋时已残缺不全，大致第四、十三、十六至二十五、四十一至四十五，共十七卷是李氏原书，其余是后人用《北史》、高峻《小史》所补。大体纪传中有史臣论和赞，并称高祖、世宗、显祖、肃宗、世祖等庙号者，是李书原文；称谥号如神武、文襄、文宣、孝昭、武成的部分，则出于《北史》。五十卷之中，一卷有赞无论，五卷有论无赞，十九卷论赞全缺。

李百药（565~648），字重规，定州安平（今属河北）人。父李德林，北齐时参预修国史，完成纪、传二十七卷。隋开皇初，奉诏续撰，增为三十八卷。唐贞观元年（627），李百药拜中书舍人，又受诏撰齐书。根据李德林的旧稿，杂采他书，扩充改写为五十卷，贞观十年成书。

该书中不少记述用当时口语，李百药可能利用了刘知几所称赞的隋代王劭所撰《齐志》。《北齐书》和萧子显《南齐书》都仿效范晔的《后汉书》体例，每卷末尾在史臣论之后，又有韵文写成的赞，叠床架屋，颇嫌繁复。《周书》

叙述北朝宇文周一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唐令狐德棻等撰。含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共五十卷。该书北宋时已残缺不全。今本每卷纪传都有史臣论，而第十八、二十四、二十六、三十一、三十二共五卷缺，大约不是令狐德棻的原本。其中三十一、三十二两卷全用《北史》补。二十四、二十六两卷大约是用高峻《小史》所补，而第二十四卷脱漏尤多。

令狐德棻（583~666），宣州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在唐初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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